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同党2025颠覆美国计划的核心思想：基督教民族主义

 （加美财经，2024-03-29）

       由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牵头，由“美国复兴中心”主要设计的长达1000多页的“2025 计划”，“向华盛顿发出号角”，策划当川普赢得总统选举后如何对美国进行一场革命。

       “2025 计划”将招募数万名保守派“军队” “献身”这场革命，“涌入”华盛顿特区，在川普掌权第一天就要摧毁整个“深层政府”，让五万名现有联邦员工下岗，消除任何可能反对势力。

       “美国复兴中心”还起草了川普重返总统任期的首要任务清单，在川普上任第一天就暂停美国宪法的执行和保护，援引《叛乱法》来镇压抗议活动。此外，也将“基督教民族主义”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地位，成为川普第二任期的核心议题。

       “基督教民族主义”的议程被川普党视为重中之重，在美国也成为越来越流行的词语。那么什么是基督教民族主义呢？学者保罗·米勒这样描述它：“基督教民族主义者普遍认为，美国是而且必须继续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基督教民族主义者认为基督教应该在公共领域享有特权地位。”

       民调显示，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在白人福音派与在共和党人中比率最高。白人福音派中对基督教民族主义有好感的占64%，共和党人中占54%。

       基督教民族主义的吹鼓手们有极端的，也有相对温和的。

       前川普政府中级官员威廉·沃尔夫是一个极端的基督教民族主义者。他主张政教合一，神权统治，声称“我们离基督徒拿起武器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民间学者斯蒂芬·沃尔夫算是温和的。他2022年出版的《基督教民族主义案例》算是近年阐述基督教民族主义最严肃的一本书。在书中，他推动一个建立在基督教上的政治理念，近似一个基督教王国。为了“坚定不移”地执行这个愿景，他主张对亵渎神明的行为适用民事惩罚，还主张“一个凯撒式的领袖”，由“基督教君主”来惩罚并规范社会的宗教行为。

       他还明确提出 “我们有能力也有权利采取行动”，暗示在美国进行公开革命的可能性。

       父权主义和和厌女症似乎是基督教民族主义者普遍的共性，相对温和的斯蒂芬·沃尔夫也不例外。他这本书的后记直接说：“现代社会中最疯狂、最具破坏性的社会趋势都是由女性驱动的。女性统治是一种自我毁灭，并滋生社会混乱。”

       基督教民族主义是“非美国的”，也是“非基督教的”。其价值观与耶稣的价值观完全背道而驰。不管他们的口号如何响亮，他们的祷告如何恳切，他们真实的目的就是夺权。为了夺权，他们假借美国和耶稣基督的名义来践踏美国、践踏耶稣基督。

       基督教民族主义的旗手们比历史上的奥斯曼帝国还要极端。对这批人来说，美国就是一座等待倒塌的纸牌屋，他们就是这个世界末日前景的加速器和解药。而经过他们解救的美国，将是一个神权乌托邦。

       对神权统治实际上毫无兴趣的川普，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与基督教民族主义者沆瀣一气，不惜推倒美国建国的根基。

       我们正面临这个危急时刻，美国的民主共和政体能保存下去吗？

易富贤：中国新质生产力的悖论

 （RFA，2024.03.27）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期间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一词。该词成为李强总理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的灵魂。中国政府大力推行一项计划，一方面旨在解决老龄化和房地产泡沫导致的经济停滞不前的问题，一方面是为了缓解国内外对于美国主导的对华高科技出口限制可能阻碍中国增长的担忧。

                            新质生产力的天花板和螺蛳壳

       通过创新、提高生产效率以对冲老龄化和劳动力负增长对经济的拖累，这是一种本能反应，日本、德国如此，台湾、韩国如此，中国也不例外。但是日本、德国、台湾、韩国的效果并不好，生产效率并未提高，创新力反而下降，因为人口是经济和创新的主体。

       老龄化通过改变人们的体力、激素（睾酮、雌激素、肾上腺素、5-羟色胺、多巴胺、肾上腺素等）水平、心理（欲望、激情、雄心）和行为来影响生产、消费、创新，从而降低经济活力。随着中位年龄的提高、青年比例的下降，创新能力和经济活力下降。

       当然，人口并非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只是必要条件。如果“养生”不当，人群的预期寿命只有七十多岁；如果“养生”得当，预期寿命可达八九十岁，但活过百岁的概率仍然很低。比如同样面临老龄化危机，日本、德国比希腊、葡萄牙做的好，但仍然不能遏止老龄化导致的经济下行。日本、德国、台湾、韩国在汽车、化工、半导体、造船等产业取得一些创新，但在世界新兴产业的份额依然在不断下降。因此，中国政府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有一定空间的，在新能源、电动车以及其他一些方面会取得一些成就，但由于面临老龄化这一天花板，因此不能期望太高。

