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会跟上海各界朋友们见面非常荣幸。正值春节，先给大家拜年。
宋朝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范仲淹说过两句话：“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作为执政党的一员，我关心百姓的疾苦;作为退休老干部，我关心党的兴亡。这是我今天谈话的立场。后面我揭露的党的阴暗面可能是骇人听闻的，但我是为了救党。帮助党走出改革共识破裂，社会危机加深，执政合法性丧失的困局。
政府崛起，人民没有崛起
世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中国GDP已超日本成为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20国首脑会议上中国领导人扬眉吐气。法国总统萨克齐说：“中国是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由1978年3600多亿增加到2009年的33.5万亿，翻了几十倍，这个成绩怎么来的?有人说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官话，是假话。实情是社会主义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不得已改弦更张，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私有制，发展资本主义，实行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救了社会主义。出于政治上的需要，社会主义旗帜不丢，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为我们原来是计划经济，在冷战时期属于社会主义市场，没有和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搅到一起，或者说陷入不深，所以，世界经济危机一来，中国受到的牵连较小，哪里是什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我们乐观一下是可以的，但要清醒。1840年中国的GDP是英国的六倍，天下第一，但中国开始走下坡路。所以今天天下第二也不值得骄傲，不标志崛起。不管中国经济总量处在第几位，我们的人均GDP仍居世界百位以后，按联合国‘一天收入低于1美元’的贫困标准，中国还有约1.5亿贫困人口。1 我们的人民是世界最穷的，连拉美、非洲都不如。把国民工资收入加在一起，占国家的GDP的比重，欧美最高，大约55%，南美38%，非洲20%，而中国是8%。2 中国的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全球排名159位，最低工资甚至低于32个非洲国家。3 中国的崛起是政府崛起，人民并没有崛起。
中国的经济危机才刚刚开始，才进入情况。经济危机并不像台风一样在沿海登一下陆，就转头走了。世界经济危机后劲大得很。目前对中国最大的打击是外贸出口萎缩了，急剧减少。中国的经济增长，74% 依赖出口。4 去年出口对GDP的贡献是-3.9%。我们的商品卖不出去了。许多民营企业，一些制衣厂、制鞋厂、玩具厂就倒闭了。所以我们的经济要转型，由外向型转为内向型，要在国内找到市场。
从朱镕基当总理时就说经济要转型，要由外向型经济转为内向型经济，但一直转不过来。为什么?百姓穷，没有购买力。像我们深圳那些玩具厂、服装厂，广交会上没订货了，就只能倒闭。2008年我国共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其中仅纺织企业就有2000万工人失业。向内向型经济转变成为空谈，在政策上又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用大搞基本建设的办法，去保8%的经济增长率。如果农民家庭有能力给孩子买几十元、上百元的玩具，有能力过年时人人都买套新衣服穿，就有了汪洋大海般的玩具市场和服装市场。6.7万家民营企业一家也不用倒闭。在中国，摆脱经济危机的根本出路是让农民富起来。
现在中国经济的瓶颈是找不到市场。一个欧洲市场，一个美国市场，原来是我们的大户。人家不买我们的东西了，我们急得团团转，在世界面前充阔佬，派出采购团到欧盟买东西，出手就是130亿美元。实际上是希望人家投桃报李，是去找市场。我们去买过东西的国家，像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并没有回报，并没有派采购团到中国来。我们九亿农民如果富起来，等于欧盟(4亿多人口)那样两个世界市场，等于美国 (不到3亿)那样三个世界市场。我们自己有这样大的市场，不知道培育利用，到国外拉关系说好话，满世界找市场。
看看美国汽车大王福特是怎样为自己开辟和创造市场的，会对我们有启发。
福特在1913年引入新的装配线，极大地提高了汽车产量。1914年他主动地把工人的工资翻了一番，由每天二至三美元提高到五美元。九十多年前日工资五美元是很高的工资，累积起来工人的年薪是1825美元，而1913年，一部福特T型车的售价是 440美元。工人一年的工薪可买四辆汽车。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1986年，福特公司工人的实际工资增加了12倍以上。福特的经营理念是：“汽车不应该只属于少数富人，而应该让每个人都买得起”。福特没有依赖出口，没有向欧洲的王室贵族，亚洲的军阀官僚，南美的部落酋长，推销他的汽车。他的一双眼睛，盯着自己的工人，盯着美国的老百姓。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福特的这一套政策被称为财富革命。要想找到市场，先要人民富起来。
政府好像没意识到这个问题。为了“保8”，国家投资4万亿救市，10万亿信贷，不是扶持那些倒闭的或将要倒闭的民企，都给了国企，给了铁路、公路、机场，还有给了房地产业。于是，上项目，铺摊子，搞基本建设，当年的GDP就上去了。靠钢筋水泥创造GDP，2008年是57%，2009年是 70%。 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90%。现在，生产能力已经过剩了。据1月份统计，有10个行业产能过剩。中国粗钢过剩率达到43%，过剩量约为2.5亿吨;水泥过剩率达到24%，过剩量为4.8亿吨;在粗钢过剩中，大型国企贡献率为76%;在水泥过剩中，大型国企贡献率为63%。到 2013年初，新投资的项目如果有40%形成生产能力，中国的产能过剩率将达到200%。因为形成生产能力不等于产品有了销路，产品没销路就是生产经济危机。像安徽阜阳市，修了个飞机场，但没有飞机起落，没有客流，成了赔钱货，因为运营要养一大批职工，还有各种行政开支，只好关闭。湖南省长沙为了利用中央政府给“铁、公、机”的拨款，拆除2英里的现代飞行跑道重建。内蒙古新建的鄂尔多斯城仍然是一座空城。截至2008年12 月末，全国商品房空置率达60%，面积达2亿平方米。国务院提出2012年以前要新造1530万套平民房子卖给老百姓。还是钢筋水泥开路创造GDP。不解决让人民买得起的问题，盖的房越多经济危机越重。经济危机的根本问题是生产过剩。上项目铺摊子是增加过剩，雪上加霜，是走不出经济危机的。国家投给房地产业9000亿救市。一旦国家托不住底，房地产业资金链断裂，企业停工，大量烂尾楼出现，将出现非常可怕的景象。2009年底全国失业工人4000万，失业率是5%。如果楼市崩盘，全国约有5000万建筑工人，将出现大量失业者。如果有一半人失业就是2500万人。估计2013年将有6500～7500万的工人失业。按每个失业者是四口之家计算，有三亿人口要靠政府救济生活。政府减收增支入不敷出时，就要多印钞票，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接着就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人们到银行排队提款挤兑，银根吃紧。更多的工厂、商店倒闭。更多的人失业，更低的购买力。一切靠高压掩盖的社会问题就会凸显出来。那时中国才进入了真正的经济危机。那才是对政府执政能力的考验。要出现罗斯福那样的国家领导人，才能领导国家走出危机。
中国政府，从毛时代留下的传统，就是舍不得让老百姓富起来。老百姓手里有点钱了，政府就想办法叫你交出来。过去我们是短缺经济，没有经历过以生产过剩为表现形式的经济危机，以为就这样轻松地过去了，这是个天大的错觉。我劝政府未雨绸缪，留点后备，留点钱，应对两三年后的可能出现的大萧条。
经济问题说多了太枯燥。这个问题打个结挂起来。至于怎么开辟内需市场，怎么才能让农民富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放在后面谈。
中国政治危机比经济危机严重
经济出现危机，政治也出现危机，是不是改革开放搞坏了，搞错了?不是。改革开放纵有一万条缺点也比毛泽东时代强得多，起码没有饿死一个人，在比毛时代人口多了一倍的情况下，取消了票证配给制，保证人人吃饱穿暖，生活达到了小康。这是了不起的成就。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功不可没。社会主义在解决公平问题上有探索，资本主义在解决效率问题上有成就。两者必须结合，变成一个新东西，才能建成一个现实的、缺陷最少的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实践，一种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掉了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只要能保证公平和正义，还是社会主义;如果丢了公平和正义，就从根本上变质了。我们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谋发展，不丢社会主义旗帜，是要摆脱贫穷社会主义，在更高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上，实现公平和正义，让人民都过上好日子。我们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只改经济，不改政治，效率上去了，但公平出了问题，导致了权贵集团的孕育、诞生、成长和坐大，他们占有了经济发展的太大的份额，导致改革共识的破裂。这就走到了改革初衷的反面。
未来几年的政治决战是：或者是党内改革派制服权贵集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公平正义，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或者权贵集团制服改革派，在中国建立比现在还要厉害的专制统治。进一步剥夺压榨人民，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引发一场暴力革命。
中国权贵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官倒时期。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利用“双轨制”的漏洞，权贵们通过“官倒”即倒买倒卖，把计划内物资转化为计划外物资，赚取差价;或倒买倒卖进出口物资批文，“空手套白狼”，聚敛起第一桶金。
二、包揽大型工程时期。90年代中期以后，通过包揽大型工程虚报成本、出卖国家和工人权益提高优惠条件吸引外资、在进口大型设备中收取回扣等手法非法牟利。例如：在国家的和省一级工程中，就有高达40～60%的工程款流进了他们的口袋。1998年以来，中国开始兴建高速公路，平均每公里国家支付1亿200多万元，而实际仅需 7000万元，权贵们每公里攫取了3200万元。这样的高速公路共有16000公里，仅此一项，承包工程的权贵就掠夺5120亿元以上。
三、国企改制时期。中共十五大以后国企改革的路子是 “抓大放小”，大企业引进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实行股份制;小企业实行私有化。问题主要出在中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后的国企改制中。地方政府认为“经营者持大股”是国有企业推行股份制中“最有效的股权配置方式”。《浙江工人日报》2002 年8月7日发表新华社记者关于国有中小企业改制的调查报告：《“新百万富翁”震荡大江南北》。我们看一位董事长的自述，可知“新百万富翁”是怎样“一夜之间”产生的：
具体确定为国家保留22.5%的国有股;董事长占22.5%的股份，即1125万元;职工持股会占20%;外来法人股占35%。这样，我就成为了名义上的“千万富翁”。我的1125万元股份，除自己积累50万、向亲朋好友借200万以外，第一块是经营者才能奖金 100万元，第二块是技术奖励150万元，第三块是职务配股250万元，第四块是政府以期股注入的方式出让375万元，而这375万元期股实际上是以现金分期付款的方式买断国有资产存量，靠分红的钱还。这几年我经常受邀请到上海、山东、四川等地作报告，反复讲经营者持大投，不是千年等一回，而是一万年才有一次机会。5
这位董事长交了好运，市政府给了他875万。主事的官员能够统一认识把这笔钱给他而不是给别人，这是幕后交易的结果。他当然要通过巧妙的方式给官员们送钱，把这个人情还回去。国企改制因为没有民主监督，基本上都是由各级政府官员黑箱作业，导致腐败丛生。通常是政府参与设计公司管理机构，寻找经营者，为国企资产作价，甚至承担部分债务。由于较大的国企资本存量大难以卖掉，就干脆由主事的官员将其从“全民所有”“界定”为内部人所有，在内部人中又指定改制后的“经营者持大股”。这种类型的改革被称为“界定”式的改革。所谓“界定”，说穿了就是行政划拨，这就给官商勾结发“改制财”留下了广阔的运作空间。如果主持者是个贪官，为了国企脱困提高经济效益而改制的这本“经”就被彻底念歪了。在巨大的利益唾手可得的诱惑下，官员们很难洁身自好。只要在领导集团内部按权力身份把利益摆平，政府、人大和党委一路绿灯通过，大家既有了资本，又有了政绩;既合乎政策，又合乎法律。于是形成了受现行制度和政策法律保护的所谓“利益集团” 。在这种体制下个别人洁身自好是很难的。假定班子里成员每人200万股份，十个人九个人拿了，就一个人坚持原则不拿，这个人就很难在这里继续混下去。他就成了异类。 “怎么，你准备揭发吗?你准备将来上级查处时当坚持原则的代表吗?”先找个理由把他淘汰出局。这就是所谓逆淘汰制，在整个风气坏了的时候，当清官很难，许多不是很坏甚至比较好的干部是这样下水的。在处理权贵集团的时候要把这部分人分化出来。
现在权贵集团坐大，成了党的心腹之患。他和共产党搞在一起了，穿一样的衣服，在公开场合说一样的话，都念邓、三、科这一本经，你很难分清谁是共产党的改革派，谁是权贵集团成员。
四、买官卖官时期。这是权贵集团的恶性发展。2001年6月15日，中纪委、监察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揭露了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常务副市长马向东案件。这个案子的特点是开了买官卖官的先河，有人写成纪实文学《新官场现形记》。在辽宁沈阳查处的慕马案中，涉及16个人是“第一把手”，市长、法院院长、检察长、财政局长、国税局长、土地局长、物价局长、烟草专卖局长、建委主任、国资局长等要害部门的第一把手纷纷落马，新华社记者描述说，“一把手”的腐败行为直接影响了一个地区和一个单位的风气。市长收局长们的钱，局长就收处长们的，处长再收科长的，从而形成了“对上送，对下收”的潜规则。买官卖官在一些地区和部门已经司空见惯，“官市”极其火曝。6 黑龙江韩桂芝、马德买官卖官案涉及领导干部900多人，有多名省级干部，上百名地市级干部。在马德任书记的绥化市，有50多个部门领导和70%的县级领导卷入买官卖官生意。7 国家级贫困县河南上蔡县原县委书记杨松泉，把官位像古董一样明码标价，财政局长40万元;人民医院院长30万元;各乡党委书记6万元至10万元不等。8 安徽和县原县委书记杨建国，更是把官帽生意做到了极致，从乡镇到县直机关，大到镇长小到妇联干事全部明码标价出卖。9 依靠这些党棍官僚治国安民，建设和谐社会，无异于缘木求鱼。
官场商业化，必然导致官员劣质化、流氓化、黑社会化。这些官员身上不仅没有一丝一毫共产党人或国家干部的正气，而且完全丧失了做人的底线。赃官徐其耀，有“教子书”一封，深刻揭示了权贵集团的世界观：
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种利益。有人现在把这叫腐败。你不但要明确的把攫取各种利益作为当官的目的，而且要作为唯一的目的。你的领导提拔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的下属服从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周围的同僚朋友关照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自己可以不要，但别人的你必须给。记住，攫取利益这个目的一模糊，你就离失败不远了。10
现在揭露出来敛财最多的贪官是广东省政协主席、前公安厅长陈绍基，双规后查出他有20本化名存折，涉案金额总计人民币20亿元。11 据揭发，最近被双规的深圳市市长许宗衡亲口讲过：“现在没有关系根本上不去，我到这个地步不知花了多少钱呀!我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当上这个市长(据说为了当这个市长他花了3000万)，我已经投了不少资了，现在已经豁出去了。好多企业家为了我当市长，都愿意豁出老本。这些人出钱帮我当官，我得还债呀。”为了还债，他卖官开出的价格是：“一名区的正职不低于1000万;大集团(企业)正职不低于800万;一般局长在500～600 万之间。”
清末卖官，最大是候补道，地司一级官员，是个社会身份，无俸禄，很少有人能补到实缺。现在卖官是实职，有人花3000万买市长、省长做，居然做成了。在清朝，巡抚这一级官员花多少银子也买不到的。共产党的天下，腐败是没有底线的。
脏官们道貌岸然的背后，除了敛财，就是搞女人。
新华社报导，贪官95%都有情妇，60%以上的腐败案与二奶有关。有好事者根据真人真事制作“全国二奶排行榜”在网上传播，有九个“奖项”，揭露了这些赃官的惊人的腐败：
“数量奖”授予包养146奶的江苏省建设厅长徐其耀，就是写“教子书”，把贪污作为当官唯一目的的那位;
“素质奖”授予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常年在五星级酒店包养漂亮未婚本科女大学生17人;
“学术奖”授予海南省纺织局长李庆善，记载性爱日记 95本，制作标本236份;
“青春奖”授予四川乐山市长李玉书，20个情人年龄都是16到18岁;
“管理奖”为安徽宣城市委副书记杨枫夺得，妙用MBA知识有效管理77名情人;
“挥金奖”得主深圳沙井银行行长邓宝驹，给他的“五奶”一人，800天挥霍1840万元，平均每天23000元;
“团结奖”得主福建周宁县委书记林龙飞，被称为“三光书记”：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其“团结”事迹是与22名情人举办群芳宴，选出一位芳中之最，颁发佳丽奖，奖金30万元。
“和谐奖”得主是海南省临高市城管大队长邓善红，有 6个情人，生了6个孩子，对此原配夫人根本不信;
“干劲奖”得主是湖南省通信局局长曾国华，面对5位情人立誓：保证到60岁时，每人每周性生活不少于3次。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以上这些极坏的典型已不是个别现象。五十步与百步之间的贪腐官员已经占了多数。原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在中纪委会议上说：“根据中央的考察、调研，不能说全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二级党委已经变质，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党政一把手是不称职，不合格的” 12
请大家注意这个数字：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两级党委已经变质，百分之八十的党政一把手不合格，这是吴官正讲的呀!省市两级党委班子，人数可能就是几千人，但这就是操纵我们国家运转的那只看得见的大手呀!十个指头坏了八九个，这双手还能依靠吗?还能信赖吗?
