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军论宪政与民主

戴按：钱文军此文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宪政、民主、平等等政治理念的分析，振聋发聩，恰如亦忱所言，有醍醐灌顶之效，令人耳目一新。文中黑体字为本博所加。

钱文军：从美国制宪过程看人类走宪政文明的必由之路
（2009年12月）
        拙文《资本主义再解读》贴上网之后，很高兴有许多质疑与批评。也有兼顾赞成与质疑并存的文章，读后受益良多，例如朋友转来芦笛先生文章一篇，提出中肯意见。 说明一下，鄙人乃草根一介，并非专业人士，更谈不上是什么学者。所有文字皆业余兴趣所致而为之，挂一漏万肯定难免。读罢芦兄文字，遂有本文。

一、 定义问题

        汉字里“宪”具有永久、根本的意思，《汉书.萧望之传》谓：“作宪垂法，为无穷之规。”也即，宪法应为国家根本大法，任何组织与个人都不得违反、篡改的法律。此非“法治”所能代替，中国历朝历代皆行 “法治”，王法之治，王权至上根本没有“无穷之规”存在的余地。而宪政则应为以宪法为原则的政治，权力也必须服从宪法。德国宪法学家施密特指出：“在宪政 领域中，遵循的是法治国原则和基本人权原则，它表现在对于个人主观权利的保障以及国家权力的法制化，其主要的意义在于保障私人利益的自由权利。”窃以为这个界定是精准的。宪政本身包含了民主要素，宪法需要大家认可，其条款必须有保障所有人的利益不受侵犯、他们的权利必须得以实现的内容。
        这样宪政就超越了民主政治的范畴，或曰是人类至少探讨了两千五百年以上的民主政治的合理发展。英文的“民主”一词即源于希腊文“人民”加“统治”，或可称为 “人民统治”、“多数人统治”。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对民主的定义：“以多数人的意志为政权的基础，承认公民自由、平等的统治形式和国家形态。”美国学者达尔归纳其为五个方面：有效参与、投票平等、充分知情、议程控制、成人资格。宪政填补了它的两项缺失：宪法制约原则和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如果我们用宪政修饰民主，宪政民主，是指在宪政条件下的民主模式；倘若颠倒一下，说民主宪政，就成了民主条件下的宪政，会沦落成伪宪政。
        何以如此？具有民主要素的宪法，是一种约定，原则约定。在宪政条件下，行为必须服从约定，具有永久、根本的制约效力；民主也只是宪法制约之下的民主。颠倒过来之后，民主作为条件，宪法就不再具有约定效力，也就失去了原则。民主作为条件则有权为所欲为，多数人的意见会成为任何临时性判决。比如古希腊的民主制决定处死苏格拉底，他得不到事先约定的法律保护自己的生存权。所以，我的看法是，宪政本身就包含了民主要素，本不必要另外强调民主；说宪政民主，无非强调宪政条件下的民主，不是无法无天的民主。它即使还有其他民主权利的缺失，也可以依照约定予以完善。倘若说民主宪政，民主是没谱的、靠不住的，它主事必将导致最终宪政失灭。
        这样的事例很多，法国大革命应算特别典型的案例。革命之初依据西耶斯理论穆尼埃起草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作为大革命《宪法》的序言，结果都被民主给破坏了。“第三等级”至上的多数人统治把《宪法》当橡皮泥任意捏造。雅各宾派树立了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样板，它也搞了部《宪法》，他们的正式名称就叫做“宪法之友社”，“雅各宾派”只是绰号而已。法国《宪法》被民主折腾得很苦，改来改去本身就失去了宪法本应具有的尊严，除了血腥之外，最终只能结出拿破仑专制的硕果来。列宁主义是雅各宾专政的延续，在这面旗帜下所有革命政权无一不是灾难陈列馆，最冠冕堂皇的理想主义导致最惨烈的血腥，历史将永远铭记。
        芦兄认为：“例如一战前的日本与德国都是宪政国家，都严格按宪法治国，然而两国的宪法并不认为政府权力来自于全民授权，公民也没有享受到英美公民能享受的一切自然权利（亦即基本人权）。”有逻辑错误。且不细论德、日两国当年的政治细节，但如果“宪法并不认为政府权力来自全民授权，公民也没有享受到英美公民能享受的一切自然权利（亦即基本人权）”，那还怎能算宪政国家呢？谁也不能看见一顶草帽就断言稻田里站着农夫，那很可能只是一个稻草扎制的假人。几十年来， 我们已经颁布过四部宪法了，并不妨碍权力执掌者信誓旦旦要坚决抵制宪政，难道可以定义为坚决反对“三权分立”的宪政国家吗？
        再说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窃以为这两个概念都是西方学者强加给我们的，似是而非。正因此，近两百年以来它们一直处于“剪不断理还乱”的境地，没人说得明白。 拙文引用黄仁宇的论述，只是以他为代表，证明这种混乱存在，并非指他首先发难的。其实，早就有人觉察到这种混乱了。开始时皆以财产权和生产方式来判读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马克斯.韦伯首先提出了资本主义精神的概念，指的是个人主义即资本主义精神；德国人马克斯.舍 勒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首先不是财产分配的经济制度，而是整个生活和文化的制度”。随后各种解释蜂起，各有各的理由。凑个热闹吧，我总结归纳诸多议论之后，认为继续沿袭“主义”思路说事是无聊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只有抓住它的核心价值观诠释，我们才可能作出合乎事物本质的判断。如果继续沿用前人已经习惯了的“主义”说事，那么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只是宪政，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也只是人治。除此之外，其余都是枝节。
        据此判断，定义也就顺理成章出来了。所以，北欧那些国家施行的仍旧是资本主义体制，跟社会主义毫无关联。缘由就是那里实行的是宪政体制，而非“无产阶级专政”，无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社会主义的原则都是这个专政。即使把恩格斯晚年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也拿出来，也套不上的。因为他无非不过是主张利用民主选举这个手段当选上台掌权，然后实施无产阶级专政，希特勒就是如此办的。后世的社会党国际则不同，他们完全遵循宪政框架，并没有逾越资本主义体制。

