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安泽的竞选之路：从“痴人说梦”到获得主流认可

（NYT，By MATT STEVENS，2019年9月11日）
         新罕布什尔州普莱斯托——见到杨安泽(Andrew Yang)的支持者时，他们经常会坦白：第一次听说杨安泽的时候，他们觉得他每月给每个美国成年人1000美元的计划有点儿疯狂。但接着，他们必定会告诉你，听了他对这个计划的解释后，一切都显得说得通了。
       “他以前就是一个米姆——他的竞选是个笑话，”新罕布什尔州阿特金森的大学生、20岁的本·隆尚(Ben Longchamp)说，5月，在朴茨茅斯的一家餐馆里，他第一次看到杨安泽讲话。“如今我已经看了14个候选人，我喜欢他是因为，他有这么一个政策提案，并且有数据做支撑。”
         44岁的香农·珍尼斯(Shannon Jeanes)是新罕布什尔州贝德福德的一名建筑工人，他说他被杨安泽吸引，是因为他似乎更关心像1000美元这样有关“全民基本收入”而非个人野心的概念。“他参选不是因为他想当总统，”珍尼斯说。“他参选是因为他觉得自己需要这样做。”
          2020年总统竞选最意想不到的一个发展，就是人们对杨安泽的极度忠诚和热情追随，这位前企业家和技术高管正在角逐民主党提名。凭借数字、历史课和偶尔的自嘲笑话，他一直在宣传一条严峻的讯息，即自动化将导致大规模失业，而企业利润在扭曲经济。许多美国人已经开始重视杨安泽，使之意外获得资格，能参加周四于休斯敦举行的缩减了人数的第三次民主党辩论。
         在包括参议员、市长、州长和前副总统的团体中，现年44岁的杨安泽仍是最不为人所知的参选人之一。他远非唯一有政治韬略的人。并且他获得提名的希望一如既往地渺茫，他的民调仍处于个位数低位的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
         但在他上月走遍新罕布什尔的竞选活动中参加过集会的选民里，很少有人觉得，他是个提出一份不切实际计划的未来派外围参选人。许多人反而表示，他们开始认为他是个有头脑、讲求实际、有亲和力的政坛局外人，针对其他竞选者大大忽视的一个现有问题，拿出了经过深思熟虑的解决方案。
         从更广的层面讲，杨安泽的支持者表示，他们发现他的这种几乎无关政治的方式令人耳目一新。杨安泽没有参与移民和控枪之类老生常谈的边缘政策讨论，或是攻击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他利用自己的施政纲领，温和地向美国讲述“第四次产业革命”——他担心，这场革命将导致卡车司机、客服热线中心员工和零售店员失业——并提出以发放全民基本收入的方式，缓和这样一场革命必然会带来的阵痛。
         杨安泽所吸引的支持者联合体在意识形态上不拘一格，包括进步派、自由意志主义者、心怀不满的选民及部分特朗普支持者，他们换下写着MAGA的红帽子，戴起写着MATH——“让美国更认真思考”的蓝帽子。进入他阵营的人表示，他在YouTube、博客上的发言和全国电视辩论开始让他们看到发钱给人背后的逻辑。
         他在休斯敦的表现，对于维持竞选刚刚聚起的势头可能至关重要。在7月辩论结束之后的几天里，杨安泽的竞选团队迅速入账约100万美元——比团队整个第二季度筹得的数额多三分之一。约九成捐款者为首次捐款。
         杨安泽和他的顾问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允许自己半真半假地公开谈论，他们实现了长期实现不了的一点：主流认可。
         “这一年多以来，我每个月都来新罕布什尔，”在纳舒厄办公室命名仪式上，杨安泽站在临时搭建的讲台上，对满满一屋子的支持者说。“刚开始来的时候，说实话没人知道我是谁。从那时到现在的变化——着实惊人。”
         诚然，就在5月，杨安泽还曾阔步迈入新罕布什尔州黎巴嫩一个公园，却发现只有几十个选民等着见他。那时候，来见他的更多是出于好奇，而非认同。
         三个月后，形势变了。杨安泽会向观众提问——哪个州通过了全民基本收入？——支持者会立即齐声喊出答案：“阿拉斯加！”
         在他的新罕布什尔集会上，粉丝大多是白人，男性略多且非常年轻。其中很多人在上大学或者刚毕业；相当多一部分人自称同时喜欢杨安泽和特朗普。
         还有一些人倾向于是自由意志主义者，他们称赞杨安泽给人们发生活费然后不插手别的事。一些人承认曾是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支持者，表示他们在杨安泽身上看到的，是一个更新、更鲜的进步事业捍卫者，他所推动的理念可能会被证实领先于时代。
         杨安泽在大城市的集会可吸引数千人，并倾向于吸引多元化的人群，其中亚裔美国人比例异常高。
         在竞选造势中，杨安泽和很多对手一样，喜欢把自己的竞选描绘成主要由草根群体的热情和少量捐款推动。《纽约时报》一项分析证实了这一点，发现他今年第二季度收到的约70%的捐款来自捐款金额为200美元或以下的人群。
         另一项对截至6月30日的约13.3万名捐赠者的分析显示，杨安泽的竞选活动平均捐款约为27美元。因为他的捐赠者中大约有20%的人捐了多次，所以每人平均捐款金额约为40美元。
         捐赠数据也证实了杨安泽竞选活动中明显的群落分布趋势：据OpenSecrets.com和《纽约时报》估计，他的捐赠者中只有不到30%是女性。
         杨安泽在新罕布什尔州的见面会也明显缺少年长选民。一些参加见面会的人说，他们想听听杨安泽的意见，尽管他们声称更喜欢在华盛顿工作的那些经验更丰富的人。
         67岁的安·恩格尔凯米尔(Ann Engelkemeir)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埃普索姆，她说自己倾向于投票给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或明尼苏达州参议员艾米·克洛布查尔(Amy Klobuchar)。但她和其他人说，他们觉得杨安泽很有风度，并承认他的魅力核心来自于他并非职业政治家。
         “有些候选人被问到一个问题的时候，给出的回答是他们演练过的最接近这个问题的答案，”恩格尔凯米尔在一次活动上说。“我认为他回答问题的方式比我以前听到的要直接得多。”
         在那次由新罕布什尔州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主办的活动中，杨安泽面对的选民和恩格尔凯米尔一样，对他基本上并不熟悉。
         他用幽默的、时显简略的方式回顾了一遍自己的背景：不开心的公司律师；经历了“小涨大跌”的企业创始人；最终成为一家备考公司的领导者，该公司于2009年被卡普兰(Kaplan)收购。
         今年，杨安泽在接受《华盛顿邮报杂志》采访时表示，他在出售公司后“成了百万富翁”，但他也强调，“我的净资产可能远低于人们的预期。”在今年夏天提交的财务披露表格中，杨安泽上报了高达240万美元的资产，与其他许多候选人不相上下。
         在经济衰退期间，杨安泽创办了“为美国创业”(Venture for America)，这是一个面向大学毕业生的非营利性创业组织，在服务不足的城市创造就业机会。
         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时，杨安泽说，他开始研究数据，试图理解其中原因，他发现，由于自动化，摇摆州的数百万制造业工作岗位已经消失。他意识到，他为创造就业岗位所做的真诚努力是远远不够的。有必要实行更全面的解决方案：每个美国人每月1000美元。
         “全民基本收入是一项很难被妖魔化的政策，”36岁的马萨诸塞州大学顾问马特·克拉克(Matt Clark)说。“它极其简单，而且直接面向这么多美国人。”

