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老师祖籍宁波，1958年从上海考入科大，毕业后留校任教，1965年我进科大时，俞老师带领全班同学参观化学物理专业的实验室，为我们介绍纹影仪（全国仅有两台）、高速摄影机、爆炸室等科研设备，还描绘了化学物理专业的光辉发展前景，增强了同学们对自己专业的信心。开学后，俞老师曾在实验室教我们摄影、冲洗照片等技术。他个子不高，身材瘦削，皮肤白净，戴一副金丝眼镜，一副标准的书生模样。他讲话略带上海口音，音量中等，吐字清楚，节奏不快不慢，是一位循循善诱、爱护学生的好老师。
遗憾的是，我们在科大上学还不到一年，中国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直到1970年我们毕业，科大没有复过一天课。以后，我们班的同学在天南海北，各谋生路，但没有一人从事化学物理专业的工作。大多数同学当年的科学梦最终化为南柯一梦，辜负了俞老师对我们的培育之恩，当然，这只能责怪那个疯狂的时代发生的那场荒唐的政治运动及其发动者。
1977年，我在四川合江县写信给俞老师，委托他从科大图书馆，借出一本英文版苏联科普书，从中翻译了一章，以便联系调去中国科技情报所重庆分所。此举未果之后，次年，我报考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的研究生，俞老师为我从档案中查出我的高考分数，还给该所写过一封推荐信，帮助我考上了研究生，使我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俞老师对我的大恩，我永远不会忘记。
2000年左右，我在美国撰写《刘达和科大》一文，以纪念原科大的党委书记刘达。我曾通过电邮把初稿传给俞老师。这篇文章的某些提法，并不符合当时国内官媒的主调。俞老师虽是中共党员，还担任过我们班的政治指导员，思想却并不保守，他只订正了某些史料的差误，而完全赞同我对刘达书记的正面评价。
数年前，俞老师罹患某种神经系统的疾患，西医除了动手术，并无其他良策。他在纽约《世界日报》的《世界周刊》上看到一篇文章，其中介绍了中医对这种疾病的治疗方法。他就托在该报当编译的我，打听该文作者的通讯地址。哪知周刊的女主编对我打官腔，声称报社有规定，禁止向读者批露作者的通信地址。这个忙我未能帮上，一直感觉很对不起俞老师。
后来俞老师在美国作了手术。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时我打听出那个作者的地址，让俞老师与作者直接取得联系，采用中医疗法，不去动手术，他是否就不会走得这么快？我一向认为，虽然毛泽东说过许多错话、屁话，他说“中医药是个伟大的宝库”、“走中西医相结合的道路”，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不能因人废言。屠嗷嗷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奖，就是一个明证。
在科大，俞老师担任过化学物理系主任和化学学院院长等职务，不仅在学术上治学严谨，成果沛然，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还是一位称职尽责的优秀教师，培养了大量学生，桃李满天下，这些无需多说。最令我敬佩的是俞老师的人品和为人，他一身正气`，淡泊名利，平易近人，不摆架子，乐于助人。不像现今中国科学界、教育界某些知识分子那样，俞老师从不拉帮结派，趋炎附势，弄虚作假，坑人整人。马兴孝老师称赞他是“科大的胡耀邦”。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就是我心目中的一位“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位永远值得我怀念的好老师！
俞老师千古！
（图一）2010年在新泽西州泽西市俞老师二女家中拜望俞老师夫妇的合影
（图二）2008年俞老师与中国科大6532班学生上海聚会所拍照片的头像合成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