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和信仰都是大题目。不过信仰是一个更吓人的题目。不光是大得无边无际，而且永远纠缠不清，甚至还有亵渎神圣之嫌。说实话，我不敢碰它。过去曾以“信仰”为题写过一些小故事，但都是具体的个人生活经历，并不牵扯“信仰”本身。现在又以它为题，着实有些不自量力。不过我声明，这次仍然不是要对“信仰”做理论分析。我知道自己没有资格谈论这个题目。我一不是信徒，二没有信教的体验，三没有对任何宗教做过研究。只是退一步说，如果各种“主义”也算宗教的话，甚至包括吃素、健身、环保等等，我还是信仰过共产主义的 — 一个在中国大陆至少三代人信过的“宗教”。我这一代当然更是从小就被“培育”为共产主义接班人的。不懂也得信，不信也得信，别无选择。想起当初加入少先队时攥着拳头宣誓：“时刻准备着！”跟基督教童子军的“Be
Prepared！”异曲同工。再退一步说，四十年前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里当知青时身陷沙漠腹地九死一生的关头，当“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领袖语录不再起作用，在浑身颤簌、盼望冥冥之中的力量来解救我的祈愿超过了一切的时候，我真实体验到了人类在大自然的威慑下寻求超自然神力的心灵需求。这应该算是一种宗教体验吧！再再退一步说，我爷爷的父母一家五口人为了他们的耶稣殉教牺牲，我爷爷本人又虔诚地兴教会、建教堂、服务教会，我至少可以、也应该回顾审视一下他们的信仰吧？所以，我就再一次冒昧来谈论这个题目。
艺术和宗教的纠缠
我对宗教的认识是从艺术开始的，所以要从艺术说起。而事实上，人类最早的宗教意识就是以艺术形式表达的。比如在人体残骸上涂以红色；把人头骨用泥巴糊住并雕塑出活时的模样；在死者脸部画象征图案，嘴里放玉雕；又比如在墓室里画壁画、放冥器；再到后来的神龛、神庙、教堂的建筑和装饰，等等，等等。这些都表明宗教和艺术难分难解。我对两者的探求经历也都是相混合的，所以就纠缠在一起说。
也许是受做美术工作并有基督教家庭背景的父母亲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母亲坚持说圣经至少可以当作文学、神话、历史来读；又比如父亲偶尔会冒出《创世纪》、《出埃及记》这样的词汇和故事，也描述过哥特式教堂建筑的形状；再比如他们都悄悄给我们哼哼过《平安夜》这样的赞美诗，等等；所以我在青少年时期对圣经和基督教教堂就有一种朦胧的艺术想象。后来学习了西方美术史，发现其中基督教艺术占据了一大半，对圣像、圣画、高耸的穹隆尖顶、彩色玻璃画的神秘光彩等等，便更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期待。
所以，在一九八十年代初，北京刚刚开放了几所教会之后我就去试着体验了。
最先开始举行公开活动的教会之一是位于东直门的天主教堂，也是解放后的“三自教会”（自治、自养、自传）之一。我和一直在北京工作生活的叔叔决定去看一看。父亲一家过去是基督新教的信徒，但是在多年信仰不自由后再开放，也不在乎是新教还是旧教。很多人可能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理：有去试探真假和开放程度的，有去怀旧的，有去图新鲜的，人还不少。我就是好奇，想知道一下宗教活动是怎么一回事。进到聚会的场所，是一间大会议室模样的房间，摆满了长条椅子，前面有个不太高的台子；墙壁好像是刚粉刷过，白得刺眼，上面没有任何画像张贴物之类。