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有之乡2009-5-21
作者：黄宗智
我们对“高等研究”的理解是既立足于现存学科而又超越之。当今的社会科学各学科固然都是西方的舶来品，但它们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在今天的全球化世界现实之下，中国学者和学生们必须了解并掌握其已有成果。在这方面，我们的观点和现存院系是基本一致的。
但我们还有更高要求。许多青年学子期望从自己选择的学科中找到唯一真理的理论；有的则因为不满于意识形态而摒弃理论，把自己限定于纯经验或技术性的研究。我们相信，理论是任何研究所不可或缺的部分，但世界上没有能够垄断真理的理论，追求绝对真理只会使人陷入意识形态泥沼。高等研究的立意之一是把一切理论置于历史视野之中、采用多种理论视角，借助理论来提出问题而不是给予答案。
第一层面是以历史眼光看待理论，了解多种理论传统。举例说，中国现今的“主流经济学”是新古典经济学，它在美国是伴随新保守主义的兴起而得以在经济学界占据霸权地位，并随之而被中国学界引为最新、最好的理论。但是，从历史视野来看，新保守主义的霸权是比较短暂的，在1970年代以后方才兴起，而今天已在快速衰落。此前，占主流地位的是比较强调国家干预和社会福利的经济学，今后将再次如此。
在美国法学界中，根植于“法律形式主义”理论的保守主义同样在近三十年中成为主流。它和新古典经济学一样，把自己认作一门跨时空的绝对和普世的科学。但从历史视野观察，此前占据主流地位的是比较重视历史变迁和社会问题的法律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今天它们已经再次迈向主流地位。
其实，美国的经济学和法学都不只包含单一的理论传统，而是由两个主流传统的长期拉锯和相互影响所组成。其中任何一个只能表达其历史整体的一个方面。美国经济本身也是如此，它不是单一理论的产物，而是市场主义和国家干预相互作用的结果。美国法律也一样，它是由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双方的立法所组成的。其它学科的理论也同样在近几十年中伴随意识形态潮流而变化。如此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超越对单一理论和意识形态的信赖。
历史视野同时还告诉我们，在上述两大主流传统之外，还有多种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另类”理论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例子。正因为它在西方一直是个在野而非当权的批判性传统，它比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具灵活性和创新性。后现代主义也是一个例子。它在认识论上肯定有其偏激之处，但它对西方的现代主义和实证主义确实提出了极具启发性和影响力的挑战。此外，还有一系列介于“右”和“左”、新保守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可以称作“进步”或“中间”的经验和理论研究传统。“实体理论”便是新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一个“第三选择”的例子。这些另类传统不仅深刻地批评了西方主流理论对西方社会过去和现在的看法，也提供了对其将来的另类设想，包括自由和民主社会主义，以及社会-民主和社区共同体的政治经济理想。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寻找新理论视野的有用资源。
在众多的理论之中，我们该怎样做出抉择？我们认为，理论抉择最终应取决于中国过去和现在的经验。中国历史悠久而厚重，不能简单地以与西方现代文明对立的“非理性”、“传统”或“前现代”等西方理论范畴来理解；中国近代经历了被支配的半殖民地命运，不能简单地与占支配地位的西方等同起来加以理解；中国现代经历了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政治来理解；中国当代从过去的计划经济——而不是“前工业”经济——转入今天的市场经济，不能简单地用市场主义或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来理解。从西方理论来看，中国经验几乎完全是悖论的。正因为如此，如果能够深入研究和概括，中国经验/实践必定会对全人类的知识作出独特的贡献。
一条有效的进路是西方社会科学与中国历史的反复对话。社会科学具有众多理论模式，它们可以帮助我们形成新鲜而又符合中国实际的概念。我们不应满足于把中国实际当作西方理论的测验场地，只简单地要求证明其正确性，抑或证明中国的独特性。我们需要的是根据中国经验来创建新的理论概念。创建新概念，也可以比较中西概念和思想以及在两者间进行对话。两者的对照可以帮助我们把双方历史化，避免把任何一方绝对化。两者的对话可以帮助我们超越双方而发现新的视角。
高等研究亦要求综合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科的不同优点。社会科学把经验整体分成不同的独立部分，其优点是更加集中，更便于运用计量方法以及进行跨国比较。但历史学的整体视野能使我们看到文化、经济、社会、政治和法律间的相互关联，而不是任其分别独立。它特别有助于我们所关心的最大的问题：即不仅要推进个别学科，也要建立新的对中国文明整体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理解。
在历史学科之内，有的学者提倡要维持中国史学长期以来文本考证和经验研究的优良传统。对此，我们非常同意。在后现代主义影响之下，西方的许多时髦史学研究抛弃了对经验研究应有的尊重，但中国史学在这方面所受影响不大。这是值得庆幸的事。我们要求在研究上做出新鲜的经验贡献。
但这还不够。有的学者在本意上是纯粹的经验研究，但实际上则有意无意地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过去是由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发展公式，今天则是市场主义和现代化主义公式。要超越那样的意识形态影响，我们必须熟悉多种社会科学理论并与之进行对话。那样，才有可能自觉地建立更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概念。
有的历史学者采取一种对待博物馆珍藏品的态度来研究历史——一方面把历史看作使人骄傲的民族传统，但另一方面则把它当作与现实完全无关的领域。这种观点在中国法律史学界特别明显，研究者们大多认为真正的现代法律只可能来自西方，中国自己的传统法律不可能与今天的立法具有具体关联。我们认为史学研究必须跳出这样的本土“东方主义”意识。过去和现在是相互关联的。要认识两者的关联，我们必须促使两者反复对话，以及经验和理论的相互作用。我们致力于从今天正面对的多种挑战——帝国主义、革命、改革、全球化、中国崛起等——来重新理解中国历史。这也是我们之所以采用“历史与社会高等研究”这一名称的理由所在。.
国外高等研究中心（如普林斯顿和柏林的中心）的一般宗旨是立足现有学科，而又针对问题进行跨学科和跨国际研究。我们完全认同它们这样的高等研究传统。我们之与它们的不同之处则在于我们的使命意识与紧迫感：我们不像它们那样，把西方知识当然地视作全世界最先进的知识，而是要在一个世纪的从属经历的背景之下，追求自主的学术创新性。这里指的不仅是个别学科，而且也关乎在全球化现实之下中国文明的性质和命运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中心富有西方高研中心所不具有的历史使命感与时代紧迫感。它的建立是一种期望的宣言。同时，我们决不希望陷于宽泛。在我们个人和群体的实质性研究之外，以及举办讲座系列、会议、定期写作研讨会和读书会之外，我们将要求每位常在学者和访问学者为研究生开一门自己“看家本领”的课程，目的是协助学生们在自己归属的学科之外，养成既是集中的又是跨学科、跨古今和跨中西文明的视野。在这个充满交叉潮流和漩涡的知识世界中，这个研究所只可能是个小小的开端，但也许因此而更为重要。
Wednesday, December 30, 2009
Thursday, December 24, 2009
黄宗智：改革中的国家体制
黄宗智：改革中的国家体制：经济奇迹和社会危机的同一根源
(原載《开放时代》2009年第4期)
摘要:改革三十年来中国国家在旧体制和市场化的相互作用下，形成了一个比较独特的国家体制，它既是中国三十年来经济发展“奇迹”的能动主体，也是同时期凸现的社会和环境危机的主要根源。它既可能凝固为一个僵化的体制，也可能是一个仍然在“转型”中的体制。本文先讨论此体制和发展与危机之间的关联，再讨论其在运作中所显示的一些特点，最后提出对进一步改革的设想。应该说明，关于国家体制的正面探讨比较少见。本文只是一个初探性的思考，不是一篇研究论文。
作为经济发展奇迹的能动主体和动力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动力是企业家们的创业。在中国旧计划经济体制下，私人创业基本被完全扼杀。从潜在企业家们的视角来说，在那样的制度环境下，创业的“成本”高得简直无可能克服。在党-国集权制度之下，基本上唯有国家才具有创业的可能。它的优点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动用大规模的资源，可以做到一般资本主义经济所不可能达到的创业“效率”，尤其是中央直接创办的战略性大企业。在这样的经济体制现实下，要发动潜在企业家们的创业，一个可能是解散旧体制，完全转向市场机制。前苏联和东欧采用“休克治疗”办法来创造新制度环境，试图全盘移植资本主义的模式和动力，正是出于这样的逻辑和动机。但是，它们的经验已经证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一系列的配套制度，不可一蹴而就；苏东的休克治疗在短期内只可能导致经济衰退。中国则没有采用苏东的方法，而是用计划和市场的“双轨”进路，“摸着石头过河”来逐步市场化，结果在旧体制的基础上，通过中央和地方的分权（1980年代的“分灶吃饭”、“财政包干”是其最具体的体现，而1994年的“分税制”则是在分权现实上扩大中央的税收和功能），以地方政府为能动主体，结合市场刺激而形成了改革经济的主要动力。正因为是借用旧体制，才有可能首先在基层的旧大队、公社的基础上，发动了上世纪80年代蓬勃的“乡镇企业”。与上级的政府机关不同，作为集体单位，大队和公社既拥有资源的管理权，又拥有其所有权，因此能够在中央的号召下更灵活地创业。其后，伴随投资规模的扩大，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上升到县、市、省级政府，以它们为“招商引资”的能动主体，配合“经济特区”等措施，大规模引进国内外资本，借此推动了进一步的快速经济发展。
今天回顾，我们可以断言推动中国改革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既不简单是计划经济下的“国家”，也不简单是市场经济下的企业，而是两者的结合。在维持党-国旧有体制的客观环境之下，其实唯有政府本身才可能快速克服体制性的障碍而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创业；体制外的可能创业者则仍然面对重重关卡。同时，正是改革中形成的体制把旧制度下政府庞大管制权力的弱点变成市场化经济发展的优点：正因为旧体制所特有的国家威权，改革中的地方政府能够高效率地动用旧体制所掌握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本”（尤其是能干的集体和国家干部）和土地（因此才会有大规模“征地”的现象），以及资本、劳动力和原材料。同时，正因为国家是个威权政府，才有可能在现有劳动法规之外，使用不必遵照劳动法规、也不必为之提供福利的廉价劳动力——即两亿多“非正规经济”中的“农民工”和“下岗工人”。[1] 威权性地压低劳动成本，甚至省略基本安全措施、使用每日工作时间超出八小时半倍到一倍的、不附带福利成本的、不允许组织工会的劳动力，全是由这样的‘改革的国家体制’所主持的。由此在追求全球资本的竞争下，提供了极其廉价的劳动力，利用新古典经济学家之所称谓“比较优势”，[2] 在短期间内使中国成为世界外资投入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和“右派”的市场主义的解释不同，改革三十年的经济发展绝对不简单来自市场化的动力。正是经过旧体制的分权，结合新的市场化，激发了全国各地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推动了他们之间的竞争，并且建立、形成了以扩增GDP为主要审核“政绩”的制度。中国经济之与一般资本主义不同，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在其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如果要用“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描述的话，那么地方政府所起的作用应该是其核心内容之一。
面对这样的经验现实，有的西方经济学学者采用了来自美国的“联邦主义”（federalism）范畴，借此来突出中国改革中地方政府所起的关键作用。他们首先颇费口舌地为其西方读者说明 “联邦主义”用于中国和在西方的不同：它不附带美国联邦主义对权利、宪法、民主等的关心，并且不是一个完全的共同市场（common market），因此乃是“中国式的联邦主义”（“Chinese federalism”）。经过这番解释之后，方才能够说明“中国式的联邦主义”概念的实质性内容，即在一统国家内地方政府经济分权以及竞争的现实。如此绕了大圈子来为之说明中国改革的特色可以说是煞费苦心，也展示了西方在经济学话语中占据绝对霸权的事实。[3] 但是，对于习惯以中央和省、市来区分电视频道的中国读者来说，美国式的“联邦主义”概念其实只会引起对对美国政治经济实际的误解（比如，由联邦政府以及加州、纽约、华盛顿等州、市来主办电视频道可以说完全不可思议），并使中国的政治经济现实更难掌握。我们也许可以倒过来想象，西方学者们如果必须绕大圈子采用中国古代的“封建”范畴来说明西方中世纪的“feudalism”，会意味一个什么样的语境和效果。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更直接，更具说服力地把改革中的分权体制和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地方分权传统连接起来说明。[4]当然，改革在其上附加了新的市场化。无论如何，地方政府所起的关键作用今天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学对中国改革的一种共识。[5]
作为社会（和环境）危机的同一根源
经济奇迹的来源也就是今天的社会（和环境）危机的来源；两者其实乃是同一现象的两个方面。在“招商引资”和“征地”等改革经济发展所采用的方法下，只可能形成官员 + 企业家的 “官商勾结”的新“利益集团”。同时，在 “非正规”地使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下，也只可能形成尖锐的贫富不均和社会矛盾。加上原有的城乡间的差别，便是今天“社会危机”的主要内容。根据世界银行的基尼系数指标，在改革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从世界最平等的国家之一转化为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
和“左派”的批评不同，现今的社会危机并不简单来自市场化或资本主义。今天的社会不公平、不平等并不简单是资方对劳方的剥削，也不简单是外来资本对中国廉价劳动力的剥削。它附带着中国国家（一个与帝国主义时期的中国十分不同的国家）的强力推动。不遵循国家劳动法规、不允许农民工组织自发的工会等政策乃是国家的抉择，不是资本或外国的单边行为。它当然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在帝国主义入侵之下所形成的“买办”机制。今天的国家是主权高度发达的、追求自己的经济发展的国家，何况它确实通过这个改革体制而做到了举世瞩目的GDP增长，提高了大多数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虽然也同时导致了对农民工的不公平待遇以及人们收入上的高度不平等。
环境污染也不简单地是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结果，让它把工业对环境的破坏从自己国家转移到了中国。当然，这是事情的重要的一面，西方在人均能源消耗方面仍然要远大于中国，因此对全球环境所引起的人均污染也远大于中国。中国确实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工厂”，接纳了大规模的能源消耗以及环境污染。但同时，我们不能忽视中国国家体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责任。我们既要直面全球化下的客观历史背景，也要直面国家抉择的作用和责任。正是靠分权和市场化激发的地方政府发展积极性，以及其围绕GDP的政绩审核制度，促使地方官员在资源稀缺的大环境下，把招商引资作为第一优先目标。这样，相互竞争引进资本。一方面提供廉价土地、劳动力、原材料、财政优惠等等条件，同时，为了提高本地的竞争力，更着重优先发展基础建设（道路、铁道、供能等方面），而环境保护则只可能是次要的考虑，不可能获得其需要的资源。[6] 结果是环保部门变成多唱高调而缺乏实质性措施的部门，大大加剧了环境污染。[7]
也就是说，改革的地方国家体制在推动了“奇迹”性的发展的同时，也严重破坏了环境，两者乃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正因为其把GDP发展放在第一位，才会相对忽略环境政策的实施。其实，这不仅是一种忽视；它更是“招商引资”策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全球资本投资者的回报率的一个重要结构性组成部分，是吸引外来投资的秘诀之一。其道理和廉价劳动力是一样的。
同时，外资和地方政府不可避免地形成一个要卫护这种机制的利益集团。正如众多的民众抗争运动的调查报告表明，各地环保抗争运动几乎不可避免地会首先遇到政-资方联合的压制和打击。它们不可能简单通过各地的环保部门和法院而获得公正，因为后者在经费和人事上都受地方政府的管辖。唯有通过组织动员、网络联系、媒体曝光等而形成了一定的声势之后，才有可能突破地方上官商勾结的第一层的“捂盖子”回应，进入到第二层的 “摆平”矛盾回应。那样，抗议运动才有可能通过妥协得到部分满足。[8]
所以，左右双方之把问题形容为资本对劳动、西方对中国、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市场主义对计划经济的非此即彼绝对对立，都是片面的。事实是，改革及其过程中所形成的国家体制既非简单的资本主义，也非简单的计划经济或旧体制，而是两者结合之后的产物。它以发展主义式的地方政府为主体和动力。它是市场化、企业化了的地方政府，是一种地方国家 + 企业的结合体、外资 + 中国政府的结合体，它不能简单地用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市场主义和计划经济，西方和中国、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来理解。
改革的国家体制的一些特点
这个“改革的体制”已经形成一个比较特殊的体系，具有自己的特色。上面突出了地方政府的经济角色，但我们不能忽视集权（尤其在人事方面）的中央的角色。在我看来，中国中央政府在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特点首先是其表达和实践间的背离。一方面，为了促进快速的经济发展，不惜摆开国家劳动法规而利用农民工的极其廉价劳动力来吸引全球资本，而另一方面，它也打出社会公正、和谐社会，甚至于社会主义的理念。一方面，它不惜不顾环境污染来吸引外资，推动工业发展，但又同时设立了许多环保的机构和法则。它既提倡发展主义，并设置了以扩增GDP为本的地方官员审核制度，也同时提倡社会公正、环境保护等理想。
这样的背离是地方政府运作中普遍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一个重要来源。正是中央的矛盾行为，导致了各级地方政府的类似行动。一方面，在涉及比较“软”的指标的时候，地方上下层政府显示了一种 “共谋现象”，大家心照不宣地摆样子来满足中央对那方面的要求。同时，一致比较集中地追求大家知道是真正关键的扩增GDP的发展主义“硬道理”。正是沿着这样的逻辑，县、政、村级政府可以串通了把一个比较软的指标的中央拨款（如退耕还林）用来满足更“硬”更重要的指标的需要（比如基础建设，用来招商引资、扩增GDP）。
周雪光用组织理论来解释地方政府上下层间的“共谋现象”，说明它的来源是制度化了的组织环境，是中央政策与地方实际之间的距离、是在中央集权制度下县、镇、村不同层级的地方政权机构所具有的共同利益所促使的对付中央的行为。[9] 他的分析毋庸说有一定的说服力，并且很好地与现有西方组织理论对上话，既不限于其视野，又同时把中国经验用西方学者所能理解的概念来解释。但我们也可以从中央政府在表达和实践上的矛盾性来理解这个现象：地方政府官员都知道经济发展是“硬道理”，是共产党执行的干部审核制度的关键标准，而环保、卫生、和谐等则是相对软的道理，因此，才会有多层地方政府在表面上满足中央的软要求，显示了一种“共谋现象”。在资源稀缺的现实下，地方政府权衡轻重，会作出优先照顾硬道理的“理性”抉择。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地方政府和中央同样区分“硬”和“软”的道理，其实也是一种“共谋现象”。改革的国家体制其实既是一个分权的体制，也仍然是一个中央集权的体制；它是两者微妙结合的体制。
这个逻辑的另一方面是，为了发展的硬道理而优先要求稳定、避免“生事”，尽量“摆平”矛盾，因此导致地方上对民众抗议事件的压制和隐瞒或迫不得已的妥协。上面已经提到环保方面的例子。最近在四川汶川大地震中对许多学校因建筑不达指标而轻易塌毁的民众抗议的一些措施更是众所周知的例子。
此外，改革的国家体制更显示了政府部门牟利化的特点。政府各部门的利益追求，和因这种追求而出现的部门间的矛盾，也是旧体制和新市场经济结合的另一面。从我自己关于离婚法实践的研究中举一例来说，南方R县的民政部门近十几年来竟然拒绝继续处理、登记夫妻双方同意的离婚，其原因是不愿意为十分有限的收费（8元的登记手续费）而冒被卷入登记过程中临时可能出现的当事人间的矛盾的麻烦，为此把简单的离婚登记也全部推向当地法院，因此引起了部门间的矛盾和上访。[10] 这虽然是只一个小小的例子，但它可以说明部门主义的现象。它是在市场化了的新体制要求地方政府创收的大环境下形成的。而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把官员腐败也视作政府部门及其官员牟利化现象的一个方面。在现阶段的改革中的地方政府体制下，人们普遍认为与官员打交道，没有礼物和其个人或部门利益便什么事都不可能办成。
如此这般的现象尚待系统研究和梳理， 但我们也许可以初步提出这样一个概念：改革过程中形成的特殊国家体制既可能是一种过渡性的体制，也可能会是长期凝固的体制。从正面来说，它推进了震惊世界的经济发展“奇迹”；反面来说，它导致了社会和环境的危机，并在许多方面具有既是旧体制的也是新牟利化的制度性劣质。在原有的官僚化倾向——繁琐的程序、形式主义、臃肿和低效率、官官相护等等——之上，消除了过去的为人民服务意识形态以及其钳制作用，更加上了部门和官员的谋利意识，其弊端可能更甚于过去的官僚主义。如果不进一步改革，很可能会凝固成一种新的僵化体制。那样的话，只可能导致更严重的社会不公和更污染的环境，触发更多、更大规模的民众抗议。
进一步改革？
当务之急可能是，怎样来进一步改革这样的现存改革体制？今天政府已经打出要从汲取型、管制型政府转化为服务型政府的理念。这是个非常关键的概念，它意味着由政府来（再次）负起公共物品的主要责任，为广大农村人民和农民工，以及城市的（下岗了的）非正规就业人员，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它也意味着国家体制根本性转型的可能。
有的市场主义者从原则上、理论上反对如此的政府角色，认为更庞大的政府只可能导致计划经济时期那样的官僚化；同时，他们认为，由私营企业提供服务——教育、医疗、卫生、福利——会有更高的经济效率。这其实完全是一种原教旨市场主义，只符合西方在新保守主义下的意识形态，并不符合任何西方国家的实践实际。即便是哈耶克那样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家都承认，公共用品必须由公共的国家来提供，不可能完全依赖追求自家利润最大化的私家公司来提供。[11] 在实践中，西方先进国家其实全都是市场主义和福利国家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时代中国充满过度意识形态化的例子，今天绝对不应犯过度依赖西方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错误。
当前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危机其实已经再度证明了原教旨市场主义和新古典资本主义的不足。事实是，中国在改革中借助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今天已经受到严重的挫折。作为手段，过去的发展不可厚非，它帮助给于二亿多中国农民农业之外的工业、打工收入，也给予中国经济大规模的外来投资和技术转移。但是今天，更关键的是要提高广大中国人民的消费，扩大中国自己的市场，借此来推动更具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
这里的关键概念是利用社会改革来推进经济发展。低收入人民是消费占可支配收入最大比例的人群；提高他们的收入，要比提高“中产阶层”收入具有更快、更多的扩大消费效应。面对经济萧条和海外需求的萎缩，这是刺激进一步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它也是美国奥巴马总统新政下对经济大萧条所采用的主要药方之一。换言之，扩大“内需”可以同时缓解当前的严重分配不公和社会危机。
至于福利，其逻辑同样。由政府来提供、组织免费教育和合作医疗，会立刻影响中下和低收入人群的消费。他们对教育与（疾病和失业的）风险特别敏感，因此会更重视储蓄，借以为自己提供保障。如果由国家来承担这样的社会保障，一旦在民间建立了这方面的安全感，便会刺激消费、扩大国内市场。中国政府最近几年其实已经开始采纳这种逻辑，连贯出台了一系列如此的措施，包括取消农业税、确立九年义务教育、赋予农村六十以上人民生活补贴、组建覆盖大部分人民的合作医疗制度等等。其他方面的福利和卫生及环保则尚有待进一步的推进。
在此同时，也许可以借鉴改革经验，适当考虑结合政府的威权功能和私营企业的创新性和积极性。在公共物品提供上，可以利用旧体制的威权特点来带动新型的公共物品服务，同时借用市场机制来激发创新性，利用竞争来提高效率，考虑部分采用公私合营的半企业性的服务，由政府来领导、发动，私营企业或地方集体来配合。在合作医疗方面，经过多年的摸索，看来将会以国家投资和领导，地方和集体配合，人民交费型来推动。[12] 这样的多元参入的公共物品提供，其不同于管制型政府是，后者是由上而下的单向机制，权力在上，人民没有选择余地，而多元的社会服务则不同，人民有购买或参与与否的选择权力。因此，应该不会像管制型政府那样几乎必然陷入官僚主义化泥沼。在卫生、环保和保险等方面，也许可以部分借鉴改革体制中的经过分权的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来推动，采用半市场化了的机制。
应该说，中央政府的政策抉择非常关键。鉴于过去30年的经验，最关键的步骤也许是地方官员审核的制度。如果能够把优质福利、社会公平和环境保护变成“硬”道理，采纳具有长远视野的审核制度来替代现在的GDP政绩机制，应该不仅能够推动市场发展，也能促进国家体制本身的转化。毋庸说，目标是从旧管制型国家体制转化为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体制。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60年中，有一个前后一贯的优质体制性特点可以用来推进这样的进一步改革。正如Sebastian Heilmann指出，和一般的民主制度国家不同，中国政府的决策过程经常先在地方上“试点”，然后由中央决策，“以点带面”推广。民主制度下的国家，则必须在采用某一政策之前，预测其可能后果，凭此而后采用，但中国的集中和分级的政权则允许试点型的测验，在看到某地某级实际结果之后，方才采用、推广某一政策。[13] 王绍光进一步指出，从改革30年对农村医疗政策的摸索和演变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在试点的进路之外，更显示了吸纳基层创新的“学习”能力，以及在实践之中逐步适应实际需要的能力。[14] 这种实用性的决策方法和进路，完全可以灵活使用于进一步的国家体制改革。从管制型政府转型为服务型政府是已经被充分明确的理念和道德价值，所缺的只是对其促进经济发展的认识和付之于实践的决心。
* 感谢汪晖、李放春、彭玉生和白凯给我的鼓励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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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宗智：《中国被忽视的非正规经济：现实与理论》，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2期。
[2] Justin Lin (林毅夫)，Cai Fang（蔡昉）and Zhou Li（李周）. The China Miracl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Economic Reform, rev. ed.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996] .
[3] Montinola, Gabriella, Yingyi Qian and Barry R. Weingast.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The Political Basis for Economic Success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48 (October 1995): 50-81. 亦见Qian Yingyi and Barry R. Weingast. “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re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 11, no. 4 (fall，1997): 83-92.
[4] 例见Susan L.Shirk.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5] 在钱颖一等的著作之外，例见David Li. “Changing Incentives of the Chinese Bureaucra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 88, no. 2 (1988): 393-397.
[6] 最近这方面的研究颇多，例见张恒龙、陈宪:《财政竞争对地方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以中国的招商引资竞争为例〉，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年第6期。2006; 傅勇、张晏：《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载《管理世界》2007年第3期。
[7] 张玉林：《中国的环境战争与农村社会——以山西省为中心》，待刊；Elizabeth C. Economy. The River Runs Black: The Environmental Challenge to China’s Future.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4.
[8] 关于环保运动的调查报告相当多，例见张玉林:《中国农村环境恶化与冲突加剧的动力机制——从三起“群体性事件”看“政经一体化”》，载《洪范评论》第9辑，2007年。北京：中国法律出版社。黄家亮 ：《通过集团诉讼的环境维权：多重困境与行动逻辑——基于华南P县一起环境诉讼案件的分析》，载《中国乡村研究》第6辑，2008年。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石发勇：《关系网络与当代中国基层社会运动——以一个街区环保运动个案为例》载《学海》，2005年第3期。
[9] 周学光:《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一个政府行为的制度逻辑 》，载《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6期，1-21页。
[10] 黄宗智、巫若枝 ：《取证程序的改革：离婚法的合理与不合理实践》，载《政法论坛》2008年第1期，3-13页。
[11] Friedrich A. Hayek.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第六章。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8 [1980].
[12] 王绍光：《学习与适应：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变迁的启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111-133页。
[13] Sebastian Heilmann. “Policy Experimentation in China’s Economic Rise,”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 43, no. 1 (March 2008): 1-26. 中文版见《中国经济腾飞中的分级制政策试验》载《开放时代》，2008年第五期，31-51页。另见同一作者：“From Local Experiments to National Policy: The Origins of China’s Distinctive Policy Process,” The China Journal, no. 59 (Jan. 2008): 1-30.
