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February 24, 2014

梅子:“南娼起义”的历史玄机与试水效应

戴按:此文的作者很可能就是“美华”,颇值得一读。

(2014-2-23 12:34,来源:红色中国网;原作者: 梅子|来自: 将军的博客)

摘要: 中国社会已撕裂,无论特色集团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汉奸卖国贼与全国老百姓的矛盾,还是资本势力与无产者的矛盾、富人与穷人的矛盾,都无法妥协,或曰根本无解,当这几组矛盾上升到敌我矛盾而各方又在不断积累能量,一旦爆发,社会也就大乱了。

 南娼起义的历史玄机与试水效应

春晚唱红唱出了一堆是非,东莞扫黄却扫出了南娼起义,这是很有深意的。攻击春晚与抵御扫黄的前后都是一帮人。要破解他们缘何如此疯狂、如此欺世、如此香臭不分,那就必须放在历史现实大背景上过一道,给他们照照镜子,出出汗。难道唱红打黑、唱红扫黄或唱红反贪有区别吗?须知,所谓唱红就是扶正压邪、思想挂帅,就是凝聚正能量,高扬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呼唤血性、打倒邪恶与荒谬,而扫黄扫的不仅仅是妓女、嫖客,还有贪官、奸商、黑社会——所谓“唱红打黑”,这个词怎么听起来这么熟呢?老薄的重庆模式无疑出现了阶段性历史挫折,可老习接过大纛正愈趋亮丽鲜明,因此也更具正当性与普及色彩,更具政治权威与道义基础,这帮人焉能不慌?

老习唱红打黑,等于直接去刨官商学黑民轮独共犯结构的十八代祖坟。前不久他们才刚刚在出卖全民族利益的前提下实现魑魅魍魉大和解并请美国政府和共济会、中情局出面刨坑、设套、画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老薄摁进监狱,当重庆共富模式被妖魔化为文革符号摁倒后,这些人本想就地砸坑分银子弄几个散碎银两花花的,却没想到被构陷的老薄就地封圣,当自己被血淋淋的审判的同时亦对特色社会开启了全方位审判——这是交付历史的大审判,也是交付社会人心的民意民心大审判,催生了反思,落脚于启蒙,放大了一个政治家,掀翻了一桌子王八蛋,他们更没想到老习原地转了三圈还是被逼无奈或自动自觉地扛起了老薄的大旗唱红打黑,像这种冰火九重天式的死亡游戏谁敢一玩再玩?历史是有规律的,它会纠错,也会报复,当政者有时候实际只有一条路可走。这是很值得玩味的。

南方系傻,那是指新闻无学而这些没学问、没政治敏感、没道德贞操的不着调的棒槌老是忍不住跑到前边充大个;说南方系不傻,乃指有奶就是娘,他们在沦为丧家狗的一刻草标拍卖,乃是出自本性。

这才是南娼起义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性玄机所在。

     第一,丛林围场中的南方系突然闻到了死亡味道

南方系在中国是最早物化最先草标灵魂投靠西方的一批,他们拿着共产党的工资骂共产党、依靠共和国的财政拨款生存却以埋葬共和国政权为最终使命、生为中华民族子孙却念念不忘出卖国家民族,他们以民主、自由为包装,以政改、宪政为幌子,贩卖自由主义假货。所有这一切都路人皆知。他们反党反人民反人类的嘴脸暴露后,老邓因忌惮老叶家投鼠忌器,可江朱容忍他们、胡温纵容他们,终于成为一粒狗逼上的毒瘤,留着有碍观瞻且危及政权自身,割去,却又难免受一刀之苦,可老习根本无视他们,割就割呗,就这么不动声色地悄悄下刀,感到疼的不是国家民族,而是大大小小的一地汉奸。

 一,恐怖平衡大环境与鸡鸣狗盗小环境促使南方系垂死挣扎

唱红打黑使南方系再次感受到灭顶之灾,而这种感受,三十年前老邓以冲锋枪、坦克车说话的那种决绝彻底和冷血颟顸让他们至今脊梁骨发凉,可他们前边刚撂倒老薄,后边就崛起了老习,老习将学老邓把他们挨个摁倒捅刀子放血还是学毛泽东主席对他们相对温和地管制改造?他们心里没有底。新闻人从来都不具备政治敏感与政治自觉,谁豢养他们,他们就替谁家说话,因而被称之为喉舌,但当下他们已确实失去了主子——没人在背后牵线,没人牵他们回家,甚至也没人再去沾他们跑来窜去的那片荒郊野坡,他们就变得疯狂了。

综合政治大环境生死搏斗前的恐怖平衡与小环境无良公知劣根性结合终于使臭不可闻的南方系落脚空悬,因彻底丧失了良知、理性及做人的底线而陷入焦躁、焦虑、恐惧、疯狂的精神错乱而胡言乱语、胡说八道,都分不出东西南北了,但这毕竟是表象,类似撒娇,其实他们倒行逆施的一半目的在试水,另一半目的在配合西方完成推墙任务,这都是有据可查的。有一组数字很亮丽:胡温十年平均每年抓捕危害国家安全嫌疑犯650680之间,这个数字之所以模糊,乃是因十年来嫌疑犯群体夹杂了不少上访人员,需甄别才能定案;可老习上桩至20138月底时间还不到十个月,就光荣抓捕此类罪犯逾万,且干干净净无杂质,大部分踩在南方系的园子里——这是个背景。就在这个背景下,作恶多端的南方系虽担负着推翻共产党政权、把中国变作西方殖民地的历史使命,却也深知自身已整体陷入生存危机或生命危机,此刻耍点小花招试水,言在此,意在彼,是能试出深浅的。起码,他们想试出当局容忍度,还给他们留有多大生存发展空间和生命空间。所以说南娼起义看上去类似撒娇,实际却是技术性试探。

也就是说,南娼起义立足南方系和无良公知“逢党必反、逢政府必讽、逢民族大义必然抹黑下蛆”的反动本性,它没有《世纪梦,宪政梦》的意识形态凝聚,没有不给报刊发行员发补贴的坚决坚毅,甚至也没有力挺造谣大V时的放手一搏。所谓南娼起义,它纯属小儿科营生,类似于闯下弥天大祸的坏孩子迟迟等不到打耳光就忍不住再胡闹一把,看大人还能不能容忍他们,以及容忍他们还能容忍到什么程度。除此,他们找个不轻不重的着力点叫唤几声,也有让他们的西方主子来威逼解救的求救功能。克里前不久访华提出要会见四名公知大V,业已坐实这一点。中国政府回答他:“你想得太天真了!”这次我们政府罕见地硬气,这是典型的老习风格:决不允许干涉中国内政!

以南方系为代表的无良公知发动南娼起义的另一个背景,乃是以国安委、深改组形成为标志,党内健康力量与资改派联合把汉奸卖国贼摁倒地上抠腚获胜,这一局虽说使南方系失去了体制内主子,但也使党内斗争表面化促成高端分裂。由此,资本势力因党的分裂而分裂,其中绝大部分因必须牵手发改委而投靠汉奸,小部分因联系着大家族而成为箭靶。当历史发展到这关键一刻,准确说特色派遭遇工农兵与资本势力双重抛弃而又遭遇党内健康力量带枪出走后已失去存在的社会基础与存在价值,但党内健康力量的发展壮大却有太多太多的路需要走、尚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目前他们力量单薄且缺乏群众基础,要他们一举完成历史使命可能性不是没有,但可能性不大。最应该指出的有两件事:第一,9·22吸走了眼球,民心跟进了监狱,而且,当下左右争斗、“共富”与“先富”争斗、“分蛋糕”与“做蛋糕”争斗,正不可遏止地演变为毛泽东思想与西方宪政、邓小平改开之间不可调和的路线斗争,人民已经觉醒了,限于意识形态被动整体失语的特色派选择毛泽东思想无疑否定自身,推墙沉船那就被老百姓活活打死,而深化邓小平改开再无思想空间,他们很明白这一点,所以把孔孟儒学包装成民族文化蒙混过关,不惜以历史失真弥补政权失语,走向过渡性无奈;第二,以习、王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反贪拿出了力度,尤其他们把群众路线纳入整党并与反腐败斗争相结合,声言“不放过已经退休的大老虎”,而这就使特色集团资改派高度警觉并不惜沾一身臭屎与汉奸卖国势力联合起来前后夹击,因为打老虎已深度危害他们自身利益和自身安全,这些人本来就高度自私,且泥足深陷。我的意思是说:请别看汉奸卖国贼贪吃弄破碗才刚刚被党内健康力量和特色集团摁倒抠腚,可党内健康力量打击贪腐仅出于社会正义和权力自保,他们当下并没有追讨邓小平否定改开的历史性自觉,因而就不具有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大无畏革命精神,而特色集团放不下已经抱在怀里的坛坛罐罐,所以,当打击贪腐与发动群众相结合被推进到一定程度,特色集团就一定与汉奸卖国贼联合起来进行反扑。

政治,它从来就没有永远的敌人,也从来就没有永远的朋友,能促成各阵营合纵连横抑或反目成仇的,一个是胜负,一个是利益。

有这两点因素就造成了历史契机:如果说国安委、深改组的成立使南方系沦为丧家的野狗,那么借反腐逆势试水就能试探出他们有多大复活可能。尤其,他们因肩负着推墙使命,9·22后偏执一端乃至装神弄鬼、数典忘祖,那是美帝欢迎的,也是特色派和汉奸卖国贼双方都能够容忍的。正是在此前提下,无论他们对春晚唱红歌大肆攻击,还是对东莞扫黄号召南娼起义,都无不带有深刻的技术假摔成分。

