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界鸽派吴建民 PK 军方鹰派罗援

（凤凰卫视7月20日《寰宇大战略》 ）

戴按：下面是已退休的中国资深外交官吴建民和军方鹰派代表人物罗援少将，7月20日在凤凰卫视就中国外交路线展开辩论的文字记录摘录。这场辩论非常精彩。吴建民的分析有理有据，看问题的角度相当客观，气势逼人。而罗援则理屈词穷，节节败退。看来吴建民是一位对世界局势和外国情况相当了解的成熟外交官。

罗援乃中国情报机关前负责人罗青长之子，在文革中参军以逃避下乡，在越战前夕又被罗青长利用关系，从昆明调到北京读军校。此人代表军方的鹰派，大肆鼓吹中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是美国，要跟美国决一死战，甚至打一场核大战。他们跟军外和民间的毛左派相互勾结和声援，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帜，唱着维护国家主权的高调，煽动仇美、反美、抗美。毛左派则把复辟毛左路线的最大希望，寄托在军方身上。曾记否，在薄熙来案发生期间，以毛左派为核心的薄粉们不是号召军人政变吗？

在中国军方尤其是高层，鹰派人物占绝对优势。但徐才厚、谷俊山等贪腐案显示，中国军方上层又极度腐败。高度的贪污腐化和极端的对外好战如何共为一体？其实，这些人跟芮成刚一样，其“爱国、反美”只是忽悠民众的工具，而骨子里只是想维护自己的贪腐特权和私利而已。如果让这帮人把持中国外交，中国危也，世界危也。

任何国家都要维护自己的领土，中国也不例外，但应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有利”不仅指争取领土的利益，还要考虑对中国整个国际关系的综合影响。不仅考虑眼前，还得考虑长远。在这一点上，老毛当年对一些领土争端的灵活处理，比现在那帮SB鹰派军人高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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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建民：把中美等同于美苏关系是战略误判

核心提示：吴建民大使认为遏制中国并非是西方的一致政策，如果将现在亚太的许多冲突上升到中美之间的代理人冲突，跟冷战时期一样，把当年的美苏关系等同于今天中美关系，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判。把西方看做铁板一块，一棍子打死，那是一种愚蠢的说法。

凤凰卫视7月20日《寰宇大战略》，以下为文字实录：

罗援：现在我们周边西方国家在对我们进行这种战略遏制，最大的问题就是现在中国崛起，它现在要遏制中国的崛起。

邱震海：我问一下吴大使，这个所谓的中国崛起的态势，包括西方，拿刚才罗将军话说这种战略遏制的态势，这个是您刚才描述的，无论是70、80年代，尤其是80、90年代我们当时没有的。

吴建民：我觉得你这个有些从框框出发不行，我觉得还要实事求是的看，讲遏制，西方有没有人想遏制中国？当然有，从意识形态出发，但是你说这是整个西方的一致政策我不赞成。

邱震海：那我们看看我们每年都去香格里拉对话，罗将军2006年也去过，每年我们似乎发现香格里拉对话是一个小小的窗口，它的气氛好像似乎在慢慢的在浓缩，在慢慢的在上升，包括今年我们看到美国和日本不断的对中国提出指责，而今年似乎中国的反弹，中国的反击的态势也开始有备而来，所以当然我们研判一定是不准确的，这个从阵营对决好像似乎正在清晰。中国和西方现在的关系到底怎么样？是不是已经成为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一种过程？同时我们看看中国和西方也是我们的一个描述，二位可以反对，充满了一种战略不信任，包括代理人的冲突，当然你说中国和美国现在有冲突吗？肯定是有冲突，但是冲突不明显，但是我们跟他们的冲突往往通过东海，通过日本，通过南海，特别越南和菲律宾，包括通过一些其他的，包括香港问题在内的很多载体产生冲突，这个二位是否同意？

吴建民：我认为你这个“代理人的冲突”是一种使人产生误判的一种看法，代理人冲突当时冷战时期美苏两家对峙，通过一些代理人进行对抗，你现在好像把中美两家也是代理人，那我们就是现在是美苏，中美两家在激烈对抗了，这个是大的判断，要失误就出问题了。我是这样看，你讲代理人冲突，我们的代理人是谁？你根本回答不了我这个问题，我们是通过谁代理人去打了。

罗援：是美国通过他的代理人跟我们对抗。

吴建民：代理人冲突就引到过去美苏冷战时期，那是代理人之间的冲突，现在美国跟这些他的亚洲地区这些盟国之间他们有共同利益。当然美国作用是其中一部分，但是你马上把它上升到代理人冲突，那跟冷战时期一样，把当年的美苏关系等同于今天中美关系，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判。把西方看成铁板一块，这不符合我们党一贯的思想，我觉得要在这分析的基础上建立我们的政策，分析基础上就是什么呢？美国有没有人想遏制中国？当然有。有没有人不喜欢我们中国社会，仇恨我们？当然有。但是你要看一看这个世界是复杂的。

你想想看我1971年去美国的时候，中美贸易额五百万美元，去年五千二十亿美元，谁想到了？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共同利益推动它发展这么快。今天中美之间有没有摩擦？有没有斗争？当然有。我们刚才罗将军讲的一些有些情况都是这样的，美国有人不喜欢，所以他采取一种引起中国人的不满。但是大局要有判断，就是习近平主席讲的，这个不仅是习近平主席这样讲，从小平同志开始就这么讲，中美之间共同利益大于分歧。所以如果说我们看不到这一点，认为冲突是主要的，那我们就整个形势就误判了，误判的话整个连下来的话，那就是讲了中美一定要大战，那非斗的你死我活不可，这样误判我就要分析，美国人有这样，也有人不是这样，我在美国待了十年，好几个美国了，我为什么把整个都是一片？而且你刚刚的说法我非常不赞成，西方的入伙好像美国、欧洲、日本都完全是这样，要分析，他们有人是这个看法，有人不是这个看法，如果一棍子打死那是一种愚蠢的说法。

邱震海：看这罗将军要帮帮我了，我现在成为吴大使的斗争目标了。吴建民：美国重返亚太并非单一针对中国

核心提示：罗援将军引用数据称美国几乎是60%的军队移向亚太，吴建民大使认为，美国军方的言论并不能代表整个美国。处理好中美关系非常关键的，如果觉得美国的举动就是针对中国，没有办法只有对抗，这个是对一种形势的误判。

罗援：刚刚吴大使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要用事实，要进行分析。现在的事实是什么呢？就是美国重返亚太，他把他航空母舰六艘他是要派到亚太地区，把水面舰艇60%派到亚太地区，就说把他海外作战飞机的60%派到亚太地区，那么我们就希望美国给我们一个解释了，你说美国不是在遏制中国，我们愿意相信你这句话，但我们要听其言观其行。你必须给我做一个解释，你派出这么多军队，几乎是60%的军队移向亚太，你是针对谁？光是一个朝鲜问题，光是一个朝鲜半岛问题。

吴建民：我觉得有一定片面性。美国你仔细看一看，美国这几年他这个军力到底变化多少，美国人听过没，罗将军了解军方的情况，他原来太平洋舰队就是最大的舰队，大部分都在那，他讲了60%这种说法，我跟美国人讲，他很多部队还是现在的情况必须要放在前沿，为什么这样？我是这样看，美国你讲重返亚太，这个不对，他从来就没有离开亚太，什么重返？

罗援：我不太同意。

吴建民：你举出数字来罗将军。

罗援：我们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马上就要出版一个2013年美国军力评估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我们详细的指出了在2013年到2012年美国它有多少的舰艇，多少的飞机到了亚太地区，特别是在2013年到2012年它有八千人。

吴建民：你这个八千人根本不算回事，当年越南战争美国军机在这亚洲40多万人呢。

罗援：那时候40万人和现在的8000人他们的质量上是不一样的。

吴建民：你不要把八千人看的了不起。

罗援：但它也是一个数量上的变化。

吴建民：数量上的变化就是对你中国这样，对中国这一面。

罗援：可以说不对中国，那你对我，美国对我做出个解释，为什么你说不对中国？

吴建民：这个就是我们如何来应对，他因为从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国际关系的重心正在向亚太转移，这过程并没有完成，这当然要重视这个地方。你说来就是对我的不一定，就看你如何应对。

罗援：但是他美国的国防。

吴建民：对我的我马上跟你对抗，马上就对抗了。

罗援：美国国防部叫空海一体办公室，它自己在2013年5月份。

吴建民：美国军方的言论，各国的军队都准备打仗，包括中国军队，哪国军队不准备打仗，这是一个方面，你要说把军方这个言论就是认为整个是美国，那好了，中国人没有办法，只要横下一条心跟美国打吧，那怎么办，我们和平崛起还有吗？所以我觉得处理好中美关系非常关键的，现在我们觉得好像整个东西对我的，但我没有办法我只有对抗，这个是对一种形势的误判，如果是这样了，我们还为什么跟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而且达成了共识。

  罗援：中国已具备实力在南海东海行使主权

         核心提示：关 于南海问题，罗援将军认为，邓小平同志讲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他的前提条件是主权归我。那么主权归我有多种的表现形式，比如我们在南海开981号，这也 是主权归我的一个表现。我们提出的共同开发，但别的国家不跟我共同开发，搞排华性共同开发，那我们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独立自主在这来行使我们的主权？

邱震海：怎么看军方包括我们许多的官方单位所做的这些举动？

罗援：现在西方媒体说是中国打破了现状，我们首先要问，谁先打破了现状？比如现在我们讲的在东海设立防空识别区，你美国、日本在上世纪50年代你就设了防 空识别区，那不叫打破现状吗？现在在九段线之内，别的国家打了钻井，几乎有八百多口钻井，就是在有争议地区，怎么没人说他打破现状？

邱震海：将军的想法他不说起我也明白，他肯定是一个立场，但我想从您的角度，嘴巴里听听您是强调合作大于冲突的，您怎么看我们现在应该有的这些981或者我们的渔船出击。

吴建民：我们过去的力量够不着的，现在力量够得着了，当然我要行使我的主权，这个是毋庸置疑的，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把我们的分歧要放在两国关系的全局来看，这样就冷静了，不只是分歧，你这个分歧领土问题，我觉得我们对小平同志的思想要深入的理解。

他在1984年10月22号中顾委第三次全会上的讲话就讲到，就是关于也讲到南海诸岛问题，也讲到钓鱼岛的问题，小平同志不懂得战争的作用？他当然 懂得，他比谁都懂得，但是他提出办法来，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他这个是一个什么思路？是化解的思路，这个我觉得小平这个思路要深刻的理解。

罗援：我们还是要凸显小平同志他讲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他的前提条件是主权归我，那么主权归我在以前的历史条件下，有些情况我们是鞭长莫及，但是现在我 的实力发展的这个，我们叫凸显我们的主权归我，那么主权归我有多种的表现形式，你比如我们在那开981号，这也是主权归我的一个表现，因为我们提出的共同 开发，别的国家他不跟我共同开发，他搞排华性共同开发，那我们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独立自主在这来行使我们的主权？

林行止：固有國土莫弗屆 寸寸河山惹紛爭

（信報，2014年7月23日）

戴按：林行止文中说，中國一定要拿出證據，才能說服國際社會相信這些島礁是我國的「固有領土」。其实，中国多年前已经组织大批学者，寻找南海诸岛是中国固有领土的历史证据。如果真的找到过硬证据，必定早就拿出来了。中国宣称对这些岛屿的主权，并提出了一些证据。但其他相关国家也拿出了证据，证明这些岛屿是他们的领土。怎么办？只有三种办法。一，打，谁打赢就归谁。二，谈判，各自作出让步，达成协议。三，如谈判达不成协议，寻找国际仲裁。窃以为第一种方式，中国可能打赢获胜，但后患无穷。第二、三种方式才是上策。

