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中国退林还耕的真相是中国粮食产量造假！造假那么多年为什么却在这两三年突然开始重视粮食了呢？

 （品葱，2023-04-28）

       1998年长江洪水后，实施退耕还林（草），当时的一个理由是：粮食总量出现了阶段性、结构性、区域性供过于求，当时中国人均粮食产量约400公斤；到如今中国人均粮食产量达到460公斤，还进口每人100公斤，为什么还总是担心粮食供应安全？

　　今年3月30号，2023年全国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稳粮保供”专项行动在湖南省长沙市举办！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邓小刚出席活动并讲话，指出要坚决扛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打一场稳粮保供的法治漂亮仗。要求抓紧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着力聚焦耕地保护等重点领域，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行为，全力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等。这段话很长放这里精简，其中有4次提到了粮食的重要稳定安全！

　　说到粮食供应安全问题，专家和媒体特别强调人多地少的中国特色。2022年末中国人口为14.1175亿。中国国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实际控制面积只有940万左右）。

　　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47人，约为全球平均水平（60人/平方公里）的2.5倍。人均耕地面积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2，以全球9.3%的耕地养活了全球18.4%的人口！

　　表面上看好像是很了不起，但是实际对比一下印度，会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印度人口已经超过中国，国土面积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粮食总产不及中国一半，人均粮食产量也只是中国的一半，为什么印度不怕被卡脖子？为什么印度还是粮食净出口国？

　　搜狐网上有一篇题为《印度国土面积只有约300万平方千米，为什么能够养活近14亿人口？》的文章称，印度的国土面积约为298万平方千米（实际控制面积317万），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但是为什么印度能够养活近14亿人口这个问题令每一个中国人深思。

　　或许有人会说，印度的耕地比中国多，这个说法属实。但是另一个事实是，印度耕地面积高于中国，但粮食总产量只有中国的45%。

　　印度的耕地面积大约27亿亩，中国的耕地面积20.3077亿亩（第二次国土调查数据）；2020年印度粮食宣布总产量3.03亿吨（谷物），同年中国粮食宣布总产量6.69亿吨（谷物）。2020年印度人均粮食产量231公斤（谷物），同年中国人均粮食产量441公斤（谷物）。对比产粮可是比印度还多出近一倍。

　　2020年印度出口大米接近1300万吨，接近全球大米出口总量的四分之一；印度出口的小麦也多达400万吨；2020年中国进口粮食14,262.1万吨。

　　为什么人均粮食产量只有231公斤的印度还能够出口1700万吨粮食！而人均粮食产量441公斤的中国还需要进口14,262.1万吨粮食（相当于人均100公斤以上）？

　　难道印度政府不用担心粮食供应的安全吗？

　　印度人口与中国相仿、国土面积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粮食总产不及中国一半的印度没有发生过像中国那样的“三年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大面积饿死人的现象，而且一直还是粮食出口国。为什么？

　　印度也有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也有得不到足够食品供应的贫困人口，但是印度宗教团体承担了许多为穷人提供食品和住宿的责任。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到2022年中国粮食总产量已经连续八年超过站稳1.3万亿斤台阶，人均粮食产量460公斤，早已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了。再加上中国每年进口大量粮食，粮食供应（食品供应）是有保障的。

　　这里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土共公布的粮食产量是虚假的。而且与实际的粮食产量相距甚远，甚至还是到了很夸张的程度。

         按照2021年中国粮食产量6.8285亿吨，进口粮食总量1.6453亿吨，等于是8.46亿吨，按照三公斤粮食产一斤猪肉算，2021年中国消耗肉类一亿吨，那么剩下的粮食是5.4738亿吨人均390公斤。  

      这个数据如果是真的，那么粮食根本不需要进口才对，人均消耗粮食390公斤，一个人一天能吃1公斤多的粮食＋4两肉，但是粮食真的需要一个人一天吃2斤粮食+4两肉那么多？？你是饭桶吗？