二、以美国为例说宪政

        宪政，起源于权力对权力的制约，它从萌芽之日起就不以民主为目标，只是利益制衡使然。欧洲中世纪之所以会产生“文艺复兴运动”，不是什么民主的缘故，而是王室权力、贵族权力与教会权力相互制衡的结果。这点很重要，它不是教科书所灌输的所谓滋生于封建制度内的资产阶级起来闹“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而是构成 “封建制度”权力内部各派势力相互抗衡而导致。美国独立也与“资产阶级革命”无关，只是那块地方的农场主与本土宗主权力之争。
        如纽约哈德逊河口那座自由女神基座铭文所描述，美国社会人口主流来自英国以及欧洲大陆那些遭迫害的新教徒、冒险家以及指望发达的穷人。怀着“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悲情，远离旧大陆的新移民尤其憎恨国教，另搞一套的欲念十分强烈。英国本土实行“光荣革命”奠定了基本宪政制度之后，殖民地人亦具备了初始意识。约 翰.洛克1690年发表的《再论政府》，否认君权神授原则，主张契约政府原则；要求人民被赋予生命、自由及拥有财产的权利，否则人民有权推翻政府。代表庄园主利益的殖民地大会遂起而抗争，使殖民地议会获得两项权力：投票决定税收与支出；否认总督行政的立法权。波士顿人甚至起来造反，监禁了下令征税的总督安德罗斯。
        颇具逆反意义的是，造就美国独立的思想基础的竟然是反“资本主义”的“大觉醒”宗教运动。来自英格兰卫斯理公会的乔治.怀特菲尔德以及马萨诸塞北安卫普公理会教堂牧师乔纳森.爱德华兹，眼看殖民地城镇繁荣起来，认为恶魔正引诱全社会追逐功利。自1741年开始，他们的布道和著述广泛地传播，谴责“资产阶级”的功利心，促使信徒们信赖自己的内心以及宗教宽容原则，致使各种新教派别逐步增加，一场宗教复兴主义思潮得以广泛传播。它的反功利色彩无疑不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易方式”的发展，然而它的宗教宽容原则却促进了宪政的价值观。直至现在，美国新闻署发布的文书仍强调：“新教派及复兴主义精神至今继续在美国的宗教与文化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为了制约北美殖民地的离心倾向，英国政府于1763年颁布《政府公告》，把大批土地留给印第安人，借此限制13州的扩展企图；次年颁布《糖税法》，对朗姆酒 进口加以禁止并对糖蜜征税，引发殖民地争论后人们发现“纳税但无代表权”这样的苛法条款，又引发抗拒母国的情绪蔓延。同年颁布的《货币法》则“阻止今后在王室殖民地内所发行的信贷纸币转成法定货币”，严重侵犯了殖民地利益。1765年再颁布《供宿法》，规定驻守北美的皇家军队由当地提供给养和住宿。在一系列法律导致殖民地极端不满的情况下，英国又颁布《印花税法》，对北美的报纸、制版印刷品、证件、租约以及其他法律文件征税，这就引发了北美人文工作者的抗议浪潮，在他们的积极鼓动下各种聚会频繁召开，抗议的核心观点是：这个税“很显然有破坏殖民地人民权利与自由的倾向。”
        他们迫使英国议会通过决议，撤销《印花税法》削减《糖税法》之税率。但英国同时通过《法规制定说明法》，坚持议会任何时候都有权制定约束殖民地的法律。这使殖民地同本土之间的歧见愈加深刻，各种冲突此起彼伏，最终因赛缪尔.亚当斯策划制造了“波士顿倾茶事件”引发了北美独立战争。这场战争与“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统治”无关，那时英国早已实现了宪政治国，已经不存在“封建统治”。根本仅仅在于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利益与权力争夺，新移民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与权利引发的冲突。但此举确确实实为人类社会开创了一条宪政民主之路，没有君权和国教的新型宪政之路。但美国制定宪法时并未以民主作为制宪原则。开国元勋中杰斐逊等就猛烈抨击这部宪法，并制造障碍使之得不到各州议会批准。理由就是它缺失了太多民主权利。
        首先，美国宪法的制定者并非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只是各州派来讨价还价的利益代言人，罗得岛州决定不派代表，其余12个州的代表原本为77名，实际到会的只有55人，经常参加会议讨论并参与制定宪法的大约只有40人，有些人只参加了部分讨论。会议秘密进行，并且严格规定代表们不准泄露会议情况，以避免外界干扰。代表们为限权还是民主争吵不休，一些反对者提前溜号，最终剩下来42位代表仍有3位极力主张民主权利者如梅森拒绝签名，剩下39位代表签署了以后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美国宪法。而参加审核并通过宪法各州议会，加起来不过千余人，说美国制定的宪法如何民主显然过奖了。
        美国人制定宪法时根本不知道后来才被起名的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也不了解高深的民主理论，它甚至连《独立宣言》也未涉及。时至今日，美国大多数法官仍拒绝用 《独立宣言》的精神去考虑判案。何故？《独立宣言》只是一个理想，它不能影响宪法的原则。美国学者抨击美国宪法制定并不民主的意见多如牛毛，大致可以归纳 成“六宗罪”：A，既没有否定奴隶制也没有授权国会日后废止奴隶制；B，宪法将选举权资格认定授予各州，明文剥夺印第安人投票权之外，还心照不宣地剥夺了妇女、无产男子、非裔等少数族裔的选举权；C，选举总统的权利授予总统选举人，并使其不受大众舆论的影响，这使民主的多数原则有懈可击（美国历史上共有四位总统为少数战胜多数而当选，达尔教授的数据更认为有13位之多）；D，参议员由州的立法机关选举而不是人民选举、每州两名参议员的规定不理会人口数量， 明显有悖民主原则；E，未限制法官的权力；F，国会权力受到限制如收入课税权。
        这部宪法是以不平等和妥协为基础制定的，跟《独立宣言》并不一致。例如国会代表按人口数确定便遭小州反对，导致制宪会议几乎散伙，康涅狄格州代表罗杰·舍曼提出一项折衷方案，即每州在参议院享有一票，而人口将用于决定众议员的人数，许多人称赞该方案拯救了美国宪法。主张民主权利的一些代表为使宪政得以确认而 让步，许多评论家认定：倘若彼时讨论废除奴隶制将使立宪会议散伙，非但宪法流产而且美国也就不存在了。只因宪法第五条规定了修正案准则，于是宪政保证了民主程序的持续进展。这说明，不是民主导致宪政，而是宪政导致民主。
        及至宪法进入各州批准程序时，这些制宪时便主张民主权利的代表发起修宪运动，如制宪时拒绝签字的梅森就是其中主要干将。1788年6月宪法获得九个州批准而生效，而这个批准程序也存在荒诞：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反联邦派意欲推迟批准，联邦派则相反，于是居少数的反联邦派退席。为使延宕批准宪法的打算落空，需要通过一个立即表决的决议，通过这个决议的赞成票虽占多数但表决人数却少于法定人数两位。联邦派找到两名退席的反联邦派议员，把他们从床上带到议会大厅，强迫他们留在那里，这样凑够了法定表决人数，通过了对批准宪法要求立即表决的决议，这才使反联邦派的打算落空。
        至1791年终于使十条修正案也称“权利法案”获得批准生效。法制原则先于民主权利三年成立。美国人的贡献不仅在于制定人类首部宪法，还在于他们只字不改宪法条文，只遵循宪法第五条规定的合法程序提出修正案。至1971年获得批准的第26条修正案为止，其中有21条修正案属于补充完善宪法本文所缺失的民主权利或程序。这说明宪政条件下民主权利之顺理成章，只要严格执行宪政原则，民主体制必然实现而且日臻发展完善。
        尤其是1992年5月7日生效的第27条修正案：“非经一次众议院选举，改变参议员和众议员服务薪酬之任何法律均不得生效。”此修正案原为麦迪逊等所提12条“权利法案”之第2条，当时未获足够州批准而搁置。1982年被一名大学生发现后重提，十年后获得3/4的州批准，然后经国会表决通过，成为惟一一个各州先批准而国会后批准的宪法修正案。美国众议院管钱，此修正案使任何一届议会都没有可能为自己加薪，其审批程序足足拖延了203年，可见只要宪政条件得以实现民主权利就会有保障。
        现在人们说起资本主义就会想到“多党制”。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非但美国立宪时没有政党，就连华盛顿当总统的首届政府，也不存在政党更甭说什么“多党制”了。本杰明.富兰克林担心“政党相互谩骂不休，把一些最优秀的人物弄得四分五裂”；乔治.华盛顿告别演说特别告诫要警惕“党派精神的有害影响”；托马斯. 杰斐逊称：“要是我不参加一个政党就不能进入天国，我宁愿根本不去天国。”回头去看宪法，那里面根本没为任何“党制”留下任何平台。
华盛顿政府的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为了使政府的政策能够顺利获得国会批准，不得不纠合某些派系联手，算是非正式的“联邦党小组”，现在被称为“党派萌芽”。因憎 恶汉密尔顿的贵族作风，杰斐逊也吸引一些更为“共和”的人群成“圈子”，直至1800年总统竞选，这个圈子演变成竞选联盟正式打出“政党候选人”的牌子。直至1840年，被挤兑得几乎销声匿迹的联邦党人纠合成辉格党，美国的两党制这才可以算是形成了，距离美国立国已经过去半个世纪。由此我们可以得知，两党制或多党制只是宪政施行过程中因现实需要而产生的。反倒是，那些先组党后立宪的，差不多都成伪宪政，例如中国，孙大炮建立革命党，结果是造成乱局，直至国共两党如乌眼鸡般，不把宪政叼碎决不罢休。看来“结党营私”这个成语老祖宗不是瞎造出来的。
        据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统计资料，美国1789-1984年制约平衡记录：总统否决国会法案2410次以上，国会随后推翻总统否决95次；最高法院裁定国会法案全部或部分违宪100次，另于1983年对立法否决权的重大裁决，可能影响到各种立法中约200项条款；参议院拒绝批准27名（累计138名）最高法院法 官的任命，国会弹劾9名联邦法官，其中4人被判有罪；参议院否决至少8名内阁成员的提名，不包括更多内阁级及以下官员因可能遭参议院否决而自动撤销提名。 以上这些记录并未涉及民主，仅仅属于权力之间的制衡，也即宪政。
        简述美国的宪政状况想说明几个问题：其一，即使是被称为“民主灯塔”的美国，它的民主体制也是逐步实现的，宪政起到了保障作用；其二，宪政必须是严格遵守并认真执行宪法的，政治诚信是前提。美国人近乎童贞般地守卫制宪诚信原则，是美国成功的诀窍。似中国传统文化里对言而无信之理解，尤其是对权力斗争的胜利者的无原则认同，是宪政失败的根本；其三，自主选举是一项基本的民主政治权利，它是其他所有民主权利的基础。
        世界各地的弄权者们明知选举原则无法抗拒于是玩弄偷梁换柱的手腕，各种手腕的要诀均在于剥夺选举者的自主权利，造成伪选举或曰形式选举的局面。例如毛一人即可废弃中共八大决议就是典型案例，它证明中共所谓党内民主的虚伪性。这种虚伪性至今仍在延续，并且扩展至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即便人大代表的选举也只是走形式而已。政治诚信的缺失，是社会道德沦丧的原动力，舍本逐末地整治社会道德沦丧充其量只能修饰皮毛。必须承认，毛是中国流氓文化的巅峰符号，在他的淫威之下中国政治诚信已经荡然无存，只要这个符号继续被恭奉，中国不会有前途。
        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及其继承者们睿智或愚蠢之处在于：他们没有把政府视作可以用暴力或选票夺取的工具，用它来为自己的理想或利益服务。不像中国，竟可公开宣言“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的。相反，美国人视政府为恶具，威尔逊总统1912年9月9日在纽约新闻俱乐部的演说中称：“政府是从来不提倡自由的，只有人民才喋喋不休地要求得到自由。自由的历史就是反抗的历史，是限制政府权力而不是加强它的历史。”宪政必须设置各种障碍或小布什所说的“笼子”，把政府囚禁其中，使之不能随心所欲地作祟人民。而分权与制衡的宪政体制，致使多数人也不能控制政府， 用以压迫少数人。
        至今，世界上已经有超过六十部宪法采纳了限权制度，当代美国法学家罗.德沃金在《自由的法：对美国宪法的道德解读》里说：“世界上许多其他民主制国家，包括新成立的以及发展中国家，都在朝着同一方向前进，即离开多数至上主义而倾向更为有力的司法审查机构，这样的机构将抽象的宪法性保障解释为关于原则的问题。”