         一、世無寧日，當前的國際局勢，庶幾近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利比亞、索馬里、也門、敍利亞、伊拉克和阿富汗固有戰事，烏克蘭和俄羅斯本來已因克里米亞事件陷入「財經熱戰」，近日更因馬航MH17客機被擊落（元兇是誰，目前無法確定，可以肯定的是該機被俄製火箭擊中）而令歐洲局勢愈趨緊張……。今年是世界第一次大戰開戰一百周年（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更是中、日爆發戰爭一百二十周年（一八九四年〔甲午光緒二十年〕七月二十五日）！烽煙四起的亂局，難免令人憂懼戰爭災難將會重臨。著名經濟學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沙斯（J. Sachs）二十一日在網誌Project Syndicate發表題為《戰爭的損耗》（The Waste of War，昨天《主場新聞》有扼要譯述）的短論，指出馬航機在烏克蘭上空遇難是令全球瘋狂的恐怖事件，他因此認為目前的國際政治局勢，與一戰前夕相似；不過，沙斯指出，如今比百年前已大為進步，科技的發達有望解決貧窮與環境問題，而國際性組織如聯合國以至多如牛毛的國際法，具備國與國之間的衝突得以通過外交手段、國際仲裁「和平解決」的條件。令人憂心不已的是，從中東局勢所見，國家內亂（戰）以至國與國的軍事衝突，已成為大國集團爭權奪利的角力平台，聯合國和種種國際法的效用早已褪色。

        中國經濟崛起帶動世界尤其是亞洲多國的經濟發展，可是，經濟欣欣向榮的景象，卻因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以「內閣決議」方式變更憲法解釋，賦予日本以集體自衞權而令亞洲局勢愈呈緊張。一句話，所謂「集體自衞」，是指「盟友」一旦捲入戰爭，日本有權派兵介入，「在非防衞本國的地方涉入戰爭」。在這種情形下，萬一「台海有事」，日軍可以合憲（法）地派兵「保護台灣」；同理，南亞「諸小」若因南中國海中的島礁主權與中國發生軍事衝突，日軍亦可能「強出頭」，代美國或與美軍共同出兵抵禦中國。台灣以至南亞「諸小」，都是美國亦即是日本的「盟友」！

        因為編書翻閱去年舊文，發現主張中、日應就領土紛爭進行談判的拙稿，不下四五篇。事實上，捨「有商有量」，在彼此擁有強力先進武備的現在，中、日或因擦槍走火、或為迎合國內「仇外」情緒，或圖藉「攘外」轉移國人視線，有領土主權問題待決的國家，很易捲入戰爭。正如沙斯所說，由於大家都有核武，一場毀滅性大戰可能因此肇致！
        由於向來視南中國海（和東海）諸島礁為「固有領土」，令北京不願尋求國際仲裁，在美、日「戰意甚濃」的情形下，中國的取態，十分危險。

        二、中國標榜「和平崛起」，但在亞洲尤其是東南亞「諸小」眼中，支持「和平崛起」的顯然是「炮艦示警」。這一兩年來，大家在電視熒幕上清楚看到中國不同部門的武裝艦艇衝撞越南船隻、「封鎖」菲律賓離岸前哨小島、阻撓馬來西亞的岸外探油和威脅印尼的「護漁」船艇。為了抵消這種「外來勢力」的「入侵」，「諸小」幾乎毫無例外地投入心懷不軌並已決定「重返亞洲」的美國懷抱，或購買其軍備或與之締結軍事協約，目的均為防範中國霸佔她們的領土！

        站在中國的立場，「諸小」的做法真是豈有此理，以「自古以來」，在中國近代特別是國共政府當政者眼中，散落在南中國海大部分、約百分之八十的大島小島明礁暗礁，即使它們有的位於「諸小」近岸處，莫不是我國的「固有領土」；現在中國崛起了，行有餘力，要正式把之「收回」，反對簡直是無理取鬧，不狠狠地把反對者教訓一頓，而是言文警告或派遣艦艇「示警」，已足顯中國泱泱大度的大國風範。

        視這群島礁為「固有領土」，絕非毫無所本，其所據的歷史文獻，不必翻查典籍，《維基百科》有清楚的記載，可是，有關的陳述並不精確（許多不過是形容詞），且在中國航海家發現這些島礁之前，已海上稱霸數百年的歐洲國家以至南中國海沿岸國家的商船和艦隻，有迹象已曾抵達並繪入海圖。主權誰屬的模糊性，正是這些島礁主權成為中國和「諸小」交惡而讓美國有介入藉口的原因。

        對南海諸島礁主權誰屬的質疑，除非北京決心以武力捍衞這些「固有領土」，不然必須認真回應，提出令人信服的證據，才有望平息紛爭。眾所周知，我國與越南有「領土糾紛」的西沙群島（越南稱為黃沙群島）的譯名向來是帕格塞爾群島（葡文Paracel〔礁石〕的音譯；那顯然是葡國人的發現），與越南、馬來西亞、 汶萊和菲律賓有「領土糾紛」的南沙群島（越南稱長沙群島，其餘各有關國家均另有名稱），其英文名Spratly Islands，則來自英國捕鯨船Cyrus號船長Richard  Spratly（1806-1866），他於一八四三年發現此島，繪入海圖、上呈英廷，後者遂以其姓氏定島名以示鼓勵獎勵……。散落在南中國海中的島礁，以英人姓氏英國船隻名號為名的，數不勝數；當一九三五年國民政府繪製有關海域地圖時，不少島礁之名直譯原文，舉其犖犖大者，西沙群島的羚羊礁，原名Antelope Reef；南沙群島被音譯為斯普拉特利群島，其North DangerReef被譯為「北險礁」；距菲律賓蘇碧灣僅百餘浬的Scarborough Shoal（為同名英艦於一七四八年發現，因名）初名斯巴勒利（Si-ba-la-tuo）海灘，國民政府於一九四七年改名民主礁（Minzhu Jiao），至一九八三年中國政府才把之改為現名黃岩島。不得不提的還有，南沙（Nansha）這個名字在中國海圖上的位置數度遷移，一九三五年的海圖顯然是指Macclesfield（英商船名）Bank（馬科斯菲爾德沙洲或大沙中環礁），一九四七年此名才南移至SpratlyIslands。

        三、儘管我國史籍上對南中國海的島礁有零星的記載，但考古文獻未能證實十世紀前中國船隻曾到過此海域；十世紀之前，所有海運或海上探險活動，歐洲之外，主要都是馬來、印度和阿拉伯的船舶。鄭和（一三七一──一四三三年）於永樂元年（一四○二年）出使暹羅（今泰國），三年後的一四○五年七月十一日才率領龐大船隊 「下西洋」……。

        二十世紀初葉，我國近代著名地理學家白眉初（月恒；一八七六──一九四○年），是「我國從古代地理常識過渡到新時代的科學地理學」的關鍵人物，他於大力傳播地理學常識之餘（長期在直隸女子師範學校〔今河北女師大前身〕任教），還於一九二七年繪製我國第一張《近代百年中國國恥地圖》，標示被「列強」分割的國土。資料顯示，其至一九○九年六月六日，才有我國學者組團往今之西沙群島作「一日遊」（且由德國洋行Carlowitz借出一名德國船長為「嚮導」）；而未知是否受白眉初《國恥地圖》的影響，二戰後的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國民政府官員方登上南沙群島「考察」。此時英國和法國等「強國」已把大部分南海島礁劃歸其所有！

        據英國學者（曼徹斯特和牛津）柯拉漢（W. Callahan）在《憂喜交集的中國》（China: the Pessoptimist Nation）一書的分析，為洗一八四○年鴉片戰爭以還遭「列強」欺凌（割地及賠償）的國恥，國民黨和共產黨政府都希圖藉「收復失土」以壯威權以團結國人（激發他們的愛國精神和民族情緒），而白眉初繪製的《國恥地圖》，領土包括朝鮮半島、大部分俄國、中亞數國、喜馬拉雅山脈以至不少東南亞國家（不包括南沙群島但有蘇祿群島〔Sulu Archipelago〕，該群島現為菲律賓一個省，省府為和樂），這些被割據的國土遲早要收復！「遠」的不說，以東南亞而言，包括七八成南海島礁在內的「九段線」（Ｕ形線，越南稱牛舌線；成於國民政府期間，原始文件現存台灣）便據此劃成。雖然西方（東南亞「諸小」更無論矣）學者不認同「九段線」，但這是中國目前主權訴求之所本，連串南中國海國土爭紛因此而起。

        本文所述種種，是根據一本由ＢＢＣ資深記者、現代亞洲事務專家海彤所寫的《南中國海和亞洲的抗爭》（B. Hayto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Asia。今年九月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評介。不過，從這本書「有根有據」的內容看，中國一定要拿出證據，才能說服國際社會相信這些島礁是我國的「固有領土」；不然，中國與「諸小」以至扮「和事佬」的美國，便經常處於怒目相視隨時會因「意外」大打出手的高危狀態。除了遠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國，這對有關國家都非常不利！

军方抵抗习近平肃贪

(博讯2014年07月16日)   戴按：此信中的大量军官的真名实姓显示，写信者应为军方高级机关的官员或信中资料来自这类人物。中国军队的腐败程度，触目惊心，不亚于甚至超过地方官员。被查的军官是大贪，查人的军官自身也不干净。这样的军队能保卫国家？

原文标题：一场针对习近平的抵抗行动已经全面展开

        这是一封署名“总政知情干部”的信，其中透露出军队在反腐升温的形势下，军队中展开的抵抗行动。以下是信件全文：

党中央和习近平主席：
  
        从今年3月15日原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被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一举拿下后，军队政治生态、人事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东北虎”和“西北狼”互相钳制的平衡局面从整体上被打破，长期主持全军日常工作的原军委第一副主席郭伯雄，成为当仁不让的地下盟主。一直聚集在他周围的各种势力，面对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的反腐浪潮，正在紧锣密鼓地密谋，一个以反清查反整顿为目标的地下抵抗行动已经全面展开。

        徐才厚落马，总政机关干部差点没放鞭炮。只有徐的铁杆如丧考妣，预感大难临头。然而在私底下，他们是很不服的。从最近一段时间网上、微博、微信上广为流传的为徐鸣冤开脱的帖子，就不难窥见徐派人马的心迹和势力。总政机关甚至有人说，徐才厚收了谷俊山3600万，郭伯雄不也收了谷俊山3700万吗？为什么只处理徐，这明显不公！再说，徐虽然分管干部人事，但毕竟是主持日常工作的二把手，作为一把手的郭伯雄如果不同意，任何人都提不起来，这是起码的常识。把谷俊山提为大区副职，出头露面的正是郭，郭给总后副手一一打电话，哪个敢不听话？徐和郭的区别在于：人们“求徐不怕徐”，因为徐敢收钱但也真给办事。但郭则不同，人们虽“求郭又怕郭”。因为郭收了钱但不一定给办事，更何况郭整人的阴谋诡计实在太多，一般人绝不是他的对手。军队这么多年出了这么多的事，不管有什么理由，只处理徐不处理郭，都是说不过去的。

        另一方面，据接近并了解“西北狼”行动计划的人透露，徐才厚落马后，郭伯雄确是非常紧张恐惧的。他最近秘密分别召见杜金才、房峰辉、徐粉林等心腹，分析形势，商量行动策略，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和计划。大意是：