      还告诉你一个现实，2021年中国的马铃薯、白薯、红薯、芋头及山药等薯类产量是3043.5万吨！按照人均有22公斤左右。

      蔬菜不用说了，人均一天一斤妥妥的。

      水果……　

　 另外一个大家有眼所见的证据，中国近些年农村撂荒的农田太多了，至于山地全抛荒了，前几年每次开车经过高速公路看向周边荒野，大片平原的农田已经是树木杂草灌木都比人还高，从土地湿润和一些翻开的痕迹看，很明显是很肥沃的土地，可惜年轻人都离开了，荒废的农田只能放牛放羊，还时不时能见到几只野猪出没。　

　  而且近年农村自建房、大基建如公路高铁等也占用巨量基本农田，要不然都是种高价值的农作物水果和观赏林木……

　　尤其是各地为房地产开路，很多大城市周边的肥沃良田，现在早已经建起了一栋栋商业住宅。不仅仅是大城市，其他的中小城市也是有样学样。

　　例如某三线小城十二年前，距离城区的郊野还是一大片平原的农田，一眼看不到尽头，现在看过去已经是高楼林立，自媒体用无人机拍摄直呼某地大城市撅起，起的标题非常吸引人眼球，下面评论的人非常骄傲对比上海和深圳，完全吊打香港！

　　仔细看看就会发现都是一栋栋没有什么人买的住宅楼，要不然就是加几栋空置率奇高的写字楼，连小型的工厂一间都没有。这样的地方经济怎么持续？不过这种早已经是全国普遍现象！土地财政毕竟让人沉迷。

　　最重要一点就是，各地农田不断减少，粮食产量反而年年都非常亮眼，数据都不怎么变动，年年高产，不像德国和印度变动非常明显。

　　直到2021年政府开始无声无息的推动水稻上山，退林还耕的情况被大家注意到，很多人才惊觉是不是粮食出现问题了？（水稻上山这些2021年就开始了，今年已经是水稻上山的第三年，动作越来越多，加上因为疫情结束，才被大多数人注意到）

        到了今年不仅仅是成都，很多城市郊区都开始把公园铲平变成农田。（不得不吐槽一下，四川完全就是需要转移支付的省，其成都比支出省的广东广州还漂亮，实在是匪夷所思，而几百亿建成的环成都公园，说铲就铲。）

　　今天百年造林绿化，明天退林还耕，后天……还把曾经属于闲职部门的农管也拉了出来，组建大规模的人手来监管农村种粮。

      那么为什么以前没有重视粮食呢？到了2021年开始突然重视起来粮食了呢？

      攻打台湾或者是外汇储备不够？或还真是为了确保粮食生产安全？

　　2019年7月10日《经济日报》发表题为《我国退耕还林工程总投入超过5000亿元》的报道指出，自1999年启动实施两轮退耕还林工程，20年来，我国已实施退耕还林还草5亿多亩，退耕还林工程总投入超过5000亿元。特别是2014年，国家做出了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的决定。到目前为止，共安排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任务5989.49万亩，其中还林5486.88万亩，还草502.61万亩。

　　退耕还林（草）工程投入已经超过5000亿元，在中国GDP数字上体现的就要超过5000亿元；退林还耕工程，投入也不会少于5000亿元。退耕还林、退林还耕，中国又回到了起点，但是中国的GDP却有了长足的发展。这就是中国GDP高速发展的秘密。

       原文转自某环保人士痛心疾首写的文章，关于他对环保痛心疾首部分内容有所删减和修改。

希拉里·克林顿：共和党的算盘正中习近平和普京下怀

 （纽时，2023年4月25日）

       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以美国的经济和信誉为人质，向白宫提出了赎金要求。麦卡锡威胁说，除非拜登总统同意大幅削减教育、医疗保健、贫困儿童食物援助和其他服务的开支，众议院共和党人将拒绝提高联邦政府的债务上限，而这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危机。

       麦卡锡多次以中国竞争的威胁作为理由。议长是对的，这场辩论对国家安全有重大影响——只是不像他所说的那样。

       随着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野蛮入侵进入第二年，美国与中国的紧张关系继续加剧，从未来的大流行到气候变化等各种全球威胁迫在眉睫，世界正期待美国发挥强大、稳定的领导作用。国会在债务上限问题上的边缘政策向我们的盟友和对手发出了相反的信息：美国是分裂的、不专注的、无法指望的。

