（英国《金融时报》，2016年12月29日，尼克•皮尔斯）
在2016年行将结束之际，自由主义将会在今年的著名死者名册上占据一席之地，位置介于哈珀•李(Harper Lee)和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之间。在英国退欧、唐纳德•特朗普胜选和弗拉基米尔•普京大出风头的一年里，自由主义已被宣告死亡并被埋葬。反乌托邦哲学家约翰•格雷(John
Gray)写道：“自由主义已经曲终人散……真正残留下来的只有对未来的担忧”。并非只有他这么认为。环顾四周，已经有人宣布“后自由主义”时代来临。
欧洲自由主义在19世纪与民族主义联手，在政治上要求获得自治权并实行自治。如今，它们基本上分道扬镳，除了在公民民族主义者仍寻求脱离较大民族国家的地方（如苏格兰和加泰罗尼亚）以外。民族主义现在呈现出一种狭隘的面貌，并对此颇感自豪。威权而且保守的民族主义者统治了世界许多地区，包括东欧的大片地区。自由主义政治正节节败退。
然而，现在还不到操心自由主义的葬礼仪式的时候。自由主义是一种包容度大且韧性十足的意识形态，有着丰富多彩、多元化的历史。自由主义的核心始终是自由这个概念，但自由主义披上过诸多政治和思想的外衣——从经典的对财产权的捍卫以及对专制权力的限制，到催生了英国福利国家的扩张性社会自由主义，以及世界各地公民权利运动中帮助实现解放的自由主义。即便在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处于弱势之际，也有其他运动借鉴了它的想法和能量。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赋予了英国工党在二战后建造耶路撒冷的思想工具。
很容易发现北欧社会民主体制与社会自由主义传统的相似之处，罗斯福模式的美国自由主义与后者也存在明显的相似之处。甚至欧陆自由主义也可以说，战后基督教民主主义的成功有自己一份功劳。
拥有这样源远流长和影响力巨大的意识形态血统，自由主义将不会轻易消亡。但要想再次兴旺，它既需要它的朋友、也需要它的敌人施以援手。
在最近几十年里，自由主义在哲学和政治上失去了影响力。为了寻求社会正义的健全理论，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与改善人类状况的日常斗争日益脱节。自由主义忘却了其扎于对现有秩序的抗争中的反叛的根基，而且随着金融危机后政治聚焦于就业、安全和认同问题，自由主义日渐式微。
与此同时，社会自由主义传统的衰落，让撒切尔主义右翼乘机将自由主义的语言据为己有，他们使用自由主义的语言，为将市场、竞争和新的监管管理机制拓展至公共生活和社会关系中开辟了道路。边沁功利自由主义最近有所复兴，但它是作为一种“快乐科学”复兴的，其作用大多数时候不是为了解放人类，而是为了设计出新的方式来统治人类，为监控人类情绪和行为的技术、企业人力资源战略和凭借技术官僚式敦促的统治提供正当性。
难怪在最终加入英国联合政府、获得一些权力的时候，自由民主党人就沦落到只是努力让公共支出削减变得容易接受，并限制保守的欧洲怀疑论。他们的自由主义是一种四面受敌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让他们在去年的选举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自由主义的复兴将从反抗开始。在从波兰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为捍卫民主和宪法权利而战的自由主义后防战斗已经打响。我们可以预计美国自由主义——往好了说也是激进和喧闹的——将会坚守阵地，反对攻击宪法准则、环境退化和侵犯少数群体权利。在英国，所有党派的自由主义者都是反对英国硬退欧的中坚力量。在这些战斗中（不同国家政治舞台上的战斗都各有不同），自由主义可以摆脱那种冷言热语——讽刺自由主义者不爱国、没有根、坚持自以为是的政治正确。
但如果自由主义能做到的只有抗议，它将会失败。自由主义需要恢复其社会传统及其曾经与工人阶级缔结的联盟，让社会自由主义重新聚焦于个人和社区的相互依赖，重新追寻人类繁荣和经济激进主义、以塑造符合普罗大众共同利益的资本主义。它必须在打造自由主义社区政治方面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与民族主义者的社区政治展开竞争，打造这样一种社区政治：响应人们对好工作、体面住房和社会尊重的需求，对生活在世界大都市以外的选民也拥有吸引力。
这些任务非常艰巨，英国工党及其在其他地方的中左翼姊妹政党在政治上的软弱更是让其难上加难。但自由主义是一种具有弹性和适应力的信条。我们还不应宣布其死亡。
（皮尔斯是英国巴斯大学(University of Bath)公共政策教授，译者/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