[14] 王绍光，同上。
(原載《开放时代》2009年第4期)
摘要:改革三十年来中国国家在旧体制和市场化的相互作用下，形成了一个比较独特的国家体制，它既是中国三十年来经济发展“奇迹”的能动主体，也是同时期凸现的社会和环境危机的主要根源。它既可能凝固为一个僵化的体制，也可能是一个仍然在“转型”中的体制。本文先讨论此体制和发展与危机之间的关联，再讨论其在运作中所显示的一些特点，最后提出对进一步改革的设想。应该说明，关于国家体制的正面探讨比较少见。本文只是一个初探性的思考，不是一篇研究论文。
作为经济发展奇迹的能动主体和动力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动力是企业家们的创业。在中国旧计划经济体制下，私人创业基本被完全扼杀。从潜在企业家们的视角来说，在那样的制度环境下，创业的“成本”高得简直无可能克服。在党-国集权制度之下，基本上唯有国家才具有创业的可能。它的优点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动用大规模的资源，可以做到一般资本主义经济所不可能达到的创业“效率”，尤其是中央直接创办的战略性大企业。在这样的经济体制现实下，要发动潜在企业家们的创业，一个可能是解散旧体制，完全转向市场机制。前苏联和东欧采用“休克治疗”办法来创造新制度环境，试图全盘移植资本主义的模式和动力，正是出于这样的逻辑和动机。但是，它们的经验已经证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一系列的配套制度，不可一蹴而就；苏东的休克治疗在短期内只可能导致经济衰退。中国则没有采用苏东的方法，而是用计划和市场的“双轨”进路，“摸着石头过河”来逐步市场化，结果在旧体制的基础上，通过中央和地方的分权（1980年代的“分灶吃饭”、“财政包干”是其最具体的体现，而1994年的“分税制”则是在分权现实上扩大中央的税收和功能），以地方政府为能动主体，结合市场刺激而形成了改革经济的主要动力。正因为是借用旧体制，才有可能首先在基层的旧大队、公社的基础上，发动了上世纪80年代蓬勃的“乡镇企业”。与上级的政府机关不同，作为集体单位，大队和公社既拥有资源的管理权，又拥有其所有权，因此能够在中央的号召下更灵活地创业。其后，伴随投资规模的扩大，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上升到县、市、省级政府，以它们为“招商引资”的能动主体，配合“经济特区”等措施，大规模引进国内外资本，借此推动了进一步的快速经济发展。
今天回顾，我们可以断言推动中国改革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既不简单是计划经济下的“国家”，也不简单是市场经济下的企业，而是两者的结合。在维持党-国旧有体制的客观环境之下，其实唯有政府本身才可能快速克服体制性的障碍而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创业；体制外的可能创业者则仍然面对重重关卡。同时，正是改革中形成的体制把旧制度下政府庞大管制权力的弱点变成市场化经济发展的优点：正因为旧体制所特有的国家威权，改革中的地方政府能够高效率地动用旧体制所掌握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本”（尤其是能干的集体和国家干部）和土地（因此才会有大规模“征地”的现象），以及资本、劳动力和原材料。同时，正因为国家是个威权政府，才有可能在现有劳动法规之外，使用不必遵照劳动法规、也不必为之提供福利的廉价劳动力——即两亿多“非正规经济”中的“农民工”和“下岗工人”。[1] 威权性地压低劳动成本，甚至省略基本安全措施、使用每日工作时间超出八小时半倍到一倍的、不附带福利成本的、不允许组织工会的劳动力，全是由这样的‘改革的国家体制’所主持的。由此在追求全球资本的竞争下，提供了极其廉价的劳动力，利用新古典经济学家之所称谓“比较优势”，[2] 在短期间内使中国成为世界外资投入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和“右派”的市场主义的解释不同，改革三十年的经济发展绝对不简单来自市场化的动力。正是经过旧体制的分权，结合新的市场化，激发了全国各地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推动了他们之间的竞争，并且建立、形成了以扩增GDP为主要审核“政绩”的制度。中国经济之与一般资本主义不同，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在其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如果要用“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描述的话，那么地方政府所起的作用应该是其核心内容之一。
面对这样的经验现实，有的西方经济学学者采用了来自美国的“联邦主义”（federalism）范畴，借此来突出中国改革中地方政府所起的关键作用。他们首先颇费口舌地为其西方读者说明 “联邦主义”用于中国和在西方的不同：它不附带美国联邦主义对权利、宪法、民主等的关心，并且不是一个完全的共同市场（common market），因此乃是“中国式的联邦主义”（“Chinese federalism”）。经过这番解释之后，方才能够说明“中国式的联邦主义”概念的实质性内容，即在一统国家内地方政府经济分权以及竞争的现实。如此绕了大圈子来为之说明中国改革的特色可以说是煞费苦心，也展示了西方在经济学话语中占据绝对霸权的事实。[3] 但是，对于习惯以中央和省、市来区分电视频道的中国读者来说，美国式的“联邦主义”概念其实只会引起对对美国政治经济实际的误解（比如，由联邦政府以及加州、纽约、华盛顿等州、市来主办电视频道可以说完全不可思议），并使中国的政治经济现实更难掌握。我们也许可以倒过来想象，西方学者们如果必须绕大圈子采用中国古代的“封建”范畴来说明西方中世纪的“feudalism”，会意味一个什么样的语境和效果。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更直接，更具说服力地把改革中的分权体制和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地方分权传统连接起来说明。[4]当然，改革在其上附加了新的市场化。无论如何，地方政府所起的关键作用今天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学对中国改革的一种共识。[5]
作为社会（和环境）危机的同一根源
经济奇迹的来源也就是今天的社会（和环境）危机的来源；两者其实乃是同一现象的两个方面。在“招商引资”和“征地”等改革经济发展所采用的方法下，只可能形成官员 + 企业家的 “官商勾结”的新“利益集团”。同时，在 “非正规”地使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下，也只可能形成尖锐的贫富不均和社会矛盾。加上原有的城乡间的差别，便是今天“社会危机”的主要内容。根据世界银行的基尼系数指标，在改革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从世界最平等的国家之一转化为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
和“左派”的批评不同，现今的社会危机并不简单来自市场化或资本主义。今天的社会不公平、不平等并不简单是资方对劳方的剥削，也不简单是外来资本对中国廉价劳动力的剥削。它附带着中国国家（一个与帝国主义时期的中国十分不同的国家）的强力推动。不遵循国家劳动法规、不允许农民工组织自发的工会等政策乃是国家的抉择，不是资本或外国的单边行为。它当然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在帝国主义入侵之下所形成的“买办”机制。今天的国家是主权高度发达的、追求自己的经济发展的国家，何况它确实通过这个改革体制而做到了举世瞩目的GDP增长，提高了大多数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虽然也同时导致了对农民工的不公平待遇以及人们收入上的高度不平等。
环境污染也不简单地是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结果，让它把工业对环境的破坏从自己国家转移到了中国。当然，这是事情的重要的一面，西方在人均能源消耗方面仍然要远大于中国，因此对全球环境所引起的人均污染也远大于中国。中国确实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工厂”，接纳了大规模的能源消耗以及环境污染。但同时，我们不能忽视中国国家体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责任。我们既要直面全球化下的客观历史背景，也要直面国家抉择的作用和责任。正是靠分权和市场化激发的地方政府发展积极性，以及其围绕GDP的政绩审核制度，促使地方官员在资源稀缺的大环境下，把招商引资作为第一优先目标。这样，相互竞争引进资本。一方面提供廉价土地、劳动力、原材料、财政优惠等等条件，同时，为了提高本地的竞争力，更着重优先发展基础建设（道路、铁道、供能等方面），而环境保护则只可能是次要的考虑，不可能获得其需要的资源。[6] 结果是环保部门变成多唱高调而缺乏实质性措施的部门，大大加剧了环境污染。[7]
也就是说，改革的地方国家体制在推动了“奇迹”性的发展的同时，也严重破坏了环境，两者乃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正因为其把GDP发展放在第一位，才会相对忽略环境政策的实施。其实，这不仅是一种忽视；它更是“招商引资”策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全球资本投资者的回报率的一个重要结构性组成部分，是吸引外来投资的秘诀之一。其道理和廉价劳动力是一样的。
同时，外资和地方政府不可避免地形成一个要卫护这种机制的利益集团。正如众多的民众抗争运动的调查报告表明，各地环保抗争运动几乎不可避免地会首先遇到政-资方联合的压制和打击。它们不可能简单通过各地的环保部门和法院而获得公正，因为后者在经费和人事上都受地方政府的管辖。唯有通过组织动员、网络联系、媒体曝光等而形成了一定的声势之后，才有可能突破地方上官商勾结的第一层的“捂盖子”回应，进入到第二层的 “摆平”矛盾回应。那样，抗议运动才有可能通过妥协得到部分满足。[8]
所以，左右双方之把问题形容为资本对劳动、西方对中国、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市场主义对计划经济的非此即彼绝对对立，都是片面的。事实是，改革及其过程中所形成的国家体制既非简单的资本主义，也非简单的计划经济或旧体制，而是两者结合之后的产物。它以发展主义式的地方政府为主体和动力。它是市场化、企业化了的地方政府，是一种地方国家 + 企业的结合体、外资 + 中国政府的结合体，它不能简单地用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市场主义和计划经济，西方和中国、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来理解。
改革的国家体制的一些特点
这个“改革的体制”已经形成一个比较特殊的体系，具有自己的特色。上面突出了地方政府的经济角色，但我们不能忽视集权（尤其在人事方面）的中央的角色。在我看来，中国中央政府在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特点首先是其表达和实践间的背离。一方面，为了促进快速的经济发展，不惜摆开国家劳动法规而利用农民工的极其廉价劳动力来吸引全球资本，而另一方面，它也打出社会公正、和谐社会，甚至于社会主义的理念。一方面，它不惜不顾环境污染来吸引外资，推动工业发展，但又同时设立了许多环保的机构和法则。它既提倡发展主义，并设置了以扩增GDP为本的地方官员审核制度，也同时提倡社会公正、环境保护等理想。
这样的背离是地方政府运作中普遍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一个重要来源。正是中央的矛盾行为，导致了各级地方政府的类似行动。一方面，在涉及比较“软”的指标的时候，地方上下层政府显示了一种 “共谋现象”，大家心照不宣地摆样子来满足中央对那方面的要求。同时，一致比较集中地追求大家知道是真正关键的扩增GDP的发展主义“硬道理”。正是沿着这样的逻辑，县、政、村级政府可以串通了把一个比较软的指标的中央拨款（如退耕还林）用来满足更“硬”更重要的指标的需要（比如基础建设，用来招商引资、扩增GDP）。
周雪光用组织理论来解释地方政府上下层间的“共谋现象”，说明它的来源是制度化了的组织环境，是中央政策与地方实际之间的距离、是在中央集权制度下县、镇、村不同层级的地方政权机构所具有的共同利益所促使的对付中央的行为。[9] 他的分析毋庸说有一定的说服力，并且很好地与现有西方组织理论对上话，既不限于其视野，又同时把中国经验用西方学者所能理解的概念来解释。但我们也可以从中央政府在表达和实践上的矛盾性来理解这个现象：地方政府官员都知道经济发展是“硬道理”，是共产党执行的干部审核制度的关键标准，而环保、卫生、和谐等则是相对软的道理，因此，才会有多层地方政府在表面上满足中央的软要求，显示了一种“共谋现象”。在资源稀缺的现实下，地方政府权衡轻重，会作出优先照顾硬道理的“理性”抉择。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地方政府和中央同样区分“硬”和“软”的道理，其实也是一种“共谋现象”。改革的国家体制其实既是一个分权的体制，也仍然是一个中央集权的体制；它是两者微妙结合的体制。
这个逻辑的另一方面是，为了发展的硬道理而优先要求稳定、避免“生事”，尽量“摆平”矛盾，因此导致地方上对民众抗议事件的压制和隐瞒或迫不得已的妥协。上面已经提到环保方面的例子。最近在四川汶川大地震中对许多学校因建筑不达指标而轻易塌毁的民众抗议的一些措施更是众所周知的例子。
此外，改革的国家体制更显示了政府部门牟利化的特点。政府各部门的利益追求，和因这种追求而出现的部门间的矛盾，也是旧体制和新市场经济结合的另一面。从我自己关于离婚法实践的研究中举一例来说，南方R县的民政部门近十几年来竟然拒绝继续处理、登记夫妻双方同意的离婚，其原因是不愿意为十分有限的收费（8元的登记手续费）而冒被卷入登记过程中临时可能出现的当事人间的矛盾的麻烦，为此把简单的离婚登记也全部推向当地法院，因此引起了部门间的矛盾和上访。[10] 这虽然是只一个小小的例子，但它可以说明部门主义的现象。它是在市场化了的新体制要求地方政府创收的大环境下形成的。而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把官员腐败也视作政府部门及其官员牟利化现象的一个方面。在现阶段的改革中的地方政府体制下，人们普遍认为与官员打交道，没有礼物和其个人或部门利益便什么事都不可能办成。
如此这般的现象尚待系统研究和梳理， 但我们也许可以初步提出这样一个概念：改革过程中形成的特殊国家体制既可能是一种过渡性的体制，也可能会是长期凝固的体制。从正面来说，它推进了震惊世界的经济发展“奇迹”；反面来说，它导致了社会和环境的危机，并在许多方面具有既是旧体制的也是新牟利化的制度性劣质。在原有的官僚化倾向——繁琐的程序、形式主义、臃肿和低效率、官官相护等等——之上，消除了过去的为人民服务意识形态以及其钳制作用，更加上了部门和官员的谋利意识，其弊端可能更甚于过去的官僚主义。如果不进一步改革，很可能会凝固成一种新的僵化体制。那样的话，只可能导致更严重的社会不公和更污染的环境，触发更多、更大规模的民众抗议。
进一步改革？
当务之急可能是，怎样来进一步改革这样的现存改革体制？今天政府已经打出要从汲取型、管制型政府转化为服务型政府的理念。这是个非常关键的概念，它意味着由政府来（再次）负起公共物品的主要责任，为广大农村人民和农民工，以及城市的（下岗了的）非正规就业人员，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它也意味着国家体制根本性转型的可能。
有的市场主义者从原则上、理论上反对如此的政府角色，认为更庞大的政府只可能导致计划经济时期那样的官僚化；同时，他们认为，由私营企业提供服务——教育、医疗、卫生、福利——会有更高的经济效率。这其实完全是一种原教旨市场主义，只符合西方在新保守主义下的意识形态，并不符合任何西方国家的实践实际。即便是哈耶克那样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家都承认，公共用品必须由公共的国家来提供，不可能完全依赖追求自家利润最大化的私家公司来提供。[11] 在实践中，西方先进国家其实全都是市场主义和福利国家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时代中国充满过度意识形态化的例子，今天绝对不应犯过度依赖西方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错误。
当前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危机其实已经再度证明了原教旨市场主义和新古典资本主义的不足。事实是，中国在改革中借助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今天已经受到严重的挫折。作为手段，过去的发展不可厚非，它帮助给于二亿多中国农民农业之外的工业、打工收入，也给予中国经济大规模的外来投资和技术转移。但是今天，更关键的是要提高广大中国人民的消费，扩大中国自己的市场，借此来推动更具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
这里的关键概念是利用社会改革来推进经济发展。低收入人民是消费占可支配收入最大比例的人群；提高他们的收入，要比提高“中产阶层”收入具有更快、更多的扩大消费效应。面对经济萧条和海外需求的萎缩，这是刺激进一步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它也是美国奥巴马总统新政下对经济大萧条所采用的主要药方之一。换言之，扩大“内需”可以同时缓解当前的严重分配不公和社会危机。
至于福利，其逻辑同样。由政府来提供、组织免费教育和合作医疗，会立刻影响中下和低收入人群的消费。他们对教育与（疾病和失业的）风险特别敏感，因此会更重视储蓄，借以为自己提供保障。如果由国家来承担这样的社会保障，一旦在民间建立了这方面的安全感，便会刺激消费、扩大国内市场。中国政府最近几年其实已经开始采纳这种逻辑，连贯出台了一系列如此的措施，包括取消农业税、确立九年义务教育、赋予农村六十以上人民生活补贴、组建覆盖大部分人民的合作医疗制度等等。其他方面的福利和卫生及环保则尚有待进一步的推进。
在此同时，也许可以借鉴改革经验，适当考虑结合政府的威权功能和私营企业的创新性和积极性。在公共物品提供上，可以利用旧体制的威权特点来带动新型的公共物品服务，同时借用市场机制来激发创新性，利用竞争来提高效率，考虑部分采用公私合营的半企业性的服务，由政府来领导、发动，私营企业或地方集体来配合。在合作医疗方面，经过多年的摸索，看来将会以国家投资和领导，地方和集体配合，人民交费型来推动。[12] 这样的多元参入的公共物品提供，其不同于管制型政府是，后者是由上而下的单向机制，权力在上，人民没有选择余地，而多元的社会服务则不同，人民有购买或参与与否的选择权力。因此，应该不会像管制型政府那样几乎必然陷入官僚主义化泥沼。在卫生、环保和保险等方面，也许可以部分借鉴改革体制中的经过分权的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来推动，采用半市场化了的机制。
应该说，中央政府的政策抉择非常关键。鉴于过去30年的经验，最关键的步骤也许是地方官员审核的制度。如果能够把优质福利、社会公平和环境保护变成“硬”道理，采纳具有长远视野的审核制度来替代现在的GDP政绩机制，应该不仅能够推动市场发展，也能促进国家体制本身的转化。毋庸说，目标是从旧管制型国家体制转化为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体制。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60年中，有一个前后一贯的优质体制性特点可以用来推进这样的进一步改革。正如Sebastian Heilmann指出，和一般的民主制度国家不同，中国政府的决策过程经常先在地方上“试点”，然后由中央决策，“以点带面”推广。民主制度下的国家，则必须在采用某一政策之前，预测其可能后果，凭此而后采用，但中国的集中和分级的政权则允许试点型的测验，在看到某地某级实际结果之后，方才采用、推广某一政策。[13] 王绍光进一步指出，从改革30年对农村医疗政策的摸索和演变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在试点的进路之外，更显示了吸纳基层创新的“学习”能力，以及在实践之中逐步适应实际需要的能力。[14] 这种实用性的决策方法和进路，完全可以灵活使用于进一步的国家体制改革。从管制型政府转型为服务型政府是已经被充分明确的理念和道德价值，所缺的只是对其促进经济发展的认识和付之于实践的决心。
* 感谢汪晖、李放春、彭玉生和白凯给我的鼓励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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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宗智：《中国被忽视的非正规经济：现实与理论》，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2期。
[2] Justin Lin (林毅夫)，Cai Fang（蔡昉）and Zhou Li（李周）. The China Miracl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Economic Reform, rev. ed.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996] .
[3] Montinola, Gabriella, Yingyi Qian and Barry R. Weingast.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The Political Basis for Economic Success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48 (October 1995): 50-81. 亦见Qian Yingyi and Barry R. Weingast. “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re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 11, no. 4 (fall，1997): 83-92.
[4] 例见Susan L.Shirk.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5] 在钱颖一等的著作之外，例见David Li. “Changing Incentives of the Chinese Bureaucra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 88, no. 2 (1988): 393-397.
[6] 最近这方面的研究颇多，例见张恒龙、陈宪:《财政竞争对地方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以中国的招商引资竞争为例〉，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年第6期。2006; 傅勇、张晏：《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载《管理世界》2007年第3期。
[7] 张玉林：《中国的环境战争与农村社会——以山西省为中心》，待刊；Elizabeth C. Economy. The River Runs Black: The Environmental Challenge to China’s Future.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4.
[8] 关于环保运动的调查报告相当多，例见张玉林:《中国农村环境恶化与冲突加剧的动力机制——从三起“群体性事件”看“政经一体化”》，载《洪范评论》第9辑，2007年。北京：中国法律出版社。黄家亮 ：《通过集团诉讼的环境维权：多重困境与行动逻辑——基于华南P县一起环境诉讼案件的分析》，载《中国乡村研究》第6辑，2008年。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石发勇：《关系网络与当代中国基层社会运动——以一个街区环保运动个案为例》载《学海》，2005年第3期。
[9] 周学光:《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一个政府行为的制度逻辑 》，载《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6期，1-21页。
[10] 黄宗智、巫若枝 ：《取证程序的改革：离婚法的合理与不合理实践》，载《政法论坛》2008年第1期，3-13页。
[11] Friedrich A. Hayek.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第六章。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8 [1980].
[12] 王绍光：《学习与适应：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变迁的启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111-133页。
[13] Sebastian Heilmann. “Policy Experimentation in China’s Economic Rise,”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 43, no. 1 (March 2008): 1-26. 中文版见《中国经济腾飞中的分级制政策试验》载《开放时代》，2008年第五期，31-51页。另见同一作者：“From Local Experiments to National Policy: The Origins of China’s Distinctive Policy Process,” The China Journal, no. 59 (Jan. 2008): 1-30.
[14] 王绍光，同上。
乔治．索罗斯演讲：未来的路
2009-11-11
（原編者按）
2009年10月，在持续一周的时间里，乔治．索罗斯 (George Soros)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发表共分五个部分的系列演讲，阐述他对危机中的金融市场、政治体制和开放社会的思考与主张。在第五日的演讲“未来的路”中，他着重探讨了金融危机将如何重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由中国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未来。
这次演讲的全部译稿由公开社会研究会(Open Society Institute)提供。
（正文）
(一)
我在这个系列讲座中提出了一个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和事件的理念结构。这些事件不是由永恒有效的自然法规决定的。当然这些法规的确存在，但不足以决定事件的发展过程。原因之一是情况的复杂性，另一个原因是事件参与者的思维所起的作用。
我已经集中讲了相关反身性(reflexivity)的问题，即当事者的思维与现实情况的双向关联，以及我所强调的错误理解和错误观念对现实情况形成的因果关系。但这两种影响都很奇怪地被忽视了。这些影响给事物加入了不确定因素，结果是除了非常简单的情况以外，几乎不可能预测未来。
但我们仍然可以大略估计几种情况，并评估其可能性，也可以提出希望得到的结果。我在这两方面都做过，而且是多次尝试。的确，我可以称为是专家，作为投资者，我专注于预测(prediction)；作为公益慈善家，主要是为解决问题开处方(prescription)。我前者做得成功，足以支持后者。今天的讲座我想从预测和开处方这两个方面来谈。
当下所处的时刻，不定因素的范围异常广泛。我们刚刚渡过了二次大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个危机在量上大得多，质上也与以往的危机很不相同。可作相关比较的，是1991年日本发生的房地产泡沫破灭，至今尚未恢复；还有就是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与日本情况不同的是，那次危机仅限于一个国家，而这次危机卷入了全世界。与大萧条不同的是，这次没有允许让金融体系垮台，而是给它上了人工生命维持器。
事实上，我们当今所面临的信贷和杠杆问题(credit and leverage problem) 的深度和广度比30年代要严重得多。1929年时美国的信贷余额(credit outstanding)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60%, 到1932年增长到250%； 而2008年初是365% – 这还不包括30年代时金融市场上尚未存在而如今广泛使用的衍生品(derivatives)。 但尽管如此，人工生命维持器居然奏效了。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不到一年，金融市场已经稳定，股市也已回升，经济显示复苏迹象。人们想回到一切照旧的情况，把2008年的崩溃只当成是一个恶梦。
但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复苏的势头可能会停止，甚至随之出现 “再次衰退”(double dip)，而我不能确定的是这将发生在2010年还是2011年。
有这种观点的绝不止我一个人，但我的观点与目前的主导情绪不一样。复苏的时间越长，就会有更多的人相信复苏；但是据我的判断，这种主导情绪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这是典型的远非均衡的状况，此时人的感知往往落后于现实。更复杂的是，这种落后于现实是双向的。一方面，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次危机不同于以往 – 我们是处在一个时代的终点。另一方面，其他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未能预见到复苏反弹的程度。
混乱和困惑不只是在金融界，它延伸到整个国际舞台。
前苏盟帝国垮台后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其他大国或国家联盟可以挑战其至高无上的国力。但是这种“单极”(uni-polar) 的世界秩序未能持久。当布什总统为显示美国的威力，以不实之词为借口入侵伊拉克时，其效果与他的意图适得其反。美国的力量和影响力一落千丈，其结果是混乱的国际金融体系加之以不稳定的国际关系。此后终将形成的新的世界秩序，将不会再像以往那样的程度受美国的控制和左右。
为了理解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我们需要一个不同于以往所熟悉的那种理念框架。有效市场假定论把金融市场孤立看待，完全不考虑政治因素。这是一种曲解。像我已经多次提到过的，在市场的无形之手背后，有一个有形的政治之手，在制定市场运作的规则和条件。我的理念结构关系到政治经济学，而不是抽象概念的、受永恒有效规律主宰的市场经济学。我把金融市场看成是历史的一个分支。
二战后重建的国际金融体系并没有建立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其倾侧与不平衡是有意设计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是按控股公司的形式组建的，其中富国有不成比例的投票权并且控制其理事会。这使处于该体系边缘的国家比位于体系中心的国家处于劣势。
该体系从初建起就一直受美国控制。在布雷顿(Bretton Woods)会议上，尽管英国凯恩斯勋爵(Lord Keynes)提出了该体系的建议，但是是由美国代表团团长哈里. 怀特 (Harry White) 具体操作的。从那时起，我们从几乎全面监管的体系变成了几乎完全无监管的体系；这些变化由美国主导，而且所谓的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 仍在继续引导这个体系。
尽管由华盛顿共识制定的法规条例理应对所有国家平等适用，但美国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发行者，却比别人“更平等”。实际上国际金融体系是一个两个等级层次 (two-tier) 的架构：能用自己的货币借贷的国家是该体系的中心，而借贷要由硬通货之一来决定的国家是这个体系的外围。如果某个国家遇到困难，可以得到援助，但条件很苛刻，这对核心国家和外围国家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核心本身受到了威胁，那么该体系的维存则成为第一位的优先考虑。
这种情况在1982年的国际银行业危机中第一次发生。如果债务国被允许拖欠付款，银行体系将崩溃。因此国际金融权威机构联手，采用了我当时称为的“合作出借体制(collective system of lending)”。借贷国不得不滚动延续贷款(roll over loans)，使债务国能得到足够借款支撑债务。最终结果是，债务国被推进严重衰退，拉丁美洲的发展因此被推迟十年，而银行体系得以赢利而摆脱困境。当银行建立了足够的储蓄时，这些贷款则被重新组合为所谓的布雷迪债券(Brady bonds)，其余的损失由银行销账。
1997年类似情况再度发生，但那时银行已经学会审查贷款, 不至被迫采取合作出借的做法，而绝大部分损失不得不由债务国承担。这样就建立了一个模式：债务国受制于严厉的市场戒律，但如果体系本身受到威胁，规则通常暂停执行。其整体失败将使该体系陷入危险的数家银行得到保释。
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与此不同，因为它起源于核心国，而外围国家是在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才被卷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面对的是一个新的任务 – 保护因核心国风暴而受影响的周边国。该组织没有足够的资金，但其成员国很快联合行动募集了一万亿美元。尽管如此，应对局面还有一定的困难，因为IMF的设立是为了应对政府部门的问题，而这时信贷的短缺主要影响的是私营领域。但总的来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承担这一新的任务上做的相当出色。
国际金融权威机构应对这次危机的做法，总体上与过去一样：救助将要垮台的金融机构，实行货币及财政刺激措施。但这次危机要大得多，用同样的办法起初没有奏效。对雷曼兄弟公司的救助失败，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金融市场实际上停止运转，不得不加上人工生命维持器。这意味着政府被迫实际上是在担保，不能让其他可能危及这个体系的机构再垮台。正是此时危机延伸到了周边国，因为这些国家无法提供同样有信誉的保证。这次东欧国家受创最重。处于核心地位的国家，用他们中央银行的资金平衡表给这个体系注入资本，为商业银行的债务进行担保，而且政府为刺激经济，赤字财政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这些措施已见成效，全球经济似乎在稳定下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全球金融体系已再次免于崩溃，我们在逐渐回到一切照旧的状态。这是对目前形势的严重误解，已经破碎的不可能再拼回到一起。让我来解释为什么。
(二)
80年代以来形成的金融市场全球化，是一个以美国和英国为首发起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运动。允许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自由移动，难以对其征税或监管，使金融资本处于一种优越的地位。各国政府不得不更多地注意国际资本的要求，而不是本国人民的愿望，因为金融资本可以更自由地移动。这样，全球化作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项目，进行得非常成功，使各个国家均难以抵御。但是由此产生的全球金融体系从根本上不稳固，因为它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设基础上，即金融市场可以安全地依赖自身的机制来调节。这正是它垮台的原因，也是为什么不可能再拼凑到一起。
全球性的市场需要全球性的监管，而目前的管理法规都是基于国家主权的原则。也有一些国际协议，其中最著名的是设立了最低资本要求的巴塞尔协议(Basel Accord)，市场监管部门之间也有较好的合作。但是监管权威的来源总是归于主权国家。这意味着，重新启动一个停止了的机制与事无补，需要创造一个过去未曾存在过的监管机制。目前的情形是，每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是由各个国家自己来维护和支持的。政府主要关注的是本国经济。这会助长“金融保护主义”的倾向，有可能扰乱甚至摧毁全球金融市场。英国的监管部门永远不会再依靠冰岛政府的政策；东欧国家也会对完全依赖外国银行而三思。
我想要说明的是，监管条例的涵盖范围必须是国际性的。不这样的话，金融市场无法维持全球化，会被独断性的监管毁掉。生意会流向监管气候最温和的国家，这会将其他国家置于其无法承担的风险之下。全球化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为它迫使所有国家取消监管，但要反过来做则很难 – 让所有国家接受统一监管条例将非常困难。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利益，这促使他们会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
这一点在欧洲可以看到。如果欧洲国家之间都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怎么能让世界其它部分做到呢？在危机期间，欧洲未能达成在全洲范围对其金融体系进行担保的协议，因而每个国家不得不自保。目前情况下的欧元是一个不完整的货币：它有一个共同的央行，但没有一个共同的财政部， 而对银行担保和对其注入资本是财政部的职能。这次危机提供了修补这一缺陷的机会，但是德国充当了阻力。
德国曾是促进欧洲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但那是在其不惜一切代价要将德国统一的时候。当今的德国已非常不同，它和世界其他国家不一样，担心的是通货膨胀而不是衰退，而且更重要的，它不想为欧洲其他国家掏腰包。没有了推动力，欧洲的一体化已逐渐陷于停滞。
所幸欧洲有社会安全保障的福利，在情况好的时候这一保障制度被指责减缓了欧洲的经济增长，经济不好时它起了作用，使欧洲大陆的衰退没有预期的那么严重。现在随着对经济崩溃的恐惧减退，欧洲共同体正表现出政治意愿复苏的迹象。欧洲中央银行实际上是救助了爱尔兰的银行系统，而爱尔兰痛快地批准了里斯本条约。所以也许我对欧洲的看法过于悲观了。
金融危机对不同国家所将产生不同的长远影响这一事实，可能会成为一个问题。在短期中所有的国家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但是从长远看，有赢家有输家。虽然情况发展的具体过程变数范围仍很大，但地位相对变化的预测则肯定性较大。直截了当地说，美国将输得最多，中国则倾向于以最大的赢家姿态出现。这一转变的程度已经超过多数人的预期。其他国家的相对地位也会有相当大的变化，但从全球角度来看，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变化是最重要的。
自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是国际金融体系的中心。美元是主要的国际货币，美国因此获利甚多，但近来开始滥用其特权。美国从80年代起建立的现行账户赤字日益增长，这种情况本可以无止境的延续，因为亚洲小老虎们，开始以日本为首，后来是中国，愿意支持这种赤字以加强自己的美元储备。但是美国的家庭欠债过多使这一过程终止。房地产泡沫破灭后，美国的家庭发现自己承担了过多的风险。银行体系遭受极大损失，必须赢利才能摆脱困境。商用物业和杠杆式贷款收购(leveraged buyouts) 流血的时候还在后面。这些因素会继续增加美国经济的负担，美国的消费者不再有能力做世界经济的发动机。
而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取代这个位置。中国一直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而且很大程度上隔绝于金融危机之外。
对西方总的来说，尤其是美国，危机是内在因素引发的，导致了金融体系的崩溃。对中国来说，金融危机是来自外部的震动，影响了出口，但其金融、政治和经济制度并未受创伤。
中国已找到一种极有效的方法，能释放和激发其人民渴望和获取财富的创造性，能动力和创业精神，人民被允许可以去谋求自身的利益。同时国家可以通过支持低估的货币和累积贸易差额，提取其劳力剩余价值中相当可观的一部分。因此中国很可能成为一个大赢家。
中国实行的不是民主制度，领导者也知道，如果要保持领导地位，必须避免社会动乱。所以要尽一切所能保持8%的经济发展速度，并为不断增长的劳动力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贸易差额使中国很强有力。中国可以通过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刺激国内经济，而且可以通过对其贸易伙伴投资和提供信贷增加出口。事实上中国就是这样做的，用买美国政府的钞票资助对美国的出口。鉴于现在美国消费者不得不减少消费，中国可以发展和其他国家的关系。这样在美国步履维艰地跛行时，中国会成为世界经济积极的推动力。