       让我们先来破除一个迷思。关于债务上限的讨论不是关于批准新的支出。而是关于国会偿还已有的债务。拒绝还债就像放弃你的抵押贷款，只是前者会产生全球性的后果。由于美国和美元在国际经济中的核心地位，我们的债务违约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危机。

       当共和党人入主白宫时，国会中的共和党人一直投票赞成提高债务上限，几乎没有什么波折——包括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执政期间的三次。但在民主党执政期间，他们不顾违约的危险，把债务上限当作勒索的武器，来换取让步。

       我在2011年债务上限危机期间担任国务卿，因此亲眼目睹了这种从党派出发的装腔作势如何损害了我们国家在全球的信誉。

       我清楚记得，那年7月，我走进香港一间宴会厅，参加当地美国商会组织的会议。当时国会共和党人拒绝提高债务上限，违约的前景日渐逼近。我被来自亚洲各地紧张不安的商人团团围住。他们不停地想问我国内的债务上限争斗，以及这对国际经济意味着什么。美国几十年来保证的地区和全球稳定是他们创建企业和财富的基础。但他们还能信任美国吗？我们真的会引发另一场全球金融危机吗？还有一个没人愿意大声问出来的问题：如果美国摇摇欲坠，中国会不会抓住机会，填补这个真空？

       我试图安抚那些商人，就像那个夏天我和焦虑的各国外交官交谈时一样，自信地承诺国会最终会达成协议。我重复了一句有时被认为出自温斯顿·丘吉尔之口的俏皮话：对美国人可以放心，他们一定会在尝试了其他所有方法之后，最终去做正确的事。私下里，我在祈愿这件事就会这样收场。

       当天晚些时候，我前往中国大陆的一座宅院，与我的对等官员、国务委员戴秉国会晤。多年来，我听戴先生对许多所谓美国的不当行为发表过冗长讲话，他的批评有时尖刻讽刺，但他说这些时通常带着微笑。因此，当他同样把话题转向债务上限时，我并不意外，看到我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显得喜形于色。我没有心情听别人说教。“我们可以用接下来的六个小时讨论中国在国内面临的挑战，”我对戴先生说。

       幸运的是，国会和奥巴马总统最终在陷入财政深渊之前，就提高债务上限达成了协议。但标准普尔指数仍然下跌了17%，消费者和企业信心暴跌，政府的信用评级有史以来第一次被下调。在2013年的另一场危机之后，教训很明显：与劫持人质者谈判，只会让他们觉得更有底气，下次还会这么干。

       快进到十年后，共和党人还在玩同样的游戏。但现在，风险更高了。

       如今，民主和专制之间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关于债务上限的争斗可能破坏美国的信誉和美元的卓越地位，因而对于中国的习近平和俄罗斯的普京来说，可谓正中下怀。

       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取决于我们国内的经济实力。拖欠债务可能会使美国失去700万个工作岗位，并使我们的经济陷入严重衰退。美国将不再是能够超越对手、主导未来产业（如微芯片和清洁能源）和实现军事现代化的“民主武库”，而是变得步履蹒跚。

       即使抛开这种经济惨败不谈，围绕债务上限的边缘政策也是在证明专制者的说法，即美国民主正处于末路，不可信任。

       在国际事务中，信任至关重要。我们经常要求其他国家信任美国。我们的军队将在那里保护盟友，我们的金融体系是安全的，当我们警告中国电信设备有问题或者俄罗斯即将入侵时，我们说的是实话。威胁要打破美国对偿付债务的承诺，就会使所有这些受到质疑。

       当我担任国务卿时，我工作的很大一部分是在小布什政府之后重建对美国的信心。这并不容易。中国高级官员几乎不放过任何机会，声称美国应该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负责，他们喜欢强调我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麻烦。美国越是看起来功能失调或不值得信任，中国的宣传者就越容易诋毁民主，吹嘘自己的威权制度。

       如今，美国的信誉将有助于决定紧张不安的欧洲人是继续与美国站在一起支持乌克兰，还是寻求与一个愈发胆大妄为的俄罗斯和解。它可以决定，亚洲国家是会更多地欢迎美国的军事基地和军队来遏制中国的进犯（就像最近的菲律宾那样），还是屈服于北京的霸凌。