三、有平等就没有公平，反之亦然

        宪政民主为人类文明创造的最大成就，是给每个人都带来无限的希望空间。早几年我曾有帖子说明，当今世界几乎全部“垄断资本家”皆来自无产阶级；以总统为代 表，绝大多数政治家亦出自平民，也不排斥传统贵族；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巨匠亦涌现于芸芸众生之列。这可以作为个人希望空间的证明，也是人类巨大创造力的 充分展现。
        平等不仅是个伪命题，而且经常成为愚氓践踏进步的最响亮的号角。人类的真实是：除了抽象的尊严、法律地位可以言及平等之外，现实生活中没有平等可言。即使是在高举平等大旗的革命队伍里，也强调“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何来平等？美国的《独立宣言》，尽管它关于被治理者制约政府的阐述闪耀着历史的光辉，但它关于平等的说道是经不起推敲的。按照芦兄译文：“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造物，造物主赋予他们某些不可分离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自由和 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三段话之首段若作为套语无可厚非，若作为哲语则完全不可取，尽管我们不能因此责难二百多年前制定这个宣言的先哲。
        打个比喻说，假设平等真的存在，民主选举就没有必要，抓阄便罢。即便抓阄，结果揭示之时也即平等失灭之际。选举也是一种把现实中不平等运用到政治生活中的办法，选择最适合的有能力承担责任者到管理权位上去，以保障大家的权利。权利本无量级内涵，“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欲望与需求也因人各异，根本无法平等起来。以当时的环境而论，你不可能给每一个士兵都戴上元帅的衔章，以此来显示平等。但任何士兵都可以有当元帅的理想，并为此努力奋斗，这是权利所具有的抽象平等。
        任何宪法或法律，它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维系一种有序的不平等状态，使之尽可能地公平、公正、合理。即使被称为平等法案的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其主要制定者之一、密歇根州参议员J.M.霍华德说：“此条款确立了法律面前的平等，它给予那些最卑微、最贫苦、最绝望的人们与最富有、最高贵、最有权势的人同样的法律保护。没有这种平等公正的原则，没有法律的平等保护，就没有合众国，就没有真正值得保留的东西。”但实际上，该修正案小心翼翼地避免陷入equality of condition（同等条件）误区，只涉及“同等的法律保护”，没有提及任何“平等”字句。例如，它不能阻止立法禁止向16岁以下公民发驾照、为21岁以下公民提供含酒精饮料。所以，关于它的“平等”只是抽象的描述，即使“法律面前的平等”的说法，也忽略了部分公民开车、饮酒的权利被法律剥夺。
        所以，应该倡导的是公平、公正、合理，而不是平等。如果在思维上不能扬弃平等误区，很容易陷入难以自拔的境地的。

四、生产方式、交换方式都不能作为政治体制的根本特征

        芦兄称：“我不同意钱先生的是，首先，如果采用他的定义，则‘资本主义’完全成了宪政的同义语，不再是一种生产方式、经济制度，而是一种政治制度，与‘资本家’或‘资产阶级’完 全没有相干，也与生产和交换方式脱了干系。这似乎不足以体现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似乎也与西方对资本主义的一般理解不符。”似乎芦兄依据的仍然是传统的认识模式，把那个被称为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按照习惯性说法从结果反推原因了。
        如果芦笛先生认同“有如说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莫如说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那么理应不难理解本命题。宪政保障的目标是最广泛的自由，其中必然包括经济上的自由；正是经济上的自由经营，才会产生被称作“资产阶级”的人群，而这个人群的努力奋斗，才导致社会化大生产模式的诞生。即使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 式、经济制度与其他生产方式、经济制度的差异，那也是政治制度使然，而不是相反。顾准所言“上层建筑也能使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生长出来或生产不出来”正是此 意。英国那种宪政制度使那种生产方式、经济制度如雨后春笋，而中国式专制制度只能维系农耕经济而非其他，毛先生无情地掐死任何“经济主义”苗头，谁还能指望那种生产方式、经济制度呢？
        祖上的姓氏决定了子孙的姓氏，我们可以借子孙的姓氏判断祖先的姓氏，但不能倒过来说是子孙的姓氏决定了祖宗的姓氏。是人类渴求自由的本性选择了宪政这种模式，而宪政本身则反过来要保障这种自由是公平的、公正的，做法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执行既有的法律乃至制定新的法律以杜绝有失公平、公正的渠道。
        在法律框架之下，自由的生产方式以及自由的交换方式并非资本主义的专利，在它以前早就有，不过有限制。比如地中海贸易圈、丝绸之路、远东贸易圈，大部分商品的生产和交易都是自由的，但是有限的。秦汉以来广州就是极其繁荣的贸易港口，《旧唐书.王方庆传》称：“广州地际南海，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货与中国交市”；陆贽《翰苑集》也称：“广州地当要会，俗号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凑”。其他记载很多，不赘述。可见唐代时这种被误以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存在，且十分发达。黄巢兵侵广州时就杀害阿拉伯等地商人及其眷属十余万人，唐肃宗平卢兵马使田神功平叛军至扬州，也杀阿拉伯、波斯商人数千。那时英伦三岛还是愚钝未开的时代。宋时商贾更是繁荣，朝廷需颁布《市舶法》以管理中外海船贸易。所有这些海洋贸易都是依托国内生产与贸易的，《清明上河图》形象地描绘了当年宋都之繁华商业盛况，《水浒传》等小说也描述了至少明清时市场的普及程度。
        但在中国式农本法的制约下，它没有自由伸展的空间，我们始终只能处在农耕经济的社会状况下。又如欧洲，西班牙、葡萄牙的远洋贸易以及支持它的生产方式也是很发达的，并没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形成。只有在宪政条件下，英国尽管商贸不如西、葡发达，那里却产生了“工业文明”，也即资本主义生产、交换方式。美国独立时也还是农耕社会，工业基础几乎为零，乃至于美国独立后连续六任总统不是农场主就是庄园主，轮到贫苦人家子弟做总统也轮不到资本家子弟沾边。所以， 我认为，把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冠名为资本主义的倒不如说是宪政的，此乃不折不扣的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的结果。
        即便到中国的改革开放，近乎贪婪地引进规模生产方式、金融交易方式等市场经济模式，还恩威并重地逼人家承认我们是市场经济，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证明用生产方式或交换方式来界定什么主义会导致认识混乱，而这种混乱是可以被利用的。只有宪政民主制才是“资本主义”的唯一特征。

五、社会福利与保障制度不是社会主义的专利

        现在的很多议论拿着社会福利与保障来说事，竟或有论述称其为社会主义的独家成就。此论几乎无需探讨，只要看看一些数据便可以明白实情。今年4月9日，平面媒体发布了两份单独的报告。一份是中国国家统计局宣布2008年全国城镇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为29229元；另一份是世界银行的报告，说中国的贫困线远远低于世界标准。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有三条：发达国家为人均日收入低于14.4美元；小康社会为人均日收入低于2美元；日收入1.25美元的绝对贫困线或极端贫困线，仅适用于二十余个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
        法国的贫困线为人均月收入 650欧元，美国的单人贫困线为年收入10590美元，日均29美元，都高于世行设定的发达国家贫困线一倍多；中国的贫困线被世行报告质疑，中国政府 2009年确定的贫困线为人均年收入1067元。这样算的话日均2.92元，合美元仅0.43元不足，只为世行设定的赤贫线1.25美元/日的 34.4%。记得我们已经宣布跨进小康社会，若用2美元的贫困线来套，仅为21.9%。暂不讨论教育、医保、养老等事项。我一贯认为贫富差距并非什么坏事，坏事在于贫困线太低。欧美国家的贫困线大抵定在国民收入中位线的一半左右，据美国人口普查局今年9月10日发布的2008年美国家庭收入状况报告，由于经济衰退的影响，2008年家庭年收入急骤下降，从52，163美元下降到50，303美元。同年的家庭贫困线为22，025美元，约为43.7%。而我们的贫困线以1067元的最新标准计算，仅为平均工资29229元的3.65%！可见两个主义之社会福利事业之优劣，如果把贫富差距定位在贫困线与中位线之间的差距，或可说得过去，但那样一来我们必居世界前列。
        但我并不想去探讨资本主义首先施行社会福利事业的故事，只想说社会福利事业既非资本主义的创造也非社会主义的专利，它起源于远古成型于宗教。无论西方的基督教还是东方的佛教，都是从济世救贫的善意中滋生出来的，无论《圣经》抑或《佛经》，都充满社会福利的理想。佛教无缘染指世俗权力，孜孜不倦地弘扬慈善；基督教即使是在把持世俗权力的中世纪，涂抹黑暗的同时并未忘记救助穷人，这些事例太多太多，无需一一举证，仅凭常识就应该明白的。那么，把社会福利事业当成社会主义的专利，很显然是流氓耍赖的说道。
        恩格斯1895年5月21日致信卡尔.考茨基，夸赞他把社会主义的源头推进到古希腊的柏拉图那里是“抓住了一个全新的题目”。因为，此前人们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说道归宗于《乌托邦》等空想社会主义，考茨基《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溯源至《理想国》去了。即便如此，似乎也不尽确切。姑且不论公元前8世纪开始就有阿摩司等六位希伯来先知持续主张乌托邦理想的故事，至少我们可以推断共产主义同样出自基督教的，是《圣经》首创了这个主义。
        《圣经.新约全书》“使徒行传”里有“信徒财物不分彼此”一节，全文如下：“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 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于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都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这至少描绘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以下章节还进一步描述了“巴拿马卖产捐银”这类忠实信徒自觉执行这个理想的举动，也描述了“亚拿尼亚和萨非喇欺哄圣灵而死”这类留了一手而遭惩罚的故事，从正反两个方面印证早期共产主义理想的正义性。考茨基的异议是那里只说生活资料，而他们的社会主义说的是生产资料。马克思的主义则设定一个党来充当使徒之角色，略有变异的是，这个角色把持了分配的权力。
        其实，马克思1852年3月5日在给约.魏德迈的信里总结说过：“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也就是说，现在那些高谈阔论“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福利事业”的说道，根本没得马克思主义的要领。那个主义的贡献或精髓只是“斗争”、“专政”、“消灭”，说别的都在冤枉马老师。
        既然《共产党宣言》里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同理可证，对少数人的压迫也是压迫一切人的条件。毛时代打击“一小撮”的结果是全体人民重足而立侧目而视，人权荡然无存，堪称绝对经典的范例。时过境迁，世界大势已经迫使信徒们不得不扬弃那些实在难以启齿的专政手段，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这话恐怕可以倒过来说：“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的失败，逼得它的信徒装扮成民生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六、结语

