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开元按：
冉云飞关于温家宝大谈政改的说法有新意，吴国光的分析更全面，但吴似乎是悲观主义者，他既没有考虑其他一些因素，如国际因素、民众抵抗能力的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等；也没有考虑到“统治精英”绝非铁板一块，仅仅因为利益而结合的精英，必然因利益冲突而发生内斗甚至分裂，大陆媒体多次报道的官员为争夺官位不惜买凶杀人。“统治精英”心里慌恐得很，他们把子女送到国外，千方百计搞到永久居留身份，就可以知道“精英”们并不看好这个制度。
黑体为本人所加。
(原载CND,2010-12-28)
冉云飞按：
这是我在网络上多处看到的一个帖子，只是我至今仍没查到是出自于谁对吴国光先生的访问。以我对吴国光先生观点和文章的了解，这个访问应该是真实的，其中的观点也与吴国光先生对中国现实的看法一脉相承，因此我在不知道原始出处的情况下，也决定转载此访谈。我在文章后面附录了我转载此文时的网址，同时大家也可以用这样的标题进行网搜，自己做福尔摩斯，从中探出访问的原始出处。
我赞同吴国光先生的见解和分析，我也不同意这个体制内还有谁有能力来推进一场政治体制改革。我理解一些知识分子同仁们对体制内进行政改呼吁的愿望，但愿望不是事实，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可以这样说，在邓小平以后，没有谁有进行政改的担当，也不存在一个君临天下的强力。谁都害怕这个糟糕的体制在自己手上出问题，因为他们都是其中的最大受益者，谁也不干净，他们担心的一旦政改不顺，就会危及到自身的安全。因此可以这样说，没有任何人有这样的担当。集体领导下的政改不会有寸进，倒是在向左的方面退步的时候，大家会来疯狂地表演自己是红色政权的接班人，集体领导的九常委会充分地表现一个比一个左，所以继续倒退的概率相当大。
再者，多年以来海内外一些个人和报章杂志，在分析中共高层政权时，特别喜欢八卦式的言说中共高层如何分裂和内斗，其实正是这种思维延续了改革派和保守派斗争的模式。其实八九以后，这种模式已然死亡，但大家分析问题的视角却没有丝毫的改变，从而延续不少人期盼在体制内进行政改的奢望。这种奢望，倒是配合了官方苟延残喘的执政理念，当社会出现危险，便有人（如温家宝）被授意出来喊几句政改的空口号，以舒缓民意，进一步吊足民众的胃口，以便缓解诸种矛盾。吊诡的是，温家宝的政改均在刘晓波获奖前两个月密集出现，倘若再加上外交部的威胁斡旋，谁又能说温关于政改的言论，不是整体阻止刘晓波获诺奖战略的一部分呢？或许从中共所掌握的情报来看，刘获诺情势已定，温就再也不对政改发表任何言论了，下一次要到何时才发表关于政改言论的表演，自然大家可以进一步观察。
吴国光对中共整体维稳认识的深透程度，远超许多在国内深受维稳之害的人。中共维稳是一种整体维稳，是一种中央极权式的运作模式。公安部的情报中心以及各地公安局的联网，在有互联网后，会更加方便快捷。基层芝麻小官所出的丑事，也可能会出现中共高层出面封锁的情况，除了吴国光所说的他们有共通利益外，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也来自网络。在瓮安、邓玉娇、石首等诸多地方事件发展成全国性的大事件后，我早就说过，网络的存在使任何轰动性的地方事件均变成全国性事件，地方政府的不作为也变成了中央政府的不作为（因为中央政府不可能不知道，像原来信息不发达的时代推卸责任犹有可说，也可以藉此将民众训练成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维，从而使中央政府“岿然不动”，但如今这样的盘算却不灵了）。正是因为如此，除了制度腐败的拔出萝卜带出泥的官官相护外（吴国光说的基层官员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保护伞，甚至可以通向中共高层，即是此意），也有信息的相对自由流通，把中共高层和基层更为紧密地捆绑在一起。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我也同意吴国光先生的观点，中共体制内政改已死。
临末必须说明一下，此文许多网站转载时名之曰《前赵紫阳智囊：中南海殊死抵抗》，我认为有一点标题党的嫌疑。因此我据吴国光先生所谈内容，拟了个比较中性的标题《中共体制内政改已死》，特此告知诸位。由于没有征得吴国光先生的同意，特请吴先生鉴谅。2010年12月25日10：51分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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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光：中共体制内政改已死
主持人：体制内转型还有希望吗？
吴国光：我认为，希望很渺茫。
我过去也是做体制内改革的，那么为什么现在这样看呢？我感觉，1989年这个事情使得中国整个政治生态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都是不利于体制内再次出现转型这种可能的。
第一个大变化就是，在文革结束以后一直到1989年，中国社会中精英和大众之间有一个共识，就是改革。当时从邓小平这样共产党的体制的创造者之一到一般的农民，他们所想的事情差得不是太大，想做的事情差别不是很大。一直到1989年，围绕政治改革这个事情，这个共识破裂了。精英要的是稳定，大众要的是政治改革。从1989年一直到现在，共识破裂这个状况不仅没有改变，只能说是更加深了。现在，凡是和现体制有密切利益联系的人基本上不希望有什么大的变化发生，就按照现在的制度搞下去。就像张五常讲的，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制度，他们就是这么一个评价，那么一般的大众就感觉到状况非常的差。这么一个社会高度分裂的情况下，体制内转型就是精英推动的转型嘛，很难想象体制内的精英还愿意从内部再去推动这种变革。这是第一个，从精英和大众有没有共识这个角度来讲。
第二个是关乎现实的利益。现在中国的贫富分化非常大，这意味着，如果进行下一步体制内政治上的转型的话，现有的贫富分化要被政治变革所改变。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民主是一个制约贫富分化的制度。不能说民主制度下就没有贫富分化，也有很富和很贫的人。但是，相对说来，穷人总是多数。富人的影响力是金钱，穷人的影响力就是选票；选票可以影响金钱，金钱也可以影响选票，这个关系就非常复杂了。简单地说，穷人他可以用选票作为武器来制约富人金钱的力量，所以民主一般来讲是有利于穷人的倾向。那么，在贫富分化非常大的背景下，民主化就意味着富人将失去更多的利益。关于第三波民主化各种各样的学术研究当中，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就是说，在贫富分化比较大的背景下，民主化就很难进行，因为精英的利益在这里面太大了，如果一旦民主化他失去的东西就太多了。
如果我们看1989年那时候，中国掌握权力的人不像今天这么富有，不像今天什么都有，和老百姓之间的贫富分化还没有那么大，但是，他为了维护既得的权力都不惜动用坦克。那么，今天就不仅是维护既得权力了，而且要维护既得的金钱等非常大的物质既得利益。一个小小的科长就可能有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亿的资源控制在他的手里。而且，现在这个资源基本上私有化了。如果你是一个掌权的人，那你家里发了财，你可以子子孙孙传下去，还不像1989年以前，就算是共产党的高官，你的儿子也可能做官但是不可能一定来继承你的东西，就像毛泽东的儿子不一定再能成为中国的第一把手。这种贫富分化不仅是从物质上来说悬殊很大，而且富的那一面私有利益已经非常非常大，并且是可以代代继承的财富，现在要民主化就得给他搞掉，他是殊死地抵抗，更不能想象他还会去主动地推动转型。现在是，民间的压力上来了让他转型，他都比前要更坚决地抵抗。这个其实是国际社会已经看到了的经验。
还有一个使体制内转型的可能性大大减少的原因就是，如果观察现在的中央领导人和地方领导人的关系——比如说“我爸是李刚”，你说一个小小的李刚，一个副科级的干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会出来维护他，整个河北省也会出来维护他，整个政权基本上都是在维护他的。那么，为什么一个小小的副科长可以直接通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呢？我在网上看到，有说他的岳父是什么什么人，我们不知道这是真的假的，就算是真的，那么一个副省长又怎么样呢？老毛那时候，说杀一个天津市的市长就杀了，他杀了刘青山、张子善，当时相当于天津市长的天津地委书记和副书记。这是老毛从共产党也好、政权也好的总体利益出发，杀了这两个人。我看到最近网上还有帖子说老毛杀了两个人换得20年不腐败之类的。不管这个“不腐败”是真的假的，总而言之老毛从政权的总体利益出发考虑，可以牺牲政权内部个别人的利益。这个在我们政治学里叫做state autonomy，叫做国家政权的自主性。就是说，这个国家政权虽然是某一个阶级掌握，比如说富有阶级、精英阶层在掌握，但是如果整个国家政权完全只考虑富人的利益，那就是和穷人完全站到对立面，这个国家政权不会稳定的。如果这个掌权者聪明的话，就要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能够反过来对支持你的精英阶层制约他的为非作歹，不要太过分。
我觉得，现政权在1989之后它的这种autonomy，它的自主性、独立性大大地减弱了。你很难想象，在毛、邓的时代，毛泽东和保定的一个科长之间有任何联系，不可能的。老毛就是上帝，你根本就看不见他，你怎么可能和他有任何联系呢？现在这种联系是千丝万缕，因为现在89以后的这些领导人，他们昨天、前天都是和现在这些地方官员一样的人，他们都是凡人上来的，不像老毛、周恩来，他们在成为中国的领导人以前已经是很多年的中国共产党里的高层人物，这些人一旦进入北京他们和下面干部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少的，没有这种人际关系网。而现在这种人际关系网，是从中南海，不说到乡镇，至少到市县，已经织成了一个严密的关系网。每一个县委书记、市长都能通过拐几个弯最后在中南海找到支持他的人。这样的话，就很难想象高层领导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哪怕是为了他们自己政权的利益、整个党的利益，来牺牲一些个别干部的利益，很难做到。你现在说，你要不改革的话，将来就会发生大乱子，就会发生革命，就会把你的政权推翻，那么他即使认识到这一点，他也做不了了，因为他的手脚完全被下边束缚住。
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现在这么吓唬他他也不信了。我过去老讲，你不搞政治改革就会出乱子。那么他们现在肯定想，你吴国光讲的肯定是胡说八道，我87年搞了政治改革马上就出了乱子，就出了1989年，我89年以后到现在20年不搞政治改革什么乱子都没有，我现在有钱有势有武器有国际支持，出了乱子我就镇压，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的历史经验也使得他们相信不要再搞什么体制内转型了，就这样就挺好的。所以我从这些角度来看体制内转型的希望是非常小了。
Tuesday, December 28, 2010
Wednesday, December 8, 2010
方绍伟：多党民主是个坏东西
——用产权理论破解“民主的公地悲剧”
作者：方绍伟,王永章
来源：中评网
来源日期：2009-12-19
采写：王永章(《汕头都市报》执行主编)
受访者简介：方绍伟，美籍华人经济学家，芝加哥“制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www.ieCenter.org)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客座教授，2009年十佳“中国读本”《中国热---世界的下一个超级大国》作者;方绍伟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英文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1994年赴美攻读政治学和信息管理学;曾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 ，曾任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多党民主不是好东西、产权理论可以破解“民主的公地悲剧”、“一党立宪”可以……，这是美籍华人经济学家方绍伟先生近日在国内多所大学演讲的主题。他自称“离经叛道”的这些言论和令人“拍案叫绝”的独特论证，引起受众的广泛兴趣和议论批评。日前，我先后在汕头专访和“越洋信访”了已回到芝加哥的方绍伟先生。
多党民主是个坏东西
记者(以下简称记)：近日你在国内几所大学的演讲中说，“民主是个坏东西”。民主确有诸多缺陷，但这个结论是不是太笼统?因为现代民主概念不仅包含了权力来源，也包含了宪政，即对权力的限制。
方绍伟(以下简称方)：其实更准确点，应该说“多党民主是个坏东西”。现代意义的民主，确实是一种多党竞选、轮流执政、妥协冲突的“宪政民主”，它是一套解决权力来源和权力制约的政权“程序机制”，不管它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能真正实现“主权在民”的“实质理念”。
在宏观政权意义上，这种企图避免政治独霸的自由竞选制度，可以称为“多党民主”或“议会民主”(简称“民主”或“民主制”);在微观治理机制上，它包含着某种一般性质的约束权力使用的法治宪政工具，这种一般性质的治理体制可以称为“问责民主”(简称“问责”或“问责制”)。“问责民主”是横纵向的“政治问责制”的重要内容，也可以说是我们常常提到的“社会主义民主”应有的内容。宏观政权意义的“多党民主”与微观治理机制的“问责民主”的相对分离，是理解现代多元政治发展的一个关键。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民主的问题不是“确有诸多缺陷”的问题。是从人类文明发展史透视民主的“未为人知的本质”的基础上，我才得出“民主是个坏东西”这个结论的。
记：但我觉得市场本身就有民主成分。比如比尔盖茨，他很富很有权，但他的富有和权力还不是满足了千千万万消费者的需求，使他们自愿地自下而上投出货币选票得来的吗?这不是民主是什么?如果否定了民主，那岂不是也否定了市场?抑或，你所希望的真正的民主恰恰是市场这样的民主，而非现有的政治民主?
方：市场与民主的区别就是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区别，从经济自由的合理性和合意性推导出政治自由的合理性和合意性，这一直是一种西式的错误观念。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区别很多，经济自由从来都是某种政治制度规范之下的自由，政治自由则因为“公地悲剧”而留给世人一个致命的盲点。
如果用“货币选票”来定义“市场民主”，从而导出“市场民主”以及“政治民主”的合理性和合意性，这正是我所指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民主原教旨主义”的一个谬误。这里的道理并不复杂，但确实需要一种超越常识的思维。
美国的大投资家巴菲特经常引用他老师格雷厄姆的一句话说：“市场短期看是一台投票机，长期看则是一台秤重机”。许多人只知道这句话是“价值投资理论”的精髓，却看不到它一语道破了“市场民主”和“政治民主”的天机。明确地说，巴菲特之所以那么成功，完全是因为他看透了“市场民主”的根本缺陷。都说“群众的眼睛总是血亮的”，可巴菲特比别人更能赚钱的秘密却在于认定：“群众经常是疯狂的，市场经常是错误的”。巴菲特“逆向思维”的赚钱秘密“不幸”也被现代心理学、大脑科学、行为金融学和神经元经济学的研究所证实。
这第一层含义是“市场民主”的缺陷，第二层含义则是“政治民主”的缺陷。市场短期的问题是“货币选票”引起的，这恰好表明“投票机”这台“民主机器”在政治运用上也会有同样的问题。实际上，“政治投票机”本身就有一种反智、反德能和反经验主义的倾向，它鼓励的是一时的表现、一时的感觉、一时的痛快，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的政治家首先都是煽动家的原因。煽动家有的是“马上上台”这种超强的“时间偏好”，但民主制的致命之处还不是竞选，而是通过竞选表现出来的、以政治上的“时间偏好”去强化市场中的“时间偏好”的反文明倾向。
所以，不能简单地迷信西方意义的“市场民主”和多党竞选的“政治民主”，其中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民主原教旨主义”值得加倍警惕。
记：现在有很多学者主张回归传统文化，并从中寻找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这好像符合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原理，但似乎也有文化决定论的味道。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方：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先以为是在“船坚炮利”上矮人一截;洋务运动和甲午战争失败后，又继而认为“船坚炮利”须以“议会民主”为支撑;清末民初的“君主立宪”和“议会民主”流产后，又觉得求“议会民主”而不得是“制度文化”上有问题。可谁又能对文化直接下手呢?
这就是我所说的“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悖论”：不完全自我否定则无法自新，若完全自我否定则又无所凭以自新。在想全盘否定和不能全盘否定之间，大家最终回到了“可操作”的政治制度上。问题是“五四运动”以来，“议会民主”在中国太深入人心了。什么东西越求之不得，就越追之心切。但中国人又大多是圆滑和现实的“现世主义者”，每每在现实政治目前碰壁，都会有人提出类似“曲线救国”的主张来。
在我看来，在具体的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提“回归传统文化”，其实是一种糊涂观念。它的潜台词是，西方的制度不好，中国的现有制度也不好，所以我们要回到“传统文化”中挖出更好的东西来，至少要找出能使中国的现有制度更加完善的东西来。可这样问题就来了，包括“现代新儒家”在内的所有主张“回归传统文化”的人，恰恰在“正式规则”意义的“硬件制度”问题上没能从“传统文化”中挖出任何明确的东西，因此只能在“非正式规则”意义的“软件文化”上含混其词，旁顾左右而言他。如果不能直面“硬件制度”，“软件文化”的讨论就多少给人以“无奈”、“玄虚”和“托辞”的感觉。
从主客体及其相互关系看，广义的文化概念可以包含物质、精神、技艺和制度等四个方面的内容。文化决定论只有具体化才能有说服力，否则你就无法解释同一个朝鲜文化，为什么会有南北朝鲜那样的巨大差别。在某种意义上，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原理”是对新古典经济学暗含的“完全理性”的一种纠正，但是，中国的“哈耶克热”很可能热过了头，许多人没有看到哈耶克自己的整个理论体系的自相矛盾，也没能看到“自发秩序原理”可能走向了一种“完全有限理性”的极端。
肯定现有制度是“回归传统文化”的出发点
记：其实你关于“全盘中化”的观点走得更远，你的理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仅有“中庸之道”，更有“有恒产者有恒心”这种优良因素。但遗憾的是，两千多年来，“有恒产者有恒心”并未落到实处，落到实处的反而是“利出一孔”，也可能恰恰是这个思想阻碍了中国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育。如此，怎能“全盘中化”?
方：“全盘中化”一方面是相对“全盘苏化”和“全盘西化”而言的，另一方面更加重要的是，它是相对于“对中国现有政治制度的非常识化肯定”而言的。这里要强调两点，一是我对中国现有政治制度的肯定是一种“非常识化”的肯定，我的解读不同于一般的观点，也不同于中国官方的说法;第二点是，肯定中国现有政治制度是“回归传统文化”的出发点，只有明确肯定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回归传统文化”才有合理的立足点，否则就说不清我们的“回归”到底是“硬件制度”的“回归”还是“软件文化”的“回归”。肯定了现在的“硬件制度”，“回归”传统的“软件文化”就意义重大，这是一种肯定了发展、肯定了现在的制度创新的“回归”，是一种寻求完善已有的制度创新的“回归”。
显然，对现有“硬件制度”的肯定也就是对传统“硬件制度”的否定，而传统的君主制则正是“利出一孔”的基础，它自然不可能使“有恒产者有恒心”落到实处。
全部问题的关键之处在于，我们几千年来对人类政治制度的认识，一直停留在亚里斯多德的“以统治者人数区分政权”、把政权分为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陈旧观念上。如果我们确立一种“以产权属性区分政权”的新观念，就可以把政权分为“政权私有”的君主制、“政权共有”的一党制和“政权公有”的民主制，就可以由此对各种政权的“产权特征”进行有意义的非常规分析，从而得出否定君主制和民主制的结论。“全盘中化”正是在这一“离经叛道”的理论背景下提出来的。
政治自由竞争的本质是“政权的公地悲剧”
记：在芝加哥学派看来，现在的政府，其很多职责本来是可由市场去承担的。但听你的演讲，似乎你有让一个政党将其自身作为私产(公司)来对待的意思，这个观点更新鲜。可在我看来，如果一个党派真能把自己当私产去经营，那也只能解决“内部问题”。而假如一个政党在政权上处于垄断地位，竞争这个“外部问题”怎么解决?没有竞争，光靠责任心能靠得住吗?比如中共现在的问责制，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约束自己?
方：确立“以产权属性区分政权”的新观念，要紧之处是用我们的“实证理性”去战胜我们的“规范冲动”。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有一个重大缺陷，那就是它的“自由市场规范”压倒了它对政府的起源、本质和功能的“实证认识”，仿佛现代意义的市场是可以游离于政府的“超自发秩序力”似的。
同样，“主权在民”的“规范冲动”太多了，只会妨碍我们对民主的内在本质的真正认识。多党民主是一种企图避免政治独霸的自由竞选制度，民主制度中包含的经济自由之外的政治自由有着极大的现实吸引力和道德感召力，西方民主的全部精妙之处和忽悠之处就在于“政治竞争”。有些人把民主乌托邦、民主原教旨、民主拜物教、民主迷信、民主虚伪等等批得头头是道、理由十足，可他们就是无法说服听众，因为在常识里，有政治自由总比没有政治自由好，多一些政治自由总比少一些政治自由好，甚至即便是虚伪的自由也总比没有虚伪的自由好。这正是当今中国和世界上所有的民主怀疑论者和批评者的共同困境，我称之为“民主批评者的难题”。
丘吉尔“民主次优论”的名言一再被人引用的原因，那就是因为，说西方民主的不好、说民主在非西方实践的不好、说在条件不成熟时搞民主的不好、说民主没有“普世版”而只有“各国版”等等，即便说破了天，到头来还是回落到政治自由问题上，尤其是社会行动层面的言论出版、集会选举、结社组党等自由。问题的全部关键就在于，政治自由竞争的本质到底是什么?除了我们通常说的没能说服人的“政治自由的虚伪性和文化特殊性”之外，政治自由存不存在更具本质性的严重问题?显然，这是解读中国现政权和西方民主制的重点。
在我《中国热》之后的下一本书《多党民主的悲剧》所阐述的“产权国家论”里，政治自由“最大化”的西方民主，由于“政权的公地悲剧”而使政治自由出现了常识所未能理解的大问题。在政权公有的民主制中，外在性质的问责制(ACCOUNTABILITY)由于内在性质的责任心(RESPONSIBILITY)的低下而强化，但这种强化了的问责制反过来却由于责任心的涣散而不可能解决一些大问题。比如一直困扰着美日等西方国家的财政赤字和公债问题。为什么以问责制的有效性而自鸣得意的西方，偏偏难以解决一个最起码的“财政责任”问题呢?如果不能看到“政权的公地悲剧”，西方社会的许多“后现代困境”就无法理解。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特别是在对比了民主制和一党制的“产权特征”的基础上，我才认为中国的现有政权制度是行得通的。如果更进一步对比君主制或独裁制的“产权特征”，中国的现有政权制度则更是我们中国几千年来最优的选择。我们没有认识到的，当然并不意味着它就不是我们最有幸而得到的。
所以说，如果光靠政治竞争就能靠得住，那我会双手赞成西方多党民主制;可如果政治竞争偏偏就靠不住，那只有“政治责任心”最可靠。一党制的“政权共有”正是解决“政治责任心”的有效体制。当然，内在性质的责任心，并不可能自动解决外在性质的问责制。但责任心确实是问责制的基础。
当代中国的最大问题，就在于能否在挡住“多党民主”诱惑的前提下稳步推行“问责民主”。
“外在性质的问责”应当如何建立
记：既然你承认内在性质的责任心“不能自动解决外在性质的问责制”，那么这个“外在性质的问责”应当如何建立?仅仅一个“责任心”怎么就能让你对现有的制度这么有信心?
方：在中国现有的一党制下，“向上问责制”比较有力，但“向下问责制”和“横向问责制”依然比较弱。从一党制的产权特征看，这是很好理解的，因为一党制下的执政党本身就是一个“附随型”(ADHERENT)组织，不象西方的“竞选党”那样是一种更松散和更“契约化”(CONTRACTUAL)的组织。现在许多人在大谈“党内民主”，应该提醒他们好好理解什么叫“附随型”组织。
“横向问责”的一种阻力来在于对“分权制衡”的反感，但中共上层早晚会看到，“向上问责”中存在的“隐蔽信息”和“隐蔽行为”会使上层不堪重负，为真正确立上下级“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上级控制力和信息优势，“横向问责制”的创新只是时间问题(深圳试行的“行政分权”只是“内部分权”，不是“制衡”意义的“外部分权”)。“向下问责”的具体机制不仅仅是“选举制”，选举的缺点很多，政治协商、人大议政、信访来访、地方议事会、媒体监督、网络议政等等都有改进的余地，“向下问责”的制度创新同样是当务之急。
除了“责任心”之外，我对现有制度的信心主要来自于二十年来“一党制的宪政发展”。有些天真可爱的美国人至今仍在预言，说中国会出现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或社会崩溃。他们看不到的是，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迭悲剧来自于上层，来自于君主制的终身化和家族化特征，使得政权的交接受困于“家族基因”。而非私人化、寿命永久化的现代政党特征，解决的正是这种困境。中国“一党制的宪政发展”表现在“限任化、全民化、非私人化和制度化”的“执政党四化改造”上，其中的限任化已经有明确的“年龄、年限和任期限制”基准，这样的一党制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权力绝对化、终身化和家族化等等导致君主制和独裁制出现“基因悲剧”的难题。另一方面，它也避免了民主制下由于责任心的弱化导致的“公地悲剧”。
民主政权的“公地悲剧”是根本不可能化解的
记：你的意思是说，现代民主国家的政权因为太“公有”，从而减弱了它的责任心，造成诸多问题不能解决或解决不好?这个问题更有想象力啊。那么请你请解释一下“政权的公地悲剧”悲在哪里，有可能化解吗?
方：“公地悲剧”是经济学里的常识，一块自由开放的公共草地，大家都能使用，也可以协调管理，按照简单的“直接思维”，个人在公共草地上放牧，并没有排除其他人可以同样使用，悲剧何在?但“间接思维”告诉我们，当草地不归某一具体的个人所有，而只属于一个抽象的集体时，个人在使用时就会给草地带来一种伴随性的“无补偿损耗”或“负外部影响”(“外部性”)。 自由使用包含着一种“争夺刺激”，如果想多得好处，你就得想方设法抢在别人之前多使用公地，就得千方百计增加别人使用公地的各种成本，就得挖空心思把资源从需要付费的地方挪到这个不需付费的地方。稀缺和争抢导致了拥挤，导致了公共草地的逐渐退化。“公地”问题涉及环境污染、资源滥用、人口爆炸、网络空间等“公共领域”，美国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就是因对“公地”管理的研究而获得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
在西方多党民主制度下，国家政权成了可以自由争抢的公共草地，一个无人觉察的制度化了的“政权公地悲剧”就上演了。我将在《多党民主的悲剧》一书里详细阐述这个“产权国家论”，其中对西方多党民主制的分析，将涉及民主的公地逻辑(非排他与稀缺、无情与必然)，政权的公地悲剧(自由特征、败德特征、短期特征)，民主的社会倾向(政客化、赤字化、公债化、非人化、堕落化)，民主的制度特性(理性的无知、理性的偏见、理性的操控、理性的掠夺)，民主的历史趋势(政治投机主义、短期行为主义、媚俗反智主义、超前消费主义、平等民粹主义)和民主的文明陷阱(双重时间偏好、公民文化的衰落)等等六个层面。
我对民主制的彻底否定的原因就在于，民主政权的“公地悲剧”是根本不可能化解的。因为真正的悲剧不是鲁迅说的“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悲剧不仅在于鲁迅说的毁灭价值本身，更在于毁灭价值的过程和方式。用英国哲学家阿尔弗雷德·怀特海的话说，悲剧是“郑重其事的无情”加上“徒劳无益的逃避”，是一种当事者不管能否认识到的被决定了的不幸命运。
民主悲剧当然也是人类文明的悲剧，因为全世界人民一个个都一直在兴高采烈和欢欣鼓舞地、选择一个对自己不利的社会政治制度而仍未自知。飞蛾扑火时，他们看到的是光明，不是火焰。
“一党制的宪政发展”是“中国道路”的最佳选择
记：中国改革开放的路径选择其实受芝加哥学派影响很大，那时经济学家的想法是，先明确产权、进而建立市场、从中培养中产阶级、最后导出民主宪政。从西方经济政治的理论逻辑和实践经验看，这种路径选择是正确的吗?或者说，从市场导出民主宪政是普适的吗?在有些人看来，中国30年的改革中普通人既没分享到多少成果，似乎也未验证上述“普适价值”。这种判断正确吗?如果不正确，那是因为30年时间太短，还是有更深刻的原因?
方：就目前而言，西方的经济政治理论既逻辑混乱、又缺乏说服力，特别是表现在传统的“市场化导致民主化”的“现代化假说”，以及最近的“民主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诺斯命题”上。从西方的历史实践经验看，是精英法治或精英宪政引致了工业革命和经济发展，随后才是大众民主的全面扩大。因此，是契约和宗教色彩的政治文化之下的精英宪政导出了市场经济和随后的“宪政民主”，而不是“市场导出民主宪政”，所以也就谈不上“市场导出民主宪政是普适的”。
从以上的简单的理论归纳看，目前的模糊认识是严重和普遍的。说“中国30年的改革中普通人没分享到多少成果”，这显然不符合我们的经验观察。如果是指分享西方意义上的“多党民主”的成果，那“成果”确实没有，但“问责民主”意义上的“成果”还是有的。在现有制度下，“向上问责”在加强，“向下问责”在悄然起步，权力制衡式的“横向问责”也可见端睨。
然而，“多党民主”的冲动是不可低估的，政治自由有一种内在扩张的“公地逻辑”，许多非西方国家就是在这种逻辑的支配下，走上了社会动荡之路而仍未自知其所以然。民主可以来得很快，也可以来得很慢，来得快的未必不是灾难，来得慢的则未必是福音。走向“多党民主”就是灾难，走向独裁就不是福音。中国的“一党制的宪政发展”应该是“中国道路”的最佳选择，尽管我们仍处于起步阶段。
中国的制度建设和改造应当法治先行
记：现在很多人主张必须先政改，民主也好，宪政也罢。问题是，从欧美的正面经验和印度拉美的反面经验来看，都存在一个由什么人来政改(比如修法立法)的问题。欧美是中产主导，拉美则是穷人主导(中产阶级人数很少，也难进议会政府)，所以效果截然不同。这是不是佐证了先实行市场经济(培养中产)再实行宪政民主的正确性?抑或二者可以同时实行?
方：你的问题似乎仍然首先暗中设定了“西方民主是人类社会最终的政权形式”这样一个“福山命题”。我提出的“产权国家论”就是直接针对这个命题的。“一党制的宪政发展”或“一党立宪”在我看来是完全行得通的。但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对君主制、民主制和一党制的“产权特征”的认识，更在于大的世界观的改变。
在国内几所大学的演讲中，我发现问题根本不是理论逻辑，而是被“洗了脑”的那种对民主的痴念。以前是反对民主的人不讲逻辑，现在我发现是崇拜民主的人不讲逻辑。好在我的“产权国家论”有一部分专门阐明“公地逻辑”如何决定民主崇拜者的“信仰发生机制”和“信仰持续机制”。
前面说了，欧美的立宪是“精英立宪”，不是“中产立宪”，现代意义的西方“宪政民主”是在“精英立宪”后经过市场经济而“扩张”出来的，这在美国的从“白种男性富人”开始的民权发展史上表现得最为清楚。“精英法治”导致工业革命和经济发展是一个“英国秘密”，但成功实践“英国秘密”的美国并没有真正掌握“英国的秘密”。
由于工业化过程与民主化过程并行，人们产生了“经济发展导致民主化”或“民主化导致经济发展”的“民主错觉”，而根本看不到是法治化保证了经济自由和经济的发展，是法治化使自发遵守不确定结果的民主规则成为可能。由于精英政治不能保证会渐进成宪政民主，在后来者国家可以有借鉴和缩短先行者国家经历的“后发优势”时，人们就产生了不顾“法治先行”、用偏激的“大众民主”去代替渐进的“宪政民主”、以为“宪政民主”便万事大吉的“民主幻想”。
印度和拉美以及其他非西方国家的“穷人立宪”便是这种“民主错觉”和“民主幻想”的双重结果。在我的分析框架里，问题已经不是民主和市场那个先行，而是法治要先行。但与其他“法治主义者”不同的是，我的观点以“政权的产权实证分析”为前提，我强调“一党立宪”的可行性，同时也承认各国的立宪道路的历史局限，并不是任何国家都可以象中国这样有幸走上“一党立宪”之路的。
历史有时很无情，它看上去既是自发的，又是建构出来的，它可能摇摆于偶然性和必然性之间，甚至也可能是一种“认识到的被决定”。
把政治制度的选择归结于“国民性”是一种理论无能
记：托克维尔考查美国后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民情比法治和环境更有决定意义。在他看来，美国民情的一个核心就是他们的自治传统。这种传统决定了他们倾向于对政府权力施加更多的限制。而中国的民情是依赖皇权思想严重。这是不是你主张一党立宪的原因?
方：民情、国情或“文化土壤”是重要的，但把政治制度的选择归结于“国民性”就既武断草率，又是理论思维软弱无能的一种表现。“一党立宪”早在1980年代就有人提出来，但从一开始到现在的所有论证，都是围绕着“承认现实”而展开的。这就是为什么民主的狂热者指责它是“御用”的原因。显然，光有这种“承认现实”的“实证理性”还是远远不够的。真正的“实证理性”应该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寻找一种以理服人的经验逻辑，并且在经验意义上承认“强权政治”的同时不以“强权政治”为理论依托。
在我这里，“一党立宪”是在对比分析君主制、民主制和一党制的“产权特征”后得来的。一党制克服了君主制的“基因悲剧”，克服了民主制“公地悲剧”，但却面临着严重的“问责危机”。一党制能否在当代世界的制度博弈中进一步发展，关键还要看它的“一党立宪”能在多大程度上克服“问责危机”。
与对政权的“产权特征”的认识相比，民情国情的考虑在政治制度的选择上应该是第二位的。以民情国情为理由拒绝“多党民主”不是一种有说服力的做法，以“多党民主”的“悲剧逻辑”为理由拒绝“多党民主”才是一种更有竞争性的理念。不直面“多党民主”的道德优越性而破之，“一党立宪”就会给人留下“强权逻辑”的把柄。
政治竞争与市场竞争有根本区别
记：政治市场上的一党立宪等于经济市场上排斥其他力量介入，这是垄断。所以，你不怕不解决准入和竞争这样的外部问题，跟你信奉的芝加哥或新制度学派的理念相冲突吗?
方：你问到点子上了。包括芝加哥学派在内的“新制度经济学”或“现代制度经济学”，在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及其区别上，认识的清醒程度是不同的。一般而言，“现代制度经济学”主要包括：布坎南的公共选择和立宪经济学，诺斯的制度变迁论和开放机会论，奥尔森的集体行动论和坐寇政权论，科斯和威廉姆斯的交易费用论和产权契约论。
布坎南在这个问题上最为清醒，比如他说过：“市场竞争是持续不断的，每一次采购都可以在彼此竞争的几家商号之间进行选择。政治竞争则是断断续续的，一次选择要管两年、四年或六年。市场竞争可以允许若干竞争者同时存在，即使有一家占领了市场的大部分，仍然会有少数顾客会光顾自己喜欢的卖家。政治竞争则是非胜即败，一家赢了就独霸这市场若干年。在市场竞争中，买方可以相当有把握地知道他采购回来的是什么东西。政治竞争则并非如此，在这里，选民作为顾客可以说是购买一个代理人的服务，可是他并不能约束这个代理人遵照合同办事，相反，是被迫授予这个代理人相机行事的广泛权利。政治家不同于私营店主，选民是无法让他们负责履行诺言的。”
概括地说，政治竞争与市场竞争的根本区别在于竞争间歇性的不同、输赢零和性的不同、兑现承诺风险的不同。正因为看到了这些不同，布坎南对民主及其危机的认识比谁都深刻，他因此能进一步从政治决策的集体性和外部性，去分析民主政治竞争的公共选择危机和财政困境。但是，布坎南没有强调市场决策和政治决策在产权基础上的不同(市场中的产权是私有或国有，民主政权的产权是公有)，他因此没能明确地把民主制度与政权公有联系起来，并进一步推导出民主政权的“公地悲剧”。
正是因为这一点，“现代制度经济学”对政治竞争局限的认识就很不彻底，诺斯在2009年的《暴力与社会秩序》一书中提出的“开放政治经济机会论”就是很好的例证，对此我在别的场合已作了批评。对政治竞争的不彻底认识与“现代制度经济学”在市场竞争上的“达尔文主义”倾向正好是对应的。
没有产权的绝对权力才是真正的绝对腐败
记：你的意思是，经济市场上竞争与产权几乎同等重要，而政治市场上产权比竞争更具决定意义?
方：这就是关键点。实际上，经济市场也好，政治市场也罢，没有纯粹好的竞争，也没有纯粹坏的垄断，一切要看具体的制度和制度运作。在“产权国家论”的显微镜下，许多以前看来是“垄断”和“独霸”的政治负面特征，其实恰好是一党制的优势。铁的事实和逻辑是：在政治市场上，产权比竞争更可靠，因为西式政治竞争的本质，就是拿“社会成本”而不是拿“私有产权”进行竞争。有时我不禁纳闷：认识这一点怎么就这么难?一党制“政权的产权明确程度”正好介于君主制和民主制之间，这同市场竞争里“产权不是越明确越好”的结论是非常一致的。许多人迷信“用权力制约权力”，殊不知，用没有产权的权力制约其他权力，正是西方民主制出大问题的一个原因。都说“绝对的权力绝对地腐败”，其实，没有产权的绝对权力才是一种真正的绝对腐败。显然，整个西方的政治经济理论同民主制一样都出了大问题。
我想我已经表达了对我所信奉的“现代制度经济学”的不满，我更期待一种更少政治文化偏见的“后现代制度经济学”。
中国政府内部的现实主义精神比想象的强得多
记：教科书上对工业革命的过程和工人阶级的生活描述得比较阴暗和凄惨。其实，根据研究，那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学家、历史学家的夸大，是痛恨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不实之词。中国现在的舆论也类似。由于理想主义情节和对市场、民主理解上的偏差，一些知识分子喜欢强调改革的负面效果，网上尤其“群情激奋”(当然，改革本身也有很大问题)，把经济学家骂得很凶。也可能是照顾了这种民粹气氛，产权改革似乎停顿甚至走回头路了(比如铁本案、山西煤矿整合中的国进民退)。你感觉是这样吗?如果是，那是否表明高层对市场建设这个目标有了动摇?
方：对市场、民主的理解的偏差和幻想是毫无疑问严重存在的。民粹主义同市场原教旨主义一样可怕，网络自由的滥用也正好暴露了一种电子空间里的“公地悲剧”。但是，经济学家中的“市场万能”倾向或市场原教旨主义谬误，确实是民粹主义“揭竿而起”的一个原因。市场原教旨主义在“出招”时要么把中国的现实设想成“真”市场状态，要么把“价格调节”当成社会调节的唯一工具。至于说改革是否已停顿甚至走回头路，高层对市场建设这个目标有了是否动摇，我想还不至于此，个别案例所表现的可能只是中国经济特征的复杂性和市场化的限度。
中国政府内部的现实主义精神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得多。当然不能排除有些人在民粹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民主原教旨主义上有模糊认识。但与民粹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相比，民主原教旨主义可能更为危险。比如有的经济学家已经公开提出经济改革差不多到头了，剩下的只是修修补补问题，是到了民主化政治改革的时候了。如果对宏观政权意义的“多党民主”与微观治理意义的“问责民主”不加区别，单单含混地认定“民主是个好东西”，危险性就特别大。因为民主的狂热者会因为你的“民主条件论”而说你“干打雷不下雨”和“打着民主反民主”，而民主的反对者则会把“问责民主”连同“多党民主”一概否定，留下民主的同情者无所适从。
有人把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说成中国“新的三座大山”，这表明民生问题更加突出了。但正是在这样的民生问题上，市场化和民主化的取向会变得更加敏感和重要。作为一个制度经济学家，我对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民主原教旨主义都深怀警惕。
中共的高明之处在于它一直都在寻求和解
记：六十年来的确有很多人祸，执政党也因此背上了包袱。那么在转型时期，你认为应当如何对待这些历史问题?包括你的汕头同乡丘岳首先生在内的不少知识分子，主张走南非道路——和解。你觉得事态有没有严重到需要提出“和解”的地步，和解的可能有多大，怎样和解，是不是需要执政党首先有个姿态，对“零八宪章”签名的人只抓了一个是不是一种姿态呢?
方：其实中共的高明之处正在于它一直都在寻求和解，只不过有些人的“激愤情绪”和“规范冲动”妨碍了这种认识。如果认定只有交出政权才是真正的和解，那问题就不仅仅是天真了。
历史问题在我看来是最清楚不过的，清末民初以来的中国政府一直解决不了的最基本问题，无非就是“挨打挨饿”式的内外忧患问题，是中共解决了这个基本问题。毛泽东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人物，在1921成立后没有毛泽东主导的前14年，中共自己的前途未卜，更不必言承载国家的命运;但从1935到1949年的后14年，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却取得了令俄国人、美国人和蒋介石都无法想象的胜利。
毛泽东的胜和蒋介石的败，关键问题都是“产权”，即土地的产权和军队的产权。毛泽东的土地政策解决了中国“土地产权太集中”的民心问题，蒋介石看到了这个问题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蒋介石的政治策略解决不了“军队产权太分散”的军阀文化下“军权私有”的问题，毛泽东“党指挥枪”的政治策略解决了这个问题。前者事关人心向背，后者事关战争胜负，前后两者的互相加强使中共取得了惊人快速的空前胜利。
正因为毛泽东伟大，对他的个人崇拜是发自内心和油然而生的，由此产生的错误和灾难，怎么能只算在他一个人身上呢?个人崇拜根本就不是一个“主体现象”，它是一个主客体互动的“集体现象”，受益受害的是双方或多方而不仅是一方。和解是一种妥协，只要别人认账而自己不认账，那就不是妥协。
历史的帐有四本，第一本是“国家建设”，第二本是“政权建设”，第三本是“市场建设”，第四本是“精神建设”。毛泽东解决了“国家建设”问题，但没能解决后三个问题，邓小平及之后的领导人解决或正在解决“政权建设”和“市场建设”问题，但整个民族的“精神建设”仍是问题。如果我们一味苛求历史，我们看到的就仅仅是问题而不是成就。苛求毛泽东解决“政权建设”问题，就像苛求邓小平解决“精神建设”问题一样，都是对历史和时代局限的强求。
实际上，新世纪以来“一党制的宪政发展”已经使中共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和稳定。我从美国回来讲学，有人说我“用极右的理论得出极左的结论”，是中共的“地下党”。其实错了，套用“小沈阳”调侃的话，这叫“说西方人的话，让西方人无话可说”，我们老祖宗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认真地讲，中共已经到了可以靠自身的制度力量坚定有力地运转的时候了。我甚至可以说，中共的强大已经到了它可以更加开放和无需寻求理论辩护的程度。相形之下，我们的认识都已经大大落后于现实了。
最担心仍有太多人对民主抱幻觉和空想
记：你似乎对中国未来很乐观。那么，在你看来，“一党立宪”已经从问责制开始了，接下来将会如何走?这个“宪”最终何时能“立”成?你心目中是否有个时间表?
方：对中国未来乐观的原因上面已经说过了，但我要强调的是，这是一种对“制度”的信心。许多人就是认定中共搞不好，但他们凭的是情绪和痴念。我不担心一党立宪如何走好、何时能立，我最担心的是，中国政府内部仍有太多的人对民主有幻觉、有空想，这种冲动造成的“内部自毁力”，将会极大地破坏中国崛起的进程。在当今世界的制度博弈中，丢分的总是那些“内部自毁力”强的制度。我只希望，中国政府内部的现实主义精神能最终压倒“民主原教旨主义”的盲动。
记：你的“产权国家论”的确很有颠覆性，但因时空限制，你还没有具体谈到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如何防止滥权和腐败，以及如何保证经济增长。希望有机会看到你在这两方面上的突破性论证，并减轻或消除人们扬弃旧理论、接受新观念时的折磨。
方：好，有机会我们再谈“产权治腐论”和“经济发展制度论”。
作者：方绍伟,王永章
来源：中评网
来源日期：2009-12-19
采写：王永章(《汕头都市报》执行主编)
受访者简介：方绍伟，美籍华人经济学家，芝加哥“制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www.ieCenter.org)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客座教授，2009年十佳“中国读本”《中国热---世界的下一个超级大国》作者;方绍伟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英文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1994年赴美攻读政治学和信息管理学;曾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 ，曾任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多党民主不是好东西、产权理论可以破解“民主的公地悲剧”、“一党立宪”可以……，这是美籍华人经济学家方绍伟先生近日在国内多所大学演讲的主题。他自称“离经叛道”的这些言论和令人“拍案叫绝”的独特论证，引起受众的广泛兴趣和议论批评。日前，我先后在汕头专访和“越洋信访”了已回到芝加哥的方绍伟先生。
多党民主是个坏东西
记者(以下简称记)：近日你在国内几所大学的演讲中说，“民主是个坏东西”。民主确有诸多缺陷，但这个结论是不是太笼统?因为现代民主概念不仅包含了权力来源，也包含了宪政，即对权力的限制。
方绍伟(以下简称方)：其实更准确点，应该说“多党民主是个坏东西”。现代意义的民主，确实是一种多党竞选、轮流执政、妥协冲突的“宪政民主”，它是一套解决权力来源和权力制约的政权“程序机制”，不管它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能真正实现“主权在民”的“实质理念”。
在宏观政权意义上，这种企图避免政治独霸的自由竞选制度，可以称为“多党民主”或“议会民主”(简称“民主”或“民主制”);在微观治理机制上，它包含着某种一般性质的约束权力使用的法治宪政工具，这种一般性质的治理体制可以称为“问责民主”(简称“问责”或“问责制”)。“问责民主”是横纵向的“政治问责制”的重要内容，也可以说是我们常常提到的“社会主义民主”应有的内容。宏观政权意义的“多党民主”与微观治理机制的“问责民主”的相对分离，是理解现代多元政治发展的一个关键。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民主的问题不是“确有诸多缺陷”的问题。是从人类文明发展史透视民主的“未为人知的本质”的基础上，我才得出“民主是个坏东西”这个结论的。
记：但我觉得市场本身就有民主成分。比如比尔盖茨，他很富很有权，但他的富有和权力还不是满足了千千万万消费者的需求，使他们自愿地自下而上投出货币选票得来的吗?这不是民主是什么?如果否定了民主，那岂不是也否定了市场?抑或，你所希望的真正的民主恰恰是市场这样的民主，而非现有的政治民主?
方：市场与民主的区别就是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区别，从经济自由的合理性和合意性推导出政治自由的合理性和合意性，这一直是一种西式的错误观念。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区别很多，经济自由从来都是某种政治制度规范之下的自由，政治自由则因为“公地悲剧”而留给世人一个致命的盲点。
如果用“货币选票”来定义“市场民主”，从而导出“市场民主”以及“政治民主”的合理性和合意性，这正是我所指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民主原教旨主义”的一个谬误。这里的道理并不复杂，但确实需要一种超越常识的思维。
美国的大投资家巴菲特经常引用他老师格雷厄姆的一句话说：“市场短期看是一台投票机，长期看则是一台秤重机”。许多人只知道这句话是“价值投资理论”的精髓，却看不到它一语道破了“市场民主”和“政治民主”的天机。明确地说，巴菲特之所以那么成功，完全是因为他看透了“市场民主”的根本缺陷。都说“群众的眼睛总是血亮的”，可巴菲特比别人更能赚钱的秘密却在于认定：“群众经常是疯狂的，市场经常是错误的”。巴菲特“逆向思维”的赚钱秘密“不幸”也被现代心理学、大脑科学、行为金融学和神经元经济学的研究所证实。
这第一层含义是“市场民主”的缺陷，第二层含义则是“政治民主”的缺陷。市场短期的问题是“货币选票”引起的，这恰好表明“投票机”这台“民主机器”在政治运用上也会有同样的问题。实际上，“政治投票机”本身就有一种反智、反德能和反经验主义的倾向，它鼓励的是一时的表现、一时的感觉、一时的痛快，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的政治家首先都是煽动家的原因。煽动家有的是“马上上台”这种超强的“时间偏好”，但民主制的致命之处还不是竞选，而是通过竞选表现出来的、以政治上的“时间偏好”去强化市场中的“时间偏好”的反文明倾向。
所以，不能简单地迷信西方意义的“市场民主”和多党竞选的“政治民主”，其中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民主原教旨主义”值得加倍警惕。
记：现在有很多学者主张回归传统文化，并从中寻找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这好像符合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原理，但似乎也有文化决定论的味道。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方：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先以为是在“船坚炮利”上矮人一截;洋务运动和甲午战争失败后，又继而认为“船坚炮利”须以“议会民主”为支撑;清末民初的“君主立宪”和“议会民主”流产后，又觉得求“议会民主”而不得是“制度文化”上有问题。可谁又能对文化直接下手呢?