约瑟夫·奈：特朗普的总统任期是否会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转折点？

原题：《特朗普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钝角网，2019-09-19，来源：联合早报）

　　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在比亚里茨（Biarritz）举行的七国集团(G7)峰会上的表现，被许多观察家批评为粗心大意，败事有余。其他人则认为，媒体和专家过于关注特朗普的个人表演、推文和政治游戏。他们认为，从长远来看，历史学家会把它们仅仅当作小过失。更大的问题是，特朗普的总统任期是否会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转折点，还是小小的历史波折。

　　当前围绕特朗普的辩论重新提出了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重大的历史结果是人类选择的产物，还是主要由我们所无法控制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所产生的压倒性结构性因素造成的？

　　一些分析人士将历史的流动比作奔流的江河，其流向取决于气候、降雨、地质和地形，而非河流所承载的任何东西。但即便如此，人类也不仅仅是依附在被水流冲走的木头上的蚂蚁。他们更像是激流中的筏夫，试图控制方向，避开礁石，偶尔会翻覆，有时会成功地驶向一个理想的目的地。

　　了解美国领导人过去一个世纪在外交政策上的选择和失败，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应对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有关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所产生的问题。每个时代的领导人都觉得他们正在应对独一无二的变革力量，但人类的本性永不变。选择可以有重大影响；不作为和作为都有可能产生后果。上世纪30年代，美国领导人的不作为导致地球沦为人间地狱；美国总统在美国垄断核武器时，拒绝使用它们也是如此。

　　这些重大选择是由形势还是由个人决定的？回顾过去一个世纪，威尔逊（Woodrow Wilson）打破传统，派遣美国军队到欧洲作战，但换作另外一位领导人（比如老罗斯福），可能也会如此做。威尔逊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为该行动辩解时所使用的说教语气，以及顽固地坚持要么完全加入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要么完全不加入，而这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一些人将美国在上世纪30年代回归孤立主义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归咎于威尔逊的道德主义。

　　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小罗斯福才得以令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即使当时执政的是一个保守的孤立主义者，结果可能也不会改变。尽管如此，罗斯福对希特勒的威胁的论述，以及他为应对这一威胁所做的准备，对于美国参与欧洲战事至关重要。

