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邦：习王大事不妙 十九大前官场内幕

（香港开放杂志，2017年8月30日） 

         随着中共权力换届重组的十九大日益临近，权力集团中各派势力角逐日趋惨烈，在各种纷繁复杂的较量中，围绕反腐展开的搏击显然是最直接而最残酷的，最近中国社会出现的一些状况，显示这种搏杀达到白热化，预示中共当局就算在拿下孙政才后，仍很难说能平稳开好十九大。

    一、反腐“严重矫枉过正”论

         日前在一饭局上碰到中国南方电网一中层管理干部，他对大家热议的中国反腐问题直言：“中国反腐是必要的，但是现在反腐已经严重矫枉过正，弄得人人自危，当官的发财的彷佛都成了罪犯，这样下去怎么行？若再这样搞几年，那还得了？”

         我当时闻之一惊。因为这是近一个月来我第三次听到对反腐“严重矫枉过正”的评议。而另两次持此论者，一个是当地副处级干部，一个是当地名声很大的民营企业老板。在一个县城，副处级干部、大型国企中层干部、民企大老板，那堪称名流，是地道的县级权贵代表人物。他们如此不约而同地对反腐发出“严重矫枉过正”论，很难用简单的巧合来解释。

         只要稍微了解一下这三位持“反腐严重矫枉过正”论者，便会发现他们有着一些相同的发迹路径。那个国企中层干部托荫于父亲在某省军区任司令的战友，而入伍提干，后转业到大型国企任中层干部；而那个副处级干部是初中毕业到社会混，后来凭借家属关系，赚了些钱，再买了张大专文凭，然后被安入干部队伍，一步步提拔成了在当地也算个人物的副处级干部；而那个民企老板，则是中专毕业后分配到一县级国企工作，后出来承包该国企经营，再后来将该倒闭的国企变成房地产开发项目，于是他很快成为县城数一数二的大老板。这三个人年纪都在四十多岁到五十岁之间，而官运财运亨通都是在近二十余年中，且都仰仗权力关系。从他们的言谈中可以看出，他们最称道的是江泽民时代，那种奉行“钱权交换，万事吉祥”原则，让他们顺风顺水，享尽事业与生活双丰收，因而他们无不感念昨天“是个好日子”。而中共十八大以来所掀起的反腐，却与他们多年形成的行为习惯相背离，使他们遵奉的准则受到挑战，让他们这些风流人物都有些不知所从，以致倍感挫伤。因此他们认定反腐“严重矫枉过正”了。

        如果说偶尔某人对反腐提出某个看法，原本不足为奇。因为自十八大掀起反腐大潮以来，反腐“权斗说”、“清除异己说”、“选择性反腐说”等等，一直就没有止息过。然而，在县城中短期内密集听到权贵如此统一的口径，对反腐作出“严重矫枉过正”定性，并在中共行将召开的十九大敏感时期，疾呼“再这样下去怎么行？”，给人印象权贵对反腐已形成共识，并正努力将此共识向社会流布。

    二、权贵津津乐道的爆料

         在县城碰到权贵一致论定“反腐严重矫枉过正”固值得深思，而同样耐人寻味的是近来一批官员与老板都特别热衷谈论流亡美国的商人的爆料。而事实上，这些官员与老板曾一度对反腐话题是很冷淡与回避的。

         中共十八大后，中国新当权者掀起了反腐大潮，在刚初一两年，整个社会对反腐无论官商民都保持着高度热情，反腐也成为大家平日共同的话题。然而，2014年后，官商两方面人渐渐冷淡甚至回避谈论反腐话题。于是在饭局上经常见到普通民众热烈谈论新近所抓大老虎情况，而同桌的官商们则顾左右而言他。其中原委大概官商们有同病相怜与唇亡齿寒之感，故无心多谈。

         但今年以来，尤其是最近一两个月来，猛然发现那些昔日曾一度回避反腐话题的官商权贵们居然悄悄占居了饭局上谈反腐的主讲，常滔滔不绝、绘声绘色并声情并茂对海外商人爆料大加复述，以致引得听众举着忘食。前几天我曾困惑地问一个在酒桌上大讲海外爆料故事的局长：“最近你们同僚相聚，谈论最多的就是这些爆料话题吗？”那人显然还沈醉在讲述爆料的兴奋中，毫不犹豫地说：“当然了。现在这是大家最关心的主题。相聚基本上就是谈这个。”听得我当时有些发懵。

         起初我还认为这是人寻奇觅新的本性使然，后来发现网络上许多热衷追捧海外商人爆料者居然也有权贵背景。而最近中共当局出台专门限制党员干部上所谓敏感网站的有关规定，都让人不得不联想到与热传爆料的关系。由此可见，这种对海外商人爆料热捧，应不是某地某些权贵个别偶然现象，而是一种全国性普遍风潮。

        问题是为什么中共十八后权贵们曾一度冷漠甚至回避谈论反腐话题，而最近却对海外爆料如此热衷传讲？细想大概是因所爆之料正指向几年来使他们寝食难安的主持反腐的对象，而他们热传一则可以泄心头几年来淤积的惶恐与苦闷，二则可望以此“保命、保财、报仇”。

    三、反腐就是十九大的生死之搏

         由中共十九大前权贵们不约而同论定“反腐严重矫枉过正”，到热衷传播海外爆料，表面看是互不相连的两回事，而实际上却是围绕反腐而展开的搏击，即对过往几年来反腐的历史定性与未来走向进行社会动员性干预，目的就是扼阻反腐的持续。

        中共十八大后掀起的反腐运动，在行将召开的十九大必然面临一个阶段性总结与何去何从的规划。相对于中共的其他决策，反腐具有事关各派生死存亡的性质，因此必然是各派展开搏击的轴心。

         中共其他方面的决策或改革，无非是进退的大小快慢，利益的厚薄多寡，地位的高低上下，严格来说都无伤根本，而只有反腐是事关各方生死存亡。对权贵而言，若十九大不能阻止反腐持续，那么权贵集团中谁也不得安生，那些已抓的不仅身败名裂，许多还将老死狱中，而那些未抓的将终日寝食难安，这种状况当然不是权贵集团所能忍受的，于是论定反腐“过正”，设法中止反腐持续，就是权贵共同的心愿。考虑中国在“六四屠杀”后步入的权贵时代，拥权者与发财者沆瀣一气，融为一体，结成从上到下掌控全国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资源命脉的权贵集团，形成了典型的权贵体制。在这种体制中，反腐就是异类，是叛逆，是对整个体制的挑战，是体制的绝对少数，也就必然遭到体制的围剿。如此一来，中国反腐问题势成反腐持续权贵生不如死，而反腐中止反腐者则死无葬身之地。

         中共十八大以来所掀起的反腐，无论基于什么目的，至今事实已经严重冲击了固有的权贵体制。随着换届的十九大的来临，权贵结成一体，形成体制性反抗力量，以期中结反腐持续，就是势在必行。而认定“反腐严重矫枉过正”与热传海外爆料反腐者故事，就是为十九大决战作铺垫与预演。在这种权贵体制性反扑情况下，抓捕一两个政治局委员，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从摧毁权贵体制入手，真正开启一个落实民权，约束公权的时代，才能从根本上扼制腐败，保障反腐成果与反腐者身家性命安全。

半佛仙人：在这个各种信息充斥的时代 人们为何却变得更加闭塞？

（消息树，2017-8-30）

　　由于社交网络和智能推送的发展，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反而让人变得更加闭塞，而且每个人都在变得更加极端，人与人间的包容性正在变得越来越差。

　　互联网巨头近乎（只是近乎，不是绝对）掌握了控制人心的能力。因为你所接触的一切网站和APP，都会在后台埋点计算你的行为，描画你的性格，捕捉你的需求，然后精准推送，满足你的需求。

　　从今日头条，到UC，到各种新闻APP，甚至知乎，都有着精密的喜好算法，全天在向你推送你感兴趣的内容，号称千人千面精准推送，实则让人只能活在自己喜好的世界里，因为只会给你推送你乐意点开的内容，毕竟推送机构自己都有阅读量KPI。

　　长此以往，每个人都会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并且以为自己看到的就是整个世界。

　　知乎上多数年轻人都受过比较良好的教育，向往或者生存在北上广深，希望或者正在互联网or金融领域工作，考虑买房或背负房贷。

　　所以你们日常的关注点自然就在北上广深的生活，在金融工作和互联网工作，在超一线城市的房价，如何成为男神女神，情感撕逼，所以你们接收到的推送信息往往都只是相关信息，所以你才会有现在中国房价上天，金融互联网高大上，身边都是三观不正的人，自己长相中上其实是女神的错觉，并且没有人能告诉你你是错的，因为为了引起的你注意，所有的信息都会按照你的喜好的推。

　　你是皇帝，但确是一个无法接收到真正信息，只能看大臣奏折的皇帝。

　　你喜欢看情感撕逼，就会一直给你推情感撕逼，你就会觉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每个人都靠不住，渣男绿茶天天都是；

　　你喜欢同性恋，就会一直给你推同性恋，你就会觉得这个世界对于同性恋特别包含，大家都特别开明，同性恋就是正义；

　　你喜欢看屌丝逆袭，就会一直给你推毒鸡汤，你就会认为这个世界只要努力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

　　你喜欢看国富民强，就一直给你推什么虽远必诛，你就会认为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一切事情背后都有一步大棋。

　　哪怕你喜欢群P，喜欢SM，喜欢各种小众文化，喜欢各种反大众常规道德的东西，也会一直给你推送相关资讯，让你时刻认为自己已在主流圈里吾道不孤。

　　等等等等无数案例。

　　你喜欢，你觉得，你认为，你见到的，就是整个世界。

　　很可惜，不是。

　　为什么每到过年回老家的时候，大家的三观都要被撞一次腰，然后上知乎疯狂提问吐槽求解求同类？

　　为什么知乎上这么多与三观崩塌有关的问题？

　　因为当你强制脱离当前环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与你看到的不一样，你认为理所应当的东西，在别人看来就是傻-逼，对此你束手无策。

　　同一个道理，为什么在知乎里的每一个问题讨论下，都会出现那种你完全无法了解无法认可并且激烈反驳的回答？而且还有很多赞？你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每个人的成长环境和生存环境都不一样，所以接收到的信息不一样。

　　为什么这么多【何不食肉糜】的问题与回答？你是不是觉得对方是傻-逼？

　　对方不是傻，只是看不到你看到的东西。

　　想想吧。

　　如果你还是单纯认为自己看到的片面的推送的信息就是整个世界，那么这样恶性循环下去，多数情况你会彻底成为一个极端的人并且乐此不疲，因为你看到的一切都是满足你极端的需求，你看不到反对意见，最终你成为了你自己脑放的国王。