十七届四中全会上，胡温将领导干部公示财产的阳光法案提交全会，竟然被否决了。这件事给了我极大地震动。阳光法案反映了党心民心，如果全党公决，或全民公决，都会通过的。被否决的事说明，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准确地说是他的多数，不能反映党心民心，跟全党已经不是一条心了，跟全国人民已经不是一条心了。这些反对阳光法案的中央委员还是我们的人吗?还是我们选出来的代表吗?作为一个老党员，我动议：十八大选举，凡拒绝向全国人民公布财产者，不能当十八大代表，不能当中央委员、候补中委和纪委委员的候选人。省、市、县换届选举也应该如此。
走笔至此，我这个老党员不由得仰天长叹，为国家腐败至此一哭!为党堕落至此一哭!现在的县委书记们不是焦裕禄了!试问吴邦国委员长，在林龙飞这样的县委书记领导下，这个县怎样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没有三权分立，没有制衡监督，就统一成了周宁县那样一种“三光”的局面，即“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党都这样子了，还奢谈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优越性，还奢谈政治体制改革是党的自我完善，就只能等着被人民推翻了。
权贵资产阶级的人数，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导：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 人，超过1 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亿元以上的90%是高干子女，有2932人，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如果放大一些他们的社会基础，家有千万(人民币)以上的权贵集团人数约有500万人。13 但在13亿中国人民面前，他们是微末的小数。在7000万党员面前，约占7%。
问题积累到今天，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同权贵集团的矛盾。权贵集团造成四大恶果：首先是分配不公平，贫富两级分化使社会矛盾尖锐化，从根本上破坏了和谐社会的基础;第二是借助政治权力强势垄断，以发展壮大“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掩护，实行“国进民退”，蚕食和鲸吞民间财富;第三是反对“耕者有其田”，把土地垄断在自己手里，成为压迫、剥削农民的“红色地主”;第四是形成了一个拼命反对民主宪政的特权利益集团，以批判普世价值和两个“绝对”关闭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门，使政治改革陷入今天的困境和僵局。权贵集团是中国共产党的掘墓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掘墓人。
实行三大新政，完成拉动内需的战略转变
迎接三年内必将深化的经济危机
以胡温为核心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必须亮明旗帜，表明与权贵集团决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才能知所趋处，知所依归。要发动党内93%的健康力量，发动13亿人民的力量，形成绝对的政治优势，治服权贵集团的反抗，用经济和法制手段解决权贵集团的问题。蒋介石败退台湾，政治上第一个大动作是甩掉官僚资产阶级，启用党内和本地才俊，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蒋经国开启报禁和党禁，走民主宪政的道路，为国民党中兴奠定了基础。不摆脱权贵集团的挟制，共产党只能在33万亿GDP的陶醉中灭亡。
一年12万起所谓“群体性事件”，这就是列宁说的那种人民大起义临近的标志。上层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下层广大被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面对烽烟遍地的政治局势，集训县委书记和县公安局长，准备镇压是下下策。上策是平息民愤、化解民怨、挽回民心。没有革命性的改革，就会有比改革更加难以承受的革命。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现在常提康乾盛世，我们看看这两位封建时代的政治家是怎样治国安民，使一个满族政权赢得合法性的，就知道共产党的政权怎样才能够重新取得合法性，得到民心的认可。康熙在位的62年间，不同程度地减免全国的租赋有 500多次，折合白银达1.5亿两，相当于清朝四年多的财政收入。乾隆在位60年，曾先后五次免除过全国所有州县的一年赋税，执政期间免除的赋银超过3 亿两。康乾时代的个人税赋只有当时英国个人税赋的三十分之一。14 康乾两朝向人民让利多少呢?朝廷12年的财政收入。如果比照一下，我们一年的财政收入是6万亿，12年就是72万亿的概念。不让百姓富起来，老百姓不会承认你是盛世的。胡温新政有过免除农业税的创举。为了重建政权的合法性，胡温新政的手面要宽些再宽些，小恩小惠，救济性的惠民政策是不够的，要有大手笔，要敢于让全国人民富起来。干了这件事，你们就超过了毛泽东，也超过了邓小平。
对此，子陵贡献三条建议，也可以叫救党三策：
第一、兑现“耕者有其田”，稳住农村，稳住农民。
由于实行土地财政，地方政府与农民的关系空前紧张。所谓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已经完全变质。它为地方诸侯掠夺农民的土地提供了法律保障。卖地的钱，各级政府得90%以上，农民只得5～10%。在土地问题上政府与民争利，已经闹得烽烟四起，民不聊生。 2010年1月7日，江苏省邳州市(县级)河湾村，镇政府派出党支部书记带领200多人手持棍棒、砍刀，强行征用该村耕地，与前来护地的百余村民发生冲突，护地村民一个被打死、一人被打成重伤。镇政府用“以租代征”的方式，导致河湾村3000多亩耕地中2500多亩被占用。镇政府要将这块地卖给邳州海天石化公司，这家公司有邳州市政府、人大、政协、财政局、国土局等单位领导的大量股份。地方政府的财政和地方国企的发展，是建立在掠夺农民耕地、损害农民利益的基础上的。
反对耕者有其田，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人,冠冕堂皇的理由是防止农民失地，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是为地方官员霸占农民土地制造理由。在这种名义下已剥夺了四千多万农民的耕地。据民主建国会调查预测，2020年将有一亿农民失去土地。地方政府新领导人一上台，首先要打农民集体所有制耕地的主意，这里头出地方财政﹑出建设资金﹑出个人政绩,出官员别墅﹑出灰色收入，而且阻力最小，成本最少，效益最大。所以,中央政府如不下决心从根本上解决，征地会愈演愈烈，直到逼出李自成、张献忠来为止。
我们听听农民的声音。2007年岁末，黑龙江富锦市72个村4万多农民向全国发表的《公告》说：“中共各级组织和各级政府，应本着当年实现农民‘耕者有其田’的革命理想和承诺，像当年带领农民土改和像改革初期支持农民的土地经营权一样，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支持和保护农民对土地的各项权利。中央多年来关心农村、关心农民的优惠政策为什么总落不实?为什么总不能让农民的处境有大的改观?根子就在‘惠而不政’。把土地彻底给农民，才是最见效、最真实的惠民政策。” “长期以来的所谓集体所有，实际上架空了农民作为土地主人的权利。富锦市各级官员和豪强以国家名义和集体名义不断大肆侵占和私分农民土地，成了实际的‘地主’，农民作为土地的主人，却被迫成为租种‘地主’土地的农奴。”15
陕西农民由七十多岁的马连宝领衔，于2007年12月12日发出的《陕西省原黄河三门峡库区约7 万农民向全国告诉收回土地所有权》的公告说：“我们拥有了土地所有权，如果再争取到自主办教育，自主办医疗的创业权，压在农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就会被推翻，农民的各项社会保障自己就基本解决了。近几年，中央给了农村、农民一些小恩小惠，我们认为农民的土地权、创业权才是大恩大惠，也才能从根子上解决农村问题，农民也才能和城里人平等，才能参加分享现代化的成果。”16 农民是通情达理的，不逼急了他们不愿意铤而走险。为了几十万地方诸侯的私利和九亿农民对着干，待到他们像火山爆发一般地起来“给你个说法”的时候，党就真的没有退路了。
把地分给农民，给农民完整的产权，不是要农民在一亩地上致富，主要是制止地方诸侯抢地卖地的狂潮。实行耕者有其田，简便易行的办法是以农民承包地为基础，把产权给农民。农户分得土地后，可以像承包时那样继续单干，可以按市场价格出卖自己的份地，可以自愿联合起来组织土地私有﹑入股分红的家庭农场，都是合法的，都是光荣的。党和政府在宣传上不要带倾向性，在政策上要一视同仁。
当然，解决地块细碎和机械化矛盾的最好办法是组建以土地私有﹑入股分红为基本制度的家庭农场。要走好这条道路，关键是政府放开政策，让农民自发地搞，自己去搞，像私营企业那样，自己推举领头人，自己选举董事会，政府只给政策，不派干部。这种以土地私有﹑入股分红为基本制度的家庭农场，与合作化、公社化根本不同之处是把私有制原则坚持到底，任何时候，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许“动员教育”农民放弃土地私有权。农民的土地私有权受《宪法》和《物权法》的保护。凭这个私有权，农民每年可以获取25%至37.5%的地租收入。必须防止的更坏的结果是，在实现土地私有化的过程中，出现大规模的官商勾结，兼并鲸吞大片土地，一方面造成巧取豪夺田连阡陌的大地主，一方面造成数量庞大的赤贫阶层，这将导致农村社会极大的不稳定，甚至引发土地革命。要允许组织农民协会掌握分配土地的实权。干部的任务是掌握政策，保证分配的公平，只当裁判，不下场踢球。在土改辖区有家族亲友的干部，实行回避制度。这是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一定要万无一失。
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在土地问题上，我们绝不能犯不可改正的历史性错误，遗祸子孙后代。一定要守住全国耕地不少于18亿亩这条红线。”1996年以来，中央曾两次提出必守的耕地总量红线，又两次失守。地方和中央博弈的结果总是地方胜利，红线被突破。守住18亿亩红线最根本的办法，是实行耕者有其田﹑土地私有化的大政策。三门峡库区失地农民说得好：“我们在农村非常清楚，不管政府用什么法律什么政策都很难管住土地。土地权利重新回到农民手中，那些利欲熏心的坏势力就不敢再轻举妄动，因为你侵占的不再是什么集体土地，而是老子的土地,是老子的命根子，老子就要拚命。农民的力量调动起来了，政府保护土地的包袱就卸下来了。”17
国家建设需用农民的土地，地价形成要靠市场机制。农民要成为有法人资格的卖方，行使参与权﹑要价权和谈判权。除法定的税收外，卖地的钱全部归农民。政府要考虑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安置失地农民为前置原则。
土地私有化会使农民富起来。如果一亩地能卖100万元，一家有七亩地的农户就有了700万元财产。实行土地私有化的大政策,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让农民富起来，建立起中国的内需市场。对此，城里人要多想想农民的牺牲和贡献，不应该有意见。经过土地私有制改革，农民会找回土改后合作化前那种翻身解放的喜悦。
第二、要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在工资、住房、医疗、教育及各项社会保障上，大幅度地向民生倾斜，要占到财政总开支的60%。
2007年中国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而在美国，2006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政府财政总开支的61%。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公共领域。三分之一就是33%，也比我国高一倍。
既然标榜社会主义，那么，我们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资本主义美国。它占财政支出的 61%，我们也应当占到。前年我们是60%就是36000亿，而不是6000亿元。有了上规模的全民福利，失业农民工、失业工人、低收入者和贫困农民的窘迫境遇可立竿见影地缓解。
据2007年4月5日南方某媒体报导，湖北的一对农民夫妻因负担不起万余元的医疗费投长江自尽。不久，福建的一对农民夫妻也因1859元的医疗费，在闽江上演了同样的一幕悲剧。这两起事件代表性的反映出包括大多数农民工在内的底层人民悲惨的生存境况。外电评论：触目惊心的现实，宣告当局所鼓吹的农村合作医疗阶段性的失败。其条件之苛刻和保额之低，不具备社会保障功能。就像地方政府为显示政绩一样，这是中国当局为应付舆论和国际社会所搞得世界级形象工程。18
一位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说过，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真实反映了该国的意识形态。领导人到底信奉什么?到底是人民的政府，还是特权阶层的政府，看看财政支出，可以一目了然。6 万亿财政收入怎么切割?是先切下60%留给人民，再安排其它支出?还是倒过来?拿官员用车来说，10年前开支3000亿元，说要试点改革，试点了10年，车更多了，现在的开支是5000亿元了。我们对官员的管理，就缺少意大利法律那个狠劲。意大利法律规定，禁止公务员公车私用。西西里岛墨西拿市市长朱塞佩 · 布赞卡，曾经让公务车司机开车将他和妻子送到巴里市港口，回来时又让司机接他们回家。2002年2月，当地法庭以“侵吞公款”罪判处布赞卡13个月徒刑。布赞卡以自己支付了往返汽油费为由，提出上诉。2003年10月21日，意大利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布赞卡因私与夫人乘坐公务车，被判六个月监禁，即日起在狱中服刑。19 人家的司法很公正，你付了费了，减刑七个月，但公车私用就犯法，还得判半年。共产党这也能，那也能，“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就是管不住公务车。事关党的生死存亡，不能再搞形象工程，必须动真的了。如果立下规矩，形成传统，用在百姓工资福利方面的财政开支占到60%，那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那才有真正的和谐社会。人民会对共产党刮目相看。
第三、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和十七大精神，全民所有制企业要落实实名股份制。