        还在九十年前，先哲胡适就有“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建议，认为：“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中国人那时若听从了他的建议，会少流许多血和泪。可惜没有，我们这个笃信成王败寇的文化氛围注定了大家要饱尝胡先生告诫过的苦难。
        争辩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怕是到一万年以后也争辩不清的，因为它本来就是一本糊涂账，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都不可能吵出个明白来。所以我想，倒还不如换个话题，讨论我们是需要宪政还是坚持人治。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公提出来的，光打雷没下雨。
        我赞同芦兄所言：“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缺乏社会公正。无论用自由资本主义的标准，还是用民主社会主义的标准来衡量，它都是一个病入膏肓的烂污社会。用自由资本主义的标准来看，它实行的是古已有之的恃强抢夺，官僚集团以权力（亦即隐藏着的暴力）去抢劫民间财富。”这是一个无法避免的结果，是“打天下坐天下” 观念的合理延伸，否则如何解释“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呢？要想杜绝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剥夺绝对权力是唯一的良方，那就只有实施宪政一法。
        要抵制西方那一套，就该连同社会主义也一并抵制了，因为它也是西方那一套。坚持着斯大林主义的精髓，侈谈“中国特色”，未免有点滑稽。走一条新路吧，创造中国式宪政亦未尝不可，至少，严格地遵守自己制定的《宪法》总是应该的吧？当一个人群眷恋着权力，形成特权阶层，其实是苏俄式的权力模式中国化，沿袭的是毛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路。肯定是行不通的，权力不能融化于人民中，不管是船还是油，迟早会混不下去。

薄-王-谷大戏（修订版）

薄-王-谷大戏（修订版）
戴开元
        2012年2月，一场精彩的大戏在中国缓缓拉开帷幕，谋杀、叛逃、贪腐、情色，好莱坞大片诸元素应有尽有，情节扑朔迷离，悬念层出不穷，高潮滚滚而来，令人叹为观止。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薄熙来事件，或薄熙来-王立军-谷开来事件。
        现在，这出大戏已接近尾声，两位主角-----谷开来和王立军已锒铛入狱，第三位主角薄熙来也将要走上法庭的被告席。事件真相基本上水落石出。那么，这场大戏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当代中国政治的什么信息？

事件回放

        大戏是2月2日开始上演的。当天上午，重庆市政府突然宣布撤销王立军的市公安局长职务。
        2月6日下午，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寻求政治避难。重庆市长黄奇帆带人赴成都，企图抓回王。中方武警、警察和军队把总领馆围了个水泄不通。
        7日晚，王离开总领馆，随同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邱进，坐飞机去北京。
        8日，重庆市政府宣布王立军“身体不适”，正在接受“休假式治疗”。
        2月中旬，海外媒体开始陆续报导有关谷开来下毒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Neil Heywood)，薄熙来、王立军为此翻脸，薄勾结高官、图谋上位，薄家在英国购置豪宅，薄瓜瓜就读英国贵族学校，薄家与海伍德、法国建筑师德维莱尔(Patrick Devillers)之间的密切关系等新闻。
        3月9日，在北京参加“两会”的重庆市代表团举行记者会，薄熙来承认对王立军“用人失察”，声称“打黑没有刑讯逼供”，要继续“唱红打黑”，还说谷开来为他作出巨大牺牲，他“十分感动”和“歉疚”，并吟出文革期间流行的诗句：“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
        3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两会闭幕记者会上说，“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
        3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薄熙来重庆市委书记职务。
        4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薄熙来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由中纪委立案审查。谷开来涉嫌谋杀海伍德，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日本媒体报导，日本国会新闻社编辑次长宇田川敬介4月26日在北京见到被软禁的薄熙来，薄说后悔没有跟谷开来离婚，还用英语说要“卷土重来”（I shall return ） 。
        8月20日，合肥市中级法院审理谷开来故意杀人案，判处谷开来死刑缓期执行。
        9月24日上午，成都市中级法院以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受贿罪，判处王立军15年徒刑。
        9月28日，新华社报导，中共中央政治局调查发现，薄熙来“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在王立军事件和薄谷开来故意杀人案件中滥用职权，犯有严重错误、负有重大责任；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贿赂；利用职权、薄谷开来利用薄熙来的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其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决定开除薄熙来党籍、公职，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惊天大丑闻

        海外媒体尤其是英文媒体报导薄熙来事件，往往称之为中国或中共数十年来的最大丑闻（biggest scandal in decades）。
        何谓“大”？是不是因为薄熙来、王立军、谷开来贪腐金额巨大？其实，在该事件发生之前、之中和之后，中国官方公布的高官贪腐案，不少案子所涉金额超过了薄、王、谷。
        那么，是不是因为此案涉及中国权力最大的25名政治局委员之一？ 1989年以后，因贪腐和派系斗争而被整肃的陈希同、陈良宇也是政治局委员，而且两人分别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和上海市委书记，这两个中央直辖市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地位高于重庆，但当时国外媒体并未称之为最大丑闻。
        这个“大”究竟来自何处？窃以为大略有三个原因。一，此案涉及命案，而且是外国人的命案。二，此案涉及副省级公安局长叛逃外国领馆。设想纽约市长彭博(michael bloomberg)的妻子谋杀外国人，市长彭博为此与市警察局长凯利(Raymond W. Kelly)翻脸，凯利被逼跑到中国总领事馆申请政治庇护，在美国这会是一条什么样的新闻？第三，此案主角薄熙来是呼声最高的下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人选。第四，薄熙来在重庆另搞一套，对胡温中央的路线构成挑战。
        何谓“丑”？高官家属杀人，高官徇私枉法、贪腐，因内讧而叛逃，与“多位女性发生并保持不正常关系”，还不算“丑”吗？
        那么，谁出了丑呢？薄、王、谷及其家人当然出了丑，但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与他人没多大关系。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此案使中国及其执政党出了大丑，使中国和中共的国际形像一落千丈。难怪中共中央的决议说，薄熙来“极大损害了党和国家声誉，在国内外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十多年来，经济突飞猛进，GDP每年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中国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欧洲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大衰退，中国经济并未受到严重影响。傲人的太空科技成就，北京奥运的亮丽场面，汶川地震救灾的不俗表现，这些都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显著改善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对海外华人的吸引力。
        然而，薄熙来事件犹如一把利刀，撕裂了一位浓妆艳抹美女的光鲜艳丽外衣，暴露其身上的脓疮和赘肉，中国政治的黑暗，中国专政机构的残酷，悉数暴露在全世界面前。稍有头脑的人不禁会问，中国还有多少个薄熙来、王立军这样的高官？中央直辖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都没有人身安全感，要寻求美国领事馆的保护，中国的升斗小民如何活命？

权力的嚣张

        谷开来因为与英国人海伍德发生金钱纠纷，在王立军协助下，在宾馆里亲自动手将其毒杀。王立军把这起故意杀人案，掩饰成酗酒引起心脏病发作死亡案，但暗中保留关键作案证据，被谷发觉，两人矛盾激化。王报告薄，薄保妻弃王，导致王逃奔美领馆。
        此案充分暴露了在中国政治体制下，官员的权力嚣张到了何等地步！
        未担任任何党政职务的谷开来，仅仅因为丈夫是政治局委员和重庆市委书记，就胆敢因为私人金钱纠纷，亲自杀人，而且杀外国人。她为何选择在重庆杀人？因为这是她丈夫的地盘，当地公安局长是自己的心腹，可以把杀人案掩饰成自然死亡案。
        谷察觉王别有企图之后，直接查抄王的办公室，非法审查王的下属。薄熙来获悉此事后，利用职权将王撤职，并下令审查王的下属，并准备进一步查办王。
        中共执政后，政治局委员以上高官的家属涉刑事案的，我知道的只有两起。一是陆定一的妻子严慰冰写匿名信，攻击林彪妻子叶群的私生活，但据说严有精神病，而且写匿名信说不上是严重刑事案。二是林立果策划暗杀毛，但那是因为林立果发现毛要整林彪，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政治自卫，何况没有成功。这两起案子在性质上，与谷开来毒杀海伍德案，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中共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恢复和建设法制，谷开来是北大“高材生”和“知名优秀律师”，薄熙来拥有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不能说两人不懂法，至于重庆市公安局长、闻名全国的“警界明星”和“打黑英雄”王立军，就更不必说了。薄、王、谷等人为了私利，勾结起来，恣意妄为，视党纪国法若无物，视人命如草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使重庆变成一个“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
        薄、王在重庆搞的“唱红”，实际上是利用公共资源，为自己谋取上位制造舆论。据中国媒体和律师揭露，“打黑”，就是像文革那样，无视法律程序，公检法三家办案，设立三百多个专案组和24个打黑基地，采用“老虎凳”、“鸭儿浮水”、“苏秦背剑”等一系列骇人听闻的严刑逼供，把不属自己小圈子的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打成“黑社会”，掠夺其亿万资产。薄王把持下的重庆公检法制造的新冤假错案，远远超过被打掉的“黑社会”。更有甚者，他们还追究那些为“涉黑”被告辩护的律师，和不按自己调子报导的记者和媒体，并颇有创意地称之为“双起”。
        阿克顿勋爵说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诚哉斯言！