       此外还有更多。在债务上限问题上耍花招会危及美元在全球经济中的卓越地位和美国的权力。

       在世界各地，个人、公司和政府用美元进行国际交易，投资美国国债，依赖美国的银行，因为他们相信美国能够偿还债务，维护法治，保证稳定。美元的中心地位赋予了美国深远的影响力。它使我们能够实施严厉的制裁，就像我在奥巴马政府期间对伊朗谈判的制裁，以及拜登政府用来回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制裁。正因如此，法里德·扎卡里亚最近在《华盛顿邮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宣称“美元是美国的超能力”。

       习近平和普京渴望破坏美元的主导地位，并使美国的制裁失效，这不足为奇。两人最近在莫斯科举行了峰会，普京在会上表示，俄罗斯可能会开始用人民币而不是美元在世界各地销售石油。俄罗斯对中国的石油出口已经在使用人民币结算。两国还在努力建立跨境金融体系，使其能够绕过美国银行，并减持美元储备。

       如果美国国会依然不认真对待违约一事，推翻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地位的呼声将会越来越高——而且不仅仅是在北京和莫斯科。世界各国将开始对冲其赌注。

       讽刺的是，麦卡锡和许多似乎意图通过拒绝偿还我们的债务来破坏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共和党人，同时也将自己定位为“比你更强硬”的对华鹰派。他们夸夸其谈地说要对抗北京，却把一场重大胜利拱手交给中国共产党。

       共和党人应该停止对美国信用的挟持，肩负起他们作为领导人的责任，提高债务上限。

老蛮：清零三年的代价

 （油管：老蛮频道，2023-04-18）

       现在我们要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总结三年清零的代价，并且我们要回答一个关键的问题——为什么在毫不动摇的坚持清零三年之后，到202年12月份，突然就在全国范围内放弃清零，连过渡期都没有，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首先，我们当然要关注财政情况，财政数据当然是最具决定性的数据，我们首先关注全口径财政赤字，也就是公共预算收支赤字+政府性基金收支赤字。

       2019年全口径财政赤字5.53万亿，到2022年，剧增到了8.96万亿，三年的赤字增幅为62%。

       赤字增长六成看起来很吓人是吧？然而问题并不仅于此。2020年全口径财政赤字8.72万亿 2021年情况稍微好一点，下降到5.94万亿，看起来清零好像可以持续下去似的。然而，到了2022年，伴随着各地此起彼伏的封城潮，经济遭遇重创，财政赤字水平再次暴增到8.96万亿的史上最高值，三年下来累计财政赤字23.62万亿。

       而可以对比的是：2000年至2019年的赤字之和也只有21.92万亿。

       区区三年的赤字之和居然超过了此前20年的赤字之和，这是什么概念？

       如此庞大的财政赤字窟窿根本无法填补，于是政府只能被迫发债，没日没夜的发债，无论国债还是地方债，在这三年里面都在剧烈增长。

       先说国债，三年下来累计发行了23.32万亿，扣除其中借新还旧的部分，国债余额从2019年底的15.83万亿，到2022年底暴增为25.19万亿，三年增幅59.1%。记住，这里又是一个六成。

       由地方政府公开发行的地方债，也就是摆在明面上的地方债务，三年累积发了21.29万亿，扣除其中借新还旧部分，地方债余额从21.31万亿增加到35.06万亿，增幅64.5%，这是第三个六成。

       总结起来就是：我国的年度财政赤字规模、国债余额和地方债余额，三年清零下来，全都增加了六成的负担。

       财政负担增加六成，这是我们三年清零的第一个代价。

       然而，区区三年就让财政负担暴增六成，这一定会引发相应的后果，即使短时间内整体上财政还能维持，问题也一定会在某个局部先发作出来，而最先出问题的就是城投债。

       三年清零的第二个代价是城投债市场的整体塌陷。地方政府的清零支出一直是个谜，无休止的全民核酸、隔离酒店和方舱的建设与维持、大范围封控以及物资保供等等等等，总支出金额是谜，资金来源同样讳莫如深。事实上，这笔支出由公共预算资金承担的比例极少，比如广东省公共财政决算报告里体现的一年就700来亿，这当然是不够的。