       中国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还面临另一个障碍，就是过分担忧政治安全。它不希望创新削弱党的控制，研究选项和经费分配都由政府牢牢掌控，与国外的学术交流也受到严格控制。私人企业的创新效率高，国有企业则相反。但中国政府对私人企业的创新心怀戒备，希望创新由国有企业主导，通过对这些公司的补贴来实现，金融错配。这种“党主创新”无异于“螺蛳壳里做道场”。中国政府除非有足够的政治勇气转向“全民创新”，才可能在创新上有所突破。

                           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的矛盾

       日本、台湾、韩国试图通过提高教育水平来提高生产效率，但是却破坏了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的平衡。

       1992年日本爆发的经济危机本质是人口危机，因为当时日本所有的人口参数都开始比美国差。为了替代消失的“人口红利”，日本政府本能地发展高等教育以开发“人才红利”。日本的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从1992年的30%提高到1999年的47%、现在的62%。教育的延长既增加了父母的养育成本（从而降低生育意愿和养育能力），又挤压了年轻人宝贵的婚育时间。日本的男、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从1992年的28.4岁、26.0岁推迟到2022年的31.1岁、29.7岁，生育率从1992年的1.50降至2023年的1.20。

       但是日本的“人才红利”未能阻止经济的“日薄西山”和制造业的“日暮途穷”。从1994年到2022年，日本的经济占全球比例从17.9%降至4.2%，工业增加值占全球比例从20.7%降至4.2%，制造业出口占全球比例从11.7%降至3.7%。

       韩国、台湾在开发“人才红利”上比日本走的更远。台湾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0年的30%提高到2000年的56%（中国大陆2021年水平）、2022年的89%（女性为93%）。从1990年到2022年，台湾的男、女初婚年龄从29.0岁、25.8岁推迟到32.6岁、30.7岁，生育率从1.81降至0.87。台湾的经济占全球比例已经开始下降。

       韩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2年的38%提高到2000年的75%，在2007年开始徘徊在100%。从1992年到2023年，韩国的男、女初婚年龄从28.5岁、25.6岁推迟到34.0岁、31.5岁（女性初育年龄超过33岁），生育率从1.76降至0.72。韩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全球最高，初婚年龄是全球最晚，生育率也因此是全球最低，韩国将面临人类史无前例的老龄化危机。但是韩国却并没有收获到“人才红利”，其四大支柱产业（造船、屏幕、存储芯片、汽车）都已颓势毕露，制造业出口占全球比例从2015年的4.2%降至2022年的3.4%，又没有涌现出新的支柱产业，今后的经济前景非常暗淡。

       2023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超过60%，与日本相当。独生子女父母有强烈的望子成龙的愿望，大学有破产的压力，加上政府“人才红利”政策的火上浇油，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步台湾、韩国的后尘继续狂飙，出生数也将暴跌。

                              新质生产力和落后生产关系的矛盾

       生产力是指社会成员共同改造自然、改造社会获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能力。生产关系是指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相互关系，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生产过程的组织与分工关系、产品的分配关系三个方面。

       中国政府以为经济下行是生产力出了问题，因此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其实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生产关系出了问题：经济上“国进民退”，分配上“强政府、弱家庭”。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只占GDP的44%，而国际社会占60-70%。中国如此低的可支配收入占比，导致居民消费只占GDP的37%，而国际社会占50-60%。由于内需不足，中国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就业和经济高度依赖出口。

       如果中国盲目发展“新质生产力”，却不改善生产关系，那么将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加剧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不平衡，破坏其他国家的经济稳定性。这必然招致其他国家的反制，导致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恶化。

       结论：中国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面临老龄化这个天花板和“党主创新”这一螺蛳壳，不能抱望太高。盲目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最大的副作用是人口雪崩，需要非常慎重。如果不解决“国进民退”和“强政府、弱家庭”这两大生产关系的顽疾，发展“新质生产力”可能会适得其反。

让“女性经济学”成为主流的经济学家戈尔丁已获诺贝尔奖，她的研究说明了什么

（加美财经，2024-03-26）

       剑桥大学经验法律研究副教授、哈佛大学客座教授安塔拉 · 哈尔达在project-syndicate.发表的评论指出，长期以来，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特别是男女薪酬差距等问题在经济学中一直被边缘化。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的研究成果，为她赢得了诺贝尔奖，她将这些问题推到了经济学的中心位置。