技术性假摔,南方系已经玩熟了。

     二,东莞扫黄不只扫妓女、嫖客,还扫贪官、奸商、黑社会

 东莞作为性都,成也有因,败也有果。

 广东作为改开先行者、试验田,多年来已形成极为独特的政治权力结构及相对固化的社会势力板块,成就是脆弱的,负面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资本势力的野蛮复壮和空前复苏属政策催生,所以也是极不正常的。当中国改开三十年后,这一切负面正集中显现出来。而这时老百姓才明白:所谓改开,就是对业已成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进行私有化改造,就是对与之相应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进行瓦解,就是把自为的社会重新拉回到自在的社会,就是解构集体而张扬个体,就是化公为私瞒和骗、巧取豪夺,削弱人的社会性,缩回人的自然性,只保留生存动物性,以便让大家立足于阶级社会人的自私本能或麻木不仁,或强盗般参与进去,参与对整体社会或特定群体的丛林杀伐,优劣淘汰!这么做,看上去能增加经济存量和经济增量,实际上却是让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而且是连同教育、医疗等公益资源和女人、美景、鲜花、山水、宝地等自然资源以及知情权、话语权、参与权等社会资源,都渐渐地少数人集中,以便以多数人的生不如死,换取少数人永不满足且永无止境的荣华富贵!而广东,无论妓女、嫖客还是贪官、奸商、黑社会,无论官商勾结、诈骗分子遍地还是二奶小三泛滥,无论荡然无存的公平正义还是有奶就是娘的社会文化,无论社会危机还是经济危机,无论两极分化还是社会撕裂,无论被反复碾压的小悦悦、富士康屡禁不止的十三跳还是敛财高达数十个亿的村官,无论出卖军事情报的将军还是卖国求荣的文人知识分子,无论被包装过度的“广东四老”还是历史毒瘤南方系,都是理想丧失后物质上的感官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认识上的唯心主义相对论和历史虚无主义、经济上的原教旨自由主义和短视机会主义造成的恶果。是疖子,就必然有出头的一天。疖子出头就要挤,除非中国共产党自动交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广东不但是包容各政治势力实现共治的化外之地,她更是公民社会与价值多元的改开样板,东莞也不过典型中的典型——老习选择从这里下手,当是深思熟虑的。

请想:老习在前不久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释出不少资源才换得成立深改组、国安委,这两大机构能吃素吗?送出的还能拿回来,抓在手里的却实实在在。这就是当老大的好处,他有反悔翻盘机动空间和从容不迫的考证时间。而高层成立深改组、国安委,前者不啻于督导特色集团的棍子,后者实际上就是给汉奸卖国贼准备的绞索。深改组、国安委并不专门对准广东,可广东却因其改开后遗症特别巨大而首当其冲地成为箭靶——这实际就是挤疖子,挖除毒瘤。

从反腐和扫黄投鞭广东,不难发现老习的稳健和硬朗。

就政治而言,广东乃老叶家与赵紫阳势力根据地。老习与老叶家关系微妙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可老叶家毕竟甩手了。当老习艰难登基,老叶家功德已圆满。再后,无论叶选平、叶选宁还是邹家华,说不管就啥都不管、啥都不说,此情下我相信乱了方寸的只能是地方大员,绝不是早已被他们抛弃的南方系。至于赵紫阳残余势力,无论政治右派、理论右派还是舆论右派在十八大后显然已受到系统排斥,而且其领衔执牛耳者均无不已老的掉渣,可他们的后续生力军却因投敌卖国沦为汉奸而声名狼藉,基于此,南方系在找到体制内新主之前,不乱也是不可能的。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考证赵紫阳势力的前世今生:远在胡耀邦、赵紫阳当政的那一段,受资产阶级自由化侵蚀,我们党西化严重,那时期党中央甚至把后备梯队送到美国秘密培训成为惯例,持续多年,这些人成为改开走了一条没有赵紫阳的赵紫阳路线的组织基础,也成为金融卖国、产业卖国、资源卖国、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的主导力量。但是,自六·四开枪,我们党委托美国培养干部的这一做法被停止后再未恢复,唯广东任仲夷、陈开枝与美国悄悄在桌子底下搞了些勾当,可广东在美国接受系统培训的已不是党政官员,而是打着纯接受专业培训的旗号主动投诚的新闻界精英,这就是所谓南方系——有这个背景,便意味着以西方敌对势力为纽带、以业务深造为平台、以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为使命、以推墙沉船为本质的南方系与体制内赵紫阳残余势力有了更多的血缘传承关系,这是值得关注的。

南娼起义偶然吗?以南方系为代表的无良公知此时跳出来是为妓女、嫖客说话吗?难道他们不站在资本势力及资改派、汉奸卖国贼立场上溜沟子拍马并以此示好?难道这不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吗?

对此,东莞派出所一名被停职检查的所长很不服。他问:“哪个城市没有卖淫?哪个上档次的场所没有领导参股?你要能学毛泽东彻底扫除,我支持;学不了,你就老老实实学西方搞非罪化。别像现在这样整得不东不西,都不是东西。妓女不是东西,嫖客不是东西,我们当警察的不是东西,就你记者和领导是东西?权力越大越不是东西。”这几句话算是说到家了。尊毛或是崇邓,绝不可能和稀泥的。走西方道路或走特色集团的特色道路,也不可能和稀泥。

南娼起义,除此还有更加深刻而复杂的时代背景。

联系到南娼起义的非理性认知,联系到东莞、广东乃至整个中国的历史现实,联系到高层政治,联系到党内健康力量、资改派、汉奸卖国贼三方力量的此消彼长和历史大势,尤其联系到南方系的形成及前世今生、联系到南方系卖国求荣的丑恶嘴脸,对此我不得不说:南方系千算万算,他们偏偏忘了政治乃典型的丛林围场。就此,文人从政本已不太靠谱,记者编辑们干政就难免漫无边际地胡说八道,他们把自己看高了,殊不知政治人玩起新闻人,其得心应手就像艺人耍猴子,让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而这,便恰恰决定了他们无知小儿般的政治试水,很可能就是集体覆没前的回光返照。他们只配这个命运。他们已不配有更好的命运。因为谁捡起这些弃儿都难免背负得不偿失的负资产。中国,根本就不可能长期维持这个恐怖平衡走不出去。但这令人瞠目的南娼起义,发生在广东是偶然的吗?

第二,为什么发生在广东?为什么发生在东莞?

广东之所以发展起来,乃是因邓小平与老叶家私相授受性质的政治交换,可也是汇集全国各地资源培植异类的显性结果;广东之所以乱,乃是改开后遗症;广东被树为典型其政治意味强过经济意味,兽性被张扬,人性被打压,社会性被拟制,唯个体差异性被发扬光大,她穷的已经只剩下钱了,其结果,即便在市场经济前提下往全球化、国际化走一小步,今遭遇经济危机,便被烤为一抔焦炭现了原形。

所谓东莞现象,它仅仅是这抔焦炭最先自燃的一个点。

 三,岭南:政治交换导致最奇特离奇的权力结构

 在中国广东有独一无二的权力结构。

广东,她是改革开放桥头堡,她是排名第一的经济大省、政治大省,可她是老叶家的根据地。想当年叶帅发动军事政变有无奈因素,他与王、张、江、姚积怨已久,早已无法化解了,可当他打倒四人帮后通过华国锋扶邓小平上桩,老邓屁股刚坐稳,反手立即把华国锋赶下了台并由此开始反攻倒算,最典型的例子乃苏振华,那么大的海军司令,就因为搞不搞军事演习拌了几句嘴,居然被鼓捣进医院作弄死!耿飚,那么大个军委秘书长在香港驻军问题上被邓小平打狗欺主,他跪倒在叶帅面前抱着他的大腿放声大哭,转而以超龄为借口被逼交出权力,却又把权力交给了比耿飚还大半岁的杨尚昆!须知:叶剑英、汪东兴与四人帮乃个人恩怨,没什么道路斗争或政治摩擦,华国锋与四人帮甚至连私人恩怨都没有,说他们打倒四人帮为右派开路犯不着,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须知:彭德怀称毛泽东老毛,其他人叫毛泽东主席,唯叶剑英一人喊“主公”喊了一辈子,他喊毛泽东为“主公”,也就把自己降为“家奴”,对主席是绝对服从的。须知:文革中第一个对刘邓出招的不是江青、林彪,恰恰就是叶剑英,而第一个密告刘少奇的恰恰就是邓小平,第二个是周恩来,这些事都被历史割去了,篡改了,而那一代唯一经历过蒋、共所有大事的政治家,非叶剑英莫属。须知:邓小平上台后无论党内职务还是军队职务,他都不是第二把手,他前边不但有个华国锋,而且还有个叶剑英。须知:叶选宁是康世恩秘书、习近平是耿飚秘书,叶选宁的妈妈曾宪植是周恩来秘书,尤其叶选宁还亲身参与过打倒四人帮秘密串联,曾宪植乃血腥镇压太平天国并把南京反复杀过几遍的曾国藩、曾国荃家族的直系后人,他们对这些红墙内的杀伐秘诀及豪门恩怨,不可能过于陌生的。类似的例子被胡耀邦披露不少,那一段凡得罪老邓的、掌握他不法证据的、不按他意志办事的,都被装入火车拉到云南大山里有计划地一批批秘密枪毙!这一切不可能瞒过高层所有人,尤其不可能瞒过爪牙遍地的叶帅,可那时的叶帅原罪已成,即便想推倒老邓恐怕也因身体状况而有心无力,更何况那么做恐怕会扼杀自己的政治人格。实际上,恰恰就是那几个月,叶帅突然就从精力充沛旋而发展到无法视事归隐岭南,这不是没有根由的。归隐岭南,这实际上也是政治表态,是妥协避让。同时,还有一点现如今也不再是秘密,那就是在我们党的历代领导人之中,对家乡抱有深厚感情的当首推叶帅,无人能出其右,而老帅的告老还乡,客观上就不能不成为对邓小平的政治提醒。

咱捉摸他的心迹,叶帅一看邓小平竟是这么个人、他这么做事、走这么个路线,那时叶帅后悔了,心,凉透了,他晚年听人一说起主席或者一看到主席像就流泪,与此有关,那是责备自己葬送了红色江山与社会主义成果,愧对主席。由于对邓小平深感失望,又对他的绝情感到齿冷,外界的传说是叶帅与老邓达成了内部交易:我搞我的华南,你做你的太上皇,井水不犯河水。于是,叶帅就回老家广东梅州养老去了。但是据知情者说,根本就没那么回事。在当时,老邓担心被分权,巴不得叶帅走远点儿;叶帅则担心老邓翻脸无情,危及自身及家人,他也想躲得远一点儿。也就是说,他们俩客观上形成了一致,想法却不相同,但由此老邓除去给优惠给政策再不碰广东则是事实,叶帅再不去中央找麻烦也是事实,两个人,极不寻常地达成了默契。

由于两个老人的这个默契,一是叶家后人无论在中央或地方都受到了重用,叶选平、叶选宁、邹家华、叶选廉、叶选基都被安排的不错,其旁系林若、谢非等,也没受多少难为,尤其,邓小平在军队和军工领域,极其罕见地与叶家共生分治,再没动老叶家根脉;第二,由于获得了中央大力扶持与能量灌输,广东发展很快,她几乎集中了全国资源以求自身发展,三十多年来一直走在最前列。其实广东走得快还有个因素,那就是无论叶帅自己还是华南人都有浓重的世俗物化风格,这就是多年来被吹得发紫的“务实”。由于务实,她最先淡化了无产阶级理想;由于务实,她不但“遇到黄灯绕着走,遇到红灯悄悄走,遇到绿灯快快走”,而且“先干后说”或“只干不说”;由于务实,他们对中央的指令有时候听,有时候不听;由于“务实”,他们还招降纳叛,凡不被当局所容而又有利用价值的,都一律兼容并蓄、来者不拒,统统划拉到广东,在邓小平能够容忍或者说耽于自身实力不得不容忍的前提下,保护起来。这一点,在六·四体现得很充分。从时间上看,六·四发生时叶帅已去世三年之久,可那时老叶家已发展的根繁叶茂,一是经济,二是军队,三是高层,其实力不容小觑,因他们家后代很争气,这是有目共睹的。那时实际已形成政治上的南方派系,老叶家要想保护谁,邓小平也不得不拿捏一下成败得失与远愁近忧。而这就形成怪现象:改开全国开花,却在广东结果。