　　二战后，两个超级大国的两极结构奠定了冷战的格局。但如果华莱士（Henry Wallace，1944年被小罗斯福放弃的副总统）而不是杜鲁门（Harry Truman）成为总统，美国的反应方式和时机可能会有所不同。孤立主义者塔夫脱（Robert Taft）或独断专行的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如在1952年大选后当选总统的话，可能会破坏杜鲁门遏制战略相对平稳的巩固过程。当时，这一战略是由后来接任杜鲁门的艾森豪威尔（Dwight D.Eisenhower）执行。

　　肯尼迪在避免古巴导弹危机导致核战争，以及随后签署第一份核军备控制协议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但他和约翰逊（Lyndon B.Johnson）让美国陷入了毫无必要的越南战争，付出了代价高昂的失败。到了上世纪末，结构性力量导致苏联的衰落，而戈尔巴乔夫则加速了它的解体时间。但里根的国防建设和谈判技巧，以及老布什管理危机的能力，都为冷战的和平结束起到了重要作用。

　　换句话说，领导人及他们的技能很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个坏消息，因为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对特朗普的行为掉以轻心。比他的推文更重要的是，他削弱了机构、联盟以及美国的软实力吸引力。民调显示，在特朗普治下，美国的软实力有所下降。他是70年来第一名背离美国在二战后所建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总统。马蒂斯（James Mattis）将军是特朗普的第一任国防部长，后来辞职，他最近哀叹，总统对盟友毫不在乎。

　　总统须要同时运用硬实力和软实力，将它们结合起来，起到互补而不是互相冲突的效果。权谋和组织技能虽必不可少，但情绪智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和情境智商（contextual intelligence）也很重要。情商造就自我认知和自我控制的能力，情境商让领导人能够理解不断变化的环境、利用趋势，并相应地运用他们的其他技能。情商和情境商都不是特朗普的强项。

　　领导力理论家穆昆达（Gautam Mukunda）指出，经过既定政治流程仔细筛选的领导人，往往比较容易预测。老布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也有一些人没有经过筛选，他们掌权后的表现差异很大。林肯是一个相对未经筛选的候选人，也是美国最优秀的总统之一。特朗普在赢得总统大选前从未担任过公职，他以纽约房地产和电视真人秀的背景踏入政坛。事实证明，他在驾驭现代媒体、挑战传统智慧以及破坏性创新方面，表现出非常高超的能力。虽然一些人认为这可能带来积极的结果，比如对华关系，但其他人仍持怀疑态度。

　　特朗普在历史上的角色可能取决于他能否连任。如果他执政八年而非四年，机构、信任和软实力更有可能受到腐蚀。但无论如何，他的继任者都将面临一个已变化了的世界，而这部分要归因于特朗普的政策，也有部分要归因于世界政坛的结构性实力大变迁，包括从西方转移到东方（亚洲的崛起）和从政府转移到非国家行为体（借助网络和人工智能）。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创造历史，但不是在我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特朗普之后的美国外交政策，仍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

皮凯蒂：贫富悬殊三十年内超欧赶美无疑是北京的失败

（法广，2019 -09-17，作者：杨眉）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是在中国拥有一定知名度的法国学者， 2013年皮凯蒂撰写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曾经被翻译成40种文字，在全球的销售量超过250万本，创下了学术类书籍的新纪录。上周皮凯蒂推出又一本巨作《资本与意识形态》（Capital et Idéologie ），被认为是《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的续作。如果说前者在中国的销售量曾经占全球首位的话，后者是否会在中国大陆翻译出版还是一个巨大的疑问。因为书中有多个内容涉及中国，涉及香港，而且，作者观点尖锐，立场鲜明，在翔实的数据与客观理性的分析的面前，皮凯蒂的论据似乎无可辩驳。根据瑟耶（Seuil）出版社透露，该书的翻译版权已经出售给台湾出版商，台湾版的中文译本计划于2021年问世，而到目前为止，尚不知中国大陆是否有翻译此书的计划。事实上，只要稍微浏览一下该书有关中国的章节，就不难想象皮凯蒂的新书可能很难在中国大陆出版，至少不可能一字不漏的出版。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皮凯蒂的长达1198页的新书《资本与意识形态》，那就是：贫富悬殊并不是命中注定的，而是政府的政策以及社会意识形态所导致。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中所阐述的男女不平等除了来自生理上的先天性差异更多的来自社会影响，家庭教育等等。

       如果说《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基本没有章节涉及到中国的话，《资本与意识形态》却对中国社会今天的贫富悬殊现象做出了精准的描述，五年前作者在接受法广中文部采访时曾经感叹很难从中国官方获得有关个人收入以及个人所得税方面的统计数字，皮凯蒂当时还强调指出，倘。五年之后，中国官方的相关统若习近平真的要打击腐败的话，那么，最有效的第一步就是公开官员个人财产以及公开税务数据计数据依然是国家机密，不过，皮凯蒂对可查阅的有关中国的数据做出了精准理性的分析，对中国现有的社会体制提出一系列的质疑：书中有关中国的章节主要集中在第12章，标题是：共产体制社会与后共产主义社会

            皮凯蒂：香港回归社会主义中国后反而取消遗产税令人匪夷所思

       首先，在香港民主抗争活动经久不衰之际，皮凯蒂在书中立场鲜明地对香港的抗争活动表达了理解与支持，他在书中写道：“ 值得注意的是主张独立的香港人在抗争活动中占极少数，而抗争的主要诉求是民主自由，呼吁人身自由以及多党制，而上述要求遭到中国共产党的一概拒绝.”