       莎士比亚 1597 年创作的喜剧《失恋三十三天》，讲述了四个法国人在致力于智力发展和追求家庭幸福之间的矛盾。大约四个世纪后，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戈尔丁从美国女性平衡事业与家庭的视角，重新演绎了这个故事。现在，戈尔丁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的深刻洞察，为她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戈尔丁的成就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是因为她所从事的是多数情况下由男性主导的学科——她是历史上第三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也是第一位单独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而且还因为她的学术研究完全聚焦于性别问题。

       戈尔丁研究的问题，女性劳动力参与，特别是性别薪酬差距，通常被限制在女性主义经济学之中，在经济学领域被边缘化。

       戈尔丁将自己定位为 “经济学家侦探”，她已经破获了许多案件，但正如诺贝尔奖委员会所指出的那样，有三个案件非常突出。首先，大多数经济发展理论都假定，随着经济的发展，妇女会自动地、无摩擦地加入劳动力大军。但戈尔丁的研究表明，女性劳动力参与率随着时间的推移呈 U 型曲线。

       戈尔丁仔细梳理了 200 年的数据，发现随着经济活动的重心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女性劳动力的参与率会下降，这主要是由于兼顾育儿和工厂工作所带来的挑战，尤其是对已婚女性而言。但一旦服务业占据主导地位，女性加入劳动力队伍的比例就会大大提高。

       其次，性别薪酬差距——女性平均每赚77美分，男性就能赚到1美元——历来被归因于从教育程度到志向差异等多种因素。有些人认为这是能力问题：例如，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在 2005 年就认为，从生物学角度来看，男性更适合数学和科学。

   但是，戈尔丁通过研究同一职业中的薪酬差异，发现实际上要简单得多。事实证明，持续的收入差距不能归咎于教育程度；在富裕国家，女性在这方面已经超越了男性。而且，由于薪酬差距存在于职业内部，因此不能将其归咎于女性在利润较低的领域拥有较高的代表性。

       认知能力更不是问题所在，因为男女在大学刚毕业时的薪酬几乎相同。相反，正是由于生育这一残酷的生理事实，女性的收入才低于男性。薪酬差距在女性生育第一个孩子一两年后开始显现。到 45 岁时，由于与生育有关的因素，如职业中断和工作时间减少，女性的收入只有男性的 55%。

       第三，戈尔丁的研究证实，女性对自身前景的预期很重要。由于 “示范效应”——即她们的母亲和祖母树立的榜样，很多女性长期以来在职业上对自己的期望很低。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对女性教育投资的增加以及结婚和生育的推迟，这种情况在美国开始发生变化。

       获得诺贝尔奖当天上午，戈尔丁在发表的一篇工作论文中，强调了 1963 年至 1973 年间为这一转变奠定基础的一系列发展。其中包括《同工同酬法》的通过、”罗伊诉韦德案”（美国最高法院承认堕胎是一项宪法权利，现已经被最高法保守派推翻）、常春藤联盟录取女性人数的增加，尤其是口服避孕药的普及。

       戈尔丁的学术研究，为经济学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启示，说明了历史对于理解当今经济现实的核心作用（这是对戈尔丁的导师、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福格尔的恰当致敬）。即使历经数百年，市场也未能解决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和效率低下的问题。

       生儿育女对人类来说是一项重要的公共产品，为什么妇女仍然要为生儿育女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

       戈尔丁的研究还表明，有必要对经济主体进行分类，因为结果往往反映了基于身份、社会结构和主观认知的自我实现的预言。例如，正如戈尔丁所解释的，大多数受过类似教育的异性夫妇并不会平均分担家务，因为男性伴侣通常收入更高。但这又强化了薪酬差异。

       最重要的是，戈尔丁的研究表明，经济学不仅存在于正式的制度空间，也存在于亲密的私人空间。经济学应该像关注金融市场一样关注婚姻市场。卧室的重要性不亚于会议室。长期以来在女性杂志中讨论的观点，在经济学期刊中也有涉及。

       戈尔丁的研究强调了女权主义者长期以来一直强调的一点：女性无法奢望将个人与职业分开。经济学不能忽视这样一个现实：对女性来说，家庭幸福是有代价的，无论是收入还是独立性。