当然中国的经济规模比美国小得多，发动机小了，世界经济前行的速度也会慢一些。但在这一局限之内，中美之间的地位正在发生结构性的交替，第三方也在随着积极能动的脉搏重新调整自己的位置。中国已经成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亚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这种位置交替不一定是永久的或不可逆转的 – 只要想一想日本公司的起落 – 但在目前，这是全球政治经济中最可预见的也是最重要的趋势。中国正在带动像巴西这样的贸易伙伴，及其他一些非洲和亚洲国家。印度以国内增长为基础，发展的也不错。
中国经济政策的成功不能被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事。在中国内陆的基础设施的投资也许产生不了能自给维持经济增长的效益。在中国的体制下，新投资的回报一般很慢，因为投资的决策主要是由政治因素而不是商业因素决定的。前两次，银行信贷的宽松造成了一大批不良贷款。这次可能会不同，因为权力在从地方转向中央，地方银行的官员不再受省的领导管辖； 但尽管如此也不能保证一定成功。再有，中国可能被全球的衰退所拖累。但是如果中国出了问题，全球的经济就失去了发动机。因此可以确信中国会有相对的成功，但不能确保绝对成功。
我们所处的历史时刻，在某种程度上与二次大战结束时相似。那时主流体系已经崩溃，一个全新体系有待重建。在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会议上，战胜国承担起了这个任务。在凯恩斯勋爵理念的激励下，他们创立了一个能包容全世界的体系，尽管作为同盟国之首，美国将凯恩斯的方案做了有利自身的修正。目前主导的，我们称其为国际资本主义的多边体制，还没有彻底垮台，但已受到重创；它内在弊病已经暴露，而且受到一个可行的替代方式的挑战 – 中国的崛起展现了一个与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根本不同的经济组织形式。我们可称之为 “国家资本主义”， 以区别于在华盛顿共识旗号下的“国际资本主义”。我们正处于一个时代的终点，但人们还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一点。
两种经济组织形式 – 国家资本主义与国际资本主义在互相竞争。两者都缺乏吸引力。华盛顿共识已经失败。目前形式的国际资本主义已被证明自身固有的不稳定性，因为缺乏足够的监管。而且它极不公正，相对穷人穷国而言这个体制偏袒富人富国。
与此同时，建立在国家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体系，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已开始初露锋芒，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殖民国家已经认识到自己过去的错误并力图纠正时，中国在与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打交道时，又在重复这些殖民国家的错误。为了能接近这些自然资源，中国在与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打交道，而忽略了那里的老百姓。这有助于压迫性和腐败的政体维持政权。这样的结果不好，但中国不是唯一对此有责任的国家。中国一家公司想买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 (Unocal) 时遭到拒绝。更近的，力拓矿业集团 (Rio Tinto) 反悔了将一部分股份卖给一家中国公司的交易。这促使中国与国际金融机构回避的一些国家进行交易，如缅甸、苏丹、津巴布韦、刚果和安哥拉等。几内亚是最近的一个例子。这种情况正在成为相当多摩擦的来源，对中国的根本利益并无好处，对全世界也是如此。但中国视自己为受害者而不愿意参加“采掘业透明度倡议”(EITI, Extractive Industries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 这已成为该倡议能继续成功的最大障碍。
在现行主流的多边制力图自身重建的同时，中国会在双边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当然中国也是这个多国体制的一部分，但它在其中的地位与它目前的国力不相称；因此它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参与是比较消极的，其积极发展主要是通过双边渠道进行。例如，中国会抱怨美元的作用，而且会推动特别提款权的使用。但中国不太会允许人民币自由兑换，因为这样会摧毁现有机制，即允许国家通过低估的货币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中受益。中国会继续实行资本控制，但会与像巴西这样的国家建立以人民币为主的双边结算账户。这样会削弱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但不是取代它。
(三)
综上所述，世界面临着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组织形式中进行选择。这两种组织可以称之为国际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前者，以美国为代表，已经垮掉；后者，以中国为代表，正在兴起。自然发展途径 (the path of least resistance) 导致了国际金融体系逐渐瓦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而双边关系体制又容易造成国家之间的冲突。所以需要创造一个建立在更健全的原则基础上的新的多边体制，它能符合美国和中国的最大利益，自然也是整个世界的最大利益。
尽管在监管制度改革上的国际合作，几乎不可能用零打碎敲的方式实现，但是有可能通过整体重新安排，调整金融秩序的全盘交易来商定。20国集团作为国际合作的主要论坛，和在匹兹堡会议上采纳的同行评审程序 (peer review process) 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步骤。但是20国集团必须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的范围内运作，因为修改章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可以一举完成很多任务。它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新构建，使之能更好地反映国家之间的排序， 并且修改现行运作方法。会议也可以决定怎样对待规模太大而不能让其失败的金融机构，以及考虑控制资本游动的新规则。金融资本在国际范围完全自由地游动，已被证明是不稳定因素的一个来源，需要约束控制。
将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已造成了危险的不平衡。美元已失去了它曾拥有的信任和信心，但尚无其他货币可取而代之。现在总的趋势是各种货币正在向黄金、其他商品和有形资产迁移。这样是有害的，因为它将这些资产锁住而不能投入有效的使用，并且会煽起对通货膨胀的恐惧。
美国不应该排斥更广泛地使用特别提款权(SDR)。这可以使国际社会敦促中国放弃将其货币与美元挂钩 也是减少国际不平衡最好的办法。鉴于特别提款权是由数个国家的货币决定的，没有哪一个货币享有不公平的优惠特权。
特别提款权中包括的货币范围也必须扩大，其中一些新加的货币（包括人民币），也许是不能完全自由兑换的。这样，美元仍可能重新将自己树立为更可取的储备货币，其前提是美元是被慎重监管的。
特别提款权很大的优越性之一，是它允许国际性的创造货币。特别像现在这样的时刻这种做法尤其有用，货币将被引向最需要的地方。针对目前的情况这将是一个大的改进。这种机制允许不需要额外储备的富国，将他们现成的份额转让给需要储备的国家，这在小范围上已经开始实行了。
如果我们想在解决全球暖化和防止核扩散等问题上也有进展的话，那么对当前主导的世界秩序的重新调整，也许必须超越金融体系的范畴。可能需要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成员国的参与。
这一程序需要美国启动，但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应以平等的地位参与。他们是布雷顿机构中不积极的成员，因为主宰这些机构的国家已不能主宰。新兴国家应该参与新秩序的创造，以确保他们是这一新秩序的积极支持者。
美国为什么应该动议改革自己曾经是主要受益者的体系？因为这一体系以目前的形式不可能维持，美国如不带头对其进行改造，损失可能会更大。美国在布什执政期间已经失去了很多势力和影响。如果没有具有远见的领导，美国的相对地位很可能继续下滑。美国仍然可以对世界起领导作用。它不再能像布什政府企图的那样将其意志强加于人，但它可以领导一种共同的努力，不仅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这将以一种可以被接受的形式重新树立美国的领导作用。
既然中国会以赢家的身份从目前的混乱中脱颖而出，那中国为什么应该接受一个新的多边体制呢？答案同样简单。为了继续崛起，中国必须要让世界其他国家接受它。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向更加开放的社会方向前进，将个人自由的扩大与法治相结合。鉴于目前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中中国才能继续崛起，世界各国也才乐于接受中国的崛起。
为了能有一个和平的世界，美国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找到自己适当的位置更为重要。一个已经失去了政治和经济主宰的衰落的超级大国，仍拥有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是一种危险的混合。
如我已经指出的，美国的民主在陷入困境。金融危机使不喜欢面对严峻现实的美国人备受痛苦。奥巴马总统采用了“信心增值”的做法，宣称衰退已得到控制。如果发生再次衰退，美国人会更容易受各种散布恐惧心理和蛊惑人心的煽动。如果奥巴马总统失败，下一届政府会强烈地试图制造事端，转移人们对国内问题的注意，这对世界将是非常危险的。
奥巴马总统的思路正确，但他需要看得更远。他相信国际合作，而不是像布什和切尼那样信奉强权就是真理。但是他有很多急迫的问题需要考虑，重建国际金融体制在他的日程上位置不高。他的一些经济顾们似乎仍然相信有效市场假设论是正确的，除了一百年可能有一次不灵。幸存下来的金融机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竞争力，必将抵制会限制他们权力的系统性全面调整。目前缺乏的是一种普遍的认识，即体制已经崩溃，需要重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这些讲座中阐明的有关金融市场的理论应该被更多的人接受，是如此重要。
中国领导人需要比奥巴马总统更有远见卓识。他们是在掌舵，而且如果要向更开放的社会迈进，他们必须放弃一些已有的特权。现在中国人还愿意将个人的自由服从于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但可能不会永远这样。腐败是一个大问题，中国需要法治，这样公民可以批评政府，防止其滥用权力。
为了使自己被世界所接受，中国也需要成为一个更开放的社会。世界其他国家决不会让个人的自由服从于中国的繁荣。随着中国越来越成为世界的领导，它必须学会更多地注意世界其他国家的看法和意见。但是所有这些变化发生得太快，中国领导人还来不及调整自己。中国太习惯于认为自己是帝国主义的受害者，而看不到自己正在开始进入帝国主义的位置。这也正是为什么它与非洲国家和自己的少数民族打交道有这么多的麻烦和困难。希望中国的领导能够承担起历史的重任。毫不夸张地说，世界的未来要看他们怎么做。
谢谢。
原載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www.ftchinese.com）
本文网址：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29656
（原編者按）
2009年10月，在持续一周的时间里，乔治．索罗斯 (George Soros)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发表共分五个部分的系列演讲，阐述他对危机中的金融市场、政治体制和开放社会的思考与主张。在第五日的演讲“未来的路”中，他着重探讨了金融危机将如何重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由中国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未来。
这次演讲的全部译稿由公开社会研究会(Open Society Institute)提供。
（正文）
(一)
我在这个系列讲座中提出了一个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和事件的理念结构。这些事件不是由永恒有效的自然法规决定的。当然这些法规的确存在，但不足以决定事件的发展过程。原因之一是情况的复杂性，另一个原因是事件参与者的思维所起的作用。
我已经集中讲了相关反身性(reflexivity)的问题，即当事者的思维与现实情况的双向关联，以及我所强调的错误理解和错误观念对现实情况形成的因果关系。但这两种影响都很奇怪地被忽视了。这些影响给事物加入了不确定因素，结果是除了非常简单的情况以外，几乎不可能预测未来。
但我们仍然可以大略估计几种情况，并评估其可能性，也可以提出希望得到的结果。我在这两方面都做过，而且是多次尝试。的确，我可以称为是专家，作为投资者，我专注于预测(prediction)；作为公益慈善家，主要是为解决问题开处方(prescription)。我前者做得成功，足以支持后者。今天的讲座我想从预测和开处方这两个方面来谈。
当下所处的时刻，不定因素的范围异常广泛。我们刚刚渡过了二次大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个危机在量上大得多，质上也与以往的危机很不相同。可作相关比较的，是1991年日本发生的房地产泡沫破灭，至今尚未恢复；还有就是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与日本情况不同的是，那次危机仅限于一个国家，而这次危机卷入了全世界。与大萧条不同的是，这次没有允许让金融体系垮台，而是给它上了人工生命维持器。
事实上，我们当今所面临的信贷和杠杆问题(credit and leverage problem) 的深度和广度比30年代要严重得多。1929年时美国的信贷余额(credit outstanding)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60%, 到1932年增长到250%； 而2008年初是365% – 这还不包括30年代时金融市场上尚未存在而如今广泛使用的衍生品(derivatives)。 但尽管如此，人工生命维持器居然奏效了。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不到一年，金融市场已经稳定，股市也已回升，经济显示复苏迹象。人们想回到一切照旧的情况，把2008年的崩溃只当成是一个恶梦。
但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复苏的势头可能会停止，甚至随之出现 “再次衰退”(double dip)，而我不能确定的是这将发生在2010年还是2011年。
有这种观点的绝不止我一个人，但我的观点与目前的主导情绪不一样。复苏的时间越长，就会有更多的人相信复苏；但是据我的判断，这种主导情绪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这是典型的远非均衡的状况，此时人的感知往往落后于现实。更复杂的是，这种落后于现实是双向的。一方面，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次危机不同于以往 – 我们是处在一个时代的终点。另一方面，其他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未能预见到复苏反弹的程度。
混乱和困惑不只是在金融界，它延伸到整个国际舞台。
前苏盟帝国垮台后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其他大国或国家联盟可以挑战其至高无上的国力。但是这种“单极”(uni-polar) 的世界秩序未能持久。当布什总统为显示美国的威力，以不实之词为借口入侵伊拉克时，其效果与他的意图适得其反。美国的力量和影响力一落千丈，其结果是混乱的国际金融体系加之以不稳定的国际关系。此后终将形成的新的世界秩序，将不会再像以往那样的程度受美国的控制和左右。
为了理解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我们需要一个不同于以往所熟悉的那种理念框架。有效市场假定论把金融市场孤立看待，完全不考虑政治因素。这是一种曲解。像我已经多次提到过的，在市场的无形之手背后，有一个有形的政治之手，在制定市场运作的规则和条件。我的理念结构关系到政治经济学，而不是抽象概念的、受永恒有效规律主宰的市场经济学。我把金融市场看成是历史的一个分支。
二战后重建的国际金融体系并没有建立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其倾侧与不平衡是有意设计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是按控股公司的形式组建的，其中富国有不成比例的投票权并且控制其理事会。这使处于该体系边缘的国家比位于体系中心的国家处于劣势。
该体系从初建起就一直受美国控制。在布雷顿(Bretton Woods)会议上，尽管英国凯恩斯勋爵(Lord Keynes)提出了该体系的建议，但是是由美国代表团团长哈里. 怀特 (Harry White) 具体操作的。从那时起，我们从几乎全面监管的体系变成了几乎完全无监管的体系；这些变化由美国主导，而且所谓的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 仍在继续引导这个体系。
尽管由华盛顿共识制定的法规条例理应对所有国家平等适用，但美国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发行者，却比别人“更平等”。实际上国际金融体系是一个两个等级层次 (two-tier) 的架构：能用自己的货币借贷的国家是该体系的中心，而借贷要由硬通货之一来决定的国家是这个体系的外围。如果某个国家遇到困难，可以得到援助，但条件很苛刻，这对核心国家和外围国家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核心本身受到了威胁，那么该体系的维存则成为第一位的优先考虑。
这种情况在1982年的国际银行业危机中第一次发生。如果债务国被允许拖欠付款，银行体系将崩溃。因此国际金融权威机构联手，采用了我当时称为的“合作出借体制(collective system of lending)”。借贷国不得不滚动延续贷款(roll over loans)，使债务国能得到足够借款支撑债务。最终结果是，债务国被推进严重衰退，拉丁美洲的发展因此被推迟十年，而银行体系得以赢利而摆脱困境。当银行建立了足够的储蓄时，这些贷款则被重新组合为所谓的布雷迪债券(Brady bonds)，其余的损失由银行销账。
1997年类似情况再度发生，但那时银行已经学会审查贷款, 不至被迫采取合作出借的做法，而绝大部分损失不得不由债务国承担。这样就建立了一个模式：债务国受制于严厉的市场戒律，但如果体系本身受到威胁，规则通常暂停执行。其整体失败将使该体系陷入危险的数家银行得到保释。
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与此不同，因为它起源于核心国，而外围国家是在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才被卷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面对的是一个新的任务 – 保护因核心国风暴而受影响的周边国。该组织没有足够的资金，但其成员国很快联合行动募集了一万亿美元。尽管如此，应对局面还有一定的困难，因为IMF的设立是为了应对政府部门的问题，而这时信贷的短缺主要影响的是私营领域。但总的来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承担这一新的任务上做的相当出色。
国际金融权威机构应对这次危机的做法，总体上与过去一样：救助将要垮台的金融机构，实行货币及财政刺激措施。但这次危机要大得多，用同样的办法起初没有奏效。对雷曼兄弟公司的救助失败，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金融市场实际上停止运转，不得不加上人工生命维持器。这意味着政府被迫实际上是在担保，不能让其他可能危及这个体系的机构再垮台。正是此时危机延伸到了周边国，因为这些国家无法提供同样有信誉的保证。这次东欧国家受创最重。处于核心地位的国家，用他们中央银行的资金平衡表给这个体系注入资本，为商业银行的债务进行担保，而且政府为刺激经济，赤字财政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这些措施已见成效，全球经济似乎在稳定下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全球金融体系已再次免于崩溃，我们在逐渐回到一切照旧的状态。这是对目前形势的严重误解，已经破碎的不可能再拼回到一起。让我来解释为什么。
(二)
80年代以来形成的金融市场全球化，是一个以美国和英国为首发起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运动。允许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自由移动，难以对其征税或监管，使金融资本处于一种优越的地位。各国政府不得不更多地注意国际资本的要求，而不是本国人民的愿望，因为金融资本可以更自由地移动。这样，全球化作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项目，进行得非常成功，使各个国家均难以抵御。但是由此产生的全球金融体系从根本上不稳固，因为它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设基础上，即金融市场可以安全地依赖自身的机制来调节。这正是它垮台的原因，也是为什么不可能再拼凑到一起。
全球性的市场需要全球性的监管，而目前的管理法规都是基于国家主权的原则。也有一些国际协议，其中最著名的是设立了最低资本要求的巴塞尔协议(Basel Accord)，市场监管部门之间也有较好的合作。但是监管权威的来源总是归于主权国家。这意味着，重新启动一个停止了的机制与事无补，需要创造一个过去未曾存在过的监管机制。目前的情形是，每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是由各个国家自己来维护和支持的。政府主要关注的是本国经济。这会助长“金融保护主义”的倾向，有可能扰乱甚至摧毁全球金融市场。英国的监管部门永远不会再依靠冰岛政府的政策；东欧国家也会对完全依赖外国银行而三思。
我想要说明的是，监管条例的涵盖范围必须是国际性的。不这样的话，金融市场无法维持全球化，会被独断性的监管毁掉。生意会流向监管气候最温和的国家，这会将其他国家置于其无法承担的风险之下。全球化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为它迫使所有国家取消监管，但要反过来做则很难 – 让所有国家接受统一监管条例将非常困难。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利益，这促使他们会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
这一点在欧洲可以看到。如果欧洲国家之间都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怎么能让世界其它部分做到呢？在危机期间，欧洲未能达成在全洲范围对其金融体系进行担保的协议，因而每个国家不得不自保。目前情况下的欧元是一个不完整的货币：它有一个共同的央行，但没有一个共同的财政部， 而对银行担保和对其注入资本是财政部的职能。这次危机提供了修补这一缺陷的机会，但是德国充当了阻力。
德国曾是促进欧洲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但那是在其不惜一切代价要将德国统一的时候。当今的德国已非常不同，它和世界其他国家不一样，担心的是通货膨胀而不是衰退，而且更重要的，它不想为欧洲其他国家掏腰包。没有了推动力，欧洲的一体化已逐渐陷于停滞。
所幸欧洲有社会安全保障的福利，在情况好的时候这一保障制度被指责减缓了欧洲的经济增长，经济不好时它起了作用，使欧洲大陆的衰退没有预期的那么严重。现在随着对经济崩溃的恐惧减退，欧洲共同体正表现出政治意愿复苏的迹象。欧洲中央银行实际上是救助了爱尔兰的银行系统，而爱尔兰痛快地批准了里斯本条约。所以也许我对欧洲的看法过于悲观了。
金融危机对不同国家所将产生不同的长远影响这一事实，可能会成为一个问题。在短期中所有的国家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但是从长远看，有赢家有输家。虽然情况发展的具体过程变数范围仍很大，但地位相对变化的预测则肯定性较大。直截了当地说，美国将输得最多，中国则倾向于以最大的赢家姿态出现。这一转变的程度已经超过多数人的预期。其他国家的相对地位也会有相当大的变化，但从全球角度来看，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变化是最重要的。
自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是国际金融体系的中心。美元是主要的国际货币，美国因此获利甚多，但近来开始滥用其特权。美国从80年代起建立的现行账户赤字日益增长，这种情况本可以无止境的延续，因为亚洲小老虎们，开始以日本为首，后来是中国，愿意支持这种赤字以加强自己的美元储备。但是美国的家庭欠债过多使这一过程终止。房地产泡沫破灭后，美国的家庭发现自己承担了过多的风险。银行体系遭受极大损失，必须赢利才能摆脱困境。商用物业和杠杆式贷款收购(leveraged buyouts) 流血的时候还在后面。这些因素会继续增加美国经济的负担，美国的消费者不再有能力做世界经济的发动机。
而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取代这个位置。中国一直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而且很大程度上隔绝于金融危机之外。
对西方总的来说，尤其是美国，危机是内在因素引发的，导致了金融体系的崩溃。对中国来说，金融危机是来自外部的震动，影响了出口，但其金融、政治和经济制度并未受创伤。
中国已找到一种极有效的方法，能释放和激发其人民渴望和获取财富的创造性，能动力和创业精神，人民被允许可以去谋求自身的利益。同时国家可以通过支持低估的货币和累积贸易差额，提取其劳力剩余价值中相当可观的一部分。因此中国很可能成为一个大赢家。
中国实行的不是民主制度，领导者也知道，如果要保持领导地位，必须避免社会动乱。所以要尽一切所能保持8%的经济发展速度，并为不断增长的劳动力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贸易差额使中国很强有力。中国可以通过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刺激国内经济，而且可以通过对其贸易伙伴投资和提供信贷增加出口。事实上中国就是这样做的，用买美国政府的钞票资助对美国的出口。鉴于现在美国消费者不得不减少消费，中国可以发展和其他国家的关系。这样在美国步履维艰地跛行时，中国会成为世界经济积极的推动力。
当然中国的经济规模比美国小得多，发动机小了，世界经济前行的速度也会慢一些。但在这一局限之内，中美之间的地位正在发生结构性的交替，第三方也在随着积极能动的脉搏重新调整自己的位置。中国已经成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亚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这种位置交替不一定是永久的或不可逆转的 – 只要想一想日本公司的起落 – 但在目前，这是全球政治经济中最可预见的也是最重要的趋势。中国正在带动像巴西这样的贸易伙伴，及其他一些非洲和亚洲国家。印度以国内增长为基础，发展的也不错。
中国经济政策的成功不能被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事。在中国内陆的基础设施的投资也许产生不了能自给维持经济增长的效益。在中国的体制下，新投资的回报一般很慢，因为投资的决策主要是由政治因素而不是商业因素决定的。前两次，银行信贷的宽松造成了一大批不良贷款。这次可能会不同，因为权力在从地方转向中央，地方银行的官员不再受省的领导管辖； 但尽管如此也不能保证一定成功。再有，中国可能被全球的衰退所拖累。但是如果中国出了问题，全球的经济就失去了发动机。因此可以确信中国会有相对的成功，但不能确保绝对成功。
我们所处的历史时刻，在某种程度上与二次大战结束时相似。那时主流体系已经崩溃，一个全新体系有待重建。在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会议上，战胜国承担起了这个任务。在凯恩斯勋爵理念的激励下，他们创立了一个能包容全世界的体系，尽管作为同盟国之首，美国将凯恩斯的方案做了有利自身的修正。目前主导的，我们称其为国际资本主义的多边体制，还没有彻底垮台，但已受到重创；它内在弊病已经暴露，而且受到一个可行的替代方式的挑战 – 中国的崛起展现了一个与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根本不同的经济组织形式。我们可称之为 “国家资本主义”， 以区别于在华盛顿共识旗号下的“国际资本主义”。我们正处于一个时代的终点，但人们还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一点。
两种经济组织形式 – 国家资本主义与国际资本主义在互相竞争。两者都缺乏吸引力。华盛顿共识已经失败。目前形式的国际资本主义已被证明自身固有的不稳定性，因为缺乏足够的监管。而且它极不公正，相对穷人穷国而言这个体制偏袒富人富国。
与此同时，建立在国家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体系，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已开始初露锋芒，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殖民国家已经认识到自己过去的错误并力图纠正时，中国在与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打交道时，又在重复这些殖民国家的错误。为了能接近这些自然资源，中国在与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打交道，而忽略了那里的老百姓。这有助于压迫性和腐败的政体维持政权。这样的结果不好，但中国不是唯一对此有责任的国家。中国一家公司想买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 (Unocal) 时遭到拒绝。更近的，力拓矿业集团 (Rio Tinto) 反悔了将一部分股份卖给一家中国公司的交易。这促使中国与国际金融机构回避的一些国家进行交易，如缅甸、苏丹、津巴布韦、刚果和安哥拉等。几内亚是最近的一个例子。这种情况正在成为相当多摩擦的来源，对中国的根本利益并无好处，对全世界也是如此。但中国视自己为受害者而不愿意参加“采掘业透明度倡议”(EITI, Extractive Industries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 这已成为该倡议能继续成功的最大障碍。
在现行主流的多边制力图自身重建的同时，中国会在双边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当然中国也是这个多国体制的一部分，但它在其中的地位与它目前的国力不相称；因此它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参与是比较消极的，其积极发展主要是通过双边渠道进行。例如，中国会抱怨美元的作用，而且会推动特别提款权的使用。但中国不太会允许人民币自由兑换，因为这样会摧毁现有机制，即允许国家通过低估的货币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中受益。中国会继续实行资本控制，但会与像巴西这样的国家建立以人民币为主的双边结算账户。这样会削弱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但不是取代它。
(三)
综上所述，世界面临着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组织形式中进行选择。这两种组织可以称之为国际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前者，以美国为代表，已经垮掉；后者，以中国为代表，正在兴起。自然发展途径 (the path of least resistance) 导致了国际金融体系逐渐瓦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而双边关系体制又容易造成国家之间的冲突。所以需要创造一个建立在更健全的原则基础上的新的多边体制，它能符合美国和中国的最大利益，自然也是整个世界的最大利益。
尽管在监管制度改革上的国际合作，几乎不可能用零打碎敲的方式实现，但是有可能通过整体重新安排，调整金融秩序的全盘交易来商定。20国集团作为国际合作的主要论坛，和在匹兹堡会议上采纳的同行评审程序 (peer review process) 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步骤。但是20国集团必须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的范围内运作，因为修改章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可以一举完成很多任务。它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新构建，使之能更好地反映国家之间的排序， 并且修改现行运作方法。会议也可以决定怎样对待规模太大而不能让其失败的金融机构，以及考虑控制资本游动的新规则。金融资本在国际范围完全自由地游动，已被证明是不稳定因素的一个来源，需要约束控制。
将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已造成了危险的不平衡。美元已失去了它曾拥有的信任和信心，但尚无其他货币可取而代之。现在总的趋势是各种货币正在向黄金、其他商品和有形资产迁移。这样是有害的，因为它将这些资产锁住而不能投入有效的使用，并且会煽起对通货膨胀的恐惧。
美国不应该排斥更广泛地使用特别提款权(SDR)。这可以使国际社会敦促中国放弃将其货币与美元挂钩 也是减少国际不平衡最好的办法。鉴于特别提款权是由数个国家的货币决定的，没有哪一个货币享有不公平的优惠特权。
特别提款权中包括的货币范围也必须扩大，其中一些新加的货币（包括人民币），也许是不能完全自由兑换的。这样，美元仍可能重新将自己树立为更可取的储备货币，其前提是美元是被慎重监管的。
特别提款权很大的优越性之一，是它允许国际性的创造货币。特别像现在这样的时刻这种做法尤其有用，货币将被引向最需要的地方。针对目前的情况这将是一个大的改进。这种机制允许不需要额外储备的富国，将他们现成的份额转让给需要储备的国家，这在小范围上已经开始实行了。
如果我们想在解决全球暖化和防止核扩散等问题上也有进展的话，那么对当前主导的世界秩序的重新调整，也许必须超越金融体系的范畴。可能需要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成员国的参与。
这一程序需要美国启动，但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应以平等的地位参与。他们是布雷顿机构中不积极的成员，因为主宰这些机构的国家已不能主宰。新兴国家应该参与新秩序的创造，以确保他们是这一新秩序的积极支持者。
美国为什么应该动议改革自己曾经是主要受益者的体系？因为这一体系以目前的形式不可能维持，美国如不带头对其进行改造，损失可能会更大。美国在布什执政期间已经失去了很多势力和影响。如果没有具有远见的领导，美国的相对地位很可能继续下滑。美国仍然可以对世界起领导作用。它不再能像布什政府企图的那样将其意志强加于人，但它可以领导一种共同的努力，不仅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这将以一种可以被接受的形式重新树立美国的领导作用。
既然中国会以赢家的身份从目前的混乱中脱颖而出，那中国为什么应该接受一个新的多边体制呢？答案同样简单。为了继续崛起，中国必须要让世界其他国家接受它。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向更加开放的社会方向前进，将个人自由的扩大与法治相结合。鉴于目前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中中国才能继续崛起，世界各国也才乐于接受中国的崛起。
为了能有一个和平的世界，美国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找到自己适当的位置更为重要。一个已经失去了政治和经济主宰的衰落的超级大国，仍拥有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是一种危险的混合。
如我已经指出的，美国的民主在陷入困境。金融危机使不喜欢面对严峻现实的美国人备受痛苦。奥巴马总统采用了“信心增值”的做法，宣称衰退已得到控制。如果发生再次衰退，美国人会更容易受各种散布恐惧心理和蛊惑人心的煽动。如果奥巴马总统失败，下一届政府会强烈地试图制造事端，转移人们对国内问题的注意，这对世界将是非常危险的。
奥巴马总统的思路正确，但他需要看得更远。他相信国际合作，而不是像布什和切尼那样信奉强权就是真理。但是他有很多急迫的问题需要考虑，重建国际金融体制在他的日程上位置不高。他的一些经济顾们似乎仍然相信有效市场假设论是正确的，除了一百年可能有一次不灵。幸存下来的金融机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竞争力，必将抵制会限制他们权力的系统性全面调整。目前缺乏的是一种普遍的认识，即体制已经崩溃，需要重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这些讲座中阐明的有关金融市场的理论应该被更多的人接受，是如此重要。
中国领导人需要比奥巴马总统更有远见卓识。他们是在掌舵，而且如果要向更开放的社会迈进，他们必须放弃一些已有的特权。现在中国人还愿意将个人的自由服从于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但可能不会永远这样。腐败是一个大问题，中国需要法治，这样公民可以批评政府，防止其滥用权力。
为了使自己被世界所接受，中国也需要成为一个更开放的社会。世界其他国家决不会让个人的自由服从于中国的繁荣。随着中国越来越成为世界的领导，它必须学会更多地注意世界其他国家的看法和意见。但是所有这些变化发生得太快，中国领导人还来不及调整自己。中国太习惯于认为自己是帝国主义的受害者，而看不到自己正在开始进入帝国主义的位置。这也正是为什么它与非洲国家和自己的少数民族打交道有这么多的麻烦和困难。希望中国的领导能够承担起历史的重任。毫不夸张地说，世界的未来要看他们怎么做。
谢谢。
原載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www.ftchinese.com）
本文网址：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29656
Tuesday, December 22, 2009
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
戴开元按：
这是一篇具有国际学术水平的研究中国当代史的论文。此文的下述几点值得注意。
1）作者从社会结构-主体（即个人）、表达性-客观性的两种维度展开分析，据社会人文学科的理论前沿水平；
2）此文最重要的贡献，是作者发现并论证了中国从土改至文革等多项政治-经济-社会运动，中共官方言说与社会实际的严重脱离或矛盾之处，实际上质疑了这些运动的合法性。
3）
4）
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
提交者: wen.org.cn 日期: 2009/08/13
摘要:革命运动的胜利是所有革命的必要条件。但我认为很难将49年的解放视为革命的终结，因为其后还发生了大规模的革命性变迁：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几近全国耕地面积43%的土地被再分配，作为阶级的地主和富农也同时被消灭；随后发生从53年到57年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国有化了几乎全部的城市私有财产，集体化了几乎全部的农村私有财产；以及在大跃进失败后的短暂的革命退潮后，出现在66年到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运动的目的是全力铲除旧传统，建立一种全新的革命文化。
以往的中国革命研究总是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获取政权的运动等同起来。在这种观点中，革命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的建党到1949年的最终胜利。尽管塞尔登（Selden）和周锡瑞在此集的论文中把视线扩及到更广阔的范围内，但其关注的中心仍然是共产党“为何”以及“怎样”取得胜利的。所以，他们的“革命”概念仍然与过去学术界的主流思想保持一致。
我这里建议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认识中国革命。当然，革命运动的胜利是所有革命的必要条件。但我认为很难将49年的解放视为革命的终结，因为其后还发生了大规模的革命性变迁：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几近全国耕地面积43%的土地被再分配，作为阶级的地主和富农也同时被消灭；随后发生从53年到57年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国有化了几乎全部的城市私有财产，集体化了几乎全部的农村私有财产；以及在大跃进失败后的短暂的革命退潮后，出现在66年到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运动的目的是全力铲除旧传统，建立一种全新的革命文化。