       皮凯蒂介绍了香港回归之后所推行的税务制度改革以及金融地位的演变，指出一个鲜为人知但却是否具有说服力的细节：“香港政府在1997年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不久便于2005年废除了在英国殖民时代一直征收的遗产税。台湾主张与大陆统一的商界代表也呼吁统一时取消遗产税“。皮凯蒂讽刺说：”在今天二十一世纪的初期居然会出现如此荒诞的矛盾现象： 亚洲的一位亿万富翁如果希望将其家产完整的传承给他的后代的话，那他最好到共产中国去居住。“。

       皮凯蒂特别对中国税务制度中缺乏遗产税这一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对一个在共产党领导下声称要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国家来说实在太自相矛盾了。如果在私营资本比例相对较少的时期，不征收遗产税还情有可原，而今天中国的私营资本已经占全国资本的三分之二，让这些私有化政策的受益者将他们的资本完整地传承给他们的子女而不缴纳任何税款这实在匪夷所思。“

       此外，除了取消遗产税无疑加剧了香港的贫富悬殊之外，皮凯蒂还特别指出：香港的例子可以说在全世界绝无仅有也因此格外引人关注：“一个原先的资本主义体制地区被纳入共产主义社会之后他的贫富悬殊现象居然更加加剧。而香港的金融地位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香港似乎是中国巨富完成他们在内地很难组织的对外转移资产的中转地，同时香港也使中国的大型企业以及政府得以轻松地管理其对外投资以及金融结算。虽然到目前为止中国资本外流的数目尚未达到俄罗斯的规模，但是，由于中国国内的贪腐现象严重，再加上最近几年来的经济增长以及私有化期间资产转让权的薄弱，资产外流很可能在未来几年内不断加剧；从而从内部威胁中国体制。“

       整体而言，皮凯蒂对中国体制的最大质疑就是：既然欧洲的经验已经证明一个国家完全有可能在减低贫富差距的同时保持经济繁荣，那么，为什么标榜要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政府继续容忍与资本主义的美国同样严重的贫富悬殊？

       对皮凯蒂来说，中国在改革开放那么简短的三四十年的时间内，社会的贫富悬殊比例就已经超过欧洲，这对中国政府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大失败！

       当然，有关中国的章节仅占皮凯蒂新书的极少部分，他在书中也同样对欧洲，尤其对法国政府，对美国政府推行的一些经济税务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法广：斯诺登希望法国政府提供庇护

（2019-09-15，作者： 罗拉） 

       《费加罗报》国际版关注曾经揭露美国大型监控的中情局前雇员斯诺登出版新书，指出网络技术威胁每个人，他寻求离开俄罗斯，也“非常想”法国政府提供庇护。

                      寻求马克龙政府政治庇护

       《费加罗报》国际版周日载文关注前国中情局雇员斯诺登，他在揭露美国政府进行大规模监控行动后，从2013年到现在他居住在俄罗斯。斯诺登在周六接受法国France Inter电台采访后，其全文将在周一发表，他表示对于他这类首先揭露者来说，可悲的是不是在欧洲，而是在俄罗斯可以发出声音，他不希望法国变成大家不爱戴的国家。

       在采访中，现年36岁的斯诺登表示曾经于2013年请求当时的法国奥朗德政府提供政治庇护，他也希望得到现在的马克龙政府提供的政治保护，申请庇护。

       斯诺登还透露他向大约20多个国家的政府寻求政治庇护，包括法国和德国，但是受到拒绝。他强调不仅是法国和德国，而是在西方生活的每个人的隐私和政治制度受到威胁。

                           自传新书出版

       另外，斯诺登将在9月17日在大约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和台湾在内的20多个国家同时出版自己撰写的新书，讲述自己无限期的流亡生活。

       《世界报》刊登斯诺登新书的节选写到，他乘坐的飞机于2013年6月23日在莫斯科机场着陆，本来以为只会停留24小时，没想到已经在俄罗斯生活了6年，他无法理解的是美国政府让美国公民滞留在俄罗斯，特别是在他的问题上显示出来美国政府失策以及在与俄罗斯较量中的失败。

       该报写到，斯诺登将美国国家安全局和及其对手英国情报机构进行窃听的机密通过记者公布于世，他本来打算前往厄瓜多尔，但是因为美国政府取消了他的护照，让他滞留在俄罗斯。

       斯诺登此前泄露的机密文件显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政府的大规模监控项目。法国塞伊出版社出版斯诺登新书《永久记录》，他坚持抨击政府的大规模监控行动，他强调自己遵守宪法，是为了捍卫保护个人隐私进行抗争，他对世界上抬头的威权主义发出警告。

