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October 30, 2015

黄纪苏:说说秦晖先生说的那些事儿

(2014-09-01,共识网)

    戴按:此文值得一读。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政治分野中,黄纪苏属于左派,但他是左派阵营中罕见的头脑比较清醒、具有一定学术修养和思想深度、比较尊重事实、比较尊重历史真相的人,此文中有不少真知灼见,然而,正如他所说,他与秦晖的主要分歧,不在事实,而在价值观。他只看见秦晖的价值倾向太强,却没看见自己也有强烈的价值倾向,而且这种倾向影响了他对史实的判断。
    例如,他在分析1949年以后中共建立的身份制时说:毛确为异数,他张飞似地横在军功贵族世袭罔替的长坂坡桥头,硬是把早早就穿上“将校呢”的“红二”轰到了广阔天地。这不是事实。第一,当年军队的“红二”,许多直接参军,另一些在农村混了几天,大多利用家长关系,通过招兵、招工、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等方式回了城。第二,毛泽东对此并无异议,批林批孔时江青兼批走后门,被毛制止。毛还把老婆送进政治局,把侄儿、外侄女提拔到重要职位,他哪里反什么身份制或血统论?

    观察者网编者按:黄纪苏教授评价秦晖教授《南非的启示》一书,一改许多批判家谈论中国问题苦大仇深的修辞风格,汪洋肆虐,笑里藏锋。论及民主好派和民主P派之争,更是令人拍案,顺带探讨对中国国情、历史的认识。谈笑间将“启蒙”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思考迷途暴露出来。黄教授与秦教授这样的左右人士其实共享中国经验。一路走来,黄教授一直淳淳探讨,尊重对方,没有像网络舆论圈里常见的那样撕破脸皮,剑拔弩张。
    有趣的是,两位教授虽然观点不同,左右分明,但从以往的言论来看,黄教授倾听对方的数量明显超越倾听别人,以至于对中国现状的理解可能深受对方引导,无法摆脱对方的理解框架。如果仔细聆听他人,比如一些中国学派的观点,即便对贫富差距等问题的认识可能也会有新的启发。本文对中国现状问题的严重判读几十年如一日,虽然不一定准确,也不失为提醒。本文删节版发表于《天涯》杂志,黄纪苏先生重新修订后授权观察者网发表。

    [共识网摘要]中国和世界的大变局不是哪家哪派所能独力解释了的。未来中国及未来世界的规划图应集各家之长。如果图上尽是“自由大道”、“自由斜街”、“自由角”、“自由纪念碑”、“自由Plaza”,那肯定不妥。都弄成“工农大街”、“五一广场”也早就不行了。