在我看来，革命之所以和造反或王朝更迭区分，最终是因为革命不仅只是从一个国家机器向另一个国家机器的过渡，而同时是大规模的社会结构变迁。认为中国革命结束于49年的观点，几乎等于是预先把中国革命当作另一次王朝变迁，尤其是象周锡瑞在这个集子里提出的那样，把共产党的胜利等同于“一种统治方式对另一种统治方式的替代”（48）。本文中我希望提出一个不同的革命概念，将中国革命视为贯穿于46年到76年的大变迁，自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开始，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这一替代性概念把分析的焦点从共产党获取权力转移到共产党所发动的结构变迁之上。这后一阶段，和革命运动的早期形成阶段，对于我们理解现在的中国社会来说是同样重要的。
新近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新发展是，正如爱德华、毕瑞森（Edward Berenson）在此集所论述的那样，人们开始从后来发生的大恐怖的角度来重新思考1789年。1789年和大恐怖同是大革命的一部分。对于中国革命来讲，和大恐怖相对应的正是文化大革命。
我希望从文革来重新思考1949年（反之亦然）。近来关于革命的大量研究者，包括塞尔登和周锡瑞，首先是以源于89年“六四”事件的视角和关怀进行研究的。尽管“六四”很重要，但在我看来，它不过是80年代开始、作为革命遗产的改革的众多后果之一，完全属于后革命现象。另一方面，文革则是肇始于抗日战争的共产主义大革命浪潮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关注六四的民主问题相比，我们更应该把规模上远远超过六四的文革整合进我们对革命的理解之中。文革是30年来革命的顶峰。本文中，我试图把土改与文革视为一体，并且分析它们是怎样相互阐明的。
我也希望摆脱统治着以往革命研究的客观主义视角。尽管讨论了道德与话语，塞尔登和周锡瑞，与大多数他们评论过的学者一样，首先关注的是客观的现实，而不是表达的现实：在结构层面，是社会-经济的和制度的背景，而不是象征性领域或话语的形态；在主体（agency）层面，是行动和事件，而不是思想和态度。正如毕瑞森所言，目前的法国大革命研究，已经几乎完成从社会和经济的客观性维度向话语和文化的表达性维度的转移。
我希望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客观结构和表达结构的相互关联上，以及客观性行动和表达性心态的相互关联上。把文革纳入革命研究，是试图把文化/象征维度整合进我们的革命概念之中。这一概念，既包含了土改这样的社会-经济领域，也包含了文革这样的文化-政治领域。我们试图以此来洞悉客观的领域和表达的领域之间的相互关联。
我的尝试首先是对从46年到76年诸项大事件的一个侧面的初步分析：农村阶级斗争的历史，既包括表达性现实和客观性现实，也容纳了结构与主体。选择这一题目，是为了揭示客观主义-结构主义解释中所存在的问题，亦即那些在目前的历史研究中被称为“社会解释”的历史观中所存在的问题（参见毕瑞森的文章）。同时，也想指出当前比较时髦的表达主义历史观中所存在的问题，这一历史观将来或者可能被称为“文化解释”。
方法论问题
为了澄清这一问题 ,我用图表来表示表达、实践以及结构、主体的相互关系。这里共有四个分析维度，结构维在左侧，主体维在右侧；表达维在上侧，客观维在下侧：
......表达性结构 | 表达性主体
结构——————|——————主体
......客观性结构 | 客观性主体
简单的结构主义者假定结构（上图的左侧）是决定性因素，结构对主体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简单的意志主义者的观点则恰恰相反，他们认为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人类的主体性，即上图的右侧。对于表达主义与客观主义来讲，在表达与客观的相互关系中，简单的表达主义者确认表达（上图的上半部）是决定性的，而简单的客观主义者则宣称客观（图中的下半部）是决定性的。
一个简单的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属于客观主义-结构主义。它假定客观结构（如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要比表达性的上层建筑更为重要。后者仅仅被看作是前者的“反映”。同样，马克思主义强调结构先于主体。一旦正确分析了生产方式的客观结构，人类行为和事件将是可以准确预测的。换句话说，位于图表左下方的客观结构这一维度，决定了其他三个维度。
另一方面，一个极端的表达主义-意志主义则坚持表达性主体的优先地位。他们认为，一种文化传统的精华就在于个人——尤其是那些伟大的思想家和创造性天才——的思想和价值。行动和社会-经济制度不过是这些思想和价值的表征。正是位于右上方的表达性主体，而不是左下的客观结构，在整个图表中处于决定性地位。
与这些简单的决定性观点不同，皮埃尔、布迪厄（1977，1991）作出了重要贡献。首先，借助于“象征资本”的概念，他把马克思主义的结构分析从客观事物扩展到了表达（或“象征”）领域。资本不仅是物质性的，而且是象征性的。阶级不仅意味着一种客观的社会结构，而且还存在于表达结构之中，表现为区隔、思想的倾向（predilections）、风格（style）和语言。更进一步的说，主体能动性并不仅仅体现于对客观行动的选择，而且表现在对表达性思想和态度的选择。于是，布迪厄通过表明结构既是表达的又是客观的来反对客观-结构主义。同时，他也通过描述表达和个人主体性一样是如何受到结构制约的，来反对表达-意志主义。
此外，布迪厄澄清了结构和主体之间的相对独立。简单的结构主义并不足以充分解释表达和客观这样的两个领域。在布迪厄那里，结构仅仅解释了行为或思想的倾向性 （“habitus")，而并不能决定现实中个人的实际选择。同样，简单的意志主义也是不充分的，因为个人选择，无论是思想上的还是行动上，都要受到表达性（或象征性）以及客观性结构的制约。对于布迪厄来说，图表中左右两部分是相对独立的。
然而，甚至连布迪厄也未加反思地把表达和客观的结构看作是一致的。在很大程度上，他的象征性倾向和阶级区隔是阶级客观条件的延伸。表达性现实和客观性现实被假定是一致的，或至少是并不相互矛盾的。布迪厄并没有把表达性现实和客观性现实之间可能出现的不一致作为思考问题。
另一方面，米歇尔、福科（1978[1990]）有力地指出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性的“话语”与实践之间存在的不一致。在那种压抑的环境中，关于性的正统话语与性的实践是非常不同的。福科雄辩地论证道，话语具有更大的真实性，比客观实践更富于历史意义。通过关注某一时点上表达与实践之间巨大的距离，福科提供了一个布迪厄未能提供的、独立的表达性现实的例子。
福科同样表明了思考表达性结构的另一种方法——形塑语言和思想的话语结构（discursive structures），更象布迪厄的象征性区隔与倾向约束个人心智的作用方式。显然，我们的思想和态度深深地受到语言和话语的结构与实践的塑造。我们可以说，福科提供了一个关于表达结构的独立性和重要性的非常有力的例证。对福科而言，在上面的图表中起着决定作用的，不再是左下的客观结构和右上的表达性主体，而是左上方的表达性结构。
虽然福科有着强调话语比实践更重要的倾向，但对我来讲，福科的重要贡献在于他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表达性结构的现实可以与客观结构的现实大不相同。因此，客观主义者和表达主义者都是不正确的。图表中的表达维和客观维之间的关系，正如两边的结构和主体的关系那样，是相互的，而并不具有单方决定的性质。
粗略的客观主义者和粗略的表达主义者之间尽管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他们有着一个共享的假定，即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之间保持基本的一致。也只有在这样的共享假定的基础上，他们才有可能宣称自己对对方有着决定性的支配作用。因为如果表达与实践存在着实际上的不一致，那么双方都要承认对方的相对独立：表达性现实可以不同于客观性现实，反之亦然。两者可以有着独立的起源、意涵和结局。这将动摇任何一方关于自身决定性优势地位的假设。
我认为我们绝不能预先假定表达和实践之间的一致性。表达性现实和客观性现实既可能是一致的，又可能是相互背离的。一致性需要被证明，而决不可当作预先的假定。正因为如此，我选择了中国革命中的一个特殊现象——农村阶级斗争来透视表达和实践之间的不一致性。我试图表明，1946年到1952年的土改和1966年到1976 年的文革中，农村阶级斗争的表达性建构越来越脱离客观实践，两者的不一致强烈影响了共产党的选择和行动，而党的这些选择和行动又形成了一种话语结构，该话语结构在文革中极大地影响了个人的思想和行动。
我将表明，文革是人类历史上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之间相互脱节的一个极端例子。这种不一致性既诱发了文革的出现，又导致了文革的终结。这一历史强调了表达性现实和客观性现实之间的确是相互独立的。
返回到上面的图表，我认为表中的四个维度是相互关联并且相互作用的。结构和主体、表达和客观之间的影响和互动的方式是多重的、混合的。尚未考虑表达对结构和主体的作用的时候，简单地套用客观结构决定客观主体的做法将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同样，建立在表达和实践、结构和主体的一致性基础上的其他种类的简单决定论也不能令人满意。
土改的官方建构
关于土改的社会-结构背景，最可以代表中国共产党的正统观点的莫过于毛泽东（1933）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该文勾勒了思考农村阶级关系的两条主线：租佃和雇佣。地主从贫农佃户收取地租，而富农则榨取付给雇佣工人工资之后的剩余价值。中农，既不是佃农，也不是雇农，成为位于地主、富农与贫雇农之间的中间阶级。（毛，1933；转引自Huang，1985，第四章）。
这是一种具备宏观历史理论法则的阶级分析。通过地租抽取农业剩余是封建主义的特征，而通过工资抽取剩余则是资本主义的特征。在租佃关系之外增加了雇佣关系，是中国农村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了几个世纪的结果。这些思想或许最为简洁地体现在毛的文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之中，这篇文章仿效了更早的列宁（1907[1956]）写的《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一书。
依赖于这些分析的农村革命策略是建立在对农民行为的客观-结构主义计算基础上的。个体被予期依据其阶级利益而行动。作为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代表者，中国共产党将领导贫雇农反抗地主和富农的阶级革命。雇农和贫农应该是革命最积极的响应者，因为他们将是革命的最大收益者。贫雇农将同下中农结成同盟，后者是一个关键性的中间阶层，因为他们在革命既没有很多收益、也不会有太大损失，所以他们被想象为易于动摇的。争取到中农将使革命运动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毛，1927，1939；列宁，1907[1956]）。
过去，关于革命的社会-结构背景在学者中激起了尖锐的争论。一种极端的观点认为，关于农村阶级关系紧张的整个革命分析都是虚幻的，革命也远不是一个以阶级为基础的运动，而实际上是来自于一小撮人的列宁主义阴谋。在另一个极端，学者们完全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革命的社会-结构背景分析。我在其他文章里面（Huang，1991）已经讨论过这些争论，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的表达性建构和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着的一致和偏离。我们无须怀疑这些一致性：地主掌握了所有土地的三分之一，富农掌握了另外的15-20%。土改把地主和富农几乎所有的土地分配给了贫农和雇农。这次土地的再分配涉及了全国耕地面积的43%（Perkins，1969；Wong，1973；Lippit，1974）。
这里没有原因怀疑土改是一次重大的社会-经济革命，深刻地影响了农村的每一个成员。耕种了全部土地面积三分之一的佃农，要把他们收获的一半交给地主。土改消灭了这种租佃关系。虽然1949年之后的几年，国家税收比抗战之前提高了几倍 ，但是，总的来说，佃农仍然得大于失。土改中平分土地所有权，无疑给那些处于中游以下的农民——雇农、贫农和下中农——带来了好处。
通过土改，国家能够以税收和低价收购的办法，获取原来属于地主、又被地主消费掉的那部分农业剩余。这些农业剩余在分给贫雇农一部分后，全部被国家投入城市工业化进程。象中国这样一个面对着敌对的国际环境、只有很少可以选择的资本积累方式的新生国家，土改事实上成为国家资本积累的主要方式（Lippit,1974）。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令人惊讶的工业化进程也因为土改的顺利进行而得以实现。土改帮助中国保持了从1952年到1980年的工业产出的11%以上的年增长率（Perkins and Yusuf, 1984）。
当然，与此同时，农村和农业却一直困扰于我称为的“集体主义内卷化（collectivist involution）”直到70年代末（Huang，1990：16-7，10-11章；亦见Huang，1991：329-30）。在粮食总产量扩增三倍的同时，农业的劳动投入加多了三至四倍。换句话说，单位劳动力产出停滞或下降了。集体化时代的内卷化很大程度上是下面这些因素的综合结果：国家分别以牺牲农业和农村为代价加速发展工业和城市的投资战略，严格反对农村自办企业的国家政策，以及农村中过高的人口压力 。
表达现实脱离社会现实之处主要在于共产党将其宏观结构分析转化为每个村庄的微观社会行动所作出的决定。这一转化强调宏观策略分析对每一个的农村社区都是有效的。每一个村庄都要划分出阶级敌人，党要组织阶级斗争，发动贫农和雇农反对地主和富农。
村庄阶级结构的客观性现实
关于单个村庄的客观阶级结构的资料相当有限。现存关于每个村庄的阶级成分详细而准确的资料，多是在土改时收集的并在四清中被系统核实过的。然而这些资料并不容易获得。那些我们通常在研究中使用的官方数据，往往过于简略而且并不包括单个村庄的情况。事实上，共产党向外部世界所提供的是经过细心选择的若干村庄的数据，这些数据被用来证明官方对农村社会结构分析的真实性。此外，近来公布的革命根据地的资料，提供了一些村庄内部的情况。奥多里克、吴（Odoric Wou，1994）的研究就是以这些资料为基础进行的。但是，直到现在，我们能够掌握的确实可靠的资料只有几十个村庄的数据，这些数据主要来自于解放前完成的人类学实地调查。虽然，在此基础上，我相信已经足够得出一些关于客观村庄现实和党的建构之间的不一致的结论。
比如说，现有的资料表明，在华北平原很多村庄根本没有地主。华北地主主要是居住在城市之中的不在村地主。那些在村地主往往只拥有较少的土地，而在许多村庄，甚至连这种小地主都不存在。我在85年的书中使用过的有着完整记录的33个村庄里，只有7个村庄有符合官方定义的在村地主（Huang，1985：附表A1--A7）。
这一结论在一些其他经过实地调查的村庄得到了证实。在柯鲁克夫妇的《十里埔》一书中，靠近河北武安县的这个村庄就没有在村地主；本村最大的土地拥有者（100余亩）“傅新”（译音)就住在“阳易”(译音)镇（Crook and Crook,1959:19;）。在韩丁（ William Hinton）研究的山西长治附近的张（“长弓”）村，同样也没有一个人符合土地法对地主的定义，整个村庄只有一户佃农（Hinton, 1966: 592;亦见下面的讨论）。
在奥多里克、吴所研究的河南北部林县的“后角”（译音）村里，官方记录表明，在全村286户人家中，共有4户地主。然而，这4户都只是“名义上的地主”。他们绝大多数未婚或者丧偶，因为缺乏劳力而不得不将土地出租（Wou, 1994: 302-3）。在一个平均每户3 .8亩耕地的村庄里，最大的地主不过拥有26亩土地。 吴在林县另外两个村庄收集的数据也与张村大致相仿。在这里，地主主要是“鳏、寡、孤、独”这些很难被想象成官方建构中的“统治阶级剥削者”（Wou, 1994: 302-3）。
那些富有的农户，实际上并不是地主而是我称之为的“经营式农场主”的农户——他们雇佣了3到8个雇农耕种100到200亩土地（这要与只雇佣1或2人的富农区分开来）。在我的33个村庄的样本中，有17个村庄里有这样的农户（Huang，1985：附录）。在十里埔，最富有的是雇人种地的“王班岩”（译音）（Crook and Crook,1959: 25-6）。同样，在张村，最富的农户是“盛经和”（译音），他拥有138亩土地，靠雇农耕种 。
对于这些经营式农场主，共产党曾试图调整自己的分析。最初在1942年，党曾提出这一“经营地主”“阶级”应当视作为资本主义的，而不是封建主义的，所以应当和富农归为一类。因为党认为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要先进，所以，他们和富农一样，在土地革命中受到的冲击照理应比地主受到的冲击小一些。然而，在50年颁布的《土地改革法》中，党中央最后决定把“经营地主”归并为地主，理由是他们自己不参与“主要”的生产劳动（北京政法学院，1957：39，381）。
如此建构农村阶级结构所产生的问题，首先表现在它模糊了两类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别——租佃与雇佣——而这一区别又是党曾经刻意强调的。更重要的是，即使我们把经营地主与地主合并起来，官方的表达建构和农村的客观现实之间仍然存在着不一致：如果我们的样本可以推广，那么在华北，尽管把雇佣劳力的经营地主和收取租金的收租地主合并为地主，仍然有一半的村庄不存在在村地主。
在长江三角洲，同样存在着政治建构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偏离。在8个进行了严格的人类学调查的村庄中，只有2个村庄有在村地主 。大部分地主很久以前就住进了城镇，成为不在村地主。这就意味着，如果确实存在地主和佃户之间的冲突，那么这一冲突也不是村庄社区内部的，而是存在于村庄的佃户和外界的地主之间。
在这点上共产党也试图相应社会现实而行动。在长江三角洲，地主斗争会是由镇政府出面发动群众组织的——每一个镇的空间范围内确实有地主可斗，虽然只是寥寥几个。松江县的华阳桥村的群众性地主斗争大会，是由兴隆镇会同辖区内的其他几个村庄一起进行的 。官方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弥合在每个村庄里实施的反封建斗争的官方设想和事实上长江三角洲的绝大多数村庄没有在村地主这一现实之间的偏差。然而，分地仍然以行政村为单位进行，因此每个村庄中都必须找出相应数量的“阶级敌人”来。
以上的证据表明，在华北平原和长江三角洲，许多村庄——或许是大部分——其社会结构是不同于官方建构的。在先前的研究中（Huang，1985，1990）我已经指出，租佃和雇佣通常并不是发生在地主与佃农、富农与贫农之间，而是常常发生于中农和贫农之间。一个中农可能从另一个中农那里租上几亩地，再从某户贫农（通常是他的亲戚或邻居）雇上个把短工。一个村庄里的大多数成员，其实是大致平等的耕作者。
此外，中国的许多村庄是排外的。农民对自己人和外来人的区分非常敏感。“老户”是指那些世代生于斯、长于斯，在村庄里过活并常常是村内大家族成员的农民。他们与外来者和暂住户们有着明显的区分。村民的社会关系大部分只发生在朋友和亲戚之间。几个世纪的商业化并没有把分散的个别社区真正整合为一个阶级整体，而只是带来了村庄经济和社会的内卷化（Huang，1985：220-2；Huang，1990：144-6）。在绝大多数的案例中，中国共产党派来的运动组织者只能以外来人的身份进入村庄。
共产党的选择
共产党当初本来可能可以选择承认这些客观现实，并且将土地改革和一个个村庄中的群众性政治行动区分开来。至少在理论上，党完全不必在每一个村庄都开展阶级斗争，可以简单地宣布租佃和雇佣为非法并且决定土地的再分配。它无须在每一个村庄都发动针对地主和富农的群众运动，可以简单地根据革命的理论分析，就此在全国范围内改变既有的生产关系。
但党并没有做出这样选择。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部分原因我们将在后面加以分析），党决定在所有的村庄里发动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被当作是一场道德戏剧性的行动，用来表现代表着“善”的革命力量与代表“恶”的阶级敌人之间的对抗。
党的这一选择导致了象韩丁（1966）的《翻身》这样的著作的出现。这本书自我表述为一个村庄里进行的阶级革命的写实记录，在那个村庄里，佃农起来反对本村的地主，雇农反对他们所熟识的富农。地主和富农被视为罪恶的和剥削成性的，不仅因为他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而且因为他们本人的邪恶意图和冷酷手段。与此同时，贫农和雇农都被描述为充满了阶级感情和革命热忱。
然而，从这本书自己提供的证据可以发现，在张村实际上只有一个佃农，并且没有在村地主。仔细检验，我们发现在张村的主要矛盾，与其说是阶级矛盾，不如说是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徒以及汉奸和爱国者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比较少见的具有天主教堂的村庄，也是一个目睹日本人和共产党对这一地带的残酷的争夺战的村庄。这导致了村庄内部非同寻常的尖锐和激烈的冲突——这些在韩丁那里都被当作了“阶级斗争”（韩丁，1966）。
在中国国内，关于村庄内阶级斗争的主题被多次以同样的形式反复讲述。其中最著名的一部，是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故事围绕着南水屯村（河北涿鹿县）的地主和“恶霸”钱文贵而逐次展开。但实际上，钱只有十亩土地 ，按照土地改革法的标准只能算是家境较好的中农。导致把他当作地主的原因不是他的阶级地位，而是他与其他村民糟透了的人际关系。但是革命建构宣称他的那些行为就等于他的阶级地位。象韩丁的《翻身》一样，这个故事也表明了在土改中，“地主”、“阶级敌人”这样的概念，主要是一个象征性和道德性的概念而不一定是个物质性范畴（丁，1949：8，451-3）。
共产党的政治决定,使土改变成要在每一个村庄和每一个农民身上演出的道德戏剧性阶级斗争，造成了要在每个村庄拟造阶级敌人的巨大压力，即使是按照党自己定的标准根本就没有地主的地方。当精确的阶级分析让位于简单的套用和普遍性的配额时，将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浮夸和梯升，把富农错划为地主，把中农错划为富农。并且，强制要求阶级利益和个人行为之间简单的一一对应。
土地革命的型式
土改的过程可以根据不同的阶段分为三种型式：第一种是1937年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时期的“老解放区”型式，第二种是1946年到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交战区的型式，第三种是建国后1949年到1952年的“新解放区”型式。每种型式都表现了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之间不同的关系。
老解放区，1937-1945
在老解放区，理论和行动表现得最为统一。因为党使用了“统一战线”的“减租减息”政策（地租减至37.5%、利息减至每月1.5%）和累进税制，而不是暴烈的阶级革命的方法，在村庄内部没有出现依照革命理论来制造阶级敌人的迫切压力。事实上，虽然没有村内的阶级斗争，但仅仅通过减息减租和对地主的高额税收、以及共产党提供的让贫农购买土地而成为中农的机会，老解放区就已经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社会均衡。例如，在柯鲁克的《十里埔》中，在许多贫农成为中农的同时，不在村地主傅新卖掉了自己100亩土地中的30亩（Crook and Crook, 1959: 49, 74ff）。
同样，在爱德华、弗莱德曼（Edward Friedman），鲍尔、匹克威茨（Paul Pickowicz），以及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研究的河北饶阳县“武功”（译音）村里，两个在村地主的财产，从36年的总共203亩减少到46年的76亩，与此同时，三户富农的土地从总共262亩减少到180亩。另一方面，贫农每户平均土地面积从0.9亩增加到2.2亩。这意味着，通过改革而做到实质性的社会均衡（Edward Friedman, Paul Pickowicz, and Mark Selden，1991：84，86）。
解放战争时期，1946-1949
在解放战争中，革命意识形态和农村社会现实之间的扭曲到达顶点。位于共产党和国民党发生拉据争夺的区域的村庄，不可避免地在战局的压力下发生村庄内部的激烈斗争和极端行动。从军事策略的角度来说，一个被阶级斗争分化成两极的村庄，更易于提供种种战争需要的资源。阶级划分因此成为解放战争的一种武器。指导阶级划分的，也因此不再是土地改革法中的详细规定，而是粗略的、由上级下达的定额划分。
我们可以看到，在武功村，表达建构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偏离是随着战局的激化而升级的。46年的“耕者有其田”运动中，村庄的阶级划分仍然与客观现实保持部分一致。有两户被划为地主，他们在36年时确实是地主，但是到了46年，按照严格标准他们只是富农，因为他们每人只有一个雇工。理论和现实的最大偏离发生在一年之后的土改激进主义之中，那时使用了按照上级分配的指标进行阶级划分的办法。其结果是，在这个有387户的村子里，有70户中农被划为富农并成为斗争对象（Friedman et al., 1991: 92-8）。这些行动在下一年被批评为“左倾冒进”。虽然如此，在每个村庄发动阶级斗争的基本决策是没有疑义的。作为武功村土改的最后一项活动，48年春演出了斗争地主的群众大会。因为没有真正的地主可斗，就用富农来顶替。而臭名昭著的“恶霸”“李迎洲”（译音）因为坐牢和折磨已经奄奄一息，于是用他的儿子“大林”来顶替。大林的腰被打断。
在这些行动当中，革命理论曾精心设置的封建主义的地主和资本主义的富农之间的区分被完全抹杀了。富农被简单地和地主归为一类，他们都是“阶级敌人”。更重要的是，同样在革命理论里被仔细讨论的划分阶级的物质基础，也让位于武断的定额与阶级标签。当然，这一武断并未消除阶级斗争的激烈和残酷（Friedman et al., 1991:105-6）。
《十里埔》也记录到了村庄内部同样的冒进。在“割封建主义尾巴”运动中，武装积极分子使用了狂热的标准：所有其父亲或祖父是地主或富农的人，都被认为长了必须“割去”的“尾巴”。按照这一标准，村中有78户中农被增加进斗争对象的名单中，这份名单由此从24人增加到超过100人，而这个村庄不过400户人家（Crook and Crook, 1959:130ff）。
同样的过程也发生在韩丁的张村。盛经和和“郭崇望”（译音），这两个在第一次阶级斗争中被划成的地主，其实应当属于富农或者是雇佣劳力的经营式农场主 。当郭逃跑后，他的哥哥“福望”（译音）被拉出来顶替，并被殴致死（Hinton, 1966: 29-32, 34, 131-8）。随着土改运动的激进程度的加剧，表达建构和客观现实之间的偏离也逐渐增大。尽管韩丁没有提供在冒进时期，被错划为富农的精确数字，但他描述了48年区分富农和中农的正确方法的一些细节。作为富农，其家庭收入的一半以上，必须来自“剥削他人的劳力”。韩丁认为，这一判断标准的正确应用，纠正了先前把中农错划为斗争对象的冒进运动（Hinton, 1966: 400-10）。韩丁提供的计算方法所造成的细微区分，对许多人来讲，实际意味着是成为革命阶级的盟友还是被打被杀的阶级敌人。
解放后，1949-1952
49年获得军事胜利后的土改变得比较有序和温和。然而，那种把一切新政权不喜欢的分子都划为同地主和富农一样的阶级斗争对象的倾向依然存在。这一倾向把那些严格说起来距地主和富农成分甚远的人也划进了斗争对象。在河北东北部的米厂村 ，四清中进行了阶级历史详细调查的216户中，共有11户在土改被划为地主、其他六户划为富农。实际上，没有一户纯粹靠出租土地收取租金过活，而这正是《土地改革法》对地主的法律定义。11户中的8户实际是富农，因为他们雇佣的劳动力超过了他们自身的投入，其余3户则雇佣劳力少于自身投入而实际是中农。
这11户中的7户，之所以被划为地主，主要是因为他们的与政治相关的活动，而不是他们的经济地位：一个是国民党党员；两个妇女的丈夫是国民党特务；一对兄妹的父亲也是国民党特务；还有一个赌徒，其兄是国民党特务，而他本人也众所周知地敌视共产主义；最后一个日军占领时作过村里的首领，他也反对共产党。对于这7个人来讲，“地主”一词，更多的是在政治意义上，而不是经济意义上使用的。
其余的4个人被错划的原因，更多地在于冒进的革命狂热而不是政治考虑。两个是寡妇，象其他华北农妇一样，她们没有下地干活。作为寡妇，她们只得雇人耕种自己的土地。其中一个还靠缝制衣服来贴补生活。她们被划为地主是因为村庄僵硬地执行了下面这一判断标准：那些不参加主要的农业劳动的户主便是地主。另两户实际上只是富农，因为雇佣了多于自己劳动投入。其中一个雇了一个半的劳力帮助耕种33亩地，另一个则雇人帮助耕种40亩。
6个被划为富农的人中，有5个其实是家境较好的中农。其中有兄弟三人，属于一个13人的家庭。全家分别[删掉“分别”]雇佣了一个全年的长工和工作5个月的短工来耕种70亩土地；另外两个也是兄弟，全家4人，雇了一个长工耕种79亩土地。因为这两个家庭投入生产的劳力都多于雇工，所以严格地讲，他们应该属于中农。但第一个家庭被划为富农，是由于三兄弟中的两个兼经商，所以比单纯耕作收入更多，而且大哥还是国民党党员。另一个家庭被划为富农的原因在于其中的一个兄弟是国民党党员，是被迫参加了某个国民党组织。第六个富农拥有50亩土地，一个雇工，他其实也应算作富裕中农，但他是个国民党党员。
土改中，米厂村召开了仪式性的群众斗争大会，虽然这些斗争会没有解放战争时期那么不分皂白、那么暴烈残酷。11个地主中的5个被“扫地出门”，他们的土地和房屋被全部没收，其中3个在斗争会上“被斗”。倒是没有一个人被杀掉，而且他们5个还分到了一些土地（每人2亩）和几间草房。剩余的6个地主，包括两名寡妇和那对年轻的兄妹，都获许保留自己的一点土地和小一部分房间。6名富农也受到同样的待遇。
在杰克、泡特（Jack Potter）和瑟尔密斯、泡特（Sulamith Potter，1990）研究的广东增步大队的卢家村，土改比米厂要残酷。有5个户主被划为地主恶霸。其中和国民党有联系两个被枪毙了。剩余的3个被关进了监狱。在附近的“塘边”村，一个拥有10亩耕地和1亩池塘的寡妇被划为地主，因为她依靠儿子和一个雇工，自己从不下地。在强加给她的重重压力下，她作出了自杀的选择。村干部事后谈及此事时充满了懊丧，但这已表明了即使在解放后，土改还是使用了暴力的（Potter and Potter, 1990: 49-51）。
在我调查的华阳桥村，没有一户符合《土地改革法》中地主和富农的标准；所有57户农民那时都仅是中农或贫农。但这里并没有象官方用词“和平土改”示意那么和平。意识形态的压力迫使村干部去寻找阶级敌人。结果曾经非法隐匿少量土地的中农陆关通被划为富农，成为阶级敌人。从此，陆在20几年里一次又一次地被斗争，直至79年这一错划被官方平反。另一个斗争对象是高永年，他按照任何标准都不可能被划为地主或富农，但由于他是个外来者而且脾气暴躁，于是成为村民的仇视对象（Huang，1990：167，276-7）。
关于阶级斗争的官方建构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偏离存在于多个层次。土改时的阶级斗争的主要舞台是村庄，但真正的大地主通常都是不在村地主，他们中的许多人完全逃过了阶级斗争。在村庄里面，那些被作为地主和富农进行斗争的人中，只有一部分符合《土地改革法》的划分标准。余下的数百万根本不应该但又确实被划为地主和富农的人，绝大多数是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激进阶段被当作斗争对象的。甚至在解放后更加有序的土改中，仍有很多人被错划被错斗。一些人被划为阶级敌人，并不是他们的阶级身份，而是因为他们的这些逾越规范的行为：参加或同情国民党，皈依外国宗教，当过汉奸，或者做过错事、坏事；另外一些错划分子，仅仅因为是被放逐的外来者或者是干部的对头，甚至仅仅因为运气不好，比如米厂村的寡妇，成为阶级划分标准的技术性失误的牺牲品。党的宏观结构分析在每一个具体村庄里的教条应用，产生了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之间的偏离。
此外，我们的证据表明，阶级位置和政治选择之间的关系，并不象共产党的建构和行动所认定并表现出来的那样简单。那些站在国民党一边的，并不必然是地主和富农，反倒常常是中农和其他阶级的农民。地主和富农同样并不必然支持国民党，正如米厂和塘边的无辜的寡妇，更不用说中共的许多领导人——富农毛泽东（Snow, 1938: 123-4）和地主邓小平（毛毛，1993：30）是其中最显著的代表。但是土改中使用的定额和阶级标签并没有给这些模糊提供相应的回旋余地。在极端的客观主义-结构主义观点中，阶级位置和政治选择的联系被认为必然是确切无疑的。
从意识形态到话语
一整代中国知识分子成批地参与了土地革命，他们组织工作队进入每一个村庄以推动土改在全国的进行。党的和非党的知识分子都积极参与这样一项努力：把革命理论应用到社会实践，并改造现实以符合意识形态的建构。到土改结束时，数百万的知识分子参与了这样的行动和思想：把“阶级”在马克思-列宁理论中的物质层面的意义，转化为在每一个村庄上演的善对恶的戏剧化斗争中的象征-道德意义。
正是在土改中，在没有物质基础的地方制造阶级斗争的方法得以广泛传播。也正是在这次革命中，阶级这个范畴不仅掌握了物质领域，而且控制了象征领域，革命行动进行时并未顾及表达现实与客观现实之间的不一致。由于党明显的成功，或许还因为他们自身对农村的陌生，城市知识分子们忽略了这一对客观现实的偏离。看起来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自愿参加了在农村的社会革命，同时他们也接受了官方的表达建构。通过戏剧、小说、电影、教科书、政治学习以及无所不在的官方报刊，这一代的语言和观念传递给了下一代。
这表明了官方意识形态变成了不仅仅是执政党的建构和宣传。知识分子通过积极参与土地革命的过程和虚构，把官方建构作为自己思想世界自愿调整的一部分。阶级分析的理论语言和对地主形象的革命描述已经成为一整代人使用的日常语言。官方意识形态从而成为了占据霸权地位的话语。
官方认可的农村阶级斗争话语，不仅成为阶级话语中的主导，而且统治了整个政治/文化生活中的所有话语。直到文革结束之时（期间只有在大跃进之后出现过一段短暂的回潮），政治一直主导着所有的生活领域，而在政治话语中，阶级话语又占据着最突出的地位。它成为这一阶段里几乎所有群众运动的引导力量：从土改到三反五反，从社会主义改造到反右运动，直到最后的作为文化大革命前奏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文革中，主导性的标语是毛泽东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
阶级、阶级身份、阶级斗争、阶级敌人、斗争对象这些术语完全渗透进了标准的日常语言。在这个纷杂的世界里，生产关系分析中的细微标准已经不复存在。所有革命中的敌人都被合并成阶级敌人这个单一范畴，他们代表了旧社会所有的罪恶。在如此混乱的实践中，发展出了关于阶级敌人的四种类型（“四类分子”）的惯用语：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即罪犯）。 在这样的惯用语中，作为人民的敌人，阶级敌人的危恶性要大于罪犯。这些惯用语成为文革中主要的战斗口号。
无论斗争目标是党外的老阶级敌人，还是党内的“走资派”这种新阶级敌人，文革中使用的语言、思想、甚至行动的仪式，许多都是从土改那里借用来的。文革积极分子思考和谈话时使用的语言（“四类分子”或者是“黑五类”）、识别斗争对象，在开群众斗争大会时，给斗争对象扣上高帽，在他们胸前贴上标语，公开地侮辱、殴打，等等。这些都是土改中使用过的技术 。
这些行动更直接地继承了农村土地革命、而不是城市的五反和社会主义改造等运动的遗产。民族资产阶级受到了不同于地主和富农这样的阶级敌人的区别对待。作为理论上属于部分进步的力量，民族资产阶级属于“新民主主义”联盟中的一个阶级，所以他们不是暴力阶级斗争的对象（毛，1940）。在1952年针对中国工业和商业资本主义的五反运动中，指导方针是把资本家区分为守法的和违法的两种。后者被希望不超过总数的5%。实际上，中国六大区（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和西南）各个城市的数据摘要表明，在被调查的总数为999，707个企业和企业主中，只有1，509受到了法律的惩罚（薄一波，1993，第一卷，173，178）。其余的多数将收到自己持有的股票和债券为期十年、年息5%的分红。换言之，资本家们被贴上了不同的标签，从而与地、富、反、坏区分开来。
象阶级敌人那样对待走资派并发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来攻击他们，是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发明。这一运动被官方称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等同是从早期那种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一种进步力量的观点的一次概念飞跃。后来人们看到，这一飞跃把文革的斗争目标和土改的斗争目标联系起来，换句话说，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旧封建主义阶级敌人联系起来。这一联系将为文革中泛滥的暴力提供正当性。
作为前奏的四清
从这个角度考虑，我们是应该把四清看作文革的前奏的。尽管文革基本发生于城市，但它与被称为“第二次土改”、旨在重新发动十几年前的土改中的阶级斗争的四清（清理思想、清理识形态、清理组织、清理经济）运动密切相关。 1965年30名城市学生“下”到华阳公社，组织新一次的反对阶级敌人的阶级斗争。在华阳桥村，这一轮新的斗争意味着象陆关通和高永年这样在土改中被错划的阶级敌人，又再一次当作替罪羊。陆在群众大会上被迫“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同时，高却拒绝在压力下屈服）（Huang，1990：276-7）。
在米厂村，也发生了同一性质的土地革命复苏。为了借用土改的具体方法，北京来的大学生们对全村每一户都进行了系统的再调查，以卓越的准确性重构了土改以前村民祖先三代的阶级历史，并澄清了所有在土改中被划为阶级敌人的罪行和阶级基础。
在其他地方，土改阶级斗争的复苏是和反对村干部的斗争融为一体的。在Anita Chan， 赵文词（Richard Madsen）和安戈（Jonathan Unger）所研究的广东陈村，由13个人组成的工作队向农民宣传毛的战斗口号“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指出这四类阶级敌人仍然遍布周围，会用隐蔽的手段来影响干部的行为。余下的几个月里，工作队把“矛头”同时指向旧阶级敌人和村庄干部。为了动员村民并使自己在阶级斗争中受到教育，工作队系统调查了村中每一户的阶级背景，利用从贫农那里收集来的反对干部的信息，强迫干部们接受不断的“背靠背”调查。然后按照土改中的形式举行“面对面”的斗争大会。展开预先安排并由青年积极分子领导的“诉苦”斗争（Chan et al., 1984: 47, 71-3, 随处可见）。
在北京郊区的小红门村，同样出现了外面来的工作队发动的针对新老阶级敌人的斗争。乐黛云的经历可以描述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和话语对知识分子思维的统治程度。乐本人就是几年以前的反右运动的受害者，但她仍然自愿参加了工作队，并坚信正义在工作队手中。在她的意识中，村干部已经腐败，亟需四清运动的清洗；老阶级敌人依然在悄悄放毒。乐在收集一个“一贯道”会社头目的遗孀的黑材料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乐先和她一同劳动以换取她的信任。根据乐黛云提供的材料，那个寡妇被迫认罪并表示忏悔（Yue and Wakeman，1985：133-44）。乐黛云之所以可以接受这一切并积极参与，也许是因为她和真实的农村生活的疏离。具有讽刺意味和悲剧色彩的是，不久之后，乐本人就成为了同样的思想和同样的方法的受害者。
薄一波在他著名的对党的重大决定（他参与了其中的绝大多数）的回忆录中写到，四清运动中，每一个县都发动了将近一万名干部、教师和学生与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以推动这次群众阶级斗争（119-20，1135-6）。在党的高层，毛泽东和刘少奇存在着不同认识：当毛坚持把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分子和老阶级敌人时，刘认为运动的目标应当针对那些“四不清”的干部，并且不能混淆“人民内部矛盾”（意味着和平的结局）和“敌我矛盾”（这必然意味着暴力的出现）的差别（薄，1993，第二卷：1131）。这一运动的冒进，薄回忆到，“许多基层干部和一些群众受到错误的打击和对待”（ 薄，1993，第二卷：1136）。
正是毛本人明确地把新的“上面的阶级敌人”（如，乡村干部）和老的“下面的阶级敌人”联系在一起。为了赋予“下面的阶级敌人”以实际的内容，毛号召揭发那些土改中被遗漏的阶级敌人；四清运动将系统地调查那些土改中的“漏划”分子（薄，1993，第二卷：1131）。这些指示向诸如在华阳桥、米厂、陈村和小红门村的工作队员那样的积极分子提供了充足的正当性。通过这种方式，城市中第二代受教育者直接体验到了土地改革和阶级斗争。
那时，那些四类分子早就长期沦为无权无势的可怜角色。他们成为新一轮替罪羊的不幸遭遇，尽管是人为造成的，仍然向这一半真实、半虚构的话语提供了一种真实的面目。反对目前的当权派很难与阶级斗争等同起来。但是，当毛把反对当权派与对老阶级敌人的斗争联系在一起时，就可以把反对自己敌手的政治斗争转化为阶级斗争。而对那些手无寸铁的替罪羊的折磨和反对当权派的行动的结合方式，成为了文革的普遍现象。
农村的文化革命
与发生在城镇中的文化革命相比，农村中的文革只是一种附属运动。在华阳桥村，陆关通再一次被调查，这一次是来自附近村庄的年轻人组成的“红卫兵”。他的房屋被搜查，好家具被没收，猪被卖掉，前门也被卸走。他自己被反绑双手，头戴高帽，颈挎黑牌，在寒风中游街三个小时。他又被连日审讯，要他再次承认那些罪行。最终，他入狱四年。甚至在他被释放后，他还和那另一个“阶级敌人”高永年被“监督劳动”，这意味着他必须第一个上工，最后一个下工，甚至在别人休息时还要劳动，而且只能得到9个工分，而不是别人的10个。未经生产队领导的批准，他不能外出。这一惩罚持续到79年，直到错误强加给他的阶级标签被彻底平反（Huang，1990：276-8）。
