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文学的生命在于真实。
原编者按：去年，我们曾发表过范雨素的文章《农民大哥》。范雨素是湖北人，来自襄阳市襄州区打伙村，44岁，初中毕业，在北京做育儿嫂。空闲时，她用纸笔写了十万字，是两个家庭的真实故事。
她说，当育儿嫂很忙，若把这十万字手稿整理出来敲进电脑，“要猴年马月，我很忙，没时间。” 但她觉得，“活着就要做点和吃饭无关的事。满足一下自己的精神欲望。”
她文笔轻盈，有种难以模仿的独特幽默感，有时也有种强烈的力量喷薄而出。她像位人类学家，写下村庄里的、家族里的、北京城郊的、高档社区生活的故事，写下对命运和尊严的想法。今天这篇文章，是她自己的故事。
我是范雨素
文 | 范雨素（原文附的多张照片已删）
1
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
我是湖北襄阳人，12岁那年在老家开始做乡村小学的民办老师。如果我不离开老家，一直做下去，就会转成正式教师。
我不能忍受在乡下坐井观天的枯燥日子，来到了北京。我要看看大世界。那年我20岁。
来北京以后，过得不顺畅。主要因为我懒散，手脚不利索，笨。别人花半个小时干完的活，我花三个小时也干不完。手太笨了，比一般的人都笨。上饭馆做服务员，我端着盘子上菜，愣会摔一跤，把盘子打碎。挣点钱只是能让自己饿不死。
我在北京蹉跎了两年，觉得自己是一个看不到理想火苗的人。便和一个东北人结婚，草草地把自己嫁了。
结婚短短五六年，生了两个女儿。孩子父亲的生意，越来越做不好，每天酗酒打人。我实在受不了家暴，便决定带着两个孩子回老家襄阳求助。那个男人没有找我们。后来听说他从满洲里去了俄罗斯，现在大概醉倒在莫斯科街头了。
我回到了老家，告诉母亲，以后我要独自带着两个女儿生活了。
2
童年，我和小姐姐俩人脚对脚躺床上看小说。眼睛看累了，就说会儿闲话。我问姐姐：我们看了数不清的名人传记，你最服的名人是哪个？小姐姐说：书上写的名人都看不见，摸不着，我都不服气，我最服的人是我们的小哥哥。
我听了，心里不以为然。是呀，书上的名人是看不见，摸不着。但我们生活中能看见摸着的人，我最服气的是我的母亲。小哥哥无非就是个神童罢了。
我的母亲，叫张先芝，生于1936年7月20日。她在14岁那年，因能说会道，善帮人解决矛盾，被民主选举为妇女主任。从1950年开始干，执政了40年，比萨达姆、卡扎菲这些政坛硬汉子的在位时间都长。不过，这不是我服气母亲的原因。
母亲只有几岁的时候，伪爷（外祖父）把她许配给房子连房子的邻居，就是我的父亲，以后母亲就能帮衬我的舅舅了。我的父亲年轻时是个俊秀飘逸的人，可父母亲的关系一点也不好，他们天天吵架。
从我记事起，我对父亲的印象，就是一个大树的影子，看得见，但没有用。父亲不说话，身体不好，也干不了体力活。屋里五个娃子，全靠母亲一个人支撑。
我的母亲是生在万恶旧社会的农村妇女，没有上过一天学。但我们兄妹五人的名字都是母亲取的。母亲给大哥哥起名范云，小哥哥起名范飞。希望两个儿子能成人中龙凤，腾云驾雾。母亲给我们仨姐妹的名字起得随意多了。大姐姐叫范桂人，意思是开桂花的时候成人形的。小姐姐是开梅花的时候生的，应该起名叫梅人，但梅人，谐音“霉人”，不吉利。妈妈就给她起名范梅花。我是最小的娃子，菊花开时生的，妈妈给我取名范菊人。十二岁那年，我看了当年最流行的言情小说《烟雨濛濛》，是琼瑶阿姨写的。便自作主张，改了名字，管自己叫范雨素。