    汉唐阳光出版公司近年出了不少思想性图书,嘉惠士林。前些时他们又寄来秦晖先生撰著的《南非的启示》(以下简称《启示》),这本书我一直在抽空翻阅,还没翻完,书中的主角曼德拉就谢世了。网络上看曼德拉的葬礼,几乎就是达人贵妇的时髦派对。现场一些轻佻的场面配上场外小市民们的七嘴八舌,恍然巴尔扎克小说、印度宝莱坞影片中的光景,让人生出的一种难言的感受。漫长的27年约一万个日日夜夜,曼德拉像一杆黑色的矛斜靠着监狱的白墙,矛头直抵现代社会最不得人心的压迫即种族压迫的肋下。27年后当曼德拉走出牢房,双脚踏进已非20世纪5060年代的那条河流。他因时乘势领导了一次有声有色的“民主转型”兼“民族和解”。看似刀头舔血的惊悚片一转身,成了普天同贺的团圆剧。
            南非之于中国
    这团圆剧又起身前赶往十万八千里外,驰援那里的意识形态战争。十万八千里外的中国,关于民主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的舌剑唇枪扣人心弦。本已溃不成军的“坏党”,居然被发了外气似地越战越勇,“好党”纷纷中弹挂彩。原来,这些年世界各处的民主转型,从乱糟糟的俄罗斯到血淋淋的埃及利比亚,净是令人生畏的实例,即便没有“坏党”添油加醋,公众也会自动形成“一民主就乱套”、“三权分立等于四分五裂”的印象。对于好党的伤病员们,如果说台湾地区的和平“转型”相当于沂蒙解放区的红嫂,那么南非的成功“变轨”就是不远万里的白求恩了。我这样理解《启示》的基本意图,也不知道对不对?
    “大团圆”仅是南非故事的某一幕,接下的一幕没那么美满,历史上屡见不鲜的鼎革后遗症,如辛亥、南北战争后的种种社会乱象,南非也多少经历了。经济低迷、盗贼蜂起、中国商人被绑票撕票的消息不时传来。“坏党”没用“悲剧”这个词儿,但当他们说“这样的民主不搞也罢”时,差不多就这意思。秦晖教授是位严肃的思想者,他为民主包括南非民主辩护的强烈冲动,并没妨碍他正视其黯淡的负面,这是难能可贵的,尤其在今天。在今天中国的公共辩论中,求真讲理混得越来越像成功男士的糟糠原配了。连余光都嫌多余的知识分子,遇上点事就紧急集合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对现当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不是选择性一团漆黑就是选择性一片光明。这还不够,其中不少人还摆出一副既懂政治、又通军事、说话儿就去落草为寇的架势,好像中国真到了大打出手的淮海战役前夜或四·一二当天。于是他们理直气壮地起哄,变本加厉地忽悠,造了谣还要做《谣言颂》。知识和思想在现代政治中的作用,应该是把真相擦得清清楚楚,以便公众做明明白白的抉择,可惜,快被他们揉搓成篝火狐鸣或半夜鸡叫了。
    我没在地图上丈量过,但南非肯定是距离中国最远的国家之一。远没关系,既然都是无毛直立的人类,社会结构就难免相通,历史过程也没准儿相似,对二者进行类比,就不存在“木与夜孰长、智与粟孰多”的问题。不过,人类社会灵动而混沌,变数远多于自然界 ,探寻其中的“规律”,并无十拿九稳的办法,古老的类比也只是勉为其难。这些年,不少论者做古今、中外的类比,逮着一点不及其余,弱得连好点的比喻都比不上 。应该说,《启示》对中、南两国共同点的爬梳对比有一定深度和力度。但也有一些遗憾。作者的价值倾向还是太强了些,这让他轻慢了两国间同样巨大的差异。而南非能否向中国提供称得上“启示”的启示,从南非的过去能否窥见中国的未来,这不光依赖于两国有哪些重要的相同,也受制于两国有哪些重要的不同。
           城乡差别
    《启示》将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黑人/白人,同城乡二元体制下的中国农民/工人划了等号,一并归到“身份社会主义”名下,有道理却不尽然。就效果而言,它们确有相似甚至酷似之处。但从来历上说,二者就不知差哪儿去了。南非的种族隔离制,源自殖民主义的世界秩序,这个用不着多说了。而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在相当程度上是当年现代化赶超战略的产物。城乡二元结构自古就有,近代尤甚,近代工业的兴起使资源、机会等等变本加厉地向城市集中 ,这是一种普遍现象。中国1950年代是加急版的工业化,而且是在计划经济、集权政治的框架内施行,城乡二元体制的出现势有必至。它通过统购统销、工农业剪刀等政策保证了农业向工业的长期输血,同时又用严格的户籍制度截断了乡村向城市的“人往高处走”。这造成城乡之间物质生活上的鲜明反差。记得1970年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清晨社员黑压压一片蹲墙根下由队长派活儿,城里来的学生往旁边一站,真跟白种人来到东非似的。这的确不公平,却又的确跟南非的种隔离制不可同时而语。
    经济上,毛时代的农民无疑处在社会的底端。不过经济并非人生的全部,对于处在温饱线附近偏下的农民,物质生活在他们人生意义的排行榜上首屈一指,但对于高出温饱线之上的其他阶级或人群,就不一定了,他们也许觉得入党入团比什么都重要。在那个时代,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政治地位并不太重叠,比起权、钱、位、色越发圆融无碍的今天,反倒显得多元一些(在“革干”“革军”相当重叠,而对于工、农、知识分子、资本家、自由职业者就谈不上重叠了)。如果说毛时代是“身份制”,那主要也是“阶级制”,自有跨越城乡分野的一面。城里那些被“使用”而不被“信用”人员的收入很可能高过城里城外的很多同胞,但成天提心吊胆的(尤其是运动阶段),幸福指数真不一定比得上掏粪工人或“贫下中农” 。而南非的身份制则是种族制,基本以肤色划线,黑人地位的低下是全方位的。
    毛时代的阶级制包含了两种极易混为一谈的倾向,不可不稍加区分。一方面,当年在升学、分配、入党、提拔等方面讲家庭出身,这的确含有实现1949年社会革命利益再分配、政策上扶助社会底层的意思,和美国在教育、就业上对黑人等弱势群体采取优惠政策(affirmative action)差不多,具有相当的社会正义性。另一方面,“奴隶翻身求解放”后确实出现了用出身、成分等固化新的利益格局、甚至沿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逻辑把中国革命带向封建社会主义的趋势——就像“先军”路线下的朝鲜。因此,从“身份社会主义”角度反思毛时代是有积极意义的。李逵杀进东京做了镇国公后想让儿子李刚接班,说来也是社会的常道。但毛确为异数,他张飞似地横在军功贵族世袭罔替的长坂坡桥头,硬是把早早就穿上“将校呢”的“红二”轰到了广阔天地。古老社会过程的中国革命版,终于在毛的身后,在红三儿们的太庙婚礼、巴黎名媛成年舞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走笔至此,不禁想起多年前写作戏剧《切•格瓦拉》“建设新社会”那幕结尾的一首寓言诗,录其开头的部分:
    从前,有群奴隶砸碎了脚镣
    他们占领了王宫并住在里面
    把老国王和他的人关进监牢
    后来,又有群奴隶砸碎了脚镣
    他们占领了王宫并住在里面
    把新国王和他的人关进监牢
    后来,又有群奴隶砸碎了脚镣……
    阶级制下的工农大众与军功贵族是两类人,代表了中国革命的两种倾向——不过他们合伙欺负1949年后的新弱势群体如“黑五类”也是事实 。毛时代的阶级/利益格局实难一目了然,实在一言难尽。
            城市工人
    改革开放等于把队伍解散了重新集合。城市工人在新长征路上非但没占着好位置,连原来的位置也没保住,1990年代中期至2000年代初,几千万工人黯然下岗。那就像一条大河无语流向黄昏,无声坠入深谷,多少绿水青山的画图、多少鸥翔鱼跃的梦想在怪石巉岩间碎为粉末。河边的知识分子哼着《春江花月夜》仰望星空,谁也没想过将眼前发生的事情丰富丰富他们一版再版的“伤痕文学”或“伤痕史学”。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的敌意与他们对农民的盛意形成有趣的对照 1980年代知识分子出于精英阶级的本能,看农民也极不顺眼,认为他们是中国愚昧落后的社会基础。这些年他们所以又同情起了农民,有的纯属实用主义,觉得农民的贫困可以作为中共的恶政来声讨(一部分精英知识分子对工人也是这路子,从前轰工人下岗是他们,后来哄工人上街又是他们)。有的则是出于价值立场,自由主义这些年经历了一定的平民化或“民粹”化转型,容纳了更多民主社会主义的元素,以秦晖等人的观点较为典型。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将工人划入毛时代的既得利益群体,农民归入受害群体,将他们做二元对立,是自由派知识分子近些年的一个新思路——《启示》也不例外。这个思路确有写真的成分,但那股恨不把农民/工人当奴隶/奴隶主的情绪,就过犹不及了。
    最近,一篇“极左派”的网上热文《论毛泽东时代的“两极分化”——“茅于轼猜想”的破解》真能把“右派”喜成泪人。作者苏拉密先生也是拿城乡差距做惊人之语,说毛时代两极分化已到了“农奴制”的地步。文章技术性不低但严肃性不高,能炫人耳目却经不住推敲。例如,作者完全不顾自然经济的特点,把当年作为农民收入重要组成部分的养猪收益“匡算”为负值,以其对当年饲料的成本核算,毛时代的猪快赶上今天公款吃喝的官员了。再如城市居民的“隐性收入”,作者也是有影没影的一律拿来,就差把农展馆人民大会堂也都算进去了。换标准,改定义,那头一加,这头一减,然后一除,就得出0.7强、接近殷商王墓与其陪葬坑的基尼系数。这些年过头话不绝于耳,好像不危言耸听出门真会遭遇不测似的。照理说,说过头话总要付代价,付的越多说的就越少。可如今的情况是,代价的确居高不下,但不由说的人付,而是由被说的付,由全社会付。