除了陆和高再一次受到牵连，华阳桥村在文革中并没有发生更多的不幸。暴力斗争主要发生在村以上，首先是镇上的公社，然后扩展到松江县县府。农民最直接关心的生产队的领导没有受到真正的冲击，所以绝大多数的农民（除了那些老阶级敌人）远离了发生在更高行政等级和城市中的政治风暴。农民受文革的冲击不大，文革的主要行动在四清后已经转移到了城市。
陈村的老阶级敌人同样再次被揪了出来。红卫兵在地主和富农的家里搜寻封建材料和可能参加颠覆活动的证据。他们拿走了阶级敌人的家具、珠宝、衣服和现金（Chan et al., 1984: 118）。两年后，在“清理阶级成分”的运动中，再一次举行了对老阶级敌人的群众斗争大会，这一次斗争对象新增加了六个不受欢迎的村民，他们都是老对象们的亲戚（Chan et al., 1984: 162-7）。
陈村情况由于一些退学的城市知识青年的出现而变得复杂起来。他们领导了对大队支书“陈庆发”（译音）的攻击，诱发了支书和生产队领导“陈龙勇”（译音）之间漫长而复杂的权力斗争。甚至在这里，生产队和普通农民仍然保持了对文革中发生的事情的疏离状态；最集中的斗争发生在公社及其以上（Chan et al., 1984）。
在庞大的增步大队（此村后来建镇），暴力斗争同样主要发生在自然村庄以上的大队一级。生产队和大多数群众对此保持漠然。文革并没有在农村产生象城市那样的彻底的崩溃和骚乱。（Potter and Potter, 1990: 83-94, 279-80）。
文化革命中的表达主义政治
在城市中，阶级斗争话语的力量和影响在十年文革中达到顶峰。阶级斗争的主题控制了所有的文化生活：从文学家、艺术家到历史学家和学者，从官方通讯社到日常交谈，从国家法律到个人对配偶和朋友的选择，等等、等等。旧有的传统和态度被人们以创造革命新文化的名义抛弃。
但是阶级斗争的霸权文化是建立在表达性现实和客观性现实之间不断扩大的鸿沟之上的。那些农村里面的、被想象成威胁革命的老阶级敌人们，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群手无寸铁、一次又一次被斗的替罪羊。根本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意义上封建地主和富农存在的物质基础。对于资产阶级敌人，因为他们的财产在十年以前就已经国有化，所以他们也丧失了自身存在的物质基础。甚至连资本主义右倾分子，也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从有影响力的重要岗位清除出去。唯一可以想象的新资产阶级敌人的客观基础，是那些身居高位、享受特权的当权者。但文革的目标并不是所有的当权派，而只是那些被认为是反对毛并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这就使得阶级成了一个完全由政治态度决定、和任何物质基础无关的东西。于是，对于以假定的无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阶级敌人的阶级斗争作动力的文革来讲，其表达现实的古怪建构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一建构的结果可以称为表达主义的政治。因为除了以往运动中遗留下来的旧标签之外，现实中并不存在这样的阶级位置，故而真正起作用的只是政治态度和行为。又因为在文革群众斗争的背景下，一个人的政治态度主要由别人的感知而决定，所有最后真正起作用的是一个人的政治态度表达方式。区别资本主义敌人和社会主义朋友的唯一标准仅仅在于表达。
土改中尽管出现了表达建构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偏离，但依然存在着判断表达的客观检验：阶级范畴植根于物质财产关系，而这一关系在《土地改革法》中是得到客观定义的。依据这一客观标准可以纠正那些错贴的标签。表达现实保持着与客观现实的联系并受到后者的检验。
但文革并非如此。表达现实和客观现实之间的联系被割裂了。成为阶级敌人的后果和土改时期一样严重，并且其遭遇比社会主义改造和反右运动中更为可怕。文革的真正悲剧在于模糊的表达主义政治与土改的暴力手段的结合。
随着文革愈演愈烈，表达现实和客观现实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怀疑和反抗出现了。在知识分子之中，存在着用近乎于西方的北京观察家们使用的方式，对中央的权力角逐进行永无休止的猜测和推想的习惯。那种分析当然具有宫廷秘史的魅力，但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这种交谈也显示对官方高调表达建构的批评和怀疑，因为它把社会主义政治简化为几十个人对权力的操纵。
在农民中，反抗的一种表现是继续保持着方言和官方语言之间的区别。对许多农民来说，官话就是官话，虽然官方将其称为“普通话”。通过我对华阳桥村的调查，农民的方言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相对于阶级话语的独立。连“地主”、“富农”、“阶级斗争”这样人们经常在官方话语挂在口头的术语，在农民相互交谈的方言中也不具备多少含义，就更不用提 “生产关系”、“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样更为抽象的术语了。阶级话语中的抽象范畴常常与诸如陆关通和高永年这样的具体个人联系起来。对于后者，村民们承认他是个“硬骨头”，意指不在群众斗争的压力目前屈服。这一形容本身就有反对官方建构表达的意味（Huang，1990：276-7）。
一些城里人利用不同的角色来对付不一致的现实。在文革之前，国家对消息的传播已经分级控制：哪些是向国外报道的，哪些是向国内普通民众宣传的，哪些是内部文件和内部消息，哪些是国家机密。在这样的控制系统之中，许多人已经习惯了在话语的世界里按不同的层次行事和思考。一些人在每一层的现实中分别表现出不同的面目，这和传统中长期存在的各种“面子”与真实的个人之间的区分异曲同工。一个人可以以一种角色参加政治学习或开会，而在自己的生活中又以另外一种样子出现。在文革中，这种使用多重角色的做法成为了在政治风暴中维持物理和心理生存的方法之一。
这种多重角色的方法在各个层面之间没有直接冲突的情况之下是可以维持的。对于城市知识分子来说，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因为他们比较远离真正的农村生活，他们可以比农民容易在农村阶级斗争不同层面的现实之间保持一致，或至少是保持无动于衷。但是文革中造成了官方正统建构的现实和人们感受到的现实之间前所未有的巨大偏差。文革是这样一个运动，它既带来了个人政治生活对私人生活的侵犯，又导致了政治创造的现实对人们精心保留在内心深处的侵犯；毕竟，这一运动的目标不是人们的物质存在，而是他们的精神世界的表达方式。当不同层次的现实之间以及人们精心保护的自己的不同角色之间发生直接冲突时，巨大的精神压力就随之产生了。最极端的例子或许是，一个人迫于阶级斗争的政治压力，去攻击他/她所钟爱的人。
是否是这样：推动文革的动力，在阶级斗争的政治狂热之上，更是不同层次的现实之间的冲突的加剧？无辜而轻信的青年们的天生狂热常常很容易变相为极度的愤世嫉俗。官方话语让位于虚无主义的怀疑。官方建构的现实与人们实际感知到的现实之间的冲突以及个人需要扮演的不同角色之间的矛盾，造成了文革中一些最令人感伤和最悲剧化的结果。从这一点来看，首先出现于土改的关于农村阶级斗争表达性现实和客观性现实矛盾，正是在文革作出最终的演现。
文革的阶级斗争话语被“实事求是”所取代并不是偶然的。实事求是的意义要远远超过单纯的经验主义。“实事”意味着相对于虚假的真实，“求是”则是要“辩明是非”。实事求是成为文革之后的主要口号这一事实，表明了人们对文革中表达性现实和客观性现实之间裂缝的深刻反省。实事求是要求表达现实与客观现实的重新同一。
对文革的学术研究
利益群体和政治派别的分析为我们了解文革作出了不少贡献（比如，Lee, 1978）。这些分析范畴容易为西方读者接受因为它们是西方学术惯用的概念。
但是，对于文革这样独特的现象，我们必须对这种对易于理解的西方社会科学范畴的过多依赖提出质疑。利益政治学的前提假设是存在着社会与国家的对立。譬如，工人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反抗统治政权。我曾经指出（Huang，1993），这一国家和社会的对立在中国的政治思想中几乎不存在。文革中的群众运动非常不同于西方社会科学设想的利益群体的政治行动。文革的群众运动，尽管在某种程度带有利益群体的色彩，是响应了一个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的号召而行动的（而不是反抗国家政权的）。同时，文革的群众运动是以狂乱的暴力和对一些人的无情折磨为特点的，而这一特点则很难为利益政治和政治派别主义所解释。实际上，它们提供的解释将无意间起到一种粉饰这一历史现象的作用。在我看来，文革暴露了传统的西方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分析的局限。
一个有效的替代性视角强调了毛的克里斯马性角色，以及他的年轻追随者的几近宗教式的狂热。比如，张戎（Chang Jung 1991）在她的自传体小说中，记录了“对毛的崇拜”在易受影响但又富于反抗精神的青少年身上的不可思议的影响。尽管泡特们的研究（1990：尤其见第四、第十四章）集中于农村，但他们尝试性地把文革比作了一场宗教复兴运动。这些分析捕捉到了文革的某些理想主义。但他们没有解释，象乐黛云这样世故的城市知识分子，至少在某一段时间内，自愿参与向手无寸铁的弱者施加罪名的运动时，他们的这种自愿的复杂性。最重要的是，他们并没有着手探讨文革所导致的虚伪和对之的强烈反感。
我强调阶级斗争的霸权话语的目的，在于解释那些甚至是老于事故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自愿参与，以及这一运动的暴力特征。另一方面，话语和实践之间的脱节，暴露了表达主义政治的话语、随之而来的误用、以及对文革不断增长的觉悟。最终，文革的特征不仅表现在它的理想，而且表现在它的虚伪。
结论
以往的学术对表达和实践、结构和主体以及解放前和解放后中国的大量研究，都是分开进行的，并且认为它们之间也是分离的。我们认真分析了每一个单独的维度，却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关联。这样做，使我们看不到这些维度相互作用后出现的一些重要现象。
土改的实践并不是简单地依据村庄的客观结构。无论是在主体还是结构层面，都是由表达来完成客观行动和客观结构之间的中介作用的。共产党保持着阶级区分存在于每一个村庄的幻象。其选择的政策是在每一个村庄发动类似于善恶相对的道德戏剧表演的阶级斗争，并试图动员所有的农民和城市知识分子来支持党的决定。党建立了一套用以塑造人们思想和行动的意识形态来实现这一目的。
在学术研究中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党的这一决定，在推动阶级斗争升级成为霸权话语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城市知识分子参与到农村阶级斗争中来，党把阶级斗争的官方意识形态转化为一整代人的行动话语。此后，通过动员第二代知识分子参加等同于第二次土改的四清运动，党内的毛分子重新激活了阶级斗争话语，并使之成为了文革的霸权话语。这些现象可以回溯到城市知识分子对村庄内的阶级斗争的参与。
党的这一政策选择同样诱发了表达和实践之间偏离的加剧。许多村庄实际上并没有符合客观标准的阶级敌人。党坚持在每一个村庄发动一场阶级革命的作法，导致了阶级范畴的误用：将所有反对革命的人都贴上阶级敌人的标签，把个人的政治选择简单地等同于他的阶级位置，甚至在根本没有阶级敌人的地方制造阶级敌人，并且诉诸仪式化的群众斗争大会。这些实践成为新革命文化的一部分，后来在文革中发展到了极端。
至于那些被动员参加土改的知识分子，党所建构的表达现实和客观现实之间的偏差，由于下面的原因而被他们容纳了：党在宏观层次获得的巨大成功、这些偏差并没有象在文革中那么明显、或者因为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远离农村实际生活。无论如何，土改中出现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都自愿地使用阶级斗争的革命话语。
在十几年后四清运动的第二次土改中，表达和现实之间的距离加大了，因为几乎所有的阶级敌人早已经成为任人宰割的受罪羊。但是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被鼓励把他们头脑中的旧阶级敌人和那些当权者中假定的新阶级敌人联系起来。这一联系在一方面使得人们把反对当权者的造反被当作了阶级斗争，在另一方面，人们又把再次折磨那些可怜的老阶级敌人当作富于政治意义和政治勇气的行动。“阶级斗争”的霸权力量令绝大多数的第二代知识分子同样自愿使用阶级斗争话语，而这一话语已经又远离了客观现实一步。
正是在文革中，表达现实和客观现实之间的距离变得如此遥远和如此明显，以至于导致了阶级斗争话语的整个崩溃。不分皂白地攻击无辜者并普遍使用残暴手段，最终只能产生人们的虚伪心态或强烈反感。当阶级和阶级斗争越来越脱离现实之时，它们也越来越成为仅仅是官方通讯社制造的空洞口号，只被充满怀疑的人们挂在口头。随着毛的去世和“四人帮”的倒台，阶级斗争话语背后的权威消失了，于是，这一曾经完全统治了中国人民生活的话语突然地完全崩溃了。
我认为很少人会不同意我的第一层判断：土改的性质及其与村庄客观现实的距离，还有阶级斗争话语和意识形态的霸权的出现。许多人或许还会同意我在土改和文革之间建立的联系：语言、仪式和精神习惯，还有通过两次规模巨大的农村社会运动所生产的两代知识分子。
我还试图揭露表达性现实和客观性现实之间的不断增加的距离。这一距离形成了文化革命中的表达主义政治的背景，远离客观现实的表达成为划分阶级、阶级斗争的唯一标准。然而，阶级斗争中的暴力倾向并没有因为阶级标签的不确定性而减轻。结果是许多无辜的人惨遭不幸。甚至超出了阶级斗争狂热，文革中表达现实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偏离达到了最高峰。我们需要理解的不仅是那些对霸权话语和一个克里斯马角色的盲从，而且还要理解被这一运动所引发的矛盾、深刻的反思和反感。这也就是文革为什么不仅标志着阶级斗争和霸权话语的高峰，而且也是它的崩溃的前兆。这也就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被“实事求是”所替代的原因。
附录（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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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英文原作载Modern China, 21.1(1995年1月)：105－43。国内“国外社会学”1998.5有翻译版，但错误颇多。现经作者重新校阅修改，应基本准确，但因是翻译稿，文字未能达到原作水平，尚请国内读者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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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具有国际学术水平的研究中国当代史的论文。此文的下述几点值得注意。
1）作者从社会结构-主体（即个人）、表达性-客观性的两种维度展开分析，据社会人文学科的理论前沿水平；
2）此文最重要的贡献，是作者发现并论证了中国从土改至文革等多项政治-经济-社会运动，中共官方言说与社会实际的严重脱离或矛盾之处，实际上质疑了这些运动的合法性。
3）
4）
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
提交者: wen.org.cn 日期: 2009/08/13
摘要:革命运动的胜利是所有革命的必要条件。但我认为很难将49年的解放视为革命的终结，因为其后还发生了大规模的革命性变迁：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几近全国耕地面积43%的土地被再分配，作为阶级的地主和富农也同时被消灭；随后发生从53年到57年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国有化了几乎全部的城市私有财产，集体化了几乎全部的农村私有财产；以及在大跃进失败后的短暂的革命退潮后，出现在66年到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运动的目的是全力铲除旧传统，建立一种全新的革命文化。
以往的中国革命研究总是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获取政权的运动等同起来。在这种观点中，革命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的建党到1949年的最终胜利。尽管塞尔登（Selden）和周锡瑞在此集的论文中把视线扩及到更广阔的范围内，但其关注的中心仍然是共产党“为何”以及“怎样”取得胜利的。所以，他们的“革命”概念仍然与过去学术界的主流思想保持一致。
我这里建议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认识中国革命。当然，革命运动的胜利是所有革命的必要条件。但我认为很难将49年的解放视为革命的终结，因为其后还发生了大规模的革命性变迁：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几近全国耕地面积43%的土地被再分配，作为阶级的地主和富农也同时被消灭；随后发生从53年到57年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国有化了几乎全部的城市私有财产，集体化了几乎全部的农村私有财产；以及在大跃进失败后的短暂的革命退潮后，出现在66年到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运动的目的是全力铲除旧传统，建立一种全新的革命文化。
在我看来，革命之所以和造反或王朝更迭区分，最终是因为革命不仅只是从一个国家机器向另一个国家机器的过渡，而同时是大规模的社会结构变迁。认为中国革命结束于49年的观点，几乎等于是预先把中国革命当作另一次王朝变迁，尤其是象周锡瑞在这个集子里提出的那样，把共产党的胜利等同于“一种统治方式对另一种统治方式的替代”（48）。本文中我希望提出一个不同的革命概念，将中国革命视为贯穿于46年到76年的大变迁，自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开始，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这一替代性概念把分析的焦点从共产党获取权力转移到共产党所发动的结构变迁之上。这后一阶段，和革命运动的早期形成阶段，对于我们理解现在的中国社会来说是同样重要的。
新近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新发展是，正如爱德华、毕瑞森（Edward Berenson）在此集所论述的那样，人们开始从后来发生的大恐怖的角度来重新思考1789年。1789年和大恐怖同是大革命的一部分。对于中国革命来讲，和大恐怖相对应的正是文化大革命。
我希望从文革来重新思考1949年（反之亦然）。近来关于革命的大量研究者，包括塞尔登和周锡瑞，首先是以源于89年“六四”事件的视角和关怀进行研究的。尽管“六四”很重要，但在我看来，它不过是80年代开始、作为革命遗产的改革的众多后果之一，完全属于后革命现象。另一方面，文革则是肇始于抗日战争的共产主义大革命浪潮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关注六四的民主问题相比，我们更应该把规模上远远超过六四的文革整合进我们对革命的理解之中。文革是30年来革命的顶峰。本文中，我试图把土改与文革视为一体，并且分析它们是怎样相互阐明的。
我也希望摆脱统治着以往革命研究的客观主义视角。尽管讨论了道德与话语，塞尔登和周锡瑞，与大多数他们评论过的学者一样，首先关注的是客观的现实，而不是表达的现实：在结构层面，是社会-经济的和制度的背景，而不是象征性领域或话语的形态；在主体（agency）层面，是行动和事件，而不是思想和态度。正如毕瑞森所言，目前的法国大革命研究，已经几乎完成从社会和经济的客观性维度向话语和文化的表达性维度的转移。
我希望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客观结构和表达结构的相互关联上，以及客观性行动和表达性心态的相互关联上。把文革纳入革命研究，是试图把文化/象征维度整合进我们的革命概念之中。这一概念，既包含了土改这样的社会-经济领域，也包含了文革这样的文化-政治领域。我们试图以此来洞悉客观的领域和表达的领域之间的相互关联。
我的尝试首先是对从46年到76年诸项大事件的一个侧面的初步分析：农村阶级斗争的历史，既包括表达性现实和客观性现实，也容纳了结构与主体。选择这一题目，是为了揭示客观主义-结构主义解释中所存在的问题，亦即那些在目前的历史研究中被称为“社会解释”的历史观中所存在的问题（参见毕瑞森的文章）。同时，也想指出当前比较时髦的表达主义历史观中所存在的问题，这一历史观将来或者可能被称为“文化解释”。
方法论问题
为了澄清这一问题 ,我用图表来表示表达、实践以及结构、主体的相互关系。这里共有四个分析维度，结构维在左侧，主体维在右侧；表达维在上侧，客观维在下侧：
......表达性结构 | 表达性主体
结构——————|——————主体
......客观性结构 | 客观性主体
简单的结构主义者假定结构（上图的左侧）是决定性因素，结构对主体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简单的意志主义者的观点则恰恰相反，他们认为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人类的主体性，即上图的右侧。对于表达主义与客观主义来讲，在表达与客观的相互关系中，简单的表达主义者确认表达（上图的上半部）是决定性的，而简单的客观主义者则宣称客观（图中的下半部）是决定性的。
一个简单的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属于客观主义-结构主义。它假定客观结构（如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要比表达性的上层建筑更为重要。后者仅仅被看作是前者的“反映”。同样，马克思主义强调结构先于主体。一旦正确分析了生产方式的客观结构，人类行为和事件将是可以准确预测的。换句话说，位于图表左下方的客观结构这一维度，决定了其他三个维度。
另一方面，一个极端的表达主义-意志主义则坚持表达性主体的优先地位。他们认为，一种文化传统的精华就在于个人——尤其是那些伟大的思想家和创造性天才——的思想和价值。行动和社会-经济制度不过是这些思想和价值的表征。正是位于右上方的表达性主体，而不是左下的客观结构，在整个图表中处于决定性地位。
与这些简单的决定性观点不同，皮埃尔、布迪厄（1977，1991）作出了重要贡献。首先，借助于“象征资本”的概念，他把马克思主义的结构分析从客观事物扩展到了表达（或“象征”）领域。资本不仅是物质性的，而且是象征性的。阶级不仅意味着一种客观的社会结构，而且还存在于表达结构之中，表现为区隔、思想的倾向（predilections）、风格（style）和语言。更进一步的说，主体能动性并不仅仅体现于对客观行动的选择，而且表现在对表达性思想和态度的选择。于是，布迪厄通过表明结构既是表达的又是客观的来反对客观-结构主义。同时，他也通过描述表达和个人主体性一样是如何受到结构制约的，来反对表达-意志主义。
此外，布迪厄澄清了结构和主体之间的相对独立。简单的结构主义并不足以充分解释表达和客观这样的两个领域。在布迪厄那里，结构仅仅解释了行为或思想的倾向性 （“habitus")，而并不能决定现实中个人的实际选择。同样，简单的意志主义也是不充分的，因为个人选择，无论是思想上的还是行动上，都要受到表达性（或象征性）以及客观性结构的制约。对于布迪厄来说，图表中左右两部分是相对独立的。
然而，甚至连布迪厄也未加反思地把表达和客观的结构看作是一致的。在很大程度上，他的象征性倾向和阶级区隔是阶级客观条件的延伸。表达性现实和客观性现实被假定是一致的，或至少是并不相互矛盾的。布迪厄并没有把表达性现实和客观性现实之间可能出现的不一致作为思考问题。
另一方面，米歇尔、福科（1978[1990]）有力地指出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性的“话语”与实践之间存在的不一致。在那种压抑的环境中，关于性的正统话语与性的实践是非常不同的。福科雄辩地论证道，话语具有更大的真实性，比客观实践更富于历史意义。通过关注某一时点上表达与实践之间巨大的距离，福科提供了一个布迪厄未能提供的、独立的表达性现实的例子。
福科同样表明了思考表达性结构的另一种方法——形塑语言和思想的话语结构（discursive structures），更象布迪厄的象征性区隔与倾向约束个人心智的作用方式。显然，我们的思想和态度深深地受到语言和话语的结构与实践的塑造。我们可以说，福科提供了一个关于表达结构的独立性和重要性的非常有力的例证。对福科而言，在上面的图表中起着决定作用的，不再是左下的客观结构和右上的表达性主体，而是左上方的表达性结构。
虽然福科有着强调话语比实践更重要的倾向，但对我来讲，福科的重要贡献在于他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表达性结构的现实可以与客观结构的现实大不相同。因此，客观主义者和表达主义者都是不正确的。图表中的表达维和客观维之间的关系，正如两边的结构和主体的关系那样，是相互的，而并不具有单方决定的性质。
粗略的客观主义者和粗略的表达主义者之间尽管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他们有着一个共享的假定，即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之间保持基本的一致。也只有在这样的共享假定的基础上，他们才有可能宣称自己对对方有着决定性的支配作用。因为如果表达与实践存在着实际上的不一致，那么双方都要承认对方的相对独立：表达性现实可以不同于客观性现实，反之亦然。两者可以有着独立的起源、意涵和结局。这将动摇任何一方关于自身决定性优势地位的假设。
我认为我们绝不能预先假定表达和实践之间的一致性。表达性现实和客观性现实既可能是一致的，又可能是相互背离的。一致性需要被证明，而决不可当作预先的假定。正因为如此，我选择了中国革命中的一个特殊现象——农村阶级斗争来透视表达和实践之间的不一致性。我试图表明，1946年到1952年的土改和1966年到1976 年的文革中，农村阶级斗争的表达性建构越来越脱离客观实践，两者的不一致强烈影响了共产党的选择和行动，而党的这些选择和行动又形成了一种话语结构，该话语结构在文革中极大地影响了个人的思想和行动。
我将表明，文革是人类历史上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之间相互脱节的一个极端例子。这种不一致性既诱发了文革的出现，又导致了文革的终结。这一历史强调了表达性现实和客观性现实之间的确是相互独立的。
返回到上面的图表，我认为表中的四个维度是相互关联并且相互作用的。结构和主体、表达和客观之间的影响和互动的方式是多重的、混合的。尚未考虑表达对结构和主体的作用的时候，简单地套用客观结构决定客观主体的做法将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同样，建立在表达和实践、结构和主体的一致性基础上的其他种类的简单决定论也不能令人满意。
土改的官方建构
关于土改的社会-结构背景，最可以代表中国共产党的正统观点的莫过于毛泽东（1933）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该文勾勒了思考农村阶级关系的两条主线：租佃和雇佣。地主从贫农佃户收取地租，而富农则榨取付给雇佣工人工资之后的剩余价值。中农，既不是佃农，也不是雇农，成为位于地主、富农与贫雇农之间的中间阶级。（毛，1933；转引自Huang，1985，第四章）。
这是一种具备宏观历史理论法则的阶级分析。通过地租抽取农业剩余是封建主义的特征，而通过工资抽取剩余则是资本主义的特征。在租佃关系之外增加了雇佣关系，是中国农村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了几个世纪的结果。这些思想或许最为简洁地体现在毛的文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之中，这篇文章仿效了更早的列宁（1907[1956]）写的《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一书。
依赖于这些分析的农村革命策略是建立在对农民行为的客观-结构主义计算基础上的。个体被予期依据其阶级利益而行动。作为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代表者，中国共产党将领导贫雇农反抗地主和富农的阶级革命。雇农和贫农应该是革命最积极的响应者，因为他们将是革命的最大收益者。贫雇农将同下中农结成同盟，后者是一个关键性的中间阶层，因为他们在革命既没有很多收益、也不会有太大损失，所以他们被想象为易于动摇的。争取到中农将使革命运动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毛，1927，1939；列宁，1907[1956]）。
过去，关于革命的社会-结构背景在学者中激起了尖锐的争论。一种极端的观点认为，关于农村阶级关系紧张的整个革命分析都是虚幻的，革命也远不是一个以阶级为基础的运动，而实际上是来自于一小撮人的列宁主义阴谋。在另一个极端，学者们完全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革命的社会-结构背景分析。我在其他文章里面（Huang，1991）已经讨论过这些争论，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的表达性建构和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着的一致和偏离。我们无须怀疑这些一致性：地主掌握了所有土地的三分之一，富农掌握了另外的15-20%。土改把地主和富农几乎所有的土地分配给了贫农和雇农。这次土地的再分配涉及了全国耕地面积的43%（Perkins，1969；Wong，1973；Lippit，1974）。
这里没有原因怀疑土改是一次重大的社会-经济革命，深刻地影响了农村的每一个成员。耕种了全部土地面积三分之一的佃农，要把他们收获的一半交给地主。土改消灭了这种租佃关系。虽然1949年之后的几年，国家税收比抗战之前提高了几倍 ，但是，总的来说，佃农仍然得大于失。土改中平分土地所有权，无疑给那些处于中游以下的农民——雇农、贫农和下中农——带来了好处。
通过土改，国家能够以税收和低价收购的办法，获取原来属于地主、又被地主消费掉的那部分农业剩余。这些农业剩余在分给贫雇农一部分后，全部被国家投入城市工业化进程。象中国这样一个面对着敌对的国际环境、只有很少可以选择的资本积累方式的新生国家，土改事实上成为国家资本积累的主要方式（Lippit,1974）。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令人惊讶的工业化进程也因为土改的顺利进行而得以实现。土改帮助中国保持了从1952年到1980年的工业产出的11%以上的年增长率（Perkins and Yusuf, 1984）。
当然，与此同时，农村和农业却一直困扰于我称为的“集体主义内卷化（collectivist involution）”直到70年代末（Huang，1990：16-7，10-11章；亦见Huang，1991：329-30）。在粮食总产量扩增三倍的同时，农业的劳动投入加多了三至四倍。换句话说，单位劳动力产出停滞或下降了。集体化时代的内卷化很大程度上是下面这些因素的综合结果：国家分别以牺牲农业和农村为代价加速发展工业和城市的投资战略，严格反对农村自办企业的国家政策，以及农村中过高的人口压力 。
表达现实脱离社会现实之处主要在于共产党将其宏观结构分析转化为每个村庄的微观社会行动所作出的决定。这一转化强调宏观策略分析对每一个的农村社区都是有效的。每一个村庄都要划分出阶级敌人，党要组织阶级斗争，发动贫农和雇农反对地主和富农。
村庄阶级结构的客观性现实
关于单个村庄的客观阶级结构的资料相当有限。现存关于每个村庄的阶级成分详细而准确的资料，多是在土改时收集的并在四清中被系统核实过的。然而这些资料并不容易获得。那些我们通常在研究中使用的官方数据，往往过于简略而且并不包括单个村庄的情况。事实上，共产党向外部世界所提供的是经过细心选择的若干村庄的数据，这些数据被用来证明官方对农村社会结构分析的真实性。此外，近来公布的革命根据地的资料，提供了一些村庄内部的情况。奥多里克、吴（Odoric Wou，1994）的研究就是以这些资料为基础进行的。但是，直到现在，我们能够掌握的确实可靠的资料只有几十个村庄的数据，这些数据主要来自于解放前完成的人类学实地调查。虽然，在此基础上，我相信已经足够得出一些关于客观村庄现实和党的建构之间的不一致的结论。
比如说，现有的资料表明，在华北平原很多村庄根本没有地主。华北地主主要是居住在城市之中的不在村地主。那些在村地主往往只拥有较少的土地，而在许多村庄，甚至连这种小地主都不存在。我在85年的书中使用过的有着完整记录的33个村庄里，只有7个村庄有符合官方定义的在村地主（Huang，1985：附表A1--A7）。
这一结论在一些其他经过实地调查的村庄得到了证实。在柯鲁克夫妇的《十里埔》一书中，靠近河北武安县的这个村庄就没有在村地主；本村最大的土地拥有者（100余亩）“傅新”（译音)就住在“阳易”(译音)镇（Crook and Crook,1959:19;）。在韩丁（ William Hinton）研究的山西长治附近的张（“长弓”）村，同样也没有一个人符合土地法对地主的定义，整个村庄只有一户佃农（Hinton, 1966: 592;亦见下面的讨论）。
在奥多里克、吴所研究的河南北部林县的“后角”（译音）村里，官方记录表明，在全村286户人家中，共有4户地主。然而，这4户都只是“名义上的地主”。他们绝大多数未婚或者丧偶，因为缺乏劳力而不得不将土地出租（Wou, 1994: 302-3）。在一个平均每户3 .8亩耕地的村庄里，最大的地主不过拥有26亩土地。 吴在林县另外两个村庄收集的数据也与张村大致相仿。在这里，地主主要是“鳏、寡、孤、独”这些很难被想象成官方建构中的“统治阶级剥削者”（Wou, 1994: 302-3）。
那些富有的农户，实际上并不是地主而是我称之为的“经营式农场主”的农户——他们雇佣了3到8个雇农耕种100到200亩土地（这要与只雇佣1或2人的富农区分开来）。在我的33个村庄的样本中，有17个村庄里有这样的农户（Huang，1985：附录）。在十里埔，最富有的是雇人种地的“王班岩”（译音）（Crook and Crook,1959: 25-6）。同样，在张村，最富的农户是“盛经和”（译音），他拥有138亩土地，靠雇农耕种 。
对于这些经营式农场主，共产党曾试图调整自己的分析。最初在1942年，党曾提出这一“经营地主”“阶级”应当视作为资本主义的，而不是封建主义的，所以应当和富农归为一类。因为党认为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要先进，所以，他们和富农一样，在土地革命中受到的冲击照理应比地主受到的冲击小一些。然而，在50年颁布的《土地改革法》中，党中央最后决定把“经营地主”归并为地主，理由是他们自己不参与“主要”的生产劳动（北京政法学院，1957：39，381）。
如此建构农村阶级结构所产生的问题，首先表现在它模糊了两类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别——租佃与雇佣——而这一区别又是党曾经刻意强调的。更重要的是，即使我们把经营地主与地主合并起来，官方的表达建构和农村的客观现实之间仍然存在着不一致：如果我们的样本可以推广，那么在华北，尽管把雇佣劳力的经营地主和收取租金的收租地主合并为地主，仍然有一半的村庄不存在在村地主。
在长江三角洲，同样存在着政治建构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偏离。在8个进行了严格的人类学调查的村庄中，只有2个村庄有在村地主 。大部分地主很久以前就住进了城镇，成为不在村地主。这就意味着，如果确实存在地主和佃户之间的冲突，那么这一冲突也不是村庄社区内部的，而是存在于村庄的佃户和外界的地主之间。
在这点上共产党也试图相应社会现实而行动。在长江三角洲，地主斗争会是由镇政府出面发动群众组织的——每一个镇的空间范围内确实有地主可斗，虽然只是寥寥几个。松江县的华阳桥村的群众性地主斗争大会，是由兴隆镇会同辖区内的其他几个村庄一起进行的 。官方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弥合在每个村庄里实施的反封建斗争的官方设想和事实上长江三角洲的绝大多数村庄没有在村地主这一现实之间的偏差。然而，分地仍然以行政村为单位进行，因此每个村庄中都必须找出相应数量的“阶级敌人”来。
以上的证据表明，在华北平原和长江三角洲，许多村庄——或许是大部分——其社会结构是不同于官方建构的。在先前的研究中（Huang，1985，1990）我已经指出，租佃和雇佣通常并不是发生在地主与佃农、富农与贫农之间，而是常常发生于中农和贫农之间。一个中农可能从另一个中农那里租上几亩地，再从某户贫农（通常是他的亲戚或邻居）雇上个把短工。一个村庄里的大多数成员，其实是大致平等的耕作者。
此外，中国的许多村庄是排外的。农民对自己人和外来人的区分非常敏感。“老户”是指那些世代生于斯、长于斯，在村庄里过活并常常是村内大家族成员的农民。他们与外来者和暂住户们有着明显的区分。村民的社会关系大部分只发生在朋友和亲戚之间。几个世纪的商业化并没有把分散的个别社区真正整合为一个阶级整体，而只是带来了村庄经济和社会的内卷化（Huang，1985：220-2；Huang，1990：144-6）。在绝大多数的案例中，中国共产党派来的运动组织者只能以外来人的身份进入村庄。
共产党的选择
共产党当初本来可能可以选择承认这些客观现实，并且将土地改革和一个个村庄中的群众性政治行动区分开来。至少在理论上，党完全不必在每一个村庄都开展阶级斗争，可以简单地宣布租佃和雇佣为非法并且决定土地的再分配。它无须在每一个村庄都发动针对地主和富农的群众运动，可以简单地根据革命的理论分析，就此在全国范围内改变既有的生产关系。
但党并没有做出这样选择。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部分原因我们将在后面加以分析），党决定在所有的村庄里发动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被当作是一场道德戏剧性的行动，用来表现代表着“善”的革命力量与代表“恶”的阶级敌人之间的对抗。
党的这一选择导致了象韩丁（1966）的《翻身》这样的著作的出现。这本书自我表述为一个村庄里进行的阶级革命的写实记录，在那个村庄里，佃农起来反对本村的地主，雇农反对他们所熟识的富农。地主和富农被视为罪恶的和剥削成性的，不仅因为他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而且因为他们本人的邪恶意图和冷酷手段。与此同时，贫农和雇农都被描述为充满了阶级感情和革命热忱。
然而，从这本书自己提供的证据可以发现，在张村实际上只有一个佃农，并且没有在村地主。仔细检验，我们发现在张村的主要矛盾，与其说是阶级矛盾，不如说是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徒以及汉奸和爱国者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比较少见的具有天主教堂的村庄，也是一个目睹日本人和共产党对这一地带的残酷的争夺战的村庄。这导致了村庄内部非同寻常的尖锐和激烈的冲突——这些在韩丁那里都被当作了“阶级斗争”（韩丁，1966）。
在中国国内，关于村庄内阶级斗争的主题被多次以同样的形式反复讲述。其中最著名的一部，是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故事围绕着南水屯村（河北涿鹿县）的地主和“恶霸”钱文贵而逐次展开。但实际上，钱只有十亩土地 ，按照土地改革法的标准只能算是家境较好的中农。导致把他当作地主的原因不是他的阶级地位，而是他与其他村民糟透了的人际关系。但是革命建构宣称他的那些行为就等于他的阶级地位。象韩丁的《翻身》一样，这个故事也表明了在土改中，“地主”、“阶级敌人”这样的概念，主要是一个象征性和道德性的概念而不一定是个物质性范畴（丁，1949：8，451-3）。
共产党的政治决定,使土改变成要在每一个村庄和每一个农民身上演出的道德戏剧性阶级斗争，造成了要在每个村庄拟造阶级敌人的巨大压力，即使是按照党自己定的标准根本就没有地主的地方。当精确的阶级分析让位于简单的套用和普遍性的配额时，将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浮夸和梯升，把富农错划为地主，把中农错划为富农。并且，强制要求阶级利益和个人行为之间简单的一一对应。
土地革命的型式
土改的过程可以根据不同的阶段分为三种型式：第一种是1937年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时期的“老解放区”型式，第二种是1946年到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交战区的型式，第三种是建国后1949年到1952年的“新解放区”型式。每种型式都表现了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之间不同的关系。
老解放区，1937-1945
在老解放区，理论和行动表现得最为统一。因为党使用了“统一战线”的“减租减息”政策（地租减至37.5%、利息减至每月1.5%）和累进税制，而不是暴烈的阶级革命的方法，在村庄内部没有出现依照革命理论来制造阶级敌人的迫切压力。事实上，虽然没有村内的阶级斗争，但仅仅通过减息减租和对地主的高额税收、以及共产党提供的让贫农购买土地而成为中农的机会，老解放区就已经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社会均衡。例如，在柯鲁克的《十里埔》中，在许多贫农成为中农的同时，不在村地主傅新卖掉了自己100亩土地中的30亩（Crook and Crook, 1959: 49, 74ff）。
同样，在爱德华、弗莱德曼（Edward Friedman），鲍尔、匹克威茨（Paul Pickowicz），以及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研究的河北饶阳县“武功”（译音）村里，两个在村地主的财产，从36年的总共203亩减少到46年的76亩，与此同时，三户富农的土地从总共262亩减少到180亩。另一方面，贫农每户平均土地面积从0.9亩增加到2.2亩。这意味着，通过改革而做到实质性的社会均衡（Edward Friedman, Paul Pickowicz, and Mark Selden，1991：84，86）。