六·四中第一个被保护起来的就是习仲勋。想当年学运失控,最先力主开枪的不是邓小平,而是薄一波,薄老的意思是有限弹压、开枪示警、拿几个跳得最高的自由化极端分子杀鸡儆猴。薄一波的提议遭习仲勋坚决反对。这时老邓犹豫着,他讨厌学运,几乎每次被打压都少不了学运,甚至他儿子邓朴方残疾都缘于学运,由此,他恨不得马上就调兵剿杀学运,但这么做,他却不能不顾忌对学生开枪的后果和历史评价。那几日就僵着这么个局。在当时,中央有中顾委、中常委,名义上两者平级,但由于嫡系、资历等历史因素,中常委只是中顾委的传声筒,这是勿庸质疑的,可当时无论中顾委还是中常委,内部意见都不统一,更多人闭着嘴巴不说话,也是事实。然而,当时的赵紫阳总书记乘接见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之机在全面人民面前把邓小平惊天一卖,老邓可就发疯了,他不但乾纲独断将薄一波提出的开枪示警兀然升高到血腥镇压,而且反戈一击,把习仲勋扣起来关入地下室,惨遭毒打。此情下,老叶家实在看不过眼,就动用自身影响力先营救出来,再接入华南,从此习仲勋至死再没离开广东半步!

第二个被保护起来的是赵紫阳势力。赵紫阳出卖了邓小平,被圈起来一直圈到死,也没个罪名,没个说法,据说是守着巴掌大的一方天地捉蛐蛐捉上瘾了。有个绝不正常的政治现象不容忽略:搞政治历来是倾巢之下,没有完卵,尤其是碰到邓小平这样颟顸的独夫民贼,事实上在北京邓小平对赵系人马出手够阴够狠,以至于蒙混过关的自己人温某衔命上门宣布中央对赵紫阳的处理措施,都是闭着脸不苟言笑,至今让赵家人谈起来还很有意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赵紫阳曾两次入主广东,他在广东的巨大党羽集团和狗腿狗毛在这次历史性翻覆中均有惊无险,不但安全着陆,而且还保留着政治生命和政治经济舆论上的发挥空间,有一段时期逆势复壮,与老叶家形成共治,这是意味深长的。实际上,主导中国达三十年之久的改开模式恰恰就是没有赵紫阳的赵紫阳模式,这就如现今风行没有薄熙来的重庆模式一样,历史总有它物质性的一面,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具体到六·四后的操作层面,老叶家深知邓小平为人之决绝阴狠,不斩尽杀绝不可能,为此,他们网开一面,把广州变作收容站,把涉险而又不致马上处理的赵氏家奴留下来不少,至于因避险需要从北京调过来的,那就更多,条件是暂时识相点儿,别太鲜活,别顶风而上,别惹老邓,好歹这也是为抵御老邓而壮大自身实力。这些人形成了舆论界的南方系,至今活过来好多年了,影响极坏,老叶家早就不理他们了。

第三,对那些与赵紫阳亲近或因“罪大恶极”需要马上处理者,老叶家也是能救一批算一批。当时的海南省省长梁湘就是这时犯错误,他不但偷偷将赵紫阳的两个儿子大军、二军送出国,还派人一船一船往外送。梁湘从属叶家,算正宗叶氏派系。尽管被抓住把柄的仅仅500块钱,但老邓却从经济角度入手给升高到党性高度,没办法了。

六·四,就这样被老叶家硬生生地敲开个缺口。

邓小平能够容忍吗?老叶家有这个实力吗?

有心人可以想一想:那一段台湾每隔五分钟便通过广播喊话一次,呼吁老叶家再度军事政变推翻共产党政权并顺手打倒邓小平,这能让老邓怎么想?又让咱老百姓怎么看?老叶家,对此从没回应半个字。正是老叶家这次对台海喊话的根本无视,使老邓又找到了对老叶家的信任根基,尤其,老邓想政治翻盘,就不得不拿广东说事了,因为所谓改革开放的邓小平路线成果,已在广东比较集中地显现出来。

及至后来,老邓被渐渐边缘化,度过了政治上最虚弱的三年。这三年几乎陈云、李先念说啥他就同意啥,江泽民不但被扶上总书记位置,他还明目张胆地针对邓小平改开搞社教,这是很有深意的。邓小平为了翻盘,他不得不以88岁高龄向老杨家借力并借用广东地盘发表讲话,不惜扬言政变对第三代进行军事威胁。而这,又使得广东风头更盛,后遗症彻底消除了。至于此后是不是走了一条没有赵紫阳的赵紫阳路线,老叶家既不在乎,也不关心,或许这就是以后被无限拔高的“务实”吧。究其实质,那一年春天实际是老人政治大翻盘,邓、叶、杨以各自实力盘整重组,以军事政变作威胁再次强奸中国。

我的意思,中央把广东作为改开样板有被动因素,而且有双重被动:第一,为政治交换不得不把社会资源、经济资源、政策资源倾注给广东;第二,邓小平改开为政治翻盘不得不大力扶持广东。而这就形成了一道奇异的风景:由于中央顾忌老叶家而不敢对广东鲸吞,也由于老叶家内力深厚且只拿不喊,不计小节,所以长期以来,继任者越来越难办:一方面是广东尾大不掉且越长越大,一方面是中央对她不断地蚕食挤压空间,这方面李长春做的最出色,汪洋最弱。在这一斗智斗法的过程中,广东或曰老叶家,她也陆续释出了部分空间。其现实状况:政治纲领归中央,宣传归南方系,经济发展归地方裁决,面对民族资本、官僚资本、港澳资本、西方资本,实际是老叶家与赵紫阳势力共谋,而组织则碰到一事说一事,大致是中央截取高端,本地点定基层。其他省的省委书记那是真正的封疆大吏,动见观瞻,唯广东省省委书记实际上类似形象大使,别说直属部委及厅局办,在重大经济决策上,若有个处长听招呼就不错了,当然,你闲来无事吹吹牛、撒撒谎、溜达溜达,甚至从大街上拉个小妞泡一泡,老叶家也不计较。同时,你若和老叶家合作的好,他一定推荐你进常委,而且一推荐一个着,既准又稳。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抓走私:中央反走私反到海南,倒了一片;反到福建直捣黄龙;反到江苏则先给省委书记分权;反到山东交予地方,抓几个狗腿狗毛枪毙了事;可反走私反到广东,那就仅仅象征性地挠了挠背,喊了几声完事了。

广东好搞吗?广东不好搞吗?广东人长期被称为“广东猴”,啥都敢吃,啥都敢做,大局意识不强,个性不弱。这方面胡耀邦当深有体会。老胡去出席广交会,整个的会场用粤语,曾当场被搞得下不来台,因为他没有一句能听懂。对广东人更有体会的是孙中山、蒋介石,想当年两顿大炮,陈炯明两次都差一点改变历史。老叶家在广东具有不可思议的巨大威望,他们家作为客家人实际上是北人南移,所以思路有别当地,长相与当地不一样:广东人是典型的马来人种,颧骨高,瘦小,脸黑;叶家人是典型的蒙古人种,高大俊朗,肩宽背厚,区别还是明显的。请千万别认为广东人胆小或老叶家魄力不够,他们建国初公然发行地方货币,还搞出了“方方事件”轰动全国,海南甚至撤下朱德像,让冯白驹与毛泽东并列,当时海南属广东,这件事影响很坏,毛泽东笑笑过去了。几十年里,叶剑英、陶铸、赵紫阳、黄永胜、丁盛似乎没在这块地上搞出什么,甚至赵紫阳两次回锅也没搞出什么名堂,其经济总量还不到辽宁三分之一,这是很难篡改的。习仲勋对广东的贡献在于提出建深圳特区,任仲夷崛起在于他代表赵紫阳势力掺沙子,可广东实际上崛起于林若、谢非、叶选平,所谓下级安排上级,就是那一段发生的事——世纪末,三个辽宁的经济总量还不如一个广东,这是典型的整体翻盘。林若、谢非、叶选平基本按自己的节奏行事,他们向中央越拿越多,可邓小平、李鹏为亚运会筹办向广东借钱一分都借不出来,他们不得不向江泽民、朱镕基开口,那还得阮崇武做工作,换取了二十万吨煤炭指标。现如今欧广源、梁广大、李灏、陈开枝这所谓“广东四老”吹牛吹得那么大,他们有这个魄力吗?

老叶家背负原罪,可他们雍容旷达,低调务实,求共生而非专断,图地方发展而非家族富贵,甚而刻意融入民间,口碑还是不错的。

南方系属于赵紫阳势力,属于“四老”这一帮,不属于叶家。

 四,阿宁:最最难以评价的政治异果

最难以评价的是叶选宁,这是个奇人

请不要认为老叶家当家说事的是叶选平或邹家华,错了,拿职务或年龄论资排辈不符合老叶家实际;亦请不要认为老叶家谁当家经历过一番腥风血雨,勾心斗角,实际上他们一家人团结的堪称楷模。而真正能代表全家的不是别人,它恰恰就是独臂将军、被称为“太子党领袖”的总政前对外联络部部长叶选宁。江泽民每每碰到叶选宁,总是抢先作揖打招呼:“哦,老板。”这份殊荣,普天下仅此一例。