必须从理论上统一认识，公民没有股权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不是公有制经济，是打着公有制旗号的权贵资本主义经济。“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发展权贵资本主义的大骗局。名为公有制、国有制、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一较真，一落实，实际上蜕化成一种“官有制”。在这种体制下就产生了前中石化总经理陈同海那样的官员。作为中国第一大企业的掌门人，他自命为“共和国长子”，贪污2个亿，生活极尽奢华，每日挥霍4万元，他每月的交际费是200万元。公然说：“作为共和国长子，我们不垄断谁垄断?”从贪污劣迹、生活方式和精神理念来观察，他都是个权贵集团的典型人物。
我非常赞赏陈志武先生的主张，把国有企业股权分到公民个人身上，实现民有化。在理论上和法律上，国有企业本来就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不是政府所有的企业，政府是受托方，是代理公民在管理这些企业和国有资产。差别在于，以前没有把“全民所有制”中的所有者的名字具体落实，所有者是虚的、缺位的，通过设立公民权益基金、把基金股份均分到公民个人手里，也就是把所有者真正具体落实。20
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这是非常好的政策，但需要落实。把国有资产通过公民权益基金的形式民有化，就是落实十七大的政策主张，也就是马克思说的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建议从2008年国企总资产的 42.55万亿元 21 中划出20万亿为公民权益基金，分期分批地进行股权改革，将股票分发给约 4亿城镇居民。
第一批发给国有企事业单位在职和退休的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正处级(含)以下的党政干部，每人5 万元股票。未分地的农民工享受城镇工人同等待遇。
第二批发给党政机关在职和离退休正处级(含)以下干部，教育文化机关在职和退休副教授(含)、副研究员以下人员，每人5万元股票。
第三批发给在役和复转的军队正团级(含)以下官兵，每人5万元股票。
第四批发给未参加过工作的城镇居民，每人3万元股票。
地方副市级(原地委专区一级副职，含)、军队副师级以上干部暂不参加全民所有制股权改革，以缩小中高级干部与广大群众的收入差距。
经过国企股权制度改革，城镇居民每个家庭有了二三十万元的固定资产，每年可有三五千元的红利收入，真正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会真正找到当家做主的感觉。
将国有企业通过股票形式量化给个人，资本主义美国又走在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面。美国的阿拉斯加州在1968年发现了储量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这带来了一笔巨大的公共财富。在公众的推动下，1977年议会设立阿拉斯加州的资源权益基金，全名叫阿拉斯加永久基金(The Alaska Permanent Fund)。政府建立经营石油和天然气的企业，企业的收入给所有阿拉斯加州居民发放等额的现金分红。1982年，全州40多万居民每人都收到了第一张价值 1000美元支票的社会分红。从那时起直到2005年，阿拉斯加州已经连续24年给全州公民分红了。22美国就是这样悄无声息地做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事情。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中国，理应比美国做得更好。
实行这三项新政，将从根本上改善广大工农群众与党和政府的关系，重建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重建执政合法性的社会基础。如果胡锦涛、温家宝有胆略、有魄力实行之，他们就占据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道义的制高点，在中共执政史上做出前人没有做过的伟大贡献。他们就一定能够走出困局，改变形象，得到13亿人民的衷心拥护。中国的内需马上会出现汪洋大海般的市场，漂亮地、稳当地渡过世界经济危机。“胡温新政”将要与“罗斯福新政”一样青史留名，胡锦涛、温家宝会成为中国的罗斯福。
这种改变利益格局的大兴大革，必然会遇到城乡权贵集团的强烈抵抗。胡温如果下决心挽救党、挽救国家，要制定一个团结多数干部的政策，向社会公布，这是消解权贵集团的关键性一着。除买官卖官者坚决打击外，由于经济政策界限不清渎职者，说清问题一律宽大处理。子女打着父母的名义在社会得到的好处，要和他们父母本人划开。一位CEO,他掌控的资产与他贪污的资产不是一回事，这是两个容易混淆但必须分清的概念。只要他们不化公为私，不向国外和境外转移财产，守护好、经营好所掌控的资产，一律宽大处理，承认他们的经营能力，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各级领导干部，只要把自己和家庭问题说清楚，带头执行阳光法案，拥护和执行三项新政，一律团结使用。
三项新政必须在公开、透明，接受群众和媒体监督的情况下实施。要防止权贵集团在推行新政中谋私，防止各级领导人成为权贵集团的工具，办法只有一条：民主。落实宪法第35条，把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给公民社会，开放报禁，给群众结社自由，执行三大新政的中央及地方领导人和人民的结合才有互动的途径和纽带，才具有可操作性，这是推行新政的关键。中央权力和权威的强化取决于新政的得人心和支持新政的社会力量的强大。推行新政的领导人对这一点要看明白，想清楚。作为一名老军人，以我对人民解放军的传统和素质的了解，这支军队人民子弟兵的本质没有变，他们在抗洪、抗震救灾中为黎民百姓的献身精神证明了这一点。在关键时刻，他们会站在代表和维护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央和地方领导人一边的，绝不会去为权贵集团看家护院。
赵紫阳生前提出对权贵资本主义必须有一种政策来进行遏制，三大新政就是遏制权贵资本主义，和平地化解权贵集团与人民大众的矛盾的最好的办法。赵紫阳用“遏制”这个词，而不用“打倒”、“消灭”一类的词，表现了他主张用解决党内矛盾或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方法，解决权贵集团的问题。
权贵集团应该看明白，想清楚，三大新政不动你们先富的这一块，不动由于政策界限不清，你们半合法、半非法得到的财富，将来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弄清是非解决问题，条件是你们不能反对、抗拒新政，一反对就由内部矛盾变成敌我矛盾了，谁跳出来反对，先解决谁的问题。我建议实行这样的政策，是希望达到赵紫阳设想的结局：“官僚资本家暴发了，但广大人民生活也还改善了，生活过得去，于是人民容忍了，以后这矛盾淡化了。”23
但是，买官卖官这一块要从严，这不是经济问题，是政治问题。要以毒蛇噬手壮士断腕的精神，把买官卖官分子从党和政府的机体中剥离出去。一个镇长10万，一个县医院院长30万，这个风不刹住，这一条潜规则不破，这样的人不清除，党就死定了。
重新建党建政，向民主化转型
胡温如果做了前述三件大事，在世界性经济危机中，救黎民于水火，解百姓于倒悬，会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在党的威信极大地提高中，就可以放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用不着顾虑普选，多少个党出来竞选，多数选民还是会投共产党的票。随着报禁、党禁的开放，贪污腐败会得到根治，这是一种自然的良性互动。在全民皆大欢喜的政治气氛中，妥善解决重新评毛、为“**”平反、为“**功”平反等问题，实现全民大和解。在民主宪政中，党以新的面貌和新的政绩，像瑞典社会民主党那样，连选连任，出现在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当然，也要有由于政策失误出现政党轮替的思想准备，更要有修改政策重新赢得大选的信心。无论在朝在野，这个在转型中新生的政党都是民主宪政的支柱，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
中国共产党还清历史旧债，卸掉了历史包袱，必须改变党的名称，对党进行脱胎换骨地改造。入了党做了官的，许多人成了贪官。追求入党的人们，很多是为了做官发财。共产党这个名称，已经完全失去了道义的含量。在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代表民主、自由、平等，吸引了全国追求解放的民众和要求进步的青年。建国以后，党逐渐变质了，前30年是专制独裁，饿死3755万人，后30年经济搞上去了，出现了严重的、大面积的、不可遏止的贪污腐败。“共产党”这件衣服上沾满了血泪和污秽。它不代表工人农民，也不代表资产阶级，成为权贵集团自利性的组织，可以说已经人心丧尽。要坚决清理开除腐败分子。共产主义这种乌托邦理论，恩格斯晚年已明确否定。共产党的名称在理论上也失去了根据。邓小平提出改名人民党或社会党，我支持邓公的意见。改变名称是党自救，自赎。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与空想社会主义告别，与暴力社会主义告别，与封建社会主义告别，与权贵社会主义告别，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在党的改造过程中，可以允许毛派分裂出去单独组党。保留一个左翼政党，对照顾弱势群体利益，保持社会利益的相对平衡和稳定有好处。中国的两党制只能从中共分裂中产生。只有像毛派这样的在野党才能对执政党起监督和制衡作用。要相信毛派会进步成熟起来，使自己在民主宪政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即使有了上台执政的机会，也不会胡来;如果真的胡来，很快会被选民抛弃。赵紫阳曾提出建立反对党的问题。这是民主宪政的基本建设。有了反对党，执政党发生重大错误时，才有替补队员，不会出现不管犯多大错误还得让它执政下去的无可奈何状态。
民主社会主义超越了意识形态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孰优孰劣的百年争论，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优点捏合在一起，并消除了各自的弊端，兼顾了公平和效率，是被实际生活证明行得通的办法、政策和道路，是积极的中性化。人类的前途不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而是两者的结合、交融，成为一种新制度，这个新制度就是民主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就在这里。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正在成为人类共同认可的道路，将人类带入一个和平发展的新世纪。
附注1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数据。
2 郎咸平：《中国人为什么收入低》。
3 刘植荣：《世界工资研究：非洲32个国家最低收入超中国》。
4 谢国忠数据。谢国忠，1960年出生于上海，1983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路桥系，1987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硕士，1990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同年加入世界银行，担任经济分析员。在华尔街大牌投资银行里具有大陆背景的亚洲分析师中，谢国忠属佼佼者。谢国忠是亚洲地区被媒体引用最频繁的分析师。他是摩根士丹利公司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小组的领头人。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在多次关于中国经济的演讲中引用谢国忠计算出来的数据-- 在中国近8%的经济增长率中，出口占了74%的比重。
5 据《瞭望》2003年3月31日报导。
6 邵道生：《权力监督缺失下的“第一把手”腐败》，乌有之乡2007年4月2日﹐参见http://www.wyzxsx.com/Article /Class4/200704/16789.html。7 国家审计署令狐安：《我国反腐败斗争面临的问题、原因和对策》，《香港传真》2007年第91期。
8 铁血论坛 http://bbs.tiexue.net/list_68_0_0_0_1.html。
9 罗宗华：《这些县委书记为何这样牛气冲天？》http://bbs.people.com.cn/postDetail.do?id=848099
10 《从一个贪官的教子之道说起》2009年02月20日《中国改革报》。
11 2009年"双规"风暴_财经_凤凰网2009年08月10日 22:03中国报道
12 摘自中纪委2006年10月12日《简报》。转引自《中央大动作地方负责人被请上京“摊牌”》（中部经济网）发布日期：2006/11/20 9:39:05
13 据2004年由中共中央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完成的《当前社会各阶层经济状况》调查研究报告披露：城市人口中的0.9～1%（不到全民人口0.4%）即480万至500万人，拥有上千万元以上财富。500万拥有千万元以上财富的人（含亿万富翁），其背景基本来自三个方面：1、党、政、军高干子女亲属，占90%以上；2、依靠港、澳或国外亲属资助，约5.5%；3、自身经营有方又遇到良好机遇者仅约4.5%。
14 《政府收入增长了985倍，百姓收入只增长了19倍》，《联谊报》2010年01月02日。
15 《黑龙江省富锦市10镇72村4万农民宣布拥有土地所有权向全国的公告》，《新纪元周刊》2007年12月12日第51期。
16 《陕西省原黄河三门峡库区约七万农民向全国告诉收回土地所有权》，《新纪元周刊>》2007年12月12日第51期。
17《陕西省原黄河三门峡库区约七万农民 向全国告诉收回土地所有权》﹐《新纪元周刊》2007年12月12日第51期。
18 张岐明： 《从两对投江自尽的夫妻所想到的》， 2007年05月17日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1:09北京时间 19:09 BBC发表。
19 贾军：《我国有几千个国防开支可以浪费》，2006年3月14日《上海证券报》。
20 陈志武：《该将国有资产股份分给公民、实现"全民所有"了》，见2009年2月14.日《经济观察报》。