    对于“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国企(包括大集体、街道工厂之类)工人,我是这么看。如果社会确实需要排队的话——人类社会迄今还没不排队过,那么制度的好坏、政策的高下也无非是看它是让哪些人靠前以及靠前了多少。毛时代工人阶级排得靠前一些(远不是最前),我想合理性起码有以下三条。第一,作为现代化主干的工业化是中国的当务之急,这要靠工人——哪位要是用“民以食为天,种粮食比什么都急”来反驳我,我现在就服了。第二,工人收入确比农民高但没高得那么邪乎(官方的“可支配收入”的确嫌窄,但苏拉密的“净收入”也宽得没边了。比较城乡收入,的确应把公费医疗算进去,自来水也不妨,至于城市烧煤块农村烧柴禾之类,合理性就偏低了),工人最高八级,工资也就一百块多点,最低的学徒十几块,平均数也就是苏拉密所说的四五十块吧。毛时代的贫富差距即便真像有些人说的那么大,那主要也不体现在工人和农民之间。第三,凡事相对而言,当年让亿万早出晚归锤子扳子吃苦受累的亿万“官工”及其家人先富个一步半步吃饱穿暖了,与当今让少数暴富群体、食利阶级富可敌国,把同胞甩后面好几个时代,哪个更公正呢?
            农民工
    改革开放三四十年,在社会关系的不少方面都出现了退步。但为数亿农民打开闸门、创造机会,让他们摆脱“土里生、土里长、土里埋”的命运,则无疑是社会进步。农民工从一沉到底的经济地位,做只能向上的社会流动,这支由坚忍支持、被乐观照耀的施工队栉风沐雨,冲寒冒雪,不但给自家盖起了新房,还把整个中国装修了一遍。应该说,这个过程没有遇到多少社会心理上的阻力,这些年“三农”话题在知识界舆论界几乎成了人见人爱的猫星族,其原因我过去做些文化心理的分析 。几年前曾看过一出家政工题材的表演,基本上是套用黄世仁老娘针扎喜儿的传统模式,其实并没多少典型性。城市中产阶级总的说来是善待农民工的,他们从代价不高的善行中收获了不算品质不低的自我道德形象。当然,农民工所以受欢迎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毕竟是进城的农民工而不是入城的农民军,并没有扰动城市基本的阶级结构和利益结构,而是使几乎所有市民受益匪浅:他们廉价的劳动力不但为老总大亨贡献了更多的油水,也让大妈大婶能买到相对便宜的日常消费。不过,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即如农民工本身,盼只盼挣钱回家盖房娶媳妇的“一代农民工”已逐渐淡出;淡入的是心在二环、床在五环、户口却还在八里庄三十里铺的“二代农民工”。富士康十三连跳标志了这一转折。再如进城农民靠起早摸黑在早市、地摊、小店所拼争到的价格优势,曾迫使天客隆、物美、家乐福这些中大型超市喊出“价钱低过早市”的口号,现而今大的商业资本已经通过规模经营、产地直销等方式展现了威力,农民工的比较优势正从价格的低廉收缩到地理的近便,就像蹲我们门口摆摊儿的那对河南夫妇,他们的果蔬比超市便宜不了多少,但你一出门就能把葱姜买回来,连厨房的火都不用关。
    要说农民工光给城市补台而一点不拆台,那也不是事实。首先,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最底层造成不小的冲击:国企工人铁饭碗的被砸不能说跟他们没关;低端服务业,城里人一是吃不了那苦,二是跌不起那份,也都拱手相让了。低端的事情一般不会引人注目。而农民工租住的贫民窟之所以成为话题,是因为它对城市中端人群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对城市高端人群的视觉环境造成污染。那么问题的根源在哪儿呢?在我看,贫民窟的根子在于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贫民窟里住的并不光是农民工,就是农民工不来,下层市民栖居的小胡同大杂院也照样沦落为“城市的疮疤”。关于如何消除这些“疮疤”,曾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思路。第一种是让“原住民”上楼,198090年代不少老旧居民区的改造就是这么做的,基本上是原地上楼或到不远的地方上。第二种是让“原住民”出城。随着这些年房地产成为暴利行业,第二种思路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于是,政府在墙上写“拆”字、开发商派黑社会往院里飞砖头、“原住民”一抵制警棍就来维稳的情况,成为“中国模式”的组成部分 。暂时不拆的由国家负责粉刷院墙、油漆院门。有的老旧简易楼甚至加了“哥特”式尖顶,半夜看还以为到了欧洲呢。至于进城农民,他们和城市贫民实属一根思路上的两个苦瓜,因为他们好多租住大杂院里的小平房。富人看上了穷人脚下的地皮,跟政府一沟通,穷人就都得收拾行李搬家,区别只在:贫民搬出城,农民搬回乡。如果中国真想走出一条优于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道路,那就应该把“政治优势”用对地方,多在缩小贫富差距上发力,沿着前面说的第一种思路,帮穷人往上走,而不是把人家向外赶、往回轰。在这方面,前几年的重庆政府就做得比较好,他们不是让商业楼盘把廉租房挤到城乡结合部,而是让富人与穷人同住一个城市地段,共享那里的商业、教育以及文化资源。总之,我赞同《启示》的价值立场:农民——我再加上底层市民——住贫民窟虽然不如住罗马花园好,但比无立锥之地强。农民工又不是孙悟空,你总不能让人家拉完泔水擦完抽油烟机一个跟斗翻回社会主义新农村、第二天早晨再翻回来接着擦吧?当然,改善农民生活的确不止进城打工一途,应该探讨更多样的方式,中国没有理由不比墨西哥、印度、南非做得更好,而且有些地方也确实找到一些可行的办法。但农业究竟能为多少农村人口提供向上发展的空间,这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总体估计。如果主要还的靠进城务工,那就要解决人家城市化的问题,包括居住、社保、子女就读。
            中国崛起
    《启示》不但将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和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做了连类,还把这边正在进行的同那边曾经发生的经济快速增长比而同之,得出政治集权下的低人权+全球化=中国崛起的结论。这个结论,比思想界以往“左”“右”两边的流行说法都要写真得多。“左”“右”
失真都失在看不见中国的崛起。“左”边根据西方的神马理论坚信中国加入世界资本主义,等于签了卖身契,只能世世代代给西方老板当店小二。他们就忘了“不想当店老板的店小二不是好小二”这类话在中国有多么的励志,忘了契约提前过期的事在这个星球上是多么的频发。相对于“左”的不能看到,“右”是不愿看到,西方相当于他们的白雪公主,让中国黄脸婆赶超了,这在感情上没法接受。因此他们隔三差五就预报中国快要散架,已经“快要”了二十多年了。这两路观点对立而同一,在价值取向上是仇家,在罔顾事实上是亲家。倒是“中国模式”派——好像也叫“中国学派”——看见了中国崛起的事实,这当然是认识上的长处。但也带来问题,有些跟风者头脑一热,就只见崛起不见问题,只保卫祖国不打针喂药。”下焉者围着北京的金山欢蹦乱跳,跟抢包子似的,快赶上马路斜对过儿从前分美钞的场面了。这几年“爱国者”数量激增,对于其中一部分人来说,这片土地上的钱太好骗了,没法不爱。
  “政治集权下的低人权”去掉褒贬后的事实部分,与我党经常夸自己的“政治优势”、屡屡夸人民的“确实太好了”,以及“中国学派”的“举国体制”、“国家能力”、“一次性赋权”之类,说的大体是同一个东西。仅仅把这个东西放进全球化,未必就能有中国崛起,但它无疑是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对于中国崛起的大致因果,我的判断和秦晖、“中国学派”以及我党没什么区别。区别在于价值判断。我自己的价值判断,多年前写作戏剧《我们走在大路上》时有段现成的表达——
        三十年间亿万人民穿越风朝雨夕、水复山重的悲壮行旅,无疑是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在现代资本主义虎狼世界中左突右冲、图存救亡的继续,是一次伟大的行走,成就不可谓不辉煌。而这一路的滚滚埃尘中却又几家梦圆几家梦碎,社会矛盾日深,社会分化日剧,代价又不可谓不惨重。这种双重性或矛盾性是笔者对这段如烟岁月的真切感受,因而也构成了本剧的基本认识脉络以及亦喜亦悲、欲歌还叹的总体氛围。
    说的是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价值纠结矛盾的情形。前三十年取径国家社会主义,后三十年走权力主导的市场化路线,二者既南北殊途,又前接后续,其共同点在于实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近代基本任务。在尚未发生根本性变革的世界丛林或国际阶级体系中,民族主义的“中国崛起”与古往今来的底层翻身别无二致,具有古老的相对正义性。我有点不理解,秦晖先生能理解南非的黑人向白人闹翻身,能理解中国的乡下人向城里人闹翻身,为什么对近代以来备受欺辱的中国向西方闹翻身,就不能给予充分的理解呢?民族主义当然有局限性,但中国的民族主义迄今尚属温和理性,并无过当之处(倒是穿着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外衣的国家主义值得警惕)。且不说以往对侵略的反抗天经地义,即便走到今天,也不过是在一个海关签证都还没废除的世界上追求任何一国人民都追求的共同体正当利益。中国并未出现俄罗斯光头党、德国新纳粹那样的极端人群,像西安流氓砸车打人的情况实不多见,而且马上受到全社会的一致谴责。