评价叶选宁不容易:他参与过打倒四人帮的秘密串联,却亲自打招呼解救过毛远新的生存危机;他在部队经商热潮中领导凯利收益无人能出其右,却也使军队凝聚力及地方经济大受干扰;大家谈论太子党,可很少有人知道太子党领袖就是他,而且唯此一位,能穿梭豪门调和鼎鼐的唯有他,因彼此恩怨情仇太多了,盘根错节,有许多家族不来往,关健时叶选宁必会出面调停;邓小平三十年前就断言“叶家老二不能用,用必天下大乱”,可老邓对他不是用不用的问题,而是应该怎么用,因为他与世无争,整个人反而形成对红墙内年轻人的巨大磁场;当年叶帅隐居岭南带走所有子女,却偏偏把他留在北京,当是感觉他心眼够用;他麾下联络部迅猛发展,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秘书陶驷驹违规搅事,被一招拿下;黄光裕挣钱多了想闹事,同样被一招拿下;联络部不用军委一分钱经费,但待遇最好,成就最大,风头压过参二、参三,至今不减;江泽民因其干练欲让其入主总政,被婉拒;全国人大居然出现了一位超龄常委,那就是他,其原因不是恋栈,而是国家想多用他几年;他右臂功能全失,左手书法堪称大家;作为残疾人他本可避税,他根本无意这么做,反而退休好几年拿地方待遇,工资比军队大约少10%;他在北京住的时间不如广东多,在广东住的不如港澳多,有时候碰巧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当地视察,则不是患了流行性感冒怕传染领导,就是忙于杂务无法脱身;他极少抛头露面,那是怕群众围观,被传入红墙引发猜想;尤其,他关健时刻使巧劲送老习上桩,却也经胡德平一番劝说用两封亲笔信启动倒薄:第一封信写给老薄,劝他就王立军事件向中央检讨并引咎辞职,这封信被老薄拒绝后,他才发出第二封信,直达中央政治局,因老薄显然已遭西方构陷并被汉奸抓住了把柄,身边发生了这种事,共产党丢不起这种人!至于倒薄被汉奸卖国贼无限上纲、无原则扩大,则另当别论。

叶选宁,这无疑是个传奇人物。

他为人低调,却总被惊为天人;他超凡脱俗,却被各方势力所接受。他甚至能对话英美,联系上台湾统独各派,与张学良形同忘年交,其手法的细腻周全、谨慎持重,常常令前辈政治家感到咂舌而又不得不称奇。尤其他能顾全大局且立足长远,那是很少有人比得上的。据说叶选宁离南方系最远,他本来就是文人墨客,拒绝南方系不正常,但这恰恰说明他有先见之明,最先洞察了南方系卖国求荣的狼子野心。这是个正宗红二代,太子党领袖,能容忍将红色江山送人吗?关于这点,至今令汉奸卖国贼谈虎色变的“三千伏兵”,便是最佳注释。

从根本上说,老叶家淡薄而深蕴,绝不会临时抱佛脚。即便平时,培根固本,那也从不间断。老叶家最经典的一笔,乃是叶选宁在总政对外联络部部长任上曾秘密部署太子党约三千人出国留学,这些人有的早已学成,部分已经回国,另一部分奉命定居所在国家,已在当地扎根,有些已经事业有成。他们多年来一直等待有着“太子党精神领袖”之称的叶选宁的召唤,对其他人绝对不尿。此谓之“三千伏兵”,其实际用意,就是借留学深造之名,为今后太子党执政储备人才,埋下伏兵。这一行动从叶选宁上任开始,到叶选宁退役许多年之后还没结束。由于持续时间之长、涉及国家之广、派遣人数之多都史无前例,因而也被视为是中共军情史上最大规模的“潜伏案”。三千太子党输往海外的高潮是在九十年代的最初几年。不知是不是由于老叶家不喜欢江泽民,老江得罪叶选宁据说也纯属无意,不就为接见台湾要员时叶选宁溜达出去透了透气嘛!在当时叶选宁仅为少将,老江甩脸子并不为过,可老江随后数十年间改口称之为“老板”,似乎也没有达成谅解,倒是关键时刻不谋而合送老习上桩,双方极难得地形成了共识,而这就善莫大焉。正是在这一大前提下,牵扯到国家民族的政治走向,反正叶选宁的想法是不希望根正苗红的太子党在当时政坛上过早冒头,因为时机还不成熟。应该把大批太子党生力军转往海外,一方面深造,充实自己,同时也远离国内环境,保存实力,以免过早曝光,昙花一现,影响未来真正“太子党时代”的执政大计。从“潜伏计划”实施开始,到如今已有些年头了,叶帅也早就去世了。就包括习仲勋的两个女儿,三千送往海外的太子党早已经在海外学业事业有成,并拿到了所在国身份。其中,约一半人已经返回国内,还有一半人则留在了当地,他们或者找到了不错的工作机会,占据了相对重要的位置,甚至打入了当地国家政府或军方机构、敏感研究所,与军政界要人成为朋友,建立了自己的关系网,或者是已经自己创下了基业,生意具有一定规模。但是这些人都按照当初总政联络部的部署,低调生活着,避免出头露面,即使回到国内也远离仕途官场。因为他们枕戈待旦,时时等待着叶选宁指令与召唤,试图东山再起。

现在,习近平上桩,据说已与叶选宁就此完成交接

叶选宁功德圆满,他已做甩手掌柜了。年纪已经不小了。

五,南方系:老叶家作为东郭先生保护的赵系马仔

提老叶家和赵紫阳残余势力乃是透析广东透析东莞,而透析广东就是标注南方系出处,由此,可找到南娼起义的最确切意蕴。

老叶家与赵紫阳的合作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六·四之前,由于赵紫阳两度经营广东,爪牙遍地,又由于赵紫阳再后来升职,因有了对地方进行能量灌输、资源倾注的权力资源,所以对广东的控制有相当程度的固化强化,但老叶家在当地根脉实际上更深更丰沛,因叶氏人马的资历普遍比赵系人马深厚一代。这一段,赵紫阳无论作为省委书记还是总理、总书记,有这个渊源,他主动对党内实力派政治老人示好是必然的,而叶帅立足老家发展感激倚重赵紫阳也是必然,就此,总体上对广东实行两派共治并以赵系为主,就是可以理解的,也是符合现实的。第二阶段在六·四之后,老叶家保护赵系人马,决定了赵系人马必须知所进退、降低身段方能安全过关,这恰是广东实现经济腾飞、老叶家走向前台的关键时期,本阶段赵系人马没闹事,与老叶家配合良好,因而整体上陆续被再度重用,实现了败部复活,并渐渐形成南方系。第三个阶段属中央对广东一步步削权、一步步驯服的时期,这时叶家主力被提拔到北京,李长春、汪洋收权收的很难,各政治派系抢着往本地派员站桩,而大大受到削弱的赵系人马因不甘心并搅动以往的恩怨情仇,渐渐滋生叛意,滋生了大片汉奸,其中不少人致力于自觉与老叶家捆绑成“吴三桂”,可由于这种捆绑不但强人所难,而且生硬迂腐,终导致老叶家与赵系人马渐行渐远。

研究这一段南方史,在两个层面很容易产生误会:其一,很多人把舆论界的南方系混淆于政治上的南方派系或老赵家班底,这是概念本身产生了错误,是偷换概念;其二,不少人把南方系等同于叶选宁“三千伏兵”,其实这都是南方系拉大旗作虎皮,吹出来的。据我所知,南方系恰恰就是因此犯忌,搞得其门徒连叶家门都进不去了。

南方派系是崛起于打倒四人帮后在中国政坛上形成的一股政治军事派系,“三千伏兵”是南方派系叶选宁为太子党顺利上桩固权而刻意准备的政治经济势力,南方系则是老叶家作为东郭先生在六·四后收留并保护的一群狼,政治上属赵系马仔,属自由派汉奸集团。

在发展方向上,南方派系在完成历史大任后正刻意地融入民间,叶选宁的孩子,恐怕跟你走个面对面都认不出来;“三千伏兵”处于秘密状态,他们作为正能量为共和国出力;而南方系图谋推翻共产党,把中国变为殖民地,他们不但不寻求隐匿,而且已亮出旗帜,这从他们年初搞《宪政梦,中国梦》、图谋组建军事研究机构以及屡次在国家民族利益上恬不知耻、卖国求荣,就可以看出其狼子野心。

老叶家再不理南方系,就因为南方系一直努力把老叶家与赵紫阳残余势力一同包装成政治上的南方派系,然后鱼目混珠,把自身一同装进去,其用意无非是拉大旗、作虎皮,先成就一个“吴三桂”,再沉船推墙换旗,借老叶家为共产党政权彻底送葬。为此他们甚至叫嚣广东独立,老叶家能不忌讳这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政治素人?但老叶家也有难言之隐:往左走必然被左派追究原罪,往右走也难免被自由派用完就扔,他们低调求岭南发展并没提自己的政治经济主张,南方系老是钻这个空子,虽说邓小平改开实际就是没有赵紫阳的赵紫阳路线,可两者的重合在经济而非政治,政治上赵紫阳乃是中国叶利钦,没人不承认这一历史定性,但邓小平乃杜林论者,他认为端着枪搞资本主义却依然能扛着社会主义大旗逛大街,与赵紫阳是有本质区别的。最明显的例子:若政治上邓小平等于赵紫阳,那就没六·四开枪了。南方系对此视而不见,那是别有用心。这就如南方系一直力图把老叶家包装为“吴三桂”一样,他们这帮人这么做,让老叶家除闭门不见外,还真就无话可说。因为这牵扯现实政治的一个“度”。

换一个视角,有证据显示赵紫阳对老叶家相当尊重,既如此,老叶家保护下赵系人马后,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双方合作、实现共治也可以理解,可当一方的要求显然已穿透底线,这种关系还存在吗?尤其,把关系说的这么近而且还掺杂了不少大嘴巴,老叶家怎么好承认呢?再说了,老叶家如果与南方系达成共识,他们为何力挺老习上桩?

我们即便退一步,有证据显示老叶家的叶选基出席过右派集会,那最多也不过证明老叶家有人归浅右或特色集团,而不能证明老叶家与汉奸卖国贼同穿一条裤子图谋政变卖国,难道不是这样吗?有证据显示出席那次集会的除去右翼理论家还有老板,万通集团的董事长冯仑就出席了,叶选基和冯仑有交情,碰巧了相约出席不行吗?

在现实政治的关键领域,模糊倒比清晰好,尤其是关键人物。

再说了,彼此不在一个重量级,怎么对话?悔不该当初救了这些蛇啊!

    六,老邓:不得不以热脸去亲老叶家屁股惹出的示范效应

 中国犯了什么病?看上去似乎是广东病,根本上则是老邓病。老邓病有三大症状:共产主义理想丧失后物质上的感官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认识上的唯心主义相对论和历史虚无主义、经济上的原教旨自由主义和短视机会主义。改革开放三十余年,这三大症状已从广东深度蔓延传染全国,使整个民族、整个社会、整个党都面临空前危机,但从根本上说,这些违背历史潮流的东西恰恰就是邓小平理论。

抛出“猫论”、“摸论”、“不争论”的邓小平相当物化、颟顸且世俗、短视,假若不是他以自己的嘴巴、老杨家的枪、老叶家的地盘威胁军事政变,那么特色资本主义就必然被陈云、李先念关进笼子,而把仅存不多的一点儿资本主义成分做点缀补充;假若不是有九二年春天的故事,江泽民就会再度夯实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并拨乱反正,拯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假若没有那反戈一击,广东乃至整个中国就不会走向极端GDP主义,那老邓必然就作为一个负面人物走入历史,成为短暂记忆,性质上属于社会主义政权不慎滑出轨道。

很可惜历史无假设,当老邓出于维护自己去制造历史证据和虚无理论,广东便成为首选,很快便以私有观念为标志传染了中国。邓小平,他循着一条最省力的办法图谋一劳永逸,就必然把社会人心放入野狼出没的幽径上被反复锻打。这是要付出代价的。

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单纯从这段历史看广东赚足了便宜,可我们整个中国呢?我们中华民族呢?我们的子孙后代呢?

