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總編輯 張力奮 2012-01-26）
一年一度的達沃斯論壇，都在一月份的最後一周舉行，已有42年歷史。每年都有個宏大主題。它是一個精密的“議程設置“工程，用來測試該年度全球政界商界和意見領袖的脈搏和體溫。
今年的主題是 “Big Transformation: Shaping New Models” (大轉型：尋找新模式)。對來自中國的與會者，這類主題很熟悉，是老生常談，甚至有時空穿越的錯覺。
值得一提的是，過去30多年中，改革、轉型和新模式這些用語，幾乎獨用於中國、越南以及前蘇聯、東歐一黨威權國家向市場經濟的演革過程，但很少用於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思考和反思。1979年之後，中國由復出的務實派領導人鄧小平主政，開始改革開放。30多年來，雖然對轉型的理解一直存有差異，但它已成為中國社會從上至下最恆久和高度認同的集體意識：不改革，中國別無出路。我們很少聽到“改革資本主義”的呼籲，可能是基於一個共識或前提：彼岸以市場經濟和選舉民主為特徵的資本主義實踐，已在制度競賽中勝出，已成型完備，進入長期的穩定。
這次看到達沃斯會議手冊上“大轉型：尋找新模式”的字眼，我的第一個反應是，在2008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三年之後，面對歐美經濟的結構性危機，達沃斯論壇——這個全球資本主義的信奉者和推進者，不得不思考改革了。長達五天的議程，有近300個分會場的討論和活動。頭天清早，第一場就是“資本主義大辯論”。我趕去旁聽時，過道上已站滿了人。
主持人問，20世紀的資本主義制度，能否適應21世紀的現實？ 開場伊始，他對在座的幾百位代表做了一個舉手民調。結果發現，將近一半在座者認為，資本主義無法應對21世紀。兩成左右覺得資本主義並無大礙。餘下的是謹慎的游離派。
五人嘉賓陣容，頗有象徵意味：國際工運最高領導人、總部設在布魯塞爾的全球工會聯盟（ITUC）的總幹事長、澳大利亞人巴羅(Sharan Burrow)；金融界領軍人物、美洲銀行(Bank of America)首席執行官莫尼漢(Brian T Moynihan)；芝加哥大學金融學教授讓江(Raghuram G Rajan)；私募基金——凱雷(Carlyle)聯合創始人兼總裁魯賓斯坦(David M Rubenstein)；以及電信集團阿爾卡特-朗訊(Alcatel-Lucent)總裁佛瓦言(Ben J. Verwaayan)。
每位嘉賓都代表著不同的利益和價值訴求：工會勞工的，金融資本主義的，學界的，跨國服務業的。
達沃斯雖是資本主義大本營，但崇尚多元，也不懼爭議。它每年都邀請不少工會領袖出席，80年代還曾邀請與鐵娘子撒切爾鬥法的英國煤炭工會領袖斯卡基爾(Arther Scargill)演講。在那次演講中，斯卡基爾宣告說，資本主義制度一定會死亡。
坐在正中的巴羅女士率先亮明勞工階層觀點。她說，富人避稅已經成為一場全球游戲。貧富差距越來越懸殊。資本主義已失去方向；公司擁有有過多權力；金融業正將你致於死地。
“資方人士”佛瓦言立即反駁：“資本主義仍是全世界很多人很嚮往的制度。它創造了財富，機會和自由。資本主義作為價值和理念沒有大問題。問題在於如何應用？”（這段話令我想起，中國80年代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爭論中，也出現過同樣的邏輯——共產主義理論沒有問題，問題出在實施。）
巴羅搶過話頭，再度抨擊。她說，高失業率和貧富差距拉大，顯示資本主義制度正在失效。“商業界已經失落了道德的羅盤。我們必須重新設計模式。我們必須重新啟動。制止貪婪。除非雇主，工人和政府坐下談判，這個制度將繼續走向失敗。”
私募基金經理人出身的美國總統候選人羅姆尼近來遭到批評，被指責交稅太少，低於一般中產階級的稅率。針對富人避稅的指責，美洲銀行總裁莫尼漢聽後覺得坐不下去，作了辯護：“世界上沒有人想多加稅，除了巴菲特先生。羅姆尼只是按章辦事，交應交的稅款。如果大家不滿意，可以提出來，要求修改法律，讓他們多交稅。”
魯賓斯坦則看到了一個有趣的現象： “現在世界上有兩種資本主義，一是以自由市場為基礎的西方資本主義，另一種是中國和新加坡為代表的國家資本主義。至少從目前看，中國這樣的國家資本主義創造了更多的工作機會和效率。如果西方資本主義不改良自己，國家資本主義就會最後勝出！”
印度裔的美國教授讓江，在討論中思維最為慎密。他提醒大家，收入差距的加大，大體上是因為高等教育投資的回報的提高。其實，尋租行為在高收入群體中也很有限。對兩種資本主義之間的角力，他有不同看法。他說：“只要貧窮國家在經濟上能趕上發達國家和它們的產業，國家資本主義就不會成功。兩種資本主義都有其局限。但西方有一個強項，就是創新。以前，資本主義的日子比現在好過，是因為需求就在家門口，現在則要創造全球的需求。”
他還談到，財富分配是個大問題，主要集中在富國的市場經濟模式，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增長已放緩，低於預期。而這些國家的公眾對生活水準的高預期，是超前消費，是國家能力所不及。
當下，歐洲一些國家就業慘淡。西班牙和希臘等國，失業率高達30%至40%，失業的多半是年輕人。巴羅女士說，她是全球勞工的領導人，她要看到的是一個沒有剝削的就業環境，企業要在全球各地創造就業機會，不要用一個地方的就業來犧牲其它地方的就業。她呼籲，公司須每年拿出2%至3%的年收入用於創造新的工作機會。
顯然，莫尼漢覺得，進入新世紀才12年，關於主義的討論目前下結論還為時過早。他說，假如把今天的討論往前推100年，也就是1912年，會是怎樣的情形呢? 他說，現在如果回顧一下，資本主義還是或多或少履行了它的承諾，無論是就業，財富還是社會理想。現在，全球經濟陷入蕭條，工作機會受到威脅，影響增長的風險加大，經濟周期無法消除，加上貧富差距，這些都是制度的弱點。
佛瓦言在回應其它嘉賓對資本主義的反省時說：“我們不要過於懷舊，要向前看。現在的問題是，政府不知道方向，我們也不知道方向。這是一個未知的世界。面對新技術，24/7已經不夠，要的是25/8。”
提問時間，一位代表激言：你們臺上五位嘉賓，為何沒有一個人為我們目前的處境承擔一些個人責任？
聽完這場火藥味的辯論，在場的一位FT資深同事感到很失望。他說，討論中，無論是資本主義的擁戴者，還是反對者，觀點都過於模糊，談得過於空泛，對資本主義制度甚至沒有作基本的定義。
我的看法，倒是稍有不同。第一，資本主義碰到了百年來之大變局，必須改革。這個議題由大家戲稱為“全球資本傢俱樂部”的達沃斯提出，來自堡壘內部，用意良苦，是個很有價值的開端。
第二，嘉賓們未能找到一個彼此認同的剖析資本主義的思路，也可以理解。大家都是資本主義機器的一顆螺絲釘，已很久沒人就資本主義的存在和價值發出如此的質疑了。
第三，過去30多年，中國對意識形態的敏感問題一直用“不爭論”來消解。但達沃斯無緣享受這種特權，因為繞不過去。這場不如人意的辯論，至少告訴我們，除了喬姆斯基這樣孤獨的永遠的批判者，資本主義的支持者和得意者，正在啟動反思。
資本主義正在生一場大毛病，但它並不需要退場。即便對它的批判者來說，它仍是不完美的制度競賽的優勝者。值得一提的是，我們正在不知不覺中進入一個獨特的時代：美國式的資本主義和中國式的威權主義，將不再互為敵手，而是同時進入一個制度的自省和改革期。在全球化的運行中，在資本、商品、人力和思想的流動中，這兩種制度的互動，到底會結成怎樣的果子？ 尚沒有答案。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進入21世紀，現在輪到資本主義舉起改革的旗幟，開始它對制度的重新設計和修補。
Monday, January 30, 2012
Sunday, January 29, 2012
郑永年：当代资本主义面临两大结构性矛盾
(来源：参考消息网)
戴按﹕郑永年看到了当代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发生危机的某些原因----欧洲的社会福利太高，美国的两场战争，金融业绑架政府等。但他说美国政府一再提高社会主义成分，想让更多穷人拥有住房，导致房贷危机和金融危机，显然不符事实。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是欧美国家中最差的。福利制度远远高于美国的加拿大，就没有发生房贷危机和金融危机。真正原因是布什政府放松对银行业的管制。
郑教授寄希望于强人政治，其潜台词是新加坡模式乃最佳社会发展模式。实际上中国30多年来基本上是以新加坡为师。
随着全球金融及经济危机的持续发酵，危机效应逐渐蔓延至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和社会层面。当前国际经济危机的根源是什么？它是西方国家金融制度的问题，还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深层危机？它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走向将产生何种影响？围绕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
透过现象探究危机根源
《参考消息》：您如何看西方国家当前的危机？
郑永年：2008年开始的国际经济危机的根源主要是发达国家，即欧洲和美国。欧洲和美国危机的表现形式不太相同，但危机的根源则是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欧洲国家主要是社会福利制度危机，社会福利推动着政府债务危机。欧洲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已经不足以维持那么高的社会福利。欧洲的政治制度迫使政治人物继续通过政治方法来维持这种社会福利，危机成为必然。
但2008年出现的金融危机也是美国政府一再提高社会主义成分的产物。美国政府想解决住房问题，让更多的低收入阶层拥有住房。不过和欧洲不同，美国政府想利用市场机制来达到这个目标，结果放松了对金融体系的管制，最终也出现了问题。与欧洲不同的是，美国的金融危机还与其发动反恐战争、侵占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国家有关系。战争所需要的大量财力支持也是通过市场机制而获得的，这也促使政府放松对金融市场的管制。
事实上，各国已经花了很大的努力来应付危机。问题在于为什么花了那么大的努力而不能应付危机，而眼睁睁地看着危机深化甚至发生新的危机呢？这需要“从现象看本质”，超越危机现象，深入到西方经济制度的内部，找到产生这些危机的制度根源。
金融资本挟持西方政府
《参考消息》：这些危机的制度根源是什么？
郑永年：西方今天正面临着两大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即金融资本主义和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以及民主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两大矛盾既是危机的根源，也使得西方难以挣脱危机，更使得新危机不断发生。
第一大矛盾是金融或者货币资本主义和实体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在这一波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国家已经从工业资本主义（或者制造业资本主义）过渡到金融资本主义。无论从规模还是从性质来说，当代金融资本主义已经和昔日的金融资本主义全然不同。昔日的金融资本主义是和实体经济（制造业等）联系在一起的，是为后者服务的，金融就是要为实体经济融资。但在今天的金融资本主义那里，金融不再是为实体经济融资，而是更多地为自身 “融资”，用钱来套取更多的钱。如今的许多投资银行家是没有国家概念、没有道德底线、也无所谓社会责任的人。金融资本主义已经是不需要传统意义上的“勤劳和努力”等美德了，它的“美德”是“机会主义”。
当今的金融资本主义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也已经有了质的变化。现实的情况是，虽然实体经济还是依赖于金融经济，但金融经济可以脱离和独立于实体经济而运作。这是一种单向面的依赖，即实体经济依赖于金融经济，但后者不必依赖前者。
在成为当今资本主义的绝对核心之后，当代金融资本主义明显出现三大趋势。第一是金融资本挟持了政府，甚至整个经济。金融资本，例如华尔街，往往是“大到不能倒”，其逻辑是，“我倒下了，也要把你（整个经济）拉倒，你如果还想活下去，你首先必须把我救活”。因为上面提到的单向依赖的缘故，一旦金融业被救活，它根本没有意向来挽救实体经济，拉动实体经济的发展。相反，金融业还是根据自己的逻辑发展。除了威胁政府，金融资本实际上也早已经开始操控政府决策。例如，西方国家早就有征收金融交易税的思想，意在遏制过度投机的金融交易，但始终没有成为现实。
第二，当代金融业不产生就业。当代金融业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而是用货币炒作货币。因此，它可以使用大量的高科技，是高度计算机化的行业，只有老板和少量的技术操控人员，不需要传统金融业所需要的大量雇员。
第三，当代金融业迫使世界上所有一切“货币化”或者“商品化”，不管有形的还是无形的，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这也是金融资本的本质决定的。
大众民主威胁资本主义
西方面临的第二大矛盾是大众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在西方，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一直被视为一对孪生体，他们互为关联，互为保护。民主被视为是保护资本主义的最好政体，同时资本主义也被视为是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的确，在西方民主政治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精英民主，即资产阶级的民主。
在历史上，西方民主政体的产生的确与商业阶层和资本主义的兴起有关联。资产者通过早期资本主义工商业活动积累了财富，成为旧制度的主要纳税人和债权人，自然要和传统贵族分享政治权力。
但是，在大众民主产生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并且是质的变化。工业资本主义产生的第一个群体就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获得选举权是大众民主的第一步。之后，随着妇女、少数族群获得参与政治权利，西方民主从精英民主转型成为大众民主。随着这种政治转型的就是西方经济从赤裸裸的原始资本主义转型为福利资本主义。经济上的这种转型不是资本主义的逻辑，而是民主化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的目的就是自我积累，而不是财富的分配。只有在大众民主的压力下，财富分配才成为可能。因为劳动阶层的崛起和大众民主是同一个过程，政府就不能和从前一样只站在资方一边，而必须超越资产者的利益，表现为比较中立的立场，在资本和劳动者之间，调节两者之间的利益。
不过，大众民主也很快产生出对资本不利的因素。在大众民主下，因为政权的基础不再局限于财富，而是选民的选票，政府很快向民众倾斜。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足够的选票，就很难得到政权。当政权基于选票之上的时候 ，政治人物必须把选票作为优先的考量。因此，在西方，大众民主越来越具有民粹主义色彩。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福利不但不能减少，而且不得不继续扩张。民主往往成为福利政策的“拍卖会”。
在经济体不能创造庞大的财富来支撑福利和公共开支，而国家又无法增加税收的时候，西方政府就走上了借债度日的赤字财政，向人民借钱、向国外借钱、向未来借钱。这就是欧美等国家债务危机的根源。
金融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大众民主和资本主义，这两大矛盾在西方国家普遍存在。
西方体制面临双重转型
《参考消息》：西方国家能够解决上述问题吗？
郑永年：资本自己不会纠正自己的错误，政府无能或者无力纠正错误，那么社会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了。今天的西方发达社会并不比发展中国家更为稳定，社会抗议活动在那里频繁发生。最近发生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具有指标性意义。
从历史上看，不管是社会危机还是经济危机，最终必然转化成为政治危机。从欧美社会抗议的状况来看，经济危机已经开始政治化。然而，这也未必不是好事，因为危机最终必须通过政治方式来得以控制或解决。如果政府受制于方方面面的压力，无论是来自资本还是社会，那么政府会继续弱化，直到更大的危机发生。
当然，也可能出现强人政治来应付危机和解决问题。政治强人可以用民粹主义来节制资本；如果是这样，就可能出现左派政权。但政治强人也可以利用资本的力量来压制民粹主义；如果是这种情况，就可能出现右派政权。但也不排除坏的情况发生，极右或者极左领袖出现的可能也是有的。历史上，经济危机不仅造就了像丘吉尔、罗斯福那样的正面英雄，但也造就了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那样的反面人物。
无论什么制度，经过一定时间发展必然要出现转型。从目前看，西方的资本主义体制需要转型和改革。但不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资本主义体制会崩溃或解体，这样的事情几乎不可能发生。西方的资本主义体制现在面临着双重转型，一个是民主的转型，一个是经济的转型。即使是转型或者改革，没有强人政治和强人政府是无法办到的。只有危机发展到十分深化的时候，才有可能造就强人政治和强人政府，从而达到转型或者改革的目标。
戴按﹕郑永年看到了当代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发生危机的某些原因----欧洲的社会福利太高，美国的两场战争，金融业绑架政府等。但他说美国政府一再提高社会主义成分，想让更多穷人拥有住房，导致房贷危机和金融危机，显然不符事实。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是欧美国家中最差的。福利制度远远高于美国的加拿大，就没有发生房贷危机和金融危机。真正原因是布什政府放松对银行业的管制。
郑教授寄希望于强人政治，其潜台词是新加坡模式乃最佳社会发展模式。实际上中国30多年来基本上是以新加坡为师。
随着全球金融及经济危机的持续发酵，危机效应逐渐蔓延至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和社会层面。当前国际经济危机的根源是什么？它是西方国家金融制度的问题，还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深层危机？它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走向将产生何种影响？围绕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
透过现象探究危机根源
《参考消息》：您如何看西方国家当前的危机？
郑永年：2008年开始的国际经济危机的根源主要是发达国家，即欧洲和美国。欧洲和美国危机的表现形式不太相同，但危机的根源则是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欧洲国家主要是社会福利制度危机，社会福利推动着政府债务危机。欧洲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已经不足以维持那么高的社会福利。欧洲的政治制度迫使政治人物继续通过政治方法来维持这种社会福利，危机成为必然。
但2008年出现的金融危机也是美国政府一再提高社会主义成分的产物。美国政府想解决住房问题，让更多的低收入阶层拥有住房。不过和欧洲不同，美国政府想利用市场机制来达到这个目标，结果放松了对金融体系的管制，最终也出现了问题。与欧洲不同的是，美国的金融危机还与其发动反恐战争、侵占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国家有关系。战争所需要的大量财力支持也是通过市场机制而获得的，这也促使政府放松对金融市场的管制。
事实上，各国已经花了很大的努力来应付危机。问题在于为什么花了那么大的努力而不能应付危机，而眼睁睁地看着危机深化甚至发生新的危机呢？这需要“从现象看本质”，超越危机现象，深入到西方经济制度的内部，找到产生这些危机的制度根源。
金融资本挟持西方政府
《参考消息》：这些危机的制度根源是什么？
郑永年：西方今天正面临着两大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即金融资本主义和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以及民主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两大矛盾既是危机的根源，也使得西方难以挣脱危机，更使得新危机不断发生。
第一大矛盾是金融或者货币资本主义和实体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在这一波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国家已经从工业资本主义（或者制造业资本主义）过渡到金融资本主义。无论从规模还是从性质来说，当代金融资本主义已经和昔日的金融资本主义全然不同。昔日的金融资本主义是和实体经济（制造业等）联系在一起的，是为后者服务的，金融就是要为实体经济融资。但在今天的金融资本主义那里，金融不再是为实体经济融资，而是更多地为自身 “融资”，用钱来套取更多的钱。如今的许多投资银行家是没有国家概念、没有道德底线、也无所谓社会责任的人。金融资本主义已经是不需要传统意义上的“勤劳和努力”等美德了，它的“美德”是“机会主义”。
当今的金融资本主义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也已经有了质的变化。现实的情况是，虽然实体经济还是依赖于金融经济，但金融经济可以脱离和独立于实体经济而运作。这是一种单向面的依赖，即实体经济依赖于金融经济，但后者不必依赖前者。
在成为当今资本主义的绝对核心之后，当代金融资本主义明显出现三大趋势。第一是金融资本挟持了政府，甚至整个经济。金融资本，例如华尔街，往往是“大到不能倒”，其逻辑是，“我倒下了，也要把你（整个经济）拉倒，你如果还想活下去，你首先必须把我救活”。因为上面提到的单向依赖的缘故，一旦金融业被救活，它根本没有意向来挽救实体经济，拉动实体经济的发展。相反，金融业还是根据自己的逻辑发展。除了威胁政府，金融资本实际上也早已经开始操控政府决策。例如，西方国家早就有征收金融交易税的思想，意在遏制过度投机的金融交易，但始终没有成为现实。
第二，当代金融业不产生就业。当代金融业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而是用货币炒作货币。因此，它可以使用大量的高科技，是高度计算机化的行业，只有老板和少量的技术操控人员，不需要传统金融业所需要的大量雇员。
第三，当代金融业迫使世界上所有一切“货币化”或者“商品化”，不管有形的还是无形的，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这也是金融资本的本质决定的。
大众民主威胁资本主义
西方面临的第二大矛盾是大众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在西方，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一直被视为一对孪生体，他们互为关联，互为保护。民主被视为是保护资本主义的最好政体，同时资本主义也被视为是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的确，在西方民主政治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精英民主，即资产阶级的民主。
在历史上，西方民主政体的产生的确与商业阶层和资本主义的兴起有关联。资产者通过早期资本主义工商业活动积累了财富，成为旧制度的主要纳税人和债权人，自然要和传统贵族分享政治权力。
但是，在大众民主产生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并且是质的变化。工业资本主义产生的第一个群体就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获得选举权是大众民主的第一步。之后，随着妇女、少数族群获得参与政治权利，西方民主从精英民主转型成为大众民主。随着这种政治转型的就是西方经济从赤裸裸的原始资本主义转型为福利资本主义。经济上的这种转型不是资本主义的逻辑，而是民主化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的目的就是自我积累，而不是财富的分配。只有在大众民主的压力下，财富分配才成为可能。因为劳动阶层的崛起和大众民主是同一个过程，政府就不能和从前一样只站在资方一边，而必须超越资产者的利益，表现为比较中立的立场，在资本和劳动者之间，调节两者之间的利益。
不过，大众民主也很快产生出对资本不利的因素。在大众民主下，因为政权的基础不再局限于财富，而是选民的选票，政府很快向民众倾斜。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足够的选票，就很难得到政权。当政权基于选票之上的时候 ，政治人物必须把选票作为优先的考量。因此，在西方，大众民主越来越具有民粹主义色彩。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福利不但不能减少，而且不得不继续扩张。民主往往成为福利政策的“拍卖会”。
在经济体不能创造庞大的财富来支撑福利和公共开支，而国家又无法增加税收的时候，西方政府就走上了借债度日的赤字财政，向人民借钱、向国外借钱、向未来借钱。这就是欧美等国家债务危机的根源。
金融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大众民主和资本主义，这两大矛盾在西方国家普遍存在。
西方体制面临双重转型
《参考消息》：西方国家能够解决上述问题吗？
郑永年：资本自己不会纠正自己的错误，政府无能或者无力纠正错误，那么社会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了。今天的西方发达社会并不比发展中国家更为稳定，社会抗议活动在那里频繁发生。最近发生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具有指标性意义。
从历史上看，不管是社会危机还是经济危机，最终必然转化成为政治危机。从欧美社会抗议的状况来看，经济危机已经开始政治化。然而，这也未必不是好事，因为危机最终必须通过政治方式来得以控制或解决。如果政府受制于方方面面的压力，无论是来自资本还是社会，那么政府会继续弱化，直到更大的危机发生。
当然，也可能出现强人政治来应付危机和解决问题。政治强人可以用民粹主义来节制资本；如果是这样，就可能出现左派政权。但政治强人也可以利用资本的力量来压制民粹主义；如果是这种情况，就可能出现右派政权。但也不排除坏的情况发生，极右或者极左领袖出现的可能也是有的。历史上，经济危机不仅造就了像丘吉尔、罗斯福那样的正面英雄，但也造就了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那样的反面人物。
无论什么制度，经过一定时间发展必然要出现转型。从目前看，西方的资本主义体制需要转型和改革。但不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资本主义体制会崩溃或解体，这样的事情几乎不可能发生。西方的资本主义体制现在面临着双重转型，一个是民主的转型，一个是经济的转型。即使是转型或者改革，没有强人政治和强人政府是无法办到的。只有危机发展到十分深化的时候，才有可能造就强人政治和强人政府，从而达到转型或者改革的目标。
Wednesday, January 25, 2012
黄宗智：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学术？
黄宗智：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学术？——国内十年教学回顾
摘要：本文是作者对自己在国内十年教学与写作的回顾与反思。首先是对当前影响最大的两大理论传统——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以及两大次要理论传统——马克思主义和实体主义的简单讨论。重点不在学术史研究而在学术实用，从如此角度来点评四大理论传统。然后，回答文章的中心问题：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要怎样对待理论，做什么样的学术研究？文章主要从自己的学术实践经验和总结来提出意见。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实体主义、经济史、法律史
我十多年前发表了《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四个陷阱和一个问题》，回顾自己学习和运用学术理论的经历，强调学习和使用理论，应该同时兼顾多种传统，以经验证据为准绳来决定取舍。（黄宗智2003b[1998]）之后在为国内研究生们写的《连接经验与理论：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一文中，更突出地强调在学术研究中，理论概念和经验必须相互连接，两者缺一不可，好比左右双手并用。文章指出，可以借助与现有理论的对话来建立自己的新概念，来创建可以验证的新的中层理论概念（区别于不可验证的宏大理论）。更高的境界是借助不同理论传统的交锋点来形成自己研究的问题。（黄宗智2007c）此篇是前两篇的后续讨论，是对我这十年来在国内教学和写作的经验性回顾，也是对当今在学术界影响最大的两大主要理论传统和两大次要传统的反思。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不是对理论的学术史研究，也不是对其思想史或哲学史的讨论。其目的不在就理论论理论，而在学术实用。本文提出的问题是：在当前的理论和意识形态潮流下，我们要怎样对待理论，做什么样的学术？目前学术界影响较大的理论体系对我们做学术能有什么样的帮助？同时，又会起什么样的误导作用？
这十年来在国内教学、为国内读者写作，最使我惊奇的是，新自由主义在国内学术界的影响竟然远远超过在美国。对我来说，新自由主义理论固然具有它一定的是处和洞见，但它同时带有许多明显不符合中国实际的部分，对理解中国来说充满盲点和误区，亟需纠正。本文简略探讨这个理论传统今天在美国和中国学术界所占的霸权地位，并进而讨论影响第二大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传统，以及两个最主要的“另类”理论传统，即马克思主义和实体主义理论传统。文章对四个传统分别作出评论，主要从自己的学术实践来提出意见。对它们的反思和应用是我近年来学术变化的一个主要动力。
另一个主要动力来自对中国现实的关怀，从消极转到积极。过去作为处于美国学术界比较边缘地位的“中国研究”的一员，多年来习惯于一种对中国只带有消极关怀（想而不写）的心态；但是，回到国内为关心国是的青年学者开课，并为国内读者写作，自然而然地从消极的关怀转向积极的参与。这样，更把主要理论传统所包含的前瞻性论说带到自己学术研究问题意识的中心地位。文章也总结了我近年来在这个方面的思考和学术研究。
新自由主义霸权话语
国内一般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在学术界的霸权地位，其实远远超过在美国的所谓“新保守主义”。两者的基本教条是大致相同的（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更多附带一种近乎帝国主义的制度输出愿望，想把自己的制度强加于别的国家），但其在中国的影响比美国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便是在“金融海啸”引起全世界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和反思之下，其在中国高等院校的强势地位仍然没有动摇。
这个现象颇耐人寻味。表面看来，美国到底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其意识形态的大本营。新自由主义在那里的影响力怎么反而弱于中国共产党治理下的“社会主义”中国？
为什么在中国威势比在美国更大？
究其原因，首先是，美国的新保守主义，顾名思义，乃是保守的思想。它的核心是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反对美国从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后，国家越来越多干预市场的历史潮流，因此称作“保守”。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主要来自保守（右派）的共和党的右翼，针对的是民主党过分的国家干预。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则不同，它伴随“改革”和“思想解放”而生，是针对过去高度官僚化计划经济的反动，因此，一定程度上更具新颖性和活力。这是原因之一。（虽然，它今天很大程度上已经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颠覆性转向一种维护既得利益的保守性。）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近年作为第二主要思想潮流的后现代主义，其含义和影响在两国十分不同。这点需要花点篇幅来说明。在美国， 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核心是对实证主义认识论的深层反思和批判，强调主观因素、否定客观、否定绝对真实、否定唯物思想。它是对西方长期以来（从天主教到现代科学）在认识论上的绝对主义的反动。它成功地在整个学术界质疑了实证主义，推翻了现代主义的认识论。它的影响力可以见于这样的现象：近二三十年来，学术界人士在提到过去认作无可置疑的事实和客观现象时，普遍地要加上引号，或“所谓”两个字（例如“所谓事实”、“所谓客观”）。
在中国则很不一样，学术界没有像西方那样程度的认识论上的焦虑，没有像西方那样的，从笃信上帝到笃信科学，而后到彻底怀疑科学所导致的深层认识危机。中国的学术界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重点，不在怀疑客观和事实，而在质疑西方现代主义所连带的西方中心主义。以在法学界影响甚广的“本土资源”论为例，其重点在针对全盘西化的新自由主义移植论，也就是说西方中心论，试图从一种中国“本土”的实际和传统来与之抗衡。它归根到底主要是一种本土感情（民族主义）的表现。
在中国历史学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远不如在美国那么强大。在拒绝过去的阶级斗争框架之后，一个重要倾向是美化清代及其市场经济，借以“去西方中心化”，但主要的潮流则是“碎片化”的研究，抛弃了过去那种对历史整体的意识形态化认识，但一般并不附带拒绝经验和客观真实的倾向，甚或正好相反（下面还要讨论）。
可以说，后现代主义在中国（除了个别的学术领域之外，例如比较文学），不能够称作一个实实在在的学派，不能够被视作一个在学术实践层面上真正具有庞大影响力的理论。它没有太多公认的经典或教科书。在社会科学诸领域，影响力最大的是萨伊德的“东方主义”和吉尔茨的“地方性知识” 概念（两者都被纳入我在国内为研究生们开设的“社会、经济与法律：历史与理论”课程），而对它们的理解和接纳，主要源自“去西方中心主义”的动机，而不是怀疑一切客观事实的动机。
这就和美国很不一样。在那里，后现代主义根本性地动摇了实证主义科学的基础。其认识论附有一大堆的高水平理论，从语言学到哲学，从艺术和建筑学到认识论，从文本分析到法学和社会学与人类学，都具有很大的学术势力，形成彻底质疑现代主义的大潮流。（例如，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 福柯Michel Foucault, 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詹姆森Fredric Jamison等的著作）
在美国的人文学科里，后现代主义已经占到新主流地位，几乎是霸权地位。在社会科学中，它也有巨大势力：在历史学和人类学领域，它已经占到近乎主流地位的优势，在社会学中则几乎已经形成和新自由主义两权对峙的局面，而在经济学、哲学、政治学领域，其势力虽然不如在以上诸学科，也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在其占到主流或分权地位的学科，它直接控制或部分控制了学科基本内容、教员聘任、职称评审、研究生遴选等关键环节。（这当然和美国的高等院校制度有一定的关系：和中国相比，教授们享有较大的权力，一旦占据重要大学的职位，便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左右本学科在该校的发展方向。）
这种状态和美国高等院校长时期对政府的批判传统有一定的关系。学术界人士一向以展示自己的独立精神为荣，几乎认为独立批评，尤其是批评政府，乃是作为学者的一个基本条件。绝少人会简单地遵循官方的意识形态和言词；无论心底里如何想，也必定要摆出独立批评者的姿态。这是美国学术界的一种潜规则。学术界也因此一向比一般民众的政治立场相对“进步”、“左倾”。在过去，高等院校乃是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例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反越战运动）的左派思想的大本营；今天则是后现代主义影响的主要所在地。过去在高等院校，（老）左派和右派分享权力，相互制衡；今天则是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分享权力和相互制衡。（虽然如此，在一般民众中，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仍然十分有限，知之者其实为数甚微。）
由于后现代主义在美国学术界更强大的势力，新保守主义在美国没有能够达到像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学术界的考核制度中如此完全的霸权，而是处于与后现代主义分权和妥协的局面。这两大理论传统的共同点是它们都高度意识形态化，轻视经验证据。对新保守主义来说，这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掌握最终真理，而在最基本的真理前面，根本就没有客观还是不客观的事实之分。而对后现代主义来说，这是因为在他们的认识论中，本来就没有什么真实可言——一切最终只不过是“话语”或修辞。因此，两者同样偏向理论、轻视经验（也因此使美国无视经验证据而发动伊拉克战争成为可能），并且同样敌视马克思主义。如此的共识更促成它们之间的一种妥协，甚至联盟。
在双方分权共处的局面下，两者都分别默认对方的正当性，并因此促使学术评价简约化为一种关系“政治”，越是“前沿”和“一流”的大学越如此。以我自己任教38年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为例，此前那种严谨的客观学术评审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后现代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认识论上的相互容忍。在学术评价的场合，互相让对方选择与自己意见一致的人士来做评审。（详见黄宗智2008a：533~535）两者的权力关系可以比喻于长期拉锯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一个今天是执政党，另一个则是在野的反对党，但两者在议会中共存，而且在野党在短期内便很可能执政，当前则占有一定的分享权力的地位。
在中国则是由新自由主义在制度层面上独享霸权。在“与国际接轨”的大潮流下，新自由主义已经在制度上深入到教科书、核心刊物等，而由此也在研究生的遴选、教员们的聘任与评审中占据霸权地位。一个具体例子是，我自己这几年所在的国内学术单位，虽然是在一位认同于“另类”学术的非常能干的院长的领导之下， 并且附带有新左派的倾向（包含经过重新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去西方中心化的后现代主义、以及一定程度的本土意识），但事实上，在关键性的招生、招聘以及评审方面，实际上几乎完全由占据霸权地位的“主流”经济学所左右——依据它们的标准而选定必读书目、设计考卷问题、规定要在哪些刊物发表论文等，几乎完全臣服于新自由主义知识体系之下。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学科的未来其实完全被新自由主义所掌控。
这部分是因为体制问题。中国的体制是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民主集中制。研究生招生制度被完全控制于全国统一的官僚体制之下，采用的是行政管理手段。在僵硬的应试教育制度下，个别学校和院系，更不用说个别教员，欠缺自主招收有特殊才能但没有超过分数线的学生的权力。要建立起有制度性依据的“另类”做法，真是谈何容易。无论是建立“博士点”、学术“特区”，还是新学科等，都必须面对高度统一制度化（官僚化）的体制。目前，“另类”分子只能依赖党内右、左之分，一定程度上借助（老）左派来争取活动和话语空间，但是，在一统的制度性实际运作中，新自由主义其实已经占据了绝对的霸权地位。
我个人由此得出的实用性结论是，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霸权比在美国更需要反思、批判、挑战。
要么轻视经验研究，要么完全拒绝理论
在美国，由新保守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所主宰的学术环境，所造成的部分后果是共同偏向理论，并造成理论与经验的割裂。两者都认为，在理论和经验之间，理论占据决定性位置，认为一切争论全是理论争论，经验证据只是装饰。两者的霸权其实一定程度上是相辅相成的。在那样的环境下，今天已经越来越少有双手并用、紧密连接经验与概念、在两个层面上同时具有新鲜建树的学术研究。