人很多，已经没有座位。有几个大妈隔着门口和人群在喊：“二妮子，给我把位子占好喽！”“三小子儿，你大爷一会儿来，留着座儿！”；还有几个穿着大汗衫儿、敞着外衣襟的大爷模样的人在狭窄的过道上大摇大摆地穿行。我在最后一排跟人挤了挤坐下来，叔叔只能站在后面。听着人们的喧嚷，感觉着街道委员会开会的气氛，我坐不住了。实在是等不到一切正式的开场，我仓惶而逃。我和叔叔都非常失望。没有艺术、没有庄严神圣之感，自然也就没有宗教。这之后，除了去年（2016）去了正在修复中的我爷爷设计的真耶稣教堂，我再也没去过任何国内的教堂。
在我的艺术理想和理性认识中，任何一座教堂或神庙都应该是一处圣洁之地、一件艺术作品；它应该与门外的世俗世界有天壤之别。人们来到这里是为了敬神祈愿，为了得到心灵的净化和精神的升华。为了实现这样一种获得，印度教徒进神庙要脱鞋，佛教徒进佛寺要双手合十，穆斯林进清真寺要五体投地，基督徒进教堂要肃穆安静，胸前划十字。总之，敬神的地方就是神圣之地，一定不能跟世俗的东西相混合。
出国之前，自幼就信基督教的外祖母告诫我：在国外人生地不熟，有啥事就去找教会，信教的人都有爱心，会帮助你的。我并没有碰到太大的困难需要找教会，但是还是在老华侨信徒们的热情邀请下去过一两次人家家里的聚会。大家兄弟姐妹般的亲近给人一种温暖，但对我这样苛刻的艺术和思想的追求者实在不具备吸引力。后来又被邀请去过两三次类似的台湾同胞的家庭聚会；吃着可口的小点心，说着你好我好他也好的好话，当然也有张家长李家短的琐碎闲话；我终于不能忍受家庭妇女般的絮絮叨叨，不再参加这样的活动。也许到了世俗层面，神圣的东西也会变得俗不可耐？我也搞不明白，为什么我见到的中国人教会都没有艺术成分？
一次听说某个皈依了基督教的作家要在附近的一家中国教会做报告，我决定去听听。我是慕名而去。因为这个作家据说是当初《河殇》的写作人之一。《河殇》在国内红火的时候我已经离开故国，后来看了一些文字的东西，对它的大意了解一些。说实话本人并不完全同意这些作家们关于黄土地和蓝海洋文化的简单化的区分，总觉得他们对西方文化抱有太浪漫的幻想，而对中国本土文化认识过于肤浅；但是至少知道这些人是有想法的。现在作家之一要来做报告，说是很有口才，讲道讲得也不错，我想知道这个作家的思想和他皈依基督教的缘由。不料一忙，把这件事和日期忘得精光，错过了听讲的机会。然而后来却听到了有关这位名人的种种绯闻和官司。一个小有名气的人一边在冠冕堂皇地宣传自己的宗教信仰一边又在做着鸡鸣狗盗的事情，这种人恐怕已经不仅仅是庸俗的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者，而的的确确是在亵渎神圣了。可以想象这样道貌岸然的“牧师”会对他的迷途的“羊群”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有一回两个美国姑娘敲门宣教，问我有没有听说过大洪水和诺亚的故事，我说我大概知道一些，因为我刚写完一篇有关诺亚舟船的论文。我并非找借口赶人家走，实际上我当时就是刚写完一篇分析文艺复兴早期意大利画家尤切罗（Uccello）的壁画“大洪水”中诺亚舟船的学期论文。我不用通常中文翻译的“方舟”一词是因为那幅画里Ark的形状一直就是有争议的，而我的透视分析结果是这个舟船的形状是金字塔形状，而非方形。作为学期作业，这篇论文不过是把别人的猜测分析证实了一下。实际上尤切罗的同时代艺术家基伯尔提（Ghiberti）在佛罗伦萨洗礼堂的青铜大门上的“大洪水”浮雕就是一个明确无误的金字塔。 