21 胡星斗：《建议“两会”审议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否出现了全面的倒退》
22 吴睿鸫：《国企上缴红利应让老百姓受益》，2006年12月7日《燕赵都市报》。
23 引自1994年9月13日杜导正日记。
来源：http://*《观察》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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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April 30, 2011
Wednesday, April 27, 2011
茅于轼﹕ 把毛泽东还原成人
——读《红太阳的陨落》
毛泽东原来是一座神，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料的揭露，慢慢地还原为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但是至今仍然有些人把他看成神，对他的任何评论都是大不敬。如果说他也有错误，那是万万不容许的。在这些人看来，毛泽东永远是不容分析，不许正视，不可评论的一尊神。他们永远看不到毛泽东控制不住自己而流口水，连说话都说不清，跨不上汽车而不得不请人把他抬上去，他长期卧床而腿肚子又细又弱。幸亏更多的材料的发表，我们能从一般人的角度来看毛泽东，得到了许多新的印象。他无非是一个人，虽然他的智力过人，但是免不了陷入每一个人都会碰到的规律。他不能突破规律，而是被普遍的规律所限制。他根本不是神，对他的一切迷信将会逐步消退。
他做的一件大事就是文化大革命。这是他对三年灾荒责任恐惧的反应。中国饿死三千多万人，超过中外历史上和平或战争时期饿死人的最高记录。在和平时期，没有任何别的理由可推脱。这是谁的责任。无疑是毛泽东的责任。他毫无道理地反对彭德怀的批评，生怕彭德怀会夺了他的权，不顾已经暴露的左倾祸害，继续更严厉地往左偏离，不许人说真话，搞完全脱离实际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的所谓“三面红旗”。导致大饥荒。为了逃脱这个责任，他发动文化革命，逼死曾经因三年灾荒批评过他的刘少奇。他想消灭一切政治上的对手，无限地扩大自己的权力，还打算把自己的权力在他死后交班给自己最可靠的人，江青。在他的眼中，人民只不过是一推肉，是叫喊万岁口号的工具。权力欲望控制住了他的生命，他为此而完全疯狂了，用最大的代价去追求权力，以至于他的权力本身因此而削弱。
他追求权力的方法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原意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斗。但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资产或无产根本不相关。他所谓的资产阶级实际上就是他所不喜欢的人，大部分还是真正的无产阶级。这种无原则的斗争最后把他自己也毁了。从五十年代开始他就迷恋于阶级斗争。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四清，文革，都是围绕着阶级斗争展开的。他清除了彭德怀，贺龙，陈毅，刘伯承，陶铸。又利用林彪斗倒了刘少奇。到后来对林彪也不信任，想搞掉林彪。最后连周恩来也要反，只剩下孤家寡人和几个亲戚，江青，毛远新，王海荣，和极少数几个家丁，像张玉凤等。如果毛泽东不那么相信阶级斗争，而是以和为贵，搞团结，他死的时候绝不会那么孤独，虽然有三年灾荒的责任，他作为开国元勋，还能受到大多数人的尊敬。可见毛泽东是被自己的阶级斗争毁坏的。林彪出事以后毛泽东多次教训江青要团结，他只看见江青到处斗人如何糟糕，但是江青只不过是他的一条狗，叫她咬谁就咬谁。他自己到最后也没有放弃阶级斗争。
毛泽东搞阶级斗争，死人无数，在所不惜。每次搞运动都有人自杀（他杀就不去说了）。特别是文革自杀的人还不是一般的人，大多数是社会知名人士，对社会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人，有许多还是毛泽东的朋友。这些人自杀毛泽东完全知道，但是他丝毫没有同情心。三年灾荒饿死三千多万人，大部分是帮助他打江山的贫下中农。但是他一点也没有感到痛心。和他有肌肤之亲的孙维世，上官云珠等人也被逼得自杀。他毫无怜惜之意。现在揭发发现，毛泽东奸污过不计其数的妇女。原来他在神坛上，他的人性的兽欲方面谁也不敢说。他从神坛上走下来之后，这些事一桩桩被暴露。其冷血性无与伦比。其心理的阴暗实在叫人吃惊。大家都说，毛泽东有超高的智慧，没人学得了。但是更没人能学的是他的冷酷无情，没有起码的人性。
从现在揭发出来的细节看，毛泽东搞阶级斗争使得党内人人自危，人际关系极不正常。一切事务都围绕一个“权”字。什么国家的团结，人民的利益，统统都放到脑后。国家的几个领导人成天想的是一件事对谁有利，特别是对毛泽东的权如何。没有任何人敢于冒犯毛泽东，一个国家的事完全变成了毛家的私事。当时许多人无法理解的种种事态，现在一件件都摆清楚了。聂元梓的大字报怎么变成了革命的大字报，几个大学的造反小将怎么被呼来喝去被利用的，在武汉王力被打，和以后的天安门保卫中央文革的大会的背景，谁是516分子，为什么要整516，何以要批林批孔批周公，这一切外人根本看不懂的事，其实就是毛泽东消灭政治对手的策略。他心里很清楚，但又不便说清楚。文革中许多重要的事情请示他，他总是模棱两可，叫别人去猜。因为他的真正目的是见不得人的，他的心理非常阴暗。一个国家由这样一个权力无边，又有不可告人目的的领导人指挥，一直走到了经济和政治双崩溃的边缘，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原来许多人都以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夺取资产阶级在国家机器中的权力，为无产阶级争利。现在这场骗局被完全戳穿了。
毛泽东的最后几年里，虽然身体完全不行了，但是脑子还很清楚。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了。国家的领导权交给谁？在他心目中只有江青最可靠。所以决定让江青接班。但是他也明白江青结怨过多，无法获得大多数人的同意，所以让华国锋协助江青。毛泽东一面对华国锋说：你办事，我放心。但是还说：有事找江青商量。毛在他死前一年对他死后的国家领导人的安排是：党主席，江青；总理，华国锋；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军委主席：陈锡联。以后又改为党主席是毛远新。总之没有超出他自己的几个近亲。江青或毛远新何德何能，凭什么能担任国家主席之职？江青在文革中的表现完全是一个泼妇，丝毫没有远见卓识，自我膨胀，不知天高地厚。粉碎四人帮后对江青的审判把她定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判刑死缓，是极其公平的。毛泽东居然想把国家的政权交给一个反革命分子。他脑子里唯一想的就是毛泽东的家天下如何维持。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毫不相干。
1971年林彪出事后全国人民松了一口气，认为林彪为了夺权误导伟大领袖搞文化大革命。现在林彪死了这场毫无道理的文化大革命应该停止了。各处地方都在落实政策，解放原来反林彪和反文革的人。当然，因为反林彪而被处死的人已经不可再生。可是毛泽东因为林彪出事而心情极端压抑，生了一场大病，他的健康再也没有恢复。一国的领袖其心情和百姓的心情极端相反，面对同一件事百姓兴高采烈，领袖闷闷不乐，真是百姓的极大不幸。在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首先整顿了梗塞了的全国铁路系统，使其能够正常运作。然后整顿各级政府中的派性，消除互相对立的情绪，并解放了一批被打倒了的干部，抓一部分坏头头，从而使政府工作逐渐走上正轨，生产明显恢复，各项指标转为上升，全国人民感到有了邓小平，形势在好转，破碎的国家有可能恢复正常。可是毛泽东想的和百姓的利益无关，只想着自己的权能不能保住，江青能不能接班。邓小平几次和江青发生正面冲突，毛泽东决定搞掉邓小平。这就是1976年毛泽东临死前的批邓运动。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毛泽东从一个政治家沦落为处处和人民相对立的人民公敌，就是因为他被权力的迷信所控制，丧失了起码的理性。
权力欲彻底毁掉了毛泽东，使他完全丧失了正常思维，把国家的事看成了自己一家的事。虽然他知道江青不得人心，说“不出三五年必将腥风血雨”。但是他无法摆脱这个局面。他已经疯狂了，被阶级斗争搞疯狂了。让江青接班是他仅有的最佳选择。他之所以欲置周恩来于死地，就是因为他不相信周会臣服江青。他本来的理想是让周恩来协助江青掌权。但是周恩来无法和江青合作。江青根本不是一个政治家。共产党在建国时期涌现无数英雄人物竟没有一个能够及得上一个泼妇。毛泽东之昏庸和他极高的智力相结合，把中国搞成一个不成为国家的“国家”。在毁坏国家上他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无人能及得上他的百分之一。
越来越多的资料解密，文革这场闹剧的来龙去脉越看越清楚了。毛泽东是了不起的，能够把这么多的英雄人物一个个斗倒，消灭。毛泽东和斯大林不同。斯大林的目的就是清除异党，杀人就是目的。而毛泽东的目的不在把人杀掉，而是让他遭受极大的侮辱和痛苦。首先让他被孤立，谁也不敢同情他，把他搞成人民的敌人，继而剥夺他的基本人权，任何一个人都能随意侮辱他，可以随便打他，叫他喝痰盂里的脏水，打伤了不许医院给他治疗。最后让他自己觉得生不如死，自杀算了。而且自杀的时候还要喊“毛主席万岁”如果他胆敢有丝毫对毛泽东的不敬，他死后所有的亲属都会遭遇更悲惨的命运。毛泽东整刘少奇就是一个例子。刘少奇快要死了，毛泽东下令抢救，要等党代会通过决议，把叛徒特务工贼内奸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并选择在他七十岁生日的那天当面宣读给刘少奇听，然后让他慢慢在无助的痛苦中死去。毛整死的高干无一是经过审判（哪怕是走形式）正式处死的，都是让他们慢慢地在孤立无援的极端隔绝的状态下，受够了一切痛苦再死掉。毛泽东极其痛恨周恩来，因为百姓拥护周远胜于拥护毛。但毛又无法整掉周恩来，因为这个国家内内外外都离不开周恩来。在周活着的最后几天中，病痛极度地折磨着他。毛泽东乘这个机会翻出了几十年前写的批评周恩来的文章，用尽挖苦，讽刺，刻薄的语言，叫人当面念给周恩来听，以增加周的痛苦。这一过程是需要精心设计的，是耗费精力的。毛的精力大部分都用在了这方面。
拿斯大林和毛泽东比，斯大林杀的人比毛泽东杀的多。解放前井冈山肃反杀了十几万人，这笔账该算在谁的头上，我说不清。解放后镇压反革命杀了七十万人。这主要是毛泽东的主意。以后在文革时搞清理阶级队伍，三反五反，杀过一大批。具体数目从来没有公布，估计不超过二百万人。除此以外没有大规模枪毙人。饿死的三千多万不是直接杀害的；整死的，自杀死的，武斗死的都不是毛泽东直接杀的。而斯大林实实在在处死了几百万人。但是斯大林领导卫国战争，抵抗希特勒的军队并取得胜利，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反观毛泽东，除了抗战头两年共产党的军队打过几次抵抗日本军队的仗，从1939年以后就没有打过一场稍微大一点的仗。共产党的主要精力放在扩大解放区，培养自己的武装力量。这时候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放着日本人不打，打自己的小算盘，准备胜利后摘果子。他确实做到了。可是解放并没有给中国人带来幸福，相反，带来的是生灵涂炭的三十年。因政治原因死亡达五千万之众。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总数。二战结束给世界带来和平。战败国德国，日本，都变成了民主文明，繁荣幸福的国家。唯独中国这个战胜国却陷入内部无穷无尽的阶级斗争，造成人类史无前例的生命损失。
毛给中国带来的是使人痛苦，然后死去。不但自己用尽办法叫人痛苦，而且动员全国人民互相斗，互相制造痛苦。对一般的小人物，也不是简单地处死，而同样叫他们经受极大的痛苦才杀掉，像张志新，遇罗克，林昭，王佩英，无一不是在就义前叫他们受尽了罪才把他们杀掉。毛泽东还把人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加以破坏。中国几千年积累的文化，理想，道德，艺术，全部被否定。可移动的古董，绘画，雕刻，统统烧掉砸碎。对不能移动的建筑物则推倒，把美丽的电影明星剃光头，让无知的群众用一切办法侮辱她们。把对社会最有用的知识分子一个个打倒，甚至逼他们自杀。把宣扬善的宗教领袖关进监狱，甚至干脆杀掉。毛泽东的目的在于全世界都因他而痛苦。如果每个人的痛苦可以相加的话，毛泽东的目的是全社会痛苦的极大化。通过文化大革命他的这个目的确实做到了。痛苦的极大化是文化大革命最本质的东西。这就是“人民的大救星”所给予人民的礼物。
毛泽东不但做到了在国内制造痛苦极大化，而且输出他的理论，让全世界都要残酷斗争。他鼓励在东南亚搞武装革命，制造死亡。在马来西亚，印度，泰国，菲律宾，缅甸，印尼，尼泊尔，斯里兰卡，都有武装叛乱。他死后三十多年的今天遗留问题还有一大堆。印度的毛派有独立的武装，拥有两亿贫苦群众的拥护，但是三十多年来贫困问题丝毫没有改进。因武装斗争每年死亡上千人。印度的中央政府拿他们没办法。搞得最惨的是柬埔寨。毛主席的好学生，波尔布特，遵从毛泽东的教导杀人无数，成为全世界近代史中杀人比例最高的人类灭绝案。这就是毛泽东功盖天下的事迹。这一连串事迹也说明一个问题。他的理论非常具有欺骗性，所以会有那么多的人上当受骗。至今还有人高举他的牌子做事。究竟他的理论是对是错？道理很简单，改善人们的生活要靠发展生产，靠人与人斗怎么能变富。所有遵从毛泽东理论的人，也许斗得很开心（被斗的人可倒了霉），但是摆脱不了贫困。无一例外。
但是毛泽东又是幼稚的，他绝没有想到最后自己变成了孤家寡人，没有一个真正志同道合的政治家在身边，剩下一批狐群狗党。最后他信赖的人，只剩下后来被判刑的四人帮。大家吹嘘毛的高瞻远瞩，其实毛是鼠目寸光。他发动文化革命的时候怎么能想到自己会变成孤家寡人。最初和自己一起奋斗的亲密战友都被整得众叛亲离。毛泽东到死神智都非常清醒，但是是在非常孤独，失望，没有前途，没有同志和朋友的状态下死去的。他绝没有想到自己辉煌的一生竟然是这样一个结局。毛到死也没有丝毫的自责或后悔。毛死后华国锋和叶剑英抓捕了四人帮，最高法院审判了四人帮，把他们判了刑。但是四人帮的头头，这祸国殃民的总后台还在天安门城楼上挂着，在大家每天用的钞票上印着。中国的这幕滑稽剧现在还没有真正谢幕。不过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终究要完全走下神台，成为一个普通人，在剥离一切神象外衣的条件下，在消除所有迷信的条件下接受公正的评判。