        一、习近平对军队运用的是各个击破的战术，今天先斩落“东北虎”，明天就要收拾“西北狼”。物伤其类唇亡齿寒之际，必须缜密筹划主动出击；否则，必然引颈受戮坐以待毙。

        二、习在军内最大软肋是没有自己的人，我们的最大优势是从上到下都有自己的人。四总部和各大军区领导跟我们的关系都很深，谁跟谁都不会真翻脸。因此加强团结比什么都重要。

        三、习在全国反腐战线拉得太长，得罪的人太多，终有触犯众怒之时，他不可能彻底得罪我们这些拿枪杆子的人。因此必须确立步步为营式全面防守战略，以拖待变，以磨待变，稳住大局，软抗到底，就有机会。

        为此，郭给几个铁杆交待了今后一段时期内的行动策略：

        第一、尽一切可能减轻和缩小徐、谷案冲击范围，保住人事格局等重大问题的“基本盘面”。

        郭伯雄认为，徐、谷已成死老虎，需要尽快了结，所有涉及徐、谷案件的人和事都不要狠挖深究，不管他是不是我们的人都要保起来。对于原属于“东北帮”的徐派人物，改换门庭来投靠的，一律都要热情接纳，引为兄弟，绝不可排斥怠慢歧视。大敌当前之际，必须同舟共济，抱团取暖。

        解放军报社原社长黄国柱是徐才厚一手提拔的铁杆嫡系，黄国柱指挥伙同军报广告部原主任丁越等人贪污诈骗人民币六亿多元，因广告客户举报事情败露，丁越被地方公安部门抓获，移交部队收押。据丁越交待，黄国柱本人至少贪污两亿元，铁证如山，无法抵赖。徐才厚失势后，黄国柱失去保护伞，通过中间人投靠郭伯雄。郭伯雄认为，解放军报是徐才厚的老窝，是军队的舆论枢纽，地位非常重要。黄国柱此人足智多谋，和徐才厚在军报的许多核心骨干关系密切，曾多次帮助徐才厚出谋划策排忧解套，应当通过收留黄国柱影响掌控军报。他指示军纪委书记杜金才，向军委和习主席谎报说，解放军报贪污诈骗案值不实，没有6亿元，只有5 、6千万，且属丁越一人所为，与黄等人没有关系。杜金才还指示军纪委办案人员，让丁越一个人把诈骗的事揽下来，其他事不查，叫丁也不要乱说。丁给黄国柱、孙忠同、徐才厚等人送钱的事都不要查了。杜金才还授意军纪委有关人士，封存地方公安部门移交给部队的对丁越的审讯记录，不向总政和军委报告。因为在这份记录里，丁越交待了黄国柱等军报领导人大量贪污、诈骗证据。拔出萝卜带出泥，查处黄国柱必将牵扯出解放军报若干问题，对徐才厚、郭伯雄都非常不利。

        郭伯雄授意总政有关部门，对徐、谷案件的影响危害“定调”：徐、谷案件只涉及他们家属、秘书等极个别人，已经清查清楚，马上就要结案，绝不要影响到军队总体形势评价、人事格局等“基本盘面”，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据我们了解的不完全情况，今年三月十五日以后，徐才厚阵营的骨干人员已有近三分之一陆续投靠到郭的门下。他们认为，在拿下徐才厚之后，习至少在近年内不会再动郭，现在军委和四总部的领导很多都是郭的人，习一时半会推不动军队，再敷衍、软抗他几年，大家就平安了。

        第二区分不同对象，或主动出击或退让防守，以拖待变。

        总政宣传部部长周涛，是徐才厚一手提拔的另一个嫡系，因跑官要官、竞争军委办公厅主任一职、受到习主席的点名批评。周因此对现任军委办公厅主任、原总政组织部部长的秦生祥十分仇恨。徐才厚倒台后，周涛也投靠了郭伯雄。周向郭“透露”了秦生祥的很多“情况”。郭伯雄身边的人也对秦生祥十分不满。他们说，秦生祥原属杨家将的嫡系，和江省三、刘榕民是小兄弟，现在负责全军编制改革领导小组，要求我们这些四总部的二级部长去向他汇报，他翘着二郎腿，比中央领导的派头还要大，弟兄们实在咽不下这口气。郭伯雄指示身边人，把周涛等人提供的情况散布出去，打压秦的气势，大致情况是——

        湖北丹阳有个杨琴仙，搞传销的，银行卡被孝感公安局经侦大队到丹阳冻结，存有七百多万元。秦生祥设法为她解冻，感谢费给了秦二百多万元。去年一年间，秦帮助上军校和提拔调动的干部一大批，能报上名字的就有二十多人，其中有：崔浩然，武警交通三总队九支队四中队战士，考号为13840069；王伟远，警卫三师工兵营桥梁连的副班长；还有一名叫徐帅的地方生，考号为13320701450201，身份证号是320723199507025038……

        郭伯雄对身边人说：反腐败不是讲零容忍吗？看秦生祥的这些事上面查不查，容忍不容忍。

        总政检察院检察长李晓峰因办理谷俊山案非常得力，揭露了谷俊山向郭伯雄徐才厚等人行贿的大量证据，是郭、徐阵营共同的仇人。尤其是徐阵营的人认为，李晓峰是叛徒。徐营向郭伯雄投靠的一些人向郭提供了李晓峰许多所谓的“劣迹”，希望郭出手办李晓峰。郭不同意。郭虽然也恨透了李晓峰，但他对杜金才说，李晓峰现在受到习的信任，风头正劲，不能和他正面碰撞，以后再说。前几天，李晓峰被习主席破格提拔为大区副职待遇并继续担任检察长职务，明显更受重用。身边的人对郭说：还是老板您目光独照，经验老道啊！郭说，对李这样的人，现在不但不能打，还要尽可能地拉。其他帐以后再说，以后再说。

        第三 扎紧自家篱笆，凝聚核心骨干，准备长期抗争。

          当总政大力宣扬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各部队已取得重大成果时，有几份干部任职名单在部队和地方群众中飞传，所涉人员全是郭伯雄的亲信、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他们年纪之轻、经历之怪、提拔之快，为古今中外官场少见。郭伯雄的弟弟郭伯权，由一个做饭的大厨、开歌厅的老板，一路提拔为陕西省民政厅厅长。他的另一个弟弟郭伯利夫妇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也被双双弄到兰州军区后勤部提成军官。郭伯利四处插手军区工程承包，几年功夫已嫌了上亿元。其妻大字不识几个，一个病号没看过，竟被提为专业技术军医，还在西安分了套师职干部房子。这些人事全是郭伯雄在位时煞费苦心运作的结果。

        郭伯雄的警卫员陈风泗和其妻宛爱兰的“军官任免表”，更让人震惊。【详情见附件】陈风泗原是兰州军区的一名士官，2000年6月被郭伯雄提拔为排职警卫员，从此几乎每年调一职，去年底已调为正师，算下来12年升了9级。更令人咋舌的是，去年底陈风泗伙同诈骗犯孟昭熙骗了地方企业几千万，陈捞了一半多，他竟然胆大包天送给孟一支军用手枪和多发子弹。孟昭熙被北京市公安局抓获后，陈拉上总政副主任、军纪委书记杜金才，多次去北京市公安局，谎称孟是郭伯雄家秘书，企图捞人，索回手枪，遭到公安局拒绝。至今枪还在北京市公安局。枪案和人命案都是天大的事，无论摊到哪个军官身上都会进监狱，然而发生在郭伯雄家却啥事也没有，陈依然还被提为正师。本来他的正师职的命令是今年春节后研究的，任命书却改成去年12月，上面还赫然盖着习近平签署姓名的大印章。

        郭伯雄的亲信、亲属和秘书警卫，一个个都是这样提拔起来的。从干部任免表上看，他们的命令一会下到基层，一会又下到机关、一会下到一线部队、一会又下到边疆，实际上他们一天也没离开过郭家的门。如今，郭的秘书刘志刚已提拔为北京军区副司令，二秘张福基也是47军政委了。都说徐才厚身边的人提得快，其实郭伯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现在部队情况是外甥打灯笼---一切照旧，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郭家军”一军独大，大家看不到、也不相信“郭家军”这伙人会真心实意地搞部队建设，因此都在等待观望，看看习大大到底能不能搬动郭伯雄。全军有4个最年轻的军职干部，“郭家军”独占三席，一个是他儿子郭振刚，早已提为浙江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另一个是他妻侄提为陕西省军区副政委，再一个是31军军长，直接由正师提为正军。全军这类干部问题多了去，根本没人管不说，到现在为止，连个说法也没有。带头做这些事情必然造成恶劣影响，郭伯雄并不是不懂，但他恰恰认为，狗是自己养的忠诚，人是自己提的可靠。有权在手时最大的好处就是要培养自己的人，否则退下来之后就没人照应你了。所以，不必缩手缩脚。郭伯雄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一把手，他干了那么多的坏事都没人管，大家怎么能不观望呢。

        郭伯雄儿子郭振刚最近公开对人说：广州军区的徐粉林司令，沈阳军区的褚益民政委，都是我爸一手提拔起来的非常可靠的下级，也是全军最年轻的，下一步晋升军委班子没问题。31军的马军长，47军的张政委，北京军区的刘志刚副司令，兰州军区的范主任……他一口气说了十几个人，都能进大区班子。未来的集团军军长和总部二级部长也有三分之二是我们郭家的人。徐家军垮台了，最大的受益者就是我们，所以军队听我们郭家指挥二十年没问题。二十年内，军以上干部都将出自郭家！这就是我们郭家的资本，谁当军委主席都一样。真是狂妄至极！

        第四化整为零，分立门户，鼓励各自做大。

        郭伯雄特别相信风水神灵。有风水师给他指点，陕西省乾县郭伯雄岳父家附近有块风水宝地，盖上房子当祖宅，可保子孙后代福寿无忧。于是郭就在这块地上盖了一栋豪华庄园，其规模不亚于谷俊山在老家建的将军府。据陕西省乾县群众爆料，这栋豪华庄园是郭伯雄军中亲信帮着盖的。有人说是47军原政委范长秘，有人说是总参谋长房峰辉。当地老百姓天天围观，络绎不绝。47军政委张福基派了三、五十个战士，冒充打手，天天在庄园驱赶群众。

        郭手下铁杆都跟着他学，都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拉队伍、搞财产。谷俊山被双规后，郭的警卫员陈风泗的老婆苑爱兰仍平步青云，谁办的？了解内情的人说，是郭伯雄在总后的亲信刘生杰副政委和政治部主任办的！刘生杰等人胆子为什么这么大？为什么敢顶风作案？因为他们和郭伯雄都知道对方的底牌和打法。郭跟他们交待过，现在这个体制就是这么回事，过去是我罩着你们，你们现在在位，也要罩着其他人。有人、有队伍，别人上来不可能把你一扫而光。这个帐怎么算也是赚的。

        近十几年来，徐才厚和郭伯雄手握军权，欺上瞒下，大肆在军中网罗亲信,拉山头，搞宗派，卖官鬻爵，聚敛财富，形成了“东北虎”“西北狼”两大势力集团，其规模之广，人员之多，手段之恶劣，堪比南朝时的卖官鬻爵高手邓琬，惹得全军上下离德离心，怨声载道。徐才厚被开除党籍后，大部分人正在往郭伯雄山头上靠。因为他的势力实在太大了，总参房峰辉是嫡系中的嫡系不说，总政总后总装核心领导层都有郭家军，杜金才又掌握着纪检大权，郭想整谁杜就整谁。难怪就连不可一世的“东北虎”都不敢得罪郭伯雄了。郭伯雄不除，军心难稳，后患无穷。习主席纵有再多再好的部署也是落实不了的！