解放战争时期，1946-1949
在解放战争中，革命意识形态和农村社会现实之间的扭曲到达顶点。位于共产党和国民党发生拉据争夺的区域的村庄，不可避免地在战局的压力下发生村庄内部的激烈斗争和极端行动。从军事策略的角度来说，一个被阶级斗争分化成两极的村庄，更易于提供种种战争需要的资源。阶级划分因此成为解放战争的一种武器。指导阶级划分的，也因此不再是土地改革法中的详细规定，而是粗略的、由上级下达的定额划分。
我们可以看到，在武功村，表达建构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偏离是随着战局的激化而升级的。46年的“耕者有其田”运动中，村庄的阶级划分仍然与客观现实保持部分一致。有两户被划为地主，他们在36年时确实是地主，但是到了46年，按照严格标准他们只是富农，因为他们每人只有一个雇工。理论和现实的最大偏离发生在一年之后的土改激进主义之中，那时使用了按照上级分配的指标进行阶级划分的办法。其结果是，在这个有387户的村子里，有70户中农被划为富农并成为斗争对象（Friedman et al., 1991: 92-8）。这些行动在下一年被批评为“左倾冒进”。虽然如此，在每个村庄发动阶级斗争的基本决策是没有疑义的。作为武功村土改的最后一项活动，48年春演出了斗争地主的群众大会。因为没有真正的地主可斗，就用富农来顶替。而臭名昭著的“恶霸”“李迎洲”（译音）因为坐牢和折磨已经奄奄一息，于是用他的儿子“大林”来顶替。大林的腰被打断。
在这些行动当中，革命理论曾精心设置的封建主义的地主和资本主义的富农之间的区分被完全抹杀了。富农被简单地和地主归为一类，他们都是“阶级敌人”。更重要的是，同样在革命理论里被仔细讨论的划分阶级的物质基础，也让位于武断的定额与阶级标签。当然，这一武断并未消除阶级斗争的激烈和残酷（Friedman et al., 1991:105-6）。
《十里埔》也记录到了村庄内部同样的冒进。在“割封建主义尾巴”运动中，武装积极分子使用了狂热的标准：所有其父亲或祖父是地主或富农的人，都被认为长了必须“割去”的“尾巴”。按照这一标准，村中有78户中农被增加进斗争对象的名单中，这份名单由此从24人增加到超过100人，而这个村庄不过400户人家（Crook and Crook, 1959:130ff）。
同样的过程也发生在韩丁的张村。盛经和和“郭崇望”（译音），这两个在第一次阶级斗争中被划成的地主，其实应当属于富农或者是雇佣劳力的经营式农场主 。当郭逃跑后，他的哥哥“福望”（译音）被拉出来顶替，并被殴致死（Hinton, 1966: 29-32, 34, 131-8）。随着土改运动的激进程度的加剧，表达建构和客观现实之间的偏离也逐渐增大。尽管韩丁没有提供在冒进时期，被错划为富农的精确数字，但他描述了48年区分富农和中农的正确方法的一些细节。作为富农，其家庭收入的一半以上，必须来自“剥削他人的劳力”。韩丁认为，这一判断标准的正确应用，纠正了先前把中农错划为斗争对象的冒进运动（Hinton, 1966: 400-10）。韩丁提供的计算方法所造成的细微区分，对许多人来讲，实际意味着是成为革命阶级的盟友还是被打被杀的阶级敌人。
解放后，1949-1952
49年获得军事胜利后的土改变得比较有序和温和。然而，那种把一切新政权不喜欢的分子都划为同地主和富农一样的阶级斗争对象的倾向依然存在。这一倾向把那些严格说起来距地主和富农成分甚远的人也划进了斗争对象。在河北东北部的米厂村 ，四清中进行了阶级历史详细调查的216户中，共有11户在土改被划为地主、其他六户划为富农。实际上，没有一户纯粹靠出租土地收取租金过活，而这正是《土地改革法》对地主的法律定义。11户中的8户实际是富农，因为他们雇佣的劳动力超过了他们自身的投入，其余3户则雇佣劳力少于自身投入而实际是中农。
这11户中的7户，之所以被划为地主，主要是因为他们的与政治相关的活动，而不是他们的经济地位：一个是国民党党员；两个妇女的丈夫是国民党特务；一对兄妹的父亲也是国民党特务；还有一个赌徒，其兄是国民党特务，而他本人也众所周知地敌视共产主义；最后一个日军占领时作过村里的首领，他也反对共产党。对于这7个人来讲，“地主”一词，更多的是在政治意义上，而不是经济意义上使用的。
其余的4个人被错划的原因，更多地在于冒进的革命狂热而不是政治考虑。两个是寡妇，象其他华北农妇一样，她们没有下地干活。作为寡妇，她们只得雇人耕种自己的土地。其中一个还靠缝制衣服来贴补生活。她们被划为地主是因为村庄僵硬地执行了下面这一判断标准：那些不参加主要的农业劳动的户主便是地主。另两户实际上只是富农，因为雇佣了多于自己劳动投入。其中一个雇了一个半的劳力帮助耕种33亩地，另一个则雇人帮助耕种40亩。
6个被划为富农的人中，有5个其实是家境较好的中农。其中有兄弟三人，属于一个13人的家庭。全家分别[删掉“分别”]雇佣了一个全年的长工和工作5个月的短工来耕种70亩土地；另外两个也是兄弟，全家4人，雇了一个长工耕种79亩土地。因为这两个家庭投入生产的劳力都多于雇工，所以严格地讲，他们应该属于中农。但第一个家庭被划为富农，是由于三兄弟中的两个兼经商，所以比单纯耕作收入更多，而且大哥还是国民党党员。另一个家庭被划为富农的原因在于其中的一个兄弟是国民党党员，是被迫参加了某个国民党组织。第六个富农拥有50亩土地，一个雇工，他其实也应算作富裕中农，但他是个国民党党员。
土改中，米厂村召开了仪式性的群众斗争大会，虽然这些斗争会没有解放战争时期那么不分皂白、那么暴烈残酷。11个地主中的5个被“扫地出门”，他们的土地和房屋被全部没收，其中3个在斗争会上“被斗”。倒是没有一个人被杀掉，而且他们5个还分到了一些土地（每人2亩）和几间草房。剩余的6个地主，包括两名寡妇和那对年轻的兄妹，都获许保留自己的一点土地和小一部分房间。6名富农也受到同样的待遇。
在杰克、泡特（Jack Potter）和瑟尔密斯、泡特（Sulamith Potter，1990）研究的广东增步大队的卢家村，土改比米厂要残酷。有5个户主被划为地主恶霸。其中和国民党有联系两个被枪毙了。剩余的3个被关进了监狱。在附近的“塘边”村，一个拥有10亩耕地和1亩池塘的寡妇被划为地主，因为她依靠儿子和一个雇工，自己从不下地。在强加给她的重重压力下，她作出了自杀的选择。村干部事后谈及此事时充满了懊丧，但这已表明了即使在解放后，土改还是使用了暴力的（Potter and Potter, 1990: 49-51）。
在我调查的华阳桥村，没有一户符合《土地改革法》中地主和富农的标准；所有57户农民那时都仅是中农或贫农。但这里并没有象官方用词“和平土改”示意那么和平。意识形态的压力迫使村干部去寻找阶级敌人。结果曾经非法隐匿少量土地的中农陆关通被划为富农，成为阶级敌人。从此，陆在20几年里一次又一次地被斗争，直至79年这一错划被官方平反。另一个斗争对象是高永年，他按照任何标准都不可能被划为地主或富农，但由于他是个外来者而且脾气暴躁，于是成为村民的仇视对象（Huang，1990：167，276-7）。
关于阶级斗争的官方建构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偏离存在于多个层次。土改时的阶级斗争的主要舞台是村庄，但真正的大地主通常都是不在村地主，他们中的许多人完全逃过了阶级斗争。在村庄里面，那些被作为地主和富农进行斗争的人中，只有一部分符合《土地改革法》的划分标准。余下的数百万根本不应该但又确实被划为地主和富农的人，绝大多数是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激进阶段被当作斗争对象的。甚至在解放后更加有序的土改中，仍有很多人被错划被错斗。一些人被划为阶级敌人，并不是他们的阶级身份，而是因为他们的这些逾越规范的行为：参加或同情国民党，皈依外国宗教，当过汉奸，或者做过错事、坏事；另外一些错划分子，仅仅因为是被放逐的外来者或者是干部的对头，甚至仅仅因为运气不好，比如米厂村的寡妇，成为阶级划分标准的技术性失误的牺牲品。党的宏观结构分析在每一个具体村庄里的教条应用，产生了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之间的偏离。
此外，我们的证据表明，阶级位置和政治选择之间的关系，并不象共产党的建构和行动所认定并表现出来的那样简单。那些站在国民党一边的，并不必然是地主和富农，反倒常常是中农和其他阶级的农民。地主和富农同样并不必然支持国民党，正如米厂和塘边的无辜的寡妇，更不用说中共的许多领导人——富农毛泽东（Snow, 1938: 123-4）和地主邓小平（毛毛，1993：30）是其中最显著的代表。但是土改中使用的定额和阶级标签并没有给这些模糊提供相应的回旋余地。在极端的客观主义-结构主义观点中，阶级位置和政治选择的联系被认为必然是确切无疑的。
从意识形态到话语
一整代中国知识分子成批地参与了土地革命，他们组织工作队进入每一个村庄以推动土改在全国的进行。党的和非党的知识分子都积极参与这样一项努力：把革命理论应用到社会实践，并改造现实以符合意识形态的建构。到土改结束时，数百万的知识分子参与了这样的行动和思想：把“阶级”在马克思-列宁理论中的物质层面的意义，转化为在每一个村庄上演的善对恶的戏剧化斗争中的象征-道德意义。
正是在土改中，在没有物质基础的地方制造阶级斗争的方法得以广泛传播。也正是在这次革命中，阶级这个范畴不仅掌握了物质领域，而且控制了象征领域，革命行动进行时并未顾及表达现实与客观现实之间的不一致。由于党明显的成功，或许还因为他们自身对农村的陌生，城市知识分子们忽略了这一对客观现实的偏离。看起来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自愿参加了在农村的社会革命，同时他们也接受了官方的表达建构。通过戏剧、小说、电影、教科书、政治学习以及无所不在的官方报刊，这一代的语言和观念传递给了下一代。
这表明了官方意识形态变成了不仅仅是执政党的建构和宣传。知识分子通过积极参与土地革命的过程和虚构，把官方建构作为自己思想世界自愿调整的一部分。阶级分析的理论语言和对地主形象的革命描述已经成为一整代人使用的日常语言。官方意识形态从而成为了占据霸权地位的话语。
官方认可的农村阶级斗争话语，不仅成为阶级话语中的主导，而且统治了整个政治/文化生活中的所有话语。直到文革结束之时（期间只有在大跃进之后出现过一段短暂的回潮），政治一直主导着所有的生活领域，而在政治话语中，阶级话语又占据着最突出的地位。它成为这一阶段里几乎所有群众运动的引导力量：从土改到三反五反，从社会主义改造到反右运动，直到最后的作为文化大革命前奏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文革中，主导性的标语是毛泽东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
阶级、阶级身份、阶级斗争、阶级敌人、斗争对象这些术语完全渗透进了标准的日常语言。在这个纷杂的世界里，生产关系分析中的细微标准已经不复存在。所有革命中的敌人都被合并成阶级敌人这个单一范畴，他们代表了旧社会所有的罪恶。在如此混乱的实践中，发展出了关于阶级敌人的四种类型（“四类分子”）的惯用语：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即罪犯）。 在这样的惯用语中，作为人民的敌人，阶级敌人的危恶性要大于罪犯。这些惯用语成为文革中主要的战斗口号。
无论斗争目标是党外的老阶级敌人，还是党内的“走资派”这种新阶级敌人，文革中使用的语言、思想、甚至行动的仪式，许多都是从土改那里借用来的。文革积极分子思考和谈话时使用的语言（“四类分子”或者是“黑五类”）、识别斗争对象，在开群众斗争大会时，给斗争对象扣上高帽，在他们胸前贴上标语，公开地侮辱、殴打，等等。这些都是土改中使用过的技术 。
这些行动更直接地继承了农村土地革命、而不是城市的五反和社会主义改造等运动的遗产。民族资产阶级受到了不同于地主和富农这样的阶级敌人的区别对待。作为理论上属于部分进步的力量，民族资产阶级属于“新民主主义”联盟中的一个阶级，所以他们不是暴力阶级斗争的对象（毛，1940）。在1952年针对中国工业和商业资本主义的五反运动中，指导方针是把资本家区分为守法的和违法的两种。后者被希望不超过总数的5%。实际上，中国六大区（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和西南）各个城市的数据摘要表明，在被调查的总数为999，707个企业和企业主中，只有1，509受到了法律的惩罚（薄一波，1993，第一卷，173，178）。其余的多数将收到自己持有的股票和债券为期十年、年息5%的分红。换言之，资本家们被贴上了不同的标签，从而与地、富、反、坏区分开来。
象阶级敌人那样对待走资派并发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来攻击他们，是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发明。这一运动被官方称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等同是从早期那种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一种进步力量的观点的一次概念飞跃。后来人们看到，这一飞跃把文革的斗争目标和土改的斗争目标联系起来，换句话说，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旧封建主义阶级敌人联系起来。这一联系将为文革中泛滥的暴力提供正当性。
作为前奏的四清
从这个角度考虑，我们是应该把四清看作文革的前奏的。尽管文革基本发生于城市，但它与被称为“第二次土改”、旨在重新发动十几年前的土改中的阶级斗争的四清（清理思想、清理识形态、清理组织、清理经济）运动密切相关。 1965年30名城市学生“下”到华阳公社，组织新一次的反对阶级敌人的阶级斗争。在华阳桥村，这一轮新的斗争意味着象陆关通和高永年这样在土改中被错划的阶级敌人，又再一次当作替罪羊。陆在群众大会上被迫“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同时，高却拒绝在压力下屈服）（Huang，1990：276-7）。
在米厂村，也发生了同一性质的土地革命复苏。为了借用土改的具体方法，北京来的大学生们对全村每一户都进行了系统的再调查，以卓越的准确性重构了土改以前村民祖先三代的阶级历史，并澄清了所有在土改中被划为阶级敌人的罪行和阶级基础。
在其他地方，土改阶级斗争的复苏是和反对村干部的斗争融为一体的。在Anita Chan， 赵文词（Richard Madsen）和安戈（Jonathan Unger）所研究的广东陈村，由13个人组成的工作队向农民宣传毛的战斗口号“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指出这四类阶级敌人仍然遍布周围，会用隐蔽的手段来影响干部的行为。余下的几个月里，工作队把“矛头”同时指向旧阶级敌人和村庄干部。为了动员村民并使自己在阶级斗争中受到教育，工作队系统调查了村中每一户的阶级背景，利用从贫农那里收集来的反对干部的信息，强迫干部们接受不断的“背靠背”调查。然后按照土改中的形式举行“面对面”的斗争大会。展开预先安排并由青年积极分子领导的“诉苦”斗争（Chan et al., 1984: 47, 71-3, 随处可见）。
在北京郊区的小红门村，同样出现了外面来的工作队发动的针对新老阶级敌人的斗争。乐黛云的经历可以描述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和话语对知识分子思维的统治程度。乐本人就是几年以前的反右运动的受害者，但她仍然自愿参加了工作队，并坚信正义在工作队手中。在她的意识中，村干部已经腐败，亟需四清运动的清洗；老阶级敌人依然在悄悄放毒。乐在收集一个“一贯道”会社头目的遗孀的黑材料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乐先和她一同劳动以换取她的信任。根据乐黛云提供的材料，那个寡妇被迫认罪并表示忏悔（Yue and Wakeman，1985：133-44）。乐黛云之所以可以接受这一切并积极参与，也许是因为她和真实的农村生活的疏离。具有讽刺意味和悲剧色彩的是，不久之后，乐本人就成为了同样的思想和同样的方法的受害者。
薄一波在他著名的对党的重大决定（他参与了其中的绝大多数）的回忆录中写到，四清运动中，每一个县都发动了将近一万名干部、教师和学生与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以推动这次群众阶级斗争（119-20，1135-6）。在党的高层，毛泽东和刘少奇存在着不同认识：当毛坚持把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分子和老阶级敌人时，刘认为运动的目标应当针对那些“四不清”的干部，并且不能混淆“人民内部矛盾”（意味着和平的结局）和“敌我矛盾”（这必然意味着暴力的出现）的差别（薄，1993，第二卷：1131）。这一运动的冒进，薄回忆到，“许多基层干部和一些群众受到错误的打击和对待”（ 薄，1993，第二卷：1136）。
正是毛本人明确地把新的“上面的阶级敌人”（如，乡村干部）和老的“下面的阶级敌人”联系在一起。为了赋予“下面的阶级敌人”以实际的内容，毛号召揭发那些土改中被遗漏的阶级敌人；四清运动将系统地调查那些土改中的“漏划”分子（薄，1993，第二卷：1131）。这些指示向诸如在华阳桥、米厂、陈村和小红门村的工作队员那样的积极分子提供了充足的正当性。通过这种方式，城市中第二代受教育者直接体验到了土地改革和阶级斗争。
那时，那些四类分子早就长期沦为无权无势的可怜角色。他们成为新一轮替罪羊的不幸遭遇，尽管是人为造成的，仍然向这一半真实、半虚构的话语提供了一种真实的面目。反对目前的当权派很难与阶级斗争等同起来。但是，当毛把反对当权派与对老阶级敌人的斗争联系在一起时，就可以把反对自己敌手的政治斗争转化为阶级斗争。而对那些手无寸铁的替罪羊的折磨和反对当权派的行动的结合方式，成为了文革的普遍现象。
农村的文化革命
与发生在城镇中的文化革命相比，农村中的文革只是一种附属运动。在华阳桥村，陆关通再一次被调查，这一次是来自附近村庄的年轻人组成的“红卫兵”。他的房屋被搜查，好家具被没收，猪被卖掉，前门也被卸走。他自己被反绑双手，头戴高帽，颈挎黑牌，在寒风中游街三个小时。他又被连日审讯，要他再次承认那些罪行。最终，他入狱四年。甚至在他被释放后，他还和那另一个“阶级敌人”高永年被“监督劳动”，这意味着他必须第一个上工，最后一个下工，甚至在别人休息时还要劳动，而且只能得到9个工分，而不是别人的10个。未经生产队领导的批准，他不能外出。这一惩罚持续到79年，直到错误强加给他的阶级标签被彻底平反（Huang，1990：276-8）。
除了陆和高再一次受到牵连，华阳桥村在文革中并没有发生更多的不幸。暴力斗争主要发生在村以上，首先是镇上的公社，然后扩展到松江县县府。农民最直接关心的生产队的领导没有受到真正的冲击，所以绝大多数的农民（除了那些老阶级敌人）远离了发生在更高行政等级和城市中的政治风暴。农民受文革的冲击不大，文革的主要行动在四清后已经转移到了城市。
陈村的老阶级敌人同样再次被揪了出来。红卫兵在地主和富农的家里搜寻封建材料和可能参加颠覆活动的证据。他们拿走了阶级敌人的家具、珠宝、衣服和现金（Chan et al., 1984: 118）。两年后，在“清理阶级成分”的运动中，再一次举行了对老阶级敌人的群众斗争大会，这一次斗争对象新增加了六个不受欢迎的村民，他们都是老对象们的亲戚（Chan et al., 1984: 162-7）。
陈村情况由于一些退学的城市知识青年的出现而变得复杂起来。他们领导了对大队支书“陈庆发”（译音）的攻击，诱发了支书和生产队领导“陈龙勇”（译音）之间漫长而复杂的权力斗争。甚至在这里，生产队和普通农民仍然保持了对文革中发生的事情的疏离状态；最集中的斗争发生在公社及其以上（Chan et al., 1984）。
在庞大的增步大队（此村后来建镇），暴力斗争同样主要发生在自然村庄以上的大队一级。生产队和大多数群众对此保持漠然。文革并没有在农村产生象城市那样的彻底的崩溃和骚乱。（Potter and Potter, 1990: 83-94, 279-80）。
文化革命中的表达主义政治
在城市中，阶级斗争话语的力量和影响在十年文革中达到顶峰。阶级斗争的主题控制了所有的文化生活：从文学家、艺术家到历史学家和学者，从官方通讯社到日常交谈，从国家法律到个人对配偶和朋友的选择，等等、等等。旧有的传统和态度被人们以创造革命新文化的名义抛弃。
但是阶级斗争的霸权文化是建立在表达性现实和客观性现实之间不断扩大的鸿沟之上的。那些农村里面的、被想象成威胁革命的老阶级敌人们，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群手无寸铁、一次又一次被斗的替罪羊。根本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意义上封建地主和富农存在的物质基础。对于资产阶级敌人，因为他们的财产在十年以前就已经国有化，所以他们也丧失了自身存在的物质基础。甚至连资本主义右倾分子，也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从有影响力的重要岗位清除出去。唯一可以想象的新资产阶级敌人的客观基础，是那些身居高位、享受特权的当权者。但文革的目标并不是所有的当权派，而只是那些被认为是反对毛并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这就使得阶级成了一个完全由政治态度决定、和任何物质基础无关的东西。于是，对于以假定的无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阶级敌人的阶级斗争作动力的文革来讲，其表达现实的古怪建构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一建构的结果可以称为表达主义的政治。因为除了以往运动中遗留下来的旧标签之外，现实中并不存在这样的阶级位置，故而真正起作用的只是政治态度和行为。又因为在文革群众斗争的背景下，一个人的政治态度主要由别人的感知而决定，所有最后真正起作用的是一个人的政治态度表达方式。区别资本主义敌人和社会主义朋友的唯一标准仅仅在于表达。
土改中尽管出现了表达建构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偏离，但依然存在着判断表达的客观检验：阶级范畴植根于物质财产关系，而这一关系在《土地改革法》中是得到客观定义的。依据这一客观标准可以纠正那些错贴的标签。表达现实保持着与客观现实的联系并受到后者的检验。
但文革并非如此。表达现实和客观现实之间的联系被割裂了。成为阶级敌人的后果和土改时期一样严重，并且其遭遇比社会主义改造和反右运动中更为可怕。文革的真正悲剧在于模糊的表达主义政治与土改的暴力手段的结合。
随着文革愈演愈烈，表达现实和客观现实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怀疑和反抗出现了。在知识分子之中，存在着用近乎于西方的北京观察家们使用的方式，对中央的权力角逐进行永无休止的猜测和推想的习惯。那种分析当然具有宫廷秘史的魅力，但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这种交谈也显示对官方高调表达建构的批评和怀疑，因为它把社会主义政治简化为几十个人对权力的操纵。
在农民中，反抗的一种表现是继续保持着方言和官方语言之间的区别。对许多农民来说，官话就是官话，虽然官方将其称为“普通话”。通过我对华阳桥村的调查，农民的方言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相对于阶级话语的独立。连“地主”、“富农”、“阶级斗争”这样人们经常在官方话语挂在口头的术语，在农民相互交谈的方言中也不具备多少含义，就更不用提 “生产关系”、“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样更为抽象的术语了。阶级话语中的抽象范畴常常与诸如陆关通和高永年这样的具体个人联系起来。对于后者，村民们承认他是个“硬骨头”，意指不在群众斗争的压力目前屈服。这一形容本身就有反对官方建构表达的意味（Huang，1990：276-7）。
一些城里人利用不同的角色来对付不一致的现实。在文革之前，国家对消息的传播已经分级控制：哪些是向国外报道的，哪些是向国内普通民众宣传的，哪些是内部文件和内部消息，哪些是国家机密。在这样的控制系统之中，许多人已经习惯了在话语的世界里按不同的层次行事和思考。一些人在每一层的现实中分别表现出不同的面目，这和传统中长期存在的各种“面子”与真实的个人之间的区分异曲同工。一个人可以以一种角色参加政治学习或开会，而在自己的生活中又以另外一种样子出现。在文革中，这种使用多重角色的做法成为了在政治风暴中维持物理和心理生存的方法之一。
这种多重角色的方法在各个层面之间没有直接冲突的情况之下是可以维持的。对于城市知识分子来说，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因为他们比较远离真正的农村生活，他们可以比农民容易在农村阶级斗争不同层面的现实之间保持一致，或至少是保持无动于衷。但是文革中造成了官方正统建构的现实和人们感受到的现实之间前所未有的巨大偏差。文革是这样一个运动，它既带来了个人政治生活对私人生活的侵犯，又导致了政治创造的现实对人们精心保留在内心深处的侵犯；毕竟，这一运动的目标不是人们的物质存在，而是他们的精神世界的表达方式。当不同层次的现实之间以及人们精心保护的自己的不同角色之间发生直接冲突时，巨大的精神压力就随之产生了。最极端的例子或许是，一个人迫于阶级斗争的政治压力，去攻击他/她所钟爱的人。
是否是这样：推动文革的动力，在阶级斗争的政治狂热之上，更是不同层次的现实之间的冲突的加剧？无辜而轻信的青年们的天生狂热常常很容易变相为极度的愤世嫉俗。官方话语让位于虚无主义的怀疑。官方建构的现实与人们实际感知到的现实之间的冲突以及个人需要扮演的不同角色之间的矛盾，造成了文革中一些最令人感伤和最悲剧化的结果。从这一点来看，首先出现于土改的关于农村阶级斗争表达性现实和客观性现实矛盾，正是在文革作出最终的演现。
文革的阶级斗争话语被“实事求是”所取代并不是偶然的。实事求是的意义要远远超过单纯的经验主义。“实事”意味着相对于虚假的真实，“求是”则是要“辩明是非”。实事求是成为文革之后的主要口号这一事实，表明了人们对文革中表达性现实和客观性现实之间裂缝的深刻反省。实事求是要求表达现实与客观现实的重新同一。
对文革的学术研究
利益群体和政治派别的分析为我们了解文革作出了不少贡献（比如，Lee, 1978）。这些分析范畴容易为西方读者接受因为它们是西方学术惯用的概念。
但是，对于文革这样独特的现象，我们必须对这种对易于理解的西方社会科学范畴的过多依赖提出质疑。利益政治学的前提假设是存在着社会与国家的对立。譬如，工人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反抗统治政权。我曾经指出（Huang，1993），这一国家和社会的对立在中国的政治思想中几乎不存在。文革中的群众运动非常不同于西方社会科学设想的利益群体的政治行动。文革的群众运动，尽管在某种程度带有利益群体的色彩，是响应了一个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的号召而行动的（而不是反抗国家政权的）。同时，文革的群众运动是以狂乱的暴力和对一些人的无情折磨为特点的，而这一特点则很难为利益政治和政治派别主义所解释。实际上，它们提供的解释将无意间起到一种粉饰这一历史现象的作用。在我看来，文革暴露了传统的西方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分析的局限。
一个有效的替代性视角强调了毛的克里斯马性角色，以及他的年轻追随者的几近宗教式的狂热。比如，张戎（Chang Jung 1991）在她的自传体小说中，记录了“对毛的崇拜”在易受影响但又富于反抗精神的青少年身上的不可思议的影响。尽管泡特们的研究（1990：尤其见第四、第十四章）集中于农村，但他们尝试性地把文革比作了一场宗教复兴运动。这些分析捕捉到了文革的某些理想主义。但他们没有解释，象乐黛云这样世故的城市知识分子，至少在某一段时间内，自愿参与向手无寸铁的弱者施加罪名的运动时，他们的这种自愿的复杂性。最重要的是，他们并没有着手探讨文革所导致的虚伪和对之的强烈反感。
我强调阶级斗争的霸权话语的目的，在于解释那些甚至是老于事故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自愿参与，以及这一运动的暴力特征。另一方面，话语和实践之间的脱节，暴露了表达主义政治的话语、随之而来的误用、以及对文革不断增长的觉悟。最终，文革的特征不仅表现在它的理想，而且表现在它的虚伪。
结论
以往的学术对表达和实践、结构和主体以及解放前和解放后中国的大量研究，都是分开进行的，并且认为它们之间也是分离的。我们认真分析了每一个单独的维度，却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关联。这样做，使我们看不到这些维度相互作用后出现的一些重要现象。
土改的实践并不是简单地依据村庄的客观结构。无论是在主体还是结构层面，都是由表达来完成客观行动和客观结构之间的中介作用的。共产党保持着阶级区分存在于每一个村庄的幻象。其选择的政策是在每一个村庄发动类似于善恶相对的道德戏剧表演的阶级斗争，并试图动员所有的农民和城市知识分子来支持党的决定。党建立了一套用以塑造人们思想和行动的意识形态来实现这一目的。
在学术研究中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党的这一决定，在推动阶级斗争升级成为霸权话语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城市知识分子参与到农村阶级斗争中来，党把阶级斗争的官方意识形态转化为一整代人的行动话语。此后，通过动员第二代知识分子参加等同于第二次土改的四清运动，党内的毛分子重新激活了阶级斗争话语，并使之成为了文革的霸权话语。这些现象可以回溯到城市知识分子对村庄内的阶级斗争的参与。
党的这一政策选择同样诱发了表达和实践之间偏离的加剧。许多村庄实际上并没有符合客观标准的阶级敌人。党坚持在每一个村庄发动一场阶级革命的作法，导致了阶级范畴的误用：将所有反对革命的人都贴上阶级敌人的标签，把个人的政治选择简单地等同于他的阶级位置，甚至在根本没有阶级敌人的地方制造阶级敌人，并且诉诸仪式化的群众斗争大会。这些实践成为新革命文化的一部分，后来在文革中发展到了极端。
至于那些被动员参加土改的知识分子，党所建构的表达现实和客观现实之间的偏差，由于下面的原因而被他们容纳了：党在宏观层次获得的巨大成功、这些偏差并没有象在文革中那么明显、或者因为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远离农村实际生活。无论如何，土改中出现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都自愿地使用阶级斗争的革命话语。
在十几年后四清运动的第二次土改中，表达和现实之间的距离加大了，因为几乎所有的阶级敌人早已经成为任人宰割的受罪羊。但是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被鼓励把他们头脑中的旧阶级敌人和那些当权者中假定的新阶级敌人联系起来。这一联系在一方面使得人们把反对当权者的造反被当作了阶级斗争，在另一方面，人们又把再次折磨那些可怜的老阶级敌人当作富于政治意义和政治勇气的行动。“阶级斗争”的霸权力量令绝大多数的第二代知识分子同样自愿使用阶级斗争话语，而这一话语已经又远离了客观现实一步。
正是在文革中，表达现实和客观现实之间的距离变得如此遥远和如此明显，以至于导致了阶级斗争话语的整个崩溃。不分皂白地攻击无辜者并普遍使用残暴手段，最终只能产生人们的虚伪心态或强烈反感。当阶级和阶级斗争越来越脱离现实之时，它们也越来越成为仅仅是官方通讯社制造的空洞口号，只被充满怀疑的人们挂在口头。随着毛的去世和“四人帮”的倒台，阶级斗争话语背后的权威消失了，于是，这一曾经完全统治了中国人民生活的话语突然地完全崩溃了。
我认为很少人会不同意我的第一层判断：土改的性质及其与村庄客观现实的距离，还有阶级斗争话语和意识形态的霸权的出现。许多人或许还会同意我在土改和文革之间建立的联系：语言、仪式和精神习惯，还有通过两次规模巨大的农村社会运动所生产的两代知识分子。
我还试图揭露表达性现实和客观性现实之间的不断增加的距离。这一距离形成了文化革命中的表达主义政治的背景，远离客观现实的表达成为划分阶级、阶级斗争的唯一标准。然而，阶级斗争中的暴力倾向并没有因为阶级标签的不确定性而减轻。结果是许多无辜的人惨遭不幸。甚至超出了阶级斗争狂热，文革中表达现实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偏离达到了最高峰。我们需要理解的不仅是那些对霸权话语和一个克里斯马角色的盲从，而且还要理解被这一运动所引发的矛盾、深刻的反思和反感。这也就是文革为什么不仅标志着阶级斗争和霸权话语的高峰，而且也是它的崩溃的前兆。这也就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被“实事求是”所替代的原因。
附录（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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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英文原作载Modern China, 21.1(1995年1月)：105－43。国内“国外社会学”1998.5有翻译版，但错误颇多。现经作者重新校阅修改，应基本准确，但因是翻译稿，文字未能达到原作水平，尚请国内读者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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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December 14, 2009
奥巴马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上的讲话
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发布(2009年12月10日)
奥巴马总统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上的讲话
挪威奥斯陆市政大厅 中欧时间下午1：44
总统：国王和王后陛下，各位殿下，杰出的挪威诺贝尔委员会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委员，美国公民及全世界公民们：
获此殊荣，我深怀感激并深表谦恭。这个奖表达出我们的最高理想——尽管这个世界存在种种凶残困苦，但我们并不任命运摆布。我们的行动是有作用的，能够推动历史向正义方向发展。
不过，如果不坦承你们这项厚爱有加的决定所引起的相当激烈的争议，那我就有失疏忽了。（笑声）其中部分原因是，我在世界舞台上的奋斗才刚刚开始，而不是接近尾声。与曾经获此殊荣的一些历史巨人相比——史怀哲（Schweitzer）和马丁·路德·金(King)；马歇尔(Marshall)和曼德拉(Mandela)——我的成就微不足道。还有全世界为追求正义而遭到监禁和殴打的男女志士；那些为减轻苦难而在人道组织中艰辛工作的人；那千百万默默无闻地以充满勇气和关爱的无声行动让最悲观的愤世嫉俗者也受到感召的人们。我绝不反驳那些认为这样的男女志士——有些知名，有些只为他们所帮助的对象所知——远比我有资格获此殊荣的看法。
但与我获奖有关的最深层的问题可能在于我是一个正打着两场战争的国家的三军统帅。其中一场战争已接近尾声。另一场并非是美国挑起的冲突；有包括挪威在内的42个国家在与我们共同努力，为的是保护我们及其他所有国家不再遭受攻击。
然而，我们仍处在战争时期，是我派遣成千上万名美国年轻人远赴战场。有些人要杀射，有些人要被杀射。因此，我是带着对武装冲突的代价的敏锐感觉来到这里的——心中充满有关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以及我们为用和平取代战争而努力的难题。
而这些问题并不新鲜。战争，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随着人类的诞生而出现。在历史初期，战争的道义性无人质疑；它是如同干旱或疾病一样的现实——是各个部落以及后来的各种文明谋求权力和解决分歧的方式。
后来，随着旨在控制群体内部暴力的规范的出现，哲学家、宗教领袖和政治家也纷纷致力于用条文限制战争的破坏力。“正义战争”的概念由此形成，亦即认为，在符合以下几个具体条件时，战争是正义的：如果战争是最后手段或是为自我防御；如果武力程度适当；以及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不对平民使用暴力。
当然，我们都知道，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这种“正义战争”的概念鲜被理会。人类显然有无穷的能力不断想出新的方式相互残杀，同样也有无穷的能力毫不怜惜那些外貌不同或信仰不同的人。军队之间的战争变成国家间的战争——模糊了战斗人员与平民界线的全面战争。这种战争大屠杀曾在30年内两度侵吞这块大陆。虽然难以设想还有什么比击败第三帝国（Third Reich）和轴心国（Axis powers）更正义的事业，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的平民总数超过了战死疆场的军人。
在这种毁灭之后，并且随着核时代的到来，战胜者与战败者同样清楚地认识到，这个世界需要有防止另一次世界大战的机制。为此，在美国参议院拒绝接受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四分之一世纪后——而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正因为提出成立国联的设想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美国带动世界建起维护和平的体制：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和联合国，对发动战争的规范，以及保护人
权、防止种族灭绝大屠杀和限制最危险武器的各项条约。
这些努力在很多方面获得了成功。不错，可怕的战争仍然发生，种种暴行依然出现，但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爆发。冷战以兴高采烈的人群推倒一堵墙而告结束；商贸将世界大片地区紧密连在了一起；数十亿人口摆脱了贫困；自由、自决、平等和法治的理想断断续续地向前推进。我们是先辈们的坚韧精神和远大目光的继承人，这是我自己的国家有理由为之感到骄傲的业绩。
然而，在进入新世纪已10年之际，这一旧有的架构正在越来越难撑新生威胁的重压。世界或许不再为两个超级核大国之间可能发生战争而颤栗，但核扩散可能会增加发生巨大灾难的危险。恐怖主义一贯是一种手段，但现代技术会使少数怒火超量的小人以可怕的规模残杀无辜。
而且，国与国的战争正在日益被国家内部的战争所取代。民族和宗派冲突的重新抬头、分离主义运动、叛乱活动和失控国家的增加，都越来越将平民困于无休止的动乱中。在今天的战争中，平民的死亡大大超过军人；埋下未来冲突的种子；破坏经济；摧毁公民社会；形成大批难民；使儿童遭受创伤。
我今天没有带来对战争问题的决定性解决办法。但我确知，应对这些挑战要求具有几十年前那些英勇无畏的前辈所具有的远见、勤劳和坚韧不拔。这需要我们从新的角度思考正义战争的含义和正义和平的必备条件。
我们必须首先承认这个严峻的现实：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不会根除暴力冲突。会有一些时候，国家——不论是单独或共同行动——发现使用武力不仅必要，而且为道义所需。
我说这番话时并没有忘记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多年前在这同一仪式上说过的话：“暴力永远不会带来持久和平。它解决不了社会问题：只会制造新的、更复杂的问题”。我站在这里，作为金博士毕生奋斗的直接受益者，就是对非暴力的道义力量的活见证。我知道在甘地（Gandhi）和马丁·路德·金的信念与人生中，绝无软弱——绝无消极——绝无天真。
但是，作为宣誓保卫自己国家的一国元首，我不能只以他们的榜样为指南。我面对的世界是现实的世界，我不能面对美国人民遭到的威胁无动于衷。因为，切莫误会：邪恶在世界上确实存在。一场非暴力运动不可能阻止希特勒的军队。谈判不能说服基地（al Qaeda）组织的头目放下武器。说武力有时是必要的并不是让大家变得愤世嫉俗——这是承认历史；是人类的不完美和情理的限度。
我说起这一点，我以这一点开头，因为今天在许多国家，对军事行动，不管出于什么理由，都存在一种深深的矛盾心理。有时候，这种矛盾又掺杂着对美国，这个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的一种反射性的不信任。
但世人必须记住，不简单地是因为国际体制——不只是条约和宣言——才给二战后的世界带来稳定。不管我们犯了多少错误，一个明白的事实是：美利坚合众国在60多年里，以自己公民的鲜血和军力，帮助维护和保证了世界的安全。我们的男女军人的贡献与牺牲促进了从德国到韩国的和平与繁荣，使民主能在像巴尔干这样的地方扎根。我们承受这些重负并不是因为我们谋求强加我们的意志。我们这样做是出于开化的自身利益——因为我们为我们的子子孙孙追求更美好的未来。我们相信如果别人的子子孙孙能生活在自由和繁荣中，他们的生活会更好。
所以，是的，战争的手段确实在保卫和平中具有作用。但这个事实必须同另一个事实共存——不管理由多么正当，战争导致人间悲剧。军人的勇敢和牺牲无比光荣，表达了对国家、事业、战友的忠诚。但战争本身决不光荣，我们决不能如此宣扬。
因此，我们面对的挑战部分来自于调和这两个看似不可调和的事实——战争有时必要，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类愚蠢的表现。具体说，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努力放在肯尼迪总统（Kennedy）很久以前所指出的使命上。他说：“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更实际，更能取得的和平上，这种和平不是基于人类本性的突发革命，而是基于人类体制的逐渐演进。”
这种演进可能具有何种形式？哪些可能是切实可行的步骤？
首先，我认为所有国家，无论强弱，都必须遵循对使用武力的规范。与任何国家元首一样，我保留在必要时采取单边行动保卫自己国家的权利。然而，我确信遵循标准——国际标准——的国家更有力量，而那些不遵循标准的国家会陷于孤立，并且被削弱。
“9.11”之后，全世界团结一致，与美国站在一起，并在今天继续支持我们在阿富汗的努力，这是滥杀无辜的残忍与公认的自卫原则使然。同样，当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入侵科威特时，世界也认识到必须与其抗衡。这一共识发出的清晰信息是：侵略必须付出代价。
另外，美国──以及任何国家──都不能在自己拒绝遵守规则时要求别人遵守规则。如果我们不以身作则，我们的行动就会表现为专横武断，使未来进行干预的合理性受到影响，无论理由多么充足。
当军事行动的目的超越了自卫或帮助某一国抵抗侵略者的防卫行动时，这一点变得尤其重要。我们大家都越来越多地面对棘手的问题：如何防止一国政府屠杀本国的平民？如何制止一场其暴行和所导致的痛苦会殃及整个地区的内战?