在中国，新自由主义一定程度上得到国家政权的认可和支持，与官方的社会主义话语并存于极其微妙的关系之中。在那样的环境下，有的高度教条化的经济学家们，酷似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留学苏联的陈绍宇（王明）、秦邦宪（博古）等“海归”领导人。陈、秦等经过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坚信马列理论乃是革命的绝对真理，坚信苏联的革命经验乃是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典范。今天在美国受培训的中国经济学家们，有的同样以为自己已经掌握绝对真理（“科学”），意图以之改造中国。两者同样不顾中国实际，无视中国实践经验，要把中国推向已经给定的教条。过去是城市革命、工人阶级专政、轻视农村和游击战；今天是市场经济、资本和“效率”挂帅、忽略农民和公平。新自由主义中影响最大的所谓“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更建构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间的绝对对立——私有产权vs. 公有制；市场vs. 计划；市场分配vs. 国家分配；个人抉择vs. 官僚抉择——并以此完全拒绝中国的现代革命传统，完全无视其历史背景。如此的二元区分，特别清晰地展示于今天在国内影响最大的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和科尔奈Janos Kornai，也可见于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科斯R. H. Coase、诺斯Douglass North等经济学理论家。（我开设的课程把舒尔茨的著作当作掌握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切入点。）
和过去的马列主义同样，今天的新自由主义是以普适真理和科学来自我包装的。不同的是，过去是以阶级斗争为核心，把它视作“政治”的核心；今天则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去阶级的“政治”。即便是在极其显著的社会不公现实之下，新自由主义只讨论个人利益和博弈，拒绝讨论阶级矛盾。
和过去马列主义指导下的研究同样，教条化的新自由主义经验研究多受其意识形态所主导。它在表面上虽然强调“科学的”、实证的、精确的经验研究，但实际上缺乏真正的、既有经验根据也有创新概念的学术研究。这种教条化的学术主要有两种：要么努力证明新自由主义理论，时而借助貌似科学的计量方法；要么试图说明中国去他们的理想图景还有一定的距离，借以强调中国必须向新自由主义理想进一步迈进。这种研究其实和冷战时期的美国中国研究非常相似。它们呼吁，要确立私有产权，确立纯粹的市场竞争，遏制、消除国有企业，目的是建立和（他们想象中的）美国相同的完全私有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在这些大潮流下，也有相当部分学者，面对学术的高度意识形态化和理论的明显不符合现实，坚决拒绝意识形态化理论，许多人并连带拒绝一切学术理论。和毛泽东时代的部分学者同样，他们以经验主义来卫护自己的求真理念。这种现象在经验研究传统一直占主流地位的历史学科尤其普遍，形成当前的“碎片化”研究趋势。在经济学领域，则可见于纯技术性的研究。但问题是，经验研究从来只可能是学术的一只手，脱离概念的建构和运用，等于是自缚另一只手。用这样的方法来培训研究生，等于是迫使他们脑袋里那块概念肌肉萎缩，使得他们之后即便想利用分析概念也会力不从心。
至于引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学术，它们主要借用后现代主义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批判来树立中国传统（或乡土文化）的正当性，借以“去西方中心化”。部分学者则更是模仿美国学者的话语分析，并且多多少少染上了美国最时髦的后现代主义学术特征，即主要以批判姿态呈现自己——竞相试图对现代主义作出深层的反思与批判，把建树理解为批判。如此的学术，多缺乏扎实的经验根据。
在以上论述的经验与理论分裂的学术环境下，青年学者相当普遍养成了一种浮躁的阅读习惯。面对缺乏概念的“碎片化”经验堆积，他们认为，如此的研究意义不大，只需稍作浏览。同时，面对没有经验检验的理论空谈，他们觉得只需快速总结出“观点”，不需要详细阅读。这样，就养成轻浮阅读的习惯，并普遍以此来应付学校的课程。较少有学生具备独立学术思考和积累学问的阅读态度，即习惯性地质问，此作的概念和其经验证据把自己说服了没有？
以上是我这个外来者对国内学术环境的初步认识。本文要提的问题是，在这样的学术环境里，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学术？当然，在新自由主义学术占据制度化的正当性现实之下，任何“另类”学术，包括扎实的学术研究以及“另类”的理论思想，影响和势力都比较有限，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因此放弃学术最基本的对真实和真理的追求。我个人更认为，我们也不可放弃连接经验与概念/理论，因为唯有那样，才有可能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概念和理论。我自己教学中常常对学生这样说：理论不可盲从，也不可拒绝；西方理论是其学术的核武器，必须面对和掌握，才有可能超越。
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外的“另类”理论/思想
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可以说是当今中、美学术界两大主要理论体系，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体主义传统则可以说是两大次要传统。作为学者，我们必须做去意识形态化的研究（不然，何谈“学术”？）。这就意味着我们应该广泛采用多种学术传统的洞见，或借助其间的张力来反思每个理论传统，或与其对话来提炼自己的新概念。从这样的角度来观察，在后现代主义之外，两大次要学术传统也是批判、超越新自由主义霸权话语的重要可用资源。
中美“左派”思想影响之异同
中美相比，其“老”“左派”思想同样日趋式微。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理论，过去是国家政权的正式意识形态，但今天很大程度上已经是被遗忘的理论。在年轻一代的学生中，部分由于教育制度对“政治”的强制要求，相当普遍被视作仅是一种修辞。就其现在在学术界的活力，也许还不如在美国处于另类和边缘地位的马克思主义。
但是，由于中国的现代革命传统，由于官方相当程度上仍然沿用过去的革命话语，左派在中国的学术界占有和美国很不一样的另一种空间。一方面，上面已经提到，新自由主义在学术界占据绝对霸权；但是，另一方面，官方的“社会主义”话语也为反对新自由主义霸权留下了一定的空间和权力依据。“老”和“新”“左派”都可以借助官方的正式话语来批评新自由主义的原教旨市场信仰，以及其人人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人主义教条，可以强调“社会公平”以及“和谐社会”等被官方正式话语认可的价值和期望。也可以有限度地援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批判新自由主义。
在被边缘化的实际下，左派思想一方面趋向一种脱离实际的“修辞化”，但是，另一方面，则也显示了一定的创新力量。首先是摆脱了过去的教条，包括计划经济理论以及庸俗的唯生产关系（阶级斗争）论，认识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原有的宽阔视野，即由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互作用（而不是偏重其中任何一方）的历史演变观点。在对待上、下层建筑关系上，也同样灵活，不会陷入简单的唯物观点。同时，在新的环境下，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原来的、把全人民幸福置于首要地位的价值观念。此外，借助后现代主义理论对西方的现代主义，包括其西方中心主义以及其科学主义（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这方面），提出深层的反思，并对中国的过去进行更均衡的重新思考。 最后，脚踏实地地直面当前的全球化市场经济实际，探索利用其动力以及改善其现实的可能方案。诸如此类的“新左派”理论思想，其潜在的活力和影响远远超过在美国。由于当前中国社会矛盾极其尖锐的现实，新左派今天所占的地位虽然比较边缘，但它具有庞大的社会基础，不容低估。
虽然如此，和后现代主义同样，新左派也没有能够在学术体制之内扎根。在教科书、核心刊物、教员聘任、考核以及研究生遴选等方面，都没有能够形成真正的势力。其所掌握的权力其实局限于个别学者的声誉和地位，但是，鉴于改革三十年以来的不公平的发展这一基本事实，新左派理论是具有巨大潜力的，也是今天挑战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另类理论。
处于左右之间的实体主义理论
至于实体主义理论，它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从来都不曾是主流理论，但它一直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它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对原教旨市场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它的主要代表，也许可以视作社会学-经济学的波拉尼以及农民学传统的恰亚诺夫和斯科特。因为小农经济在中国的强韧持续，其影响要比在美国大得多，没有像美国那样伴随小农经济的消失而趋向式微。在美国则只有在对第三世界的“外国区域研究”（foreign area studies）中，影响较大，主要限于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等学科。（至于法学领域，美国的实用/现实主义法学也许也可以被视作实体主义理论传统的一部分。它在美国影响较大，长期与形式主义抗衡、拉锯——下面还要讨论。）
今天，实体主义理论仍然不失为一个可用资源，在美国有相当深厚的批判新自由主义的传统。譬如，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影响最大的历史社会学理论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便同时采用这个传统和马克思主义传统来批判新自由主义。（美国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兴起的“批判法学”，也同样借助马克思主义和现实主义两个传统来批判形式主义法学。）在前苏联，则是在斯大林的恐怖政治之前，恰亚诺夫的理论曾经有过非常重要的影响。今天，它仍然不失为重要的另类理论传统，对小农经济仍然占重要地位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它也是批判和反对新自由主义霸权话语的一个重要另类资源。
在研究方法上，实体主义理论比较倾向质性和社区研究（有点类似于毛泽东时代的所谓“解剖麻雀”方法）.，如果使用计量方法，则要在那样的基础上方才采用。这种方法很好体现于过去曾经一度占到人类学主流地位的社会人类学和经济人类学。与形式主义研究方法不同，它更倾向于从经验到概念的研究进路，而不是形式主义所广泛使用的从理论到经验再返回到理论的研究进路。对惯常在没有任何感性认识的条件下，滥用定量的形式主义研究方法来说，它可以起重要的纠正作用。（这方面，我个人认为，应该通过质性研究形成鲜明的问题之后，方才有深度、针对性地使用计量，然后再返回到质性研究中去检验、阐释。）在这方面，实体主义理论和研究方法在今天其实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开设的课程同时纳入以上两个另类传统的阅读材料。
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学术？
在中国现今的学术环境中，显然十分需要有一定的政治意识和自省，认识到新自由主义的高度意识形态化，认识到它在学术界和社会上的影响，方才有可能破除其误区和盲点、做出更符合中国实际的学术研究。在批判中，后现代主义、新左和实体理论，只要符合中国实际与需要，都是可用的宝贵资源。
我自己在这方面花了不少精力，针对经济学和社会学中流行的“形式主义”理论传统提出批判，也针对法学界中同样占霸权地位的形式主义理论提出批判。
批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力争，在市场经济下生产要素会得到最佳配置，不可能会有过剩——土地、资本如此，劳动力也如此。据此，他坚持印度（和中国都）没有过剩劳动力。两地的农业发展都无需考虑人口压力问题，只需要能够促使农民增收的新技术。他的学说可以视作当时（在发展中国家的）所谓“绿色革命”的意识形态。
首先，应该说明，即便是1979年授予舒尔茨经济学奖的诺贝尔委员会，也对他这种观点带有一定的保留：因此，他们把该年的经济学奖，同时授予论证发展中国家农村具有“劳动力无限供应”的刘易斯W. Arthur Lewis。
针对舒尔茨忽视中国“人多地少”基本国情的论点，我指出：舒尔茨对中国劳动力的理解是不符实际的，忽视了其相对过剩的实际。我之前的研究证明，明清时期依赖雇佣劳动力的“经营式农场”确实是按照舒尔茨的理论逻辑运作的，因为它们根据需要而调整其劳动力和劳动投入，趋向劳动资源的最佳配置。但是，占绝大多数的“家庭农场”（在华北平原占据所有农户的90%，在江南则接近100%）则不同，因为它们的劳动力是给定的。在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之下（家庭农场面积严重不足），他们做出的回应是越来越高度的劳动密集化，倚赖家庭的辅助劳动力来吸收低于粮食种植报酬的手工业（在江南地区特别是纺纱和养蚕、缫丝），以边际报酬递减的代价来支撑“农业+手工业”“两柄拐杖”结合的“家庭化生产”谋生模式。在华北，家庭农场的劳动力平均只种植10~15亩，而经营式农场的劳动力则达到适度的20~30亩。在江南，纺纱的报酬只相当于粮食种植的1/3到1/2，蚕桑则是以八、九倍的劳动投入来换取（相应于粮食种植的）三、四倍的报酬。这就表明在当时的市场经济下存在劳动力相对过剩，以及当时农业经济的“内卷化”。（黄宗智1992[2000，2006]，1986[2000，2004]）
集体化时期更加如此。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和一些其它发展中国家同样经历了所谓“绿色革命“（即化肥使用、科学选种和机械投入）。但是，在人口压力下，江南粮食种植的劳动密集程度达到一年三茬（早稻、晚稻、冬小麦），以劳动报酬递减的代价来换取绝对收入的提高。绿色革命的新投入+劳动密集化，所起的作用促使农业产出年增长2~3%，但如此的增长基本被每年2%的人口增长所蚕食掉，结果是劳动报酬停滞不前，也就是我所说的“没有[劳动生产率]发展的[绝对产出的]增长”。
至于去集体化的改革时期，农村约1/3的劳动力从农业中释放出来，但农业总产并没有因此下降，展示的是一定程度的“去内卷化”。这也是农村劳动力过剩的很好证明。（黄宗智1992[2000，2006]）
近二十年来，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入非农生产，或“离土不离乡”，或“离土又离乡”，其背后也是劳动力过剩的事实。即便如此，农村劳动力仍然相对严重过剩，大量农业从业人员仍然处于“就业不足”的状况之下。这一切乃是改革时期“农民工”浪潮的基本背景，促使大规模低报酬、不受国家劳动法规保护、没有正规职工福利的“非正规经济”的形成。
林毅夫等根据与舒尔茨同样的逻辑，力争中国的庞大劳动力其实乃是其“比较优势”，在改革中的全球化市场经济之下，终于通过市场机制而得到其最佳配置。蔡昉等则一再强调，中国今天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即农村和城市整合的、同等工资的劳动力市场。而陆学艺等则强调，中国已经形成一个“中产阶级”即将占大多数的“橄榄型”（区别于“金字塔”型）社会。他们忽视的是，大量农村劳动力在“非正规经济”中被超时使用、拖欠工资、欠缺福利、没有劳动法规保护等恶劣现象。如此的实际不能简单被称为“比较优势”或整合的劳动力市场，或橄榄型社会，不能无视这么多人的血汗经历。（详见黄宗智2009c）
当然，在“招商引资”的竞争下，丰富的廉价劳动力是个有利条件，配合地方政府的无视国家劳动法规，更加如此，但我们要同时看到其（主要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出的）“剥削”的一面，看到中国的快速“发展”的“奇迹”是以广泛的社会不公来换取的。也就是说，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不公其实来自同一根源，即地方政府不顾劳动剥削和环境污染而积极招商引资。（黄宗智2010d, 2009a）
近年来，由于三大历史性趋势的交汇——生育率的下降终于在世纪之交体现于劳动力绝对量的递减，快速的城镇化（包括大量的农民工非农就业），以及由于收入上升而导致的高值农产品（蔬菜水果和鱼肉蛋奶）的需求增加，促使单位耕地面积上既是更多资本也是更多劳动力的投入（例如，拱棚蔬菜和秸秆养殖）——在今后几十年间有可能可以消除劳动力过剩的“内卷化”问题。（黄宗智、彭玉生2007a）
与舒尔茨的认识不同，我以上的论点不是来自任何单一的理论，而是来自中国的实际经验，展示的不是从理论到经验拼凑、再返回到理论的典型新自由主义研究方法，而是从经验到概念、再返回到经验的研究方法。在对经验证据的理解上，我借助（实体主义理论传统的）恰亚诺夫“农民（家庭农场）经济”理论来形成自己的“内卷化”/“过密化”概念。
作为以上思路的延伸，这些文章兼顾到中国发展模式问题，借以讨论新自由主义制度经济学的对错。首先，针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教条，即发展必须由市场+私有资本主义公司来推动，我指出，在中国的发展“奇迹”中，地方政府显然起了极大作用，和新自由主义要求政府干预最小化的教条完全不同。同时，地方政府的作为
——为了招商引资而无视劳动和环境法规——也是当前社会和环境危机的来源。（黄宗智2010a, 2009b）
针对新自由主义的教条——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必定会导致欧美式的橄榄型（即由庞大的中产阶层占大多数的）社会结构，我论证，中国的社会结构其实是（从金字塔型演变为）烧瓶型的，新精英阶层人数和比例确实有所增加，但仍然只占全人口的绝对少数，不会超过5~15%（确切多少的关键在于对“中产阶级”如何定义）；占绝大多数的则是农民+农民工+下岗工人的非正规经济，多达全人口的85%。他们处于中产阶级之外，做的是最脏最累的工作，拿到的是普遍远低于城市正规职工的报酬，基本得不到劳动法规的保障，并且没有或只有低层次的社会保障。如此的城乡差别以及分配不公，乃是今天中国最最突出的问题（黄宗智2010d，2009c, 2008c）
批判形式主义法学
法学领域的状况和经济领域十分相似。形式主义法学影响最大的理论家马克思.韦伯认为，现代西方法律乃是“形式主义理性”法律，与非西方社会的“实质主义”法律十分不同。西方形式主义法律的依据是来自古希腊传统的、被认为是世界文明中西方所独有的演绎逻辑。如此的形式主义理性乃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核心，是其法律、现代科层制治理，乃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这种观点被改革时期的中国的法学界广泛接受，形成现今法学的“主流”认识（虽然，常有只得其皮毛、不得其真髓的理解和运用。下面还要讨论。）
首先，针对形式主义思维方式，我指出：它片面强调逻辑和理论，忽视经验和实践。同时，它自以为是普适的，基本无视时空环境，也因此既是（西方）现代主义的，也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即便是在美国和德国，都兴起了长期与之抗衡、拉锯的实用主义/现实主义以及法社会学传统。他们强调，法律是（应该）应时而变的，需要适应现实与实用。实际上，我们如果摆脱纯理论性的视角而考虑到法律实践，便可以看到，即便是现代西方本身在实际运作中的法律，其实也并不是纯形式主义的，而是形式主义与现实主义长期拉锯而形成的产物。（黄宗智2007b, 2009a）
至于中国，我对韦伯建构的理想类型的批评首先是，在中国的法律实践（区别于其“表达”）中，其实含有实用和（可预期的）“理性”的维度，绝对不符合韦伯建构的“实质非理性”或“卡迪法”理想类型，而更接近于他讨论不多的“实质理性”模型。同时，它绝对不像韦伯所建构的纯经验性或回顾性法律，而是具有一定前瞻性的法律。它所依赖的不是与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密不可分的“权利”前提概念，而是儒家的“仁”与“和谐”伦理。同时，其所使用的法律思维十分不同于形式主义的完全偏向抽象概念和理论，而是特别强调连接经验与概念，并带有强烈实用倾向的思维方式。（黄宗智2001[2007]，2003a[2007], 2009a, 2010c）
此外，我指出，对中国古代法律的理解，需要摆脱其简单的官方表达，而看到表达与实践既矛盾又抱合的基本特征（即，法律说的是一回事，做的是另一回事，合起来则更是另一回事）；韦伯所看到的其实只是其表达层面。（黄宗智2001[2007]）对现代和当代（改革前后）的法律理解同样。以离婚法为例，毛泽东时代的法律不能仅凭其表达来理解，更要看到其带有古代传统特征和现代实用性的方面。这尤其可见于其离婚法实践中的调解制度。它既继承了传统的社区互让调解传统，更加上了现代革命的、依赖国家法规和政策的“干部”和行政调处与调解。此外，还创建了中国独特的法庭调解制度。在继承-赡养法、侵权法、财产法等方面，我们都能够在司法实践中看到古代、革命中国和西方的多元共存以及融合与矛盾，绝对不能依赖简单的“形式主义”思维或“全盘西化”意识形态来理解。（当然，也不能仅凭“本土资源”来理解或总结。）（黄宗智2006, 2009a, 2010c）
同时，我更指出，国内的移植主义法律有许多地方与中国实际不相符，并且是来自对西方法律的错误理解。譬如，《取证程序的改革》一文论证，进入新世纪之后，在离婚法领域中，盲目移植西方“当事人主义”取证程序，缺乏配套制度（例如，证人取证），其结果是在实践之中，导致毫无意义的形式化程序以及违反法律条文本身意图的司法实践。（黄宗智、巫若枝2008b）再则是《中西法律如何融合：道德、权利与实用》一文，同样说明，盲目移植被误解的西方“修复性正义”，导致牛头不对马嘴的“刑事调解”司法实践运动。这就类似于教条性地提倡西方的“米兰德原则”，而实际上与中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司法实践水火不相容，乃是完全脱离实际的空谈。（黄宗智2010c）
鉴于以上总结的研究成果，我特别强调，要纠正形式主义法学片面关注理论和法律条文的缺点，我们必须关注法律的实际运作。我因此提倡“实践历史”的研究进路，赖以纠正脱离实际运作的法学和法史研究。更具体地说，就是从诉讼档案出发来研究中国的法律，对过去的古代和革命时代如此，对移植西方法律的中华民国时期和当代中国改革时期同样如此。唯有通过对司法实践的研究，看到其与法律表达（理论和条文）的互动，我们才有可能认识到中国法律在实际运作中的实质内容，才有可能更贴切地理解过去的法律以及其现代的动向。《从诉讼档案出发：中国的法律、社会与文化》一书汇集了我在美国所培养的十多位中、青年学者的文章，体现了这种研究方法。（黄宗智、尤陈俊编2009d；黄宗智2009a）
当然，这并不是说实践一定是正确的，表达一定是错误的。上面我们已经看到，实践之中也多有错误的经验，譬如，在离婚法中已经被广泛运用的“当事人主义”取证程序、在刑法中被误解为“恢复性正义”的“刑事和解”，更无庸说常见的“刑讯逼供”等。这些是今天司法实践中亟需改革的缺陷。其中关键在于要看到实践的后果，而不是沉溺于理论和条文的空谈，因为那样的学术研究最终只是意识形态的争论，对真实的理解和恰当的立法都无济于事。
以上对形式主义法学的批判的根据，和对中国农业的理解同样，是来自从实际运作（实践）出发的学术，由此概括并建立新的概念，逐步建立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理论，然后再回到经验来检验。这是对当前的形式主义法学和形式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的根本性批判。
现实关怀与建树性学术之必要
以上是以批判为主要目的的学术。但是，我深觉，我们的学术不能停顿在批判层面上。哪怕只是在“象牙塔”的学术层面上。我进入不惑之年后，对自己学术的一贯要求是要做创新性的经验研究，同时从新的材料中得出新的概念。理论的用途不在真理，而在提出问题；我们要借助理论来建立新概念，而不是简单地应用/证实现有理论，或简单地证伪现有理论。我们的目的应该是：创建符合中国实际、带有中国主体性的学术和理论/概念。
更关键的是，我自己对现实的越来越积极的关怀。作为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相对美国国家和社会来说，只可能是比较边缘的学者，对美国的主要思想潮流和社会问题缺乏发言权。如果关心现实，一般最多只涉及美国中国政策等类型的问题。即便心向中国，也只可能采取消极的关怀，不可能积极关怀或参与其中。但是，近十年来在中国教学的环境则很不一样。在国内，为关心国是的青年开课，我发现，自己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做的学术，有什么具体的、关乎中国现实和未来的重要问题的贡献？在国内，面对新自由主义霸权的现实，当然需要反思和批判。问题是，在批判之上还要建树。中国的现实固然需要批判，但是仅凭批判和否定，对改变现实实在无补于事。
由此，便在自己的“从哪里来？”的学术之上，不可避免地加上“到哪里去？”的问题。两个问题的结合，更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怎样从这里走到那里？”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我自己这十年来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不能仅凭想象，脱离眼前的事实而借理论之名来做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空洞论说。我个人认为，一个有用的研究方法是从过去和最近的实践之中来探寻可供今天所用的资源，以用来回答：什么才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出路？在目前的情况下，有什么可以依据的资源让我们从这里走到那里？
回顾和前瞻性的实践历史研究
经过这些年的摸索，我认为：要同时摆脱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其与后现代主义轻视经验研究的弊端，一个可行方案是在实践历史中探寻可供今天之用的实用智慧。一方面，可以摆脱只重话语、轻视实践/经验的弊端。另一方面，可以倚赖已有的经验和实际基础来确定今天的改革路径，避免毫无实际根据的空谈。
我对“实践”的理解包含三种含义。首先是相对于理论的实践，主要指行动，和毛泽东《实践论》的理解基本相同；同时也是相对于表达的实践，区别于官方表达或话语，这是我研究清代法律得出的概念框架；再则是相对于制度和结构的实践，主要指实际运作的过程，乃是（我开设的课程所纳入的）社会学-人类学理论家布迪厄的基本观点。上面提到的形式主义只重理论/概念、忽视实践，所指的是第一种含义。再则是清代的极其高度道德化的话语/表达，与其相当实用性的实践形成鲜明的对照（如，由社会自身来处理“细事”纠纷的理念表达，和州县衙门由于实用需要而惯常处理“户婚田土”细事纠纷的实践）。这是第二层的含义。最后是诸如当事人必具“甘结”要求的制度，在实际运作中则明显只是一种形式化的程序，更重要的是在其实际运作过程中才可以看到的知县们的司法“实践逻辑”，这是布迪厄的概念。（黄宗智2009a: 第1章；黄宗智2005a, b）
我提倡的是，在建树性的现实关怀下，可以在通过过去这些方面的实践来探寻其中的实践智慧，由此来建树今天可用的方法。所以说，我所提倡的实践历史研究，绝对不是纯回顾性的，而是具有一定前瞻性/价值观念的。可以直言，我个人认为，做学术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人民大众谋求幸福，而不仅是一己之利益、地位、声誉、权力或报酬。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假设利己即最佳的公益途径，实质上是不顾社会公平；这也是我们需要探寻另一种选择和可能的重要原因。但我提倡的不仅是纯理论/哲学/抽象性的探讨、不仅是对未来图景的凭空设想，而是基于实践的回顾和前瞻，借以回答“从哪里来”和“到哪里去”的问题。
法律与法史领域
我2009年完成的民法研究第三卷（《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提倡的是：在中国的法律/司法实践历史中探寻立法原则和具体立法的可行途径。上面在总结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中已经提到，回顾中国的法律传统，可以看到其一贯的“实用道德主义”思维方式，始终连接概念和经验，并照顾到实用需要。我论证，这是可资今天所用的思维方式，并且已经在实践层面上多有呈现。例如，在继承法上，独特地把赡养老人的义务和继承的权利连接起来（“对被继承人尽了抚养义务. . . . . . 可以多分。 . . . . . . 不负抚养义务的 . . . . . . 应当不分或者少分。”——《继承法》第13条），和作为中国现代立法楷模的德国民法十分不同。这是照顾到中国家庭关系和伦理的实用性创新。又譬如，在侵权法方面，既采用源自西方个人权利逻辑的侵权概念，强调必分对错，又十分实用性地看到，在实际生活中，多有不能区分对错的涉及损伤的纠纷，并立法处理如此的实际情况（“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负担民事责任”——《民法通则》第106条）。这样的立法体现了在采用西方形式法律之上，实用性地照顾到经验实际的思维。再譬如，在婚姻法中，虽然部分采纳了西方的权利和契约概念，但在实际运作中，其核心概念其实是人际关系（“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1980年婚姻法，第25条），而不是契约或侵犯个人权利的逻辑链。这些都是促使舶来的形式法律适应中国现实的做法。我个人认为，这些是实践之中所展示的明智的立法抉择，虽然已经个别地被采纳为法律条文，但其背后的思维方式迄今还没有得到正式认可。它完全可以用来指导今天的法学和立法。（黄宗智2009a；亦见黄宗智2010c）
以上的一些做法和古代的实用道德主义法律思维方式其实具有一定的连贯性。中国法律传统一向拒绝完全抽象、脱离时空的法律思维和立法，坚持要通过实际经验情况来澄清法律条文的含义。古代的法律因此惯常寓抽象原则于具体事例。这是个优良的传统， 并在民国立法中得到一定体现。即便是在中国的革命立法、甚至是今天的移植立法中，也有所体现。这是我们今天应该认可的法律传统。
同时，中国法律传统绝对不仅仅是经验性和回顾性的、像韦伯假说的那样缺乏抽象和前瞻性的法律。无庸说，中国传统法律不像西方法律那样从个人权利前提出发，而是从人际关系的伦理观念出发。在古代法律中，在法家的思想之上，加上了所谓“儒家化”，借助于儒家的“仁”、“和”、“礼”、“孝”等（前瞻性）伦理概念来指导其实用性的法律。这个传统也可见于中华民国时期的法律，尤其是其对德国法律在赡养父母方面的修改，也可以见于毛泽东时代之援用传统调解（强调在“人民内部矛盾”中使用“和”的理念，特别鲜明地体现于离婚法纠纷中的“调解和好”，要求唯有在调解不成之后，方才允许离婚），并由此发明民事法律中的普遍依赖“法庭调解”的制度创新。即便是在改革时期的立法中，也可见于1980年的婚姻法之确立感情是否“确已破裂”原则的条文，以及1985年的继承法明确把“继承”和“赡养”相连接等条文。这些创新都在当代法律中体现了传统的伦理观念。
今天的主流“形式主义”法学其实多有机械地移植西方法律的错误。首先，忽视了西方法律中形式化表达和其实际运作之不同，忽视了与形式主义占几乎同等地位的法律实用主义和法社会学传统。有时候在“与国际接轨”的大口号下，更出现只得其形式、不得其真髓的盲目引进，无视条文背后的主、客观条件。近年简单的取证程序改革以及所谓“恢复性正义”和“刑事调解”等便是很好的例证。结果是牛头不对马嘴的立法，既脱离了西方法律的实质性内容，也违反了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诸如此类的立法和实践方面的谬误，应该明确面对并引以为戒。（黄宗智2010c, 2009a, 2003a[2007], 2001[2007]）
最后要说明，这里提倡的绝对不是非此即彼的中西二元对立观点，像现今国内影响较大的“移植论”和“本土论”之间的对立那样，而是要求在确认两者缺一不可的历史现实下，探索超越性的融合。西方权利思想确实可以赖以纠正中国法律的不分对错、“和稀泥”倾向，更不用说今天参与全球化经济的与国际接轨现实需要。但同时，我们需要具备清醒的历史视野，认识到今天的中国法律只可能是三大传统——古代、现代革命、移植西方——的结合体，缺一便脱离历史实际。我们要建立的是既继承中国古代和现代革命传统优点的、也是可以与国际接轨的法律体系，我们要做的是既具有前瞻性也具有实践性/实用性的法学研究。（黄宗智2011a, 2010c）
农业经济与经济史领域
新古典/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包括所谓“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农业发展的必须条件是明晰的私有产权以及自由的市场经济；它想象的最终图景是享有“规模经济”效益的大农场，一如在农业人口只占10%以下的发达国家那样（美国、德国、英国的只占2%）。在这个意识形态的影响之下，最近十几年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大规模扶持资本主义型的“龙头企业”，想借以“带动”中国农业的“产业化”和“现代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相当普遍的共识是，要彻底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最终只能在更高度、更快速的城镇化下，走上农业资本主义规模经济的道路，就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黄宗智2010b）
针对如此的新自由主义的教条，我论证，中国的实际是，在人多地少的现实以及（土地改革传统和）承包制的均分土地制度下，农场规模一般都只有劳均七个播种亩。今天和可预期的将来只可能主要是小规模的家庭（农场）经营。我们需要探寻的更是小家庭农场发展的出路，不是大规模资本主义公司和高度机械化的产业化规模生产。后者违反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不符实际。经过对现有统计材料的系统梳理和计量，我们发现，迄今如此的资本主义农业规模生产只占到农业总劳动投入的约3%（黄宗智、高原、彭玉生，待刊）。妄图走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农业资本主义道路，只可能导致大规模的农村无产化——像印度那样，农业雇工占到农村人口的45%，贫苦人口占到全人口的42%。如此的社会形态不可能解决中国农村发展远远滞后于城市的问题，更不可能减轻今天的贫富悬殊问题。（黄宗智2011a, 2010a, 2010b, 2010d）
在近中期中，中国农业的发展必定将是以小家庭农场为主的发展，并且应该如此。我们必须正视小家庭农场的经济特征和发展潜能。根据近年来的（我称之为）“隐性农业革命”的内容，真正需要扶持的是上面已经提到的从事资本和劳动双密集、生产高值农产品的“新农业”小（四、五亩）家庭农场。它们借助结合不同产品的“范围经济”效益（例如过去的“桑基鱼塘”和今天的“种养结合”），而不是规模经济效益。另外则是（因为劳动力外出和土地流转而达到）适度规模（20来亩）的粮、棉“旧农业”小家庭农场。这两种小农场才是中国农业的出路所在、所必须依赖和照顾到的经济主体。在那样的基础上，可以在“纵向一体化”（即综合产、加、销）中，适当采用“不同层面的不同最佳规模”（如，小家庭生产、成规模加工与成规模销售）。（黄宗智2010a; 2010b）
最近的经验表明，虽然在地方政府全力以赴地支持“龙头企业”的现实之下，农村的合作社和“社会化的”（即由政府组建的公共）专业市场，起了出人意料之外的积极作用，“带动”了将近一半的“纵向一体化”的新农业。这些新型小农场面向市场，生产高值农产品，并且，由于新农业的资本和劳动力双密集化的特征，一般能够做到适度规模和“全就业”。（譬如，从事拱棚蔬菜，一个劳动力只需要一亩地，而从事旧的露地蔬菜种植，则需要三、四倍于此的土地；“秸秆养殖”则可以在5亩地的农场上，饲养10头猪或更多，远远超过过去一个家庭农场只散养一两头猪的模式）。这种“新农业”的兴起，意味农业可以一反过去几个世纪的内卷化/过密化。当然，也意味每劳动力所获报酬的增长，亦即真正意义的农业发展和现代化。它已经帮助可能将近一半的中国农民进入“新农业”生产，问题是剩下来的一半以及怎样促使所有农户的进一步发展。在处于偏远地区、土地贫瘠和交通不便的村庄，这个问题特别艰巨。（黄宗智2010a, 2010b）
过去，只有城郊农民才能分享到城市建设用地增值的收益。针对这个问题，重庆市政府近几年建立了全市的“地票交易所”，使偏僻地带农民也能进入地票交易。2011年7月，一亩宅基地（从非农用地改成农耕用地）的地票（因为可以借以获得一亩建设用地的指标）的市价已经达到15.5万元。对于意欲迁入城镇的农民来说，这是一笔可以用于创业或房子首付的资金。对于从事耕作的农民来说，它带来了融资的可能。所在地方一旦具备必要的基础设施，贫穷的旧农业农民便可能转入生产高值农产品的新农业。
重庆市政府最近启动对农民的“三产”（宅基地、承包地、林地）作出系统的市场价值估计、出具证书，并引导金融机构接受这些产权为贷款质押，动员该地的金融机构在三年之内为农村小家庭农场提供650亿元（等于平均每户一万多元）的借贷。这是一个意义可能相当深远的举措。过去，小农们无法向正规金融机构筹资，只能依赖亲朋的非正规借贷，农业的“资本化”因此受到极大限制。同时，“小农”面对大资本主义企业或当地政府或经营能人，因为缺乏谈判条件（对方完全掌控资本），一般都只能受人摆布。农村因此也不太可能组织出真正以农民为主体的合作社。借合作之名来获得政府的资助或税收优惠，但实际上则是由极少数人操纵、逐利的“伪”合作社相当普遍。这是今后亟需克服的一个问题。重庆的新举措也许能够通过赋予农民实质性的谈判筹码，而由此促进真实意义的合作社的兴起。市政府最近提出要在五年内引导农民组建2000个股份合作社。我们论证，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特点是“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与印度的经验相比，差别尤其鲜明。重庆的新举措可能会为这样的农业发展提供更为坚强的制度性基础。（黄宗智、高原、彭玉生，待刊)
此外，重庆近几年更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可能具有很大潜能的公平发展道路。它特别关注农民工问题，为他们大规模建造廉价公租房，并通过地票交易所，为可能迁入城市的农民提供了一个可以以合理价格出售自家宅基地的平台。更有进者，市政府利用国有企业的资产（尤其是土地）的市场增值来为农民工建设和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条件。同时，积极引进国内外投资，借以推动全市的经济发展。其中关键是在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第一只手”和国家调控的（看得见的）“第二只手”之上，更建立了公益性国有企业的“第三只手”，由这三只手相互搭配、竞争。这个所谓“重庆经验”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自己一直希望看到的，通过实践而探索出实用可行的道路和（理论）模式。它可能会对全国起示范作用。为此，我撰写长文仔细总结关于重庆经验的现有证据，再加以前瞻性的分析，并组织了一个中美学者的学术对话和辩论。（黄宗智2011b）
结论
最后，回到本文所提的中心问题：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学术？和我以往提倡的一样，我认为学术研究应该既带有经验创新，也带有与之紧密连接的概念创新。在经验和概念方面，我们应该双手并用，不能只是碎片的堆积，也不能只是宏大的空谈。对于理论的使用，首先要求“去意识形态化”，对现存理论要带有一定的自省和批判，尽可能掌握多种理论传统，以经验证据来决定取舍。最好是借助与其对话来创建自己新的概念，更高的境界则是从多种理论传统的交锋点来形成自己研究的问题意识。这才是建立真正具有中国主体性的学术和理论的途径。当然，这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甚或一代人所能做得到的，但我坚信，这是个正确的方向。
由于当前意识形态化的形式主义理论占据了话语霸权，我特别强调实践历史的研究方法，借以纠正形式主义偏向理论、轻视经验的缺点。同时，也借以连接（多是来自西方的）理论与中国实际（因为实践乃是这样的连接的体现），通过中国自身的实践经验来探寻符合中国实际的概念和理论。
经过近十年来在国内教学的经验，我个人认为，学术应该既具有回顾一面（从哪里来？）也带有前瞻的一面（往哪里去？）。在这方面，我认为，学术研究完全可以，并且应该带有一定的价值观念。当然，每个人的选择各有不同，但我自己认为学术的一个可取的目标是民众的幸福。由于当今学术界和思想界偏向理论、无视实际，我特别提倡以如此的价值观念来从过去的实践经验中探寻今天的可用资源，提出有实际根据的、可行的前瞻性方案。目的是回答“怎样从这里走到那里？”的问题。如此的实践走向，不是仅仅抽象空洞的建构，而是可供观察的经验实际。
Abstract: This essay reviews and reflects on my past ten years’ experience teaching in China and writing for a Chinese audience. First is a simplified discussion of the two most influential theoretical traditions to day, neo-liberalism and post-modernism, and of the two main secondary traditions, Marxism and substantivism. The emphasis is not o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ies of these traditions, but rather on their practical uses for scholarship today. Then, an attempt to answer the central question raised in this essay: in such an environment, how do we treat theory, and what kind of scholarly work do we do? The essay mainly draws on and summarizes my own experience in scholarly practice to propose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Key words: neo-liberalism, post-modernism, Marxism, substantivism, economic history, legal history.