　　但你的王国非常脆弱，你的王位岌岌可危，因为你的一切，都经不起观点碰撞。

　　所以在每一次观点碰撞中，你愤怒又惶恐，惶恐又导致更大的愤怒，所以你愈加极端，你愈加容不下异端。

　　你以为你代表了主流，实际上在主流眼里你可能是盲流，甚至在其他人眼里你是下九流。

　　大家一定要警惕，这个看似因为互联网发展已经联通的世界，实际上正在快速分裂成一个个小世界，而这些世界的边界，不在地域上，而在脑子里。

　　你看到的，只是你潜意识里想看到的。

　　所谓独立思考，就是让你跳出自己思维边界，俯瞰整个世界。

　　虽然这个世界可能并不好看。

王希哲：那些无耻的国人！

（独立评论，2017年8月29日）
        按：黑体为原文所有。窃以为，中国以和平方式解决对峙事件，实乃理智的决定。老王骂大街，是红卫兵脾气发作，不足为训。
        中国的民族尊严，中国的主权尊严，已经被印军糟蹋成这个样子了，有血性的中国人无不攘臂激愤，可竟就是有那么一些无耻国人，偏要出来为习某中央洗地，将黑颠倒为白，将脓疮描绘为桃花：什么“表现了中国的战略定力”呀，什么“不战而屈人之兵”了呀，什么“印军撤走，中国完胜”了呀。稍有疑惑的，还会问一下：到底中国政府有无向印度承诺不再修路？说，“这是观察点。印军撤了，中国不修路了，中国就输了，继续修路，中国就赢了。”云
         这些通通都是屁话！真想象不出这些国人，可以无耻到这般的程度，或可昏聩到这般的程度！
        国家，国家。国是家的巨型扩大。国与家道理是相通的。
        你两夫妇关门在自家床上做爱，邻居张三带家伙闯了进来，呵斥兼吓唬说：“不许做爱。你们在这床上做爱，威胁了我家的安全。必须禁止。”然后，把你家床砸了。
        于是，你两夫妇只好停止做爱。抗议啊，抗议啊，再抗议啊.....；警告啊，警告啊，再警告啊....。世人还真猜这夫妇家人必会有某种抵抗。什么都没有。
        那恶邻张三在你家霸占了几个月，看你也没敢再做爱了，呆着不耐烦了，丢下话先回去了。
        于是，你两夫妇就兴奋宣告：
        “哈。张三撤走啦，我们完胜啦，我们以充分的战略定力，‘不战而屈人之兵’啦！”
        这两夫妇还有几孩子，倒是在旁疑惑：
        “这是个观察点：看我爹妈还做不做爱。继续做爱，我家就赢了；不敢再做爱了，我家就输了”。
        有这样不知羞耻的家庭？有这样不知羞耻的爹妈？有这般昏庸的孩子？
        今天还真有！还腼颜喋喋不休，自视为“战略”高人。中国特产的精神胜利法啊。
        若那宣告“完胜”的爹妈，是中国传统的阿Q,那还要看张三撤后，爹妈是否还敢做爱的孩子，则是不可救药的阿斗！
        我们真为中国悲哀。
        只要印军随意地入境中国，随意地全身离境中国，仅此一条，中国就大输了，彻底地输了！不必任何的粉饰辩解。
        当然，还是要问中国政府究竟有无向印度作出不再修路的承诺？究竟有无以金钱贿赂印度求成，以换取撤军？中国人民有必须知情的权利。若有向印度承诺不再修路，是出卖中国主权的严重卖国行为；若有以金钱贿赂印度求成，则是糟践中国尊严的严重辱国行为。习近平中央，中国外交当局，必须向中国人民作出明白的交待，不可含混其词，忽悠人民。
        无耻者还有老一套的说辞：什么“大局”呀，“大棋”呀；什么“十九大”呀，“金砖峰会”呀，必须安定，打不得呀。难道中国的民族尊严，中国的主权完整，不是“大局”，不是“大棋”？还有什么能高于，能压倒中国的民族尊严，中国的主权完整这“大局”和“大棋”？“十九大”，“金砖峰会”不是为中国的民族尊严，中国的主权完整和中国的发展强盛服务的？倒是要为这些捞杂子名堂让路，被它们所糟践的？若是如此，中国人民就应该大声地说：
        滚你妈的“十九大”！滚你妈的“金砖峰会”！滚你妈的习近平！

多维：印媒揭中印幕后斡旋內幕 印度給北京留面子

（东坡编译，2017-08-28） 

         中國和印度在洞朗地區的軍事對峙持續了兩個多月，8月28日終于迎來了破局。印媒刊文揭秘了兩國為解決洞朗對峙的幕后工作。

         《印度時報》8月29日報道稱，解決洞朗對峙的談判在各個層級展開了。首先，印度國安顧問多瓦爾（Ajit Doval）7月份訪華，他和中國國務委員楊潔篪會晤了。

         隨后，印度外交國務秘書苏傑生（S Jaishankar）在印度駐華大使顧凱傑(Vijay Gokhale)的幫助下，也同中國開展了外交對話。

         報道稱，印度方面提出了一些要求，那就是中國不能單方面改變地面現實，應該尊重2012年关于三國交界點的共識。

         報道稱，消息人士指出，在談判中，印度堅決表示，如果中國不能夠確保“和平”，雙邊关系將會受損。除非兩國同時撤軍，否則這有可能會发生。在中國撤軍前，印度不會妥協，中國意識到這一點之后，兩國達成理解。

        報道還指出，印度還給中國提供了一個保留顏面的撤退方法，那就是不會去挑戰中國关于撤軍說法。

         報道稱，中國28日起初是說，只有印度軍隊從洞朗撤走了，中國的軍隊會繼續在洞朗地區維護主權。印度沒有公開挑戰這個說法，直到当天下午，印度在第二份聲明中才澄清說，雙方都撤軍了。

         印度外交部28日率先发布消息稱，中印雙方已同意結束從6月開始的洞朗對峙。在這一基礎上，洞朗對峙地區軍事人員正在迅速撤離。印度外交部发言人稱，最近几周，中印雙方就洞朗事件一直保持溝通。過程中，雙方都表達了各自己觀點與利益关切。在這一基礎上，已雙方同意尽快撤離洞朗對峙地區人員，這一措施正在進行中。 

         隨后，中國外交部发言人華春瑩也在当天的記者會上說，8月28日下午14時30分許，印方將越界人員和設備全部撤回邊界印方一側，中方現場人員對此進行了確認。中方將繼續按照历史界約規定行使主權權利，維護領土主權。與此同時，華春瑩也表示，同時，鑒于現場情況已出現變化，中方將根据現地情況作出必要調整和部署。 

         中印的相繼表態意味著，這場在洞朗地區持續了兩個多月的軍事對峙暫時告一段段落。中印對峙的突然中止也引发了輿論的熱議。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國家安全學院院長梅德卡爾夫（Rory Medcalf）也在其社交網絡推特上稱，看到中印媒體关于洞朗結果的不同版本，真的很有趣。关鍵的問題是，中國會停止道路建設嗎？ 他還說，雙方都稱在洞朗获得了勝利，但是如果中國的道路建設停止了，那么印度贏得了這一回合。 他還說，日本在2010到2013年的所作所為，以及印度2017年的所作所為都表明，對中國的反抗會導致北京的退讓。