这就是我所说的“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悖论”：不完全自我否定则无法自新，若完全自我否定则又无所凭以自新。在想全盘否定和不能全盘否定之间，大家最终回到了“可操作”的政治制度上。问题是“五四运动”以来，“议会民主”在中国太深入人心了。什么东西越求之不得，就越追之心切。但中国人又大多是圆滑和现实的“现世主义者”，每每在现实政治目前碰壁，都会有人提出类似“曲线救国”的主张来。
在我看来，在具体的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提“回归传统文化”，其实是一种糊涂观念。它的潜台词是，西方的制度不好，中国的现有制度也不好，所以我们要回到“传统文化”中挖出更好的东西来，至少要找出能使中国的现有制度更加完善的东西来。可这样问题就来了，包括“现代新儒家”在内的所有主张“回归传统文化”的人，恰恰在“正式规则”意义的“硬件制度”问题上没能从“传统文化”中挖出任何明确的东西，因此只能在“非正式规则”意义的“软件文化”上含混其词，旁顾左右而言他。如果不能直面“硬件制度”，“软件文化”的讨论就多少给人以“无奈”、“玄虚”和“托辞”的感觉。
从主客体及其相互关系看，广义的文化概念可以包含物质、精神、技艺和制度等四个方面的内容。文化决定论只有具体化才能有说服力，否则你就无法解释同一个朝鲜文化，为什么会有南北朝鲜那样的巨大差别。在某种意义上，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原理”是对新古典经济学暗含的“完全理性”的一种纠正，但是，中国的“哈耶克热”很可能热过了头，许多人没有看到哈耶克自己的整个理论体系的自相矛盾，也没能看到“自发秩序原理”可能走向了一种“完全有限理性”的极端。
肯定现有制度是“回归传统文化”的出发点
记：其实你关于“全盘中化”的观点走得更远，你的理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仅有“中庸之道”，更有“有恒产者有恒心”这种优良因素。但遗憾的是，两千多年来，“有恒产者有恒心”并未落到实处，落到实处的反而是“利出一孔”，也可能恰恰是这个思想阻碍了中国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育。如此，怎能“全盘中化”?
方：“全盘中化”一方面是相对“全盘苏化”和“全盘西化”而言的，另一方面更加重要的是，它是相对于“对中国现有政治制度的非常识化肯定”而言的。这里要强调两点，一是我对中国现有政治制度的肯定是一种“非常识化”的肯定，我的解读不同于一般的观点，也不同于中国官方的说法;第二点是，肯定中国现有政治制度是“回归传统文化”的出发点，只有明确肯定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回归传统文化”才有合理的立足点，否则就说不清我们的“回归”到底是“硬件制度”的“回归”还是“软件文化”的“回归”。肯定了现在的“硬件制度”，“回归”传统的“软件文化”就意义重大，这是一种肯定了发展、肯定了现在的制度创新的“回归”，是一种寻求完善已有的制度创新的“回归”。
显然，对现有“硬件制度”的肯定也就是对传统“硬件制度”的否定，而传统的君主制则正是“利出一孔”的基础，它自然不可能使“有恒产者有恒心”落到实处。
全部问题的关键之处在于，我们几千年来对人类政治制度的认识，一直停留在亚里斯多德的“以统治者人数区分政权”、把政权分为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陈旧观念上。如果我们确立一种“以产权属性区分政权”的新观念，就可以把政权分为“政权私有”的君主制、“政权共有”的一党制和“政权公有”的民主制，就可以由此对各种政权的“产权特征”进行有意义的非常规分析，从而得出否定君主制和民主制的结论。“全盘中化”正是在这一“离经叛道”的理论背景下提出来的。
政治自由竞争的本质是“政权的公地悲剧”
记：在芝加哥学派看来，现在的政府，其很多职责本来是可由市场去承担的。但听你的演讲，似乎你有让一个政党将其自身作为私产(公司)来对待的意思，这个观点更新鲜。可在我看来，如果一个党派真能把自己当私产去经营，那也只能解决“内部问题”。而假如一个政党在政权上处于垄断地位，竞争这个“外部问题”怎么解决?没有竞争，光靠责任心能靠得住吗?比如中共现在的问责制，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约束自己?
方：确立“以产权属性区分政权”的新观念，要紧之处是用我们的“实证理性”去战胜我们的“规范冲动”。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有一个重大缺陷，那就是它的“自由市场规范”压倒了它对政府的起源、本质和功能的“实证认识”，仿佛现代意义的市场是可以游离于政府的“超自发秩序力”似的。
同样，“主权在民”的“规范冲动”太多了，只会妨碍我们对民主的内在本质的真正认识。多党民主是一种企图避免政治独霸的自由竞选制度，民主制度中包含的经济自由之外的政治自由有着极大的现实吸引力和道德感召力，西方民主的全部精妙之处和忽悠之处就在于“政治竞争”。有些人把民主乌托邦、民主原教旨、民主拜物教、民主迷信、民主虚伪等等批得头头是道、理由十足，可他们就是无法说服听众，因为在常识里，有政治自由总比没有政治自由好，多一些政治自由总比少一些政治自由好，甚至即便是虚伪的自由也总比没有虚伪的自由好。这正是当今中国和世界上所有的民主怀疑论者和批评者的共同困境，我称之为“民主批评者的难题”。
丘吉尔“民主次优论”的名言一再被人引用的原因，那就是因为，说西方民主的不好、说民主在非西方实践的不好、说在条件不成熟时搞民主的不好、说民主没有“普世版”而只有“各国版”等等，即便说破了天，到头来还是回落到政治自由问题上，尤其是社会行动层面的言论出版、集会选举、结社组党等自由。问题的全部关键就在于，政治自由竞争的本质到底是什么?除了我们通常说的没能说服人的“政治自由的虚伪性和文化特殊性”之外，政治自由存不存在更具本质性的严重问题?显然，这是解读中国现政权和西方民主制的重点。
在我《中国热》之后的下一本书《多党民主的悲剧》所阐述的“产权国家论”里，政治自由“最大化”的西方民主，由于“政权的公地悲剧”而使政治自由出现了常识所未能理解的大问题。在政权公有的民主制中，外在性质的问责制(ACCOUNTABILITY)由于内在性质的责任心(RESPONSIBILITY)的低下而强化，但这种强化了的问责制反过来却由于责任心的涣散而不可能解决一些大问题。比如一直困扰着美日等西方国家的财政赤字和公债问题。为什么以问责制的有效性而自鸣得意的西方，偏偏难以解决一个最起码的“财政责任”问题呢?如果不能看到“政权的公地悲剧”，西方社会的许多“后现代困境”就无法理解。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特别是在对比了民主制和一党制的“产权特征”的基础上，我才认为中国的现有政权制度是行得通的。如果更进一步对比君主制或独裁制的“产权特征”，中国的现有政权制度则更是我们中国几千年来最优的选择。我们没有认识到的，当然并不意味着它就不是我们最有幸而得到的。
所以说，如果光靠政治竞争就能靠得住，那我会双手赞成西方多党民主制;可如果政治竞争偏偏就靠不住，那只有“政治责任心”最可靠。一党制的“政权共有”正是解决“政治责任心”的有效体制。当然，内在性质的责任心，并不可能自动解决外在性质的问责制。但责任心确实是问责制的基础。
当代中国的最大问题，就在于能否在挡住“多党民主”诱惑的前提下稳步推行“问责民主”。
“外在性质的问责”应当如何建立
记：既然你承认内在性质的责任心“不能自动解决外在性质的问责制”，那么这个“外在性质的问责”应当如何建立?仅仅一个“责任心”怎么就能让你对现有的制度这么有信心?
方：在中国现有的一党制下，“向上问责制”比较有力，但“向下问责制”和“横向问责制”依然比较弱。从一党制的产权特征看，这是很好理解的，因为一党制下的执政党本身就是一个“附随型”(ADHERENT)组织，不象西方的“竞选党”那样是一种更松散和更“契约化”(CONTRACTUAL)的组织。现在许多人在大谈“党内民主”，应该提醒他们好好理解什么叫“附随型”组织。
“横向问责”的一种阻力来在于对“分权制衡”的反感，但中共上层早晚会看到，“向上问责”中存在的“隐蔽信息”和“隐蔽行为”会使上层不堪重负，为真正确立上下级“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上级控制力和信息优势，“横向问责制”的创新只是时间问题(深圳试行的“行政分权”只是“内部分权”，不是“制衡”意义的“外部分权”)。“向下问责”的具体机制不仅仅是“选举制”，选举的缺点很多，政治协商、人大议政、信访来访、地方议事会、媒体监督、网络议政等等都有改进的余地，“向下问责”的制度创新同样是当务之急。
除了“责任心”之外，我对现有制度的信心主要来自于二十年来“一党制的宪政发展”。有些天真可爱的美国人至今仍在预言，说中国会出现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或社会崩溃。他们看不到的是，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迭悲剧来自于上层，来自于君主制的终身化和家族化特征，使得政权的交接受困于“家族基因”。而非私人化、寿命永久化的现代政党特征，解决的正是这种困境。中国“一党制的宪政发展”表现在“限任化、全民化、非私人化和制度化”的“执政党四化改造”上，其中的限任化已经有明确的“年龄、年限和任期限制”基准，这样的一党制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权力绝对化、终身化和家族化等等导致君主制和独裁制出现“基因悲剧”的难题。另一方面，它也避免了民主制下由于责任心的弱化导致的“公地悲剧”。
民主政权的“公地悲剧”是根本不可能化解的
记：你的意思是说，现代民主国家的政权因为太“公有”，从而减弱了它的责任心，造成诸多问题不能解决或解决不好?这个问题更有想象力啊。那么请你请解释一下“政权的公地悲剧”悲在哪里，有可能化解吗?
方：“公地悲剧”是经济学里的常识，一块自由开放的公共草地，大家都能使用，也可以协调管理，按照简单的“直接思维”，个人在公共草地上放牧，并没有排除其他人可以同样使用，悲剧何在?但“间接思维”告诉我们，当草地不归某一具体的个人所有，而只属于一个抽象的集体时，个人在使用时就会给草地带来一种伴随性的“无补偿损耗”或“负外部影响”(“外部性”)。 自由使用包含着一种“争夺刺激”，如果想多得好处，你就得想方设法抢在别人之前多使用公地，就得千方百计增加别人使用公地的各种成本，就得挖空心思把资源从需要付费的地方挪到这个不需付费的地方。稀缺和争抢导致了拥挤，导致了公共草地的逐渐退化。“公地”问题涉及环境污染、资源滥用、人口爆炸、网络空间等“公共领域”，美国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就是因对“公地”管理的研究而获得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
在西方多党民主制度下，国家政权成了可以自由争抢的公共草地，一个无人觉察的制度化了的“政权公地悲剧”就上演了。我将在《多党民主的悲剧》一书里详细阐述这个“产权国家论”，其中对西方多党民主制的分析，将涉及民主的公地逻辑(非排他与稀缺、无情与必然)，政权的公地悲剧(自由特征、败德特征、短期特征)，民主的社会倾向(政客化、赤字化、公债化、非人化、堕落化)，民主的制度特性(理性的无知、理性的偏见、理性的操控、理性的掠夺)，民主的历史趋势(政治投机主义、短期行为主义、媚俗反智主义、超前消费主义、平等民粹主义)和民主的文明陷阱(双重时间偏好、公民文化的衰落)等等六个层面。
我对民主制的彻底否定的原因就在于，民主政权的“公地悲剧”是根本不可能化解的。因为真正的悲剧不是鲁迅说的“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悲剧不仅在于鲁迅说的毁灭价值本身，更在于毁灭价值的过程和方式。用英国哲学家阿尔弗雷德·怀特海的话说，悲剧是“郑重其事的无情”加上“徒劳无益的逃避”，是一种当事者不管能否认识到的被决定了的不幸命运。
民主悲剧当然也是人类文明的悲剧，因为全世界人民一个个都一直在兴高采烈和欢欣鼓舞地、选择一个对自己不利的社会政治制度而仍未自知。飞蛾扑火时，他们看到的是光明，不是火焰。
“一党制的宪政发展”是“中国道路”的最佳选择
记：中国改革开放的路径选择其实受芝加哥学派影响很大，那时经济学家的想法是，先明确产权、进而建立市场、从中培养中产阶级、最后导出民主宪政。从西方经济政治的理论逻辑和实践经验看，这种路径选择是正确的吗?或者说，从市场导出民主宪政是普适的吗?在有些人看来，中国30年的改革中普通人既没分享到多少成果，似乎也未验证上述“普适价值”。这种判断正确吗?如果不正确，那是因为30年时间太短，还是有更深刻的原因?
方：就目前而言，西方的经济政治理论既逻辑混乱、又缺乏说服力，特别是表现在传统的“市场化导致民主化”的“现代化假说”，以及最近的“民主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诺斯命题”上。从西方的历史实践经验看，是精英法治或精英宪政引致了工业革命和经济发展，随后才是大众民主的全面扩大。因此，是契约和宗教色彩的政治文化之下的精英宪政导出了市场经济和随后的“宪政民主”，而不是“市场导出民主宪政”，所以也就谈不上“市场导出民主宪政是普适的”。
从以上的简单的理论归纳看，目前的模糊认识是严重和普遍的。说“中国30年的改革中普通人没分享到多少成果”，这显然不符合我们的经验观察。如果是指分享西方意义上的“多党民主”的成果，那“成果”确实没有，但“问责民主”意义上的“成果”还是有的。在现有制度下，“向上问责”在加强，“向下问责”在悄然起步，权力制衡式的“横向问责”也可见端睨。
然而，“多党民主”的冲动是不可低估的，政治自由有一种内在扩张的“公地逻辑”，许多非西方国家就是在这种逻辑的支配下，走上了社会动荡之路而仍未自知其所以然。民主可以来得很快，也可以来得很慢，来得快的未必不是灾难，来得慢的则未必是福音。走向“多党民主”就是灾难，走向独裁就不是福音。中国的“一党制的宪政发展”应该是“中国道路”的最佳选择，尽管我们仍处于起步阶段。
中国的制度建设和改造应当法治先行
记：现在很多人主张必须先政改，民主也好，宪政也罢。问题是，从欧美的正面经验和印度拉美的反面经验来看，都存在一个由什么人来政改(比如修法立法)的问题。欧美是中产主导，拉美则是穷人主导(中产阶级人数很少，也难进议会政府)，所以效果截然不同。这是不是佐证了先实行市场经济(培养中产)再实行宪政民主的正确性?抑或二者可以同时实行?
方：你的问题似乎仍然首先暗中设定了“西方民主是人类社会最终的政权形式”这样一个“福山命题”。我提出的“产权国家论”就是直接针对这个命题的。“一党制的宪政发展”或“一党立宪”在我看来是完全行得通的。但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对君主制、民主制和一党制的“产权特征”的认识，更在于大的世界观的改变。
在国内几所大学的演讲中，我发现问题根本不是理论逻辑，而是被“洗了脑”的那种对民主的痴念。以前是反对民主的人不讲逻辑，现在我发现是崇拜民主的人不讲逻辑。好在我的“产权国家论”有一部分专门阐明“公地逻辑”如何决定民主崇拜者的“信仰发生机制”和“信仰持续机制”。
前面说了，欧美的立宪是“精英立宪”，不是“中产立宪”，现代意义的西方“宪政民主”是在“精英立宪”后经过市场经济而“扩张”出来的，这在美国的从“白种男性富人”开始的民权发展史上表现得最为清楚。“精英法治”导致工业革命和经济发展是一个“英国秘密”，但成功实践“英国秘密”的美国并没有真正掌握“英国的秘密”。
由于工业化过程与民主化过程并行，人们产生了“经济发展导致民主化”或“民主化导致经济发展”的“民主错觉”，而根本看不到是法治化保证了经济自由和经济的发展，是法治化使自发遵守不确定结果的民主规则成为可能。由于精英政治不能保证会渐进成宪政民主，在后来者国家可以有借鉴和缩短先行者国家经历的“后发优势”时，人们就产生了不顾“法治先行”、用偏激的“大众民主”去代替渐进的“宪政民主”、以为“宪政民主”便万事大吉的“民主幻想”。
印度和拉美以及其他非西方国家的“穷人立宪”便是这种“民主错觉”和“民主幻想”的双重结果。在我的分析框架里，问题已经不是民主和市场那个先行，而是法治要先行。但与其他“法治主义者”不同的是，我的观点以“政权的产权实证分析”为前提，我强调“一党立宪”的可行性，同时也承认各国的立宪道路的历史局限，并不是任何国家都可以象中国这样有幸走上“一党立宪”之路的。
历史有时很无情，它看上去既是自发的，又是建构出来的，它可能摇摆于偶然性和必然性之间，甚至也可能是一种“认识到的被决定”。
把政治制度的选择归结于“国民性”是一种理论无能
记：托克维尔考查美国后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民情比法治和环境更有决定意义。在他看来，美国民情的一个核心就是他们的自治传统。这种传统决定了他们倾向于对政府权力施加更多的限制。而中国的民情是依赖皇权思想严重。这是不是你主张一党立宪的原因?
方：民情、国情或“文化土壤”是重要的，但把政治制度的选择归结于“国民性”就既武断草率，又是理论思维软弱无能的一种表现。“一党立宪”早在1980年代就有人提出来，但从一开始到现在的所有论证，都是围绕着“承认现实”而展开的。这就是为什么民主的狂热者指责它是“御用”的原因。显然，光有这种“承认现实”的“实证理性”还是远远不够的。真正的“实证理性”应该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寻找一种以理服人的经验逻辑，并且在经验意义上承认“强权政治”的同时不以“强权政治”为理论依托。
在我这里，“一党立宪”是在对比分析君主制、民主制和一党制的“产权特征”后得来的。一党制克服了君主制的“基因悲剧”，克服了民主制“公地悲剧”，但却面临着严重的“问责危机”。一党制能否在当代世界的制度博弈中进一步发展，关键还要看它的“一党立宪”能在多大程度上克服“问责危机”。
与对政权的“产权特征”的认识相比，民情国情的考虑在政治制度的选择上应该是第二位的。以民情国情为理由拒绝“多党民主”不是一种有说服力的做法，以“多党民主”的“悲剧逻辑”为理由拒绝“多党民主”才是一种更有竞争性的理念。不直面“多党民主”的道德优越性而破之，“一党立宪”就会给人留下“强权逻辑”的把柄。
政治竞争与市场竞争有根本区别
记：政治市场上的一党立宪等于经济市场上排斥其他力量介入，这是垄断。所以，你不怕不解决准入和竞争这样的外部问题，跟你信奉的芝加哥或新制度学派的理念相冲突吗?
方：你问到点子上了。包括芝加哥学派在内的“新制度经济学”或“现代制度经济学”，在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及其区别上，认识的清醒程度是不同的。一般而言，“现代制度经济学”主要包括：布坎南的公共选择和立宪经济学，诺斯的制度变迁论和开放机会论，奥尔森的集体行动论和坐寇政权论，科斯和威廉姆斯的交易费用论和产权契约论。
布坎南在这个问题上最为清醒，比如他说过：“市场竞争是持续不断的，每一次采购都可以在彼此竞争的几家商号之间进行选择。政治竞争则是断断续续的，一次选择要管两年、四年或六年。市场竞争可以允许若干竞争者同时存在，即使有一家占领了市场的大部分，仍然会有少数顾客会光顾自己喜欢的卖家。政治竞争则是非胜即败，一家赢了就独霸这市场若干年。在市场竞争中，买方可以相当有把握地知道他采购回来的是什么东西。政治竞争则并非如此，在这里，选民作为顾客可以说是购买一个代理人的服务，可是他并不能约束这个代理人遵照合同办事，相反，是被迫授予这个代理人相机行事的广泛权利。政治家不同于私营店主，选民是无法让他们负责履行诺言的。”
概括地说，政治竞争与市场竞争的根本区别在于竞争间歇性的不同、输赢零和性的不同、兑现承诺风险的不同。正因为看到了这些不同，布坎南对民主及其危机的认识比谁都深刻，他因此能进一步从政治决策的集体性和外部性，去分析民主政治竞争的公共选择危机和财政困境。但是，布坎南没有强调市场决策和政治决策在产权基础上的不同(市场中的产权是私有或国有，民主政权的产权是公有)，他因此没能明确地把民主制度与政权公有联系起来，并进一步推导出民主政权的“公地悲剧”。
正是因为这一点，“现代制度经济学”对政治竞争局限的认识就很不彻底，诺斯在2009年的《暴力与社会秩序》一书中提出的“开放政治经济机会论”就是很好的例证，对此我在别的场合已作了批评。对政治竞争的不彻底认识与“现代制度经济学”在市场竞争上的“达尔文主义”倾向正好是对应的。
没有产权的绝对权力才是真正的绝对腐败
记：你的意思是，经济市场上竞争与产权几乎同等重要，而政治市场上产权比竞争更具决定意义?
方：这就是关键点。实际上，经济市场也好，政治市场也罢，没有纯粹好的竞争，也没有纯粹坏的垄断，一切要看具体的制度和制度运作。在“产权国家论”的显微镜下，许多以前看来是“垄断”和“独霸”的政治负面特征，其实恰好是一党制的优势。铁的事实和逻辑是：在政治市场上，产权比竞争更可靠，因为西式政治竞争的本质，就是拿“社会成本”而不是拿“私有产权”进行竞争。有时我不禁纳闷：认识这一点怎么就这么难?一党制“政权的产权明确程度”正好介于君主制和民主制之间，这同市场竞争里“产权不是越明确越好”的结论是非常一致的。许多人迷信“用权力制约权力”，殊不知，用没有产权的权力制约其他权力，正是西方民主制出大问题的一个原因。都说“绝对的权力绝对地腐败”，其实，没有产权的绝对权力才是一种真正的绝对腐败。显然，整个西方的政治经济理论同民主制一样都出了大问题。
我想我已经表达了对我所信奉的“现代制度经济学”的不满，我更期待一种更少政治文化偏见的“后现代制度经济学”。
中国政府内部的现实主义精神比想象的强得多
记：教科书上对工业革命的过程和工人阶级的生活描述得比较阴暗和凄惨。其实，根据研究，那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学家、历史学家的夸大，是痛恨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不实之词。中国现在的舆论也类似。由于理想主义情节和对市场、民主理解上的偏差，一些知识分子喜欢强调改革的负面效果，网上尤其“群情激奋”(当然，改革本身也有很大问题)，把经济学家骂得很凶。也可能是照顾了这种民粹气氛，产权改革似乎停顿甚至走回头路了(比如铁本案、山西煤矿整合中的国进民退)。你感觉是这样吗?如果是，那是否表明高层对市场建设这个目标有了动摇?
方：对市场、民主的理解的偏差和幻想是毫无疑问严重存在的。民粹主义同市场原教旨主义一样可怕，网络自由的滥用也正好暴露了一种电子空间里的“公地悲剧”。但是，经济学家中的“市场万能”倾向或市场原教旨主义谬误，确实是民粹主义“揭竿而起”的一个原因。市场原教旨主义在“出招”时要么把中国的现实设想成“真”市场状态，要么把“价格调节”当成社会调节的唯一工具。至于说改革是否已停顿甚至走回头路，高层对市场建设这个目标有了是否动摇，我想还不至于此，个别案例所表现的可能只是中国经济特征的复杂性和市场化的限度。
中国政府内部的现实主义精神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得多。当然不能排除有些人在民粹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民主原教旨主义上有模糊认识。但与民粹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相比，民主原教旨主义可能更为危险。比如有的经济学家已经公开提出经济改革差不多到头了，剩下的只是修修补补问题，是到了民主化政治改革的时候了。如果对宏观政权意义的“多党民主”与微观治理意义的“问责民主”不加区别，单单含混地认定“民主是个好东西”，危险性就特别大。因为民主的狂热者会因为你的“民主条件论”而说你“干打雷不下雨”和“打着民主反民主”，而民主的反对者则会把“问责民主”连同“多党民主”一概否定，留下民主的同情者无所适从。
有人把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说成中国“新的三座大山”，这表明民生问题更加突出了。但正是在这样的民生问题上，市场化和民主化的取向会变得更加敏感和重要。作为一个制度经济学家，我对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民主原教旨主义都深怀警惕。
中共的高明之处在于它一直都在寻求和解
记：六十年来的确有很多人祸，执政党也因此背上了包袱。那么在转型时期，你认为应当如何对待这些历史问题?包括你的汕头同乡丘岳首先生在内的不少知识分子，主张走南非道路——和解。你觉得事态有没有严重到需要提出“和解”的地步，和解的可能有多大，怎样和解，是不是需要执政党首先有个姿态，对“零八宪章”签名的人只抓了一个是不是一种姿态呢?
方：其实中共的高明之处正在于它一直都在寻求和解，只不过有些人的“激愤情绪”和“规范冲动”妨碍了这种认识。如果认定只有交出政权才是真正的和解，那问题就不仅仅是天真了。
历史问题在我看来是最清楚不过的，清末民初以来的中国政府一直解决不了的最基本问题，无非就是“挨打挨饿”式的内外忧患问题，是中共解决了这个基本问题。毛泽东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人物，在1921成立后没有毛泽东主导的前14年，中共自己的前途未卜，更不必言承载国家的命运;但从1935到1949年的后14年，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却取得了令俄国人、美国人和蒋介石都无法想象的胜利。
毛泽东的胜和蒋介石的败，关键问题都是“产权”，即土地的产权和军队的产权。毛泽东的土地政策解决了中国“土地产权太集中”的民心问题，蒋介石看到了这个问题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蒋介石的政治策略解决不了“军队产权太分散”的军阀文化下“军权私有”的问题，毛泽东“党指挥枪”的政治策略解决了这个问题。前者事关人心向背，后者事关战争胜负，前后两者的互相加强使中共取得了惊人快速的空前胜利。
正因为毛泽东伟大，对他的个人崇拜是发自内心和油然而生的，由此产生的错误和灾难，怎么能只算在他一个人身上呢?个人崇拜根本就不是一个“主体现象”，它是一个主客体互动的“集体现象”，受益受害的是双方或多方而不仅是一方。和解是一种妥协，只要别人认账而自己不认账，那就不是妥协。
历史的帐有四本，第一本是“国家建设”，第二本是“政权建设”，第三本是“市场建设”，第四本是“精神建设”。毛泽东解决了“国家建设”问题，但没能解决后三个问题，邓小平及之后的领导人解决或正在解决“政权建设”和“市场建设”问题，但整个民族的“精神建设”仍是问题。如果我们一味苛求历史，我们看到的就仅仅是问题而不是成就。苛求毛泽东解决“政权建设”问题，就像苛求邓小平解决“精神建设”问题一样，都是对历史和时代局限的强求。
实际上，新世纪以来“一党制的宪政发展”已经使中共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和稳定。我从美国回来讲学，有人说我“用极右的理论得出极左的结论”，是中共的“地下党”。其实错了，套用“小沈阳”调侃的话，这叫“说西方人的话，让西方人无话可说”，我们老祖宗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认真地讲，中共已经到了可以靠自身的制度力量坚定有力地运转的时候了。我甚至可以说，中共的强大已经到了它可以更加开放和无需寻求理论辩护的程度。相形之下，我们的认识都已经大大落后于现实了。
最担心仍有太多人对民主抱幻觉和空想
记：你似乎对中国未来很乐观。那么，在你看来，“一党立宪”已经从问责制开始了，接下来将会如何走?这个“宪”最终何时能“立”成?你心目中是否有个时间表?
方：对中国未来乐观的原因上面已经说过了，但我要强调的是，这是一种对“制度”的信心。许多人就是认定中共搞不好，但他们凭的是情绪和痴念。我不担心一党立宪如何走好、何时能立，我最担心的是，中国政府内部仍有太多的人对民主有幻觉、有空想，这种冲动造成的“内部自毁力”，将会极大地破坏中国崛起的进程。在当今世界的制度博弈中，丢分的总是那些“内部自毁力”强的制度。我只希望，中国政府内部的现实主义精神能最终压倒“民主原教旨主义”的盲动。
记：你的“产权国家论”的确很有颠覆性，但因时空限制，你还没有具体谈到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如何防止滥权和腐败，以及如何保证经济增长。希望有机会看到你在这两方面上的突破性论证，并减轻或消除人们扬弃旧理论、接受新观念时的折磨。
方：好，有机会我们再谈“产权治腐论”和“经济发展制度论”。
Saturday, December 4, 2010
方绍伟全面批判多党民主制
幻想化解不了多党民主的悲剧---为什么“多党民主是个坏东西”？
中评网2009年12月18日首发了我的一篇题为“多党民主是个坏东西”的采访录后（治理网2009年12月19日转载），天则所所长盛洪提出，希望看到一篇论述而不只是问答的文章。考虑到论题的重大，我特意写了本文（更详细的论证将在新著《多党民主的悲剧》中给出）。本文包括以下六个部分：
第一，常识的民主观
第二，常识之外的民主观：“民主3.0”与“产权国家论”
第三，一个恼人的事实：“民主势不可挡”新解
第四，民主的“公地悲剧”特征
第五，多党民主与一党立宪：影响中国前途的五种“原教旨主义”
第六，结论：一种新的国家观
1，常识的民主观
《北京日报》2006年10月23日发表了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后，历史学家朱学勤说：“现在大家终于齐声说了一句大白话，民主是个好东西，难道民主不是个好东西，还是个坏东西吗？这真像幼儿园里的一声叫喊，荒废了九十年了”。本文的目的，是希望让大家看清楚这句“幼儿园里的大白话”会有什么问题，而且问题为什么不是一般理论常识所想象的那种问题。
首先，大家所说的民主都是一个意思，指的就是现代西方的多党民主，也叫自由民主、议会民主、间接民主、宪政民主、西方民主等等。当然，这些词在侧重点上会有所不同，但在权力来源的政权意义上，它们指的都是现代西方那种多党轮流执政、协调社会冲突、避免政治独霸的自由竞选制度；在权力制约的运行意义上，它们指的都是现代西方那种分权制衡的宪政安排和程序平等的法治秩序。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西方各国的民主有不同的模式，但在“多党自由竞选”的宏观意义上，它们是共同的。
蔡定剑在“重论民主或为民主辩护”一文里把西方民主的好处归纳为：遵循多数人的决定、保护少数人的权利、有利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有效防止腐败等等。他还特别指出了民主的批评者们几点方法论上的错误：
第一，反民主论者在追随西方“大师”们批判民主时，忽视了西方学者对民主的反思批判，是以形成共识的民主作为基本价值和共同基础的。
第二，反民主论者非常武断地把民主有意歪曲为选举和“多数决”，然后对选举制和“多数决”的缺陷大加挞伐，从而否定整个民主制度。
第三，反民主论者把法治与民主加以人为地割裂，把民主打入地狱，把法治捧上天，而实际上，民主制度中有法治要素，法治离不开民主。
第四，反民主的“法治主义者”有意无意把“法制”与“法治”相混淆；他们不知道法制是专制统治者的工具，而法治不仅是政府统治的工具，更是人民管理和控制政府的工具。
蔡定剑总结说：“我们还不敢断言民主制度永远可以抵制多数人暴政的出现。但是，民主能比专制制度带来更加持久的稳定和和平，即使有多数人的暴政也比个人专制和少数人的暴政来得更少，和在历史上造成的危害相对更少，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民主不是一个完美的制度，而是一个有缺陷的制度。民主政府也会犯错误，但能够在最短时间里纠正。民主政府中也会产生腐败，但能在最短时间内发现”。
如果按照俞可平在“民主是个好东西”中的归纳，民主的好处和本质还包括：“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民主保证人们的基本人权,给人们提供平等的机会,它本身就是人类的基本价值。民主不仅是解决人们生计的手段,更是人类发展的目标;不仅是实现其他目标的工具,更契合人类自身固有的本性。即使有最好的衣食住行,如果没有民主的权利,人类的人格就是不完整的”，“政治民主是历史潮流,不断走向民主是世界各国的必然趋势”,“对于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麻烦东西,甚至是一个坏东西”。“从国内政治层面说,如果政府主要用强制手段,让人民接受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制度,那就是国内的政治专制,是国内的暴政;如果一个国家主要用强制的手段,让其他国家的人民也接受自己的所谓民主制度,那就是国际的政治专制,是国际的暴政。无论是国内专制还是国际专制,都与民主的本质背道而驰”。与此同时，俞可平也指出民主的局限：
第一，民主会使公民走上街头，可能引发政局的不稳定；民主使一些在非民主条件下很简单的事务变得相对复杂和烦琐,从而增大政治和行政的成本；民主往往需要反反复复的协商和讨论,常常会使一些本来应当及时做出的决定,变得悬而未决,从而降低行政效率；民主还会使一些夸夸其谈的政治骗子有可乘之机,成为其蒙蔽人民的工具。
第二，民主是一种保障主权在民的政治制度,它只是人类众多制度中的一种,主要规范人们的政治生活,而不能取代其他制度去规范人类的全部生活。民主有内在的局限性,不是万灵药,不可能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
第三，民主可能破坏法制,导致社会政治秩序的一时失控,在一定的时期内甚至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增长；民主也可能破坏国家的和平,造成国内的政治分裂；民主的程序也可能把少数专制独裁者送上政治舞台。因此,有时民主的代价太高,甚至难以承受。
第四，一些政治家不了解民主政治的客观规律,不顾社会历史条件,超越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不切实际地推行民主,结果只会适得其反。一些政客则把民主当作其夺取权力的工具,以'民主'的名义,哗众取宠,欺骗人民。
俞可平的“民主条件论”遭到了于成玉的批驳，说它“在学术上并没有任何新意，全篇内容充其量不过是关于民主概念的常识性重复或拷贝，其中还参杂了一些意识形态的曲笔”，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堵塞渴望民主者嘴巴的“最好的东西”。另有人更干脆地说，俞可平是“打着民主反民主”。
2，常识之外的民主观：“民主3.0”与“产权国家论”
以上的正面和反面的论点，都无一例外是一些常识的民主观。在理解一种“非常识意义”的民主观之前，这些正反论点都似是而非，类似于美国哲学家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在《追寻美德》中所说的个人偏好而没有“公度性”的“道德争论”，因此，所有类似争议都是“非判决性”的，也是毫无实质意义的。“民主的细节”固然重要，但如果细节里没有思维，那它就是美国经济学家科斯所说的“一堆需要理论来整理不然就只能一把火烧掉的描述性材料”。
在中国大陆，迄今为止的民主问题争论，都未能涉及民主的真正本质。用英籍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话说：“洞见或透识隐藏于深处的棘手问题是艰难的，因为如果只是把握这一棘手问题的表层，它就会维持原状，仍然得不到解决。因此，必须把它'连根拔起'，使它彻底地暴露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难以确立的正是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一旦新的思维方式得以确立，旧的问题就会消失；……因为这些问题是与我们的表达方式相伴随的，一旦我们用一种新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旧的问题就会连同旧的语言外套一起被抛弃。”
这里要讨论的民主的本来面目，是一般理论常识之外的、大家都还没有看到的那个民主。这里的讨论强调“实证至上”，我关心的是“人性和人性之上的民主制度”到底“是什么”。实际上，我们之所以在“该怎么办”上误入歧途，原因全在太急于“该怎么办”而在“是什么”上一知半解。
常识之内的民主来源于希腊的古典民主，西方历史上最伟大的三位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是古典民主的怀疑者和批评者。亚里士多德从统治者人数的标准，把国家政权分成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亚里士多德虽然是百科全书式的伟大思想家，但在政权分类标准问题上，他的统治者人数标准却是“技术含量”较低的尺度。我把古典含义的民主观称为“民主1.0”，把洛克、卢梭、孟德斯鸠以来的现代含义的民主观称为“民主2.0”，把下面要介绍的“非常识意义”的民主观称为“民主3.0”。
为什么“统治者人数”是政权分类“技术含量”较低的尺度呢？在古希腊非严格意义的直接民主中，用多数人统治来定义民主还勉强说得过去；在现代意义的间接民主中，多数人统治已经无法反映民主的本质。用卢梭的话说，统治者永远是少数人，多数人统治在实际治理中是不现实和违背人性的。投票和公议只是表达，即便是多数人投票和公议也不意味着多数人统治，最多也就是多数人间接统治。不仅如此，按“统治者人数”进行的政权分类，无法使我们从人数上直接获得更多更有意义的信息。的确，除了一个、少数、多数之外，我们再也挖不出更有用的东西了。
那么，是否存在一种“技术含量”更高的是政权分类标准呢？存在，这个新标准不是别的，是产权或“产权形式”。人们可以对“商品”拥有产权，人们可以对“企业组织”拥有产权，人们当然也可以对“政权组织”拥有产权。根据这个标准，我们可以把国家政权分成“政权私有的君主制”、“政权公有的民主制”、以及“政权共有的一党制”。这个“产权形式”标准，信息含量之高，远远超出了一般的想象。
君主制（绝对君主制和独裁制）属于“私有的政权”是不言而喻的。早在中国西周时期的《诗经》里，就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提法。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朕即国家”，更是政权私有的“至理名言”。与此相对，信奉卢梭“社会契约论”的则说“民即国家”。因此，民主制是人民“公有的政权”也理所当然；现代民主程序机制的确立，则完全使“政权公有”彻底实质化了。
“政权私有”和“政权公有”容易理解，把一党制看成“共有的政权”，那是与谁共有呢？即便是在“实质产权”而不是“名义产权”的意义上，“共有的政权”与“公有的政权”区别在哪里呢？
“共有”的提法是从商品的产权分类中借用过来的。不同产权的商品可以分成“私有的私人品”、“国有的公共品”、“公有的共享品”和“共有的俱乐部品”等四种。在用产权分析国家政权的时候，“国有的公共品”被舍象掉，故国家政权只有“政权私有的君主制”、“政权公有的民主制”和“政权共有的一党制”等三种。
“共有的俱乐部品”和“公有的共享品”的区别在于，俱乐部的范围比公有的范围小，俱乐部共有品的排他性高、争夺性低；而公有共享品的排他性低、争夺性高。拿一党制来说，政权在它手里，排他性是很高的；在民主制那里则是轮流执政，排他性相对低。由于政权与一般商品的不同，导致了在争夺性方面，一党制和民主制对国家权力的争夺程度难分。但由于范围和排他性的不同，这两种政权在责任心、接班风险、竞争性、问责有效性和承诺有效性上都有所不同。
最关键之处是，“公有”不存在具体的恒定掌权人，而“共有”则存在具体的恒定掌权人。正是“低排他性和高争夺性”（RIVALRY）的特殊组合决定了“公有的政权”会产生“公地悲剧”，而“共有的政权”里的组合是“高排他性和高争夺性”。高排他性是垄断，但政权的垄断却导致了高责任心和低竞争性，尽管中央以下的地方政府会有“问责危机”。另一方面，低排他性是开放自由，但政权的自由进入却导致了低责任心和高竞争性（COMPETITION）。
“公地悲剧”是经济学里的常识。1832年，英国经济学家威廉·劳埃德在《人口控制的两个讲座》中叙述了一个思想实验式的故事：中世纪的欧洲某地，有一个大家都能使用的开放牧场，临近的每个牧羊人，可以随便增加进入牧场的羊群；每增加一头羊，正面的影响是牧羊人自己得到好处，负面的影响是增加了牧场的耗损；但是，增加牧羊的好处是每个牧羊人自己的，增加后牧场耗损的坏处却是大家分担的，故每个人对短期直接好处的考虑，超过了对长期间接坏处的考虑；于是，所有牧羊人都只顾眼前利益，增加放养而不考虑控制牧场的使用。结果，过度放养很快使牧场超过其承载能力，最后因拥挤、饱和、退化而无法再用。
这一后果与使用私有的封闭牧场形成鲜明对比。原因很简单，私人自己承担所有后果，导致了私有牧场的有节制使用，而全体使用者共同承担所有后果，则导致了对开放牧场的滥用。显然，当草地不归某一具体的个人所有，而只属于一个抽象的集体时，个人在使用时就会给草地带来一种伴随性的“无补偿损耗”或“负外部影响”（“外部性”）。自由使用包含着一种“争夺刺激”，如果想多得好处，你就得想方设法抢在别人之前多使用公地，就得千方百计增加别人使用公地的各种成本，就得挖空心思把资源从需要付费的地方挪到这个不需付费的地方。稀缺和争抢导致了拥挤，导致了公共草地的逐渐退化。
1968年，关切人口爆炸和环境污染的美国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把劳埃德的思想实验命名为“公地悲剧”。之所以叫悲剧，是因为每个当事人都或多或少地知道，公有资源将由于过度使用而枯竭，但每个人对阻止事态的继续恶化，既力所不及，又不愿直接损害自己的眼前利益。哈丁的文章由此引发了为避免“公地悲剧”而对公有的共享品进行私有化、国有化、社区管理化的大讨论。美国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就因这方面的突出贡献而获得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1971年，美国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提出，生产投入中耗损的东西都物有所属，但产出过程中所污染的环境却无人问津，显然，问题不在公开索取，而在暗中排放。戴利把这种经济家所说的“外部不经济行为”称作“看不见的脚”，正是“看不见的脚”导致个人利益自觉不自觉地把公共利益踢成碎片。套用斯密的话说：确实，他通常并没有打算要损害公共利益，也不知道自己在多大程度上损害了这种利益。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些常见的情况下，经过一双看不见的脚的引导，他损害了他原先无意破坏的目标。不出自本意并不代表就对社会有利。与有意于损害公共利益相比，追求个人的利益往往使他更有效地破坏了公共利益。
联合国的多次气候大会都不了了之，许多人很失望，其实抱有希望本身本来就是有问题的。“公地悲剧”的逻辑很简单，如果管理费用和制止滥用的监督费用太高，知道别人只会争抢滥用的事实，决定了大家都会争先恐后滥用公地。这就叫“悲剧”，是一种“认识到的被决定”。
在公有的情况下，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就不起作用，因为每个人在公有地上追求自我利益，超过了特定的临界点，结果是损害而不是促进了公共利益。正是公有地的低排他性和高争夺性的共享性质，完全改变了个人的利益结构和行为特征。荷兰思想家伯纳德·曼德维尔在他1720年的《蜜蜂的寓言》里提出的“私恶即公利”的观点在这里也失去了效果。“公地悲剧”是“私利即公恶”。问题在于，人们在寻求私利的时候，既有可能是个体间的交易竞争，也有可能是个体间的欺诈掠夺，甚至有可能是没有节制地滥用无人所有的资源。人的自利行为既可能包含自己承担的成本（内部成本），也可能包含看似免费的社会成本（外部成本），所产生的利益同样可能包含私人利益（内部利益）和社会利益（外部利益）。“公私本利”四个字（社会-个人-成本-利益），正是理解“公地悲剧”的全部关键所在。
中国大陆有一种流行的误解，以为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或国有财产的高损耗，就是“公地悲剧”的逻辑引起的。其实，国有的情况存在明确的法律责任人，问题出在责任机制上。公有共享的情况根本连具体责任人都没有，每个人有的只是自由进入的权利和可能靠不住的道义约束。这个误解同把一党制的“问责危机”说成“公地悲剧”是一样的。其实，“问责危机”更直接显露，而“公地悲剧”则更间接隐晦。当然，有些国有资源（如江湖草原等），由于技术和费用的原因显示出公有的特性，使自由进入成为可能。因此，国有和公有的界线有时是模糊的，自由进入也只是一个程度问题。但是，国有和公有两者的本质区别概念上是清楚的，一个产生“问责陷阱”，另一个产生“公地悲剧”。正如美国著名的产权经济学家约拉姆·巴泽尔所说：“处于政府控制之下的财产有时被称为'共同'财产，或者，被看作处在'公共领域'中。但是，把这些财产看作是无主财产却是不恰当的”。
在西方多党民主制下，国家政权成了可以自由争抢的公共草地，一个无人觉察的制度化了的“政权公地悲剧”就上演了。多党民主是“公有的政权”，“公有的政权”会导致“政权的公地悲剧”；在公有草地那里，利益争夺的对象是草地的使用，在公有政权这里，利益争夺的对象是公共收支和公共证策的支配权；从选民、候选人、到利益集团和当政者，大家关心的不是公有财产价值总量或“收入流的最大化”，而是公有财产“现有可使用量的最大化”；大家关心的是自己现在的利益，不是社会现在和将来的利益；民主只有“当代自我利益”而没有“代际社会利益”，这就是那个“非常识的”民主观。
与“公地悲剧”相比，法治主义、和谐主义、效率主义、民族主义、多元主义等理由，都仅仅是批评民主的“弱理由”。“公地悲剧”才是民主的“阿基里斯之踵”。只有在“民主公地悲剧”的理论框架下，上述其它理由才能成为次一级的有效理由。
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可是，悲剧不仅在于鲁迅说的毁灭价值本身，而且在于毁灭价值的方式和过程。用英国哲学家阿尔弗雷德·怀特海的话说：“悲剧的本质并不在于不幸，而在于事物进展本身郑重其事的无情。这种宿命结果只能用人类生命中的不幸事件来说明，也只有这样，悲剧中徒劳无益的逃避才能更加清楚可见”。
“郑重其事的无情”和“徒劳无益的逃避”正是“民主公地悲剧”的根本特征。如果说“郑重其事的无情”道出了一个“自私的集体”短期追求在经济上的必然性和在道义上的正当性，那么，“徒劳无益的逃避”则道出了即便是在看到长期社会利益和代际利益时，民主机制也无法摆脱牺牲长期社会利益和代际利益的逻辑。
民主的“公地悲剧”因此是双重的，当“郑重其事的无情”没有对应的法治制度和法治文化时，民主的“公地悲剧”是政治野心家在公地上的恣意肆虐；当“郑重其事的无情”不可能有对应的可以避免各种“道德风险”的法治时，民主的“公地悲剧”是利益集团在公地上的尽情掠夺。民主的“公地悲剧”是人类文明的悲剧，因为全世界人民一个个都一直在欢欣鼓舞地和似无他途地选择一个对自己的现在或将来不利的社会政治制度而仍未自知。飞蛾扑火时，他们看到的是光明，不是火焰。短期而言，人们有可能不是民主的难民，但长期而言，文明却必然是民主的牺牲品。
3，一个恼人的事实：“民主势不可挡”新解
同草地的退化或气候的灾变相比，民主“公地悲剧”的表现只会更加缓慢和隐蔽；而“民主公地”里政治上的平等自由权利，则是每个人现实上和观念中的切身利益，这就是民主势不可挡的根本原因。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的导言里为我们描述道：民主“是一场不可抗拒的革命，它已经冲破一切障碍进行了许多世纪，而且今天还在它所造成的废墟上前进。……企图阻碍民主，就是抗拒上帝的意志”。
“公地悲剧”为我们描述的，正是这种争抢和为争抢而寻找“自由平等”的正当理由的冲动。英国启蒙思想家休谟认为，民主诉诸于“主权契约”同君主诉诸于“君权神授”一样只是一种便利的神话。同休谟相似，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人民主权”只是抛弃宗教信仰者的“宗教替代品”，同时又是保持宗教信仰者的“政治补充物”。当卢梭断言“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时，他没有看到“天赋人权”只是一种痴念，“无往不在的枷锁”才是自由的前提。如果民主不存在“公地悲剧”，我宁愿拒绝休谟和熊彼特的冷酷、选择卢梭的激情。可事实往往“真言逆耳”。
在盛行于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后，君主制为什么会在二十世纪初突然一败涂地，而民主制国家则从一战前的不到十个发展到世纪末的百个以上呢？
上文提到的美国产权经济学家约拉姆·巴泽尔，他在1989年的《产权的经济分析》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简单易懂的产权分析。他用汽车出租的例子说，汽车的平稳性能是租金收入的一个关键，车主和客户在保养和使用上对汽车的平稳性能都有影响，在交易双方都能影响“汽车的平稳性能”这种商品属性的时候，由于测定各方对这一属性的影响有困难，即确定车主保养汽车和客户小心用车的“交易费用”太高，所以车主和客户谁都不会象对待私家车那样去保养，并且也知道对方肯定会那样。结果，性能下降导致租金下调，本来由平稳性能所带来的这部分收入，就蒸发到“公共领域”，分别由车主和客户自由自在的“低保养”行为分享掉。
巴泽尔还用土地不同租借方式的例子说：“在实行分成制时，土地所有者和佃农都成了剩余索取者，……同时，每一方都能由于偷懒而获得好处；土地所有者不会象在工资合同下那样积极地进行土地改良，而佃农也不会象在固定租金合同下那样卖力地工作”。就是说，由于测定土地改良和偷懒程度都存在费用，不管是分成合同，还是工资合同或租金合同，本来由土地改良和卖力工作所带来的这部分收入就留在了公共领域，分别由地主和农工的不负责行为分享掉。