本文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1期。感谢张家炎、尤陈俊、高原和王海侠的批评与建议。
正文所引用的笔者著作：
黄宗智、高原、彭玉生（待刊）：《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中国的农业发展》。
黄宗智（2011a）:《中国的现代家庭：来自经济史和法律史的视角》，载《开放时代》，第5期：82~105页。
黄宗智（2011b）：《重庆：“第三只手”推动的公平发展？》，载《开放时代》，第9期：5~32页。
黄宗智（2010a）：《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北京：法律出版社。
黄宗智（2010b）：《中国的新时代小农场及其纵向一体化：龙头企业还是合作组织？》，载《中国乡村研究》，第8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www.lishiyushehui.cn
黄宗智（2010c）：《中西法律如何融合？道德、权利与实用》， 载《中外法学》，第5期：721~736页。
黄宗智（2010d）：《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论与实用含义——非正规经济实践》，载《开放时代》，第10期：134~158页。
黄宗智 （2009a）：《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北京：法律出版社。
黄宗智（2009b）：《跨越左右分歧：从实践历史来探寻改革》，载《开放时代》第12期：78～88页。
黄宗智（2009c）：《中国被忽视的非正规经济：现实与理论》，载《开放时代》第2期：51～73页。
黄宗智、尤陈俊编（2009d）：《从诉讼档案出发：中国的法律、社会与文化》。北京：法律出版社。
黄宗智（2008a）《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黄宗智、巫若枝（2008b）：《取证程序的改革：离婚法的合理与不合理实践》，载《政法论坛》，第1期：3-13页。
黄宗智（2008c）：《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悖论的社会形态》，载《中国乡村研究》，第6辑：1～14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www.lishiyushehui.cn
黄宗智（2008d）：《中国小农经济的过去和现在——舒尔茨理论的对错》，载《中国乡村研究》，第6辑：267～287页。www.lishiyushehui.cn
黄宗智、彭玉生（2007a）：《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与中国小规模农业的前景》，载《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74-88页。
黄宗智（2007b）：《中国法律的现代性？》，载《清华法学》，第10辑：67~88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www.lishiyushehui.cn
黄宗智（2007c）：《连接经验与理论：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载《开放时代》，第4期：5~30页。
黄宗智（2006）：《离婚法实践——当代中国法庭调解制度的起源、虚构和现实》，载《中国乡村研究》，第4辑：1~53页。www.lishiyushehui.cn
黄宗智（2005a）：《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载《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85~95页。
黄宗智（2005b）：《悖论社会与现代传统》，载《读书》2005年，第2期：3~14页。
黄宗智（2003a[2007]）：《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黄宗智（2003b）：《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四个陷井和一个问题》，载《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102-13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www.lishiyushehui.cn
黄宗智（2001[2007]）：《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黄宗智（1992[2000，2006]）《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
黄宗智（1986[2000，2004]）《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
摘要：本文是作者对自己在国内十年教学与写作的回顾与反思。首先是对当前影响最大的两大理论传统——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以及两大次要理论传统——马克思主义和实体主义的简单讨论。重点不在学术史研究而在学术实用，从如此角度来点评四大理论传统。然后，回答文章的中心问题：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要怎样对待理论，做什么样的学术研究？文章主要从自己的学术实践经验和总结来提出意见。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实体主义、经济史、法律史
我十多年前发表了《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四个陷阱和一个问题》，回顾自己学习和运用学术理论的经历，强调学习和使用理论，应该同时兼顾多种传统，以经验证据为准绳来决定取舍。（黄宗智2003b[1998]）之后在为国内研究生们写的《连接经验与理论：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一文中，更突出地强调在学术研究中，理论概念和经验必须相互连接，两者缺一不可，好比左右双手并用。文章指出，可以借助与现有理论的对话来建立自己的新概念，来创建可以验证的新的中层理论概念（区别于不可验证的宏大理论）。更高的境界是借助不同理论传统的交锋点来形成自己研究的问题。（黄宗智2007c）此篇是前两篇的后续讨论，是对我这十年来在国内教学和写作的经验性回顾，也是对当今在学术界影响最大的两大主要理论传统和两大次要传统的反思。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不是对理论的学术史研究，也不是对其思想史或哲学史的讨论。其目的不在就理论论理论，而在学术实用。本文提出的问题是：在当前的理论和意识形态潮流下，我们要怎样对待理论，做什么样的学术？目前学术界影响较大的理论体系对我们做学术能有什么样的帮助？同时，又会起什么样的误导作用？
这十年来在国内教学、为国内读者写作，最使我惊奇的是，新自由主义在国内学术界的影响竟然远远超过在美国。对我来说，新自由主义理论固然具有它一定的是处和洞见，但它同时带有许多明显不符合中国实际的部分，对理解中国来说充满盲点和误区，亟需纠正。本文简略探讨这个理论传统今天在美国和中国学术界所占的霸权地位，并进而讨论影响第二大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传统，以及两个最主要的“另类”理论传统，即马克思主义和实体主义理论传统。文章对四个传统分别作出评论，主要从自己的学术实践来提出意见。对它们的反思和应用是我近年来学术变化的一个主要动力。
另一个主要动力来自对中国现实的关怀，从消极转到积极。过去作为处于美国学术界比较边缘地位的“中国研究”的一员，多年来习惯于一种对中国只带有消极关怀（想而不写）的心态；但是，回到国内为关心国是的青年学者开课，并为国内读者写作，自然而然地从消极的关怀转向积极的参与。这样，更把主要理论传统所包含的前瞻性论说带到自己学术研究问题意识的中心地位。文章也总结了我近年来在这个方面的思考和学术研究。
新自由主义霸权话语
国内一般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在学术界的霸权地位，其实远远超过在美国的所谓“新保守主义”。两者的基本教条是大致相同的（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更多附带一种近乎帝国主义的制度输出愿望，想把自己的制度强加于别的国家），但其在中国的影响比美国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便是在“金融海啸”引起全世界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和反思之下，其在中国高等院校的强势地位仍然没有动摇。
这个现象颇耐人寻味。表面看来，美国到底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其意识形态的大本营。新自由主义在那里的影响力怎么反而弱于中国共产党治理下的“社会主义”中国？
为什么在中国威势比在美国更大？
究其原因，首先是，美国的新保守主义，顾名思义，乃是保守的思想。它的核心是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反对美国从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后，国家越来越多干预市场的历史潮流，因此称作“保守”。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主要来自保守（右派）的共和党的右翼，针对的是民主党过分的国家干预。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则不同，它伴随“改革”和“思想解放”而生，是针对过去高度官僚化计划经济的反动，因此，一定程度上更具新颖性和活力。这是原因之一。（虽然，它今天很大程度上已经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颠覆性转向一种维护既得利益的保守性。）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近年作为第二主要思想潮流的后现代主义，其含义和影响在两国十分不同。这点需要花点篇幅来说明。在美国， 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核心是对实证主义认识论的深层反思和批判，强调主观因素、否定客观、否定绝对真实、否定唯物思想。它是对西方长期以来（从天主教到现代科学）在认识论上的绝对主义的反动。它成功地在整个学术界质疑了实证主义，推翻了现代主义的认识论。它的影响力可以见于这样的现象：近二三十年来，学术界人士在提到过去认作无可置疑的事实和客观现象时，普遍地要加上引号，或“所谓”两个字（例如“所谓事实”、“所谓客观”）。
在中国则很不一样，学术界没有像西方那样程度的认识论上的焦虑，没有像西方那样的，从笃信上帝到笃信科学，而后到彻底怀疑科学所导致的深层认识危机。中国的学术界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重点，不在怀疑客观和事实，而在质疑西方现代主义所连带的西方中心主义。以在法学界影响甚广的“本土资源”论为例，其重点在针对全盘西化的新自由主义移植论，也就是说西方中心论，试图从一种中国“本土”的实际和传统来与之抗衡。它归根到底主要是一种本土感情（民族主义）的表现。
在中国历史学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远不如在美国那么强大。在拒绝过去的阶级斗争框架之后，一个重要倾向是美化清代及其市场经济，借以“去西方中心化”，但主要的潮流则是“碎片化”的研究，抛弃了过去那种对历史整体的意识形态化认识，但一般并不附带拒绝经验和客观真实的倾向，甚或正好相反（下面还要讨论）。
可以说，后现代主义在中国（除了个别的学术领域之外，例如比较文学），不能够称作一个实实在在的学派，不能够被视作一个在学术实践层面上真正具有庞大影响力的理论。它没有太多公认的经典或教科书。在社会科学诸领域，影响力最大的是萨伊德的“东方主义”和吉尔茨的“地方性知识” 概念（两者都被纳入我在国内为研究生们开设的“社会、经济与法律：历史与理论”课程），而对它们的理解和接纳，主要源自“去西方中心主义”的动机，而不是怀疑一切客观事实的动机。
这就和美国很不一样。在那里，后现代主义根本性地动摇了实证主义科学的基础。其认识论附有一大堆的高水平理论，从语言学到哲学，从艺术和建筑学到认识论，从文本分析到法学和社会学与人类学，都具有很大的学术势力，形成彻底质疑现代主义的大潮流。（例如，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 福柯Michel Foucault, 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詹姆森Fredric Jamison等的著作）
在美国的人文学科里，后现代主义已经占到新主流地位，几乎是霸权地位。在社会科学中，它也有巨大势力：在历史学和人类学领域，它已经占到近乎主流地位的优势，在社会学中则几乎已经形成和新自由主义两权对峙的局面，而在经济学、哲学、政治学领域，其势力虽然不如在以上诸学科，也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在其占到主流或分权地位的学科，它直接控制或部分控制了学科基本内容、教员聘任、职称评审、研究生遴选等关键环节。（这当然和美国的高等院校制度有一定的关系：和中国相比，教授们享有较大的权力，一旦占据重要大学的职位，便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左右本学科在该校的发展方向。）
这种状态和美国高等院校长时期对政府的批判传统有一定的关系。学术界人士一向以展示自己的独立精神为荣，几乎认为独立批评，尤其是批评政府，乃是作为学者的一个基本条件。绝少人会简单地遵循官方的意识形态和言词；无论心底里如何想，也必定要摆出独立批评者的姿态。这是美国学术界的一种潜规则。学术界也因此一向比一般民众的政治立场相对“进步”、“左倾”。在过去，高等院校乃是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例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反越战运动）的左派思想的大本营；今天则是后现代主义影响的主要所在地。过去在高等院校，（老）左派和右派分享权力，相互制衡；今天则是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分享权力和相互制衡。（虽然如此，在一般民众中，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仍然十分有限，知之者其实为数甚微。）
由于后现代主义在美国学术界更强大的势力，新保守主义在美国没有能够达到像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学术界的考核制度中如此完全的霸权，而是处于与后现代主义分权和妥协的局面。这两大理论传统的共同点是它们都高度意识形态化，轻视经验证据。对新保守主义来说，这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掌握最终真理，而在最基本的真理前面，根本就没有客观还是不客观的事实之分。而对后现代主义来说，这是因为在他们的认识论中，本来就没有什么真实可言——一切最终只不过是“话语”或修辞。因此，两者同样偏向理论、轻视经验（也因此使美国无视经验证据而发动伊拉克战争成为可能），并且同样敌视马克思主义。如此的共识更促成它们之间的一种妥协，甚至联盟。
在双方分权共处的局面下，两者都分别默认对方的正当性，并因此促使学术评价简约化为一种关系“政治”，越是“前沿”和“一流”的大学越如此。以我自己任教38年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为例，此前那种严谨的客观学术评审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后现代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认识论上的相互容忍。在学术评价的场合，互相让对方选择与自己意见一致的人士来做评审。（详见黄宗智2008a：533~535）两者的权力关系可以比喻于长期拉锯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一个今天是执政党，另一个则是在野的反对党，但两者在议会中共存，而且在野党在短期内便很可能执政，当前则占有一定的分享权力的地位。
在中国则是由新自由主义在制度层面上独享霸权。在“与国际接轨”的大潮流下，新自由主义已经在制度上深入到教科书、核心刊物等，而由此也在研究生的遴选、教员们的聘任与评审中占据霸权地位。一个具体例子是，我自己这几年所在的国内学术单位，虽然是在一位认同于“另类”学术的非常能干的院长的领导之下， 并且附带有新左派的倾向（包含经过重新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去西方中心化的后现代主义、以及一定程度的本土意识），但事实上，在关键性的招生、招聘以及评审方面，实际上几乎完全由占据霸权地位的“主流”经济学所左右——依据它们的标准而选定必读书目、设计考卷问题、规定要在哪些刊物发表论文等，几乎完全臣服于新自由主义知识体系之下。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学科的未来其实完全被新自由主义所掌控。
这部分是因为体制问题。中国的体制是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民主集中制。研究生招生制度被完全控制于全国统一的官僚体制之下，采用的是行政管理手段。在僵硬的应试教育制度下，个别学校和院系，更不用说个别教员，欠缺自主招收有特殊才能但没有超过分数线的学生的权力。要建立起有制度性依据的“另类”做法，真是谈何容易。无论是建立“博士点”、学术“特区”，还是新学科等，都必须面对高度统一制度化（官僚化）的体制。目前，“另类”分子只能依赖党内右、左之分，一定程度上借助（老）左派来争取活动和话语空间，但是，在一统的制度性实际运作中，新自由主义其实已经占据了绝对的霸权地位。
我个人由此得出的实用性结论是，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霸权比在美国更需要反思、批判、挑战。
要么轻视经验研究，要么完全拒绝理论
在美国，由新保守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所主宰的学术环境，所造成的部分后果是共同偏向理论，并造成理论与经验的割裂。两者都认为，在理论和经验之间，理论占据决定性位置，认为一切争论全是理论争论，经验证据只是装饰。两者的霸权其实一定程度上是相辅相成的。在那样的环境下，今天已经越来越少有双手并用、紧密连接经验与概念、在两个层面上同时具有新鲜建树的学术研究。
在中国，新自由主义一定程度上得到国家政权的认可和支持，与官方的社会主义话语并存于极其微妙的关系之中。在那样的环境下，有的高度教条化的经济学家们，酷似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留学苏联的陈绍宇（王明）、秦邦宪（博古）等“海归”领导人。陈、秦等经过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坚信马列理论乃是革命的绝对真理，坚信苏联的革命经验乃是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典范。今天在美国受培训的中国经济学家们，有的同样以为自己已经掌握绝对真理（“科学”），意图以之改造中国。两者同样不顾中国实际，无视中国实践经验，要把中国推向已经给定的教条。过去是城市革命、工人阶级专政、轻视农村和游击战；今天是市场经济、资本和“效率”挂帅、忽略农民和公平。新自由主义中影响最大的所谓“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更建构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间的绝对对立——私有产权vs. 公有制；市场vs. 计划；市场分配vs. 国家分配；个人抉择vs. 官僚抉择——并以此完全拒绝中国的现代革命传统，完全无视其历史背景。如此的二元区分，特别清晰地展示于今天在国内影响最大的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和科尔奈Janos Kornai，也可见于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科斯R. H. Coase、诺斯Douglass North等经济学理论家。（我开设的课程把舒尔茨的著作当作掌握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切入点。）
和过去的马列主义同样，今天的新自由主义是以普适真理和科学来自我包装的。不同的是，过去是以阶级斗争为核心，把它视作“政治”的核心；今天则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去阶级的“政治”。即便是在极其显著的社会不公现实之下，新自由主义只讨论个人利益和博弈，拒绝讨论阶级矛盾。
和过去马列主义指导下的研究同样，教条化的新自由主义经验研究多受其意识形态所主导。它在表面上虽然强调“科学的”、实证的、精确的经验研究，但实际上缺乏真正的、既有经验根据也有创新概念的学术研究。这种教条化的学术主要有两种：要么努力证明新自由主义理论，时而借助貌似科学的计量方法；要么试图说明中国去他们的理想图景还有一定的距离，借以强调中国必须向新自由主义理想进一步迈进。这种研究其实和冷战时期的美国中国研究非常相似。它们呼吁，要确立私有产权，确立纯粹的市场竞争，遏制、消除国有企业，目的是建立和（他们想象中的）美国相同的完全私有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在这些大潮流下，也有相当部分学者，面对学术的高度意识形态化和理论的明显不符合现实，坚决拒绝意识形态化理论，许多人并连带拒绝一切学术理论。和毛泽东时代的部分学者同样，他们以经验主义来卫护自己的求真理念。这种现象在经验研究传统一直占主流地位的历史学科尤其普遍，形成当前的“碎片化”研究趋势。在经济学领域，则可见于纯技术性的研究。但问题是，经验研究从来只可能是学术的一只手，脱离概念的建构和运用，等于是自缚另一只手。用这样的方法来培训研究生，等于是迫使他们脑袋里那块概念肌肉萎缩，使得他们之后即便想利用分析概念也会力不从心。
至于引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学术，它们主要借用后现代主义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批判来树立中国传统（或乡土文化）的正当性，借以“去西方中心化”。部分学者则更是模仿美国学者的话语分析，并且多多少少染上了美国最时髦的后现代主义学术特征，即主要以批判姿态呈现自己——竞相试图对现代主义作出深层的反思与批判，把建树理解为批判。如此的学术，多缺乏扎实的经验根据。
在以上论述的经验与理论分裂的学术环境下，青年学者相当普遍养成了一种浮躁的阅读习惯。面对缺乏概念的“碎片化”经验堆积，他们认为，如此的研究意义不大，只需稍作浏览。同时，面对没有经验检验的理论空谈，他们觉得只需快速总结出“观点”，不需要详细阅读。这样，就养成轻浮阅读的习惯，并普遍以此来应付学校的课程。较少有学生具备独立学术思考和积累学问的阅读态度，即习惯性地质问，此作的概念和其经验证据把自己说服了没有？
以上是我这个外来者对国内学术环境的初步认识。本文要提的问题是，在这样的学术环境里，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学术？当然，在新自由主义学术占据制度化的正当性现实之下，任何“另类”学术，包括扎实的学术研究以及“另类”的理论思想，影响和势力都比较有限，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因此放弃学术最基本的对真实和真理的追求。我个人更认为，我们也不可放弃连接经验与概念/理论，因为唯有那样，才有可能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概念和理论。我自己教学中常常对学生这样说：理论不可盲从，也不可拒绝；西方理论是其学术的核武器，必须面对和掌握，才有可能超越。
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外的“另类”理论/思想
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可以说是当今中、美学术界两大主要理论体系，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体主义传统则可以说是两大次要传统。作为学者，我们必须做去意识形态化的研究（不然，何谈“学术”？）。这就意味着我们应该广泛采用多种学术传统的洞见，或借助其间的张力来反思每个理论传统，或与其对话来提炼自己的新概念。从这样的角度来观察，在后现代主义之外，两大次要学术传统也是批判、超越新自由主义霸权话语的重要可用资源。
中美“左派”思想影响之异同
中美相比，其“老”“左派”思想同样日趋式微。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理论，过去是国家政权的正式意识形态，但今天很大程度上已经是被遗忘的理论。在年轻一代的学生中，部分由于教育制度对“政治”的强制要求，相当普遍被视作仅是一种修辞。就其现在在学术界的活力，也许还不如在美国处于另类和边缘地位的马克思主义。
但是，由于中国的现代革命传统，由于官方相当程度上仍然沿用过去的革命话语，左派在中国的学术界占有和美国很不一样的另一种空间。一方面，上面已经提到，新自由主义在学术界占据绝对霸权；但是，另一方面，官方的“社会主义”话语也为反对新自由主义霸权留下了一定的空间和权力依据。“老”和“新”“左派”都可以借助官方的正式话语来批评新自由主义的原教旨市场信仰，以及其人人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人主义教条，可以强调“社会公平”以及“和谐社会”等被官方正式话语认可的价值和期望。也可以有限度地援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批判新自由主义。
在被边缘化的实际下，左派思想一方面趋向一种脱离实际的“修辞化”，但是，另一方面，则也显示了一定的创新力量。首先是摆脱了过去的教条，包括计划经济理论以及庸俗的唯生产关系（阶级斗争）论，认识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原有的宽阔视野，即由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互作用（而不是偏重其中任何一方）的历史演变观点。在对待上、下层建筑关系上，也同样灵活，不会陷入简单的唯物观点。同时，在新的环境下，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原来的、把全人民幸福置于首要地位的价值观念。此外，借助后现代主义理论对西方的现代主义，包括其西方中心主义以及其科学主义（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这方面），提出深层的反思，并对中国的过去进行更均衡的重新思考。 最后，脚踏实地地直面当前的全球化市场经济实际，探索利用其动力以及改善其现实的可能方案。诸如此类的“新左派”理论思想，其潜在的活力和影响远远超过在美国。由于当前中国社会矛盾极其尖锐的现实，新左派今天所占的地位虽然比较边缘，但它具有庞大的社会基础，不容低估。
虽然如此，和后现代主义同样，新左派也没有能够在学术体制之内扎根。在教科书、核心刊物、教员聘任、考核以及研究生遴选等方面，都没有能够形成真正的势力。其所掌握的权力其实局限于个别学者的声誉和地位，但是，鉴于改革三十年以来的不公平的发展这一基本事实，新左派理论是具有巨大潜力的，也是今天挑战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另类理论。
处于左右之间的实体主义理论
至于实体主义理论，它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从来都不曾是主流理论，但它一直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它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对原教旨市场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它的主要代表，也许可以视作社会学-经济学的波拉尼以及农民学传统的恰亚诺夫和斯科特。因为小农经济在中国的强韧持续，其影响要比在美国大得多，没有像美国那样伴随小农经济的消失而趋向式微。在美国则只有在对第三世界的“外国区域研究”（foreign area studies）中，影响较大，主要限于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等学科。（至于法学领域，美国的实用/现实主义法学也许也可以被视作实体主义理论传统的一部分。它在美国影响较大，长期与形式主义抗衡、拉锯——下面还要讨论。）
今天，实体主义理论仍然不失为一个可用资源，在美国有相当深厚的批判新自由主义的传统。譬如，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影响最大的历史社会学理论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便同时采用这个传统和马克思主义传统来批判新自由主义。（美国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兴起的“批判法学”，也同样借助马克思主义和现实主义两个传统来批判形式主义法学。）在前苏联，则是在斯大林的恐怖政治之前，恰亚诺夫的理论曾经有过非常重要的影响。今天，它仍然不失为重要的另类理论传统，对小农经济仍然占重要地位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它也是批判和反对新自由主义霸权话语的一个重要另类资源。
在研究方法上，实体主义理论比较倾向质性和社区研究（有点类似于毛泽东时代的所谓“解剖麻雀”方法）.，如果使用计量方法，则要在那样的基础上方才采用。这种方法很好体现于过去曾经一度占到人类学主流地位的社会人类学和经济人类学。与形式主义研究方法不同，它更倾向于从经验到概念的研究进路，而不是形式主义所广泛使用的从理论到经验再返回到理论的研究进路。对惯常在没有任何感性认识的条件下，滥用定量的形式主义研究方法来说，它可以起重要的纠正作用。（这方面，我个人认为，应该通过质性研究形成鲜明的问题之后，方才有深度、针对性地使用计量，然后再返回到质性研究中去检验、阐释。）在这方面，实体主义理论和研究方法在今天其实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开设的课程同时纳入以上两个另类传统的阅读材料。
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学术？
在中国现今的学术环境中，显然十分需要有一定的政治意识和自省，认识到新自由主义的高度意识形态化，认识到它在学术界和社会上的影响，方才有可能破除其误区和盲点、做出更符合中国实际的学术研究。在批判中，后现代主义、新左和实体理论，只要符合中国实际与需要，都是可用的宝贵资源。
我自己在这方面花了不少精力，针对经济学和社会学中流行的“形式主义”理论传统提出批判，也针对法学界中同样占霸权地位的形式主义理论提出批判。
批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力争，在市场经济下生产要素会得到最佳配置，不可能会有过剩——土地、资本如此，劳动力也如此。据此，他坚持印度（和中国都）没有过剩劳动力。两地的农业发展都无需考虑人口压力问题，只需要能够促使农民增收的新技术。他的学说可以视作当时（在发展中国家的）所谓“绿色革命”的意识形态。
首先，应该说明，即便是1979年授予舒尔茨经济学奖的诺贝尔委员会，也对他这种观点带有一定的保留：因此，他们把该年的经济学奖，同时授予论证发展中国家农村具有“劳动力无限供应”的刘易斯W. Arthur Lewis。
针对舒尔茨忽视中国“人多地少”基本国情的论点，我指出：舒尔茨对中国劳动力的理解是不符实际的，忽视了其相对过剩的实际。我之前的研究证明，明清时期依赖雇佣劳动力的“经营式农场”确实是按照舒尔茨的理论逻辑运作的，因为它们根据需要而调整其劳动力和劳动投入，趋向劳动资源的最佳配置。但是，占绝大多数的“家庭农场”（在华北平原占据所有农户的90%，在江南则接近100%）则不同，因为它们的劳动力是给定的。在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之下（家庭农场面积严重不足），他们做出的回应是越来越高度的劳动密集化，倚赖家庭的辅助劳动力来吸收低于粮食种植报酬的手工业（在江南地区特别是纺纱和养蚕、缫丝），以边际报酬递减的代价来支撑“农业+手工业”“两柄拐杖”结合的“家庭化生产”谋生模式。在华北，家庭农场的劳动力平均只种植10~15亩，而经营式农场的劳动力则达到适度的20~30亩。在江南，纺纱的报酬只相当于粮食种植的1/3到1/2，蚕桑则是以八、九倍的劳动投入来换取（相应于粮食种植的）三、四倍的报酬。这就表明在当时的市场经济下存在劳动力相对过剩，以及当时农业经济的“内卷化”。（黄宗智1992[2000，2006]，1986[2000，2004]）
集体化时期更加如此。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和一些其它发展中国家同样经历了所谓“绿色革命“（即化肥使用、科学选种和机械投入）。但是，在人口压力下，江南粮食种植的劳动密集程度达到一年三茬（早稻、晚稻、冬小麦），以劳动报酬递减的代价来换取绝对收入的提高。绿色革命的新投入+劳动密集化，所起的作用促使农业产出年增长2~3%，但如此的增长基本被每年2%的人口增长所蚕食掉，结果是劳动报酬停滞不前，也就是我所说的“没有[劳动生产率]发展的[绝对产出的]增长”。
至于去集体化的改革时期，农村约1/3的劳动力从农业中释放出来，但农业总产并没有因此下降，展示的是一定程度的“去内卷化”。这也是农村劳动力过剩的很好证明。（黄宗智1992[2000，2006]）
近二十年来，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入非农生产，或“离土不离乡”，或“离土又离乡”，其背后也是劳动力过剩的事实。即便如此，农村劳动力仍然相对严重过剩，大量农业从业人员仍然处于“就业不足”的状况之下。这一切乃是改革时期“农民工”浪潮的基本背景，促使大规模低报酬、不受国家劳动法规保护、没有正规职工福利的“非正规经济”的形成。
林毅夫等根据与舒尔茨同样的逻辑，力争中国的庞大劳动力其实乃是其“比较优势”，在改革中的全球化市场经济之下，终于通过市场机制而得到其最佳配置。蔡昉等则一再强调，中国今天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即农村和城市整合的、同等工资的劳动力市场。而陆学艺等则强调，中国已经形成一个“中产阶级”即将占大多数的“橄榄型”（区别于“金字塔”型）社会。他们忽视的是，大量农村劳动力在“非正规经济”中被超时使用、拖欠工资、欠缺福利、没有劳动法规保护等恶劣现象。如此的实际不能简单被称为“比较优势”或整合的劳动力市场，或橄榄型社会，不能无视这么多人的血汗经历。（详见黄宗智2009c）
当然，在“招商引资”的竞争下，丰富的廉价劳动力是个有利条件，配合地方政府的无视国家劳动法规，更加如此，但我们要同时看到其（主要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出的）“剥削”的一面，看到中国的快速“发展”的“奇迹”是以广泛的社会不公来换取的。也就是说，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不公其实来自同一根源，即地方政府不顾劳动剥削和环境污染而积极招商引资。（黄宗智2010d, 2009a）
近年来，由于三大历史性趋势的交汇——生育率的下降终于在世纪之交体现于劳动力绝对量的递减，快速的城镇化（包括大量的农民工非农就业），以及由于收入上升而导致的高值农产品（蔬菜水果和鱼肉蛋奶）的需求增加，促使单位耕地面积上既是更多资本也是更多劳动力的投入（例如，拱棚蔬菜和秸秆养殖）——在今后几十年间有可能可以消除劳动力过剩的“内卷化”问题。（黄宗智、彭玉生2007a）
与舒尔茨的认识不同，我以上的论点不是来自任何单一的理论，而是来自中国的实际经验，展示的不是从理论到经验拼凑、再返回到理论的典型新自由主义研究方法，而是从经验到概念、再返回到经验的研究方法。在对经验证据的理解上，我借助（实体主义理论传统的）恰亚诺夫“农民（家庭农场）经济”理论来形成自己的“内卷化”/“过密化”概念。
作为以上思路的延伸，这些文章兼顾到中国发展模式问题，借以讨论新自由主义制度经济学的对错。首先，针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教条，即发展必须由市场+私有资本主义公司来推动，我指出，在中国的发展“奇迹”中，地方政府显然起了极大作用，和新自由主义要求政府干预最小化的教条完全不同。同时，地方政府的作为
——为了招商引资而无视劳动和环境法规——也是当前社会和环境危机的来源。（黄宗智2010a, 2009b）
针对新自由主义的教条——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必定会导致欧美式的橄榄型（即由庞大的中产阶层占大多数的）社会结构，我论证，中国的社会结构其实是（从金字塔型演变为）烧瓶型的，新精英阶层人数和比例确实有所增加，但仍然只占全人口的绝对少数，不会超过5~15%（确切多少的关键在于对“中产阶级”如何定义）；占绝大多数的则是农民+农民工+下岗工人的非正规经济，多达全人口的85%。他们处于中产阶级之外，做的是最脏最累的工作，拿到的是普遍远低于城市正规职工的报酬，基本得不到劳动法规的保障，并且没有或只有低层次的社会保障。如此的城乡差别以及分配不公，乃是今天中国最最突出的问题（黄宗智2010d，2009c, 2008c）
批判形式主义法学
法学领域的状况和经济领域十分相似。形式主义法学影响最大的理论家马克思.韦伯认为，现代西方法律乃是“形式主义理性”法律，与非西方社会的“实质主义”法律十分不同。西方形式主义法律的依据是来自古希腊传统的、被认为是世界文明中西方所独有的演绎逻辑。如此的形式主义理性乃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核心，是其法律、现代科层制治理，乃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这种观点被改革时期的中国的法学界广泛接受，形成现今法学的“主流”认识（虽然，常有只得其皮毛、不得其真髓的理解和运用。下面还要讨论。）
首先，针对形式主义思维方式，我指出：它片面强调逻辑和理论，忽视经验和实践。同时，它自以为是普适的，基本无视时空环境，也因此既是（西方）现代主义的，也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即便是在美国和德国，都兴起了长期与之抗衡、拉锯的实用主义/现实主义以及法社会学传统。他们强调，法律是（应该）应时而变的，需要适应现实与实用。实际上，我们如果摆脱纯理论性的视角而考虑到法律实践，便可以看到，即便是现代西方本身在实际运作中的法律，其实也并不是纯形式主义的，而是形式主义与现实主义长期拉锯而形成的产物。（黄宗智2007b, 2009a）
至于中国，我对韦伯建构的理想类型的批评首先是，在中国的法律实践（区别于其“表达”）中，其实含有实用和（可预期的）“理性”的维度，绝对不符合韦伯建构的“实质非理性”或“卡迪法”理想类型，而更接近于他讨论不多的“实质理性”模型。同时，它绝对不像韦伯所建构的纯经验性或回顾性法律，而是具有一定前瞻性的法律。它所依赖的不是与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密不可分的“权利”前提概念，而是儒家的“仁”与“和谐”伦理。同时，其所使用的法律思维十分不同于形式主义的完全偏向抽象概念和理论，而是特别强调连接经验与概念，并带有强烈实用倾向的思维方式。（黄宗智2001[2007]，2003a[2007], 2009a, 2010c）
此外，我指出，对中国古代法律的理解，需要摆脱其简单的官方表达，而看到表达与实践既矛盾又抱合的基本特征（即，法律说的是一回事，做的是另一回事，合起来则更是另一回事）；韦伯所看到的其实只是其表达层面。（黄宗智2001[2007]）对现代和当代（改革前后）的法律理解同样。以离婚法为例，毛泽东时代的法律不能仅凭其表达来理解，更要看到其带有古代传统特征和现代实用性的方面。这尤其可见于其离婚法实践中的调解制度。它既继承了传统的社区互让调解传统，更加上了现代革命的、依赖国家法规和政策的“干部”和行政调处与调解。此外，还创建了中国独特的法庭调解制度。在继承-赡养法、侵权法、财产法等方面，我们都能够在司法实践中看到古代、革命中国和西方的多元共存以及融合与矛盾，绝对不能依赖简单的“形式主义”思维或“全盘西化”意识形态来理解。（当然，也不能仅凭“本土资源”来理解或总结。）（黄宗智2006, 2009a, 2010c）
同时，我更指出，国内的移植主义法律有许多地方与中国实际不相符，并且是来自对西方法律的错误理解。譬如，《取证程序的改革》一文论证，进入新世纪之后，在离婚法领域中，盲目移植西方“当事人主义”取证程序，缺乏配套制度（例如，证人取证），其结果是在实践之中，导致毫无意义的形式化程序以及违反法律条文本身意图的司法实践。（黄宗智、巫若枝2008b）再则是《中西法律如何融合：道德、权利与实用》一文，同样说明，盲目移植被误解的西方“修复性正义”，导致牛头不对马嘴的“刑事调解”司法实践运动。这就类似于教条性地提倡西方的“米兰德原则”，而实际上与中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司法实践水火不相容，乃是完全脱离实际的空谈。（黄宗智2010c）
鉴于以上总结的研究成果，我特别强调，要纠正形式主义法学片面关注理论和法律条文的缺点，我们必须关注法律的实际运作。我因此提倡“实践历史”的研究进路，赖以纠正脱离实际运作的法学和法史研究。更具体地说，就是从诉讼档案出发来研究中国的法律，对过去的古代和革命时代如此，对移植西方法律的中华民国时期和当代中国改革时期同样如此。唯有通过对司法实践的研究，看到其与法律表达（理论和条文）的互动，我们才有可能认识到中国法律在实际运作中的实质内容，才有可能更贴切地理解过去的法律以及其现代的动向。《从诉讼档案出发：中国的法律、社会与文化》一书汇集了我在美国所培养的十多位中、青年学者的文章，体现了这种研究方法。（黄宗智、尤陈俊编2009d；黄宗智2009a）
当然，这并不是说实践一定是正确的，表达一定是错误的。上面我们已经看到，实践之中也多有错误的经验，譬如，在离婚法中已经被广泛运用的“当事人主义”取证程序、在刑法中被误解为“恢复性正义”的“刑事和解”，更无庸说常见的“刑讯逼供”等。这些是今天司法实践中亟需改革的缺陷。其中关键在于要看到实践的后果，而不是沉溺于理论和条文的空谈，因为那样的学术研究最终只是意识形态的争论，对真实的理解和恰当的立法都无济于事。
以上对形式主义法学的批判的根据，和对中国农业的理解同样，是来自从实际运作（实践）出发的学术，由此概括并建立新的概念，逐步建立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理论，然后再回到经验来检验。这是对当前的形式主义法学和形式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的根本性批判。
现实关怀与建树性学术之必要
以上是以批判为主要目的的学术。但是，我深觉，我们的学术不能停顿在批判层面上。哪怕只是在“象牙塔”的学术层面上。我进入不惑之年后，对自己学术的一贯要求是要做创新性的经验研究，同时从新的材料中得出新的概念。理论的用途不在真理，而在提出问题；我们要借助理论来建立新概念，而不是简单地应用/证实现有理论，或简单地证伪现有理论。我们的目的应该是：创建符合中国实际、带有中国主体性的学术和理论/概念。
更关键的是，我自己对现实的越来越积极的关怀。作为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相对美国国家和社会来说，只可能是比较边缘的学者，对美国的主要思想潮流和社会问题缺乏发言权。如果关心现实，一般最多只涉及美国中国政策等类型的问题。即便心向中国，也只可能采取消极的关怀，不可能积极关怀或参与其中。但是，近十年来在中国教学的环境则很不一样。在国内，为关心国是的青年开课，我发现，自己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做的学术，有什么具体的、关乎中国现实和未来的重要问题的贡献？在国内，面对新自由主义霸权的现实，当然需要反思和批判。问题是，在批判之上还要建树。中国的现实固然需要批判，但是仅凭批判和否定，对改变现实实在无补于事。
由此，便在自己的“从哪里来？”的学术之上，不可避免地加上“到哪里去？”的问题。两个问题的结合，更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怎样从这里走到那里？”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我自己这十年来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不能仅凭想象，脱离眼前的事实而借理论之名来做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空洞论说。我个人认为，一个有用的研究方法是从过去和最近的实践之中来探寻可供今天所用的资源，以用来回答：什么才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出路？在目前的情况下，有什么可以依据的资源让我们从这里走到那里？
回顾和前瞻性的实践历史研究
经过这些年的摸索，我认为：要同时摆脱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其与后现代主义轻视经验研究的弊端，一个可行方案是在实践历史中探寻可供今天之用的实用智慧。一方面，可以摆脱只重话语、轻视实践/经验的弊端。另一方面，可以倚赖已有的经验和实际基础来确定今天的改革路径，避免毫无实际根据的空谈。
我对“实践”的理解包含三种含义。首先是相对于理论的实践，主要指行动，和毛泽东《实践论》的理解基本相同；同时也是相对于表达的实践，区别于官方表达或话语，这是我研究清代法律得出的概念框架；再则是相对于制度和结构的实践，主要指实际运作的过程，乃是（我开设的课程所纳入的）社会学-人类学理论家布迪厄的基本观点。上面提到的形式主义只重理论/概念、忽视实践，所指的是第一种含义。再则是清代的极其高度道德化的话语/表达，与其相当实用性的实践形成鲜明的对照（如，由社会自身来处理“细事”纠纷的理念表达，和州县衙门由于实用需要而惯常处理“户婚田土”细事纠纷的实践）。这是第二层的含义。最后是诸如当事人必具“甘结”要求的制度，在实际运作中则明显只是一种形式化的程序，更重要的是在其实际运作过程中才可以看到的知县们的司法“实践逻辑”，这是布迪厄的概念。（黄宗智2009a: 第1章；黄宗智2005a, b）
我提倡的是，在建树性的现实关怀下，可以在通过过去这些方面的实践来探寻其中的实践智慧，由此来建树今天可用的方法。所以说，我所提倡的实践历史研究，绝对不是纯回顾性的，而是具有一定前瞻性/价值观念的。可以直言，我个人认为，做学术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人民大众谋求幸福，而不仅是一己之利益、地位、声誉、权力或报酬。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假设利己即最佳的公益途径，实质上是不顾社会公平；这也是我们需要探寻另一种选择和可能的重要原因。但我提倡的不仅是纯理论/哲学/抽象性的探讨、不仅是对未来图景的凭空设想，而是基于实践的回顾和前瞻，借以回答“从哪里来”和“到哪里去”的问题。
法律与法史领域
我2009年完成的民法研究第三卷（《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提倡的是：在中国的法律/司法实践历史中探寻立法原则和具体立法的可行途径。上面在总结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中已经提到，回顾中国的法律传统，可以看到其一贯的“实用道德主义”思维方式，始终连接概念和经验，并照顾到实用需要。我论证，这是可资今天所用的思维方式，并且已经在实践层面上多有呈现。例如，在继承法上，独特地把赡养老人的义务和继承的权利连接起来（“对被继承人尽了抚养义务. . . . . . 可以多分。 . . . . . . 不负抚养义务的 . . . . . . 应当不分或者少分。”——《继承法》第13条），和作为中国现代立法楷模的德国民法十分不同。这是照顾到中国家庭关系和伦理的实用性创新。又譬如，在侵权法方面，既采用源自西方个人权利逻辑的侵权概念，强调必分对错，又十分实用性地看到，在实际生活中，多有不能区分对错的涉及损伤的纠纷，并立法处理如此的实际情况（“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负担民事责任”——《民法通则》第106条）。这样的立法体现了在采用西方形式法律之上，实用性地照顾到经验实际的思维。再譬如，在婚姻法中，虽然部分采纳了西方的权利和契约概念，但在实际运作中，其核心概念其实是人际关系（“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1980年婚姻法，第25条），而不是契约或侵犯个人权利的逻辑链。这些都是促使舶来的形式法律适应中国现实的做法。我个人认为，这些是实践之中所展示的明智的立法抉择，虽然已经个别地被采纳为法律条文，但其背后的思维方式迄今还没有得到正式认可。它完全可以用来指导今天的法学和立法。（黄宗智2009a；亦见黄宗智2010c）
以上的一些做法和古代的实用道德主义法律思维方式其实具有一定的连贯性。中国法律传统一向拒绝完全抽象、脱离时空的法律思维和立法，坚持要通过实际经验情况来澄清法律条文的含义。古代的法律因此惯常寓抽象原则于具体事例。这是个优良的传统， 并在民国立法中得到一定体现。即便是在中国的革命立法、甚至是今天的移植立法中，也有所体现。这是我们今天应该认可的法律传统。
同时，中国法律传统绝对不仅仅是经验性和回顾性的、像韦伯假说的那样缺乏抽象和前瞻性的法律。无庸说，中国传统法律不像西方法律那样从个人权利前提出发，而是从人际关系的伦理观念出发。在古代法律中，在法家的思想之上，加上了所谓“儒家化”，借助于儒家的“仁”、“和”、“礼”、“孝”等（前瞻性）伦理概念来指导其实用性的法律。这个传统也可见于中华民国时期的法律，尤其是其对德国法律在赡养父母方面的修改，也可以见于毛泽东时代之援用传统调解（强调在“人民内部矛盾”中使用“和”的理念，特别鲜明地体现于离婚法纠纷中的“调解和好”，要求唯有在调解不成之后，方才允许离婚），并由此发明民事法律中的普遍依赖“法庭调解”的制度创新。即便是在改革时期的立法中，也可见于1980年的婚姻法之确立感情是否“确已破裂”原则的条文，以及1985年的继承法明确把“继承”和“赡养”相连接等条文。这些创新都在当代法律中体现了传统的伦理观念。
今天的主流“形式主义”法学其实多有机械地移植西方法律的错误。首先，忽视了西方法律中形式化表达和其实际运作之不同，忽视了与形式主义占几乎同等地位的法律实用主义和法社会学传统。有时候在“与国际接轨”的大口号下，更出现只得其形式、不得其真髓的盲目引进，无视条文背后的主、客观条件。近年简单的取证程序改革以及所谓“恢复性正义”和“刑事调解”等便是很好的例证。结果是牛头不对马嘴的立法，既脱离了西方法律的实质性内容，也违反了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诸如此类的立法和实践方面的谬误，应该明确面对并引以为戒。（黄宗智2010c, 2009a, 2003a[2007], 2001[2007]）
最后要说明，这里提倡的绝对不是非此即彼的中西二元对立观点，像现今国内影响较大的“移植论”和“本土论”之间的对立那样，而是要求在确认两者缺一不可的历史现实下，探索超越性的融合。西方权利思想确实可以赖以纠正中国法律的不分对错、“和稀泥”倾向，更不用说今天参与全球化经济的与国际接轨现实需要。但同时，我们需要具备清醒的历史视野，认识到今天的中国法律只可能是三大传统——古代、现代革命、移植西方——的结合体，缺一便脱离历史实际。我们要建立的是既继承中国古代和现代革命传统优点的、也是可以与国际接轨的法律体系，我们要做的是既具有前瞻性也具有实践性/实用性的法学研究。（黄宗智2011a, 2010c）
农业经济与经济史领域
新古典/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包括所谓“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农业发展的必须条件是明晰的私有产权以及自由的市场经济；它想象的最终图景是享有“规模经济”效益的大农场，一如在农业人口只占10%以下的发达国家那样（美国、德国、英国的只占2%）。在这个意识形态的影响之下，最近十几年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大规模扶持资本主义型的“龙头企业”，想借以“带动”中国农业的“产业化”和“现代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相当普遍的共识是，要彻底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最终只能在更高度、更快速的城镇化下，走上农业资本主义规模经济的道路，就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黄宗智2010b）
针对如此的新自由主义的教条，我论证，中国的实际是，在人多地少的现实以及（土地改革传统和）承包制的均分土地制度下，农场规模一般都只有劳均七个播种亩。今天和可预期的将来只可能主要是小规模的家庭（农场）经营。我们需要探寻的更是小家庭农场发展的出路，不是大规模资本主义公司和高度机械化的产业化规模生产。后者违反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不符实际。经过对现有统计材料的系统梳理和计量，我们发现，迄今如此的资本主义农业规模生产只占到农业总劳动投入的约3%（黄宗智、高原、彭玉生，待刊）。妄图走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农业资本主义道路，只可能导致大规模的农村无产化——像印度那样，农业雇工占到农村人口的45%，贫苦人口占到全人口的42%。如此的社会形态不可能解决中国农村发展远远滞后于城市的问题，更不可能减轻今天的贫富悬殊问题。（黄宗智2011a, 2010a, 2010b, 2010d）
在近中期中，中国农业的发展必定将是以小家庭农场为主的发展，并且应该如此。我们必须正视小家庭农场的经济特征和发展潜能。根据近年来的（我称之为）“隐性农业革命”的内容，真正需要扶持的是上面已经提到的从事资本和劳动双密集、生产高值农产品的“新农业”小（四、五亩）家庭农场。它们借助结合不同产品的“范围经济”效益（例如过去的“桑基鱼塘”和今天的“种养结合”），而不是规模经济效益。另外则是（因为劳动力外出和土地流转而达到）适度规模（20来亩）的粮、棉“旧农业”小家庭农场。这两种小农场才是中国农业的出路所在、所必须依赖和照顾到的经济主体。在那样的基础上，可以在“纵向一体化”（即综合产、加、销）中，适当采用“不同层面的不同最佳规模”（如，小家庭生产、成规模加工与成规模销售）。（黄宗智2010a; 2010b）
最近的经验表明，虽然在地方政府全力以赴地支持“龙头企业”的现实之下，农村的合作社和“社会化的”（即由政府组建的公共）专业市场，起了出人意料之外的积极作用，“带动”了将近一半的“纵向一体化”的新农业。这些新型小农场面向市场，生产高值农产品，并且，由于新农业的资本和劳动力双密集化的特征，一般能够做到适度规模和“全就业”。（譬如，从事拱棚蔬菜，一个劳动力只需要一亩地，而从事旧的露地蔬菜种植，则需要三、四倍于此的土地；“秸秆养殖”则可以在5亩地的农场上，饲养10头猪或更多，远远超过过去一个家庭农场只散养一两头猪的模式）。这种“新农业”的兴起，意味农业可以一反过去几个世纪的内卷化/过密化。当然，也意味每劳动力所获报酬的增长，亦即真正意义的农业发展和现代化。它已经帮助可能将近一半的中国农民进入“新农业”生产，问题是剩下来的一半以及怎样促使所有农户的进一步发展。在处于偏远地区、土地贫瘠和交通不便的村庄，这个问题特别艰巨。（黄宗智2010a, 2010b）
过去，只有城郊农民才能分享到城市建设用地增值的收益。针对这个问题，重庆市政府近几年建立了全市的“地票交易所”，使偏僻地带农民也能进入地票交易。2011年7月，一亩宅基地（从非农用地改成农耕用地）的地票（因为可以借以获得一亩建设用地的指标）的市价已经达到15.5万元。对于意欲迁入城镇的农民来说，这是一笔可以用于创业或房子首付的资金。对于从事耕作的农民来说，它带来了融资的可能。所在地方一旦具备必要的基础设施，贫穷的旧农业农民便可能转入生产高值农产品的新农业。
重庆市政府最近启动对农民的“三产”（宅基地、承包地、林地）作出系统的市场价值估计、出具证书，并引导金融机构接受这些产权为贷款质押，动员该地的金融机构在三年之内为农村小家庭农场提供650亿元（等于平均每户一万多元）的借贷。这是一个意义可能相当深远的举措。过去，小农们无法向正规金融机构筹资，只能依赖亲朋的非正规借贷，农业的“资本化”因此受到极大限制。同时，“小农”面对大资本主义企业或当地政府或经营能人，因为缺乏谈判条件（对方完全掌控资本），一般都只能受人摆布。农村因此也不太可能组织出真正以农民为主体的合作社。借合作之名来获得政府的资助或税收优惠，但实际上则是由极少数人操纵、逐利的“伪”合作社相当普遍。这是今后亟需克服的一个问题。重庆的新举措也许能够通过赋予农民实质性的谈判筹码，而由此促进真实意义的合作社的兴起。市政府最近提出要在五年内引导农民组建2000个股份合作社。我们论证，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特点是“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与印度的经验相比，差别尤其鲜明。重庆的新举措可能会为这样的农业发展提供更为坚强的制度性基础。（黄宗智、高原、彭玉生，待刊)
此外，重庆近几年更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可能具有很大潜能的公平发展道路。它特别关注农民工问题，为他们大规模建造廉价公租房，并通过地票交易所，为可能迁入城市的农民提供了一个可以以合理价格出售自家宅基地的平台。更有进者，市政府利用国有企业的资产（尤其是土地）的市场增值来为农民工建设和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条件。同时，积极引进国内外投资，借以推动全市的经济发展。其中关键是在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第一只手”和国家调控的（看得见的）“第二只手”之上，更建立了公益性国有企业的“第三只手”，由这三只手相互搭配、竞争。这个所谓“重庆经验”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自己一直希望看到的，通过实践而探索出实用可行的道路和（理论）模式。它可能会对全国起示范作用。为此，我撰写长文仔细总结关于重庆经验的现有证据，再加以前瞻性的分析，并组织了一个中美学者的学术对话和辩论。（黄宗智2011b）
结论
最后，回到本文所提的中心问题：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学术？和我以往提倡的一样，我认为学术研究应该既带有经验创新，也带有与之紧密连接的概念创新。在经验和概念方面，我们应该双手并用，不能只是碎片的堆积，也不能只是宏大的空谈。对于理论的使用，首先要求“去意识形态化”，对现存理论要带有一定的自省和批判，尽可能掌握多种理论传统，以经验证据来决定取舍。最好是借助与其对话来创建自己新的概念，更高的境界则是从多种理论传统的交锋点来形成自己研究的问题意识。这才是建立真正具有中国主体性的学术和理论的途径。当然，这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甚或一代人所能做得到的，但我坚信，这是个正确的方向。
由于当前意识形态化的形式主义理论占据了话语霸权，我特别强调实践历史的研究方法，借以纠正形式主义偏向理论、轻视经验的缺点。同时，也借以连接（多是来自西方的）理论与中国实际（因为实践乃是这样的连接的体现），通过中国自身的实践经验来探寻符合中国实际的概念和理论。
经过近十年来在国内教学的经验，我个人认为，学术应该既具有回顾一面（从哪里来？）也带有前瞻的一面（往哪里去？）。在这方面，我认为，学术研究完全可以，并且应该带有一定的价值观念。当然，每个人的选择各有不同，但我自己认为学术的一个可取的目标是民众的幸福。由于当今学术界和思想界偏向理论、无视实际，我特别提倡以如此的价值观念来从过去的实践经验中探寻今天的可用资源，提出有实际根据的、可行的前瞻性方案。目的是回答“怎样从这里走到那里？”的问题。如此的实践走向，不是仅仅抽象空洞的建构，而是可供观察的经验实际。
Abstract: This essay reviews and reflects on my past ten years’ experience teaching in China and writing for a Chinese audience. First is a simplified discussion of the two most influential theoretical traditions to day, neo-liberalism and post-modernism, and of the two main secondary traditions, Marxism and substantivism. The emphasis is not o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ies of these traditions, but rather on their practical uses for scholarship today. Then, an attempt to answer the central question raised in this essay: in such an environment, how do we treat theory, and what kind of scholarly work do we do? The essay mainly draws on and summarizes my own experience in scholarly practice to propose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Key words: neo-liberalism, post-modernism, Marxism, substantivism, economic history, legal history.