    中国崛起当然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严重的社会不公(自由派朋友喜欢叫“低人权”,也行,只要它包括贫富分化——无论是权力还是市场造成的贫富分化)。对此,我的负面感受跟秦晖的应该有不少重叠,但也有一些差异。即如农民工特别是一代农民工的境况,我的观感是两面的:一方面资本不肯多拔一毛以利劳动者(总听到资本家欠薪的报道,也常听到资本家抱怨“利太薄”,真不知道他们的豪宅、游艇、私人飞机是拿什么买的);而政府的心思又全在“招商引资”上 ——听珠三角的朋友讲,台湾老板因受不了那边劳工法对职工宿舍设施、面积等等的苛刻规定,渡海来打听这边的行情,结果发现这边一间职工宿舍能顶那边四五间用。这造成农民工极低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农民工的起点水平更低,所求又不高,只要从家乡走出来,怎么走的都是上坡路,尽管坡度不大 ,这跟劳改犯被枪督着干活还是不一样的。如果没有这种上坡心态,便很难理解“中国制造”从血汗工厂和贫民窟出发,一路的攻城略地、摧枯拉朽。在相当程度上,是坚韧而乐观的亿万农民工肩扛背负着整个民族的命运,从国际经济及等级体制的底部拾阶而上——已将头批中国土豪扛进纽约的新年音乐会了。人类社会过程复杂、关系错综,横看成岭侧成峰,需要多一些视角或坐标,四时景色皆备的中国社会更需如此。对于中国崛起及其评价,起码需要国际竞争、社会公正俩坐标、俩账本吧。
    俩本账当然也要合着看,因为往往有什么样的屋里,就有什么样的屋外。其实我对秦晖中国“劣币”驱逐西方“良币”的观感还是有一些同情的。当看到中国虎妈一个个吊眼金睛、就像兜里揣着专业驯兽师上岗证,当看到中国大妈啸聚国际黄金市场,尤其当看到中国的富豪在极右政策的纵容下黑了无数中国百姓的住房梦又去四处黑世界,心里的感受会很古怪:刚要欣慰中国可太能了,遂又慨叹这世界能变好么?上世纪的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虽然都因先天的缺陷和后天的弊病以失败告终,可它们都曾把旧世界的长夜撕开一角,让四面八方的被剥夺被压迫者见到共同的曙色。而中国近三四十年沿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路线狼奔豕突,固然奔成了万国的老二,但严重的贫富分化也差不多把一个中国腰斩成了两个,贪腐上行下效,副处级的“苍蝇”都已经是百兽之王的饭量了。“大公”含量过低因而缺少理想主义感召力的崛起是脆弱的崛起,别说各国人民箪食壶浆了,就连本国的既得利益者都狡兔三窟,紧着把财富往外顺。中国要想走出亚洲,参与世界的管理和改造,就必须让各国人民在未来新世界里看到更多的公平,而这首先需要在中国实现更多的公平。如果说未来世界格局是“期房”,那么中国内部格局就是“样板房”。中国要想成为强大的国家,还需建设伟大的社会。
    在社会建设方面,中国需要的是继承和引进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创造,而不是维持现状。说到继承,近代大危机中我们为轻装逃命而一股脑扔掉的老物件,如今时移势易,应该捡回来认真盘点。做这项工作,我们得改改自己的一个坏习惯:扔的时候就觉着扔掉了万恶之源,捡的时候又以为捡回了稀世之宝。如今一浪高一浪的保守主义思潮,即显出看中国古代什么都如花似玉的倾向。引进也有同样的问题,在黑市一美元能换十人民币的头些年,性高潮的幸福指数未必能赶上去美国学习七天倒时差五天。而自打中国钱多了,尤其是自打2008年西方钱少了或不值钱了,当年唱“星条旗永不落”陶醉得不省人事的那些人,其中不少又改唱“我只爱北京天安门”了,看西方浑身上下没一处可取。西方因金融危机而“满门抄斩”,中国乘经济崛起而“鸡犬升天”——网上见有同胞用流利的英语向西方听众介绍中国成功的秘诀:中共组织部。古今中外好东西多了,还是唯我所用吧。要敢于是自己,但也没必要非不是别人。再引一段我在《中国不高兴》里说过的现成话:
    西方最近的金融危机,又一次暴露了资本主义和西方文化的深刻弊端。但我们这儿也别趁机把人家什么都否了——他们能领导世界几百年,自有其长处,科学、工业、社会主义、民主,这些都是西方对人类的伟大贡献,是否定不了的。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外一种倾向。
那四样贡献中,科学、工业之类就不说了,单说社会主义吧。社会主义并没合族都搬到中国朝鲜这一带来。西方覆盖广泛的福利国家制度,固然有关上门第三世界人民没份儿的一面,但也有劳动阶级及其同情者在那一方天地不懈斗争(原因当然不一而足,也包括来自“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外部竞争压力)、实现了一些社会主义目标、惠及亿万广众的一面。西方社会(包括日韩台)的社会主义成色远高于打砸抢资本主义的中国,这没什么可争的。他们的好日子、好自然、好人际(当然都是相对而言)应该成为我们下一步追赶的目标 ,这也没什么好辩的。
    需要争辩的是顺利抵达这个目标的路线图。迄今的社会路线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它的确曾为中国崛起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也确曾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拥护,因为当年谁都觉得自己极有可能一马当先,就算明知腿脚不大灵便的也坚信党和政府不会抛下自己不管。所以,198090年代的中国只见撒欢的不见挡道的,自然是高歌猛进。这些年形势发生了逆转:贫富分化格局已定,广大屌丝屁民除了继续到小铺买六合彩,已没多少梦可做了。先富的现在最着急的是怎么让连偷带抢来的财富“神圣不可侵犯”,没有谁还记得“带后富”的话——扒裤子时随口一说的海誓山盟本来也作不了数。社会上一提财产税、遗产税、房产登记这些,达官富豪们就一脸亡党亡国相。穷人也不复一听“改革”就依头顺脑、开门揖盗的从前了。这儿投毒那儿杀人,这儿静坐那儿跳楼,矛盾已激烈到火花四溅的程度。在利益分裂的南墙根儿,多少“和谐”“共识”的努力尸骨枕籍,今年春晚总导演冯小刚也是蛋清蛋黄的流了一地。曾经让那么多人充满豪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路线走到这一步,的确应该退居二线了。
            民主
    《启示》千言万语,其实归根结底就“民主”倆字。民主在中国是个百年老话题,该说的早都说无数遍了。我自己的看法五年前在《中国不高兴》那本书里也说过一些 。当年康生定某人为叛徒好歹还经过相面,而那本书,很多人一听书名作者名就知道是“反民主”“为文革翻案”的,难怪王林之类神功大师在中国总也剪除不完呢。
    回到本文的开头,民主遭坏党诟病的重要一条是不大管用:民主要真那么管用,怎么大的管不住全球金融危机,中的管不住伊拉克血肉纷飞,小的管不住印度奸幼奸婴奸老母牛呢?这个问题其实不是民主的问题,而是那些民主的广告推介词或产品说明书出了问题。民主既非上帝发明,怎么会有点石成金、变人间为天堂的本领?可没办法,中国就是一个妙药仙丹的超级市场,从治阳痿早泄的“一擦就灵”,到治国平天下的“一(承)包就灵”、“一股(份制)就灵”,全都是购销两旺。很多人谈论“民主宪政”时的口气,估计跟当年徐福、卢生等人向秦始皇介绍东海仙山、申报长生不死课题时的口气一模一样。夸大民主的作用,结果只能是让公众失望之余安于现状。人类社会是个变量丰富、关联复杂、因果错综、血肉模糊的有机体,许多事物既无恒形,也无定势,很难有个绝对的说法。市场规律、价格曲线之类是这样,民主也是这样。它有生长的脉络、运行的条件、适用的范围,总之是个挺娇气的东西。邱吉尔说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这是从理论上讲,但落实到实际是好是坏、好到什么程度、坏到什么地步,那可不由邱吉尔、杰斐逊说了算,还要取决于其他诸多因素。例如,在利益过于分裂的社会里,能民主出个什么名堂来,最好别太乐观了。总之,对民主要存一种平常心。原理上,民主的确是迄今最合理的制度,但能不能用好,那要看用的是不是地方,是不是时候,还要看使用者是帮什么人。
    民主有一个好处是比较肯定的,那就是它符合“人”的长期发展趋势。随着人民了解和管理社会的能力不断提高,从为人民当家做主向由人民当家作主的转变就在所难免。如今的老百姓,一个个世事洞明、能言善辩,比大小领导差不到哪儿去,看到国之大事自然嘴痒技痒,不让“妄议”就浑身难受——觉得“不妄议,毋宁死”的都有。也就是说,民主的能力会造就民主的欲求,民主的欲求会化作民主的价值。这个价值,近代以来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即便是不太民主的地方,民主的彩旗缎带也都置办得应有尽有——刚见报载,朝鲜金正恩“被提名”白头山选区的议员代表后,还致信该区群众表示感谢呢。我们每隔几年被拉去“选举”从未听说过的“人民代表”,投票站的大红横幅上也写着“履行公民的神圣权利”。各级人大代表明明是各级领导任命的,干嘛非要弄得跟人民货比三家挑选出来的一样,还白饶上布钱、纸钱、墨钱以及人民的一寸光阴一寸金呢?道理就在于领导内心也觉得人民的代表就该由人民选举 ,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只好内容现实主义、形式理想主义的先这么凑合着吧。人民当家作主并不是人民事事都管,那烦都烦死了,还要国家行政学院、青年政治学院干吗?鱿鱼具体怎么炒还是由大厨掌握,人民只考虑要不要炒大厨的鱿鱼。有些民主国家的大厨,手艺比隔壁的小金师傅真强不到哪儿去,虽然鱿鱼炒得一点也不好吃,但态度和动作的确比小金那样子好看,因为,“那是必须的”。民主不一定好吃(效率),但必须好看(价值)。不民主不一定不好吃,但越来越不好看了。好吃和好看都是人类的需求。一个涉及生存,早在人类穿裤子之前就有了。一个关乎大众的尊严,出现较晚,其成为普遍的价值也就是近一两百年的事——因为在这段时间里日新月异的现代化过程使大众的能力有了长足的进步,长了本事也就有了尊严。《红楼梦》里焦大骂街,请蓉哥之流“还别跟你焦大爷使主子性”,结果被塞了一嘴马粪扔牲口棚里。民主别的功效不太好说,但解决了当权者别使主子性这一“现代性”问题,其功甚伟。好吃和好看二者能兼得当然最好,但有时不能,那就只好根据一个社会的轻重缓急,先顾一个。如果顾了民主,那就得明白:既然厨子都是你挑的,还享受了他们的满脸堆笑,那么,菜炒砸了谁也别赖,端起盘子吃干净完事。当然,有些人不认这个帐,选上了就上台,没选上就上街,你也拿他们没办法。
