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A，2023-04-08)
中国没有学术，只有宣传
二零一九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将下属的历史研究所升格为历史研究院——上级单位的名称是院，下级单位的名称也是院，主事者似乎不觉得叠床架屋。不过，更让人莫名惊诧的是历史研究院院长兼党委书记的任命——这两个职位都由正部级的中国社科院党组副书记高翔兼任。
高翔是何许人也？高翔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古代史博士，比起假博士习近平来，确实是历史科班出身的真博士。他在社科院工作多年，一路攀爬到社科院党组成员和副秘书长，于二零一六年出任中共福建省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福建是习近平的老巢，高翔出任此职，必定是受到习近平赏识，先到地方历练，然后再有大用。果然，一年后，高翔调回北京，出任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这个职位无比重要，一方面是控制网路的操盘手，另一方面也是运用网路为“今上”涂脂抹粉的“总化妆师”。又过了一年，高翔回到社科院，先后被任命为社科院党组副书记和历史研究院院长兼党委书记。中共政权没有国史馆的设置，社科院旗下的历史研究院类似古代王朝的国史馆。
历史研究院成立时，习近平发去亲笔贺信，希望“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习近平特别要求，这个新成立的机构集中资源分析研究明、清帝国时期面对西方侵略、殖民，为保护国家利益与主权而采取长时间“闭关锁国”政策的各项优点。把缺点当成优点，是习近平的思维惯性。法国情资数位媒体《情报在线》指出，中国最高智囊机构社会科学院的角色非常特殊，专门为中共的意识形态定调；社科院研究员都必须与共产党高阶公务员保持紧密联系。习近平如此重视历史研究院以及下达具体的研究任务，可看出习近平企图加强对学术界的控制，利用其研究能力为其政策服务。
高翔谨遵谕旨，挂帅主持名为《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探索》的课题研究。在随后发表的论文中指出，明清面对西方殖民势力的步步进逼，两朝统治者从军事、经济、文化等不同层面，採取“自主限关”政策，其动机是维护国土安全、文化安全。过去对“闭关锁国”的全盘否定并不正确，朝廷面对外部侵扰，特别是西方殖民侵略威胁时，採取的防御性自我保护策略是明智之举，“维护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自给自足经济”，且维护了国家安全，值得肯定。
这篇论文引起海内外热议。这是先有结论再找证据的“听将令”式研究。过去三年，习近平实行“内防反弹、内防输入”政策（防疫如是，文化思想亦如是），加上在经济上提出“内循环”，令中国几乎“与世隔绝”。正如一条走红的微博所言，中国人靠二十年前出的书、十年前流行的音乐、五年前拍的旅游照片、去年挣的钱、三个月前封控时买的冻饺子、昨天的核酸检测结果和今天刚出炉的苏联笑话过活。而高翔领衔的研究，不仅为明清“闭关锁国”翻案，更是为现实政治辩护——习近平推动的“新文革”，重要策略就是重新关上国门，享受“自己造成与国际迫使的孤立”。
高翔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以后一定可以获得进一步提升——王沪宁和李书磊就是他的榜样。习近平对高翔的重用，与此前对邱水平的重用一样——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二年出任北大党委书记的邱水平，此前曾任北京市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并兼任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党委书记。特务头子当北大党委书记，在中共建政以来是第一次，从中可见习近平的用人风格。习近平还让在上海实施暴力封城的李强当总理、在北京清理“低端人口”的蔡奇当政治局常委兼中办主任（这种兼职在中共建政以来前所未有），这些人都是鸡鸣狗盗之徒。什么样的主子，重用什么样的奴才。
一个想做学问的人，在中国是很难生存的
社科院没有社会科学，历史研究院没有历史，这就是中国学术界的现状。高翔不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学者，而真正坚持“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学者茅海建，却早早被赶出社科院。这些年来被赶出社科院的还有刘军宁、张博树等第一流学者。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于今为烈。
在近代史研究方面成就卓著的茅海建，曾出版《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等力作。他认为，鸦片战争的爆发并非偶然，清朝体制则早已积重难返，出路则是毋庸置疑的：“鸦片战争的真实意义，告诉中国人的使命：中国必须近代化，顺合世界之潮流。”
茅海建钩沉史料，戳穿谎言，比如一八四一年的第二次定海之战，在许多论著中被大书特书：定海三总兵率孤军五千，奋力抗击英军万余人围攻，血战六天六夜，终因寡不敌众而阵亡。茅海建指出，英军只有四千人，比清军人数少。清军没有血战六天六夜，不到一天时间就溃败了。根据英方记载，整个战斗中，英军并未遇着坚强、有效的抵抗，只付出战死二人、受伤二十七人的微小代价。
茅海建认为，战争的结果是没有多少悬念的。面对一支装备了当时全世界最现代军事技术的舰队，清军仍处于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兼具国防军、内卫部队、警察这三重职能，“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清朝水师算不上是一支正式的海军，大体上相当于海岸警卫队”。反之，英军以其强大的机动性、火力和专业技能，基本上决定了战争中历次战役的时间、地点、规模，沿海各地的清军都只能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清军在人力方面的优势。尽管英国远征军最初的兵力仅为七千人，但总兵力多达八十万人的清军基本分散布防在各地，没有一支可机动作战的部队，也不足以确保在任何一场战役中占据优势。茅海建的结论是：这“不是消除了某些陋习、振作纲纪就能解决问题，不是撤换了某些不力人士、起用一批能人就能解决问题。问题的症结，在于近代化。世界军事史表明，在正规作战中，对近代化的敌人只能用近代化的手段来取胜”。
历史学的使命是追寻和接近真相。但是，一旦发现真相是残酷的、让人难堪的，如同伤疤被揭开会感到巨大疼痛，很多人就不愿直面了，反过来掩盖真相、迫害揭示真相的学者。茅海建的著作出版后，社科院领导非常恼火，将其斥为“汉奸”、“卖国贼”、“西方殖民者的帮凶”，说他“反动透顶”——“羞辱清政府文盲没文化，替英国人喊冤，是不是反动？中国自古以来自有一套外交模式，过不过时，落不落伍，也不能用抬高别人贬低自己的形式讲解吧？”
社科院领导模彷当年在反右运动中实施“引蛇出洞”的“阳谋”的毛泽东，假装说要在社科院为茅海建的著作展开学术讨论会，诱使茅海建在会上发言，然后搜集其言论，罗织成罪证。幸亏茅海建从友人那里得到消息，在会上谨言慎行、沉默是金，这才逃过一劫。随后，他被迫离开社科院，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澳门大学。回顾这段历程，他感慨万千说：“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一个想做学问的人，是很难生存的，但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将学问进行到底’。”他始终相信，“不管世道如何变化，这个国家和里面的人们，毕竟还是需要知识和学问的”。
高翔之流，将学术作为敲门砖，作为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不惜指鹿为马、信口雌黄，虽平步青云、峨冠博带，却应了明末思想家顾炎武的话，“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世衰道微，弃礼义，捐廉耻，非一朝一夕之故”。作为高翔反面的茅海建，虽然一直逃遁到几乎是“海外”的澳门，才能安置一张书桌，但他这样的学者的存在，从另一个方面验证了顾炎武所言不虚：“松柏后凋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彼众昏之日，固未尝无独醒之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