本文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1期。感谢张家炎、尤陈俊、高原和王海侠的批评与建议。
正文所引用的笔者著作：
黄宗智、高原、彭玉生（待刊）：《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中国的农业发展》。
黄宗智（2011a）:《中国的现代家庭：来自经济史和法律史的视角》，载《开放时代》，第5期：82~105页。
黄宗智（2011b）：《重庆：“第三只手”推动的公平发展？》，载《开放时代》，第9期：5~32页。
黄宗智（2010a）：《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北京：法律出版社。
黄宗智（2010b）：《中国的新时代小农场及其纵向一体化：龙头企业还是合作组织？》，载《中国乡村研究》，第8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www.lishiyushehui.cn
黄宗智（2010c）：《中西法律如何融合？道德、权利与实用》， 载《中外法学》，第5期：721~736页。
黄宗智（2010d）：《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论与实用含义——非正规经济实践》，载《开放时代》，第10期：134~158页。
黄宗智 （2009a）：《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北京：法律出版社。
黄宗智（2009b）：《跨越左右分歧：从实践历史来探寻改革》，载《开放时代》第12期：78～88页。
黄宗智（2009c）：《中国被忽视的非正规经济：现实与理论》，载《开放时代》第2期：51～73页。
黄宗智、尤陈俊编（2009d）：《从诉讼档案出发：中国的法律、社会与文化》。北京：法律出版社。
黄宗智（2008a）《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黄宗智、巫若枝（2008b）：《取证程序的改革：离婚法的合理与不合理实践》，载《政法论坛》，第1期：3-13页。
黄宗智（2008c）：《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悖论的社会形态》，载《中国乡村研究》，第6辑：1～14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www.lishiyushehui.cn
黄宗智（2008d）：《中国小农经济的过去和现在——舒尔茨理论的对错》，载《中国乡村研究》，第6辑：267～287页。www.lishiyushehui.cn
黄宗智、彭玉生（2007a）：《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与中国小规模农业的前景》，载《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74-88页。
黄宗智（2007b）：《中国法律的现代性？》，载《清华法学》，第10辑：67~88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www.lishiyushehui.cn
黄宗智（2007c）：《连接经验与理论：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载《开放时代》，第4期：5~30页。
黄宗智（2006）：《离婚法实践——当代中国法庭调解制度的起源、虚构和现实》，载《中国乡村研究》，第4辑：1~53页。www.lishiyushehui.cn
黄宗智（2005a）：《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载《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85~95页。
黄宗智（2005b）：《悖论社会与现代传统》，载《读书》2005年，第2期：3~14页。
黄宗智（2003a[2007]）：《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黄宗智（2003b）：《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四个陷井和一个问题》，载《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102-13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www.lishiyushehui.cn
黄宗智（2001[2007]）：《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黄宗智（1992[2000，2006]）《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
黄宗智（1986[2000，2004]）《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
Tuesday, January 10, 2012
冷冰冰的中国经济真相（续）
原题：你所不知道的冰冷的经济真相（续）
（来源：天涯网站）
（作者：flp713）
（日期：2011年12月26-28日）
一不小心上了天涯头条。好吧，兄弟今天特意多开一贴，谈谈房地产的问题——前面我得承认，自己太偷懒，写得很粗。
文盲们对高房价都深恶痛绝，确实，高房价危害很大，它吞噬了国民可怜的财富，使老百姓的消费能力降到最低，而且它推高了资产泡沫等等。
但是，怎么才能真正控制住过快增长房价？或者让房价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一个稳定的水平呢？
靠宏观调控吗？坦率的说，所谓的宏观调控不过是管理层在民怨压力下的一种无奈选择，除了稍微抑制一下资产泡沫，稍微抑制一下制造业资金过快流入地产，其实，当前或者之前所有的宏观调控实际上是一个多方共输的结果，文盲们你信不信？
首先开发商当然是受害者，宏观调控了，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
地方政府呢？也是受害者，宏观调控了，地越来越难卖了，财政更是雪上加霜。
中央政府呢？也是受害者，虽然明面上没有什么损失，但是地方上的财政压力最后还不是中央来买单？
文盲们可能认为上述受害者与自己有毛关系，说不定心里还在暗暗欢喜——但是，我马上就要指出，所有的老百姓不管是买房还是不买房的都是宏观调控的受害者！
已经买房的，银行上调利率，按揭还款多了一块出来，算不算受害者？而且如果已经买房的有个什么事急需卖房救急，好吧，宏观调控了，卖房比以前难多了——除非跳楼。
准备买房的当然不用说，宏观调控了，买房门槛更高（首付），还款压力更大（利率上升）。算不算受害者？
没买房的也别高兴，哪次宏观调控后房租不是大幅度上涨？算不算也是受害者？
即使你啃老没租房的，你也逃不过这个经济圈子的影响——宏观调控后，大量资金从房市中流入民生领域，跟着就是算你狠、逗你玩、神奇的猪肉又要兴风作浪了。你们难道可以说自己是受益者？
而且，这种以抑制需求为基础的宏观调控实在是治标不治本，哪次宏观调控后房价不是立刻大幅度上涨，兄弟这里可以负责的说一句，最近的宏观调控明年一定会结束，到时候房价一定会报复性上涨到一个新的高度！
好吧，怎么才能根治这个房价过快增长的问题？
房价过快增长有2个核心原因，第一，由于土地由地方政府垄断供应，加上地方政府又有强烈的拉高地价的内因，所以土地价格连创新高，面粉价格上去了，面包能不涨价吗？第二，央行印了太多钞票，超发的货币正好可以支撑土地与房价节节攀升。
所以，要根治房价过快增长必须要解决这2个问题。货币超发可以用建立其他货币蓄水池来分流。土地问题只有2个途径来解决，首先，打破地方政府土地垄断供应的现状，嗯，可以通过土改来解决。
这里把土改的问题展开简单谈谈——土地确权后，可以流转、集约、抵押、买卖。文盲们吃透这8个字的意义没有？想象到这8个字的操作空间有多么巨大没有？能想象这8个字对未来的深刻变化吗？
好吧，假设，在一个城乡结合部有一块100亩土地，有投资者打算把它开发成一片住宅小区，但是目前土地性质却是耕地，怎么办？好吧，这个投资者可以到偏远的农村去收购宅基地指标，这样建设用地的指标就解决了，接下来，某地区新开荒地增加了100亩耕地，投资者就可以把这个耕地指标买过来置换一下，这样所有的问题就解决了。文盲们体会到没有？即使是偏远的山村，以后宅基地指标以及耕地指标都是有相当含金量的！
那么土地怎么交易呢？以后一定会有一个土地交易所出来——某村要交易土地，首先向交易所申请，交易所大致要审查：比如，交易土地用途是否符合城市规划，农民安置问题是否解决等等，审查没问题，你就可以到交易所挂牌出售了。
这样地方政府垄断供应土地问题得到解决，面粉价格稳定了，面包价格自然就稳定了。那么地方财政的问题怎么办？兄弟相信，未来不久一定会来个二次税改，中央必然要向地方让度部分财权——或者税收这个蛋糕重新划分一下，或者中央给地方政策——好吧，最近4个城市发行地方债卷就是在做这方面的尝试。
土改不仅仅是单一的问题，它与其他经济问题联系到一起，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大棋。它的问题展开来还有很多，想象空间也很大，老师就不再多说了——师傅引进门，修行在个人嘛。
关于经济政策的解读，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正确解读中央经济政策，就可以准确把握未来的经济脉络。其实，通过对我前面帖子的学习，很多文盲如果已经基本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结合我前面帖子的一些基本知识，解读中央经济政策其实并不困难。好吧，老师今天就开堂MBA的案例分析课，带领大家一起来解读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会议出台的文件。
建议大家先下载一个最新的中央经济政策版本对照兄弟的解读版来看。
“一、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统筹处理速度、结构、物价三者关系”。这是整个文件的纲，纲举才能目张。这个纲没什么新意，还是在保增长控通胀的前提下，逐步调整产业结构。嗯，建议大家认真学习前面我讲的管理层的基本执政思路：即保增长的前提下，建立货币蓄水池缓解通货膨胀压力，通过空间换时间，最终实现结构调整，产业的升级的目标——这个一定要达到能背诵。有了这个总纲，你就可以解读很多基本的政策。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好吧，积极的财政政策说明我们管理层还是要政府主导经济，还是要投资拉动（悲哀啊），所以，有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所谓的稳健的货币政策就是个笑话——如果稳健的货币政策，那么那里弄钱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好吧，印钞机又得开动了。所以，这个文件还得圆一句“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什么是合理？标准我们说了不算，嗯只有管理层才知道。
货币信贷都“合理增长”了，怎么控制通货膨胀呢？文件指出“发挥好资本市场的积极作用，有效防范和及时化解潜在金融风险”。大家自己去体会吧，插一句，通常资本市场在中国就是指股市。
“二、坚持不懈抓好“三农”工作”。这是一步棋，一步一直在推进的棋，为土改奠定基础的棋。
“三、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自主协调发展。一是着力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我们都知道，消费在GDP的比例越来越低，管理层也很着急，前面帖子讲了，过去我们拉动消费靠的是消费升级的办法（从80年代小家电，到90年代家用电器，到21世纪住房与汽车），现在消费升级到顶了，怎么来“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文件给出的方向是“促进居民文化、旅游、健身、养老、家政等服务消费”！好吧，连健身、家政的消费都要上中央文件了，可见我们管理层对内需不振多么担忧，多么无奈！
产业结构调整呢？就不评述了，这可不是明天一个冲锋就可以消灭800万蒋军的事情。
“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要调整财政转移支付结构，加强县级基本财力保障”。这也是一步很重要的棋，就象我们前面讲到的，扩权强县，中央向地方让度部分财权是必然之路——这不，就来了。
“要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是的，我在前面的帖子也说过，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利率必然是相对稳定什么略微贬值的趋势——要让制造业喘口气，要给我们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时间。“保持外贸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保持出口平稳增长，推动出口结构升级，加强和改进进口工作，积极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问题又来了，积极扩大出口——短期内经济对出口这架马车依赖还是很大，但是都积极扩大出口了，怎么“促进贸易平衡”呢？这就要靠“要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也就是汇改来解决，不过短期内，在“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我们就别指望“贸易平衡”了。
“积极培育面向小型微型企业和“三农”的金融机构”，好吧，还是我的帖子前面讲的，中央批准小额贷款公司是准备发展成为村镇银行的，这不，政策扶持的依据就来了，嗯“积极培育啊”，现在的金融机构谁最适合这个词语？
“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个是我们最欢迎的，不过新鲜货却不多。“要增加教育投入”这句话说了很多年了，10年前我们制定的目标就要教育指出在财政中占4%，现在都没达到，好吧，管理层现在不提具体指标了，只是要“增加”就行了。 “要坚持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加强就业扶助，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小型微型企业发展”。明白了吧，就业问题还是我们面临最重要的问题。这不，我们一方面要千方百计促进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呢？又不得不“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小型微型企业发展”。中国这盘棋难下啊，管理层也不容易啊。
“要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促进房价合理回归，加快普通商品住房建设，扩大有效供给，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这句话解读有点难度。一般文盲很难体会其中的深意。假如“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又限购又限贷，那么“加快普通商品住房建设，扩大有效供给”又卖给谁呢？如果我们联系前面一段话“要抓好保障性住房投融资、建设、运营、管理工作，逐步解决城镇低收入群众、新就业职工、农民工住房困难”，我们就可以基本理清管理层的思想脉络。房地产市场以后大致会分3个层次管理。“要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促进房价合理回归”——这是对高房价调控，对高端市场要约束，普通老百姓呢？就是“加快普通商品住房建设，扩大有效供给”——市场化途径来解决；低端人群呢？当然就是前面的保障房来解决，好了，归结到一句话，未来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就是这个模式“高端有约束，中端有市场，低端有保障。”有了这个基础，未来房地产市场趋势就很清楚了，高端产品（高房价）——比如洋房别墅什么的，是调控目标，大概要跌一点，普通商品房（电梯楼、公寓）——即使扩大有效供给，肯定还要涨上去。保障房主要给最低端人群使用。
最后还有一句话“促和谐，就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积极有效化解各种矛盾和风险隐患，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好吧，目前还是存量不能动，稳定压倒一切。
好了，最新的中央经济政策基本就解读到这里，实际上只要大家认真学习前面的帖子，你也可以解读中央文件。预测经济发展趋势，其实不难。
看了些回帖，深感中国开启民智乃第一要义。有些人的素质，好吧，假设我们现在开始推行普选制，中国有很大可能陷入乱得不可收拾的地步。民主，从来都是建立在民智基础上的。民智未开，专制在某种程度上反倒有利于维持社会稳定。
兄弟写贴，也算小心翼翼，有些红线不能碰，隐含的深意大家自己去体会——给大家扫盲不容易，天涯这个平台更不容易。告诉大家一个小事，这几天大家讨论得热火朝天的背后，是天涯法制编辑一直在跟贴把握尺度，最大程度给大家创造一个可以畅所欲言的平台。这里，向这些默默工作的人致敬。
闲话少说，正式开课。今天讲讲文盲们最关心的保护自己财富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我本不打算讲——不讲的原因不是担心自己被骂这样托那样托。主要是，我更希望大家通过对前面帖子的学习，自己得出结论。比如，文盲们看了老师对昨天经济政策的解读有什么感觉？兄弟解读完后的感觉是——靠，政治局同志们是不是开会前先学习了我的帖子啊，怎么整篇政策好象都是在为我前面帖子做背书啊。哈哈。
把握了基本脉络，预测经济发展趋势大的走向并不难。（文盲们就不要老是拿一些最基础的问题反复提问了，比如，最近人民币跌了很多啊，为什么？答案自己去前面帖子找！）
那么，2012年开始怎么保卫我们的财富？
先谈个简单版的。
首先你应该考虑购买资产，在任何通胀时代，资产都是保值增值的最好选择，而且本轮宏观调控后，中国的房地产应该还有一波上涨的空间。当然，购买资产也有一些技巧。所谓的房地产是房子与地产的综合体，房子本身是不保值的（商品都要折旧），增值的是土地。所以，购买资产最好是成熟黄金地段的资产——10年地产历史证明，黄金地段的资产即使是在最不景气的时期也有很强的抗跌能力，而地产市场一旦回暖，这些地段的资产又是增值最快的，另外，就是，如果买住宅，最好不超过80平米（变现能力最强），商铺，最好是独立商铺。
嗯，还得提醒一下，买了资产并不是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中国房地产应该有破灭的一天，那时，执有资产就很惨了，所以，在执有一段时间后一定要在个合适的时间抛出去。好消息是这个时间还很长，至少要好几年，坏消息是这个时间节点不好把握，也许是7、8年，也许是10年后，兄弟现在也不好判断。
按照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原理，你购买资产后还应该分配一定的财富去购买外币。投机性强的可以考虑美元，虽然美元是一个长期贬值的趋势，但是，未来一定会有美元阻击人民币的节点，这个节点你如果执有美元，翻手就可以获得10倍以上的收益，不过等待这个节点的过程中（嗯，这个过程一定会很漫长）一般人的神经可能也受不了。好吧，最安全的是购买澳元与加元。这两种货币背后不仅有开明的政体与良好的经济基础，更重要的是它们都有强劲的资源支撑——澳洲有全世界最大最好的铁矿，加拿大是美国第一大石油进口国。这就让2种货币在未来能一直保持坚挺。买不了怎么办？那就去境外——庐山不能上就上井冈山，大陆不能买就去香港。
最后，你是不是该给自己老婆买点礼物了？嗯，黄金最好，项链有了可以买金条嘛——我想，女人喜欢的是黄金，而不一定在乎它的款式。
如果你现在还是一穷二白。也没关系。想想我说个那个保姆的故事，一个农村来城市的妇女，她的基础难道比你现在更好？她为什么能在6、7年内赚到上百万的身家？其一，认准一个理（恰好是真理），其二，心思单纯，基本没受外界干扰（这可能恰好是我们大多数人做不到的）。
如果你想向这位可敬的保姆学习，好吧，你是否能静下心来，认真学习我的帖子——至少10遍，在土改与汇改中，不论是企业还是个人，你都会发现其中孕育着数不清的巨大机遇。如果你学习了10遍，还是没发现自己有什么机会，好吧，那可能是你生活阅历以及工作阅历都还不够。我就要劝你，先踏踏实实工作吧。别指望一步登天——这种故事在生活中确实有，我身边的朋友就有这么一个，3年前还是打工仔，白手起家通过资本运作现在已经是2个亿的身家了，但是，这靠的是别人丰富的社会阅历与知识积累，再加一点运气加一点胆识，才能成功的。
嗯，如果你能把握，土改与汇改中的某个机会。好了，我该恭喜你，你已经不仅仅是在保护财富了，你已经能参与财富分配的过程了。
把握趋势，才能决定未来。
在中国最后一轮财富盛宴中我们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将决定我们未来几十年的命运。
PS：纠正文盲们一个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把握机会并不是一定要你自己具有多少资金！如果你有项目，有一个可行的操纵的思路，这个思路下有巨大的赢利空间——好吧，就算你没钱，你也一定可以找到投资者——抱着钱到处找项目的民间资金多了去了，有项目，你就是老大。
今天看到某个网友回贴，很欣慰，他应该是认真学习帖子也是认真思考了的。嗯，他基本读懂了帖子里的潜台词或者隐含的深意。顶这位网友（是一串英文名）
到了这个帖子该结束的时候了。回顾短短一周的时间，真是感慨良多。国内文盲多这不可怕——天朝教育体制注定是生产一批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人。20年的时间，我们的老师无数次用所谓的标准答案来禁锢我们的思维，导致我们的思维是单一性的按照某种诱导达到特定的目标。最可怕的是，很多文盲不仅仅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甚至还顽固的拒绝接受任何自己想不到或者情感上不愿接受的事物——归结到一句话，就是文盲特别是深度文盲只想听自己想听的东西，除此之外他们就会怀疑，会漫骂，不客气的说，这种人别看平时愤世疾俗，一幅愤青的摸样，实际上这群人恰好是专制统治者最喜欢或者说最容易操纵的人群。他们容易鼓惑，大多数人也没有什么立场与底线，只要扔块骨头，他们摇身一变很容易就了权贵们的打手。在社会动乱期间，这个人群给这个社会造成的伤害往往也是最大的。
我的帖子一开始好评如潮，为什么到后半段引来了这么多漫骂？（正常的质疑与讨论不在此列），不是因为我水平高，而是前半段是文盲们想听的（中国经济有很大的问题），后半段是他们不想听的。他们恨不得我立马得出结论——中国经济不行了，中国经济要崩溃了，当我指出还有另一种可能性，中国经济很可能还有个黄金10年，或者说，管理层还有一种只做增量的智慧时，这就捅了马蜂窝，质疑、谩骂满天飞。
中国问题是有很多：分配不公、腐败严重、官员道德沦丧——但，由此就否定台上的一切举措，别人都傻，老子天下第一——只能说，这样的文盲已经无知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想想为什么现在市面上为什么那么多狗屁专家胡说八道可以掌声一片，红极一时？因为这些专家知道很多文盲想听什么，所以他们就可以不顾基本的事实大放厥词——比如什么牛刀什么谢国忠，10多年了，年年说房价到了拐点，年年说房价要降30%50%，他们何尝说对过一次？为什么现在还能批着专家名人的外衣到处招摇撞骗？他们生存的土壤在那里？还不是这些只想听只愿听自己想听的东西的深度文盲捧红了这些所谓的专家，或者捧红了这些所谓的名人经济学家。
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悲哀。
我指出中国经济还有个黄金10年是有严谨的依据的。
第一，我们还可以享受近10年的人口红利。
第二，就是我们的产业升级。产业升级有2个选项。其一是技术升级，文盲们讨论这个比较多。但是，我必须指出的是，如果分配体系没有大的变革，没有大规模减税，中国制造业实现技术升级是非常渺茫的。管理层也很清楚这个事实，所以，我们管理层弄的产业升级重点是第二个选项，产业的结构性升级。何为结构性升级？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不平衡，东西部产业规模、技术能力差距都非常大。这就为结构升级提供了一个机遇——只要我们在中西部不发达地区把东部产业发展过程再复制一遍，一样可以给中国经济带来新的增长动力！为什么我们要大规模做西部大开发？甚至涛哥表态“竭尽全国之力实现西部大发展”。为什么我们要扩权强县，要把产业向不发达的落后的西部中小城市转移？道理就在这个产业的结构性升级上。这个问题展开是篇大文章，这里就不展开了。
第三，是我们的制度红利。我曾经说过，在中国的体制下，管理层的政策选项比西方的小政府大得多。如果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能有所突破，我们的经济发展能享受的政策红利将是非常惊人的。去年国务院出了个国36条，大致意思就是垄断产业领域向民间开放。这可不仅仅是个经济层面的政策，乐观的说，这可能是撕开权贵资本控制中国经济的一个突破口，甚至有可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契机，当然，悲观的说，这也可能只是一个无用的条文——关键看新的管理层能走到那一步了。嗯，最近强哥表态也在谈这个，就有点意思了。
第四，就是我们的土改。我可以负责的说，土改不是做不做的问题，是肯定要做（这个高层已经达成共识）。对中国未来几十年影响最大的只能是这个土改，绝对是惊天动地的土改。
这些是宏观层面的东西，如果是微观层面，对我们老百姓切身利益方面真相可以谈的还有很多，比如，我们人生的3大陷阱：股市、社保与保险。特别是社保展开了，绝对是让人冰冷的真相。这里，只有直接给个结论了——真爱生活，远离社保。明天兄弟要出差了，这帖就只好匆匆结束了。在这里，感谢一直支持这个帖子的网友，没有你们的支持，很难相信一开始我还多少带着玩玩态度的人，可以写这么多。
对于谩骂我5毛、楼托，怀疑我别有用心的，一律无视，借用一句很牛比的话——老子一生行事，何需向尔等解说！
最后，送大家一首诗，一首我非常喜欢的诗，与众文盲共勉：
我不是
我不是驯良的温鸽，
怎忍心你的抚摸？
我的泣血的杜鹃，
教你在血光中思索。
我不是妩媚的花朵，
怎甘心你的攀折？
我是山野的刺枣，
教你在贫瘠中育果！
我不是吉他的轻乐，
怎陪伴你的欢乐？
我是深冬的暴雷，
摇醒你沉睡的生活！
假如你不是浅薄，
就会在痛苦中寻我，
我愿在误解的重轨下
耐心的把你等着……
你所不知道的冰冷的经济真相——完。
出差回来，看见兄弟的帖子这么热闹，特别是总多文盲一幅意有未足的摸样，眼巴巴的希望老师继续开课。这心情兄弟特理解，而且我这人心也好，看到大家讨论很多却不得要领——恨铁不成钢之余只好亲自赤膊上阵了。
闲话少说，今天给大家解析一下土改。
先说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话题——转基因。首先，兄弟对政府在中国大规模推广应用转基因种子是深恶痛绝的。自己到超市买油什么的都要小心翼翼的看看有无“非转基因”的字样。但是，兄弟与众文盲最大的差别是痛骂之余还能思考——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大规模推广转基因种子？转基因种子究竟在什么地方打动了高层——以至于愿意做出如此重大的冒险？网上所谓的那些农业部专家被孟山都什么基金收买的说法，在兄弟看来实在是笑话。
原因就在这个土改中。
我们先复习一下前面土改谈到的管理层三步棋：土地确权、扩权强县、农村金融机构的设立。
我们都知道土地一旦确权、流转、买卖后，带来结果是什么？首先就是农业必然走上规模化、产业化的道路。这里可以给文盲们提示一下，农业规模化产业化一直是几代管理层期望农业发展的路子，以前在山东有个叫潍坊的地方弄了个农业产业化的典型——结果就是3、4代管理层先后有50多个政治局委员以上级别的去考察。
那么，一旦在中国农村土地确权后，土地流转集约，必然导致农业迅速走上规模化产业化道路。嗯，问题就出来了，如果农业迅速走上规模化产业化道路，按照目前我们现在的较低的农村生产力水平——在大规模实现农业机械化还有一个过程的情况下，怎么保证农业生产不出现大规模减产？一旦出现这个情况，可就是动摇国本了！
于是，转基因种子就摆上的台面——按照孟山都等给我们政府提供的数据，大规模应用转基因种子第一对农药依赖大大降低（这是一个很重的筹码），第二就是大规模应用后农业不仅不会减产，还能增收8%左右（这是一个更重的筹码）——2个筹码加在一起，管理层最大的担忧很大程度就解除了，所以，我们农业部才会急不可待的批准转基因种子进入中国，从大豆到玉米到水稻——时间紧迫啊，转基因种子没有大规模应用前，土改这步大棋就启动不了啊。
现在，我们可以勾勒出土改这个棋局了。
土地确权，土地实现大规模流转集约——推动农业快速走向规模化、产业化，有转基因种子打底，管理层不用担心出现粮食大规模减产；农民历史性的成为有产阶层，创造了庞大的内需同时涌入中小城市，加快了城市化进程；中小城市通过扩权强县，一大批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小城市，正好容纳进城的农民；农村金融机构的培育与发展给农业产业化与中小城市的发展提供金融服务……
明白了吧，转基因是这个土改大棋局的一个子，一个很关键的子。没有这个子，土改很可能就走不下了！
看看，按照这个土改的思路，貌似中国这盘棋就走活了——多少积重难返的问题在这个思路框架下都应刃而解：
城市化的问题（土地确权、流转后还担心城市化速度不会加快吗？）、内需的问题、货币蓄水池的问题、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扩权强县产业转移后，以后东部发达地区大致是高附加值，技术水平比较高的产业；中西部中小城市则是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土地与房地产的问题（土地供应多元化了，土地价格就能保持稳定，房价自然也能保持稳定），好吧，连他娘老大难的春运的问题也附带解决了（农民就近打工，春运压力大大降低），甚至影响城市化的最后一块坚冰——户口问题也可能得到突破！
这就是我们管理层做增量的智慧。不管你对这个社会有多么不满，你首先要做的就是体会这个思路，学习这个智慧。好吧，兄弟承认，这个土改具体实施可能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转基因大规模应用，在中国农业水平与土地情况下真的不会出现减产？还有，转基因是否会影响我们几代人的体质（这点，兄弟对这种冒险行为是深恶痛绝的），最后，农民这个最大阶层一旦大规模向城市转移是否会出现整个社会的动荡……
这个就是大家来探讨的话题。
嗯，明天我们讲中国改革开发以来通货膨胀的历史、原因以及未来，后天谈谈社保这个最大的骗局与内在的深刻原因。再后天，嗯，这个就要看心情了。哈哈。 文盲们，带好板凳。
有些文盲就是急，通货膨胀的课程都没听就想我直接讲社保——目光短浅就盯着自己的一亩3分地。我可以负责的告诉你，未来中国对老百姓而言，最可怕的还不是什么分配不公、官员腐败、社保骗局什么的。最可怕的就是这个通胀！改革也好制度设计也罢，即使失败顶多我们的财富损失点，通胀特别是恶性通胀绝对可以在一夜之间让我们几代人的财富化为乌有！嗯，这还真不是在吓你。恶性通胀的阴影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正悬在我们每一个人头上。
历史剧有一句话很有意思：让历史告诉未来——呵，就没现在的事。好吧，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改革开发以来发生过的通货膨胀历史，再展望一下未来，文盲们大概就可以对这个身边的危机有所体会。
改革开发以来，我们一共发生过5次恶性通货膨胀。分别是1984年、1988年、1994年、2007年、2010年，这几次实际CPI都超过20%（2000年前，管理层还有公布真实数据的勇气，2000年后在和谐主题下，统计局完全成了胡说八道局）
通货膨胀的根源只能是钞票印得太多。不过这5次通货膨胀原因却各不一样。
在上个世纪70年代，我国每年新增货币投放大概在90几亿左右。80年后为了改革开发促进经济发展的需要，年增货币量猛然扩大到400亿——400亿对于这么大的国家本来也算不了什么，但是，当时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老百姓拿着钱除了了买点农贸产品，扯点布基本也就没了其他的去处（那时家里有台缝纫机、自行车什么的已经属于大件了）。所以，货币流动范围十分狭窄，货币投放虽然扩大规模有限，但是很快就在84年引起农贸产品价格上涨。
1984年后，我们的货币投放每年增加到1500亿的规模。在1988年，因为计划经济要向商品经济过渡，价格放开管制（当时叫价格闯关），老百姓心理产生恐慌，一度出现各种抢购潮，引起恶性通货膨胀。
如果说，这两次通货膨胀是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不得不产生的阵痛，那么后来的通货膨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滥发货币必然导致的后果。
1992年．老邓在南边画了一个圈，并提出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这个历史意义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于是信贷放松、各种投资纷纷上马，货币供应量连续三年都以超过30%的速度快速增长，结果就在94年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官方公布数据达到24%！
1994年后，管理层痛定思痛开始建立货币蓄水池，先是民生产业市场化，接着就是股市、房市。这些池子作用确实效果非凡，连续12年，国内在货币连续超发的情况下，居然CPI一直都控制在10%以内。
进入21世纪，情况又有所变化。首先是中国加入世贸，但是扭曲的汇率使我们进出口严重不平衡，央行不得不大量印刷人民币来收购外汇，从2000年我们区区2000来亿美元的外汇储备，10年后竟然涨到3.2万亿美元——仅此一项，央行就得多投放20万亿人民币。另外，新的管理层执政思路基本还是投资拉动经济，10年时间铁公机的投资就达到数十万亿的天文数字——投资钱从那里来？财政年年都是赤字，只能靠央行的印钞机来解决这个问题，2者叠加使近10年回驳供应增长达到一个非常惊人的地步。而同期GDP增长却远远低于货币增长的速度。
近10年货币投放量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货币供应（万亿）15.28 18.32 21.92 25.01 29.6 34.55 40.34 47.51 60.62 72.58
GDP（万亿） 10.9 12 13.6 16 18.7 22.2 26.5 31.49 34.5 39.8
10年时间，我们创造的GDP大致增长了3.6倍，钞票呢却增加了将近5倍！在2001年，我们大致是创造1元的财富发行1.5元的钞票，到现在已经发展成创造1元的财富发行了将近2元的钞票！
所以，即使有房市与股市这两个货币蓄水池，还是在2007年爆发了第一次恶性通货膨胀，管理层又是大规模收缩流动性（货币政策从紧），又是通过股市蒸发财富，好不容易在08年控制住通胀，嗯，我们又遇到次贷危机，在动作要快，出手要重的指导下，4万亿大单加10万亿信贷一起砸下去，结果就是恶性通胀很快就卷土重来——2010年到现在物价飞涨的情况大家一定深有体会，这里就不再罗嗦了。
好吧，这就是改革开放以来5次恶性通胀的历史。嗯，在货币超发已经成了常态的情况下，宏观决策稍有失误，恶性通胀这条恶狗就会跳出来咬我们一口。而且货币盘子越大，这条恶狗就越不好控制。现在问题就出来了，改革开发30年，我们的货币供应平均下来大概是25%—30%的速度增长，而我们的GDP（财富增长）却是10%以内的速度，这样算来，我们的CPI应该年平均保持在两位数的水平，但是，30年来，我们实际CPI只有5-6个年头达到两位数，为什么？
答案很简单，除了货币蓄水池的作用外，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将近65%的高储蓄率！因为社会保障体系薄弱，老百姓有点钱都存进银行了！高储蓄率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央行为了保证经济发展的基本流通需要，不得不得增发货币来对冲存进银行的钱，这使人民币实际购买力事实上得以高估；最可怕的是银行高达32万亿的存款已经成为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我们每一个人头上——这个笼中虎一旦跑出来，就不是咬人的问题——是要吃人！（32万亿存款只要20%，6万亿流出来进入民生领域，我们现在的物价立刻就会上涨100倍！）
老虎会不会跑出笼子来吃人，决定于笼子是否牢固——令人痛苦的是，这个笼子现在越来越让人难以放心。居民存款即使考虑到贫富差距大也有20%属于普通老百姓的存款——这个存款在我们社会保障体系很薄弱的情况下，就是老百姓的养老钱、应急款——最不让人放心的恰恰就是我们居民存款很大程度属于“应急”款，一旦出现普遍性的“急”事，就不得了了。
比如，如果两位数的通胀长时间（两年以上）得不到控制，使老百姓产生通胀恐慌；比如，社保出现重大问题（明天我将专门谈这个社保问题）；比如，粮食出现大面积减产，使老百姓产生供应恐慌……笼中虎都有可能跑出来，引发无法控制的恶性通胀！
文盲们不要以为我是在危言耸听，举两个例子说明管理层对通胀这根弦绷得有多紧。
第一是现在的粮食价格。我们现在是以牺牲农民为代价，强行压低粮食价格来控制整体物价水平。目前国际市场上粮食价格大致是我们现在价格的两倍！一旦出现国内粮食大面积减产，粮食价格就很难控制住了，粮食价格上涨必然带动整体物价飞快上涨，一旦市面上形成抢购风潮（如同1988年那次），居民存款必然大量流向民生领域，从而引发无法控制恶性通胀！大家想想，如果通胀危机不是非常严重，管理层有必要强行压低粮食价格来控制物价吗？
第二，大家都知道现在人民币最大面额是100元。事实上已经非常不适应目前的流通需要。为什么没有推出更大面额的钞票？（据说500元人民币几年前就印好了，就是不敢投放市场）最大的原因就是担心大面额人民币推出后引发老百姓的通胀恐慌！大家想想，仅仅是一种满足流通需要的大面额钞票管理层都没信心投放市场，管理层对通胀这根弦绷得有多紧！
我们的GDP统计很可能有水分，央行发行的人民币却是真实的数据——所以，我们面临的通胀危机可能比我描述的要严重得多。最可怕的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货币超发将一直保持着远超GDP增长的速度。也就是说，人民币实际购买力将长期扭曲——一旦某一天这层窗户纸被捅开，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惊恐的发现——我们正坐在一个复活的火山口上！
今天，我们来谈谈社保。为什么在谈社保前，我一定要单独开贴写通货膨胀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所谓的社保故意忽略了通胀的因素，而且，称为社保也很不准确——我们的政府在这个体系里如果考虑通胀的因素——甚至可以说一毛钱都没投入，相反很可能还吃掉了一大块我们交纳的社保基金。社保，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骗局。
何为社保，大致就是五险一金。这里，我就偷偷懒，只详细解析一下养老金的问题，其他的，大家自己去分析。
养老金目前是这样一个模式。每月你从工资中提取8%，进入个人养老金帐户，单位提取20%进入社会统筹帐户。到你退休时，你个人帐户的钱除以139（过去是120）逐月返还给你，同时你还可以从社会统筹帐户中领取上一年度所在地职工平均工资的20%。所以，你届时每月可以领取的养老钱就是个人帐户/139+当地职工平均工资的20% 这个体系有点复杂，一般人很难琢磨透里面的道理。好吧，我首先驳斥一个谬论，什么社保交得越多越划算！第一你交得越多，貌似单位也得交得更多——但是，单位交纳的要进入社会统筹帐户，也就是说，与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到时候，你从社会统筹帐户拿到的钱还是当地职工平均工资的20%！，而自己交得越多，几十年后——即使钱还是那个数字，购买力却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了。
那么一般交纳社保的人呢？不管你现在是25岁、30岁、35岁（年龄越小越吃亏），你退休后拿到的养老钱，嗯，最乐观的估计，大致够你一周吃饭。
嗯，可能文盲们对于几十年后通胀水平没有概念。好吧，我们换一个思路。假设你今年30岁（年龄越小越悲剧），晚上你突然穿越了，醒来一看，是1981年。你现在的工资是40元。好吧，你开始交纳社保，你每月在个人帐户上将交纳3.2元。（文盲们可以自己去查一查，1981年3.2元能达到什么样的购买力，应该大致相当于现在80——100元水平），单位则将交纳8元到社会统筹帐户。连续交纳15年（假设你这15年工资都没增长，实际增长了就更悲剧，也就是前面分析的，交得越多越悲剧），好了，现在是2011年你60岁了，该退休了，那么，你能拿到多少养老金呢？个人帐户15年你一共交了572元，银行利率平均按照3%计算，你现在帐户大致有1144元，那么你每月从个人帐户上可以领到8.3元——嗯，8.3元按照现在的物价，你大概可以买到2-3斤大米，仅此而已。真正的大头是你从社会统筹帐户上可以拿到当地平均工资的20%，我百度了一下，现在各地的平均工资（如果不是一线城市），大致就是1500——2000元的水平。好吧，你拿到的养老金就是300—400元+8.3元。
文盲们可以自己掂量一下，如果你现在60岁，丧失劳动能力，你每月拿到300—400元，你要开销房租、水、电、气，要柴米油盐酱醋茶——你能活下去吗？
实际上未来30年后的情况很可能比这个例子更可怕。看看前面我写的帖子，未来的通胀前景很可能远远超过过去30年。而我们的工资增长速度也将被CPI远远扔在后面。过去10年的历史证明，我们的工资跑不过GDP——2001年到2010年，我们的GDP从10万亿增长到40万亿，翻了4倍，而职工工资呢？最近统计局也承认，只增长了2.7倍；而GDP又跑不过CPI——2001年到2010年，我们的货币投放量增长了接近6倍！所以，我们的工资只能被CPI越抛越远，所以，未来30年后，当你拿到社会平均工资的20%的时候，很可能实际购买力只有今天的200元左右，至于个人帐户的钱——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更痛苦的是，就这200元也岌岌可危。我们的社保体系是一个空转体系，也就是用今天年轻人交纳的社保基金去支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即使在目前我们还有巨大的人口红利的时候，这个社保体系也出现了巨大的资金缺口。嗯，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人口红利，假设一个家庭有10个人，只有2个老人，8个都在外面打工，那么8-2=6，这个家庭的人口红利就是6个。到2020年，我国老年化程度将达到40%，也就是说，到了2020年，这个家庭变成4个老人，至少1个小孩，最多有5个打工，人口红利为0。到时候，真无法想象社保怎么来维持！
上海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就这样的地区，最近上海的老余也公开承认——社保的缺口是影响上海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最发达地区都为社保缺口发愁，其他地方更无法想象缺口有多大了。
所以，我们的社保出现很多荒诞的霸王条款就一点都不奇怪了。其一，个人养老金未交满15年，则不享受退休后领取养老金待遇，个人帐户钱会退给你，单位交的钱呢？没有了；其二，达到退休年龄后，个人帐户的钱按照139个月逐月退还——如果中途死亡了呢？嗯，后面的钱也不还给你。如此总总。
就算如此，也不能弥补目前社保的巨大缺口。
怎么办呢？现在各地都在酝酿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延长退休年龄是什么概念？嗯，红头文件可以把退休年龄从60岁提到65岁，但是，红头文件能让我们寿命也增加5年吗？好吧，延长退休年龄实际就是坑掉了我们几年可怜的养老钱！
如果延长退休年龄还不能解决社保的缺口又该怎么办呢？嗯，下一步大概就是把20%调整到15%吧，好吧，届时我们的养老钱大概就只能拿到150元了。
文盲们先别激动，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为什么社保根本不足以养老，为什么社保在目前还有巨大的人口红利的阶段也会出现巨大的缺口？为什么？
细心的人可能已经发现，在这个社保体系中，如果考虑通胀的因素，政府根本一毛钱都没投入，相反很可能还吃掉了一大块我们交纳的社保基金去弥补以前的历史欠帐。从头到尾这个社保都是我们自己的钱与企业的钱在做不同的算术题啊。那么，社保这个政府最应该承担的基本责任，为什么又变成企业与个人的责任呢？
根源还是万恶的分税制啊！！！在90年代，分税制让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变成70：30，这几年地方有了卖土收入后，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大致是55：45，但是支出呢？却是20：80！（吴敬琏数据）地方没有钱，却要把社会保障什么的都承担起来，就只能玩空手道了。
最近社保基金又要入市了——好吧，社保有了缺口，又得股民买单了！