       《世界报》评论指出，斯诺登的新书不仅仅是捍卫自己遵守美国宪法，而更是要让更多的包括美国人在内地世人知道自己的选择，显示自己的正直，证明自己的爱国行动，他也寻求改变自己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

       斯诺登指出政党和企业家知道运用新技术会对影响世界，而且网络技术的发展，对人进行监视，其实是对每个人都潜在危险，他呼吁停止进行大量数据收集，而美国政府通过改变法律条款，让大规模存储数据合法化。

       美国政府谴责斯诺登犯有叛国罪，斯诺登通过在美国的律师朋友和在德国的记者争取离开俄罗斯，在没有获得法国庇护后，他决定出版新书，寻求更多支持，甚至在条件允许下返回美国。

保罗·克鲁格曼：美国式民主的终结

（NYT，2019年9月10日）

         过去，随着坦克隆隆驶向总统府，民主国家会突然崩溃。然而在21世纪，这个过程往往变得更加微妙。

         威权主义在世界很多地方大行其道，但它的推进往往相对平静，而且是渐进式的，因此很难指着某个确切的时刻说，这就是民主结束的日子。你只是在某天早上醒来时发现，它没有了。

         政治学家史蒂文·列维茨基(Steven Levitsky)和丹尼尔·齐布拉特(Daniel Ziblatt)在2018年的著作《民主是如何终结的》(How Democracies Die)一书中，记录了这个过程在许多国家的展开过程——从普京(Vladimir Putin)的俄罗斯，到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的土耳其，再到维克托(Viktor Orban)的匈牙利。民主的防护栏被一点点地拆除，本应服务于公众的机关沦为执政党的工具，然后被武器化，用于惩罚和恐吓党的反对者。从理论上说，这些国家仍然是民主国家；但在实践层面，它们已是一党专政国家。

         过去一周发生的事件已经证明，这一切也会在美国发生。

        “马克笔门”(Sharpiegate)，也就是特朗普不肯承认自己搞错了天气预报，说阿拉巴马州有可能受到飓风“多利安”影响的这件事，一开始还有些搞笑，尽管也很可怕——看到堂堂美国总统无法面对现实，心里不免发慌。但周五，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发表声明，不分皂白地出来力挺特朗普关于阿拉巴马州可能面临危险的说法时，这就不再是玩笑了。

         为什么这很可怕？因为它表明，即使是NOAA这个本应最具技术性和非政治性机构的领导层，现在也对特朗普如此顺从，不仅愿意推翻自己专家的意见，还愿意撒谎，只是为了避免总统遭遇一点点尴尬。

         想想吧：如果连天气预报员都要为“敬爱的领袖”辩解，那我们的体制可就腐败到家了。

         这让我想到了一个更为重要的案例，司法部决定调查汽车制造商，因为它们罪恶滔天，居然敢采取有责任心的行动。

        到目前为止，这个故事是这样的：作为反对环境监管圣战的一部分，特朗普政府宣布有意撤销奥巴马时代要求逐步提高燃油效率的规定。

        你可能会以为，这样主动邀请汽车行业继续污染，是它们求之不得的。然而，事实上，汽车制造商已经将它们的业务计划建立在燃油效率标准确实会提高的前提之上。

         它们不愿意看到自己的计划被推翻——有人认为，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些厂商明白，气候变化的现实最终会迫使这些规定得以恢复。因此，它们确实反对特朗普放松监管的做法，并警告这将导致“长期的诉讼和不稳定”。

         有几家公司不只是单纯反对。他们和加利福尼亚州达成协议，遵循几乎和奥巴马政府规定一样严格的标准，即便联邦政府已不再要求他们做到，这是对本届政府的公然非难。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司法部眼下正在考虑对这些公司采取反垄断行动，仿佛就环境标准达成一致是多么大的罪过，堪比价格操纵之类的行为。

         即便是对真正的反垄断政策表现出一些兴趣的政府，做出这样的决定也是令人不安的。而现在，这是来自迄今未对垄断权力表示过任何担忧的人，显然是企图将反垄断行动武器化，把它们变成一种恐吓手段。

         这也是司法部已经彻底腐败的明显证据。不到三年时间，它已经从一个努力执法的机构，变成了专门惩治特朗普异己的组织。

         下一个是谁？在至少两个案例中，特朗普看来是试图动用权力惩罚亚马逊，他的创始人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所拥有的《华盛顿邮报》（和本报一样）被总统视为敌人。先是他力求提高邮局的包裹运费，这将有损亚马逊的配送成本；之后五角大楼突然宣布，正在重新审查一个大型云计算项目的招标审批程序，外界普遍预计亚马逊将赢得该项目。