大哥哥从小就有学习自主性，但没有上学的天赋。每天夜里，舍不得睡觉地学习，考了一年，没考上大学，复读了一年，还是没考上。大哥哥生气了，说不通过高考跳农门了。大哥哥要当个文学家跳农门。我们家是个很穷的人家，两个姐姐的身体都有残疾，长年累月看病，家里穷得叮叮当当响。可是因为大哥哥要当文学家，当文学家要投资的。大哥哥把家里的稻谷麦子换成钱，钱再换成文学刊物、经典名著。没有了粮食，我们全家都吃红薯。幸运的是，妈妈的五个娃子没有一个是饿死鬼托生的，也没有一个娃子抗议吃得太差。
大哥哥又读又写了好几年，没有当成文学家。身上倒添了很浓的文人气息，不修边幅，张口之乎者也。像这样的人，在村里叫做“喝文的人”，像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一样，是被人鄙视的。
但是，大哥哥和孔乙己有不一样的地方，大哥哥有我们英勇的母亲。因为母亲的缘故，没有人给大哥哥投来鄙视的目光。
母亲口才很好，张嘴说话就有利口覆家邦的架式。她长期当媒人，在我们襄阳被人喊作“红叶”。母亲当红叶不收一分钱，纯粹是做好事，用现在的词语叫志愿者。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农村，家家都有好几个娃子，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像母亲这样的人，是最受欢迎的人才。
大哥哥没当成文学家，没跳出农门，这不是要紧的事。但大哥哥需要结婚，这是大事。像大哥哥这样类型的人，在村里被人叫作文疯子，说不上媳妇。可是我们有厉害的妈妈，她向来能把黑说白，能把大哥哥的缺点说成优点。凭着母亲的凛凛威风，我们这穷得叮当响的人家，给大哥哥找了一个如春天的洋槐花一般朴实的妻子。
结了婚的大哥哥依然迂腐。他对母亲说，村官虽小，也是贪官污吏的一部分，他让母亲别当村官了，丢人现眼。那时候，我虽然年龄小，也觉得大哥哥逗，哪里有每餐啃两个红薯的贪官污吏？
但是，母亲什么也不说，辞掉她做了四十年的村官。
大姐姐生下来五个月，发高烧，得了脑膜炎。当时交通不方便，母亲让跑得快的舅舅抱着大姐姐往四十里外的襄阳城中心医院跑。住上了院，也没治好大姐姐的病。大姐姐不发烧了，智障了。
据母亲说，是打针药时下得太重了，大姐姐药物中毒了。
大姐姐傻了，可母亲从不放弃。母亲相信自己能改变这个事实，她相信西医，相信中医，相信神医，不放弃每一个渺茫的机会。经常有人来家里报信，说哪个地方，有个人成仙了，灵了。母亲便让父亲领着大姐姐讨神符，求神水喝。讨回来的神符烧成灰，就着神水，喝到大姐姐的肚子里。一次次希望，一次次失望。母亲从来没放弃过。
小姐姐的小儿麻痹症，一直治到12岁，腿开了刀，才慢慢好转。
母亲生了五个娃子，没有一个省心。
作者的母亲。由作者提供。
3
曾经的我很膨胀。
我是母亲年近四十岁生的唯一健康的小女儿。我的童年，母亲忙得从来不管我。我在六七岁时，学会了自己看小说。这也不是值得夸耀的事，我的小姐姐和大表姐都能看一本本砖头厚的书。童年唯一让我感到自豪的事，就是我八岁时看懂一本竖版繁体字的《西游记》，没有一个人发现过，也没有一个人表扬过我。我自己为自己自豪。
我那个年龄，很容易骄傲。我的成绩一直是班上最好的。我上课时，从来没听过课，脑子里把看过的小说自编自导一遍。一本叫《梅腊月》的小说，在我脑子里导过一千遍。