在国外，社保的大部分责任都是由政府解决，其中国有企业至少要贡献50%以上利润。在中国呢？社保由地方政府负责，地方政府又是个吃饭财政，所以就只好用企业的钱与个人的钱做不同的算术题了。而我们的央企呢？它们一方面通过行政权利强行摄取重要领域的垄断地位，一方面享受着国家的巨额补贴——最近几年，我们的垄断央企获得的地租减免、利息减免、财政补贴超过6万亿，获得大致4万亿的利润（多么低下的效率，多么无能的管理！），就这4万亿利润，央企只给国家上交5%！
这就是权贵资本的力量！这就是存量不动的现状。
好吧，我只能给大家一句忠告——真爱生活，远离社保。社保是一个伪命题，它什么都不保。
很多同学给我发短信，要我给大家推荐一些书籍，可以系统的学习经济学。不过我的回答可能要让大家失望了。嗯，虽然兄弟读过很多书，经济学的书——特别是中国的兄弟基本不看，老外的偶尔翻翻——你说我天才也好，不学有术也罢，嗯，这个我都认了。
这里给大家谈谈我对经济学的认识。经济学其实并不是特别复杂的学问。它是在社会学基础上一种数理统计后的分析方法。简单的说，如果你对这个社会有一个基本的认识——特别对各阶层的心态有基本的认识，你也可以对各种数据分析，给出你的结论——在这个意义上，人人都可以成为经济学家。经济学那些花哨的理论，兄弟觉得唬人的居多，而且未必都是真理——因为在一个特定社会总结出的规律放到另一个社会就不一定适用了，比如，东方社会特别是中国与西方社会不管是民众素质、心态、阶层关系、体制结构就完全不同，同样的经济现象可能隐含着完全不同的民众心态搏弈的结果。
在这个意义上对所谓经济现象的分析，需要对社会更深刻的洞察力。
举个例子，最近郎咸平教授抛了个地方政府债务危机论，列举一大堆数字证明，地方政府债台高筑，而其偿还能力远远不足以支付到期债务。如果这个情况漫延开去，就很可能爆发大面积债务危机（如同欧债危机一样）。
好吧，这一次郎咸平是真的错了。嗯，我承认地方负债很高，我也承认，地方完全没有对其债务的偿还能力，但是，地方会爆发债务危机吗？不会！肯定不会。简单的道理一说文盲都明白。
在中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甚至国有金融机构都是绑架到一起的一个奇妙的综合体，绑架它们的绳子叫国家信用。只要中央政府这个老大还在台上，还能撑住场面，下面的小弟能闹出多大的事来？地方政府负债主要是欠谁的钱？是银行！对于中央这个老大来说，地方政府与银行不过就是左边口袋与右边口袋的关系，左边口袋掏了右边口袋的钱，有多大个事？银行会去向地方政府逼债？向法院起诉申请强制执行，甚至逼迫地方政府破产？笑话 ！真当老大在后面不管事了！
所以，地方债务问题还真不算个什么问题——到了还债时间，银行一定会展期，如果这个还不能解决问题，央行还可以宣布向地方融资平台注入资金解决债务问题——好吧，实际就是豁免了地方债务。如果你要问央行哪里来的钱，我们央行有全世界最强大的印钞机啊，只要印钞机开动——钱还是一个问题吗？当年我们银行几万亿烂帐就是这么干的，也没见出现个什么次贷危机。 中国的央行是全世界独立性最差的央行——好吧，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没有任何独立性的央行。看看我们领导人的职务就很能说明问题——93年，老朱的职务是国务院副总理兼人民银行行长！真是奇妙的组合——如果放到美国，大致就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兼任希拉里的副手！如果伯南克敢这么干，兄弟估计3天之内，伯南克希拉里都得下课。
所以，在西方任何经济学派都得承认一个常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2回事，在中国，这个真理变成谬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绑架到一起的一回事，一旦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一定就是宽松的货币政策。
所以，在中国，你要解读经济现象，你首先得讲政治。没有这个大前提，任何解读或者预测都是扯淡。
PS：虽然对郎咸平提出批评，不过兄弟还是经常看财经郎眼，有些课题还是蛮有意思的。
今天我们来谈谈税收这个抽水机的问题。
中国有两个现象很耐人寻味。一方面我们的企业惨淡经营，在微利甚至亏损边缘挣扎。据美国《财富》杂志报道，美国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不到7年，大企业平均寿命不足40年。而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仅2.5年，集团企业的平均寿命仅7-8年。美国每年倒闭的企业约10万家，而中国有100万家，是美国的10倍。不仅企业的生命周期短，能做强做大的企业更是寥寥无几。另一方面，则是我们的财政收入连创新高。2007年是5.1万亿，2008年是6.1万亿，2009年是6.8万亿，2010年是8万亿，2011年突破10万亿大关！虽然在2008年，我们遭遇最严重的次贷危机，大批出口企业倒闭，但是，我们的财政收入还同比2007年保持了将近20%的增长，2011年，因为人民币升值再加通货膨胀也导致大批中小企业倒闭，但是，我们的财政收入依然同比2010年保持了了超过30%的增长。
为什么我们的财政收入可以不受经济危机的影响，为什么我们的财政收入可以保持着远超GDP增长速度。解答这些问题就必须来研究这个财政的抽水机是怎么运作的。
财政收入有三大块，分别是税收、土地收益、社保收入。嗯，除了社保是亏损外，前两块就太厉害了。
首先看税收。
我们的税收体系不但名目繁多（这里赞一下我们税务部门，开新税的创造精神绝对是世界第一，甚至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各级政府的工作可能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税务部门的工作绝对是顶瓜瓜的），税率奇重，而且重复征税情况特别严重。
这里举两个例子。
第一是我们的营业税。假设你开了个的面点店，出售面包。一个面包卖1元钱。这个1元钱你就得交纳5.5%的营业税。请注意，你销售收入1元钱已经包含了面粉白糖等原材料8毛的成本——也就是说，你交纳的营业税已经包含了面粉白糖等原材料的营业税。但是，出售给你面粉的商家也得同时交纳营业税，这是第一次重复征收营业税；现在面粉的销售收入又包括了小麦的成本，也就是说，面粉商家在交纳面粉销售收入的营业税时，已经包含了小麦的营业税，但是，出售小麦的商家还得交纳营业税，嗯这是第二次重复征收营业税……现在你发现一个问题，商品流通环节越多，重复交纳的税金就越多！最后倒霉的还是终端消费者，这样层层重复征税的结果必然导致价格偏高。
这是企业与企业之间重复征税的例子。那么，企业内部呢？也有重复征税的问题。
比如你与朋友开了家有限责任公司。嗯，你的公司经营得非常红火，你每月都如实交纳营业税。年终盘点，你们公司有50万的盈利。好吧，按照企业所得税的规定，你得交纳赢利的25%也就是12.5万的所得税，公司还剩下37.5万，你打算把这37.5万分红，对不起，税务人员又要找你了——你们要分红必须还得交纳个人所得税。请大家想一想，企业是谁的，不就是股东的吗？企业交纳的所得税不就是股东交纳的所得税吗？股东已经交纳一次企业所得税了，为什么还得交纳一个个人所得税呢？这不是重复征税吗？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税率问题。这里就把企业所得税作为一个麻雀来解剖。
改革开发之前我们国家是没有民营企业的，只有国有企业。那时没有企业所得税——因为国有企业的利润必须全部上交。1983年，我们搞了个利改税。大致意思是国有企业的利润不必全部上交，改成以企业所的税的名义回馈国家这个投资方。当时定的税率大致是10%——50%（按照利润额不同实行累进制税率）。
1994年，因为有了民营企业我们又对所得税进行调整。不管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只要利润超过10万元，一律按照33%征收企业所得税（现在是25%）。
这个税率对民营企业就非常不公平。国有企业是国家全额出资，国家拿走33%的利润我觉得完全可以——甚至还高一点都可以，但是，民营企业出资靠自己，国家没有一分钱投入，在日常经营过程中民营企业已经正常纳税的情况下，国家还要从企业利润中拿走33%就太狠了。
也许你要说，相同的税率是让不同的企业有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好吧，我可以负责的告诉你，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除了税收是“公平”的，其它没有一项公平过。
全社会有80个行业，国有企业可以做72个，外资可以做61个，民营企业只能做40几个。每年我们银行的贷款，绝大部分都给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只能到民间借高利贷，国有企业可以享受地租减免、财政补贴等等政策，甚至上市指标大部分都给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好吧，我引用万通冯主席的一段名言：“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裕如，持续发展”。（有没有想哭的感觉？嗯，我读这段话就想哭一场）
现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执行同样税率的所得税政策，你还认为公平吗？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税收体系中名目繁多的问题。大家一定抱怨过房价奇高。好吧，让我来告诉你，当你花100万买套房的时候，至少有60万是政府拿走了，其中有一半就是政府的税收。房地产开发过程中税收名目繁多，多达15种，其中最能体现我们税务部门创新精神的是土地增值税。
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假如，我卖给你一斤面粉，嗯，售价是1元。你用面粉做了面包，卖了3元钱。现在我告诉你，你的销售利润2元是靠面粉增值获得的，我要享受这2元利润的60%，你会如何反应？你大概就算是不给我一巴掌也要喷我一脸的唾沫。
好吧，我们地方政府把土地卖给开发商后——嗯，我们的说法是出让50年使用权，当开发商在土地上盖楼出售后，政府居然还要单独收一块土地增值税！最高达到增值部分的60%。
嗯，你也许会说，这个税种是为了防止开发商暴利——文盲们，羊毛出在羊身上的道理你懂不懂，政府收取的每一分费用开发商都一定会转嫁到买房人身上！这个钱最终是消费者买单啊。
这个荒谬的税种逻辑如果成立，我觉得我们税收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嗯，比如对茅台、五粮液完全可以征收高粱增值税，对中石油、中石化可以征收石油增值税；面包可以征收面粉增值税；八宝粥可以征收大米增值税……
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我们财政收入可以几倍于GDP增速的增长，一个税收一个土地收益就可以轻松把国民创造的大部分财富掠夺走了。所以，我们中小企业平均年龄不超过3年，所以，我们一个产业工人的工资只够养活自己。最令人愤怒的是，一些所谓的专家还在大放厥词，说什么我们的宏观税负只有30%，还有继续增长的需要——如果这些专家只代表个人言论，兄弟可以大度不与计较，关键是这些专家还挂着财政部某某研究所的头衔，是对宏观政策有相当影响力的人物，我只能感到深深的担忧！
税收理论里有个拉弗曲线。大致意思是，一般情况下，税率越高，政府的税收就越多，但税率的提高超过一定的限度时，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投资减少，收入减少，即税基减小，反而导致政府的税收减少。“拉弗曲线”的原理并不复杂，它提出的命题是：“总是存在产生同样收益的两种税率。”主张政府以较低的税率，取得较好的财政收入。因为较低的税率意味着民间经济更活跃，老百姓更富有，经济基础更牢固。这就是西方国家一遇到经济危机时就大规模减税的理论依据。
而我们政府呢，不管什么情况，对加税的兴趣总是远远超过减税。以房产税为例。一开始，提房产税的初衷是用房产税这个持有税种来代替契税等交易税种，后来这个说法悄悄就不见了，也就是，我们政府打算在保持契税、营业税等交易税种情况下，再增加房产税这个持有税种——弄半天还是加税啊！
最近上海开始试行以增值税替代营业税的税改。也就是所谓的结构性减税的开始。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但是，前景却并不乐观。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展开了。
（来源：天涯网站）
（作者：flp713）
（日期：2011年12月26-28日）
一不小心上了天涯头条。好吧，兄弟今天特意多开一贴，谈谈房地产的问题——前面我得承认，自己太偷懒，写得很粗。
文盲们对高房价都深恶痛绝，确实，高房价危害很大，它吞噬了国民可怜的财富，使老百姓的消费能力降到最低，而且它推高了资产泡沫等等。
但是，怎么才能真正控制住过快增长房价？或者让房价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一个稳定的水平呢？
靠宏观调控吗？坦率的说，所谓的宏观调控不过是管理层在民怨压力下的一种无奈选择，除了稍微抑制一下资产泡沫，稍微抑制一下制造业资金过快流入地产，其实，当前或者之前所有的宏观调控实际上是一个多方共输的结果，文盲们你信不信？
首先开发商当然是受害者，宏观调控了，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
地方政府呢？也是受害者，宏观调控了，地越来越难卖了，财政更是雪上加霜。
中央政府呢？也是受害者，虽然明面上没有什么损失，但是地方上的财政压力最后还不是中央来买单？
文盲们可能认为上述受害者与自己有毛关系，说不定心里还在暗暗欢喜——但是，我马上就要指出，所有的老百姓不管是买房还是不买房的都是宏观调控的受害者！
已经买房的，银行上调利率，按揭还款多了一块出来，算不算受害者？而且如果已经买房的有个什么事急需卖房救急，好吧，宏观调控了，卖房比以前难多了——除非跳楼。
准备买房的当然不用说，宏观调控了，买房门槛更高（首付），还款压力更大（利率上升）。算不算受害者？
没买房的也别高兴，哪次宏观调控后房租不是大幅度上涨？算不算也是受害者？
即使你啃老没租房的，你也逃不过这个经济圈子的影响——宏观调控后，大量资金从房市中流入民生领域，跟着就是算你狠、逗你玩、神奇的猪肉又要兴风作浪了。你们难道可以说自己是受益者？
而且，这种以抑制需求为基础的宏观调控实在是治标不治本，哪次宏观调控后房价不是立刻大幅度上涨，兄弟这里可以负责的说一句，最近的宏观调控明年一定会结束，到时候房价一定会报复性上涨到一个新的高度！
好吧，怎么才能根治这个房价过快增长的问题？
房价过快增长有2个核心原因，第一，由于土地由地方政府垄断供应，加上地方政府又有强烈的拉高地价的内因，所以土地价格连创新高，面粉价格上去了，面包能不涨价吗？第二，央行印了太多钞票，超发的货币正好可以支撑土地与房价节节攀升。
所以，要根治房价过快增长必须要解决这2个问题。货币超发可以用建立其他货币蓄水池来分流。土地问题只有2个途径来解决，首先，打破地方政府土地垄断供应的现状，嗯，可以通过土改来解决。
这里把土改的问题展开简单谈谈——土地确权后，可以流转、集约、抵押、买卖。文盲们吃透这8个字的意义没有？想象到这8个字的操作空间有多么巨大没有？能想象这8个字对未来的深刻变化吗？
好吧，假设，在一个城乡结合部有一块100亩土地，有投资者打算把它开发成一片住宅小区，但是目前土地性质却是耕地，怎么办？好吧，这个投资者可以到偏远的农村去收购宅基地指标，这样建设用地的指标就解决了，接下来，某地区新开荒地增加了100亩耕地，投资者就可以把这个耕地指标买过来置换一下，这样所有的问题就解决了。文盲们体会到没有？即使是偏远的山村，以后宅基地指标以及耕地指标都是有相当含金量的！
那么土地怎么交易呢？以后一定会有一个土地交易所出来——某村要交易土地，首先向交易所申请，交易所大致要审查：比如，交易土地用途是否符合城市规划，农民安置问题是否解决等等，审查没问题，你就可以到交易所挂牌出售了。
这样地方政府垄断供应土地问题得到解决，面粉价格稳定了，面包价格自然就稳定了。那么地方财政的问题怎么办？兄弟相信，未来不久一定会来个二次税改，中央必然要向地方让度部分财权——或者税收这个蛋糕重新划分一下，或者中央给地方政策——好吧，最近4个城市发行地方债卷就是在做这方面的尝试。
土改不仅仅是单一的问题，它与其他经济问题联系到一起，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大棋。它的问题展开来还有很多，想象空间也很大，老师就不再多说了——师傅引进门，修行在个人嘛。
关于经济政策的解读，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正确解读中央经济政策，就可以准确把握未来的经济脉络。其实，通过对我前面帖子的学习，很多文盲如果已经基本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结合我前面帖子的一些基本知识，解读中央经济政策其实并不困难。好吧，老师今天就开堂MBA的案例分析课，带领大家一起来解读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会议出台的文件。
建议大家先下载一个最新的中央经济政策版本对照兄弟的解读版来看。
“一、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统筹处理速度、结构、物价三者关系”。这是整个文件的纲，纲举才能目张。这个纲没什么新意，还是在保增长控通胀的前提下，逐步调整产业结构。嗯，建议大家认真学习前面我讲的管理层的基本执政思路：即保增长的前提下，建立货币蓄水池缓解通货膨胀压力，通过空间换时间，最终实现结构调整，产业的升级的目标——这个一定要达到能背诵。有了这个总纲，你就可以解读很多基本的政策。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好吧，积极的财政政策说明我们管理层还是要政府主导经济，还是要投资拉动（悲哀啊），所以，有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所谓的稳健的货币政策就是个笑话——如果稳健的货币政策，那么那里弄钱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好吧，印钞机又得开动了。所以，这个文件还得圆一句“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什么是合理？标准我们说了不算，嗯只有管理层才知道。
货币信贷都“合理增长”了，怎么控制通货膨胀呢？文件指出“发挥好资本市场的积极作用，有效防范和及时化解潜在金融风险”。大家自己去体会吧，插一句，通常资本市场在中国就是指股市。
“二、坚持不懈抓好“三农”工作”。这是一步棋，一步一直在推进的棋，为土改奠定基础的棋。
“三、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自主协调发展。一是着力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我们都知道，消费在GDP的比例越来越低，管理层也很着急，前面帖子讲了，过去我们拉动消费靠的是消费升级的办法（从80年代小家电，到90年代家用电器，到21世纪住房与汽车），现在消费升级到顶了，怎么来“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文件给出的方向是“促进居民文化、旅游、健身、养老、家政等服务消费”！好吧，连健身、家政的消费都要上中央文件了，可见我们管理层对内需不振多么担忧，多么无奈！
产业结构调整呢？就不评述了，这可不是明天一个冲锋就可以消灭800万蒋军的事情。
“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要调整财政转移支付结构，加强县级基本财力保障”。这也是一步很重要的棋，就象我们前面讲到的，扩权强县，中央向地方让度部分财权是必然之路——这不，就来了。
“要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是的，我在前面的帖子也说过，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利率必然是相对稳定什么略微贬值的趋势——要让制造业喘口气，要给我们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时间。“保持外贸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保持出口平稳增长，推动出口结构升级，加强和改进进口工作，积极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问题又来了，积极扩大出口——短期内经济对出口这架马车依赖还是很大，但是都积极扩大出口了，怎么“促进贸易平衡”呢？这就要靠“要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也就是汇改来解决，不过短期内，在“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我们就别指望“贸易平衡”了。
“积极培育面向小型微型企业和“三农”的金融机构”，好吧，还是我的帖子前面讲的，中央批准小额贷款公司是准备发展成为村镇银行的，这不，政策扶持的依据就来了，嗯“积极培育啊”，现在的金融机构谁最适合这个词语？
“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个是我们最欢迎的，不过新鲜货却不多。“要增加教育投入”这句话说了很多年了，10年前我们制定的目标就要教育指出在财政中占4%，现在都没达到，好吧，管理层现在不提具体指标了，只是要“增加”就行了。 “要坚持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加强就业扶助，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小型微型企业发展”。明白了吧，就业问题还是我们面临最重要的问题。这不，我们一方面要千方百计促进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呢？又不得不“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小型微型企业发展”。中国这盘棋难下啊，管理层也不容易啊。
“要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促进房价合理回归，加快普通商品住房建设，扩大有效供给，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这句话解读有点难度。一般文盲很难体会其中的深意。假如“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又限购又限贷，那么“加快普通商品住房建设，扩大有效供给”又卖给谁呢？如果我们联系前面一段话“要抓好保障性住房投融资、建设、运营、管理工作，逐步解决城镇低收入群众、新就业职工、农民工住房困难”，我们就可以基本理清管理层的思想脉络。房地产市场以后大致会分3个层次管理。“要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促进房价合理回归”——这是对高房价调控，对高端市场要约束，普通老百姓呢？就是“加快普通商品住房建设，扩大有效供给”——市场化途径来解决；低端人群呢？当然就是前面的保障房来解决，好了，归结到一句话，未来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就是这个模式“高端有约束，中端有市场，低端有保障。”有了这个基础，未来房地产市场趋势就很清楚了，高端产品（高房价）——比如洋房别墅什么的，是调控目标，大概要跌一点，普通商品房（电梯楼、公寓）——即使扩大有效供给，肯定还要涨上去。保障房主要给最低端人群使用。
最后还有一句话“促和谐，就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积极有效化解各种矛盾和风险隐患，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好吧，目前还是存量不能动，稳定压倒一切。
好了，最新的中央经济政策基本就解读到这里，实际上只要大家认真学习前面的帖子，你也可以解读中央文件。预测经济发展趋势，其实不难。
看了些回帖，深感中国开启民智乃第一要义。有些人的素质，好吧，假设我们现在开始推行普选制，中国有很大可能陷入乱得不可收拾的地步。民主，从来都是建立在民智基础上的。民智未开，专制在某种程度上反倒有利于维持社会稳定。
兄弟写贴，也算小心翼翼，有些红线不能碰，隐含的深意大家自己去体会——给大家扫盲不容易，天涯这个平台更不容易。告诉大家一个小事，这几天大家讨论得热火朝天的背后，是天涯法制编辑一直在跟贴把握尺度，最大程度给大家创造一个可以畅所欲言的平台。这里，向这些默默工作的人致敬。
闲话少说，正式开课。今天讲讲文盲们最关心的保护自己财富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我本不打算讲——不讲的原因不是担心自己被骂这样托那样托。主要是，我更希望大家通过对前面帖子的学习，自己得出结论。比如，文盲们看了老师对昨天经济政策的解读有什么感觉？兄弟解读完后的感觉是——靠，政治局同志们是不是开会前先学习了我的帖子啊，怎么整篇政策好象都是在为我前面帖子做背书啊。哈哈。
把握了基本脉络，预测经济发展趋势大的走向并不难。（文盲们就不要老是拿一些最基础的问题反复提问了，比如，最近人民币跌了很多啊，为什么？答案自己去前面帖子找！）
那么，2012年开始怎么保卫我们的财富？
先谈个简单版的。
首先你应该考虑购买资产，在任何通胀时代，资产都是保值增值的最好选择，而且本轮宏观调控后，中国的房地产应该还有一波上涨的空间。当然，购买资产也有一些技巧。所谓的房地产是房子与地产的综合体，房子本身是不保值的（商品都要折旧），增值的是土地。所以，购买资产最好是成熟黄金地段的资产——10年地产历史证明，黄金地段的资产即使是在最不景气的时期也有很强的抗跌能力，而地产市场一旦回暖，这些地段的资产又是增值最快的，另外，就是，如果买住宅，最好不超过80平米（变现能力最强），商铺，最好是独立商铺。
嗯，还得提醒一下，买了资产并不是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中国房地产应该有破灭的一天，那时，执有资产就很惨了，所以，在执有一段时间后一定要在个合适的时间抛出去。好消息是这个时间还很长，至少要好几年，坏消息是这个时间节点不好把握，也许是7、8年，也许是10年后，兄弟现在也不好判断。
按照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原理，你购买资产后还应该分配一定的财富去购买外币。投机性强的可以考虑美元，虽然美元是一个长期贬值的趋势，但是，未来一定会有美元阻击人民币的节点，这个节点你如果执有美元，翻手就可以获得10倍以上的收益，不过等待这个节点的过程中（嗯，这个过程一定会很漫长）一般人的神经可能也受不了。好吧，最安全的是购买澳元与加元。这两种货币背后不仅有开明的政体与良好的经济基础，更重要的是它们都有强劲的资源支撑——澳洲有全世界最大最好的铁矿，加拿大是美国第一大石油进口国。这就让2种货币在未来能一直保持坚挺。买不了怎么办？那就去境外——庐山不能上就上井冈山，大陆不能买就去香港。
最后，你是不是该给自己老婆买点礼物了？嗯，黄金最好，项链有了可以买金条嘛——我想，女人喜欢的是黄金，而不一定在乎它的款式。
如果你现在还是一穷二白。也没关系。想想我说个那个保姆的故事，一个农村来城市的妇女，她的基础难道比你现在更好？她为什么能在6、7年内赚到上百万的身家？其一，认准一个理（恰好是真理），其二，心思单纯，基本没受外界干扰（这可能恰好是我们大多数人做不到的）。
如果你想向这位可敬的保姆学习，好吧，你是否能静下心来，认真学习我的帖子——至少10遍，在土改与汇改中，不论是企业还是个人，你都会发现其中孕育着数不清的巨大机遇。如果你学习了10遍，还是没发现自己有什么机会，好吧，那可能是你生活阅历以及工作阅历都还不够。我就要劝你，先踏踏实实工作吧。别指望一步登天——这种故事在生活中确实有，我身边的朋友就有这么一个，3年前还是打工仔，白手起家通过资本运作现在已经是2个亿的身家了，但是，这靠的是别人丰富的社会阅历与知识积累，再加一点运气加一点胆识，才能成功的。
嗯，如果你能把握，土改与汇改中的某个机会。好了，我该恭喜你，你已经不仅仅是在保护财富了，你已经能参与财富分配的过程了。
把握趋势，才能决定未来。
在中国最后一轮财富盛宴中我们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将决定我们未来几十年的命运。
PS：纠正文盲们一个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把握机会并不是一定要你自己具有多少资金！如果你有项目，有一个可行的操纵的思路，这个思路下有巨大的赢利空间——好吧，就算你没钱，你也一定可以找到投资者——抱着钱到处找项目的民间资金多了去了，有项目，你就是老大。
今天看到某个网友回贴，很欣慰，他应该是认真学习帖子也是认真思考了的。嗯，他基本读懂了帖子里的潜台词或者隐含的深意。顶这位网友（是一串英文名）
到了这个帖子该结束的时候了。回顾短短一周的时间，真是感慨良多。国内文盲多这不可怕——天朝教育体制注定是生产一批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人。20年的时间，我们的老师无数次用所谓的标准答案来禁锢我们的思维，导致我们的思维是单一性的按照某种诱导达到特定的目标。最可怕的是，很多文盲不仅仅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甚至还顽固的拒绝接受任何自己想不到或者情感上不愿接受的事物——归结到一句话，就是文盲特别是深度文盲只想听自己想听的东西，除此之外他们就会怀疑，会漫骂，不客气的说，这种人别看平时愤世疾俗，一幅愤青的摸样，实际上这群人恰好是专制统治者最喜欢或者说最容易操纵的人群。他们容易鼓惑，大多数人也没有什么立场与底线，只要扔块骨头，他们摇身一变很容易就了权贵们的打手。在社会动乱期间，这个人群给这个社会造成的伤害往往也是最大的。
我的帖子一开始好评如潮，为什么到后半段引来了这么多漫骂？（正常的质疑与讨论不在此列），不是因为我水平高，而是前半段是文盲们想听的（中国经济有很大的问题），后半段是他们不想听的。他们恨不得我立马得出结论——中国经济不行了，中国经济要崩溃了，当我指出还有另一种可能性，中国经济很可能还有个黄金10年，或者说，管理层还有一种只做增量的智慧时，这就捅了马蜂窝，质疑、谩骂满天飞。
中国问题是有很多：分配不公、腐败严重、官员道德沦丧——但，由此就否定台上的一切举措，别人都傻，老子天下第一——只能说，这样的文盲已经无知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想想为什么现在市面上为什么那么多狗屁专家胡说八道可以掌声一片，红极一时？因为这些专家知道很多文盲想听什么，所以他们就可以不顾基本的事实大放厥词——比如什么牛刀什么谢国忠，10多年了，年年说房价到了拐点，年年说房价要降30%50%，他们何尝说对过一次？为什么现在还能批着专家名人的外衣到处招摇撞骗？他们生存的土壤在那里？还不是这些只想听只愿听自己想听的东西的深度文盲捧红了这些所谓的专家，或者捧红了这些所谓的名人经济学家。
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悲哀。
我指出中国经济还有个黄金10年是有严谨的依据的。
第一，我们还可以享受近10年的人口红利。
第二，就是我们的产业升级。产业升级有2个选项。其一是技术升级，文盲们讨论这个比较多。但是，我必须指出的是，如果分配体系没有大的变革，没有大规模减税，中国制造业实现技术升级是非常渺茫的。管理层也很清楚这个事实，所以，我们管理层弄的产业升级重点是第二个选项，产业的结构性升级。何为结构性升级？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不平衡，东西部产业规模、技术能力差距都非常大。这就为结构升级提供了一个机遇——只要我们在中西部不发达地区把东部产业发展过程再复制一遍，一样可以给中国经济带来新的增长动力！为什么我们要大规模做西部大开发？甚至涛哥表态“竭尽全国之力实现西部大发展”。为什么我们要扩权强县，要把产业向不发达的落后的西部中小城市转移？道理就在这个产业的结构性升级上。这个问题展开是篇大文章，这里就不展开了。
第三，是我们的制度红利。我曾经说过，在中国的体制下，管理层的政策选项比西方的小政府大得多。如果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能有所突破，我们的经济发展能享受的政策红利将是非常惊人的。去年国务院出了个国36条，大致意思就是垄断产业领域向民间开放。这可不仅仅是个经济层面的政策，乐观的说，这可能是撕开权贵资本控制中国经济的一个突破口，甚至有可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契机，当然，悲观的说，这也可能只是一个无用的条文——关键看新的管理层能走到那一步了。嗯，最近强哥表态也在谈这个，就有点意思了。
第四，就是我们的土改。我可以负责的说，土改不是做不做的问题，是肯定要做（这个高层已经达成共识）。对中国未来几十年影响最大的只能是这个土改，绝对是惊天动地的土改。
这些是宏观层面的东西，如果是微观层面，对我们老百姓切身利益方面真相可以谈的还有很多，比如，我们人生的3大陷阱：股市、社保与保险。特别是社保展开了，绝对是让人冰冷的真相。这里，只有直接给个结论了——真爱生活，远离社保。明天兄弟要出差了，这帖就只好匆匆结束了。在这里，感谢一直支持这个帖子的网友，没有你们的支持，很难相信一开始我还多少带着玩玩态度的人，可以写这么多。
对于谩骂我5毛、楼托，怀疑我别有用心的，一律无视，借用一句很牛比的话——老子一生行事，何需向尔等解说！
最后，送大家一首诗，一首我非常喜欢的诗，与众文盲共勉：
我不是
我不是驯良的温鸽，
怎忍心你的抚摸？
我的泣血的杜鹃，
教你在血光中思索。
我不是妩媚的花朵，
怎甘心你的攀折？
我是山野的刺枣，
教你在贫瘠中育果！
我不是吉他的轻乐，
怎陪伴你的欢乐？
我是深冬的暴雷，
摇醒你沉睡的生活！
假如你不是浅薄，
就会在痛苦中寻我，
我愿在误解的重轨下
耐心的把你等着……
你所不知道的冰冷的经济真相——完。
出差回来，看见兄弟的帖子这么热闹，特别是总多文盲一幅意有未足的摸样，眼巴巴的希望老师继续开课。这心情兄弟特理解，而且我这人心也好，看到大家讨论很多却不得要领——恨铁不成钢之余只好亲自赤膊上阵了。
闲话少说，今天给大家解析一下土改。
先说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话题——转基因。首先，兄弟对政府在中国大规模推广应用转基因种子是深恶痛绝的。自己到超市买油什么的都要小心翼翼的看看有无“非转基因”的字样。但是，兄弟与众文盲最大的差别是痛骂之余还能思考——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大规模推广转基因种子？转基因种子究竟在什么地方打动了高层——以至于愿意做出如此重大的冒险？网上所谓的那些农业部专家被孟山都什么基金收买的说法，在兄弟看来实在是笑话。
原因就在这个土改中。
我们先复习一下前面土改谈到的管理层三步棋：土地确权、扩权强县、农村金融机构的设立。
我们都知道土地一旦确权、流转、买卖后，带来结果是什么？首先就是农业必然走上规模化、产业化的道路。这里可以给文盲们提示一下，农业规模化产业化一直是几代管理层期望农业发展的路子，以前在山东有个叫潍坊的地方弄了个农业产业化的典型——结果就是3、4代管理层先后有50多个政治局委员以上级别的去考察。
那么，一旦在中国农村土地确权后，土地流转集约，必然导致农业迅速走上规模化产业化道路。嗯，问题就出来了，如果农业迅速走上规模化产业化道路，按照目前我们现在的较低的农村生产力水平——在大规模实现农业机械化还有一个过程的情况下，怎么保证农业生产不出现大规模减产？一旦出现这个情况，可就是动摇国本了！
于是，转基因种子就摆上的台面——按照孟山都等给我们政府提供的数据，大规模应用转基因种子第一对农药依赖大大降低（这是一个很重的筹码），第二就是大规模应用后农业不仅不会减产，还能增收8%左右（这是一个更重的筹码）——2个筹码加在一起，管理层最大的担忧很大程度就解除了，所以，我们农业部才会急不可待的批准转基因种子进入中国，从大豆到玉米到水稻——时间紧迫啊，转基因种子没有大规模应用前，土改这步大棋就启动不了啊。
现在，我们可以勾勒出土改这个棋局了。
土地确权，土地实现大规模流转集约——推动农业快速走向规模化、产业化，有转基因种子打底，管理层不用担心出现粮食大规模减产；农民历史性的成为有产阶层，创造了庞大的内需同时涌入中小城市，加快了城市化进程；中小城市通过扩权强县，一大批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小城市，正好容纳进城的农民；农村金融机构的培育与发展给农业产业化与中小城市的发展提供金融服务……
明白了吧，转基因是这个土改大棋局的一个子，一个很关键的子。没有这个子，土改很可能就走不下了！
看看，按照这个土改的思路，貌似中国这盘棋就走活了——多少积重难返的问题在这个思路框架下都应刃而解：
城市化的问题（土地确权、流转后还担心城市化速度不会加快吗？）、内需的问题、货币蓄水池的问题、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扩权强县产业转移后，以后东部发达地区大致是高附加值，技术水平比较高的产业；中西部中小城市则是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土地与房地产的问题（土地供应多元化了，土地价格就能保持稳定，房价自然也能保持稳定），好吧，连他娘老大难的春运的问题也附带解决了（农民就近打工，春运压力大大降低），甚至影响城市化的最后一块坚冰——户口问题也可能得到突破！
这就是我们管理层做增量的智慧。不管你对这个社会有多么不满，你首先要做的就是体会这个思路，学习这个智慧。好吧，兄弟承认，这个土改具体实施可能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转基因大规模应用，在中国农业水平与土地情况下真的不会出现减产？还有，转基因是否会影响我们几代人的体质（这点，兄弟对这种冒险行为是深恶痛绝的），最后，农民这个最大阶层一旦大规模向城市转移是否会出现整个社会的动荡……
这个就是大家来探讨的话题。
嗯，明天我们讲中国改革开发以来通货膨胀的历史、原因以及未来，后天谈谈社保这个最大的骗局与内在的深刻原因。再后天，嗯，这个就要看心情了。哈哈。 文盲们，带好板凳。
有些文盲就是急，通货膨胀的课程都没听就想我直接讲社保——目光短浅就盯着自己的一亩3分地。我可以负责的告诉你，未来中国对老百姓而言，最可怕的还不是什么分配不公、官员腐败、社保骗局什么的。最可怕的就是这个通胀！改革也好制度设计也罢，即使失败顶多我们的财富损失点，通胀特别是恶性通胀绝对可以在一夜之间让我们几代人的财富化为乌有！嗯，这还真不是在吓你。恶性通胀的阴影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正悬在我们每一个人头上。
历史剧有一句话很有意思：让历史告诉未来——呵，就没现在的事。好吧，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改革开发以来发生过的通货膨胀历史，再展望一下未来，文盲们大概就可以对这个身边的危机有所体会。
改革开发以来，我们一共发生过5次恶性通货膨胀。分别是1984年、1988年、1994年、2007年、2010年，这几次实际CPI都超过20%（2000年前，管理层还有公布真实数据的勇气，2000年后在和谐主题下，统计局完全成了胡说八道局）
通货膨胀的根源只能是钞票印得太多。不过这5次通货膨胀原因却各不一样。
在上个世纪70年代，我国每年新增货币投放大概在90几亿左右。80年后为了改革开发促进经济发展的需要，年增货币量猛然扩大到400亿——400亿对于这么大的国家本来也算不了什么，但是，当时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老百姓拿着钱除了了买点农贸产品，扯点布基本也就没了其他的去处（那时家里有台缝纫机、自行车什么的已经属于大件了）。所以，货币流动范围十分狭窄，货币投放虽然扩大规模有限，但是很快就在84年引起农贸产品价格上涨。
1984年后，我们的货币投放每年增加到1500亿的规模。在1988年，因为计划经济要向商品经济过渡，价格放开管制（当时叫价格闯关），老百姓心理产生恐慌，一度出现各种抢购潮，引起恶性通货膨胀。
如果说，这两次通货膨胀是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不得不产生的阵痛，那么后来的通货膨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滥发货币必然导致的后果。
1992年．老邓在南边画了一个圈，并提出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这个历史意义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于是信贷放松、各种投资纷纷上马，货币供应量连续三年都以超过30%的速度快速增长，结果就在94年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官方公布数据达到24%！
1994年后，管理层痛定思痛开始建立货币蓄水池，先是民生产业市场化，接着就是股市、房市。这些池子作用确实效果非凡，连续12年，国内在货币连续超发的情况下，居然CPI一直都控制在10%以内。
进入21世纪，情况又有所变化。首先是中国加入世贸，但是扭曲的汇率使我们进出口严重不平衡，央行不得不大量印刷人民币来收购外汇，从2000年我们区区2000来亿美元的外汇储备，10年后竟然涨到3.2万亿美元——仅此一项，央行就得多投放20万亿人民币。另外，新的管理层执政思路基本还是投资拉动经济，10年时间铁公机的投资就达到数十万亿的天文数字——投资钱从那里来？财政年年都是赤字，只能靠央行的印钞机来解决这个问题，2者叠加使近10年回驳供应增长达到一个非常惊人的地步。而同期GDP增长却远远低于货币增长的速度。
近10年货币投放量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货币供应（万亿）15.28 18.32 21.92 25.01 29.6 34.55 40.34 47.51 60.62 72.58
GDP（万亿） 10.9 12 13.6 16 18.7 22.2 26.5 31.49 34.5 39.8
10年时间，我们创造的GDP大致增长了3.6倍，钞票呢却增加了将近5倍！在2001年，我们大致是创造1元的财富发行1.5元的钞票，到现在已经发展成创造1元的财富发行了将近2元的钞票！
所以，即使有房市与股市这两个货币蓄水池，还是在2007年爆发了第一次恶性通货膨胀，管理层又是大规模收缩流动性（货币政策从紧），又是通过股市蒸发财富，好不容易在08年控制住通胀，嗯，我们又遇到次贷危机，在动作要快，出手要重的指导下，4万亿大单加10万亿信贷一起砸下去，结果就是恶性通胀很快就卷土重来——2010年到现在物价飞涨的情况大家一定深有体会，这里就不再罗嗦了。
好吧，这就是改革开放以来5次恶性通胀的历史。嗯，在货币超发已经成了常态的情况下，宏观决策稍有失误，恶性通胀这条恶狗就会跳出来咬我们一口。而且货币盘子越大，这条恶狗就越不好控制。现在问题就出来了，改革开发30年，我们的货币供应平均下来大概是25%—30%的速度增长，而我们的GDP（财富增长）却是10%以内的速度，这样算来，我们的CPI应该年平均保持在两位数的水平，但是，30年来，我们实际CPI只有5-6个年头达到两位数，为什么？
答案很简单，除了货币蓄水池的作用外，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将近65%的高储蓄率！因为社会保障体系薄弱，老百姓有点钱都存进银行了！高储蓄率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央行为了保证经济发展的基本流通需要，不得不得增发货币来对冲存进银行的钱，这使人民币实际购买力事实上得以高估；最可怕的是银行高达32万亿的存款已经成为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我们每一个人头上——这个笼中虎一旦跑出来，就不是咬人的问题——是要吃人！（32万亿存款只要20%，6万亿流出来进入民生领域，我们现在的物价立刻就会上涨100倍！）
老虎会不会跑出笼子来吃人，决定于笼子是否牢固——令人痛苦的是，这个笼子现在越来越让人难以放心。居民存款即使考虑到贫富差距大也有20%属于普通老百姓的存款——这个存款在我们社会保障体系很薄弱的情况下，就是老百姓的养老钱、应急款——最不让人放心的恰恰就是我们居民存款很大程度属于“应急”款，一旦出现普遍性的“急”事，就不得了了。
比如，如果两位数的通胀长时间（两年以上）得不到控制，使老百姓产生通胀恐慌；比如，社保出现重大问题（明天我将专门谈这个社保问题）；比如，粮食出现大面积减产，使老百姓产生供应恐慌……笼中虎都有可能跑出来，引发无法控制的恶性通胀！
文盲们不要以为我是在危言耸听，举两个例子说明管理层对通胀这根弦绷得有多紧。
第一是现在的粮食价格。我们现在是以牺牲农民为代价，强行压低粮食价格来控制整体物价水平。目前国际市场上粮食价格大致是我们现在价格的两倍！一旦出现国内粮食大面积减产，粮食价格就很难控制住了，粮食价格上涨必然带动整体物价飞快上涨，一旦市面上形成抢购风潮（如同1988年那次），居民存款必然大量流向民生领域，从而引发无法控制恶性通胀！大家想想，如果通胀危机不是非常严重，管理层有必要强行压低粮食价格来控制物价吗？
第二，大家都知道现在人民币最大面额是100元。事实上已经非常不适应目前的流通需要。为什么没有推出更大面额的钞票？（据说500元人民币几年前就印好了，就是不敢投放市场）最大的原因就是担心大面额人民币推出后引发老百姓的通胀恐慌！大家想想，仅仅是一种满足流通需要的大面额钞票管理层都没信心投放市场，管理层对通胀这根弦绷得有多紧！