    （附上陈风泗夫妇军官任免表，作为郭伯雄任人唯亲的典型证据，供党中央、习主席和全军指战员欣赏思考）

      总政知情干部

陈楚汉：不要再嘲笑张召忠了

（共识网2014-7-16，作者：陈楚汉，《人物》2014年7月号）   戴按：中国的学者在国际关系问题上屡发胡言、狂言、谰言，牛新春说是因为中国学者和民众的理论水平太低，我看更根本的原因在于执政党的政治意识形态，执政党的许多高官，仍然把美国视为中国最大的敌人。 原标题：不要再嘲笑张召忠了，他代表着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正常水平   　　国际关系研究在中国是一项“显学”，上有张召忠少将，下有出租车司机，每个人似乎都是行家里手，可以指点江山、评头论足。不过，普及程度和研究水平真不是一回事。   　　中国学者牛新春以2001—2004年间国内学者涉及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的400篇文章为研究对象，近期在《现代国际关系》上发表文章《集体性失明：反思中国学界对伊战、阿战的预测》，指出这些代表中国学界主流观点的文章漏洞百出，无意识地强调“国强必霸”的现实主义思维，对两场战争的推理逻辑混乱。更令人担心的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0年前存在的这些问题，今天依然存在。与《人物》对话中，他深入解读了这一乱象。   　　牛新春，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研究领域包括美国外交、中美关系、中东政治、美台关系、台湾问题。   　　人物PORTRAIT=P   　　牛新春=N   　　P：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两场战役的预测都走偏，主要是指哪些方面？   　　N：这件事我亲身经历过，战争发生之后，大家都认为这是美国推进自己霸权。当时有一个说法叫反恐谋霸，就是美国通过反恐来谋取霸权。一旦美国打下阿富汗跟伊拉克之后，就会把阿富汗和伊拉克作为美国重要的战略性的军事基地，作为防范、遏制中国跟俄罗斯的重要基地。现在看来都不是这样，在战略性预测上出现错误，特别是集体性出现错误，这是不应该的。   　　P：当年整个气氛是不是一面倒，把美国看得很坏？   　　N：是啊。当时美国要打阿富汗嘛，在中亚租了几个机场建军事基地。当时国内一边倒，说美国军队进入中亚对我国西部安全形成了严重威胁，对我国形成了C形包围圈等等，现在证明都不是这么回事。   　　P：只是一个战术性的目的。   　　N：对。现在反恐完了，伊拉克已经全部撤军，阿富汗在2016年也要全部撤军了。   　　P：你的文章选取了2001—2004年国内关于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的预测，以此说明预测失误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那除了你所说的逻辑、学风、方法以外，还有没有其他原因？比如说大家对于军事技术的发展之快始料未及。   　　N：这肯定是有的。最近我也看到这篇文章出来以后有些人评论，《联合早报》发了一篇薛理泰的评论，说为什么出现预测失误。对国际问题的预测本来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就像现在的世界杯一样，你要预测到几比几基本上不可能。你要预测美国哪天开始发动战争、战争的模式是怎么打的、怎么结束的，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不具有可预测性。   　　问题就在于，作为一门学科，对于大的趋势你应该有一定的预测能力。比如说世界杯一个强队对一个弱队，对于一个懂足球的人来说，你应该大概知道哪个队会赢。国际关系也是。我在这篇文章里批评的不是说对具体的事情，是对大的趋势判断出现失误。比如说对当前国际关系的基本趋势，对于美国外交战略的基本趋势。这些大的趋势上应该是可以做出预测、做出判断的。   　　P：但足球也是圆的，也不可能百分百预测准确。作为国际关系的专业人士，你怎么判断这些预测是否科学？   　　N：国际政治学教授跟出租车司机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是，作为一个专业人员，应该有自己的理论和方法。比如说当时判断美国会不会把伊拉克和阿富汗作为永久性的军事基地，涉及对国际政治基本性质的判断，为什么大家当时认为美国一定要驻军呢？我们还是停留在国际政治的性质是现实主义的。   　　美国一定是要扩大自己的权力，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奥巴马也一直说美国一定要保证自己的领导地位。那么怎么保证呢？根据我们的思维，权力最重要，权力之中军事力量最重要。那既然美国的军队已经进入到伊拉克跟阿富汗了，肯定会把这两个地方的军事力量占了，建立起军事霸权来。   　　但是现代国际社会的性质不一定完全是现实主义权力那一套，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这样）认为，特别是奥巴马政府（也这样认为）。最新一期美国外交期刊上有人写了篇文章，认为现在国际社会的性质还是要靠制度来维护的，美国要建立一套有利于自己的制度，比如国际规则这些，不是完全靠军事力量来维持。   　　P：为什么我们特别相信弱肉强食、落后就要挨打这种理论？为什么现实主义在学界占上风？   　　N：这个跟过去我们的历史有关，我们落后被人家打过，现在我们强大了就没有人敢打我们了。现实主义是一个很简单、很直接、很容易被人家接受的（理论），我们的历史感受也确实证明了这点。事实上国际社会并不是这样，要是这样的话那像新加坡、瑞士这样的国家早就完了。   　　国际社会的性质在发生变化。当时的国际斗争确实是叫丛林法则，现实主义的解释力很强。现在国际社会慢慢地在发展，现在国际上说你要搞贸易就要靠枪炮来搞的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刚才说现在“制度”这一套的解释力越来越强了呢？现在国际社会趋势在发展，我们跟国际上的交往99%都是靠制度的。比如说你现在花1000美元买一张美联航的机票，美联航就有义务把你从北京送到华盛顿，而不是说你拿上枪，说你把我送到华盛顿。   　　P：我们对现实主义的推崇以及中美关系的脆弱性，是唱衰美国成为学术界的“政治正确”的原因吗？   　　N：原因有几方面。很多人包括媒体和学者都在迎合普通大众的心理：普通大众希望美国衰弱，容易把美国想坏。春节联欢晚会有一年演的小品，说美国现在不行了，美国跟我们中国来借钱了，老百姓看着很高兴。这样一种态势迎合了国内普通民众的心理上的需要，媒体也有这个需要，那媒体就会引导学者。   　　在政治上，从1949年开始美国一直作为我们在国际政治中的对立面出现。尽管过去30年有所改变，但是现在我们还一直认为美国是我们在国际社会中最大的外部威胁，说美国的坏话在政治上是最保险的。到了今天成了一个学者的自我审查。 现在没有谁说（美国的好话）领导就要批评你，但是整个社会氛围是这样存在的。   　　P：你唱好美国既不被领导所表扬，底下民众也不会支持。   　　N：人是一个社会动物，你要融入这个社会。在美国这个叫community（社群）里的一员，你不能孤立于这个之外。 　　P：有媒体转载你这篇文章的时候用了一些比较尖锐的词，比如“幼稚”、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有病”，但是您自己用的词比较委婉，说“存在一些问题”，你如何概括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现状？   　　N：全球的国际关系研究形成一个学科，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的。我们研究国际关系真正起步是在上世纪，作为一个学科来研究是在1970年代、1980年代左右，我们起步很晚。但我们的优势是上升得很快，研究的人也很多，团队很大。现在全国有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系的学校有60多所，这在全世界也是算比较厉害的。   　　过去30年我们引进了很多国外理论，也做了很多基础研究。第三世界绝大部分国家根本没法跟我们比，因为研究国际关系是一个大国应该做的事情。我跟瑞典、挪威那些国家的人聊过，全国研究国际关系的人就三四个。   　　但是我们跟第一流的欧美国家差距很大。现在的国际关系所有的理论和方法都是欧美人建立起来的，全球所有学国际关系的，大家上的课程都是一样的。我有一次去美国参加一个会，全世界各地的年轻的国际关系学者有不少也参加了，我就问了一个中东、一个非洲、一个拉美的：你们大学学国际关系开什么课呢？大家开的（课程）都是一模一样，都是从摩根索的现实主义开到建构主义，都是美国的教材。只有国际关系这个领域实现了真正的全球化。   　　我们现在处在什么水平呢？我们学得好的、研究得好的人掌握了美国人建立的方法和理论。掌握了这个方法和理论是第一步。第二步，你要把美国的方法和理论很熟练地应用到你的研究中。第三步，你能有自己的方法和理论。我们现在还处在第一步，在这个领域我们跟欧美至少有几十年的差距。   　　P：你曾说：“更可怕的是，过去30年中国国际关系理论都是从西方成批引进的。”为什么中国学者没有独创性的理论？   　　N：至少在国际政治的研究领域，中国不可能出世界一流的学者。一个单个的教授，你很聪明，也很下功夫，你跟美国一个教授相比，你下的功夫、你的智力程度都很高。但是你不可能像美国教授一样，原因就是国内没有这个基础。   　　你要做一个研究不可能一个人完成。打一个比方，你是一个建筑师，你要修一栋楼，你是刚从美国回来的——我们现在也有很多，也有从美国一流大学来的，哈佛、耶鲁、斯坦福国际政治博士毕业回来的——但你回来要盖这个楼，你得有砖头，你得有钢筋水泥，但这些东西不是世界一流的。我们现在国际政治研究处在这个水平，然后突然有一个人成了国际一流的，这种可能性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P：你觉得出现这种一流人才还需要多少年呢？   　　N：我觉得可能我有生之年看不到了。   　　P：国际关系研究的范本应该是怎么样的，如何通过媒体传递到民众，如何促使政府做出决策？   　　N：国际关系的普及方面，中国应该是做得最好的。至少我去过的地方，中国是普通民众的国际政治知识水平最高、对国际政治最感兴趣的国家。你去美国，你问普通美国人国际政治，他哪知道这些！我们中国，伊拉克怎么样，中国的出租车司机都给你讲半天。   　　P：但这些不是一个科学的认识吧？大多数时候会说一些比较夸张的内容。   　　N：就是普通老百姓他能知道世界上有伊拉克这么一个地方，伊拉克现在还打仗呢，谁跟谁。   　　美国人，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有一年我在密西西比大学做访问学者，我们那儿有一个中文老师教他们中文。有一天，他们来个工人，在他办公室门口要钉一个牌子，写“Chinese Instructor”，工人把这个牌子钉上，看了一下，问那个老师说：Chinese是什么呢？我们那个老师跟他说，Chinese是China的语言。他说：China也是一个国家？China在哪儿呢？这就是美国南部那些州里面的普通老百姓。   　　所以我经常说，在中国搞国际问题应该是条件最好了，出来（一件事）大家都关心，媒体也采访。