我上小学的年代，文学刊物刊登得最多的是知青文学，里面全是教人逃火车票，偷老乡青菜，摘老乡果子、打农户看门的狗，炖狗肉吃的伎俩。
看这些小说，我感到一餐啃两个红薯的生活是多么幸福呀。不用偷，不用抢，也没有人打我，还有两个红薯吃，还能看闲书。少年的我，据此得出了一个道理：一个人如果感受不到生活的满足和幸福，那就是小说看得太少了。
我不光看知青文学，还看《鲁宾逊漂流记》、《神秘岛》、《孤星血泪》、《雾都孤儿》、《在人间》、《雷锋叔叔的故事》、《欧阳海之歌》、《金光大道》。通过看小说，我对中国地理、世界地理、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了如指掌。只要报一个地名出来，我就知道在世界上哪个大洲。说一条河流出来，我能知道它流向地球上的哪一个大洋。
我十二岁了，我膨胀得要炸裂了。我在屋里有空白的纸上，都写上了“赤脚走天涯”。在十二岁那年的暑假，我不辞而别，南下去看大世界了。
选择南下，是因为我在1982年的一本杂志上，看见一个故事。北京有一个善人，专门收养流浪儿。她在冬天收养了一个流浪儿，那个孩子冬天睡在水泥管道里，把腿冻坏，截肢了。我对这个故事印象深刻，知道如果去北京流浪，会把腿冻没了。
我按照知青小说教我的七十二道伎俩，逃票去了海南岛。那里一年四季，鲜花盛开。马路上有木瓜树、椰子树。躺在树下面，可以吃木瓜，喝椰汁。我吃水果吃腻了，就上垃圾桶里找吃的。小说里的主人公都是这样生活的。头发很短，脏兮兮没洗脸的我，看着像一个没人理睬的流浪男孩。人贩子辨认不出我的性别，也没盯上我。
可这种日子会过腻的。没有学校读书，没有小说看，也没有母亲。我在海南岛上浪荡了三个月，决定打道回府。一路逃票，回到了家乡，回到了母亲身旁。
一回到家，只有母亲还用慈祥的眼神爱着我，父亲和大哥哥对我恨之入骨，说我丢了他们的人。村里，年长的族兄找到了母亲，说我丢了整个范家的脸面，让母亲把我打一顿，赶出去。
这时候，十二岁的我清醒过来。在我们襄阳农村，儿娃子（男孩）离家出走几天，再回来，是稀松平常的事。而一个娘娃子（女孩）只要离家出走，就相当于古典小说的私奔罪。在我们村里，从来没有女孩这么做，我离家出走，成了德有伤、贻亲羞的人。
我没脸见人，也没脸上学了。最关键的是，我也没勇气流浪了。怎么活下去？活下去是硬道理。
母亲并没有抛弃我。这个时候，我的神童小哥哥已读完大专，成了智商、情商双高的人才，当了官。母亲支使神童哥哥为十二岁的我谋了一份民办老师的工作，让我在一个偏远的小学教书，安顿了我。
荏苒岁月颓。转眼间，母亲的孩子们全成了成年人了。母亲为我的大姐姐求医问药了二十年，还是没治好大姐姐的病。大姐姐在二十岁那一年，发了一次高烧，医治无效，死了。
小姐姐长大后，成了乡下中学教语文的老师。在学校教书时，小姐姐的才子男朋友去上海另觅前程了。脑子里有一万首古诗词内存卡的小姐姐恨恨地说：“一字不识的人才有诗意。”小姐姐找了一个没上过一天学的男文盲，草草地打发了自己。
大哥哥还在村里种地，锄头、镢头、铁锨，把大哥哥要当文学家的理想打碎了。大哥哥现在只种地了，过着苦巴巴的日子。再也不搔首问天，感叹命运多舛。
少年得志的小哥哥，在40岁那年，迷上了赌博。可能因为官场运气太好，小哥哥在赌场上只一个字，输。输钱的小哥哥借了高利贷。很快，还不起债了，他每天都在腾、挪、躲、闪着追债人。官也被撤了。