       从政策角度看，我们有两种选择。我们可以重新规划婚姻和养育子女，确保女性能够在为男性构建的经济体系中竞争，比如引入工作场所托儿服务和利用税收激励措施。

       或者，正如戈尔丁所倡导的那样，我们可以重新规划经济，更好的为女性服务，更加灵活，减少 “贪婪”，更加注重换位思考。

       然而，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为爱付出将继续让女性承受更大的损失。

美国之音：美学者呼吁美国以“吾赢彼输”的信念赢得与中国的新冷战

 （2024年3月20日。薛小山）

       华盛顿 — 两名美国国家安全学者在新书《我们赢，他们输：共和党的外交政策与新冷战》(We Win, They Lose: Republican Foreign Policy & the New Cold War)中指出，美国已处于一场与中国的新冷战之中，需采取更为坚定的“我们赢、他们输”的清晰战略来赢得这场与中国的斗争。

       “我们赢，他们输”是已故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在美苏冷战期间提出的美国对苏联的战略。1977年，当时还是总统候选人的里根在讨论外交事务时说，“我对美国对苏政策的想法很简单，有人会说是简单化了。就是这样： 我们赢，他们输。”

       3月19日，该书的作者之一、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自由和繁荣中心高级主任、前美国国务院商务事务特别代表丹·内格里亚(Dan Negrea)在华盛顿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举办的新书座谈会上指出，里根在推动冷战胜利中最重要贡献之一就是他的清晰(clarity)。

       他说：“里根清晰地指出苏联是一个邪恶帝国(evil empire)，和美国在道德上不存在对等性。他没有说，苏联和美国都是大国、需要‘共存’，里根清楚地表明美国正处于冷战中，这是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斗争(existential fight)。”

       但内格里亚指出，目前美国尚未在全社会形成和中国正处于新冷战的共识，“美国当时需要这种清晰性，现在也是。美国要清楚地表明我们正处于冷战之中。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个前提，重要的政策决定就会随之而来。

       该书的另一作者、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政府系教授马修·克罗尼格(Matthew Kroenig)则表示，虽然北京挑战美国多年，但华盛顿直到2017年特朗普政府宣布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国竞争”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时才醒悟过来，即美国正处于一场新冷战。2017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不再将反恐视为优先事项。

       内格里亚告诉美国之音，尽管美国没有沿用“邪恶帝国”的称谓，但需明确中共是美国的一个对手(adversary)。他主张美中之间主要是对抗关系。这与拜登政府“投资、协同和竞争”的对华战略有所不同。

       2022年5月26日，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了等待已久的拜登政府的首个对华战略。他将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概述为三个词—“投资、协同和竞争”，即投资美国增强实力、与盟友协同合作，并在前两者的基础上，赢得与中国的竞争。

       布林肯说，中国是唯一不仅具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而且也是有能力这么做的国家。他说，北京的愿景将使我们远离过去75年来保障世界持续进步的普世价值观。

       乔治城大学教授克罗尼格对美国之音表示，美中之争也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之争，这关乎世界秩序的未来将由美国及其自由世界的盟友领导，还是被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的中共独裁政权所掌管。

       他说：“中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确实影响到了其外交政策和所构成的威胁。如果中国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它就不会与几乎所有邻国发生秩序纠纷，就不会系统性地欺骗国际经济体系，就不会在新疆对自己的人民进行种族灭绝。”“这是美国和自由世界（与中共）之间的一场竞赛，我们代表着一套值得为此感到自豪的价值观，而中国代表着截然不同和更糟糕的价值观。 ”

易富贤：中国跨不过中等收入陷阱

 （VOA，2024-03-13）

       中国全国政协常委林毅夫在今年两会上表示，中国经济在2024到2035这12年内，每年仍有8%的增长潜力，能实现5%-6%的增长，“快则一两年，慢则两三年”，中国就能成为“高收入国家”。

                      林毅夫的预测违背生理和经济规律

       林毅夫预测今后中国的人均GDP能达到美国的一半，因为现在的一些高收入国家在进入老龄化之后，经济仍以较高速度增长。林毅夫的老龄化标准是65 岁及以上（65+岁）的老人占总人口的7%，但是2023年中国的老人已经占15.4%了。在老人占比超过15%之后的12年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年均GDP增长率超过4%，其中高收入国家作为整体只有1.8%。

       人有生老病死，经济也如此。老龄化会改变人的生理、心理、行为，影响生产、消费、创新，从而降低经济活力。随着中位年龄、65+岁老人占比的提高，经济增长率直线下降。从全生命周期看，45岁、50岁是分水岭，低于此龄的人口占比与经济增长率直线正相关，高于此龄则相反。儿童具有巨大的消费力，且提振经济信心，因此儿童占比与经济增长率正相关。（见文后附表）

       中国2023年的65+岁老人占比、50+岁人口占比、中位年龄分别相当于高收入国家（整体）2010年、2022年、2023年的水平，可见中国的人口结构与高收入国家很接近，而人均GDP只是其四分之一，是典型的未富先老。

