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September 6, 2019

为什么香港人对中国大陆日渐冷漠?

(By Andrew Higgins,纽时,201995日)
       香港——大约40年前,我作为一名学习古代汉语的年轻学生来到香港,从这里搭乘前往北京的慢车。我在车站买了一本关于政治、文化和思想的中文杂志,有人劝我从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过境进入中国大陆时,要把杂志藏起来。
       那时我对现代汉语只有初步的了解,所以在火车上的三天行程中,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试图读懂这本香港杂志里的文章上,这些文章涉及中国在毛泽东时代经历的政治动荡、当前的挑战,以及未来的可能性。这是我第一次体验这座城市在那个时候对中国问题喧嚣激烈的辩论。
       当时,香港人对边境那边的生活充满了无尽的好奇。受家庭关系和文化的影响,有时也有政治的原因,香港人把自己的城市视为一个更大的中国故事的一部分。
       但是,在离开多年后于本月再次来到香港时,我发现,那家杂志已经消失了,连同它一起消失的还有香港对自身角色曾经有过的坚定信念——它曾认为自己是一个与中国其他地区紧密相连的地方,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智识和情感上。
       随着香港政治精英越来越多地受惠于中国,香港的工商界领袖与大陆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许多普通市民却开始与大陆疏远,对大陆变得不再像以前那么关心了。
       “大家,尤其是年轻人,对中国不那么感兴趣了。他们不关心大陆了,”83岁的李怡在香港一家养老院喝着咖啡说,他是那家如今已经消失了的杂志的创办人兼主编,杂志原名《七十年代》,后改名为《九十年代》。他补充说,这些日子里,中国不再激起人们的激烈讨论,人们对中国只有冷漠或轻蔑。
       在香港岛的一个繁忙购物区里,一个标明铜锣湾书店位置的巨大广告牌仍从路边的楼上伸到街头。铜锣湾书店曾专门经营政治大部头,以及为赚钱创作的有关中国及其领导人的八卦书籍,其中许多在大陆被禁。2015年,该书店的几名员工遭绑架后,被越境送到中国大陆拘留起来。这家书店如今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家成人情趣用品店。
       李怡创办的杂志的倒闭以及铜锣湾书店的消失,都只是一些小迹象,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在一项长期斗争中取得的更大胜利——它一直在防止香港成为反对其统治的“颠覆基地”。
       但通过挤压批评北京的刊物的经济来源、绑架书商和普遍限制公开谈论中国的空间,北京激起了对其控制香港可能更严重的威胁:对中国的疏远和漠不关心。
       “香港年轻人不想和中国有任何关系。他们对颠覆中国的兴趣并不比颠覆津巴布韦的兴趣大,”香港资深记者廖建明说。他现在从事顾问工作,为企业提供中国政治和商业事务方面的咨询。
       这是一种戏剧性的转变。英国统治时期,这座城市曾为1911年推翻中国最后一个帝制王朝的革命领导人孙中山提供庇护和支持。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香港还曾为致力于推翻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著名革命人士提供庇护与生计来源。
       香港在塑造20世纪中国历史的进程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以至于1997年回归中国统治前夕,香港许多人真的以为,重要的问题不在于中国重获主权后将如何改变香港,而在于小小的香港将给中国带来怎样的改变。
       现在没人这么看了。
       相反,人们对中国的走向开始感到绝望。随之而来的,是对这个国家越来越强烈的排斥,多数香港人和它同属一个民族,但如今许多人却把它当成异界势力一样回避。
       在另一份关注中国的刊物《开放杂志》担任编辑多年的金钟表示,尽管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但对它的希望与期望已经变成尖刻的否定。该杂志近年来停止了印刷版,仅发行电子版。
       香港人“对中国完全失去了信心”,现居纽约的金钟说。“几十年来,香港反对大陆的‘一党专政’,但什么都没变。到头来反倒落得一人专政,”他说,他是指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人人都感到灰心。为什么要关心中国?有什么意义?”
       香港与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它已经越来越依赖来自大陆的资金和与大陆的贸易。香港的报纸每天也都充斥着商界人士为了保护在大陆的投资,俯首帖耳地发出对中国“爱”的宣言。
       但心灵与思想的联系却日渐消失,至少许多年轻人是如此。
       其结果,是我上周遇到的一名抗议者身后别着的一句手写的直白标语:“香港不是中国”。
       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面对最高层由英国人把控的体制——这些人常常不会说他们的语言,对他们的文化知之甚少,并享受着除最富有的中国富豪外远无人能及的奢侈生活——包括激烈反共人士在内的大多数香港人觉得自己是无可否认的中国人。
       英国人显而易见的外国属性和殖民者的傲慢,在他们的臣民中间强化了一种共同的中国身份的认知。但取代英国人的,是来自北京的一个新的官僚精英群体。他们也很少说本地语言粤语,也住在不同的地方,与普通香港人看起来格格不入,有时甚至更甚从前。
       甚至那些在英国统治期间基本上是由香港人经营的报纸现在被共产党控制,并由内地人担任高层职位,他们看香港的视角,是几十年前中国最后一位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定下的。在他的眼里,这座城市是一片贪婪、放纵之地,对政治没有真正的兴趣,可以很容易重新融入“祖国”。邓小平许诺,1997年后的香港“马照跑,股照炒,舞照跳”。
       到目前为止,这个许诺基本兑现。但与此同时,香港作为一个致力于塑造中国未来之地的地位也在稳步下降。
       香港立法会当选议员、香港本地化运动早期拥护者朱凯迪表示,这种角色的削弱加剧了一种与中国其他地方分离的失落感。
       “一个城市对抗一个帝国,很明显我们似乎注定要失败,”他说。
       对外国人而言,香港依然是不可否认的中国城市,街道上闪烁着霓虹灯汉字,墓园里到处是记录着遥远祖籍的墓碑,嘈杂的餐馆里供应着数不尽数的中国美食。但对许多香港人而言,这些迹象并不表明香港是中共统治的中国的一部分,就像台湾藏有大量中国艺术品不代表这个岛屿属于北京一样。
       主编李怡说,这一点让他心痛,但也表示,中共只能怪自己。他说香港的批评人士原本认为自己是中国的爱国人士,中共却待他们如敌人,并一再挫败他们盼着中国的体制兴许会变得不那么专制的希望。
         他说,“热爱中国”渐渐成了“热爱党”的同义词,这样的事情是他和大多数香港人都不想做的。“我从前是个爱国者。当然现在我不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