在土地完全自有自耕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同，缺少土地改良和卖力工作的“公地悲剧”自然就不再出现。“只有一个人能影响资产收入的情况下，仅当这个人成为资产的所有者时，权利才会得到完全的界定，也只有到那时，收入才能实现最大化。说不管谁享有权利，只要权利被清楚界定，收入就会实现最大化，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只有与收入最大化相一致的权利转让，才能完全清晰地界定产权”。
这是一个及其重要的结论，因为它等于从一个角度直接否定了广为人知的“科斯定理”。换句话说，在产权清楚界定和收入最大化之间，存在着由于界定产权交易费用太高而减少最终收入的问题，权利因此不可能被清楚界定，部分收入因此留在公共领域；只有产权变动能提高预期收入，为这种变动而进行的产权界定才可能发生（如把出租的车卖掉或把租来的车买下）。由此得到的一个重要推论是：产权并不是越清晰越好。这个道理同杨小凯的“最优的分工水平，是在提高专业化的经济与减低交易成本之间做最优取舍”是一样的。经济学家们对专利制度的研究表明，交易费用不仅妨碍产权的清楚界定，还可能妨碍已经清楚界定了的产权进行“产权组合”，妨碍专利发明变成产品推向市场，因为过细的专利权，很可能导致达成“产权组合”的契约费用太高，这就是所谓的“非公有的悲剧”。
产权不清晰导致“公有的悲剧”，产权太清晰则导致“非公有的悲剧”。商品的产权不是越清晰越好，政权的产权同样也不是越清晰越好。政权的产权“不清晰”导致“民主的公地悲剧”，本文后面将分析，政权的产权“最清晰”的君主制则会有“基因悲剧”；而政权的产权“不太清晰”的一党制，却反而能避免“公地悲剧”和“基因悲剧”。
巴泽尔的分析十分清楚地表明，由于商品有多重属性，商品交易中的权利往往表现为“属性权利”而不是“整体权利”，这种“产权的分割”使不同的人可以拥有同一商品的不同属性；谁对能产生收入的资产属性的影响大，谁就往往拥有这些资产属性的产权，“整体权利”因此只有在完全自有自用的情况下才可能存在。
但是，对某种商品的产权取决于“自己直接努力加以保护、他人企图夺取和政府予以保护的程度”，由于存在“与转让、获取和保护产权有关的”交易成本，所谓的“绝对权利”是根本不可能的，盗贼的存在就表明规范的“法律权利”不是现实的“经济权利”的充分或必要条件。由于测量商品属性的交易成本太高，市场自愿交易中的任何一方，都有可能不选择完全行使他们的权利，于是，一些产权价值就留在了公共领域，成为有关各方夺取的对象，直到租值争抢最终使“租值消散”为止。
可以把这些观点命名为“巴泽尔定理”或“产权界定定理”，用巴泽尔自己的话说：“人们可以界定产权，可以按照对自己最有利的原则决定把产权界定到什么程度。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产权总能得到最好的界定。然而，由于商品属性很复杂，测定每种属性都要付出成本，彻底界定产权的代价就过于高昂，因此产权从来不可能得到充分的界定。人们不想去界定产权的那些财产就留在公共领域。……随着商品各种属性的价值不断变化，随着产权界定之测算成本与保护成本不断增减，人们会相应地改变原来的决定，放弃某些财产，使其化作公共领域的财产；或对现有的公共领域的财产进行重新界定，使之归于自己名下”。
“产权界定定理”的关键含义是，“可攫取的财产至少一定程度上是在公共领域里”。当然，攫取公共价值本身是否导致悲剧后果，要看具体的公共领域的性质。在人口爆炸和环境污染的场合，后果可能是悲剧性的；在汽车出租和土地使用的场合，后果只是效率和利益分配的不同。这便是“公地悲剧”的“负外部性”和“集体行动逻辑”之外的“产权-交易费用逻辑”，或“负外部性”和“集体行动逻辑”之外的“产权-交易费用解释”（限于篇幅，这里无法涉及张五常的类似分析，也无法涉及演进的博弈论对“公地悲剧”的分析）。可以注意到，在集体行动逻辑的解释中，企图避免“公地悲剧”时“成本集中于个人而利益分散于集体”的事实，已经包含了协调和监督等方面的交易费用；在后一种解释中，交易费用的分析进一步深入到涉及“商品属性”的公地或公共领域的产生原因，并突出了攫取公共价值的不可避免性。
巴泽尔特别提出，公共领域不仅包括商品和商品属性，还包括作为组织的企业。只是，象奥尔森、诺思、阿西莫格鲁等经济学家一样，巴泽尔后来对国家政权的分析（即2001年的《国家理论：经济权利、法律权利与国家范围》），仅仅把同样也是作为组织的政府本身当成“产权分析的对象”，而没有把它当成“产权的对象”。经济学家没有把“公地悲剧”与民主联系在一起，因为“产权分析的对象”仅用“产权-交易费用逻辑”，分析国家政权如何配置商品产权，而“产权的对象”则直接把国家政权当成一种特殊的产权。依照“产权对象”的视角，如同企业组织是一种财产一样，政权组织也是一种财产。与商品对比，企业组织是一种特殊的财产；与企业组织对比，政权组织也是一种特殊的财产。这样，政权的不同产权形式就成了研究的对象，民主作为一种政权形式也就进入了一种“比较产权分析”的视野（奥国学派经济学家霍普较早从“所有制”分析君主制和民主制，但他没有直接使用“产权-交易费用逻辑”）。
如果从政权的“产权-交易费用逻辑”去分析君主制崩溃或民主势不可挡的原因，我们就可以对各种国家形式的本质，获得一种剥离一切道德外衣的理解。而对于尚未进入“围城”的人们，这种道德外衣则一直是一种“致命的诱惑”。
根据上面的“产权界定定理”，人们可以按照对自己最有利的原则，决定把产权界定到什么程度；随着产权界定成本与保护成本的不断增减，人们会对现有的公共领域的财产进行重新界定，使之归于自己名下，或放弃某些私有财产，使之成为公共领域的财产。
民主化或政权公有化之所以出现，原因就在于“政权界定成本与保护成本的不断增加”；在于自己直接保护政权能力的下降，他人企图夺取政权能力的上升，以及日益流行的政权非私有化的观念和冲动的作用。政权私有的结果可能不稳定，但政权私有要是有好的运行绩效，并不必然有利于提高保护政权能力和降低他人企图夺取政权能力。近代以来，君主制在政权的产权保护上的费用随着科技的进步而急速上升（使欧洲君主国分崩离析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在用枪暗杀奥匈帝国王储之后爆发的），保护政权的能力则由于民主规范的扩散而急剧下降，以至于屡屡败给因“公地逻辑”而迅速扩张的民主制。
至此，我们可以从“产权界定定理”推论出“政权界定定理”：人们象界定商品产权一样按照自利原则来界定政权的产权，随着政权界定与保护的成本和能力的不断增减，人们会对现有的政权进行重新界定，使之成为个人的私有财产，或使之成为一党的共有财产，也可能放弃私有和共有，使之成为全民的公有财产，即便公有财产的公共领域特性导致了“公地悲剧”。
普鲁东说“财产就是盗窃”，洛克和哈耶克说“没有财产就没有正义”，一旦把政权看成财产，“盗窃”和“没有正义”都不幸而言中--君主制因独霸而“是盗窃”，民主制因“公地悲剧”而“没有正义”。
4，民主的“公地悲剧”特征
民主制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丘吉尔说的“次优或最不差”的制度，可在“民主3.0”的新视角下，从人类文明更长远的历史观来看（现代民主制的历史只占数万年的人类文明史的百分之几），民主确实因“公地悲剧”而成为一个比君主制和一党制更糟的制度。民主制和君主制中都有好的和坏的，但坏的民主制由于无法保障最基本的社会秩序而成为最坏的制度，而好的民主制则由于“公地悲剧”而不能成为最好的制度。西方民主制的政权交接可能比君主制的少一些可观察的血腥和暴力，但在非西方世界的民主制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暴力演出照旧。
很多人喜欢用“不够民主”的“结果论分析”来为民主制辩护，按照这种“结果论分析”，民主先行者的历史结果和社会秩序，被当成一个完全客观的、外在的、可随意观察和度量的东西，好象这个社会秩序是可以独立决定的、对任何第三者来说都是一样的，并且是和任何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无关的“自在客体”。因此，他们可以把类似于法国民主化过程中出现的动乱归之于“不够民主”，把纳粹德国的暴行说成“不是民主的产物而是不够民主的产物”。这种机械思维只懂得用理想的“民主应该是什么”去代替现实的“民主只能是什么”。
美国经济学家诺斯在2009年的《暴力与社会秩序》一书中不幸就采用了这种思路。“结果论分析”的迷惑之处在于，它暗中用一个结果论逻辑在那等着，只要走上宪政和发展之路的就是民主的好，只要走上专政和动荡之路的就不是民主的不好，而是不够民主的不好，仿佛“完全民主”、“优质民主”是一个可以与文化背景和权力逻辑相脱离的“自在之物”。人们忽视了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的告诫：“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经常发现成千上万的人通过投票而将自身置于一种完全屈从于暴政的状态之中，或许正是这一事实使我们这一代人认识到：选择政府未必就是保障自由”。
“政权的公地悲剧”至于使民主制真的如此堕落吗？民主“公地悲剧”的具体特征到底是什么，以致于我们竟然可以说，在好的民主制里，“政治上人人自由平等”的理想也只是幻觉？
在政权公有的民主制里，利益争夺的对象是公共收支和公共证策的支配权。争夺的过程所涉及的主体，包括政客、选民、以及利益集团。“政权公地悲剧”的特征不仅表现在当政者的行为上，而且表现在候选人、选民和利益集团的行为上。“政权公地悲剧”的一般特征是：
第一，民主的“自由特征”：公有政权的“非排他性”使“平等、自由、人权”成了郑重其事的行为准则，人人都有资格争夺公共权力的使用权，这种平等的自由权，也是人们面对不可避免的“政权公地悲剧”仍能心安理得的逻辑基础。
第二，民主的“败德特征”：民主是一种有管理的公地，但管理并没有改变公地的本质。任何政权都具有你争我抢的“争夺性”，但公有民主政权独有的“自由特征”，使政权的争夺更具有理所当然的合法性和平等性，公共权力和政府职位的供求失衡和稀缺竞争也就更加突出，人为对抗和社会纷争更加激烈。面对“法律没有禁止的就是合法的”和更加繁琐复杂的政规和法典，通行的道德准则是钻法律空子、钻执法漏洞、占不择手段的便宜、占隐蔽行为和隐蔽信息的好处。在一种“契约型文化”中，钻法律空子是“道德风险”的主要表现；在一种“关系型文化”中，钻执法漏洞是“道德风险”的常态。
第三，民主的“短期特征”：在公有民主政权里，独特的“非私有性”使政权和职位都具有强烈的暂时性质，政府领导人更加政客化，政客行为更加短期化，政府预算更加赤字化，政府公债更加膨胀化，政府行为更加非人化（如在民主和自由的名义下进行的战争），而这一切都是在美国总统林肯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名义下堂而皇之地进行着。
民主制“短期特征”的核心是，从选民、候选人、到利益集团和当政者，大家关心的都不是公有财产价值总量或“收入流的最大化”，而是公有财产“现有可使用量的最大化”。道理很简单，草地如果是私有的，所有者考虑的就是十几、几十年或一代、几代人的长期收益；如果是公有的，没有处分权和收益权的使用者考虑的就是几天几年的短期好处。草地如果是公有的，自由地上就出现了“快捞一把”的“郑重其事的无情”，因为利益集中于个人而成本分散于全体；而凭良心忍住不捞是“徒劳无益的逃避”，因为成本集中于个人而利益分散于全体，所以大家都知道谁都是“不捞白不捞”。
这就是公有民主政权的悲剧所在，是分权制衡和问责制等所有具体民主机制希望控制而无法做到的内在冲动，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公地本质”使然。比如，一直困扰着美日等西方国家的财政赤字和公债问题，为什么以问责制的有效性而自鸣得意的西方，偏偏难以解决一个最起码的“财政责任”和“代际责任”问题呢？在美国，为什么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联邦，而且也在各州蔓延呢（在我居住了近二十年的伊利诺伊州，财政赤字问题甚至比加州更为严重，而且以反贪胜出的四任州长接连卷入腐败大案）？如果不能看到“政权的公地悲剧”，西方社会的许多类似的“后现代困境”就无法理解。
政权是大家的，东西不是自己的，故责任心之差不言而喻。公有的民主政府里，大家的权和钱用在自己和别人身上，自然不象自己的权和钱用在自己和别人身上那样，会十分小心谨慎。内在的良心道德防线很低，所以只能靠外在的法律防线和高问责有效性来约束。除了竞选需要选民的选票外，开放的舆论压力和严密的制度规范，即便有漏洞，也都是难以逾越的问责制约。但必须强调的是，在西方民主制里，“公地悲剧”式的低责任心，是内生的和基础性的主逻辑，靠外在的法律防线产生的高问责有效性，完全是派生的和非由衷的次逻辑；良心永远是行为的第一道防线，对良心负责靠不住，所以只能靠第二道防线对法律负责。如果法治基础好，竞选民主还能较好运行，否则，就象在实行西方民主的非西方社会那样，责任心、问责有效性和承诺有效性都会是泡影（如台湾的陈水扁）。
美国大投资家巴菲特曾在1993年给股东的年度报告中提出，尽管“经理革命”的观点早已为人所知，公司治理的专家们还是很少区分存在于上市公司中三种不同的经理－业主结构：首先是目前最常见的没有控股股东的公司，第二是控股股东也是经理的公司，第三是有控股股东但老板不参与管理的公司。巴菲特正确地指出，第一种结构中滥用权力导致财政危机的问题最为严重。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中出大纰漏的正是这些没有控股股东的公司。
不幸的是，西方现行的多党竞选制度恰好正是这种容易滥用权力导致严重财政问题的“没有控股股东”的公司结构（一党制的结构类似于控股股东也是经理的第二种公司，君主制则类似于家族化了的第二类公司）。政府的赤字，无论如何无法通过设立像另外两种公司结构那样控制预算的机制来消除。政府的赤字从多党竞选的制度上看是必然会失控的，因为多党竞选的制度使政府象公共物品，公共物品的“非排他共享逻辑”使执政者缺乏长期责任心，实际存在的短期行为不可能通过“没有控股股东”的制衡和责任制来解决。
关于公债的害处，巴菲特还有一个著名的“奢侈岛-节俭岛理论”。许多人相信公债无害，但公债不能象私人债务那样可以因破产或寿命而勾销，即便政府破产，公债也是不能完全勾销的。巴菲特的结论是，奢侈岛的财产最后都被外部买断，政府的印钞机印的不是别的，是欠条。在政府这里，欠债还钱比在私人那里更加天真地义。有人做过一个统计，把近代以来负债和藏富的国家进行对比，结果发现负债的国家后来比藏富的国家发展更快，由此说明公债有利而不是有害经济发展。这种结论的荒唐，就象说比尔·盖茨中途辍学因此中途辍学是一般事业成功的因素一样（风行一时的《魔鬼经济学》一书从高堕胎导出低犯罪也同样荒唐）。“自变量”同体现自变量的“中间变量”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没有思维的“计量游戏”只会“折磨”统计数字，最后让统计数字“屈打成招”。我将在《多党民主的悲剧》一书里进一步阐述高公债如何导致社会“时间偏好”的全面上升和文明的逐渐堕落。
总之，“政权的公地悲剧”表现在“自由特征”和“败德特征”双重作用下的“短期特征”。“自由特征”是“政权公地悲剧”的必要前提，“败德特征”是“政权公地悲剧”的必用手段，“短期特征”是“政权公地悲剧”的必然表现。在西方民主的公地里，抢人的忙着算钱，被抢的帮着数钱，所有扑火的飞蛾既心甘情愿，又兴高采烈。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还不是那个更大的悲剧，那个更大的悲剧是：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民主是人类的基本和普遍价值、是人类政治的历史潮流和必然趋势，而根本没有人认识到存在什么“政权公地悲剧”。然而，“政权的公地悲剧”意味着的，是文明的缓慢而隐蔽的堕落，是法治化市场经济绩效的严重受损，是公有财产价值的全面下降和由此引致的私有财产的普遍贬值。
“政权的公地悲剧”的表现当然还不止于此，我将在《多党民主的悲剧》一书里详细阐述五个层面的问题，除了民主的公地逻辑（非排他与稀缺、无情与必然）和政权的公地悲剧（自由特征、败德特征、短期特征）之外，其它三个层面是：
第一，民主的制度逻辑：集体行动的逻辑与理性的无知、集体信仰的逻辑与理性的偏见、集体决策的逻辑与理性的操控、集体分配的逻辑与理性的掠夺；
第二，民主的历史趋势：政治投机主义、短期行为主义、媚俗反智主义、超前消费主义、平等民粹主义；
第三，民主的文明陷阱：双重时间偏好、公民文化的衰落。
这里可以简单提一下集体行动的逻辑、集体信仰的逻辑和集体决策的逻辑。除了过分追求政府的规范原因而忽视民主的公共选择本质外，民主狂热者还不愿面对竞选民主本身一些固有的技术性缺陷。因为在他们眼里，竞选民主既是“反映民意的最佳机制”，也是“抑制人性弱点的最优程序”。但真正的事实是什么呢？
首先，集体行为逻辑指的是公共行动中行为者“成本集中而得益分散”的固有倾向。行为者花很大力气得来的结果其他人都能无偿分享（存在外部性），因此，除非有特别的激励（如名望或自我欣赏），人们一般都会选择不劳而获的搭便车，而无论行为目标的公共性有多强。在投票选举上，由于了解侯选人及其政策主张要花很大力气，而同时一张选票往往对选举结果又无足轻重，选民因此经常选择放弃了解（“理性的无知”）和放弃投票（“理性的无为”）。这样，低投票率就成了竞选民主的通病。由于这种技术性的原因，胜出的侯选人的得票占全体选民的比例往往很低，有些应由多数的民意决定的重大问题，因此在实际上是由少数的民意决定的。
另一方面，少数利益集团却因“有限的行为规模和集中的行为得益”的小规模集体行为逻辑，通过游说获得有利于自己的政策。人们即便对少数利益集团有所不满，大规模的集体行为的逻辑仍导致通常的听之任之和无所作为（“理性的无为”）。“民主最能保障多数的民意”或“民主是反映民意的最佳机制”就在民主自由的不知不觉中自动成了空话。不少人醉心于“民主政府能够在最短时间里纠正错误，民主政府中也能在最短时间内发现腐败”，他们没有看到的，正是这种对“事后灭火机制”迷信，进一步助长了民主中的“理性的无知”和“理性的无为”，并且也一概否定了其他政治制度下“事后灭火机制”的存在和作用。更加重要的是，这种论断只是简单归纳的结果，近现代法国、德国的变乱和当代印度、印尼的腐败，都表明了“最短时间论”的轻率。“如果满足于'民主毕竟是最不坏的'之类的安慰性陈词滥调，就不可能深入民主的问题。民主不是什么好东西，而是好东西的替代品”（赵汀阳：“民主如何正当”）。
集体信仰逻辑指的是公共行动中，行为者由于“得益集中而成本分散”的固有倾向而坚持某种信念。如支持小布什进行伊拉克战争，个人坚持这一信念时很痛快解气，即便事后错了，直接代价也是由政府或别人（那些当兵的）来付。由于从类似的感情冲动中得到精神满足几乎是免费的，公共行动中便充斥着大量的偏执的信仰（“理性的偏见”），以至于正确的信念反而相对比较稀缺。相比而言，个人在市场的私人行动中如果固执己见，那么事后错了的代价个人是要全部承担的。这就是个人的私人信念和个人的公共信念的成本差别和偏执差别的原因。这也解释了许多人即便是事后错了也仍固执己见，反正坚持错误几乎免费因而是值得冒险的（幻想着说不定最后是对的）。小布什及其追随者的伊拉克政策就是这种逻辑的结果。这种逻辑也使得个人的公共信仰总是比个人的私人信仰来得狂热，而竞选民主正好为这种狂热提供了冠冕堂皇的舞台。政治投机家们当然不会放过任何可以煽风点火骗取选票的机会，竞选民主的舞台上总是充满了希特勒式的煽动家（“口力劳动者”）就不足为奇了。
竞选民主的更致命问题还在于技术性更强的集体决策逻辑中的“理性的操控”。集体决策逻辑的问题包括决策成本与外部成本的矛盾、投票悖论、阿罗独裁定理、程序僵局、制度僵化、筹资腐败、攻击爆料、贿选、计票操控、策略性竞选、策略性搅局、选区重划、滥用选举的合法性等等。通过这些公开和暗中的“理性的操控”，理论上公正的不确定的程序过程，在实践中却可能充满了确定性，以致于可能出现民选的暴君或昏君。“竞选民主是反映民意的最佳机制”因而成了神话。当今中国的乡村民主选举，就充满了这些让家族势力死灰复燃的无聊把戏。
如果说，集体行为逻辑导致竞选民主的失败，是因为“理性的无知－无为”使得竞选民主在应该反映民意的地方没能反映民意；如果说，集体信仰逻辑导致竞选民主的失败是因为，“理性的偏见”使得竞选民主在不该反映民意的地方过分反映了民意；那么，集体决策逻辑导致竞选民主的失败则是因为，“理性的操控”使得竞选民主在人们以为能够反映民意的地方政客们却强奸了民意。
美国的经济学“桑塔费学派”，用博弈论实验深入研究了人类的“亲社会性”对社会合作的作用。他们发现，“强互惠性”（STRONGRECIPROCITY）的人性倾向似乎解开了人类的合作之谜。“强互惠性”不仅包含一般对等的互利交易，还包含对背叛合作者的惩罚，甚至包括一种与己无关的出于正义感的利他相助或利他惩罚。然而，这种来自实验室的特殊结论忘记的两点：第一，强互惠只是狭义自利的延伸，强互惠可能表现出对狭义自利的否定，但这种否定是暂时的，也不是一种对抗，而是一种补充和强化，特别是对人性广义自利中的“精神需要”的强化。第二，强互惠的背景是一种以暴力为基础的稳定社会秩序，如果没有这一秩序，导出强互惠结论的那些试验完全可能是另一种样子。
这种讨论的含义是，公共领域中的集体政治逻辑具有“强稳定性”，民主程序的失败是这种逻辑的必然结果。只有在文化同质性高、隔离度大和规模小的政治体中（如瑞士和瑞典），程序失败的程度才比较有限。当今公民投票率最高的国家，不是自愿投票率居首位的瑞典（80%），而是实行强制投票的新加坡（100%），这就反映了“强互惠性”和“自由投票”的局限。在许多实行强制投票的国家和地区，強制投票却导致了无效票的增加，也对“自由”的含义构成了挑战。这些都证明了集体政治逻辑的“强稳定性”。
上述几点都是对民主自由的非常识分析，许多在常识民主观里看到的“民主价值”，在深入一层的考察下都出了问题。其中的一个要害之处是，政治竞争本来就存在类似市场竞争的缺陷（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策略行为等等），政治自由有着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所说的与经济自由完全不同的特性。政治竞争与市场竞争的根本区别在于竞争间歇性的不同（一任几年）、输赢零和性的不同（我赢你必输）、兑现承诺风险的不同（先夸下海口上台），另外，还在于决策的集体性、决策的外部性和决策的产权基础的不同。
比市场财力更显平等的政治决策集体性，导致了政治结果比市场结果更不确定，导致了比市场较高的参与影响度和不对称的低责任感和低关切度，导致了选择的排他性、不可分性、以及结果的强制性。决策的外部性指的是政治决策对不同的集团利害不同的非中性结果。决策的产权基础的不同，原因在于市场中的产权是私有或国有，而民主政权的产权是公有。因此，政治竞争只会比市场竞争更不完美，竞争造成的“租值消散”的过程也更不平衡。
这种分析的一个重点是，常识只看到政治自由的平等权利，而“个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公私本利”）分析框架下的“政治平等的实际价值”才是问题的关键。正因为民主解决不了政治权利的“平等价值”，罗尔斯强调“平等权利的平等价值”的《正义论》才引起了巨大的争论。在这些“非常识”可见的分析下，民主制在政权合法性和制度正义等问题上都出了大漏洞，所谓民主保护少数人的权利、有利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有效防止腐败等等，都将在“民主3.0”的显微镜下得以重新矫定（下文将论及经济发展问题，腐败问题将另外专述）。
近代英国革命家克伦威尔说：“人绝不可能攀登得比他并不知道要去的地方高”。在非常识的意义上，这句话是错的，因为人完全可能攀登到一个他根本不知有多高的绝壁，然后还依然认为他仍在安全的平地上。“公地悲剧”就是民主制的“绝壁”。
5，多党民主与一党立宪：影响中国前途的五种“原教旨主义”
尽管上文已经对“公有的政权”与“共有的政权”作了明确的区别，但在理解一党制上可能还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说“公有的政权”就会产生“公地悲剧”，而“共有的政权”就能避免“公地悲剧”呢？
“公有的政权”就会产生“公地悲剧”，原因全在于“低排他性和高争夺性”的特殊组合，而“共有的政权”里的组合是“高排他性和高争夺性”。高排他性是垄断，但政权的垄断却导致了高责任心和低竞争性。低排他性是开放自由，但政权的自由进入却导致了低责任心和高竞争性。
更进一步说，“共有的政权”能避免“公地悲剧”，因为政权的归属具体化到了一个党。在多党制下，政权甚至不是固定的那几个多党的，因为“结社自由”使组党完全自由化，新的政党随时可能出现。即便政权稳定在两个党之间轮流执政，它与“立宪的”一党制也有几个方面的重大差别：
第一，一党制的入党是有条件有限制的，两党制中的入党则是自由的；
第二，一党制的执政责任是无法推卸的，两党制中的执政责任则可以因总统、国会、甚至最高法院的党派势力的抗衡而互相推卸；
第三，一党制的执政心强、组织严密，两党制中的政党旨在竞选、组织松散；两党制中换党、退党独立、支持另一党等等并不稀罕（最近的一个例子是，美国阿拉巴马州民主党众议员帕克·格里菲斯，因医改方案的分歧而改入共和党），而且，两党制的形成只是采用了“简单多数”的投票规则的技术性结果（“迪韦尔热定律”），并没有改变多党自由的本质；
第四，一党制的执政连续性强，表现在进入最高领导前的经验积累和退出最高领导后的“顾问身份”或“荣誉身份”；两党制的执政连续性弱，经验不如煽情重要，煽情不如筹资重要。
这些差别的核心依然是责任心。“有恒产者始有恒心”，“公地悲剧”来自于“无产无心”。即便一党制中的党员数量很多的情况下，公地现象也不会出现，因为一党制的“政治集中制原则”使责任心仍牢牢地集中于党中央，尽管人数会加大党的内部责任管理的难度。
现代政党的重要意义在于，同股份公司一样，政党能超越个人和家族的自然寿命和狭小“基因库”而成为一种“永久性的组织”；同时，它的存在突破了传统的个人或家族私有的狭小范围，使所有制出现了介于私有和公有之间的“共有”形式。政党的出现，一方面节约了集体行动的成本，提高了夺取政权的能力，另一方面又增加了“传统家族”保护政权的成本，降低了家族保护政权的能力。政党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有效性因而日益成为政权竞选和政权斗争的关键。尽管“布尔什维克”和“纳粹党”的历史使政党专政声誉狼藉，君主制的传统惯性也使政党权力终身制迟迟未改，但是，象中国这种以党立国的“共有政权”终究迟早会进入自身发展的逻辑轨道，使党的领导人从依靠政权革命的资历，逐渐转向依靠国家建设的能力，进而突破传统的权力家族继承和终身制，实现向有限任期制的宪政意义的转变，并最终摆脱君主制和独裁制的阴影。
当然，一党领导制并不必然是“共有的政权”，政党非私有化、限任化和全民化是三个基本的判断标准。政党非私有化意味着政党不能被把持在个别的家族手里，象朝鲜劳动党的“金氏王朝”（金日成-金正日-金正云），古巴共产党的“卡斯特罗王朝”（菲德尔·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这样的一党政权与君主制在绝对权力、无限任期和家族继承上几无差别，是变相的现代君主制。这些政权甚至比现存的绝对君主制国家（沙特、阿曼、卡塔尔、摩洛哥、梵蒂冈、文莱、汤加、斯威士兰、列支敦士登）可能要更缺乏民权保护。党政领导职位的限任化，也是权力相对化、领导继承非个人化和制度化的保障。政党全民化或“全民党”虽然是次要一级的标准，但执政党对社会所有阶层开放和提供平等进入政权的机会，仍然是“共有政权”的重要体现。
按照这个政权的产权分析框架，虽然一党领导制在名义上相似，但在政党非私有化、限任化、全民化和制度化上（“一党制的四化改造”），中国的现政权却与朝鲜或古巴的现政权绝然不同。“政党的四化建设”是“一党制的宪政发展”的最重要特征。宪政不是什么发明，一党宪政却是创新。
在理解一党制上可能还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在一片公地中，由大家认真推举一个德高望重、热心公益、乐于奉献的家族来长期担任管理员，比每家每户四年一度推荐一个代表人物，然后大家来互相揭短，最终选出“相对不太烂”的管理员家族更好些，更有利于公地的有序使用和可持续发展。如果是这样，用什么保证这个长期担任管理者的家族不会滥用大家的信任，一直都是廉洁奉公、不谋私利的呢？用什么保证这个德高望重的家族有办法提高服务大众的能力，同时会毫不留情地惩治破坏家族荣誉、败坏家族名声的不肖子孙呢？
从公地的故事引出公有政权，当然可以倒回去，用公地管理的类比来理解各种政权。但这个类比中有三点要注意，第一，一党制的掌权人是政党而不是家族；第二，一党制的掌权人是产权主体而不是管理员；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推举也好，选举也罢，世界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国家政权都不是“自愿契约”的产物，“社会契约论”只是一种理论规范或理论约定。
第一点，政党当权与家族当权的区别，正好是一党制与君主制的区别。中国历史上的家族王朝为什么那么脆弱呢？因为王朝更迭的悲剧来自于上层，来自于君主制的终身化和家族化特征，这个特征使得政权的交接受困于“家族基因”。而非私人化、寿命永久化的现代政党特征，解决的正是君主制的“基因悲剧”。所以说政权的产权决不是越清晰越好。
第二，产权人与管理员的区别，正好是一党制与民主制的区别。一党制的优势就在于长期责任心，而民主制的“公地悲剧”则正是来自于临时性的管理员的“无产无心”。所以，说“滥用”和“惩治”的问题如何解决，答案全在公地的故事里：草地如果是私有的，它就不会被故意滥用；草地如果是公有的，它就会被无情地滥用。一党制的“政治集中制原则”使责任心牢牢地集中于中央，但党的规模会加大党的内部责任管理的难度。不过，这是上下级的“委托-代理关系”问题，是“问责制”问题而不是“责任心”问题。通过“问责制”去“毫不留情地惩治不肖子孙”，正是“一党制宪政发展”的题中之意。
产权的奇妙之处就在于，“责任心”和“谋私利”正好统一在一起，把政权搞好，“提高服务大众的能力”，就是最大的私利。立宪的一党制克服了君主制里的“基因悲剧”，也克服了君主制下的君主绝对权力滋生的、君主个人私下和公共行为的绝对腐败；同时，立宪的一党制也克服了民主制的“公地悲剧”。所以，在发挥“责任心”和控制有损政权的“谋私利”上，一党制不比君主制差，同时又比民主制强；在“问责制”还不完善时，起码“责任心”仍在起作用。
所以说，在“产权国家论”的显微镜下，许多以前看来是“垄断”和“独霸”的负面特征，其实恰好是一党制的优势。在政治市场上，产权比竞争更具决定意义，产权比竞争更可靠，因为西式政治竞争的本质，就是拿“社会成本”而不是拿“私有产权”进行竞争。许多人迷信“用权力制约权力”，殊不知，用没有产权的权力制约其他权力，正是西方民主制出大问题的一个原因。都说“绝对的权力绝对地腐败”，其实，没有产权的绝对权力才是一种真正的绝对腐败。显然，整个西方的政治经济理论同民主制一样都出了大问题。
当然，这决不意味着一党制的“问责危机”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实际上，由于一党制的政权产权集中于中央，行使“产权代理权”的地方政府的行为已经出现了类似于“公地悲剧”的危险倾向，当代中国的很多重大社会问题就与此高度相关。在指出君主制的“基因悲剧”和民主制的“公地悲剧”的同时，应该特别突出一党制的“问责危机”劣势。而且，由于介于中间，一党制难免带有君主制中的“专制倾向”和民主制中的“民粹倾向”，完美制度显然是不可能的。
“产权代理权”可能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却同时也是政治腐败的温床。尽管君主制和民主制也有“问责危机”，但一党制的“问责危机”由于“基因悲剧”和“公地悲剧”的克服而表现得更直接显露，而且，问题还由于中国“关系型文化”之下的“习惯性犯规”而显得更加严重。正如“公地悲剧”是民主制的痼疾一样，“问责危机”是一党制的大患。但是，如果中国搞多党民主，不仅“公地悲剧”会出现，“问责危机”也还会继续，印度、台湾、印尼等等就是例证（顺便指出，由于民主制和不能吸取中国的教训，印度的人口“公地悲剧”将是爆炸性的大问题）。
第三点要说的是，社会制度不是“全体意义的集体”进行选择的产物，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政权总是先在的，人们总是政权的被动接受者。所以，设想在公地上，在人类历史的第一时刻开始，人们就有条不紊地按照某种“社会契约”进行举荐和选举，这当然非常浪漫，却是十分天真。历史上的国家无一不是“政治企业家们”文治武功的产物。君主制也好，一党制也好，民主制也好，它们无一不是“政治精英”争夺国家政权的结果。
阐明这一观念的目的在于指出，只有理解政权的真正起源，才能更好地理解各种政权的“产权本质”，才不致于总幻想着人们可以按某种“理性契约”去选择社会制度。历史是冷酷的，因为人类就这么残酷。我们可以不喜欢“精英政治”，但再怎么不喜欢它也是事实。即便我们不愿承认社会现实，社会现实也不会因为我们的不承认而变得多一些柔情。正因为“静态的正义”无从谈起，人类对减少“动态不正义”就有一种无意识的本能追求（关于“减少不正义”见AmartyaSen:《TheIdeaofJustice》,2009年），而民主制在这一点上恰好非常符合人性。在这个意义上，民主制是一种“全程解气型的政权形式”。
天生就是“政治动物”的人，非得把社会的“动态不正义”驱赶到自己身上为止才作罢休；最后，“上帝死了”，君王也没了，任凭多党民主“你唱罢来我登台”。政治自由的精妙之处和忽悠之处，就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把气撒到无处可撒的马戏台，在这里，每个人都有权参与选择（当然，如果5岁到18岁的人也有投票权，民主社会就会大不一样，不过马上会有民权人士告诉你，家长制还是必不可少的），好坏全得自己兜着，再也赖不得别人；末了，每个人都发现谁也无法对自己下手（布坎南在《宪政自由的逻辑基础》中称之为自我负责和个人主权的“本体论个人主义”，我将在《多党民主的悲剧》中对布坎南和哈耶克的“精致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提出批评）。
所以，政治自由无非就是“自我责备、自我原谅、以及最后的由它去吧”（自由即“自我-由它”）。在这个过程中，“公地逻辑”一直在起作用。“民主所蕴含的政治循环解释却戏剧性地中止了政治质问：谁应该是统治者？当然是人民，那么谁又是被统治者？还是人民。人民自己决定如何统治自己，这一自相关意味着人民的选择同时就是选择的合理标准，于是，人民的任何愚蠢选择都不过是咎由自取，所有政治问题都似乎无从质疑了。尽管民主没有能够证明任何一种政治正当性，甚至不能证明自身的正当性，却使政治正当性问题在循环解释中消于无形。这一点很是奇妙，民主通过取消政治正当性问题而使自身成为唯一似乎政治正当的--当然这不是真的正当，而是使正当性问题失去了讨论的基础，从而掩盖各种政治问题”（赵汀阳：“民主如何正当”）。
如果说在君主制的“基因悲剧”里，社会的命运随机性地取决于由于家族继承因而多少有些偶然的君王德能，那么，在民主制的“公地悲剧”里，社会的命运则随机性地取决于公共选择过程强加“社会成本和代际成本”的水平和速度。
在某种意义上，“全程解气型政府”可能最符合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秩序”。在这里，气是解了，“公地悲剧”也形成了。然后，人们还会理直气壮地说，用不着哪一个自以为是的先知先觉者来告知我们未来的命运，“长期分析只会误导当下事务，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如柏拉图所说，作为一种“全程解气型政府”的民主制最受平民欢迎，尤其是受欲望强烈的年轻人的欢迎，因为民主制允许放纵各种欲望，允许煽情话语占领年轻人的心灵，于是哗众取宠者“率领着傲慢、放纵、奢侈和无耻前进??让年轻人蜕变为肆无忌惮的小人而沉溺于无益的欲望中”。文明就是这样由于社会成本的不堪重负而缓慢地堕落，这就是民主政治自由的人性吸引力和道德感召力的代价。
哈耶克在1960年的《自由秩序原理》中援引英国近代政治家阿尔杰农·西德尼的话说：“我们探索的不是至善，那是人类永远无法达到的；我们寻找人类宪章，那个带给我们最小或最可原谅的害处的制度”。民主一直被认为是那个“最小或最可原谅的害处的制度”，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之所以大错特错，仅仅是因为民主的“害处”是间接的、社会性的、长远隔代的和缓慢的。很简单，人们有什么理由指责一个“成本在社会、选择在自己”的制度呢？
讨论至此，还有一个大问题没有涉及：如果说多党民主不好，那又如何解释当代最发达的国家大多都是西方民主国家呢？
在“每一个人都知道其它每一个人都知道”的常识里，“民主导致经济发展”同“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样是毫无疑义的。可这个常识恰恰就犯了一个“以结果为原因”的常识性错误。翻开西方近代史，我们看到的是英国的法治和“精英立宪”，导致了经济自由的扩大以及随后的工业革命和经济发展；平等的政治自由和大众民主的扩散，完全是1688年君主立宪的两百多年后的事情。美国从1787年的立宪到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同样表明一切都是从“男性白种富人”开始的。现代意义的西方“宪政民主”无非是在“精英立宪”导致经济发展后“扩张”出来的。英美的特殊之处只在于，它们的宪政是“精英宪政”而不是“一党宪政”。
英美的“精英宪政”把古罗马的以私法为基础的法治传统，进一步发展到了以公法和私法共同构成法治基础的新传统。因此可以说，“精英法治”和“经济自由”导致工业革命和经济发展是一个“英国秘密”。一直对英国有敌意的法国人不信英国的邪，结果就远不如英国搞得好。在当代人均收入最高的30个国家和地区中，也存在近十个非民主制的实体（卡塔尔、阿联酋、科威特、文莱、新加坡、香港、澳门）；而中国三十年来的飞速发展，更进一步表明了“精英法治”和经济自由的作用。
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里明确地说：“就西方的繁荣而言，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因素比西方普行的法律的相对稳定性所做出的贡献更大”。布坎南也同哈耶克一样，强调法治比民主更加重要。显然，“精英法治”有导致经济自由和经济发展的元素，也同样有导致政治自由和大众民主的元素，倒过来说“精英法治”离不开大众民主就是荒唐的。由于现代法治已经包含了大众民主的规则，说“民主制度中有法治要素，法治离不开民主”就等于割裂了历史、混淆了因果。
由于工业化过程与民主化过程并行，人们产生了“经济发展导致民主化”或“民主化导致经济发展”的“民主错觉”，而根本看不到是法治化保证了经济自由和经济的发展，是法治化使自发遵守不确定结果的民主规则成为可能。由于精英政治不能保证会渐进成宪政民主，在后来者国家可以有借鉴和缩短先行者国家经历的“后发优势”时，人们就产生了不顾“法治先行”、用偏激的“大众民主”去代替渐进的“宪政民主”、以为“宪政民主”便万事大吉的“民主幻想”。美国经济学家诺斯在2009年的《暴力与社会秩序》中，论证了“精英法治”以及“自由创业和契约的非私人化过程”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尽管他也偏离了自己以前的“经济自由观”而强调“开放政治自由机会”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当代最发达的国家大多都是西方民主国家，只能说明西方国家在法治上比其它国家做得好，而这也得益于它的“契约型文化”传统。但是，多党民主的“公地悲剧”已经开始冲击它近几百年来的经济成就，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只是一个前奏。它所发出的信号是明确的：“民主公地”解决不了政府财政责任问题，也解决不了金融风险责任问题，更解决不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社会道德责任问题。
回到“一党立宪”的问题上来。从更大的世界历史背景看，这里有一个把君主制的私有政权“非私有化”的“权力逻辑”问题。在近现代的政权非私有化过程中，英美模式走的是“政权改良”的道路，其权力逻辑体现为“限制-平衡-开放”。法俄模式走的是“政权革命”的道路，其权力逻辑体现为“夺取-维护-限制-平衡-开放”。中国模式较为独特，它有法俄政权革命的影子，又不象法俄那样最终接近英美化，中国模式的权力逻辑体现为“夺取-维护-限制-平衡”。也就是说，中国没有走到使政权进入“公地逻辑”那一步，这一巨大优点也就同时带来了一个巨大缺点：权力逻辑将可能长期滞留于“维护-限制阶段”而难以进入“平衡阶段”。理解这一点是理解中国当前所有重大社会矛盾的全部关键所在。
中国的权力逻辑从“维护阶段”走向“维护-限制阶段”的标志，就是上文讨论的“一党制的宪政发展”或“一党立宪”，其特征表现在“限任化、全民化、非私人化和制度化”的“执政党四化改造”上，其中的限任化已经有明确的“年龄、年限和任期限制”基准，这样的一党制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权力绝对化、终身化和家族化等等导致君主制和独裁制出现“基因悲剧”的难题。
“权力限制阶段”解决的是“交接继承”这一“政权第一核心问题”，“权力平衡阶段”要解决的是“分权制约”的“政权第二核心问题”。
这里的分权不是分政权的权，一党制的政权本身是不可分的；这里的分权也不是中央向部门和地方（“条条块块”）的分权，这种分权在改革的前三十年早已经施行。这里要分的是政权在部门和地方的“代理权”，要制约的也是政权在部门和地方的“代理权”。这种“分权制约”是政治问责制和宪政的内容，也是“问责民主”或我们常说的“社会主义民主”的题中之义。
在中国现有的一党制下，“向上问责制”比较有力，但“向下问责制”和“横向问责制”依然比较弱。从一党制的产权特征看，这是很好理解的，因为一党制下的执政党本身就是一个“附随型”或“从属型”（ADHERENT）组织，不象西方的“竞选党”那样是一种更松散和更“契约化”（CONTRACTUAL）的组织。“横向问责”的必然性，来自于“向上问责”中存在的“隐蔽信息”和“隐蔽行为”，已经使一党制上层不堪重负。为真正确立上下级“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上级控制力和信息优势，“横向问责制”的创新只是时间问题。当然，古今中外的各种“横向问责”或制衡制度都有局限，“纵向问责”仍是主要的方面。“向下问责”的必然性，来自于一党制对“绩效合法性”的依赖和对“人民当家作主”的名义认同，同民主下的直接“向下问责”不同，一党制的“向下问责”是间接的“向下问责”。“向下问责”的具体机制除了“选举制”，还有政治协商、人大议政、信访来访、地方议事会、媒体监督、网络议政等等，“向下问责”的制度改进和创新同样是当务之急。
中国一党制的权力逻辑刚刚从“维护阶段”走向“维护-限制阶段”，要继续进一步走到“分权制约”的“平衡阶段”，其难度将比任何人的想象要大；实际上，一党制将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具体原因来自以下五个方面的“原教旨主义”：
第一，“民主原教旨主义”。这是一股把民主“幼儿园化”的势力，民主对它来说是不言而喻的普世价值和本能观念，民主以外的任何逻辑都是不可思议的，“公地悲剧”更是欺人之谈。在中国教育界和各种媒体的大部分，“民主原教旨主义”可能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以至于出现了反政府的言行压抑而不露骨、反民主的言行压制而极排斥的“双压现象”。由于“公地悲剧”只是一种“慢性病”，“民主原教旨主义”一旦急性发作，其破坏性主要来自于中国“关系型文化”之下的“习惯性犯规”对民主程序本身的冲击，台湾式的民主乱象会在大陆更具规模化地扩展，中华文明就将由此面临一场万劫不复的灭顶之灾。“民主原教旨主义”既蔑视“公地悲剧”的经济逻辑，又无视“习惯性犯规”的文化逻辑，由此陷入了一种无意识的“以自由反文明”的动物逻辑。
第二，“教条原教旨主义”。这是一股政府内部的有传统根基的极左势力，民主对它来说是洪水猛兽和异端观念，体制以外的任何逻辑都是不可思议的，“多党民主”与“问责民主”的相对分离更是欺人之谈。它既不要真正意义的产权界定，也不要向下的问责，一提“分权制衡”更是“谈虎色变”，仿佛一“分权制衡”就会打开通向“多党民主”之门。“教条原教旨主义”灭绝了中国最需要的“问责制”和“问责制创新”，它是“民主原教旨主义”的天敌，却同时也是进一步发展“一党立宪”最大观念障碍。为了对付“民主原教旨主义”和避免“分权制衡”的不确定性，“一党立宪”势力常常不得不对“教条原教旨主义”进行妥协，迫使中国的权力逻辑将可能长期滞留于“维护-限制阶段”而难以进入“平衡阶段”，导致所有重大社会经济问题（如国企垄断、对内对外开放的不对称、土地产权、地方“土地财政”等）都集中表现为“宪政问题”而无法解决。
第三，“权力原教旨主义”。这是一股部门和地方的“既得利益”势力，它比“教条原教旨主义”更少一些意识形态色彩，更多一些现实政治经济利益的维护和扩张。它在乎的是平等竞争和开放制约是否会更快更大地触及自己的实际利益，因此，它将抵制触及自己的实际利益的“问责制”。“权力原教旨主义”是利益导向的，它一方面会对抗于己不利的新制度，另一方面又会迅速地在不可阻挡的新制度中划下自己的势力犯围，以对策应政策，以不变应万变。它的威力在于“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信息优势地位，在于官僚制中局部最大化的理所当然，在于“关系型文化”之下“潜规则”的庇护。“一党立宪”势力也常常不得不对“权力原教旨主义”进行妥协，因为实体化的“权力原教旨主义”既是应对“民主原教旨主义”的实际势力，又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势力，更是社会一般福利的保障势力。它需要被制约，但更需要的是被激励。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这当然不可能。在它所涉足的范围里，“一党立宪”的目标是变权力为服务，但“官本位”的历史传统可能使这一目标遥遥无期，在制度震慑效力“非制度化”的情况下就更是这样。
第四，“民粹原教旨主义”。这是一股视一切问题为平民问题的草根势力，它因此常常成为“民主原教旨主义”绑架的对象。它比“民主原教旨主义”更少一些意识形态色彩，更多一些对结果平等的追求，由此不知敬畏和感恩为何物，不惜妖魔化一切精英分子和等级关系，甚至不惧于玉石具焚。“民粹原教旨主义”可以把仇富心理、仇外心理（极端民族主义）、攀比心理等等推向变态的极端。如果说“民主原教旨主义”是“民粹原教旨主义”的鬼火，“权力原教旨主义”则是“民粹原教旨主义”的阴风，当今社会愈演愈烈的“群体事件”便是这两者的产物。
第五，“市场原教旨主义”。包括类似本文作者在内的不少研究者，要么信奉一种“温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要么热衷一种“激进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后者把否定“权力原教旨主义”的理念同“让市场一步到位”的冲动纠结在一起，要么把中国的现实设想成“真”市场状态，要么把“价格调节”当成社会调节的唯一工具。在中国的市场仍是一种更接近“主体失衡型市场”而不是理想中的“主体平衡型市场”的情况下，物价、工资、利率、汇率、地租等价格信号并不能完全穿透使市场主体失衡的刚性制度而起作用。这时，害怕价格调节的不是那些有寻租优势的强势群体，而是那些没有寻租能力的弱势群体。短期的确定损失和长期的不确定性便使特定的市场化成了“民粹原教旨主义”揭竿而起的理由。“温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把市场化看成一个市场主体地位均衡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由于制度转轨和变迁的过高的交易费用而步履蹒跚，因此价格调节之外的其他手段可能仍是“必要的善”。由于中国的政权权力逻辑仍处在“夺取-维护-限制-平衡”的链条中，市场主体地位失衡仍将持续，故市场化的问题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经济问题。在中国，真正意义的市场化可能还没有开始，尽管即便是在欧美各国，“主体平衡型市场”也只是一种理论构想。
在上述五种原教旨主义中，由于有更强大的体制力量的支撑，“教条原教旨主义”和“权力原教旨主义”属于“强制度型势力”，而“民主原教旨主义”、“民粹原教旨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则属于“弱制度型势力”。从宪政化和市场化仍未完成的观点看，中国在完成“国家建设”之后，“政权建设”和“市场建设”仍有待继续，“精神建设”更是议程之末的一项。
宪政化和市场化是前所未有的制度建设。从“夺取-维护-限制-平衡”的“政权权力逻辑”看，“平衡阶段”将是中国革命的完成，也是中国改革的完成。但由于“平衡阶段”社会矛盾的复杂和推进的难度，可以说“中国真正的改革”要到进入“平衡阶段”的那一刻起才算开始。真正的难点在于“经济平等自由”的推进，而这种推进还必须不与“政治平等自由”或“多党民主”缠绕在一起，否则，各种势力的作用将使一切改革努力都陷入瘫痪。
6，结论：一种新的国家观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产权国家论”提出一种新的国家观，并以一种实证的逻辑揭示民主制的“公地本质”。我和许多人一样一直以为多党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事实和逻辑都证明，多党民主是个坏东西，是比君主制和一党制更糟的政治制度。当然，这是宏观意义而言的。具体而言，还有一个对谁好对谁坏的问题，君主自然认为君主制最好，一般人自然认为民主制最好。不过，认为民主制最好，与民主制结果果然最好，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说“多党民主是个坏东西”，与“坚决反对多党民主”，也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因“民主的公地悲剧”而反对民主，同因“民主的公地悲剧”而重新反思人性和人性基础上的政治制度，这两者也是绝然不同的。