世态炎凉，小哥哥没有朋友了，没有亲戚了。小哥哥在深夜里，在汉江二桥上一遍遍徘徊。
这时候，母亲站了出来，她一遍遍劝慰小哥哥。母亲说四十岁的儿子，是个好娃子。这不是小哥哥的错，是小哥哥当官的朋友把小哥哥教坏了。
母亲说，对不起小哥哥，那时没有让年幼的小哥哥复读一年。如果复读了，考上了大城市里的大学，到大城市当官，大城市的官员素质高，不会教坏小哥哥，小哥哥就成不了赌鬼了。母亲说，人不死，债不烂，没什么好怕的，好好地活下去。有母亲的爱，小哥哥坚强地活着。
4
我离开对我家暴、酗酒的男人，带着两个女儿回到襄阳，母亲没有异样，只是沉着地说，不怕。但大哥哥马上像躲瘟疫一样，让我赶紧走，别给他添麻烦了。
按照襄阳农村的传统，成年的女儿是泼出去的水，母亲没有帮助我的权力。母亲是政治强者，但她不敢和中国五千年的三纲五常对抗。爱我的母亲对我说，我的大娃子不上学了，不要紧，母亲每天会求告老天爷，祈求老天爷给她一条生路。
这个时候，我已明白，我没有家了。我们农村穷苦人家，糊口尚属不易，亲情当然淡薄。我并不怨恨大哥哥，但我已明白，我是生我养我的村庄的过客。我的两个孩子更是无根的水中飘萍。这个世界上只有母亲爱着我们了。
我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京城，做了育儿嫂，看护别人的孩子，每星期休一天。大女儿在东五环外的皮村，在出租屋里看护小妹妹。
我运气真好，我做育儿嫂的人家是上了胡润富豪排行榜的土豪。男雇主的夫人生的两个孩子，已是成年人了。我是给男雇主的如夫人看护婴儿的。
男雇主的如夫人生了一儿一女，大儿子在国际学校上学前班，小女儿是刚三个月的小婴儿。男雇主给大儿子雇了一个少林武校毕业的武术教练，在自己家盖的写字楼里辟出了一块三百个平方的场地，装上了梅花桩，沙袋，单双杠......
给庶子一个人使用。除了学武，又找了一个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学霸，做家庭教师，包吃住，负责接送孩子，指导孩子写作业，领着孩子去习武，还教六岁的孩子编程序。
我只负责三个月的小女婴。小婴儿睡觉不踏实，经常半夜三更醒来。我跟着起来给孩子喂奶粉，哄她入睡。这时，我就想起我在皮村的两个女儿。晚上，没有妈妈陪着睡觉，她俩会做噩梦吗？会哭？想着想着，潸然泪下。还好是半夜三更，没人看见。
女雇主比男雇主小25岁。有时我半夜起来哄小婴儿，会碰到女雇主画好了精致的妆容，坐在沙发上等她的老公回来。女雇主的身材比模特曼妙，脸比那个叫范冰冰的影星漂亮。可她仍像宫斗剧里的娘娘一样，刻意地奉承男雇主，不要尊严，伏地求食。可能是她的前生已受够了苦，不作无用的奋斗。
每每这时，我就会恍惚，不知道自己是活在大唐盛世，还是大清帝国，还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可我没有特异功能，我也没有穿越过呀！
大女儿交了两个同龄的不上学的朋友。一个叫丁建平，一个叫李京妮。丁建平来自甘肃天水，丁建平不上学是因为妈妈抛弃了爸爸，爸爸生气。爸爸还说，公立学校不让农民工的孩子上，上学只能到打工学校上，这样的学校一学期换好几个老师，教学质量差。反正上不成个器，就省点钱不上。