     七,广东:旧日黄花实际上已被烤成焦炭

广东吸纳全国资源完成了自身的经济腾飞,她GDP多年独占鳌头,她的城市光华亮丽、豪华大气,她的许多地域已很难分出市区郊区、城市农村,看上去很有现代气息,可你请别忘了:广东房地产比其他省份早半个节拍,广东的所谓制造业很大程度上就是代加工,广东的外向型经济结构相比其他省份更典型因而就更加脆弱,反而广东的两极分化和社会撕裂那真是举世罕见!所谓“前边有个张百万,后边十个穷光蛋,一平均,大家都是百万富翁”,那首先就指广东。二十年前汕尾海陆丰农村成立抄家队,干什么?抄村干部、镇干部、老板们的家,因为他们把老百姓的土地卖了,卖地后把钱贪污了。尤其,经济危机爆发五、六年来,企业成片倒闭的不止江浙,实际上广东更甚,若不信你就去广州、深圳看看,汪洋不是对此说过松话吗?

 广东,她在经济危机的折腾中,实际上已被烤成焦炭。

 经济上那种过山车感觉,连续五年,结构性缺陷藏不住呢!

 伴随冰火九重天经济异象的是领导干部们纷纷“埋头发大财”。吴官正说真要把广东、上海上千万身价的厅局长以上官员抓起来,那就差不多抓完了,我们的社会承受不起。广东省长朱小舟最近有个材料在网上疯传,他实名举报有不少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本地置办了不小的家产,这还不说明问题吗?广东官场,比外地看上去更像贪腐共犯。

当年李长春一上任江泽民就一再叮嘱广东官员“要认真贯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要交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份好答卷”。江泽民虽然不是直接以严厉批评和横加指责的口气训诫广东官员,但他这样“语重心长”的话里,显然是对广东过去只抓“物质文明”而忽略“精神文明”表示不满。所谓要交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份好答卷,言下之意,过去的广东省作为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窗口”和“排头兵”,只交好了“物质文明”这一份答卷。用“四人帮”时代的流行语形容,就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或者“只顾埋头拉车,不顾抬头看路”。乘着最高领导的这一指示,李长春入主广东,他仅仅从一九九八年五月至七月两个月时间里,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即立案查处党员、监察对象违纪案件一千二百五十二件,其中大案四百零四件,要案九十四件,处分党员九百零四人,其中厅级干部五人,处级干部五十五人。这成绩的确不小,但更大的不是没有,也不是没被发现,而是已经打不下去,因广东本来就复杂,而这时资本势力在本地的迅猛发展,已经能干预决策了。

这是个绝不算失败的不彻底案例,却也是广东反腐失败的开始,再后无论打出于飞、陈绍基、王华元,他们无一例外地被拿经济说事而根本上犯错却不在经济,而在政治,其他人也并不是完全没被政治所累。有一组数字令人深思:十八届中央委员中山东籍30名、河北籍25名、江苏籍19名、安徽浙江辽宁籍均为13名、河南籍11名、山西籍10名,其他省份10名义下,无论经济大省还是政治大省,唯广东陪着四川、云南、海南、青海开了天窗,这不是很有深意吗?

这实际上就是中央对广东十年发展的整体评价。

就在这么个背景下,广东经济阵痛以及官场乱象,算来时间不短了。中央以行动给予这么个整体评价并委派业已呼之欲出的第一政治新星胡春华前去历练,其中的深意,恐怕就绝不是那么简单了。

      八,东莞:介于广州、深圳间的畸形选择

东莞地理上介于广州、深圳之间。广州属于老牌大都会,外在影响大于东莞,行政组织管不到东莞;深圳属于新型融合现代大都市,外在影响也大于东莞,可行政组织也管不到东莞——这意味着东莞实际上属于新老都会文化的三不管交叉地带,亦即文化潜层意识领域上的城乡地带。省委省政府能管他,可省委省政府向来要求拿GDP、做蛋糕,这就惨了!也就是说,上头一直就逼她无论如何都必须钻窟窿打洞地把经济数字搞上去!这是逼良为娼吗?这不是逼良为娼吗?

无论吸纳投资还是政府招商引资,商家从来都遵守最优原则,选不上广州选深圳,唯有在深圳选完才考察东莞。此情下,比不了阳光的一面就必然把阴暗的一面拿来比,亦即比政府支持度、社会宽松度和资本力量自由度,东莞不得不以此弥补城市形象和硬件缺陷,长此以往不被追究,就不但把本地搞成了低端代工产业集群地,还把辖区搞成了远近闻名的性都和黑社会招摇过市的旧文化乐园。除此,官商学黑在东莞的勾结相比外地绝对要紧密一个层次,也是应当注意的。

总之,不是东莞官员及老百姓想要这么个结果,而是不幸处在广州、深圳之间,官员被逼着扒光了膀子比胆量,造成了这么个结果。

所谓GDP优先,淡化意识形态,远离政治,这根本就是错误的;所谓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钱,要不惜一切代价先把经济总量搞上去,这根本也是错误的;所谓“白猫黑猫”,所谓“摸着石头过河”,所谓发展优先,所谓“不求所有但求所在”,这根本上都是错误的。

    第三,警惕南方系把南娼起义引向倒习

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文化层面分析,广东都堪称一枚共和国很难咽下的异果:她高度变型,改开却拿她说事;她高度腐烂,却也形成了畸形繁荣;她形成巨大离心力,但它在体制内外向来都不乏支持者;她因天高皇帝远而口无遮拦,却也忽悠了不少人跟着起哄。

     九,改开:富了的极少广东人

山东富了,富起来的是山东人;浙江富了,富起来的是浙江人;江苏、福建富了,富起来的是江苏人、福建人,可广东富起来的是广东人吗?这个问题虽不绝对,我在此建议有心人去广东考察一番、感受一下,看广东刨去贪官污吏及对外租房的房主,富起来几个本地人。

第一,开放之初,撑得起门面的没有私企、民企,而是蜂拥的国企、外企,他们送来第一桶金,集纳了各地资源,包装了广东。

第二,最先抖起来的私企、民企不是打工仔白手起家,而是外派的国企经理各省市住粤办事人员,他们把公款搓成了私款。

第三,即便私企、民企发展都一定规模后的后二十年时间,每逢经济动荡、大环境不稳,都有大批小老板重新被变作穷人。

以上是纵向考察的。如果横向考察,你不妨去改革开放的对外窗口——深圳,她根本就是个各地文化大融合的新型都市,请数一数深圳的那些腰缠万贯的大巴依都来自哪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批打工仔陷入相对贫困,而粤西山区尚有人陷入绝对贫困。

广东,三十年改开实质是复制了一个旧社会。

这恰恰是南方系动辄拿她说事的根据之一。

包藏祸心是明显的。

      十,南方系:处于阶级本能而反习已成为必然

广东古来被称为南番、南蛮,因远离黄河文明、长江文明被视为化外之地,可她因近海且毗邻海外而最早滋生资本主义萌芽,便在浅弱的黄色文明基础上萌生了蓝色文明色彩。有人说南方系已经存在了几百年,从朱明时期就存在,这言过其实,不好考证,但是,广东人重利不重义、重个人而不重集体、重现世享受不重自身修为的特性还是难以收藏的。他们被称为“广东猴”,原因在这里。正因此,起码在近代,这里就滋生一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集团,其中以蒋介石为典型代表。我们为南方系找祖宗一不小心就找到了这里。如果从社会代表性进行考察,南方系的祖宗也确实在这里。

提到南方系不能不提到任仲夷、胡耀邦、赵紫阳,他们仨以解放思想为幌子,集结党内异己分子,形成并扶持、发展了这一给红色政权带来无尽危害的自由派力量。南方系发轫于胡耀邦,但并没形成派系,他们尚不敢把推墙、沉船拿出来公开说事,且那时的据点在北京,不在广东。六·四后这只派系猝然形成,盘踞在广东,但要说他们的走卒在广东多于北京,那还就真是小看了他们。给南方系制造并提供平台的是任仲夷,他是赵紫阳亲家,也是赵家一条狗。在任仲夷手上,南方系完成了从不太鲜活到耀武扬威的角色转换。他们与海外敌对势力的关系渐趋紧密,因而被密集轮训,归国后被广泛安插于各地报刊网站,背后有政治代理人,再后有美国主子,两翼有大批网特、五美分护驾,因而越来越有恃无恐,常常以撒谎误导视听,迷惑公众。

凡三十年来,由于老叶家保护,由于江李顾忌,更由于胡温容忍并变相支持,南方系已几乎将共和国的宣传舆论阵地全部占领。从现实查看,近几年中国一些原本毫不相干甚至总是狗撕猫咬互相冲突的政治力量开始迅速合流,如南方系报刊、中央党校学习时报、中央编译局,还有那些右派网站,在诸如捍卫富人讨伐穷人等重大问题上越来越趋于一致,越来越使用同一个声音讲话,这是一个具有历史分期性的重大政治信号,它标志着拥有特殊利益的官僚势力、依附外资的买办势力、国际反华势力操纵的汉奸势力、强取豪夺的权贵资本势力、新自由主义右翼,正在迅速联合起来,原本是中间力量的老自由主义也开始了急剧分化,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已经或正在投入买办汉奸的怀抱。他们们的联合,与官商学黑民轮独空前和解,性质上是一样的。

南方系依然是代表资本势力的舆论力量,却充当了汉奸卖国势力的急先锋:他们误导公众,是为削弱并打倒共产党政权;他们鼓动广东独立,是为肢解国家民族;他们建立所谓军事研究机构,很显然就是为美帝在人民军队中招募敌特,猎取情报,严重威胁国家安全。

共产党对这些人还能忍吗?

南方系既反党反国家民族,他们出于阶级本能反习就成为必然。

老习也能忍受吗?