王希哲：辱国的习近平

（独立评论，2017年8月28日）

    按：黑体为原文所加。
         中国这回，真是奇耻大辱了！
         中国的主权无争议领土。印军要来就来，要走就走。要你不得修路，你就答应不修路。你要修么？老子就再来。你奈我印军何？
         这不是中国的奇耻大辱，又是什么？
         自此，原无争议的中国主权领土洞朗，今后，在国际的视野舆论中，就成为了“中印有争议地区”了；自此，有今日先例在，印军洞朗再来，你中国只能循例口水抗议了，甚或自此，有了先例在，印军于中印千里边界任何原无争议的中国主权领土，都可任意出入，将其纠缠为“中印有争议地区”了；你那时要再打么？你就“破坏了国际惯例”了。要知道，国际双边，多边之前例一成，往往就成惯例。惯例即可为国际法。所谓《国际法》怎么来的？就是有了“先例”，而后再国际默认，至正式承认的。
         老王社长原以最大的善意观察习近平，认为这回印军将机会送上门来，于国于习近平的个人利益，都是必打不可，打而有利的。国家主权利益不必说，没有对外战功，习近平如何能获权威？如何能改制将共产党和国家的第一宝座长期坐下去实现他的“梦”？为他吹喇叭抬轿子的什么鸟“习近平思想”，如何服得天下人？学毛？效毛而不提毛。志大才疏，畏敌如鼠。貌有冲天之志，却无冲天之翼，更无冲天之胆。
         老王社长原以最大的善意观察习近平，以为印军侵洞朗数月习近平不动，恐为老成，暗中部署调兵，沉着不轻发，寻找最佳时机地段，发起攻击，一举歼敌。若如此，必千方百计拉住印军，不让其轻撤。但消息传来，印军之撤，因习近平为了他的“十九大”安然，为了他的“金砖峰会”圆满，竟与印作了暗中交易。他的“十九大”利益，他的“金砖峰会”利益，竟可高于一切，压倒一切，压倒了国家利益和国家荣誉。悲乎？诗曰：“我视谋犹，伊于胡厎”？
         但老王社长仍愿以最后的一缕善意来观察习近平。若习近平确曾决心一战而早已调兵部署，只待时机，未及战，印军在此形势下撤退。习近平如何？就不打了么？据中方外交发言人说：“鉴于现场情况已出现变化，中方将根据现地情况作出必要调整和部署。”。什么意思？答应不修路了？那是丧权辱国的奇耻大辱。若是说，“印军撤了，我们的作战部队也承诺撤了”。那怎么行！箭在弦上，怎能不发？人家入境百把人，本可一炮轰走，天下无事。你向高原边境调兵数月，人家一撤你便撤，人家明年再来若何？你又调兵数月？人家再走你又走？不走？久屯大军于高原冰川之上？这正是中国千年古战法疲敌兵耗敌国的车轮之计。毛泽东十六字诀经典：“敌进我退，敌疲我打”，莫非印军学了去？车轮法一而再三疲敝耗竭中国之后，只能最终默认和维持印军可随意进出中国境内耀武扬威颐指气使的“惯例”和“现状”。习近平，你今后还有脸阅个什么兵？你的兵，只用来天安门广场作战？
         我们善意的观察是说，若习近平真已调重兵边界准备了打，那就应不管你印军撤与未撤，必须打！一定打！切不可撤军自折了锐气。
          打必洞朗？不，“寇能往我亦能往”，在最有利中国军队军力火力展开和后勤支援的中印边界地段上，制造事端深入印境，择敌师团聚而歼之，战后亦不轻后撤，“伤其十指，不若断其一指”。挟胜利之威在印国城下的和谈，方能为中国争得最大的利益和长久的边界和平。你要学毛么？须如此学。
         习近平究竟是辱国还是威国，他究竟是是鲲鹏，还是豚犬，我们以此来最后观察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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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王希哲：习近平对印侵略军究竟打不打？
（独立评论，2017年7月21日）
        对中国西南洞朗地区的印度侵略军，习近平究竟打不打？
        不打，由它占据，既成事实，你就别干了。什么“国家主席”“军委主席”“总书记”或据传十九大要任的党主席，就通通别干了！还有什么“习近平思想”、“习近平主义”、“核心”、“中国梦”、“阅兵”....这些捞杂子，也就通通别提了。再干？再提？你怎么见人？你就羞死了！
        古今中外，哪个国家的欲有作为的最高统治者获得可服天下的权威，是不经战功的？华盛顿、林肯、罗斯福；克伦威尔、拿破仑、彼得大帝、斯大林。再看，秦皇汉武，光武曹孟，唐宗宋祖，忽必朱元，康熙雍正乾隆、孙文蒋介毛泽东，谁人能外？在中国，没有战功，你就休想得到统治国家令行禁止的声望和权威，你就休想完成历史赋予的大事业大成就。现代民选大总统，梁启超也曾高论中国人可以信任托付他的条件，他必得“试以大任，以养其望，假以实力，以重其威”，“整军经武，尝胆卧薪，遇有机会，对外一战而霸”。
        因此，对外寻求战机，正是谋实现“中国梦”的习近平今日之急切所需。印度侵略军罔顾地厚天高，狼窜我境，指天画地，，予取予求，警告再三，竟开挖工事，据地不退，此敌不灭，何谓国防？此时不打，更待何时？！
        要敢打，必打。千条万条，这是第一条；千理万理，这是第一理。
        有多虑者曰：“打则易，恐收则难收”。此忧天之论。
        中国军的打，不以占领印地为目的，甚至在战略后勤保障基础建设尚未总体完备之前，暂不以收复藏南我土为目的，痛歼今日入侵我境之敌即止，主动在我，如何难收？敌纵败而不服，欲不断来犯，我对印防御，居高临下，以逸待劳，印度是何国力？印军何能旷日持久？
        又曰：“今日未必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了，恐中国周边狼烟四起了。”吓唬自己罢了。
        今日中国周边的战略总态势，中国国力上升中，美国收缩，日本自保，南海初定，越南可羁，朝鲜乃西方“铜豌豆”，俄美中东角力正酣；台湾么，不过南明小王朝形势，内斗苟延，长城自毁，只待“多尔衮”南下收割而已。何来四处狼烟？只要外交得法，对印小试一刀，其他方面，中南海足可安居平五路矣。
        又曰：“今日军中腐败。解放军已不复是1962年毛泽东时代“要压倒一切敌人，而不为任何敌人所屈服”的军人了。”
        这确是个问题。钢多了，气少了。但解放军战斗传统毕竟久远，加习近平近年大力反腐整军，亡羊补牢，尚未太晚。况今日中印之战，不在江胡军中放纵腐败的年代，而在习王严打军中腐败时期，战力恐反可提升。如何此说？不是已百十高级将领畏贪腐之罪纷纷跳楼去了么？设一西部战区某军，其首长自知贪腐在身，已计跳楼，但当此东窗未发之际，得令率军对印作战，他还跳不跳楼？不会跳了。“与其跳楼而死，不若战死”，将功赎罪。恐怕这将军，战场上更能精心指挥，勇猛百倍的了。
        故此虑可忧，不必大忧。
        还有一忧：说是“新中国前几次战争，人民万众一心，国内不存在一个庞大的亲美亲西方政治经济利益集团，不会出现前线将士浴血奋战，后面配合敌对势力兴风作浪的情况”。
        今日中国社会已呈多元化，过去中国对外作战，国内万众一心，全力支前，没有异声的时期，已难再现。中国的对外战争，确实要在这种新状态中经受考验了。但是想想，美国的哪次对外战争，国内没有异议？不是还有“反战浪潮”吗？但前方的仗该打，美军一样的打。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国力资源和武器技术的优势了。中国毕竟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只要中国对外战争旨在保卫国土，站稳了正义立场，国内异议掀不起恶浪。至于严重越界的汉奸言行，“配合敌对势力兴风作浪的情况”，平时可稍宽，战时则必立法严厉取缔逮捕，镇压不贷。正义战争及其胜利，足可振作人民，动员人民，团结人民，荡涤社会一切黑暗势力，污泥浊水。这恰是中国今日最需要的，也恰是与习近平今谋求大业之需要，一致的。
        那么，没有可忧的了么？有的。春秋著名战略家曹刿就曾提出了一个国家何时可以对外作战的条件：“小惠”不行，“小信”也不行，必得司法公正，人民信服，才“忠之属也，可以一战”。
        “改开”以来中国，司法腐败，难觅公正，民怨极大。怎么办？难道不战了么？箭在弦上，还是要战的。好在是中印边境小战。为中国前途计，为中国未来可能的与敌国大战计，习近平中央应下定决心，改革司法，交人民民主监察监督，独立依宪依法公正办案，以救民心，以聚民气。此乃国策重中之重。民气顺，国家顺，敌国惧，“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对印入境侵略军，说了，必须一战。要想打，敢打，这是第一条。但何时打响，则不是本评论可置喙的了。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慎重初战，初战必胜”。这是毛泽东一贯战争思想。毛泽东出茅庐未久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教训，就因“全不知初战关系之大”。（《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根据毛的思想，林彪有一个著名的“四快一慢”原则。什么是一慢，林彪指导他的将领说，就是“指总攻发动时间这一下要慢（但总攻开始以后就要快）。在这一问题上要沉住气，上级催骂，派通讯员左催右催，这就要沉着，反正我要准备好了才打”，反正“地形，敌情对我有利才打”。
        我们相信，习近平军委总部，中印边境前线解放军，一定能沉着，不受国内外任何急躁冒进舆论或激将法的干扰，准备好了再打，而且打好。
        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再次对印作战胜利！

张宏杰：“乾隆盛世”：自欺欺人的骗局

（明镜网，2017-8-24）

         乾隆统治下的中国，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人口最多、国力最盛的时期。为何在英国人眼中还是如此黯淡？因为当时的中国百姓实在是太贫困了。

         1793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夏天，英国派出的第一个访华使团到达中国。

         英国人对这个神秘的国度充满好奇。他们相信，中国就像《马可·波罗游记》中所写的那样，黄金遍地，人人都身穿绫罗绸缎。然而，一登上中国的土地，他们马上发现了触目惊心的贫困。清王朝雇用了许多老百姓来到英使团的船上。英国人注意到这些人“都如此消瘦”。使团成员约翰·巴罗在《我看乾隆盛世》中说：“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

         毫无疑问，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乾隆统治下的中国，纵向比，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人口最多、国力最盛的时期。横向比，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何以我们五千年文化得出的这个集大成的盛世在英国人眼中如此黯淡？

         原因是，乾隆时代中国人和欧洲人的生活水平差距实在太大了。

         18世纪工业革命前期，英国汉普郡农场的一个普通雇工，一日三餐的食谱如下：早餐是牛奶、面包和前一天剩下的咸猪肉；午饭是面包、奶酪、少量的啤酒、腌猪肉、马铃薯、白菜或萝卜；晚饭是面包和奶酪。星期天，可以吃上鲜猪肉。工业革命后，英国人的生活水平更是蒸蒸日上。1808年，英国普通农民家庭的消费清单上还要加上2.3加仑脱脂牛奶、1磅奶酪、17品脱淡啤酒、黄油和糖各半磅，还有1英两茶。

         而乾隆年间的中国人吃的是什么呢？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的主要食物一直是粗粮和青菜，肉、蛋、奶都少得可怜。乾隆时代，民众吃糠咽菜的记载比比皆是。

         据《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农民卷》介绍，普通英国农户一年消费后，可剩余11镑，约合33两至44两白银。一个中等中国农户一年全部收入不过32两，而年支出为35两，也就是说，辛苦一年，还要负债3两才能过活。

         乾隆盛世的贫困，不仅仅体现在物质上，更主要的是体现在精神上。

         到达浙江沿海后，因为不熟悉中国航线，英国人请求当地总兵帮他们找一个领航员，总兵痛快地答应了。总兵的办法是派出士兵，把所有从海路去过天津的百姓都找来。使团成员巴罗说：“他们派出的兵丁很快就带回了一群人。他们是我平生所见神情最悲惨的家伙了，一个个双膝跪地，接受询问……他们徒劳地哀告，离家远行会坏了他们的生意，给妻子儿女和家庭带来痛苦，总兵不为所动，命令他们一小时后准备妥当。”

         这一幕在欧洲是不可想象的。英国人说：“总兵的专断反映了该朝廷的法制或给予百姓的保护都不怎么美妙。迫使一个诚实而勤劳的公民、事业有成的商人抛家离子，从事于己有害无益的劳役，是不公正和暴虐的行为。”同时代的欧洲，人权观念已经深入人心。1747年，也就是乾隆十二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建了一座夏宫，叫无忧宫。他的王宫选在了一个平民百姓的风磨坊边上。在修建期间，磨坊主向法院起诉国王，说新建的王宫挡了风，不利于风磨转动。最后国王不得不屈膝让步，同意对磨坊主赔偿。

         这个故事有助于我们理解英国人何以对乾隆年间中国老百姓的生存状况如此吃惊。

         乾隆盛世的出现，有赖于乾隆皇帝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传统人治明君的所有技术资源。如果这一盛世出现在汉朝或者唐朝，当然无愧于“伟大”二字。

         然而不幸的是，在乾隆出生约二百年以前的1522年，麦哲伦就已经完成了环球航行。接着，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相继来到中国南面的海域，全球化进程从此开始。任何国家想永远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

         乾隆所处的18世纪，更是人类历史伟大的转折点。乾隆十三年（1748年），孟德斯鸠发表了名著《论法的精神》。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法国爆发资产阶级大革命，提出了“主权在民原则”。乾隆皇帝退位后的第二年（1795年），华盛顿宣布拒绝担任第三任总统，完善了美国的民主政体。18世纪，世界文明大潮的主流是通过立宪制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把他们关到法律的笼子里”。

         在地球的另一端，乾隆皇帝却在做着相反的事情。他视民间社会的活力和自发精神为大清江山永固的最大敌人，积六十余年努力，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把民众关进了更严密的专制统治的笼子里。因此，乾隆盛世是逆人类文明主流的产物。乾隆盛世的功绩是创造了空前的政治稳定，养活了数量空前的人口，奠定了中国今天的版图。然而乾隆时代给中华民族精神上造成的永久性创伤，远大于这一时的成就。

         横向对比18世纪世界文明的发展，乾隆时代是一个只有生存权没有发展权的盛世。纵向对比中国历史，乾隆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民众权利被剥夺得最干净、意志被压制得最靡弱的时代。乾隆时代的中国人，是“做稳了的奴隶”，只许有胃肠，不许有头脑。乾隆的“盛世监狱”精心塑造出来的国民，固然是驯服、听话、忍耐力极强，却无法挺起腰板，擦亮眼睛，迎接扑面而来的世界大潮。

         面对几千年未有的世界大变局，如果专制统治不那么密不透风，中国社会不那么铁板一块，西方涌来的文明新潮就有可能自然地浸润这片古老的土地。可惜，中国恰逢了一个执政能力空前提高的“盛世”。以乾隆为代表的专制精神造成的中华民族精神上的孱弱、保守、僵化，不但是鸦片战争中中国失败的原因，更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走得如此跌跌撞撞、艰难曲折的原因之一。只有透彻了解了乾隆时代的另一面，对这个时代的得与失进行一个全面准确的评估，我们这个民族才算没有白白经历“乾隆盛世”。