我认为，基于人道理由的武力是正当的，例如在巴尔干地区或饱经战乱的其他地区。不采取行动不仅折磨我们的良心，还会导致未来以更高的代价进行干预。因此，所有负责任的国家都必须相信使命明确的军事行动所能够发挥的维护和平作用。
美国将矢志不渝地致力于确保全球安全。然而，在这个威胁日益蔓延、使命日趋复杂的世界里，美国不能独自行动。美国独自行动不能带来和平。在阿富汗如此，在恐怖主义和海盗伴随饥荒肆虐、人民受苦受难的索马里等政府失控的国家也是如此。不幸的是，这种状况在今后岁月里会继续存在于动荡地区。
在阿富汗，北约国家以及其他友邦和盟国的领导人和军人以自身能力和勇气证实了上述论断。可是，在许多国家中，奉献者作出的努力与公众的矛盾心理之间存在脱节。我理解战争不受欢迎的原因，但我也知道：单凭向往和平的美好意愿很少能够带来和平。和平需要承担责任。和平需要作出牺牲。这是继续不能没有北约的原因。这是我们必须加强联合国及地区维和行动，不能将此重任推卸给少数几个国家的原因。因此，无论是在奥斯陆或罗马、渥太华或悉尼、达卡或基加利，我们都对那些完成维和行动与海外培训任务归来的军人给予极大的荣誉，因为他们不是战争制造者，而是和平缔造者。
请允许我对使用武力的问题最后再说明一点。即使我们对出兵参战一事作出了艰难的决定，我们还必须认真考虑我们如何参加作战。诺贝尔委员会在向亨利·杜南（Henry Dunant）颁发第一个和平奖时认识到这一点。亨利·杜南是红十字会（Red Cross）创始人、《日内瓦公约》（Geneva Conventions）的幕后推动力量。
凡有必要使用武力的地方，我们出于道义与战略上的考虑，需要受某些行为准则的制约。即使我们遇到不遵守任何规则的邪恶对手，我认为美利坚合众国也必须一如既往成为遵守战争规范的楷模。这就是我们区别于作战对手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力量的源泉。这就是我禁止酷刑的原因。这就是我下令关闭关塔那摩湾监狱的原因。这就是我重申美国坚决遵守《日内瓦公约》的原因。我们为保卫自己的理想而战，如果我们放弃这些理想，我们就会自取其咎。（掌声）我们维护——我们维护这些理想，不论如何顺利，也不论如何艰难，都对这些理想恪守不渝。
我刚才比较详细地谈到我们在选择出兵参战之际，必须深思熟虑的问题。现在让我转而谈一谈我们为避免这类悲剧性的选择进行的努力，谈一谈我们维护正义和缔造持久和平的三个途径。
首先，对于那些不遵守规则和法律的国家，我认为我们必须采取一些除武力之外的其他方式，但需要有足以改变其行为方式的强硬措施——因为如果我们希望实现持久和平，那么国际社会说的话必须算数。不遵守规则的国家必须承担责任。各种制裁必须迫使对方付出实际的代价。如果拒不悔改，则必须施加更大的压力借以抗衡——全世界只有通力合作才有可能施加这样的压力。
举例来说，努力防止核武器扩散，争取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是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上世纪中叶，各国同意受一项条约的约束，其内容十分明确：各国都可以和平使用核能；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将不谋求核武器；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将努力裁减核军备。我坚决支持这项条约。这是我采取的外交政策的核心。我正与梅德韦杰夫（Medvedev）总统为削减美国和俄罗斯的核军备进行合作。
但我们大家也都有责任坚决不允许伊朗和北韩等国家玩弄这个制度。声称尊重国际法的人不能在这些法律遭到践踏时视而不见。关心自己安全的人无法忽视中东或东亚地区军备竞赛的危险。希望和平的人不可在一些国家为发动核战争建立军备时袖手旁观。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那些违反国际法，残酷压榨本国人民的人。当达尔富尔地区出现种族大屠杀，当刚果发生层出不穷的强奸事件，当缅甸采取镇压行动的时候——必然会产生后果。是的，会进行接触，也会有外交行动——但当这些做法无法奏效时，必然会产生后果。我们如果更密切地合作，就很少有必要在武装干预和纵容专制压迫之间进行选择。
这就关系到我要讲的第二点——我们所寻求的和平的性质。和平并不仅仅意味着没有可见的冲突，只有基于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和尊严正义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持久和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正是这种真知灼见给了《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的起草者们以动力。在巨大的灾难之后，他们意识到，如果人权得不到保护，那么和平只是空洞的承诺。
但是，人权宣言被漠视的状况屡见不鲜。某些国家将人权原则是西方原则、与当地文化格格不入、不符合国家发展阶段等作为不维护人权的不实借口。在美国，那些自称为现实主义者或理想主义者的人之间，长期以来也存在矛盾——它代表着在狭隘地谋求利益与无休止地在全世界推行我们的价值观之间的僵化选择。
我拒绝这些选择。我认为，在那些公民无权自由发表意见或按照自己的意愿信教、不能选择自己的领导人或自由集会的地方，和平是不稳定的。被压抑的不满情绪会激起怨恨，压制部族和宗教的认同可能引发暴力反抗。我们也知道其实相反的情况。欧洲在赢得自由之后才最终享有和平。美国从来没有同民主国家交战，我们最亲密的友邦也都是保护其公民权利的政府。不管多么苛刻地界定，压制人的理想不会有利于美国的利益，也不会有利于世界的利益。
因此，即使在我们尊重不同国家的独特文化和传统的同时，美国仍将一如既往地为这些全人类共同的理想而大声疾呼。我们将为昂山素季（Aung Sang Suu Kyi）那样具有沉静尊严的改革者见证；为不惧殴打而参加投票的津巴布韦人的勇气见证；为成千上万名在伊朗街头默默游行的人见证。这些都说明，那些政府的领导人对本国人民的理想的畏惧甚于任何其他国家的力量。全世界所有自由的人民和自由的国家都有责任明确宣告，我们站在这些行动——希望和历史的行动——的一边。
我还要这样说：促进人权不能仅限于规劝告诫。有时还必须辅以艰苦的外交努力。我知道，与压制性政权接触没有义愤填膺来得畅快。我也知道，如果一味制裁而没有主动接触，如果一味谴责而没有对话，只能保持一个有害的现状。任何压制性政权都不可能改弦易辙，除非它们有可以选择的出路。
鉴于文化大革命的种种恐怖，尼克松与毛泽东的会晤似乎不可饶恕——但是，这确实帮助中国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千百万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并与开放社会建立了联系。教皇约翰·保罗（Pope John Paul）与波兰的接触不仅为天主教教会，也为列赫·瓦文萨（Lech Walesa）等工会领袖拓宽了空间。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为武器控
制所作的努力以及对苏联改革的欢迎不仅与苏联改善了关系，也给整个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者增添了力量。这里并没有一个简单的公式，但我们必须尽可能在孤立与接触、施压与鼓励之间找到平衡，以使人权和尊严能够与时俱进。
第三，正义的和平不仅包括公民和政治权利——它还必须包括经济安全保障与机会。因为真正的和平不仅摆脱恐惧，而且无乏匮之虞。
无可置疑，如果没有安全保障，发展难以扎根；同样肯定的是，在人们缺少生存所需的衣食，净水、医药和住所的地方，不会有安全。在孩子没有希望受到良好教育或人们没有可能得到工作养家的地方，不会有安全。无望会使社会从内部恶化。
因此，帮助农民养活本国人民——或帮助一个国家教育本国儿童并照顾病患——不仅仅是慈善之举。这也是全世界必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原因。几乎毫无争议的科学事实是，如果我们无所行动，我们将面临更多的干旱、更多的饥荒、更大规模的流离失所——所有这一切都将在未来几十年引发更大冲突。为此，不仅是科学家和环保人士呼吁采取迅速和有力的行动——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军事领袖也都知道，我们的共同安全处在紧要关头。
各国间的协议。强有力的机制。对人权的支持。投资于发展。所有这一切都是实现肯尼迪总统所说的逐渐演进的至关重要的要素。然而，我认为，如果没有另一个要素，我们就不会有意志、决心、持久力去完成这项工作——而这便是我们不断扩展的道德想象力；一个对我们共同享有某种无法削弱的东西的坚定信念。
随着世界越来越小，人们可能认为，人类会更容易认识到我们是多么相似；懂得我们基本上都在追求同样的东西；我们都希望在我们一生中，给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人带来某种程度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但是，由于全球化令人眩目的进程以及现代化带来的文化趋同，人们担心丧失他们所珍视的自身特征——他们的种族、部族，以及也许最有力的，他们的宗教。在有些地方，这种担心导致冲突。有时，我们甚至好像在倒退。在中东，随着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冲突似乎深化，我们看到了这种情形。我们在因部族间的冲突而四分五裂的国家看到这种情形。
最危险的是，我们看到，宗教是怎样被那些歪曲并玷污伟大的伊斯兰教，以及那些从阿富汗向我国发动攻击的人当作谋杀无辜的借口。这些极端分子不是第一批以上帝名义进行屠杀的人；对十字军（Crusades）的暴行有大量记录。但是这些提醒我们，圣战绝不会是正义的战争。因为如果当人真的认为自己是在替天行道时，就根本不必有所收敛——不必对孕妇、对医务人员、对红十字会工作者、甚或有自身宗教信仰的人留情。这样一种扭曲的宗教观不仅与和平的理念不相容，而且我认为它与信仰的目的本身不相容——因为每一个主要宗教的核心教义都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坚持爱的法则常常是人性挣扎的主要内容。人难免要犯错误，我们会做错事，我们会受自负、权力、有时甚至邪念所诱。即使是我们中那些最怀善意的人们有时也未能改斜纠偏。
然而，即使我们知道人性不是完美的，我们仍然可以相信，人类的状态是可以改善的；即使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不是个理想世界，我们仍然能够追求让它变得更美好的理想。甘地与马丁·路德·金等人所实践的非暴力也许不是在所有情形下都切合实际或者可行，但他们所宣扬的爱——即他们对于人类进步的基本信念——必须永远是指引我们前行的北斗星。
因为，如果我们丧失了那个信念——如果我们觉得它愚蠢或过于天真而不屑一顾；如果我们在就战争与和平问题决策时抛开了它——那么我们就丧失了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我们就失去了能为的信念，我们就失去了道德指南针。
和以往世世代代的人们一样，我们必须拒绝接受这样的未来。多年前，金博士在同样的场合曾经说道：“我拒绝接受以绝望作为对历史含糊性的最后反应。我拒绝接受所谓反映人类现实状况的‘实然’(isness)使其无法从道义上达到永远需要面对的终极‘应然’（oughtness）。”
让我们努力达到世界应该达到的境界——神圣的火花仍然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中激荡。（掌声）
今天，在某一个地方，此时此刻，在现实的世界上，一名士兵知道自己势薄力单，但仍然坚定地维护和平。今天，在某一个地方，在这个世界上，一位年轻的示威者知道将受到政府的残酷镇压，但她仍然有勇气大步前进。今天，在某一个地方，一位母亲受尽贫困的折磨，但仍然不惜花时间教育自己的孩子，凑集仅有的一些零钱送孩子上学——因为她相信，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上，仍然有一线空间可以实现孩子的梦想。
让我们以他们为榜样生活。我们可以承认，压迫将经常伴随着我们，但我们仍奋力争取正义。我们可以认为，腐化难以消除，但我们仍积极要求获得尊严。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可以知道，战争将会爆发，但我们仍努力争取和平。我们可以做到——因为这是人类进步的历程；这是全世界的希望；在当前面临挑战的时刻，这必须是我们在全球从事的工作。
多谢诸位。（掌声）
（完）
中欧时间下午2:20
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 http://www.america.gov/mgck
奥巴马总统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上的讲话
挪威奥斯陆市政大厅 中欧时间下午1：44
总统：国王和王后陛下，各位殿下，杰出的挪威诺贝尔委员会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委员，美国公民及全世界公民们：
获此殊荣，我深怀感激并深表谦恭。这个奖表达出我们的最高理想——尽管这个世界存在种种凶残困苦，但我们并不任命运摆布。我们的行动是有作用的，能够推动历史向正义方向发展。
不过，如果不坦承你们这项厚爱有加的决定所引起的相当激烈的争议，那我就有失疏忽了。（笑声）其中部分原因是，我在世界舞台上的奋斗才刚刚开始，而不是接近尾声。与曾经获此殊荣的一些历史巨人相比——史怀哲（Schweitzer）和马丁·路德·金(King)；马歇尔(Marshall)和曼德拉(Mandela)——我的成就微不足道。还有全世界为追求正义而遭到监禁和殴打的男女志士；那些为减轻苦难而在人道组织中艰辛工作的人；那千百万默默无闻地以充满勇气和关爱的无声行动让最悲观的愤世嫉俗者也受到感召的人们。我绝不反驳那些认为这样的男女志士——有些知名，有些只为他们所帮助的对象所知——远比我有资格获此殊荣的看法。
但与我获奖有关的最深层的问题可能在于我是一个正打着两场战争的国家的三军统帅。其中一场战争已接近尾声。另一场并非是美国挑起的冲突；有包括挪威在内的42个国家在与我们共同努力，为的是保护我们及其他所有国家不再遭受攻击。
然而，我们仍处在战争时期，是我派遣成千上万名美国年轻人远赴战场。有些人要杀射，有些人要被杀射。因此，我是带着对武装冲突的代价的敏锐感觉来到这里的——心中充满有关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以及我们为用和平取代战争而努力的难题。
而这些问题并不新鲜。战争，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随着人类的诞生而出现。在历史初期，战争的道义性无人质疑；它是如同干旱或疾病一样的现实——是各个部落以及后来的各种文明谋求权力和解决分歧的方式。
后来，随着旨在控制群体内部暴力的规范的出现，哲学家、宗教领袖和政治家也纷纷致力于用条文限制战争的破坏力。“正义战争”的概念由此形成，亦即认为，在符合以下几个具体条件时，战争是正义的：如果战争是最后手段或是为自我防御；如果武力程度适当；以及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不对平民使用暴力。
当然，我们都知道，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这种“正义战争”的概念鲜被理会。人类显然有无穷的能力不断想出新的方式相互残杀，同样也有无穷的能力毫不怜惜那些外貌不同或信仰不同的人。军队之间的战争变成国家间的战争——模糊了战斗人员与平民界线的全面战争。这种战争大屠杀曾在30年内两度侵吞这块大陆。虽然难以设想还有什么比击败第三帝国（Third Reich）和轴心国（Axis powers）更正义的事业，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的平民总数超过了战死疆场的军人。
在这种毁灭之后，并且随着核时代的到来，战胜者与战败者同样清楚地认识到，这个世界需要有防止另一次世界大战的机制。为此，在美国参议院拒绝接受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四分之一世纪后——而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正因为提出成立国联的设想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美国带动世界建起维护和平的体制：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和联合国，对发动战争的规范，以及保护人
权、防止种族灭绝大屠杀和限制最危险武器的各项条约。
这些努力在很多方面获得了成功。不错，可怕的战争仍然发生，种种暴行依然出现，但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爆发。冷战以兴高采烈的人群推倒一堵墙而告结束；商贸将世界大片地区紧密连在了一起；数十亿人口摆脱了贫困；自由、自决、平等和法治的理想断断续续地向前推进。我们是先辈们的坚韧精神和远大目光的继承人，这是我自己的国家有理由为之感到骄傲的业绩。
然而，在进入新世纪已10年之际，这一旧有的架构正在越来越难撑新生威胁的重压。世界或许不再为两个超级核大国之间可能发生战争而颤栗，但核扩散可能会增加发生巨大灾难的危险。恐怖主义一贯是一种手段，但现代技术会使少数怒火超量的小人以可怕的规模残杀无辜。
而且，国与国的战争正在日益被国家内部的战争所取代。民族和宗派冲突的重新抬头、分离主义运动、叛乱活动和失控国家的增加，都越来越将平民困于无休止的动乱中。在今天的战争中，平民的死亡大大超过军人；埋下未来冲突的种子；破坏经济；摧毁公民社会；形成大批难民；使儿童遭受创伤。
我今天没有带来对战争问题的决定性解决办法。但我确知，应对这些挑战要求具有几十年前那些英勇无畏的前辈所具有的远见、勤劳和坚韧不拔。这需要我们从新的角度思考正义战争的含义和正义和平的必备条件。
我们必须首先承认这个严峻的现实：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不会根除暴力冲突。会有一些时候，国家——不论是单独或共同行动——发现使用武力不仅必要，而且为道义所需。
我说这番话时并没有忘记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多年前在这同一仪式上说过的话：“暴力永远不会带来持久和平。它解决不了社会问题：只会制造新的、更复杂的问题”。我站在这里，作为金博士毕生奋斗的直接受益者，就是对非暴力的道义力量的活见证。我知道在甘地（Gandhi）和马丁·路德·金的信念与人生中，绝无软弱——绝无消极——绝无天真。
但是，作为宣誓保卫自己国家的一国元首，我不能只以他们的榜样为指南。我面对的世界是现实的世界，我不能面对美国人民遭到的威胁无动于衷。因为，切莫误会：邪恶在世界上确实存在。一场非暴力运动不可能阻止希特勒的军队。谈判不能说服基地（al Qaeda）组织的头目放下武器。说武力有时是必要的并不是让大家变得愤世嫉俗——这是承认历史；是人类的不完美和情理的限度。
我说起这一点，我以这一点开头，因为今天在许多国家，对军事行动，不管出于什么理由，都存在一种深深的矛盾心理。有时候，这种矛盾又掺杂着对美国，这个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的一种反射性的不信任。
但世人必须记住，不简单地是因为国际体制——不只是条约和宣言——才给二战后的世界带来稳定。不管我们犯了多少错误，一个明白的事实是：美利坚合众国在60多年里，以自己公民的鲜血和军力，帮助维护和保证了世界的安全。我们的男女军人的贡献与牺牲促进了从德国到韩国的和平与繁荣，使民主能在像巴尔干这样的地方扎根。我们承受这些重负并不是因为我们谋求强加我们的意志。我们这样做是出于开化的自身利益——因为我们为我们的子子孙孙追求更美好的未来。我们相信如果别人的子子孙孙能生活在自由和繁荣中，他们的生活会更好。
所以，是的，战争的手段确实在保卫和平中具有作用。但这个事实必须同另一个事实共存——不管理由多么正当，战争导致人间悲剧。军人的勇敢和牺牲无比光荣，表达了对国家、事业、战友的忠诚。但战争本身决不光荣，我们决不能如此宣扬。
因此，我们面对的挑战部分来自于调和这两个看似不可调和的事实——战争有时必要，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类愚蠢的表现。具体说，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努力放在肯尼迪总统（Kennedy）很久以前所指出的使命上。他说：“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更实际，更能取得的和平上，这种和平不是基于人类本性的突发革命，而是基于人类体制的逐渐演进。”
这种演进可能具有何种形式？哪些可能是切实可行的步骤？
首先，我认为所有国家，无论强弱，都必须遵循对使用武力的规范。与任何国家元首一样，我保留在必要时采取单边行动保卫自己国家的权利。然而，我确信遵循标准——国际标准——的国家更有力量，而那些不遵循标准的国家会陷于孤立，并且被削弱。
“9.11”之后，全世界团结一致，与美国站在一起，并在今天继续支持我们在阿富汗的努力，这是滥杀无辜的残忍与公认的自卫原则使然。同样，当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入侵科威特时，世界也认识到必须与其抗衡。这一共识发出的清晰信息是：侵略必须付出代价。
另外，美国──以及任何国家──都不能在自己拒绝遵守规则时要求别人遵守规则。如果我们不以身作则，我们的行动就会表现为专横武断，使未来进行干预的合理性受到影响，无论理由多么充足。
当军事行动的目的超越了自卫或帮助某一国抵抗侵略者的防卫行动时，这一点变得尤其重要。我们大家都越来越多地面对棘手的问题：如何防止一国政府屠杀本国的平民？如何制止一场其暴行和所导致的痛苦会殃及整个地区的内战?
我认为，基于人道理由的武力是正当的，例如在巴尔干地区或饱经战乱的其他地区。不采取行动不仅折磨我们的良心，还会导致未来以更高的代价进行干预。因此，所有负责任的国家都必须相信使命明确的军事行动所能够发挥的维护和平作用。
美国将矢志不渝地致力于确保全球安全。然而，在这个威胁日益蔓延、使命日趋复杂的世界里，美国不能独自行动。美国独自行动不能带来和平。在阿富汗如此，在恐怖主义和海盗伴随饥荒肆虐、人民受苦受难的索马里等政府失控的国家也是如此。不幸的是，这种状况在今后岁月里会继续存在于动荡地区。
在阿富汗，北约国家以及其他友邦和盟国的领导人和军人以自身能力和勇气证实了上述论断。可是，在许多国家中，奉献者作出的努力与公众的矛盾心理之间存在脱节。我理解战争不受欢迎的原因，但我也知道：单凭向往和平的美好意愿很少能够带来和平。和平需要承担责任。和平需要作出牺牲。这是继续不能没有北约的原因。这是我们必须加强联合国及地区维和行动，不能将此重任推卸给少数几个国家的原因。因此，无论是在奥斯陆或罗马、渥太华或悉尼、达卡或基加利，我们都对那些完成维和行动与海外培训任务归来的军人给予极大的荣誉，因为他们不是战争制造者，而是和平缔造者。
请允许我对使用武力的问题最后再说明一点。即使我们对出兵参战一事作出了艰难的决定，我们还必须认真考虑我们如何参加作战。诺贝尔委员会在向亨利·杜南（Henry Dunant）颁发第一个和平奖时认识到这一点。亨利·杜南是红十字会（Red Cross）创始人、《日内瓦公约》（Geneva Conventions）的幕后推动力量。
凡有必要使用武力的地方，我们出于道义与战略上的考虑，需要受某些行为准则的制约。即使我们遇到不遵守任何规则的邪恶对手，我认为美利坚合众国也必须一如既往成为遵守战争规范的楷模。这就是我们区别于作战对手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力量的源泉。这就是我禁止酷刑的原因。这就是我下令关闭关塔那摩湾监狱的原因。这就是我重申美国坚决遵守《日内瓦公约》的原因。我们为保卫自己的理想而战，如果我们放弃这些理想，我们就会自取其咎。（掌声）我们维护——我们维护这些理想，不论如何顺利，也不论如何艰难，都对这些理想恪守不渝。
我刚才比较详细地谈到我们在选择出兵参战之际，必须深思熟虑的问题。现在让我转而谈一谈我们为避免这类悲剧性的选择进行的努力，谈一谈我们维护正义和缔造持久和平的三个途径。
首先，对于那些不遵守规则和法律的国家，我认为我们必须采取一些除武力之外的其他方式，但需要有足以改变其行为方式的强硬措施——因为如果我们希望实现持久和平，那么国际社会说的话必须算数。不遵守规则的国家必须承担责任。各种制裁必须迫使对方付出实际的代价。如果拒不悔改，则必须施加更大的压力借以抗衡——全世界只有通力合作才有可能施加这样的压力。
举例来说，努力防止核武器扩散，争取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是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上世纪中叶，各国同意受一项条约的约束，其内容十分明确：各国都可以和平使用核能；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将不谋求核武器；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将努力裁减核军备。我坚决支持这项条约。这是我采取的外交政策的核心。我正与梅德韦杰夫（Medvedev）总统为削减美国和俄罗斯的核军备进行合作。
但我们大家也都有责任坚决不允许伊朗和北韩等国家玩弄这个制度。声称尊重国际法的人不能在这些法律遭到践踏时视而不见。关心自己安全的人无法忽视中东或东亚地区军备竞赛的危险。希望和平的人不可在一些国家为发动核战争建立军备时袖手旁观。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那些违反国际法，残酷压榨本国人民的人。当达尔富尔地区出现种族大屠杀，当刚果发生层出不穷的强奸事件，当缅甸采取镇压行动的时候——必然会产生后果。是的，会进行接触，也会有外交行动——但当这些做法无法奏效时，必然会产生后果。我们如果更密切地合作，就很少有必要在武装干预和纵容专制压迫之间进行选择。
这就关系到我要讲的第二点——我们所寻求的和平的性质。和平并不仅仅意味着没有可见的冲突，只有基于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和尊严正义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持久和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正是这种真知灼见给了《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的起草者们以动力。在巨大的灾难之后，他们意识到，如果人权得不到保护，那么和平只是空洞的承诺。
但是，人权宣言被漠视的状况屡见不鲜。某些国家将人权原则是西方原则、与当地文化格格不入、不符合国家发展阶段等作为不维护人权的不实借口。在美国，那些自称为现实主义者或理想主义者的人之间，长期以来也存在矛盾——它代表着在狭隘地谋求利益与无休止地在全世界推行我们的价值观之间的僵化选择。
我拒绝这些选择。我认为，在那些公民无权自由发表意见或按照自己的意愿信教、不能选择自己的领导人或自由集会的地方，和平是不稳定的。被压抑的不满情绪会激起怨恨，压制部族和宗教的认同可能引发暴力反抗。我们也知道其实相反的情况。欧洲在赢得自由之后才最终享有和平。美国从来没有同民主国家交战，我们最亲密的友邦也都是保护其公民权利的政府。不管多么苛刻地界定，压制人的理想不会有利于美国的利益，也不会有利于世界的利益。
因此，即使在我们尊重不同国家的独特文化和传统的同时，美国仍将一如既往地为这些全人类共同的理想而大声疾呼。我们将为昂山素季（Aung Sang Suu Kyi）那样具有沉静尊严的改革者见证；为不惧殴打而参加投票的津巴布韦人的勇气见证；为成千上万名在伊朗街头默默游行的人见证。这些都说明，那些政府的领导人对本国人民的理想的畏惧甚于任何其他国家的力量。全世界所有自由的人民和自由的国家都有责任明确宣告，我们站在这些行动——希望和历史的行动——的一边。
我还要这样说：促进人权不能仅限于规劝告诫。有时还必须辅以艰苦的外交努力。我知道，与压制性政权接触没有义愤填膺来得畅快。我也知道，如果一味制裁而没有主动接触，如果一味谴责而没有对话，只能保持一个有害的现状。任何压制性政权都不可能改弦易辙，除非它们有可以选择的出路。
鉴于文化大革命的种种恐怖，尼克松与毛泽东的会晤似乎不可饶恕——但是，这确实帮助中国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千百万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并与开放社会建立了联系。教皇约翰·保罗（Pope John Paul）与波兰的接触不仅为天主教教会，也为列赫·瓦文萨（Lech Walesa）等工会领袖拓宽了空间。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为武器控
制所作的努力以及对苏联改革的欢迎不仅与苏联改善了关系，也给整个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者增添了力量。这里并没有一个简单的公式，但我们必须尽可能在孤立与接触、施压与鼓励之间找到平衡，以使人权和尊严能够与时俱进。
第三，正义的和平不仅包括公民和政治权利——它还必须包括经济安全保障与机会。因为真正的和平不仅摆脱恐惧，而且无乏匮之虞。
无可置疑，如果没有安全保障，发展难以扎根；同样肯定的是，在人们缺少生存所需的衣食，净水、医药和住所的地方，不会有安全。在孩子没有希望受到良好教育或人们没有可能得到工作养家的地方，不会有安全。无望会使社会从内部恶化。
因此，帮助农民养活本国人民——或帮助一个国家教育本国儿童并照顾病患——不仅仅是慈善之举。这也是全世界必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原因。几乎毫无争议的科学事实是，如果我们无所行动，我们将面临更多的干旱、更多的饥荒、更大规模的流离失所——所有这一切都将在未来几十年引发更大冲突。为此，不仅是科学家和环保人士呼吁采取迅速和有力的行动——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军事领袖也都知道，我们的共同安全处在紧要关头。
各国间的协议。强有力的机制。对人权的支持。投资于发展。所有这一切都是实现肯尼迪总统所说的逐渐演进的至关重要的要素。然而，我认为，如果没有另一个要素，我们就不会有意志、决心、持久力去完成这项工作——而这便是我们不断扩展的道德想象力；一个对我们共同享有某种无法削弱的东西的坚定信念。
随着世界越来越小，人们可能认为，人类会更容易认识到我们是多么相似；懂得我们基本上都在追求同样的东西；我们都希望在我们一生中，给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人带来某种程度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但是，由于全球化令人眩目的进程以及现代化带来的文化趋同，人们担心丧失他们所珍视的自身特征——他们的种族、部族，以及也许最有力的，他们的宗教。在有些地方，这种担心导致冲突。有时，我们甚至好像在倒退。在中东，随着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冲突似乎深化，我们看到了这种情形。我们在因部族间的冲突而四分五裂的国家看到这种情形。
最危险的是，我们看到，宗教是怎样被那些歪曲并玷污伟大的伊斯兰教，以及那些从阿富汗向我国发动攻击的人当作谋杀无辜的借口。这些极端分子不是第一批以上帝名义进行屠杀的人；对十字军（Crusades）的暴行有大量记录。但是这些提醒我们，圣战绝不会是正义的战争。因为如果当人真的认为自己是在替天行道时，就根本不必有所收敛——不必对孕妇、对医务人员、对红十字会工作者、甚或有自身宗教信仰的人留情。这样一种扭曲的宗教观不仅与和平的理念不相容，而且我认为它与信仰的目的本身不相容——因为每一个主要宗教的核心教义都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坚持爱的法则常常是人性挣扎的主要内容。人难免要犯错误，我们会做错事，我们会受自负、权力、有时甚至邪念所诱。即使是我们中那些最怀善意的人们有时也未能改斜纠偏。
然而，即使我们知道人性不是完美的，我们仍然可以相信，人类的状态是可以改善的；即使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不是个理想世界，我们仍然能够追求让它变得更美好的理想。甘地与马丁·路德·金等人所实践的非暴力也许不是在所有情形下都切合实际或者可行，但他们所宣扬的爱——即他们对于人类进步的基本信念——必须永远是指引我们前行的北斗星。
因为，如果我们丧失了那个信念——如果我们觉得它愚蠢或过于天真而不屑一顾；如果我们在就战争与和平问题决策时抛开了它——那么我们就丧失了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我们就失去了能为的信念，我们就失去了道德指南针。
和以往世世代代的人们一样，我们必须拒绝接受这样的未来。多年前，金博士在同样的场合曾经说道：“我拒绝接受以绝望作为对历史含糊性的最后反应。我拒绝接受所谓反映人类现实状况的‘实然’(isness)使其无法从道义上达到永远需要面对的终极‘应然’（oughtness）。”
让我们努力达到世界应该达到的境界——神圣的火花仍然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中激荡。（掌声）
今天，在某一个地方，此时此刻，在现实的世界上，一名士兵知道自己势薄力单，但仍然坚定地维护和平。今天，在某一个地方，在这个世界上，一位年轻的示威者知道将受到政府的残酷镇压，但她仍然有勇气大步前进。今天，在某一个地方，一位母亲受尽贫困的折磨，但仍然不惜花时间教育自己的孩子，凑集仅有的一些零钱送孩子上学——因为她相信，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上，仍然有一线空间可以实现孩子的梦想。
让我们以他们为榜样生活。我们可以承认，压迫将经常伴随着我们，但我们仍奋力争取正义。我们可以认为，腐化难以消除，但我们仍积极要求获得尊严。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可以知道，战争将会爆发，但我们仍努力争取和平。我们可以做到——因为这是人类进步的历程；这是全世界的希望；在当前面临挑战的时刻，这必须是我们在全球从事的工作。
多谢诸位。（掌声）
（完）
中欧时间下午2:20
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 http://www.america.gov/mgck
Thursday, December 10, 2009
柴静 : 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纪念顾准
戴开元按：
此文读后的感受：想哭。
－－－－－－－－－－－－－－－－－－－－－－－－－
(原载华夏快递09-12-07)
三十五年前，十二月三日，零时过后不久，顾准在风雪夜去世。写这篇文章，了解他，纪念他，感谢他。
一
1952年，37岁的顾准被撤去上海市财政局长职务。
关于这次撤职，没有档案材料，只有一份当年2月29日新华社电讯稿的几句话“顾准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
人人穿黄布军装的年代，一个穿背带裤，玳瑁眼镜，在跟弟弟的通信中常常用“睥睨”二字的人，得到这个评语不奇怪。
他不是出身望族，12岁在上海会计师事务所当学徒养活一大家子人，十五岁已经写出中国会计业的最早教材之一，大家都承认，“整个大华东地区找不出他这样有才干的人”。
但是这个人“不服用”。
中财部曾有意调他，但他坚持留在上海：“一入阁只是盆景，长不成乔木了”。不光不去，他还不同意上级“民主评议”的运动式征税的方法，认为应该按法律规定的税率来征，不光不同意，还连续写文章来论证谁对谁错。
他被撤后曾有人为他申辩，一位领导说“顾准不听话，不给他饭吃”。
撤职当天，他一句话不说在办公室坐了一个晚上，他的秘书陪着他坐了整整一个通宵，没有暖气，脚都冻痛了……天亮之后，他“使劲推开了门，走了出去”。
一个人在盛年时由狂热汲于严寒，是什么心情？
有相似际遇的李慎之写过：“我觉得我的精神暂时是破裂了。举一个例子，我现在绝对不能听我所深爱的音乐，因为它会引起我无可忍受的混乱的反应，我觉得，贝多芬的慷慨悲歌，莫扎特的无邪的遐思，现在对我都是不相干的。一个人在能够喜悦或者能够悲哀以前，首先必须自以为是正直的，是诚实的，然而我却不能”。
撤职没有具体原因，顾准连检查都不知道该怎么写，他想写民主评议的事，被人叮嘱“不要写这个”，他连批判他的会议都没权参加，市委简报上的顾准检查，是由他的继任代写的。
不听话，不服用的结果，是被剥夺参与这个世界的权利。
那段时间里他“别无一事……夜不能成寐，卧听马路上车声杂沓，渐渐沉寂，到又有少数人声的车辆开动的声音时，也就是天色欲晓了。”
但他没有李慎之式的自我怀疑，当然有激愤和悲挫，但从他的日记来看，从来没有过灵魂深处的破裂，他的独立性保持终身。
他只是要求复查撤职事，被驳回，答复是六个字“此事已经解决”。
二
朱学勤曾经提过一个问题：“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并不缺少道义激情，也不缺少思想勇气，却没有一个人像顾准走得那样远，挖得那样深，何以如此？”
顾准并非天才，他的思想是一步一步形成的，你几乎可以看到他一根一根把脑袋里的桩子拔掉的过程，这也是他的可贵――因为这意味着这种路径其实人人可为。
刚离开高位的时候，他的思想其实还比较正统，很典型的在体制中成长起来的人，认为自己命运的原因只不过是“遭人陷害”，没想过要做更深的反思。
只是回头看自己身居高位时的傲慢之感，觉得好笑，说那时只是“小职员哲学” ――徒有一点囫囵吞枣的报章杂志的学识，却“才子式的乱闯乱撞，碰到对的，就干一阵，碰不对了，就倒一次霉，思想的细密化，过去实在不够”。
这好象也是赋闲的人常见的反思，并无特出之处。
一月之后，他找了几本初等几何，代数，微积分……开始学习数学，觉得在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向之外别有天地，他试图沉浸在与人世无关的理性里，一直到1955年进中央党校为止，全部业余时间都用在数学上。
他受过西方经济学的训练，很容易上手，为数理中的逻辑感到狂喜，以至于沉醉其中，深夜受寒，得了急性肺炎。
不过他很快跨越对三角尺和圆规的单纯迷恋，他说“逻辑只是工具，研究经济一定要研究历史。”
他开始研究西方史和中国史，英文是他的另一大重要工具，他依靠这个大步跳出了当时扎在知识分子头脑中的篱笆，正好又赶上中央党校在学术上的黄金时期，书尽管有限，但他已经可以直接阅读到凯恩斯和斯密的原作，自己动手改译资本论。
朱学勤说，后来那一代知识分子未能象顾准的成就，是因为“知识大限以及逻辑乏力拖住了他们的脚步”。
知识让人求实，逻辑让人求是。
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那是一个会把人席卷而去的时代，他怎么能在风暴中趴在地上紧紧扣住这两颗石子，而不被吹走，甚至连气息都不沾染？顾准后来说过，这一年的生活让他养成“读史”的习惯。这种习惯的好处就是“样样东西都要自己学着去判断”。
习惯一旦生成，就会自动带着人去往未知之地。
三
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什么都干不了，也不存什么经世致用的念头时，功利也就自然消失，他只是以“不顾死活”的方式读书，作笔记，下蛮力，用笨功夫，来解开思想上的迷惑。
1956年4月，他开始思考凯恩斯为资本主义开出的药方是否会失效？
“我作过一个摘记，认为不会。”他说，“可是，（苏共）二十次大会的报告不是这样说法。这是说，我与他们（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一致的了……”
他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喃喃自语“这糟糕不糟糕？”
但他无论如何在逻辑上不可能认同计划经济体制“目前这一套规律，是独断的，缺乏继承性的，没有逻辑上的严整性的”，他谴责斯大林“以道德规范式的规律吹嘘、粉饰太平的理论来描写社会主义经济……这个理论体系，看来是注定要垮台的”。
几天之后，在中央党校的研讨会上，他忍不住想把这想法拿出来说说，跟别人讨论一下价值规律的作用，这个时候，中国的计划经济刚刚全面推行4年。
“这个题目，不必讨论了吧”，学员说。
他只好收起来了。
他已经看到了那条醒目的红线，他在日记里规劝自己“可是不能继续弄了，再弄要出毛病的”，也有颓唐之感，“过过家庭生活，满足于几间房子，积几个钱买个收音机，老来准备结庵黄山拉倒了吧”
张爱玲看曹雪芹增删十年的纪录时感叹“看到了天才的横剖面”，我看顾准那两年日记时也有这样的感受。
从这横剖面中可以看出，人的心灵和头脑并非天赋，它们是一步步变得强壮的。
7月3日，他终于情不自禁，又是痛痛快快地向“出毛病”的方向走去了，“那篇文章已经写起了，历史上第一次写东西没有像这一次这样费劲的……反复改稿，都更加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直到它明确地与一切经济工作中都应该政治挂帅的指示相对立为止”。
他使劲推开了马克思所说的“地狱与科学共用的大门”，这扇门一旦推开，从此不能再有任何怯懦和犹豫。
推门而入时，他已经看到了未来会发生什么，1964年，他翻译熊彼得的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里面有一句话：“在民主法治制度缺失的群集环境，道德上的限制和文明的思想方法或感觉方法突然消失，……使我们面对谁都知道、可是谁都不愿正视的各种毛骨悚然的事实……”
他精确地预言，“中国的政治空气的大改变将从一年以后开始”。
“在屋檐底下躲暴风雨，一定要躲过去”他写道。
四
“观察，而不是愤慨，可观察与纪录的就多。”1960年，他被划为右派，去农村之前在日记里写道。
他在河南商城劳动改造，他腰不好，拿的又是短锄，有时只能双膝跪在泥里，靠双臂支撑着爬行，双膝破损，臂膀全部红肿了，手掌也血肉模糊，很难拿笔。但他写道“也只是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才有机会学习我国的农村经济这门课”。