制度经济学家对“改变制度的规范冲动”应有一种本能的抵制，他应该只分析和预测制度的运行和绩效，对自己影响社会变革的能力应保持一种清醒的怀疑。基于这种立场，我关注的不是“社会应该如何发展”，而是“现实的逻辑到底是什么”，是去掉虚伪道德的“冷酷实证”（类似赵汀阳的“思想需要无情无义”和“智慧是无立场的”）。我拒绝用一种未来主义的“非民主空想”去代替现有的“民主幻想”，因为不理解“现实逻辑”的“愿景设计”不仅是一种有害的思维习性，而且还是用激情冲击理性从而使导致智力退化的最佳方式。我把“该怎么办”的问题留给局限比我小、能力比我大的人。
所以，尽管“产权国家论”会有许多规范含义，但它首要的是一个实证性的理论。中国的前途是多党民主还是一党立宪，这种讨论不代表一种主张，而只表达在理解各种政权现实后的一种推测。“产权国家论”的三个核心“推测”是：
第一，“民主的公地悲剧”是一个大悲剧，比它更大的悲剧是人们根本不知道民主会有“公地悲剧”，但最大的悲剧将是，由于谁都不原意任何人批评他争取政治自由的权利（哪怕它只局限在“与改变政府形式相关的权利”），因此，人们将把它当成一个“一个恼人的事实”，并同任何其它对“恼人理论”的“条件反射”一样加以否定。理解任何一种新的世界观都需要巨大的心理费用、观念费用、知识费用、以及思考费用，因此，“产权国家论”将不会被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经济学常识里的“公地悲剧”简单而易于接受，“产权国家论”的“民主的公地悲剧”简单却难于接受，这个“公地悖论”将长期存在下去。
第二，正在中国蔓延的“民主原教旨冲动”将继续沿着“公地逻辑”而扩大，这种扩大将不会由于“民主公地悲剧”的理论揭示而减缓；因此，“民主原教旨冲动”仍将是中国未来最基本的社会问题之一。
第三，一党制不好，但民主制肯定更坏。如果“民主原教旨冲动”在一党制内部得逞，后果将是一场灾变。但是，古老睿智的中华文明仍将极有可能制伏“民主原教旨”而避免“民主的公地悲剧”。
人最缺乏的认识就是对人性中利害外部性的认识，人最大的幻想就是对一种理想政治的幻想。我确信，“民主是人类最终的政府形式”只是西方错误的“思想布局”中的一个似是而非的“价值理念”。只要打碎民主的道德光环，民主就只剩下“公地悲剧”。
作者简介：方绍伟，美籍华人经济学家（原籍广东汕头），芝加哥“制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www.ieCenter.org) ，华中科技大学客座教授，2009年十佳“中国读本”之一《中国热》作者；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曾就职中国社科院美国所，曾任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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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网2009年12月18日首发了我的一篇题为“多党民主是个坏东西”的采访录后（治理网2009年12月19日转载），天则所所长盛洪提出，希望看到一篇论述而不只是问答的文章。考虑到论题的重大，我特意写了本文（更详细的论证将在新著《多党民主的悲剧》中给出）。本文包括以下六个部分：
第一，常识的民主观
第二，常识之外的民主观：“民主3.0”与“产权国家论”
第三，一个恼人的事实：“民主势不可挡”新解
第四，民主的“公地悲剧”特征
第五，多党民主与一党立宪：影响中国前途的五种“原教旨主义”
第六，结论：一种新的国家观
1，常识的民主观
《北京日报》2006年10月23日发表了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后，历史学家朱学勤说：“现在大家终于齐声说了一句大白话，民主是个好东西，难道民主不是个好东西，还是个坏东西吗？这真像幼儿园里的一声叫喊，荒废了九十年了”。本文的目的，是希望让大家看清楚这句“幼儿园里的大白话”会有什么问题，而且问题为什么不是一般理论常识所想象的那种问题。
首先，大家所说的民主都是一个意思，指的就是现代西方的多党民主，也叫自由民主、议会民主、间接民主、宪政民主、西方民主等等。当然，这些词在侧重点上会有所不同，但在权力来源的政权意义上，它们指的都是现代西方那种多党轮流执政、协调社会冲突、避免政治独霸的自由竞选制度；在权力制约的运行意义上，它们指的都是现代西方那种分权制衡的宪政安排和程序平等的法治秩序。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西方各国的民主有不同的模式，但在“多党自由竞选”的宏观意义上，它们是共同的。
蔡定剑在“重论民主或为民主辩护”一文里把西方民主的好处归纳为：遵循多数人的决定、保护少数人的权利、有利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有效防止腐败等等。他还特别指出了民主的批评者们几点方法论上的错误：
第一，反民主论者在追随西方“大师”们批判民主时，忽视了西方学者对民主的反思批判，是以形成共识的民主作为基本价值和共同基础的。
第二，反民主论者非常武断地把民主有意歪曲为选举和“多数决”，然后对选举制和“多数决”的缺陷大加挞伐，从而否定整个民主制度。
第三，反民主论者把法治与民主加以人为地割裂，把民主打入地狱，把法治捧上天，而实际上，民主制度中有法治要素，法治离不开民主。
第四，反民主的“法治主义者”有意无意把“法制”与“法治”相混淆；他们不知道法制是专制统治者的工具，而法治不仅是政府统治的工具，更是人民管理和控制政府的工具。
蔡定剑总结说：“我们还不敢断言民主制度永远可以抵制多数人暴政的出现。但是，民主能比专制制度带来更加持久的稳定和和平，即使有多数人的暴政也比个人专制和少数人的暴政来得更少，和在历史上造成的危害相对更少，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民主不是一个完美的制度，而是一个有缺陷的制度。民主政府也会犯错误，但能够在最短时间里纠正。民主政府中也会产生腐败，但能在最短时间内发现”。
如果按照俞可平在“民主是个好东西”中的归纳，民主的好处和本质还包括：“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民主保证人们的基本人权,给人们提供平等的机会,它本身就是人类的基本价值。民主不仅是解决人们生计的手段,更是人类发展的目标;不仅是实现其他目标的工具,更契合人类自身固有的本性。即使有最好的衣食住行,如果没有民主的权利,人类的人格就是不完整的”，“政治民主是历史潮流,不断走向民主是世界各国的必然趋势”,“对于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麻烦东西,甚至是一个坏东西”。“从国内政治层面说,如果政府主要用强制手段,让人民接受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制度,那就是国内的政治专制,是国内的暴政;如果一个国家主要用强制的手段,让其他国家的人民也接受自己的所谓民主制度,那就是国际的政治专制,是国际的暴政。无论是国内专制还是国际专制,都与民主的本质背道而驰”。与此同时，俞可平也指出民主的局限：
第一，民主会使公民走上街头，可能引发政局的不稳定；民主使一些在非民主条件下很简单的事务变得相对复杂和烦琐,从而增大政治和行政的成本；民主往往需要反反复复的协商和讨论,常常会使一些本来应当及时做出的决定,变得悬而未决,从而降低行政效率；民主还会使一些夸夸其谈的政治骗子有可乘之机,成为其蒙蔽人民的工具。
第二，民主是一种保障主权在民的政治制度,它只是人类众多制度中的一种,主要规范人们的政治生活,而不能取代其他制度去规范人类的全部生活。民主有内在的局限性,不是万灵药,不可能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
第三，民主可能破坏法制,导致社会政治秩序的一时失控,在一定的时期内甚至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增长；民主也可能破坏国家的和平,造成国内的政治分裂；民主的程序也可能把少数专制独裁者送上政治舞台。因此,有时民主的代价太高,甚至难以承受。
第四，一些政治家不了解民主政治的客观规律,不顾社会历史条件,超越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不切实际地推行民主,结果只会适得其反。一些政客则把民主当作其夺取权力的工具,以'民主'的名义,哗众取宠,欺骗人民。
俞可平的“民主条件论”遭到了于成玉的批驳，说它“在学术上并没有任何新意，全篇内容充其量不过是关于民主概念的常识性重复或拷贝，其中还参杂了一些意识形态的曲笔”，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堵塞渴望民主者嘴巴的“最好的东西”。另有人更干脆地说，俞可平是“打着民主反民主”。
2，常识之外的民主观：“民主3.0”与“产权国家论”
以上的正面和反面的论点，都无一例外是一些常识的民主观。在理解一种“非常识意义”的民主观之前，这些正反论点都似是而非，类似于美国哲学家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在《追寻美德》中所说的个人偏好而没有“公度性”的“道德争论”，因此，所有类似争议都是“非判决性”的，也是毫无实质意义的。“民主的细节”固然重要，但如果细节里没有思维，那它就是美国经济学家科斯所说的“一堆需要理论来整理不然就只能一把火烧掉的描述性材料”。
在中国大陆，迄今为止的民主问题争论，都未能涉及民主的真正本质。用英籍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话说：“洞见或透识隐藏于深处的棘手问题是艰难的，因为如果只是把握这一棘手问题的表层，它就会维持原状，仍然得不到解决。因此，必须把它'连根拔起'，使它彻底地暴露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难以确立的正是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一旦新的思维方式得以确立，旧的问题就会消失；……因为这些问题是与我们的表达方式相伴随的，一旦我们用一种新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旧的问题就会连同旧的语言外套一起被抛弃。”
这里要讨论的民主的本来面目，是一般理论常识之外的、大家都还没有看到的那个民主。这里的讨论强调“实证至上”，我关心的是“人性和人性之上的民主制度”到底“是什么”。实际上，我们之所以在“该怎么办”上误入歧途，原因全在太急于“该怎么办”而在“是什么”上一知半解。
常识之内的民主来源于希腊的古典民主，西方历史上最伟大的三位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是古典民主的怀疑者和批评者。亚里士多德从统治者人数的标准，把国家政权分成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亚里士多德虽然是百科全书式的伟大思想家，但在政权分类标准问题上，他的统治者人数标准却是“技术含量”较低的尺度。我把古典含义的民主观称为“民主1.0”，把洛克、卢梭、孟德斯鸠以来的现代含义的民主观称为“民主2.0”，把下面要介绍的“非常识意义”的民主观称为“民主3.0”。
为什么“统治者人数”是政权分类“技术含量”较低的尺度呢？在古希腊非严格意义的直接民主中，用多数人统治来定义民主还勉强说得过去；在现代意义的间接民主中，多数人统治已经无法反映民主的本质。用卢梭的话说，统治者永远是少数人，多数人统治在实际治理中是不现实和违背人性的。投票和公议只是表达，即便是多数人投票和公议也不意味着多数人统治，最多也就是多数人间接统治。不仅如此，按“统治者人数”进行的政权分类，无法使我们从人数上直接获得更多更有意义的信息。的确，除了一个、少数、多数之外，我们再也挖不出更有用的东西了。
那么，是否存在一种“技术含量”更高的是政权分类标准呢？存在，这个新标准不是别的，是产权或“产权形式”。人们可以对“商品”拥有产权，人们可以对“企业组织”拥有产权，人们当然也可以对“政权组织”拥有产权。根据这个标准，我们可以把国家政权分成“政权私有的君主制”、“政权公有的民主制”、以及“政权共有的一党制”。这个“产权形式”标准，信息含量之高，远远超出了一般的想象。
君主制（绝对君主制和独裁制）属于“私有的政权”是不言而喻的。早在中国西周时期的《诗经》里，就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提法。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朕即国家”，更是政权私有的“至理名言”。与此相对，信奉卢梭“社会契约论”的则说“民即国家”。因此，民主制是人民“公有的政权”也理所当然；现代民主程序机制的确立，则完全使“政权公有”彻底实质化了。
“政权私有”和“政权公有”容易理解，把一党制看成“共有的政权”，那是与谁共有呢？即便是在“实质产权”而不是“名义产权”的意义上，“共有的政权”与“公有的政权”区别在哪里呢？
“共有”的提法是从商品的产权分类中借用过来的。不同产权的商品可以分成“私有的私人品”、“国有的公共品”、“公有的共享品”和“共有的俱乐部品”等四种。在用产权分析国家政权的时候，“国有的公共品”被舍象掉，故国家政权只有“政权私有的君主制”、“政权公有的民主制”和“政权共有的一党制”等三种。
“共有的俱乐部品”和“公有的共享品”的区别在于，俱乐部的范围比公有的范围小，俱乐部共有品的排他性高、争夺性低；而公有共享品的排他性低、争夺性高。拿一党制来说，政权在它手里，排他性是很高的；在民主制那里则是轮流执政，排他性相对低。由于政权与一般商品的不同，导致了在争夺性方面，一党制和民主制对国家权力的争夺程度难分。但由于范围和排他性的不同，这两种政权在责任心、接班风险、竞争性、问责有效性和承诺有效性上都有所不同。
最关键之处是，“公有”不存在具体的恒定掌权人，而“共有”则存在具体的恒定掌权人。正是“低排他性和高争夺性”（RIVALRY）的特殊组合决定了“公有的政权”会产生“公地悲剧”，而“共有的政权”里的组合是“高排他性和高争夺性”。高排他性是垄断，但政权的垄断却导致了高责任心和低竞争性，尽管中央以下的地方政府会有“问责危机”。另一方面，低排他性是开放自由，但政权的自由进入却导致了低责任心和高竞争性（COMPETITION）。
“公地悲剧”是经济学里的常识。1832年，英国经济学家威廉·劳埃德在《人口控制的两个讲座》中叙述了一个思想实验式的故事：中世纪的欧洲某地，有一个大家都能使用的开放牧场，临近的每个牧羊人，可以随便增加进入牧场的羊群；每增加一头羊，正面的影响是牧羊人自己得到好处，负面的影响是增加了牧场的耗损；但是，增加牧羊的好处是每个牧羊人自己的，增加后牧场耗损的坏处却是大家分担的，故每个人对短期直接好处的考虑，超过了对长期间接坏处的考虑；于是，所有牧羊人都只顾眼前利益，增加放养而不考虑控制牧场的使用。结果，过度放养很快使牧场超过其承载能力，最后因拥挤、饱和、退化而无法再用。
这一后果与使用私有的封闭牧场形成鲜明对比。原因很简单，私人自己承担所有后果，导致了私有牧场的有节制使用，而全体使用者共同承担所有后果，则导致了对开放牧场的滥用。显然，当草地不归某一具体的个人所有，而只属于一个抽象的集体时，个人在使用时就会给草地带来一种伴随性的“无补偿损耗”或“负外部影响”（“外部性”）。自由使用包含着一种“争夺刺激”，如果想多得好处，你就得想方设法抢在别人之前多使用公地，就得千方百计增加别人使用公地的各种成本，就得挖空心思把资源从需要付费的地方挪到这个不需付费的地方。稀缺和争抢导致了拥挤，导致了公共草地的逐渐退化。
1968年，关切人口爆炸和环境污染的美国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把劳埃德的思想实验命名为“公地悲剧”。之所以叫悲剧，是因为每个当事人都或多或少地知道，公有资源将由于过度使用而枯竭，但每个人对阻止事态的继续恶化，既力所不及，又不愿直接损害自己的眼前利益。哈丁的文章由此引发了为避免“公地悲剧”而对公有的共享品进行私有化、国有化、社区管理化的大讨论。美国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就因这方面的突出贡献而获得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1971年，美国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提出，生产投入中耗损的东西都物有所属，但产出过程中所污染的环境却无人问津，显然，问题不在公开索取，而在暗中排放。戴利把这种经济家所说的“外部不经济行为”称作“看不见的脚”，正是“看不见的脚”导致个人利益自觉不自觉地把公共利益踢成碎片。套用斯密的话说：确实，他通常并没有打算要损害公共利益，也不知道自己在多大程度上损害了这种利益。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些常见的情况下，经过一双看不见的脚的引导，他损害了他原先无意破坏的目标。不出自本意并不代表就对社会有利。与有意于损害公共利益相比，追求个人的利益往往使他更有效地破坏了公共利益。
联合国的多次气候大会都不了了之，许多人很失望，其实抱有希望本身本来就是有问题的。“公地悲剧”的逻辑很简单，如果管理费用和制止滥用的监督费用太高，知道别人只会争抢滥用的事实，决定了大家都会争先恐后滥用公地。这就叫“悲剧”，是一种“认识到的被决定”。
在公有的情况下，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就不起作用，因为每个人在公有地上追求自我利益，超过了特定的临界点，结果是损害而不是促进了公共利益。正是公有地的低排他性和高争夺性的共享性质，完全改变了个人的利益结构和行为特征。荷兰思想家伯纳德·曼德维尔在他1720年的《蜜蜂的寓言》里提出的“私恶即公利”的观点在这里也失去了效果。“公地悲剧”是“私利即公恶”。问题在于，人们在寻求私利的时候，既有可能是个体间的交易竞争，也有可能是个体间的欺诈掠夺，甚至有可能是没有节制地滥用无人所有的资源。人的自利行为既可能包含自己承担的成本（内部成本），也可能包含看似免费的社会成本（外部成本），所产生的利益同样可能包含私人利益（内部利益）和社会利益（外部利益）。“公私本利”四个字（社会-个人-成本-利益），正是理解“公地悲剧”的全部关键所在。
中国大陆有一种流行的误解，以为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或国有财产的高损耗，就是“公地悲剧”的逻辑引起的。其实，国有的情况存在明确的法律责任人，问题出在责任机制上。公有共享的情况根本连具体责任人都没有，每个人有的只是自由进入的权利和可能靠不住的道义约束。这个误解同把一党制的“问责危机”说成“公地悲剧”是一样的。其实，“问责危机”更直接显露，而“公地悲剧”则更间接隐晦。当然，有些国有资源（如江湖草原等），由于技术和费用的原因显示出公有的特性，使自由进入成为可能。因此，国有和公有的界线有时是模糊的，自由进入也只是一个程度问题。但是，国有和公有两者的本质区别概念上是清楚的，一个产生“问责陷阱”，另一个产生“公地悲剧”。正如美国著名的产权经济学家约拉姆·巴泽尔所说：“处于政府控制之下的财产有时被称为'共同'财产，或者，被看作处在'公共领域'中。但是，把这些财产看作是无主财产却是不恰当的”。
在西方多党民主制下，国家政权成了可以自由争抢的公共草地，一个无人觉察的制度化了的“政权公地悲剧”就上演了。多党民主是“公有的政权”，“公有的政权”会导致“政权的公地悲剧”；在公有草地那里，利益争夺的对象是草地的使用，在公有政权这里，利益争夺的对象是公共收支和公共证策的支配权；从选民、候选人、到利益集团和当政者，大家关心的不是公有财产价值总量或“收入流的最大化”，而是公有财产“现有可使用量的最大化”；大家关心的是自己现在的利益，不是社会现在和将来的利益；民主只有“当代自我利益”而没有“代际社会利益”，这就是那个“非常识的”民主观。
与“公地悲剧”相比，法治主义、和谐主义、效率主义、民族主义、多元主义等理由，都仅仅是批评民主的“弱理由”。“公地悲剧”才是民主的“阿基里斯之踵”。只有在“民主公地悲剧”的理论框架下，上述其它理由才能成为次一级的有效理由。
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可是，悲剧不仅在于鲁迅说的毁灭价值本身，而且在于毁灭价值的方式和过程。用英国哲学家阿尔弗雷德·怀特海的话说：“悲剧的本质并不在于不幸，而在于事物进展本身郑重其事的无情。这种宿命结果只能用人类生命中的不幸事件来说明，也只有这样，悲剧中徒劳无益的逃避才能更加清楚可见”。
“郑重其事的无情”和“徒劳无益的逃避”正是“民主公地悲剧”的根本特征。如果说“郑重其事的无情”道出了一个“自私的集体”短期追求在经济上的必然性和在道义上的正当性，那么，“徒劳无益的逃避”则道出了即便是在看到长期社会利益和代际利益时，民主机制也无法摆脱牺牲长期社会利益和代际利益的逻辑。
民主的“公地悲剧”因此是双重的，当“郑重其事的无情”没有对应的法治制度和法治文化时，民主的“公地悲剧”是政治野心家在公地上的恣意肆虐；当“郑重其事的无情”不可能有对应的可以避免各种“道德风险”的法治时，民主的“公地悲剧”是利益集团在公地上的尽情掠夺。民主的“公地悲剧”是人类文明的悲剧，因为全世界人民一个个都一直在欢欣鼓舞地和似无他途地选择一个对自己的现在或将来不利的社会政治制度而仍未自知。飞蛾扑火时，他们看到的是光明，不是火焰。短期而言，人们有可能不是民主的难民，但长期而言，文明却必然是民主的牺牲品。
3，一个恼人的事实：“民主势不可挡”新解
同草地的退化或气候的灾变相比，民主“公地悲剧”的表现只会更加缓慢和隐蔽；而“民主公地”里政治上的平等自由权利，则是每个人现实上和观念中的切身利益，这就是民主势不可挡的根本原因。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的导言里为我们描述道：民主“是一场不可抗拒的革命，它已经冲破一切障碍进行了许多世纪，而且今天还在它所造成的废墟上前进。……企图阻碍民主，就是抗拒上帝的意志”。
“公地悲剧”为我们描述的，正是这种争抢和为争抢而寻找“自由平等”的正当理由的冲动。英国启蒙思想家休谟认为，民主诉诸于“主权契约”同君主诉诸于“君权神授”一样只是一种便利的神话。同休谟相似，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人民主权”只是抛弃宗教信仰者的“宗教替代品”，同时又是保持宗教信仰者的“政治补充物”。当卢梭断言“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时，他没有看到“天赋人权”只是一种痴念，“无往不在的枷锁”才是自由的前提。如果民主不存在“公地悲剧”，我宁愿拒绝休谟和熊彼特的冷酷、选择卢梭的激情。可事实往往“真言逆耳”。
在盛行于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后，君主制为什么会在二十世纪初突然一败涂地，而民主制国家则从一战前的不到十个发展到世纪末的百个以上呢？
上文提到的美国产权经济学家约拉姆·巴泽尔，他在1989年的《产权的经济分析》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简单易懂的产权分析。他用汽车出租的例子说，汽车的平稳性能是租金收入的一个关键，车主和客户在保养和使用上对汽车的平稳性能都有影响，在交易双方都能影响“汽车的平稳性能”这种商品属性的时候，由于测定各方对这一属性的影响有困难，即确定车主保养汽车和客户小心用车的“交易费用”太高，所以车主和客户谁都不会象对待私家车那样去保养，并且也知道对方肯定会那样。结果，性能下降导致租金下调，本来由平稳性能所带来的这部分收入，就蒸发到“公共领域”，分别由车主和客户自由自在的“低保养”行为分享掉。
巴泽尔还用土地不同租借方式的例子说：“在实行分成制时，土地所有者和佃农都成了剩余索取者，……同时，每一方都能由于偷懒而获得好处；土地所有者不会象在工资合同下那样积极地进行土地改良，而佃农也不会象在固定租金合同下那样卖力地工作”。就是说，由于测定土地改良和偷懒程度都存在费用，不管是分成合同，还是工资合同或租金合同，本来由土地改良和卖力工作所带来的这部分收入就留在了公共领域，分别由地主和农工的不负责行为分享掉。
在土地完全自有自耕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同，缺少土地改良和卖力工作的“公地悲剧”自然就不再出现。“只有一个人能影响资产收入的情况下，仅当这个人成为资产的所有者时，权利才会得到完全的界定，也只有到那时，收入才能实现最大化。说不管谁享有权利，只要权利被清楚界定，收入就会实现最大化，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只有与收入最大化相一致的权利转让，才能完全清晰地界定产权”。
这是一个及其重要的结论，因为它等于从一个角度直接否定了广为人知的“科斯定理”。换句话说，在产权清楚界定和收入最大化之间，存在着由于界定产权交易费用太高而减少最终收入的问题，权利因此不可能被清楚界定，部分收入因此留在公共领域；只有产权变动能提高预期收入，为这种变动而进行的产权界定才可能发生（如把出租的车卖掉或把租来的车买下）。由此得到的一个重要推论是：产权并不是越清晰越好。这个道理同杨小凯的“最优的分工水平，是在提高专业化的经济与减低交易成本之间做最优取舍”是一样的。经济学家们对专利制度的研究表明，交易费用不仅妨碍产权的清楚界定，还可能妨碍已经清楚界定了的产权进行“产权组合”，妨碍专利发明变成产品推向市场，因为过细的专利权，很可能导致达成“产权组合”的契约费用太高，这就是所谓的“非公有的悲剧”。
产权不清晰导致“公有的悲剧”，产权太清晰则导致“非公有的悲剧”。商品的产权不是越清晰越好，政权的产权同样也不是越清晰越好。政权的产权“不清晰”导致“民主的公地悲剧”，本文后面将分析，政权的产权“最清晰”的君主制则会有“基因悲剧”；而政权的产权“不太清晰”的一党制，却反而能避免“公地悲剧”和“基因悲剧”。
巴泽尔的分析十分清楚地表明，由于商品有多重属性，商品交易中的权利往往表现为“属性权利”而不是“整体权利”，这种“产权的分割”使不同的人可以拥有同一商品的不同属性；谁对能产生收入的资产属性的影响大，谁就往往拥有这些资产属性的产权，“整体权利”因此只有在完全自有自用的情况下才可能存在。
但是，对某种商品的产权取决于“自己直接努力加以保护、他人企图夺取和政府予以保护的程度”，由于存在“与转让、获取和保护产权有关的”交易成本，所谓的“绝对权利”是根本不可能的，盗贼的存在就表明规范的“法律权利”不是现实的“经济权利”的充分或必要条件。由于测量商品属性的交易成本太高，市场自愿交易中的任何一方，都有可能不选择完全行使他们的权利，于是，一些产权价值就留在了公共领域，成为有关各方夺取的对象，直到租值争抢最终使“租值消散”为止。
可以把这些观点命名为“巴泽尔定理”或“产权界定定理”，用巴泽尔自己的话说：“人们可以界定产权，可以按照对自己最有利的原则决定把产权界定到什么程度。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产权总能得到最好的界定。然而，由于商品属性很复杂，测定每种属性都要付出成本，彻底界定产权的代价就过于高昂，因此产权从来不可能得到充分的界定。人们不想去界定产权的那些财产就留在公共领域。……随着商品各种属性的价值不断变化，随着产权界定之测算成本与保护成本不断增减，人们会相应地改变原来的决定，放弃某些财产，使其化作公共领域的财产；或对现有的公共领域的财产进行重新界定，使之归于自己名下”。
“产权界定定理”的关键含义是，“可攫取的财产至少一定程度上是在公共领域里”。当然，攫取公共价值本身是否导致悲剧后果，要看具体的公共领域的性质。在人口爆炸和环境污染的场合，后果可能是悲剧性的；在汽车出租和土地使用的场合，后果只是效率和利益分配的不同。这便是“公地悲剧”的“负外部性”和“集体行动逻辑”之外的“产权-交易费用逻辑”，或“负外部性”和“集体行动逻辑”之外的“产权-交易费用解释”（限于篇幅，这里无法涉及张五常的类似分析，也无法涉及演进的博弈论对“公地悲剧”的分析）。可以注意到，在集体行动逻辑的解释中，企图避免“公地悲剧”时“成本集中于个人而利益分散于集体”的事实，已经包含了协调和监督等方面的交易费用；在后一种解释中，交易费用的分析进一步深入到涉及“商品属性”的公地或公共领域的产生原因，并突出了攫取公共价值的不可避免性。
巴泽尔特别提出，公共领域不仅包括商品和商品属性，还包括作为组织的企业。只是，象奥尔森、诺思、阿西莫格鲁等经济学家一样，巴泽尔后来对国家政权的分析（即2001年的《国家理论：经济权利、法律权利与国家范围》），仅仅把同样也是作为组织的政府本身当成“产权分析的对象”，而没有把它当成“产权的对象”。经济学家没有把“公地悲剧”与民主联系在一起，因为“产权分析的对象”仅用“产权-交易费用逻辑”，分析国家政权如何配置商品产权，而“产权的对象”则直接把国家政权当成一种特殊的产权。依照“产权对象”的视角，如同企业组织是一种财产一样，政权组织也是一种财产。与商品对比，企业组织是一种特殊的财产；与企业组织对比，政权组织也是一种特殊的财产。这样，政权的不同产权形式就成了研究的对象，民主作为一种政权形式也就进入了一种“比较产权分析”的视野（奥国学派经济学家霍普较早从“所有制”分析君主制和民主制，但他没有直接使用“产权-交易费用逻辑”）。
如果从政权的“产权-交易费用逻辑”去分析君主制崩溃或民主势不可挡的原因，我们就可以对各种国家形式的本质，获得一种剥离一切道德外衣的理解。而对于尚未进入“围城”的人们，这种道德外衣则一直是一种“致命的诱惑”。
根据上面的“产权界定定理”，人们可以按照对自己最有利的原则，决定把产权界定到什么程度；随着产权界定成本与保护成本的不断增减，人们会对现有的公共领域的财产进行重新界定，使之归于自己名下，或放弃某些私有财产，使之成为公共领域的财产。
民主化或政权公有化之所以出现，原因就在于“政权界定成本与保护成本的不断增加”；在于自己直接保护政权能力的下降，他人企图夺取政权能力的上升，以及日益流行的政权非私有化的观念和冲动的作用。政权私有的结果可能不稳定，但政权私有要是有好的运行绩效，并不必然有利于提高保护政权能力和降低他人企图夺取政权能力。近代以来，君主制在政权的产权保护上的费用随着科技的进步而急速上升（使欧洲君主国分崩离析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在用枪暗杀奥匈帝国王储之后爆发的），保护政权的能力则由于民主规范的扩散而急剧下降，以至于屡屡败给因“公地逻辑”而迅速扩张的民主制。
至此，我们可以从“产权界定定理”推论出“政权界定定理”：人们象界定商品产权一样按照自利原则来界定政权的产权，随着政权界定与保护的成本和能力的不断增减，人们会对现有的政权进行重新界定，使之成为个人的私有财产，或使之成为一党的共有财产，也可能放弃私有和共有，使之成为全民的公有财产，即便公有财产的公共领域特性导致了“公地悲剧”。
普鲁东说“财产就是盗窃”，洛克和哈耶克说“没有财产就没有正义”，一旦把政权看成财产，“盗窃”和“没有正义”都不幸而言中--君主制因独霸而“是盗窃”，民主制因“公地悲剧”而“没有正义”。
4，民主的“公地悲剧”特征
民主制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丘吉尔说的“次优或最不差”的制度，可在“民主3.0”的新视角下，从人类文明更长远的历史观来看（现代民主制的历史只占数万年的人类文明史的百分之几），民主确实因“公地悲剧”而成为一个比君主制和一党制更糟的制度。民主制和君主制中都有好的和坏的，但坏的民主制由于无法保障最基本的社会秩序而成为最坏的制度，而好的民主制则由于“公地悲剧”而不能成为最好的制度。西方民主制的政权交接可能比君主制的少一些可观察的血腥和暴力，但在非西方世界的民主制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暴力演出照旧。
很多人喜欢用“不够民主”的“结果论分析”来为民主制辩护，按照这种“结果论分析”，民主先行者的历史结果和社会秩序，被当成一个完全客观的、外在的、可随意观察和度量的东西，好象这个社会秩序是可以独立决定的、对任何第三者来说都是一样的，并且是和任何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无关的“自在客体”。因此，他们可以把类似于法国民主化过程中出现的动乱归之于“不够民主”，把纳粹德国的暴行说成“不是民主的产物而是不够民主的产物”。这种机械思维只懂得用理想的“民主应该是什么”去代替现实的“民主只能是什么”。
美国经济学家诺斯在2009年的《暴力与社会秩序》一书中不幸就采用了这种思路。“结果论分析”的迷惑之处在于，它暗中用一个结果论逻辑在那等着，只要走上宪政和发展之路的就是民主的好，只要走上专政和动荡之路的就不是民主的不好，而是不够民主的不好，仿佛“完全民主”、“优质民主”是一个可以与文化背景和权力逻辑相脱离的“自在之物”。人们忽视了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的告诫：“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经常发现成千上万的人通过投票而将自身置于一种完全屈从于暴政的状态之中，或许正是这一事实使我们这一代人认识到：选择政府未必就是保障自由”。
“政权的公地悲剧”至于使民主制真的如此堕落吗？民主“公地悲剧”的具体特征到底是什么，以致于我们竟然可以说，在好的民主制里，“政治上人人自由平等”的理想也只是幻觉？
在政权公有的民主制里，利益争夺的对象是公共收支和公共证策的支配权。争夺的过程所涉及的主体，包括政客、选民、以及利益集团。“政权公地悲剧”的特征不仅表现在当政者的行为上，而且表现在候选人、选民和利益集团的行为上。“政权公地悲剧”的一般特征是：
第一，民主的“自由特征”：公有政权的“非排他性”使“平等、自由、人权”成了郑重其事的行为准则，人人都有资格争夺公共权力的使用权，这种平等的自由权，也是人们面对不可避免的“政权公地悲剧”仍能心安理得的逻辑基础。
第二，民主的“败德特征”：民主是一种有管理的公地，但管理并没有改变公地的本质。任何政权都具有你争我抢的“争夺性”，但公有民主政权独有的“自由特征”，使政权的争夺更具有理所当然的合法性和平等性，公共权力和政府职位的供求失衡和稀缺竞争也就更加突出，人为对抗和社会纷争更加激烈。面对“法律没有禁止的就是合法的”和更加繁琐复杂的政规和法典，通行的道德准则是钻法律空子、钻执法漏洞、占不择手段的便宜、占隐蔽行为和隐蔽信息的好处。在一种“契约型文化”中，钻法律空子是“道德风险”的主要表现；在一种“关系型文化”中，钻执法漏洞是“道德风险”的常态。
第三，民主的“短期特征”：在公有民主政权里，独特的“非私有性”使政权和职位都具有强烈的暂时性质，政府领导人更加政客化，政客行为更加短期化，政府预算更加赤字化，政府公债更加膨胀化，政府行为更加非人化（如在民主和自由的名义下进行的战争），而这一切都是在美国总统林肯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名义下堂而皇之地进行着。
民主制“短期特征”的核心是，从选民、候选人、到利益集团和当政者，大家关心的都不是公有财产价值总量或“收入流的最大化”，而是公有财产“现有可使用量的最大化”。道理很简单，草地如果是私有的，所有者考虑的就是十几、几十年或一代、几代人的长期收益；如果是公有的，没有处分权和收益权的使用者考虑的就是几天几年的短期好处。草地如果是公有的，自由地上就出现了“快捞一把”的“郑重其事的无情”，因为利益集中于个人而成本分散于全体；而凭良心忍住不捞是“徒劳无益的逃避”，因为成本集中于个人而利益分散于全体，所以大家都知道谁都是“不捞白不捞”。
这就是公有民主政权的悲剧所在，是分权制衡和问责制等所有具体民主机制希望控制而无法做到的内在冲动，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公地本质”使然。比如，一直困扰着美日等西方国家的财政赤字和公债问题，为什么以问责制的有效性而自鸣得意的西方，偏偏难以解决一个最起码的“财政责任”和“代际责任”问题呢？在美国，为什么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联邦，而且也在各州蔓延呢（在我居住了近二十年的伊利诺伊州，财政赤字问题甚至比加州更为严重，而且以反贪胜出的四任州长接连卷入腐败大案）？如果不能看到“政权的公地悲剧”，西方社会的许多类似的“后现代困境”就无法理解。
政权是大家的，东西不是自己的，故责任心之差不言而喻。公有的民主政府里，大家的权和钱用在自己和别人身上，自然不象自己的权和钱用在自己和别人身上那样，会十分小心谨慎。内在的良心道德防线很低，所以只能靠外在的法律防线和高问责有效性来约束。除了竞选需要选民的选票外，开放的舆论压力和严密的制度规范，即便有漏洞，也都是难以逾越的问责制约。但必须强调的是，在西方民主制里，“公地悲剧”式的低责任心，是内生的和基础性的主逻辑，靠外在的法律防线产生的高问责有效性，完全是派生的和非由衷的次逻辑；良心永远是行为的第一道防线，对良心负责靠不住，所以只能靠第二道防线对法律负责。如果法治基础好，竞选民主还能较好运行，否则，就象在实行西方民主的非西方社会那样，责任心、问责有效性和承诺有效性都会是泡影（如台湾的陈水扁）。
美国大投资家巴菲特曾在1993年给股东的年度报告中提出，尽管“经理革命”的观点早已为人所知，公司治理的专家们还是很少区分存在于上市公司中三种不同的经理－业主结构：首先是目前最常见的没有控股股东的公司，第二是控股股东也是经理的公司，第三是有控股股东但老板不参与管理的公司。巴菲特正确地指出，第一种结构中滥用权力导致财政危机的问题最为严重。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中出大纰漏的正是这些没有控股股东的公司。
不幸的是，西方现行的多党竞选制度恰好正是这种容易滥用权力导致严重财政问题的“没有控股股东”的公司结构（一党制的结构类似于控股股东也是经理的第二种公司，君主制则类似于家族化了的第二类公司）。政府的赤字，无论如何无法通过设立像另外两种公司结构那样控制预算的机制来消除。政府的赤字从多党竞选的制度上看是必然会失控的，因为多党竞选的制度使政府象公共物品，公共物品的“非排他共享逻辑”使执政者缺乏长期责任心，实际存在的短期行为不可能通过“没有控股股东”的制衡和责任制来解决。
关于公债的害处，巴菲特还有一个著名的“奢侈岛-节俭岛理论”。许多人相信公债无害，但公债不能象私人债务那样可以因破产或寿命而勾销，即便政府破产，公债也是不能完全勾销的。巴菲特的结论是，奢侈岛的财产最后都被外部买断，政府的印钞机印的不是别的，是欠条。在政府这里，欠债还钱比在私人那里更加天真地义。有人做过一个统计，把近代以来负债和藏富的国家进行对比，结果发现负债的国家后来比藏富的国家发展更快，由此说明公债有利而不是有害经济发展。这种结论的荒唐，就象说比尔·盖茨中途辍学因此中途辍学是一般事业成功的因素一样（风行一时的《魔鬼经济学》一书从高堕胎导出低犯罪也同样荒唐）。“自变量”同体现自变量的“中间变量”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没有思维的“计量游戏”只会“折磨”统计数字，最后让统计数字“屈打成招”。我将在《多党民主的悲剧》一书里进一步阐述高公债如何导致社会“时间偏好”的全面上升和文明的逐渐堕落。
总之，“政权的公地悲剧”表现在“自由特征”和“败德特征”双重作用下的“短期特征”。“自由特征”是“政权公地悲剧”的必要前提，“败德特征”是“政权公地悲剧”的必用手段，“短期特征”是“政权公地悲剧”的必然表现。在西方民主的公地里，抢人的忙着算钱，被抢的帮着数钱，所有扑火的飞蛾既心甘情愿，又兴高采烈。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还不是那个更大的悲剧，那个更大的悲剧是：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民主是人类的基本和普遍价值、是人类政治的历史潮流和必然趋势，而根本没有人认识到存在什么“政权公地悲剧”。然而，“政权的公地悲剧”意味着的，是文明的缓慢而隐蔽的堕落，是法治化市场经济绩效的严重受损，是公有财产价值的全面下降和由此引致的私有财产的普遍贬值。
“政权的公地悲剧”的表现当然还不止于此，我将在《多党民主的悲剧》一书里详细阐述五个层面的问题，除了民主的公地逻辑（非排他与稀缺、无情与必然）和政权的公地悲剧（自由特征、败德特征、短期特征）之外，其它三个层面是：
第一，民主的制度逻辑：集体行动的逻辑与理性的无知、集体信仰的逻辑与理性的偏见、集体决策的逻辑与理性的操控、集体分配的逻辑与理性的掠夺；
第二，民主的历史趋势：政治投机主义、短期行为主义、媚俗反智主义、超前消费主义、平等民粹主义；
第三，民主的文明陷阱：双重时间偏好、公民文化的衰落。
这里可以简单提一下集体行动的逻辑、集体信仰的逻辑和集体决策的逻辑。除了过分追求政府的规范原因而忽视民主的公共选择本质外，民主狂热者还不愿面对竞选民主本身一些固有的技术性缺陷。因为在他们眼里，竞选民主既是“反映民意的最佳机制”，也是“抑制人性弱点的最优程序”。但真正的事实是什么呢？
首先，集体行为逻辑指的是公共行动中行为者“成本集中而得益分散”的固有倾向。行为者花很大力气得来的结果其他人都能无偿分享（存在外部性），因此，除非有特别的激励（如名望或自我欣赏），人们一般都会选择不劳而获的搭便车，而无论行为目标的公共性有多强。在投票选举上，由于了解侯选人及其政策主张要花很大力气，而同时一张选票往往对选举结果又无足轻重，选民因此经常选择放弃了解（“理性的无知”）和放弃投票（“理性的无为”）。这样，低投票率就成了竞选民主的通病。由于这种技术性的原因，胜出的侯选人的得票占全体选民的比例往往很低，有些应由多数的民意决定的重大问题，因此在实际上是由少数的民意决定的。
另一方面，少数利益集团却因“有限的行为规模和集中的行为得益”的小规模集体行为逻辑，通过游说获得有利于自己的政策。人们即便对少数利益集团有所不满，大规模的集体行为的逻辑仍导致通常的听之任之和无所作为（“理性的无为”）。“民主最能保障多数的民意”或“民主是反映民意的最佳机制”就在民主自由的不知不觉中自动成了空话。不少人醉心于“民主政府能够在最短时间里纠正错误，民主政府中也能在最短时间内发现腐败”，他们没有看到的，正是这种对“事后灭火机制”迷信，进一步助长了民主中的“理性的无知”和“理性的无为”，并且也一概否定了其他政治制度下“事后灭火机制”的存在和作用。更加重要的是，这种论断只是简单归纳的结果，近现代法国、德国的变乱和当代印度、印尼的腐败，都表明了“最短时间论”的轻率。“如果满足于'民主毕竟是最不坏的'之类的安慰性陈词滥调，就不可能深入民主的问题。民主不是什么好东西，而是好东西的替代品”（赵汀阳：“民主如何正当”）。
集体信仰逻辑指的是公共行动中，行为者由于“得益集中而成本分散”的固有倾向而坚持某种信念。如支持小布什进行伊拉克战争，个人坚持这一信念时很痛快解气，即便事后错了，直接代价也是由政府或别人（那些当兵的）来付。由于从类似的感情冲动中得到精神满足几乎是免费的，公共行动中便充斥着大量的偏执的信仰（“理性的偏见”），以至于正确的信念反而相对比较稀缺。相比而言，个人在市场的私人行动中如果固执己见，那么事后错了的代价个人是要全部承担的。这就是个人的私人信念和个人的公共信念的成本差别和偏执差别的原因。这也解释了许多人即便是事后错了也仍固执己见，反正坚持错误几乎免费因而是值得冒险的（幻想着说不定最后是对的）。小布什及其追随者的伊拉克政策就是这种逻辑的结果。这种逻辑也使得个人的公共信仰总是比个人的私人信仰来得狂热，而竞选民主正好为这种狂热提供了冠冕堂皇的舞台。政治投机家们当然不会放过任何可以煽风点火骗取选票的机会，竞选民主的舞台上总是充满了希特勒式的煽动家（“口力劳动者”）就不足为奇了。
竞选民主的更致命问题还在于技术性更强的集体决策逻辑中的“理性的操控”。集体决策逻辑的问题包括决策成本与外部成本的矛盾、投票悖论、阿罗独裁定理、程序僵局、制度僵化、筹资腐败、攻击爆料、贿选、计票操控、策略性竞选、策略性搅局、选区重划、滥用选举的合法性等等。通过这些公开和暗中的“理性的操控”，理论上公正的不确定的程序过程，在实践中却可能充满了确定性，以致于可能出现民选的暴君或昏君。“竞选民主是反映民意的最佳机制”因而成了神话。当今中国的乡村民主选举，就充满了这些让家族势力死灰复燃的无聊把戏。
如果说，集体行为逻辑导致竞选民主的失败，是因为“理性的无知－无为”使得竞选民主在应该反映民意的地方没能反映民意；如果说，集体信仰逻辑导致竞选民主的失败是因为，“理性的偏见”使得竞选民主在不该反映民意的地方过分反映了民意；那么，集体决策逻辑导致竞选民主的失败则是因为，“理性的操控”使得竞选民主在人们以为能够反映民意的地方政客们却强奸了民意。
美国的经济学“桑塔费学派”，用博弈论实验深入研究了人类的“亲社会性”对社会合作的作用。他们发现，“强互惠性”（STRONGRECIPROCITY）的人性倾向似乎解开了人类的合作之谜。“强互惠性”不仅包含一般对等的互利交易，还包含对背叛合作者的惩罚，甚至包括一种与己无关的出于正义感的利他相助或利他惩罚。然而，这种来自实验室的特殊结论忘记的两点：第一，强互惠只是狭义自利的延伸，强互惠可能表现出对狭义自利的否定，但这种否定是暂时的，也不是一种对抗，而是一种补充和强化，特别是对人性广义自利中的“精神需要”的强化。第二，强互惠的背景是一种以暴力为基础的稳定社会秩序，如果没有这一秩序，导出强互惠结论的那些试验完全可能是另一种样子。
这种讨论的含义是，公共领域中的集体政治逻辑具有“强稳定性”，民主程序的失败是这种逻辑的必然结果。只有在文化同质性高、隔离度大和规模小的政治体中（如瑞士和瑞典），程序失败的程度才比较有限。当今公民投票率最高的国家，不是自愿投票率居首位的瑞典（80%），而是实行强制投票的新加坡（100%），这就反映了“强互惠性”和“自由投票”的局限。在许多实行强制投票的国家和地区，強制投票却导致了无效票的增加，也对“自由”的含义构成了挑战。这些都证明了集体政治逻辑的“强稳定性”。
上述几点都是对民主自由的非常识分析，许多在常识民主观里看到的“民主价值”，在深入一层的考察下都出了问题。其中的一个要害之处是，政治竞争本来就存在类似市场竞争的缺陷（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策略行为等等），政治自由有着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所说的与经济自由完全不同的特性。政治竞争与市场竞争的根本区别在于竞争间歇性的不同（一任几年）、输赢零和性的不同（我赢你必输）、兑现承诺风险的不同（先夸下海口上台），另外，还在于决策的集体性、决策的外部性和决策的产权基础的不同。
比市场财力更显平等的政治决策集体性，导致了政治结果比市场结果更不确定，导致了比市场较高的参与影响度和不对称的低责任感和低关切度，导致了选择的排他性、不可分性、以及结果的强制性。决策的外部性指的是政治决策对不同的集团利害不同的非中性结果。决策的产权基础的不同，原因在于市场中的产权是私有或国有，而民主政权的产权是公有。因此，政治竞争只会比市场竞争更不完美，竞争造成的“租值消散”的过程也更不平衡。
这种分析的一个重点是，常识只看到政治自由的平等权利，而“个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公私本利”）分析框架下的“政治平等的实际价值”才是问题的关键。正因为民主解决不了政治权利的“平等价值”，罗尔斯强调“平等权利的平等价值”的《正义论》才引起了巨大的争论。在这些“非常识”可见的分析下，民主制在政权合法性和制度正义等问题上都出了大漏洞，所谓民主保护少数人的权利、有利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有效防止腐败等等，都将在“民主3.0”的显微镜下得以重新矫定（下文将论及经济发展问题，腐败问题将另外专述）。
近代英国革命家克伦威尔说：“人绝不可能攀登得比他并不知道要去的地方高”。在非常识的意义上，这句话是错的，因为人完全可能攀登到一个他根本不知有多高的绝壁，然后还依然认为他仍在安全的平地上。“公地悲剧”就是民主制的“绝壁”。
5，多党民主与一党立宪：影响中国前途的五种“原教旨主义”
尽管上文已经对“公有的政权”与“共有的政权”作了明确的区别，但在理解一党制上可能还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说“公有的政权”就会产生“公地悲剧”，而“共有的政权”就能避免“公地悲剧”呢？
“公有的政权”就会产生“公地悲剧”，原因全在于“低排他性和高争夺性”的特殊组合，而“共有的政权”里的组合是“高排他性和高争夺性”。高排他性是垄断，但政权的垄断却导致了高责任心和低竞争性。低排他性是开放自由，但政权的自由进入却导致了低责任心和高竞争性。
更进一步说，“共有的政权”能避免“公地悲剧”，因为政权的归属具体化到了一个党。在多党制下，政权甚至不是固定的那几个多党的，因为“结社自由”使组党完全自由化，新的政党随时可能出现。即便政权稳定在两个党之间轮流执政，它与“立宪的”一党制也有几个方面的重大差别：
第一，一党制的入党是有条件有限制的，两党制中的入党则是自由的；
第二，一党制的执政责任是无法推卸的，两党制中的执政责任则可以因总统、国会、甚至最高法院的党派势力的抗衡而互相推卸；
第三，一党制的执政心强、组织严密，两党制中的政党旨在竞选、组织松散；两党制中换党、退党独立、支持另一党等等并不稀罕（最近的一个例子是，美国阿拉巴马州民主党众议员帕克·格里菲斯，因医改方案的分歧而改入共和党），而且，两党制的形成只是采用了“简单多数”的投票规则的技术性结果（“迪韦尔热定律”），并没有改变多党自由的本质；