二大爷别院：压垮骆驼的稻草：屌丝的逆袭

（墙外楼，2017年8月26日）

一、脆弱的帝国

         在整个战国时代，秦国人的铁蹄屠戮了超过150万山东各国的军队。秦人创造的战史，在中国历史无出其右。这个靠为天子养马起家的恐怖帝国，其法度之缜密，贯彻之彻底，对后世的中国而言，简直就是一个异数。

         现在的人，只能从秦陵残破的俑阵去体会那份震撼。整个帝国就是一部高度法西斯集权化的耕战机器，举国为战，无论谁当王谁为将，都能所向披靡。这个帝国是中国历史上人治条件下最严酷的法制（不是法治）王朝。他诸多创造性的第一，比如标准化的可以精确到毫米的武器生产，四通八达的战争高速路——直道，每天分为110刻的标准时间，无论老幼皆习商君法度的社会奇观……即便是唐宋所谓的盛世也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秦人花了将近700年的时间缔造了这样一个神奇的帝国，但陈胜吴广只用了6个月，便让它土崩瓦解。

         为它击打丧钟的，居然只是一群失魂落魄的农民。他们曾经衣衫褴褛的躲在历史最不起眼的角落，振臂一呼，活生生的把一个彪悍的帝国拉下马来。

         创造大历史的，往往就是一些小人物。

二、傲慢的暴政

         这么个史无前例的法西斯帝国，是死于史书上所说的“失期当斩”之类的严刑酷法吗？

          1975年代出土的“云梦秦简”，以及2002年出土的“里耶秦简”，都是秦官方法律文书，对秦人传说中的法度有全面而详尽的记载。在这些记载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同于司马迁的《史记》描述的陌生社会——事无巨细皆以法度为准。连男丁何时分家立业、农民耕种应该如何科学播种、政府应该如何借牛惠民……这些如今看来鸡毛蒜皮的事情都有详细规定。这些法律条文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即便今天尤有所不及。

         秦代郡县都设有专门释法的官员，定期学习和考核，所有刑狱诉讼，皆讲究出处。陈胜吴广起义的起因“失期当斩”在这两处出土的秦简中都没有出现，对于徭役失期，最重的惩罚不过是缴纳价值一副铠甲的罚款，甚至还明确规定“水雨，除兴”，也就是说，遇到发大水或下暴雨，可免徭役。这跟“失期当斩”是正好相反的。这样的法律条文，即便以现代的法律观点，恐怕也挨不上暴政的边，甚至会让人肃然起敬。

         那么，陈胜吴广起义的“失期当斩”从何而来？司马迁记载错了吗？

         云梦秦简最晚记载到秦始皇三十七年，离陈胜吴广起义不过几年时间。司马迁治史严谨，所处的汉武帝时代距离秦亡也不过百年，两者出错的可能性都较小。根据秦二世即位后的一系列极端暴戾的表现在看，极有可能在其即位后，为了“维稳”之需要，滥杀立威，加大了违反法律的处罚力度。原来不过是罚款，后来却变成了要命。这也是人治下所谓的法制的终极意义——法律不过是君王意志的皮鞭，而非社会公正的准绳。

         对于没有统治合法性的独夫而言，暴力屠戮是树立威权的必须。矫诏上台的秦二世干掉了众多的骨肉兄弟、顾命大臣，杀戮成了唯一的统治手段。他不具备始皇帝统一天下的威望，却妄图学习其大杀四方的残忍。所有的暴君都具备这样的傲慢，自恃国家暴力为后盾，不顺耳，禁言之；不顺眼，捕杀之。不断加码，试探百姓的极限。当他误以为百姓的忍耐是无极限的时候，极限恰恰就到了。

三、滴血的权力

         如果没有赵高，秦始皇的万世梦能不能实现？一定不能。但是积威之下，未必二世而亡。赵高以阉人之力，单枪匹马的毁掉一个万世帝国，从个人的角度，这是个奇迹。秦始皇泉下有知，一定气得翻过身来——就这么个没蛋的玩意，居然胆敢在自己尸骨未寒之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李斯这种聪明人都玩弄于股掌之间。这个诡异的故事核心词就一个：权力欲。这种类似毒瘾的东西怎么让人俯首帖耳、利令智昏、铤而走险……赵高为了扶持傀儡胡亥，悍然矫诏杀扶苏；李斯为了保住相位，愚蠢的跌入了圈套，成了帮凶；始皇贪恋权栈，为了长生，死活不立储君……这些条件，缺了任何一个，胡亥都捡不到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无边无际的权力只能靠滴血而来，必然也要滴血而去。

         对于貌似强大的封建帝国而言，带有强烈人身依附关系色彩的权力，从始至终都是你死我活的杀戮战场。这样的权力继承或是转移，不管打着什么样的旗号，本质崇尚的都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外敌并不是他们的大患，没有外敌才是大患。这样的斗争会从随着帝国的衰败越演越烈，直至同归于尽。山东六国花了一百多年，合纵连横，没有搞垮秦国，一个“指鹿为马”的赵高，成事了。

         有胡亥和赵高的折腾，仅仅三年时光就耗完了秦人七百年累积的王气，帝国内部人心分崩离析。陈胜吴广起事之时，关中几无兵卒将领。北方长城兵团行动迟缓，有意拖沓，南方的岭南军团干脆堵塞了道路，见死不救。坐拥百万精兵良将的大秦，竟然要让囚徒来保卫国家。即便是项羽攻入咸阳杀掉秦王子婴的时候，岭南仍有50万彪悍的秦军在遥遥观望。

         历史上很多的国家是死于羸弱，而大秦，和我们熟悉的苏联一样，死于强大。帝国内部离心离德，道德和制度上的破败已经不足以欺人或是自欺，唯有猝死可以了结。当人心离散的时候，强大，只是一种幻象。

四、长工的理想

         陈胜是个理想青年。虽然只是一个“佣耕”。很多年后，他那句豪情满怀的“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仍然是课堂上励志的范本。虽然，他所谓的理想，不过是“苟富贵，毋相忘”。多年以后，他实现了理想的前半段。当他的长工兄弟们突然想起他的后半句理想而蜂拥投奔的时候，等待他们的，却是树立王威所必须的杀戮。这样的杀戮，在他短暂得可怜的称王生涯中，居然上演了好几次，他甚至任命了两个佞臣来专门苛察将领们的过失。一旦有隙，不加核查，直接清洗。

         陈胜的理想决定了他的境界。鱼腹丹书、篝火狐鸣这样的把戏，做做暖场的功夫还行，要建万世基业，不行。

         但我们不能苛求一个两千年前的农民具备可供仰望的三观。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单凭勇气，就是非常值得尊敬的。当他带着九百个农民拿着木棍竹竿冲向暴秦的时候，置生死于度外的豪情，恐怕不比钜鹿之战的项羽差。他以平民之资，率先称王，一度节令各路诸侯，亘古未有，引爆了三教九流的造反热情。

         作为一个屌丝，他振臂一呼的逆袭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的那根稻草，有没有，很重要。

五、爆发的屁民

         所谓屁民，在自己的命运面前，往往软弱而无力。在独夫们看来，他们是没有信仰、没有力量、甚至没有反抗的勇气的蚂蚁。在绝大多数时光里，他们纳粮服役，磕头颂圣，如李斯眼中的“厕鼠”，为一点污浊不堪的口粮惶恐奔波。在陈胜吴广之前，我们在漫长的历史中，找不出他们生气的可能。最勇敢的盗跖，还只是一个模糊的传说。

         那么，先秦之前，为什么没有大规模的起义？说起来，这是封建制为数不多的好处。先秦社会，是真正意义上的“封建”社会。各诸侯分封建国，彼此竞争。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剧烈竞争的后果，不仅促进了人才和思想的大流动大繁荣，对屁民的生存也提供了多样化的可能。在强大的竞争压力下，即便有暴君，也未必敢行暴政。因为暴政的后果，必然导致人民和人才流向他国，这是无疑是自绝。所以在“封建”的贵族政治前提下，大规模的起义不具备社会的基础。

         我们素来钟爱的大一统和中央集权制度为残酷的专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屁民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丧失了讨价还价的空间，彻底沦为暴力统治下的鱼肉。他们毫无利益诉求的途径，剩下的只是只能颂圣的头颅和弯曲的膝盖。只有在走投无路忍无可忍，生存丧失可能的情况下才会揭竿而起。而压抑已久的愤怒一旦爆发，往往就会有一连串血流成河的连锁反应。

         陈胜吴广，开了这个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虽然起点不高，却足以让有些人胆寒。一家的天下虽然和五百家的天下形式上有所不同，命门所在，未有差别。

六、历史的周期律

         虽然后世有人极力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拔高农民起义的意义，但历史终究是历史。绝大多数农民起义，对于社会进步的意义寥寥。以暴易暴，以血易血，新生之后，等待死亡。农民阶层的觉悟层次，注定了这种为生存而战的革命的层次。解放被奴役的自己，只不过是为可以奴役别人。所以大多数农民起义都走入小富即安的流寇模式——提出一两个鼓动人心的均贫富口号，开始一段四处劫掠的打砸抢生涯，最终在官府和民间的合力围剿下归于失败。刘邦和朱元璋作为两个稀缺的成功范例，留下的名声也不咋样。更有如天平天国之类的以极权思维包装西方宗教，引领民众均田共产的邪教组织，十数年的暴动，直接导致中国人口锐减一亿多，屠戮之害，甚于原来的殖民者满清。这样的所谓农民起义，是社会发展的大倒退。它们若是得手，黎民所受的残害，难以想象。这在一百年后，被残酷证实。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同盟会当年的入会誓言。大家只知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其实最后还有一句“功成身退”。这是一百多年前的革命者，对于跳出历史周期律的一种良好的愿景。但这样的愿景，居然过了一百年才在东南一隅的小岛上实现。

七、反抗的意义

         造反历史有个残酷的规律：首义者必然不是最后摘桃子的那个人。绿林反汉，刘秀得益；瓦岗反隋，李唐坐大；红巾抗元，朱明称帝。首义者往往因为目标过于巨大，从而遭到最有力的围剿，成事难上加难。项羽和刘邦作为两个陈胜之后的分享胜利果实的人，一个叫嚣“彼可取而代之”，一个高喊“大丈夫当如是也”，就境界而言，和陈胜的“苟富贵毋相忘”不相上下。

         陈胜虽然没有走到最后，但这已经不重要。虽然他只当了6个月的王，司马迁仍然把他的事迹放进了“世家”，和割土分封的诸侯一个档次。这种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定位符合陈胜给中国历史带来的冲击和震撼。从这一点来说，陈胜和搭档吴广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他们的革命，成功了。如果说他给了我们某种启迪，那就是，对于革命者本身而言，革命表面是对他人的救赎，但终极意义上，终究是一种自我的救赎。乐观其成固然很好，没有结果一样要上。救人与自救本来就是辩证一体，不可分割。革命本无所谓崇高，区别只在于它波澜壮阔的过程和五彩斑斓的结局。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每每最黑暗的时刻，我们可能想不起项羽，想不起刘邦，但我们一定能想起陈胜吴广。这里可以借用一下某人当年落草为寇时的话来形容陈胜吴广起义：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阳；它是躁动于母亲腹中快要成熟分娩的一个婴儿。