在二十世纪中期发现于死海岸边山洞里的八百多份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一世纪的犹太教和早期基督教的经书卷手抄本中，有一卷文字在不久前被确认，那里的字迹表明，诺亚的舟船是被描述为尖顶的。最近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耶路撒冷》大型展览里有一本1200-1259年的圣经抄本，其中诺亚的船简直就是一个蒙古包的样子，明确地画着一个圆形的建筑物和一个圆锥形尖顶。至于为什么它在后来被描述成了方形，比如米开朗基罗的西斯廷教堂天顶画里的诺亚方舟就是方舟，他之后的艺术表现也基本都是方形，那就要另外撰文书写了。这里只是顺便说一下，在公元前1900至1700年的巴比伦楔形文字泥印板上，这个解救人类和动物的“方舟”就是圆形的。这样的知识，尤其是不同教派的不同版本的矛盾，恐怕不光是从这两个年轻传教士、就是在教会的讲经会上也不大能听得到。
用艺术形式来阐释和宣传宗教思想及教义是大多数宗教团体都采用的一种主要方法。我的宗教知识就是通过对艺术的研究得来的。
早期基督教时期，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和迫害下，基督教艺术只能在地下墓穴里出现；当时表达的是弥赛亚式的耶稣将要返回世界，带来人们期盼的永久和平。拜占庭时期的基督教艺术集中在圣像崇拜上，让人们坚定信仰，因为圣母圣子圣灵永远与你同在。中世纪罗马式教堂建筑雕刻重点表现 “最后的审判”内容，以恐吓和惩罚下地狱的形式对信仰不坚定者进行教育。哥特时期又返回到对基督再次降临的耐心等待，努力渲染天国的荣耀和辉煌。文艺复兴时期是人们重新认识人的自我价值存在的年代，也是认识到地球上其他人群和文化存在的年代。其中重要的一个发现是；没有我们的上帝，别人也一样过着有伦理道德的日子！艺术中开始有了人世间的亲情和友爱，有了让一个普通商人太太的形象占据圣母玛利亚位置的尝试，有了“我来创造上帝形象”的魄力，有了在教皇私人书房里描绘思考异教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的胆识。寻求自由思想的马丁路德引发了宗教改革，相反又刺激了反宗教改革的巴洛克艺术风格的出现。十七、十八世纪的基督教艺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狂热。充满戏剧效果的圣经故事画，众使徒、众虔诚的信徒升天的热烈天顶画，巴赫、亨德尔的震动灵魂的“天国音乐”，等等，等等。不能不说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震撼力。
同样的感召力和震撼力在佛教艺术中也大量存在。巴米扬、云冈、龙门、乐山等地与山同体的大佛；五台山、嵩山、峨眉山满山的庙宇佛塔寺院；阿犍陀四、五十座石窟佛庙，克孜尔二百多座石佛窟，敦煌五百多座石佛窟；无数的佛像佛画；仅仅是数量和规模就已经很震撼了。那些以整座山峰为身的大佛像，其定力如山法力无边的含义无疑传递给了信徒。佛在静默时的安宁，涅磐时的平静祥和，观音、普贤的慈善笑容，表达了佛教的大慈大悲和博爱。信徒们在观音菩萨的怜悯和慈爱的面容前，会感激涕零的。佛窟壁画中舍已为人甚至“舍身饲虎”、“剜胸喂鸽”的佛本生故事，因缘报应的各种教训，千千万万个打坐入定的小佛像，天女飞舞奏乐的西方净土，富丽豪华、歌舞升平的极乐世界，当然也有凶神恶煞、十八层地狱，等等，都在向人们阐述着人生的意义。