李京妮不上学，是因为她的爸爸在老家有老婆孩子，可还去骗李京妮的妈妈，生了李京妮。李京妮的妈妈发现受骗后，气走了。也不要李京妮了，爸爸是个善良的人，没有抛弃李京妮。可爸爸说，李京妮是个户口也没有的黑孩子，城里的打工学校，都是没办学资格的黑学校，娃子们在里面上，没有教育部的学籍，回老家也不能上高中考大学。李京妮是黑人，没必要再上这黑学籍的学校，来个双料黑。
我心想，这倒霉催的教育部，谁定的这摧残农民工娃子的政策呢？报纸上说，教育部这样做，是为了不让下面的学校虚报人数，冒领孩子的义务教学拨款。可教育部为什么不弹劾吏治，非要折磨农民工的娃子？
有母亲在求告老天爷，我的两个孩子健康快乐地生长。三个大孩子一起看护一个小孩子，很轻松，孩子们每天都好得很。三个孩子，每天对着小女儿唱“我们的祖国像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唱得眉飞色舞，玩得欢天喜地。
5
我所居住的北京皮村是一个很有趣味的村子。中国人都知道，京郊农民户户都是千万富翁，他们的房产老值钱了。土豪炫富都是炫车炫表，炫皮包，炫衣食。这些炫法，我们皮村都不屑。我们皮村群众炫的是狗，比谁家养的狗多。我在皮村认识的工友郭福来是河北吴桥人，在皮村做建筑工，住在工棚里。皮村的一位村民，每天领着一支由十二只狗组成的狗军队，去工棚巡视，羞辱住在工棚里的农民工。郭福来冷冷地写了一篇《皮村记狗》，发表在《北京文学》，表达农民工的心声。
我的房东是皮村的前村委书记，相当于皮村下野的总统。房东是政治家，不屑养狗部队，只养了两条狗。一只苏格兰牧羊犬，一只藏獒。房东告诉我，苏格兰牧羊犬是世界上最聪明的狗，藏獒是世界上最勇猛的狗。最聪明的狗和最勇猛的狗组成联盟，他们是天下无敌。我的孩子，住在皮村下野总统的府邸，享受着天下无敌手的安保，我和孩子都感到生活很幸福。
大女儿学会了看小说后，我陆陆续续去潘家园，和众旧货市场，废品收购站，给大女儿买了一千多斤书。为啥买了这么多呢？有两个原因，一是论斤买太便宜，二是这些进过废品收购站的书太新了，很多都没有拆下塑封。一本书从来没有人看过，跟一个人从没有好好活过一样，看着心疼。
我原来没写过文章，如今，我有时间就用纸笔写长篇小说，写我认识的人的前世今生。 我上学少，没自信，写这个是为满足自己。长篇的名字，我想好了，叫《久别重逢》。它的故事不是想象，都是真实的。艺术源于生活，当下的生活都是荒诞的。文章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考证。对这篇自娱的长篇小说，我总是想着写得更好。
皮村“工友之家”文学小组开课，我听了一年。那一年有空听，是因为小女儿要看管，我在和皮村相邻的尹各庄村找了份在打工学校教书的工作。打工学校工资低，是个人就要。一个月给一千六。后来，小女儿大点儿，可以独立上学，独立回家，独立买食物。我就没再教书了，去做育儿嫂，一个月给六千多，只每个星期回来看一次小女儿，没再去工友之家了。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麻木，懦弱的人。我一直看报纸，不求甚解地闲看。如果把这几十年的新闻连起来看，你会发现，在没有农民工进城打工之前，就是约1990年之前，中国农村妇女的自杀率世界第一。一哭二闹三上吊嘛。自从可以打工，报纸上说，农民女人不自杀了。可是又出现了一个奇葩词汇，“无妈村”。农村女人不自杀了，都逃跑了。我在2000年看过一篇“野鸳鸯最易一拍两散”的报道，讲的是异地联姻的农民工婚姻太脆弱了。逃跑的女人也是这样异地联姻的女人。