梁京：中国政治会变好吗？ ------看郭文贵8.18直播对话有感

（RFA，2017-08-22）

         虽然北戴河会议内情仍不清楚，但无人再怀疑，郭文贵的真相革命已经对中共高层政治发生了巨大影响。在8.18的直播中，郭文贵再次申明了自己支持习改革中国政治的立场，并以更清楚的语言，表达了他的“中国梦”，那就是通过发展法治和民主，建构一个“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现代政治文明。

         很多人认为，郭的这个中国梦若不是太天真，就是一种“高级黑”。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这样想，因为他们清楚地看到，中共的“老领导”和“新领导”们虽然“不共戴天”，却有一个不可动摇的共识，那就是，中国不可能，也搞不成“西方那一套”。因此，中共当权者坚信，在中国鼓吹宪政、法治和民主，就是鼓吹中共下台，煽动天下大乱。

         郭文贵的个人经验令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看到了中国政治的腐败，看到了中共当权者们内心和精神世界之沉沦。更何况郭本人深深地卷入到极其肮脏的权钱交易中，从中获益巨大。人们很自然会想，这样一个人，怎可能真心推动中国政治文明进步？我的看法是，质疑郭文贵的逻辑适用于常人，却不适用于郭文贵，因为郭不是一个常人，而是具有超乎常人品格、能力和胆识，且有相当资源为后盾的“奇人”。那么“奇人”郭文贵的一人革命，能达到让中国政治变好的目的吗？

         通观郭文贵几个月来的表现加上8.18对话，我的结论是，郭文贵的真相革命增加了中国政治变好的机会，却未能减少中国政治变好的风险。

         这个结论的理由如下：

         郭文贵政治策略的第一个目的，是瓦解习王联盟。有人说习王联盟从未存在，这个判断有违事实。所有政治联盟都不是基于共同理念，而是基于暂时的共同利益。在这个意义上，习王联盟是存在的，或是存在过的。有迹像表明，郭离间习王的策略可能奏效，从而为郭的第二个策略创造条件，这个策略就是“逼习改革”。这个策略成功的可能远比第一个要小，且风险巨大。王歧山对习近平最大的影响，就是让习更加确信，真改革将加速中共和习的灭亡。

        那为什么郭依然坚持“逼习改革”的策略？这是许多人难以理解的一个关键问题。我认为郭的理由是：逼习改革符合习的个人利益，也符合天下苍生的最大利益。因为中国皇权传统依然强大，不借助这个传统，改革不仅风险巨大，且代价巨大。

         郭文贵最过人之处，在于他的第三个策略，这个策略就是逼美深度介入中国未来的政治变革。这个策略在8.18直播中显露无遗。郭以自己的生命安全在美国受到中共国家力量直接威胁的事实告诫美国精英，如果姑息中共，将不仅威胁到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且威胁到美国本土的自由秩序。这个判断是有说服力的，问题是，美国有决心、有能力帮助中国实现郭所希望的政治变革吗？这是一个谁也无法事前判断的问题。

         我支持郭文贵的这个判断，那就是没有美国深度介入，“逼习改革”的策略难以成功，尽管美国介入也有巨大风险，但这是一个没有替代的选择，基本原因就是，中国不可能仅凭内生力量，超越政治文化的困境。

         总之，“天生一个郭文贵，无限风光在险峰”。中国政治变好因郭文贵而增加了机会，却并未因此而减少变革失败或付出巨大代价的风险。

罗宇：希望习近平结束封建主义——与习近平老弟商榷之22

（苹果日报，2017-08-22） 

         习老弟，十九大临近，一方面揭发你所依靠的反贪腐大员们的贪腐材料铺天盖地，一方面国内吹捧你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明智点的人忧心忡忡，各种投机分子活蹦乱跳。我也实在为你担心。林彪吹捧毛泽东，我们都记忆犹新，难道要再来一次？唯一想取毛而代之的就是林彪。现在这些吹捧你的人，心里在想什么？林吹毛，还有点东西。毕竟大家是跟着毛从井冈山走到延安，又从延安走到北京。你有什么可吹的？你上台还没五年，反贪是越反越贪，民生问题堆积如山，全国每年上万起群体事件都是对你不满。世界上没有一个领袖是吹出来的。那为什么还要吹呢？就是因为你喜欢别人吹你。这是最危险的。

         领袖必须做实事，你想当领袖，必须首先恢复说实话。比如马克思、列宁，德国人早已抛弃了马克思，俄国人也早已抛弃了列宁，中国人还需要马、列吗？毛从来不依靠马列，毛手不离卷的是明史和《红楼梦》。过去有个洋和尚，也就是唬唬人，现在也唬不住了，就应该告诉大家，马列解决不了中国问题，中国也不需要马列。再比如毛泽东思想，精华是军事思想，战略战术。打仗，毛是第一，几无人能比。糟粕是治国理念，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折腾了27年，也早已抛弃，还天天喊毛泽东思想干什么？邓小平理论就是说谎，嘴上说着社会主义，干的是官僚资本主义。六四是反人类罪，必须向受害者道歉赔偿。江泽民镇压“真、善、忍”，活摘人体器官，是反人类罪，必须法办。你只有干了这四件事，你才可能成为领袖。其他事都没用。

         其实，这就是真正的依法治国。你说了，但没真正的做，如果真正做了，就会得民心了。当然你会失去官心，因为各级官僚都是贪腐的。所以唯一的做法是逐步有序的民主化，解除报禁，解除党禁，司法独立，官为民选，军队国家化。有了这五条，中国的封建主义就结束了。我们这些先知先觉、不忘初心、流亡海外的红二代，都希望习老叔在天之灵保佑你结束中国的封建主义。

姜克实：何为爱国的“主义”?

（新浪博客，2016-07-19 ）
       按：黑体为原文所有。

       值南海动荡，舆论昏迷之际，似乎又得不重温此旧题。比起战史研究，这才是我的本领。讲的不是立场，只是一个原理。

      在此我想讲的是一个两律背反的价值原理。即〝邻人的善意〞与〝国家的贪欲〞。同样是亚洲，从邻人的善意出发，可以平等交流，加深友谊;  而意识到自己的国家政治立场时，出现的却是为领土，利益死斗的现实，怨恨的历史，和国民间永远无止境的敌意。

　　问题还在于很少能有人能认识到这个原理中的两律背反关系，无意识中总愿意将邻人善意和国家的贪欲混同为一体，试图以人间善意的价值观来解决国家关系的问题。有时甚至是相反，从国家关系上谈论友谊，从人间性中寻找敌意。最近国内广泛流行的日本“侵略民族性”的认识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在此，被宣传，思想教育，抗日神剧熏染透彻的人们不从近代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贪欲出发，却喜欢从民族性，人间性，文化上寻求〝日本人残忍，好战〞的根据。试问，哪一个国际间的战争能来源于民族个性的所为?此理论的错误在于倒置了贪欲与善意，国民性与人间性的关系。

　　在此也许有人问，“人间”与“国民”有什么不同?可以这样理解，人间性是先天自然形成的，而国民性是后天经教育而塑造的。人出生落地，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社会道德的熏陶就能萌发出本能性的善意。如友爱，同情，怜悯，互助，孝廉等等。可称为是社会生活中的通俗道德。于此相反，国民性却是经国家的教育，灌输后天而成。其手段即学校中的历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政治思想教育等。意在培养被教育者“热爱”的对象，“憎恶”的对象，诱导其对领袖的崇拜，对体制的拥护，对执政党和国家的忠诚。推行这种教育的执政者当局是很明白的，对敌人，敌国怨恨的感情若不教，一时的恨是不会永远继续下去的，而对自国的政党、体制、领袖的感情若不育，也是不会有人主动去爱的。这就是现在国家要掌握教育，管理教育的要义。意在强调：你不仅是一个普通的人间，更重要的是一个国家体制里的〝国民〞，有为国家献身效力的义务。

　　如此，每一个国家通过教育管理都在从小培养自己的国民，养育他们的愛“国”心，敌忾心和斗争意识。其结果使人间自然形成的本能性的善意中，又增添了一层人为的，往往是与人性对立的政治道德的色彩。

　　此第二性的教育，不仅可以打造保卫疆土的战士，亦可将善良的国民改变为实现国家贪欲的顺从工具。回国历史可看到，若不经过忠君爱国的军国主义教育洗礼，战场上的日本人不会自动成为残忍的屠杀机器，同样，若没有对领袖，对党的崇拜的灌输，文革中的学生，也绝不会把毛主席，共产党看得比自己的父母更亲。在此，人间性被国民性扭曲，善意被贪欲所代替，大量国民的产生，又导致了国家，民族间的历史悲剧。

　　何为爱国的“主义”?

　　从以上道理来看，爱国主义并没有设么确切的定义。但可以说“爱”应是一种自然感情，但给它增添色彩，规定对象，使其形成具有特定内容的“主义”，却是政治和教化的结果。换言而之，爱国的“价值观”，主义的“内容”是由体制来决定的，由教育来灌输的。在此不仅抵抗侵略保卫领土的行为被称为爱国，支持国家的侵略政策，为不义之战捐躯同样也可被称是爱国。

     爱国主义中更有一种冠冕堂皇的，超价值，超道德，不能违抗的权威。称爱国无罪!只要有国家的需要，有领袖的号令，符合政治的利益，哪怕是去侵略，屠杀也不会有人为此有受到良心上的谴责。像战前日本兵。

　　由于爱国主义具有的这几种特性，所以各国政府在本国的教育中，总是要在其中加入对维护自己政权有利的内容。把人间性中原始的，自然萌发的爱的意识――爱乡土、爱自然、爱和平、爱邻人――诱导为对国家体制的支持、拥护;为领土、国益的献身;对执政党、领袖的忠诚。以此造就出大批经过思想武装，爱憎分明，愿为政党，国家政治目标献身的战士。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通过教育灌输的忠诚与崇拜，民族怨恨，敌忾心可以改造人但不能完全取代自然的人性。结果出现的是国民性和人间性之间交错覆盖，时隐时现，对抗矛盾的现象。前者多出现在非常时期的国益对立，领土纷争，政局动乱之时，而后者却表现在日常的社会生活，文化和人间的交流活动里。

　　不管最近安倍政权的倒行逆施，政府间关系的紧张，大量涌入日本的观光客不会有人带着敌意前往。此时在他们的头脑中映出的，并不是天天在电视剧中出现的那个丑恶的侵略国家，狰狞残忍的鬼子像，或国家谆谆教诲的民族之恨。他们希望得到日本文化，历史的知识，分享美丽的自然，清洁的环境和日本人的热情。购买日本高质量的工业产品。这就是自然的人性中的善意的亚洲邻人像。可一旦他们被卷入国家间的政治利害，领土纷争，历史认识的对立中，这种自然，友善的人间性，瞬间会被隐形中的国民性取代。敌视，憎恶，攻击，谩骂的斗争精神也会油然而起。