       大家心知肚明的资金来源其实就是城投债，毕竟城投债虽然表面上是地方政府的平台公司拿来搞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但是只要钱进了城投公司的账，随便拿去干什么，其实都没人管。其他的财政资金，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地方债资金，每一笔都有规定的用途，还会被上级监管部门逐笔溯源检查，而没人管的城投债当然就是最好的清零开支的资金来源。

       然而，地方财政情况早就不堪重负了，在数据上，城投债的净融资额，也就是发行量扣除其中借新还旧的部分后的净增量，2019年为1.23万亿，这算是正常水平，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基准，2020年城投债净融资量暴增到1.95万亿，2021年继续上升2.23万亿的超高规模，这两年合计多出来的一万七千亿，大概就是这两年地方政府投入到清零大业中的支出。然而再到2022年，地方政府就承担不起如此暴增的债务重担了。

       我们必须记住，在城投债如此暴增的同时，另外那一边地方政府债同时也在暴增。

       2022年上半年城投债净融资量9559亿，接近一万亿，看起来还行，大概按这个水平持续下去，一年下来又是2万多亿的水平，但是到了七月份城投债突然暴雷。

       金额156亿的遵义城投债到期无法偿付，并且耍流氓式的提出了展期20年并且前十年只付息不付本的方案，各路金主们在此刻突然就意识到地方政府的债务极限已经到了，于是，整个2022年下半年城投债的净融资规模只有1940亿，较2021年同期的12977亿降幅达到了85.1%。

       再到今年二月份之后，我国开始执行极端宽松的金融政策，按照央行和银保监会的指令，包括银行在内的各路金主理应无使城投债本身的质量好坏，只要发行一律吃进，以此勉力维持经济活力，然而即使这样，今年一季度成投债的净融资量依然只有5052亿，同比2022年一季度的6022亿降幅依然达到16.1%，当然这已经是金融政策极度开放的结果。

       对于央行竭尽全力放水的努力，我们还是要感动并且鼓一下掌的，结果变局马上就来了，4月12日又是贵州政府开始公开摆烂，声称依靠其自身能力已经无法化解债务负担。

       这事实上就意味着城投债已死，有事烧纸，对整个城头债市场的打击是毁灭性的，而对现在的地方政府来说，这只是噩梦的开始，没有了借新还旧的能力，那债应该怎么还？赖掉吗？要知道，绝大部分的城投债乃至是地方债的认购主体都是城商行和农商行所发行的理财产品，这些理财产品的背后其实就是千千万万最普通的家庭，这些钱都是这些普通小老百姓的养老金和救命钱，你地方政府还不起的怎么办？让这千千万万家庭集体抱团饿死吗？那么央行直接印钱来还吗？这不就意味着恶性通胀了吗。

       其实我们说到这里，已经可以清晰的理解清零三年突然结束的原因，无非是到2022年下半年，地方政府财政已经不堪重负，处于全面坍塌的状态，财政无以为继只能随随便便连个招呼都不打，也不提前准备任何退烧药品就直接退出了清零模式。

       然而我们的总结还没有完。

       清零三年的第三个代价，是政府公信力的全面沦陷。

       强行封锁小区消防通道，棒杀宠物猫狗，朝令夕改，早上说不封城，下午就封，踢破门入室消杀，天价隔离酒店，全城饥荒，黑幕重重的保供菜，腐烂的核酸链条，带货的专家，进不去的医院和等死的急诊病人，走不出的机场和高铁站，进不去的校园，回不去的家，禁止农民下地，转运大巴的车祸……到了最后，一夜之间又毫无交代的取消清零，仿佛前面的三年的荒谬绝伦根本就不存在一样。

       老百姓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并且一定会给出群体反应。

       于是年轻人流行我们是最后一代的观念，并且普遍躺平摆烂，中老年人则酷爱刷抖音迷短视频，总结起来就是，全民反智的同时不再相信政府或者专家的任何话语，这就是最大的反噬。

       这一后果将会在接下来迅速体现在经济数据上，体现在复苏力度上，体现在经济政策的落地上，政府彻底丧失了公信力，也就意味着丧失了动员能力，无从激励民心应对接下来的经济威胁，这就是最大的恶果。