张爱萍：有的人是绝对不能原谅的

戴按：张爱萍的立场有道理。冤假错案，既有体制原因，也有个人的责任，包括毛泽东。例如刘少奇被打成叛徒、特务、内奸的冤案，毛不可能不知道是冤案。但他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就硬要指鹿为马。光说体制原因，不追究个人责任，永远不可能消灭或减少冤假错案。 （2014-7-16《共识网》，节选自张胜《从战争中走来》 ）         张爱萍，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现代国防科技建设的领导人之一。“文革”中他惨遭迫害，被批斗、囚禁达6年之久。本文是张爱萍父子就“文革”遭遇的对话。   　　我相信，父亲所受的苦难，并不是最骇人听闻的。1974年，我见到罗瑞卿，经过“文革”非人的折磨，他昔日的光彩已荡然无存。我就这个问题请教了这位前公安部长，这种毫无人性的审查的潜规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我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这大概已经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哪个个人了。   　　但父亲似乎不完全认同这样的解释。我们和他谈到这种现象应该归于体制的弊端时，他说：“什么体制？是人！是用人上出了问题！不要一出了问题就全往体制上推，把自己开脱得干干净净！”   　　“文革”中相当的一批专案组，他们不仅不尊重事实，而且还要捏造事实；千方百计地逼迫、诱导证人做出伪证；甚至毫无顾忌地要求像公安局这样的司法专政机关篡改档案，编造历史。即使事实已经证明了被审查的干部没有问题，纯属是冤假错案，也要误导所在单位，继续折磨他们。尤其令人痛心的是，他们不是我们看到的地痞流氓、土匪无赖，而是党的高级干部！他们真的是认为党内混入了许多敌人，还是为了迎合某种政治势力的需要，或是为了个人向上爬的野心，才密谋策划、相互配合，做出如此残忍和下作之事。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人，怀有怎样的企图，我想知道。   　　20世纪80年代中期，原专案办副主任身患绝症，他托人捎话给我，他一生参加革命，只做过这么一件坏事，他对不起老首长，现在将不久于人世，希望首长能原谅过去，他就能瞑目了。人之将亡，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悲！我心中充满了悲凉，郑重地对传话的朋友说，我一定转告父亲。那天父亲在批阅文件，我在他身边静静地坐下。父亲抬起头来，似乎有点惊讶，有事吗？我讲述了这个临亡的人哀婉的请求。   　　沉默，父亲一直凝视着前方空空的墙壁，就这样沉默了很久。最后，父亲转过头来，他说：“不行！这是不能原谅的！”   　　他的态度出乎我的意料，让我震惊、震撼。他补充道：“我绝对不会对这种人说一句原谅的话！这不是我和他个人的问题。绝对不行！”   　　原谅，一个多么高尚伟大的词，但它绝不是廉价的！人生，有可原谅的，也有永远不可原谅的！他不希求头上笼一层圣洁的光环。古代有一种叫狴犴（读bì“ àn）的怪兽，它有一种嗜血的天性，只要闻到人血就会兴奋。世界上确有这样的人。他们的本性就像狴犴一样嗜血，他们像武则天手下的酷吏，当那些被他们折磨的人，出于求生的本能，不得不在他们拟好的假证明上按下手印时，他们会产生一种愉悦，一种满足，他们一定会为他们的成功弹冠相庆的。   　　他们制造冤假错案，就是出于他们嗜血的本性，不管多高官阶，他们永远是一群人渣！   　　又过了10年，在纪念刘少奇的座谈会上，父亲又针对“文革”的话题，旧事重提，语言犀利，愤慨而激昂。果然，在场的有人坐不住了。在一旁看在眼里的方毅说：“爱萍同志讲得好，就是要这样讲！大声地讲，公开地讲！”

李伟东谈：从毛泽东到习近平

戴按：这是高瑜一年多前发表的文章，报道李伟东披露的太子党制定的施政计划。习近平一年多来的作为，似乎印证了该计划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这项的“宏伟计划”到底能否实现？不能说完全没有可能性，但也存在着若干阻碍该计划实施的因素，包括太子党的内讧、官员的抵制、知识分子的反抗、经济发展遭遇瓶颈、民众的对抗，国际的制约因素等。慢慢观察吧。

（作者：高瑜，德国之声，2013-4-27）

 

        曾经对习近平新政抱以“开明专制”期望的政治评论人士李伟东，转变了态度，近期不断批评习近平走保守倒退之路。他的“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百年一个圈”之说，含有政治新意，引发学界的激烈争论。

        今年3月14日，中共红色政权的嫡嗣习近平成为中国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从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宣布建政，迄今64年，这是执政党最忌讳的数字。时年毛泽东56岁，四年之后习近平出生。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接过庞大帝国的习近平，也已步入花甲，两个甲子相遇，将给中国带来什么？
        民间与习近平新政的蜜月期尤其短，以《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为标志是100天。到200天，自由亚洲的时评家未普发表《文革再现，不是危言耸听》。他阅读了北京政治观察家李伟东的微博@冬眠熊7个月的“午夜政治观察”和几个演讲，认为李伟东由谨慎乐观迅速转变为悲观具有警世作用，李伟东提出的“文革会再现”的警告，特别值得关注。
        政治雾霾遭遇思想清流
        当前有一种说法正在北京“公知场”流行，就是新君习近平是被一帮老左包围了，把他绑架了，而且这帮老左背后支持力量是裸退的胡锦涛。胡锦涛最大的红人是令计划，十八大胡锦涛把令计划保下来了。现在团帮的力量，就是通过令计划，背后支持薄熙来；包括掌管中宣部和党校的刘云山，不停用左的意识形态和行动包围习近平，迫使习近平向左转。令计划同时策划了一个“公知小组”，从右的方面对习近平进行夹击。而习近平实际对左派正进行“引蛇出洞“，让他们先闹着，到最后好把他们一网打尽。
        用上述说法作引子，在李伟东赴澳参加＂当代中国转型的实践和理论国际研讨会＂之前，笔者对他做了一次专访。
        李伟东属于一旦遇到搞不明白的问题，就要电话里聊几句的熟朋友。中办9号文件下达之后，他依然是“公知场”思路明畅，新水长流，不可或缺的演说者。但是他最近两个月思想和政治判断的新发展，还是令我吃惊，很多结论都是第一次听说。

         习李体制尚未形成

        李伟东认为目前并没有形成习李体制。习要走的道路实际上是5年以前就达成的共识，既不是胡锦涛逼着他这么做，也不是江泽民逼着他这么做，也不是7个人当中刘云山裹胁他，都不是，是他的主动行动，是深思熟虑后的主动做法。
        5年前，与他在内部达成深度共识的，是今天常委中的两名太子党，就是俞正声和王岐山，在他们之外常委会刘云山等都是跟着吆喝的。五年前究竟达成了什么共识？要从太子党的历史说起。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炮打司令部。那一年有一个深层交易。老邓看江不进行改革，要把他弄下来，出来替江劝老邓的有三个人：陈云，薄一波，然后是李先念。姚依林跟着，王岐山六四也主张镇压。这几个人劝老邓：你一生干掉了一个党主席，两个党的总书记，再二再三不能再干第四个。他们去劝江泽民坚持改革开放，但是劝的过程中跟江有个交易，就是现在我们保着你执政，但是你要保证我们太子党家族（主要是指在北京部长以上级别）一家一个国企，一家一个局长。（笔者插言：最高层家族是部长。）将来要把江山还到红二代手里边，因为陈云同志说了，江山交给自己的子弟才放心。那么，江13年，胡10年，这23年之后就要完成这笔交易，所以在江退胡上的时候，就埋下了这个伏笔，到胡的第二任，就要把太子党当部长的某个人作为接班人。
         2007年，在太子党官僚当中，符合年龄段的，当上部长的就是习近平和薄熙来。这年也是十六大最后一年，做了一个选择，就是选中习，不让薄熙来上，薄熙来也变成政治局委员但是发配出北京。这与老一辈跟薄一波的历史恩怨有很大关系，薄一波后来变得非常霸道。加上薄熙来在大连的作为，包括家庭闹得乌烟瘴气，太子党圈里早就传开。薄熙来为此不服，在重庆“唱红打黑”，闹出后来的薄熙来事件。
        破格提拔达成太子党执政共识
        但是习是怎么上来的？习是破格被提拔的，他从中央委员越过政治局委员，一跃成为中央常委，为什么能这样呢？是因为曾庆红用突然隐退来换他上。他这么一跃，带动李克强也这么跃上来了。你太子党按这种方式，我团派也要按这方式，十七大就成了两个破格提拔，而且胡锦涛本来是想让李克强当一把手的，曾庆红以退为代价换了习近平当第一接班人。
        太子党为什么要下这么大力气？因为那时候他们就达成完整的执政共识。李伟东几年中通过与军政太子党圈子不停的谈话，了解情况，大体上对太子党的执政共识作了以下排列。
        整顿吏治重树新风
        2011年在各种聚会上，太子党频频发出愤怒的声音，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太子党智囊张木生的“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

        李伟东说太子党的第一个共识基于对现实的不满，在他们看来父辈打下的江山已经被包括团帮的行政官僚系统搞的乱七八糟，共产党也被在他们看来是太监、管家、秘书的这类人物，糟蹋的不像话了，贪污腐败非常严重，民众满意度非常低，国际上形象也不好，再这么闹下去就要像苏联一样亡国了。

        由于腐败导致亡国。那么太子党要上台，一定要好好整顿吏治，整顿官僚队伍，重新树立作风。这是第一个共识。
        记取苏联解体教训，拒绝戈尔巴乔夫
        整顿吏治，整顿作风，但是不能像苏联那样整顿，苏联解体的教训一定要记住，不能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对自己的历史搞虚无主义，否定党历史上重大错误，然后把党说的一无是处，再轻易放开言论自由、搞私有化、多党制、选举，就会像苏联那样一夜之间垮台。社科学院李慎明、房宁、程恩福（马列院院长）这些人的说法完全都被听进去。这是第二共识。（笔者：在8.19前后，邓力群就公开反对戈尔巴乔夫，批评苏共改革，大讲苏联亡国教训。）
        一定要重新恢复毛泽东
        太子党的各个家族很多年前已经开始做一件事，彼此私下里谈话、通气、讨论，当成一个重大党的问题来认真研究，首要是刘毛两家（笔者：王光美请毛家女儿吃饭，当时社会不解。）毛把刘邓整了，老邓又把毛弄翻了，你们也就算平了，双方这段恩恩怨怨就过去了。（笔者：其他人就更不算数了。当年“南毛北朱”。中央代表朱理治到了陕北，把刘志丹等都抓起来，当然有习仲勋，坑都挖好了。）是。周志兴在重庆参加小型会议也听薄熙来说过：想来想去党内没有什么正资产，就是毛泽东思想才是正资产，回到毛主席才是正资产。这样认识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认为毛不管犯了多少错误，毛都是精神教父，是领路人。
        领路人可能犯错，但是总体上、指引的总方向是对的，在大战略格局上没有错。毛晚年在自己同志当中大开杀戒，等于犯了古代帝王晚年昏庸的错误。年轻时革命道路的选择，直到打下江山创立国家，都是不能否认的历史功绩。尽管把大家的父亲、母亲都整死了，家家都弄得家破人亡，但是没有毛泽东开创的历史、挣下的这份江山，哪有他们的今天？又哪有他们的未来？后来大家达成的共识是毛泽东是我们祖宗牌位，是精神教父，绝不能倒。要是倒了我们接下来所有的根基都倒了，这是第三个共识。
        一党专政不容清算
        第四个共识与上边的息息相关。毛总体上不能否定，不能走西方的道路，否则一下就垮了，一垮了就会被清算，绝不能容忍清算到来，这应该是第四个共识。（笔者：一党专政绝不能改变，而且要掌握在他们手里。）对，要在太子党手里。
        把毛也树立起来了，也整顿吏治了，怎么再往下走呢？
        接受并坚持“中国模式”
        从北京奥运和西方发生金融危机之后，官方一直鼓吹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经济模式，从江到胡不管治理的怎么样，这个中国模式道路总体是成功的。GDP变成世界第二了，军力也大幅度提高，政府变得全世界第一有钱，这种情况下还能把江山拱手让人吗？
        继续沿着中国模式往下走，这就是自信，就是出路。那么这个出路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设计“两个一百年”目标