　　如此，同为一个亚洲观，具有邻人的善意和国家之贪欲的两种视角。通过各国的爱国主义教育，两者又被巧妙地混同为一体。有时会恨，有时又爱，有时亲为挚友，有时反目为敌。人间性告诉你对邻人要爱，要和平，要友善。而国民性却警告你要记住仇恨，教你为国益，为领土捐躯。善诚的民间人，总是用人间的友情，文化，经济的交流来弥补，缓解被政治破坏的国家关系，而贪欲的国家，也愿意将其作为一时利用的手段，却绝不容许其超越出国家的目的。在超价值的爱国主义教化之下，不能分辨其主义，内容的良莠;在满腔热血的敌忾心中，又分不清什么是自然的，什么是人为的，哪些是自己天生所有的，哪些是国家政治教化而成的。这种混同，矛盾现象，就是现在亚洲各国之间民众感情对立的特征。亦可称为是自然的，善良的人间性被国家之贪欲所利用，绑架的悲剧。

　　若真想谋求历史的和解，重创友邻关系，笔者认为不需任何国家，政治的作为，也不需要什么冠冕堂皇的“主义”。自然即可，人情亦妥。须要的是认清国家的贪欲和人间的善意的两者关系，从充满敌忾心的民族主义中解脱出来，卸掉那被强制的思想武装，从“国民”回归到自然，原始的“自我”。这并不是件简单容易的事。要知道成为一个独立的人间，比造就一群为国家献身的战士要困难的多。因为这里须要的不是教育倡导的满腔热血的忠诚，而是独立的人格，清醒的思维和人间的理智。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鲁迅，题三义塔，1933年）。想一想鲁迅先生在战火中的感言，犀利地道破了国家（劫波）与人间（兄弟）的关系。此意境乃伟大人间性之本能，却又被贪欲的国民性所禁忌。（原名《人间的善意与国家的贪欲》（日文），以书评内容改写，亦是笔者在大学进行历史教育的内容）

荣剑：刘强东的共产主义之重

（博谈网，2017-08-23） 

    马云说计划经济，刘强东说共产主义，一个比一个说得猛。商业大佬们原来普遍信奉不讲政治和远离政治，现在却开始议论起最大的政治，一个是社会主义政治，一个是共产主义政治，这是一部国际共运史中两个最重要的关键词，说出来了能不引发公众热议？至少对那些长期生活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来说，突然来了一个大施主，准备把他的万贯家财都共产给他们，这岂不就是天下掉下来的最大馅饼！

    先且看刘强东是怎么说的：“咱们中国提出共产主义，过去很多人都觉得共产主义遥不可及，但是通过这两三年我们的技术布局，我突然发现其实共产主义真的在我们这一代就可以实现。因为机器人把你所有的工作做了，已经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政府可以分配给所有人，没有穷人和富人，所有公司全部国有化了，中国只需要一家电商公司、销售公司就可以实现了。没人再为物质去工作，大部分为精神，为感情去奋斗。人类可以享受，或者可以做点艺术性的、哲学上的东西。”

    看到这话，谁的热血不会沸腾？这不仅仅是一幅美好的蓝图，而且还有着技术的可行性。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中，是用人的自由的生存状态来描述共产主义生活，那就是上午钓鱼，下午打猎，晚上搞批判的批判，所谓“批判的批判”就是刘强东所说的艺术和哲学了。但人的这种自由的生存状态是如何才能实现，马克思没有给出具体的方案，这一任务现在由刘强东来解决了。大致可以设想的是，在马云的国家计划的指导下，在刘强东等一批商业大佬的领导下，在公司的国有化下，再由少数经理人操纵和控制一大批机器人没日没夜地干活，然后再通过互联网、区块链和各种智能化方式，将产品源源不断地送达每个人的手里，而闲下来没事干的大多数劳动人民就纯粹可以为精神和感情去奋斗了，除了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去钓鱼、打猎和批判的批判，还可以尽兴地去谈情说爱。

    对于共产主义的憧憬和想象，从马克思描绘出蓝图以来，在国际共运史上有过各种不同的现实化版本。列宁同志提出的版本是“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到了赫鲁晓夫时代，共产主义变成了土豆加牛肉；到了中国，我的少年时代，对共产主义的想象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早上吃饺子，中午吃饺子，晚上还是吃饺子，这是中国式的饺子共产主义。当时的预计是，中国可以在15年内实现共产主义。

    从那以后，好几个15年过去了，在经历了长时期过年才能吃顿饺子的等待之后，人民终于实现了天天可以吃饺子的美好生活，但遗憾的是，有了饺子，后面的共产主义却没了。这个时候，刘强东同志出来再次提醒人们，共产主义可以在12年内实现，人们原来几乎已经完全忘记的共产主义突然又近在眼前了。这回说的可是真的？人民是不是又该重新激动了？再一次像以前想象吃饺子那样来想象共产主义新生活？

    做出一个共产主义承诺很容易，但要人民真的相信这个承诺那真是不容易，人民没有这么记吃不记打。网上的强烈反应肯定是出乎了刘强东的预料，他的这份共产主义真情表白并没有为他赢来广泛赞誉，相反却是招来了无数的吐槽声，一些极端的说法不便再述，有些不怀好意的家伙既惦记着刘的财产，还惦记着刘的奶茶，直接把共产主义庸俗化。这个没有想到的情况让刘强东严肃的表情再也挂不住了，需要危机公关。和他对话的媒体人秦朔先生先出来做了一个说明，我引述如下：

    “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是我的感想，全段如下：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还非常遥远，但是作为一种美好丰饶的理想和人道主义的气质，共产主义的光芒又会在我们身边闪闪亮亮。如同德鲁克说过的，‘人人都是企业家’，‘创新是组织的一项基本功能，是有规律可循的实务工作’，采访刘强东，让我想到，人人都是共产主义者——如果你有利他之心，并充分利用我们时代提供的全部条件，竭尽所能为他人创造价值的话。”你看，秦先生高风亮节，把刘强东的共产主义揽到了自己身上，还想揽到每一个人身上——如果你有利他之心，你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在秦先生的说明之后，刘强东也出来做了一个说明：

    “这几天，我去年和秦朔老师的一个访谈片段被断章取义并加上了各种夸张的标题广为流传，也引发了外界的不少议论。其实这段访谈的语境和背景是我们在讨论人工智能时代的各种技术进步能够为人们生活和社会创造的价值，我深信每一次技术的进步都可以改变世界，并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脱离了这个语境的演绎和臆断已经背离了我的初衷，恳请大家不要再过分解读并以讹传讹。创立一家企业，我们最大的追求就是希望它能不断为国家和社会创造价值，这也是我们在技术领域不断深耕的动力！谢谢各位的关注！”

    刘强东这个说明显然回避了他在访谈中对共产主义的展望，他也缺少秦先生在做说明时的那点真诚，对于共产主义这么大的一个政治正确，他现在为何要回避？探讨技术共产主义（比饺子共产主义肯定更靠谱些），或者把共产主义作为一种谈话策略和修辞方式，以增强谈话的效果，其实未尝不可。对于谁也没有见过的共产主义，任何人都有诠释的权利和想象的空间，为何以前欣然向往，现在却要避之不及？在这里，我是宁愿选择相信刘强东和秦朔先生对话的主旨并不是真的要提倡一个实现共产主义的现实方案，以他们这么强大的智商，他们不会搞不清楚乌托邦和现实的界限在哪里。但可以肯定的是，公众这么强大的反应，绝不可能是建立在对他们谈话断章取义的基础之上，如果他们真的这么认为，那实在是太低估了公众的智商。

    对于一个公众人物来说，以前讲了过头的话，现在迫于情势而不敢承认，情有可原，亦可于事后用危机公关的处理方式来予以坦诚说明。就公众而言，我相信谁也不会拿刘强东的话当真，在当下这个二时代，越来越多的人不怕显示愚蠢，就怕没人关注。而对于学者来说，当一个话题引发全民关注和热议时，需要冷静思考的是，在公共话题的后面，讲话者的心理机制和公众的反应机制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何刘强东会选择现在这个时候高调谈论共产主义？为何公众会对这么一个话题作出了如此强烈的反应？

    首先从讲话者的心理机制来分析，现在商业大佬热衷于讲计划经济、共产主义、远离政治这类话语，而不是选择讲法治、自由和市场经济，这是出于一种什么心理机制？放在三年前，更不用说在他们创业期间，他们会说计划经济和共产主义的好话？那时的思想解放不就是要破除原来意识形态的旧框架！如果还是停留在计划经济和共产主义的幻觉中，这些大佬的商业帝国怎么可能建立起来？！在尽享了自由和市场经济的种种好处之后，又是什么因素导致他们重新回过头来赞颂已被他们的实践证明是陈词滥调的那些东西？合理的解释是，形势变了，腔调也要变，大佬们在新形势下必须运用一种新的话语策略，通过说一些政治正确的大话来建立一个自我保护的话语屏障。这和澳门那个穿上红军服的四姨太是玩着同样的把戏，为他们庞大的资本身躯涂抹上鲜红的色彩，用共产主义话语来证明他们财富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我的一个朋友对这种现象有一个直截了当的判断：他们选择这么讲，并不是无知，而是无耻，他们知道自己在撒谎，并知道撒谎的价值所在。

    其次，从公众的反应来看，社会基本的是非判断和价值判断是趋向一致，公众对公共事件和公共话题的即时情绪反应，是依据以往数十年的经验教训，也积淀着长时期启蒙教育和知识普及的成果，尤其是经过了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民智已开，民间的自我意识已经觉醒，原来那些屡试不爽的思想幻术和骗术对他们已经基本失效，再拿那些完全过时的精神产品来忽悠公众，只能是自取其辱。从马云谈计划经济到刘强东谈共产主义，公众根本不需要充足的理论素养即可作出判断，这两个东西不仅仅是脱离了中国的现实，而且会对中国的现实形成巨大的阻碍作用。你自愚可以，愚民难了，这是中国的一个重大进步。

    马云、刘强东这一代企业家，没有亲身经历过在共产主义名义下所发生的那些往事，但他们在年轻时期所受到的基本教育和持续经受世界文明的洗礼，应该足以让他们对国际共运史上的是是非非做出正常的判断，这部历史岂止是共产主义理想这六个字可以轻松书写，它在漫长的时间里积累了极其沉重的内容，已经压垮了一个庞大的阵营，这是这个主义的不可承受之重。诸如马云刘强东这样的人物，怎么可能扛得起这份沉重，还是放下来歇歇吧！

    千万不要再说那些连你自己都不信的话，除非你已经做好了干任何坏事的准备。

2017-8-22

荣剑：有多少二可以重来？

（纵览中国，2017-8-22）

    猪在天上飞，走进二时代，这是我前几天写的文章，在民间传播尚广。用“二”这个具有特定含义的数字来概括一个时代，现在正被越来越多的事例所证明。北师大一个博士，和另外五名作者，共同写了一篇文章，主题是“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市臭氧层检测中的应用”，发表在一家环境科学研究的权威杂志上。相映成趣的是，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两个年轻教师，写了一篇题为“论复调音乐中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以巴赫二声部创意曲BWV773为例”的论文。两篇论文披露后引发公众热议，稍有历史记忆的人很快就联想到四十多年前公开见诸报端的文章：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养猪，靠毛泽东思想治好精神病。被时间隔开了四十多年，物非人是，文章依然是异曲同工，让人恍然有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之感，我不能不由此感慨:还有多少二可以重来？