    时间上,现代民主体制在西方基本定型以来,这个世界又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何让它更切合这个变化了的世界,需要探索实践而不是照本宣科。例如,拉美的“参与式民主”(包括“参与式预算”)就弥补了选票民主的不足;互联网为民主尤其是“直接民主”也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机会。空间上,民主既然是另一方水土的产物,要想在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文明体内安身立命,就少不了做必要的变通。有朋友会说,民主现在连影儿都没有,还是先解决准入再讨论改装吧。其实不耽误,与其热锅上蚂蚁似地等着民主通行证下来,还不如一面等一面平心静气想想,证下来之后,民主如何才能行得通、走得远,别老一遍遍重来。在一个剧变的时代,“名”往往落在“实”的后面老远。因此,更应强调民主的精神实质,而对民主的形式存一种相对开放的态度。这样一种标准和尺度有可能为民主网络到更多的可能性及生长点。当然了,跟民主一点关系也没有的“纵向民主”之类也会跑来报到,非说自己是民主的非婚生子女。探索和实践是一个平淡琐细的日常过程,而人类却是一种喜欢致开幕词、放焰火的社会动物——如今多少老夫老妻都在补拍婚礼照啊。记得在某次会上某位朋友就表示,实在不甘心民主在中国没有一个“标志性时刻”。盼望“标志性时刻”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应当克制,因为把心思都用在“标志”上会失去许多不起眼但真实惠的机遇。我在《中国不高兴》里打过个比方:用存钱罐攒出个民主来,而不是摸六合彩摸出个民主来。存钱罐里的每个钢镚每张毛票都带着你的手泽和体温,因此你更知道怎么珍惜它使用它。而中了巨奖的彩民数了钞票购了宝马进了赌场吸了白粉最后送了医院的,据说有不少——个别人甚至钞票没数完直接就被120拉走了。
        民主的拥护方和不拥护方
    需要对民主的拥护方和不拥护方做点分析。先说不拥护方。之所以不用“反对方”,是考虑到在民主已成为普遍价值观的今天,很难说谁是“民主的反对方”了。官僚阶级尤其是1980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在基本价值层面上大都认同民主,只是由于岗位所系、利益所在,他们在实践层面上往往站在民主的对面。价值观与利益或立场的二元局面,使得整个官僚阶级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官员群体人格上趋于分裂。很多人在“专制体制”内删稿毙稿兢兢业业,该求官求位一丝不苟——办公桌尺寸小点他都不干。但私底下,如饭局上或群邮里,以他们激进的态度和激烈的样子,感觉已不不止是民主斗士,早已就是烈士了。六十岁会是这些人破镜重圆、结束人格分裂的黄道吉日。“退”的那天,他们会把不民主的立场连同单位发的各种学习材料留在办公室桌抽屉里,一手拎着“59大礼包”,一手拎着对民主的价值认同,哼着《时间都去哪儿了》还家或出国,享天伦之乐。
    至于思想舆论界的民主不拥护方,也要有所区分。有些人喜见“举国体制”把中国的国势挺举到这样的高度,生怕红衫军起来把事儿搅黄了。这种基于民族主义的担忧,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有些人不看好民主,是因为贫富分化把中国一分为二,一个中国的脚脖子比另一个中国的腰还粗,他们环顾了前后左右打量一番后发现,这局面虽然是官僚阶级领导出来的,但要想扭转它还只能靠官僚阶级,靠其中“正确路线的代表”。这种趋于国家主义的无奈,虽然看着特别没出息,但也确有可同情之处。中国官僚阶级与他们演化或孵化的资产阶级,二者从联手抢底层到彼此互相抢会是一个自然过程。被抢得两手空空的底层自己没力量,也只能采取傍一个拒一个的策略,不是拿着资产阶级发的热狗可乐去街头当“民主”炮灰,就是加入官僚阶级组织的“爱国”冲锋队去杀敌立功。今天网络上的“带路党”和“五毛党”已经预示了这种未来格局。还有些人,善于弄些让官僚似懂非懂因而喜出望外的理论名词,他们成了权力的镀金车钥匙链,车开到哪儿他们就亮闪闪晃荡到哪儿。比较可怜的是那些没圈上车钥匙的钥匙链,有些文化屌丝饥一餐饱一餐的,真难为他们还能“对民粹主义保持高度的警惕”。最近就遇到这么一位,发明了一套把国家“产权明晰”给党首的理论构想,寻寻觅觅正愁没路子递上去。我真想建议他把一页页白纸黑字叠成飞镖,从红墙外往里扔,效果没准能赶上“远飞的大雁”呢。
    再说拥护方。前面已讲过,在现代化过程中开了眼界、长了本事的人容易亲近民主的价值,会越来越看不惯“公仆”背手特别是挥手的姿势;当然,民主制度下政客们像鸡一样拉选票的样子他们也未必多喜欢,更不要说让自己三天两头上街,用砖头酒瓶子进行“民主协商”了。他们不会觉得民主能根治贪腐,因为好多民主国家都够贪腐的;但他们相信没民主可能会更贪腐,因为中国互联网上的民主监督明白无误地打击了贪腐。这部分规模可观、能量不小的人口 ,大概会倾向于用存钱罐积攒民主,也就是说,方向上未必是一头直奔投票站,速度上也不会是轰隆一声改天换地。他们是民主的主力军。
    还有先锋队,主要由公共知识分子(不限于自由派的“公知”)组成。公共知识分子之所以冲在前面,根本的原因在于言论是他们的生存之道,而这条道儿却被路政部门搞得坑坑洼洼的,经常弄得人一瘸一拐的。其实三四十年来言论逐渐开放,等于这个体制打了三四十年脱敏针,像苏东当年那样舆论骤然放开造成摧毁性震荡的可能性已经非常小了。而现行的舆论管控体制却沿用甚至强化某些你都不知道他究竟图什么的做法。比如说,谁都知道的事、哪儿都在说的话,饭桌上管不着,微信里管不了,就是真到公安部门口说都未必抓进去,很可能也就是轰走“爱哪儿说哪儿说去”,可我们的有关部门却非不让在传统媒体里说。传统媒体本来就是个下坡产业,再这么连推带搡的,感觉快要被迫害致死的广大从业人员能不下班后化作冤魂厉鬼加入互联网上的复仇大军,把“专制集权”埋葬在噩梦中么?集权(或威权)体制在舆论管控上的体制红利早已花光用尽,眼下这一摞摞一叠叠的全是体制代价。不过平心说,由于公共知识分子远高于社会平均值的巨大音量,他们与舆论管控体制的紧张关系会产生夸大效应,如果全社会对民主的实际期待程度只相当于古代闺中的留守女士望尽飞鸿,低头接着纳鞋底子,那么经过了公共知识分子功放器后,给人的感觉就成气喘吁吁的崔莺莺和红娘扛着云梯去接应墙头上的张生了。
    再就是资产阶级,我真不知道他们到底应该归哪边。一般说来,资产阶级对民主是爱不到哪儿去的,否则西方的老板也不会纷纷将厂子迁到中国这种地方;他们对民主也恨不到哪儿去,否则中国的富人不会排着大队办西方的户口。外国资产阶级来,肯定是因为这儿的钱太好来了。中国资产阶级走,多半是因为他们的钱不是好来的。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不但把资产阶级引为民主的天然盟友,还帮他们打造了“民”间企业家受“官”百般欺凌的集体形象——看着真跟烤白薯摆地摊的被城管追得满街奔窜似的。其实不少“民企”老板(我没有整体否定民企的意思,民企为中国发展做出的贡献没人能否定),尤其是有些个头的,要么自己半年前还是官倒,要么老爹老公老丈杆子就是官身。可以说,没有官或所谓“暴君”,就不可能有他们的暴富,在民主法治社会得几代才能积攒成的财富,他们几年甚至几天就到手了。那么,他们中一些人不守着“暴君”继续暴富,却等在签证处门口用脚表决什么呢?这就说到所谓“暴民”了。原来“暴”家祖孙三代是这样一种关系:一代暴君生下二代暴富,二代暴富生下三代暴民。暴民是暴家的孽种,不安全因素:就算你把阳宅修成暗堡,也只能防溜门撬锁,防不了起义造反。再说了,“暴君”眼看“暴民”跟开锅似的,为防止噗锅也要象征性约束一下暴富,不时打打黑什么的。虽然被打的人数不会太多,但符合条件的着实不少,谁知道哪把牌就摸到自己了呢?于是不少警惕性特别高的资产阶级走为上计,告别了“专制”“集权”,走向了“民主”“法治”——搁我也这么说,而不说逃离作案现场。不过有些资产阶级的去国,的确属于有追求而不是犯嘀咕。这些人扛着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斩获的战利品,去投奔水更碧、天更清、人更nice的国度,这和邓文革(后易名“文迪”)女士产下默多老的财产继承人后恋上了腰更细、腿更长、眼神更迷人的布莱尔一样,不说“文明升级”吧,起码也是美学趣味的上档次。不过话说回来,绝大多数资产阶级并不像自由派所期望的那样唱衰中国,他们宁愿跟着“中国学派”唱响中国。当然,他们没闲工夫参加合唱团,他们手上比K歌有意思多得美事——从嫩模歌星到花梨紫檀再到“奥运火炬”两会席位——玩一遍需要两辈子。至于个别公知化的土豪钩以“民主”凿以“宪政”,这跟个别中老年妇女见春风摇动满街的裙衫一时春心荡漾、于是不顾腰围臀围也买上好几件,情况是一样的。我看那些房地产大鳄穿着民主裙衫畅谈“推墙”,纳闷那么精明的生意人怎么会这么不计个人得失呢?还是他们中的冯仑先生懂哲学讲辩证 ,明白裙衫好是好,但也要看谁穿。民主法治社会对富人的征税快赶上打土豪分田地了,这样的裙衫跟囚衣似的不穿也罢。