    十一,老习以实际行动唱红打黑 

想当年汪洋下广东就是练嘴,一是做大蛋糕,二是腾笼换鸟,三是不争第一,咱就让江苏超过去吧。这不是汪洋无能,而是对历史纠错他不愿一直纠正到换旗或动摇政治根基的程度,最起码,他没拿出纠错力度。至于后来没入常,很多人归罪老薄来抢,却很少有人注意到汪洋的年龄。汪洋年龄太小了,十八大入常就很可能连任三届,这样,有前两届深耕浅播,第三届那就没人能制,下一代那就没法干了。同样的道理,很多人同情老薄但也忽略了年龄因素,扶上老习做十年,扶上老薄做五年,再刨去两年交接期,还剩三年,所以,老薄阴差阳错地完全以自己的风采斜刺里被动杀出,从看似不可能的局面创造可能,他也算求仁得仁,完成了从政治家到大政治家的惊天一跃。更值得关注的是老习,老习做省长时间比做省委书记加起来还多,当他做到省委书记,老李已经玩熟了党务——这说明他不属于人家的接班人培养对象,事实上,老习上桩,那是老江与老叶家硬从别人手中抢来的,而且在十七大前高级干部的不公开投票中,老习比老李只多两票!

应该说矫正历史的难得契机已呈现。

应该说老习也在唱红打黑。

应该说历史被卡在这里寸步难行,可老习毕竟出手了!无论春晚唱红还是东莞扫黄,都是敌伺环绕氛围中扶正压邪的被动选择!

     十二,警惕右翼倒薄后悍然倒习

还记得老习上桩伊始到深圳视察,所谓“广东四老”是怎么威胁总书记的吗?他们说“不坚持改革开放就必然死路一条”。这是典型的政治话语,实质是代表资本势力公然逼宫,我先给你画下道。

如果说右翼无良,汉奸卖国贼就是无良加无耻。

老薄唱红打黑,倡导共富,他仅仅是将政策在独惠资本的同时,也给劳动者留下一块活命的空间,它仅仅是以唱红催生公平、正义,扶正压邪,对贪黑势力形成压倒性威慑,而这就使特色派如临大敌,汉奸卖国贼如丧考妣,大喊“警惕文革悲剧重演”。尤其,在此背景下不但官学黑民轮独尽释前嫌联合起来,就连美国共济会、中情局也悍然出马,栽赃,构陷,造谣,卧底,终于将重庆模式打压下去。

可我真的很奇怪,重庆唱红是唱红,春晚唱红就不是唱红?东莞扫黄,难道就放过贪官奸商黑社会?就此,谁敢说重庆模式失败了?

不!重庆模式没有败,仅仅旗手换人,由老薄换为老习。

共产党新一代领导人,尤其红墙子弟,能容忍红色政权消亡吗?而老习接棒,很可能预示着一场更大更激烈的殊死较量。

真正的爱国人士,当警惕右翼倒薄后悍然倒习。

目前的公娼起义,与当年李庄搅混水,实质上异曲同工。

     十三,群魔乱舞彰显贪腐资本汉奸势力对共产党宗旨的双重背叛

贪腐势力、无良资本势力、汉奸卖国势力是当前三股负能量,相比下他们仅仅是“坏”的程度不同,却一同瓦解分化着共产党政权。

负能量对共产党宗旨的第一次背叛乃是邓小平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背叛,无产阶级政权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背叛、中国共产党对站最大多数的工农兵人民大众的背叛、共和国政府对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的背叛,四重背叛下,共产党变作利益党、金钱党,他们制造出资本势力并心安理得地与之坐地分赃,削弱了执政基础。

负能量对共产党宗旨的第二次背叛是公然代表资本利益掠夺大众,这一次背叛自江朱而始,到胡温抵达巅峰,把共产党边做全民党,把政权变作扶持资本压榨平民的工具,甚而把军警等国家机器变作抵御老百姓表达意志的维稳工具,制造了一个四不像的杂碎社会。江、胡没有醒悟吗?他们不是没有,而是木已成舟,醒悟时已经晚了。否则,老江为什么提出“三个代表”?老胡为什么提出“科学发展观”?可是当历史演变已失去先机,再说些什么都难免被人误读虚化。

负能量对共产党宗旨得第三次背叛乃是以背叛邓小平为跳板公然背叛国家民族,这就是当下群魔乱舞的玄机所在。

汉奸卖国贼已经再不屑伪装。特色派因业已到手的既得利益而变质腐烂。可党内健康力量才刚刚成阵。这就是国家目前的凶险所在。

 第四,蝲蝲蛄叫嚣与党内健康力量的被动选择

 历史上的中华民族向来就不给汉奸卖国贼留有生存空间,可当今真不愧社会价值被彻底摧毁搞乱的杂碎时代,南方系已作出那么多投敌卖国的丑事,南方系已公开充当汉奸,但执政当局却一忍再忍。

 十四,党内健康力量不发动群众就走不出困境

 党内健康力量存在于高层,这毋容置疑,问题是一旦走出中南海,就不难发现现在的地方官场已经是人人禽兽!所谓官员,绝大多数陷入贪腐,靠他们反贪能有结果?所谓官员,它本身就是靠扶持资本势力而升官,他们代表资本势力,还有的已悄悄加入资本势力,靠他们找回道德良知焉能有效?所谓官员,早已像东莞这样陷入官商学黑共犯结构,一荣俱荣,一枯俱枯,靠他们自我完善就能刷新吏治吗?

无论东莞或重庆,这仅仅是个缩影,与其他省市存在的只是程度区别,而无本质不同,我党内健康力量若真想壮士断腕,拯救民族,就不得不走群众路线——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通过整党拯救社会,通过淸党拯救我党,通过拨乱反正拯救国家民族,除此再没办法了

 我们说老薄伟大,就因为他找到了这样一条路:通过“唱红”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凝聚人心,占取道德高端,找回红色信仰;通过“打黑”消灭社会负能量,打击官学商黑民轮独共犯结构;通过“共富”道路的选择,去弥补改开后遗症,为共和国进行道路纠错。

今日之现实已充分证明了老薄的英明和无奈,也充分证明了他为国家民族而折翅成殇、妻离子散的高风亮节。老薄无疑是正确的,重庆道路是可行的,拯救民族是必须的,也是老习能接受且必须接受的。为什么人的问题无论如何都不能不成为一个政权之所以存在的根本问题,我们党在这个根本问题上犯了错误,这不是路线错误是什么?

路线错了就必须纠正,就必须发动群众去纠正。新的政治经济形势下要放手发动群众,就不能不彻底否定邓小平,恢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导地位,就不能不把我党的立党之本转移到为人民服务、代表工农兵最根本利益上来,扶正压邪,伸张正义,同时剥夺剥夺者,打击贪腐,彻底摧毁官商学黑共犯结构!

 而这——恰恰就是重庆道路的鲜明指向。

 十五,中国社会分裂后看不到任何妥协迹象

 为什么说重庆道路乃是当今中国唯一可行的正确道路?

其原因:中国社会已撕裂,无论特色集团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汉奸卖国贼与全国老百姓的矛盾,还是资本势力与无产者的矛盾、富人与穷人的矛盾,都无法妥协,或曰根本无解,当这几组矛盾上升到敌我矛盾而各方又在不断积累能量,一旦爆发,社会也就大乱了。

特色集团在寻求妥协,资本势力在寻求妥协,那是他们把社会资源占完拿光后摆出的姿态,是寻求自身安全软着陆,而不是为了社会稳定。无产者恢复革命性,那是阶级意志觉醒后的政治自觉,也是作为一个阶级被整体二次剥夺后作出的被动反应,无产者寻求的就是阶级对决,他们在失去精神锁链后,再难说还会失去什么。汉奸卖国贼拒绝妥协则是一部分做着春秋大梦,另一部分则害怕被专政清算。

 这就是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大致态势。

政治形势本来不好,加之经济遭遇危机,失业者日多,觉醒者日众,这样的社会一不小心就动荡起来,且一乱就难以收场。

 十六,五年!只有五年

年前我就判断和平日子仅剩五年,而今看到右翼名家孙立平教授断言:中国政府对社会的有效统治最多还剩五年。

 五年!只有五年,五年后将是个什么景象?遍地红巾军、黄巾军起义攻城略地、杀富济贫,还是军阀割据,“城头变幻大王旗”?是再度外敌入侵、烧杀抢掠,还是陷入内战、百年屈辱又一轮?

 所有这一切都有可能。而这却又意味着:当无数仁人志士一代接一代地抛头颅、洒热血好不容易摸索着将国家民族从积贫积弱的血泊中拯救起来,这才刚刚过了一甲子,就被阴险小人所葬送。

真正的正义爱国人士,你还不幡然猛醒吗?

坚决拥护老习,如今已成为我们的必然选择。

   十七,南方系必然被扔进历史垃圾坑

历史带有血性,文化也带有血性。

中国历史是部漫长的觉醒史,中华文化乃是内敛、自省、追求天人合一、求同色彩浓重的韧性文化,她历来容不得汉奸存在,将来也不能容汉奸存在,尤其中国文化、中国社会被毛泽东思想输入血性、赋予活的灵魂之后,做汉奸除被屠戮宰杀外就在不配有更好的前途。

南方系无疑就是汉奸,证据已经不少了。所以,南方系再没有更好的结果,他们没多久必被清算,被扔进历史垃圾坑,人人得而诛之。

 十八,结束语

 感谢历史。历史使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孕育出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孕育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孕育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孕育出伟大的无产阶级大众民主和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我们相信:在即将到来的动荡中,毛泽东思想就是无产阶级的护身符,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护身符,就是中华民族的护身符。有了她,我们战无不胜。

 伟大的社会主义复兴运动必然成功!

伟大的无产阶级大众民主必然胜利!

官商学黑民轮独共犯结构必然灭亡!

所有汉奸卖国贼必被剿灭!

 

 

梅子QQ群:252807581

 

 

 

——这,恐怕就是东莞乱象形成的根源。

Saturday, February 15, 2014

张中衡:理解社会的突变——兼与吴思先生商榷

(发布时间:2013-05-06,来源:共识网)   

戴按:这是一篇罕见的具有想当理论深度和历史洞察力的好文章,不知习近平诸君读得懂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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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历史总是喜欢出人意料。17895月,路易十六召开三级会议,他绝不会意识到这会是一场伟大而残酷的大革命的开端;1911年春天,几乎没有人相信几个月后大清帝国会被推翻;1988年初,只有大约3%的西德人认为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两德统一;而在1989年夏天,面对苏联的突然崩溃,包括情报机构在内的整个西方世界一片茫然。由此可见在社会科学领域预判革命并不比在自然科学领域预报地震更可靠,尽管我们可以对社会各阶层进行条缕分明的细致分析,但从系统理论的角度来说,这又犯了一个方法论上的大忌------对社会这样的复杂系统而言,其整体性行为并不能从其各部类的独立行为中获得解释。就拿我们最为熟悉的辛亥革命来说,如果传统的阶层分析成立的话它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占据社会主体的农民阶层全不知革命为何物,工人阶级也弱小的不值得一提,革命党行辞激进但人数甚少,几次起义都全军覆没,不仅清廷没放到眼里,他们自己也大都心灰意冷,士绅阶层有钱有势却压根不屑与“乱党”为伍,但革命还是发生了。可见,传统的阶层分析尽管是必要的,但仅靠阶层分析连最基本的历史都不能很好地解释,更匡论对未来的研判。

   如果把社会领域的革命比作自然领域的地震,恐怕没有几个人会反对,实际上,从系统理论的角度来说,二者都属于系统的“突变”,确实可以用大致相同的理论模型来描述。但人类社会毕竟不同于地壳岩层,在庞大的社会面前我们并非完全无能为力,只要历史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那么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积极地塑造未来。而要发现这些可能的选项,就必须对社会变革的内在机制有一个相对清晰的理解,对此我准备从以下四个层面,并以辛亥革命为例递次讨论这一问题:

   首先,在可以预见的时间,一个社会有无可能实现结构性的变革?