第四，一党制的执政连续性强，表现在进入最高领导前的经验积累和退出最高领导后的“顾问身份”或“荣誉身份”；两党制的执政连续性弱，经验不如煽情重要，煽情不如筹资重要。
这些差别的核心依然是责任心。“有恒产者始有恒心”，“公地悲剧”来自于“无产无心”。即便一党制中的党员数量很多的情况下，公地现象也不会出现，因为一党制的“政治集中制原则”使责任心仍牢牢地集中于党中央，尽管人数会加大党的内部责任管理的难度。
现代政党的重要意义在于，同股份公司一样，政党能超越个人和家族的自然寿命和狭小“基因库”而成为一种“永久性的组织”；同时，它的存在突破了传统的个人或家族私有的狭小范围，使所有制出现了介于私有和公有之间的“共有”形式。政党的出现，一方面节约了集体行动的成本，提高了夺取政权的能力，另一方面又增加了“传统家族”保护政权的成本，降低了家族保护政权的能力。政党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有效性因而日益成为政权竞选和政权斗争的关键。尽管“布尔什维克”和“纳粹党”的历史使政党专政声誉狼藉，君主制的传统惯性也使政党权力终身制迟迟未改，但是，象中国这种以党立国的“共有政权”终究迟早会进入自身发展的逻辑轨道，使党的领导人从依靠政权革命的资历，逐渐转向依靠国家建设的能力，进而突破传统的权力家族继承和终身制，实现向有限任期制的宪政意义的转变，并最终摆脱君主制和独裁制的阴影。
当然，一党领导制并不必然是“共有的政权”，政党非私有化、限任化和全民化是三个基本的判断标准。政党非私有化意味着政党不能被把持在个别的家族手里，象朝鲜劳动党的“金氏王朝”（金日成-金正日-金正云），古巴共产党的“卡斯特罗王朝”（菲德尔·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这样的一党政权与君主制在绝对权力、无限任期和家族继承上几无差别，是变相的现代君主制。这些政权甚至比现存的绝对君主制国家（沙特、阿曼、卡塔尔、摩洛哥、梵蒂冈、文莱、汤加、斯威士兰、列支敦士登）可能要更缺乏民权保护。党政领导职位的限任化，也是权力相对化、领导继承非个人化和制度化的保障。政党全民化或“全民党”虽然是次要一级的标准，但执政党对社会所有阶层开放和提供平等进入政权的机会，仍然是“共有政权”的重要体现。
按照这个政权的产权分析框架，虽然一党领导制在名义上相似，但在政党非私有化、限任化、全民化和制度化上（“一党制的四化改造”），中国的现政权却与朝鲜或古巴的现政权绝然不同。“政党的四化建设”是“一党制的宪政发展”的最重要特征。宪政不是什么发明，一党宪政却是创新。
在理解一党制上可能还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在一片公地中，由大家认真推举一个德高望重、热心公益、乐于奉献的家族来长期担任管理员，比每家每户四年一度推荐一个代表人物，然后大家来互相揭短，最终选出“相对不太烂”的管理员家族更好些，更有利于公地的有序使用和可持续发展。如果是这样，用什么保证这个长期担任管理者的家族不会滥用大家的信任，一直都是廉洁奉公、不谋私利的呢？用什么保证这个德高望重的家族有办法提高服务大众的能力，同时会毫不留情地惩治破坏家族荣誉、败坏家族名声的不肖子孙呢？
从公地的故事引出公有政权，当然可以倒回去，用公地管理的类比来理解各种政权。但这个类比中有三点要注意，第一，一党制的掌权人是政党而不是家族；第二，一党制的掌权人是产权主体而不是管理员；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推举也好，选举也罢，世界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国家政权都不是“自愿契约”的产物，“社会契约论”只是一种理论规范或理论约定。
第一点，政党当权与家族当权的区别，正好是一党制与君主制的区别。中国历史上的家族王朝为什么那么脆弱呢？因为王朝更迭的悲剧来自于上层，来自于君主制的终身化和家族化特征，这个特征使得政权的交接受困于“家族基因”。而非私人化、寿命永久化的现代政党特征，解决的正是君主制的“基因悲剧”。所以说政权的产权决不是越清晰越好。
第二，产权人与管理员的区别，正好是一党制与民主制的区别。一党制的优势就在于长期责任心，而民主制的“公地悲剧”则正是来自于临时性的管理员的“无产无心”。所以，说“滥用”和“惩治”的问题如何解决，答案全在公地的故事里：草地如果是私有的，它就不会被故意滥用；草地如果是公有的，它就会被无情地滥用。一党制的“政治集中制原则”使责任心牢牢地集中于中央，但党的规模会加大党的内部责任管理的难度。不过，这是上下级的“委托-代理关系”问题，是“问责制”问题而不是“责任心”问题。通过“问责制”去“毫不留情地惩治不肖子孙”，正是“一党制宪政发展”的题中之意。
产权的奇妙之处就在于，“责任心”和“谋私利”正好统一在一起，把政权搞好，“提高服务大众的能力”，就是最大的私利。立宪的一党制克服了君主制里的“基因悲剧”，也克服了君主制下的君主绝对权力滋生的、君主个人私下和公共行为的绝对腐败；同时，立宪的一党制也克服了民主制的“公地悲剧”。所以，在发挥“责任心”和控制有损政权的“谋私利”上，一党制不比君主制差，同时又比民主制强；在“问责制”还不完善时，起码“责任心”仍在起作用。
所以说，在“产权国家论”的显微镜下，许多以前看来是“垄断”和“独霸”的负面特征，其实恰好是一党制的优势。在政治市场上，产权比竞争更具决定意义，产权比竞争更可靠，因为西式政治竞争的本质，就是拿“社会成本”而不是拿“私有产权”进行竞争。许多人迷信“用权力制约权力”，殊不知，用没有产权的权力制约其他权力，正是西方民主制出大问题的一个原因。都说“绝对的权力绝对地腐败”，其实，没有产权的绝对权力才是一种真正的绝对腐败。显然，整个西方的政治经济理论同民主制一样都出了大问题。
当然，这决不意味着一党制的“问责危机”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实际上，由于一党制的政权产权集中于中央，行使“产权代理权”的地方政府的行为已经出现了类似于“公地悲剧”的危险倾向，当代中国的很多重大社会问题就与此高度相关。在指出君主制的“基因悲剧”和民主制的“公地悲剧”的同时，应该特别突出一党制的“问责危机”劣势。而且，由于介于中间，一党制难免带有君主制中的“专制倾向”和民主制中的“民粹倾向”，完美制度显然是不可能的。
“产权代理权”可能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却同时也是政治腐败的温床。尽管君主制和民主制也有“问责危机”，但一党制的“问责危机”由于“基因悲剧”和“公地悲剧”的克服而表现得更直接显露，而且，问题还由于中国“关系型文化”之下的“习惯性犯规”而显得更加严重。正如“公地悲剧”是民主制的痼疾一样，“问责危机”是一党制的大患。但是，如果中国搞多党民主，不仅“公地悲剧”会出现，“问责危机”也还会继续，印度、台湾、印尼等等就是例证（顺便指出，由于民主制和不能吸取中国的教训，印度的人口“公地悲剧”将是爆炸性的大问题）。
第三点要说的是，社会制度不是“全体意义的集体”进行选择的产物，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政权总是先在的，人们总是政权的被动接受者。所以，设想在公地上，在人类历史的第一时刻开始，人们就有条不紊地按照某种“社会契约”进行举荐和选举，这当然非常浪漫，却是十分天真。历史上的国家无一不是“政治企业家们”文治武功的产物。君主制也好，一党制也好，民主制也好，它们无一不是“政治精英”争夺国家政权的结果。
阐明这一观念的目的在于指出，只有理解政权的真正起源，才能更好地理解各种政权的“产权本质”，才不致于总幻想着人们可以按某种“理性契约”去选择社会制度。历史是冷酷的，因为人类就这么残酷。我们可以不喜欢“精英政治”，但再怎么不喜欢它也是事实。即便我们不愿承认社会现实，社会现实也不会因为我们的不承认而变得多一些柔情。正因为“静态的正义”无从谈起，人类对减少“动态不正义”就有一种无意识的本能追求（关于“减少不正义”见AmartyaSen:《TheIdeaofJustice》,2009年），而民主制在这一点上恰好非常符合人性。在这个意义上，民主制是一种“全程解气型的政权形式”。
天生就是“政治动物”的人，非得把社会的“动态不正义”驱赶到自己身上为止才作罢休；最后，“上帝死了”，君王也没了，任凭多党民主“你唱罢来我登台”。政治自由的精妙之处和忽悠之处，就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把气撒到无处可撒的马戏台，在这里，每个人都有权参与选择（当然，如果5岁到18岁的人也有投票权，民主社会就会大不一样，不过马上会有民权人士告诉你，家长制还是必不可少的），好坏全得自己兜着，再也赖不得别人；末了，每个人都发现谁也无法对自己下手（布坎南在《宪政自由的逻辑基础》中称之为自我负责和个人主权的“本体论个人主义”，我将在《多党民主的悲剧》中对布坎南和哈耶克的“精致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提出批评）。
所以，政治自由无非就是“自我责备、自我原谅、以及最后的由它去吧”（自由即“自我-由它”）。在这个过程中，“公地逻辑”一直在起作用。“民主所蕴含的政治循环解释却戏剧性地中止了政治质问：谁应该是统治者？当然是人民，那么谁又是被统治者？还是人民。人民自己决定如何统治自己，这一自相关意味着人民的选择同时就是选择的合理标准，于是，人民的任何愚蠢选择都不过是咎由自取，所有政治问题都似乎无从质疑了。尽管民主没有能够证明任何一种政治正当性，甚至不能证明自身的正当性，却使政治正当性问题在循环解释中消于无形。这一点很是奇妙，民主通过取消政治正当性问题而使自身成为唯一似乎政治正当的--当然这不是真的正当，而是使正当性问题失去了讨论的基础，从而掩盖各种政治问题”（赵汀阳：“民主如何正当”）。
如果说在君主制的“基因悲剧”里，社会的命运随机性地取决于由于家族继承因而多少有些偶然的君王德能，那么，在民主制的“公地悲剧”里，社会的命运则随机性地取决于公共选择过程强加“社会成本和代际成本”的水平和速度。
在某种意义上，“全程解气型政府”可能最符合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秩序”。在这里，气是解了，“公地悲剧”也形成了。然后，人们还会理直气壮地说，用不着哪一个自以为是的先知先觉者来告知我们未来的命运，“长期分析只会误导当下事务，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如柏拉图所说，作为一种“全程解气型政府”的民主制最受平民欢迎，尤其是受欲望强烈的年轻人的欢迎，因为民主制允许放纵各种欲望，允许煽情话语占领年轻人的心灵，于是哗众取宠者“率领着傲慢、放纵、奢侈和无耻前进??让年轻人蜕变为肆无忌惮的小人而沉溺于无益的欲望中”。文明就是这样由于社会成本的不堪重负而缓慢地堕落，这就是民主政治自由的人性吸引力和道德感召力的代价。
哈耶克在1960年的《自由秩序原理》中援引英国近代政治家阿尔杰农·西德尼的话说：“我们探索的不是至善，那是人类永远无法达到的；我们寻找人类宪章，那个带给我们最小或最可原谅的害处的制度”。民主一直被认为是那个“最小或最可原谅的害处的制度”，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之所以大错特错，仅仅是因为民主的“害处”是间接的、社会性的、长远隔代的和缓慢的。很简单，人们有什么理由指责一个“成本在社会、选择在自己”的制度呢？
讨论至此，还有一个大问题没有涉及：如果说多党民主不好，那又如何解释当代最发达的国家大多都是西方民主国家呢？
在“每一个人都知道其它每一个人都知道”的常识里，“民主导致经济发展”同“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样是毫无疑义的。可这个常识恰恰就犯了一个“以结果为原因”的常识性错误。翻开西方近代史，我们看到的是英国的法治和“精英立宪”，导致了经济自由的扩大以及随后的工业革命和经济发展；平等的政治自由和大众民主的扩散，完全是1688年君主立宪的两百多年后的事情。美国从1787年的立宪到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同样表明一切都是从“男性白种富人”开始的。现代意义的西方“宪政民主”无非是在“精英立宪”导致经济发展后“扩张”出来的。英美的特殊之处只在于，它们的宪政是“精英宪政”而不是“一党宪政”。
英美的“精英宪政”把古罗马的以私法为基础的法治传统，进一步发展到了以公法和私法共同构成法治基础的新传统。因此可以说，“精英法治”和“经济自由”导致工业革命和经济发展是一个“英国秘密”。一直对英国有敌意的法国人不信英国的邪，结果就远不如英国搞得好。在当代人均收入最高的30个国家和地区中，也存在近十个非民主制的实体（卡塔尔、阿联酋、科威特、文莱、新加坡、香港、澳门）；而中国三十年来的飞速发展，更进一步表明了“精英法治”和经济自由的作用。
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里明确地说：“就西方的繁荣而言，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因素比西方普行的法律的相对稳定性所做出的贡献更大”。布坎南也同哈耶克一样，强调法治比民主更加重要。显然，“精英法治”有导致经济自由和经济发展的元素，也同样有导致政治自由和大众民主的元素，倒过来说“精英法治”离不开大众民主就是荒唐的。由于现代法治已经包含了大众民主的规则，说“民主制度中有法治要素，法治离不开民主”就等于割裂了历史、混淆了因果。
由于工业化过程与民主化过程并行，人们产生了“经济发展导致民主化”或“民主化导致经济发展”的“民主错觉”，而根本看不到是法治化保证了经济自由和经济的发展，是法治化使自发遵守不确定结果的民主规则成为可能。由于精英政治不能保证会渐进成宪政民主，在后来者国家可以有借鉴和缩短先行者国家经历的“后发优势”时，人们就产生了不顾“法治先行”、用偏激的“大众民主”去代替渐进的“宪政民主”、以为“宪政民主”便万事大吉的“民主幻想”。美国经济学家诺斯在2009年的《暴力与社会秩序》中，论证了“精英法治”以及“自由创业和契约的非私人化过程”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尽管他也偏离了自己以前的“经济自由观”而强调“开放政治自由机会”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当代最发达的国家大多都是西方民主国家，只能说明西方国家在法治上比其它国家做得好，而这也得益于它的“契约型文化”传统。但是，多党民主的“公地悲剧”已经开始冲击它近几百年来的经济成就，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只是一个前奏。它所发出的信号是明确的：“民主公地”解决不了政府财政责任问题，也解决不了金融风险责任问题，更解决不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社会道德责任问题。
回到“一党立宪”的问题上来。从更大的世界历史背景看，这里有一个把君主制的私有政权“非私有化”的“权力逻辑”问题。在近现代的政权非私有化过程中，英美模式走的是“政权改良”的道路，其权力逻辑体现为“限制-平衡-开放”。法俄模式走的是“政权革命”的道路，其权力逻辑体现为“夺取-维护-限制-平衡-开放”。中国模式较为独特，它有法俄政权革命的影子，又不象法俄那样最终接近英美化，中国模式的权力逻辑体现为“夺取-维护-限制-平衡”。也就是说，中国没有走到使政权进入“公地逻辑”那一步，这一巨大优点也就同时带来了一个巨大缺点：权力逻辑将可能长期滞留于“维护-限制阶段”而难以进入“平衡阶段”。理解这一点是理解中国当前所有重大社会矛盾的全部关键所在。
中国的权力逻辑从“维护阶段”走向“维护-限制阶段”的标志，就是上文讨论的“一党制的宪政发展”或“一党立宪”，其特征表现在“限任化、全民化、非私人化和制度化”的“执政党四化改造”上，其中的限任化已经有明确的“年龄、年限和任期限制”基准，这样的一党制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权力绝对化、终身化和家族化等等导致君主制和独裁制出现“基因悲剧”的难题。
“权力限制阶段”解决的是“交接继承”这一“政权第一核心问题”，“权力平衡阶段”要解决的是“分权制约”的“政权第二核心问题”。
这里的分权不是分政权的权，一党制的政权本身是不可分的；这里的分权也不是中央向部门和地方（“条条块块”）的分权，这种分权在改革的前三十年早已经施行。这里要分的是政权在部门和地方的“代理权”，要制约的也是政权在部门和地方的“代理权”。这种“分权制约”是政治问责制和宪政的内容，也是“问责民主”或我们常说的“社会主义民主”的题中之义。
在中国现有的一党制下，“向上问责制”比较有力，但“向下问责制”和“横向问责制”依然比较弱。从一党制的产权特征看，这是很好理解的，因为一党制下的执政党本身就是一个“附随型”或“从属型”（ADHERENT）组织，不象西方的“竞选党”那样是一种更松散和更“契约化”（CONTRACTUAL）的组织。“横向问责”的必然性，来自于“向上问责”中存在的“隐蔽信息”和“隐蔽行为”，已经使一党制上层不堪重负。为真正确立上下级“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上级控制力和信息优势，“横向问责制”的创新只是时间问题。当然，古今中外的各种“横向问责”或制衡制度都有局限，“纵向问责”仍是主要的方面。“向下问责”的必然性，来自于一党制对“绩效合法性”的依赖和对“人民当家作主”的名义认同，同民主下的直接“向下问责”不同，一党制的“向下问责”是间接的“向下问责”。“向下问责”的具体机制除了“选举制”，还有政治协商、人大议政、信访来访、地方议事会、媒体监督、网络议政等等，“向下问责”的制度改进和创新同样是当务之急。
中国一党制的权力逻辑刚刚从“维护阶段”走向“维护-限制阶段”，要继续进一步走到“分权制约”的“平衡阶段”，其难度将比任何人的想象要大；实际上，一党制将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具体原因来自以下五个方面的“原教旨主义”：
第一，“民主原教旨主义”。这是一股把民主“幼儿园化”的势力，民主对它来说是不言而喻的普世价值和本能观念，民主以外的任何逻辑都是不可思议的，“公地悲剧”更是欺人之谈。在中国教育界和各种媒体的大部分，“民主原教旨主义”可能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以至于出现了反政府的言行压抑而不露骨、反民主的言行压制而极排斥的“双压现象”。由于“公地悲剧”只是一种“慢性病”，“民主原教旨主义”一旦急性发作，其破坏性主要来自于中国“关系型文化”之下的“习惯性犯规”对民主程序本身的冲击，台湾式的民主乱象会在大陆更具规模化地扩展，中华文明就将由此面临一场万劫不复的灭顶之灾。“民主原教旨主义”既蔑视“公地悲剧”的经济逻辑，又无视“习惯性犯规”的文化逻辑，由此陷入了一种无意识的“以自由反文明”的动物逻辑。
第二，“教条原教旨主义”。这是一股政府内部的有传统根基的极左势力，民主对它来说是洪水猛兽和异端观念，体制以外的任何逻辑都是不可思议的，“多党民主”与“问责民主”的相对分离更是欺人之谈。它既不要真正意义的产权界定，也不要向下的问责，一提“分权制衡”更是“谈虎色变”，仿佛一“分权制衡”就会打开通向“多党民主”之门。“教条原教旨主义”灭绝了中国最需要的“问责制”和“问责制创新”，它是“民主原教旨主义”的天敌，却同时也是进一步发展“一党立宪”最大观念障碍。为了对付“民主原教旨主义”和避免“分权制衡”的不确定性，“一党立宪”势力常常不得不对“教条原教旨主义”进行妥协，迫使中国的权力逻辑将可能长期滞留于“维护-限制阶段”而难以进入“平衡阶段”，导致所有重大社会经济问题（如国企垄断、对内对外开放的不对称、土地产权、地方“土地财政”等）都集中表现为“宪政问题”而无法解决。
第三，“权力原教旨主义”。这是一股部门和地方的“既得利益”势力，它比“教条原教旨主义”更少一些意识形态色彩，更多一些现实政治经济利益的维护和扩张。它在乎的是平等竞争和开放制约是否会更快更大地触及自己的实际利益，因此，它将抵制触及自己的实际利益的“问责制”。“权力原教旨主义”是利益导向的，它一方面会对抗于己不利的新制度，另一方面又会迅速地在不可阻挡的新制度中划下自己的势力犯围，以对策应政策，以不变应万变。它的威力在于“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信息优势地位，在于官僚制中局部最大化的理所当然，在于“关系型文化”之下“潜规则”的庇护。“一党立宪”势力也常常不得不对“权力原教旨主义”进行妥协，因为实体化的“权力原教旨主义”既是应对“民主原教旨主义”的实际势力，又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势力，更是社会一般福利的保障势力。它需要被制约，但更需要的是被激励。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这当然不可能。在它所涉足的范围里，“一党立宪”的目标是变权力为服务，但“官本位”的历史传统可能使这一目标遥遥无期，在制度震慑效力“非制度化”的情况下就更是这样。
第四，“民粹原教旨主义”。这是一股视一切问题为平民问题的草根势力，它因此常常成为“民主原教旨主义”绑架的对象。它比“民主原教旨主义”更少一些意识形态色彩，更多一些对结果平等的追求，由此不知敬畏和感恩为何物，不惜妖魔化一切精英分子和等级关系，甚至不惧于玉石具焚。“民粹原教旨主义”可以把仇富心理、仇外心理（极端民族主义）、攀比心理等等推向变态的极端。如果说“民主原教旨主义”是“民粹原教旨主义”的鬼火，“权力原教旨主义”则是“民粹原教旨主义”的阴风，当今社会愈演愈烈的“群体事件”便是这两者的产物。
第五，“市场原教旨主义”。包括类似本文作者在内的不少研究者，要么信奉一种“温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要么热衷一种“激进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后者把否定“权力原教旨主义”的理念同“让市场一步到位”的冲动纠结在一起，要么把中国的现实设想成“真”市场状态，要么把“价格调节”当成社会调节的唯一工具。在中国的市场仍是一种更接近“主体失衡型市场”而不是理想中的“主体平衡型市场”的情况下，物价、工资、利率、汇率、地租等价格信号并不能完全穿透使市场主体失衡的刚性制度而起作用。这时，害怕价格调节的不是那些有寻租优势的强势群体，而是那些没有寻租能力的弱势群体。短期的确定损失和长期的不确定性便使特定的市场化成了“民粹原教旨主义”揭竿而起的理由。“温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把市场化看成一个市场主体地位均衡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由于制度转轨和变迁的过高的交易费用而步履蹒跚，因此价格调节之外的其他手段可能仍是“必要的善”。由于中国的政权权力逻辑仍处在“夺取-维护-限制-平衡”的链条中，市场主体地位失衡仍将持续，故市场化的问题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经济问题。在中国，真正意义的市场化可能还没有开始，尽管即便是在欧美各国，“主体平衡型市场”也只是一种理论构想。
在上述五种原教旨主义中，由于有更强大的体制力量的支撑，“教条原教旨主义”和“权力原教旨主义”属于“强制度型势力”，而“民主原教旨主义”、“民粹原教旨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则属于“弱制度型势力”。从宪政化和市场化仍未完成的观点看，中国在完成“国家建设”之后，“政权建设”和“市场建设”仍有待继续，“精神建设”更是议程之末的一项。
宪政化和市场化是前所未有的制度建设。从“夺取-维护-限制-平衡”的“政权权力逻辑”看，“平衡阶段”将是中国革命的完成，也是中国改革的完成。但由于“平衡阶段”社会矛盾的复杂和推进的难度，可以说“中国真正的改革”要到进入“平衡阶段”的那一刻起才算开始。真正的难点在于“经济平等自由”的推进，而这种推进还必须不与“政治平等自由”或“多党民主”缠绕在一起，否则，各种势力的作用将使一切改革努力都陷入瘫痪。
6，结论：一种新的国家观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产权国家论”提出一种新的国家观，并以一种实证的逻辑揭示民主制的“公地本质”。我和许多人一样一直以为多党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事实和逻辑都证明，多党民主是个坏东西，是比君主制和一党制更糟的政治制度。当然，这是宏观意义而言的。具体而言，还有一个对谁好对谁坏的问题，君主自然认为君主制最好，一般人自然认为民主制最好。不过，认为民主制最好，与民主制结果果然最好，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说“多党民主是个坏东西”，与“坚决反对多党民主”，也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因“民主的公地悲剧”而反对民主，同因“民主的公地悲剧”而重新反思人性和人性基础上的政治制度，这两者也是绝然不同的。
制度经济学家对“改变制度的规范冲动”应有一种本能的抵制，他应该只分析和预测制度的运行和绩效，对自己影响社会变革的能力应保持一种清醒的怀疑。基于这种立场，我关注的不是“社会应该如何发展”，而是“现实的逻辑到底是什么”，是去掉虚伪道德的“冷酷实证”（类似赵汀阳的“思想需要无情无义”和“智慧是无立场的”）。我拒绝用一种未来主义的“非民主空想”去代替现有的“民主幻想”，因为不理解“现实逻辑”的“愿景设计”不仅是一种有害的思维习性，而且还是用激情冲击理性从而使导致智力退化的最佳方式。我把“该怎么办”的问题留给局限比我小、能力比我大的人。
所以，尽管“产权国家论”会有许多规范含义，但它首要的是一个实证性的理论。中国的前途是多党民主还是一党立宪，这种讨论不代表一种主张，而只表达在理解各种政权现实后的一种推测。“产权国家论”的三个核心“推测”是：
第一，“民主的公地悲剧”是一个大悲剧，比它更大的悲剧是人们根本不知道民主会有“公地悲剧”，但最大的悲剧将是，由于谁都不原意任何人批评他争取政治自由的权利（哪怕它只局限在“与改变政府形式相关的权利”），因此，人们将把它当成一个“一个恼人的事实”，并同任何其它对“恼人理论”的“条件反射”一样加以否定。理解任何一种新的世界观都需要巨大的心理费用、观念费用、知识费用、以及思考费用，因此，“产权国家论”将不会被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经济学常识里的“公地悲剧”简单而易于接受，“产权国家论”的“民主的公地悲剧”简单却难于接受，这个“公地悖论”将长期存在下去。
第二，正在中国蔓延的“民主原教旨冲动”将继续沿着“公地逻辑”而扩大，这种扩大将不会由于“民主公地悲剧”的理论揭示而减缓；因此，“民主原教旨冲动”仍将是中国未来最基本的社会问题之一。
第三，一党制不好，但民主制肯定更坏。如果“民主原教旨冲动”在一党制内部得逞，后果将是一场灾变。但是，古老睿智的中华文明仍将极有可能制伏“民主原教旨”而避免“民主的公地悲剧”。
人最缺乏的认识就是对人性中利害外部性的认识，人最大的幻想就是对一种理想政治的幻想。我确信，“民主是人类最终的政府形式”只是西方错误的“思想布局”中的一个似是而非的“价值理念”。只要打碎民主的道德光环，民主就只剩下“公地悲剧”。
作者简介：方绍伟，美籍华人经济学家（原籍广东汕头），芝加哥“制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www.ieCenter.org) ，华中科技大学客座教授，2009年十佳“中国读本”之一《中国热》作者；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曾就职中国社科院美国所，曾任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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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November 29, 2010
方绍伟：政治斗争是真理之争还是利益之争？
——关于政治批评中的“主体性原则”
许多人认为，共产党搞民主，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真正的民主是西方的“多党民主”，共产党搞多党选举等于是自己把自己搞倒。另有同样多的人认为，共产党搞“问责民主”，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党根本就不可能搞问责制衡，搞出的问责制衡一定是假的问责制衡。
网上有人说，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是群众日益增长的智商和官员不断下降的道德之间的矛盾。也可以说，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是群众日益增长的发泄的需要和政府不断下降的排泄的供给之间的矛盾。民主问题的矛盾与此相似，似乎也是无法解决的矛盾。所以，许多比较现实的人在排除暴力革命和内部灾变的同时认准了一条出路，那就是不管是选举还是问责，现在先把能搞的搞起来，到时候会搞出什么样的民主，那就由不得你共产党了。
虽然这种“策略性渐进”的主张现在已经颇有市场，它却多少有点一厢情愿。因为不管是选举还是问责，三十年后，如果共产党还牢牢控制着政权，搞成了“一党立宪”，那些想玩共产党的人，就反被共产党玩了一把。那么，到底“多党民主”是真理，还是“一党立宪”是真理？
网友承宣在“讨论政改能否少一些虚伪和天真？”的留言里说：“和经济学一样，好多人觉得自己非常懂，其实是不懂。截然对立的观点都有诺贝尔奖的，可见得了奖也未必懂。张五常觉得自己都懂，郎咸平觉得自己都懂，陈志武觉得自己都懂，秦晖觉得自己很懂，茅于轼觉得自己也很懂，孙立平觉得自己也很懂。其实都不懂！问题就是这么严重，又怎么能指望留言的这些同志都懂呢？不可能嘛。……我们条件很好，无论政治还是经济。我们前路凶险，无论政治还是经济。……不好办的就在这里。这是唯一的问题。唯一的。不要觉得我太狂，看看历史，大萧条时有几个懂啊。我觉得我们的知识还很少，而有些人觉得一切都有了答案，那个狂啊！”
承宣引用了凯恩斯的话:“经济问题应该成为由专家来处理的事务--就像牙病应由牙医来处理一样。如果经济学家们能够作出努力，使得社会把他们看成是平凡而又胜任其职的人，就像牙医的地位一样，那就再好不过了！”然后承宣说：“牙医可以给好多人看病，医术高不高，看几个试试就行了。国家就一个啊，我们该让那个牙医来试呢？我们面临人类的核心难题啊！美国有麻烦了，日本20年前就开始麻烦了，拉美更麻烦。可见牙医问题不好解决啊！”
承宣的这些话里包含了许多非常有意思的内容，我想借着这些话谈一谈政治批评中的“主体性原则”，并以之回答“国家政治是真理之争还是利益之争”这个问题。
首先，承宣说的“牙医问题”为什么不好解决呢？承宣的话其实已经到了嘴边了，但他还是没想或没有说出来。这个没说出来“牙医类比问题”的要点就是“主体性”。人的牙是“活的死物”，不能成为“主体”，牙医可以治牙，但牙无法反过来治牙医。而社会则是“主体”的互动博弈，自以为懂的经济学家都来治牙，但社会的牙却是“活的活物”，都能够反过来“治”牙医，所以社会的牙就不象人的牙那么好解决。这个“牙医类比”由于没有考虑“主体性”和“主体的互动性”，因此它根本不能成立。强调政治“时效性”的凯恩斯同最早提出这种类比的柏拉图一样，都犯了一个“把主体客体化的错误”。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凯恩斯和推崇“哲学王治国”的柏拉图，都倾向于强调政治运作中“真理”的一面，就象“真理”被握在牙医手里那样。
但更加有意思的是，承宣在说学者们和留言者“其实都不懂”时，他暗含的前提是：“存在一个可以被懂的实在”或“存在一个能懂这个实在的人”。但是他很快又说，“我觉得我们的知识还很少，而有些人觉得一切都有了答案”。可见，他想说的不是“他自己懂”，而是“他懂得自己不懂、别人也不懂”，但学者们和留言者偏偏“觉得自己非常懂”，似乎都象凯恩斯和柏拉图那样觉得“牙医问题”不是问题。说白了，其中有些学者和留言者觉得，中国问题的答案明摆着就是“多党民主”。
“多党民主”真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真理吗？更一般的说：存在一个可以被懂的真理吗？存在一个能懂这个真理的人吗？真理又是什么呢？真理难道可以独立于利益吗？真理只有一种吗？真理难道不是一种“物质利益”之外的“精神利益”吗？谁又能判定真理呢？真理是由权力、权威、还是人数说了算呢？如何或由谁来判定谁真懂和谁更懂呢？
为了找到这类问题的答案，人类早就发明了一门叫“科学哲学”的科目来研究这类问题。于是我们有了古代的泰勒士、毕达哥拉斯、德谟克利特、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我们有了近代的培根、迪卡尔、洛克、莱布尼茨、休谟、康德、孔德、穆勒、赫歇尔、威惠尔、马赫、彭加莱、杜恒，我们还有更近一些时期的罗素、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赖欣巴哈、亨普尔，我们更有当代的波普、布里奇曼、奎因、塞拉斯、普特南、库恩、拉卡托斯（我最喜欢的）、费耶阿本德、劳丹、夏佩尔，等等等等。
人类终于找到答案了？当然没有。我们有的是试图回答这类问题的角度：从逻辑实证主义、逻辑经验主义、证伪主义，到操作主义、新实用主义、科学实在论，再到历史主义、无政府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总之，逻辑不是问题的答案，因为人类自己的历史给出了太多非逻辑的答案，我们于是就摇摆于逻辑主义、实用主义和历史主义之间，权力、权威、人数都在这种摇摆中起作用。
中国有句忽悠了全国人民几十年的话，叫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了解了“科学哲学”，你就会明白真理的关键问题根本不是“检验”，而是“主体”，是上文“牙医类比”中的“主体性”。也就是说，关键是谁来检验真理？谁来给检验下结论？谁下的结论最后又真的算数？
真理有自然真理和社会真理之分，其中除了常识的真理由老百姓说了算之外，重要的自然真理一般由权威说了算，而重要的社会真理一般由权力说了算。人数的作用最低，法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1895年的《乌合之众》和美国哲学家埃里克·霍弗1951年的《狂热分子》都证明了这一点。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生前说过一句话：“科学的进步是在一个又一个的葬礼之后才有可能的”。违背自然真理时行为主体会受到大自然的直接惩罚，但由于认识和社会的原因，违背自然真理的事仍无处不在。违背社会真理时行为主体却不一定会受害，因为大自然就一个，有“不可分性”，而社会却有“可分性”，违背社会真理时得利和受害的可以是不同的行为主体和非行为主体。
正因为社会真理在得利和受害上的“外部影响”或“外部性”，重要的社会真理权威说了都不算，要权力说了才算。“多党民主”和“一党立宪”都是非常重要的“潜在的”社会真理，所以问题根本不是“权威观点”或“百姓态度”，更不是什么“实践检验”。我可以说“一党立宪”由于中共政权的“限任化、非私人化、全民化、制度化”而初步确立（正因为看不到这些，秦晖才认为“没有全球化，中国就是北朝鲜；没有低人权，中国就是东欧”），但我说了不算，认定“多党民主”才是真理的人说了也不算。个人通过“知识市场”认识真理的成本非常高，所以市场上有很多未被认识的真理；个人通过“行政命令”认识真理的成本非常低，但灌输出来的真理却未必是真理。
关于社会真理的主体性有四个要点：有限理性、暴力权力、自由冲动、道德信仰。由于暴力权力的存在，象“多党民主”这样的“潜在的”社会真理有明显的“不可实践性”，因为国家政权不是“过家家”，也不是实验室里的可控物。更由于人类的有限理性，所以即便有自由冲动和道德信仰的助力，“多党民主”的不确定性仍很高，真理属性也不明确。围绕“多党民主”而进行的政治斗争就必然不是真理之争而是利益之争。
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布坎南也特别强调政治过程是利益争夺的过程，但他的观点是以正义和效率的主体性、过程性、一致性为基础的，即只有主体的一致同意的过程才能实现正义和效率。布坎南的观点忽视了政治过程运用社会真理的可能性，但是，如果把真理看成“精神利益”，就可以涵纳政治过程运用和发现社会真理的可能性，“政治斗争是利益之争”的观点也就更顺理成章了。这样，虽然行政灌输出来的真理却未必是真理，但政治过程仍有可能运用和发现真理；“一党立宪”是不是真理我说了不算，但中国政治仍有可能运用这个“多党民主论者”不认为是真理的真理。
说“政治斗争不是真理之争”除了以上的真理的主体性、人的有限理性、真理的精神利益性之外，还有几个别的原因。有人问我，说既然我可以把真理看成“精神利益”，那能不能把利益看成“物质真理”，然后说“政治斗争是真理之争”。我说不行，因为真理本身就是精神的不是物质的，而利益既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的。另外，说“政治斗争是利益之争”还可以杜绝虚伪。真理本身多少有些客观和高尚的光环，多少人追求真理、甚至为真理献身，可到头来那个真理可能只是幻影。因此，把真理看成“精神利益”能够还原追求真理和献身真理的“私人本质”，何况有的人坚持真理不是因为他没认识到真理已不复存在，而是因为他连续投资、上错贼船后积重难返、破罐破摔。真理表面上的客观和高尚往往只是不明真相的人心中的幻觉。
总之，真理的主体性和人的有限理性使“牙医问题”变得更不确定，“其实都不懂”反而变得更加确定，而暴力权力、自由冲动、道德信仰也更加重要了。由于暴力权力在人类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也由于真理其实就是人的“物质利益”之外的“精神利益”，故国家政治成了真理向利益的“转换器”。政治可以是社会真理的“断头台”，也可以是社会真理的“永动机”。被当作中国问题答案的“多党民主”，其实就是暴力权力和自由冲动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斗争焦点。在这场斗争中，自由冲动试图借用道德信仰来赢得胜利，同时又深深地被有限理性和暴力权力所折磨。
所以，当有些人“觉得自己非常懂”时，我们最好不要把他们当成“哲学王”。正因为看到真理的主体性、利益性、不确定性，我倾向于把真理“描述化”而不是“立场化”，倾向于研究“认识型真理”而不是“规范型真理”。这就是为什么我坚持认为“民主公地悲剧”和“一党立宪”是一种认识而不是一种主张。牙医在操作时“真理在握”，但如果已经认识到社会不是牙，“真理在握”就不能成为规范化和操作化主张的依据。但既然真理和利益如此纠缠不清，一种认识被误认成为一种立场，或一种立场被误认为一种认识，就都是司空见惯的。
如果“多党民主”之争是利益之争，每一个人在这场斗争中又要有什么立场呢？我们应该以什么为站队的依据呢？每一个人在这场斗争中一定要有立场吗？
不，不是的。何况有太多的老百姓根本不关心这类问题，他们甚至不知道有这类问题的存在，除非这类问题与他们具体的生活问题沾上边。因此，在绝对主义的逻辑和相对主义的历史之间，可以选择冷酷的“无立场”（“冷酷实证”），选择用无情的“认识”来代替“立场”，选择探寻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历史和逻辑来代替立场。
“冷酷实证”最重要的好处是，它可以在特定的研究阶段（经验的逻辑实证、经验的数据实证、规范的价值判断、规范的价值主张等四个阶段），帮助我们更好地运用“主体性原则”去识别政治批评中的“假动作”。我们已经看到了“牙医类比失当”中的“假动作”，下面再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蒋庆的《政治儒学》。
蒋庆是以研究儒学和反对西方民主而著称的学者，他的主要观点集中在2003年的《政治儒学》、2004年的《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2006年的“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以及2008年的《儒家社会与道统复兴：与蒋庆对话》等论著中。
蒋庆认为，二十世纪的新儒学是宋明理学在“生命儒学”或“心性儒学”上的延续，它缺少的却是《春秋》的公羊学和汉代儒学中“政治儒学”或“制度儒学”的传统，因此，新儒家接受了西方的自由民主宪政，却脱离了“制度儒学”的传统。“心性儒学”、“制度儒学”要与“社会儒学”同时发展，中国的儒学传统才能复兴，儒教才能成为一种宗教式的、区别于政统的道统式的国教。
与康晓光的《仁政：中国政治发展的第三条道路》有所不同的是，在《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中，蒋庆提出了一个源于儒家传统的、由三种合法性构成的政治秩序：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历史文化的合法性、民意的合法性，并使之对应于一个三院制的国会：通儒院、国体院、庶民院。通儒院类似于中国传统中的士大夫执政，是通过荐举产生的士人贤人政治的君子院；国体院类似于英国的上议院或贵族院；庶民院则是符合民本传统的由普选产生的下议院或贫民院。蒋庆认为，西方民主的不当之处是，它只具有民意合法性而缺乏其它两种合法性，这使民众的物欲横流，仁政德治的崇高天道却被制度性地摒弃了。
蒋庆承认，中国政治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制度化和程序化的理性传统，因为中国缺乏西方文化那样的自由民主的历史文化合法性，但西方民主最坏的假定，却是不承认柏拉图和施特劳斯所说的人的不同和不平等，结果，西方民主搞成了君子与小人一样的“一人一票”。只有他的“三院制国会”才是一个最理性的方案。
且不说“三院制国会”会把共产党摆在哪里，蒋庆的儒教理性化设计与社会契约论的理性教条，在对“暴力权力”的幻想上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的是，社会契约论强调政治上人人平等和多元开放，蒋庆的“三种合法性”则强调君子不同于小人、儒教优于其他宗教。蒋庆的政治批评中的“主体性错误”便是那个“理性教条”，表面上，他强调没有任何政治秩序能完全建立在暴力之上，而实际上，他却把“主体性原则”中的“暴力权力”要点排出在外，同时低估了平等化的“自由冲动”的力量，最终用一种罗尔斯式的“综合性思维”去讨论柏拉图式的“理想国”。这种理想主义精神也在他另外一本书的书名中表现出来：《以善致善：蒋庆与盛洪对话》。
既然是“理想国”，他就可以进一步排除“主体性原则”中的“操作性”要点，“三院制国会”于是变成一种规范参照，它兼顾了君子、权贵和小人，确实是一种上帝才能有的思考方式，唯一的缺陷仅仅是：它行不通。“主体性原则”的要旨在于警告，在讨论有关人类事务的地方，所有知道不能暗中把人剔除掉、把上帝放进来的学者，都应停止偷偷地把人剔除掉、把上帝放进来。把人留住，就是要把
有限理性留住，把无限理性的上帝剔除。只有无限理性的上帝才不用考虑成本、操作、摩擦，也只有上帝才能德主刑辅、道法自然。
在暴力权力和自由冲动之间，只有绝对君主制、现代独裁制、古典贵族制、一党立宪制、以及多党民主制等五种不同产权形式的国家政权是可能的。蒋庆可以反对多党民主制，但“三院制国会”却是一个“智力游戏”般的“思想体操”( 贝淡宁认为三院相互分歧导致的政治瘫痪风险太大，主张放弃国体院)。
这不由让我想起哈耶克关于“两个议会”（立法议会与治理议会）和一个“宪法法院”的改进西方民主的立宪主张。哈耶克认为，美国当年刻意进行分权制衡的立宪者们没有料到两点：“第一，由于立法机构也被赋予了指导政府治理的权力，所以陈述正当行为规则与指导政府实现具体目的而采取的特定行动，这两种全然不同的使命也就注定要渐渐地被混淆在一起；因此第二，法律除了意指那些限制一切专断强制权力或措施的普遍且统一的正当行为规则以外，还被用来指称其他的规则。据此我们可以说，他们实际上从来就没有真正实现过他们旨在实现权力分立的目标。相反，他们却在美国创建了一种常常会减损政府效率的制度；因为根据这种制度，组建政府与指导政府的权力，被分别委派给在不同的时候按照不同的原则选举出来的总统和议会，因此，总统和议会之间常常会发生冲突”（《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三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邓正来译，第425-426页）。
人类的宪政史从来都是利益集团的争夺史，完美的宪政设计要么有蓝图而没现实，要么有现实而没实施。“主体性原则”的互动性要点说的就是“博弈均衡”，如果不是利益集团博弈出来的，设计就是摆设。美国参议院的结构就是当年“康涅狄格妥协”的产物。蒋庆的“三院制国会”是反对西方民主的民族主义者招数贫困时“用规范批评现实”的一种贫困的招数，它的问题在于它太完美了，太不情愿把理性从天国唤回人间了（“用规范批评现实”其实是批评西方民主的观点中最不成功的一种）。哈耶克的“二加一”是他“自发秩序观”开小差时冒出的“理性建构主义”，蒋庆的复兴儒学则是“理性教条”太清醒时的“理想国”，两者都是“主体性缺失”的政治批评。
中国的政治文化是“一山不容二虎”，只要否定“一党立宪”的可能性，不管是“政治儒学”还是“现代新儒学”，通通都是西化，只不过一个以传统的合理化为幌子，另一个以传统的现代化为幌子。
当现实远离理想时，“主体性原则”可以帮助我们把思路从“理想的规范设计”、“操作的规范设计”调整到“现实的实证分析”。例如，在讨论中国的政治变革时，这种思维的转向意味着，我们不能老把眼光放在“一旦所有人都反抗现实，政治变革就水到渠成”的愿望上，而是应该问：所有人或那怕多数人都反抗现实是可能的吗？为什么是不可能的？是集体行为逻辑在起作用吗？为什么考虑了规范冲动的压力后现实还是倾向于这个方向而不是那个方向？
总之，“主体性原则”既有助于区别真理和谬误（“牙医类比”）、区别“认识型真理”和“规范型真理”（“一党立宪”和“多党民主”），也有助于避免用中式的规范去批判西方的现实（“政治儒教”），还有助于把政治斗争看成物质和精神利益之争而不是真理之争。由于对“主体性原则”和“认识型真理”缺乏理解，许多知识分子过分热衷于“规范型真理”（用西式的现实和规范来批判中国的现实），甚至于把政治斗争当成真理之争，从而再一次走上自以为“为真理献身”的老路。
许多人认为，共产党搞民主，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真正的民主是西方的“多党民主”，共产党搞多党选举等于是自己把自己搞倒。另有同样多的人认为，共产党搞“问责民主”，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党根本就不可能搞问责制衡，搞出的问责制衡一定是假的问责制衡。
网上有人说，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是群众日益增长的智商和官员不断下降的道德之间的矛盾。也可以说，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是群众日益增长的发泄的需要和政府不断下降的排泄的供给之间的矛盾。民主问题的矛盾与此相似，似乎也是无法解决的矛盾。所以，许多比较现实的人在排除暴力革命和内部灾变的同时认准了一条出路，那就是不管是选举还是问责，现在先把能搞的搞起来，到时候会搞出什么样的民主，那就由不得你共产党了。
虽然这种“策略性渐进”的主张现在已经颇有市场，它却多少有点一厢情愿。因为不管是选举还是问责，三十年后，如果共产党还牢牢控制着政权，搞成了“一党立宪”，那些想玩共产党的人，就反被共产党玩了一把。那么，到底“多党民主”是真理，还是“一党立宪”是真理？
网友承宣在“讨论政改能否少一些虚伪和天真？”的留言里说：“和经济学一样，好多人觉得自己非常懂，其实是不懂。截然对立的观点都有诺贝尔奖的，可见得了奖也未必懂。张五常觉得自己都懂，郎咸平觉得自己都懂，陈志武觉得自己都懂，秦晖觉得自己很懂，茅于轼觉得自己也很懂，孙立平觉得自己也很懂。其实都不懂！问题就是这么严重，又怎么能指望留言的这些同志都懂呢？不可能嘛。……我们条件很好，无论政治还是经济。我们前路凶险，无论政治还是经济。……不好办的就在这里。这是唯一的问题。唯一的。不要觉得我太狂，看看历史，大萧条时有几个懂啊。我觉得我们的知识还很少，而有些人觉得一切都有了答案，那个狂啊！”
承宣引用了凯恩斯的话:“经济问题应该成为由专家来处理的事务--就像牙病应由牙医来处理一样。如果经济学家们能够作出努力，使得社会把他们看成是平凡而又胜任其职的人，就像牙医的地位一样，那就再好不过了！”然后承宣说：“牙医可以给好多人看病，医术高不高，看几个试试就行了。国家就一个啊，我们该让那个牙医来试呢？我们面临人类的核心难题啊！美国有麻烦了，日本20年前就开始麻烦了，拉美更麻烦。可见牙医问题不好解决啊！”
承宣的这些话里包含了许多非常有意思的内容，我想借着这些话谈一谈政治批评中的“主体性原则”，并以之回答“国家政治是真理之争还是利益之争”这个问题。
首先，承宣说的“牙医问题”为什么不好解决呢？承宣的话其实已经到了嘴边了，但他还是没想或没有说出来。这个没说出来“牙医类比问题”的要点就是“主体性”。人的牙是“活的死物”，不能成为“主体”，牙医可以治牙，但牙无法反过来治牙医。而社会则是“主体”的互动博弈，自以为懂的经济学家都来治牙，但社会的牙却是“活的活物”，都能够反过来“治”牙医，所以社会的牙就不象人的牙那么好解决。这个“牙医类比”由于没有考虑“主体性”和“主体的互动性”，因此它根本不能成立。强调政治“时效性”的凯恩斯同最早提出这种类比的柏拉图一样，都犯了一个“把主体客体化的错误”。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凯恩斯和推崇“哲学王治国”的柏拉图，都倾向于强调政治运作中“真理”的一面，就象“真理”被握在牙医手里那样。