毛泽东原来是一座神，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料的揭露，慢慢地还原为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但是至今仍然有些人把他看成神，对他的任何评论都是大不敬。如果说他也有错误，那是万万不容许的。在这些人看来，毛泽东永远是不容分析，不许正视，不可评论的一尊神。他们永远看不到毛泽东控制不住自己而流口水，连说话都说不清，跨不上汽车而不得不请人把他抬上去，他长期卧床而腿肚子又细又弱。幸亏更多的材料的发表，我们能从一般人的角度来看毛泽东，得到了许多新的印象。他无非是一个人，虽然他的智力过人，但是免不了陷入每一个人都会碰到的规律。他不能突破规律，而是被普遍的规律所限制。他根本不是神，对他的一切迷信将会逐步消退。
他做的一件大事就是文化大革命。这是他对三年灾荒责任恐惧的反应。中国饿死三千多万人，超过中外历史上和平或战争时期饿死人的最高记录。在和平时期，没有任何别的理由可推脱。这是谁的责任。无疑是毛泽东的责任。他毫无道理地反对彭德怀的批评，生怕彭德怀会夺了他的权，不顾已经暴露的左倾祸害，继续更严厉地往左偏离，不许人说真话，搞完全脱离实际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的所谓“三面红旗”。导致大饥荒。为了逃脱这个责任，他发动文化革命，逼死曾经因三年灾荒批评过他的刘少奇。他想消灭一切政治上的对手，无限地扩大自己的权力，还打算把自己的权力在他死后交班给自己最可靠的人，江青。在他的眼中，人民只不过是一推肉，是叫喊万岁口号的工具。权力欲望控制住了他的生命，他为此而完全疯狂了，用最大的代价去追求权力，以至于他的权力本身因此而削弱。
他追求权力的方法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原意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斗。但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资产或无产根本不相关。他所谓的资产阶级实际上就是他所不喜欢的人，大部分还是真正的无产阶级。这种无原则的斗争最后把他自己也毁了。从五十年代开始他就迷恋于阶级斗争。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四清，文革，都是围绕着阶级斗争展开的。他清除了彭德怀，贺龙，陈毅，刘伯承，陶铸。又利用林彪斗倒了刘少奇。到后来对林彪也不信任，想搞掉林彪。最后连周恩来也要反，只剩下孤家寡人和几个亲戚，江青，毛远新，王海荣，和极少数几个家丁，像张玉凤等。如果毛泽东不那么相信阶级斗争，而是以和为贵，搞团结，他死的时候绝不会那么孤独，虽然有三年灾荒的责任，他作为开国元勋，还能受到大多数人的尊敬。可见毛泽东是被自己的阶级斗争毁坏的。林彪出事以后毛泽东多次教训江青要团结，他只看见江青到处斗人如何糟糕，但是江青只不过是他的一条狗，叫她咬谁就咬谁。他自己到最后也没有放弃阶级斗争。
毛泽东搞阶级斗争，死人无数，在所不惜。每次搞运动都有人自杀（他杀就不去说了）。特别是文革自杀的人还不是一般的人，大多数是社会知名人士，对社会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人，有许多还是毛泽东的朋友。这些人自杀毛泽东完全知道，但是他丝毫没有同情心。三年灾荒饿死三千多万人，大部分是帮助他打江山的贫下中农。但是他一点也没有感到痛心。和他有肌肤之亲的孙维世，上官云珠等人也被逼得自杀。他毫无怜惜之意。现在揭发发现，毛泽东奸污过不计其数的妇女。原来他在神坛上，他的人性的兽欲方面谁也不敢说。他从神坛上走下来之后，这些事一桩桩被暴露。其冷血性无与伦比。其心理的阴暗实在叫人吃惊。大家都说，毛泽东有超高的智慧，没人学得了。但是更没人能学的是他的冷酷无情，没有起码的人性。
从现在揭发出来的细节看，毛泽东搞阶级斗争使得党内人人自危，人际关系极不正常。一切事务都围绕一个“权”字。什么国家的团结，人民的利益，统统都放到脑后。国家的几个领导人成天想的是一件事对谁有利，特别是对毛泽东的权如何。没有任何人敢于冒犯毛泽东，一个国家的事完全变成了毛家的私事。当时许多人无法理解的种种事态，现在一件件都摆清楚了。聂元梓的大字报怎么变成了革命的大字报，几个大学的造反小将怎么被呼来喝去被利用的，在武汉王力被打，和以后的天安门保卫中央文革的大会的背景，谁是516分子，为什么要整516，何以要批林批孔批周公，这一切外人根本看不懂的事，其实就是毛泽东消灭政治对手的策略。他心里很清楚，但又不便说清楚。文革中许多重要的事情请示他，他总是模棱两可，叫别人去猜。因为他的真正目的是见不得人的，他的心理非常阴暗。一个国家由这样一个权力无边，又有不可告人目的的领导人指挥，一直走到了经济和政治双崩溃的边缘，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原来许多人都以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夺取资产阶级在国家机器中的权力，为无产阶级争利。现在这场骗局被完全戳穿了。
毛泽东的最后几年里，虽然身体完全不行了，但是脑子还很清楚。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了。国家的领导权交给谁？在他心目中只有江青最可靠。所以决定让江青接班。但是他也明白江青结怨过多，无法获得大多数人的同意，所以让华国锋协助江青。毛泽东一面对华国锋说：你办事，我放心。但是还说：有事找江青商量。毛在他死前一年对他死后的国家领导人的安排是：党主席，江青；总理，华国锋；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军委主席：陈锡联。以后又改为党主席是毛远新。总之没有超出他自己的几个近亲。江青或毛远新何德何能，凭什么能担任国家主席之职？江青在文革中的表现完全是一个泼妇，丝毫没有远见卓识，自我膨胀，不知天高地厚。粉碎四人帮后对江青的审判把她定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判刑死缓，是极其公平的。毛泽东居然想把国家的政权交给一个反革命分子。他脑子里唯一想的就是毛泽东的家天下如何维持。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毫不相干。
1971年林彪出事后全国人民松了一口气，认为林彪为了夺权误导伟大领袖搞文化大革命。现在林彪死了这场毫无道理的文化大革命应该停止了。各处地方都在落实政策，解放原来反林彪和反文革的人。当然，因为反林彪而被处死的人已经不可再生。可是毛泽东因为林彪出事而心情极端压抑，生了一场大病，他的健康再也没有恢复。一国的领袖其心情和百姓的心情极端相反，面对同一件事百姓兴高采烈，领袖闷闷不乐，真是百姓的极大不幸。在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首先整顿了梗塞了的全国铁路系统，使其能够正常运作。然后整顿各级政府中的派性，消除互相对立的情绪，并解放了一批被打倒了的干部，抓一部分坏头头，从而使政府工作逐渐走上正轨，生产明显恢复，各项指标转为上升，全国人民感到有了邓小平，形势在好转，破碎的国家有可能恢复正常。可是毛泽东想的和百姓的利益无关，只想着自己的权能不能保住，江青能不能接班。邓小平几次和江青发生正面冲突，毛泽东决定搞掉邓小平。这就是1976年毛泽东临死前的批邓运动。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毛泽东从一个政治家沦落为处处和人民相对立的人民公敌，就是因为他被权力的迷信所控制，丧失了起码的理性。
权力欲彻底毁掉了毛泽东，使他完全丧失了正常思维，把国家的事看成了自己一家的事。虽然他知道江青不得人心，说“不出三五年必将腥风血雨”。但是他无法摆脱这个局面。他已经疯狂了，被阶级斗争搞疯狂了。让江青接班是他仅有的最佳选择。他之所以欲置周恩来于死地，就是因为他不相信周会臣服江青。他本来的理想是让周恩来协助江青掌权。但是周恩来无法和江青合作。江青根本不是一个政治家。共产党在建国时期涌现无数英雄人物竟没有一个能够及得上一个泼妇。毛泽东之昏庸和他极高的智力相结合，把中国搞成一个不成为国家的“国家”。在毁坏国家上他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无人能及得上他的百分之一。
越来越多的资料解密，文革这场闹剧的来龙去脉越看越清楚了。毛泽东是了不起的，能够把这么多的英雄人物一个个斗倒，消灭。毛泽东和斯大林不同。斯大林的目的就是清除异党，杀人就是目的。而毛泽东的目的不在把人杀掉，而是让他遭受极大的侮辱和痛苦。首先让他被孤立，谁也不敢同情他，把他搞成人民的敌人，继而剥夺他的基本人权，任何一个人都能随意侮辱他，可以随便打他，叫他喝痰盂里的脏水，打伤了不许医院给他治疗。最后让他自己觉得生不如死，自杀算了。而且自杀的时候还要喊“毛主席万岁”如果他胆敢有丝毫对毛泽东的不敬，他死后所有的亲属都会遭遇更悲惨的命运。毛泽东整刘少奇就是一个例子。刘少奇快要死了，毛泽东下令抢救，要等党代会通过决议，把叛徒特务工贼内奸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并选择在他七十岁生日的那天当面宣读给刘少奇听，然后让他慢慢在无助的痛苦中死去。毛整死的高干无一是经过审判（哪怕是走形式）正式处死的，都是让他们慢慢地在孤立无援的极端隔绝的状态下，受够了一切痛苦再死掉。毛泽东极其痛恨周恩来，因为百姓拥护周远胜于拥护毛。但毛又无法整掉周恩来，因为这个国家内内外外都离不开周恩来。在周活着的最后几天中，病痛极度地折磨着他。毛泽东乘这个机会翻出了几十年前写的批评周恩来的文章，用尽挖苦，讽刺，刻薄的语言，叫人当面念给周恩来听，以增加周的痛苦。这一过程是需要精心设计的，是耗费精力的。毛的精力大部分都用在了这方面。
拿斯大林和毛泽东比，斯大林杀的人比毛泽东杀的多。解放前井冈山肃反杀了十几万人，这笔账该算在谁的头上，我说不清。解放后镇压反革命杀了七十万人。这主要是毛泽东的主意。以后在文革时搞清理阶级队伍，三反五反，杀过一大批。具体数目从来没有公布，估计不超过二百万人。除此以外没有大规模枪毙人。饿死的三千多万不是直接杀害的；整死的，自杀死的，武斗死的都不是毛泽东直接杀的。而斯大林实实在在处死了几百万人。但是斯大林领导卫国战争，抵抗希特勒的军队并取得胜利，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反观毛泽东，除了抗战头两年共产党的军队打过几次抵抗日本军队的仗，从1939年以后就没有打过一场稍微大一点的仗。共产党的主要精力放在扩大解放区，培养自己的武装力量。这时候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放着日本人不打，打自己的小算盘，准备胜利后摘果子。他确实做到了。可是解放并没有给中国人带来幸福，相反，带来的是生灵涂炭的三十年。因政治原因死亡达五千万之众。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总数。二战结束给世界带来和平。战败国德国，日本，都变成了民主文明，繁荣幸福的国家。唯独中国这个战胜国却陷入内部无穷无尽的阶级斗争，造成人类史无前例的生命损失。
毛给中国带来的是使人痛苦，然后死去。不但自己用尽办法叫人痛苦，而且动员全国人民互相斗，互相制造痛苦。对一般的小人物，也不是简单地处死，而同样叫他们经受极大的痛苦才杀掉，像张志新，遇罗克，林昭，王佩英，无一不是在就义前叫他们受尽了罪才把他们杀掉。毛泽东还把人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加以破坏。中国几千年积累的文化，理想，道德，艺术，全部被否定。可移动的古董，绘画，雕刻，统统烧掉砸碎。对不能移动的建筑物则推倒，把美丽的电影明星剃光头，让无知的群众用一切办法侮辱她们。把对社会最有用的知识分子一个个打倒，甚至逼他们自杀。把宣扬善的宗教领袖关进监狱，甚至干脆杀掉。毛泽东的目的在于全世界都因他而痛苦。如果每个人的痛苦可以相加的话，毛泽东的目的是全社会痛苦的极大化。通过文化大革命他的这个目的确实做到了。痛苦的极大化是文化大革命最本质的东西。这就是“人民的大救星”所给予人民的礼物。
毛泽东不但做到了在国内制造痛苦极大化，而且输出他的理论，让全世界都要残酷斗争。他鼓励在东南亚搞武装革命，制造死亡。在马来西亚，印度，泰国，菲律宾，缅甸，印尼，尼泊尔，斯里兰卡，都有武装叛乱。他死后三十多年的今天遗留问题还有一大堆。印度的毛派有独立的武装，拥有两亿贫苦群众的拥护，但是三十多年来贫困问题丝毫没有改进。因武装斗争每年死亡上千人。印度的中央政府拿他们没办法。搞得最惨的是柬埔寨。毛主席的好学生，波尔布特，遵从毛泽东的教导杀人无数，成为全世界近代史中杀人比例最高的人类灭绝案。这就是毛泽东功盖天下的事迹。这一连串事迹也说明一个问题。他的理论非常具有欺骗性，所以会有那么多的人上当受骗。至今还有人高举他的牌子做事。究竟他的理论是对是错？道理很简单，改善人们的生活要靠发展生产，靠人与人斗怎么能变富。所有遵从毛泽东理论的人，也许斗得很开心（被斗的人可倒了霉），但是摆脱不了贫困。无一例外。
但是毛泽东又是幼稚的，他绝没有想到最后自己变成了孤家寡人，没有一个真正志同道合的政治家在身边，剩下一批狐群狗党。最后他信赖的人，只剩下后来被判刑的四人帮。大家吹嘘毛的高瞻远瞩，其实毛是鼠目寸光。他发动文化革命的时候怎么能想到自己会变成孤家寡人。最初和自己一起奋斗的亲密战友都被整得众叛亲离。毛泽东到死神智都非常清醒，但是是在非常孤独，失望，没有前途，没有同志和朋友的状态下死去的。他绝没有想到自己辉煌的一生竟然是这样一个结局。毛到死也没有丝毫的自责或后悔。毛死后华国锋和叶剑英抓捕了四人帮，最高法院审判了四人帮，把他们判了刑。但是四人帮的头头，这祸国殃民的总后台还在天安门城楼上挂着，在大家每天用的钞票上印着。中国的这幕滑稽剧现在还没有真正谢幕。不过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终究要完全走下神台，成为一个普通人，在剥离一切神象外衣的条件下，在消除所有迷信的条件下接受公正的评判。
Tuesday, April 12, 2011
陈柏峰：《小村故事》：“小人物，大历史”
戴開元按﹕此文生動地顯示階級斗爭論的表面性、粗疏性、有限性甚至無效性，文革分析亦應作如是觀。
朱晓阳教授的《小村故事》是一本以人类学田野调查为基础的惩罚社会学著作，也可以当小说来读，因为它的主题就是讲“故事”——滇池东岸小村“罪过与惩罚”的故事。在文化人类学的视野中，惩罚凝聚了整个社会关系和文化网络。朱晓阳教授沿着这个传统，用“延伸个案”的方法，专注于变革时代的小村，阐释了小村故事在时间流中的动态及其与特定条件和特定行动者的联系，并解释了惩罚在特定社会语境中的文化意义。
作者在上世纪70年代曾是落户小村的知识青年，当年就收集了写村史的素材，加上后来陆续不断地回访小村，完成了这部著作。我敢说，这是当代中国人类学界最好的一部田野著作，它做到了对惩罚的“连根拔起”，完成了对小村的“深描”。本书“连根拔起”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认识小村的具体惩戒故事，更在于可以通过“小人物”的惩戒故事来反观“大历史”。
对于建国以来乡村社会变革，通常框架认为，国家以阶级斗争之名，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对乡村传统精英进行了无情打击，用社会主义国家规范及其意识形态将传统的村落进行改造，并破除了传统文化及其相应的关系网络。一些人进而借此展开对全能国家、集权主义的批判，对革命运动的反思，这将乡村社会置于完全被动、完全受制于国家权力的地位。