    还有一类人,很难说他们是民主的拥护派,但确实火急火燎,希望能三更“民主”别拖到五更。民主在他们那里就是关灯,伸手不见五指。多年前有朋自远方来,还带着两位小客人。饭桌上有碟糖果,小客人很讲客气。后来断电了,等灯再亮,一碟糖果只剩了半碟。大人哄堂大笑,俩小人儿捂着衣兜哭得呜呜的,都说是对方拿了。我说的这类人,“民主转型”他们其实只要其中的“转”字,也就是灯灭的那段时间。等灯亮了,等别人的财产已趁乱揣进自己腰包,他们很可能会力主维稳,搞帝制的心都有——逆取顺守,历来如此,今后也别指望会绝迹。不过,关了灯也有可能让别人得手,这样的“民主”他们早就开始预防了。多年前,我曾给这类人的民主起过个名字,叫“裤腰民主”,即不能小于二尺三,否则他们进不来;又不能大二尺四,因为那样把穷光蛋也放进来,就成“多数人的暴政”了
“宪政”就是他们为民主裤腰带扎的两个眼儿。“革命”“改良”什么的,他们也都设了密码。
            自由主义的短长
    在《南非的启示》中,秦晖先生有个感慨:自由主义的目标是一个人人可以利己的社会,但要抵达这样的社会,先头部队还真得有点利他精神。自由主义对个人权利的伸张,实乃现代社会的应有之义;其对集体权力特别是政府权力的批判,虽有片面性 ,亦属目前中国的切实之需。中国的政治体制来自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并有所变异,曾经在挽救中国于危亡的中国革命及建设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功不可没。但它过分依赖国家权力、忽视个人权益的弊病也迅速发展为痼疾,教训已足够沉痛了。改革开放以来,这个体制通过与资本的野合,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同时也形成两极分化的社会僵局和权力不能开放的政治死结。对于膨胀的国家权力,自由主义的固守个人权利,有益于群己关系的合理平衡。不过,自由主义属于持其一端、有独到亦有不到而非面面俱到的“主义”,容易以一种过犹不及取代另一种过犹不及,使群己关系陷于另一种失衡(自由主义通过提倡个人权利、多元文化促成了或正在促成不少社会自由。其中一些,包括同性恋、看黄片、玩3P之类,其实只要控制一下音量,并不对社会其他成员的自由构成伤害,应该为一个现代文明社会所能接纳)。近些年,对于自由主义的监督政府权力,我一直持肯定态度,但对其间的一些难看之行、不堪之状也每每提出批评:怎么还没上台就一身快要下台时的毛病呢。一些自由派大V一味自顾自,不但侵害了他人的权力和公众的利益,也累及自由主义的声誉。也许私下里他们未必真那样,只是为了现身说法、示范教学,才每高呼一声“自由民主”便做好几组脏、乱、差的造型。例如,“欠读者一个读懂中国”的南方报系,其麾下的名记者一见神7飞船有男有女便想入非非,把净是精密仪器的中国太空舱“读”成了薛蛮子出事的那类场所。他们的言论普通人读了要不对秦始皇顿生“同情式理解”,那就不是普通人了。虽说流氓混混不分“左”
“右”哪边都有,自由主义者中也不乏贤良端正、为民请命的君子,但“自由”的旌旗下少着一层对自我的约束,“真小人”在这儿会更觉得理直气壮,也是明摆着的事实。自由主义有其长处,也有短板,精神文化、社会平等、公共利益、世界竞争等方面的理论或实践都有明显的缺憾。近年来一些自由派学人纷纷向哈耶克请假外出,跟耶稣、孔丘、甚至卡尔联络沟通,可以理解为自由主义克服自身局限的扩容行为 ,不但值得肯定,还值得“左派”参考。今天的一些“左派”,除了随时为当权者维(名誉)权、定期祭扫革命祖坟、详尽统计领导人讲话中“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出现的频次之外,已没其他正经事儿可干了。对于他们,中国舌苔、小便什么颜色已不重要,只要中国的唇膏保持红色——最好火红,起码大红——就行。其实领导人给中国用哪色唇膏他们管不了也不敢管。但他们监管起平头百姓却极有力度。我有回对毛主席的评论颜色未能达标,马上就有小黄脸儿一绷,血口子一咧,封我为“汉奸卖国贼”。
    中国和世界的大变局不是哪家哪派所能独力解释了的。未来中国及未来世界的规划图应集各家之长。如果图上尽是“自由大道”、“自由斜街”、“自由角”、“自由纪念碑”、
“自由Plaza”,那肯定不妥。都弄成“工农大街”、“五一广场”也早就不行了。“厚德堂”“慎独阁”“阙里人家”之类看着倒是古色古香,可真的也不能太多,时代毕竟是变了。
    (写于2014年春,刊载于《天涯》2014年期时做了删节。)
注:
1 近代“科学主义”风气之下,有些兴趣广泛的理工科学生以研究珊瑚虫、火成岩的训练来研究贼头贼脑的活人,真不知道他们怎么会有那么强的优越感。
2 作为修辞的比喻和作为推理的类比有所交集,这大概是文学与学术甚至“科学”的结合部。所谓“大胆设想,小心求证”有时会是一个始于比喻、成于类比的过程。比喻的所比之物要隔得越远越好,类比的所比之点要找的越多越好。
3 农民由于生活水平长期低下,社会地位也高不到哪儿去。城里光棍不到走投无路,是不会说农村媳妇的,偶尔有城里姑娘嫁到农村,听着跟昭君出塞差不多。
4 文革初对“黑五类”野蛮施暴,军队子弟固然一马当先,可工农子弟有机会也没袖手旁观。现在流行“两种文革”的观点,有一定道理,但说中央文革反对打黑五类实在是想当然了。6661日《人民日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出自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之手;81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告中呼吁“破四旧”,也不可能不是中央文革的意思。将早已被打翻在地的“黑五类”“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对此中央文革只会乐观其成,只是希望这一脚别耽误了向当权派夺权的首要任务罢了。毛也是这样。对于毛,文革的主要矛头无疑是官僚集团,据说四清时有人建议毛接着整地富,毛回答这些人土改时不是已经整过了么;但1949年革命所推翻的阶级“人还在,心不死”之类话他也没少讲。因此,文革中顺便“动一动”这些人,也不能说就不在他的思路(见吴德回忆录)。6689月间无辜打死那么多人,固然有“群众运动”的一面,但无论作为“伟大导师”还是“伟大统帅”的毛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5 这其中的原因,我在《关于中国工人阶级的观感和思考》一文中做过些分析,网上可以搜到。
6 同注5
7 当然,也要看到另一种倾向,即打着“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旗号满天要价,只认个人利益不管公共利益。社会公正或“天道”在于奖勤罚懒,中国改革失去正义性的标志就是各种食利阶级的出现——从吃爹的富二代,到吃房租的市民(有的人五六套房子出租,从此游手好闲),从吃年轻助手的“首席专家”,到吃无名枪手的文学大腕。中国社会从1980年代、1990年代人人努力、个个奋斗的资本主义向封建主义的堕落已成加速趋势。
8 劳动法不出台于劳动者不利,出台了据说还是不利。
9 五六年前我在嵊州小溪村,那里的农民种地的收入一年不到一千块钱,而外出打工,则一月一千五,差距不可谓小。又,近十年前在《天涯》上读到葬身火海女工的日记,工作环境之差、薪酬之低都在发达国家人民的理解力之外,但她们信誓旦旦,决不回到家乡。
10 随便举两个例子。欧洲对企业进行道德评级并与市场销售挂钩的做法,就值得我们学习。再如西方国家普遍立法,禁止就业中的性别歧视。而中国不少民企却要求女性求职者提供“生活照”,我见过几份求职简历附带的生活照,跟求婚照差不多。国营企事业好一些,但这些年尤其是地方政府部门提拔的美女干部眼见着越来越多,被歧视的不但是相貌平平女,也包括同等水平男了。
11 我未曾核对编辑对原稿有多少删节,建议感兴趣的读者参阅本人大旗网博客,地址是http://blog.voc.com.cn/blog_showone_type_blog_id_547241_p_1.html
12 一个更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前任国家领导人在日本访问一所小学时,回答小学生为什么要当国家主席时讲的话:不是我要当,是人民选我当。这明显不同于官方的“制度自信”,按照制度自信,大概应该这样回答:不是我要当,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这副重担放在了我的肩上。在私下场合,我还没见过一个官员真有制度自信的,虽然因为利益在焉,他们大都想维护这个制度。
13 在国家统计局网站浏览了一下高等教育的毕业生规模,从2001年到2012十二年间“普通本、专科毕业生”人数就已达到四五千万。“普通本、专科毕业生”当然不会都接受民主价值,但接受民主价值的也不会限于这个人群。
14 冯仑文章《富人的财富早晚是大家的,不必仇富》,
http://business.sohu.com/20120105/n331254101.shtml
15 例如资本及市场对个人权益的压迫,他们就懒得关注(一些针对资本的维权活动,得到了自由派知识分子支持,但仔细说,他们支持的主要是维权活动的副产品,即让政府头疼。只让资本家头疼的《劳动法》,他们就不大支持了);另外对政府权力的警惕也常常过度化为对正当民族及国家利益的无视。