在北京这样的城中村里，这样没妈的农民工的孩子也很多。可能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的缘故。我的大女儿交的两个朋友，都是这样的孩子。他们的命运基本上也是最惨的。
我的大女儿跟着电视里的字幕，学认字，会看报看小说了。后来，大女儿在小妹妹不需要照顾后，在14岁那年，从做苦工开始，边受苦，边学会了多项手艺。她今年20岁，已成了年薪九万的白领。相比较，同龄的丁建平、李京妮，因为没有亲人为他们求告老天爷，他们都变成了世界工厂的螺丝钉，流水线上的兵马俑，过着提线木偶一样的生活。
凡是养过猫，狗的人都知道，猫狗是怎么护崽。同理，人是哺乳动物。抛弃孩子的女人都是捧着滴血的心在活。
6
我在多年的打工生活里，发现自己不能相信别人了，和谁交往都是点头之交，有时甚至害怕和人打招呼。我对照心理学书籍给自己治病，得的叫“社交恐惧症”，也叫“文明恐惧症”，一旦恶化，就成“抑郁症”了。只有爱心才能治疗。我想到母亲对我的爱，这个世界上永远只有母亲爱着我，我每天都使劲这样想，我的心理疾病没有恶化。
今年，母亲打电话告诉我，我们生产队征收土地，建郑万高铁的火车停靠站。我和女儿还有大哥哥一家子户口都在村里，有土地。村里征地，一亩地只给两万二千块，不公平。队长贴出告示，每家要派个维权代表，上政府告状，争取自己的利益。大哥哥也出门打工去了，我们家的代表只能母亲来当。
母亲告诉我，她跟着维权队伍，去了镇政府，县政府，市政府。走到哪里，都被维稳的年轻娃子们推推搡搡。维权队伍里，队长六十岁，是队伍里年龄最小的，被维稳的年轻娃子们打断了四根肋骨。母亲八十一岁了，维稳的年轻人是有良心的，没有推她，只是拽着胳膊，把母亲拉开了，母亲的胳膊被拽脱臼了。
一亩地，二万二就全部买断。人均地本来就很少，少数不会打工的人，怎么活下去？没有当权者愿意想这些，没有人愿意想灵魂。神州大地的每个旮旮旯旯都是这样，都认命了。
一想到在正月的寒风里，八十一岁的老母亲还在为她不成器的儿女争取利益，为儿女奔走。我只能在这里，写下这篇文字，表达我的愧疚，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我能为母亲做些什么？母亲是一个善良的人。童年，我们村里的一大半人都找茬欺负我家房后那些因修丹江口水库搬到我们村的钧州移民。钧州最出名的人叫陈世美，被包青天铡了。钧州城现在也沉到了水底。我的母亲，作为这个村子里的强者，金字塔尖上的人，经常出面阻止别人对移民的欺侮。在我成年后，我来到大城市求生，成为社会底层的弱者。作为农村强者的女儿，经常受到城里人的白眼和欺侮。这时，我想：是不是人遇到比自己弱的人就欺负，能取得生理上的快感？或者是基因复制？从那时起，我有了一个念头，我碰到每一个和我一样的弱者，就向他们传递爱和尊严。
活着总要做点什么吧？我是无能的人，我是如此的穷苦，我又能做点什么呢！
我在北京的街头，拥抱每一个身体有残疾的流浪者；拥抱每一个精神有问题的病患者。我用拥抱传递母亲的爱，回报母亲的爱。
我的大女儿告诉我，她上班的文化公司，每天发一瓶汇源果汁。大女儿没有喝饮料的习惯，每天下班后，她双手捧着饮料，送给公司门口、在垃圾桶里拾废品的流浪奶奶。
— — 完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