然而，朱晓阳对惩罚的“连根拔起”却告诉人们，乡村社会虽然受到国家权力的限制，但在政治运动中并不是被动地任由国家渗透。相反，政治受害者与施害者之间往往有着异常紧密的联系和复杂的爱恨情仇。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惩罚，总是先有个人间、家庭间、宗族间或地方派系之间的长期矛盾，然后才有人利用国家的政治运动来谋取他们个人或集团的利益。这一特征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村庄政治，村委会选举、村庄反腐败斗争等，无不深嵌在这种长期矛盾之中。
近五十年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国家价值，常常被当做是村庄惩罚的依据，这在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政治运动中尤其明显。1951年的清匪反霸运动中，小村的黄崇道被村里人控告欺压民众和指使杀人，因此被工作组定为“恶霸”，并被县司法部门判处死刑，后侥幸得以释放。然而，现实并非如阶级斗争叙事那样一目了然，它有“前历史”。那就是上世纪30年代，黄崇道因鸦片纠纷指使人杀死了黄营长，这间接导致了小村在上世纪40年代的衰败。黄营长是一个勇敢强悍的侠盗和“仁义之人”，曾是小村的保护人。黄营长之死是导致黄崇道被惩罚的主要原因，黄崇道的孙子黄大育还认为，爷爷因宅基地纠纷得罪了邻居，邻居趁着运动的机会告发了他。对于黄大育而言，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件仍然是他们的“现实”，这个事件及其“延伸后果”成了这个家庭中的成员为人之道建构的资源。黄崇道的孙子后来在村委会选举竞争中获胜，因为他有更强烈的社区利益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其对家庭所遭惩罚的反思相关。
总之，上世纪30年代的谋杀事件后来成为小村历史上的传奇，这一传奇在上世纪50年代以后的疾风暴雨式政治运动中支配了阶级关系和其他的国家言辞。此后，小村又经历过多次国家发动的政治运动，每一次政治运动都或多或少重复清匪反霸时期的情形：即国家实施的惩罚是以村落内个人关系为根据的。也就是说，社区内个人间纠纷的“前历史”经常给国家暴力提供最终的资源。而在这些国家发动的运动中，往往会有地方的行动者出于个人行动事项考虑而一次又一次地再定义和再解释过去的“老账”。它甚至影响到当代村庄政治，教化小村的后人们在激变的时代“做人”。
黄崇道的故事只是小村很多故事中的一个。小村故事，不是国家自上而下地愚弄农民，将农民裹胁进政治运动的故事；而是农民自下而上地主动利用国家，实现其地方性目标的故事。
朱晓阳教授的《小村故事》是一本以人类学田野调查为基础的惩罚社会学著作，也可以当小说来读，因为它的主题就是讲“故事”——滇池东岸小村“罪过与惩罚”的故事。在文化人类学的视野中，惩罚凝聚了整个社会关系和文化网络。朱晓阳教授沿着这个传统，用“延伸个案”的方法，专注于变革时代的小村，阐释了小村故事在时间流中的动态及其与特定条件和特定行动者的联系，并解释了惩罚在特定社会语境中的文化意义。
作者在上世纪70年代曾是落户小村的知识青年，当年就收集了写村史的素材，加上后来陆续不断地回访小村，完成了这部著作。我敢说，这是当代中国人类学界最好的一部田野著作，它做到了对惩罚的“连根拔起”，完成了对小村的“深描”。本书“连根拔起”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认识小村的具体惩戒故事，更在于可以通过“小人物”的惩戒故事来反观“大历史”。
对于建国以来乡村社会变革，通常框架认为，国家以阶级斗争之名，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对乡村传统精英进行了无情打击，用社会主义国家规范及其意识形态将传统的村落进行改造，并破除了传统文化及其相应的关系网络。一些人进而借此展开对全能国家、集权主义的批判，对革命运动的反思，这将乡村社会置于完全被动、完全受制于国家权力的地位。
然而，朱晓阳对惩罚的“连根拔起”却告诉人们，乡村社会虽然受到国家权力的限制，但在政治运动中并不是被动地任由国家渗透。相反，政治受害者与施害者之间往往有着异常紧密的联系和复杂的爱恨情仇。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惩罚，总是先有个人间、家庭间、宗族间或地方派系之间的长期矛盾，然后才有人利用国家的政治运动来谋取他们个人或集团的利益。这一特征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村庄政治，村委会选举、村庄反腐败斗争等，无不深嵌在这种长期矛盾之中。
近五十年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国家价值，常常被当做是村庄惩罚的依据，这在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政治运动中尤其明显。1951年的清匪反霸运动中，小村的黄崇道被村里人控告欺压民众和指使杀人，因此被工作组定为“恶霸”，并被县司法部门判处死刑，后侥幸得以释放。然而，现实并非如阶级斗争叙事那样一目了然，它有“前历史”。那就是上世纪30年代，黄崇道因鸦片纠纷指使人杀死了黄营长，这间接导致了小村在上世纪40年代的衰败。黄营长是一个勇敢强悍的侠盗和“仁义之人”，曾是小村的保护人。黄营长之死是导致黄崇道被惩罚的主要原因，黄崇道的孙子黄大育还认为，爷爷因宅基地纠纷得罪了邻居，邻居趁着运动的机会告发了他。对于黄大育而言，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件仍然是他们的“现实”，这个事件及其“延伸后果”成了这个家庭中的成员为人之道建构的资源。黄崇道的孙子后来在村委会选举竞争中获胜，因为他有更强烈的社区利益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其对家庭所遭惩罚的反思相关。
总之，上世纪30年代的谋杀事件后来成为小村历史上的传奇，这一传奇在上世纪50年代以后的疾风暴雨式政治运动中支配了阶级关系和其他的国家言辞。此后，小村又经历过多次国家发动的政治运动，每一次政治运动都或多或少重复清匪反霸时期的情形：即国家实施的惩罚是以村落内个人关系为根据的。也就是说，社区内个人间纠纷的“前历史”经常给国家暴力提供最终的资源。而在这些国家发动的运动中，往往会有地方的行动者出于个人行动事项考虑而一次又一次地再定义和再解释过去的“老账”。它甚至影响到当代村庄政治，教化小村的后人们在激变的时代“做人”。
黄崇道的故事只是小村很多故事中的一个。小村故事，不是国家自上而下地愚弄农民，将农民裹胁进政治运动的故事；而是农民自下而上地主动利用国家，实现其地方性目标的故事。
犀利公:曲啸的崩溃 “歌德派”的可悲下场
(博讯2011年4月12日 转载)
这个很早就拟定但一直没动笔的题目，原本想从郭沫若说起，近日翻读阎润涛先生的回忆文章，决定提起笔从曲啸说起。
阎文所回忆的20多年前曲啸败走美国的事件，当时的犀利公无法知晓，但同时期的另一件事却有点熟悉，这便是著名的“蛇口风波”事件。当时作为青年党员的我，事后参加了军校举办的讨论会，我是支持专家而反对“思想不太先进”的蛇口青年的。 (博讯 boxun.com)
先回顾这一事件，作为本文的引子。
一、引子
1988年1月13日，蛇口举办了一场“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与会的3位“青年教育专家”分别是：
“当代牧马人”——中宣部局级调研员曲啸；
“启迪青年心灵的灵魂工程师”——北京师范学院教授李燕杰；
“党的文艺工作者”——中央歌舞团演员彭清一。
李和彭的头衔简明易懂，曲先生的头衔源自1982年由谢晋执导并在全国热映的电影《牧马人》，影片改编自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原本与曲啸无关，但几年后因演讲而出了名的曲先生，人们发现他也有在嫩江草原放马的经历，“当代牧马人”的头衔便应运而生。一时间，人借“影”势，影借人威，人们便把影片和小说里的主人公说成是曲啸本人，曲先生也便超越李和彭而位列“新中国三大演讲家”之首（也有人将国务院稽查特派员刘吉先生加上合称为“四大演讲家”）。其实，单就演讲本身而言，李的忽悠劲更大一些，诸如“西点军校学雷锋”等著名桥段，都是李炮制的。此话头先打住。
座谈会上，曲啸说：“淘金者不是为深圳特区的发展来创业，而是看上了这样一个经济非常活跃、利也很厚的地方，为了个人利益到这里来的……特区不欢迎这样的淘金者。”一位青年反驳说：“创业和淘金，为自己打算和为社会考虑，这些东西在人身上是交织在一起的，不大容易分得清楚。在一个人身上，为自己、为别人、为社会各占多少比例，说不清楚。有的人他自己也弄不清楚，但他觉得自己好像挺清楚似的……”
曲先生很生气，但并未发作。在会上“以激动的心情回忆了他在舞蹈演出中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并有幸握了毛一个手指头的场面”的彭清一，忍不住质问那位青年说：“敢不敢把你的名字告诉我？”没想到，这位青年当场递上了名片。会后第二天，李燕杰起草了一份题为《“蛇口座谈会”始末》的材料，分送给中央和有关领导，并点了那位青年的名，以“把个别青年的错误言论实事求是地反映出来”。
今天看来，22年前的那场因空洞说教而引发的新旧观念冲突，实在不值一谈，但在当时，舆论几乎都站在专家一边，包括自以为“思想先进”的犀利公。
二、当曲啸遇到了汪荣祖
尽管事隔20多年，但作为曲啸访美的接待者之一，阎先生这篇题为《曲啸在美国遭遇滑铁卢》的回忆文章，脉络依然很清晰，除主角已故之外，其他当事人都还健在，情节是可靠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曲啸由国务院刘中海先生陪同来到美国给留学生做巡回演讲。第一场报告在“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举办。会员中有两位爱国华侨，是从台湾到美国留学并留下来当教授的，由于他俩恨透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于是就反过来热爱自己并不熟悉的共产党，并拒绝参加台湾的联谊会，而专门参加大陆的联谊会。其中一位是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汪荣祖先生。
曲啸的演讲从“当年我也有跟你们一样出国留学的机会，虽然那时只能是去苏联。可是，我却被打成右派还进了监狱。”开始，到“党就是妈妈，妈妈打错了孩子，孩子是不会也不应该记仇的！”结束。跟在国内一样，演讲中曲啸深情回忆了从1957年被打成“右派”到1979年无罪释放，期间共接受“妈妈”长达22年折磨的经历。
在国内听惯了说教的留学生们并没有感到异常，但经常向大陆学生控诉蒋介石独裁残忍的汪荣祖教授却“不正常”了。他脸色通红，站起来激动地说：“我过去只知道蒋介石国民党是如何独裁，如何玩政治，不诚实，专门欺骗台湾人说共产党毛主席是多么独裁，多么血腥，多么残酷地对待不同政见者。对国民党的宣传我从来都反着读，绝不相信国民党的骗子把戏，而真心相信大陆共产党的报纸，因为那些报道都是跟国民党的说法相反的。可是今天，曲啸教授的演讲，当真是血泪的控诉，句句血，声声泪！一个青年学者平白无故就坐牢22年！而这些，我在台湾时也看到过类似的报道，但报道的事件没有这么邪乎，没有这么真切，没有这么令人愤怒。”
感觉不对头的刘中海先生试图打断汪教授的发言，但汪的那种被欺骗后幡然醒悟的愤怒情绪已无法阻止：“什么党是亲娘，可如此长期地打自己的孩子，那还是亲娘吗？比后娘都残忍，还有什么资格要求被虐待的孩子忠诚于她？母亲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在任何文明国家都是非法的，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
至此，局面已然不可收拾。润涛阎回忆道：“我忍不住去看曲啸教授，他的嘴唇在颤抖，他的腿也在颤抖，突如其来的打击如同晴天霹雳打得他晕头转向。他不知道是该坐下听，还是继续站着等待问问题的讲完后给出回答……我当时担心曲啸教授的心理崩溃会导致精神崩溃，他那极端心理崩溃的眼神在苍白的脸上折射着死人般的昏暗，令你感到寒冷和哀凉。那已经不是失望，那是绝望。”
事实证实了阎的担忧。国务院的这位刘先生先是怀疑书生气十足的汪教授是台湾特务，继而果断终止演讲计划，带着曲啸回国。不久，曲啸的大脑就出了毛病，1991年9月瘫痪，2003年8月病逝。
三、“捂着伤口唱赞歌”的两种形式
曲啸现象，犀利公称之为“捂着伤口唱赞歌”。
唱赞歌有两种形式：一是捂着自己的伤口唱，二是捂着别人的伤口唱。前者如曲啸、郭沫若；后者如余秋雨、王兆山、《八天八夜》编导组等。
还是说一说构思本文的最早引子郭沫若先生吧。
1967年4月12日，因“录音机事件”从中央音乐学院退学转入海军当兵的郭民英自杀身亡，时年24岁。在弟弟自杀一年零10天的1968年4月22 日，因“X小组事件”被劳教而后转入中国农大学习的郭世英也跳楼自杀，时年26岁。郭沫若的女儿和秘书在郭世英跳楼后3小时赶到农大，只见尸体伤痕累累，捆绑的绳索深深地勒进了肉里。
贵为“国家领导人”的父亲——郭沫若怎么样呢？
郭民英自杀一个多月后的6月5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上，郭沫若神情激昂地作了题为《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的闭幕词，并当场朗诵一首题为《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的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在郭世英被造反派控制直到他自杀的一个多月时间里，身为母亲的于立群，多次建议郭沫若向周恩来求救。但几乎每天都陪同周搞外事活动的郭，始终未开口，直到儿子惨死。于立群悲愤地责问郭，他莫名地辩解说：“我也是为了中国好呵。”（冯锡刚《郭沫若的晚年岁月》）
“对于家庭，郭沫若是个罪人”，郭博（安娜生）这样评价自己的父亲。
随着共和国历史面纱的缓慢揭开，“伟人们”的面目越来越清晰。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我国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邓小平《郭沫若悼词》），49年建政后，郭是怎样继一面故旗（鲁迅）之后成为新中国的一面“活旗”的呢？在政协会上敢与毛泽东正面冲突（1953.9.18）的梁漱溟老先生的回忆，可以帮助我们管窥个中缘由：1951年国庆节，梁和郭都应邀上了天安门城楼。当毛泽东出现时，郭突然打出一面旗子来，上写一行大字：“毛主席，我们永远跟着你。”
于立群自己回忆的一件事，可以让我们领教郭那令人吃惊的“人格魅力”。文革中，郭让擅长颜体字的妻子，用丈二宣纸一张一个字地书写36首毛泽东诗词，用纸两千多张，耗墨一千多斤。郭派吉普车把这些重达一吨的“榜书” 装入两个大木箱运到了中南海，毛连声说好，并立即给于写了一封答谢信。毛死后，于立群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深情怀念这件事。有人用“吮痈舔痔”的典故形容郭-于二人的献媚高才，很是中肯。也有人称郭是大陆四大无耻文人之首，实不为过。