        习近平执政十年，要经历一个点，就是从1921到2021，建党一百周年这个点。目标设计是要实现高水平的小康，就是由现在GDP人均6000美元左右达到1万2到1万5，经济总量到时候将接近美国，就是现在水平上翻一番，从五十万亿翻到一百万亿。也就是17、8亿美元，美国现在是23、4亿美元，总量接近了美国，这是2020年的经济目标。
到建国100年的时候，也就是2049年的时候，GDP要超过美国，这个就意味着他们说的“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就实现了。（笔者：他们不需要看到第二个100年目标。）他们只要看的是2020年经济翻一番这个点。2020这个点有什么作用呢？
        要形成一个圈，这个圈叫做从毛泽东到习近平
        李伟东问：第一次听我说这个话吧？（笔者：第一次。）别人也这么说。从毛到习形成一个完整的一百年的一个圈，这一百年只要实现了高水平的小康，达到了民族复兴的初步目标，就可以一俊遮百丑。这一俊遮百丑就不得了了，毛所有犯的罪错都可以说成有益探索，都是在前进道路上走的曲折和弯路，因为不管我们犯了多少错误，带领民族走向复兴，在习近平这个红二代身上实现了，习正好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时候的在任总书记，毛之前的人已经不值得一提了，那就是毛泽东到习近平，共产党合法性由此重新确立起来。（笔者：习之前的邓也抹了。）是，那就把邓变成一个中间过度人物。（笔者：邓大点，江、胡小点，成为一个过度时期。）对。最重要的就是毛泽东到习近平，这才是一百年的圈，他就是要画完这个圈，借着民族复兴一百年这个梦捎带把共产党变成一百年都是光荣正确的，重新树立共产党的合法性。
        为什么说这是太子党接班之前就策划好的，李伟东想起六七年前就拍了一部音乐舞蹈史诗，叫《复兴之路》，这部电影为建党90周年而作，有两个跟习近平密切相关的人，一个是曾庆红的弟弟曾庆淮，出品人；第二个是习近平妻子彭丽媛，是主唱。李伟东认为“中国梦”的思维逻辑那时候就形成了，绝不是习上台之后临时一会左一会右拼凑出来的，这是条深思熟虑的路。
        李伟东认为，这个深思熟虑保证了几个问题：第一，保证了党的传统权威和传统手段，可以适当的遏制腐败，一定程度上恢复民心。第二，可以拿钱向民生方面倾斜，老百姓的怨气也会相对降低。第三，中国道路这种做法，资金宽松有力，可以在很多大型建设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比如说现在“神十”上天、深海探测器下潜、高速铁路，最重要的是外电报道六个，实际上是习执政时要完成三个航母战斗群，这是最重大的军力建设，有这三个战斗群基本上跟中国相关的太平洋、印度洋，还有南海地区就可以守得住了，等于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
        富国再强兵先于富民，习近平要走这么一条路。到这时候就可以说共产党伟大的一百年都是光辉正确的，
        毛120诞辰，习要做什么？
        第八个共识，就是习近平今年一上来，在毛120周年要干事，要把毛泽东封圣，就像基督教封圣一样。目前，舆论已经出来了，刘小枫的“国父论”，公开说了合法性就是江山是我们打出来的，我们管理原来有点不太好，有点探索有点失误，现在我们管理的很好，你还跟我们要什么合法性？什么宪政呀选举呀这些我们都不搞，那些都是邪路，我们就沿着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往下走。国父、强兵然后再富民。李伟东说今年对毛的纪念总体上是一个对毛封圣过程，就是要封成国父。他还和贺卫方打了赌，习近平会进纪念堂。
        正式接受G2格局

         第九个重要共识，是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中美共治的局面，正式接受G2格局。就是不去惹怒也不招惹美国，跟美国保持平衡，为自己赢得和平发展空间，然后逐渐跟美国并驾齐驱，直到习近平执政结束的时候，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没有超过美国也要并驾齐驱。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的百年之路，究竟是一条什么样的路？是李伟东要展开的第二个话题。
 

资中筠：革新中国传统历史观

（共识网2014-07-09发布，来源: 《炎黄春秋》2014年第7期，黑体为原文所有）

 改革开放之初，我首次作为访问学者访美，参加了一次中美历史学者的交流会。有一位美国历史教授讲了一段见闻。他说：问美国学生为什么要学历史，绝大多数的回答就是感兴趣。他问过台湾的学生，得到的回答是，为兴趣而学历史对我们太奢侈，我们是为了救国而学历史；后来他接触到中国大陆的学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竟如出一辙，尽管两岸处于对立状况，各自所谓“救国”的含义可能相反。把学历史和救国联系在一起，令他这个西方人感到十分新鲜。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学习和研究历史可以有如此不同的角度。

 　　最近想到这个问题是由对苏联解体的历史经验的各种看法引起的。

 　　以史为鉴，鉴什么？

 　　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民族颇有几个，好像没有像中国那样特别重视历史文本，对史书赋予如此沉重的使命。最常见的说法是“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这里“替”是关键，为什么不是“兴衰”？就是一个皇朝由盛而衰，最后被下一个朝代给“替换”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所谓一个朝代实际上是一个家族掌权，然后又被另一个家族夺走了，换了姓。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是为了本朝能千秋万代永远继续，避免被别的朝代“替”掉。谁最该吸取这个教训？当然是皇帝和他的家族。他的谋士、帝师的职责就是教给皇帝如何保住这个皇位，老百姓是无权参与，也无能为力的。所以历史首先是写给皇帝看的。中国的二十四史只有第一部《史记》例外，是异类。尽管司马迁本人的职务是史官——太史公，但他著史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不是为了皇朝的延续。他的心胸非常博大，包含整个他目光所及的世界，要找出规律，不是为了汉朝统治能够永远持续。所以他胆子很大，一直写到当代。他是汉武帝时代的人，《武帝本纪》他也写出来了，而且对武帝没什么好话，并非歌功颂德。要是看《史记》的《武帝本纪》，对汉武帝得不出很好的印象。而且《史记》还有点像布罗代尔所提倡的写生活史，给各类人都写列传，包括《游侠列传》、《刺客列传》、《货殖列传》，等等。中国人历来是轻商的，但司马迁给商人也写列传。还有酷吏、廉吏、循吏，都分别列传，按照他自己的评判标准。所以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历史书里的一个异类。是为记录史实，也是寄托他自己的怀抱，不是给皇帝看的。但从此以后，包括《汉书》，历代所谓“正史”，也是官史，基本上是给皇帝看的。

 　   没有列入二十四史，却是最权威、最重要的一部编年通史干脆就叫《资治通鉴》，顾名思义，目的鲜明，是帮助统治者如何巩固统治权的。作者虽然也姓司马，但司马光与司马迁的角度非常不一样，他在《资治通鉴》的最后附有一封给皇帝的信，大意说我所有的精力都已经放到这里边了（按：这部通史写了19年，当然有一些助手，所有助手的名字也在上面，包括校对的、刊印的，但是司马光是主要编撰者），此书是在宋英宗时奉命编写的，完成时已经是宋神宗当政了。他请当朝皇帝好好读一读这部书，并明确提出，每一个朝代的兴衰有什么样的规律，宋朝应如何吸取经验教训，才能持续兴旺下去。说穿了，历史著作的最高目标就是如何使皇朝能够千秋万代永存下去。为达巩固统治的目的，其中有一条就是得民心。所以得民心是手段，不是目的。就是说民众的需求和他们的福祉，是必须要顾及的，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不能不顾及，但这是手段，目标是为了维持王朝。就像唐太宗那句脍炙人口的话：民可以载舟，可以覆舟。民是水，舟是皇权。当然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以民为本的思想，因为水还是最基础的。但归根结底，水的功用是什么呢？是为了承载上面的皇权宝座。能够明白这一点，重视民众这个基础，就算明君了。但后来因为在皇宫里呆久了，皇二代、皇三代以后，连这样的道理都不明白了，习惯于掌握生杀予夺之权，以为自己可以呼风唤雨，为所欲为，一意孤行，结果起了风浪，把船给掀翻了。无论如何，最终着眼点是巩固一家皇权的统治。

 　　对当权者的监督作用

    　 从这一功能派生出来，史书还有一个功能是对当朝统治者起一定的监督和约束作用，这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中国古代史书有一以贯之的价值观，这是从孔子著《春秋》时定下来的。遣词造句都代表着褒贬，叫做“春秋笔法”，所以有“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之说，因为孔子维护的是正统的秩序，不容犯上作乱。例如臣杀君，叫“弑”，君杀臣叫“诛”。前者是大逆不道，后者是罪有应得。

 　   大家应该都知道文天祥的诗：“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就是说春秋时期有两个能坚持原则、坚持说真话的史官，齐国的太史简因为大臣崔杼把齐庄公给杀了，在史书上写：“崔杼弑其君”。崔杼说不能用弑字，他坚持用，就被杀了。那时候职位常是一家继任的。他死后他弟弟接手他的职位，也坚持用弑字，结果也被杀了，另一个弟弟再接替这个工作，照样坚持用“弑”字，也被杀了。三兄弟前赴后继，就为了这一个字。最后崔杼手软了，觉得不能再杀下去，就认了。所以在《春秋》里记载是崔杼弑其君。这件事说明：第一，他们非常在乎用哪个字；第二，当时的人还是有血性的。他们认定的原则，不惜以身殉职。据说另外还有一个别姓的南史氏，听说此事后还准备去接着干，去撞刀口。后来崔杼罢手了，他才没有去。那时候的人确实较真，把坚持他们认定的真理看得比性命还重。我们今天的是非标准和那时不同，看起来很可笑，为了用哪个字而牺牲性命。但他们认为这是原则问题，这是他们的道统。晋国董狐的事迹也差不多，不过没有被杀，就不细说了。通常有“殉国”、“殉职”、“殉道”之说，而写历史成为一桩惨烈的职业，要牺牲性命，“殉史”应该算是中国特色。无论如何，这两位史官为后来写历史的人树立了一个标杆，中国古代修史以此为榜样，坚持写真事，不能为了迎合皇帝的喜好而瞎编，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

 　   其实齐太史记录的是当时眼前发生的事，应属于新闻，而不是历史。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统治者的言行载入史册是给后世看的，关系到身后的名誉。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一般草民不在乎，中国士大夫却很在乎——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当国者更在乎，他们特别在乎自己死后的历史地位，史书上是把他当成明君还是昏君。要想历史把他写得好，就要做得好。做不好，在历史上就会是昏君，亡国之君。所以对于皇帝或统治者来说，史书起到一定的监督的作用，使他们还有所敬畏。

  历史都是史官写的，每一个朝代里都有史官。所以顾准说中国的文化是“史官文化”。也许就是从齐太史之后立下的规矩（我没有考证），君主本人不能看史官如何记载他的言行，这样，史官就可以无顾虑地如实记载，为后世提供真实的史料。这个传统在皇权专制时期能保持近千年，很不简单。到唐太宗自己做了不好的事，怕史官记下来，坚持要看自己的“起居注”，褚遂良等人顶不住，就破了这个规矩。后来隐恶扬善，歌功颂德的就逐渐多起来。不过总的说来，史官还是有一定的独立性，心目中有一个榜样，治史者对后世有一份责任心，对真相心存敬畏，不敢胡编乱造。另外，除了官史之外，还有许多野史、私家编撰的见闻录。例如宋周密撰《齐东野语》的序言说：“国史凡几修，是非凡几易，唯我家历史不可易”，因为官史受当时的政治斗争影响，有私心、有党争，常是以得势者的是非为是非，只有他们家祖辈传下来的实录是可靠的。当然这也只是一家之言。在明清以降大兴文字狱之前，这种民间野史的刻写、流传还有一定的自由度。即使是修官史，主要是写前朝历史，不涉及本朝利害，可以客观一些。其所依据的史料也包括广为搜罗的野史，甚至民间传说。而且史官们特别希望当朝皇帝能吸取经验教训，不能自欺欺人，因此也有写真实的动力。赞扬前朝的开国皇帝，揭露过去亡国之君的弊政，都不会冒犯当今的在位者。所以，为我们留下的二十四史，还有相当可信度。