       清零三年的第四个代价是生育率的崩塌。

       朝不保夕，对政府和未来同时丧失信任，当然不可能再维持生育率。在酷烈的封控措施之下，年轻一代喊出了属于自己的史诗级的口号——我们就是最后一代，谢谢！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共鸣，所以2019年出生人口还有1468万，2020年1203万，2021年1062万，到2022年只剩下956万，并且肉眼可见的还会继续减少。

       清零三年的第五个代价——使外资企业义无反顾的撤离。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底规模以上外资工业企业的平均用工人数为1714万，到202年底下降到了1567万再到今年二月份继续下降到1472万，三年多下来，外企的工人减少了242万。这些人也没有地方可以去，只能去送快递和开滴滴，将快递行业和网约车行业卷到了吃不饱饭的程度。而伴随着外企撤离的加速，上下游的民营企业也只能无奈关停，一定会有更多的企业员工失业，这些人能去哪里呢？他们在整体上也不再相信政府，并且满心委屈，这必将形成巨大的社会负担，也一定会引发各种恶性社会事件，他们要么伤害自己，要么就伤害他人，而这将会是整个国家的噩梦。

       清零三年的第六个代价则是广大的老百姓在对未来丧失信念后，终于决定不再借债。

       地产泡沫因此轰然破灭，2019年老百姓的新增贷款额7.43万亿，2020年7.86万亿，2021年达到历史峰值7.92万亿。在此之后，地产泡沫就达到了极点，转身轰然破灭。2022年的居民新增贷款规模只有3.83万亿，较此前的规模直接腰斩，占全部新增贷款的比值更是下降到了18.6%，仅仅只相当于2008年金融海啸时期的水平，老百姓不贷款买房带来的第一个影响就是地产商排着队扑街。2022年地产前百强企业里面现金流断裂无法偿付到期债务的家数有近40家，至于中小型地产企业里面现金流已经事实断裂的更是不计其数，他们其实已经都已经事实破产，只不过因为政策管控不许走破产流程罢了。

       地产商群体前赴后继的扑街带来了另一个后续影响——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暴减，2022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66854亿，较2021年的87051亿降幅23.3%，这里尤其需要注意的是，2022年的土地市场里有近两成的成交是地方政府的平台企业入场托市，这部分卖地收入是地方财政左手倒右手，是没有实际的财政意义的。因此2022年的全国土地出让金实际收入其实是接近腰斩的，与地产商的扑接比例是大致相同的。地方财政对土地出让金以及地产行业上缴的税收的依赖程度极高，这里各位必须注意的是地产行业税收，包括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等绝大部分归属于地方财政。根据2020年及此前年份的税务年鉴，我国房地产行业共计的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收，占政府全口径财政收入（公共预算收入+卖地收入）的比值2006年为21.7%，到2019年已经上升到40.3%，如果单看地方财政的收入，比如2019年地方财政的全口径收入205013亿，而地产行业贡献的总收入110700亿，地产行业的财政贡献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值高达54.0%。

       地产行业的贡献值在2022年腰斩，地方财政无论如何都是无法承受的，房地产行业对于地方财政的支撑性意义根本没有其他行业可以替代，现在这根支柱已经坍塌，地方财政因此焦头烂额，城投债在此时又出现了崩塌的问题，净融资能力大幅下降，清零当然也就清不下去了。

       这么说吧，如果房地产市场在2023年不能重新兴旺起来，那么接下来一定会引发进一步的连锁反应，直接击溃地方财政维持平衡的底线，这种后果，根本就是不可能承受的，所以地方政府一定会想尽办法维持房地产市场的热度，在这一点上，地方政府没得选择。

       总结起来，清零三年，政府财政负担增加六成；城投债市场因此率先坍塌；政府公信力全面沦陷；生育率崩塌；外企加速撤离；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即将成为压垮地方财政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一切看起来真的就像是一个只有在最没有逻辑，最扯淡的恐怖电影里才会出现的噩梦，而现在，这个噩梦已经朝这片曾经生机勃勃的土地真实的笼罩下来了。

纽时：新加坡式的威权制度比民主制度更好吗

 （Farah Stockman，2023年4月24日）

       行善的专制制度会比民主制度带来更好的结果吗？自从去年夏天听到受过高等教育的肯尼亚人对我说，民主制度并没有带来他们迫切需要的经济发展以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他们高度称赞现代新加坡的国父李光耀如何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将他贫穷的城邦国家转变为地球上最富有的社会之一。