我们的GDP统计很可能有水分，央行发行的人民币却是真实的数据——所以，我们面临的通胀危机可能比我描述的要严重得多。最可怕的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货币超发将一直保持着远超GDP增长的速度。也就是说，人民币实际购买力将长期扭曲——一旦某一天这层窗户纸被捅开，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惊恐的发现——我们正坐在一个复活的火山口上！
今天，我们来谈谈社保。为什么在谈社保前，我一定要单独开贴写通货膨胀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所谓的社保故意忽略了通胀的因素，而且，称为社保也很不准确——我们的政府在这个体系里如果考虑通胀的因素——甚至可以说一毛钱都没投入，相反很可能还吃掉了一大块我们交纳的社保基金。社保，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骗局。
何为社保，大致就是五险一金。这里，我就偷偷懒，只详细解析一下养老金的问题，其他的，大家自己去分析。
养老金目前是这样一个模式。每月你从工资中提取8%，进入个人养老金帐户，单位提取20%进入社会统筹帐户。到你退休时，你个人帐户的钱除以139（过去是120）逐月返还给你，同时你还可以从社会统筹帐户中领取上一年度所在地职工平均工资的20%。所以，你届时每月可以领取的养老钱就是个人帐户/139+当地职工平均工资的20% 这个体系有点复杂，一般人很难琢磨透里面的道理。好吧，我首先驳斥一个谬论，什么社保交得越多越划算！第一你交得越多，貌似单位也得交得更多——但是，单位交纳的要进入社会统筹帐户，也就是说，与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到时候，你从社会统筹帐户拿到的钱还是当地职工平均工资的20%！，而自己交得越多，几十年后——即使钱还是那个数字，购买力却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了。
那么一般交纳社保的人呢？不管你现在是25岁、30岁、35岁（年龄越小越吃亏），你退休后拿到的养老钱，嗯，最乐观的估计，大致够你一周吃饭。
嗯，可能文盲们对于几十年后通胀水平没有概念。好吧，我们换一个思路。假设你今年30岁（年龄越小越悲剧），晚上你突然穿越了，醒来一看，是1981年。你现在的工资是40元。好吧，你开始交纳社保，你每月在个人帐户上将交纳3.2元。（文盲们可以自己去查一查，1981年3.2元能达到什么样的购买力，应该大致相当于现在80——100元水平），单位则将交纳8元到社会统筹帐户。连续交纳15年（假设你这15年工资都没增长，实际增长了就更悲剧，也就是前面分析的，交得越多越悲剧），好了，现在是2011年你60岁了，该退休了，那么，你能拿到多少养老金呢？个人帐户15年你一共交了572元，银行利率平均按照3%计算，你现在帐户大致有1144元，那么你每月从个人帐户上可以领到8.3元——嗯，8.3元按照现在的物价，你大概可以买到2-3斤大米，仅此而已。真正的大头是你从社会统筹帐户上可以拿到当地平均工资的20%，我百度了一下，现在各地的平均工资（如果不是一线城市），大致就是1500——2000元的水平。好吧，你拿到的养老金就是300—400元+8.3元。
文盲们可以自己掂量一下，如果你现在60岁，丧失劳动能力，你每月拿到300—400元，你要开销房租、水、电、气，要柴米油盐酱醋茶——你能活下去吗？
实际上未来30年后的情况很可能比这个例子更可怕。看看前面我写的帖子，未来的通胀前景很可能远远超过过去30年。而我们的工资增长速度也将被CPI远远扔在后面。过去10年的历史证明，我们的工资跑不过GDP——2001年到2010年，我们的GDP从10万亿增长到40万亿，翻了4倍，而职工工资呢？最近统计局也承认，只增长了2.7倍；而GDP又跑不过CPI——2001年到2010年，我们的货币投放量增长了接近6倍！所以，我们的工资只能被CPI越抛越远，所以，未来30年后，当你拿到社会平均工资的20%的时候，很可能实际购买力只有今天的200元左右，至于个人帐户的钱——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更痛苦的是，就这200元也岌岌可危。我们的社保体系是一个空转体系，也就是用今天年轻人交纳的社保基金去支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即使在目前我们还有巨大的人口红利的时候，这个社保体系也出现了巨大的资金缺口。嗯，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人口红利，假设一个家庭有10个人，只有2个老人，8个都在外面打工，那么8-2=6，这个家庭的人口红利就是6个。到2020年，我国老年化程度将达到40%，也就是说，到了2020年，这个家庭变成4个老人，至少1个小孩，最多有5个打工，人口红利为0。到时候，真无法想象社保怎么来维持！
上海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就这样的地区，最近上海的老余也公开承认——社保的缺口是影响上海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最发达地区都为社保缺口发愁，其他地方更无法想象缺口有多大了。
所以，我们的社保出现很多荒诞的霸王条款就一点都不奇怪了。其一，个人养老金未交满15年，则不享受退休后领取养老金待遇，个人帐户钱会退给你，单位交的钱呢？没有了；其二，达到退休年龄后，个人帐户的钱按照139个月逐月退还——如果中途死亡了呢？嗯，后面的钱也不还给你。如此总总。
就算如此，也不能弥补目前社保的巨大缺口。
怎么办呢？现在各地都在酝酿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延长退休年龄是什么概念？嗯，红头文件可以把退休年龄从60岁提到65岁，但是，红头文件能让我们寿命也增加5年吗？好吧，延长退休年龄实际就是坑掉了我们几年可怜的养老钱！
如果延长退休年龄还不能解决社保的缺口又该怎么办呢？嗯，下一步大概就是把20%调整到15%吧，好吧，届时我们的养老钱大概就只能拿到150元了。
文盲们先别激动，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为什么社保根本不足以养老，为什么社保在目前还有巨大的人口红利的阶段也会出现巨大的缺口？为什么？
细心的人可能已经发现，在这个社保体系中，如果考虑通胀的因素，政府根本一毛钱都没投入，相反很可能还吃掉了一大块我们交纳的社保基金去弥补以前的历史欠帐。从头到尾这个社保都是我们自己的钱与企业的钱在做不同的算术题啊。那么，社保这个政府最应该承担的基本责任，为什么又变成企业与个人的责任呢？
根源还是万恶的分税制啊！！！在90年代，分税制让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变成70：30，这几年地方有了卖土收入后，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大致是55：45，但是支出呢？却是20：80！（吴敬琏数据）地方没有钱，却要把社会保障什么的都承担起来，就只能玩空手道了。
最近社保基金又要入市了——好吧，社保有了缺口，又得股民买单了！
在国外，社保的大部分责任都是由政府解决，其中国有企业至少要贡献50%以上利润。在中国呢？社保由地方政府负责，地方政府又是个吃饭财政，所以就只好用企业的钱与个人的钱做不同的算术题了。而我们的央企呢？它们一方面通过行政权利强行摄取重要领域的垄断地位，一方面享受着国家的巨额补贴——最近几年，我们的垄断央企获得的地租减免、利息减免、财政补贴超过6万亿，获得大致4万亿的利润（多么低下的效率，多么无能的管理！），就这4万亿利润，央企只给国家上交5%！
这就是权贵资本的力量！这就是存量不动的现状。
好吧，我只能给大家一句忠告——真爱生活，远离社保。社保是一个伪命题，它什么都不保。
很多同学给我发短信，要我给大家推荐一些书籍，可以系统的学习经济学。不过我的回答可能要让大家失望了。嗯，虽然兄弟读过很多书，经济学的书——特别是中国的兄弟基本不看，老外的偶尔翻翻——你说我天才也好，不学有术也罢，嗯，这个我都认了。
这里给大家谈谈我对经济学的认识。经济学其实并不是特别复杂的学问。它是在社会学基础上一种数理统计后的分析方法。简单的说，如果你对这个社会有一个基本的认识——特别对各阶层的心态有基本的认识，你也可以对各种数据分析，给出你的结论——在这个意义上，人人都可以成为经济学家。经济学那些花哨的理论，兄弟觉得唬人的居多，而且未必都是真理——因为在一个特定社会总结出的规律放到另一个社会就不一定适用了，比如，东方社会特别是中国与西方社会不管是民众素质、心态、阶层关系、体制结构就完全不同，同样的经济现象可能隐含着完全不同的民众心态搏弈的结果。
在这个意义上对所谓经济现象的分析，需要对社会更深刻的洞察力。
举个例子，最近郎咸平教授抛了个地方政府债务危机论，列举一大堆数字证明，地方政府债台高筑，而其偿还能力远远不足以支付到期债务。如果这个情况漫延开去，就很可能爆发大面积债务危机（如同欧债危机一样）。
好吧，这一次郎咸平是真的错了。嗯，我承认地方负债很高，我也承认，地方完全没有对其债务的偿还能力，但是，地方会爆发债务危机吗？不会！肯定不会。简单的道理一说文盲都明白。
在中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甚至国有金融机构都是绑架到一起的一个奇妙的综合体，绑架它们的绳子叫国家信用。只要中央政府这个老大还在台上，还能撑住场面，下面的小弟能闹出多大的事来？地方政府负债主要是欠谁的钱？是银行！对于中央这个老大来说，地方政府与银行不过就是左边口袋与右边口袋的关系，左边口袋掏了右边口袋的钱，有多大个事？银行会去向地方政府逼债？向法院起诉申请强制执行，甚至逼迫地方政府破产？笑话 ！真当老大在后面不管事了！
所以，地方债务问题还真不算个什么问题——到了还债时间，银行一定会展期，如果这个还不能解决问题，央行还可以宣布向地方融资平台注入资金解决债务问题——好吧，实际就是豁免了地方债务。如果你要问央行哪里来的钱，我们央行有全世界最强大的印钞机啊，只要印钞机开动——钱还是一个问题吗？当年我们银行几万亿烂帐就是这么干的，也没见出现个什么次贷危机。 中国的央行是全世界独立性最差的央行——好吧，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没有任何独立性的央行。看看我们领导人的职务就很能说明问题——93年，老朱的职务是国务院副总理兼人民银行行长！真是奇妙的组合——如果放到美国，大致就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兼任希拉里的副手！如果伯南克敢这么干，兄弟估计3天之内，伯南克希拉里都得下课。
所以，在西方任何经济学派都得承认一个常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2回事，在中国，这个真理变成谬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绑架到一起的一回事，一旦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一定就是宽松的货币政策。
所以，在中国，你要解读经济现象，你首先得讲政治。没有这个大前提，任何解读或者预测都是扯淡。
PS：虽然对郎咸平提出批评，不过兄弟还是经常看财经郎眼，有些课题还是蛮有意思的。
今天我们来谈谈税收这个抽水机的问题。
中国有两个现象很耐人寻味。一方面我们的企业惨淡经营，在微利甚至亏损边缘挣扎。据美国《财富》杂志报道，美国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不到7年，大企业平均寿命不足40年。而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仅2.5年，集团企业的平均寿命仅7-8年。美国每年倒闭的企业约10万家，而中国有100万家，是美国的10倍。不仅企业的生命周期短，能做强做大的企业更是寥寥无几。另一方面，则是我们的财政收入连创新高。2007年是5.1万亿，2008年是6.1万亿，2009年是6.8万亿，2010年是8万亿，2011年突破10万亿大关！虽然在2008年，我们遭遇最严重的次贷危机，大批出口企业倒闭，但是，我们的财政收入还同比2007年保持了将近20%的增长，2011年，因为人民币升值再加通货膨胀也导致大批中小企业倒闭，但是，我们的财政收入依然同比2010年保持了了超过30%的增长。
为什么我们的财政收入可以不受经济危机的影响，为什么我们的财政收入可以保持着远超GDP增长速度。解答这些问题就必须来研究这个财政的抽水机是怎么运作的。
财政收入有三大块，分别是税收、土地收益、社保收入。嗯，除了社保是亏损外，前两块就太厉害了。
首先看税收。
我们的税收体系不但名目繁多（这里赞一下我们税务部门，开新税的创造精神绝对是世界第一，甚至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各级政府的工作可能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税务部门的工作绝对是顶瓜瓜的），税率奇重，而且重复征税情况特别严重。
这里举两个例子。
第一是我们的营业税。假设你开了个的面点店，出售面包。一个面包卖1元钱。这个1元钱你就得交纳5.5%的营业税。请注意，你销售收入1元钱已经包含了面粉白糖等原材料8毛的成本——也就是说，你交纳的营业税已经包含了面粉白糖等原材料的营业税。但是，出售给你面粉的商家也得同时交纳营业税，这是第一次重复征收营业税；现在面粉的销售收入又包括了小麦的成本，也就是说，面粉商家在交纳面粉销售收入的营业税时，已经包含了小麦的营业税，但是，出售小麦的商家还得交纳营业税，嗯这是第二次重复征收营业税……现在你发现一个问题，商品流通环节越多，重复交纳的税金就越多！最后倒霉的还是终端消费者，这样层层重复征税的结果必然导致价格偏高。
这是企业与企业之间重复征税的例子。那么，企业内部呢？也有重复征税的问题。
比如你与朋友开了家有限责任公司。嗯，你的公司经营得非常红火，你每月都如实交纳营业税。年终盘点，你们公司有50万的盈利。好吧，按照企业所得税的规定，你得交纳赢利的25%也就是12.5万的所得税，公司还剩下37.5万，你打算把这37.5万分红，对不起，税务人员又要找你了——你们要分红必须还得交纳个人所得税。请大家想一想，企业是谁的，不就是股东的吗？企业交纳的所得税不就是股东交纳的所得税吗？股东已经交纳一次企业所得税了，为什么还得交纳一个个人所得税呢？这不是重复征税吗？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税率问题。这里就把企业所得税作为一个麻雀来解剖。
改革开发之前我们国家是没有民营企业的，只有国有企业。那时没有企业所得税——因为国有企业的利润必须全部上交。1983年，我们搞了个利改税。大致意思是国有企业的利润不必全部上交，改成以企业所的税的名义回馈国家这个投资方。当时定的税率大致是10%——50%（按照利润额不同实行累进制税率）。
1994年，因为有了民营企业我们又对所得税进行调整。不管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只要利润超过10万元，一律按照33%征收企业所得税（现在是25%）。
这个税率对民营企业就非常不公平。国有企业是国家全额出资，国家拿走33%的利润我觉得完全可以——甚至还高一点都可以，但是，民营企业出资靠自己，国家没有一分钱投入，在日常经营过程中民营企业已经正常纳税的情况下，国家还要从企业利润中拿走33%就太狠了。
也许你要说，相同的税率是让不同的企业有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好吧，我可以负责的告诉你，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除了税收是“公平”的，其它没有一项公平过。
全社会有80个行业，国有企业可以做72个，外资可以做61个，民营企业只能做40几个。每年我们银行的贷款，绝大部分都给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只能到民间借高利贷，国有企业可以享受地租减免、财政补贴等等政策，甚至上市指标大部分都给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好吧，我引用万通冯主席的一段名言：“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裕如，持续发展”。（有没有想哭的感觉？嗯，我读这段话就想哭一场）
现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执行同样税率的所得税政策，你还认为公平吗？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税收体系中名目繁多的问题。大家一定抱怨过房价奇高。好吧，让我来告诉你，当你花100万买套房的时候，至少有60万是政府拿走了，其中有一半就是政府的税收。房地产开发过程中税收名目繁多，多达15种，其中最能体现我们税务部门创新精神的是土地增值税。
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假如，我卖给你一斤面粉，嗯，售价是1元。你用面粉做了面包，卖了3元钱。现在我告诉你，你的销售利润2元是靠面粉增值获得的，我要享受这2元利润的60%，你会如何反应？你大概就算是不给我一巴掌也要喷我一脸的唾沫。
好吧，我们地方政府把土地卖给开发商后——嗯，我们的说法是出让50年使用权，当开发商在土地上盖楼出售后，政府居然还要单独收一块土地增值税！最高达到增值部分的60%。
嗯，你也许会说，这个税种是为了防止开发商暴利——文盲们，羊毛出在羊身上的道理你懂不懂，政府收取的每一分费用开发商都一定会转嫁到买房人身上！这个钱最终是消费者买单啊。
这个荒谬的税种逻辑如果成立，我觉得我们税收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嗯，比如对茅台、五粮液完全可以征收高粱增值税，对中石油、中石化可以征收石油增值税；面包可以征收面粉增值税；八宝粥可以征收大米增值税……
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我们财政收入可以几倍于GDP增速的增长，一个税收一个土地收益就可以轻松把国民创造的大部分财富掠夺走了。所以，我们中小企业平均年龄不超过3年，所以，我们一个产业工人的工资只够养活自己。最令人愤怒的是，一些所谓的专家还在大放厥词，说什么我们的宏观税负只有30%，还有继续增长的需要——如果这些专家只代表个人言论，兄弟可以大度不与计较，关键是这些专家还挂着财政部某某研究所的头衔，是对宏观政策有相当影响力的人物，我只能感到深深的担忧！
税收理论里有个拉弗曲线。大致意思是，一般情况下，税率越高，政府的税收就越多，但税率的提高超过一定的限度时，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投资减少，收入减少，即税基减小，反而导致政府的税收减少。“拉弗曲线”的原理并不复杂，它提出的命题是：“总是存在产生同样收益的两种税率。”主张政府以较低的税率，取得较好的财政收入。因为较低的税率意味着民间经济更活跃，老百姓更富有，经济基础更牢固。这就是西方国家一遇到经济危机时就大规模减税的理论依据。
而我们政府呢，不管什么情况，对加税的兴趣总是远远超过减税。以房产税为例。一开始，提房产税的初衷是用房产税这个持有税种来代替契税等交易税种，后来这个说法悄悄就不见了，也就是，我们政府打算在保持契税、营业税等交易税种情况下，再增加房产税这个持有税种——弄半天还是加税啊！
最近上海开始试行以增值税替代营业税的税改。也就是所谓的结构性减税的开始。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但是，前景却并不乐观。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展开了。
Saturday, January 7, 2012
ZT冷冰冰的中国经济真相
【天涯头条】你所不知道的冰冷的经济真相（By flp713）（上）
（日期：2011-12-10）
最近在DANG中央“大家今年喝茶，少干活”的指示下，兄弟确实闲得蛋疼，所以这里给文盲们开个宏观经济的扫盲贴。
首先从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名词说起吧。今年CPI连创新高，管理层也压力很大，高层表态几乎惊人的一致：“当前，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增长，控通胀。”现在第一个问题就出来了，何为保增长？通俗的说就是保8也就是保证GDP年增长率不低于8%。这个目标近几年似乎颇受民间诟病，一些所谓的经济学家还很是为此呼吁什么保8不可取，宏观经济应该调低增长率，重点是产业结构的调整等等。如果这些言论不是别有用心，我只能说这些所谓的专家无知到极点。在当下，管理层并不需要对选民负责，如果没有迫不得已的原因，管理层吃饱了没事干干嘛给自己定一个这么高的目标，万一有个闪失不就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吗？
那么保8的内涵是什么？
嗯，由于农村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加上制造业长期惨淡经营（中国企业平均寿命4.5年），导致每年新增失业人口规模巨大——这个数字有多少呢？2009年奥巴马访华时，我们的温总理亲口承认，我们的失业人口是2亿！可以想象，我们的就业压力有多么巨大。
在中国，一个GDP增长点大致能创造2000万个就业岗位，保8就是保证每年能新增1.6个亿就业岗位，基本解决就业问题。
所以，保8的核心是就业问题，也是保持社会的基本稳定问题。嗯，在我们这个社会保障体系非常薄弱的国家，想想如果有2亿人没有工作或者说没有饭吃，是个什么场景？这样你就能理解为什么保8或者保增长是管理曾的首要任务。
何为控通胀？
就是稳定物价，保证老百姓基本生活水平，也是保证社会的基本稳定问题。
好了，保增长、控通胀归结到一句话：让老百姓有个工作，有份工资，这个工资能混口饭吃。
说起来简直难以置信，一个外汇储备世界第一，GDP总量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一个经过30年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创造了惊人财富的国家，为什么进入21世纪宏观经济管理目标竟然如此低？
这话说起来就长了，兄弟简单的梳理一下这个脉络。在改革开发初期，邓公设计的发展模式是这样：发展增量带动存量改革（所谓先易后难的改革模式）。简单的说，就是先把蛋糕做大，再来解决分配的问题。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经过全国十几亿老百姓勤劳的工作，这个蛋糕是越做越大了，但是，分配的问题（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解决各阶层财富再分配的问题）却一直停滞不前，民间再怎么呼吁，管理层总是稳定压倒一切——好吧，现在的说法是和谐压倒一切。
问题就出来了，由于分配体制不动，那么每年的新增人口，城市化进程涌进城市的农民，下岗职工，这个规模巨大的低端人群的基本生活就只能靠经济增量来解决。从而形成中国经济独特的增量依赖症。
更严重的是，存量不动只做增量的模式不仅吞掉经济发展的全部成果，而且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以2010年为例，看看目前我们的分配体系。2010年GDP大致是40万亿的规模。
首先是财政与税收的抽水机：8万亿以上，去掉20%；再是垄断央企的隐性掠夺：大致是10%（2桶油、电信、移动、电力、金融等等）；还有个无法监督的印钞机：年平均CPI 算15%（仅2010年我们的GDP40万亿，货币发行量（M2）却是70万亿，相当于我们每创造1元钱财富，央行就发行了1.8元人民币。）另外，房地产要拿走一大块（15%—20%），物流还要拿走一大块（全世界收费公路有14万公里，其中10万公里在中国。加上名目繁多的进场费用——有媒体报道，农民卖1分钱的白菜进入终端后售价变为1.4元！）
剩下不到20%的财富才是全社会各行业，总人口80%以上分配，而且，各行业领头羊还要拿走这些财富的大头。（比如，白酒的茅台、五粮液，制造业的联想、海尔，通讯的华为、中兴等等）
这样全国绝大多数中小型企业，绝大多数老百姓只能分点面包渣了。
美国一个产业工人的劳动收入可以供养4.8人，德英法是1：6.8，韩日是1：3.8，我国劳动供养率为可怜的 1：1.1。
所以，在欧美国家1亿适龄劳动人口社会只需要提供2000—3000万个就业岗位就能保持社会稳定，不仅是因为他们分配体系的劳动供养率高，而且它们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在中国，1亿适龄劳动人口社会至少要提供8000万个就业岗位才能保持社会基本稳定，就是因为我们在分配体系中劳动供养率太低，而且社会保障体系非常脆弱。
所以，国外GDP能有2—3%增长，社会就一片欢呼，而我们至少要保 8才能维持社会稳定！
结论，嗯，我相信就是文盲都看出来了：分配体系严重不公平，政府拿得太多。那么，为什么政府要拿得太多呢？根源就在于政府职能的错位。
欧美国家一般都是小政府，权力受制约，政府只提供公共服务与产品，很少直接介入经济。而在中国，政府几乎就是全能政府，权力不受制约，政府当仁不让要主导经济，官员政绩当然就只能考核GDP，政府主导经济钱从那里来？必然通过财政与税收抽水机、印钞机集中资源与财富 “来办大事”。嗯，这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有某某特色的市场经济，兄弟的理解是用计划经济的一套来搞市场经济，简单的说，大致就是请个兽医来给人看病，不出乱子才不正常。
政府主导经济后果是有百弊而无一利。
首先是效率低下。这里就说一个盐巴的故事。中国的食盐可以说是一个政府亲自管理商品的典型例子。有食盐管理法，有专门的盐业总公司负责生产与经营，按照食盐管理法规定，食盐的出厂价由国务院管理（吓死人吧），销售价格由各级政府管理，按规定生产与销售利润都不得超过15%。这么一个严格的体系，你一定认为食盐应该管理得很好吧？那么，请你去趟超市，买袋盐巴，看看规格—— 一般都是500克一包，再看看价格。大致是1.5元—1.8元。贵不贵？可能你觉得不贵。好吧，请你按照这个规格换算成一吨食盐零售价是多少？哈，很多文盲都算出来了，是3000多元一吨，现在我告诉你食盐的生产成本大致是300元/吨，不知道你做何感想。这就是政府直接管理商品的效率！
其次，政府主导经济必然依赖投资拉动，导致产能过剩，通货膨胀严重。2008年次贷危机后，管理层出台了个4万亿刺激计划（实际上算上地方政府投入，已经达到10几万亿的惊人规模）。那么，这4万亿的钱从那里来？中央财政每年都是赤字，可能很多文盲都猜出来了，这4万亿很可能大部分都是川哥偷偷印出来的。所以，到了2010年后我们的CPI才会连创新高，神奇的猪肉又冲上20几元的高峰。
最后，政府主导经济导致财富浪费严重。
一方面财政年年以超过30%高速增长，今年已经突破10万亿的收入了！（感慨下），财政赤字却年年创造新高（从90年代到2010年，年年财政都是赤字，而且步步攀升，去年已经突破万亿），另一方面年终政府突击花钱数字也是年年创造新高（去年是2万亿，今年将超过3万亿）。
好吧，这个问题先打住。兄弟是谈经济不是FQ。下面我们再来谈谈管理层如何保增长，控通胀的问题，坦率的说，中国经济这盘棋确实难下啊。
保增长，就要靠经济3架马车：投资、消费、出口来拉动，但是，目前这3架马车都出现很大的问题。
首先看消费：居民储蓄率长期高达60%，消费在GDP比例长期在35%左右徘徊，过去依靠消费升级的模式来启动内需目前也到了瓶颈（从八十年代小家电——90年代家用电器——2000年房产与汽车），在目前房地产市场遭遇最严厉的调控背景下，消费市场更是低迷。
在中国持续高通货膨胀背景下，老百姓购买力急剧下滑，提升内需更是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去年消费在GDP比例已经跌到27%，今年5月后疯狂上涨的猪肉背后是百货业大幅度下跌。老百姓真的是穷啊。
这里兄弟要狠狠鄙视一下所谓的“拉内需，促消费”的说法。为什么这个口号天朝年年提却总是老大难的问题？因为这是个伪命题。只要有钱谁不知道吃好、喝好，玩好啊，用得着你来“拉”来“促”吗？问题是老百姓没钱啊，有钱都被你拿走了，还消费个PI啊。
再说说投资：过去20年在国内生产力不发达，基础设施不完善的情况下，投资成了拉动经济百试不爽的灵丹妙药，现在，中国制造已经行销全球，高速公路已经遍布全国，投资拉动不仅对经济正面作用越来越小，相反，产能过剩以及通货膨胀（2009年4万亿大单引发的恶性通货膨胀文盲们一定深有体会吧）等一系列投资带来的副作用反而成了影响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目前我国钢铁行业的过剩的生产能力达到了2亿吨；水泥生产能力达到18.7亿吨，已经远远超过实际需求，目前在建的400条生产线还将新增生产能力6亿吨；电解铝生产能力过剩600万吨，在建的还有200万吨……截至2009年第一季度，在24个行业中有19个行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哈，这还是2009年数据，现在只会更糟）。
产能过剩，必然要找出路。出路无非一个内消一个出口。国内消费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里兄弟要补充一句，最近几年宣传得沸沸扬扬的“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实质上就是为制造业过剩的产能找出路。好吧，农民可怜的钱包又得奉献一回了。至于出口，这更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
最后说说出口。
出口：加入世贸为中国制造打开了通向全球的道路，但是，扭曲的汇率导致人民币严重低估使进出口日趋不平衡，节节攀升的外汇储备已经成为越来越严重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
这里，专门为文盲们辅导一下汇率。嗯，这个很重要，非常重要。
什么是汇率？就是人民币兑换外币的比值。这个汇率由谁决定？当然应该由市场决定。比如，一美元可以买5双袜子，人民币要买相同数量品牌的袜子要5元，那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就应该是1：5。但是，在天朝，这个汇率却由政府制定，人民币被人为大幅度低估——嗯，这个兄弟承认，是有历史原因的。改革开发之初，我们急需大量外汇来购买发展所需的设备与技术。但是，当时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又没有任何竞争力，怎么办？于是政府强行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拉到1：8的高位，再加上出口退税政策（潜台词就是，我不赚钱，我亏本卖，美国大爷你总要买了吧），中国制造开始流出国门。最严重的是，2003年加入世贸后（兄弟一直猜测象天朝这种操纵汇率的国家美国居然同意加入世贸，很可能是别有用心），由于扭曲的汇率，导致进出口严重不平衡，外汇储备急剧上升。（文盲们可以自己查一下近10年我国外汇储备变化资料）
为什么进出口严重不平衡，很简单，因为扭曲的汇率加上所谓的出口退税政策，大家都只愿意出口，没人愿意做进口生意，因为出口亏本也赚钱，进口赚钱也亏本。看看我们中国制造行销全球，而进口什么呢？大致只有2样，其一，中国没有的资源性商品，比如中东的石油、巴西与澳洲的铁矿石、泰国的大米，其二奢侈类商品，比如日德的汽车、瑞士手表、法国化妆品、意大利服装等等。
这里专门解释一下一个奇怪的经济想象：为什么中国制造的同类商品国内价格远远超过国外。
原因无非3个，第一就是这个扭曲的汇率。第二就是我们的出口退税政策，这个所谓的出口退税隐藏着更荒诞的逻辑：为了补贴外国消费者，中国消费者需要承担更高的税、费。
资料数据：由于我国常年实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战略，每当外部发生危机，中国都会提高出口退税标准。比如，1998年，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将出口退税率提高到5%、13%、15%和17%四档。为了应对次贷危机，我国自2008年8月份起，连续7次上调出口退税率，综合退税率从9.8%提高到逾13.5%。
出口退税率提高了，财政收入却还在增长（抽水机厉害啊）。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2009年全国共办理出口退税6487亿元。但是，2009年财政收入去从08年6.1万亿增长到6.8万亿！。第三，就是我们高额的流通成本。（这个不展开，文盲们对多如牛毛的收费公路一定有体会。）
由于这个扭曲的汇率政策使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最近10年中国制造为全世界抑制通货膨胀发挥了重大作用，代价是中国老百姓承担了更大的通货膨胀。
知道3.2万亿美元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我们不但少了近20万亿的商品，还承担了央行为了按照现行汇率收购这3.2万亿美元多发行20万亿人民币的通货膨胀！
中国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勤劳的人民，我们起早贪黑，节衣缩食，就攒下这么点银行存款，结果却是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货膨胀）悄悄把我们的财富拿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是，近 20年，在没有战争，没有动乱，经济貌似欣欣向荣的局面下，作为人民币基础体系的元角分，角与分已经基本退出流通市场——这个现象不敢说绝后，但一定是空前了，要知道美元流通了几百年，现在美分都还在流通领域使用啊！
资料：经济学家时寒冰曾经做了一个测算，81年1万元人民币购买力相当于 2010年255万元！
文盲们看了这个有什么感想？好吧，老师再点拨你们几句，从2012年开始，先别急着找工作，先别急着把钱存银行，先仔细学习兄弟的帖子，再想想怎么开始保护我们自己的财富。对！在天朝，保护财富比创造财富更重要。
回到前面出口的话题，当前人民币处境确实尴尬：到底是升还是贬？
人民币该升还是该降？这是一个痛苦的问题，如果人民币升值，前面分析已经谈到，由于分配体系的问题，我们的制造业一致在微利边缘挣扎（天朝制造业平均利润率不超过5%），人民币稍微一升值，制造业立刻就会死掉一大片——今年温州跑路潮的背后就是人民币升值下制造业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如果人民币不升值，那么进出口继续不平衡，央行就只能继续发行更多的人民币来收购对外贸易获得的外汇，通货膨胀愈发难以控制，嗯，现在是3.2万亿外汇储备，如果继续增长到5万亿，甚至8万亿，后果简直不敢想象——而且外汇储备多了，放那儿也是一个头痛的问题。
嗯，这还不是最痛苦的，还有更痛苦的——更痛苦的是：扭曲的汇率不仅加剧了国内通货膨胀，而且还倍受欧美发达国家指责——吃亏还挨骂。
这里文盲们一定不解了，我们通过拉高汇率，低估人民币——实际是我们消耗资源的商品已经是亏本卖给你们了，怎么欧美发达国家还老是拿汇率说事，动不动给我们来个反倾销什么的？
欧美发达国家是一个完全市场经济的国家，市场经济最需要什么？是流动！虽然中国的商品是亏本在卖，而且收来的外汇也很大方的借给他们，但是对于欧美发达国家他们不仅仅要你卖商品，更重要的是他们也需要中国来买他们的商品，你操纵汇率形成商品的单向流动，人家当然要指责你了 ——他们也要保护自己的制造业啊。所以，国际上对于中国的反倾销政策大多是发达国家，象什么非洲、拉美国家什么时候听说过对中国实施反倾销的？不发达国家几乎没有什么商品可以卖给中国的，而中国商品亏本卖给他们，正好可以抑制本国的通货膨胀，偷着乐还来不及，怎么可能指责大方的天朝人呢？
好吧，我承认，欧美发达国家指责我们操纵汇率还有一个更深的目的，就是打击我们的制造业（这是另一个话题，这里就不展开了）。
现在兄弟把经济3架马车都一一做了分析，问题就出来了。对于宏观管理层而言，保增长与控通胀似乎已经成为不可兼顾的2难选择：保增长还是控通胀？
如果要保增长：则放开房地产市场调控、货币政策宽松化、人民币贬值——结果，货币流动性进一步泛滥，通货膨胀加剧，甚至很可能出现恶性通货膨胀。
一旦通货膨胀持续加剧，市场形成恐慌，想想32万亿居民存款，只要5万亿进入民生领域……（这个结果已经有经济学家做了推算，只要5万亿进入民生领域，我们的生活必需品立刻上涨100倍！文盲们，这还真不是在吓你。）
如果要控通胀：则货币政策从紧，人民币继续升值——结果，制造业大面积破产，经济一蹶不振。
中国经济这盘棋还真难下啊，所以，不少外媒以及经济学家已经做出预测：中国经济2013年将硬着陆！这里给文盲们解释一下什么是硬着陆——嗯，你站在30层高的楼顶上，再跳下去，当你的脑袋与水泥地面接触的时候就叫硬着陆。
中国经济2013年会硬着陆吗？或者说中国经济短期会崩溃吗？文盲们，谁来回答这个问题？
嗯，凡是回答“是”的先把手掌伸出来，老子先打10下再解释。
回答“是”的文盲你太小看我们管理层的智慧了，再给文盲们普及一个常识——在天朝体制下，做到政府高层的一定是这个社会最聪明的精英（私心、私欲什么的这里不探讨），而且在天朝体制下，管理层的政策选择面比西方国家政府要大得多——大得多是个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西方政治精英想都不敢想的事，我们不但敢想，而且敢做。
网上一句话很经典：中央在下一盘很大很大的棋，或者中央在打一盘很大很大的麻将。这句话来形容管理层的执政思路，还真有点靠谱，如果要更准确的描述，那就是：中央在挖一个很大很大的坑——嗯，文盲们别想歪了。
且听我一一道来。
给文盲们上课就是累啊，这么深入浅出的文章，你不认真学习，反倒置疑这里置疑那里，这是学习的态度吗？好吧，就算是置疑，你也要认真学习后再提问吧，看看你们质疑的问题：
其一，关于失业人口的问题，这个我不解释，这是2009年奥巴马访华时，我们的温总理亲口承认的，我们的失业人口是2亿。这个新闻网上一搜就有，你还不相信去问宝哥，就别来烦我了。
其二，为什么会有这样巨大的失业人口，兄弟一再强调，由于农村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加上制造业长期惨淡经营（中国企业平均寿命4.5年），导致每年新增失业人口规模巨大——这句话文盲们懂不懂，不懂再看10遍。
其三，关于为什么我们每年必须新增1.6亿岗位的问题，兄弟一再强调，我们与西方国家的差距是分配不公平，我们的制造业平均寿命不到5年，而且都是在微利下挣扎，所以整个经济对增量形成巨大的依赖，而西方国家不是这样。
就以劳动供养率为例——这个我已经说过，还得重复一遍。给文盲上课就是累。
美国一个产业工人的劳动收入可以供养4.8人，德英法是 1：6.8，韩日是1：3.8，我国劳动供养率为可怜的1：1.1。这个数字说明什么，从微观上讲，欧美一个家庭只要有一个人上班，就足以养活全家，年底还有存款出去旅游消费什么的，而我们呢？因为只有1.1的供养率，所以2口子上班，如果只是普通的工人或者工薪阶层，养一个小孩都困难，不得不啃老或者节衣缩食。而且西方国家失业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而我们普通老百姓家庭只要有一个人失业，生活马上就要出问题。
从宏观上讲在欧美国家1亿适龄劳动人口社会只需要提供2000—3000万个就业岗位就能保持社会稳定，在中国，1亿适龄劳动人口社会至少要提供8000万个就业岗位才能保持社会基本稳定，所以，我们在要压倒一切保8，西方就是0增长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嗯，一个劳动供养率就能分析这么多，文盲们，你提问时认真思考了我的帖子内容吗？
请注意，我的帖子是给你扫盲的，是用来学习的，质疑什么的，你先读10遍再说。
这个坑是什么？
这个坑就是建立货币蓄水池来容纳超发的货币。好了，这里兄弟就可以完整的描述一下管理层的执政思路：即保增长的前提下，建立货币蓄水池缓解通货膨胀压力，通过空间换时间，最终实现结构调整，产业的升级的目标。
嗯，很完美的思路。但是，必须提醒文盲们的是，货币蓄水池只能缓解通货膨胀，不能解决通货膨胀，是治标不是治本。
中国通货膨胀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2位数的CPI将在未来10年内悄悄偷走我们大部分财富。如果我们想保护好自己几十年的劳动果实，就必须学会投资与理财。其中存银行与买股票是最不赞成的投资理财模式。（提示：别相信统计局的数据与主流权威媒介报道）
所以通胀时代最紧迫任务是：保卫我们的财富——这个话题我在后面展开，现在，先让我们梳理一下，这个货币蓄水池是怎么建立的？通俗的说，就是过去管理层怎么挖坑，现在在挖什么坑，未来会挖什么坑，不把这些非常重要的问题搞清楚，文盲们就很难理解天朝经济的发展脉络，更谈不上预测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或者怎样保卫我们的财富。
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是92年（同比增长31.3%），93年（同比增长37.3%），94年（同比增长34.5%），由于缺乏吸纳货币的蓄水池，很快在94年出现极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国家公布的CPI数据就已经接近25%。所以94年后，国家管理层痛定思痛，开始了宏观建“坑”的历程。
第一个阶段货币蓄水池（1994年—2000年）就是让民生产业市场化（教育、医疗、房子）。这个坑但是确实是效果显著，不但飞快吸纳了超发的货币，控制了通货膨胀，还启动了内需。
但是，用绑架民生产业市场化来拉动内需或者是建立吸纳超发货币的后果是极其恶劣的，短短十几年时间，普通老百姓很快就发现自己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于是民怨沸腾消费愈加低迷，拉动经济越来越依赖投资和出口，形成经济上的恶性循环。
第二个阶段货币蓄水池（2000年—2011年），是股市与房市。
首先我来谈谈股市。天朝的股市好啊，至少在3个层面为管理层分忧解难。第一是为亏损的国有企业买单。在90年代亏损的国有企业是中央财政买单，这让中央财政不堪重负，几乎陷入快要崩溃的地步，后来老朱弄了个分税制——税收中央拿大头，逼着地方成了吃饭财政——才算缓了口气，但还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是，股市一出来，问题解决了，亏损国有企业由股民买单了。2000年3.15老朱答记者问时是这样说的：“中国的股票市场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文盲们在炒股票前建议学习这段话，至少10遍。
第二就是货币蓄水池了。资料，美国股市扩容到800只股票，用了100年，香港股市扩容到800只股票也用了33年，中国用了20年时间，已经发行了 2000多只股票————文盲们在炒股票前建议学习这些数据，至少10遍。
第三，就更不得了，吸纳超发的货币再蒸发掉。资料：从2003 年开始，中国外汇储备节节攀升，货币供应也越发难以控制，2003年我国货币供应21.92万亿元，到2007年已经达到40.34万亿元，于是2007 年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压力空前巨大。这使得通过股市蒸发财富，消灭购买力成了重要的选项，随后中国股市惨烈大跌，到2008年10月，深沪2市蒸发的市值已经超过20万亿元！无数升斗小民数十年积累的财富被洗劫一空，但，通货膨胀却总算抑制住了。
提醒：2007年5月首先是猪肉价格飞快突破20元大关，5月30日，股市突然惨烈大跌，时间节点上惊人的重合耐人寻味。2010年开始物价一路攀升，股市也连连下跌，惨不忍睹。
结论：在通胀压力巨大的时候，股市不可能出现牛市（想一想，如果牛市了，股民解套了把资金投向民生领域，通货膨胀更加无法控制），所以，在你生活压力最大的时候，往往股票都只能割肉——很残酷，却是真实的经济真相。所以，炒股票研究什么K线图还不如关注猪肉的价格走势——文盲们在炒股票前建议学习这段话，至少10遍。
好吧，我承认，天朝的股市不仅仅是一个货币蓄水池，它还是一口锅，嗯，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蒸发财富的锅。（好吧，我承认，全世界的股市都有在关键时刻做锅的职能，原因很简单——货币超发，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超发的货币找不到出路时就只能蒸发掉。）
下面再来谈谈房市，这是一个牵动很多文盲神经的问题。
要把房市说清楚，非得单独开个帖不可，兄弟这里就偷偷懒简单的输理一下房市的脉络以及房市为什么充当货币蓄水池的，文盲们如果看不懂，那也没办法，天朝经济最精彩的是未来，兄弟还有很多东西要写啊，手疼。
第一个问题，中国房市是如何绑架地方经济的？
94年，面对窘迫的中央财政，老朱弄了个分税制。何为分税制？就把税收分为国税与地税，这可不是简单的多挂了个牌子的问题——它孕育的深刻变化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那么，分税制是怎么切割这个税收蛋糕的？税收大致分为4块：所得税、关税、流转税、营业税，国税拿走前3块（大致占总税收的80%以上），地方就只留下可怜的营业税了。这个分税制一下子让中央富得流油，全国80%以上的地方政府立刻就变成吃饭财政——所谓吃饭财政，就是每年为吃饭而奋斗的财政。好吧，中央为了安抚地方95年又出台了个政策：地方出让土地时，土地出让金90%归地方所有——文盲们学习这段历史有点领悟没有？
但是，在商品房市场没有启动的时期，地方政府就是卖地也没几个买家啊，吃饭财政还是吃不起饭。于是98年国务院又取消了福利分房，同时又启动银行按揭——商品房市场正式启动。当时，老朱很清楚在分税制下这个商品房盒子打开会有什么后果，所以，还在这个盒子上设置了一道保险——当时设计的住房改革方案是这样的，低端人群用廉租房解决，普通老百姓政府建设经济适用房解决，高端人群才是用商品房解决居住问题。必须承认从98年到2003年，中央投入好几百个亿，大致解决了700万人口的经济适用房的问题。到了2003 年，住建部出台了一个文件：核心是用“带保障性质的商品房”替代了经济适用房，这下就是把盒子上的保险拆掉了，把所有的人都推向了商品房市场，人为制造了规模巨大的刚性需求——房地产一下子就火了起来。