   如果能,是天翻地覆般的突变,还是按部就班的渐变?

   如果是突变,是像明治维新那样的“和平演变”,还是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的“暴力运动”?

   如果会爆发革命,它将会如何发生?
 
   这四个层面,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是极富挑战性的课题。

   一、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判断:进化vs循环
 
   为什么要首先讨论这个问题?除了理论的需要,还因为在现实生活语境中的“革命”一词含义非常模糊,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更像一个政治用语而非一个学术概念,它有时是指某种“彻底的、决裂性的进步”或曰“结构性变化”,有时专指“暴力运动”或曰“造反运动”,二者显然并不等同。但我无意于改变这种模糊的状态,只要指明本文所说的“革命”乃是前一种意义上的“革命”,而将后者作为前者的一种但并非唯一的“手段选择”。

   1、主导社会发展的三大参量

   一个系统要想得以续存,必须能够维持整体的稳定性。社会也是如此,社会稳定就是既有秩序的维持,与秩序相关的决定变量称为“序参量”------这个概念由前苏联理论物理学家朗道首先提出,是描述系统有序程度(如物理学中的磁化强度、热力学中的墒)的物理参量,协同学创始人哈肯将其引入自组织理论,作为系统从无序到有序转化过程中的一种主导力量。用它来描述社会也是非常合适的,依据与既有社会秩序的关系,可以划分如下三种序参量:

   旧序参量:维护既有社会结构秩序的参量。 

   新序参量:追求新的社会结构秩序的参量。

   非序参量:破坏现有社会结构秩序的参量。

   其中,社会“旧序参量”是既有秩序的获益者和支持者,其优势在于现实实力,“新序参量”是新秩序的追求者,其优势在于适应环境变动的强大生命力,二者所追求的社会结构不同,但都以维持良好社会秩序为己任,因此可以统称为“维序参量”。与之对立的是“非序参量”,它既不追求新秩序降临,也不在意旧秩序的维持其优势在于超常的自我增殖和资源争夺能力。“非序参量”在各种系统中(如人体)普遍存在,比如癌细胞就是人体的“非序参量”,它具有超常的营养争夺能力,一旦人体免疫力降低到不足以抑制其发展,它就会夺取正常人体细胞的营养供给而恶性膨胀,直致人体整个结构秩序的崩溃。

   需要指出,作为一个基于行为取向的抽象概念,“参量”有类于阶层,但又不同于阶层。其中,“旧序参量”可以形象地称为“守旧势力”,“新序参量”则是社会的“新生力量”,“非序参量”则是社会中的“腐败因子”。

   满清之末,“守旧势力”可以看作是以曾国藩、李鸿章诸人为代表一批“中兴重臣”和个别开明满族权贵,他们很不愿意看到满清三百年江山毁于一旦,为此极力支撑。“非序参量”自然就是那些无能而又蛮横,专事弄权,中饱私囊的以满清皇族为代表的“腐败分子”,他们虽然并不希望把清廷“砸吧砸吧挖个坑埋了”,但真要有人这么做,他们也决不会真的“誓死捍卫”。至于“新序参量”,并不是作为社会底层的农民阶层或者什么无产阶级,而是以留洋生和少数工商人士为代表的一批“乱党”,这是一批民族精英,甚至是精英中的精英,他们虽远离权力中心,但显然也不是社会的底层------实际上,人类历史上所有那些有意义的社会变革都不是社会底层所导引的,尽管他们是必不可少的推动力量,社会变革就其最后的实现来说,都属于当代社会学家科斯所说的“边缘革命”

   2、社会发展的三种可能

   旧序参量决定了结构维持的稳固程度,新序参量决定了结构变迁的演变方向,非序参量则决定了结构续存的生命周期,三者之间的相互斗争和力量对比决定了社会发展的可能与方向。

   如果旧序参量非常强大,社会虽有发展但极其缓慢,整体上处于一种长期停滞状态。这种情况以人类早期社会为代表:社会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如一日,几乎看不到大的发展,在非洲、美洲、大洋洲的很多地方,以及中国一些边远地区,甚至在上个世纪初还处在母系氏族社会阶段。

   如果新序参量能够产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实力累积,终会获得导引旧序参量转变或战而胜之的力量。这以西欧资本主义的兴起为代表:黑暗的中世纪尽管漫长,宗教神权和封建统治势力也非常强大,但经过缓慢发展,终于产生了新教革命,在此基础上又发生了启蒙运动、科学发展、工业革命、资本主义革命这些环环相扣的历史事件,资本主义得以确立。需要指出,作为现实力量的新序参量并不一定就是新生的,欧洲最早的资产阶层很多就来自昔日的封建主和旧官僚。

   如果非序参量(腐败因子)滋长蔓延,它将通过对社会资源的强势争夺削弱旧序参量的实力,并极大压缩新序参量的发展空间,新旧参量之间的竞争格局随之被破坏。特别是由于其恶性膨胀的速度远大于新序参量健康成长的速度,在新序参量累积足够实力之前,整个社会结构就先行崩溃了,新序参量也将随之陪葬,历史将进入“崩溃--重建--发展--再崩溃”的循环模式,只有周期性的振荡而无革命性的变革。需要指出,腐败因子之所以能够恶性膨胀,通常是因为旧序参量在与新序参量的斗争中,为将新序参量彻底“消灭在萌芽阶段”,而采用一些极端措施和手段,从而破坏了社会的健康基因和自我修复能力,为腐败滋长提供了土壤。

   这以中国秦汉之后的社会为代表:各代建政之初无不励精图治,社会经济经过一段时间休养生息,很快得以恢复并实现新的发展,从而进入短暂的“盛世”,“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但官僚体系的腐败也同时滋长,在短短十几年(最多几十年)的时间内就掏空结构稳定的政治和经济基础,社会很快败象丛生,在新一轮改朝换代过程中,新生的资本主义萌芽也毁灭在农民起义玉石俱焚的烈火之中。但到满清之末,在西方新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和文化的双重冲击之下,中国历史第一次出现了跳出循环的历史转机,这就是李鸿章所说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一大批一定要将中国拉出旧巢窠的热血之士,“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他们人数虽少,但终究会大有作为。

   二、社会变革的模式分析:渐变vs突变

   社会发展的根本是结构变迁,结构变迁的实质又是“稳性转换”,“稳性转换”分为渐变和突变两种模式。依照突变论开创者、法国数学家托姆(Rene Thom)的论述,在一定条件下,如果在向目标方向演变过程中经历的中间过渡态是稳定的,那么它就是一个渐变过程,否则就是突变。简言之,渐变是指社会稳步发生的改变,突变是指社会整体性的“突跃”。 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变化过程中结构整体性和可控性的有无,其中的关键参量就是结构稳性。“拆墙”的例子可以形象地说明二者的区别:面对一堵墙,如果从上面开始一块块地把砖头拆下,在这个过程中,无论速度多么迅速,都不会出现问题,这就是稳定的渐变过程。而如果从底脚开始,不管拆墙者多么小心谨慎,拆到一定程度墙就一定会哗啦一声倒塌下来,这就是不稳定的突变过程。

   对社会发展来说,渐变就相对于人们常说的“改良”,由于整体结构并未崩溃,整个社会还处于秩序之中,具有一定可控性,不会出现大的社会动荡。突变则是整体的改变,整个社会极易进入暂时失序的无政府状态,出现大的社会动荡。通常情况下,渐变是一种比较舒缓的变化,突变都是急剧发生的,但并不绝对,渐变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有条不紊”的完成,突变也可能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动荡阶段。比如近代中国从“太平天国运动”开始,就进入了社会大动荡时期,直到“辛亥革命”爆发,依然没有稳定的迹象,结构变革也远远没有完成。相比而言,人们显然更喜欢渐变,但与人们的普遍愿望相反,突变却是社会发展的常态,何以至此?特别是在那些历史的关头,许多人在不可避免的社会变革面前,即使面临整体崩溃的危险也要拒绝哪怕只是部分的妥协,他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令人费解的“非理性”行为呢?

   1、“刚性结构”

  有些社会结构通常具有很强的刚性特征,“牵一发而动全身”,即使是那些在人们看来很小的让步,对他们来说也是关系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问题,就像钢板上的裂缝一样,一旦作出妥协,就会带来更多的麻烦和更大的压力,面对不断强化的挑战,他们不仅不作必要妥协,反而变本加利,极力压制。可见,他们并非完全“非理性”,只是宁可小心守护着这种“铁板一块”的僵局,希翼能够继续维持下去。

   但幻想总归幻想,社会稳性不断下降,刚性也就走向了它的反面------脆性。一旦稳性降低到一定程度,即使愿意作出一定妥协也为时已晚,历史已经走上了不归路,大厦将倾,狂澜既现,纵有非常之人也很难再将社会拉回稳定发展的轨道。就像一个虚弱的病人,那些之前原本不太严重的内外部冲击也已很难应付,任何一种无意的偶然都可能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有意的变革又将成为撕裂钢板的第一道裂缝,面对突然爆发的排山倒海般的反对力量,旧结构只能轰然倒塌。