薄粉的反弹

        陈希同、陈良宇倒台，海内外几乎鸦雀无声，毫无反响。薄-王-谷事件爆发，海内外支持薄熙来的薄粉们，以互联网为主战场，为薄熙来的政治命运，与执政党及其媒体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这是薄-王-谷大戏的另一看点。
        这支挺薄大军，不仅有国内的孔庆东、韩德强、张宏良、巩献田、司马南，海外的李民骐、黎阳、闻迪等众所周知的毛左派，还出现北京高校教师王铮、最高检察院法医王雪梅等“巾帼新秀”，甚至还有海外民运界个别知名人物。
        2月初，重庆市政府撤销王立军公安局长职务。薄粉们解释说，这是高层为了提拔王，让他去熟悉其他领域工作。数天后，王进入美领馆，交给美方有关谷开来杀人、薄熙来违纪犯法的大量资料，并寻求政治庇护。薄粉们说，王是去跟美方磋商公事，甚至言之凿凿地说，是商谈处理藏独问题的事务。
        3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严词批评重庆市委，次日，中共中央宣布撤销薄的市委书记职务。 4月10日，中央宣布谷开来涉嫌杀死海伍德，送交司法机关处理，薄熙来严重违纪，停职接受审查。薄粉们犹如被当头敲了一棒，一下子傻眼了，但随即展开一波接一波的抗争。
        他们“拿起笔做刀枪”，在网路上发表文章，一次又一次给执政党中央和全国人大上书，征集签名，发表公开信，为薄熙来评功摆好，鸣冤叫屈。国内的“乌有之乡”等挺薄网站被当局关闭后，他们转移阵地，在海外成立“红色中国网”，继续挺薄“大业”。
        他们赞扬薄是“真正忠于党”、“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深受重庆三千万人民拥戴的高级干部”，是“真正共产党员的象征”、“老百姓信得过和可以依托的人”，是“中国强盛和中华复兴的最大希望”，号召民众为薄熙来“送万民伞”。
        他们称不苟言笑的前执政党总书记是“无面男”、“面瘫”，呼前国务院总理为“瘟神”，声称二人被西方共济会、CIA收买，是“里通外国的汉奸”、“卖国贼”、“法轮功的卧底”，是赵高、秦桧之类的“奸臣”，以莫须有罪名，设计陷害共产党的“忠臣”薄熙来。
        他们指控中共中央审查薄熙来“违反党章、宪法和法律”，3月15日决定是“315反革命政变”，政治局九常委“涉嫌颠覆国家政权”；他们指责合肥法院审理谷开来案违反法律程序，以“替身”顶替真人出庭，导演了一场审判“闹剧”，甚至“人肉搜索”出替身的“真名实姓”。
        他们号召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民众上街，甚至军人政变，组建“真正的共产党”，推翻“胡温反革命政权”。
        薄粉们不仅在网路上大造舆论，还有实际行动。从4月开始，他们聚集在北京中山公园等地，高唱红歌，大跳红舞，严词抨击时政。 9月钓鱼岛事件发生后，他们混在游行队伍中，高举毛泽东画像，高呼“钓鱼岛是中国的，薄熙来是人民的”。
        一些过去在网路上充当执政党辩护士和打手的“​​五毛党”，摇身一变，成为对抗执政党的得力干将，不由得使人产生时空倒错之感，发出今夕何夕之叹​​。

薄熙来与毛左派

        薄粉的核心力量是毛左派。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傲人成就，但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并未受到彻底清算，导致文革发生的制度根源并未备根除，政治体制基本原封不动，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贫富分化越来越大，官员贪腐之风愈演愈烈，民众上学难，就医难，就业难。严重的社会不公，使许多民众怀念“端铁饭碗”“吃大锅饭”、官员腐败相对稀少、贫富差距相对较小的毛泽东时代。民众对执政党日益不满，形成毛左派队伍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 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后，执政党利用毛左派打击党内外的民主派，亦使党内外的拥毛势力日益坐大。
        薄熙来在重庆搞唱红打黑，提出“共同富裕”口号，成为毛左派复辟毛泽东极左路线的最大希望。薄案发生前，以“乌有之乡”网站为代表的毛左派，撰文编书，召开座谈会，不遗余力地为薄熙来吹号抬轿，大造舆论。他们把薄主政下的重庆视为“解放区”，全国其他地方则是“资本主义复辟”的“白区”，一心希望薄“入常”甚至登上大位之后，“解放全中国”。
        然而，薄熙来事件的猝然爆发，犹如平地一声惊雷，使他们的黄粱美梦化为乌有。薄熙来的垮台，令他们如丧考妣。他们怎么会不义愤填膺，怎么会不作拼死一搏！
        应该说，对于薄案的调查和审理，包括薄粉和毛左派在内的任何人，完全有权通过各种方式，公开地质疑和表示异议。实际上，薄粉提出的一些质疑，也不​​是毫无理由。例如，薄粉们提出，当局审理谷开来涉嫌杀人案时，违反诉讼法程序，不允许被告家属自己选择律师，限制旁听者旁听。例如，薄粉们指控当局违反党章规定，不允许薄为自己辩护，就将薄熙来撤职并开除党籍。又例如，王雪梅对谷开来案的罪证提出的某些质疑，等等。
        然而，薄粉和毛左派的思维至少存在三个误区。一，把刑事案政治化。二， 认为某个政客只要“政绩好”，即使触犯法律也可原谅。三，对客观事实视若不见，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

薄粉的三大误区

        薄王谷事件首先是刑事案。谷开来因私人原因毒杀海伍德，犯下故意杀人罪。王立军向薄熙来汇报后，薄熙来包庇谷开来，非法惩处王立军，逼得王投奔美领馆，犯下滥用职权罪。薄熙来还涉嫌犯下受贿、贪污等罪。薄粉们不顾大量事实证据，硬把这起刑事案说成是胡温因与薄的政治分歧而制造的迫害薄熙来的政治案。
        为了否认谷开来杀人，最高检察院的“知名法医”王雪梅硬说谷开来患有精神病，在王立军的诱导和操控下杀人。看来王雪梅的法律知识少得可怜，她不知道自己必须提供多少证据，才能证明自己的推论！
        退一万步说，就算胡温故意借此整薄，如果薄自己没有犯罪，谁整得了他？在美国，利用政治对手的贪污、受贿甚至私生活问题来搞垮对手，乃是两党的合法政治斗争手段之一，即使同情被整者的人也只是表示惋惜，从不指责整人者不对。
        一些薄粉说，比薄熙来贪污受贿更严重的高官多了，为何不起诉他们。这种说法犹如开车超速被警察抓住开了罚单，受罚者质问警察：你为何不抓那些比我开得更快的人？
        另一些薄粉似乎要稍稍“高明”一点。他们不否认薄、王、谷犯下刑事罪，但认为薄熙来治理重庆，政绩显著，深得民心，为增强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开辟了一条新路，功劳盖世，即使犯了刑事罪，也应原谅，尽量掩盖，不应深究。
        这种说法跟林彪当年的“大节小节”论如出一辙！
        年初笔者返渝度假，亲眼看到重庆的交通、绿化、市政建设确实搞得不错，不少民众和干部的确对薄熙来的政绩赞赏不已。然而，姑且不谈薄熙来的发展模式能否持续，也不谈打黑运动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难道官员的政绩能够抵消甚至压倒其刑事罪？在西方民主社会，这是不可想象的荒谬说法。尼克松总统仅仅涉嫌指示共和党人士窃听民主党总部，就得辞职。前纽约州长思必策（Spitzer）仅仅因为嫖妓，就要下台。难道他们没有政绩或功劳？薄粉们的这种思维，反映许多国人缺乏现代社会的法治概念。
        官员的政绩也许可以“补过”，但绝不能抵消其犯下的刑事罪。中国古代尚有“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之说，在现代法治社会，任何人或官员触犯法律，必须得到相应的惩罚。在这里，法律的地位高于政绩。
        现代心理学发现，人类思维的一种偏差（bias）就是容易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说法，但薄粉的这种思维偏差尤其明显。薄粉的第三个思维误区是闭目不看事实真相，只相信自己希望发生的说法，哪怕是明显的谣言也奉为至宝，而不相信自己不愿发生的事实。
        他们不相信满口毛泽东语录、道貌岸然的薄熙来，会是一个贪污受贿、私生活极其腐朽堕落的伪君子，他们也不相信出身高干家庭、受过高等教育的谷开来会亲自杀人。
        谷开来在合肥受审时，面容和身材较过去的照片稍胖，薄粉们铁口直断，出庭者不是谷开来本人，乃是当局找的替身。更有薄粉“人肉搜索”出这个替身其实是河北石家庄的某某，使薄粉们兴奋不已。
        其实，我们只要想一想，当局如要以替身代替谷开来真人，需要收买司法系统的多少人，才能保证不穿帮，而且还得确保这些人以后也不会透露真相，就会明白，在技术上用替身出庭，乃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局再蠢也不会这样做。可笑的是，至今仍有许多薄粉相信“替身说”。

薄熙来与“太子党”