房地产就这样绑架了地方政府，所以，每每中央一调控房市，地方第一反应就是抵制，能不抵制吗？税收大头你都拿走了，地方就靠点卖地收入来吃饭了，你调控房市不就是调控机关干部职工的饭碗吗——这还真的一点不夸张，每次调控房市，只要房市一低迷，很多经济不发达的地方政府真的连公务员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中央宏观调控房市无用，反而是每一次调控房市后都迎来房价的迅猛上涨？
这个问题文盲们一定会抢着回答：因为房地产绑架了地方政府，地方抵制所以没用。那你们就又错了，兄弟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地方抵制对宏观调控影响很有限。原因很简单，不仅地方的帽子在中央拎着，更重要的是所有的货币政策金融工具都掌握在中央手中，这些才是对房市有决定性影响的砝码。比如，现在房市低迷是什么原因？不仅仅是限购——那只是对那么几十个一线城市有影响，真正对全国绝大多数城市有影响的是限贷！
好了，那么中央宏观调控房市为什么无用呢？
请看下面一组数据。2001年我国货币供应量为15.28万亿，2002年为18.32万亿，2003年为21.92万亿，2004年为25.01万亿，2005年为29.6万亿，2006年为34.55万亿，2007年为40.34万亿，2008年为 47.51万亿，2009年为60.62万亿，2010年为72.58万亿。对比期间房价增长趋势，与货币增长趋势惊人一致。
文盲们现在明白了吧，调控房市为什么无用？因为印钞机太厉害了，而且房市又要发挥货币蓄水池的作用——一方面超量发行货币，超量发行货币又要赶到房地产这个蓄水池里，一方面又要宏观调控房市——抱薪救火，火不越烧越旺那才是怪事呢。
第三个问题最有意思，既然中央宏观调控房市无用，那为什么中央还要经常坚持调控房市呢？
首先，必须得承认，管理层一定比兄弟聪明10倍，那么，为什么连兄弟都知道中央宏观调控房市无用，还要坚持调控呢？这个原因兄弟琢磨了很久才算明白。
宏观调控的深层原因：增加房地产市场政策变数，抑制制造业资金过快流进房市。这个问题目前已经非常严重了，我们制造业的领头羊比如海尔、联想、首纲等等最近纷纷介入房地产，这在西方是不可想象的。大家都热衷参与财富分配而不是财富创造，大量制造业资金流入房地产，不仅推高了地产泡沫而且使产业空心化越来越严重，产业空心化后果是什么？是经济沙漠化！后果可能比经济硬着陆更可怕。
第四个问题：房地产在天朝经济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这是一块硬币的2面，发展房地产好处是明显的，弊端也很明显。好处当然很多，首先是消费的主力，去年全国社会消费额是12万亿，房地产就占了6万亿，半壁江山啊，然后它可以直接带动50几个行业，保8中至少有2个点是房地产贡献的，最后房地产发展可以带动大量资源性产品（比如铁矿石）的进口，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目前进出口不平衡的现状。
弊端也很明显。高房价吞噬了老百姓那点可怜的财富，房市火爆的背后是消费愈加低迷，过去我们的消费在GDP比例好歹也有个35%（美国是70%），去年已经跌到27%。拉动经济越来越依赖投资和出口，形成经济上的恶性循环。
好了，第二个阶段（2000—2011）的货币蓄水池先就说这么多了，下面，我将谈谈文盲们最感兴趣的未来10年天朝经济发展趋势的问题。哈，给点奖赏吧，兄弟熬夜打字也很不容易啊。
首先，严重鄙视一下论坛中那些打着所谓高手招牌的文盲，他们所谓预测天朝经济走势不仅不靠谱，而且基本都是胡说八道。现在让老师教你们一个简单的常识，在天朝，要研究经济首先要研究政治，要研究政治首先要学习中央文件，连起码的中央文件都没读过，奢谈什么未来经济走势——什么黄金啊、美元、股市什么的，不是胡扯吗？我承认，国际经济形势对我们的经济走势有影响，但是，决定性的因素，特别是决定我们经济中长期的因素在我们内部，在管理层思路里，具体就是在中央各种文件中。
好了今天很累了，明天继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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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1年12月11-13日）
文盲们要跟上进度，下面要讲的非常重要，建议文盲们至少要学习10遍，因为下面写的每一句话如果你认真思考，反复思考，可能对你都是一次重大机遇。
天朝未来10年间将建立一个系统的货币蓄水池，事实上只要有足够的货币蓄水池吸纳超发的货币，在印钞机帮助下，保增长好象还真不是特别困难的事。
2011年——2020年货币蓄水池：
短期：房市+股市
中期：股市+土地+垄断领域向民间开放（去年有个国务院36条大致讲的就是这个垄断领域向民营资本开发，但是这个兄弟很不看好，所以，基本可以无视这个货币蓄水池）
长期：人民币国际化。
这么写文盲们一定很难理解，那么老师就稍微展开一点，决定未来10年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的将是3个改革：股改、汇改与土改。
先来说说股改。
股改有2个方向：全流通与国际版。
何为全流通？过去我们的股票市场颇具中国特色，一只股票上市分为法人股与流通股。法人股一般要占70%左右，但是却不准上市交易流通。真正流通的只是30%左右的流通股。这个特色导致股市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嗯，上市公司不分红，股民木有法；上市公司造假乱来，股民还是木有法；上市公司操纵股价剪股民羊毛，股民还是木有法；谁让股民只是没有决定权的小股东呢？
插一句：在天朝做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法都是只保护大股东（特别是控股股东）权利，小股东被欺负，法律的潜台词只有2个字：活该！（所以，文盲们要去别人合作弄个公司，请记住，自己所占股份一定要超过1/3！！！）
回到全流通的话题，这让中国股市真正与国际接轨。貌似西方媒介对此评价很高。但是，兄弟却并不这样乐观。在天朝体制下，即使全流通你能真正指望收购优质企业资产不受方方面面干涉？你能真正指望上市公司独立性加强，不受方方面面影响？举一个例子，比如兄弟发财了，收购了茅台51%的股份，我能冲到茅台公司宣传兄弟担任董事长？哈哈，没有贵州省委书记点头，没有中央国资委大佬点头，别说兄弟只是收购茅台51%股份，就是收购茅台100%股份，兄弟也只是一盘菜啊。
所以，全流通核心还是把股市这个货币蓄水池做大，好吧，是把这口锅做大，以一个美丽的愿景吸纳更多的超发货币。
国际版更不用说了，让国外公司在天朝上市圈钱，还是做大锅的思路。唯一的区别是以前股民听的是上市公司讲天朝故事，今后也可以听听上市公司讲外国故事了。
这里兄弟耐着性子再给文盲们讲讲我对股市的个人看法。股票，兄弟是绝对不沾的，有闲钱兄弟宁愿去做慈善（当然不是捐给郭MM），也坚决不买股票。
文盲们如果要炒股票，请一定先思考2个问题，第一，天朝股票本身有价值吗？嗯，A股市场股票市盈率一般是50—60左右，创业版就更高了。50倍的市盈率是个什么概念？就是你今天投资100元，大致要50年后才能收回投资。嗯，50年后100元顶多就是买包卫生纸了，且慢！你能拿到卫生纸还有3个条件，上市公司能活50年（中国企业平均寿命不到5年）；上市公司50年内都象上市报表那样一直赢利（可能吗？上市公司的赢利报表文盲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啊），上市公司一直坚持年年分红（猪都要笑了）。别说是50倍就是10倍市盈率也不能去啊——最后归结到一句话，天朝股票本身没有任何价值。
第二个问题，没有价值的股票，我能赢利吗？没有价值炒股实际就是打麻将了，这是一个0和游戏，也就是股民A要赚钱必须是股民B亏钱。其实，如果纯粹打打麻将兄弟并不反对——问题是现在这个麻将桌上还坐着一个庄家或者上市公司，这家伙在我们只能打13张牌的时候，它要拿15张牌而且还可以无条件看我们的牌——嗯，如果这样的麻将你还要去玩，兄弟只好大声说一句：把钱给我吧，我一定比上市公司表现得更好。嗯嗯，我承认，我起了邪恶的念头。
下面我要谈谈汇改与土改，与股市这个死气沉沉的大锅相比，后2个更有点意思，特别是土改，兄弟保证，当我把这个东西讲清楚后，文盲们一定会心潮澎湃的。
有些文盲就是急，帖子还没认真学习过，就说什么，让我直接告诉你该怎么做就行了。说这种话的人几乎可以算是深度文盲，不把一些基本的经济脉络讲清楚，我直接抖结果你信吗？那我现在告诉你，嗯，把钱给我，别去买股票——你会给我吗？
闲话少说，下面兄弟开始谈谈土改——嗯，说是惊天动地的土改一点都不过分。谈土改之前老师先教教文盲们怎么解读中央文件或者政策。
比如，今年宏观管理基调是收缩流动性——降息、上调准备金率什么的，怎么解读？这些政策的潜台词就是：今年大家喝茶吧，少干活，什么投资项目先缓缓。嗯，读懂了这个潜台词你今年大致就知道怎么做了，如果你不信一定要逆势硬上什么投资项目，除非特殊情况，否则结果一定不会好。
那怎么预测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或者脉络？告诉大家一个基本常识，现在发生的是前10年宏观布局决定的，那么未来要发生的，一定是这10年宏观布局决定的——文盲们仔细体会一下这句话。
嗯，老师的耐心很好，再详细解释一下。比如，在90年代，你如果注意到94年的分税制，注意到 95年国务院出台的土地出让金归地方所有，注意到了98年取消福利分房，那么你一定能预测到未来10年房地产将迎来一个空前发展机遇，嗯，即使你在 2000年一无所有，如果坚持10年炒楼，现在至少也是几百万身家了，如果你在2000年有点钱，开始投入做开发，加上运气好遇到象兄弟这样的智者，好吧，你现在一定在什么财富榜的某个名次上待着，哈哈。
说一个真实的故事，我有个朋友是做地产开发的，他家里2004年请了个保姆，农村来的。我们有时去朋友家喝酒，顺便吹吹牛什么的，他家的保姆就端着一张小板凳静静的在一旁听着——我们谁也没在意。那保姆心思单纯，听了很多宏观经济的东西也不大懂，就明白了一个道理——房价要涨。于是，从排队炒号开始，一有空就去排队买号卖号，后面开始卖房炒房，坚持了7、8年，现在拥有3套房产，净资产早就过百万了——一个农村来的中年妇女，你能想象吗？这个故事你信不信？反正我是相信了，记住，思想就是财富，观念就是生产力。
回到前面的话题，如果说未来要发生的，一定是这10年宏观布局决定的——那兄弟的问题就提出来了：
2004年，第4代管理层执政的第二个年头，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说的什么？嗯，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说的又是什么？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2007年、2008年一直到2011年……谁能准确回答？老师请他去东莞桑拿一条龙。
答案是连续8年，中央一号文件都只有一个主题：农村！惊天动地的8个中央1号文件啊！都只有一个主题—— 农村、农业！什么是战略布局，这就是最大的战略布局，什么是中央在下一盘很大很大的棋？这就是中央在下的一盘很大很大的棋！文盲们有点震撼吧，嗯，震撼的还在后面。
提2个大家很熟悉的名词——“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知道它们的核心内涵是什么吗？是土地确权！什么是土地确权——就是农民的土地，不管是承包地还是自家的宅基地，国家要给他们发国土证了，这个证含金量很高，因为它可以买卖、流转、抵押！一句话，8亿农民很快就会成为有产阶层——要富起来了。
以前农转非很难，是每个农民的毕生的梦想；以后非转农会更难，大致也会成为很多城市人的梦想，你信不信？现在女孩子找老公是要有车有房，以后也许会变成有地有田，你信不信？
再告诉一个故事。2009年10月在成都都江堰一个乡里，3000多农民第一次拿到盖着鲜红大印的国土证，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当时在场有一个身份特殊的人物——文盲们别猜了，都错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他在场就干了一件事，把农民签字的原始单据带走了，放进国家博物馆里，和什么放到一起？和78年第一份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农民的原始签字单子放到一起——文盲们自己深深体会一下这个故事的内涵与重大意义。
惊天动地的土改，还不仅仅是土地确权，管理层对于土改的战略布局大致有3个方面。第一是土地确权，第二是扩权强县：这几年中央出台了很多政策，对产业转移、土地政策向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倾斜都做了系统的安排，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发展将迎来一个黄金的10年。今年地方政府换届年，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换届后，一些小县城悄悄升级为副厅级。这就是扩权强县的先兆。
第三是布局建设农村金融机构。我们都知道，现在各大银行已经基本退出了农村市场，但是农村的土改以及发展中小城市与城镇又必须要金融机构支撑。嗯，大家一定都听说过小额贷款公司吧，小额贷款公司下一步发展方向就是为新土改服务的村镇银行。
土地确权创造中国一个规模庞大的有产者，仅2.4亿亩农村宅基地就将释放数十万亿的财富，这不仅是一个巨大的货币蓄水池，更重要的是中国新的内需启动强劲的消费力支撑。农村金融机构的建设为土地流转、抵押、买卖提供金融服务，农民进城与扩权强县不仅加快了城市化进程，而且为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发展创造一个黄金的10年。农民进城加上城市新增人口在未来10年就将创造2000亿平米的住房需求，这些需求绝大部分都将释放在中小城市与小城镇。
文盲们一定心潮澎湃吧，嗯，兄弟再给你们加点温。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的农村城市化进程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2件大事。请注意，在这老头看来，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2件大事只有中国的农村城市化进程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甚至中国的农村城市化进程还排在美国高科技发展的前面。
文盲们一定很激动吧，嗯，兄弟给你们降点温——在兄弟看来，这老头是不是把中国的农村城市化进程拨高了一点，兄弟估计再影响10—20年没什么问题，影响整个21世纪，兄弟保留意见——谁叫老头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呢，又不是什么脊梁奖。
不过，兄弟还是很有点佩服管理层的，在存量不动，依赖增量的难局下，居然给他们设计出这么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大智慧啊。兄弟估计至少可以保证中国未来10年的繁荣，想变天的文盲就只有继续等待了。不过这里孕育的机遇文盲们有感悟吗？嗯，建议你们多读我的帖子，至少10遍。
明天兄弟要讲汇改，与土改相比这可是一个异常艰难的破冰之旅，不过有学习精神的文盲认真学习应该也能看到一个重大机遇。
PS：别乱猜我的身份，兄弟既不是什么专家也不是体制内的人，兄弟写贴纯粹是一片丹心在玉壶，不知不觉都快15000字了，文盲们鼓掌吧，这么规模的字数意味着兄弟至少在键盘上花消了10个小时以上的时间，现在连我开始钦佩我自己了，扫盲真是用心啊。另外，这个帖子出来后，遭到很多漫骂——好吧，兄弟这里负责的说一句，这些漫骂兄弟的人绝大多数真不是什么5毛，他们是真文盲，或者说是深度文盲，嗯，深度文盲与普通文盲的区别是，普通文盲通过认真学习我的帖子基本就可以重新做一个自己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而深度文盲基本就只能听自己想听的话，好吧，我换一个说法，深度文盲即使兄弟这样的大知识分子也是很难挽救的。
嗯，谈汇改前，建议文盲们先学习一下前面普及的汇率知识，免得跟不上进度。这里再罗嗦一句，别看前面兄弟就写了1万多字，但是所包含的内容之丰富，意义之深刻即使是最有想象力的文盲都想象不到的，嗯这么说吧，当今社会80%以上社会现象、经济现象，如果认真学习我的帖子基本都能找到答案，你信不信？嗯，找个时间，老师专门展开来谈谈这些问题，文盲们只需要找个凳子听讲座就行了。
闲话少说。谈到汇改，第一个问题就出来了，什么是汇改？管理层希望通过汇改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嗯，不用举手了，老师闭着眼睛也能猜到你们的答案：汇改就是汇率改革，汇改的目标是使人民币保持一个适当的汇率，使我们的进出口保持平衡。
很好，这么回答的可以说是已经认真学习了前面的帖子，但是，老师要告诉你们的是——你的答案错了。
分析经济问题，特别是天朝经济问题，文盲们一定要掌握一个基本的思维脉络：管理层最核心的目标是什么？保增长控通胀，保增长在印钞机帮助下难度不是很大，那么控通胀呢？就需要挖坑——或者建立货币蓄水池来实现。
好了，兄弟前面讲过，从2011年开始第3阶段的货币蓄水池是什么？
短期：房市+股市
中期：股市+土地
长期：人民币国际化。
对，汇改的真正目标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坑，管理层雄心壮志要把货币蓄水池建到国外去，让全世界人民与中国人民一起来分担人民币超发的痛苦。近几年管理层在国际交往中很大部分精力都在弄这个事。09年涛哥宝哥在亚非拉国家转了一圈，据说就悄悄弄了几千亿人民币出去。这个传说兄弟觉得还是比较靠谱——在承诺援助、优惠利率等葫萝卜刺激下，让一些小国答应贸易用人民币结算甚至将人民币作为储备外汇，一些吃饭都困难的国家可能还真抵挡不了诱惑。
但是，对于发达国家就是两回事了。最近欧债危机，天朝开始还口口声声要援助，后来怎么外交部又发表声明改口了呢？原因很简单，天朝最初承诺援助，但是提出，给人民币行不？人家直接就拒绝了，好吧，宝哥退了一步——只要承认我们是完全市场经济国家，我们就援助，人家还是不答应——欧洲政客真他妈牛比啊，要天朝援助嗯还不准有条件，可能他们已经习惯了天朝过去无条件援助吧——最后才逼得外交部发了个声明。
好了不扯远了，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人民币国际化确实很难很难。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地位，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心目中即使不算一钱不值也差不多了——白送别人都不要啊！（文盲们如果在这里能够问个为什么，老师就非常欣慰了）但是，我们管理层却很乐观。
2009年，国务院出台了一个文件，内容是：2020年将上海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文盲们，看到这个文件，有什么感受？好吧，我承认这个问题有点难度，那老师换一个说法：假设你穿越了，醒来后发现自己回到1957年，嗯身边正好有一份人民日报，把拿起人民日报，入目赫然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标题：3年内赶英超美！！！请问，你是什么感受？好吧，老师告诉你，我看到国务院要在10年内上海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感受与你穿越后的感受是一样的。
现在世界上称得上国际金融中心有2个，一个在伦敦，一个在纽约，这2个城市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文盲们知道花了多少时间吗？200年。而且这200年还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实现的——19世纪，大英帝国是最强大的日不落帝国，20世纪美国通过2次世界大战成为最强大的超级强国，那么管理层有什么依仗能够让上海在10年内实现前者200年达到的目标呢？
嗯，老师的问题出来了：管理层（一定比兄弟聪明，肯定比大多数文盲更厉害）究竟是什么迫不得以的原因，要在10年内将上海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
PS：今天喝了酒（不是喝茶哈）就先这样了，明天继续更新。
好吧，老师今天把课程进度放一放，先专门开堂课程给文盲们做个心灵的洗礼——你们为什么被称为文盲。
嗯，文盲与正常人的区别是，正常人能够独立思考，而文盲在天朝教育体制下，除了会考试，已经基本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规律是书读得越多，人越傻，而且因为书读得越多，越不认为自己傻。你信不信？
假设，你被别人卖了，还在帮人数钱，你觉得自己算不算文盲？嗯，你也许说，啊，那是我一时糊涂；好吧，假设你被别人卖了，帮人数钱后还在一个劲对卖你的人鞠躬感谢，你觉得自己算不算文盲；嗯，你也许还可以找理由为自己辩解；好吧，假设你被别人卖了，帮人数钱后还在一个劲对卖你的人鞠躬感谢，现在你已经在被卖的家里过上了新的生活，你天天被打被虐待，你痛苦不堪，直到这个时候，你除了了咒骂虐待你的人之外，居然还是对卖你的人一片感恩戴德的声音：他那时对我多好啊，卖我前至少天天让我吃饱饭——这样的你算不算文盲？
好吧，老师下面要讲的故事，故事讲完后，90%的文盲如果你还有那么一点基本的良知——你一定会突然发现，啊，原来我就是那个被别人卖了，还怎么怎么样人啊 ——这个时候，你是否能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是文盲，开始认真学习老师的帖子呢？否定自己是痛苦的，但是没有这个痛苦的过程你们怎么能重获新生呢？
现在老师就来讲讲一些冰冷的经济真相——心理承受能力不好的，可以直接跳过。
老师在前面说过，现在发生的是前10年宏观布局决定的——这句话你们认真思考了吗？
现在网上很怀念90年代，对于90年代个别管理者很是推崇，好吧，兄弟承认，某个管理者有些话确实——嗯，很有魄力。但是，对于一个人的评价，我们不仅要听其言，更应该查其行，那么，90年代的经济政策究竟对于我们现在的生活产生了那些影响呢？
90 年代有3件影响深远的经济政策——分税制、加入世贸、民生产业市场化，下面我们对这3个经济政策一一分析。
首先说说分税制。分税制使大多数地方财政成了吃饭财政。大家能否体会吃饭财政的意义？网上有很多照片，描述的是在我们乡村，学校和孩子的学习环境已经恶劣到无法形容的地步，嗯，这个现象的背景原因你思考过吗？好吧，我承认，这是我们地方政府不作为，那么，为什么不作为呢？核心就是这个吃饭财政啊，没钱，怎么作为？还有更可怕的，我们经常谈粮食危机、水源危机什么的，导致这些危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水利工程年久失修，欠帐太多，为什么会年久失修，欠帐太多？还是因为地方政府没钱——什么3公消费挤占财政的问题还真不是导致地方财政窘迫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还是这个分税制。
好吧，因为分税制，任何一个地方行政首脑——不管他是私欲膨胀，还是真的打算造福一方（换了你我上台也是一样），他想有所作为，必然是拉高土地价格（也就是推高房价）来获得城市发展必须的资金。
这个分税制展开还可以写很多很多，现在不是有学者开始呼吁什么“地方财权与事权不统一”——好吧，文盲可能对这句话不好理解，我换一个说法——现在有学者开始呼吁——要让马儿跑，要给马儿吃草！很简单的道理，还需要呼吁！真是悲哀啊。
文盲们，当你买不起房蜗居的时候，当你看到破败的乡村教室愤怒的时候，当你目睹干旱的田园破烂的水利痛心疾首的时候，你思考过这一切的根源在那里吗？
我们再来谈谈民生产业市场化。
嗯，民生产业市场化让我们中央财政卸下了包袱，不仅建立了第一个货币蓄水池，还用绑架民生的手法启动了内需，代价呢？仅仅是老百姓自己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吗？
老师这里举2个例子。
前段时间出了个小悦悦事件，反映出国人近几年道德严重滑坡 ——为什么道德会严重滑坡？请你想想2个职业：教师与医生，这是2个什么职业？请你想想2个场所：学校与医院，这是2个什么场所？嗯，所有人都知道，前者是2个最需要道德的职业，后者是2个最需要讲道德的场所，现在这2个行业都商品化了、市场化了——结果就是最需要守护社会道德底线的行业无法讲道德了，要自谋生路，经济效益优先了，请问，整个社会的道德能不大面积滑坡吗？在民生产业市场化之前的80年代或者90年代初期，中国人的道德是现在这个样子吗？
喝口水，再讲第二个例子，文盲们一定都看过一个新闻报道——中国滥用抗生素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因为滥用抗生素我们的体质被破坏，我们的免疫力大幅度下降……为什么会滥用抗生素？原因很简单，因为医疗产业化了，医院只能靠以药养医的模式生存，好吧，给文盲透露一下，任何医院抗生素销售都要占到医院药品收入的70%以上！明白了吧。而在西方国家，任何一个医生本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在使用抗生素非常谨慎。这里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文盲们，当你们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的时候，当你们为国人道德滑坡痛心疾首的时候，当你们为滥用抗生素担忧的时候，你思考过这一切的根源在那里吗？
最后谈谈加入世贸的问题。
前面已经说过，在扭曲的汇率加加入世贸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大规模把破坏资源生产的商品以成本价什么亏本卖给全世界！意味着外貌出口企业每赚一分钱都赚的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钱，意味着越来越高的外汇储备以及越来越无法控制通货膨胀。
好吧，这一切的根源在那里？
现在，老师已经完整分析了90年代3个影响深远的经济政策，不客气的说，这3大政策好处是让存量不动只做增量的模式至少延续了20年生命，代价却是中国老百姓整整几代人的命运——但是，网上对于90年代3大政策的某个领导人却是一片感恩戴德的声音！！！
你们自己说说，自己算不算那个被人卖了还怎么怎么样的文盲？就这样没有基本思考能力的文盲还奢谈怎么推进天朝民主化进程，哈，就是给张选票给你也是被忽悠的命啊。
还是学学老师吧，坐下来认认真真写贴开启民智——真是任重道远啊。
文盲们想把想老师把棵上下去？如果是就别谈敏感话题，别涉及具体人物，否则老师也不是无畏的，老师也有担心的东西，太多敏感话题，我就好弃楼。
文盲们大可以谈经济问题，嗯，这是一根红线，别涉及政治。
上贴内容已经很尖锐了，实在是看着文盲恨铁不成钢，后面不会越红线了。坦率的讲这个帖子所涉及的内容大多数文盲还没有质疑的能力，你们只要认真学习就够了。
上课之前，先说点闲话。嗯，最近跟贴很活跃，这个老师很欣慰 ——说明一大批文盲开始学习独立思考了。不过，貌似大多数文盲提的问题——实际上根本还不能称为问题——知道我为什么要文盲们学习帖子至少10遍吗？或者为什么老师一再强调这个帖子里的内容之丰富即使是最有想象力的文盲也想想不到的吗——因为你们大部分问题的答案都在帖子里，老师希望你们自己去找出答案。嗯，这个很重要，非常重要。
闲话少说，下面我们继续谈汇改。
前面我已经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管理层为什么只给上海留了 10年时间来建立国际金融中心？是迫不得已还是别有依仗？
准确的说，应该是2个原因都有。
首先让我们来复习一下管理层的执政思路：即保增长的前提下，建立货币蓄水池缓解通货膨胀压力，通过空间换时间，最终实现结构调整，产业的升级的目标。
好吧，这个思路有 2个关键，第一是保增长；第二是货币蓄水池足以控通胀。
那么怎样解读保增长的前提下，中长期政策的规律？兄弟觉得有2点，其一，货币政策一定是宽松化的（过程中会有适度调整，但是从中长期来看一定是宽松化的货币政策）——文盲们可能不好理解，好吧，兄弟换一个说法，就是印钞机一定会长期开工，而且会越来越厉害；第二，人民币汇率——如果管理层要给我们制造业10来年时间实现产业升级，提高核心竞争力——那么人民币汇率是相对稳定或者贬值的趋势——虽然人民币在国际上升值压力很大，但是升值后我们管理层的压力会更大——打个比方，就象女人的大姨妈一样，来了麻烦，不来更麻烦，为了不引起后面的大麻烦，女人都会选择前面的小麻烦——管理层的选择估计也是这个路数。
好了，前2者归结到一点就是，未来人民币发行量会很大，越来越大，比如，按照我们现在进出口不平衡导致外汇储备增长速度——兄弟简单用计算器按了一下，到2020年，我们的外汇储备将超过7万亿元！吓死人了，这意味着仅仅这一项印钞机就要生产25万亿的人民币，考虑到同时又要出口25万亿的商品——文盲们可以想想届时通货膨胀压力有多大。
所以，即使管理层能迅速启动土地这个巨大的货币蓄水池——考虑到我们现在经济总量已经很大，为了保8超发的货币很快就能填满土地这个池子，即使加上股市扩容加上房地产，这个时间也不会超过10年，这就是管理层只给上海10年的时间，或者说只给人民币国际化10年的时间。
那么，我们又有什么依仗呢？
首先给文盲们辅导一下一些基础知识。货币是什么？货币是一种符号，它本身没有任何价值（金属货币例外），它代表着货币发行者的信用，也是货币发行者的一种负债——请文盲们一定记住这个观念，很重要。
当央行每发行一元人民币，就代表国家对老百姓承担1元的负债。所以，货币发行者为了保持信用，往往要储备一定的物资（比如贵重金属，比如资源性产品）来证明自己具有对债务的偿还能力。
好吧，随着经济的发展，货币的信用——也就是国家的信用——对储备物资的依赖越来越不那么明显——货币的信用往往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包括经济实力与政治军事实力）的体现。
美元为什么强大？不仅是因为它的经济实力，而且因为它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具体体现就是70年代它弄了个石油美元体系，你要到欧配克买石油？没问题，但是必须用美元结算！仅此一条，各国不得不将美元作为国家主要外汇储备，仅此一条那怕是美国经济崩溃了，美元也能保持坚挺——反过来讲，美元保持坚挺，美国经济还会崩溃吗？所以，美元是有双重保障的，至少未来几十年内还是最可靠的避险货币。
欧元、日元的支撑是靠它们强大的制造业，只要这个基础不动摇，这2种货币就不可能崩溃。
好吧，人民币的基础是什么？当然是我们的制造业了。有一种观点是，制造业强大的国家不可能出现弱势货币，或者说货币国际化是一个迟早的问题。问题是，我们的制造业强大吗？你让人民币实行浮动汇率试试——估计中国的制造业立刻就死掉90%。这样的制造业也算强大？那么这样的制造业就是我们管理层实现货币国际化的支撑？
答案是否定的，管理层让人民币国际化最大的支撑或者依仗是，我们世界第一的巨额的外汇储备——或者说，世界第一的发达国家对我们的巨额债务！
好吧，我们现在就可以梳理出管理层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思路：你欠我的债务（巨额外汇储备），你以后会越欠越多（我扭曲汇率，出口退税，你敢干吗），如果你不想我逼债（抛售外汇储备），那你能不能先用点人民币？（贸易结算用人民币）。
哈，很好的思路啊。嗯，从理论上讲，甚至可以说这是一招妙手。
但是，兄弟又要泼个冷水了。
人民币要成为国际结算货币，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还要有一个开明健康的政治体制以及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更重要的是，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应有维护本国利益的勇气与决心。
别说是债务了，就是主权问题上我们给国际的观感是什么呢？湄公河上同胞被泰国军人枪杀；菲律宾扣押我们渔民还公开宣称没有必要给中国道歉；南海。好吧，按照外交部说法——中国有无可争议的主权——现在这个主权地方越南都弄了100多口油井了，我们2桶油到现在还没获得在自己“无可争议的主权”的越南的开采许可。纵观几千年历史，别说汉唐雄风了，就是腐朽软弱的满清时代也没见过东南亚土著猴子这么蹬鼻子上脸嚣张过啊。
主权问题上我们都如此软弱，债务，还真指望别人能当回事？对照最近的欧债危机，为什么我们提出以给人民币方式援助却被冷淡的拒绝，难道不引人深思吗？
所以，兄弟只能说，人民币国际化前景很不乐观——好吧，我换一个有点希望的说法，人民币国际化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日期：2011-12-10）
最近在DANG中央“大家今年喝茶，少干活”的指示下，兄弟确实闲得蛋疼，所以这里给文盲们开个宏观经济的扫盲贴。
首先从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名词说起吧。今年CPI连创新高，管理层也压力很大，高层表态几乎惊人的一致：“当前，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增长，控通胀。”现在第一个问题就出来了，何为保增长？通俗的说就是保8也就是保证GDP年增长率不低于8%。这个目标近几年似乎颇受民间诟病，一些所谓的经济学家还很是为此呼吁什么保8不可取，宏观经济应该调低增长率，重点是产业结构的调整等等。如果这些言论不是别有用心，我只能说这些所谓的专家无知到极点。在当下，管理层并不需要对选民负责，如果没有迫不得已的原因，管理层吃饱了没事干干嘛给自己定一个这么高的目标，万一有个闪失不就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吗？
那么保8的内涵是什么？
嗯，由于农村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加上制造业长期惨淡经营（中国企业平均寿命4.5年），导致每年新增失业人口规模巨大——这个数字有多少呢？2009年奥巴马访华时，我们的温总理亲口承认，我们的失业人口是2亿！可以想象，我们的就业压力有多么巨大。
在中国，一个GDP增长点大致能创造2000万个就业岗位，保8就是保证每年能新增1.6个亿就业岗位，基本解决就业问题。
所以，保8的核心是就业问题，也是保持社会的基本稳定问题。嗯，在我们这个社会保障体系非常薄弱的国家，想想如果有2亿人没有工作或者说没有饭吃，是个什么场景？这样你就能理解为什么保8或者保增长是管理曾的首要任务。
何为控通胀？
就是稳定物价，保证老百姓基本生活水平，也是保证社会的基本稳定问题。
好了，保增长、控通胀归结到一句话：让老百姓有个工作，有份工资，这个工资能混口饭吃。
说起来简直难以置信，一个外汇储备世界第一，GDP总量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一个经过30年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创造了惊人财富的国家，为什么进入21世纪宏观经济管理目标竟然如此低？
这话说起来就长了，兄弟简单的梳理一下这个脉络。在改革开发初期，邓公设计的发展模式是这样：发展增量带动存量改革（所谓先易后难的改革模式）。简单的说，就是先把蛋糕做大，再来解决分配的问题。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经过全国十几亿老百姓勤劳的工作，这个蛋糕是越做越大了，但是，分配的问题（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解决各阶层财富再分配的问题）却一直停滞不前，民间再怎么呼吁，管理层总是稳定压倒一切——好吧，现在的说法是和谐压倒一切。
问题就出来了，由于分配体制不动，那么每年的新增人口，城市化进程涌进城市的农民，下岗职工，这个规模巨大的低端人群的基本生活就只能靠经济增量来解决。从而形成中国经济独特的增量依赖症。
更严重的是，存量不动只做增量的模式不仅吞掉经济发展的全部成果，而且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以2010年为例，看看目前我们的分配体系。2010年GDP大致是40万亿的规模。
首先是财政与税收的抽水机：8万亿以上，去掉20%；再是垄断央企的隐性掠夺：大致是10%（2桶油、电信、移动、电力、金融等等）；还有个无法监督的印钞机：年平均CPI 算15%（仅2010年我们的GDP40万亿，货币发行量（M2）却是70万亿，相当于我们每创造1元钱财富，央行就发行了1.8元人民币。）另外，房地产要拿走一大块（15%—20%），物流还要拿走一大块（全世界收费公路有14万公里，其中10万公里在中国。加上名目繁多的进场费用——有媒体报道，农民卖1分钱的白菜进入终端后售价变为1.4元！）
剩下不到20%的财富才是全社会各行业，总人口80%以上分配，而且，各行业领头羊还要拿走这些财富的大头。（比如，白酒的茅台、五粮液，制造业的联想、海尔，通讯的华为、中兴等等）
这样全国绝大多数中小型企业，绝大多数老百姓只能分点面包渣了。
美国一个产业工人的劳动收入可以供养4.8人，德英法是1：6.8，韩日是1：3.8，我国劳动供养率为可怜的 1：1.1。
所以，在欧美国家1亿适龄劳动人口社会只需要提供2000—3000万个就业岗位就能保持社会稳定，不仅是因为他们分配体系的劳动供养率高，而且它们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在中国，1亿适龄劳动人口社会至少要提供8000万个就业岗位才能保持社会基本稳定，就是因为我们在分配体系中劳动供养率太低，而且社会保障体系非常脆弱。
所以，国外GDP能有2—3%增长，社会就一片欢呼，而我们至少要保 8才能维持社会稳定！
结论，嗯，我相信就是文盲都看出来了：分配体系严重不公平，政府拿得太多。那么，为什么政府要拿得太多呢？根源就在于政府职能的错位。
欧美国家一般都是小政府，权力受制约，政府只提供公共服务与产品，很少直接介入经济。而在中国，政府几乎就是全能政府，权力不受制约，政府当仁不让要主导经济，官员政绩当然就只能考核GDP，政府主导经济钱从那里来？必然通过财政与税收抽水机、印钞机集中资源与财富 “来办大事”。嗯，这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有某某特色的市场经济，兄弟的理解是用计划经济的一套来搞市场经济，简单的说，大致就是请个兽医来给人看病，不出乱子才不正常。
政府主导经济后果是有百弊而无一利。
首先是效率低下。这里就说一个盐巴的故事。中国的食盐可以说是一个政府亲自管理商品的典型例子。有食盐管理法，有专门的盐业总公司负责生产与经营，按照食盐管理法规定，食盐的出厂价由国务院管理（吓死人吧），销售价格由各级政府管理，按规定生产与销售利润都不得超过15%。这么一个严格的体系，你一定认为食盐应该管理得很好吧？那么，请你去趟超市，买袋盐巴，看看规格—— 一般都是500克一包，再看看价格。大致是1.5元—1.8元。贵不贵？可能你觉得不贵。好吧，请你按照这个规格换算成一吨食盐零售价是多少？哈，很多文盲都算出来了，是3000多元一吨，现在我告诉你食盐的生产成本大致是300元/吨，不知道你做何感想。这就是政府直接管理商品的效率！
其次，政府主导经济必然依赖投资拉动，导致产能过剩，通货膨胀严重。2008年次贷危机后，管理层出台了个4万亿刺激计划（实际上算上地方政府投入，已经达到10几万亿的惊人规模）。那么，这4万亿的钱从那里来？中央财政每年都是赤字，可能很多文盲都猜出来了，这4万亿很可能大部分都是川哥偷偷印出来的。所以，到了2010年后我们的CPI才会连创新高，神奇的猪肉又冲上20几元的高峰。
最后，政府主导经济导致财富浪费严重。
一方面财政年年以超过30%高速增长，今年已经突破10万亿的收入了！（感慨下），财政赤字却年年创造新高（从90年代到2010年，年年财政都是赤字，而且步步攀升，去年已经突破万亿），另一方面年终政府突击花钱数字也是年年创造新高（去年是2万亿，今年将超过3万亿）。
好吧，这个问题先打住。兄弟是谈经济不是FQ。下面我们再来谈谈管理层如何保增长，控通胀的问题，坦率的说，中国经济这盘棋确实难下啊。
保增长，就要靠经济3架马车：投资、消费、出口来拉动，但是，目前这3架马车都出现很大的问题。
首先看消费：居民储蓄率长期高达60%，消费在GDP比例长期在35%左右徘徊，过去依靠消费升级的模式来启动内需目前也到了瓶颈（从八十年代小家电——90年代家用电器——2000年房产与汽车），在目前房地产市场遭遇最严厉的调控背景下，消费市场更是低迷。
在中国持续高通货膨胀背景下，老百姓购买力急剧下滑，提升内需更是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去年消费在GDP比例已经跌到27%，今年5月后疯狂上涨的猪肉背后是百货业大幅度下跌。老百姓真的是穷啊。
这里兄弟要狠狠鄙视一下所谓的“拉内需，促消费”的说法。为什么这个口号天朝年年提却总是老大难的问题？因为这是个伪命题。只要有钱谁不知道吃好、喝好，玩好啊，用得着你来“拉”来“促”吗？问题是老百姓没钱啊，有钱都被你拿走了，还消费个PI啊。
再说说投资：过去20年在国内生产力不发达，基础设施不完善的情况下，投资成了拉动经济百试不爽的灵丹妙药，现在，中国制造已经行销全球，高速公路已经遍布全国，投资拉动不仅对经济正面作用越来越小，相反，产能过剩以及通货膨胀（2009年4万亿大单引发的恶性通货膨胀文盲们一定深有体会吧）等一系列投资带来的副作用反而成了影响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目前我国钢铁行业的过剩的生产能力达到了2亿吨；水泥生产能力达到18.7亿吨，已经远远超过实际需求，目前在建的400条生产线还将新增生产能力6亿吨；电解铝生产能力过剩600万吨，在建的还有200万吨……截至2009年第一季度，在24个行业中有19个行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哈，这还是2009年数据，现在只会更糟）。
产能过剩，必然要找出路。出路无非一个内消一个出口。国内消费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里兄弟要补充一句，最近几年宣传得沸沸扬扬的“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实质上就是为制造业过剩的产能找出路。好吧，农民可怜的钱包又得奉献一回了。至于出口，这更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
最后说说出口。
出口：加入世贸为中国制造打开了通向全球的道路，但是，扭曲的汇率导致人民币严重低估使进出口日趋不平衡，节节攀升的外汇储备已经成为越来越严重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
这里，专门为文盲们辅导一下汇率。嗯，这个很重要，非常重要。
什么是汇率？就是人民币兑换外币的比值。这个汇率由谁决定？当然应该由市场决定。比如，一美元可以买5双袜子，人民币要买相同数量品牌的袜子要5元，那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就应该是1：5。但是，在天朝，这个汇率却由政府制定，人民币被人为大幅度低估——嗯，这个兄弟承认，是有历史原因的。改革开发之初，我们急需大量外汇来购买发展所需的设备与技术。但是，当时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又没有任何竞争力，怎么办？于是政府强行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拉到1：8的高位，再加上出口退税政策（潜台词就是，我不赚钱，我亏本卖，美国大爷你总要买了吧），中国制造开始流出国门。最严重的是，2003年加入世贸后（兄弟一直猜测象天朝这种操纵汇率的国家美国居然同意加入世贸，很可能是别有用心），由于扭曲的汇率，导致进出口严重不平衡，外汇储备急剧上升。（文盲们可以自己查一下近10年我国外汇储备变化资料）
为什么进出口严重不平衡，很简单，因为扭曲的汇率加上所谓的出口退税政策，大家都只愿意出口，没人愿意做进口生意，因为出口亏本也赚钱，进口赚钱也亏本。看看我们中国制造行销全球，而进口什么呢？大致只有2样，其一，中国没有的资源性商品，比如中东的石油、巴西与澳洲的铁矿石、泰国的大米，其二奢侈类商品，比如日德的汽车、瑞士手表、法国化妆品、意大利服装等等。
这里专门解释一下一个奇怪的经济想象：为什么中国制造的同类商品国内价格远远超过国外。
原因无非3个，第一就是这个扭曲的汇率。第二就是我们的出口退税政策，这个所谓的出口退税隐藏着更荒诞的逻辑：为了补贴外国消费者，中国消费者需要承担更高的税、费。
资料数据：由于我国常年实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战略，每当外部发生危机，中国都会提高出口退税标准。比如，1998年，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将出口退税率提高到5%、13%、15%和17%四档。为了应对次贷危机，我国自2008年8月份起，连续7次上调出口退税率，综合退税率从9.8%提高到逾13.5%。
出口退税率提高了，财政收入却还在增长（抽水机厉害啊）。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2009年全国共办理出口退税6487亿元。但是，2009年财政收入去从08年6.1万亿增长到6.8万亿！。第三，就是我们高额的流通成本。（这个不展开，文盲们对多如牛毛的收费公路一定有体会。）
由于这个扭曲的汇率政策使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最近10年中国制造为全世界抑制通货膨胀发挥了重大作用，代价是中国老百姓承担了更大的通货膨胀。
知道3.2万亿美元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我们不但少了近20万亿的商品，还承担了央行为了按照现行汇率收购这3.2万亿美元多发行20万亿人民币的通货膨胀！