　　近现代的官史可信度不如古代史

 　　现在写前朝“民国”，一味贬之，不能有褒有贬公正对待，为什么？有几点原因：

 　　1. 过去皇朝更替遵循的是同一道统，是非标准不变，基本制度不变，主要看谁更符合这一标准。而1949年的鼎革，是从理论到制度全盘颠覆。必须把前朝完全否定，才有本朝的合法性；

 　　2. 本朝的开国者与前朝是同一代人，曾经共事，奉同一正朔（孙中山三民主义），也曾互相杀戮，是现世的仇敌。被打倒的既是立国者也是亡国者，而且还未全亡，偏安一隅，还不能完全算作“前朝”。这样，两边的“笔底春秋”完全相反：这边是“革命”，那边是“叛乱”；这边是英雄，那边称“匪首”。更重要是史实的叙述也大相径庭。

 　　3. 古人治史不是为了对民众做宣传。一般改朝换代之前总有一个乱世，人心思定，谁能实现安定，统一天下，就是“奉天承运”，老百姓就拥护。肯定百年前的前朝君主的功绩与现实的民心归附无关，反而能为当前的当政者树立榜样。（但也有例外，就是异族入侵，如元、清，对前朝的说法就诸多忌讳。元朝太短，清朝统治者特别怕汉人不服，怀念前朝，所以清朝文字狱最发达。）而现在的历史与当代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政权的合法性息息相关。加之教育普及，关心国事的民众越来越广，历史的叙述与政治宣传合二为一，不仅对近代史，连古代史都是如此，每一次政治运动就修改一次历史，连对孔子也“是非凡几易”。不仅是笔底褒贬问题，连事实的陈述都须服从当前政治需要，有些真相就必须遮蔽。

　　事实上，辛亥革命后，民国的官史对晚清的说法以及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前各政治派别的褒贬，也有类似的出发点，因而也在不同程度上对史实的叙述和对人物、事件的评价都有偏颇。

 　　4. 古代皇朝兴替，成王败寇，祖辈打江山，子孙坐江山，是公认的，合法的，无须掩饰。而辛亥革命以后，君主制被否定，名义上是民主、共和，不能公然承认江山私有。理论与实践脱节，“道统”与“法统”在逻辑上难以理顺，对相关的历史真相就更有必要掩盖。

 　　5. 现代史官的相对独立性弱于古代。

 　    所以近现代史的官史可信度还不如古代史。不过自改革开放以来，史学有很大进步。真相逐渐透露出来。比如纪念辛亥革命百周年，我认为是很了不起的一件大事。学术界非常活跃，成果累累，出现繁荣景象。这两年民国史以及晚清史的著作很多，从档案中挖掘出很多真相，对史实以及历史人物重新评价，推翻了不少以讹传讹的旧说，澄清谎言，振聋发聩。有许多佳作可以说是继承了中国史学传统中的优良部分。

 　　世界历史进入视野 

   　 自19世纪中叶，中国人开始放眼看世界以来，再讲历史，就不限于中国，而是世界各国的历史了。“以史为鉴”也包括以他国的兴衰为鉴。中国人研究外国历史，最开头的着眼点是：为什么他们能打败我们？这也就是我开头讲的中国学生回答美国教授为什么学历史的问题——是为了救国。不管学中国史还是学外国史都是为了救国，这是当时知识精英的共同情结。但是“他们”为什么强大，就不能以皇朝的兴衰为主线了。因为欧洲从中世纪以后的发展途径，就不是一国一家的王朝兴衰。历史发展是以生产力、思想的进步，和制度的改变为主线的。比如你要学英国历史，你得看13世纪的《大宪章》，有了这个之后，就是克伦威尔革命，以后又有光荣革命，又有工业革命，等等。而不是以斯图亚特王朝或都铎王朝怎么样了为线索。因此我们在学欧洲的历史时，总是要学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革命、科技革命、工业革命，什么时候有了蒸汽机之类。既跨越王朝，也跨越国界。日本“明治维新”是国人耳熟能详的话题。这样，不知不觉引进了另一种历史观。

 　　作为现代人，放眼世界，是否还能立足于朝代的“兴替”？既然号称“共和国”，又以马克思理论为主导，那么，历史观就应以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大众的福祉为标准。评判是非得失有了新的视角。眼睛不是总盯着皇家，而是看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包括用什么器皿，什么时候机械化、电器化了，以及风俗的演变等等。而统治方式、政权的兴替，制度的变迁成为手段。这是倒过来了：不是说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是为了巩固当权者的统治，而是说为了国家繁荣、人民福利、社会进步，什么样的政府和什么样的制度是合适的，不合适就被“替换”。

 　   几年以前，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大国崛起》，曾引起热议。一般观众自然而然会想到“中国崛起”，思考从其他国家的兴衰中看出什么规律。比如纪录片中提到荷兰这个蕞尔小国，却曾经一度因其最自由、最开放，最有创新而领先欧洲，称霸一时；比如德国作为欧洲的后来者，特别重视教育，19世纪德国的教育在欧美国家处于领先地位，德国也以此兴国。实际上是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看历史，这就脱离了帝王家谱的体系，颠覆了为皇朝服务的历史观。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国崛起》这部记录片无形中起了一些突破性的作用。

 　　苏联解体的历史经验

    　 自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来，其原因和经验教训是中国政界、学界戚戚于怀，挥之不去的心结和话题。其原因当然在于“以俄为师”的历史根源，这点众所周知，不必细说。在总结苏俄历史的经验教训的众说纷纭之中，大体上有两种视角：

 　　1. 人类文明史的视角

 　 从这一视角出发，得出的结论是苏联原来的统治制度对人类的两大诉求：生产力的发展和公平正义都无法满足，既无效率，也不公平。反而扼杀了文化底蕴深厚、优秀的俄罗斯民族的创造力，给俄罗斯及其周边的民族带来的是祸多于福，因而难以为继。不论以何种方式，最终必然要抛弃旧的制度，转到人类共同发展的轨道上来。这一转轨可能是和平的，也可能是通过暴力。俄罗斯得以和平迈过这一坎，避免了流血和大规模的破坏，是他们人民的幸运，也说明民众的文明程度。苏联的军队坚持枪口不对内，是文明之师。被谎言屏蔽的历史真相也逐步大白于天下，苏联档案开放成为全世界历史学家的盛宴。方今俄罗斯出版了许多历史书，基本上颠覆了《联共（布）党史》，证明该书大部分是为树立斯大林个人，为其专权辩护的谎言。俄罗斯和前苏联的各民族获得了一次新生。总而言之，这是历史的进步。

 　　2. 沿袭朝代兴替的视角

 　 这一视角奉苏共的统治为“正朔”，以同一政权千秋万代永远持续为理想，是非褒贬以此为准。于是得出的“教训”是：从赫鲁晓夫开始揭露斯大林暴政的真相（尽管只是一小部分）动摇了对斯大林的迷信；戈尔巴乔夫进一步“公开化”、“新思维”，“扰乱”了人心；几千万党员不站出来誓死保卫党权，其原因是信仰不坚定，思想自由化；叶利钦是叛徒；手握重兵的武将按兵不动，不作平叛勤王之举，是懦夫。于是当初自称布尔什维克的一群人通过暴力夺取的“江山”给拱手让出来了。从这一角度出发，吸取的教训就是在思想上要加强控制，而且在必要时不惜用军力保卫已经占有的统治权，在这里，亿万广大百姓的意愿似乎是不存在的，可忽略不计。

 　 其实苏共的政权并没有让给外国，还是原来“苏联”内部的人在统治，叶利钦是俄罗斯人（斯大林还是格鲁吉亚人，而格鲁吉亚独立了，不属于俄罗斯了），何来“亡国”？正如沙皇被革命推翻，不能算俄罗斯“亡国”。所谓“亡党”之说，也不是事实。共产党依然存在，并参政议政，只是由专政党变成在野党，谈不上“亡党”。莫斯科的政体由一党变为多党。当然完全实现民主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一党专政是回不去了。

 　 俄国人自己已经抛弃了过去的制度。他们总结这段历史，著作林林总总，对十月革命本身作彻底检讨的著作也已出版。各种著作对原来的苏共的功过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很少有留恋惋惜过去的政权和制度的。连已经在野的共产党领袖久加诺夫自己总结苏共失败的原因，都说是：“垄断权力、垄断资源、垄断真理”。那么认识到这一点，打破这种垄断当然是进步。为什么我国一些人如此“看兵书落泪，为他人担忧”呢？过去以俄为师，老师自己都意识到那一套行不通，改弦易辙了，其实作为学生，也早已脱离师门自行其是了，为什么二十多年之后，还要替俄罗斯人捡回人家不合脚而扔掉的鞋子，替他们奉前朝为正朔呢？归根结底，最高准则不是社会进步、人民福祉，而是巩固已经夺得的政权。民众的福利是手段，“保江山”才是最高目标。为达此目标可以适当照顾民生，也可以不顾民生，但必然牺牲民权。如果对别国的历史只是学术讨论之争，还则罢了，如果手握重权者以此“教训”为基础，决定治国方略，那合乎逻辑的做法就是文武兼用，为保“江山”不择手段，后果不堪设想！

 　 最近有一位将军声称要“外抗强权，内惩国贼”，引起网上一片哗然。谁是“国贼”？由谁来定？这原是五四运动学生喊出的口号，“国贼”是指当时的最高执政者。因为学生怀疑这个政府要签署危害中国主权的凡尔赛和约。学生手无寸铁，只是喊喊而已。而军队如果这样做，就是军事政变了。如果说“国贼”是指贪官，那应该是法律的事，如果由军队来决定谁算贪官，而且可以派兵来惩治，那是什么景象？今天说是惩治贪官，明天就可以对准任何有不同意见的民众。

　　所谓“欲灭其国，先灭其史”

　　还有一种说法，“欲灭其国，先灭其史”。历史本身客观存在，如何“灭”得了？这里指的不是史实本身，而是历史文本对过去重大事件的说法和解释。更重要的是对史料的取舍。对于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历史的作用之一是讲祖先的功业如何辉煌，引起自豪感，以及要把它延续下去的责任感。近代这句话最适用的时候是日本侵略时期。例如在“九一八”之后，建立“满洲国”，那里的学生学的完全是另一套历史，目的是说明“满洲国”本来就该独立存在的道理，使中国年轻人不了解原来的历史，接受了自己就是满洲国民而不是中华民国国民的说法。那是在侵略者刺刀下的教科书，为的是奴化一国的国民。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灭史”之说可以成立。

 　　苏联的《联共（布）党史》，就是围绕着为斯大林专政的合法性辩护而撰写的。现在已经知道其中谎言甚多，基本上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真正起到了“灭史”的作用。如今揭露了真相，否定了这部著作，就是“灭”了某一个政权所建立起的神话，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蒙蔽历史真相，垄断历史文本，是维持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在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垄断历史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没有必要。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官史”还是定于一尊，但是野史非常发达，许多历史真相都逐步透露出来。前面讲的纪念辛亥革命百周年，民国史大丰收就是例证。这是一大进步！