         两个案例都很难证明，这些是将政府职能武器化、打压国内批评力量的企图。但我们就别绕弯子了，它们当然是。

         重点是，滑向独裁政治的过程就是这样发生的。现代事实上的专制国家通常不会谋杀对手（尽管特朗普对事实上依赖野蛮势力的政权一直赞不绝口）。他们的做法反而是利用对政府机构的控制，让任何被认为不忠诚的人日子难过，直至有效的反对逐渐消失。

         这一切在我们说话间正在发生。如果你对美国民主制度的未来无所忧惧，那是你没留意。

纪思道：台湾可能成为中美爆发战争的导火索

（纽约时报，2019年9月5日）

         台湾台北——如果美国卷入与中国的战争，可能是从台湾的灯火熄灭开始。

         台湾海峡两岸的紧张局势正在加剧，一些安全专家越来越担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在未来几年对台湾采取鲁莽的行动，将美国拖入一场冲突。

         习近平对香港的强硬态度正在给台湾人敲响警钟，并进一步降低了中国和平统一的可能性。中国似乎是放弃了在台湾赢得民心的努力，随着它的军事能力稳步提高，人们担心习近平可能最终会使用这种力量。

        “我们非常担心，”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对我说。他说，人们担忧中国经济放缓和其他问题可能会导致习近平要给台湾制造麻烦，作为一种分散注意力的手段。他表示，台湾问题的“关键决策者一直在考虑这种情形”。

         这里的军事决策者主要担心的不是全面的两栖入侵。相反，他们担心大陆会制造混乱，扰乱经济，以此迫使台湾就范。

         因此，人们担心中国的网络攻击会破坏台北的电网。或者破坏将数据和互联网带到台湾的海底电缆。又或者在南海干扰向台湾运送石油的油轮。

        吴钊燮补充说，中国还可以通过增加该地区的巡逻或举行军事演习来加大军事压力。即使是部分封锁也会产生重大影响，因为这会增加防范成本，损害人们对该岛未来的信心。

         台湾政府官员很少谈及他们会如何应对网络和其他领域的挑衅，但吴钊燮表示，军方“正在制定防御和进攻计划”。另一名高级政府官员表示，报复可能包括空袭中国福建省。

         这与认为台湾会迅速升级争端，把战争带到中国的想法相吻合。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没有人知道美国将会做什么，美国自己也不知道。美国一部1979年的法律表示，美国致力于台湾的防务，但该法律并没有明确美国究竟要在多大程度上投入到台湾防务中去。

         中国一直在大幅提高军事能力，包括打击航空母舰的能力。有人告诉我，在五角大楼近年进行的18次涉及中国的台海兵棋推演中，美国悉数败北。不过这个结果也有误导性，因为推演比现实生活中的战争受到更多限制。例如，现实战争中，美国可以中断中国从海湾地区获得石油供应。

        北京还在蚕食台湾的国际影响力，阻止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WHO)和其他联合国机构，甚至禁止台湾人参观联合国，禁止台湾记者获得联合国证件。

        总的来说，特朗普总统比他的前任们更支持台湾，到目前为止，这种做法很有效。但也必须非常小心。尽管台湾和中国大陆可能知道彼此的红线，但我担心，美国政界人士可能试图以增加引发危机风险的方式帮助台湾。没有什么比一个怀着好意的美国人更危险的了。

         除了试图孤立台湾之外，中国似乎还在借鉴俄罗斯的做法，利用Facebook和其他平台，在明年1月的关键选举前夕干预台湾的民主进程。

         “中国正试图抹黑和摧毁台湾的民主，”台湾民主基金会的陈婉宜表示。

         中美之间就台湾问题爆发战争将是一场灾难。但如果台湾被封锁或被迫屈服，那也会是一场灾难。因为台湾是技术（超过90%的最先进电脑芯片来自那里）和民主的支柱，以及“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可以阻挡中国将影响力投向太平洋或冲绳之类地方。

         美国可以采取一些可能降低危机风险的措施。华盛顿可以向北京强调，台湾不会采取任何单方面行动，例如宣布自己是一个独立国家——除非中国采取军事行动，一旦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美国也会立即行动。美国还可以警告北京，如果台北停电，上海也可能发生同样的情况；如果开往台湾的船只受到骚扰，它们可能会换上美国船只的旗帜。

        但这意味着要考虑未来几年可能发生的事情，并向习近平明确表示，如果他破坏台湾的自由，他将付出极高的代价。

为什么香港人对中国大陆日渐冷漠？

（By Andrew Higgins，纽时，2019年9月5日）

       香港——大约40年前，我作为一名学习古代汉语的年轻学生来到香港，从这里搭乘前往北京的慢车。我在车站买了一本关于政治、文化和思想的中文杂志，有人劝我从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过境进入中国大陆时，要把杂志藏起来。

       那时我对现代汉语只有初步的了解，所以在火车上的三天行程中，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试图读懂这本香港杂志里的文章上，这些文章涉及中国在毛泽东时代经历的政治动荡、当前的挑战，以及未来的可能性。这是我第一次体验这座城市在那个时候对中国问题喧嚣激烈的辩论。