16 例如,自由主义弘扬的个人权利,这二三十年有一个扩大的趋势。原来只限于“自由知识分子”的言论权,后来延展到为民企老板维权,到了以秦晖等人为代表的左翼自由主义这儿又扩大到了普通民众的维权如贫民窟、养老等。相对于守着哈耶克成天跟老百姓过不去的精英自由主义,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

Wednesday, October 28, 2015

俞可平:邓小平与中国政治的进步

2015-10-29共识网)

  戴按:据毛左派重要人物日前透露,俞可平最近已辞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职务,估计他应该是在党内毛左派压力下被迫辞职的。中共是否存在某个劣币驱逐良币的机制?

  本文原载《邓小平研究》2015年创刊号,原文标题为《略论邓小平与中国政治的进步》,经作者授权发表
  【摘要】本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邓小平对中国政治进步的重大贡献:一、真正的改革,必须解放思想;二、不彻底否定“文革”,就不能实行改革开放;三、个人专权和崇拜,会给国家带来灾难;四、推进民主和法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五、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作者认为,一方面,邓小平为推进中国政治的进步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他还曾设想到21世纪中叶,中国大陆“可以实行普选”;另一方面,邓小平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还有许多没有完成的重大任务,他对中国政治发展的长远战略也缺乏系统的思考,完成邓小平未竟的政治改革事业,是他的后继者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中国社会的整体变革过程,是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进步在内的社会整体进步过程。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我们已经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观察它对中国历史进程,甚至对世界历史进程的深远意义。
  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看,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现代化的新阶段,即从先前的工业化转变为整个社会的现代化;从民族复兴的角度看,它导致了中国的迅速崛起,使中国再次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强国;从社会主义发展史看,它创造了社会主义在当代的新形式,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然,改革开放不是邓小平一个人的事业,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全体中国人民参与的民族进步事业。但邓小平是改革开放大业的原创者、领导者和设计者,他的思想、决策和行为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正如习近平同志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的座谈会上指出,邓小平对党和人民的贡献,是历史性的,也是世界性的。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不仅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而且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进程。“正是由于有邓小平同志大力倡导和全力推进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欣欣向荣,中国人民才能过上小康生活,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以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评价邓小平的改革,首先就会想到改革导致了中国的巨大经济进步。邓小平重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重大作用,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极大地释放了社会生产力,使中国经济得以长时期的迅速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年均GDP增速连续超过30年的奇迹,使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异军突起,中华民族再次踏上了伟大复兴的征程。然而,邓小平对中国社会进步的贡献,远不止经济改革。
  在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尤其密不可分。政治改革通常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没有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不可能有任何重大的突破。正如邓小平自己所说: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不仅如此,政治一旦倒退,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就甚至也无法得到保障。所以,邓小平发动的改革不仅是一场经济改革,也是一场政治改革;邓小平不仅对中国的经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对中国的政治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概括地说,邓小平推动的重要政治改革包括:倡导解放思想、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强调民主法制、反对个人专权和个人崇拜、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以及把和平与发展当作时代主题、推行一国两制、将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等等。这些政治改革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和政治文化传统,是邓小平对中国政治进步的重大贡献,也应当成为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宝贵遗产,值得后继者们牢牢铭记。
  一、真正的改革,必须解放思想
  思想观念决定着人们的所作所为,有什么样的观念,就会导致什么样的行动。在我国,观念对行为的制约作用尤其重大,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政治学意义上的所谓合法性问题,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尤为突出。什么事都得有个说法,要对现状有所改变,那就更得有个说法。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重视意识形态的政党在世界上并不多,但这恰恰符合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所以,外国人很难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居然肇源于1978年开始的一场“真理标准大讨论”。
  邓小平深刻地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共自身的特性,特别强调解放思想和转变观念的重要性。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本着对思想解放极端重要性的深刻认识,邓小平亲自领导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在他看来,“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正是通过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使全党从教条马克思主义和和"两个凡是"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恢复和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什么叫解放思想?邓小平回答说:“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还说:“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解放思想”。换言之,解放思想就是根据发展变化了的实际,提出新的思想观念,用以取代旧的观念,指导新的实践。新观念取代旧观念是一个充满斗争和艰难的过程,有时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解放思想,实质上也是冲突旧观念的束缚,进行自由的思考。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解放思想就是自由地进行思想。反过来说,思想解放就是思想自由。因此,"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不发扬民主,就可能有真正的思想解放。
  当然,解放思想或自由思想,绝不是无的放矢地胡思乱想。而是从实际出发,根据社会发展规律,进行独立自由地思考,提出与社会进步方向相一致的新观点新理论。解放思想之所以对改革如此重要,是因为真正的改革必定要冲破现存的制度和思想桎梏,提出新的政策,建立新的制度,这就必然要有新理论新思想。从古今中外的历史来看,大凡真正伟大的改革,无一不从解放思想开始。
  在邓小平看来,对于在中国推行并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解放思想“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他多次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所以,“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完全可以说,就是一个新旧观念交替的过程,是新的社会主义观念战胜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过程。
  对比一下改革开放前后我们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例如从强调“计划经济”到强调“市场经济”,从强调“阶级斗争”到强调“和谐社会”;从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到强调“人民民主” ;从强调政治运动到强调依法治国;就可以明白,邓小平思想解放的力度有多大。禁锢思想,不可能有任何意义的真正改革。没有思想的解放,就不可能发展社会主义,也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解放思想,才能有伟大的改革开放。这是邓小平对当代中国政治进步的首要贡献。
  二、不彻底否定“文革”,就没有改革开放
  邓小平扭转中国历史进程的首要举措,就是彻底否定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清楚地知道,中国未来的发展和改革都绕不开对“文化大革命”的评判,不彻底否定“文革”,就不可能有中国未来的改革与发展。虽然邓小平对文革的本质和危害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渐深休的过程,而且他对文革的处理非常讲究政治策略,但邓小平对文革的态度非常明确,这就是坚决、彻底地否定文化大革命。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认识到彻底文革的时机已经到来。1980年,他在会见日本公明党领导时说:“现在大体可以说,‘文化大革命’肯定是个错误,因为‘文化大革命’确实没有给我们带来好外”。1981年他在会见金日成时说:“‘文化大革命’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不正确的”。邓小平对“文革”的彻底否定,集中体现在他亲自主导和审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
  《决议》正式指出:19665月至1976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决议》从四个方面系统论述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危害:()“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 “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决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结论是: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毛泽东自己将文革列为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彻底否定文革,不仅需要极大的勇气和魄力,而且更需要深远的历史眼光。“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代人,其实还不止一代。它使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放眼整个中华文明史来看,文革的灾难与危害,绝不仅仅限于“文革”的十年,其毒害将是数十上百年,甚至更长。“文革”对传统中华文明的破坏,在许多方面将永远不可修复。质而言之,文革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大道,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场浩劫。从我们这些经历过“文革”的人看来,即使现下社会中的信仰缺失和道德沦丧,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文革”对人类文明主流的破坏直接相关。当然,全面彻底否定“文革”,并不是说整个“文革”期间就没有一件值得肯定的好事,“文革”本身与“文革”中发生的事情必须区别开来。“文革”也从反面给我们提供了惨痛的教训,从而促使我党进行改革开放。正如邓小平所说:“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
  三、推进民主和法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
  民主和法制是邓小平总结中国传统政治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经验后得出的最重要教训,也是他在文革结束复出后最重视的两件政治法宝。
  民主集中制,既是党的组织原则,也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制度。邓小平总结建国后的政治经验,认为在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上,我们过分强调了集中,而忽视了民主。他说:“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要保持民主与集中之间的合适平衡,今后必须更多发扬民主。他说:“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
  党内政治生活之所以多集中而少民主,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数千年专制主义的政治传统。中国缺少民主法制的传统,几千年的专制集权不仅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的政治生活,也深刻影响了党内的政治生活。邓小平说:“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对于邓小平来说,以下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当然,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必须一步步地前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他多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在他看来,发展民主政治和发展经济一样,是两项最重要的改革任务。他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像其他老一辈的中共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邓小平的政治理想是,在中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要实现这个理想,首先要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其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是人民民主。民主有诸多要素,如选举、参与、监督、权力的制约等,还有必不可少的一个要素就是法治。民主与法治的有机结合,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本质。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始终将民主与法制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他屡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民主和法制”。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同时,还要加强社会主义的法制。他说:“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过去我们都不足。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
  除了极个别的地方提到过“法治”外,邓小平更多讲的是“法制”。而目前我们所强调的是“水治”而非“刀制”。然而,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邓小平讲的“法制”其实就是现在我们流行的概念“法治”。因为他始终强调以下三点,一是法律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二是法律的意志高于任何组织和个人的意志,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意志,三是必须严格按照法律办事。“法制”与“法治”都强调依法办事,但后者更强调法律是最高权威。正是在邓小平领导下,我们党做出了法治国家建设上一个突破性的决定:任何个人都不允许超越法律之上,任何组织,包括党组织本身,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活动。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自身必须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
  四、个人专权和崇拜,会给国家带来灾难
  民主法治与个人专权势不两立,弘扬民主法治,必须遏制个人专权。“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性灾难,之所以能够在新中国得以发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领袖的个人专权达到了至高无上、无法约束的地步。而个人专权的形成,与个人崇拜也有着内在的联系。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十分清楚,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发生,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毛泽东个人的权力没有任何的约束,对毛泽东本人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实,像邓小平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毛泽东发动文革并非没有异议,也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抵制,例如老帅们的所谓“二月逆流”和邓小平的所谓“右倾翻案风”都反映了党内对文革的抵制,但这些抵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因为毛泽东本人的权威已经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但即使像毛泽东这样杰出的伟大领袖,也终究是人而不是神,也难免犯错误。当最高领袖的权力不受任何制约时,一旦他犯错误,那就意味着整个国家和民族灾难的来临。
  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邓小平及其他老一辈中共领导人在“文革”结束后都致力于反对个人专权和个人崇拜。邓小平多次振耳发聩地指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 “权力不宜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克服领导人的个人专权,邓小平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例如加强集体领导,所有重大事项必须经领导班子集体审议决定;明确规定领导干部不能兼职过多,等等。他说,一个人的经验、知识和精力有限,上下左右兼职过多,工作难以深入。
  个人专权一方面与体制机制不健全有关系,另一方面也与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不可分割。从人类政治发展史来看,这两者之间其实有着一种内在的联系。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势必导致个人专制和权力不受约束。另一方面,凡想要实行个人专权,必定要搞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作为一位资深政治家,邓小平深谙此理。很难得的是,邓小平是党内对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的危害认识很早的少数领袖之一,早在党的八大上,他就提出:“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因为这样,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
  更难能可贵的是,“文革”结束后,已经成为党内最高领袖的邓小平以身作则,明确要求“永远不要过分突出我个人”。当美国记者华莱士问他,为何不像其他中共领袖那样在公共场合挂他的画像时,邓小平回答说: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他不仅不提倡挂领袖画像,甚至也不赞成给他个人写传记。 此外,邓小平还致力于从制度上和传统文化的根源上遏制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专门就“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做出了具体规定。中共中央还专门通过了《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明确规定,“一律不得新建关于老一代革命家个人的纪念堂、纪念馆、纪念亭、纪念碑等建筑”、“少宣传领导人个人的没有重要意义的活动和讲话”。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反对个人崇拜还写进了党的章程,成为党内的重要法规。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党的组织制度”这一节中还特别增加了这样一个条款:“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这一条款至今仍然是党章的重要规定,各级党组织和每一位党员都必须严格遵守。
  五、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
  在任何社会政治体制中,决定政治发展状况的无非是制度和人两个基本因素。对于任何政治统治来说,制度和人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但制度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孰轻孰重恰是区分传统政治和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标准。在传统体制下,人的因素重于制度的因素,而在现代政治条件下,制度的因素重于人的因素。邓小平是一位具有现代意识的卓越政治家,他清醒地认识到国家治理主要不能依靠个人,而要依靠制度。“制度是决定因素”,这是邓小平关于中国政治的历史经验和政治改革得出的最重要结论。据此,邓小平强调政治制度的改革,尤其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既是邓小平留下的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之一,也是邓小平终其一身而未完成的政治遗愿。
  不管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强调民主法制,还是反对个人专权和个人崇拜,其实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邓小平对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反思。无论是在正式的报告中,还是在非正式的会谈中,邓小平反复强调,法律和制度是国家理的根本。作为一位资深政治家,邓小平当然清楚人的因素在中国政治中的极端重要性,他也因此常常说人的因素是“关键因素”。但毫无疑问,他更加重视制度的作用。他解释说:这“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国家的制度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在所有国家制度中,政治制度是核心,而在政治制度中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又是关键。邓小平看到,“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务,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是实现这个任务的关键。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认识”。本着这样的思路,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思考,邓小平用力甚多,复出后他一直没有停止探索。在凝聚邓小平政治改革主要思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一文中,他系统地列举了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等政治上的弊端,并且分析了产生这些政治弊端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问题上,邓小平不仅仅是在思想认识上重视,更重要的是将它付之实践。他身体力行,努力推动了政治体制的改革。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些最重要的制度性改革,大多都是在邓小平领导下开始推进的。例如,恢复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着手建立国家的法律体系,开始进行适度的党政分开,带头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从制度上禁止个人崇拜和个人专制,转变党的执政方式,终止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努力推行基层民主和党内民主,等等。
  实事求是地说,邓小平是一位现实主义政治家,加上历史条件的限制,在政治改革方面,他更多关注的是“文革”结束后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对中国政治发展的长远战略还缺乏系统的思考。他曾设想,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大陆“可以实行普选”,这样的预测在他那里已经十分少见了。他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许多任务,至今也仍未完成。在今天看来,邓小平在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问题上,所起的作用更多的是破题,而非提出成熟的解决方案。对此,他自己有清醒的认识。他从改革开放初就开始系统探索政治体制改革,但直到晚年,他一方面看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必性,另一方面也承认自己“还没有完全理出头绪”。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是邓小平未竞的改革事业,也是他的后继者的历史使命。