如果说捂着自己的伤口唱赞歌多少还有点不易的话，那么，捂着别人的伤口唱赞歌则轻易得多。汶川地震后，余秋雨的“含泪劝灾民”，王兆山的“党疼国爱，纵做鬼也幸福”等等诗章，听听，犬吠似的歌声是多么轻松！
今年“3.28”王家岭事故，38名遇难矿工的冤魂尚未散去，“党的文艺工作者们”便迫不及待地动用山西电影制片厂史上最大的投资，拍摄名为《八天八夜》的影片，作为今年国庆节重点献礼片，计划在“十一”前后隆重推出，以歌颂各级组织和领导的英明，最终在民众的唾骂声中尴尬收场。
四、“捂着伤口唱赞歌”产生的根源——极权主义的扭曲和诱惑
1、曲啸现象剖析：来自极权主义的扭曲
曲啸败走美国事件，引出两个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
问题一：历经22年磨难的曲啸，神经不可谓不坚强，为何被汪先生的几句发言就轻易击倒了呢？
问题二：同样的报告内容，为什么国内的听众认同曲啸的“母亲打孩子”论，认为“一个受组织迫害长达22年却在平反后更加热爱组织”这样一件事例充分证明了这个组织非常伟大和可爱；而来自台湾的一介书生却能够极简明地道出一个常识——曲先生的经历说明那个组织比后娘都残忍。
问题一解答：
解答前，先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曲啸的经历：
1932年出生于辽宁省金县，父母以挖煤为生。
1951年大年初一，父亲被苏联汽车轧死。
1953年考入东北师大。
1957年被打成“右派”，不久被开除公职并送劳教，与第一任妻子离婚。
1961年10月，右派摘帽，到嫩江草原放马兼做小学教师。
1965年被遣送回辽宁盘锦县，在新安农场小学教书，并与妇女队长冯玉兰结婚。
1966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1968年被判20年有期徒刑。
1979年被无罪释放。
这样的经历真可谓步步血泪。可以想象，在汪先生一击之下，曲啸万般苦痛浮于眼前，千种思绪涌上心头：
——他想起了本来是父亲被苏联汽车轧死反而被东北师大的革命者指责他“与苏联有仇”并进而定他个“诬蔑苏联外交政策罪”一事，这是他被打成右派的三大罪名之一。
——他想起了因自己谴责调戏女同学的领导反而被学校党委指责他“目无党组织”并定了个“反党罪”一事，这是他被打成右派的三大罪名之二。
——他想起了要求儿子抚养权时法官那轻蔑的回答：“右派要什么孩子？”
——他想起了11年铁窗生涯。
……
是的，一桩桩，一件件，都是撕心裂肺的痛楚，不是“青年教育专家”头衔可以补偿的，不是风光的“当代牧马人”桂冠可以抚慰的，也不是一句“母亲打孩子”就可以释怀的。
对于曲啸的心理崩溃，有一种分析颇有见地：“曲啸不是一个纯粹的骗子，因为他的宣传除了骗别人，还有自欺＋自我实现的成分。他对于他自己给别人那套说法是有一定真诚的，否则的话，即使他的宣传术被人家道破，也不会崩溃。”（邝海炎《曲啸事件的政治学分析》）
人们可能会说：曲啸不记仇可以理解，但反过来唱赞歌却令人费解。其实不知，极权主义宣传可以将人性扭曲到无耻的地步：在清楚地知道欺骗不了他人的情况下，只要还能说服自己，他就可以继续自欺下去。只有当完全不能说服自己时，精神支柱才轰然倒塌，精神分裂便在所难免。曲啸先生在汪发言时突发精神崩溃，一定是因为说服不了自己了，一定是无法再强迫自己捂着伤口唱赞歌了。
“榜书”大师于立群于1979年2月25日自缢身亡。有研究者说她是因为不堪忍受失子之痛，这不太符合实情，因为：（1）此时距失子已过11年，心理已经过较长时间调整；（2）身边还有一子一女两个亲生骨肉陪伴；（3）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各种待遇已经全部恢复。犀利公倾向于认为老人像曲啸一样，在反思条件具备之后（文革结束），对荒唐岁月和荒唐行为幡然醒悟，以至于心如死灰，自寻解脱。曲啸在醒悟之后已经无力了断（瘫痪在床），而于立群却果决出手。无论是对曲还是对于，我们都应该向醒悟者致以敬意。“曲啸最后精神崩溃，说明他没有完全丧失人性，终于醒悟，知道做施暴者的御用工具是违背良心的。”（雷崇功《母亲打儿子——荒谬的命题》）
问题二解答：荒诞的国民性——群体性捂着伤口唱赞歌
1949-1976年间，蒋氏台湾与毛氏大陆尽管都是独裁专制政体，但却有显著的不同。（1）台湾始终对欧美开放，西风传导从未断绝，蒋是开着大门搞专制，异见人士有路可走；而大陆则完全封闭，毛是关起门来搞独裁，异见人士无路可逃。（2）蒋氏恐怖是地下的、小范围的，社会主流意识仍旧崇尚民主；而毛氏恐怖却是公开的、全国性的，社会风行的就是红色恐怖，全民性反右，全国性文革。因此，两岸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就表现出不同的生存状况和思维形态：在台湾，政见不同可以避走欧美（如汪荣祖教授），民众并没有丧失基本的常识性判断能力；而在大陆，政见不同只有死路一条（发生了反右、文革等几轮大屠杀），存活下来的知识分子大多采取知而不言的态度，普通民众基本上丧失了常识判断力，纷纷加入“捂着伤口唱赞歌”的队伍。这就是曲氏演讲轰动神州的历史背景。
群体性捂着伤口唱赞歌，的确是一种病态的国民性。
当然，在万民癫狂的年代，也有“众人皆醉我独醒”者。林昭，一位曾经尊呼毛泽东为父亲并积极批评右派言论的北大才女，在识破毛的政治流氓手腕后，义无返顾地坚持“决不再说违心话”。在历经长达10年的折磨后，于1968年4月29日被残酷杀害，在狱中留下了“只应社稷公黎庶，那许山河私帝王”的凛然诗句（《血诗题衣中》）。而曲啸留下的是“男儿当有凌云志，不爱香风爱党风”（《赠同事诗》）；郭沫若留下的是“人间出现双太阳，天上地下增光彩”（《宇宙充盈歌颂声》）。同样是面对极权、身处逆境，但人格的差异竟然如此惊人！
2、郭沫若现象剖析：来自极权主义的诱惑
如果说曲啸和于立群现象主要缘于被极权主义宣传所扭曲了的话，那么郭的谄媚无底线与亲情丧失症则是缘于极权主义的诱惑。当过副总理、副委员长的郭沫若，一生对名誉、地位的异乎寻常的追求，几乎所有他同时代的人的回忆以及后世研究者们的发现，都指向这一点，无需犀利公再饶舌。
为了保住“国家领导人”的地位，郭像变色龙一样，用他那拙劣的诗句，不停地变换着歌唱或谩骂的对象。1969年4月，他斥责刘少奇“大工贼，黄粱梦”。 1976年5月，他响应江青指挥的反右倾翻案风运动，骂“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5个月后，江青垮台，他又写“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而此前（1967.6.5）他曾当着亚非拉朋友们的面朗诵过“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的壮美诗篇。
对极权主义狂热分子而言，“令人惊异的是，如果他遭到厄运，甚至自己变成被迫害的牺牲品，被整肃出党，被送进苦役营，极权主义的魔鬼开始吞噬它自己的孩子，他也不会动摇。”（《极权主义的起源》第十章），汉娜.阿伦特早在郭世英兄弟遇难前16年所写下的这一论断，无论是应验在他们的父亲郭沫若身上，还是应验在刘允斌遇难时的刘少奇身上，或孙维世遇难时的周恩来身上，都是那样地精准。
令人钦佩的是，郭世英的“X小组”在40多年前所探讨的问题的深度甚至是今天的部分青年人都难以达到的，如，共产主义是否是乌托邦、毛泽东思想是否也要一分为二、修正主义是否全无真理、现行政治的种种弊端……尽管伟大的革命家父亲们用儿子青春的血无情地浇灭了他们思想的火花，但留给今人的启迪却仍然闪现出耀眼的光芒。我们在记住林昭、李九莲、张志新、遇罗克这些体制外的反极权青年们的同时，也不应该忘记那些体制内的叛逆青年——他们更能够证明一条真理：邪恶的东西终究是邪恶！这对今天热衷于到重庆红歌会赶场子的朋友来说，尤为重要。
五、极权主义变种
在对曲啸现象所引发的问题二的思考中，我描述了，被极权主义洗脑后的民众失去了判断常识的能力，也失去了正常的逻辑推理能力，以至于从曲啸受迫害22年却能够华丽转身的事例中，竟然得出了两条变态逻辑：（1）虐待你越厉害的组织越伟大；（2）组织越迫害你而你却越爱它，那么你就越伟大。许多被平反的“右派”，听曲啸的报告以至于感慨泣涕，甚至登上本单位的小舞台也作起了报告，就是基于上述逻辑，一方面认为组织伟大，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也挺伟大。坦率地承认，犀利公当年没少听曲、李二人的报告，也是感动非常，持有的正是这样的逻辑。
然而，认识到此不能算完。上述那两条变态逻辑以及“母亲打儿子论”，还有许多新的变种。
1、“新父母论”
通常从“我代表电视机前的观众”开口说话的全国政协委员倪萍女士，在劝导民众不要埋怨政府以及解释自己从不投反对票时，说过几句名言：“我爱国，我不添乱，从不反对或弃权……就像一个家里一样，特别知道自己父母不容易……你还得体谅父母，得知道父母的难处……这就像孩子能理解父母在抚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时候顾得上老大顾不上老二。”
倪女士所言的“父母”是指政府，她穿上“爱国”的盔甲来为自己不给“父母”添乱作辩解，企图占据道德制高点，以阻止别人“添乱”。这种“新父母论”是曲啸“母亲打儿子论”的变型，是极权主义宣传的新变种，其实质就是欺骗民众不要给政府“添乱”，至于政府给百姓添乱（诸如任由房价上涨、任由开支失控、任由腐败蔓延），她则不管。
2、“多难兴邦论”
热衷于捂着别人的伤口唱赞歌的犬儒，千百年来从未断绝，毛时代尤甚。新时代的文犬们更是练就了一身与时俱进的功夫，每当灾难（多是人祸）发生时，他们首先嗅到的总是诸如“党员干部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之类的闪光点，对灾难背后的贪腐和渎职刻意掩藏，炮制出一篇篇充满谄媚和冷血的犬文。“变坏事为好事”，这种极权主义宣传之风至今仍在盛行，涂抹的结果必然是“难很多、邦难兴”。
3、“自我纠错论”
不管开多少次大会，只要下一“大”能够认识到上一“大”的错误（不一定能够纠正），那么组织就是伟大的，因为它有自我纠错的能力。民众希望建设一种权力制衡机制，以走出下一“大”否定上一“大”的循环怪圈，“绝不们”是不赞同的，因为那样就没有证明自己伟大的机会了。只有巩固能够继续创造失误的体制，才能为组织源源不断地提供“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战胜N年不遇之自然灾害”以证明其伟大的机会，如同无良软件商先制造病毒然后再向群众证明其杀毒软件好使一样。
4、“纵向比较论”
极权主义洗脑，通常要洗到你只知道纵向比而不知道横向比的程度。他们这样教导民众：甭管62年前与我们一样落后的日韩台如今怎么样，只看“旧社会”咱们自己怎么样，今天的我们比62年前的祖爷爷们吃得饱，那就说明组织伟大。
尽管在斯大林死后，阿伦特也曾说过苏联不再是典型意义上的极权主义；尽管万岁毛死后中国逐步从极权时代走向了威权时代，但极权主义宣传却仍然存在。反思曲啸和郭沫若现象的意义就在于：别忘了，那部宣传机器还在！
这个很早就拟定但一直没动笔的题目，原本想从郭沫若说起，近日翻读阎润涛先生的回忆文章，决定提起笔从曲啸说起。
阎文所回忆的20多年前曲啸败走美国的事件，当时的犀利公无法知晓，但同时期的另一件事却有点熟悉，这便是著名的“蛇口风波”事件。当时作为青年党员的我，事后参加了军校举办的讨论会，我是支持专家而反对“思想不太先进”的蛇口青年的。 (博讯 boxun.com)
先回顾这一事件，作为本文的引子。
一、引子
1988年1月13日，蛇口举办了一场“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与会的3位“青年教育专家”分别是：
“当代牧马人”——中宣部局级调研员曲啸；
“启迪青年心灵的灵魂工程师”——北京师范学院教授李燕杰；
“党的文艺工作者”——中央歌舞团演员彭清一。
李和彭的头衔简明易懂，曲先生的头衔源自1982年由谢晋执导并在全国热映的电影《牧马人》，影片改编自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原本与曲啸无关，但几年后因演讲而出了名的曲先生，人们发现他也有在嫩江草原放马的经历，“当代牧马人”的头衔便应运而生。一时间，人借“影”势，影借人威，人们便把影片和小说里的主人公说成是曲啸本人，曲先生也便超越李和彭而位列“新中国三大演讲家”之首（也有人将国务院稽查特派员刘吉先生加上合称为“四大演讲家”）。其实，单就演讲本身而言，李的忽悠劲更大一些，诸如“西点军校学雷锋”等著名桥段，都是李炮制的。此话头先打住。
座谈会上，曲啸说：“淘金者不是为深圳特区的发展来创业，而是看上了这样一个经济非常活跃、利也很厚的地方，为了个人利益到这里来的……特区不欢迎这样的淘金者。”一位青年反驳说：“创业和淘金，为自己打算和为社会考虑，这些东西在人身上是交织在一起的，不大容易分得清楚。在一个人身上，为自己、为别人、为社会各占多少比例，说不清楚。有的人他自己也弄不清楚，但他觉得自己好像挺清楚似的……”
曲先生很生气，但并未发作。在会上“以激动的心情回忆了他在舞蹈演出中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并有幸握了毛一个手指头的场面”的彭清一，忍不住质问那位青年说：“敢不敢把你的名字告诉我？”没想到，这位青年当场递上了名片。会后第二天，李燕杰起草了一份题为《“蛇口座谈会”始末》的材料，分送给中央和有关领导，并点了那位青年的名，以“把个别青年的错误言论实事求是地反映出来”。
今天看来，22年前的那场因空洞说教而引发的新旧观念冲突，实在不值一谈，但在当时，舆论几乎都站在专家一边，包括自以为“思想先进”的犀利公。
二、当曲啸遇到了汪荣祖
尽管事隔20多年，但作为曲啸访美的接待者之一，阎先生这篇题为《曲啸在美国遭遇滑铁卢》的回忆文章，脉络依然很清晰，除主角已故之外，其他当事人都还健在，情节是可靠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曲啸由国务院刘中海先生陪同来到美国给留学生做巡回演讲。第一场报告在“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举办。会员中有两位爱国华侨，是从台湾到美国留学并留下来当教授的，由于他俩恨透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于是就反过来热爱自己并不熟悉的共产党，并拒绝参加台湾的联谊会，而专门参加大陆的联谊会。其中一位是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汪荣祖先生。
曲啸的演讲从“当年我也有跟你们一样出国留学的机会，虽然那时只能是去苏联。可是，我却被打成右派还进了监狱。”开始，到“党就是妈妈，妈妈打错了孩子，孩子是不会也不应该记仇的！”结束。跟在国内一样，演讲中曲啸深情回忆了从1957年被打成“右派”到1979年无罪释放，期间共接受“妈妈”长达22年折磨的经历。
在国内听惯了说教的留学生们并没有感到异常，但经常向大陆学生控诉蒋介石独裁残忍的汪荣祖教授却“不正常”了。他脸色通红，站起来激动地说：“我过去只知道蒋介石国民党是如何独裁，如何玩政治，不诚实，专门欺骗台湾人说共产党毛主席是多么独裁，多么血腥，多么残酷地对待不同政见者。对国民党的宣传我从来都反着读，绝不相信国民党的骗子把戏，而真心相信大陆共产党的报纸，因为那些报道都是跟国民党的说法相反的。可是今天，曲啸教授的演讲，当真是血泪的控诉，句句血，声声泪！一个青年学者平白无故就坐牢22年！而这些，我在台湾时也看到过类似的报道，但报道的事件没有这么邪乎，没有这么真切，没有这么令人愤怒。”