       当时，香港人对边境那边的生活充满了无尽的好奇。受家庭关系和文化的影响，有时也有政治的原因，香港人把自己的城市视为一个更大的中国故事的一部分。

       但是，在离开多年后于本月再次来到香港时，我发现，那家杂志已经消失了，连同它一起消失的还有香港对自身角色曾经有过的坚定信念——它曾认为自己是一个与中国其他地区紧密相连的地方，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智识和情感上。

       随着香港政治精英越来越多地受惠于中国，香港的工商界领袖与大陆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许多普通市民却开始与大陆疏远，对大陆变得不再像以前那么关心了。

       “大家，尤其是年轻人，对中国不那么感兴趣了。他们不关心大陆了，”83岁的李怡在香港一家养老院喝着咖啡说，他是那家如今已经消失了的杂志的创办人兼主编，杂志原名《七十年代》，后改名为《九十年代》。他补充说，这些日子里，中国不再激起人们的激烈讨论，人们对中国只有冷漠或轻蔑。

       在香港岛的一个繁忙购物区里，一个标明铜锣湾书店位置的巨大广告牌仍从路边的楼上伸到街头。铜锣湾书店曾专门经营政治大部头，以及为赚钱创作的有关中国及其领导人的八卦书籍，其中许多在大陆被禁。2015年，该书店的几名员工遭绑架后，被越境送到中国大陆拘留起来。这家书店如今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家成人情趣用品店。

       李怡创办的杂志的倒闭以及铜锣湾书店的消失，都只是一些小迹象，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在一项长期斗争中取得的更大胜利——它一直在防止香港成为反对其统治的“颠覆基地”。

       但通过挤压批评北京的刊物的经济来源、绑架书商和普遍限制公开谈论中国的空间，北京激起了对其控制香港可能更严重的威胁：对中国的疏远和漠不关心。

       “香港年轻人不想和中国有任何关系。他们对颠覆中国的兴趣并不比颠覆津巴布韦的兴趣大，”香港资深记者廖建明说。他现在从事顾问工作，为企业提供中国政治和商业事务方面的咨询。

       这是一种戏剧性的转变。英国统治时期，这座城市曾为1911年推翻中国最后一个帝制王朝的革命领导人孙中山提供庇护和支持。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香港还曾为致力于推翻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著名革命人士提供庇护与生计来源。

       香港在塑造20世纪中国历史的进程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以至于1997年回归中国统治前夕，香港许多人真的以为，重要的问题不在于中国重获主权后将如何改变香港，而在于小小的香港将给中国带来怎样的改变。

       现在没人这么看了。

       相反，人们对中国的走向开始感到绝望。随之而来的，是对这个国家越来越强烈的排斥，多数香港人和它同属一个民族，但如今许多人却把它当成异界势力一样回避。

       在另一份关注中国的刊物《开放杂志》担任编辑多年的金钟表示，尽管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但对它的希望与期望已经变成尖刻的否定。该杂志近年来停止了印刷版，仅发行电子版。

       香港人“对中国完全失去了信心”，现居纽约的金钟说。“几十年来，香港反对大陆的‘一党专政’，但什么都没变。到头来反倒落得一人专政，”他说，他是指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人人都感到灰心。为什么要关心中国？有什么意义？”

       香港与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它已经越来越依赖来自大陆的资金和与大陆的贸易。香港的报纸每天也都充斥着商界人士为了保护在大陆的投资，俯首帖耳地发出对中国“爱”的宣言。

       但心灵与思想的联系却日渐消失，至少许多年轻人是如此。

       其结果，是我上周遇到的一名抗议者身后别着的一句手写的直白标语：“香港不是中国”。

       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面对最高层由英国人把控的体制——这些人常常不会说他们的语言，对他们的文化知之甚少，并享受着除最富有的中国富豪外远无人能及的奢侈生活——包括激烈反共人士在内的大多数香港人觉得自己是无可否认的中国人。

       英国人显而易见的外国属性和殖民者的傲慢，在他们的臣民中间强化了一种共同的中国身份的认知。但取代英国人的，是来自北京的一个新的官僚精英群体。他们也很少说本地语言粤语，也住在不同的地方，与普通香港人看起来格格不入，有时甚至更甚从前。

       甚至那些在英国统治期间基本上是由香港人经营的报纸现在被共产党控制，并由内地人担任高层职位，他们看香港的视角，是几十年前中国最后一位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定下的。在他的眼里，这座城市是一片贪婪、放纵之地，对政治没有真正的兴趣，可以很容易重新融入“祖国”。邓小平许诺，1997年后的香港“马照跑，股照炒，舞照跳”。