        如以家庭出身分类，执政党的干部可大致分为出身于中共高干家庭的“太子党”，和出身于非高干家庭的“平民派”两大类。
        一些太子党在文革初期，积极响应毛泽东号召，创立红卫兵，残酷批斗、迫害学校“走资派”、教师、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和社会上的“黑五类”。后来，他们通过参军、下乡、“工农兵上大学”、出国留学等方式，成为党、政、军、外交等要害部门的高官，或国有大型集团的高管。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太子党的政治倾向 出现了分化。一些太子党逐渐认同民主、自由、宪政、人权等当代政治理念，主张中国以和平方式，逐步改革政治制度，融入世界文明的大家庭。
        但另一些太子党却主张恢复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强化一党专制制度。而薄熙来正是这类太子党的代表人物。他们看到民众对官员贪腐、贫富分化、黑社会猖獗的不满，危及执政党的统治地位。因此，对内，他们主张强化国有企业，抑制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以霹雳手段打击贪官和黑社会，劫富济贫，以挽回民心，重塑中共执政的合法性。但正如荣剑等中国学者指出，薄熙来等太子党，虽然看到了中国社会存在的一些真问题，却主张用践踏法治的错误手段来解决。
        对外，他们主张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对抗，在领土争议问题上持强硬立场，个别太子党人物甚至公开扬言，不惜让中国“西安以东”的最发达地区变成焦土，也要跟“美帝”打一场全球核大战。正如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所指出，实际上这些人主张的是一条军国主义道路。
        东西方国家皆有太子党，但没有哪个国家的太子党，有薄熙来等人那么猖狂嚣张，他们以“根正苗红”的“天璜贵胄”自居，认为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乃是自己父母“抛头颅洒热血”打下来的江山，自己掌权理所当然。在他们眼中，平民家庭出身的官员，无论是王立军，还是已进入中央高层的高官，只不过是暂时为他们管理家产的“家奴”而已。薄熙来对王立军的骄横跋扈，对胡温等的咄咄逼人，根源就在于此。
        气焰嚣张还不要紧，问题是薄熙来本人的屁股并不干净，经济上严重贪腐，私生活一塌糊涂，老婆亲自杀人，逼王立军逃往美领馆，出了这么多严重问题，谁能保得了？
        薄粉们还说，如果搞西方国家那种的民主竞选，薄熙来一定会高票当选。这是皮相之论。如在西方社会，仅仅“与多名女性发生和保持性关系”这一条，就足以使薄熙来在首轮选举中被淘汰出局。

执政党要反思

        薄熙来事件这出大戏，将随着薄熙来受审判刑而暂告结束，但它所展现的中国社会矛盾和政治制度问题，并不会随之而自动消失。执政党如果不认真吸取教训，甚至走“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未来必定还会出现薄熙来之类人物，还会发生薄熙来事件这种惊天丑闻，正如薄粉们所宣称的那样：“一个薄熙来倒下去，千万个薄熙来站起来”。薄熙来、王立军被关进监狱，中国还会出现张熙来，李立军。
        薄熙来事件以及薄熙来的“重庆模式”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社会与政治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执政党主流意识形态某些因素的天然归宿。从毛泽东的“树立对立面”、“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文革期间的“路线斗争”，到1980年代初的“严打”，薄熙来的“打黑”；从毛泽东的“舆论一律”、文革时期的“红海洋”、“三忠于”、“大树特树”，到改革开放时期的“宣扬主旋律”，薄熙来的“唱红”，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传承脉络。
        上届政治局九名常委，有六人为薄熙来的“唱红打黑”运动站台背书，许多省市纷纷派员来重庆取经，竞相模仿追随，重庆“打黑”的模式不断地在全国各地复制。甚至在王立军逃进美领馆之后，某省还掀起一场新的“打黑”运动。
        而导致薄熙来阴谋败露和垮台的，只是一连串小概率的偶然事件。不难设想，如果薄王谷集团不发生内讧，或者谷王交恶后，薄头脑稍微清醒一点，不打那一耳光，没有马上跟王翻脸，或者在王走进美领馆之前，就将王严密控制在自己手中，薄熙来现在就会稳稳当当地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甚至坐上总书记的宝座。这样一来，他很可能像毛泽东那样，登上天安门城楼，接受无数薄粉的顶礼膜拜，欢呼万岁，在全国发动一场轰轰烈烈的文革式的唱红打黑运动，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
        执政党应该反思，中国的现行体制为何会孕育出薄熙来之类人物？为何组织部门会让这类人物得以步步高升？为何纪检部门对这类高官毫无制约力？为何司法部门会变成这类野心家任意玩弄的工具？
        中国经济学家盛洪指出：“我们应该将重庆发生的事情看成是'中国模式'的一种极端表现，用来反思中国基本制度结构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对权力没有有效约束的问题，就是一种宪政缺陷。进行宪政改革。”“其中最核心的内容是，对党政权力，尤其是党政首长的权力要严加限制和约束，让司法机关真正独立起来，让自由表达的宪法权利能够真正得到保护，在党政系统内部也要设立真正独立于党政首长的纪律检查机构和弹劾机制。只有如此，这种制度的受害者才不会白受其冤，薄熙来现像也就不会再扩展到全国。
        制约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的权力，回归宪政，走法治之路，这就是执政党应该从薄熙来事件中吸取的最深刻教训。
            （2013年1月31日初稿，7月25日修改）

太子党的分化

        网上最近疯传的一条消息颇值得玩味。

        据胡耀邦之子胡德华透露，不久前，太子党秦晓和孔丹在北京四中老三届成功校友聚会中发生摩擦，校友当年都是北京的红卫兵。胡德华原来发言以「官员同志」和「普世同志」代称两人，陈子明註明，前者是孔丹，后者是秦晓。孔丹指摘秦晓是给领导添乱，秦晓质问对方：「是真的听不到百姓的呼声，还是听到了仍然如此平静无动于中？」孔丹反问：「你的意思不就是要共产党下台吗？」秦晓说：「同学啊，你怎么连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的话都听不进去。」孔丹反问：「你他妈还是共产党员不是了，你还有信仰没有？」秦再说：「那你有信仰没有啊？你把你的老婆孩子全放到美国去，那你有信仰吗？」孔破口大骂：「我操你妈的！」随后两人拳脚相加。

        秦晓之父原为中科院秘书长，孔丹之父原为中调部部长。文革初，两人皆为北京臭名昭著的联动头头。秦是工农兵学员，文革后在中国获硕士，在英国获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后任招商局董事长。孔丹文革后考上社科院经济所研究生，学位不明，后任中信集团董事长。两人皆为典型的太子党，而且从小到大是莫逆之交的铁哥们，但其政治理念却南辕北辙，水火不相容，原因何在？恐怕与两人的学历背景差异不无关系。

        秦晓是英国名牌大学货真价实的经济学博士，接受西方社会的自由、民主、人权等理念和价值观，故主张中国走入自由民主的世界潮流。而孔丹在社科院大概只学到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主张维护一党专制制度。

        然而，秦、孔在校友会上打架的趣闻，不仅反映两人的政治理念分歧，而且显示，秦晓对民众疾苦还存有一份关心，而孔丹却纯粹从自己利益出发，维护一党专制制度。更有甚者，此事还暴露孔丹这类太子党的虚伪无耻，他们明明早已不信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或毛泽东思想，却高谈什么坚持信仰。他们鼓吹要跟“美帝”坚决斗争，却把老婆孩子送到美国，虚伪无耻到了极点！

        另外，据陈子明透露，林彪手下四大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子女，现在也分为两派，一派主张清算毛泽东的罪恶，另一派为保红色江山，宁可自己的亲人受天大委屈，也要原谅毛泽东，维护毛泽东的旗帜；同一个家族的兄弟姊妹，也无法在公共场合坐在一起讨论问题。

        既然背景、经历类似的太子党会发生分化，可以推想，在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中共高层亦不会铁板一块，亦会发生分歧、分化甚至分裂。 邓小平时代不是出了胡耀邦、赵紫阳吗？     

        

关于宇宙演化的新理论

戴按：德国科学家维特里克最近提出一种关于星系红移、宇宙大爆炸的新理论，其基础假设是电子质量在不断增加（原因是不是电子吸收辐射能量？），值得注意。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科学家提出的任何理论都只是相对真理，不是终极真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两大基础假设：光速不变和物理学定律在任何参照系统有效，皆值得重新思考。科学家关于基本粒子亦有一隐含假设，所有基本粒子的质量和性质相同，在某种时空条件下，这一假设有效，但在大尺度空间和长时段，未必如此。老毛讲过许多屁话，但他的这段话还是有道理：“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我们不能因人废言。

在社会科学领域，一些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列宁主义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哪怕马克思学说的许多论断已被一百多年来的人类社会实际发展所否定。另一些人则把自由、民主等奉为普适价值，恐怕也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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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常识：新理论称宇宙并非在膨胀

（中国科技网 2013-7-18）

 

        据英国《自然》杂志网站7月16日报道，近百年来，标准宇宙学理论认为：宇宙源于一次大爆炸而且正在不断膨胀，这似乎已成了一个根深蒂固、颠扑不破的“真理”，但现在，一名德国科学家却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解释，他认为，宇宙根本不是在膨胀，粒子质量的不断增加或可解释为一些距离地球遥远的星系似乎离地球越来越远。

        德国海德堡大学的理论物理学家克里斯托弗·维特里克在arXiv上撰文指出，他已经构建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宇宙学框架，在这套框架内，宇宙并非在膨胀，而且万事万物的质量一直在增加。这一理论或许有助于科学家们理解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比如宇宙大爆炸中出现的“奇点”等。
        天文学家们通过分析物体的原子释放或吸收的光来测量物体是在远离还是接近地球，这些光会以独特的颜色或频率出现。当物体远离地球时，这些频率会移向光谱上的红色（低频）。上世纪20年代，包括埃德温·哈勃在内的很多科学家发现，大多数星系都展现出了这样一种红移，而且，星系距离地球越远，红移越大，据此，他们认为宇宙一定在不断膨胀。
但正如维特里克所说的那样，原子释放出的这种独特的光也被组成原子的基本粒子尤其是电子的质量所控制。如果某一原子的质量增加，那么，其释放出的光子的能量也会变得更高。因为能量越高，频率越大，因此，释放和吸收频率将前移到光谱中蓝色的部分。相反，如果粒子变得越来越轻，频率将变成红移。
        因为光速是有限的，当我们看着遥远的星系时，在时间上，我们是在朝后看。如果所有的质量一直在增加，那么，古老星系的颜色将看起来是红移而非目前的频率，红移数量也将同它们与地球之间的距离成正比。因此，红移将使星系似乎离人们越来越远，即使它们并非如此。
        维特里克认为，在名为暴胀的短期之内，宇宙仍然在快速膨胀，但在暴胀之前，宇宙大爆炸不再包含有一个宇宙密度无限大的“奇点”时刻。现在的宇宙将是静止的，甚至开始收缩。
        这一想法听起来似乎合情合理，但它也有一个大问题：它无法被检验。地球上万事万物的质量最终都是相对于国际千克容器这一千克标准得出的数值。如果包括国际千克容器在内的万事万物的质量一直在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增加，那么，我们就找不到检验办法了。
        而对维特里克来说，缺乏实验测试并非大事，新模型的主要优势在于摒弃了困扰物理学界的宇宙大爆炸奇点。
        尽管该文还没有经过同行评议，但有些《自然》杂志的评审专家认为，这一想法值得深究。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天文学家赵洪生（音译）表示：“我认为探究另一种解释是一件趣事。维特里克的解释似乎很严谨，值得推敲。”
        也有科学家表示，最新解释或许可以帮助天文学家们避免落入单一思维的窠臼。英国爱丁堡大学的宇宙学家阿琼·贝雷拉表示：“现在，天文学家们在追寻一个以暴胀和大爆炸为中心的标准模型。在一切盖棺论定前，看看是否还存在另外一种解释至关重要。”