中国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勤劳的人民，我们起早贪黑，节衣缩食，就攒下这么点银行存款，结果却是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货膨胀）悄悄把我们的财富拿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是，近 20年，在没有战争，没有动乱，经济貌似欣欣向荣的局面下，作为人民币基础体系的元角分，角与分已经基本退出流通市场——这个现象不敢说绝后，但一定是空前了，要知道美元流通了几百年，现在美分都还在流通领域使用啊！
资料：经济学家时寒冰曾经做了一个测算，81年1万元人民币购买力相当于 2010年255万元！
文盲们看了这个有什么感想？好吧，老师再点拨你们几句，从2012年开始，先别急着找工作，先别急着把钱存银行，先仔细学习兄弟的帖子，再想想怎么开始保护我们自己的财富。对！在天朝，保护财富比创造财富更重要。
回到前面出口的话题，当前人民币处境确实尴尬：到底是升还是贬？
人民币该升还是该降？这是一个痛苦的问题，如果人民币升值，前面分析已经谈到，由于分配体系的问题，我们的制造业一致在微利边缘挣扎（天朝制造业平均利润率不超过5%），人民币稍微一升值，制造业立刻就会死掉一大片——今年温州跑路潮的背后就是人民币升值下制造业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如果人民币不升值，那么进出口继续不平衡，央行就只能继续发行更多的人民币来收购对外贸易获得的外汇，通货膨胀愈发难以控制，嗯，现在是3.2万亿外汇储备，如果继续增长到5万亿，甚至8万亿，后果简直不敢想象——而且外汇储备多了，放那儿也是一个头痛的问题。
嗯，这还不是最痛苦的，还有更痛苦的——更痛苦的是：扭曲的汇率不仅加剧了国内通货膨胀，而且还倍受欧美发达国家指责——吃亏还挨骂。
这里文盲们一定不解了，我们通过拉高汇率，低估人民币——实际是我们消耗资源的商品已经是亏本卖给你们了，怎么欧美发达国家还老是拿汇率说事，动不动给我们来个反倾销什么的？
欧美发达国家是一个完全市场经济的国家，市场经济最需要什么？是流动！虽然中国的商品是亏本在卖，而且收来的外汇也很大方的借给他们，但是对于欧美发达国家他们不仅仅要你卖商品，更重要的是他们也需要中国来买他们的商品，你操纵汇率形成商品的单向流动，人家当然要指责你了 ——他们也要保护自己的制造业啊。所以，国际上对于中国的反倾销政策大多是发达国家，象什么非洲、拉美国家什么时候听说过对中国实施反倾销的？不发达国家几乎没有什么商品可以卖给中国的，而中国商品亏本卖给他们，正好可以抑制本国的通货膨胀，偷着乐还来不及，怎么可能指责大方的天朝人呢？
好吧，我承认，欧美发达国家指责我们操纵汇率还有一个更深的目的，就是打击我们的制造业（这是另一个话题，这里就不展开了）。
现在兄弟把经济3架马车都一一做了分析，问题就出来了。对于宏观管理层而言，保增长与控通胀似乎已经成为不可兼顾的2难选择：保增长还是控通胀？
如果要保增长：则放开房地产市场调控、货币政策宽松化、人民币贬值——结果，货币流动性进一步泛滥，通货膨胀加剧，甚至很可能出现恶性通货膨胀。
一旦通货膨胀持续加剧，市场形成恐慌，想想32万亿居民存款，只要5万亿进入民生领域……（这个结果已经有经济学家做了推算，只要5万亿进入民生领域，我们的生活必需品立刻上涨100倍！文盲们，这还真不是在吓你。）
如果要控通胀：则货币政策从紧，人民币继续升值——结果，制造业大面积破产，经济一蹶不振。
中国经济这盘棋还真难下啊，所以，不少外媒以及经济学家已经做出预测：中国经济2013年将硬着陆！这里给文盲们解释一下什么是硬着陆——嗯，你站在30层高的楼顶上，再跳下去，当你的脑袋与水泥地面接触的时候就叫硬着陆。
中国经济2013年会硬着陆吗？或者说中国经济短期会崩溃吗？文盲们，谁来回答这个问题？
嗯，凡是回答“是”的先把手掌伸出来，老子先打10下再解释。
回答“是”的文盲你太小看我们管理层的智慧了，再给文盲们普及一个常识——在天朝体制下，做到政府高层的一定是这个社会最聪明的精英（私心、私欲什么的这里不探讨），而且在天朝体制下，管理层的政策选择面比西方国家政府要大得多——大得多是个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西方政治精英想都不敢想的事，我们不但敢想，而且敢做。
网上一句话很经典：中央在下一盘很大很大的棋，或者中央在打一盘很大很大的麻将。这句话来形容管理层的执政思路，还真有点靠谱，如果要更准确的描述，那就是：中央在挖一个很大很大的坑——嗯，文盲们别想歪了。
且听我一一道来。
给文盲们上课就是累啊，这么深入浅出的文章，你不认真学习，反倒置疑这里置疑那里，这是学习的态度吗？好吧，就算是置疑，你也要认真学习后再提问吧，看看你们质疑的问题：
其一，关于失业人口的问题，这个我不解释，这是2009年奥巴马访华时，我们的温总理亲口承认的，我们的失业人口是2亿。这个新闻网上一搜就有，你还不相信去问宝哥，就别来烦我了。
其二，为什么会有这样巨大的失业人口，兄弟一再强调，由于农村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加上制造业长期惨淡经营（中国企业平均寿命4.5年），导致每年新增失业人口规模巨大——这句话文盲们懂不懂，不懂再看10遍。
其三，关于为什么我们每年必须新增1.6亿岗位的问题，兄弟一再强调，我们与西方国家的差距是分配不公平，我们的制造业平均寿命不到5年，而且都是在微利下挣扎，所以整个经济对增量形成巨大的依赖，而西方国家不是这样。
就以劳动供养率为例——这个我已经说过，还得重复一遍。给文盲上课就是累。
美国一个产业工人的劳动收入可以供养4.8人，德英法是 1：6.8，韩日是1：3.8，我国劳动供养率为可怜的1：1.1。这个数字说明什么，从微观上讲，欧美一个家庭只要有一个人上班，就足以养活全家，年底还有存款出去旅游消费什么的，而我们呢？因为只有1.1的供养率，所以2口子上班，如果只是普通的工人或者工薪阶层，养一个小孩都困难，不得不啃老或者节衣缩食。而且西方国家失业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而我们普通老百姓家庭只要有一个人失业，生活马上就要出问题。
从宏观上讲在欧美国家1亿适龄劳动人口社会只需要提供2000—3000万个就业岗位就能保持社会稳定，在中国，1亿适龄劳动人口社会至少要提供8000万个就业岗位才能保持社会基本稳定，所以，我们在要压倒一切保8，西方就是0增长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嗯，一个劳动供养率就能分析这么多，文盲们，你提问时认真思考了我的帖子内容吗？
请注意，我的帖子是给你扫盲的，是用来学习的，质疑什么的，你先读10遍再说。
这个坑是什么？
这个坑就是建立货币蓄水池来容纳超发的货币。好了，这里兄弟就可以完整的描述一下管理层的执政思路：即保增长的前提下，建立货币蓄水池缓解通货膨胀压力，通过空间换时间，最终实现结构调整，产业的升级的目标。
嗯，很完美的思路。但是，必须提醒文盲们的是，货币蓄水池只能缓解通货膨胀，不能解决通货膨胀，是治标不是治本。
中国通货膨胀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2位数的CPI将在未来10年内悄悄偷走我们大部分财富。如果我们想保护好自己几十年的劳动果实，就必须学会投资与理财。其中存银行与买股票是最不赞成的投资理财模式。（提示：别相信统计局的数据与主流权威媒介报道）
所以通胀时代最紧迫任务是：保卫我们的财富——这个话题我在后面展开，现在，先让我们梳理一下，这个货币蓄水池是怎么建立的？通俗的说，就是过去管理层怎么挖坑，现在在挖什么坑，未来会挖什么坑，不把这些非常重要的问题搞清楚，文盲们就很难理解天朝经济的发展脉络，更谈不上预测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或者怎样保卫我们的财富。
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是92年（同比增长31.3%），93年（同比增长37.3%），94年（同比增长34.5%），由于缺乏吸纳货币的蓄水池，很快在94年出现极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国家公布的CPI数据就已经接近25%。所以94年后，国家管理层痛定思痛，开始了宏观建“坑”的历程。
第一个阶段货币蓄水池（1994年—2000年）就是让民生产业市场化（教育、医疗、房子）。这个坑但是确实是效果显著，不但飞快吸纳了超发的货币，控制了通货膨胀，还启动了内需。
但是，用绑架民生产业市场化来拉动内需或者是建立吸纳超发货币的后果是极其恶劣的，短短十几年时间，普通老百姓很快就发现自己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于是民怨沸腾消费愈加低迷，拉动经济越来越依赖投资和出口，形成经济上的恶性循环。
第二个阶段货币蓄水池（2000年—2011年），是股市与房市。
首先我来谈谈股市。天朝的股市好啊，至少在3个层面为管理层分忧解难。第一是为亏损的国有企业买单。在90年代亏损的国有企业是中央财政买单，这让中央财政不堪重负，几乎陷入快要崩溃的地步，后来老朱弄了个分税制——税收中央拿大头，逼着地方成了吃饭财政——才算缓了口气，但还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是，股市一出来，问题解决了，亏损国有企业由股民买单了。2000年3.15老朱答记者问时是这样说的：“中国的股票市场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文盲们在炒股票前建议学习这段话，至少10遍。
第二就是货币蓄水池了。资料，美国股市扩容到800只股票，用了100年，香港股市扩容到800只股票也用了33年，中国用了20年时间，已经发行了 2000多只股票————文盲们在炒股票前建议学习这些数据，至少10遍。
第三，就更不得了，吸纳超发的货币再蒸发掉。资料：从2003 年开始，中国外汇储备节节攀升，货币供应也越发难以控制，2003年我国货币供应21.92万亿元，到2007年已经达到40.34万亿元，于是2007 年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压力空前巨大。这使得通过股市蒸发财富，消灭购买力成了重要的选项，随后中国股市惨烈大跌，到2008年10月，深沪2市蒸发的市值已经超过20万亿元！无数升斗小民数十年积累的财富被洗劫一空，但，通货膨胀却总算抑制住了。
提醒：2007年5月首先是猪肉价格飞快突破20元大关，5月30日，股市突然惨烈大跌，时间节点上惊人的重合耐人寻味。2010年开始物价一路攀升，股市也连连下跌，惨不忍睹。
结论：在通胀压力巨大的时候，股市不可能出现牛市（想一想，如果牛市了，股民解套了把资金投向民生领域，通货膨胀更加无法控制），所以，在你生活压力最大的时候，往往股票都只能割肉——很残酷，却是真实的经济真相。所以，炒股票研究什么K线图还不如关注猪肉的价格走势——文盲们在炒股票前建议学习这段话，至少10遍。
好吧，我承认，天朝的股市不仅仅是一个货币蓄水池，它还是一口锅，嗯，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蒸发财富的锅。（好吧，我承认，全世界的股市都有在关键时刻做锅的职能，原因很简单——货币超发，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超发的货币找不到出路时就只能蒸发掉。）
下面再来谈谈房市，这是一个牵动很多文盲神经的问题。
要把房市说清楚，非得单独开个帖不可，兄弟这里就偷偷懒简单的输理一下房市的脉络以及房市为什么充当货币蓄水池的，文盲们如果看不懂，那也没办法，天朝经济最精彩的是未来，兄弟还有很多东西要写啊，手疼。
第一个问题，中国房市是如何绑架地方经济的？
94年，面对窘迫的中央财政，老朱弄了个分税制。何为分税制？就把税收分为国税与地税，这可不是简单的多挂了个牌子的问题——它孕育的深刻变化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那么，分税制是怎么切割这个税收蛋糕的？税收大致分为4块：所得税、关税、流转税、营业税，国税拿走前3块（大致占总税收的80%以上），地方就只留下可怜的营业税了。这个分税制一下子让中央富得流油，全国80%以上的地方政府立刻就变成吃饭财政——所谓吃饭财政，就是每年为吃饭而奋斗的财政。好吧，中央为了安抚地方95年又出台了个政策：地方出让土地时，土地出让金90%归地方所有——文盲们学习这段历史有点领悟没有？
但是，在商品房市场没有启动的时期，地方政府就是卖地也没几个买家啊，吃饭财政还是吃不起饭。于是98年国务院又取消了福利分房，同时又启动银行按揭——商品房市场正式启动。当时，老朱很清楚在分税制下这个商品房盒子打开会有什么后果，所以，还在这个盒子上设置了一道保险——当时设计的住房改革方案是这样的，低端人群用廉租房解决，普通老百姓政府建设经济适用房解决，高端人群才是用商品房解决居住问题。必须承认从98年到2003年，中央投入好几百个亿，大致解决了700万人口的经济适用房的问题。到了2003 年，住建部出台了一个文件：核心是用“带保障性质的商品房”替代了经济适用房，这下就是把盒子上的保险拆掉了，把所有的人都推向了商品房市场，人为制造了规模巨大的刚性需求——房地产一下子就火了起来。
房地产就这样绑架了地方政府，所以，每每中央一调控房市，地方第一反应就是抵制，能不抵制吗？税收大头你都拿走了，地方就靠点卖地收入来吃饭了，你调控房市不就是调控机关干部职工的饭碗吗——这还真的一点不夸张，每次调控房市，只要房市一低迷，很多经济不发达的地方政府真的连公务员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中央宏观调控房市无用，反而是每一次调控房市后都迎来房价的迅猛上涨？
这个问题文盲们一定会抢着回答：因为房地产绑架了地方政府，地方抵制所以没用。那你们就又错了，兄弟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地方抵制对宏观调控影响很有限。原因很简单，不仅地方的帽子在中央拎着，更重要的是所有的货币政策金融工具都掌握在中央手中，这些才是对房市有决定性影响的砝码。比如，现在房市低迷是什么原因？不仅仅是限购——那只是对那么几十个一线城市有影响，真正对全国绝大多数城市有影响的是限贷！
好了，那么中央宏观调控房市为什么无用呢？
请看下面一组数据。2001年我国货币供应量为15.28万亿，2002年为18.32万亿，2003年为21.92万亿，2004年为25.01万亿，2005年为29.6万亿，2006年为34.55万亿，2007年为40.34万亿，2008年为 47.51万亿，2009年为60.62万亿，2010年为72.58万亿。对比期间房价增长趋势，与货币增长趋势惊人一致。
文盲们现在明白了吧，调控房市为什么无用？因为印钞机太厉害了，而且房市又要发挥货币蓄水池的作用——一方面超量发行货币，超量发行货币又要赶到房地产这个蓄水池里，一方面又要宏观调控房市——抱薪救火，火不越烧越旺那才是怪事呢。
第三个问题最有意思，既然中央宏观调控房市无用，那为什么中央还要经常坚持调控房市呢？
首先，必须得承认，管理层一定比兄弟聪明10倍，那么，为什么连兄弟都知道中央宏观调控房市无用，还要坚持调控呢？这个原因兄弟琢磨了很久才算明白。
宏观调控的深层原因：增加房地产市场政策变数，抑制制造业资金过快流进房市。这个问题目前已经非常严重了，我们制造业的领头羊比如海尔、联想、首纲等等最近纷纷介入房地产，这在西方是不可想象的。大家都热衷参与财富分配而不是财富创造，大量制造业资金流入房地产，不仅推高了地产泡沫而且使产业空心化越来越严重，产业空心化后果是什么？是经济沙漠化！后果可能比经济硬着陆更可怕。
第四个问题：房地产在天朝经济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这是一块硬币的2面，发展房地产好处是明显的，弊端也很明显。好处当然很多，首先是消费的主力，去年全国社会消费额是12万亿，房地产就占了6万亿，半壁江山啊，然后它可以直接带动50几个行业，保8中至少有2个点是房地产贡献的，最后房地产发展可以带动大量资源性产品（比如铁矿石）的进口，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目前进出口不平衡的现状。
弊端也很明显。高房价吞噬了老百姓那点可怜的财富，房市火爆的背后是消费愈加低迷，过去我们的消费在GDP比例好歹也有个35%（美国是70%），去年已经跌到27%。拉动经济越来越依赖投资和出口，形成经济上的恶性循环。
好了，第二个阶段（2000—2011）的货币蓄水池先就说这么多了，下面，我将谈谈文盲们最感兴趣的未来10年天朝经济发展趋势的问题。哈，给点奖赏吧，兄弟熬夜打字也很不容易啊。
首先，严重鄙视一下论坛中那些打着所谓高手招牌的文盲，他们所谓预测天朝经济走势不仅不靠谱，而且基本都是胡说八道。现在让老师教你们一个简单的常识，在天朝，要研究经济首先要研究政治，要研究政治首先要学习中央文件，连起码的中央文件都没读过，奢谈什么未来经济走势——什么黄金啊、美元、股市什么的，不是胡扯吗？我承认，国际经济形势对我们的经济走势有影响，但是，决定性的因素，特别是决定我们经济中长期的因素在我们内部，在管理层思路里，具体就是在中央各种文件中。
好了今天很累了，明天继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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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1年12月11-13日）
文盲们要跟上进度，下面要讲的非常重要，建议文盲们至少要学习10遍，因为下面写的每一句话如果你认真思考，反复思考，可能对你都是一次重大机遇。
天朝未来10年间将建立一个系统的货币蓄水池，事实上只要有足够的货币蓄水池吸纳超发的货币，在印钞机帮助下，保增长好象还真不是特别困难的事。
2011年——2020年货币蓄水池：
短期：房市+股市
中期：股市+土地+垄断领域向民间开放（去年有个国务院36条大致讲的就是这个垄断领域向民营资本开发，但是这个兄弟很不看好，所以，基本可以无视这个货币蓄水池）
长期：人民币国际化。
这么写文盲们一定很难理解，那么老师就稍微展开一点，决定未来10年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的将是3个改革：股改、汇改与土改。
先来说说股改。
股改有2个方向：全流通与国际版。
何为全流通？过去我们的股票市场颇具中国特色，一只股票上市分为法人股与流通股。法人股一般要占70%左右，但是却不准上市交易流通。真正流通的只是30%左右的流通股。这个特色导致股市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嗯，上市公司不分红，股民木有法；上市公司造假乱来，股民还是木有法；上市公司操纵股价剪股民羊毛，股民还是木有法；谁让股民只是没有决定权的小股东呢？
插一句：在天朝做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法都是只保护大股东（特别是控股股东）权利，小股东被欺负，法律的潜台词只有2个字：活该！（所以，文盲们要去别人合作弄个公司，请记住，自己所占股份一定要超过1/3！！！）
回到全流通的话题，这让中国股市真正与国际接轨。貌似西方媒介对此评价很高。但是，兄弟却并不这样乐观。在天朝体制下，即使全流通你能真正指望收购优质企业资产不受方方面面干涉？你能真正指望上市公司独立性加强，不受方方面面影响？举一个例子，比如兄弟发财了，收购了茅台51%的股份，我能冲到茅台公司宣传兄弟担任董事长？哈哈，没有贵州省委书记点头，没有中央国资委大佬点头，别说兄弟只是收购茅台51%股份，就是收购茅台100%股份，兄弟也只是一盘菜啊。
所以，全流通核心还是把股市这个货币蓄水池做大，好吧，是把这口锅做大，以一个美丽的愿景吸纳更多的超发货币。
国际版更不用说了，让国外公司在天朝上市圈钱，还是做大锅的思路。唯一的区别是以前股民听的是上市公司讲天朝故事，今后也可以听听上市公司讲外国故事了。
这里兄弟耐着性子再给文盲们讲讲我对股市的个人看法。股票，兄弟是绝对不沾的，有闲钱兄弟宁愿去做慈善（当然不是捐给郭MM），也坚决不买股票。
文盲们如果要炒股票，请一定先思考2个问题，第一，天朝股票本身有价值吗？嗯，A股市场股票市盈率一般是50—60左右，创业版就更高了。50倍的市盈率是个什么概念？就是你今天投资100元，大致要50年后才能收回投资。嗯，50年后100元顶多就是买包卫生纸了，且慢！你能拿到卫生纸还有3个条件，上市公司能活50年（中国企业平均寿命不到5年）；上市公司50年内都象上市报表那样一直赢利（可能吗？上市公司的赢利报表文盲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啊），上市公司一直坚持年年分红（猪都要笑了）。别说是50倍就是10倍市盈率也不能去啊——最后归结到一句话，天朝股票本身没有任何价值。
第二个问题，没有价值的股票，我能赢利吗？没有价值炒股实际就是打麻将了，这是一个0和游戏，也就是股民A要赚钱必须是股民B亏钱。其实，如果纯粹打打麻将兄弟并不反对——问题是现在这个麻将桌上还坐着一个庄家或者上市公司，这家伙在我们只能打13张牌的时候，它要拿15张牌而且还可以无条件看我们的牌——嗯，如果这样的麻将你还要去玩，兄弟只好大声说一句：把钱给我吧，我一定比上市公司表现得更好。嗯嗯，我承认，我起了邪恶的念头。
下面我要谈谈汇改与土改，与股市这个死气沉沉的大锅相比，后2个更有点意思，特别是土改，兄弟保证，当我把这个东西讲清楚后，文盲们一定会心潮澎湃的。
有些文盲就是急，帖子还没认真学习过，就说什么，让我直接告诉你该怎么做就行了。说这种话的人几乎可以算是深度文盲，不把一些基本的经济脉络讲清楚，我直接抖结果你信吗？那我现在告诉你，嗯，把钱给我，别去买股票——你会给我吗？
闲话少说，下面兄弟开始谈谈土改——嗯，说是惊天动地的土改一点都不过分。谈土改之前老师先教教文盲们怎么解读中央文件或者政策。
比如，今年宏观管理基调是收缩流动性——降息、上调准备金率什么的，怎么解读？这些政策的潜台词就是：今年大家喝茶吧，少干活，什么投资项目先缓缓。嗯，读懂了这个潜台词你今年大致就知道怎么做了，如果你不信一定要逆势硬上什么投资项目，除非特殊情况，否则结果一定不会好。
那怎么预测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或者脉络？告诉大家一个基本常识，现在发生的是前10年宏观布局决定的，那么未来要发生的，一定是这10年宏观布局决定的——文盲们仔细体会一下这句话。
嗯，老师的耐心很好，再详细解释一下。比如，在90年代，你如果注意到94年的分税制，注意到 95年国务院出台的土地出让金归地方所有，注意到了98年取消福利分房，那么你一定能预测到未来10年房地产将迎来一个空前发展机遇，嗯，即使你在 2000年一无所有，如果坚持10年炒楼，现在至少也是几百万身家了，如果你在2000年有点钱，开始投入做开发，加上运气好遇到象兄弟这样的智者，好吧，你现在一定在什么财富榜的某个名次上待着，哈哈。
说一个真实的故事，我有个朋友是做地产开发的，他家里2004年请了个保姆，农村来的。我们有时去朋友家喝酒，顺便吹吹牛什么的，他家的保姆就端着一张小板凳静静的在一旁听着——我们谁也没在意。那保姆心思单纯，听了很多宏观经济的东西也不大懂，就明白了一个道理——房价要涨。于是，从排队炒号开始，一有空就去排队买号卖号，后面开始卖房炒房，坚持了7、8年，现在拥有3套房产，净资产早就过百万了——一个农村来的中年妇女，你能想象吗？这个故事你信不信？反正我是相信了，记住，思想就是财富，观念就是生产力。
回到前面的话题，如果说未来要发生的，一定是这10年宏观布局决定的——那兄弟的问题就提出来了：
2004年，第4代管理层执政的第二个年头，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说的什么？嗯，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说的又是什么？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2007年、2008年一直到2011年……谁能准确回答？老师请他去东莞桑拿一条龙。
答案是连续8年，中央一号文件都只有一个主题：农村！惊天动地的8个中央1号文件啊！都只有一个主题—— 农村、农业！什么是战略布局，这就是最大的战略布局，什么是中央在下一盘很大很大的棋？这就是中央在下的一盘很大很大的棋！文盲们有点震撼吧，嗯，震撼的还在后面。
提2个大家很熟悉的名词——“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知道它们的核心内涵是什么吗？是土地确权！什么是土地确权——就是农民的土地，不管是承包地还是自家的宅基地，国家要给他们发国土证了，这个证含金量很高，因为它可以买卖、流转、抵押！一句话，8亿农民很快就会成为有产阶层——要富起来了。
以前农转非很难，是每个农民的毕生的梦想；以后非转农会更难，大致也会成为很多城市人的梦想，你信不信？现在女孩子找老公是要有车有房，以后也许会变成有地有田，你信不信？
再告诉一个故事。2009年10月在成都都江堰一个乡里，3000多农民第一次拿到盖着鲜红大印的国土证，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当时在场有一个身份特殊的人物——文盲们别猜了，都错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他在场就干了一件事，把农民签字的原始单据带走了，放进国家博物馆里，和什么放到一起？和78年第一份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农民的原始签字单子放到一起——文盲们自己深深体会一下这个故事的内涵与重大意义。
惊天动地的土改，还不仅仅是土地确权，管理层对于土改的战略布局大致有3个方面。第一是土地确权，第二是扩权强县：这几年中央出台了很多政策，对产业转移、土地政策向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倾斜都做了系统的安排，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发展将迎来一个黄金的10年。今年地方政府换届年，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换届后，一些小县城悄悄升级为副厅级。这就是扩权强县的先兆。
第三是布局建设农村金融机构。我们都知道，现在各大银行已经基本退出了农村市场，但是农村的土改以及发展中小城市与城镇又必须要金融机构支撑。嗯，大家一定都听说过小额贷款公司吧，小额贷款公司下一步发展方向就是为新土改服务的村镇银行。
土地确权创造中国一个规模庞大的有产者，仅2.4亿亩农村宅基地就将释放数十万亿的财富，这不仅是一个巨大的货币蓄水池，更重要的是中国新的内需启动强劲的消费力支撑。农村金融机构的建设为土地流转、抵押、买卖提供金融服务，农民进城与扩权强县不仅加快了城市化进程，而且为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发展创造一个黄金的10年。农民进城加上城市新增人口在未来10年就将创造2000亿平米的住房需求，这些需求绝大部分都将释放在中小城市与小城镇。
文盲们一定心潮澎湃吧，嗯，兄弟再给你们加点温。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的农村城市化进程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2件大事。请注意，在这老头看来，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2件大事只有中国的农村城市化进程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甚至中国的农村城市化进程还排在美国高科技发展的前面。
文盲们一定很激动吧，嗯，兄弟给你们降点温——在兄弟看来，这老头是不是把中国的农村城市化进程拨高了一点，兄弟估计再影响10—20年没什么问题，影响整个21世纪，兄弟保留意见——谁叫老头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呢，又不是什么脊梁奖。
不过，兄弟还是很有点佩服管理层的，在存量不动，依赖增量的难局下，居然给他们设计出这么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大智慧啊。兄弟估计至少可以保证中国未来10年的繁荣，想变天的文盲就只有继续等待了。不过这里孕育的机遇文盲们有感悟吗？嗯，建议你们多读我的帖子，至少10遍。
明天兄弟要讲汇改，与土改相比这可是一个异常艰难的破冰之旅，不过有学习精神的文盲认真学习应该也能看到一个重大机遇。
PS：别乱猜我的身份，兄弟既不是什么专家也不是体制内的人，兄弟写贴纯粹是一片丹心在玉壶，不知不觉都快15000字了，文盲们鼓掌吧，这么规模的字数意味着兄弟至少在键盘上花消了10个小时以上的时间，现在连我开始钦佩我自己了，扫盲真是用心啊。另外，这个帖子出来后，遭到很多漫骂——好吧，兄弟这里负责的说一句，这些漫骂兄弟的人绝大多数真不是什么5毛，他们是真文盲，或者说是深度文盲，嗯，深度文盲与普通文盲的区别是，普通文盲通过认真学习我的帖子基本就可以重新做一个自己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而深度文盲基本就只能听自己想听的话，好吧，我换一个说法，深度文盲即使兄弟这样的大知识分子也是很难挽救的。
嗯，谈汇改前，建议文盲们先学习一下前面普及的汇率知识，免得跟不上进度。这里再罗嗦一句，别看前面兄弟就写了1万多字，但是所包含的内容之丰富，意义之深刻即使是最有想象力的文盲都想象不到的，嗯这么说吧，当今社会80%以上社会现象、经济现象，如果认真学习我的帖子基本都能找到答案，你信不信？嗯，找个时间，老师专门展开来谈谈这些问题，文盲们只需要找个凳子听讲座就行了。
闲话少说。谈到汇改，第一个问题就出来了，什么是汇改？管理层希望通过汇改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嗯，不用举手了，老师闭着眼睛也能猜到你们的答案：汇改就是汇率改革，汇改的目标是使人民币保持一个适当的汇率，使我们的进出口保持平衡。
很好，这么回答的可以说是已经认真学习了前面的帖子，但是，老师要告诉你们的是——你的答案错了。
分析经济问题，特别是天朝经济问题，文盲们一定要掌握一个基本的思维脉络：管理层最核心的目标是什么？保增长控通胀，保增长在印钞机帮助下难度不是很大，那么控通胀呢？就需要挖坑——或者建立货币蓄水池来实现。
好了，兄弟前面讲过，从2011年开始第3阶段的货币蓄水池是什么？
短期：房市+股市
中期：股市+土地
长期：人民币国际化。
对，汇改的真正目标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坑，管理层雄心壮志要把货币蓄水池建到国外去，让全世界人民与中国人民一起来分担人民币超发的痛苦。近几年管理层在国际交往中很大部分精力都在弄这个事。09年涛哥宝哥在亚非拉国家转了一圈，据说就悄悄弄了几千亿人民币出去。这个传说兄弟觉得还是比较靠谱——在承诺援助、优惠利率等葫萝卜刺激下，让一些小国答应贸易用人民币结算甚至将人民币作为储备外汇，一些吃饭都困难的国家可能还真抵挡不了诱惑。
但是，对于发达国家就是两回事了。最近欧债危机，天朝开始还口口声声要援助，后来怎么外交部又发表声明改口了呢？原因很简单，天朝最初承诺援助，但是提出，给人民币行不？人家直接就拒绝了，好吧，宝哥退了一步——只要承认我们是完全市场经济国家，我们就援助，人家还是不答应——欧洲政客真他妈牛比啊，要天朝援助嗯还不准有条件，可能他们已经习惯了天朝过去无条件援助吧——最后才逼得外交部发了个声明。
好了不扯远了，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人民币国际化确实很难很难。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地位，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心目中即使不算一钱不值也差不多了——白送别人都不要啊！（文盲们如果在这里能够问个为什么，老师就非常欣慰了）但是，我们管理层却很乐观。
2009年，国务院出台了一个文件，内容是：2020年将上海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文盲们，看到这个文件，有什么感受？好吧，我承认这个问题有点难度，那老师换一个说法：假设你穿越了，醒来后发现自己回到1957年，嗯身边正好有一份人民日报，把拿起人民日报，入目赫然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标题：3年内赶英超美！！！请问，你是什么感受？好吧，老师告诉你，我看到国务院要在10年内上海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感受与你穿越后的感受是一样的。
现在世界上称得上国际金融中心有2个，一个在伦敦，一个在纽约，这2个城市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文盲们知道花了多少时间吗？200年。而且这200年还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实现的——19世纪，大英帝国是最强大的日不落帝国，20世纪美国通过2次世界大战成为最强大的超级强国，那么管理层有什么依仗能够让上海在10年内实现前者200年达到的目标呢？
嗯，老师的问题出来了：管理层（一定比兄弟聪明，肯定比大多数文盲更厉害）究竟是什么迫不得以的原因，要在10年内将上海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
PS：今天喝了酒（不是喝茶哈）就先这样了，明天继续更新。
好吧，老师今天把课程进度放一放，先专门开堂课程给文盲们做个心灵的洗礼——你们为什么被称为文盲。
嗯，文盲与正常人的区别是，正常人能够独立思考，而文盲在天朝教育体制下，除了会考试，已经基本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规律是书读得越多，人越傻，而且因为书读得越多，越不认为自己傻。你信不信？
假设，你被别人卖了，还在帮人数钱，你觉得自己算不算文盲？嗯，你也许说，啊，那是我一时糊涂；好吧，假设你被别人卖了，帮人数钱后还在一个劲对卖你的人鞠躬感谢，你觉得自己算不算文盲；嗯，你也许还可以找理由为自己辩解；好吧，假设你被别人卖了，帮人数钱后还在一个劲对卖你的人鞠躬感谢，现在你已经在被卖的家里过上了新的生活，你天天被打被虐待，你痛苦不堪，直到这个时候，你除了了咒骂虐待你的人之外，居然还是对卖你的人一片感恩戴德的声音：他那时对我多好啊，卖我前至少天天让我吃饱饭——这样的你算不算文盲？
好吧，老师下面要讲的故事，故事讲完后，90%的文盲如果你还有那么一点基本的良知——你一定会突然发现，啊，原来我就是那个被别人卖了，还怎么怎么样人啊 ——这个时候，你是否能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是文盲，开始认真学习老师的帖子呢？否定自己是痛苦的，但是没有这个痛苦的过程你们怎么能重获新生呢？
现在老师就来讲讲一些冰冷的经济真相——心理承受能力不好的，可以直接跳过。
老师在前面说过，现在发生的是前10年宏观布局决定的——这句话你们认真思考了吗？
现在网上很怀念90年代，对于90年代个别管理者很是推崇，好吧，兄弟承认，某个管理者有些话确实——嗯，很有魄力。但是，对于一个人的评价，我们不仅要听其言，更应该查其行，那么，90年代的经济政策究竟对于我们现在的生活产生了那些影响呢？
90 年代有3件影响深远的经济政策——分税制、加入世贸、民生产业市场化，下面我们对这3个经济政策一一分析。
首先说说分税制。分税制使大多数地方财政成了吃饭财政。大家能否体会吃饭财政的意义？网上有很多照片，描述的是在我们乡村，学校和孩子的学习环境已经恶劣到无法形容的地步，嗯，这个现象的背景原因你思考过吗？好吧，我承认，这是我们地方政府不作为，那么，为什么不作为呢？核心就是这个吃饭财政啊，没钱，怎么作为？还有更可怕的，我们经常谈粮食危机、水源危机什么的，导致这些危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水利工程年久失修，欠帐太多，为什么会年久失修，欠帐太多？还是因为地方政府没钱——什么3公消费挤占财政的问题还真不是导致地方财政窘迫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还是这个分税制。
好吧，因为分税制，任何一个地方行政首脑——不管他是私欲膨胀，还是真的打算造福一方（换了你我上台也是一样），他想有所作为，必然是拉高土地价格（也就是推高房价）来获得城市发展必须的资金。
这个分税制展开还可以写很多很多，现在不是有学者开始呼吁什么“地方财权与事权不统一”——好吧，文盲可能对这句话不好理解，我换一个说法——现在有学者开始呼吁——要让马儿跑，要给马儿吃草！很简单的道理，还需要呼吁！真是悲哀啊。
文盲们，当你买不起房蜗居的时候，当你看到破败的乡村教室愤怒的时候，当你目睹干旱的田园破烂的水利痛心疾首的时候，你思考过这一切的根源在那里吗？
我们再来谈谈民生产业市场化。
嗯，民生产业市场化让我们中央财政卸下了包袱，不仅建立了第一个货币蓄水池，还用绑架民生的手法启动了内需，代价呢？仅仅是老百姓自己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吗？
老师这里举2个例子。
前段时间出了个小悦悦事件，反映出国人近几年道德严重滑坡 ——为什么道德会严重滑坡？请你想想2个职业：教师与医生，这是2个什么职业？请你想想2个场所：学校与医院，这是2个什么场所？嗯，所有人都知道，前者是2个最需要道德的职业，后者是2个最需要讲道德的场所，现在这2个行业都商品化了、市场化了——结果就是最需要守护社会道德底线的行业无法讲道德了，要自谋生路，经济效益优先了，请问，整个社会的道德能不大面积滑坡吗？在民生产业市场化之前的80年代或者90年代初期，中国人的道德是现在这个样子吗？
喝口水，再讲第二个例子，文盲们一定都看过一个新闻报道——中国滥用抗生素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因为滥用抗生素我们的体质被破坏，我们的免疫力大幅度下降……为什么会滥用抗生素？原因很简单，因为医疗产业化了，医院只能靠以药养医的模式生存，好吧，给文盲透露一下，任何医院抗生素销售都要占到医院药品收入的70%以上！明白了吧。而在西方国家，任何一个医生本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在使用抗生素非常谨慎。这里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文盲们，当你们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的时候，当你们为国人道德滑坡痛心疾首的时候，当你们为滥用抗生素担忧的时候，你思考过这一切的根源在那里吗？
最后谈谈加入世贸的问题。
前面已经说过，在扭曲的汇率加加入世贸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大规模把破坏资源生产的商品以成本价什么亏本卖给全世界！意味着外貌出口企业每赚一分钱都赚的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钱，意味着越来越高的外汇储备以及越来越无法控制通货膨胀。
好吧，这一切的根源在那里？
现在，老师已经完整分析了90年代3个影响深远的经济政策，不客气的说，这3大政策好处是让存量不动只做增量的模式至少延续了20年生命，代价却是中国老百姓整整几代人的命运——但是，网上对于90年代3大政策的某个领导人却是一片感恩戴德的声音！！！
你们自己说说，自己算不算那个被人卖了还怎么怎么样的文盲？就这样没有基本思考能力的文盲还奢谈怎么推进天朝民主化进程，哈，就是给张选票给你也是被忽悠的命啊。
还是学学老师吧，坐下来认认真真写贴开启民智——真是任重道远啊。
文盲们想把想老师把棵上下去？如果是就别谈敏感话题，别涉及具体人物，否则老师也不是无畏的，老师也有担心的东西，太多敏感话题，我就好弃楼。
文盲们大可以谈经济问题，嗯，这是一根红线，别涉及政治。
上贴内容已经很尖锐了，实在是看着文盲恨铁不成钢，后面不会越红线了。坦率的讲这个帖子所涉及的内容大多数文盲还没有质疑的能力，你们只要认真学习就够了。
上课之前，先说点闲话。嗯，最近跟贴很活跃，这个老师很欣慰 ——说明一大批文盲开始学习独立思考了。不过，貌似大多数文盲提的问题——实际上根本还不能称为问题——知道我为什么要文盲们学习帖子至少10遍吗？或者为什么老师一再强调这个帖子里的内容之丰富即使是最有想象力的文盲也想想不到的吗——因为你们大部分问题的答案都在帖子里，老师希望你们自己去找出答案。嗯，这个很重要，非常重要。
闲话少说，下面我们继续谈汇改。
前面我已经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管理层为什么只给上海留了 10年时间来建立国际金融中心？是迫不得已还是别有依仗？
准确的说，应该是2个原因都有。
首先让我们来复习一下管理层的执政思路：即保增长的前提下，建立货币蓄水池缓解通货膨胀压力，通过空间换时间，最终实现结构调整，产业的升级的目标。
好吧，这个思路有 2个关键，第一是保增长；第二是货币蓄水池足以控通胀。
那么怎样解读保增长的前提下，中长期政策的规律？兄弟觉得有2点，其一，货币政策一定是宽松化的（过程中会有适度调整，但是从中长期来看一定是宽松化的货币政策）——文盲们可能不好理解，好吧，兄弟换一个说法，就是印钞机一定会长期开工，而且会越来越厉害；第二，人民币汇率——如果管理层要给我们制造业10来年时间实现产业升级，提高核心竞争力——那么人民币汇率是相对稳定或者贬值的趋势——虽然人民币在国际上升值压力很大，但是升值后我们管理层的压力会更大——打个比方，就象女人的大姨妈一样，来了麻烦，不来更麻烦，为了不引起后面的大麻烦，女人都会选择前面的小麻烦——管理层的选择估计也是这个路数。
好了，前2者归结到一点就是，未来人民币发行量会很大，越来越大，比如，按照我们现在进出口不平衡导致外汇储备增长速度——兄弟简单用计算器按了一下，到2020年，我们的外汇储备将超过7万亿元！吓死人了，这意味着仅仅这一项印钞机就要生产25万亿的人民币，考虑到同时又要出口25万亿的商品——文盲们可以想想届时通货膨胀压力有多大。
所以，即使管理层能迅速启动土地这个巨大的货币蓄水池——考虑到我们现在经济总量已经很大，为了保8超发的货币很快就能填满土地这个池子，即使加上股市扩容加上房地产，这个时间也不会超过10年，这就是管理层只给上海10年的时间，或者说只给人民币国际化10年的时间。
那么，我们又有什么依仗呢？
首先给文盲们辅导一下一些基础知识。货币是什么？货币是一种符号，它本身没有任何价值（金属货币例外），它代表着货币发行者的信用，也是货币发行者的一种负债——请文盲们一定记住这个观念，很重要。
当央行每发行一元人民币，就代表国家对老百姓承担1元的负债。所以，货币发行者为了保持信用，往往要储备一定的物资（比如贵重金属，比如资源性产品）来证明自己具有对债务的偿还能力。
好吧，随着经济的发展，货币的信用——也就是国家的信用——对储备物资的依赖越来越不那么明显——货币的信用往往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包括经济实力与政治军事实力）的体现。
美元为什么强大？不仅是因为它的经济实力，而且因为它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具体体现就是70年代它弄了个石油美元体系，你要到欧配克买石油？没问题，但是必须用美元结算！仅此一条，各国不得不将美元作为国家主要外汇储备，仅此一条那怕是美国经济崩溃了，美元也能保持坚挺——反过来讲，美元保持坚挺，美国经济还会崩溃吗？所以，美元是有双重保障的，至少未来几十年内还是最可靠的避险货币。
欧元、日元的支撑是靠它们强大的制造业，只要这个基础不动摇，这2种货币就不可能崩溃。
好吧，人民币的基础是什么？当然是我们的制造业了。有一种观点是，制造业强大的国家不可能出现弱势货币，或者说货币国际化是一个迟早的问题。问题是，我们的制造业强大吗？你让人民币实行浮动汇率试试——估计中国的制造业立刻就死掉90%。这样的制造业也算强大？那么这样的制造业就是我们管理层实现货币国际化的支撑？
答案是否定的，管理层让人民币国际化最大的支撑或者依仗是，我们世界第一的巨额的外汇储备——或者说，世界第一的发达国家对我们的巨额债务！
好吧，我们现在就可以梳理出管理层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思路：你欠我的债务（巨额外汇储备），你以后会越欠越多（我扭曲汇率，出口退税，你敢干吗），如果你不想我逼债（抛售外汇储备），那你能不能先用点人民币？（贸易结算用人民币）。
哈，很好的思路啊。嗯，从理论上讲，甚至可以说这是一招妙手。
但是，兄弟又要泼个冷水了。
人民币要成为国际结算货币，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还要有一个开明健康的政治体制以及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更重要的是，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应有维护本国利益的勇气与决心。
别说是债务了，就是主权问题上我们给国际的观感是什么呢？湄公河上同胞被泰国军人枪杀；菲律宾扣押我们渔民还公开宣称没有必要给中国道歉；南海。好吧，按照外交部说法——中国有无可争议的主权——现在这个主权地方越南都弄了100多口油井了，我们2桶油到现在还没获得在自己“无可争议的主权”的越南的开采许可。纵观几千年历史，别说汉唐雄风了，就是腐朽软弱的满清时代也没见过东南亚土著猴子这么蹬鼻子上脸嚣张过啊。
主权问题上我们都如此软弱，债务，还真指望别人能当回事？对照最近的欧债危机，为什么我们提出以给人民币方式援助却被冷淡的拒绝，难道不引人深思吗？
所以，兄弟只能说，人民币国际化前景很不乐观——好吧，我换一个有点希望的说法，人民币国际化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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