    有人写了一篇批驳文章：警惕学术界政治挂帅的文革沉渣泛起，文章出来后没多久就不见了，可见老马的余威有多么的大！张鸣教授显然已经见多了，他的感受是:“有人写文章，说是警惕在学术中政治挂帅的倾向。早都满地是政治了，得拿放大镜在政治里找学术了，还这样说，写文章的人是外宾吗？”张教授拿外宾说事，当然是一种修辞，外宾没有这么傻，FT中文网刚刚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上市国企把党委领导写入章程，作者妮弗·休斯引述一个外国基金经理的话说:“我们当然投了反对票，这件事就像火鸡投票赞成过圣诞节一样。”这位外宾够幽默的，圣诞节还早着呢，火鸡们却要准备着引颈待刀了。这一刀下来，就不仅仅是二的问题了，It's just the beginning。

    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北京市臭氧层的检测，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吧！发表这篇文章的编辑一定也意识到了，北京市这些年来大气污染严重，雾霾铺天盖地，关键就是因为没有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环境科学就没有科学性。在德国，环境科学搞得好，就是因为德国是马克思的故乡，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美国、日本、欧洲和澳大利亚，每天都是蓝天白云，是不是马克思特别眷顾这些国家？依照北师大这个博士和他合作伙伴的意见，如果不对这些问题给予肯定回答，是不是就证否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性？至于湖南科技大学那两位老师更有时空的穿越能力，他们在老马还没有成为细胞时就认定了巴赫的音乐创作贯穿着马克思的辩证法，这显然比那位圣诞节还没到就担心火鸡会被剁头的外宾更富有想象力——在马克思还没有出生时就开始感受到了马克思的伟大影响。

    说实话，放在四十多年前，论证马克思主义在臭氧检测中的应用和马克思对巴赫的指导作用，那不过是小菜一碟；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养猪和治疗精神病，也不过是普罗愚民的心得体会；在全民皆二的大合唱中，领唱的声贝最高的往往是那些身居高位的政治人物。林彪同志说了，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柯庆施同志说了，相信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到盲从的程度。正是在政治人物的感召之下，全民才掀起来“三忠于四无限”的运动，盛行“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现在人们在朝鲜所看到的情景，和四十多年前的吾国相比，也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那时的吾国，从上到下，二比比皆是，造神和造愚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惟愚下而圣上，二已经见怪不怪了，二是时代的主旋律。

    改开近四十年了，原来以为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的那些二货，谁知又被翻了出来，粉墨登场了，这大概又是时代的需要。年轻的博士和讲师们，为了评职称拿教授，跟进时代的节拍，写出应景的文章，用马克思主义来开路，也是有情可原。而那些绝对忠诚的高调，才是时代的最强音，指引着年轻学子们的发展方向。估计用不了多久，四十多年前向领袖发出的欢呼声会重新响彻云霄。

    歌手们在唱：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唱完也就完了，因为现在很少有人会相信，逝去的爱，过去的爱，曾经发生过的爱，还可以重来！但如果问，有多少二可以重来？请你等着看吧！​​​

文庙：弗州夏洛特维尔镇骚乱宣告美国“文革”来临？别逗了！

（消息树，2017-8-21） 
         按：文革乃是由掌握绝对权力的“伟大领袖”毛亲自策划和直接指挥的一场政治大清洗。没有“伟大领袖”，就不可能发生文革。美国如果也发生“文革”，那么”伟大领袖“又是谁？是现任总统川普还是卸任总统奥巴马？如果美国没有“伟大领袖”，何来文革？

         上周美国东岸弗吉尼亚州的夏城集会时，发生了民众之间的冲突。市政府准备移走前南方将领罗伯特李将军的雕像，结果造成支持和反对人士的集结。外地抗议者涌入该城，上街辱骂少数族裔人群。据说一个崇拜希特勒的小青年驾车撞向了对立派游行的人群，造成1人死亡，30多人受伤的悲剧。冲突规模并未继续扩散，但消息迅速传遍了全世界。事件发生后，美国媒体和朝野发出了一致谴责的声音。川普总统的推特，却各打五十大板，指责左右双方对暴力事件都有责任。总统的不当言论受到了许多人，包括军队和国会山庄的支持者们的强烈批评。许多共和党人，包括老少布什前总统也参与了谴责"种族偏执及反犹主义仇恨"的声讨，多个团体和个人还提出了要求总统辞职的呼声。面对舆论和民众的强大压力，川普让极右人士及总统首席战略顾问班农于8月18日辞职，以便平息外界的愤怒抗议浪潮。

         川普当选时，本人率先指出了种族主义势必抬头的警告（请见《川普当选后，有人大叫中国佬滚蛋！》,《种族歧视和极端宗教是全球华人的天敌》等文章）。但本人同绝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对国民的民主素质和国家体制有绝对的信心，并不认为政论分歧会导致不可收拾的后果，这是美国历史的真实写照。如果观察英文媒体，不难发现反对种族歧视的核心价值观根植于美国社会的土壤中，并不是长期合法存在的少数仇恨团体能左右的议题。因此，所有外界的反应和对总统的批评，都在预料之中。正如本人在川普总统当选前后指出的那样：美国的民主和社会制度并非完美无瑕，但这里没有专制独裁国家中常见的信息封锁和管制。成熟民主的标志是正面和负面的消息可以同时存在，公民能畅所欲言，在放大镜下自行判断是非。美国三权鼎力的民主政体和自由开放的媒体，确保了美国社会的自我纠正能力和社会的良性互动。   

         果然不出所料，以白人为主体的波士顿8月19日反“白人至上”大游行，让美国和世界看到了正义的力量。极少数右翼分子就像过街的老鼠被围在中央，成为跳梁的小丑，根本成不了气候。川普总统也迅速发表评论，赞扬反对仇恨团体的波士顿大游行。

         但我感兴趣的是一些在美华人和中国大陆媒体的亢奋，其反应之剧烈或称为歇斯底里的言行，实在让人哭笑不得。一个最近流行的说法，美国正在掀起一场“文革“运动，似有山崩地裂的势头。对这一说法，很多人持有异议。但我尊重那些华人的判断，就算美国已进入“文革”了吧！

         “文革“按字面的解释，即是文化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确实是人类近代思想启蒙和文化进步的摇篮，因此，美国当然有所谓“文革”。欧洲宗教改革后，追求自由和理想的新教徒，建立了这个国家。"白人至上”主义者们也曾在这个国家大行其道，但60年代兴起的“平权运动”塑造了今天的美国。因此，文化的改革和进步，思想的辩论和交锋，偶尔出现的星点暴力冲突，在这个国家从未停止过，但并不碍大局。

        而一些华人口中的美国“文革”，显然是另外一层含义。为了保持红色家族王朝万岁万万岁，煽动一派打击另一派，导致国民无法正常生活，完全处于政治的漩涡之中，那是中国封建造神运动的所谓“文化革命”。一些人巴不得看到像毛时代的中国“文革运动”在美国重演，最好到处有打砸抢，出现整个社会发展的长期停摆和大动乱。

         美国人民可能要让这些来自中国的文革余孽失望了。大多数的美国人有自信，可以允许“白人至上”主义者们的自由演讲或煽情，当然也会允许大洋彼岸的中国人自由评论，这里没有封网和删帖。川普总统是选民选出来的，他代表着一些人的民意。当他说出的话，违反大多数国民的意愿和违反核心价值时，过去的支持者也会变成反对者。这次许多共和党人表态，公开反对种族歧视即是明证。川普应有智慧，处理这些问题。他的继续执政，或处理不善被迫辞职，都是国民的意志和历史的选择。美国并不会出现类似中国文革时期的暴民文化运动或无法无天的遍地打砸抢，她没有出现毛泽东的土壤，更不会有人梦寐以求的国家大分裂。

         毛50年前发动的文革运动，是场人类的大灾难。它不但革了许多中国人命，也割掉了中国人优秀的传统文化，造成了如今贪腐，苏俄和专制文化合流的怪胎社会。如果能客观地看待今天的中国，她多多少少已走回了文革时代的老路，这些措施包括打压异见人士，禁言封网，大规模地整肃党政军官员等。有人会辩解这是“反腐反贪”或复兴“中国梦”的伟大事业，但郭文贵的爆料戳穿了所谓“以贪反贪”和“以黑反贪”的画皮，将顶层权贵掌控国家财产，并转移至海外私人手上的真相暴露于天下。毛文革的高潮是反美的“5.20庄严声明“，及其随后的毛泽东年轻时代的“美国民主梦”回潮，目标当然是确保毛家王朝永不变色。如今大陆的宣传口号是联俄抗美，但权贵钱财要转移到美国，完成红色曼哈顿计划。王朝目标也一样，但从一人扩展到权贵红二代家族。当然想专制，还要靠文革的手段来实现。

         但如今的中国文革，已经没了当年毛泽东的那一点点自信。因此开动宣传机器，否定自己为文革复辟，却将帽子套在的美国头上，也是一个奇迹。不排除一些华人的思维惯性和焦虑不安，把美国正常存在的两党政治问责制度和时政议题无限放大。因此，用文革来形容美国政治，仅是偏执狭隘的心态反应而已。但更多的人是在配合党媒，包藏祸心，误导铁幕内的民众。有些口口声声说美国正在闹文革的人，绝口不提中国正在进行的文革闹剧，或者文革手段的复辟。大陆媒体流传的这段话很能说明天朝的自信和焦虑：

         “美国即将进入乱世，赴美旅游、留学和移民需要万分小心。今天弗吉尼亚大骚乱再次验证我的预判，今天美国的国内种种矛盾已经激化，一点火星就能燃起熊熊大火。目前美国政府已经进入了紧急状态，估计这事还将继续蔓延到其它地方，带给美国社会深深地撕裂和伤痕!  对比一个中国人在九寨沟7.0级大地震之后的精诚团结与守望相助，弗吉尼亚爆发的这场惊世大骚乱，就更让我们感觉到一个天朝的升起，和一个帝国的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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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上感悟生活：美国发生文革？要多无知无耻才会做如此类比？

　　8月12日，多个白人至上主义团体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游行，抗议该市拆除美国内战时期南方将领罗伯特·李的雕像，同主张拆除该雕像的反对者发生冲突。20岁的白人男子詹姆斯·菲尔茨驾车冲向人群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这起事件深深地刺痛了美国，美国主流媒体普遍担心美国白人至上主义思想抬头，而另外一些美国人认为黑人优先和白人左翼思想将毁了美国传统。

　　19日，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同时发生了两场集会游行，一场是由右翼团体组织的“言论自由集会”；另一场是由左翼人士组织的“反右翼游行”。不过，这两场集会游行整体相对平和，没有人员伤亡。

　　在享有游行、示威自由的美国，上述三次集会游行本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但一来因为涉及美国社会极为敏感的种族平等问题，二来集会中发生了一名激动的白人青年驾车冲进强行拆除雕像的人群之间，造成了一死多伤的悲剧事件，美国舆论哗然。