感觉不对头的刘中海先生试图打断汪教授的发言，但汪的那种被欺骗后幡然醒悟的愤怒情绪已无法阻止：“什么党是亲娘，可如此长期地打自己的孩子，那还是亲娘吗？比后娘都残忍，还有什么资格要求被虐待的孩子忠诚于她？母亲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在任何文明国家都是非法的，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
至此，局面已然不可收拾。润涛阎回忆道：“我忍不住去看曲啸教授，他的嘴唇在颤抖，他的腿也在颤抖，突如其来的打击如同晴天霹雳打得他晕头转向。他不知道是该坐下听，还是继续站着等待问问题的讲完后给出回答……我当时担心曲啸教授的心理崩溃会导致精神崩溃，他那极端心理崩溃的眼神在苍白的脸上折射着死人般的昏暗，令你感到寒冷和哀凉。那已经不是失望，那是绝望。”
事实证实了阎的担忧。国务院的这位刘先生先是怀疑书生气十足的汪教授是台湾特务，继而果断终止演讲计划，带着曲啸回国。不久，曲啸的大脑就出了毛病，1991年9月瘫痪，2003年8月病逝。
三、“捂着伤口唱赞歌”的两种形式
曲啸现象，犀利公称之为“捂着伤口唱赞歌”。
唱赞歌有两种形式：一是捂着自己的伤口唱，二是捂着别人的伤口唱。前者如曲啸、郭沫若；后者如余秋雨、王兆山、《八天八夜》编导组等。
还是说一说构思本文的最早引子郭沫若先生吧。
1967年4月12日，因“录音机事件”从中央音乐学院退学转入海军当兵的郭民英自杀身亡，时年24岁。在弟弟自杀一年零10天的1968年4月22 日，因“X小组事件”被劳教而后转入中国农大学习的郭世英也跳楼自杀，时年26岁。郭沫若的女儿和秘书在郭世英跳楼后3小时赶到农大，只见尸体伤痕累累，捆绑的绳索深深地勒进了肉里。
贵为“国家领导人”的父亲——郭沫若怎么样呢？
郭民英自杀一个多月后的6月5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上，郭沫若神情激昂地作了题为《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的闭幕词，并当场朗诵一首题为《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的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在郭世英被造反派控制直到他自杀的一个多月时间里，身为母亲的于立群，多次建议郭沫若向周恩来求救。但几乎每天都陪同周搞外事活动的郭，始终未开口，直到儿子惨死。于立群悲愤地责问郭，他莫名地辩解说：“我也是为了中国好呵。”（冯锡刚《郭沫若的晚年岁月》）
“对于家庭，郭沫若是个罪人”，郭博（安娜生）这样评价自己的父亲。
随着共和国历史面纱的缓慢揭开，“伟人们”的面目越来越清晰。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我国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邓小平《郭沫若悼词》），49年建政后，郭是怎样继一面故旗（鲁迅）之后成为新中国的一面“活旗”的呢？在政协会上敢与毛泽东正面冲突（1953.9.18）的梁漱溟老先生的回忆，可以帮助我们管窥个中缘由：1951年国庆节，梁和郭都应邀上了天安门城楼。当毛泽东出现时，郭突然打出一面旗子来，上写一行大字：“毛主席，我们永远跟着你。”
于立群自己回忆的一件事，可以让我们领教郭那令人吃惊的“人格魅力”。文革中，郭让擅长颜体字的妻子，用丈二宣纸一张一个字地书写36首毛泽东诗词，用纸两千多张，耗墨一千多斤。郭派吉普车把这些重达一吨的“榜书” 装入两个大木箱运到了中南海，毛连声说好，并立即给于写了一封答谢信。毛死后，于立群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深情怀念这件事。有人用“吮痈舔痔”的典故形容郭-于二人的献媚高才，很是中肯。也有人称郭是大陆四大无耻文人之首，实不为过。
如果说捂着自己的伤口唱赞歌多少还有点不易的话，那么，捂着别人的伤口唱赞歌则轻易得多。汶川地震后，余秋雨的“含泪劝灾民”，王兆山的“党疼国爱，纵做鬼也幸福”等等诗章，听听，犬吠似的歌声是多么轻松！
今年“3.28”王家岭事故，38名遇难矿工的冤魂尚未散去，“党的文艺工作者们”便迫不及待地动用山西电影制片厂史上最大的投资，拍摄名为《八天八夜》的影片，作为今年国庆节重点献礼片，计划在“十一”前后隆重推出，以歌颂各级组织和领导的英明，最终在民众的唾骂声中尴尬收场。
四、“捂着伤口唱赞歌”产生的根源——极权主义的扭曲和诱惑
1、曲啸现象剖析：来自极权主义的扭曲
曲啸败走美国事件，引出两个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
问题一：历经22年磨难的曲啸，神经不可谓不坚强，为何被汪先生的几句发言就轻易击倒了呢？
问题二：同样的报告内容，为什么国内的听众认同曲啸的“母亲打孩子”论，认为“一个受组织迫害长达22年却在平反后更加热爱组织”这样一件事例充分证明了这个组织非常伟大和可爱；而来自台湾的一介书生却能够极简明地道出一个常识——曲先生的经历说明那个组织比后娘都残忍。
问题一解答：
解答前，先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曲啸的经历：
1932年出生于辽宁省金县，父母以挖煤为生。
1951年大年初一，父亲被苏联汽车轧死。
1953年考入东北师大。
1957年被打成“右派”，不久被开除公职并送劳教，与第一任妻子离婚。
1961年10月，右派摘帽，到嫩江草原放马兼做小学教师。
1965年被遣送回辽宁盘锦县，在新安农场小学教书，并与妇女队长冯玉兰结婚。
1966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1968年被判20年有期徒刑。
1979年被无罪释放。
这样的经历真可谓步步血泪。可以想象，在汪先生一击之下，曲啸万般苦痛浮于眼前，千种思绪涌上心头：
——他想起了本来是父亲被苏联汽车轧死反而被东北师大的革命者指责他“与苏联有仇”并进而定他个“诬蔑苏联外交政策罪”一事，这是他被打成右派的三大罪名之一。
——他想起了因自己谴责调戏女同学的领导反而被学校党委指责他“目无党组织”并定了个“反党罪”一事，这是他被打成右派的三大罪名之二。
——他想起了要求儿子抚养权时法官那轻蔑的回答：“右派要什么孩子？”
——他想起了11年铁窗生涯。
……
是的，一桩桩，一件件，都是撕心裂肺的痛楚，不是“青年教育专家”头衔可以补偿的，不是风光的“当代牧马人”桂冠可以抚慰的，也不是一句“母亲打孩子”就可以释怀的。
对于曲啸的心理崩溃，有一种分析颇有见地：“曲啸不是一个纯粹的骗子，因为他的宣传除了骗别人，还有自欺＋自我实现的成分。他对于他自己给别人那套说法是有一定真诚的，否则的话，即使他的宣传术被人家道破，也不会崩溃。”（邝海炎《曲啸事件的政治学分析》）
人们可能会说：曲啸不记仇可以理解，但反过来唱赞歌却令人费解。其实不知，极权主义宣传可以将人性扭曲到无耻的地步：在清楚地知道欺骗不了他人的情况下，只要还能说服自己，他就可以继续自欺下去。只有当完全不能说服自己时，精神支柱才轰然倒塌，精神分裂便在所难免。曲啸先生在汪发言时突发精神崩溃，一定是因为说服不了自己了，一定是无法再强迫自己捂着伤口唱赞歌了。
“榜书”大师于立群于1979年2月25日自缢身亡。有研究者说她是因为不堪忍受失子之痛，这不太符合实情，因为：（1）此时距失子已过11年，心理已经过较长时间调整；（2）身边还有一子一女两个亲生骨肉陪伴；（3）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各种待遇已经全部恢复。犀利公倾向于认为老人像曲啸一样，在反思条件具备之后（文革结束），对荒唐岁月和荒唐行为幡然醒悟，以至于心如死灰，自寻解脱。曲啸在醒悟之后已经无力了断（瘫痪在床），而于立群却果决出手。无论是对曲还是对于，我们都应该向醒悟者致以敬意。“曲啸最后精神崩溃，说明他没有完全丧失人性，终于醒悟，知道做施暴者的御用工具是违背良心的。”（雷崇功《母亲打儿子——荒谬的命题》）
问题二解答：荒诞的国民性——群体性捂着伤口唱赞歌
1949-1976年间，蒋氏台湾与毛氏大陆尽管都是独裁专制政体，但却有显著的不同。（1）台湾始终对欧美开放，西风传导从未断绝，蒋是开着大门搞专制，异见人士有路可走；而大陆则完全封闭，毛是关起门来搞独裁，异见人士无路可逃。（2）蒋氏恐怖是地下的、小范围的，社会主流意识仍旧崇尚民主；而毛氏恐怖却是公开的、全国性的，社会风行的就是红色恐怖，全民性反右，全国性文革。因此，两岸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就表现出不同的生存状况和思维形态：在台湾，政见不同可以避走欧美（如汪荣祖教授），民众并没有丧失基本的常识性判断能力；而在大陆，政见不同只有死路一条（发生了反右、文革等几轮大屠杀），存活下来的知识分子大多采取知而不言的态度，普通民众基本上丧失了常识判断力，纷纷加入“捂着伤口唱赞歌”的队伍。这就是曲氏演讲轰动神州的历史背景。
群体性捂着伤口唱赞歌，的确是一种病态的国民性。
当然，在万民癫狂的年代，也有“众人皆醉我独醒”者。林昭，一位曾经尊呼毛泽东为父亲并积极批评右派言论的北大才女，在识破毛的政治流氓手腕后，义无返顾地坚持“决不再说违心话”。在历经长达10年的折磨后，于1968年4月29日被残酷杀害，在狱中留下了“只应社稷公黎庶，那许山河私帝王”的凛然诗句（《血诗题衣中》）。而曲啸留下的是“男儿当有凌云志，不爱香风爱党风”（《赠同事诗》）；郭沫若留下的是“人间出现双太阳，天上地下增光彩”（《宇宙充盈歌颂声》）。同样是面对极权、身处逆境，但人格的差异竟然如此惊人！
2、郭沫若现象剖析：来自极权主义的诱惑
如果说曲啸和于立群现象主要缘于被极权主义宣传所扭曲了的话，那么郭的谄媚无底线与亲情丧失症则是缘于极权主义的诱惑。当过副总理、副委员长的郭沫若，一生对名誉、地位的异乎寻常的追求，几乎所有他同时代的人的回忆以及后世研究者们的发现，都指向这一点，无需犀利公再饶舌。
为了保住“国家领导人”的地位，郭像变色龙一样，用他那拙劣的诗句，不停地变换着歌唱或谩骂的对象。1969年4月，他斥责刘少奇“大工贼，黄粱梦”。 1976年5月，他响应江青指挥的反右倾翻案风运动，骂“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5个月后，江青垮台，他又写“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而此前（1967.6.5）他曾当着亚非拉朋友们的面朗诵过“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的壮美诗篇。
对极权主义狂热分子而言，“令人惊异的是，如果他遭到厄运，甚至自己变成被迫害的牺牲品，被整肃出党，被送进苦役营，极权主义的魔鬼开始吞噬它自己的孩子，他也不会动摇。”（《极权主义的起源》第十章），汉娜.阿伦特早在郭世英兄弟遇难前16年所写下的这一论断，无论是应验在他们的父亲郭沫若身上，还是应验在刘允斌遇难时的刘少奇身上，或孙维世遇难时的周恩来身上，都是那样地精准。
令人钦佩的是，郭世英的“X小组”在40多年前所探讨的问题的深度甚至是今天的部分青年人都难以达到的，如，共产主义是否是乌托邦、毛泽东思想是否也要一分为二、修正主义是否全无真理、现行政治的种种弊端……尽管伟大的革命家父亲们用儿子青春的血无情地浇灭了他们思想的火花，但留给今人的启迪却仍然闪现出耀眼的光芒。我们在记住林昭、李九莲、张志新、遇罗克这些体制外的反极权青年们的同时，也不应该忘记那些体制内的叛逆青年——他们更能够证明一条真理：邪恶的东西终究是邪恶！这对今天热衷于到重庆红歌会赶场子的朋友来说，尤为重要。
五、极权主义变种
在对曲啸现象所引发的问题二的思考中，我描述了，被极权主义洗脑后的民众失去了判断常识的能力，也失去了正常的逻辑推理能力，以至于从曲啸受迫害22年却能够华丽转身的事例中，竟然得出了两条变态逻辑：（1）虐待你越厉害的组织越伟大；（2）组织越迫害你而你却越爱它，那么你就越伟大。许多被平反的“右派”，听曲啸的报告以至于感慨泣涕，甚至登上本单位的小舞台也作起了报告，就是基于上述逻辑，一方面认为组织伟大，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也挺伟大。坦率地承认，犀利公当年没少听曲、李二人的报告，也是感动非常，持有的正是这样的逻辑。
然而，认识到此不能算完。上述那两条变态逻辑以及“母亲打儿子论”，还有许多新的变种。
1、“新父母论”
通常从“我代表电视机前的观众”开口说话的全国政协委员倪萍女士，在劝导民众不要埋怨政府以及解释自己从不投反对票时，说过几句名言：“我爱国，我不添乱，从不反对或弃权……就像一个家里一样，特别知道自己父母不容易……你还得体谅父母，得知道父母的难处……这就像孩子能理解父母在抚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时候顾得上老大顾不上老二。”
倪女士所言的“父母”是指政府，她穿上“爱国”的盔甲来为自己不给“父母”添乱作辩解，企图占据道德制高点，以阻止别人“添乱”。这种“新父母论”是曲啸“母亲打儿子论”的变型，是极权主义宣传的新变种，其实质就是欺骗民众不要给政府“添乱”，至于政府给百姓添乱（诸如任由房价上涨、任由开支失控、任由腐败蔓延），她则不管。
2、“多难兴邦论”
热衷于捂着别人的伤口唱赞歌的犬儒，千百年来从未断绝，毛时代尤甚。新时代的文犬们更是练就了一身与时俱进的功夫，每当灾难（多是人祸）发生时，他们首先嗅到的总是诸如“党员干部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之类的闪光点，对灾难背后的贪腐和渎职刻意掩藏，炮制出一篇篇充满谄媚和冷血的犬文。“变坏事为好事”，这种极权主义宣传之风至今仍在盛行，涂抹的结果必然是“难很多、邦难兴”。
3、“自我纠错论”
不管开多少次大会，只要下一“大”能够认识到上一“大”的错误（不一定能够纠正），那么组织就是伟大的，因为它有自我纠错的能力。民众希望建设一种权力制衡机制，以走出下一“大”否定上一“大”的循环怪圈，“绝不们”是不赞同的，因为那样就没有证明自己伟大的机会了。只有巩固能够继续创造失误的体制，才能为组织源源不断地提供“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战胜N年不遇之自然灾害”以证明其伟大的机会，如同无良软件商先制造病毒然后再向群众证明其杀毒软件好使一样。
4、“纵向比较论”
极权主义洗脑，通常要洗到你只知道纵向比而不知道横向比的程度。他们这样教导民众：甭管62年前与我们一样落后的日韩台如今怎么样，只看“旧社会”咱们自己怎么样，今天的我们比62年前的祖爷爷们吃得饱，那就说明组织伟大。
尽管在斯大林死后，阿伦特也曾说过苏联不再是典型意义上的极权主义；尽管万岁毛死后中国逐步从极权时代走向了威权时代，但极权主义宣传却仍然存在。反思曲啸和郭沫若现象的意义就在于：别忘了，那部宣传机器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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