Monday, October 26, 2015

伯南克说是面子工程?你怎么看?

  (作者:如松的博客,2015-10-23
    一直以来不愿意谈论人民币加入SDR、也不愿意谈论一带一路,因为这些东西和我们实在没有太大的关系,那是大人物的事情,但是,很多朋友很关心,咱就说说自己的观点。
    关于人民币加入SDR,似乎已成为有关部门的决定性工程,有点成败在此一举的味道。
    人民币如果不能实现自由兑换,是否加入SDR都没有多少意义。
    中国的经济模式与任何主要经济体都不同,中国是政府控制着主要的经济资源,包括金融资源、土地资源、项目资源等等,所以,政府掌握着主要的生产要素,外汇储备也掌握在央行。
    可是,以英国来举例:英国的经济活动主要是市场完成的,企业和个人是主体,即便人民币加入了SDR,英国储存大量的人民币有用吗?有两种情形:第一,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就有用,因为英国的企业和个人会使用,他们与国际上任何一个国家进行贸易的时候(当然主要是中国),都可以用人民币结算,所有使用者都可以随时随地地将人民币兑换成任何其他货币,这就可以控制货币贬值的风险,任何人和企业手持一种货币,最关心的是风险是不是可以自己随时控制,这就要求自由兑换。第二,不能自由兑换。企业和个人手持人民币的时候,风险是不可控的,因为不能随时兑换成其他货币,我为什么要用这种货币来结算?没理由,英国央行存储大量的人民币有用吗?。
    但最近几天中国投资英国是对的,因为本金和收益都有保证,英国有这样的信用,除非我们自己为了其它目的投资一些收益毫无保证的项目,这种风险是可控的。100年前一战的债务,而且债务的形成过程有点好笑,英国都按时偿还,和这样的国家做生意是正确的。
    所以,如果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加入SDR也是没意义的,各国央行充其量象征性地持有少量人民币,因为更多的情况下,他没有用途。英国央行持有多少民币,不是他自己说了算,而是企业和个人说了算,这要求必须可自由兑换。
    那好吧,咱想个招,洋人可以自由兑换,境内人士不能。那还有一个问题,洋人可以兑换的话,咱也找个洋人去兑换,就会出现套利行为。今天的人民币只能机构、企业在境内外套利,到时候全国人民来套利,都来当二道贩子,估计央行只能傻眼,看看央行怎么办?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像巴西那样,固定一间大厅,大厅内部的人可以自由兑换,进入大厅的门票央行负责出售,充其量也就是巴西那样的自由兑换(有条件的自由兑换),雷亚尔的今天已经告诉人们,这种自由兑换是没意义的,相当于还是管制的。
    如果人民币希望国际化,需要先实现自由兑换,过不了这个坎,就是面子工程
    民币如此迫切地希望加入SDR,主要是出于两个原因:第一,资本外流(不仅仅是国际资本,人民币资本也在外流),持续外流的话,民币就垮了,此时希望找个根,其实SDR能起到多大“根”的作用是很有疑问的,即便可以起到根的作用,国内的社会综合管理成本过高的时候,企业丧失国际竞争力,资本将持续外流,加入SDR有用吗?信用货币是信心的货币,信心很重要,但信心不能当饭吃,企业无法盈利,就会出走,照样拉垮人民币汇率,所以,没有社会管理效率的提升,加入SDR没有丝毫的意义。第二,财政赤字,各国央行储存民币,就可以将财政赤字适当弥补一些。这依旧没多少效果,当不能自由兑换的时候,各国央行储备的越多(估计不会多),当自身的财政赤字不断持续的时候(最终还会不可持续),别人就有更多的做空筹码,短期扎了一针吗啡,吗啡过后危害更大。
    人民币能否国际化,根本不取决于是否加入SDR,而是取决于自身的社会管理成本是否足够低,企业有足够的竞争力;取决于财政是否可持续;取决于自身是否有完备的发行机制;取决于自己的创新能力。不取决于那些花活,如果国际化是为了多发货币或弥补财政赤字,今天就可以宣布失败了
    所以,本人很赞同伯南克先生的观点,那就是面子工程。以现在人民币的做法,申请加入SDR就是小孩过家家的游戏,但愿意玩就玩吧。
    如果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以后,无需申请,IMF就会邀请你加入,因为中国的经济体量和贸易量在这。当然,如果现在开始自由兑换,意味着股市和楼市都要暴跌,暴跌多少?看看国内外农产品的价格差距,看看收入房价比的中外对比,大概都有一个谱,暴跌之后才能提升资本投资收益率,没有资本投资收益的提升(经济竞争力的提升),就没有货币的自由兑换。
    中国历史上曾经弄过一次货币国际化,最终成了国际笑话,但愿这次可以不同。
    还有人说一带一路,我到今天也不知道一带一路是什么?可能如松太傻了。一带一路就是国际统一大市场,应该是如此理解的。那么一带一路的纽带是什么?英国曾经建立过统一大市场,就是日不落帝国时期,海军实力、英镑的信用、英国工业革命之后生产效率非常高,三者共同支撑了大市场。美国也弄过大市场,就是把不同的州联系在一起,因为是一个国家,恒定的美元、相同的制度和价值观再加上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飞速发展,共同支撑大市场的建设。前苏联也建立了东欧的统一大市场,卢布的信用、相同的制度、相同的经济模式(政府控制投资发展经济)加上前苏联的军事实力,共同支撑统一大市场。今天的欧盟也是统一大市场,各国之间相似的地方就更多,支撑统一市场的建设。今天,中国的一带一路是以什么作为纽带?我一直搞不清楚。
    一带一路的国家,政治体制五花八门、经济模式各种各样、价值观千差万别、信用纽带是美元(实在没谱)、中国的军力不足以保护别人的安全,纽带是什么?有点晕。
    或许有人说,我们输出过剩产能,你以为别人都是傻子呀,别人可以为你化解过剩产能,报酬是什么?或许有人说,我们用外汇储备去投资,可那是美联储的信用,你手中是有限的,是会耗尽的,这不能建设一个大市场。
    还有人说,人民币可以扩张。人民币扩张出去是货币还是纸张?如果是货币,就需要自身经济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可以保持自身的国际收支平衡(最近一年显然是不平衡),此时输出去的人民币就是货币!如果自身资本不断外流,外汇平衡不断被破坏,输出的人民币就是纸张,怎么输出?别人央行不都是傻子吧。
    还会有人说,我们搞互惠互利,那如松就告诉你大国与小国之间如何互惠互利。大国可以保护小国的稳定与安全才是互惠互利,是小国的主要诉求,然后才是经济上的。想当初的乌克兰,中国的航母技术有很多来自乌克兰,乌克兰也愿意做中国的粮食基地,但中国承诺用核武保护乌克兰,不久之后,在乌克兰就发生北约与俄罗斯的斗法,中国可以保证乌克兰的稳定了吗?现在如果你再和乌克兰谈论一带一路,估计总统没空。从那一天开始,一带一路就已经成为......
    没有军事的威慑力,可以保护别人的安全,所有的经济行为都是靠不住的,你修几条铁路,别人可以拆除几条,甚至收回国有。
    更可笑的是,网上大吹印尼高铁项目,那是垃圾合同,不说也罢,浪费时间。
    到此,很多人会说,你如松就是个麻烦,中国想做什么你就批。先说回来,如松不愿意拍砖,你以为每天提这个砖头不累呀。想当初的12年,发改委推出7万亿,各省推出18万亿,到新城镇化时,有人计算投资120万亿(牛皮越来越大),有人在留言处问如松:你怎么看?我的回答是:不看。这些项目都是绣花枕头,12年资本投资收益率已经下降到3%,远低于银行贷款利率,私人资本是傻瓜呀,投进去当雷锋?银行经过4万亿,坏账隐忧开始显现,对你这些项目敬而远之,充其量有些国企(比如铁路)会干点事,所以,7万亿、18万亿都属于忽悠;任何国家的大规模投资,都需要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支撑,120万亿投资几乎与当时的M2一样,这有两种途径可以实现:第一,加一倍的杠杆,这显然很难;第二,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扩大一倍,央行的国际收支平衡怎么办?估计央行不是头痛,而是卵痛,所以,这是空想。到今天,新城镇化再也没人提了,预计一年内,一带一路也不会有很多人再当回事。
   如松是个悲观派吗?我不觉得。我认为中国有光明的前途,看我们怎么做:第一,提高军事能力,具有实战能力和威慑力。三十多年没上过战场的军队,上了战场是不好说的。不仅仅是威慑那些小国,而是要达到可以威慑的住俄罗斯、北约的地步,所以,军事现代化、加强军事实战能力迫在眉睫。第二,老老实实提升自己的经济竞争力(通胀之根里面讲的已经很清楚)。第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改革教育体系,提升全民族的创新能力。第四,完善自己的货币信用机制,具有信用输出的基础。第五,提升全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就像缅甸战争,当时如松就说过,中国必须站出来,因为缅北的人民大部分是华裔的后代,仅此一条就是民族的真理!如果你勇于保护自己的侨胞和人民,你就永远正确!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拥护!有了这几条,不出二十年,中国必定成为世界的老大,那时,中国在国际上想干什么都可以干的成,那时,我们主持的是世界的道义,站在这世界的顶峰之上,大市场的建设就是小儿科。
通胀之根
(2015-10-20,如松的博客)
    最近发现,本博有两种苗头,都不是什么好事。
    第一种,发泄对现行经济体制的不满。这种情绪并不可取,因为本博的目的是和大家一起分析社会与经济的真相,认识这种真相,我们都是大海中的一滴水,只有更好地认识这些,才能生存。希望大家平淡地看待某些事情。
    估计这类朋友是体制外的,既然处于体制外,就有更广阔的空间可以闯荡,自己兜里有钱就可以光明正大地花,活得自在坦然,心情就舒畅,这才是阳光生活;如果赚不到钱,就好好想想赚不到钱的问题。
    这类朋友的优势是有更广阔的自由度,但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既然自由度比较高,生活中的风险系数也就高。
    第二种,总是说别人不要像个怨妇。估计这类人属于体制内的,这些人也不值得赞扬,体制内的人如果不贪污受贿,充其量饿不死,但也不会富有。如果贪污受贿,现金藏在家里,晚上睡觉睡不着,也不是令人向往的生活。当然,体制内也适合一类人生存,他们会因此很开心,因为体制内相对平稳,风险相对较小(如果贪污受贿,目前的风险也不小)。
    当然,不排除体制内有个把为了主义愿意奋斗终身的人,但如松实在不知道这样的人到底有多少,戴上显微镜是否可以找得到
    无论体制内外,尊重别人的生活方式,就是这里所有的朋友应该做的,我们都是平凡的人,是草根(即便你处于体制内,也是草根),也是浮萍,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去强制别人。
    写文章也好,看文章也好,都仅仅为交易服务,其它的都属于闲篇。
    今日和大家说点关于经济学最实质的内容。
    通胀是什么?
    我估计很多人都可以回答的出来,供需矛盾造成通胀、货币问题造成通胀等等,这是传统教科书的内容,也对,也都不对。
    造成通胀只有两种原因:第一,是气候,历史上的严重饥荒一般和气候有关,今天不谈论这一问题,相信所有人也都理解。第二,就是税收。除此之外,没有第三种。
    很多人会一砖头拍过来,你如松就胡说吧,还真不是胡说。
    当一个社会,社会管理体制的费用很低,行政管理很高效的时候,整个社会就是轻徭薄税,中国历史上有一些这样的时期。此时,以农民为例,他除了投入生产的资本和劳动之外,税赋成本很低,就有利润空间,他就愿意扩大生产,物资供给就丰富,就不会产生通胀。
    可是,当体制的社会管理费用很高的时候,生产者就要承担很高的税赋成本,盈利空间就受到压缩,最终很可能亏本,他就会放弃耕种,物质生产数量就会下降,通胀就会到来。
    所以,无论你使用金银作为货币,还是使用纸币,只要税赋不合理,通胀都会到来。
    有些人会说,赋税高的时候,生产者可以提高售价,就不会造成亏损。生产者当然可以提高售价,但人的消费能力是随着价格的上升而下降的(这是最基本的一条经济学原理),就压制了需求,需求下降而成本上升,就让生产者亏损、破产。
    所以,除了气候之外,所有的通胀都是税赋的不合理导致的。
    一些人会问,货币超发是什么?这也是隐性的税赋,传统经济学中说,一切通胀都源自货币,是的,根本原因在于货币增发的时候,隐性税赋增长。只要货币超发一定的时间,就必定带来工农业的萧条,根子在税上。
    今天,农民表面看起来没有农业税,但农民也承担铸币税。同时,财政本应该负担教育支出(因为你征收了教育附加),但现在教育的支出(特别是大学)也主要由家长负担,农民如果有孩子上大学,他们也要额外交税(学费等费用),当负担不起的时候(种几亩地肯定负担不起孩子上大学的费用),他就会放弃耕种,到城里打工,农田就荒废,实际上是税赋让他们放弃耕种。当然,垄断企业形成的农药、化肥、电力、运输、田租价格等等,都是隐性税负,农民都在承担。
    今天,进口农产品的价格全线低于国产,各国自然条件有差异,但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因为八九十年代的价格差异比今天小的多,甚至没有,最根本的是税赋的差别。各种隐性税赋推高了农民和养殖户的成本。所以,如松一直在说,如果我们不断推动房地产,所有的基础产业都将遭难,因为这是一种高额的隐性税赋(当然也包含了铸币税),而且存在于社会的各个角落,比如卖菜的摊位费,都会随着楼价而上涨,推升小贩的成本,小贩租房住宿的成本也会上涨,等等。
    以上仅仅是以农业为例子,所有的工业企业都一样,只要找一张纸划一划,都会得到同样的结果。记住,任何商品随着价格上涨,需求下降,这是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就足够了。
    您还要牢记,官员贪腐也是一般人的隐性赋税,而且比例很高。
    前面说过,债务是通胀的马甲,债务也是税赋的一种,只不过临时欠着哪,当债务不可持续以后,就要一次性缴交。比如,2002年,阿根廷爆发主权债务危机,比索贬值,相当于每个持有比索的人一次性缴交铸币税,带来通胀。

    所以,除了气候的原因之外,所有的通胀成因都是税赋的不合理带来的。今天,各国的比拼焦点就在这。所以,如松一直在呼吁,国家需要开启彻底的体制改革,这是繁荣的唯一道路;任何经济改革,都解决不了经济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