       日本、德国是发达国家中应对老龄化危机的优等生。在65+岁老人占比、50+岁人口占比、中位年龄达到中国2023年水平之后的12年间，日本的GDP年均只增长0.8%、0.6%、0.8%，德国只增长1.5%、0.8%、1.4%。

       生物有多样性，更有规律性，生理规律影响经济规律。林毅夫不懂生理规律，论证中国经济有8%的增长潜力，相当于论证八十岁老人能如三十岁青年一样健步如飞，其荒谬性堪比钱学森论证亩产万斤以及蔡昉、翟振武论证全面二孩后每年将出生4700多万、4995万。中国在2024-2035年实现5%-6%的经济增长的概率，比六十岁妇女怀孕的概率还要低。

       美国经济在1872年超过英国，但一直韬光养晦；二战时经济占全球一半，才在千呼万唤之下主导国际秩序。中国2008年经济只相当于美国31%，但林毅夫就“高瞻远瞩”地预测2030年中国经济将是美国2.5倍。李稻葵进一步预测2049年中国的经济将是美国的三倍。这些预测忽悠得决策层做出“东升西降”的战略误判，要“发扬斗争精神”以“构建国际新秩序”，导致中美关系急剧恶化。

                                老龄化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

 

       1989年世界银行将1987年价格的人均6,000美元确定为高收入的门槛，相当于美国人均GDP的30%，该比例一直稳定到1997年。此后，门槛逐年提高到2022年的$13,845，但却只相当于美国人均GDP的18%了。也就说，相对于1997年之前而言，今天的高收入国家的标准下降了，离真正意义上的高收入越来越远。2002-2022年间，高收入门槛年均提高2.1%，依此趋势，2028年、2035年将分别为$15,715、$18,219。

       林毅夫强调后发优势。其实在老龄化危机下，后发不是优势而是劣势。以欧盟为例，2008年15-59岁劳动力开始负增长，人口结构比美国老，人均GDP从2008年相当于美国的77%降至2022年的49%，其中西班牙、希腊从73%、66%降至39%、27%。

       如果依照1997年之前的高收入标准，那么希腊已因为陷入老龄化陷阱而重陷中等收入陷阱。韩国、台湾的劳动力在2013年、2016年开始负增长，中位年龄、65+岁老人占比都分别在2010年、2022年开始超过美国。台湾的人均GDP在2010年达到美国的42%之后就停滞不前，韩国的人均GDP从2018年相当于美国的53%降至2023年的41%，今后两地可能重陷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的生育率在2000年就开始低于西班牙和希腊，劳动力在2012年开始负增长，中位年龄、65+岁老人占比分别在2013年、2031年开始超过美国。从人口结构判断，中国的GDP增长率将在2028年低于3%，在2031-2035年间开始低于美国。

                             中国很难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2023年中国的人均GDP为12,681美元。假设2028年、2035年人均GDP增长率有幸能有3%、1.5%，那么2028年、2035年的人均GDP（以2023年可比价）将分别为$15,426、$17,893，越不过高收入门槛。2031-2035年之后，与美国的经济差距再次拉大，更加跨不过高收入门槛了。

       中国还面临人民币贬值压力：

       第一，中国劳动力在快速减少，产业链正转移到一带一路国家，将导致中国制造业衰落，加上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贸易顺差将减少。

       第二，中国经济减速，地方政府陷入债务危机，利率将不断下调。

       第三，纵观世界各国，低生育率将导致今后的低通胀、甚至通缩。中国除了长期低生育率外，还因为内需不足、产能过剩导致的通缩压力，使得人民币与美元的利差拉大。

       也就说，由于深陷老龄化陷阱，即便以“人均GDP”为标准，中国也很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果维持2022年高收入门槛不变，中国在“人均GDP”上会短时超过门槛，但是仍然跨越不了中等收入陷阱。因为“高收入”强调的是“收入”，越过该门槛，意味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质的改变。国际社会居民可支配收入（住户调查）占GDP的60%-70%。而根据中国2023年统计公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是人均GDP的44%。

       2022年高收入的门槛是人均GDP为$13,845，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307-$9,692，有一个庞大的、可制约政府的中产阶级。而中国即便人均GDP真达到$13,845，但由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只占GDP的44%，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仅为$6,000，中产阶级仍属少数。中国要在“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上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需要人均GDP达1.9万-2.2万美元。

       因此，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克服两大难点：将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到占GDP的60%-70%的正常水平；跨越老龄化陷阱。而要实现这两点，需要对政治、经济、社会进行“范式革命”，难度和阻力比1978年的经济改革大得多。

        人口结构和经济增长率图表 （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