再谈撒谎

        西方学者说，撒谎是人的天性，是人在残酷的生存斗争中，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而发展出来的一种保护自己的手段。动物有种种欺骗招式。人有语言，撒谎即是欺骗同类的招式之一。

        举一个亲历的例子。1975年的一天，妻子去学校讲课，我在家里照看一岁多的女儿。我怕女儿到处乱跑闯祸，就把两张方凳叠起来，把她放在顶上，自己坐在一边看《参考消息》。几分钟后，女儿说：“爸爸，我要尿尿。”我把她抱下来把尿，哪知她两腿伸直，直往地下串。我恍然大悟，她在撒谎。我拍了一下她的屁股，说：“嘿，你居然会撒谎呢。”我把她放回方凳顶上。又过了几分钟，她说：“爸爸，我要睡觉。”我把她抱过来，哼着歌剧《白毛女》乐曲，想哄她睡觉，但她两眼睁得大大的，盯住我，毫无睡意。显然，她又撒了谎。而且，她的撒谎本领乃是与生俱来，没有任何人教她。

        既然撒谎是人的天性，而且可以说人人都撒过谎。有些撒谎是善意的。例如医生或家属对癌症病人隐瞒病情，那是为了避免病人心理受到伤害而加速死亡。有些撒谎是必要的，如交战的两国向对方散布谣言，以欺骗对方；或警方在案件未侦破前，向外界散布假消息，以免罪犯逃跑。有的谎言对社会或他人危害不大，如老毛时期，知青为回城而假装病残；美国的华人移民为办身份而冒充政治难民等。

        但没有哪个社会公开提倡或赞扬撒谎。相反，任何社会皆宣扬说实话是一种美德，说谎是不道德的行为。父母在家里，教师在学校，都教育儿童要讲实话，撒谎不好。在美国，为求学、求职、申请绿卡或公民身份、银行开户、申请购房贷款等而填写的履历表上，都有一段文字：以上填写内容，如有虚假，当事人要承担法律责任。政界人物，如被揭露出在重要问题上撒谎，那可是个大问题。竞选公职者如果撒谎，选票会受影响。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撒谎，丢了总统宝座。克林顿在莱温斯基事件上，有撒谎嫌疑，遭到国会弹劾，差点下台。这是为什么？

        我想，这可能是因为人如果在某些问题上撒谎，会伤害撒谎对象的利益，无论这个对象是社会整体、机构组织、或个人。

         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机构、媒体以及个人，不以撒谎为耻，反以为荣，那决不是一个健康的正常的社会，而是一个存在严重道德危机的社会。

美国电影很政治

        美国的许多电影反映当代美国社会存在的重大问题，具有严肃的现实政治意义。《国家之敌》（Enemy of the State）即是其中之一。

        大陆网站将此片译为《全民公敌》/《国民公敌》，不确。在美国英语中，State主要有两个含义：“州”和“国家”。而“国家”往往与“政府”是同义词，因为政府是国家的代表。此片描写美国国家安全局（NSA）以反恐为名，把公民当作敌人，肆意侵犯公民隐私，甚至杀害国会议员和无辜民众，因此片名应译为“国家之敌”或“政府之敌”。

        此片主要内容如下：NSA为了要国会通过法案：扩展NSA监听民众通讯的权力，在公园内杀害一位反对该法案的国会委员会主席，但杀人过程被一位研究鸟类活动的研究人员暗藏在公园内的一台录像机记录下来。NSA派员，企图抢回录像带。该研究人员在逃跑过程中，把录像磁盘放入一位律师的礼品袋中，然后在骑自行车逃跑过程中，被消防车撞死。NSA发现后，又追捕该律师。该律师在一位前NSA雇员的帮助下，最终让NSA的杀人罪行曝光。

        最近，NSA的合约雇员斯诺登（Ｓｎｏｗｄｅｎ）叛逃香港，揭露ＮＳＡ的监听活动侵犯公民隐私问题，引起国会和全美民众就此展开一场大辩论，简直是现实版的《国家之敌》。然而，辩论的结果，并未发现ＮＳＡ存在严重侵犯公民隐私问题，多数民众并不同情斯诺登。
　　
　　
　　影片《国家之敌》说明，美国的电影等文艺作品起着教育民众、监督政府权力的作用。

        对比之下，中国则是另一番景象。中国的电影从剧本到发行，必须经过政府部门审批。只准对政府和执政党歌功颂德，或小骂大帮忙。反映社会现实问题，尤其是批评政府的电影，根本不可能问世。
　　

高瑜：从毛泽东到习近平

7/4/2013 来源：德国之声

曾经对习近平新政抱以“开明专制”期望的政治评论人士李伟东，转变了态度，近期不断批评习近平走保守倒退之路。他的“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百年一个圈”之说，含有政治新意，引发学界的激烈争论。

今年3月14日，中共红色政权的嫡嗣习近平成为中国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从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宣布建政，迄今64年，这是执政党最忌讳的数字。时年毛泽东56 岁，四年之后习近平出生。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接过庞大帝国的习近平，也已步入花甲，两个甲子相遇，将给中国带来什么？

民间与习近平新政的蜜月期尤其短，以《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为标志是100天。到200天，自由亚洲的时评家未普发表《文革再现，不是危言耸听》。他阅读了北京政治观察家李伟东的微博@冬眠熊7个月的“午夜政治观察”和几个演讲，认为李伟东由谨慎乐观迅速转变为悲观具有警世作用，李伟东提出的“文革会再现” 的警告，特别值得关注。


政治雾霾遭遇思想清流

当前有一种说法正在北京“公知场”流行，就是新君习近平是被一帮老左包围了，把他绑架了，而且这帮老左背后支持力量是裸退的胡锦涛。胡锦涛最大的红人是令计划，十八大胡锦涛把令计划保下来了。现在团帮的力量，就是通过令计划，背后支持薄熙来；包括掌管中宣部和党校的刘云山，不停用左的意识形态和行动包围习近平，迫使习近平向左转。令计划同时策划了一个“公知小组”，从右的方面对习近平进行夹击。而习近平实际对左派正进行“引蛇出洞“，让他们先闹着，到最后好把他们一网打尽。

用上述说法作引子，在李伟东赴澳参加＂当代中国转型的实践和理论国际研讨会＂之前，笔者对他做了一次专访。

李伟东属于一旦遇到搞不明白的问题，就要电话里聊几句的熟朋友。中办9号文件下达之后，他依然是“公知场”思路明畅，新水长流，不可或缺的演说者。但是他最近两个月思想和政治判断的新发展，还是令我吃惊，很多结论都是第一次听说。

习李体制尚未形成

李伟东认为目前并没有形成习李体制。习要走的道路实际上是5年以前就达成的共识，既不是胡锦涛逼着他这么做，也不是江泽民逼着他这么做，也不是7个人当中刘云山裹胁他，都不是，是他的主动行动，是深思熟虑后的主动做法。
5年前，与他在内部达成深度共识的，是今天常委中的两名太子党，就是俞正声和王岐山，在他们之外常委会刘云山等都是跟着吆喝的。五年前究竟达成了什么共识？要从太子党的历史说起。

1992 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炮打司令部。那一年有一个深层交易。老邓看江不进行改革，要把他弄下来，出来替江劝老邓的有三个人：陈云，薄一波，然后是李先念。姚依林跟着，王岐山六四也主张镇压。这几个人劝老邓：你一生干掉了一个党主席，两个党的总书记，再二再三不能再干第四个。他们去劝江泽民坚持改革开放，但是劝的过程中跟江有个交易，就是现在我们保着你执政，但是你要保证我们太子党家族（主要是指在北京部长以上级别）一家一个国企，一家一个局长。（笔者插言：最高层家族是部长。）将来要把江山还到红二代手里边，因为陈云同志说了，江山交给自己的子弟才放心。那么，江13年，胡10年，这23年之后就要完成这笔交易，所以在江退胡上的时候，就埋下了这个伏笔，到胡的第二任，就要把太子党当部长的某个人作为接班人。

2007 年，在太子党官僚当中，符合年龄段的，当上部长的就是习近平和薄熙来。这年也是十六大最后一年，做了一个选择，就是选中习，不让薄熙来上，薄熙来也变成政治局委员但是发配出北京。这与老一辈跟薄一波的历史恩怨有很大关系，薄一波后来变得非常霸道。加上薄熙来在大连的作为，包括家庭闹得乌烟瘴气，太子党圈里早就传开。薄熙来为此不服，在重庆“唱红打黑”，闹出后来的薄熙来事件。