但更加有意思的是，承宣在说学者们和留言者“其实都不懂”时，他暗含的前提是：“存在一个可以被懂的实在”或“存在一个能懂这个实在的人”。但是他很快又说，“我觉得我们的知识还很少，而有些人觉得一切都有了答案”。可见，他想说的不是“他自己懂”，而是“他懂得自己不懂、别人也不懂”，但学者们和留言者偏偏“觉得自己非常懂”，似乎都象凯恩斯和柏拉图那样觉得“牙医问题”不是问题。说白了，其中有些学者和留言者觉得，中国问题的答案明摆着就是“多党民主”。
“多党民主”真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真理吗？更一般的说：存在一个可以被懂的真理吗？存在一个能懂这个真理的人吗？真理又是什么呢？真理难道可以独立于利益吗？真理只有一种吗？真理难道不是一种“物质利益”之外的“精神利益”吗？谁又能判定真理呢？真理是由权力、权威、还是人数说了算呢？如何或由谁来判定谁真懂和谁更懂呢？
为了找到这类问题的答案，人类早就发明了一门叫“科学哲学”的科目来研究这类问题。于是我们有了古代的泰勒士、毕达哥拉斯、德谟克利特、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我们有了近代的培根、迪卡尔、洛克、莱布尼茨、休谟、康德、孔德、穆勒、赫歇尔、威惠尔、马赫、彭加莱、杜恒，我们还有更近一些时期的罗素、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赖欣巴哈、亨普尔，我们更有当代的波普、布里奇曼、奎因、塞拉斯、普特南、库恩、拉卡托斯（我最喜欢的）、费耶阿本德、劳丹、夏佩尔，等等等等。
人类终于找到答案了？当然没有。我们有的是试图回答这类问题的角度：从逻辑实证主义、逻辑经验主义、证伪主义，到操作主义、新实用主义、科学实在论，再到历史主义、无政府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总之，逻辑不是问题的答案，因为人类自己的历史给出了太多非逻辑的答案，我们于是就摇摆于逻辑主义、实用主义和历史主义之间，权力、权威、人数都在这种摇摆中起作用。
中国有句忽悠了全国人民几十年的话，叫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了解了“科学哲学”，你就会明白真理的关键问题根本不是“检验”，而是“主体”，是上文“牙医类比”中的“主体性”。也就是说，关键是谁来检验真理？谁来给检验下结论？谁下的结论最后又真的算数？
真理有自然真理和社会真理之分，其中除了常识的真理由老百姓说了算之外，重要的自然真理一般由权威说了算，而重要的社会真理一般由权力说了算。人数的作用最低，法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1895年的《乌合之众》和美国哲学家埃里克·霍弗1951年的《狂热分子》都证明了这一点。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生前说过一句话：“科学的进步是在一个又一个的葬礼之后才有可能的”。违背自然真理时行为主体会受到大自然的直接惩罚，但由于认识和社会的原因，违背自然真理的事仍无处不在。违背社会真理时行为主体却不一定会受害，因为大自然就一个，有“不可分性”，而社会却有“可分性”，违背社会真理时得利和受害的可以是不同的行为主体和非行为主体。
正因为社会真理在得利和受害上的“外部影响”或“外部性”，重要的社会真理权威说了都不算，要权力说了才算。“多党民主”和“一党立宪”都是非常重要的“潜在的”社会真理，所以问题根本不是“权威观点”或“百姓态度”，更不是什么“实践检验”。我可以说“一党立宪”由于中共政权的“限任化、非私人化、全民化、制度化”而初步确立（正因为看不到这些，秦晖才认为“没有全球化，中国就是北朝鲜；没有低人权，中国就是东欧”），但我说了不算，认定“多党民主”才是真理的人说了也不算。个人通过“知识市场”认识真理的成本非常高，所以市场上有很多未被认识的真理；个人通过“行政命令”认识真理的成本非常低，但灌输出来的真理却未必是真理。
关于社会真理的主体性有四个要点：有限理性、暴力权力、自由冲动、道德信仰。由于暴力权力的存在，象“多党民主”这样的“潜在的”社会真理有明显的“不可实践性”，因为国家政权不是“过家家”，也不是实验室里的可控物。更由于人类的有限理性，所以即便有自由冲动和道德信仰的助力，“多党民主”的不确定性仍很高，真理属性也不明确。围绕“多党民主”而进行的政治斗争就必然不是真理之争而是利益之争。
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布坎南也特别强调政治过程是利益争夺的过程，但他的观点是以正义和效率的主体性、过程性、一致性为基础的，即只有主体的一致同意的过程才能实现正义和效率。布坎南的观点忽视了政治过程运用社会真理的可能性，但是，如果把真理看成“精神利益”，就可以涵纳政治过程运用和发现社会真理的可能性，“政治斗争是利益之争”的观点也就更顺理成章了。这样，虽然行政灌输出来的真理却未必是真理，但政治过程仍有可能运用和发现真理；“一党立宪”是不是真理我说了不算，但中国政治仍有可能运用这个“多党民主论者”不认为是真理的真理。
说“政治斗争不是真理之争”除了以上的真理的主体性、人的有限理性、真理的精神利益性之外，还有几个别的原因。有人问我，说既然我可以把真理看成“精神利益”，那能不能把利益看成“物质真理”，然后说“政治斗争是真理之争”。我说不行，因为真理本身就是精神的不是物质的，而利益既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的。另外，说“政治斗争是利益之争”还可以杜绝虚伪。真理本身多少有些客观和高尚的光环，多少人追求真理、甚至为真理献身，可到头来那个真理可能只是幻影。因此，把真理看成“精神利益”能够还原追求真理和献身真理的“私人本质”，何况有的人坚持真理不是因为他没认识到真理已不复存在，而是因为他连续投资、上错贼船后积重难返、破罐破摔。真理表面上的客观和高尚往往只是不明真相的人心中的幻觉。
总之，真理的主体性和人的有限理性使“牙医问题”变得更不确定，“其实都不懂”反而变得更加确定，而暴力权力、自由冲动、道德信仰也更加重要了。由于暴力权力在人类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也由于真理其实就是人的“物质利益”之外的“精神利益”，故国家政治成了真理向利益的“转换器”。政治可以是社会真理的“断头台”，也可以是社会真理的“永动机”。被当作中国问题答案的“多党民主”，其实就是暴力权力和自由冲动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斗争焦点。在这场斗争中，自由冲动试图借用道德信仰来赢得胜利，同时又深深地被有限理性和暴力权力所折磨。
所以，当有些人“觉得自己非常懂”时，我们最好不要把他们当成“哲学王”。正因为看到真理的主体性、利益性、不确定性，我倾向于把真理“描述化”而不是“立场化”，倾向于研究“认识型真理”而不是“规范型真理”。这就是为什么我坚持认为“民主公地悲剧”和“一党立宪”是一种认识而不是一种主张。牙医在操作时“真理在握”，但如果已经认识到社会不是牙，“真理在握”就不能成为规范化和操作化主张的依据。但既然真理和利益如此纠缠不清，一种认识被误认成为一种立场，或一种立场被误认为一种认识，就都是司空见惯的。
如果“多党民主”之争是利益之争，每一个人在这场斗争中又要有什么立场呢？我们应该以什么为站队的依据呢？每一个人在这场斗争中一定要有立场吗？
不，不是的。何况有太多的老百姓根本不关心这类问题，他们甚至不知道有这类问题的存在，除非这类问题与他们具体的生活问题沾上边。因此，在绝对主义的逻辑和相对主义的历史之间，可以选择冷酷的“无立场”（“冷酷实证”），选择用无情的“认识”来代替“立场”，选择探寻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历史和逻辑来代替立场。
“冷酷实证”最重要的好处是，它可以在特定的研究阶段（经验的逻辑实证、经验的数据实证、规范的价值判断、规范的价值主张等四个阶段），帮助我们更好地运用“主体性原则”去识别政治批评中的“假动作”。我们已经看到了“牙医类比失当”中的“假动作”，下面再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蒋庆的《政治儒学》。
蒋庆是以研究儒学和反对西方民主而著称的学者，他的主要观点集中在2003年的《政治儒学》、2004年的《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2006年的“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以及2008年的《儒家社会与道统复兴：与蒋庆对话》等论著中。
蒋庆认为，二十世纪的新儒学是宋明理学在“生命儒学”或“心性儒学”上的延续，它缺少的却是《春秋》的公羊学和汉代儒学中“政治儒学”或“制度儒学”的传统，因此，新儒家接受了西方的自由民主宪政，却脱离了“制度儒学”的传统。“心性儒学”、“制度儒学”要与“社会儒学”同时发展，中国的儒学传统才能复兴，儒教才能成为一种宗教式的、区别于政统的道统式的国教。
与康晓光的《仁政：中国政治发展的第三条道路》有所不同的是，在《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中，蒋庆提出了一个源于儒家传统的、由三种合法性构成的政治秩序：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历史文化的合法性、民意的合法性，并使之对应于一个三院制的国会：通儒院、国体院、庶民院。通儒院类似于中国传统中的士大夫执政，是通过荐举产生的士人贤人政治的君子院；国体院类似于英国的上议院或贵族院；庶民院则是符合民本传统的由普选产生的下议院或贫民院。蒋庆认为，西方民主的不当之处是，它只具有民意合法性而缺乏其它两种合法性，这使民众的物欲横流，仁政德治的崇高天道却被制度性地摒弃了。
蒋庆承认，中国政治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制度化和程序化的理性传统，因为中国缺乏西方文化那样的自由民主的历史文化合法性，但西方民主最坏的假定，却是不承认柏拉图和施特劳斯所说的人的不同和不平等，结果，西方民主搞成了君子与小人一样的“一人一票”。只有他的“三院制国会”才是一个最理性的方案。
且不说“三院制国会”会把共产党摆在哪里，蒋庆的儒教理性化设计与社会契约论的理性教条，在对“暴力权力”的幻想上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的是，社会契约论强调政治上人人平等和多元开放，蒋庆的“三种合法性”则强调君子不同于小人、儒教优于其他宗教。蒋庆的政治批评中的“主体性错误”便是那个“理性教条”，表面上，他强调没有任何政治秩序能完全建立在暴力之上，而实际上，他却把“主体性原则”中的“暴力权力”要点排出在外，同时低估了平等化的“自由冲动”的力量，最终用一种罗尔斯式的“综合性思维”去讨论柏拉图式的“理想国”。这种理想主义精神也在他另外一本书的书名中表现出来：《以善致善：蒋庆与盛洪对话》。
既然是“理想国”，他就可以进一步排除“主体性原则”中的“操作性”要点，“三院制国会”于是变成一种规范参照，它兼顾了君子、权贵和小人，确实是一种上帝才能有的思考方式，唯一的缺陷仅仅是：它行不通。“主体性原则”的要旨在于警告，在讨论有关人类事务的地方，所有知道不能暗中把人剔除掉、把上帝放进来的学者，都应停止偷偷地把人剔除掉、把上帝放进来。把人留住，就是要把
有限理性留住，把无限理性的上帝剔除。只有无限理性的上帝才不用考虑成本、操作、摩擦，也只有上帝才能德主刑辅、道法自然。
在暴力权力和自由冲动之间，只有绝对君主制、现代独裁制、古典贵族制、一党立宪制、以及多党民主制等五种不同产权形式的国家政权是可能的。蒋庆可以反对多党民主制，但“三院制国会”却是一个“智力游戏”般的“思想体操”( 贝淡宁认为三院相互分歧导致的政治瘫痪风险太大，主张放弃国体院)。
这不由让我想起哈耶克关于“两个议会”（立法议会与治理议会）和一个“宪法法院”的改进西方民主的立宪主张。哈耶克认为，美国当年刻意进行分权制衡的立宪者们没有料到两点：“第一，由于立法机构也被赋予了指导政府治理的权力，所以陈述正当行为规则与指导政府实现具体目的而采取的特定行动，这两种全然不同的使命也就注定要渐渐地被混淆在一起；因此第二，法律除了意指那些限制一切专断强制权力或措施的普遍且统一的正当行为规则以外，还被用来指称其他的规则。据此我们可以说，他们实际上从来就没有真正实现过他们旨在实现权力分立的目标。相反，他们却在美国创建了一种常常会减损政府效率的制度；因为根据这种制度，组建政府与指导政府的权力，被分别委派给在不同的时候按照不同的原则选举出来的总统和议会，因此，总统和议会之间常常会发生冲突”（《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三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邓正来译，第425-426页）。
人类的宪政史从来都是利益集团的争夺史，完美的宪政设计要么有蓝图而没现实，要么有现实而没实施。“主体性原则”的互动性要点说的就是“博弈均衡”，如果不是利益集团博弈出来的，设计就是摆设。美国参议院的结构就是当年“康涅狄格妥协”的产物。蒋庆的“三院制国会”是反对西方民主的民族主义者招数贫困时“用规范批评现实”的一种贫困的招数，它的问题在于它太完美了，太不情愿把理性从天国唤回人间了（“用规范批评现实”其实是批评西方民主的观点中最不成功的一种）。哈耶克的“二加一”是他“自发秩序观”开小差时冒出的“理性建构主义”，蒋庆的复兴儒学则是“理性教条”太清醒时的“理想国”，两者都是“主体性缺失”的政治批评。
中国的政治文化是“一山不容二虎”，只要否定“一党立宪”的可能性，不管是“政治儒学”还是“现代新儒学”，通通都是西化，只不过一个以传统的合理化为幌子，另一个以传统的现代化为幌子。
当现实远离理想时，“主体性原则”可以帮助我们把思路从“理想的规范设计”、“操作的规范设计”调整到“现实的实证分析”。例如，在讨论中国的政治变革时，这种思维的转向意味着，我们不能老把眼光放在“一旦所有人都反抗现实，政治变革就水到渠成”的愿望上，而是应该问：所有人或那怕多数人都反抗现实是可能的吗？为什么是不可能的？是集体行为逻辑在起作用吗？为什么考虑了规范冲动的压力后现实还是倾向于这个方向而不是那个方向？
总之，“主体性原则”既有助于区别真理和谬误（“牙医类比”）、区别“认识型真理”和“规范型真理”（“一党立宪”和“多党民主”），也有助于避免用中式的规范去批判西方的现实（“政治儒教”），还有助于把政治斗争看成物质和精神利益之争而不是真理之争。由于对“主体性原则”和“认识型真理”缺乏理解，许多知识分子过分热衷于“规范型真理”（用西式的现实和规范来批判中国的现实），甚至于把政治斗争当成真理之争，从而再一次走上自以为“为真理献身”的老路。
方绍伟：中国“民主论战”中的四大派系
---兼论现实视角下的民主与专制
最近一段时间，网上关于民主与宪政的讨论又硝烟四起。讨论民主问题最重要的是弄清起点，起点如果不清楚，问题就不可能谈透，随后的争论可能就会混乱不堪。就是说，认识民主要从“起点意识”开始，现在的社会已经多元化得厉害，“起点意识”是为了防止单一思维，而单一思维所产生的信念往往是偏执的源泉。
按照我的“起点意识”，认识民主可以有四个角度：强权的角度，规范的角度，概念的角度，现实的角度，由此也就形成了当下中国“民主论战”中的四大派系。
1，派系特征
“强权的角度”当然就是政府看待民主的角度，在中国，政府的最高利益是经济学术语所说的“政权垄断最大化”，所以，民主必定是“在不民主的体制内建立民主体制”的民主。更明确地说，“强权角度的民主”是民主体制被纳入了政治治理，不是政治治理被纳入民主体制。这是一种“被动民主”，它的推进必然服务于“政权垄断最大化”，也正因此，“被动民主”的逻辑是稳定、有序、可操控、我行我素。总之一句话：“我说什么是民主，什么就是民主”。
官方意识形态对这一逻辑的维护和美化自然就是必须的，我们常听到的“中国特色的民主”、“社会主义宪政”等等，就是典型的例子。在这一视角下，官方的“新两报一刊”阵容豪华，毛左、新左、洋左也前呼后拥，蔚为壮观。
“规范的角度”当然就是以“普世价值”看待民主的角度，“规范角度的民主”最关心的是民主的真假，所以，官方的“被动民主”对他们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是假民主，他们要的是“政治治理被纳入民主体制”的民主，是“主动民主”。
可是，“规范角度的民主”存在一个天大的困难，这就是如何实现“从规范到实际”的操作。刘晓波走的是“体制外推进”的道路，成功的希望大家都比我清楚；蔡定剑走的是“体制内推进”的道路，成功的希望大家也比我清楚；当然还有一种“中共内部分化”的愿景，成功的希望可能也只有天知道。“规范角度的民主”逻辑上并不彻底，但它却有理论的自信，又有西方的参照，还有现实利益的推动，更有媒体的暗中相助，它的“规范冲动力”是不容低估的。
正因如此，官方对它非常警惕，毛左们对它更是恨之入骨。例如，有个叫“社会进步”的网站，把一些“规范角度的民主人士”统称为“西奴”，按学科和等级进行分类“记账”，通通送上了所谓的“西奴吊架”，令人毛骨悚然。在“西奴等级”里，有汉奸级西奴、骨干级西奴、无耻级西奴、爪牙级西奴、幼稚级西奴之分。远志明、刘晓波被归入汉奸级西奴，黄亚生、秦晖、许志永、展江、韩寒、辛子陵、江平被归入骨干级西奴，沙叶新、信力建被归入无耻级西奴，秦晓、萧功秦被归入爪牙级西奴（萧功秦大概会莫名其妙），方舟子被归入幼稚级西奴。另外还有“草根西奴”：范美忠、李剑芒；以及“疑似待继续甄别西奴”：周其仁、郑渊洁等。好一派“红色恐怖”的风光。
自由派人士当然也不闲着，大批判的势头同样不逊色，有人在网上就使出了相似的分类招数：专业五毛---余秋雨、于丹、孔庆东、司马南、孙东东、朗咸平、葛红兵、张维迎、奈斯比特等；职业五毛---王倩、卞移山、朱军、张召忠、倪萍、张宏良、孙哲、伍皓、张五常、胡联合、胡鞍钢、梅宁华、陈奎元、何新等；业余五毛---夕阳红、吴应快、战旗、何青青、宋鲁郑、普评制等。名字也是举不胜举、挂一漏万。
第三种派系叫“概念角度的民主”，这种认识民主的角度比较奇特，它不是从“强权角度的民主”和“规范角度的民主”的现实出发，而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它了解现实，可却在逻辑上选择逃避现实，喜欢“用概念的字面运动代替现实的实际运动”。在它那里，概念所代表的势力似乎是均等的，概念的运动是没有摩擦费用的，仿佛它是通过“上帝之手”在拿捏现实世界，甚为惬意。“概念角度的民主”是一种“客观主义”、“技术主义”、“未来主义”的理性设计病，它比“规范角度的民主”还要一厢情愿，它表达愿望和幻想比谁都更多而不是更少。这种观念可以被概括地称为“科学的民主”，它可以把现行的民主通通斥之为“专制”、“假民主”或“不够民主”，在它看来，存在的就是坏的，实现不了的就是更好的。
奇妙的是，“概念角度的民主”有时会以西方民主“不够民主”而为“强权角度的民主”辩护，有时又会以西方民主与中国的结合而推销一种概念上的完美民主；更加奇妙的是，它有时则表现为对“规范角度的民主”的一种反叛，而且主要是一种畸形的反叛，因为“规范角度的民主”有操作上的缺陷，而“概念角度的民主”不存在操作问题，它的“上帝之手”如此完美，以至于“意淫”在它那里永远是免费的。这一派系在不同的程度上包括了蒋庆的“政治儒教”，王绍光的“民主四讲”，淡贝宁的“儒家民主”，潘维的“中华体制”，赵心树的“选举设计论”等等。“选举网”上刘学伟的“加权民主”和小红妹的“社会三权”等等也欢迎对号入座。
最后一种派系叫“现实角度的民主”，与“概念角度的民主”正好相反，它完全从“强权角度的民主”和“规范角度的民主”相互对抗的现实出发，反对“用概念的字面运动代替现实的实际运动”。吴思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虽然不直接涉及民主，却直接地涉及了中国民主的不利条件，因此是这一派系的突出代表。更为重要的是，吴思提出了“现实研究”的基本方法论主张，我把它称为“吴思信条”，涉及“双重是非标准”和“规范与实证的分工”，是“现实角度的民主”的重要基点（将另文专述）。我的“产权国家论”（见《领导者》2010年4、6、10月号）和“民主公地悲剧论”（见“幻想化解不了多党民主的悲剧”和“民主有利于经济发展吗？”等文），也是“现实角度的民主”的一种努力。
“产权国家论”采用了与“吴思信条”非常相似的“冷酷实证”方法，它与另外三种视角的民主观至少存在三个区别：
第一，“产权国家论”从现实的角度去构建现实的理论，它不象“强权角度的民主”那样完全从“官方意识形态”出发。实际上，许多左派人士从不去构造理论，他们只依附官方理论，本质上是反理论和非学术的；有的则在构造理论时过分地顺从“官方意识形态”，出现了为现实而牺牲逻辑的情况。
第二，也正是由于对“官方意识形态”的依法，他们的逻辑往往是一面倒的：他们批评民主，却很少批评中国特色的民主；他们批评专制，可却从不批评中国现实中的专制。“产权国家论”完全不同，它批评任何地方的民主，也批评任何地方的专制（见“独裁政府为何长命百岁？”和“中国还有哪一套不是西方那一套？”等文）。“产权国家论”让理论逻辑牵着文字走，而不是让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牵着文字走。
第三是最重要的“独立人格”问题，依附于官方意识形态的人不可能有真正的独立人格，所以他们的文字从来都是谨小慎微，生怕得罪官方意识形态。然而，只有“有意识”地独立于任何意识形态和任何乌托邦，一个人才可能有独立人格。独立人格是一种批评一切（包括民主、专制和自已）的自由意识。
2，“暴力”新概念：强权与规范
“现实角度的民主”的独特之处体现在理解民主的运行上。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但民主却不是一种“概念运动”的结果，而是一种“现实运动”的结果。这种理解常常被误认为是“对强权的妥协”，因为它有“存在即合理”的味道。可实际上，它只是一种“对现实的妥协”，因为它既承认强权的力量，也承认规范的力量；它既看到强权的软弱，也看到规范的软弱；在此之上，它认为现实还是由强权所支配的。
这些当然还谈不上什么独特，但是，当它“把强权看成是对规范的迫害”时，它同时也“把规范看成是对强权的迫害”。也就是说，暴力并不是强权的专利，暴力也可以是规范的专利。吴思把暴力看成决定其他规则的“元规则”，这是对暴力的一种狭义理解和常规定义。按照一个更为宽阔的定义，暴力指的是主体对客体的肉体和精神摧残。人类的发展和暴力的运用，就经历了一个从“硬暴力”到“准暴力”再到“软暴力”的过程。
“硬暴力”是通常意义上的暴力，它靠武器来运用强力；“准暴力”则以国家垄断的武器强力为后盾，靠法规来进行强制；“软暴力”则完全通过理性规范来实现强制，“讲道理”、“讲平等自由的道理”就是“软暴力”的最大武器。
所以，强权垄断的只是“硬暴力”和“准暴力”，规范实际上却垄断了“软暴力”；规范“讲平等自由的道理”会给强权带来极大的精神折磨和摧残；强权有权，却免不了规范给它带来的无尽痛苦。
政府强权之所以要开动意识形态的机器，那就是因为它不满规范对“软暴力”的垄断，它要通过言论、出版和结社的控制来摧毁规范对“软暴力”的垄断，所以，它的反垄断反倒表现为一种垄断，是对言论、出版和结社自由的垄断。但是，之所以说规范对“软暴力”的垄断依然存在，那是因为“软暴力”未必要表现为言论、出版和结社，“软暴力”完全可以表现为一种“敢怒而不敢言”，网络化的世界也为它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3，现实视角下的民主与专制
“现实角度的民主”更具体的方面来自于对现实的两个观察，第一是存在于西方民主国家和新兴民主国家的“公地悲剧”。秋风先生曾经以“相信人性，相信民主”为题，批评了我的“民主公地悲剧论”，我也以“秋风的人性幻想与民主乌托邦”为题反驳了他。我特别强调的一点是：我根本不反对民主，我也不规劝别人反民主，更不劝阻别人搞民主，我的责任是揭示民主的本质，阐明为什么有人喜欢而有人害怕民主，而其他三种视角却由于立场偏见而根本无法真正做到这一点。
第二个观察是：为什么伊拉克的民主比台湾的民主糟，台湾的民主比美国的民主糟，美国的民主又比瑞典的民主糟？如果以搞民主的时间长短为理由，那么，又为什么有的地方能先有民主，而有的地方则迟至今日才有民主或根本还没有民主？这就涉及到民主的运行问题，还涉及到民主的真假和好坏问题。当然，瑞典式的民主更直接对应的是民主的质量和经济上的人均收入，民主的质量则未必与世界强国挂钩，因为世界强国还有国家规模等其他因素。我在别的地方已经分析了文化规则对民主运行的制约作用（见“民主不是一个传说”和“腐败的中国人”等文），但我所要表达的，同样不是为了去反对民主，而是为了弄清民主实际运行中的“文化痛苦”和“演化博弈均衡”。
有人把民主的争取和运行问题归之于宗教信仰问题，归之于“对程序的敬畏”，认为中国人缺的不是理想而是信仰。这当然有道理，可是，在尼采看来，西方堕落的全部原因就在于，欧洲人几千年的精神生活完全以信仰上帝为核心，基督教信仰完全使人变成上帝的创造物和附属物，人生的价值和一切都寄托于上帝，而启蒙运动却没能确立新的信仰，人的本能压抑和自由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所以，他要以“上帝死了”来杀死上帝，使西方人真正获得新生。也就是说，在尼采推翻了神的等级制度和肯定了人的等级制度100年后，难道我们中国人反倒要去再造一个神的等级制度？更加重要的是，确立新的信仰又如何有理性上和操作上的可能？
民主的问题，最终转化成一个相对价值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可以不再去追究终极问题了，反正人性和人类的制度不可能完美，所以我们中国人当下的策略应该是：“不求最好，只求更好”，我们只去追求可能获得的民主和自由，我们根本不可能为了民主而先去解决信仰问题，也不可能为了一个远大的“民主乌托邦”而牺牲眼前的利益。
在这个可操作的意义上，即便很多人走的是“在不民主的体制内建立民主体制”的道路，他们的努力依然值得肯定（特别是蔡定剑的“财政民主论”）。但是，这更多的是一种“操作的努力”，不是一种“理论的努力”；如果是一种“理论的努力”，它只能是一种“实证理论的努力”而不是一种“规范理论的努力”。“操作的努力”可以妥协，“实证理论的努力”可以描述妥协（如我所讨论的“一党立宪”），但“规范理论的努力”不容妥协。你不可能一边引用邓小平的话，一边又倡导邓小平所不能容忍的制度。所以，“社会主义宪政”可以是一种“操作的努力”，但它决不能是一种“规范理论的努力”，因为“规范理论的努力”要求学者本人要真正做到“目中无人”，你要是需要抬出邓小平来为你的逻辑铺路，玩“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阳谋”，你就不是在做“规范理论的努力”，而是在玩意识形态的火。
也正是在相对价值的意义上，“现实角度的民主”转向了对专制的批判。我所说的“冷酷实证”并不否定一切规范，它只是否定实证不足的规范。对我来说，当前最有意义的课题，一是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腐败，二是中国专制主义漫长的原因。但是，越研究中国的腐败，越研究中国的专制主义，我就越感到存在一个“中国专制之谜”，这是一个韦伯的“儒家伦理”、李约瑟的“官僚封建主义”、魏特夫的“治水社会”和金观涛的“超稳定系统”所企图解决却无法解决的问题。
4， 结语
中国之大，自然足以容下强权的民主、规范的民主、概念的民主、现实的民主，以及任何其他视角的民主观。中国的民主观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春秋战国”时代，能够一统天下的“单一思维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企图一统天下的“单一思维”仍将继续下去。
最近一段时间，网上关于民主与宪政的讨论又硝烟四起。讨论民主问题最重要的是弄清起点，起点如果不清楚，问题就不可能谈透，随后的争论可能就会混乱不堪。就是说，认识民主要从“起点意识”开始，现在的社会已经多元化得厉害，“起点意识”是为了防止单一思维，而单一思维所产生的信念往往是偏执的源泉。
按照我的“起点意识”，认识民主可以有四个角度：强权的角度，规范的角度，概念的角度，现实的角度，由此也就形成了当下中国“民主论战”中的四大派系。
1，派系特征
“强权的角度”当然就是政府看待民主的角度，在中国，政府的最高利益是经济学术语所说的“政权垄断最大化”，所以，民主必定是“在不民主的体制内建立民主体制”的民主。更明确地说，“强权角度的民主”是民主体制被纳入了政治治理，不是政治治理被纳入民主体制。这是一种“被动民主”，它的推进必然服务于“政权垄断最大化”，也正因此，“被动民主”的逻辑是稳定、有序、可操控、我行我素。总之一句话：“我说什么是民主，什么就是民主”。
官方意识形态对这一逻辑的维护和美化自然就是必须的，我们常听到的“中国特色的民主”、“社会主义宪政”等等，就是典型的例子。在这一视角下，官方的“新两报一刊”阵容豪华，毛左、新左、洋左也前呼后拥，蔚为壮观。
“规范的角度”当然就是以“普世价值”看待民主的角度，“规范角度的民主”最关心的是民主的真假，所以，官方的“被动民主”对他们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是假民主，他们要的是“政治治理被纳入民主体制”的民主，是“主动民主”。
可是，“规范角度的民主”存在一个天大的困难，这就是如何实现“从规范到实际”的操作。刘晓波走的是“体制外推进”的道路，成功的希望大家都比我清楚；蔡定剑走的是“体制内推进”的道路，成功的希望大家也比我清楚；当然还有一种“中共内部分化”的愿景，成功的希望可能也只有天知道。“规范角度的民主”逻辑上并不彻底，但它却有理论的自信，又有西方的参照，还有现实利益的推动，更有媒体的暗中相助，它的“规范冲动力”是不容低估的。
正因如此，官方对它非常警惕，毛左们对它更是恨之入骨。例如，有个叫“社会进步”的网站，把一些“规范角度的民主人士”统称为“西奴”，按学科和等级进行分类“记账”，通通送上了所谓的“西奴吊架”，令人毛骨悚然。在“西奴等级”里，有汉奸级西奴、骨干级西奴、无耻级西奴、爪牙级西奴、幼稚级西奴之分。远志明、刘晓波被归入汉奸级西奴，黄亚生、秦晖、许志永、展江、韩寒、辛子陵、江平被归入骨干级西奴，沙叶新、信力建被归入无耻级西奴，秦晓、萧功秦被归入爪牙级西奴（萧功秦大概会莫名其妙），方舟子被归入幼稚级西奴。另外还有“草根西奴”：范美忠、李剑芒；以及“疑似待继续甄别西奴”：周其仁、郑渊洁等。好一派“红色恐怖”的风光。
自由派人士当然也不闲着，大批判的势头同样不逊色，有人在网上就使出了相似的分类招数：专业五毛---余秋雨、于丹、孔庆东、司马南、孙东东、朗咸平、葛红兵、张维迎、奈斯比特等；职业五毛---王倩、卞移山、朱军、张召忠、倪萍、张宏良、孙哲、伍皓、张五常、胡联合、胡鞍钢、梅宁华、陈奎元、何新等；业余五毛---夕阳红、吴应快、战旗、何青青、宋鲁郑、普评制等。名字也是举不胜举、挂一漏万。
第三种派系叫“概念角度的民主”，这种认识民主的角度比较奇特，它不是从“强权角度的民主”和“规范角度的民主”的现实出发，而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它了解现实，可却在逻辑上选择逃避现实，喜欢“用概念的字面运动代替现实的实际运动”。在它那里，概念所代表的势力似乎是均等的，概念的运动是没有摩擦费用的，仿佛它是通过“上帝之手”在拿捏现实世界，甚为惬意。“概念角度的民主”是一种“客观主义”、“技术主义”、“未来主义”的理性设计病，它比“规范角度的民主”还要一厢情愿，它表达愿望和幻想比谁都更多而不是更少。这种观念可以被概括地称为“科学的民主”，它可以把现行的民主通通斥之为“专制”、“假民主”或“不够民主”，在它看来，存在的就是坏的，实现不了的就是更好的。
奇妙的是，“概念角度的民主”有时会以西方民主“不够民主”而为“强权角度的民主”辩护，有时又会以西方民主与中国的结合而推销一种概念上的完美民主；更加奇妙的是，它有时则表现为对“规范角度的民主”的一种反叛，而且主要是一种畸形的反叛，因为“规范角度的民主”有操作上的缺陷，而“概念角度的民主”不存在操作问题，它的“上帝之手”如此完美，以至于“意淫”在它那里永远是免费的。这一派系在不同的程度上包括了蒋庆的“政治儒教”，王绍光的“民主四讲”，淡贝宁的“儒家民主”，潘维的“中华体制”，赵心树的“选举设计论”等等。“选举网”上刘学伟的“加权民主”和小红妹的“社会三权”等等也欢迎对号入座。
最后一种派系叫“现实角度的民主”，与“概念角度的民主”正好相反，它完全从“强权角度的民主”和“规范角度的民主”相互对抗的现实出发，反对“用概念的字面运动代替现实的实际运动”。吴思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虽然不直接涉及民主，却直接地涉及了中国民主的不利条件，因此是这一派系的突出代表。更为重要的是，吴思提出了“现实研究”的基本方法论主张，我把它称为“吴思信条”，涉及“双重是非标准”和“规范与实证的分工”，是“现实角度的民主”的重要基点（将另文专述）。我的“产权国家论”（见《领导者》2010年4、6、10月号）和“民主公地悲剧论”（见“幻想化解不了多党民主的悲剧”和“民主有利于经济发展吗？”等文），也是“现实角度的民主”的一种努力。
“产权国家论”采用了与“吴思信条”非常相似的“冷酷实证”方法，它与另外三种视角的民主观至少存在三个区别：
第一，“产权国家论”从现实的角度去构建现实的理论，它不象“强权角度的民主”那样完全从“官方意识形态”出发。实际上，许多左派人士从不去构造理论，他们只依附官方理论，本质上是反理论和非学术的；有的则在构造理论时过分地顺从“官方意识形态”，出现了为现实而牺牲逻辑的情况。
第二，也正是由于对“官方意识形态”的依法，他们的逻辑往往是一面倒的：他们批评民主，却很少批评中国特色的民主；他们批评专制，可却从不批评中国现实中的专制。“产权国家论”完全不同，它批评任何地方的民主，也批评任何地方的专制（见“独裁政府为何长命百岁？”和“中国还有哪一套不是西方那一套？”等文）。“产权国家论”让理论逻辑牵着文字走，而不是让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牵着文字走。
第三是最重要的“独立人格”问题，依附于官方意识形态的人不可能有真正的独立人格，所以他们的文字从来都是谨小慎微，生怕得罪官方意识形态。然而，只有“有意识”地独立于任何意识形态和任何乌托邦，一个人才可能有独立人格。独立人格是一种批评一切（包括民主、专制和自已）的自由意识。
2，“暴力”新概念：强权与规范
“现实角度的民主”的独特之处体现在理解民主的运行上。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但民主却不是一种“概念运动”的结果，而是一种“现实运动”的结果。这种理解常常被误认为是“对强权的妥协”，因为它有“存在即合理”的味道。可实际上，它只是一种“对现实的妥协”，因为它既承认强权的力量，也承认规范的力量；它既看到强权的软弱，也看到规范的软弱；在此之上，它认为现实还是由强权所支配的。
这些当然还谈不上什么独特，但是，当它“把强权看成是对规范的迫害”时，它同时也“把规范看成是对强权的迫害”。也就是说，暴力并不是强权的专利，暴力也可以是规范的专利。吴思把暴力看成决定其他规则的“元规则”，这是对暴力的一种狭义理解和常规定义。按照一个更为宽阔的定义，暴力指的是主体对客体的肉体和精神摧残。人类的发展和暴力的运用，就经历了一个从“硬暴力”到“准暴力”再到“软暴力”的过程。
“硬暴力”是通常意义上的暴力，它靠武器来运用强力；“准暴力”则以国家垄断的武器强力为后盾，靠法规来进行强制；“软暴力”则完全通过理性规范来实现强制，“讲道理”、“讲平等自由的道理”就是“软暴力”的最大武器。
所以，强权垄断的只是“硬暴力”和“准暴力”，规范实际上却垄断了“软暴力”；规范“讲平等自由的道理”会给强权带来极大的精神折磨和摧残；强权有权，却免不了规范给它带来的无尽痛苦。
政府强权之所以要开动意识形态的机器，那就是因为它不满规范对“软暴力”的垄断，它要通过言论、出版和结社的控制来摧毁规范对“软暴力”的垄断，所以，它的反垄断反倒表现为一种垄断，是对言论、出版和结社自由的垄断。但是，之所以说规范对“软暴力”的垄断依然存在，那是因为“软暴力”未必要表现为言论、出版和结社，“软暴力”完全可以表现为一种“敢怒而不敢言”，网络化的世界也为它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3，现实视角下的民主与专制
“现实角度的民主”更具体的方面来自于对现实的两个观察，第一是存在于西方民主国家和新兴民主国家的“公地悲剧”。秋风先生曾经以“相信人性，相信民主”为题，批评了我的“民主公地悲剧论”，我也以“秋风的人性幻想与民主乌托邦”为题反驳了他。我特别强调的一点是：我根本不反对民主，我也不规劝别人反民主，更不劝阻别人搞民主，我的责任是揭示民主的本质，阐明为什么有人喜欢而有人害怕民主，而其他三种视角却由于立场偏见而根本无法真正做到这一点。
第二个观察是：为什么伊拉克的民主比台湾的民主糟，台湾的民主比美国的民主糟，美国的民主又比瑞典的民主糟？如果以搞民主的时间长短为理由，那么，又为什么有的地方能先有民主，而有的地方则迟至今日才有民主或根本还没有民主？这就涉及到民主的运行问题，还涉及到民主的真假和好坏问题。当然，瑞典式的民主更直接对应的是民主的质量和经济上的人均收入，民主的质量则未必与世界强国挂钩，因为世界强国还有国家规模等其他因素。我在别的地方已经分析了文化规则对民主运行的制约作用（见“民主不是一个传说”和“腐败的中国人”等文），但我所要表达的，同样不是为了去反对民主，而是为了弄清民主实际运行中的“文化痛苦”和“演化博弈均衡”。
有人把民主的争取和运行问题归之于宗教信仰问题，归之于“对程序的敬畏”，认为中国人缺的不是理想而是信仰。这当然有道理，可是，在尼采看来，西方堕落的全部原因就在于，欧洲人几千年的精神生活完全以信仰上帝为核心，基督教信仰完全使人变成上帝的创造物和附属物，人生的价值和一切都寄托于上帝，而启蒙运动却没能确立新的信仰，人的本能压抑和自由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所以，他要以“上帝死了”来杀死上帝，使西方人真正获得新生。也就是说，在尼采推翻了神的等级制度和肯定了人的等级制度100年后，难道我们中国人反倒要去再造一个神的等级制度？更加重要的是，确立新的信仰又如何有理性上和操作上的可能？
民主的问题，最终转化成一个相对价值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可以不再去追究终极问题了，反正人性和人类的制度不可能完美，所以我们中国人当下的策略应该是：“不求最好，只求更好”，我们只去追求可能获得的民主和自由，我们根本不可能为了民主而先去解决信仰问题，也不可能为了一个远大的“民主乌托邦”而牺牲眼前的利益。
在这个可操作的意义上，即便很多人走的是“在不民主的体制内建立民主体制”的道路，他们的努力依然值得肯定（特别是蔡定剑的“财政民主论”）。但是，这更多的是一种“操作的努力”，不是一种“理论的努力”；如果是一种“理论的努力”，它只能是一种“实证理论的努力”而不是一种“规范理论的努力”。“操作的努力”可以妥协，“实证理论的努力”可以描述妥协（如我所讨论的“一党立宪”），但“规范理论的努力”不容妥协。你不可能一边引用邓小平的话，一边又倡导邓小平所不能容忍的制度。所以，“社会主义宪政”可以是一种“操作的努力”，但它决不能是一种“规范理论的努力”，因为“规范理论的努力”要求学者本人要真正做到“目中无人”，你要是需要抬出邓小平来为你的逻辑铺路，玩“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阳谋”，你就不是在做“规范理论的努力”，而是在玩意识形态的火。
也正是在相对价值的意义上，“现实角度的民主”转向了对专制的批判。我所说的“冷酷实证”并不否定一切规范，它只是否定实证不足的规范。对我来说，当前最有意义的课题，一是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腐败，二是中国专制主义漫长的原因。但是，越研究中国的腐败，越研究中国的专制主义，我就越感到存在一个“中国专制之谜”，这是一个韦伯的“儒家伦理”、李约瑟的“官僚封建主义”、魏特夫的“治水社会”和金观涛的“超稳定系统”所企图解决却无法解决的问题。
4， 结语
中国之大，自然足以容下强权的民主、规范的民主、概念的民主、现实的民主，以及任何其他视角的民主观。中国的民主观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春秋战国”时代，能够一统天下的“单一思维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企图一统天下的“单一思维”仍将继续下去。
Monday, November 22, 2010
DAEDALUS or Science and the Future
A paper read to the Heretics, Cambridge, on February 4th, 1923
by J. B. S. Haldane
INTRODUCTION
I have slightly expanded certain parts of this paper since reading it. It has therefore probably lost any unity which it may once have possessed. It will be criticized for its undue emphasis on certain unpleasant topics. This is necessary if people are to be induced to think about them, and it is the whole business of a university teacher to induce people to think.
DAEDALUS, or, SCIENCE AND THE FUTURE
As I sit down to write these pages I can see before me two scenes from my experience of the late war. The first is a glimpse of a forgotten battle of 1915. It has a curious suggestion of a rather bad cinema film. Through a blur of dust and fumes there appear, quite suddenly, great black and yellow masses of smoke which seem to be tearing up the surface of the earth and disintegrating the works of man with an almost visible hatred. These form the chief part of the picture, but some where in the middle distance one can see a few irrelevant looking human figures, and soon there are fewer. It is hard to believe that these are the protagonists in the battle. One would rather choose those huge substantive oily black masses which are so much more conspicuous, and suppose that the men are in reality their servants, and playing an inglorious, subordinate, and fatal part in the combat. It is possible, after all, that this view is correct.
Had I been privileged to watch a battle three years later, the general aspect would have been very similar, but there would have been fewer men and more shell-bursts. There would probably, however, have been one very significant addition. Then men would have been running, with mad terror in their eyes, from gigantic steel slugs, which were deliberately, relentlessly and successfully pursuing them.
The other picture is of three Europeans in India looking at a great new star in the milky way. These were apparently all of the guests at a large dance who were interested in such matters. Amongst those who were at all competent to form views as to the origin of this cosmoclastic explosion, the most popular theory attributed it to a collision between two stars, or a star and a nebula. There seem, however, to be at least two possible alternatives to this hypothesis. Perhaps it was the last judgement of some inhabited world, perhaps a too successful experiment in induced radioactivity the part of some of the dwellers there. And perhaps also these two hypotheses are identical, and what we were watching that evening was the detonation of a world on which too many men came out to look at the stars when they should have been dancing.
These two scenes suggest, very briefly, a part of the case against science. Has mankind released from the womb of matter a Demogorgon which is already beginning to turn against him, and may at any moment hurl him into the bottomless void? Or is Samuel Butler's even more horrible vision correct, in which man becomes a mere parasite of machinery, an appendage of the reproductive system of huge and complicated engines which will successively usurp his activities, and end by ousting him from the mastery of this planet? Is the machine-minder engaged on repetition-work the goal and ideal to which humanity is tending? Perhaps a survey of the present trend of science may throw some light on these questions.
But first we may consider for a moment,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re is any hope of stopping the progres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t is after all a very recent form of human activity, and a sufficiently universal protest of mankind would be able to arrest it even now. In the middle ages public opinion made it so dangerous as to be practically impossible, and I am inclined to suspect that Mr. Chesterton, for example, would not be averse to a repetition of this state of things. The late M. Joseph Reinach, an able and not wholly illiberal thinker, publicly advocated it.