早已经没有了在上海时穿背带裤的习惯，他的新工作是捡粪，因为饥饿，粪越来越少了，他需要站在别人边上，等着人家拉完。衣服上全是粪，他可以不再用工具，“直接用手捡起来”。
这样每天15，6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之后，他在日记里对自己有抱臂旁观的总结“充裕建设中的劳力来源，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凡是这样的队伍，军事化程度高，效率远高于民工……政治挂帅就是用政治手段来实行经济目的”
1959年秋冬的河南，劳动队三餐只吃红薯叶子，但在他眼里“已经是天堂”，大量的篇幅都在纪录他每天能找到的吃的，甚至偷的东西。他难以掩饰自己的卑微之感“人变得下流了”。
“哀鸿遍野”的饥荒中，他已经没有余心再象1956年那样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激愤了，连感喟都没有。他在日记里写下所见的浮肿，死亡和人相食的惨剧。
他分析当中的历史必然：“旱与灾二者之后，决心对地球宣战，从历史命运说，是有某种必然性……减少农村人口以改变糊口经济的现状，除此之外，宁有他途？”
我读到这儿，以为他这种让人心寒的冷静是来自斯宾诺沙式的史观“不赞美，不责难，也不惋惜，但求了解认识而已”。
但是再翻后几页，他回忆到写这一段时“心脏一阵阵绞痛”。
这句话象刺一样扎了我一下。
可能是这瞬间，我理解了他――他认识世界的目的并非知识分子式的智力满足，也不是为了“为刍尧献”，更不是为了向谁证明自己是对的，他所作的一切研究，一切的幻灭和重建，是为了这块土地上的人，活生生的人。
还有我们这样的后代。
他当然有愤怒，他不回避它，也不想装扮成漠然的旁观者，他只是从愤怒出发，向远处走去了。
他为哀鸿遍野时却努力求饱感到羞愧，但是，他说他要保存自己，“至少应该记下一个时代的历史，给后代一个经验教训。”
“大声说话，理应有此机会”，他写道。
1960年1月，他用扁担挑着行李回家，“从此一步步进入城市生活了，1959年秋冬，厉行上调，城市供应一定比较顺利，可是这个农村哪！”
他再一次写道“我禁不住一阵阵的心头绞痛！！！”。
五
1960年之后，到他第二次被划为右派为止，将近十年，他没有日记留世。我只能找到他的一段纪录：
从1966年9月起，到1968年8月监管开始为止，我（一）把书架上从前读过的历史书从头复读一遍，又读了乾隆“御批”通鉴；（二）系统地读了马克思全集二十余卷，《资本论》三卷，其他一些马恩著作，以及手头所有的和马恩有关其他作家的著作；在以上两项工作中，摘抄了二三千张卡片；（三）系统地读资产阶级经济学；（四）因为要了解他们说的究竟是什么，需要补充数学知识，费四五个月时间，复习代数，读微积分，读线性代数，最后一项只开了一个头；（五）过去有过经验，翻译是精读的好方法。于是在读了一批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以后，着手翻译乔安·罗宾逊的《经济论文集》第二卷，和约翰·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它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前者已全文译完，后者译了第一卷的四分之三。两者合计，已成译稿约四十万字。1968年8月监督开始搁笔。
所以，红卫兵让写罪行交代时，他在自己的大字报上只写了两个字“读史”，贴在墙上。
红卫兵让他解释，他说“最近什么也没做，只读了些史书，只能这样交代”。
事后他对张纯音说“这是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期，冷眼旁观这一切，只当是在读史，看中国向何处去”。
他并非刻意宁为玉碎，当初在劳动队时，他在日记里也写到过为了少受折磨，“卑躬屈节，笑靥迎人已达极度，困苦嫌恶之感，痛烈之至”，但他始终有自己的底线，“文革”初期，在河南明城，外调人员要他写材料说明某人过去和国民党有瓜葛。顾准说，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对方当即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干脆把脸送过去。对方一连打了十几个耳光之后，终于打不下去了。
与他一起下放的吴敬琏说：“我也还清楚地记得在一次无端指摘他‘偷奸耍猾’的‘地头批判会’上，他冒着雨点般袭来的拳头高昂头颅喊着‘我就是不服’时的神态”。
他可以接受自己是牛鬼蛇神和反革命，他从改造地回到家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就是反三面红旗，我不反谁反？”
但他不接受道德上的泼污。
他从小就极倔强，老师在他作文上写“猫屎狗屎，臭不可闻”，他当众撕碎“既然臭不可闻，留它作什么？”
楼肇明与顾准下过棋，曾说很不敢恭维他的个性：“尤其在复盘时，他往往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对我的漏着、昏着特别敏锐，我虽然赢了棋，却终是给他不留情面地指斥训诲一番。他明明白白下输棋，却像一位十足的赢家。”
后来他听说，顾有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有一天他看的时候，被军宣队的一位参谋发现了，便训斥他，“马克思早就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你怎么能看这样的书？”
过了几天，顾准拿着一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去问这位参谋：“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是什么意思啊？”
这位参谋答不上来，顾准说：“这个典故出自《圣经》。你不读《圣经》，就根本读不懂列宁。”军宣队的人从此有意识地避开顾准，即使看见他在看书，也绕着走，以免尴尬。
楼说从那之后他理解了顾准：“到头来，在局外的观局者看来，似乎被监管的对象不是他，而是监管者自己。不认输，不服输，甚至倒输为赢，颠倒被欺凌和被侮辱的处境”。
六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历尽劫难之后的八十年代开始沉痛的反思，回到的是巴金式的常识：“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
而顾准却在文革没有结束的年代，不仅要做一个人，而且已经对神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用笨重的力量返身逆流而上，一直上溯到马克思所尊崇的黑格尔哲学的源头，看到了杯子的底上刻着“神”这个字――“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前提――存在一个必然规律，而这个‘图式’没脱离宗教气味，不是以发现自然界与社会历史的奥秘，不断增加认识程度为其全过程，而要求一个世界图式，由此建立目的论，建立必然与自由等等一套伦理观念的东西”。
他评价它：“绝对真理不外是神界或是神界的化身”。
这种智力上的进取，不是跪倒在世俗权力脚下的人类头脑能够创造出来的。
他引述普罗米修斯的自白：“说句老实话，我憎恨所有的神――这就是哲学本身的自白，哲学本身的箴言，是针对着凡是不承认人的自觉为最高的神的一切天神与地神而发的”。
这也就是他的信仰――人的自觉性是最高的神。
有了这种穷尽事理的逻辑，就不可能扯谎，也不可能屈服。
七
他的妻子汪璧，原名叫方采秀，结婚的时候，他们都在做地下革命工作，顾十九岁，她二十岁，一起流亡，他当时发表文章的笔名多是“怀璧”，情意拳拳。
他说过，她是他唯一可倾诉一切的人。
他被撤职后，“我对她说有些寂寞之感，她说读书了就不寂寞了，这是对的”。
每周六，她都准备一册小说读给他听，他喜爱《安徒生童话》。
她出差，他在日记里写“悒悒寡欢”。
他打成右派到商城后，日子已经难熬起来了。
“接秀信，语句公式化，来商城后第一次半夜呜咽”。这话让人心碎。
她让顾用自己的40元的生活费买书，她自己的工资用来抚养五个孩子和一个老人。
他记下唯一忘忧的时刻，是雨雪中的凌晨四点半，在外厨房帮着烧火，“火大，有幸福之感，一时脑袋中想起想写的东西都忘却，简直是陶醉了”。
1966年，他被秘密羁押，在自述中说：“我在监狱中的态度非常顽固，直到了死不悔改的地步”。他是全国唯一两次被划为右派的人。
他的母亲这时已经八十多岁，在屋子里只语无伦次地重复一句话“我怎么还不死呢？我怎么还不死呢？”
他从被关押地回来把母亲送到山西的妹妹家，临走的时候，他的母亲“死死地盯住他看了半响”。
那是他们母子的诀别。
大雪的小年夜，妻子提出离婚，他痛快地答应了。他是从那之后得了心脏病的。
方采秀给家人的信中曾说，一旦摘帽，可以立即复婚，顾准对此抱着迷信般的希望，在周口店里他痛苦于“刮胡子刀盒被马蹄踏碎，镜破之谶”。
他仍然每周给妻子写信，方每信必看，但不再回。他们商量过，为了保护孩子，宁可让他们认为父亲是错的。
他们之后只见过一面。
他回家想看望家人，看见她满口的牙都脱落了，嘴瘪着，一脸病容，极度憔悴。“你害人害得还不够吗？”她说。
他“实在不忍心”，走了。
冬天冷，他写信说回来取衣服，到了门口，发现所有的衣物都被放在门外，门关着，他久敲不开。走的时候，他把一张存折和粮票从门下塞了进去。
回到单位，他收到一张四个孩子签字的脱离父子关系的纸，把他的户口和粮食关系也转来了。
他在日记里写：“从此以后，就连他们每月寄粮票来的字迹也看不见。我想念他们。”
1969年，他预感到妻子出事了，他向组织保证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一不影响改造，二不影响下放，组织告诉了他实情，但是“死期，死况，遗言，一概不知”。
汪壁是因为被揭发在5年前曾经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资料”而自杀的，她把他的所有手稿用水浸湿，揉烂，再放到马桶里用水冲下去，资料太多了，以至于全楼的下水道都发生了堵塞。这样的事情，在解放前的革命年代里，她也为他作过。
他唯一得到的悲悯，是他可能终生都不知道，汪璧是喝消毒用的来苏水自杀的，死状极惨。
她的遗书只有一句话：“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
她对孩子都没有留下遗言，儿子说，她离婚是为了我们孩子，内心非常痛苦，在提出离婚之前，已经有自杀的念头。
只有顾准明白：“她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
他写知道死讯后“我就去打饭来吃，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然后他写：“但我还是抑制住，努力要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
在那之后的日记里，他再也没有往年的汪洋恣肆，几乎看不到任何个人化的议论和描述，仅有三次从梦里“痛哭而醒”的纪录，都是关于妻子的回忆：“此生所有欢乐场面，都是她给的”。
据骆耕漠回忆：“那时，顾准手头拮据，却买了一盏有两个绿玻璃灯罩的双头台灯。江明问他，为什么买两个头的灯？他只是沉默，不回答。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为了纪念死去多年的汪璧，仿佛妻子仍旧坐在他的对面。”
他后来看《茵梦湖》，写一个人失去自己所爱的女人，孤独终老，他泪流满面地看完，还书的时候说：“哀而不怨，哀而不怨”。
吴敬琏说：“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还跟我说了一句，他说他一辈子只爱过一个人。”
在他身上，我才理解了胡适说过的话“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唯一方式是忍受痛苦――这话也适用于爱国与学理”。
顾临终前，签了认罪书，他哭了，他说这对他是奇耻大辱，但也许能改善孩子们的处境。
但那还是1974年，他的孩子拒绝在他临终前来看他，“在对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没有什么一般的父子关系可言的”。
12月3日凌晨，大风雪，他去世了，“我已经原谅了你们，希望你们也原谅我”――这是他最后一句留给孩子的话。
八
顾准的孤独不同于因为境遇导致的落寞――落寞里还可以充满幻觉或者憧憬。他的孤独，是一个认识到绝境之后，又心甘情愿地停留在这个绝境当中的选择。
他曾经是最具备理想主义气质的人，等他一旦认为到理想主义变成专制主义的根源之后，几乎是在头脑中把自己杀死了一次。
那是血肉模糊的厮杀，一个人对过去信仰过的东西不再有敬畏之情，要经历极大的思想危机，从“诗意的理想主义”到“转到冷静的分析”时，十分痛苦，他说自己象托尔斯泰笔下的列文那样“为我的无信仰而无所凭依”。
但是他克服了。
这个克服不是靠简单的仇恨和破灭。是靠认识，推导，批判。真正的批判，批判自己曾真诚信仰，并奉献了全部生活的东西。
同时批判并不意味着“独断，骂倒，抹杀”，而是重估一切价值，“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
他就象朱学勤说的，“黑暗如磐，一灯如豆，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
他曾一再批评中国人正因为没有笨劲，懒得穷根究底，所以，“中国有天才，而没有科学上系统的步步前进，不停滞、不倒退的前进。中国人善于综合，都是根据不足的综合。”他没有著书立说的机会，只能在和弟弟的通信中，用“热恋般的热情”写下厚厚的笔记，用他说的“穷根究底的笨拙憨态”，写下《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用吴敬琏的话说，他对一切的研究其实都指向“娜拉走后怎么办？”――无产阶级的革命之后，政治和经济向何处去？
此时，文革尚未结束，他已经风烛残年，病入膏肓，他自己也知道，没有人会去听一个老人的喃喃自语，但他写道：“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而不是依赖于民主才能存在的东西，因为，说到底，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进步，唯有看到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是与科学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须采用的方法。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保证人类的进步，也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打破权威主义和权威主义下面恩赐的民主”。
靠直觉也可以批评，但是，顾准式的批判，是把包裹着理想外衣的绝对真理，从底部撬动的力量，这是铲除它的合法性的最强的力量。
这就是顾准的力量，穷尽事理的逻辑的力量。
象贝多芬的四重奏里反复回旋的“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九
他在三里河的中科院大楼里工作过，我才知道他离我住的地方这么近，不过现在那里看门的人根本不知道顾准是谁，住过哪间房子了。
他的骨灰有一半就撒在我家附近的河里，因为暮年时，他常常在这条河边上漫步，他那时仍然穿着背带裤，一直戴着一顶从旧帽子上拆下来的白布衬里，没人知道为什么，也没人问过，我猜他也许是为妻子服丧。
不知道在这条河的边上，在他的头脑暂时歇息的时候，暮色四合中，他一个人走回去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无望和悲怆？
很多次从电脑前直起身，看到窗外那条河的方向，我都想起顾准――如果他有一个还算平静的时代，有一张书桌，他将能创造出什么？
知道了他的存在，人就没有权力狂妄，也没有权力虚无。他早就说过，历史让人不可能发牢骚。
但知道了他的存在，就象王元化说的，你也再不可能平静，“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
我受益于他最深的，是他对人类永恒进步的信仰，去世前，他留给吴敬琏的话是“待机守时” ――“总有一天要发生变化，发生变化时要拿得出东西”。
改革开放后，当吴敬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先驱后，他说：“顾准改变了我的全部人生”。
在顾去世十年后，他的儿女们有机会看到了由他的日记和通信整理成的书稿。
“人生只有一个父亲，我们对这样一个父亲做了些什么呢？”顾准的大女儿写道：“为什么我们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长期视为殊途？……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以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
我们也是顾准的后代，能够正视这些问题，才能无愧于顾准，才能说几十年来，时代的确是在进步的，两岸猿声空啼而已。
顾准反对将任何人神化，他的思想也并非完美，但是将来的时代评价一个人，不会简单地基于得失功过。
遇罗克说过“所谓的不朽，就是在后代的心中引起共鸣”。
此文读后的感受：想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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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华夏快递09-12-07)
三十五年前，十二月三日，零时过后不久，顾准在风雪夜去世。写这篇文章，了解他，纪念他，感谢他。
一
1952年，37岁的顾准被撤去上海市财政局长职务。
关于这次撤职，没有档案材料，只有一份当年2月29日新华社电讯稿的几句话“顾准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
人人穿黄布军装的年代，一个穿背带裤，玳瑁眼镜，在跟弟弟的通信中常常用“睥睨”二字的人，得到这个评语不奇怪。
他不是出身望族，12岁在上海会计师事务所当学徒养活一大家子人，十五岁已经写出中国会计业的最早教材之一，大家都承认，“整个大华东地区找不出他这样有才干的人”。
但是这个人“不服用”。
中财部曾有意调他，但他坚持留在上海：“一入阁只是盆景，长不成乔木了”。不光不去，他还不同意上级“民主评议”的运动式征税的方法，认为应该按法律规定的税率来征，不光不同意，还连续写文章来论证谁对谁错。
他被撤后曾有人为他申辩，一位领导说“顾准不听话，不给他饭吃”。
撤职当天，他一句话不说在办公室坐了一个晚上，他的秘书陪着他坐了整整一个通宵，没有暖气，脚都冻痛了……天亮之后，他“使劲推开了门，走了出去”。
一个人在盛年时由狂热汲于严寒，是什么心情？
有相似际遇的李慎之写过：“我觉得我的精神暂时是破裂了。举一个例子，我现在绝对不能听我所深爱的音乐，因为它会引起我无可忍受的混乱的反应，我觉得，贝多芬的慷慨悲歌，莫扎特的无邪的遐思，现在对我都是不相干的。一个人在能够喜悦或者能够悲哀以前，首先必须自以为是正直的，是诚实的，然而我却不能”。
撤职没有具体原因，顾准连检查都不知道该怎么写，他想写民主评议的事，被人叮嘱“不要写这个”，他连批判他的会议都没权参加，市委简报上的顾准检查，是由他的继任代写的。
不听话，不服用的结果，是被剥夺参与这个世界的权利。
那段时间里他“别无一事……夜不能成寐，卧听马路上车声杂沓，渐渐沉寂，到又有少数人声的车辆开动的声音时，也就是天色欲晓了。”
但他没有李慎之式的自我怀疑，当然有激愤和悲挫，但从他的日记来看，从来没有过灵魂深处的破裂，他的独立性保持终身。
他只是要求复查撤职事，被驳回，答复是六个字“此事已经解决”。
二
朱学勤曾经提过一个问题：“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并不缺少道义激情，也不缺少思想勇气，却没有一个人像顾准走得那样远，挖得那样深，何以如此？”
顾准并非天才，他的思想是一步一步形成的，你几乎可以看到他一根一根把脑袋里的桩子拔掉的过程，这也是他的可贵――因为这意味着这种路径其实人人可为。
刚离开高位的时候，他的思想其实还比较正统，很典型的在体制中成长起来的人，认为自己命运的原因只不过是“遭人陷害”，没想过要做更深的反思。
只是回头看自己身居高位时的傲慢之感，觉得好笑，说那时只是“小职员哲学” ――徒有一点囫囵吞枣的报章杂志的学识，却“才子式的乱闯乱撞，碰到对的，就干一阵，碰不对了，就倒一次霉，思想的细密化，过去实在不够”。
这好象也是赋闲的人常见的反思，并无特出之处。
一月之后，他找了几本初等几何，代数，微积分……开始学习数学，觉得在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向之外别有天地，他试图沉浸在与人世无关的理性里，一直到1955年进中央党校为止，全部业余时间都用在数学上。
他受过西方经济学的训练，很容易上手，为数理中的逻辑感到狂喜，以至于沉醉其中，深夜受寒，得了急性肺炎。
不过他很快跨越对三角尺和圆规的单纯迷恋，他说“逻辑只是工具，研究经济一定要研究历史。”
他开始研究西方史和中国史，英文是他的另一大重要工具，他依靠这个大步跳出了当时扎在知识分子头脑中的篱笆，正好又赶上中央党校在学术上的黄金时期，书尽管有限，但他已经可以直接阅读到凯恩斯和斯密的原作，自己动手改译资本论。
朱学勤说，后来那一代知识分子未能象顾准的成就，是因为“知识大限以及逻辑乏力拖住了他们的脚步”。
知识让人求实，逻辑让人求是。
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那是一个会把人席卷而去的时代，他怎么能在风暴中趴在地上紧紧扣住这两颗石子，而不被吹走，甚至连气息都不沾染？顾准后来说过，这一年的生活让他养成“读史”的习惯。这种习惯的好处就是“样样东西都要自己学着去判断”。
习惯一旦生成，就会自动带着人去往未知之地。
三
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什么都干不了，也不存什么经世致用的念头时，功利也就自然消失，他只是以“不顾死活”的方式读书，作笔记，下蛮力，用笨功夫，来解开思想上的迷惑。
1956年4月，他开始思考凯恩斯为资本主义开出的药方是否会失效？
“我作过一个摘记，认为不会。”他说，“可是，（苏共）二十次大会的报告不是这样说法。这是说，我与他们（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一致的了……”
他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喃喃自语“这糟糕不糟糕？”
但他无论如何在逻辑上不可能认同计划经济体制“目前这一套规律，是独断的，缺乏继承性的，没有逻辑上的严整性的”，他谴责斯大林“以道德规范式的规律吹嘘、粉饰太平的理论来描写社会主义经济……这个理论体系，看来是注定要垮台的”。
几天之后，在中央党校的研讨会上，他忍不住想把这想法拿出来说说，跟别人讨论一下价值规律的作用，这个时候，中国的计划经济刚刚全面推行4年。
“这个题目，不必讨论了吧”，学员说。
他只好收起来了。
他已经看到了那条醒目的红线，他在日记里规劝自己“可是不能继续弄了，再弄要出毛病的”，也有颓唐之感，“过过家庭生活，满足于几间房子，积几个钱买个收音机，老来准备结庵黄山拉倒了吧”
张爱玲看曹雪芹增删十年的纪录时感叹“看到了天才的横剖面”，我看顾准那两年日记时也有这样的感受。
从这横剖面中可以看出，人的心灵和头脑并非天赋，它们是一步步变得强壮的。
7月3日，他终于情不自禁，又是痛痛快快地向“出毛病”的方向走去了，“那篇文章已经写起了，历史上第一次写东西没有像这一次这样费劲的……反复改稿，都更加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直到它明确地与一切经济工作中都应该政治挂帅的指示相对立为止”。
他使劲推开了马克思所说的“地狱与科学共用的大门”，这扇门一旦推开，从此不能再有任何怯懦和犹豫。
推门而入时，他已经看到了未来会发生什么，1964年，他翻译熊彼得的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里面有一句话：“在民主法治制度缺失的群集环境，道德上的限制和文明的思想方法或感觉方法突然消失，……使我们面对谁都知道、可是谁都不愿正视的各种毛骨悚然的事实……”
他精确地预言，“中国的政治空气的大改变将从一年以后开始”。
“在屋檐底下躲暴风雨，一定要躲过去”他写道。
四
“观察，而不是愤慨，可观察与纪录的就多。”1960年，他被划为右派，去农村之前在日记里写道。
他在河南商城劳动改造，他腰不好，拿的又是短锄，有时只能双膝跪在泥里，靠双臂支撑着爬行，双膝破损，臂膀全部红肿了，手掌也血肉模糊，很难拿笔。但他写道“也只是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才有机会学习我国的农村经济这门课”。
早已经没有了在上海时穿背带裤的习惯，他的新工作是捡粪，因为饥饿，粪越来越少了，他需要站在别人边上，等着人家拉完。衣服上全是粪，他可以不再用工具，“直接用手捡起来”。
这样每天15，6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之后，他在日记里对自己有抱臂旁观的总结“充裕建设中的劳力来源，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凡是这样的队伍，军事化程度高，效率远高于民工……政治挂帅就是用政治手段来实行经济目的”
1959年秋冬的河南，劳动队三餐只吃红薯叶子，但在他眼里“已经是天堂”，大量的篇幅都在纪录他每天能找到的吃的，甚至偷的东西。他难以掩饰自己的卑微之感“人变得下流了”。
“哀鸿遍野”的饥荒中，他已经没有余心再象1956年那样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激愤了，连感喟都没有。他在日记里写下所见的浮肿，死亡和人相食的惨剧。
他分析当中的历史必然：“旱与灾二者之后，决心对地球宣战，从历史命运说，是有某种必然性……减少农村人口以改变糊口经济的现状，除此之外，宁有他途？”
我读到这儿，以为他这种让人心寒的冷静是来自斯宾诺沙式的史观“不赞美，不责难，也不惋惜，但求了解认识而已”。
但是再翻后几页，他回忆到写这一段时“心脏一阵阵绞痛”。
这句话象刺一样扎了我一下。
可能是这瞬间，我理解了他――他认识世界的目的并非知识分子式的智力满足，也不是为了“为刍尧献”，更不是为了向谁证明自己是对的，他所作的一切研究，一切的幻灭和重建，是为了这块土地上的人，活生生的人。
还有我们这样的后代。
他当然有愤怒，他不回避它，也不想装扮成漠然的旁观者，他只是从愤怒出发，向远处走去了。
他为哀鸿遍野时却努力求饱感到羞愧，但是，他说他要保存自己，“至少应该记下一个时代的历史，给后代一个经验教训。”
“大声说话，理应有此机会”，他写道。
1960年1月，他用扁担挑着行李回家，“从此一步步进入城市生活了，1959年秋冬，厉行上调，城市供应一定比较顺利，可是这个农村哪！”
他再一次写道“我禁不住一阵阵的心头绞痛！！！”。
五
1960年之后，到他第二次被划为右派为止，将近十年，他没有日记留世。我只能找到他的一段纪录：
从1966年9月起，到1968年8月监管开始为止，我（一）把书架上从前读过的历史书从头复读一遍，又读了乾隆“御批”通鉴；（二）系统地读了马克思全集二十余卷，《资本论》三卷，其他一些马恩著作，以及手头所有的和马恩有关其他作家的著作；在以上两项工作中，摘抄了二三千张卡片；（三）系统地读资产阶级经济学；（四）因为要了解他们说的究竟是什么，需要补充数学知识，费四五个月时间，复习代数，读微积分，读线性代数，最后一项只开了一个头；（五）过去有过经验，翻译是精读的好方法。于是在读了一批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以后，着手翻译乔安·罗宾逊的《经济论文集》第二卷，和约翰·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它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前者已全文译完，后者译了第一卷的四分之三。两者合计，已成译稿约四十万字。1968年8月监督开始搁笔。
所以，红卫兵让写罪行交代时，他在自己的大字报上只写了两个字“读史”，贴在墙上。
红卫兵让他解释，他说“最近什么也没做，只读了些史书，只能这样交代”。
事后他对张纯音说“这是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期，冷眼旁观这一切，只当是在读史，看中国向何处去”。
他并非刻意宁为玉碎，当初在劳动队时，他在日记里也写到过为了少受折磨，“卑躬屈节，笑靥迎人已达极度，困苦嫌恶之感，痛烈之至”，但他始终有自己的底线，“文革”初期，在河南明城，外调人员要他写材料说明某人过去和国民党有瓜葛。顾准说，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对方当即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干脆把脸送过去。对方一连打了十几个耳光之后，终于打不下去了。
与他一起下放的吴敬琏说：“我也还清楚地记得在一次无端指摘他‘偷奸耍猾’的‘地头批判会’上，他冒着雨点般袭来的拳头高昂头颅喊着‘我就是不服’时的神态”。
他可以接受自己是牛鬼蛇神和反革命，他从改造地回到家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就是反三面红旗，我不反谁反？”
但他不接受道德上的泼污。
他从小就极倔强，老师在他作文上写“猫屎狗屎，臭不可闻”，他当众撕碎“既然臭不可闻，留它作什么？”
楼肇明与顾准下过棋，曾说很不敢恭维他的个性：“尤其在复盘时，他往往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对我的漏着、昏着特别敏锐，我虽然赢了棋，却终是给他不留情面地指斥训诲一番。他明明白白下输棋，却像一位十足的赢家。”
后来他听说，顾有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有一天他看的时候，被军宣队的一位参谋发现了，便训斥他，“马克思早就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你怎么能看这样的书？”
过了几天，顾准拿着一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去问这位参谋：“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是什么意思啊？”
这位参谋答不上来，顾准说：“这个典故出自《圣经》。你不读《圣经》，就根本读不懂列宁。”军宣队的人从此有意识地避开顾准，即使看见他在看书，也绕着走，以免尴尬。
楼说从那之后他理解了顾准：“到头来，在局外的观局者看来，似乎被监管的对象不是他，而是监管者自己。不认输，不服输，甚至倒输为赢，颠倒被欺凌和被侮辱的处境”。
六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历尽劫难之后的八十年代开始沉痛的反思，回到的是巴金式的常识：“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
而顾准却在文革没有结束的年代，不仅要做一个人，而且已经对神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用笨重的力量返身逆流而上，一直上溯到马克思所尊崇的黑格尔哲学的源头，看到了杯子的底上刻着“神”这个字――“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前提――存在一个必然规律，而这个‘图式’没脱离宗教气味，不是以发现自然界与社会历史的奥秘，不断增加认识程度为其全过程，而要求一个世界图式，由此建立目的论，建立必然与自由等等一套伦理观念的东西”。
他评价它：“绝对真理不外是神界或是神界的化身”。
这种智力上的进取，不是跪倒在世俗权力脚下的人类头脑能够创造出来的。
他引述普罗米修斯的自白：“说句老实话，我憎恨所有的神――这就是哲学本身的自白，哲学本身的箴言，是针对着凡是不承认人的自觉为最高的神的一切天神与地神而发的”。
这也就是他的信仰――人的自觉性是最高的神。
有了这种穷尽事理的逻辑，就不可能扯谎，也不可能屈服。
七
他的妻子汪璧，原名叫方采秀，结婚的时候，他们都在做地下革命工作，顾十九岁，她二十岁，一起流亡，他当时发表文章的笔名多是“怀璧”，情意拳拳。
他说过，她是他唯一可倾诉一切的人。
他被撤职后，“我对她说有些寂寞之感，她说读书了就不寂寞了，这是对的”。
每周六，她都准备一册小说读给他听，他喜爱《安徒生童话》。
她出差，他在日记里写“悒悒寡欢”。
他打成右派到商城后，日子已经难熬起来了。
“接秀信，语句公式化，来商城后第一次半夜呜咽”。这话让人心碎。
她让顾用自己的40元的生活费买书，她自己的工资用来抚养五个孩子和一个老人。
他记下唯一忘忧的时刻，是雨雪中的凌晨四点半，在外厨房帮着烧火，“火大，有幸福之感，一时脑袋中想起想写的东西都忘却，简直是陶醉了”。
1966年，他被秘密羁押，在自述中说：“我在监狱中的态度非常顽固，直到了死不悔改的地步”。他是全国唯一两次被划为右派的人。
他的母亲这时已经八十多岁，在屋子里只语无伦次地重复一句话“我怎么还不死呢？我怎么还不死呢？”
他从被关押地回来把母亲送到山西的妹妹家，临走的时候，他的母亲“死死地盯住他看了半响”。
那是他们母子的诀别。
大雪的小年夜，妻子提出离婚，他痛快地答应了。他是从那之后得了心脏病的。
方采秀给家人的信中曾说，一旦摘帽，可以立即复婚，顾准对此抱着迷信般的希望，在周口店里他痛苦于“刮胡子刀盒被马蹄踏碎，镜破之谶”。
他仍然每周给妻子写信，方每信必看，但不再回。他们商量过，为了保护孩子，宁可让他们认为父亲是错的。
他们之后只见过一面。
他回家想看望家人，看见她满口的牙都脱落了，嘴瘪着，一脸病容，极度憔悴。“你害人害得还不够吗？”她说。
他“实在不忍心”，走了。
冬天冷，他写信说回来取衣服，到了门口，发现所有的衣物都被放在门外，门关着，他久敲不开。走的时候，他把一张存折和粮票从门下塞了进去。
回到单位，他收到一张四个孩子签字的脱离父子关系的纸，把他的户口和粮食关系也转来了。
他在日记里写：“从此以后，就连他们每月寄粮票来的字迹也看不见。我想念他们。”
1969年，他预感到妻子出事了，他向组织保证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一不影响改造，二不影响下放，组织告诉了他实情，但是“死期，死况，遗言，一概不知”。
汪壁是因为被揭发在5年前曾经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资料”而自杀的，她把他的所有手稿用水浸湿，揉烂，再放到马桶里用水冲下去，资料太多了，以至于全楼的下水道都发生了堵塞。这样的事情，在解放前的革命年代里，她也为他作过。
他唯一得到的悲悯，是他可能终生都不知道，汪璧是喝消毒用的来苏水自杀的，死状极惨。
她的遗书只有一句话：“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
她对孩子都没有留下遗言，儿子说，她离婚是为了我们孩子，内心非常痛苦，在提出离婚之前，已经有自杀的念头。
只有顾准明白：“她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
他写知道死讯后“我就去打饭来吃，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然后他写：“但我还是抑制住，努力要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
在那之后的日记里，他再也没有往年的汪洋恣肆，几乎看不到任何个人化的议论和描述，仅有三次从梦里“痛哭而醒”的纪录，都是关于妻子的回忆：“此生所有欢乐场面，都是她给的”。
据骆耕漠回忆：“那时，顾准手头拮据，却买了一盏有两个绿玻璃灯罩的双头台灯。江明问他，为什么买两个头的灯？他只是沉默，不回答。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为了纪念死去多年的汪璧，仿佛妻子仍旧坐在他的对面。”
他后来看《茵梦湖》，写一个人失去自己所爱的女人，孤独终老，他泪流满面地看完，还书的时候说：“哀而不怨，哀而不怨”。
吴敬琏说：“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还跟我说了一句，他说他一辈子只爱过一个人。”
在他身上，我才理解了胡适说过的话“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唯一方式是忍受痛苦――这话也适用于爱国与学理”。
顾临终前，签了认罪书，他哭了，他说这对他是奇耻大辱，但也许能改善孩子们的处境。
但那还是1974年，他的孩子拒绝在他临终前来看他，“在对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没有什么一般的父子关系可言的”。
12月3日凌晨，大风雪，他去世了，“我已经原谅了你们，希望你们也原谅我”――这是他最后一句留给孩子的话。
八
顾准的孤独不同于因为境遇导致的落寞――落寞里还可以充满幻觉或者憧憬。他的孤独，是一个认识到绝境之后，又心甘情愿地停留在这个绝境当中的选择。
他曾经是最具备理想主义气质的人，等他一旦认为到理想主义变成专制主义的根源之后，几乎是在头脑中把自己杀死了一次。
那是血肉模糊的厮杀，一个人对过去信仰过的东西不再有敬畏之情，要经历极大的思想危机，从“诗意的理想主义”到“转到冷静的分析”时，十分痛苦，他说自己象托尔斯泰笔下的列文那样“为我的无信仰而无所凭依”。
但是他克服了。
这个克服不是靠简单的仇恨和破灭。是靠认识，推导，批判。真正的批判，批判自己曾真诚信仰，并奉献了全部生活的东西。
同时批判并不意味着“独断，骂倒，抹杀”，而是重估一切价值，“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
他就象朱学勤说的，“黑暗如磐，一灯如豆，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
他曾一再批评中国人正因为没有笨劲，懒得穷根究底，所以，“中国有天才，而没有科学上系统的步步前进，不停滞、不倒退的前进。中国人善于综合，都是根据不足的综合。”他没有著书立说的机会，只能在和弟弟的通信中，用“热恋般的热情”写下厚厚的笔记，用他说的“穷根究底的笨拙憨态”，写下《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用吴敬琏的话说，他对一切的研究其实都指向“娜拉走后怎么办？”――无产阶级的革命之后，政治和经济向何处去？
此时，文革尚未结束，他已经风烛残年，病入膏肓，他自己也知道，没有人会去听一个老人的喃喃自语，但他写道：“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而不是依赖于民主才能存在的东西，因为，说到底，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进步，唯有看到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是与科学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须采用的方法。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保证人类的进步，也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打破权威主义和权威主义下面恩赐的民主”。
靠直觉也可以批评，但是，顾准式的批判，是把包裹着理想外衣的绝对真理，从底部撬动的力量，这是铲除它的合法性的最强的力量。
这就是顾准的力量，穷尽事理的逻辑的力量。
象贝多芬的四重奏里反复回旋的“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九
他在三里河的中科院大楼里工作过，我才知道他离我住的地方这么近，不过现在那里看门的人根本不知道顾准是谁，住过哪间房子了。
他的骨灰有一半就撒在我家附近的河里，因为暮年时，他常常在这条河边上漫步，他那时仍然穿着背带裤，一直戴着一顶从旧帽子上拆下来的白布衬里，没人知道为什么，也没人问过，我猜他也许是为妻子服丧。
不知道在这条河的边上，在他的头脑暂时歇息的时候，暮色四合中，他一个人走回去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无望和悲怆？
很多次从电脑前直起身，看到窗外那条河的方向，我都想起顾准――如果他有一个还算平静的时代，有一张书桌，他将能创造出什么？
知道了他的存在，人就没有权力狂妄，也没有权力虚无。他早就说过，历史让人不可能发牢骚。
但知道了他的存在，就象王元化说的，你也再不可能平静，“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
我受益于他最深的，是他对人类永恒进步的信仰，去世前，他留给吴敬琏的话是“待机守时” ――“总有一天要发生变化，发生变化时要拿得出东西”。
改革开放后，当吴敬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先驱后，他说：“顾准改变了我的全部人生”。
在顾去世十年后，他的儿女们有机会看到了由他的日记和通信整理成的书稿。
“人生只有一个父亲，我们对这样一个父亲做了些什么呢？”顾准的大女儿写道：“为什么我们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长期视为殊途？……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以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
我们也是顾准的后代，能够正视这些问题，才能无愧于顾准，才能说几十年来，时代的确是在进步的，两岸猿声空啼而已。
顾准反对将任何人神化，他的思想也并非完美，但是将来的时代评价一个人，不会简单地基于得失功过。
遇罗克说过“所谓的不朽，就是在后代的心中引起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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