破格提拔达成太子党执政共识

但是习是怎么上来的？习是破格被提拔的，他从中央委员越过政治局委员，一跃成为中央常委，为什么能这样呢？是因为曾庆红用突然隐退来换他上。他这么一跃，带动李克强也这么跃上来了。你太子党按这种方式，我团派也要按这方式，十七大就成了两个破格提拔，而且胡锦涛本来是想让李克强当一把手的，曾庆红以退为代价换了习近平当第一接班人。

太子党为什么要下这么大力气？因为那时候他们就达成完整的执政共识。李伟东几年中通过与军政太子党圈子不停的谈话，了解情况，大体上对太子党的执政共识作了以下排列。

整顿吏治重树新风
2011年在各种聚会上，太子党频频发出愤怒的声音，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太子党智囊张木生的“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

北京民间的时政讨论会

李伟东说太子党的第一个共识基于对现实的不满，在他们看来父辈打下的江山已经被包括团帮的行政官僚系统搞的乱七八糟，共产党也被在他们看来是太监、管家、秘书的这类人物，糟蹋的不像话了，贪污腐败非常严重，民众满意度非常低，国际上形象也不好，再这么闹下去就要像苏联一样亡国了。

由于腐败导致亡国。那么太子党要上台，一定要好好整顿吏治，整顿官僚队伍，重新树立作风。这是第一个共识。

记取苏联解体教训，拒绝戈尔巴乔夫

整顿吏治，整顿作风，但是不能像苏联那样整顿，苏联解体的教训一定要记住，不能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对自己的历史搞虚无主义，否定党历史上重大错误，然后把党说的一无是处，再轻易放开言论自由、搞私有化、多党制、选举，就会像苏联那样一夜之间垮台。社科学院李慎明、房宁、程恩福（马列院院长）这些人的说法完全都被听进去。这是第二共识。（笔者：在8.19前后，邓力群就公开反对戈尔巴乔夫，批评苏共改革，大讲苏联亡国教训。）

一定要重新恢复毛泽东

太子党的各个家族很多年前已经开始做一件事，彼此私下里谈话、通气、讨论，当成一个重大党的问题来认真研究，首要是刘毛两家（笔者：王光美请毛家女儿吃饭，当时社会不解。）毛把刘邓整了，老邓又把毛弄翻了，你们也就算平了，双方这段恩恩怨怨就过去了。（笔者：其他人就更不算数了。当年“南毛北朱”。中央代表朱理治到了陕北，把刘志丹等都抓起来，当然有习仲勋，坑都挖好了。）是。周志兴在重庆参加小型会议也听薄熙来说过：想来想去党内没有什么正资产，就是毛泽东思想才是正资产，回到毛主席才是正资产。这样认识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认为毛不管犯了多少错误，毛都是精神教父，是领路人。

领路人可能犯错，但是总体上、指引的总方向是对的，在大战略格局上没有错。毛晚年在自己同志当中大开杀戒，等于犯了古代帝王晚年昏庸的错误。年轻时革命道路的选择，直到打下江山创立国家，都是不能否认的历史功绩。尽管把大家的父亲、母亲都整死了，家家都弄得家破人亡，但是没有毛泽东开创的历史、挣下的这份江山，哪有他们的今天？又哪有他们的未来？后来大家达成的共识是毛泽东是我们祖宗牌位，是精神教父，绝不能倒。要是倒了我们接下来所有的根基都倒了，这是第三个共识。
一党专政不容清算

第四个共识与上边的息息相关。毛总体上不能否定，不能走西方的道路，否则一下就垮了，一垮了就会被清算，绝不能容忍清算到来，这应该是第四个共识。（笔者：一党专政绝不能改变，而且要掌握在他们手里。）对，要在太子党手里。

把毛也树立起来了，也整顿吏治了，怎么再往下走呢？

接受并坚持“中国模式”

从北京奥运和西方发生金融危机之后，官方一直鼓吹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经济模式，从江到胡不管治理的怎么样，这个中国模式道路总体是成功的。GDP变成世界第二了，军力也大幅度提高，政府变得全世界第一有钱，这种情况下还能把江山拱手让人吗？

继续沿着中国模式往下走，这就是自信，就是出路。那么这个出路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设计“两个一百年”目标

习近平执政十年，要经历一个点，就是从1921到2021，建党一百周年这个点。目标设计是要实现高水平的小康，就是由现在GDP人均6000美元左右达到 1万2到1万5，经济总量到时候将接近美国，就是现在水平上翻一番，从五十万亿翻到一百万亿。也就是17、8亿美元，美国现在是23、4亿美元，总量接近了美国，这是2020年的经济目标。

到建国100年的时候，也就是2049年的时候，GDP要超过美国，这个就意味着他们说的“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就实现了。（笔者：他们不需要看到第二个100年目标。）他们只要看的是2020年经济翻一番这个点。2020这个点有什么作用呢？

要形成一个圈，这个圈叫做从毛泽东到习近平

李伟东问：第一次听我说这个话吧？（笔者：第一次。）别人也这么说。从毛到习形成一个完整的一百年的一个圈，这一百年只要实现了高水平的小康，达到了民族复兴的初步目标，就可以一俊遮百丑。这一俊遮百丑就不得了了，毛所有犯的罪错都可以说成有益探索，都是在前进道路上走的曲折和弯路，因为不管我们犯了多少错误，带领民族走向复兴，在习近平这个红二代身上实现了，习正好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时候的在任总书记，毛之前的人已经不值得一提了，那就是毛泽东到习近平，共产党合法性由此重新确立起来。（笔者：习之前的邓也抹了。）是，那就把邓变成一个中间过度人物。（笔者：邓大点，江、胡小点，成为一个过度时期。）对。最重要的就是毛泽东到习近平，这才是一百年的圈，他就是要画完这个圈，借着民族复兴一百年这个梦捎带把共产党变成一百年都是光荣正确的，重新树立共产党的合法性。

为什么说这是太子党接班之前就策划好的，李伟东想起六七年前就拍了一部音乐舞蹈史诗，叫《复兴之路》，这部电影为建党90周年而作，有两个跟习近平密切相关的人，一个是曾庆红的弟弟曾庆淮，出品人；第二个是习近平妻子彭丽媛，是主唱。李伟东认为“中国梦”的思维逻辑那时候就形成了，绝不是习上台之后临时一会左一会右拼凑出来的，这是条深思熟虑的路。

李伟东认为，这个深思熟虑保证了几个问题：第一，保证了党的传统权威和传统手段，可以适当的遏制腐败，一定程度上恢复民心。第二，可以拿钱向民生方面倾斜，老百姓的怨气也会相对降低。第三，中国道路这种做法，资金宽松有力，可以在很多大型建设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比如说现在“神十”上天、深海探测器下潜、高速铁路，最重要的是外电报道六个，实际上是习执政时要完成三个航母战斗群，这是最重大的军力建设，有这三个战斗群基本上跟中国相关的太平洋、印度洋，还有南海地区就可以守得住了，等于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

富国再强兵先于富民，习近平要走这么一条路。到这时候就可以说共产党伟大的一百年都是光辉正确的，

毛120诞辰，习要做什么？

第八个共识，就是习近平今年一上来，在毛120周年要干事，要把毛泽东封圣，就像基督教封圣一样。目前，舆论已经出来了，刘小枫的“国父论”，公开说了合法性就是江山是我们打出来的，我们管理原来有点不太好，有点探索有点失误，现在我们管理的很好，你还跟我们要什么合法性？什么宪政呀选举呀这些我们都不搞，那些都是邪路，我们就沿着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往下走。国父、强兵然后再富民。李伟东说今年对毛的纪念总体上是一个对毛封圣过程，就是要封成国父。他还和贺卫方打了赌，习近平会进纪念堂。

正式接受G2格局

第九个重要共识，是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中美共治的局面，正式接受G2格局。就是不去惹怒也不招惹美国，跟美国保持平衡，为自己赢得和平发展空间，然后逐渐跟美国并驾齐驱，直到习近平执政结束的时候，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没有超过美国也要并驾齐驱。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的百年之路，究竟是一条什么样的路？是李伟东要展开的第二个话题。

讲真话还是说假话？

        最近傅萍的回忆录《宁折不弯》引起中美两国网民、媒体的激烈争议，甚至苏州大学官方也发表声明介入此事。

        根据网上披露的此书内容，可以断定，傅萍编造了关于中国的许多耸人听闻的故事。胡平说她是骗子，我看很像。但一些激烈反共的人士支持傅苹，其理由是：中共及其媒体才是最大的撒谎者，而傅萍的书抨击中共，所以要支持。其中隐含两条原则：一，为了实现打倒中共的政治目的，可以采用任何手段，包括撒谎造谣欺骗；二，只要是在政治上站在自己一边的，就要支持，哪怕是骗子。

       无独有偶。国内发表文革资料的电子刊物《记忆》编辑吴迪最近致函CND编辑部，批评《华夏文摘》发表“亦虹”的文章《光荣的荆棘路——杰出的历史学家王友琴》，其中毫无根据地指责《记忆》拿宋彬彬的钱。此事引起CNDer的激烈争论，不少人为“亦虹”和王友琴辩护，因为《记忆》发表了宋彬彬等人的文章，指出王友琴关于卞仲芸被红卫兵打死事件的研究中存在失实，当然也少不了为自己开脱责任的说法。

        求真当然是学术研究的第一原则，因为舍此就无法追求真理。警方查案，法院审案，也必须追求真相。但在政治斗争、商业活动中，求真是首要原则吗？为何有些人撒谎、欺骗得以成功，至少能成功一段时间？傅苹写书造假，可以推断，她经商时也很可能搞欺骗，但她在美国成功了，成为白宫的座上客，纽约时报居然发表专栏文章支持她。看来这个问题值得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