I think, however, that so long as our present economic and national systems continue, scientific research has little to fear. Capitalism, though it may not always give the scientific worker a living wage, will always protect him, as being one of the geese which produce golden eggs for its table. And competitive nationalism, even if war is wholly or largely prevented, will hardly forego the national advantages accruing from scientific research.
If we look at the other most probable alternative the prospect is little more hopeful. In this country the labour party alone among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includes the fostering of research in its official programme. Indeed as far as biological research is concerned labour may prove a better master than capitalism, and there can be little doubt that it would be equally friendly to physical and chemical research if these came to lead immediately to shortened hours rather than to unemployment. In particular there is perhaps reason to think that that form of sentimentalism which hampers medical research in this country by legislation would be less likely to flourish in a robust and selfish labour party of the Australian type than in parties whose members enjoy the leisure which seems necessary to the development of such emotional luxuries.
It is of course possible that civilisation may collapse throughout the world as it has done in parts of Russia, and science with it, but such an event would, in all probability, only postpone the problem for a few thousand years. And even in Russia we must not forget that first-rate scientific research is still being carried on.
The possibility has been suggested --- I do not know how seriously --- that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may cease through lack of new problems for investigation. Mr. Chesterton in The Napoleon of Notting Hill, a book written fifteen years or so ago, prophesied that hansom-cabs would still be in existence a hundred years hence owing to a cessation of invention. Within six years there was a hansom-cab in a museum, and now that romantic but tardy vehicle is a memory like the trireme, the velocipede, and the 1907 Voisin biplane. I do not suggest that Mr. Chesterton be dragged --- a heavier Hector --- behind the last hansom cab, but I do contend that, in so far as he claims to be a prophet rather than the voice of one crying in the wilderness, he may be regarded as negligible for the purposes of our discussion. I shall try shortly to show how far from complete are any branches of science at the present time.
But first a word on Mr. H. G. Wells might not be out of place. The very mention of the future suggests him. There are two points I wish to make about Mr. Wells. In the first place, considered as a serious prophet, as opposed to a fantastic romancer, he is singularly modest. In 1902, for example, in a book called ``Anticipations,'' he gave it as his personal opinion that by 1950 there would be heavier than air flying machines capable of practical use in war. That, he said, was his own view, though he was well aware that it would excite considerable ridicule. I propose in this paper to make no prophecies rasher than the above.
The second and more important point is that he is a generation behind the time. When his scientific ideas were formed, flying and radio-telegraphy, for example, were scientific problems, and the centre of scientific interest still lay in physics and chemistry. Now these are commercial problems, and I believe that the centre of scientific interest lies in biology. A generation hence it may be elsewhere, and the views expressed in this paper will appear as modest, conservative, and unimaginative as do many of those of Mr. Wells today.
I will only touch very briefly on the future of physics, as the subject is inevitably technical. At present physical theory is in a state of profound suspense. This is primarily due to Einstein --- the greatest Jew since Jesus. I have no doubt that Einstein's name will still be remembered and revered when Lloyd George, Foch, and William Hohenzollern share with Charlie Chaplin that ineluctable oblivion which awaits the uncreative mind. I trust that I may be excused if I trespass from the strict subject of my theme to add my quota to the rather numerous misstatements of Einstein's views which have appeared during the last few years.
Ever since the time of Berkeley it has been customary for the majority of metaphysicians to proclaim the ideality of Time, of Space, or of both. But they soon made it clear that in spite of this, time would continue to wait for no man, and space to separate lovers. The only practical consequences that they generally drew was that their own ethical and political views were somehow inherent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universe. The experimental proof or disproof of such deductions is difficult, and --- if the late war may be regarded as an experimental disproof of certain of Hegel's political tenets --- costly and unsatisfactory.
Einstein, so far from deducing an new decalogue, has contented himself with deducing the consequences to space and time themselves of their ideality. These are mostly too small to be measurable, but some, such as the deflection of light but the sun's gravitational field, are susceptible of verification, and have been verified. The majority of scientific men are now being constrained by the evidence of these experiments to adopt a very extreme form of Kantian idealism. The Kantian Ding-an-sich is an eternal four-dimensional manifold, which we perceive as space and time, but what we regard as space and what as time is more or less fortuitous.
It is perhaps interesting to speculate on the practical consequences of Einstein's discovery. I do not doubt that he will be believed. A prophet who can give signs in the heavens is always believed. No one ever seriously questioned Newton's theory after the return of Halley's comet. Einstein has told us that space, time and matter are shadows of the fifth dimension, and the heavens have declared his glory. In consequence Kantian idealism will become the basal working hypothesis of the physicist and finally of all educated men, just as materialism did after Newton's day. We may not call ourselves materialists, but we do interpret the activities of the moon, the Thames, influenza, and aeroplanes in terms of matter. Our ancestors did not, nor, in all probability, will our descendants. The materialism (whether conscious or sub-conscious does not matter very much) of the last few generations has led to various results of practical importance, such as sanitation, Marxian socialism, and the right of an accused person to give evidence on his or her own behalf. The reign of Kantian idealism as the basal working hypothesis, first of physics, and then of every-day life, will in all probability last for some centuries. At the end of that time a similar step in advance will be taken. Einstein showed that experience cannot be interpreted in terms of space and time. This was a well-known fact, but so long as space and time down not break down in their own special sphere, that of explaining the facts of motion, physicists continued to believe in them, or at any rate, what was much more important, to think in terms of them for practical purposes.
A time will however come (as I believe) when physiology will invade and destroy mathematical physics, as the latter have destroyed geometry. The basic metaphysical working hypothesis of science and practical life will then, I think, be something like Bergsonian activism. I do not for one moment suggest that this or any other metaphysical system has any claims whatever to finality.
Meanwhile we are in for a few centuries during which many practical activities will probably be conducted on a basis, not of materialism, but of Kantian idealism. How will this affect our manners, morals and politics? Frankly I do not know, though I think the effect will be as great as that of Newton's work, which created most of the intellectual forces of the 18th century. The Condorcets, Benthams, and Marxs of the future will I think be as ruthlessly critical of the metaphysics and ethics of their times as were their predecessors, but not quite so sure of their own; they will lack a certain heaviness of touch which we may note in Utilitarianism and Socialism. They will recognise that perhaps in ethics as in physics, there are so to speak fourth and fifth dimensions that show themselves by effects which, like the perturbations of the planet Mercury, are hard to detect even in one generation, but yet perhaps in the course of ages are quite as important as the three- dimensional phenomena.
If the quantum hypothesis is generally adopted even more radical alterations in our thinking will be necessary. But I feel it premature even to suggest their direction in the present unsatisfactory state of quantum mechanics. It may be that as Poincare (the other Poincare) suggested we shall be forced to conceive of all changes as occurring in a series of clicks, and all space as consisting of discrete points. However this may be it is safe to say that a better knowledge of radiation will permit us to produce it in a more satisfactory manner than is at present possible. Almost all our present sources of light are hot bodies, 95% of whose radiation is invisible. To light a lamp as a source of light is about as wasteful of energy as to burn down one's house to roast one's pork. It is a fairly safe prophecy that in 50 years light will cost about a fiftieth of its present price, and there will be no more night in our cities. The alternation of day and night is a check on the freedom of human activity which must go the way of other spatial and temporal checks. In the long run I think that all that applied physics can do for us is abolish these checks. It enables us to possess more, travel more, and communicate more. I shall not attempt to predict in detail the future developments of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 They are only limited by the velocity of light. We are working towards a condition when any two persons on earth will be able to be completely present to one another in not more than 1/24 of a second. We shall never reach it, but that is the limit which we shall approach indefinitely. {2}
Developments in this direction are tending to bring mankind more and more together, to render life more and more complex, artificial, and rich in possibilities --- to increase indefinitely man's powers for good and evil.
But there are two prerequisites for all progress of this kind, namely continuous supplies of human and mechanical power. As industries become more and more closely interwoven, so that a dislocation of any one will paralyse a dozen others (and that is the position towards which we are rapidly moving), the ideal of the leaders of industry, under no matter what economic system, will be directed less and less to the indefinite increase of production in the intervals between such dislocations, and more and more to stable and regular production, even at the cost of reduction of profits and output while the industry is proceeding normally. {3} It is quite possible that capitalism itself may demand that the control of certain key industries be handed over completely to the workers in those industries, simply in order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sporadic strikes in them. And as industrial progress continues an ever larger number --- perhaps the majority --- of industries will become key industries. The solution may be entirely different --- we may well see a return to feudalism. But the probability is that the problem will be solved. This view may seem optimistic, but it is more likely than the alternative thesis which may be briefly stated as follows: "No human society will ever succeed in producing a stable organization in which the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 is employed otherwise than in agriculture, animal-rearing, hunting or fishing." It took some thousands of years to produce the stable agricultural society which forms the basis of European life and whose morals we are too apt to regards as eternal truths. It should take a shorter time to evolve a stable industrial society. The people that do so will inherit the earth. In sum, I believe that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will ultimately make industrial injustice as self- destructive as it is now making international injustice.
As for the supplies of mechanical power, it is axiomatic that the exhaustion of our coal and oil-fields is a matter of centuries only. As it has often been assumed that their exhaustion would lead to the collapse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I may perhaps be pardoned if I give some of the reasons which lead me to doubt this proposition.
Water-power is not, I think, a probable substitute, on account of its small quantity, seasonal fluctuation, and sporadic distribution. It may perhaps, however, shift the centre of industrial gravity to well-watered mountainous tracts such as the Himalayan foothills, British Columbia, and Armenia. Ultimately we shall have to tap those intermittent but inexhaustible sources of power, the wind and the sunlight. The problem is simply one of storing their energy in a form as convenient as coal or petrol. If a windmill in one's back garden could produce a hundredweight of coal daily (and it can produce its equivalent in energy), our coalmines would be shut down to-morrow. Even to-morrow a cheap, foolproof, and durable storage battery may be invented, which will enable us to transform the intermittent energy of the wind into continuous electric power.
Personally, I think that four hundred years hence the power question in England may be solved somewhat as follows: The country will be covered with rows of metallic windmills working electric motors which in their turn supply current at a very high voltage to great electric mains. At suitable distances, there will be great power stations where during windy weather the surplus power will be used for the electrolytic decomposition of water into oxygen and hydrogen. These gasses will be liquefied, and stored in vast vacuum jacketed reservoirs, probably sunk in the ground. If these reservoirs are sufficiently large, the loss of liquid due to leakage inwards of heat will not be great; thus the proportion evaporating daily from a reservoir 100 yards square by 60 feet deep would not be 1/1000 of that lost from a tank measuring two feet each way. In times of calm, the gasses will be recombined in explosion motors working dynamos which produce electrical energy once more, or more probably in oxidation cells. Liquid hydrogen is weight for weight the most efficient known method of storing energy, as it gives about three times as much heat per pound as petrol.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very light, and bulk for bulk has only one third of the efficiency of petrol. This will not, however, detract from its use in aeroplanes, where weight is more important than bulk. These huge reservoirs of liquified gasses will enable wind energy to be stored, so that it can be expended for industry, transportation, heating and lighting, as desired. The initial costs will be very considerable, but the running expenses less than those of our present system. Among its more obvious advantages will be the fact that energy will be as cheap in one part of the country as another, so that industry will be greatly decentralized; and that no smoke or ash will be produced.
It is on some such lines as these, I think, that the problem will be solved. It is essentially a practical problem, and the exhaustion of our coal- fields will furnish the necessary stimulus for its solution. Even now perhaps Italy might achieve economic independence by the expenditure of a few million pounds upon research on the lines indicated. I may add in parenthesis that, on thermodynamical grounds which I can hardly summarize shortly, I do not much believe in the commercial possibility of induced radio-activity.
Before I turn to the principal part of my subject I should like to consider very briefly the influence on art and literature of our gradual conquest of space and time. I think that the blame for the decay of certain arts rests primarily on the defective education of the artists. An artist must understand his subject matter. At present not a single competent poet and very few painters and etchers outside the Glasgow School understand industrial life, and I believe that there is only one architect of any real originality who understands the possibilities of ferro-concrete. I do not know his name, but he produced in Soissons before the war a market-place with the dignity and daring of an ancient Egyptian temple. If I knew that he had been entrusted with the rebuilding of Soissons, I could not regret its destruction.
Now if we want poets to interpret physical science as Milton and Shelley did (Shelley and Keats were the last English poets who were at all up- to-date in their chemical knowledge), we must see that our possible poets are instructed, as their masters were, in science and economics. I am absolutely convinced that science is vastly more stimulating to the imagination than are the classics {4} , but the products of this stimulus do not normally see the light because scientific men as a class are devoid of any perception of literary form. When they can express themselves we get a Butler or a Norman Douglas. Not until our poets are once more drawn from the educated classes (I speak as a scientist), will they appeal to the average man by showing him the beauty in his own life as Homer and Virgil appealed to the street urchins who scrawled their verses on the walls of Pompeii.
And if we must educate our poets and artists in science, we must educate our masters, labour and capital, in art. Personally I believe that we may have good hopes of both. The capitalist's idea of art in industry at present tends to limit itself to painting green and white stripes on the front of his factories in certain cases. This is a primitive type of decoration, but it has, I think, the root of the matter in it. Before long someone may discover that frescoes inside a factory increase the average efficiency of the worker 1.03% and art will become a commercial proposition once more. Even now it is being discovered that artistic advertising often pays. Similarly I do not doubt that labour will come to find that it cannot live by bread (or shall we say bread and beer) alone. But it can hardly be expected to make this discovery until it is assured of its supply of bread and beer.
Applied chemistry has introduced into human life no radical novelty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heat-engine or the telegraph. It has vastly increased the production of various types of substance the most important being metals. But there were explosives, dyes and drugs before chemistry was a science, and its progress along present lines will mainly alter life in a quantitative manner. Perhaps the biggest problems before it in metallurgy are the utilization of low-grade iron or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aluminium from clay, which contains up to 24% of that metal. I do not think that even when this is accomplished aluminium will oust iron and steel as they ousted bronze and flint, but it and its alloys will certainly take the second, and possibly the first place as industrial metals. There is just a hope, though I fear little more, that a large-scale production of perfume may form the basis of a re-education of our rather rudimentary sense of smell, but the most interesting possibilities of chemical invention are very clearly in biological chemistry, and for the following reasons.
Desirable substances fall on the whole into two classes. The first are desirable on account of their physical or chemical properties, for example iron, wood or glass, which we use as a part of systems such as fires, houses or razors, which procure us certain benefits. The second are desirable on account of their physiological properties. Such substances include foods, drinks, tobacco and drugs. Colours and scents occupy an intermediate position. The value of this second class of substances rests on a quite special relationship to the human organism which depends in the most intimate way 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latter, and has not in general been at all fully explained in terms of physics and chemistry. For example fires can be made of coal or peat instead of wood, but no other chemical substance has the same effect as water or alcohol. So unless a chemical substance has new physiological properties its production will merely serve to improve or make possible some appliance whose use lies within the sphere of applied physics. Within historical time two and only two substances of the second class have come into universal use in Europe, namely caffeine and nicotine, which were introduced into this country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There are others of immense importance, such as chloroform and quinine, but their use is not universal. But coffee, tea, and tobacco, with alcohol, are as much a part of normal life as food and water. There is no reason to suppose that the list of such substances is exhausted. During the war Embden {5} the professor of physiology in Frankfurt University discovered that a dose of about 7 grams of acid sodium phosphate increased a man's capacity for prolonged muscular work by about 20% and probably aids in prolonged mental work. It can be taken over very lengthy periods. A group of coal-miners took it for nine months on end with very great effects on their output. It has no after-effects like those of alcohol, and one cannot take a serious overdose as it merely acts as a purgative. (they gave certain Stosstruppen too much!) Thousands of people in Germany take it habitually. It is possible that it may become as normal a beverage as coffee or tea. It costs 1/9 per pound, or 1/3d. per dose.
The vast majority of chemical substances with physiological properties are unsuited for daily use like castor oil, or dangerous like morphine; probably none are without bad effects in certain cases. Those which are susceptible of daily use are of the utmost social importance. Tobacco has slight but definite effects on the character. Coffee-houses in London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and cafes in modern Europe were and are civilizing influences of incalculable value. But these substances are profoundly obnoxious to a certain type of mind. It would perhaps be fantastic to suggest that Sir Walter Raleigh owed his death in part to his sovereign's objection to tobacco. But if he is not its proto-martyr it is at least probable that more have died for tobacco smoking at the hands of Sikhs, Senussis, and Wahabis, whose religions forbid this practice, than died under the Roman empire for professing Christianity. Should it ever be generally realised that temperance is a mean we may expect that mankind will ultimately have at its disposal a vast array of substances like wine, coffee and tobacco, whose intelligent use can add to the amenity of life and promote the expression of man's higher faculties.
But before that day comes chemistry will be applied to the production of a still more important group of physiologically active substances, namely foods. The facts about food are rather curious. Everyone knows that food is ultimately produced by plants, though we may get it at second or third hand if we eat animals or their products. But the average plant turns most of its sugar not into starch which is digestible, but into cellulose which is not, but forms its woody skeleton. The hoofed animals have dealt with this problem in their own way, by turning their bellies into vast hives of bacteria that attack cellulose, and on whose by-products they live. We have got to do the same, but outside our bodies. It may be done on chemical lines. Irvine has obtained a 95% yield of sugar from cellulose, but at a prohibitive cost. Or we may use micro-organisms, but in any case within the next century sugar and starch will be about as cheap as sawdust. Many of our foodstuffs, including the proteins, we shall probably build up from simpler sources such as coal and atmospheric nitrogen. I should be inclined to allow 120 years, but not much more, before a completely satisfactory diet can be produced in this way on a commercial scale.
This will mean that agriculture will become a luxury, and that mankind will be completely urbanized. Personally I do not regret the probable disappearance of the agricultural labourer in favour of the factory worker, who seems to me a higher type of person from most points of view. Human progress in historical time has been the progress of cities dragging a reluctant countryside in their wake. Synthetic food will substitute the flower garden and the factory for the dunghill and the slaughterhouse, and make the city at last self-sufficient.
There's many a strong farmer whose heart would break in two
If he could see the townland that we are riding to.
Boughs have their fruit and blossom at all times of the year,
Rivers are running over with red beer and brown beer,
An old man plays the bagpipes in a golden and silver wood,
Queens, their eyes blue like the ice, are dancing in a crowd.
I should have like had time allowed to have added my quota to the speculations which have been made with regard to inter-planetary communication. Whether this is possible I can form no conjecture; that it will be attempted I have no doubt whatever.
With regard to the application of biology to human life, the average prophet appears to content himself with considerable if rather rudimentary progress in medicine and surgery, some improvements in domestic plants and animals, and possibly the introduction of a little eugenics. The eugenic official, a compound, it would appear, of the policeman, the priest and the procurer, is to hale us off at suitable intervals to the local temple of Venus Genetrix with a partner chosen, one gathers, by something of a glorified medical board. To this prophecy I should reply that it proceeds from a type of mind as lacking in originality as in knowledge of human nature. Marriage "by numbers", so to speak, was a comparatively novel idea when proposed by Plato 2,300 years ago, but it has already actually been practised in various places, notably among the subject of the Jesuits in Paraguay. It is moreover likely, as we shall see, that the ends proposed by the eugenist will be attained in a very different manner.
But before we proceed to prophecy I should like to turn back to the past and examine very briefly the half dozen or so important biological inventions which have already been made. By a biological invention I mea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other animals or plants, or between different human beings, provided that such relationship is one which comes primarily under the domain of biology rather than physics, psychology or ethics. Of the biological inventions of the past, four were made before the dawn of history. I refer to the domestication of animals, the domestication of plants, the domestication of fungi for the production of alcohol, and to a fourth invention, which I believe was of more ultimate and far-reaching importance than any of these, since it altered the path of sexual selection, focussed the attention of man as a lover upon woman's face and breasts, and changed our idea of beauty from the steatapygous Hottentot to the modern European, from the Venus of Brassempouy to the Venus of Milo. There are certain races which have not yet made this last invention. And in our own day two more have been made, namely bactericide and the artificial control of conception.
The first point that we may notice about these inventions is that they have all had a profound emotional and ethical effect. Of the four earlier there is not one which has not formed the basis of a religion. I do not know what strange god will have the hardihood to adopt Charles Bradlaugh and Annie Besant in the place of Triptolemus and Noah, but one may remark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keep religion out of any discussion of the practices which they popularized.
The second point is perhaps harder to express. The chemical or physical inventor is always a Prometheus. There is no great invention, from fire to flying, which has not been hailed as an insult to some god. But if every physical and chemical invention is a blasphemy, every biological invention is a perversion. There is hardly one which, on first being brought to the notice of an observer from any nation which has not previously heard of their existence, would not appear to him as indecent and unnatural.
Consider so simple and time-honored a process as the milking of a cow. The milk which should have been an intimate and almost sacramental bond between mother and child is elicited by the deft fingers of a milk-maid, and drunk, cooked, or even allowed to rot into cheese. We have only to imagine ourselves as drinking any of its other secretions, in order to realise the radical indecency of our relation to the cow. {6}
No less disgusting a priori is the process of corruption which yields our wine and beer. But in actual fact the process of milking and of the making and drinking of beer appear to us profoundly natural; they have even tended to develop a ritual of their own whose infraction nowadays has a certain air of impropriety. There is something slightly disgusting in the idea of milking a cow electrically or drinking beer out of tea-cups. And all this of course applies much more strongly to the sexual act.
I fancy that the sentimental interest attaching to Prometheus has unduly distracted our attention from the far more interesting figure of Daedalus. It is with infinite relief that amidst a welter of heroes armed with gorgon's heads or protected by Stygian baptisms the student of Greek mythology comes across the first modern man. Beginning as a realistic sculptor (he was the first to produce statues whose feet were separated) it was natural that he should proce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mage of Aphrodite whose limbs were activated by quicksilver. After this his interest inevitably turned to biological problems, and it is safe to say that posterity has never equaled is only recorded success in experimental genetics. Had the housing and feeding of the Minotaur been less expensive it is probable that Daedalus would have anticipated Mendel. But Minos held that a labyrinth and an annual provision of 50 youths and 50 virgins were excessive as an endowment for research, and in order to escape from his ruthless economies Daedalus was forced to invent the art of flying. Minos pursued him to Sicily and was slain there. Save for his valuable invention of glue, little else is known of Daedalus. But it is most significant that, although he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death of Zeus' son Minos he was neither smitten by a thunderbolt, chained to a rock, nor pursued by furies. Still less did any of the rather numerous visitors to Hades discover him either in Elysium or Tartarus. We can hardly imagine him as a member of the throng of shades who besieged Charon's ferry like sheep at a gap. He was the first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scientific worker is not concerned with gods.
The unconscious mind of the early Greeks, who focussed in this amazing figure the dim traditions of Minoan science, was presumably aware of this fact. The most monstrous and unnatural action in all human legend was unpunished in this world or the next. Even the death of Icarus must have weighed lightly with a man who had already been banished from Athens for the murder of his nephew. But if he escaped the vengeance of the gods he has been exposed to the universal and agelong reprobation of a humanity to whom biological inventions are abhorrent, with one very significant exception. Socrates was proud to claim him as an ancestor.
The biological invention then tends to begin as a perversion and end as a ritual supported by unquestioned beliefs and prejudices. Even now surgical cleanliness is developing its rites and its dogmas, which, it may be remarked, are accepted most religiously by women. With the above facts in your minds I would ask you to excuse what at first sight might appear improbable or indecent in any speculations which appear below, and to dismiss from your minds the belief that biology will consist merely and physical and chemical discoveries as applied to men, animals and plants.
I say advisedly "will consist", for we are at present almost completely ignorant of biology, a fact which often escapes the notice of biologists, and renders them to presumptuous in their estimates of the present position of their science, too modest in their claims for its future. If for example we take a typical case of applied biology such as the detection and destruction of the cholera bacillus, we find a great deal of science involved, but the only purely biological principle s the very important but not very profound one that some bacteria kill some men. The really scientific parts of the process are the optical and chemical methods involved in the magnification, staining and killing of the bacilli. When on the other hand we come to immunization to typhoid we find certain purely biological principles involved which are neither simple nor at all completely understood.
Actually biological theory consists of some ancient but not very easily stated truths about organisms in general, due largely to Aristotle, Hippocrates and Harvey, a few great principles such as those formulated by Darwin, Mayer, Claude Bernard, and Mendel, and a vast mass of facts about individual organisms and their parts which are still awaiting adequate generalization.
Darwin's results are beginning to be appreciated, with alarming effects on certain types of religion, those of Weismann and Mendel will be digested in the course of the present century, and are going to affect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theories almost equally profoundly. I need hardly say that these latter results deal with the question of reproduction and heredity. We may expect, moreover, as time goes on, that a series of shocks of the type of Darwinism will be given to established opinions on all sorts of subjects. One cannot suggest in detail what these shocks will be, but since the opinions on which they will impinge are deep-seated and irrational, they will come upon us and our descendants with the same air of presumption and indecency with which the view that we are descended from monkeys came to our grandfathers. But owing to man's fortunate capacity for thinking in watertight (or rather idea-tight) compartments, they will probably not have immediate and disruptive effects upon society any more than Darwinism had.
Far more profound will be the effect of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s of biology. I believe that the progress of medicine has had almost, if not quite, as deep an effect on society in Western Europe a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part from the important social consequences which have flowed from the partial substitution of the doctor for the priest, its net result has been that whereas four hundred years ago most people died in childhood, they now live on an average, (apart from the late war), until forty-five. Bad as our urban conditions are, there is not a slum in the country which has a third of the infantile death-rates of the royal family in the middle ages. Largely as a result of this religion has come to lay less and less stress on a good death, and more and more on a good life, and its whole outlook has gradually changed in consequence. Death has receded so far into the background of our normal thoughts that when we came into somewhat close contact with it during the war most of us failed to take it seriously.
Similarly institutions which were based on short lives have almost wholly collapsed. For example the English land system postulated that the land- owner should die aged about forty, and be succeeded by his eldest son, aged about twenty. The son had spent most of his life on the estate, and had few interests outside it. He managed it at least as well as anyone else could have done. Nowadays the father dodders on till about eighty, and is generally incompetent for ten years before his death. His son succeeds him at the age of fifty or so, by which time he may be a fairly competent colonel or stockbroker, but cannot hope to learn the art of managing an estate. In consequence he either hands it over to an agent who is often corrupt, or runs it unscientifically, gets a low return, and ascribes to Bolshevism what he should really lay at the door of vaccination.
But to return, if I may use the expression, to the future, I am going to suggest a few obvious developments which seem probable in the present state of biological science, without assuming any great new generalizations of the type of Darwinism. I have the very best precedents for introducing a myth at this point, so perhaps I may be excused if I reproduce some extracts from an essay on the influence of biology on history during the 20th century which will (it is hoped) be read by a rather stupid undergraduate member of this university to his supervisor during his first term 150 years hence.
``As early as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we find a conscious attempt at the application of biology to politics in the so-called eugenic movement. A number of earnest persons, having discovered the existence of biology, attempted to apply it in its then very crude condition to the production of a race of super-men, and in certain countries managed to carry a good deal of legislation. They appear to have managed to prevent the transmission of a good deal of syphilis, insanity, and the like, and they certainly succeeded in producing the most violent opposition and hatred amongst the classes whom they somewhat gratuitously regarded as undesirable parents. (There was even a rebellion in Nebraska). However, they undoubtably prepared public opinion for what was to come, and so far served a useful purpose. Far more important was the progress in medicine which practically abolished infectious diseases in those countries which were prepared to tolerate the requisite amount of state interference in private life, and finally, after the league's {7} ordinance of 1958, all over the world; though owing to Hindu opposition, parts of India were still quite unhealthy up to 1980 or so.
But from a wider point of view the most important biological work in the first third of the century was in experimental zoology and botany. When we consider that in 1912 Morgan had located several Mendelian factors in the nucleus of Drosophila, and modified its sex-ratio, while Marmorek had taught a harmless bacillus to kill guinea-pigs, and finally in 1913 Brachet had grown rabbit embryos in serum for some days, it is remarkable how little the scientific workers of that time, and a fortiori the general public, seem to have foreseen the practical bearing of such results.
As a matter of fact it was not until 1940 that Selkovski invented the purple alga Porphyrococcus fixator which was to have so great an effect on the world's history. In the 50 years before this date the world's average wheat yield per hectare had been approximately doubled, partly by the application of various chemical manures, but most of all by the results of systematic crossing work with different races; there was however little prospect of further advance on any of these lines. Porphyrococcus is an enormously efficient nitrogen-fixer and will grow in almost any climate where there are water and traces of potash and phosphates in the soil, obtaining its nitrogen from the air. It has about the effect in four days that a crop of vetches would have had in a year. It could not, of course, have been produced in the course of nature, as its immediate ancestors would only grow in artificial media and could not have survived outside a laboratory. Wherever nitrogen was the principal limiting factor to plant growth it doubled the yield of wheat, and quadrupled the value of grass land for grazing purposes. The enormous fall in food prices and the ruin of purely agricultural states was of course one of the chief causes of the disastrous events of 1943 and 1944. The food glut was also greatly accentuated when in 1942 the Q strain of Porphyrococcus escaped into the sea and multiplied with enormous rapidity. Indeed for two months the surface of the tropical Atlantic set to a jelly, with disastrous results to the weather of Europe. When certain of the plankton organisms developed ferments capable of digesting it the increase of the fish population of the seas was so great as to make fish the universal food that it is now, and to render even England self-supporting in respect of food. So great was the prosperity in England that in that year the coal-miner's union entered its first horse for the Derby (a horse-race which still took place annually at that time).
It was of course as a result of its invasion by Porphyrococcus that the sea assumed the intense purple colour which seems so natural to us, but which so distressed the more aesthetically minded of our great grand- parents who witnessed the change. It is certainly curious to us to read of the sea as having been green or blue. I need not detail the work of Ferguson and Rahmatullah who in 1957 produced the lichen which has bound the drifting sand of the world's deserts (for it was merely a continuation of that of Selkovski), nor yet the story of how the agricultural countries dealt with their unemployment by huge socialistic windpower schemes.
It was in 1951 that Dupont and Schwarz produced the first ectogenetic child. As early as 1901 Heape had transferred embryo rabbits from one female to another, in 1925 Haldane had grown embryonic rats in serum for ten days, but had failed to carry the process to its conclusion, and it was not till 1946 that Clark succeeded with the pig, using Kehlmann's solution as medium. Dupont and Schwarz obtained a fresh ovary from a woman who was the victim of an aeroplane accident, and kept it living in their medium for five years. They obtained several eggs from it and fertilized them successfully, but the problem of nutrition and support of the embryo was more difficult, and was only solved in the fourth year. Now that the technique is fully developed, we can take an ovary from a woman, and keep it growing in a suitable fluid for as long as twenty years, producing a fresh ovum each month, of which 90 per cent can be fertilized, and the embryos grown successfully for nine months, and then brought out into the air. Schwarz never got such good results, but the news of his first success caused an unprecedented sensation throughout the entire world, for the birthrate was already less than the death rate in most civilised countries. France was the first country to adopt ectogenesis officially, and by 1968 was producing 60,000 children annually by this method. In most countries the opposition was far stronger, and was intensified by the Papal Bull ``Nunquam prius audito'', and by the similar fetwa of the Khalif, both of which appeared in 1960.
As we know ectogenesis is now universal, and in this country less than 30 per cent of children are now born of woman. The effect on human psychology and social life of the separation of sexual love and reproduction which was begun in the 19th century and completed in the 20th is by no means wholly satisfactory. The old family life had certainly a good deal to commend it, and although nowadays we bring on lactation in women by injection of placentin as a routine, and thus conserve much of what was best in the former instinctive cycle, we must admit that in certain respects our great grandparents had the advantage of us.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generally admitted that the effects of selection have more than counterbalanced these evils. The small proportion of men and women who are selected as ancestors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are so undoubtedly superior to the average that the advance in each generation in any single respect, from the increased output of first-class music to the decreased convictions for theft, is very startling. {8} Had it not been for ectogenesis there can be little doubt that civilisation would have collapsed within a measurable time owing to the greater fertility of the less desirable members of the population in almost all countries.
It is perhaps fortunate that the process of becoming an ectogenetic mother of the next generation involves an operation which is somewhat unpleasant, though now no longer disfiguring or dangerous, and never physiologically injurious, and is therefore an honour but by no means a pleasure. Had this not been the case, it is perfectly possible that popular opposition would have proved too strong for the selectionist movement. As it was the opposition was very fierce, and characteristically enough this country only adopted its present rather stringent standard of selection a generation late than Germany, though it is now perhaps more advanced than any other country in this respect. The advantages of thorough-going selection, have, however, proved to be enormous. The question of the ideal sex ratio is still a matter of violent discussion, but the modern reaction towards equality is certainly strong.''
Our essayist would then perhaps go on to discuss some far more radical advances made about 1990, but I have only quoted his account of the earlier applications of biology. The second appears to me to be neither impossible nor improbable, but it has those features which we saw above to be characteristic of biological inventions. If reproduction is once completely separated from sexual love mankind will be free in an altogether new sense. At present the national character is changing slowly according to quite unknown laws. The problem of politics is to find institutions suitable to it. In the future perhaps it may be possible by selective breeding to change character as quickly as institutions. I can foresee the election placards of 300 years hence, if such quaint political methods survive, which is perhaps improbable, ``Vote for Smith and more musicians'', ``Vote for O'Leary and more girls'', or perhaps finally ``Vote for Macpherson and a prehensile tail for your great-grandchildren''. We can already alter animal species to an enormous extent, and it seems only a question of time before we shall be able to apply the same principles to our own.
I suggest then that biology will probably be applied on lines roughly resembling the above. There are perhaps equally great possibilities in the way of direct improvement of the individual, as we come to know more of the physiological obstacl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faculties. But at present we can only guess at the nature of these obstacles, and the line of attack suggested in the myth is the one which seems most obvious to a Darwinian. We already know however that many of our spiritual faculties can only be manifested if certain glands, notably the thyroid and sex-glands, are functioning properly, and that very minute changes in such glands affect the character greatly. As our knowledge of this subject increases we may be able, for example, to control our passions by some more direct method than fasting and flagellation, to stimulate our imagination by some reagent with less after- effects than alcohol, to deal with perverted instincts by physiology rather than prison. Conversely there will inevitably arise possibilities of new vices similar to but even more profound than those opened up by the pharmacological discoveries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recent history of medicine is as follows. Until about 1870 medicine was largely founded on physiology, or, as the Scotch called it ``Institutes of medicine''. Disease was looked a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patient, as injuries still are. Pasteur's discovery of the nature of infectious disease transformed the whole outlook, and made it possible to abolish one group of diseases. But it also diverted scientific medicine from its former path, and it is probable that, were bacteria unknown, though many more people would die of sepsis and typhoid, we should be better able to cope with kidney disease and cancer. Certain diseases such as cancer are probably not due to specific organisms, whilst others such as phthisis are due to forms which are fairly harmless to the average person, but attack others for unknown reasons. We are not likely to deal with them effectually on Pasteur's lines, we must divert our view from the micro-organism to the patient. Where the doctor cannot deal with the former he can often keep the patient alive long enough to be able to do so himself. And here he has to rely largely on a knowledge of physiology. I do not say that a physiologist will discover how to prevent cancer. Pasteur started life as a crystallographer. But whoever does so is likely at least to make use of physiological data on a large scale.
The abolition of disease will make death a physiological event like sleep. A generation that has lived together will die together. I suspect that man's desire for a future life is largely due to two causes, a feeling that most lives are incomplete, and a desire to meet friends from whom we have parted prematurely. A gentle decline into the grave at the end of a completed life's work will largely do away with the first, and our contemporaries will rarely leave us sorrowing for long.
Old age is perhaps harder on women than on men. They live longer, but their life is too often marred by the sudden change which generally overtakes them between forty and fifty, and sometimes leaves them a prey to disease, though it may improve their health. This change seems to be due to a sudden failure of a definite chemical substance produced by the ovary. When we can isolate and synthesize this body we shall be able to prolong a woman's youth, and allow her to age as gradually as the average man.
Psychology is hardly a science yet. Like biology it has arrived at certain generalizations of a rather abstract and philosophic character, but these are still to some extent matters of controversy. And though a vast number of most important empirical facts are known, only a few great generalizations from them --- such as the existence of the subconscious mind --- have yet been made. But anyone who has seen even a single example of the power of hypnotism and suggestion must realise that the face of the world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existence will be totally altered when we can control their effects and standardize their application, as has been possible, for example, with drugs which were once regarded as equally magical. Infinitely greater, of course, would be the results of the opening up of systematic communication with spiritual beings in another world, which is claimed as a scientific possibility. Spiritualism is already Christianity's most formidable enemy, and we have no data which allow us to estimate the probable effect on man of a religion whose dogmas are matters of experiment, whose mysteries are prosaic as electric lighting, whose ethics are based on the observed results in the next world of a good or bad life in this. Yet that is the prospect before us if spiritualism obtains the scientific verification which it is now demanding, not perhaps with great success.
I have only been able, in the time at my disposal, to traverse a very few of the possible fields of scientific advance. If I have convinced anyone present that science has still a good deal up her sleeve, and that of sufficiently startling character, I shall be amply repaid. If anything I have said appears to be of a gratuitously disgusting nature, I would reply that certain phenomena of normal life do seem to many to be of that nature, and that these phenomena are of the utmost scientific and practical importance.
I have tried to show why I believe that the biologist is the most romantic figure on earth at the present day. At first sight he seems to be just a poor little scrubby underpaid man, groping blindly amid the mazes of the ultra-microscopic, engaging in bitter and lifelong quarrels over the nephridia of flatworms, waking perhaps one morning to find that someone whose name he has never heard has demolished by a few crucial experiments the work which he had hoped would render him immortal. There is real tragedy in his life, but he knows that he has a responsibility which he dare not disclaim, and he is urged on, apart from all utilitarian considerations, by something or someone which he feels to be higher than himself.
The conservative has but little to fear from the man whose reason is the servant of his passions, but let him beware of him in whom reason has become the greatest and most terrible of the passions. These are the wreckers of outworn empires and civilisations, doubters, disintegrators, deicides {9} . In the past they have been, in general, men like Voltaire, Bentham, Thales, Marx, and very possibly the divine Julius {10} , but I think that Darwin furnishes an example of the same relentlessness of reason in the field of science. I suspect that as it becomes clear that at present reason not only has a freer play in science than elsewhere, but can produce as great effects on the world through science as through politics, philosophy, or literature, there will be more Darwins. Such men are interested primarily in truth as such, but they can hardly be quite uninterested in what will happen when they throw down their dragon's teeth into the world.
I do not say that biologists as a general rule try to imagine in any detail the future applications of their science. The central problems of life for them may b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chinoderms and the brachiopods, and the attempt to live on their salaries. They do not see themselves as sinister and revolutionary figures. They have no time to dream. But I suspect that more of them dream than would care to confess it.
I have given above a very small selection from my dreams. Perhaps they are bad dreams. It is of course almost hopeless to attempt any very exact prophecies as to how in detail scientific knowledge is going to revolutionize human life, but I believe that it will continue to do so, and even more profoundly than I have suggested. And though personally I am Victorian enough in my sympathies to hope that after all family life, for example, may be spared, I can only reiterate that not one of the practical advances which I have predicted is not already foreshadowed by recent scientific work. If a chemist or physicist living at the end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had been asked to predict the future application of his science he would doubtless have made many laughable errors in the best Laputan style, but he would have been certain that it would somehow be applied, and his faith would have been justified.
We must regard science then from three points of view. First it is the free activity of man's divine faculties of reason and imagination. Secondly it is the answer of the few to the demands of the many for wealth, comfort and victory, for {Here Haldane quots a Greek phrase I cannot reproduce in ASCII}, gifts which it will grant only in exchange for peace, security and stagnation. Finally it is man's gradual conquest, first of space and time, then of matter as such, then of his own body and those of other living beings, and finally the subjugation of the dark and evil elements in his own soul.
None of these conquests will ever be complete but all, I believe will be progressive. The question of what he will do with these powers is essentially a question for religion and aesthetic. It may be urged that they are only fit to be placed in the hands of a being who has learned to control himself, and that man armed with science is like a baby armed with a box of matches.
The answer to this contention may, I think, be found in the daily papers. For scores of centuries idealists had urged that wars must cease and all the earth be united under one rule. As long as any other alternative was possible it was persisted in. The events of the last nine years constituted a reductio ad absurdum of war, but when we ask who responsible for this we shall find that it was not the visionaries but men like Black, Kekule, and Langley, who enlarged man's power over nature until he was forced by the inexorable logic of facts to form the nucleus of an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We have already reacted against the frame of mind that engendered the league of nations, but we have not reacted at all completely. The league exists and is working, and in every country on earth there are many people, and ordinary normal people, who favor the idea in one form or another of a world state. I do not suggest that a world-state will arise from the present league --- or for the matter of that from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I merely observe that there is a widespread and organized desire for such an institution, and several possible nuclei for it. It may take another world-war or two to convert the majority. The prospect of the next world-war has at least this satisfactory element. In the late war the most rabid nationalists were to be found well behind the front line. In the next war no one will be behind the front line. It will be brought home to all whom it may concern that war is a very dirty business.
No doubt there is a fair chance that the possibility of human organization on a planetary scale may be rendered impossible by such a war. If so mankind will probably have to wait for a couple of thousand years for another opportunity. But to the student of geology such a period is negligible. It took man 250,000 years to transcend the hunting pack. It will not take him so long to transcend the nation.
I think then that the tendency of applied science is to magnify injustices until they become too intolerable to be borne, and the average man whom all the prophets and poets could not move, turns at least and extinguishes the evil at its source. Marx' theory of industrial evolution is a particular example of this tendency, though it does not in the least follow that his somewhat artificial solution of the problem will be adopted.
It is probable that biological progress will prove to be as incompatible with certain of our social evils as industrial progress has proved to be with war or certain systems of private ownership. To take a concrete example it is clear that the second biological invention considered by my future essayist would be intolerable in conjunction with our present system of relations between classes and sexes. Moral progress is so difficult that I think any developments are to be welcomed which present it as the naked alternative to destruction, no matter how horrible may be the stimulus which is necessary before man will take the moral step in question.
To sum up, then, science is as yet in its infancy, and we can foretell little of the future save that the thing that has not been is the thing that shall be; that no beliefs, no values, no institutions are safe. So far from being an isolated phenomenon the late war is only an example of the disruptive result that we may constantly expect from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The future will be no primrose path. It will have its own problems. Some will be the secular problems of the past, giant flowers of evil blossoming at last to their own destruction. Others will be wholly new. Whether in the end man will survive his ascensions of power we cannot tell. But the problem is no new one. It is the old paradox of freedom re-enacted with mankind for actor and the earth for stage. To those who believe in the divinity of that part of man which aspires after knowledge for its own sake, who are, in the words of Boethius:
te cernere finis
Principum, vector, dux, semita, terminus idem
the prospect will appear most hopeful. But it is only hopeful if mankind can adjust its morality to its powers. If we can succeed in this, then science holds in her hands one at least of the keys to the thorny and arduous path of moral progress, then:
Per cruciamina leti
Via panditur ardua justis,
Et ad astra doloribus itur.
That is possibly a correct large-scale view, but it is only for short periods that one can take views of history sufficiently broad to render the fate of one's own generation irrelevant. The scientific worker is brought up with the moral values of his neighbors. He is perhaps fortunate if he does not realize that it is his destiny to turn good into evil. The moral and physical (though not the intellectual) virtues are means between two extremes. They are essentially quantitative. It follows that an alteration in the scale of human power will render actions bad which were formerly good. Our increased knowledge of hygiene has transformed resignation and inaction in face of epidemic disease from a religious virtue to a justly punishable offence. We have improved our armaments, and patriotism, which was once a flame upon the altar, has become a world-devouring conflagration.
The time has gone by when a Huxley could believe that while science might indeed remould traditional mythology, traditional morals were impregnable and sacrosanct to it. We must learn not to take traditional morals too seriously. And it is just because even the least dogmatic of religions tends to associate itself with some kind of unalterable moral tradition, that there can be no truce between science and religion.
There does not seem to be any particular reason why a religion should not arise with an ethic as fluid as Hindu mythology, but it has not yet arisen. Christianity has probably the most flexible morals of any religion, because Jesus left no code of law behind him like Moses or Muhammad, and his moral precepts are so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ordinary life that no society has ever made any serious attempt to carry them out, such as was possible in the case of Israel and Islam. But every Christian church has tried to impose a code of morals of some kind for which it has claimed divine sanction. As these codes have always been opposed to those of the gospels a loophole has been left for moral progress such as hardly exists in other religions. This is no doubt an argument for Christianity as against other religions, but not as against none at all, or as against a religion which will frankly admit that its mythology and morals are provisional. That is the only sort of religion that would satisfy the scientific mind, and it is very doubtful whether it could properly be called a religion at all.
No doubt many people hope that such a religion may develop from Christianity. The human intellect is feeble, and there are times when it does not assert the infinity of its claims. But even then:
Though in black jest it bows and nods
* * * *
I know it is roaring at the gods
Waiting for the last eclipse.
The scientific worker of the future will more and more resemble the lonely figure of Daedalus as he becomes conscious of his ghastly mission, and proud of it.
Black is his robe from top to toe,
His flesh is white and warm below,
All through his silent veins flow free
Hunger and thirst and venery,
But in his eyes a still small flame
Like the first cell from which he came
Burns round and luminous, as he rides
Singing my song of deicides.
NOTES
1: Speaking as a physicist, and with all due respect for Haldane, Einstein's theories do not depend on any "ideality" of space or time, or even imply their ideality. See Russell's The ABC of Relativity, or Wheeler's Spacetime Physics.
2: Cf. Arthur C. Clarke's The City and the Stars and Stewart Brand's The Media Lab: Inventing the Future at MIT.
3: Cf. John Kenneth Galbraith's The Affluent Society and 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4: Haldane took first honors in both mathematics and classics as an undergraduate.
5: Embden, Grafe and Schmitz. Zeitschrift fur physiologische Chemie, Vol. 113, p. 67, 1921. [Haldane's note.]
6: The Hindus have recognized the special and physiological relation of man to the cow by making the latter animal holy. A good Hindu would no more kill a cow than his foster-mother. But the holiness of the cow has unfortunately extend to all its products, and the extensive use of cow dung in Indian religious ceremonies is disgusting to the average European. The latter, however, is insensitive to the equally loathsome injunction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with regard to human marriage. It would perhaps be better if both marriage and milking could be secularized. [Haldane's note.]
7: All references to "the league" are to the League of Nations.
8: Whether Haldane meant that there were fewer thieves, or merely fewer dumb enough to let themselves be convicted, is unclear.
9: That is, god-killers.
10: That is, Julius Caesar.
by J. B. S. Haldane
INTRODUCTION
I have slightly expanded certain parts of this paper since reading it. It has therefore probably lost any unity which it may once have possessed. It will be criticized for its undue emphasis on certain unpleasant topics. This is necessary if people are to be induced to think about them, and it is the whole business of a university teacher to induce people to think.
DAEDALUS, or, SCIENCE AND THE FUTURE
As I sit down to write these pages I can see before me two scenes from my experience of the late war. The first is a glimpse of a forgotten battle of 1915. It has a curious suggestion of a rather bad cinema film. Through a blur of dust and fumes there appear, quite suddenly, great black and yellow masses of smoke which seem to be tearing up the surface of the earth and disintegrating the works of man with an almost visible hatred. These form the chief part of the picture, but some where in the middle distance one can see a few irrelevant looking human figures, and soon there are fewer. It is hard to believe that these are the protagonists in the battle. One would rather choose those huge substantive oily black masses which are so much more conspicuous, and suppose that the men are in reality their servants, and playing an inglorious, subordinate, and fatal part in the combat. It is possible, after all, that this view is correct.
Had I been privileged to watch a battle three years later, the general aspect would have been very similar, but there would have been fewer men and more shell-bursts. There would probably, however, have been one very significant addition. Then men would have been running, with mad terror in their eyes, from gigantic steel slugs, which were deliberately, relentlessly and successfully pursuing them.