 　 1951年胡乔木编《中国共产党三十年》，曾经在短时间内为钦定官史。但是经过几次政治运动，又有所变化，后来为进一步神化领袖，“大树特树”，党史也就完全以“路线斗争”为纲，以说明领袖一贯正确。真可谓“国史凡几修，是非凡几易”。1986年胡乔木访美时，自己都认为那本《三十年》不能算学术著作，不同意放入履历中。至今南京二档馆民国史的档案可以开放，而中央档案馆中共的档案是不能开放的。不过近年来出现了许多亲身经历者的回忆录，是野史，很有价值。例如何方老人的《党史笔记》，不能在内地出版，只能在香港出版。于是又有一些以权威自居的“学阀”出来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史学界对某一段历史的不同解释可以不断争论下去，是正常的。随着档案的陆续开放，有些本来“公认”的事实也被否定。这些都应以事实为基础，言之有据。而今披露历史真相的，改变过去偏颇的结论，拨乱反正的，被称为“历史虚无主义”，那是颠倒是非。

 　　不同的历史观归根结底是不同的国家观

　　两种不同的历史观，归根结底是两种不同的国家观，涉及对政府和政党存在的理由的根本认识。百姓是主人，还是在皇恩浩荡下的臣民，各级政府官员是“食君之禄”，还是纳税人养活？这“谁养活谁”是问题的根本。中国由于皇权制度历史悠久，“祖辈打江山，子孙坐江山、保江山”的观念根深蒂固，而对现代民主、共和制的认识历史较短、远未深入普及，却又经历了以人民的名义行高度集权的历史。现在要把观念扭转到以“民”为目的、政权为手段，十分困难，况且涉及如此巨大而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但是中华民族毕竟是要汇入人类文明滚滚向前的洪流的。历史，不论是本国的还是他国的，已不是只写给君主看，而是面向大众的。

 　 培根说：“历史使人聪明”，其前提是写真相的历史。多一些人，早一点清醒地对待历史，明确人民与朝廷哪个是目的，哪个是手段，最终要“保”的是谁，这是百姓祸福、民族兴衰的关键。

 

黄亚生驳李世默：民主终将胜利

（2014 年 07 月 06 日，大纪元时报，编译：海宁）

        李世默（Eric X. Li）是一名上海的风险投资人士，曾在美国受教育的他近年来在西方媒体大肆吹捧中共党国资本主义，认为该制度优于西方民主体制。2012年2月16日，李世默在《纽约时报》撰文声称，若没有中共1989年的血腥屠杀，就没有中国的经济增长。今年7月1日他更在TED全球大会上发言，继续兜售其美国式民主将走向灭亡的观点。麻省理工学院（MIT）经济学教授黄亚生近日在TED网站发表博文，驳斥李论点的误谬。

        黄亚生曾在2011年受邀请在TED大会上分析民主制度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他在TED网站上发表长篇文章，反驳李世默的论点。他指出，如果一个人得了癌症，医生对他说：”你可能死于癌症”或者说”我希望你死于癌症”。这两句话区别极大：第一句话是一种推断，而第二句话表达了一种愿望和偏好。这和马克思与其信徒的做派如出一辙：前者纸上谈兵，而后者则通过权力和暴力来迫使人们执行他们的意志。而李世默对专制统治阶层的主观意志和动机视若无睹。

        黄亚生说，人类已经有几百年的民主历史，并且有几百个国家过渡到民主的经验。当一个国家变得越来越富有时，就会迈向民主。这一点有数据证明。1960年代，全_世界只有大约25%的国家是民主国家，现在的比率则是63%。从独裁转向民主国家的例子远远多于从民主转向独裁国家的。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府学教授裴敏欣曾指出，在人均GDP高于中国的25个专制或半专制国家中，有21个仰赖自然资源为生，但这些是特例。总体而言，国家越富裕，就会越民主。

        现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中没有一个实行一党专制（新加坡也许是个特例）。不管李世默喜不喜欢，这些国家最后都殊途同归。 

    黄亚生认为，李世默似乎觉得民主国家更加腐败，其依据是”透明国际指数”（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index）排行榜。在这个排行中，中共好像比几个民主国家更”透明”。黄亚生说，用透明国际指数来衡量一个建立在不透明基础上的政体极具讽刺性。首先，所谓的透明国际指数是民主的产物。民主国家更透明，数据也更透明。因此，对于专制国家的腐败，我们对民主国家的腐败了解的更多。李世默不断拿中共的腐败与民主国家对比，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一个简单例子就能说明这一点。2010年，两名印度企业家建立了一个网站，称作”我行贿了”（I Paid a Bribe）。这个网站能让印度民众匿名发帖，揭露日常生活中需要行贿的例子。截至2012年8月，该网站一共录得二万宗腐败报告。中国民众试图效仿，建立了类似的两个网站，但立刻就遭到中共的封杀。根据李世默的逻辑，中国的腐败报告数量为零，而印度有二万宗之多，因此印度更腐败。这个结果极其荒谬。

        其次，虽然透明国际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在人民的腐败感受和腐败实例之间，其数据无法反映出最基本的区别。民主制中的善恶都比专制政体中的更透明。我们对印度的腐败了解很多，部分原因是因为印度更加透明，该国公民在挑战和批评政府时无所畏惧，甚至可以在酒店房间中拍下政府官员受贿的过程。最后，政治体制的底层腐败比高层腐败更容易见到。所以透明国际指数也许适合评价印度的警察腐败，但却不能用于衡量中共薄熙来的腐败。以上几点可以解释中印透明国际排行上的区别。

        李世默还经常用透明国际指数指出，印尼、阿根廷和菲律宾都是民主政体，但都因腐败问题臭名昭著。但他却省略了关键的细节。没错，这些国家现在都是民主国家，但是在它们转型为民主国家之前，都曾经历独裁统治。正是这些国家的专制导致了腐败猖獗。批评新民主国家无法在短时间内根除腐败是正当的，但是把腐败的根源和反腐败的艰难混淆在一起实在是本末倒置。

        世界上最恶劣的腐败分子都来自专制国家。根据2004年透明国际的数据，排名前三位的掠夺者分别是苏哈托（印尼）、马科斯（菲律宾）和蒙博托（扎伊尔）。这三个独裁者一共掠夺了500亿美元。民主制对腐败也没有免疫力，但是民主国家的官员无论如何也无法赶上这些独裁者。

        李世默对中共政体坚信不疑。他声称大部分中国民众支持共产党，并援引《金融时报》的数据：93%的中国年轻人对自己的未来感到乐观。为什么不是100%呢？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要求人们给领导人打分就像让他们做只有一个答案的选择题。金正恩在北韩的支持率肯定超过93%。 

        黄亚生本人有在中国做民意调查的丰富经验。他发现，中国的民意调查解读起来非常困难。受试者除了受到的政治压力之外，有时还会猜测问卷调查的”标准答案”，而不是吐露自己的心声。

        李世默很推崇中共的适应和”自我改正”的能力。黄亚生说，按照李的逻辑，前苏联也很有适应和”自我改正”的能力。从古拉格到斯大林的红色恐怖，到集体化、计划经济，再到公开性和改革，然后是私有化、裙带资本主义。然而在过程中，一共有6,200万苏联民众被杀，最后的结局还是崩溃。中共也必然走这条路。

        李世默不停的吹捧中共64年来的一党专制，却对这64年中的血腥细节闭口不提。从1949年到2012年，中共一共有6名最高领导人。这6人之中，两人被突然踢出权力核心（华国锋、胡耀邦），一人在失去权力后被软禁到死（赵紫阳）。两名毛泽东的继承人死于非命，一个在内蒙古坠机身亡（林彪），另一个则被虐待致死，并以假名下葬（刘少奇）。在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几千万人丧生。在明知大跃进运动造成大饥荒后，毛泽东竟然下令加快大跃进的步伐。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李世默眼中的民主制浑身是病：席卷欧美的金融危机、献金政治和腐败。献金政治是美国的一大问题，的确能够使整个体制失效。但是失效的原因正是因为献金政治违反了民主制的原则：一人一票。如果李世默有任何一贯性的话，就应当对献金政治赞赏有加，因为献金政治正在让美国滑向李世默崇拜不已的威权制度。

        金融危机并非是美国和欧洲的专利。许多专制政体都经历过惨烈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比如1997年的印尼和1970-1980年代的很多拉美军政权。某些奉行计划经济的专制国家表面上没有发生过金融危机，比如罗马尼亚和东德。但这是因为它们缺乏发生经融危机的最基本条件，即金融市场。因此，虽然这些国家没有明显的经济周期性，但是却陷于长期经济滞涨。

        李世默声称曾研究过民主制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没有证据支持国家需要为民主制付出经济代价。但在公共服务方面，民主制胜于专制体制。学人雷克（David Lake）和鲍姆（Matthew Baum）的研究指出，民主国家在健康和教育方面的公共服务优于专制国家。这不仅限于老牌民主国家。转型到民主制的国家在公共服务方面会有立即改善，而转型到专制的国家则会退步。

        欧美的经济增长率徘徊在1-2%左右，而中国的增长率在8-9%。李世默把美国和欧洲的的经济增长率归咎于民主制，其实是把成熟经济体基数大凸显出成长率较小的数学效果当成了民主制度压制经济增长的政治后果。发展中国家（包括专制国家）人均GDP低，发展空间大；相比之下，成熟经济体人均GDP高，发展空间自然不是那么大。这就好比一个10多岁的少年发育速度要远高于一个成人。

        李世默从文化角度拒绝民主。他断言，民主对中国文化来说是一种陌生的东西。但是，李世默所从事的风险投资对中国人而言也是一种陌生的概念，但这显然没有阻止李本人从事这一行并从中牟利。就连李世默的洋名”Eric”都是舶来品。反过来说，李世默真的想坚持一切传统吗？难道他想复兴女人裹小脚的传统吗？

        事实是中国人已经接受了很多外国的概念和行为。从文化上反对民主制并不会让中国人同民主绝缘，但却会延迟中国人自己决定民主是好是坏的行动。进一步说，如果中国人拒绝民主，那么中共当局花大力气去抵制民主岂不是多余？难道是有钱没处花了吗？香港的实践表明，中国文化和民主并无任何不兼容之处。香港虽然未能直选，但却有新闻自由和法治，其社会没有发生动乱，也没有进入无政府状态。台湾的民主制生机勃勃，甚至比中国大陆更加珍惜中国文化和传统。

        李世默对于民主制的立场既不连贯，也不合逻辑。黄亚生怀疑，其动机很简单，即他支持中共支持的改革，反对中共不支持的改革。另外，关于民主的争论是件好事，但是要以数据、事实、逻辑和推理为基础。从这个意义上看，李世默连辩论的门都没摸着。即使如此，李世默都应该感谢民主制。因为民主制能让他攻击美国总统而无需害怕。这一点正是民主制的真正优点，是人类发展的源泉。李世默没有胆量、也绝不可能在中国的讲台上公然攻击中共头子。李世默在美国拥有这样的自由，但却不赞成把同样的自由给予其他中国人民。

        民主制并非完美。民主国家不是天堂，但是民主制却能够防止民主国家成为活地狱。学者平克（Steven Pinker）在其著作中说，20世纪极权政体一共造成一亿三千八百万人死亡，其中共产主义应对其中的一亿一千万负责。而民主国家只造成二百万人死亡，大部分来自殖民地的食物短缺和战争中的平民死亡。平克指出，民主国家很难当连环杀手，因为其领导人总是受限于体制的制约。民主制这种保险的作用是民主制优于专制以及其它社会制度的最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