   从“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的对比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结构的强大制约。二者有很多共同之处,比如都存在君主统治,都是面对西方列强和西方文明的冲击而救亡图存,都是自上而下的上层变革,在时间上也先后发生,特别是前者又以后者为榜样,然而结局却截然相反,原因何在?社会结构大不同也!变法之前日本是相对松散的封建社会,而中国却是严重对立的官僚社会,特别是中国除了已经非常对立的官民等级关系之外,还有更为对立的满汉种族关系,反对君主立宪的不是皇帝本人,而是那些满族王公贵族。学者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就曾指出:“假使当时中国的统治者不是异族的爱新觉罗王朝,而是同族的什么王朝,那么,在社会转型当中就少了一项种族间的猜忌与倾轧,也许比较容易实施像日本那样的立宪步骤。”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满清王朝尽管已被掏空实力,但社会尚有很大的稳性储备,人们对它也有很大期待,但以慈禧为首的顽固势力“恶新学如仇”,断然拒绝维新派主张,不肯做出任何实质性让步,提出的“五不议”甚至连保留宦官都包括在内。最后,内外交困之下不得不宣布“立即行宪”,表示“誓与我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以前旧制旧法有不合于宪法者,悉皆罢除”(《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但为时已晚,人心失而不可复得,在辛亥革命隆隆的炮声中,早已无人理会。

2、“繁荣的陷阱”

  对社会变革的条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曾有一个著名的论断: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3页)

   但托克维尔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时代背景时发现了一个“悖论”:

   “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64页)

   这并不是孤例,战后许多民主国家的转型同样如此。之所以会出现如此“悖论”,不是现实出了问题,恰恰表明我们之前根深蒂固的观念大有问题。社会之所以进步,不是因为自己的失败,而是因为自己的成功。无论的经济的发展还是文化的进步,社会各阶层通常都可以从中获益,统治阶层必然是最大的获利者,社会从而呈现出一番欣欣向荣的景象。但这是一种“繁荣的骗局”,因为这种繁荣在增强统治者实力的同时,也培养了更多有实力的反对者。在这种骗局之下,统治者即使已经感受到现实中的巨大挑战,也会本能地相信“挑战与机遇并存”,感到只要能够挺过眼下难关,中兴可期。这种盛世在望的自信,特别是自恃“有兵在”的愚蠢心态,决定了他们只会作出某些顺应时代的姿态,而不会进行根本性变革,从晚清的“同治中兴”中就能够看到这一点:清政府通过与英法媾和缓解了外部压力,太平天国也终于被击溃,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诸人也自发图强,大搞洋务运动,一系列官办工业相继建成,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这反让人感到“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及”(李鸿章语),对西方的思想和制度不屑一顾。但实际上,这些官督商办企业效率低下,无不沦为官商勾结、中饱私囊的工具,连自身生存都成问题,更匡论强国。随着甲午的战败,这些靡费巨资建成的企业也最终大都烟消云散,清王朝也失去了最后的一线生机。

   3、“囚徒困境”

  最后,可以从统治阶层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矛盾冲突来理解。作为统治阶层一员,他们能够比一般社会成员更清楚地看到社会崩溃的危险,但既得利益规模之大已使他们甘冒此险,认为只要能够及时“跳船”,未必受到最后清算。特别是从博弈论的角度来说,无论大船沉没与否,擭取更多财富都是最佳策略,这是一种典型的“囚徒困境”,即使统治阶层的每一名成员都能看到整体的风险,都对腐败之风痛心疾首,也一样无法阻止整体的腐败。

   总之,在我看来,社会究竟是突变还是渐变,与人们的普遍愿望关系确实不大,主要是结构使然。若非统治者在社会尚具较大稳性储备时像从上到下的“拆墙”过程一样,开始自上而下的结构性变革,突变几乎不可避免。

   三、社会变革的手段选择:和平演变vs暴力革命

   面对革命的暴烈,稳妥的和平演变无疑更容易为人们接受,古典保守主义者伯克(Edmund Burke)就有一个非常著名并被很多人所推崇的观点:

   “社会进步要循序渐进,用革命的手段把现在的制度全打碎,人类的非理性将失去控制,就可能造成严重的混乱,为了恢复秩序,往往建立起比被革命所推翻的制度更加专制的制度。”

  但古往今来,暴力革命屡屡发生,和平却凤毛麟角,事实似乎反复证明马克思那句流传极广的格言:人类的历史不是田园诗,是用血与火的文字载入史册的。何以至此?革命的逻辑深植于人类本能的人性心理和普遍的利益追求模式之中,不会随人们的愿望而轻易改变,这一逻辑可称为“暴力循环定律”。

   在社会变革的前夕,无论是社会结构的制约还是“繁荣的陷阱”,抑或个体的投机都使得统治阶层难以作出妥协,开明者“宿夜兴叹,无可奈何”,投机者却自思“我去后,哪管洪水滔天?”顽愚者更自恃“有兵在,不用怕!”什么历史的责任、道义的要求都是一句空话,暴力才是他们唯一能够听得见、听得懂的语言------于是,暴力革命也就逐步成为一种选项而被提出,并逐渐被更多的人所认可。波兰工人运动领袖瓦文萨就曾深有感触地说:

   “甘地确实非常幸运,假如他遇到的不是英国人,而是遇到了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他一定成不了什么圣雄,人们可能都不会知道,这世界上曾经有过一个叫甘地的人物,因为他连进监狱的机会都不会有,便会连同他的家人,直接被扔到贫民公墓里去,这可能都是比较好的结局”。

   但这并不意味着革命就会发生,因为革命者特别其先行者要为此付出极大代价,而他们必定是社会的精英分子,甚至是精英中的精英,在旧统治至少在表面上看来还很强大的时候,一个精英分子要下决心抛弃自已的功名利禄,甘冒杀头破家的危险起来领导革命,决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他们最初总是希望能在现有秩序下进行温和、渐进的改革,只要这条路还有一线希望,革命就不可能成为主流话语。而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一开始不仅不会投身革命,反而会极力与革命划清界限,甚至为此甘受牺牲。这种普遍的恐惧和忍耐给统治者的暴力镇压以不断增强的自信,“敢动手,下得了手”被统治者本能地看成渡过难关的必备胆识。

   然而,暴力的滥用却是一条不归路,因为只有不断扩大的暴力才能威慑新的反抗。这不可避免地累积着社会仇恨,一旦仇恨和愤怒超越了恐惧,革命的号角就吹响了。革命一旦爆发,就会依照其自身的逻辑运行,统治者也失去了选择的权力。革命者改天换地的理想激情、清算历史旧账的复仇冲动,以及对“反攻倒算”的恐惧心理,都决定了这些革命者们几乎不可能重回和平妥协之路,也决定了统治者的可悲命运。那些原本主张理性宽容的“改良派”,不是被之前的统治者赶尽杀绝,就是被后来的革命队伍彻底边缘化,革命就只能以摧枯拉朽、玉石俱焚的形式进行到底了。

   我们再回头看看辛亥革命之前的情形。旧结构早已日渐衰朽,但人们还是并不想靠革命推翻它,戊戌维新运动就把希望寄托在由一个好皇帝来推行改,义和团运动打出的旗号也是“扶清灭洋”,甚至孙中山一开始也曾上书李鸿章。在辛亥革命中作用巨大的立宪派一开始对清廷的预备立宪也是真诚拥护的,在国会请愿运动中,他们恭谨虔诚地呈递请愿书,毫无越轨行为,结果清廷却“直以热心爱国之绅民与革党会匪齐观而等视”(《大公报》19101229日)。事实教育了立宪派和期望改革的人们,使之认识到和平请愿无法达到目的,但并未达到绝望的程度,他们不准备与清廷分道扬镳,更不会与“革党会匪”为伍。然而,立宪派的克制和期望并没有得到清廷的认可,就连思想相对开明原本主张立宪的摄政王载沣也觉得是他们故意与朝廷为难,满清权贵代表人物奕劻更是恨之入骨。191158日,载沣竟批准成立以奕劻为总理大臣的皇族内阁,这离辛亥革命的爆发只剩下短短5个月了。皇族内阁成立仅仅两天,就公然与民争利,于510日宣布实行铁路国有,将原来的商办铁路收归国有。宪政之门既已打开,渴望民主自由的人们就不会允许再将其关闭,剥夺民权,争夺民利,在民风已化的情况下公然开历史的倒车,不可能不遭到社会上下的唾弃,满清统治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铁路国有的政策更使清廷信用扫地,不管清廷是要“真立宪”还是“假立宪”,人们都其所作所为都大表怀疑、毫不信任,这种“信任危机”,更剥除了革命最后的缓冲带,使清廷直接暴露在星火燎原的危险之中------武昌首义便是随之而来的星星之火,倘若清廷尚存一点信誉,这一偶然事件终不致不可收拾。可见,清廷既非亡于苦口婆心的立宪派,更非亡于发难人数微不足道的革命党,而是自取灭亡,正如梁启超感叹:“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诚哉斯言。

   四、社会变革的具体过程:斗争vs协同

   如前所述,如果把社会细分为各个阶层,就会发现往往是想革命的没有力量,有力量的不想革命,这几乎是一种常态,但革命还是发生了。这是因为对于革命这种整体性的社会行为来说,我们不仅要看社会各阶层的独自状态,更要看到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对于这种相互作用,传统理论一直将其归结为“阶级斗争”,进而又把这种斗争理解为你死我活的“决斗”,但在我看来,这种“决斗”通常属于农民起义式的“社会清算”而不是“社会革命”,它有一定的“正义性”但未必具有“进步性”,在社会发展起着主导作用、甚至说支配作用的还是各阶层的“协同”。所谓协同,就是通过社会各阶层、各群体乃至每一个个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互动,而形成的一种主导性的社会潮流。实际上,学理意义上的协同也包括强势一方迫使弱势一方与之随动的情形。对此,系统科学家、协同学的创立者哈肯有一段形象的描述:

   “看来革命之前总是出现不稳定,大量民众不再维护或不再坚决地维护现存的体系,此外,还有相互的易感性和相互的影响……对统治体系的否定态度以排山倒海之势而来,这种猛烈的来势更因现存体系的支持者越来越自我孤立和缄默而加强。”([]赫尔曼·哈肯:《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68页)

   这在辛亥革命过程中表现的淋漓尽致。驻守武汉的新军虽然不是革命的急先锋,却会在情急之下打出国民革命的旗帜以求获得各界的支持和响应;以士绅阶层为根基的立宪派虽然一贯反对革命,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在革命爆发后对失望透顶的清廷顺势一击;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虽然一直成不了什么气候,却可以凭借以往的革命声望和资历后来居上获取革命的领导权,主导斗争的方向;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原本是清廷最后的依靠,如果他们能够再次像曾国藩的湘军那样忠于朝廷的话,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却没有想到一顶“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帽子就让袁氏轻易倒戈------这环环相扣,一浪高过一浪的情势不正是相互的激励与随动吗?面对这突然“涌现”的排山倒海般的反对力量,清廷还有机会去斗争吗?

   总之,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我们不能轻言革命,也不宜轻言无革命,无论你是一个相对的悲观主义者还是一个谨慎的乐观主义者都是可以的,毕竟在我们面前还有进化与循环、渐变与突变、和平与革命这三大岔路口。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坚信,预见未来最后的方式就是着手去塑造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