       到目前为止，这个许诺基本兑现。但与此同时，香港作为一个致力于塑造中国未来之地的地位也在稳步下降。

       香港立法会当选议员、香港本地化运动早期拥护者朱凯迪表示，这种角色的削弱加剧了一种与中国其他地方分离的失落感。

       “一个城市对抗一个帝国，很明显我们似乎注定要失败，”他说。

       对外国人而言，香港依然是不可否认的中国城市，街道上闪烁着霓虹灯汉字，墓园里到处是记录着遥远祖籍的墓碑，嘈杂的餐馆里供应着数不尽数的中国美食。但对许多香港人而言，这些迹象并不表明香港是中共统治的中国的一部分，就像台湾藏有大量中国艺术品不代表这个岛屿属于北京一样。

       主编李怡说，这一点让他心痛，但也表示，中共只能怪自己。他说香港的批评人士原本认为自己是中国的爱国人士，中共却待他们如敌人，并一再挫败他们盼着中国的体制兴许会变得不那么专制的希望。

         他说，“热爱中国”渐渐成了“热爱党”的同义词，这样的事情是他和大多数香港人都不想做的。“我从前是个爱国者。当然现在我不是了。”

Marco Rubio: China is showing its true nature in Hong Kong. The U.S. must not watch from the sidelines.

（NYT，2019-9-3）

        By choosing violence and intimidation to silence Hong Ko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once again showing its true nature. Beijing recently reinforced its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garrison in Hong Kong with thousands of troops and authorized a new wave of arrests to intimidate peaceful demonstrators. In parallel, it reportedly blocked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s proposal to work out a compromise with the city’s massive and grassroots pro-democracy movement.

        What began as a protest against an unjust extradition bill backed by China has now become a fight for Hong Kong’s autonomy and future. Yet what’s happening in Hong Kong is not simply China’s internal affair.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responsible nations are not watching from the sidelines.

        The extradition bill is only the latest example of China’s many broken promises to the Hong Kong people and the world. Most obviousl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preventing the city’s government from acting with the autonomy that Beijing had promised it in a legally binding 1984 international treaty with Britain, under Hong Kong’s Basic Law, and in China’s diplomatic outreach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nations.

        In 2014, Beijing also backed off its commitment to allow Hong Kong citizens to choose their city’s chief executive through universal suffrage, a provocation that sparked the city’s massive Umbrella Movement protests. And in 2016 and 2017 , the High Court disqualified a total of six democratic lawmakers from their Legislative Council seats using a controversial interpretation of Hong Kong’s constitution.

        Thirty years after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troops massacred reform activists and ordinary Chinese citizens on the way to Tiananmen Square, Beijing now appears poised to intervene overtly and aggressively in Hong Kong.

        The paramilitary People’s Armed Police — built up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Tiananmen massacre — has thousands of personnel and vehicles in Shenzhen, just across the boundary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Chinese officials and state media have steadily escalated their warning rhetoric and outlined what they describe as the legal case for intervention based on “signs of terrorism.” An unsigned editorial in Xinhua, a state-run news agency reflecting the institutional voice of the party center, claimed that Hong Kong is engaged in a “color revolution.”

         The world ignores these warning signals at the peril of the Hong Kong people and th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foreigners — including roughly 85,000 U.S. citizens — living in the city. China’s leaders today are using the same messaging playbook that they have followed since they intervened in North Korea in 1950. We were surprised then; we should be prepared now.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ust make clear to Chinese leaders and power brokers that their aggression toward Hong Kong risks swift, severe and lasting consequences.

        In particular,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make clear that the United States can respond flexibly and robustly in Hong Kong. Our options are much more than just a “nuclear option” of ending Hong Kong’s special status under U.S. law.

        The Hong Kong Policy Act, authored by Sen. Mitch McConnell (R-Ky.) and enacted in 1992, allows the president to apply to Hong Kong those laws that addres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law’s power is selective and flexible, however, and not necessarily all-or-nothing for Hong Kong’s special status. For example, the Tiananmen sanctions could be applied to target the city’s police force, which has collaborated with organized crime, instigated violence and now might be torturing detained demonstrators.

        Hong Kong’s special status — and therefore Beijing’s ability to exploit and benefit from it — depends on the city being treated as a separate customs area, on ope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onnections and on the Hong Kong dollar’s peg to the U.S. dollar. The United States both administratively and diplomatically can constrain these conditions.

        The administration also can impose sanctions against individual officials who have committed serious human rights abuses under the Global Magnitsky Act, which enables sanctions against foreign individuals or entities. In addition, Congress should pass the 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a bill that I co-authored with Sens. Ben Cardin (D-Md.), James E. Risch (R-Idaho) and Robert Menendez (D-N.J.). The bill, among other things, would mandate that officials in China and Hong Kong who have undermined the city’s autonomy are vulnerable to such sanctions.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nations have options precisely because Beijing benefits from Hong Kong’s special status. Indeed, the city has proved irreplaceable as a gateway for international finance, even as China attempts to build up a mainland alternative.

        China’s leaders must either respect Hong Kong’s autonomy and rule of law or know that their escalating aggression will inexorably lead them to face swift, severe and lasting consequenc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Today, that choice is thei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