The other picture is of three Europeans in India looking at a great new star in the milky way. These were apparently all of the guests at a large dance who were interested in such matters. Amongst those who were at all competent to form views as to the origin of this cosmoclastic explosion, the most popular theory attributed it to a collision between two stars, or a star and a nebula. There seem, however, to be at least two possible alternatives to this hypothesis. Perhaps it was the last judgement of some inhabited world, perhaps a too successful experiment in induced radioactivity the part of some of the dwellers there. And perhaps also these two hypotheses are identical, and what we were watching that evening was the detonation of a world on which too many men came out to look at the stars when they should have been dancing.
These two scenes suggest, very briefly, a part of the case against science. Has mankind released from the womb of matter a Demogorgon which is already beginning to turn against him, and may at any moment hurl him into the bottomless void? Or is Samuel Butler's even more horrible vision correct, in which man becomes a mere parasite of machinery, an appendage of the reproductive system of huge and complicated engines which will successively usurp his activities, and end by ousting him from the mastery of this planet? Is the machine-minder engaged on repetition-work the goal and ideal to which humanity is tending? Perhaps a survey of the present trend of science may throw some light on these questions.
But first we may consider for a moment,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re is any hope of stopping the progres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t is after all a very recent form of human activity, and a sufficiently universal protest of mankind would be able to arrest it even now. In the middle ages public opinion made it so dangerous as to be practically impossible, and I am inclined to suspect that Mr. Chesterton, for example, would not be averse to a repetition of this state of things. The late M. Joseph Reinach, an able and not wholly illiberal thinker, publicly advocated it.
I think, however, that so long as our present economic and national systems continue, scientific research has little to fear. Capitalism, though it may not always give the scientific worker a living wage, will always protect him, as being one of the geese which produce golden eggs for its table. And competitive nationalism, even if war is wholly or largely prevented, will hardly forego the national advantages accruing from scientific research.
If we look at the other most probable alternative the prospect is little more hopeful. In this country the labour party alone among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includes the fostering of research in its official programme. Indeed as far as biological research is concerned labour may prove a better master than capitalism, and there can be little doubt that it would be equally friendly to physical and chemical research if these came to lead immediately to shortened hours rather than to unemployment. In particular there is perhaps reason to think that that form of sentimentalism which hampers medical research in this country by legislation would be less likely to flourish in a robust and selfish labour party of the Australian type than in parties whose members enjoy the leisure which seems necessary to the development of such emotional luxuries.
It is of course possible that civilisation may collapse throughout the world as it has done in parts of Russia, and science with it, but such an event would, in all probability, only postpone the problem for a few thousand years. And even in Russia we must not forget that first-rate scientific research is still being carried on.
The possibility has been suggested --- I do not know how seriously --- that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may cease through lack of new problems for investigation. Mr. Chesterton in The Napoleon of Notting Hill, a book written fifteen years or so ago, prophesied that hansom-cabs would still be in existence a hundred years hence owing to a cessation of invention. Within six years there was a hansom-cab in a museum, and now that romantic but tardy vehicle is a memory like the trireme, the velocipede, and the 1907 Voisin biplane. I do not suggest that Mr. Chesterton be dragged --- a heavier Hector --- behind the last hansom cab, but I do contend that, in so far as he claims to be a prophet rather than the voice of one crying in the wilderness, he may be regarded as negligible for the purposes of our discussion. I shall try shortly to show how far from complete are any branches of science at the present time.
But first a word on Mr. H. G. Wells might not be out of place. The very mention of the future suggests him. There are two points I wish to make about Mr. Wells. In the first place, considered as a serious prophet, as opposed to a fantastic romancer, he is singularly modest. In 1902, for example, in a book called ``Anticipations,'' he gave it as his personal opinion that by 1950 there would be heavier than air flying machines capable of practical use in war. That, he said, was his own view, though he was well aware that it would excite considerable ridicule. I propose in this paper to make no prophecies rasher than the above.
The second and more important point is that he is a generation behind the time. When his scientific ideas were formed, flying and radio-telegraphy, for example, were scientific problems, and the centre of scientific interest still lay in physics and chemistry. Now these are commercial problems, and I believe that the centre of scientific interest lies in biology. A generation hence it may be elsewhere, and the views expressed in this paper will appear as modest, conservative, and unimaginative as do many of those of Mr. Wells today.
I will only touch very briefly on the future of physics, as the subject is inevitably technical. At present physical theory is in a state of profound suspense. This is primarily due to Einstein --- the greatest Jew since Jesus. I have no doubt that Einstein's name will still be remembered and revered when Lloyd George, Foch, and William Hohenzollern share with Charlie Chaplin that ineluctable oblivion which awaits the uncreative mind. I trust that I may be excused if I trespass from the strict subject of my theme to add my quota to the rather numerous misstatements of Einstein's views which have appeared during the last few years.
Ever since the time of Berkeley it has been customary for the majority of metaphysicians to proclaim the ideality of Time, of Space, or of both. But they soon made it clear that in spite of this, time would continue to wait for no man, and space to separate lovers. The only practical consequences that they generally drew was that their own ethical and political views were somehow inherent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universe. The experimental proof or disproof of such deductions is difficult, and --- if the late war may be regarded as an experimental disproof of certain of Hegel's political tenets --- costly and unsatisfactory.
Einstein, so far from deducing an new decalogue, has contented himself with deducing the consequences to space and time themselves of their ideality. These are mostly too small to be measurable, but some, such as the deflection of light but the sun's gravitational field, are susceptible of verification, and have been verified. The majority of scientific men are now being constrained by the evidence of these experiments to adopt a very extreme form of Kantian idealism. The Kantian Ding-an-sich is an eternal four-dimensional manifold, which we perceive as space and time, but what we regard as space and what as time is more or less fortuitous.
It is perhaps interesting to speculate on the practical consequences of Einstein's discovery. I do not doubt that he will be believed. A prophet who can give signs in the heavens is always believed. No one ever seriously questioned Newton's theory after the return of Halley's comet. Einstein has told us that space, time and matter are shadows of the fifth dimension, and the heavens have declared his glory. In consequence Kantian idealism will become the basal working hypothesis of the physicist and finally of all educated men, just as materialism did after Newton's day. We may not call ourselves materialists, but we do interpret the activities of the moon, the Thames, influenza, and aeroplanes in terms of matter. Our ancestors did not, nor, in all probability, will our descendants. The materialism (whether conscious or sub-conscious does not matter very much) of the last few generations has led to various results of practical importance, such as sanitation, Marxian socialism, and the right of an accused person to give evidence on his or her own behalf. The reign of Kantian idealism as the basal working hypothesis, first of physics, and then of every-day life, will in all probability last for some centuries. At the end of that time a similar step in advance will be taken. Einstein showed that experience cannot be interpreted in terms of space and time. This was a well-known fact, but so long as space and time down not break down in their own special sphere, that of explaining the facts of motion, physicists continued to believe in them, or at any rate, what was much more important, to think in terms of them for practical purposes.
A time will however come (as I believe) when physiology will invade and destroy mathematical physics, as the latter have destroyed geometry. The basic metaphysical working hypothesis of science and practical life will then, I think, be something like Bergsonian activism. I do not for one moment suggest that this or any other metaphysical system has any claims whatever to finality.
Meanwhile we are in for a few centuries during which many practical activities will probably be conducted on a basis, not of materialism, but of Kantian idealism. How will this affect our manners, morals and politics? Frankly I do not know, though I think the effect will be as great as that of Newton's work, which created most of the intellectual forces of the 18th century. The Condorcets, Benthams, and Marxs of the future will I think be as ruthlessly critical of the metaphysics and ethics of their times as were their predecessors, but not quite so sure of their own; they will lack a certain heaviness of touch which we may note in Utilitarianism and Socialism. They will recognise that perhaps in ethics as in physics, there are so to speak fourth and fifth dimensions that show themselves by effects which, like the perturbations of the planet Mercury, are hard to detect even in one generation, but yet perhaps in the course of ages are quite as important as the three- dimensional phenomena.
If the quantum hypothesis is generally adopted even more radical alterations in our thinking will be necessary. But I feel it premature even to suggest their direction in the present unsatisfactory state of quantum mechanics. It may be that as Poincare (the other Poincare) suggested we shall be forced to conceive of all changes as occurring in a series of clicks, and all space as consisting of discrete points. However this may be it is safe to say that a better knowledge of radiation will permit us to produce it in a more satisfactory manner than is at present possible. Almost all our present sources of light are hot bodies, 95% of whose radiation is invisible. To light a lamp as a source of light is about as wasteful of energy as to burn down one's house to roast one's pork. It is a fairly safe prophecy that in 50 years light will cost about a fiftieth of its present price, and there will be no more night in our cities. The alternation of day and night is a check on the freedom of human activity which must go the way of other spatial and temporal checks. In the long run I think that all that applied physics can do for us is abolish these checks. It enables us to possess more, travel more, and communicate more. I shall not attempt to predict in detail the future developments of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 They are only limited by the velocity of light. We are working towards a condition when any two persons on earth will be able to be completely present to one another in not more than 1/24 of a second. We shall never reach it, but that is the limit which we shall approach indefinitely. {2}
Developments in this direction are tending to bring mankind more and more together, to render life more and more complex, artificial, and rich in possibilities --- to increase indefinitely man's powers for good and evil.
But there are two prerequisites for all progress of this kind, namely continuous supplies of human and mechanical power. As industries become more and more closely interwoven, so that a dislocation of any one will paralyse a dozen others (and that is the position towards which we are rapidly moving), the ideal of the leaders of industry, under no matter what economic system, will be directed less and less to the indefinite increase of production in the intervals between such dislocations, and more and more to stable and regular production, even at the cost of reduction of profits and output while the industry is proceeding normally. {3} It is quite possible that capitalism itself may demand that the control of certain key industries be handed over completely to the workers in those industries, simply in order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sporadic strikes in them. And as industrial progress continues an ever larger number --- perhaps the majority --- of industries will become key industries. The solution may be entirely different --- we may well see a return to feudalism. But the probability is that the problem will be solved. This view may seem optimistic, but it is more likely than the alternative thesis which may be briefly stated as follows: "No human society will ever succeed in producing a stable organization in which the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 is employed otherwise than in agriculture, animal-rearing, hunting or fishing." It took some thousands of years to produce the stable agricultural society which forms the basis of European life and whose morals we are too apt to regards as eternal truths. It should take a shorter time to evolve a stable industrial society. The people that do so will inherit the earth. In sum, I believe that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will ultimately make industrial injustice as self- destructive as it is now making international injustice.
As for the supplies of mechanical power, it is axiomatic that the exhaustion of our coal and oil-fields is a matter of centuries only. As it has often been assumed that their exhaustion would lead to the collapse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I may perhaps be pardoned if I give some of the reasons which lead me to doubt this proposition.
Water-power is not, I think, a probable substitute, on account of its small quantity, seasonal fluctuation, and sporadic distribution. It may perhaps, however, shift the centre of industrial gravity to well-watered mountainous tracts such as the Himalayan foothills, British Columbia, and Armenia. Ultimately we shall have to tap those intermittent but inexhaustible sources of power, the wind and the sunlight. The problem is simply one of storing their energy in a form as convenient as coal or petrol. If a windmill in one's back garden could produce a hundredweight of coal daily (and it can produce its equivalent in energy), our coalmines would be shut down to-morrow. Even to-morrow a cheap, foolproof, and durable storage battery may be invented, which will enable us to transform the intermittent energy of the wind into continuous electric power.
Personally, I think that four hundred years hence the power question in England may be solved somewhat as follows: The country will be covered with rows of metallic windmills working electric motors which in their turn supply current at a very high voltage to great electric mains. At suitable distances, there will be great power stations where during windy weather the surplus power will be used for the electrolytic decomposition of water into oxygen and hydrogen. These gasses will be liquefied, and stored in vast vacuum jacketed reservoirs, probably sunk in the ground. If these reservoirs are sufficiently large, the loss of liquid due to leakage inwards of heat will not be great; thus the proportion evaporating daily from a reservoir 100 yards square by 60 feet deep would not be 1/1000 of that lost from a tank measuring two feet each way. In times of calm, the gasses will be recombined in explosion motors working dynamos which produce electrical energy once more, or more probably in oxidation cells. Liquid hydrogen is weight for weight the most efficient known method of storing energy, as it gives about three times as much heat per pound as petrol.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very light, and bulk for bulk has only one third of the efficiency of petrol. This will not, however, detract from its use in aeroplanes, where weight is more important than bulk. These huge reservoirs of liquified gasses will enable wind energy to be stored, so that it can be expended for industry, transportation, heating and lighting, as desired. The initial costs will be very considerable, but the running expenses less than those of our present system. Among its more obvious advantages will be the fact that energy will be as cheap in one part of the country as another, so that industry will be greatly decentralized; and that no smoke or ash will be produced.
It is on some such lines as these, I think, that the problem will be solved. It is essentially a practical problem, and the exhaustion of our coal- fields will furnish the necessary stimulus for its solution. Even now perhaps Italy might achieve economic independence by the expenditure of a few million pounds upon research on the lines indicated. I may add in parenthesis that, on thermodynamical grounds which I can hardly summarize shortly, I do not much believe in the commercial possibility of induced radio-activity.
Before I turn to the principal part of my subject I should like to consider very briefly the influence on art and literature of our gradual conquest of space and time. I think that the blame for the decay of certain arts rests primarily on the defective education of the artists. An artist must understand his subject matter. At present not a single competent poet and very few painters and etchers outside the Glasgow School understand industrial life, and I believe that there is only one architect of any real originality who understands the possibilities of ferro-concrete. I do not know his name, but he produced in Soissons before the war a market-place with the dignity and daring of an ancient Egyptian temple. If I knew that he had been entrusted with the rebuilding of Soissons, I could not regret its destruction.
Now if we want poets to interpret physical science as Milton and Shelley did (Shelley and Keats were the last English poets who were at all up- to-date in their chemical knowledge), we must see that our possible poets are instructed, as their masters were, in science and economics. I am absolutely convinced that science is vastly more stimulating to the imagination than are the classics {4} , but the products of this stimulus do not normally see the light because scientific men as a class are devoid of any perception of literary form. When they can express themselves we get a Butler or a Norman Douglas. Not until our poets are once more drawn from the educated classes (I speak as a scientist), will they appeal to the average man by showing him the beauty in his own life as Homer and Virgil appealed to the street urchins who scrawled their verses on the walls of Pompeii.
And if we must educate our poets and artists in science, we must educate our masters, labour and capital, in art. Personally I believe that we may have good hopes of both. The capitalist's idea of art in industry at present tends to limit itself to painting green and white stripes on the front of his factories in certain cases. This is a primitive type of decoration, but it has, I think, the root of the matter in it. Before long someone may discover that frescoes inside a factory increase the average efficiency of the worker 1.03% and art will become a commercial proposition once more. Even now it is being discovered that artistic advertising often pays. Similarly I do not doubt that labour will come to find that it cannot live by bread (or shall we say bread and beer) alone. But it can hardly be expected to make this discovery until it is assured of its supply of bread and beer.
Applied chemistry has introduced into human life no radical novelty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heat-engine or the telegraph. It has vastly increased the production of various types of substance the most important being metals. But there were explosives, dyes and drugs before chemistry was a science, and its progress along present lines will mainly alter life in a quantitative manner. Perhaps the biggest problems before it in metallurgy are the utilization of low-grade iron or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aluminium from clay, which contains up to 24% of that metal. I do not think that even when this is accomplished aluminium will oust iron and steel as they ousted bronze and flint, but it and its alloys will certainly take the second, and possibly the first place as industrial metals. There is just a hope, though I fear little more, that a large-scale production of perfume may form the basis of a re-education of our rather rudimentary sense of smell, but the most interesting possibilities of chemical invention are very clearly in biological chemistry, and for the following reasons.
Desirable substances fall on the whole into two classes. The first are desirable on account of their physical or chemical properties, for example iron, wood or glass, which we use as a part of systems such as fires, houses or razors, which procure us certain benefits. The second are desirable on account of their physiological properties. Such substances include foods, drinks, tobacco and drugs. Colours and scents occupy an intermediate position. The value of this second class of substances rests on a quite special relationship to the human organism which depends in the most intimate way 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latter, and has not in general been at all fully explained in terms of physics and chemistry. For example fires can be made of coal or peat instead of wood, but no other chemical substance has the same effect as water or alcohol. So unless a chemical substance has new physiological properties its production will merely serve to improve or make possible some appliance whose use lies within the sphere of applied physics. Within historical time two and only two substances of the second class have come into universal use in Europe, namely caffeine and nicotine, which were introduced into this country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There are others of immense importance, such as chloroform and quinine, but their use is not universal. But coffee, tea, and tobacco, with alcohol, are as much a part of normal life as food and water. There is no reason to suppose that the list of such substances is exhausted. During the war Embden {5} the professor of physiology in Frankfurt University discovered that a dose of about 7 grams of acid sodium phosphate increased a man's capacity for prolonged muscular work by about 20% and probably aids in prolonged mental work. It can be taken over very lengthy periods. A group of coal-miners took it for nine months on end with very great effects on their output. It has no after-effects like those of alcohol, and one cannot take a serious overdose as it merely acts as a purgative. (they gave certain Stosstruppen too much!) Thousands of people in Germany take it habitually. It is possible that it may become as normal a beverage as coffee or tea. It costs 1/9 per pound, or 1/3d. per dose.
The vast majority of chemical substances with physiological properties are unsuited for daily use like castor oil, or dangerous like morphine; probably none are without bad effects in certain cases. Those which are susceptible of daily use are of the utmost social importance. Tobacco has slight but definite effects on the character. Coffee-houses in London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and cafes in modern Europe were and are civilizing influences of incalculable value. But these substances are profoundly obnoxious to a certain type of mind. It would perhaps be fantastic to suggest that Sir Walter Raleigh owed his death in part to his sovereign's objection to tobacco. But if he is not its proto-martyr it is at least probable that more have died for tobacco smoking at the hands of Sikhs, Senussis, and Wahabis, whose religions forbid this practice, than died under the Roman empire for professing Christianity. Should it ever be generally realised that temperance is a mean we may expect that mankind will ultimately have at its disposal a vast array of substances like wine, coffee and tobacco, whose intelligent use can add to the amenity of life and promote the expression of man's higher faculties.
But before that day comes chemistry will be applied to the production of a still more important group of physiologically active substances, namely foods. The facts about food are rather curious. Everyone knows that food is ultimately produced by plants, though we may get it at second or third hand if we eat animals or their products. But the average plant turns most of its sugar not into starch which is digestible, but into cellulose which is not, but forms its woody skeleton. The hoofed animals have dealt with this problem in their own way, by turning their bellies into vast hives of bacteria that attack cellulose, and on whose by-products they live. We have got to do the same, but outside our bodies. It may be done on chemical lines. Irvine has obtained a 95% yield of sugar from cellulose, but at a prohibitive cost. Or we may use micro-organisms, but in any case within the next century sugar and starch will be about as cheap as sawdust. Many of our foodstuffs, including the proteins, we shall probably build up from simpler sources such as coal and atmospheric nitrogen. I should be inclined to allow 120 years, but not much more, before a completely satisfactory diet can be produced in this way on a commercial scale.
This will mean that agriculture will become a luxury, and that mankind will be completely urbanized. Personally I do not regret the probable disappearance of the agricultural labourer in favour of the factory worker, who seems to me a higher type of person from most points of view. Human progress in historical time has been the progress of cities dragging a reluctant countryside in their wake. Synthetic food will substitute the flower garden and the factory for the dunghill and the slaughterhouse, and make the city at last self-sufficient.
There's many a strong farmer whose heart would break in two
If he could see the townland that we are riding to.
Boughs have their fruit and blossom at all times of the year,
Rivers are running over with red beer and brown beer,
An old man plays the bagpipes in a golden and silver wood,
Queens, their eyes blue like the ice, are dancing in a crowd.
I should have like had time allowed to have added my quota to the speculations which have been made with regard to inter-planetary communication. Whether this is possible I can form no conjecture; that it will be attempted I have no doubt whatever.
With regard to the application of biology to human life, the average prophet appears to content himself with considerable if rather rudimentary progress in medicine and surgery, some improvements in domestic plants and animals, and possibly the introduction of a little eugenics. The eugenic official, a compound, it would appear, of the policeman, the priest and the procurer, is to hale us off at suitable intervals to the local temple of Venus Genetrix with a partner chosen, one gathers, by something of a glorified medical board. To this prophecy I should reply that it proceeds from a type of mind as lacking in originality as in knowledge of human nature. Marriage "by numbers", so to speak, was a comparatively novel idea when proposed by Plato 2,300 years ago, but it has already actually been practised in various places, notably among the subject of the Jesuits in Paraguay. It is moreover likely, as we shall see, that the ends proposed by the eugenist will be attained in a very different manner.
But before we proceed to prophecy I should like to turn back to the past and examine very briefly the half dozen or so important biological inventions which have already been made. By a biological invention I mea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other animals or plants, or between different human beings, provided that such relationship is one which comes primarily under the domain of biology rather than physics, psychology or ethics. Of the biological inventions of the past, four were made before the dawn of history. I refer to the domestication of animals, the domestication of plants, the domestication of fungi for the production of alcohol, and to a fourth invention, which I believe was of more ultimate and far-reaching importance than any of these, since it altered the path of sexual selection, focussed the attention of man as a lover upon woman's face and breasts, and changed our idea of beauty from the steatapygous Hottentot to the modern European, from the Venus of Brassempouy to the Venus of Milo. There are certain races which have not yet made this last invention. And in our own day two more have been made, namely bactericide and the artificial control of conception.
The first point that we may notice about these inventions is that they have all had a profound emotional and ethical effect. Of the four earlier there is not one which has not formed the basis of a religion. I do not know what strange god will have the hardihood to adopt Charles Bradlaugh and Annie Besant in the place of Triptolemus and Noah, but one may remark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keep religion out of any discussion of the practices which they popularized.
The second point is perhaps harder to express. The chemical or physical inventor is always a Prometheus. There is no great invention, from fire to flying, which has not been hailed as an insult to some god. But if every physical and chemical invention is a blasphemy, every biological invention is a perversion. There is hardly one which, on first being brought to the notice of an observer from any nation which has not previously heard of their existence, would not appear to him as indecent and unnatural.
Consider so simple and time-honored a process as the milking of a cow. The milk which should have been an intimate and almost sacramental bond between mother and child is elicited by the deft fingers of a milk-maid, and drunk, cooked, or even allowed to rot into cheese. We have only to imagine ourselves as drinking any of its other secretions, in order to realise the radical indecency of our relation to the cow. {6}
No less disgusting a priori is the process of corruption which yields our wine and beer. But in actual fact the process of milking and of the making and drinking of beer appear to us profoundly natural; they have even tended to develop a ritual of their own whose infraction nowadays has a certain air of impropriety. There is something slightly disgusting in the idea of milking a cow electrically or drinking beer out of tea-cups. And all this of course applies much more strongly to the sexual act.
I fancy that the sentimental interest attaching to Prometheus has unduly distracted our attention from the far more interesting figure of Daedalus. It is with infinite relief that amidst a welter of heroes armed with gorgon's heads or protected by Stygian baptisms the student of Greek mythology comes across the first modern man. Beginning as a realistic sculptor (he was the first to produce statues whose feet were separated) it was natural that he should proce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mage of Aphrodite whose limbs were activated by quicksilver. After this his interest inevitably turned to biological problems, and it is safe to say that posterity has never equaled is only recorded success in experimental genetics. Had the housing and feeding of the Minotaur been less expensive it is probable that Daedalus would have anticipated Mendel. But Minos held that a labyrinth and an annual provision of 50 youths and 50 virgins were excessive as an endowment for research, and in order to escape from his ruthless economies Daedalus was forced to invent the art of flying. Minos pursued him to Sicily and was slain there. Save for his valuable invention of glue, little else is known of Daedalus. But it is most significant that, although he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death of Zeus' son Minos he was neither smitten by a thunderbolt, chained to a rock, nor pursued by furies. Still less did any of the rather numerous visitors to Hades discover him either in Elysium or Tartarus. We can hardly imagine him as a member of the throng of shades who besieged Charon's ferry like sheep at a gap. He was the first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scientific worker is not concerned with gods.
The unconscious mind of the early Greeks, who focussed in this amazing figure the dim traditions of Minoan science, was presumably aware of this fact. The most monstrous and unnatural action in all human legend was unpunished in this world or the next. Even the death of Icarus must have weighed lightly with a man who had already been banished from Athens for the murder of his nephew. But if he escaped the vengeance of the gods he has been exposed to the universal and agelong reprobation of a humanity to whom biological inventions are abhorrent, with one very significant exception. Socrates was proud to claim him as an ancestor.
The biological invention then tends to begin as a perversion and end as a ritual supported by unquestioned beliefs and prejudices. Even now surgical cleanliness is developing its rites and its dogmas, which, it may be remarked, are accepted most religiously by women. With the above facts in your minds I would ask you to excuse what at first sight might appear improbable or indecent in any speculations which appear below, and to dismiss from your minds the belief that biology will consist merely and physical and chemical discoveries as applied to men, animals and plants.
I say advisedly "will consist", for we are at present almost completely ignorant of biology, a fact which often escapes the notice of biologists, and renders them to presumptuous in their estimates of the present position of their science, too modest in their claims for its future. If for example we take a typical case of applied biology such as the detection and destruction of the cholera bacillus, we find a great deal of science involved, but the only purely biological principle s the very important but not very profound one that some bacteria kill some men. The really scientific parts of the process are the optical and chemical methods involved in the magnification, staining and killing of the bacilli. When on the other hand we come to immunization to typhoid we find certain purely biological principles involved which are neither simple nor at all completely understood.
Actually biological theory consists of some ancient but not very easily stated truths about organisms in general, due largely to Aristotle, Hippocrates and Harvey, a few great principles such as those formulated by Darwin, Mayer, Claude Bernard, and Mendel, and a vast mass of facts about individual organisms and their parts which are still awaiting adequate generalization.
Darwin's results are beginning to be appreciated, with alarming effects on certain types of religion, those of Weismann and Mendel will be digested in the course of the present century, and are going to affect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theories almost equally profoundly. I need hardly say that these latter results deal with the question of reproduction and heredity. We may expect, moreover, as time goes on, that a series of shocks of the type of Darwinism will be given to established opinions on all sorts of subjects. One cannot suggest in detail what these shocks will be, but since the opinions on which they will impinge are deep-seated and irrational, they will come upon us and our descendants with the same air of presumption and indecency with which the view that we are descended from monkeys came to our grandfathers. But owing to man's fortunate capacity for thinking in watertight (or rather idea-tight) compartments, they will probably not have immediate and disruptive effects upon society any more than Darwinism had.
Far more profound will be the effect of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s of biology. I believe that the progress of medicine has had almost, if not quite, as deep an effect on society in Western Europe a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part from the important social consequences which have flowed from the partial substitution of the doctor for the priest, its net result has been that whereas four hundred years ago most people died in childhood, they now live on an average, (apart from the late war), until forty-five. Bad as our urban conditions are, there is not a slum in the country which has a third of the infantile death-rates of the royal family in the middle ages. Largely as a result of this religion has come to lay less and less stress on a good death, and more and more on a good life, and its whole outlook has gradually changed in consequence. Death has receded so far into the background of our normal thoughts that when we came into somewhat close contact with it during the war most of us failed to take it seriously.
Similarly institutions which were based on short lives have almost wholly collapsed. For example the English land system postulated that the land- owner should die aged about forty, and be succeeded by his eldest son, aged about twenty. The son had spent most of his life on the estate, and had few interests outside it. He managed it at least as well as anyone else could have done. Nowadays the father dodders on till about eighty, and is generally incompetent for ten years before his death. His son succeeds him at the age of fifty or so, by which time he may be a fairly competent colonel or stockbroker, but cannot hope to learn the art of managing an estate. In consequence he either hands it over to an agent who is often corrupt, or runs it unscientifically, gets a low return, and ascribes to Bolshevism what he should really lay at the door of vaccination.
But to return, if I may use the expression, to the future, I am going to suggest a few obvious developments which seem probable in the present state of biological science, without assuming any great new generalizations of the type of Darwinism. I have the very best precedents for introducing a myth at this point, so perhaps I may be excused if I reproduce some extracts from an essay on the influence of biology on history during the 20th century which will (it is hoped) be read by a rather stupid undergraduate member of this university to his supervisor during his first term 150 years hence.
``As early as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we find a conscious attempt at the application of biology to politics in the so-called eugenic movement. A number of earnest persons, having discovered the existence of biology, attempted to apply it in its then very crude condition to the production of a race of super-men, and in certain countries managed to carry a good deal of legislation. They appear to have managed to prevent the transmission of a good deal of syphilis, insanity, and the like, and they certainly succeeded in producing the most violent opposition and hatred amongst the classes whom they somewhat gratuitously regarded as undesirable parents. (There was even a rebellion in Nebraska). However, they undoubtably prepared public opinion for what was to come, and so far served a useful purpose. Far more important was the progress in medicine which practically abolished infectious diseases in those countries which were prepared to tolerate the requisite amount of state interference in private life, and finally, after the league's {7} ordinance of 1958, all over the world; though owing to Hindu opposition, parts of India were still quite unhealthy up to 1980 or so.
But from a wider point of view the most important biological work in the first third of the century was in experimental zoology and botany. When we consider that in 1912 Morgan had located several Mendelian factors in the nucleus of Drosophila, and modified its sex-ratio, while Marmorek had taught a harmless bacillus to kill guinea-pigs, and finally in 1913 Brachet had grown rabbit embryos in serum for some days, it is remarkable how little the scientific workers of that time, and a fortiori the general public, seem to have foreseen the practical bearing of such results.
As a matter of fact it was not until 1940 that Selkovski invented the purple alga Porphyrococcus fixator which was to have so great an effect on the world's history. In the 50 years before this date the world's average wheat yield per hectare had been approximately doubled, partly by the application of various chemical manures, but most of all by the results of systematic crossing work with different races; there was however little prospect of further advance on any of these lines. Porphyrococcus is an enormously efficient nitrogen-fixer and will grow in almost any climate where there are water and traces of potash and phosphates in the soil, obtaining its nitrogen from the air. It has about the effect in four days that a crop of vetches would have had in a year. It could not, of course, have been produced in the course of nature, as its immediate ancestors would only grow in artificial media and could not have survived outside a laboratory. Wherever nitrogen was the principal limiting factor to plant growth it doubled the yield of wheat, and quadrupled the value of grass land for grazing purposes. The enormous fall in food prices and the ruin of purely agricultural states was of course one of the chief causes of the disastrous events of 1943 and 1944. The food glut was also greatly accentuated when in 1942 the Q strain of Porphyrococcus escaped into the sea and multiplied with enormous rapidity. Indeed for two months the surface of the tropical Atlantic set to a jelly, with disastrous results to the weather of Europe. When certain of the plankton organisms developed ferments capable of digesting it the increase of the fish population of the seas was so great as to make fish the universal food that it is now, and to render even England self-supporting in respect of food. So great was the prosperity in England that in that year the coal-miner's union entered its first horse for the Derby (a horse-race which still took place annually at that time).
It was of course as a result of its invasion by Porphyrococcus that the sea assumed the intense purple colour which seems so natural to us, but which so distressed the more aesthetically minded of our great grand- parents who witnessed the change. It is certainly curious to us to read of the sea as having been green or blue. I need not detail the work of Ferguson and Rahmatullah who in 1957 produced the lichen which has bound the drifting sand of the world's deserts (for it was merely a continuation of that of Selkovski), nor yet the story of how the agricultural countries dealt with their unemployment by huge socialistic windpower schemes.
It was in 1951 that Dupont and Schwarz produced the first ectogenetic child. As early as 1901 Heape had transferred embryo rabbits from one female to another, in 1925 Haldane had grown embryonic rats in serum for ten days, but had failed to carry the process to its conclusion, and it was not till 1946 that Clark succeeded with the pig, using Kehlmann's solution as medium. Dupont and Schwarz obtained a fresh ovary from a woman who was the victim of an aeroplane accident, and kept it living in their medium for five years. They obtained several eggs from it and fertilized them successfully, but the problem of nutrition and support of the embryo was more difficult, and was only solved in the fourth year. Now that the technique is fully developed, we can take an ovary from a woman, and keep it growing in a suitable fluid for as long as twenty years, producing a fresh ovum each month, of which 90 per cent can be fertilized, and the embryos grown successfully for nine months, and then brought out into the air. Schwarz never got such good results, but the news of his first success caused an unprecedented sensation throughout the entire world, for the birthrate was already less than the death rate in most civilised countries. France was the first country to adopt ectogenesis officially, and by 1968 was producing 60,000 children annually by this method. In most countries the opposition was far stronger, and was intensified by the Papal Bull ``Nunquam prius audito'', and by the similar fetwa of the Khalif, both of which appeared in 1960.
As we know ectogenesis is now universal, and in this country less than 30 per cent of children are now born of woman. The effect on human psychology and social life of the separation of sexual love and reproduction which was begun in the 19th century and completed in the 20th is by no means wholly satisfactory. The old family life had certainly a good deal to commend it, and although nowadays we bring on lactation in women by injection of placentin as a routine, and thus conserve much of what was best in the former instinctive cycle, we must admit that in certain respects our great grandparents had the advantage of us.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generally admitted that the effects of selection have more than counterbalanced these evils. The small proportion of men and women who are selected as ancestors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are so undoubtedly superior to the average that the advance in each generation in any single respect, from the increased output of first-class music to the decreased convictions for theft, is very startling. {8} Had it not been for ectogenesis there can be little doubt that civilisation would have collapsed within a measurable time owing to the greater fertility of the less desirable members of the population in almost all countries.
It is perhaps fortunate that the process of becoming an ectogenetic mother of the next generation involves an operation which is somewhat unpleasant, though now no longer disfiguring or dangerous, and never physiologically injurious, and is therefore an honour but by no means a pleasure. Had this not been the case, it is perfectly possible that popular opposition would have proved too strong for the selectionist movement. As it was the opposition was very fierce, and characteristically enough this country only adopted its present rather stringent standard of selection a generation late than Germany, though it is now perhaps more advanced than any other country in this respect. The advantages of thorough-going selection, have, however, proved to be enormous. The question of the ideal sex ratio is still a matter of violent discussion, but the modern reaction towards equality is certainly strong.''
Our essayist would then perhaps go on to discuss some far more radical advances made about 1990, but I have only quoted his account of the earlier applications of biology. The second appears to me to be neither impossible nor improbable, but it has those features which we saw above to be characteristic of biological inventions. If reproduction is once completely separated from sexual love mankind will be free in an altogether new sense. At present the national character is changing slowly according to quite unknown laws. The problem of politics is to find institutions suitable to it. In the future perhaps it may be possible by selective breeding to change character as quickly as institutions. I can foresee the election placards of 300 years hence, if such quaint political methods survive, which is perhaps improbable, ``Vote for Smith and more musicians'', ``Vote for O'Leary and more girls'', or perhaps finally ``Vote for Macpherson and a prehensile tail for your great-grandchildren''. We can already alter animal species to an enormous extent, and it seems only a question of time before we shall be able to apply the same principles to our own.
I suggest then that biology will probably be applied on lines roughly resembling the above. There are perhaps equally great possibilities in the way of direct improvement of the individual, as we come to know more of the physiological obstacl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faculties. But at present we can only guess at the nature of these obstacles, and the line of attack suggested in the myth is the one which seems most obvious to a Darwinian. We already know however that many of our spiritual faculties can only be manifested if certain glands, notably the thyroid and sex-glands, are functioning properly, and that very minute changes in such glands affect the character greatly. As our knowledge of this subject increases we may be able, for example, to control our passions by some more direct method than fasting and flagellation, to stimulate our imagination by some reagent with less after- effects than alcohol, to deal with perverted instincts by physiology rather than prison. Conversely there will inevitably arise possibilities of new vices similar to but even more profound than those opened up by the pharmacological discoveries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recent history of medicine is as follows. Until about 1870 medicine was largely founded on physiology, or, as the Scotch called it ``Institutes of medicine''. Disease was looked a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patient, as injuries still are. Pasteur's discovery of the nature of infectious disease transformed the whole outlook, and made it possible to abolish one group of diseases. But it also diverted scientific medicine from its former path, and it is probable that, were bacteria unknown, though many more people would die of sepsis and typhoid, we should be better able to cope with kidney disease and cancer. Certain diseases such as cancer are probably not due to specific organisms, whilst others such as phthisis are due to forms which are fairly harmless to the average person, but attack others for unknown reasons. We are not likely to deal with them effectually on Pasteur's lines, we must divert our view from the micro-organism to the patient. Where the doctor cannot deal with the former he can often keep the patient alive long enough to be able to do so himself. And here he has to rely largely on a knowledge of physiology. I do not say that a physiologist will discover how to prevent cancer. Pasteur started life as a crystallographer. But whoever does so is likely at least to make use of physiological data on a large scale.
The abolition of disease will make death a physiological event like sleep. A generation that has lived together will die together. I suspect that man's desire for a future life is largely due to two causes, a feeling that most lives are incomplete, and a desire to meet friends from whom we have parted prematurely. A gentle decline into the grave at the end of a completed life's work will largely do away with the first, and our contemporaries will rarely leave us sorrowing for long.
Old age is perhaps harder on women than on men. They live longer, but their life is too often marred by the sudden change which generally overtakes them between forty and fifty, and sometimes leaves them a prey to disease, though it may improve their health. This change seems to be due to a sudden failure of a definite chemical substance produced by the ovary. When we can isolate and synthesize this body we shall be able to prolong a woman's youth, and allow her to age as gradually as the average man.
Psychology is hardly a science yet. Like biology it has arrived at certain generalizations of a rather abstract and philosophic character, but these are still to some extent matters of controversy. And though a vast number of most important empirical facts are known, only a few great generalizations from them --- such as the existence of the subconscious mind --- have yet been made. But anyone who has seen even a single example of the power of hypnotism and suggestion must realise that the face of the world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existence will be totally altered when we can control their effects and standardize their application, as has been possible, for example, with drugs which were once regarded as equally magical. Infinitely greater, of course, would be the results of the opening up of systematic communication with spiritual beings in another world, which is claimed as a scientific possibility. Spiritualism is already Christianity's most formidable enemy, and we have no data which allow us to estimate the probable effect on man of a religion whose dogmas are matters of experiment, whose mysteries are prosaic as electric lighting, whose ethics are based on the observed results in the next world of a good or bad life in this. Yet that is the prospect before us if spiritualism obtains the scientific verification which it is now demanding, not perhaps with great success.
I have only been able, in the time at my disposal, to traverse a very few of the possible fields of scientific advance. If I have convinced anyone present that science has still a good deal up her sleeve, and that of sufficiently startling character, I shall be amply repaid. If anything I have said appears to be of a gratuitously disgusting nature, I would reply that certain phenomena of normal life do seem to many to be of that nature, and that these phenomena are of the utmost scientific and practical importance.
I have tried to show why I believe that the biologist is the most romantic figure on earth at the present day. At first sight he seems to be just a poor little scrubby underpaid man, groping blindly amid the mazes of the ultra-microscopic, engaging in bitter and lifelong quarrels over the nephridia of flatworms, waking perhaps one morning to find that someone whose name he has never heard has demolished by a few crucial experiments the work which he had hoped would render him immortal. There is real tragedy in his life, but he knows that he has a responsibility which he dare not disclaim, and he is urged on, apart from all utilitarian considerations, by something or someone which he feels to be higher than himself.
The conservative has but little to fear from the man whose reason is the servant of his passions, but let him beware of him in whom reason has become the greatest and most terrible of the passions. These are the wreckers of outworn empires and civilisations, doubters, disintegrators, deicides {9} . In the past they have been, in general, men like Voltaire, Bentham, Thales, Marx, and very possibly the divine Julius {10} , but I think that Darwin furnishes an example of the same relentlessness of reason in the field of science. I suspect that as it becomes clear that at present reason not only has a freer play in science than elsewhere, but can produce as great effects on the world through science as through politics, philosophy, or literature, there will be more Darwins. Such men are interested primarily in truth as such, but they can hardly be quite uninterested in what will happen when they throw down their dragon's teeth into the world.
I do not say that biologists as a general rule try to imagine in any detail the future applications of their science. The central problems of life for them may b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chinoderms and the brachiopods, and the attempt to live on their salaries. They do not see themselves as sinister and revolutionary figures. They have no time to dream. But I suspect that more of them dream than would care to confess it.
I have given above a very small selection from my dreams. Perhaps they are bad dreams. It is of course almost hopeless to attempt any very exact prophecies as to how in detail scientific knowledge is going to revolutionize human life, but I believe that it will continue to do so, and even more profoundly than I have suggested. And though personally I am Victorian enough in my sympathies to hope that after all family life, for example, may be spared, I can only reiterate that not one of the practical advances which I have predicted is not already foreshadowed by recent scientific work. If a chemist or physicist living at the end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had been asked to predict the future application of his science he would doubtless have made many laughable errors in the best Laputan style, but he would have been certain that it would somehow be applied, and his faith would have been justified.
We must regard science then from three points of view. First it is the free activity of man's divine faculties of reason and imagination. Secondly it is the answer of the few to the demands of the many for wealth, comfort and victory, for {Here Haldane quots a Greek phrase I cannot reproduce in ASCII}, gifts which it will grant only in exchange for peace, security and stagnation. Finally it is man's gradual conquest, first of space and time, then of matter as such, then of his own body and those of other living beings, and finally the subjugation of the dark and evil elements in his own soul.
None of these conquests will ever be complete but all, I believe will be progressive. The question of what he will do with these powers is essentially a question for religion and aesthetic. It may be urged that they are only fit to be placed in the hands of a being who has learned to control himself, and that man armed with science is like a baby armed with a box of matches.
The answer to this contention may, I think, be found in the daily papers. For scores of centuries idealists had urged that wars must cease and all the earth be united under one rule. As long as any other alternative was possible it was persisted in. The events of the last nine years constituted a reductio ad absurdum of war, but when we ask who responsible for this we shall find that it was not the visionaries but men like Black, Kekule, and Langley, who enlarged man's power over nature until he was forced by the inexorable logic of facts to form the nucleus of an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We have already reacted against the frame of mind that engendered the league of nations, but we have not reacted at all completely. The league exists and is working, and in every country on earth there are many people, and ordinary normal people, who favor the idea in one form or another of a world state. I do not suggest that a world-state will arise from the present league --- or for the matter of that from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I merely observe that there is a widespread and organized desire for such an institution, and several possible nuclei for it. It may take another world-war or two to convert the majority. The prospect of the next world-war has at least this satisfactory element. In the late war the most rabid nationalists were to be found well behind the front line. In the next war no one will be behind the front line. It will be brought home to all whom it may concern that war is a very dirty business.
No doubt there is a fair chance that the possibility of human organization on a planetary scale may be rendered impossible by such a war. If so mankind will probably have to wait for a couple of thousand years for another opportunity. But to the student of geology such a period is negligible. It took man 250,000 years to transcend the hunting pack. It will not take him so long to transcend the nation.
I think then that the tendency of applied science is to magnify injustices until they become too intolerable to be borne, and the average man whom all the prophets and poets could not move, turns at least and extinguishes the evil at its source. Marx' theory of industrial evolution is a particular example of this tendency, though it does not in the least follow that his somewhat artificial solution of the problem will be adopted.
It is probable that biological progress will prove to be as incompatible with certain of our social evils as industrial progress has proved to be with war or certain systems of private ownership. To take a concrete example it is clear that the second biological invention considered by my future essayist would be intolerable in conjunction with our present system of relations between classes and sexes. Moral progress is so difficult that I think any developments are to be welcomed which present it as the naked alternative to destruction, no matter how horrible may be the stimulus which is necessary before man will take the moral step in question.
To sum up, then, science is as yet in its infancy, and we can foretell little of the future save that the thing that has not been is the thing that shall be; that no beliefs, no values, no institutions are safe. So far from being an isolated phenomenon the late war is only an example of the disruptive result that we may constantly expect from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The future will be no primrose path. It will have its own problems. Some will be the secular problems of the past, giant flowers of evil blossoming at last to their own destruction. Others will be wholly new. Whether in the end man will survive his ascensions of power we cannot tell. But the problem is no new one. It is the old paradox of freedom re-enacted with mankind for actor and the earth for stage. To those who believe in the divinity of that part of man which aspires after knowledge for its own sake, who are, in the words of Boethius:
te cernere finis
Principum, vector, dux, semita, terminus idem
the prospect will appear most hopeful. But it is only hopeful if mankind can adjust its morality to its powers. If we can succeed in this, then science holds in her hands one at least of the keys to the thorny and arduous path of moral progress, then:
Per cruciamina leti
Via panditur ardua justis,
Et ad astra doloribus itur.
That is possibly a correct large-scale view, but it is only for short periods that one can take views of history sufficiently broad to render the fate of one's own generation irrelevant. The scientific worker is brought up with the moral values of his neighbors. He is perhaps fortunate if he does not realize that it is his destiny to turn good into evil. The moral and physical (though not the intellectual) virtues are means between two extremes. They are essentially quantitative. It follows that an alteration in the scale of human power will render actions bad which were formerly good. Our increased knowledge of hygiene has transformed resignation and inaction in face of epidemic disease from a religious virtue to a justly punishable offence. We have improved our armaments, and patriotism, which was once a flame upon the altar, has become a world-devouring conflagration.
The time has gone by when a Huxley could believe that while science might indeed remould traditional mythology, traditional morals were impregnable and sacrosanct to it. We must learn not to take traditional morals too seriously. And it is just because even the least dogmatic of religions tends to associate itself with some kind of unalterable moral tradition, that there can be no truce between science and religion.
There does not seem to be any particular reason why a religion should not arise with an ethic as fluid as Hindu mythology, but it has not yet arisen. Christianity has probably the most flexible morals of any religion, because Jesus left no code of law behind him like Moses or Muhammad, and his moral precepts are so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ordinary life that no society has ever made any serious attempt to carry them out, such as was possible in the case of Israel and Islam. But every Christian church has tried to impose a code of morals of some kind for which it has claimed divine sanction. As these codes have always been opposed to those of the gospels a loophole has been left for moral progress such as hardly exists in other religions. This is no doubt an argument for Christianity as against other religions, but not as against none at all, or as against a religion which will frankly admit that its mythology and morals are provisional. That is the only sort of religion that would satisfy the scientific mind, and it is very doubtful whether it could properly be called a religion at all.
No doubt many people hope that such a religion may develop from Christianity. The human intellect is feeble, and there are times when it does not assert the infinity of its claims. But even then:
Though in black jest it bows and nods
* * * *
I know it is roaring at the gods
Waiting for the last eclipse.
The scientific worker of the future will more and more resemble the lonely figure of Daedalus as he becomes conscious of his ghastly mission, and proud of it.
Black is his robe from top to toe,
His flesh is white and warm below,
All through his silent veins flow free
Hunger and thirst and venery,
But in his eyes a still small flame
Like the first cell from which he came
Burns round and luminous, as he rides
Singing my song of deicides.
NOTES
1: Speaking as a physicist, and with all due respect for Haldane, Einstein's theories do not depend on any "ideality" of space or time, or even imply their ideality. See Russell's The ABC of Relativity, or Wheeler's Spacetime Physics.
2: Cf. Arthur C. Clarke's The City and the Stars and Stewart Brand's The Media Lab: Inventing the Future at MIT.
3: Cf. John Kenneth Galbraith's The Affluent Society and 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4: Haldane took first honors in both mathematics and classics as an undergraduate.
5: Embden, Grafe and Schmitz. Zeitschrift fur physiologische Chemie, Vol. 113, p. 67, 1921. [Haldane's note.]
6: The Hindus have recognized the special and physiological relation of man to the cow by making the latter animal holy. A good Hindu would no more kill a cow than his foster-mother. But the holiness of the cow has unfortunately extend to all its products, and the extensive use of cow dung in Indian religious ceremonies is disgusting to the average European. The latter, however, is insensitive to the equally loathsome injunction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with regard to human marriage. It would perhaps be better if both marriage and milking could be secularized. [Haldane's note.]
7: All references to "the league" are to the League of Nations.
8: Whether Haldane meant that there were fewer thieves, or merely fewer dumb enough to let themselves be convicted, is unclear.
9: That is, god-killers.
10: That is, Julius Caes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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