　　按美国近30多年来名义上种族平等，实际上一切黑人优先的政治正确传统，美国主流媒体当然是异口同声地谴责白人至上主义者的丧心病狂。这时候特朗普作为总统不得不出来表态，而他的表态一出口却激发了主流媒体排山倒海的谴责。

　　特朗普如何激起了美国主流媒体的众怒呢，因为他根本没有站在主流媒体一边，而是同时批评了冲突双方：他首先谴责捍卫雕像一方开车撞人的恶行，同时指出强行拆除雕像的人也有责任和不妥之处。

　　特朗普的话，不仅主流媒体谴责，一些国会议员和他的企业顾问团成员也表达强烈不满，几位企业大佬甚至愤然辞去了顾问职务。特朗普当然不甘示弱，一是说我不为难大家了，干脆两个总统顾问委员会全解散了，大家好合好散；二是说弗吉尼亚州事件之所以会发生，本来就是双方都有责任，而且是那些强行拆除南方军人将领雕像的人挑起了这场冲突。特朗普甚至要求南方一些正在试图拆除和破坏南方军人雕像的人不要再硬来，他质问道：如果你们只是看到南方军的将领们曾经支持蓄奴就要毁掉他们的雕像，那么美国内战前的国父托马斯·杰弗森和美国的创始人乔治·华盛顿也都曾蓄奴，是大奴隶主，难道他们的雕像也要被拆除吗？

　　特朗普话音刚落，主张强行拆除这些南方将领的组织者立即强硬表示，既然这样，那就把所谓美国国父托马斯·杰弗森和乔治·华盛顿的雕像、纪念碑全拆了。黑人团体和美国左翼极端人士的这一狂妄主张，立即把支持他们的美国主流媒体和企业家们吓得再也不敢吭声了。是呀，再怎么主张种族平等或黑人优先，也不能把美国国父们的祖坟全挖了呀。毕竟，美国60%的人还是白人呐，虽然大多数白人支持种族平等，主张照顾少数族群，清算历史上的种族歧视者，但也主张对历史人物要有更多的宽容，并不支持挖开国领袖们的祖坟呐。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一开始由黑人团体和美国左翼组织，以清算历史上的种族歧视为由，试图拆除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方将领的雕像，然后引发美国白人右翼组织的强烈反弹。因为在拆除和反拆除雕像的冲突中死了一个人，导致美国主流媒体一边倒地谴责白人右翼组织。在特朗普两边都批评之后，引发美国主流媒体和主流社会更强烈的谴责。然后特朗普抛出美国国父雕像是否要拆除的质问，在黑人团体和左翼极端组织接下话柄，公开主张要将美国各地托马斯·杰弗森和乔治·华盛顿的雕像、纪念碑一并拆除之后，现在美国主流媒体没了声音，相反力挺特朗普的非主流媒体渐渐占了上风，认为这种对历史的清算是不负责任的，是撕裂美国社会的不智之举。现在，美国南方各地强拆、损坏雕像的闹剧已经平息——毕竟美国是一个民主社会，主流社会不支持，强拆行为是要付出代价的。

　　其实，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都有种族、文化的冲突，而且大部分国家付出的代价远比美国沉重，只是不像美国社会这样公开、透明，可以公开辩论而已。事实上，在嘲讽美国种族冲突的一些国家，类似的种族、宗教冲突每年导致成百上千人的死亡，但作为禁忌，媒体不能报道，民众一无所知，相反无论是他们的媒体还是他们的民众还厚着脸皮嘲讽美国。

　　像以往美国发生的任何麻烦一样，对美国这次种族冲突，中国主流媒体第一时间做了全面细致的报道，一些媒体甚至公开比喻为美国文革，极尽幸灾乐祸之能事。而实际上，中国这段时间发生了多起死亡数十人的重大事件，也有远比美国这几起集会规模更大的非法集会发生，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这些事一无所知，相反却对美国死了一个人的事情津津乐道。难道在一些人看来，几十、几百个同胞的生命，不如一个远在万里的美国的人命更有价值，更需要我们去关心和关注？

　　一些国内媒体把美国司空见惯的游行集会，渲染成中国的“文革”，并洋洋洒洒、煞有介事将美国“文革”与中国“文革”做了详尽对比，极尽挖苦、嘲讽之能事，不仅极端无知，而且极其无耻！

　　1、美国死了一个人，而中国文革死了多少人虽然至今没有定论，但权威机构的调查与研究，保守数字在150万人以上，更有学者认为人数达750多万人。1980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文革’中死了多少人）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阔。总之，人死了很多。”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那些曾经如雷贯耳的科技、教育、文化领域的大师们，大多数在文革中死于非命，而且生前受尽羞辱与折磨，死得非常悲惨，有些则是满门灭绝。美国现在发生了这样惨绝人寰的悲剧么？

　　2、文革十年，无数老干部被打倒，几百万知识分子受审查，“四类分子”更是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每天都有无数人被拉出去游街批斗，几十万人被送进监狱，几百万人被集中送往集体农场、干校强制劳动，美国的民主党人、共和党人以及美国的知识分子，正在经历如此悲惨的命运么？

　　3、文革十年，红卫兵破四旧，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精华绝大多数付之一炬，美国只不过拉倒了二、三处南方将领的雕像，而且立即遭到了制止，这能跟中国的文革相提并论？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精华，被毁掉的无数珍贵文物，难道价值只相当于几座历史仅百年左右的美国露天雕像？

　　4、文革十年，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用中国官方的结论来说，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过去一、两周发生在美国的集会游行，对美国经济产生了这样巨大的影响么？

　　对国内媒体妖魔化美国的行为，我历来表示理解，因为这是凝集国内民心的需要，营造中国无比强大、民众无比幸福的需要。但是，如此不顾无数“文革”受难者及其后人的痛苦感受，一面禁止对“文革”进行深刻的检讨与反思，一面又时不时拿“文革”来做文章，把美国习以为常的游行集会拿中国“文革”来类比，只能说明一些媒体人失去了最起码的做人良知，充分暴露了他们反人类、反人性的丑恶嘴脸。

学者：中国可以选择作茧自缚

 （美国之音，2017年8月22日）  

        世界著名的学术重镇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屈从中国当局的要求，对自己的出版物进行自阉，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弹。在强烈反弹之下，剑桥大学收星期一（8月21日）做出新的决定，这就是立即恢复先前根据中国当局的要求从其网站上拿下的文章。

         剑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季刊》的编辑汤姆·普林格尔通过网络发表声明说，“在跟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官员进行会晤之后，《中国季刊》被告知剑桥大学出版社打算立即重新发表先前从其中国网站上拿下的文章。《中国季刊》将继续出版通过我们严格的双重匿名同行评鉴的文章，无论其话题或敏感性如何。”

         国际媒体上个星期报道说，早些时候，剑桥大学出版社按照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最后通牒式的要求，从其著名的学术刊物《中国季刊》拿下大约300篇中共当局可能不喜欢的文章。

         《中国季刊》的编辑蒂姆·普林格尔致函《中国季刊》编辑委员会说，中国政府的新闻出版总署要求剑桥大学出版社拿下那些文章，该大学出版社服从了这一要求，以避免该出版社的中国网站被关闭。

         那些被拿下的文章大都涉及对中共敏感的话题，如文化大革命，天安门事件，西藏，新疆，香港，台湾，发表时间最早的是1960年代。普林格尔还写道，几个月前，剑桥大学出版社还接到来自中国政府的类似要求，要该出版社从其网站拿下1000多本电子书。

         剑桥大学服从中共当局的要求对，自己的学术出版和出版物进行自阉式出版审查的消息曝光之后，剑桥大学成为国际笑柄。

         有观察者注意到，剑桥大学从《中国季刊》和其出版社网站拿下的文章和电子书，主要是依据简单的关键词搜索结果做出的决定。这等于是剑桥大学这家老牌的学术出版社让机器人来完成重大的编辑出版决定，因此被认为是21世纪版的“斯文扫地”。

         美联社星期一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世界各国许多学者呼吁剑桥大学出版社重新在其中国网站放上那些被拿下的文章，从而凸显出他们对言论自由的关注，以及关注中国政府对学术组织日益增强的影响控制力。

         美联社的报道说，“学者们做出的这种强烈反应的背景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的政府对中国社会诸多方面日渐加紧的控制，其中包括对受理敏感案件的律师、非政府组织和教会的控制，因为这些人和组织有可能助长反对中共的力量。”

         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说，有关消息曝光后，“世界各国的学术界人士指责剑桥大学出版社自我出卖，成为（中共当局）阉割中国学术辩论和阉割中国历史的帮凶。”

         在指责声中，也有学者发起倡议，呼吁世界各国学术界人士和大学抵制屈从中共压力实行自我阉割的剑桥大学出版社及其学术杂志。

         失去学术信誉并遭受抵制，对剑桥大学这个老牌学术出版机关是一个重大威胁。

         珍惜学术名声的学术界人士愿意在该出版社出版自己的学术专著、为该出版社出版物写书评或文章，是因为看种它的学术信誉，认为在这样的出版社发表文章和专注是荣誉。出版社一旦失去信誉，该出版社出版的文章和专著的价值也就成了问题，优质的稿源就会枯竭。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乔治敦大学历史学教授詹姆斯·米尔沃德多年来为剑桥大学出版社写文章，他也因研究中共不愿意提起的新疆问题而受到中共当局的惩罚。米尔沃德8月19日在《媒介》网站发表致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公开信，指出该出版社屈从中共当局的压力进行自我阉割、自己毁坏自己赖以为生的学术名声是短视的，是对它自己的长远和整体利益有害的，对中国也是有害的。

         米尔沃德在公开信中写道：“我在过去大约15年里时常被禁止访问中国，因为我写的有关新疆的专著或文章。其他一些研究新疆、西藏和中国政治问题的学者也遇到访问中国的签证问题。这种做法对中国的损害跟对我的损害一样严重，因为不仅是我本人被从中国切割开来，而且新疆问题研究学界也小心翼翼地避免跟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汉族学者有交流互动。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我们不愿意邀请他们参加有关新疆问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也很少参加在中国举行的研讨会，或跟他们分享我们的想法。

        “中国学者和外交官对这个问题很清楚。一些中国学术界人士，其中包括跟上层有关系、直接给政府提供咨询的北京智库的学者官员专门到华盛顿来找我询问英语世界有关新疆问题有什么最新的研究，因为他们在中国得不到这方面的研究，也没有这方面的消息。剑桥大学不应当为虎作伥，让中国的党国为所欲为，帮助中国当局收紧中国人对学术世界的了解。

        “假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希望切断中国人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学者的学术研究的了解（而中国理应对那些棘手的问题有什么新想法感兴趣），就让中国当局切断吧。假如当局要使中国自己的学者对国际学术研究保持无知，就让当局那么做吧。中国当局正在建立一个与世隔绝的学术气泡……。但人们可以想到，大多数中国学术界和政界领袖不会那么傻，也不会持续沿着这条学术死胡同走到底，除非剑桥大学出版社或其他出版社帮助中国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