       想一想，1960年新加坡和牙买加的人均GDP大致相同，都是约425美元（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到2021年，新加坡的人均GDP已上升到72794美元，而牙买加的只有5181美元。难怪李光耀已经成了一名民间英雄。在南非、黎巴嫩和斯里兰卡，不难发现有人祈盼当地也能出个李光耀。

       上个月，拜登总统主持了他的第二次民主峰会，并发表了关于民主与专制之间宏大的全球斗争的演讲。与美国有伙伴关系的新加坡未获与会邀请，在“自由之家”的国家评级中，新加坡被评为“部分自由”。但华盛顿关于民主必要性的谈话要点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一些专制领导人因为他们取得了成效而受到钦佩。

       虽然成熟的民主国家在经济上的整体表现优于专制国家，但少数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增长上——而不是他们自己的瑞士银行账户上——的专制领导人，在发展方面超越了新兴的民主国家，哥伦比亚大学法律与商业荣休教授罗纳德·吉尔森说道，他2011年与人合作发表了论文《经济上行善的独裁者：民主制发展中国家的教训》。奥古斯托·皮诺切特领导下的智利、朴正熙领导下的韩国，以及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都是实现了全面经济转型的典范国家，而脆弱的民主国家在经济上则停滞不前。

       这篇论文的另一作者是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柯蒂斯·米尔豪普特，文章详细阐述了为什么行善的威权主义者更容易将他们的国家融入全球经济。精英们往往抵制会触及他们自身利益的大变革，即使这些变革是对国家有利。专制领导人手中有更多的工具来获得精英的支持。专制领导人的一句话就能让创造就业机会的投资者放心，他们的企业将受到保护，这弥补了法律制度不健全的空缺。在行善的专制制度下，合法性通常不是来自选举，而是来自于展示人民的物质生活得以改善的能力。在民主国家，领导人往往忙于应对政治挑战，无暇制定宏伟的经济计划。他们经常在看到这些计划实现之前就因败选下台。为了赢得选举，政客们做出短期的承诺，比如减税的同时增加福利，从长远来看，这些承诺并不总在经济上是合理的。

       但行善的专制制度也有致命的缺陷。行善的独裁者并不常见。而且也不能保证他们会一直行善，或者他们的继任者会有同样的能力。国家的经济成功转型后，专制制度的优势似乎也将消失。但到那时，高层权力几乎不受制约的制度已经根深蒂固了。

       新加坡就是个例子。据1998年出版的《李光耀治国之钥》(Lee Kuan Yew: The Man and His Ideas)一书记载，李光耀曾声称，人民并不渴望民主。他说，首先也最重要的是，“他们想有房子、有医疗条件、有工作、有学上。”通过将来自西方的亲商政策（可预测的法院、低税收、对腐败零容忍，以及奉行精英领导体制）与来自专制国家的社会主义倾向政策（政府大量参与经济规划、几乎不容忍异见）结合起来的办法，李光耀满足了这些需求。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公屋系统，约80%的新加坡人现在居住其中。民众从政府手里购买可交易的公寓长期租约，用的钱基本上是政府强迫他们储蓄存下的。新加坡也有选举，但控制着大部分媒体和大量赚钱工作机会的执政党自从独立以来一直当政。

       任何去过这个有近600万人口的城邦国家的人都会看到，这里感觉比美国更干净、更安全、更有秩序。新加坡机场同时也是个高端购物中心。公园里鲜花盛开，没有垃圾、扒手或露营的无家可归者，后者已成为美国城市里常见的景象。抢劫如此之罕见——监控又如此之普遍——以至于一些高端酒吧甚至夜里都不锁门。法拉利和兰博基尼到处可见，仿佛“家家有鸡吃”的口号变成了“每个停车位上都是跑车”。

       但现在，在李光耀去世八年后，新加坡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现在管理着这个国家的总理李显龙是李光耀的长子，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父亲留下的政治遗产。新加坡预计将于9月举行总统选举，那主要是个仪式性的职位；议会选举将于2025年举行。总理的潜在继任者已挑好。但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看起来前所未有地脆弱。

       批评人士称，新加坡正变得越来越像一个富豪统治的国家，与李家保持着良好关系的唯唯诺诺者升官发财。在今天的新加坡，叉车操作员能因收受一美元的贿赂而面临牢狱之苦，而据美国司法部调查，新加坡企业集团吉宝的高管们行贿数百万美元却逃脱了惩罚，仅受到“严厉警告”。（新加坡官员称，他们没有足够的证据将此案交由法庭审理。）

       问题在于，这个制度需要像李光耀那样的人担任最高领导人，他严厉但有魅力，正如《新加坡：一部近代史》(Singapore: A Modern History)一书的作者迈克尔·巴尔对我说的。“但如今，拥有那种政治技巧的人无法升到最高位置，因为他会被视为一种威胁，”他说。

       也许新加坡出问题的最明显迹象是，李光耀的二儿子和一个孙子说，他们现在流亡海外，担心如果回国就会被抓起来。

       “我伯父不想在合法性问题上有竞争，”李光耀的孙子李绳武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一边喝茶一边对我这样说。“威权主义制度存在下去靠的不是冒险。如果他们认为我有5%的可能成为他们的麻烦，他们要把这个概率变为零。”

       讽刺的是，现年38岁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李绳武并没有政治野心，他刚刚获得了他所在领域的一项最高荣誉。他说话温和，富有理性，他说自己喜欢在一个没有人会因为他与李光耀的关系而给予特殊待遇的地方做学术研究。在牛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读了十年书后，他已经习惯了某些自由。

       2017年夏天，他回新加坡探望父母时在Facebook的一个私帖下发评论，批评政府用法庭噤声批评者。政府“非常爱打官司，而且有一个顺从的司法系统”，他写道。不久后，他得到消息，自己将因此被起诉。他急忙回到美国。即使特朗普政府对待移民的态度非常糟糕，他当时也对登上美国的土地感到欣慰，他告诉我，因为他知道美国有独立的法官。新加坡法院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判他犯有藐视法庭罪，判处1.5万新加坡元（约合7.6万元人民币）罚款，而且五年内不得竞选国会议员。

       新加坡官员上个月宣布，警方正在对李绳武的父母展开调查，他们被指控操纵当时90岁的李光耀修改遗嘱，并事后在这件事上撒谎。这项指控源于对李光耀故居趋于激化的分歧，李光耀生前多次公开表示，希望死后将他住过的房子拆掉。

       李光耀的二儿子李显扬表示，他一直在努力实现父亲的遗愿，不要围绕着故居搞个人崇拜。但他说，担任总理的哥哥想把这栋房子留作一处国家纪念馆，以巩固他本人的政治合法性。李显扬公开反对兄长而遭到了调查。最终，他和儿子一样逃离了国家。这似乎是从事文化研究的新加坡教授陈思贤所说的“越来越老练的欺凌政治”的一个例子。从本质上讲，这不是一场有关故居或遗嘱的斗争，而是关系到新加坡的未来。

       “新加坡的机构，无论是司法、公务员、军队、高等院校，都逐渐受到扼杀独立思考和挑战的直接控制，”李显扬对我说。他表示，李光耀会征求不同意见，偶尔也会改变想法。“今天，新加坡政府里不再有人会挑战这个制度，会说，‘这是我的观点。我不认为你在做正确的事。’他们的工资太高了。”

       （政府发言人何文欣否认李显扬和李绳武在流亡，称他们旅行持的是新加坡护照，有回国的自由。她还表示，李显龙总理回避了涉及故居的案子。）

       李显扬和儿子李绳武在他们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曾躲避政治，但自从围绕故居的争吵进入公众视野后，两人都对政治反对派表示了同情，用他们的姓给反对派增加了至关重要的合法性。然而，他们帮助反对派的能力遭到了他们所受指控的削弱。这一事件暴露出新加坡的著名体制出现了裂纹。如果连李光耀的儿子和孙子都觉得他们要被迫逃离的话，那么普通人会发生什么呢？

       政治学家并不确定新加坡高度成功的体制是否会在李光耀死后持续下去。在他临终前，就连这位伟人自己也说过，要为他的政党失去权力的那一天做准备。这就是行善的专制制度的问题所在：它们往往会终止。要么它们不再专制——就像韩国和智利发生的那样——要么它们不再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