三十四年前，我们一群美术史论研究生在敦煌莫高窟考察，白天在五彩丹青的艺术宝窟里观摩，晚上爬上鸣沙山，躺在沙包上，听着飞沙飕飕的鸣叫，望着天上的明月，大家轮流背诵那些凄苦的西域边塞诗句，也想象着大漠孤烟的戈壁沙漠里蹒跚走来一队队响着驼铃的骆驼商队和相伴的僧人。在无边无际的荒漠中，突然有人看见了佛光、看见了希望，就此凿窟立佛，香火延续了近千年。在恶劣的现实环境中，可以想象，当人们进入佛窟，即刻被慈爱包围，被辉煌的色彩和光芒所笼罩，这足以给人以心灵的慰籍和温暖，也足以令人对佛的力量顶礼膜拜，期待永生超脱苦难的极乐世界。信仰就是给以人希望；而希望是以艺术来呈现的。
几十年来，我有意无意地去了数不过来的各种神庙佛寺教堂圣地。吸引我的，当然首先都是各自的艺术。
记得三十年前刚到纽约第二天，朋友就先带我去大都会博物馆。第一次看到很多熟悉的作品的原作时的兴奋和激动，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回想起来，我当时的潜意识中已经把艺术作为我的宗教，把艺术博物馆作为我的教堂了。然后就去了圣约翰大教堂（Saint
John the Divine）。这座教堂由纽约圣公会所建，采用了罗马式和哥特式风格相结合的建筑，以哥特式样为主。它始建于1892年，至今还没有彻底完成。从它的巨大规模到里里外外的艺术装饰，再到进入后的精神感受，总算与我青少年时期对教堂的想象吻合了。耸立在十字交叉处的穹隆顶据说是世界第一高大穹隆顶；在它之下，人能感受到“神力”的高大和自己的渺小；那些彩色镶嵌玻璃窗及其反射在大石柱上的奇异光彩，也加深了教堂的神圣和神秘感。
后来在读书的一个中西部城市，每天来回总要经过一个叫 Christian Science 的教堂。它的正门是个在美国现代建筑中很常见的古希腊式的山墙面和四根白色柱子构成的门廊，完全看不出是个教堂。终于又由于好奇，在到美国后的第一个圣诞前夕，我走进了这家教堂。马上就有人迎了上来，从我半懂不懂得英语水平上，我明白了他解释说这个教会是个比较特殊的教会，成员好像也是一定的。我马上解释说我只是想感受一下圣诞夜的气氛， 就在后面坐一会儿。环顾四周，并没有特殊的庆祝色彩，也不记得有什么装饰性艺术品。台上有人在讲话，很平静。堂内坐了约二、三十人。没有喧哗，也没有音乐。静坐了一会儿，我悄声地离开了。当时只是想：嗯，宗教也讲科学，不知道教会怎样融合两者。若干年之后，为了指导一个学生有关一位基督科学教派的现代艺术家的论文，我才认真把这个宗教派别了解了一番。回想起来，这个教派所打出的“科学”的牌子和这家教堂采用的古希腊风格建筑形式，多少还可以搭得上。古希腊文化中注重科学和理性是明显反映在他们的建筑设计中的。
在中、南美洲，所去任何一地，几乎都要被领去参观天主教堂。我常常赌气不去。在尤卡坦半岛，美洲最早的教堂及修道院建立在玛雅人的金字塔之上；这里是传教士们焚烧玛雅书籍和砸毁土著雕像的地方，也是教皇保罗二世在半个世纪后首次代表教廷向当地玛雅人及其它土著民族道歉的地方。在安第斯山上的库兹寇，第一座天主教堂建在印加太阳神庙的墙基上、并用神庙原材料修建。在这样的地方，宗教和艺术都成为虚伪；我所看到和感受到的是殖民者的霸道。各地的教堂建筑都有不同，而我寻找的是原住民们用尽一切办法在夹缝中保留自己文化的痕迹。不少的教堂装饰艺术中掺合有土著文化因素。
在美国，去过滨州的贵格会社区（Quakertown），盐湖城摩门教总部，华盛顿摩门教大教堂，休斯敦湖林教会（Lakewood
Church），也来回经过德州Waco“大卫教”老家无数次。贵格派的简洁无华，摩门大教堂居高临下、金光四射的霸气，湖林教会大剧场式的商业化操作形式，各自都以艺术形式和规模表现出各自的宗教观点和社会地位。当然也反映出宗教也是可以五花八门的。而其中的排除异己相互杀戮不提也罢。
让我在情感上有所波动的一次体验发生在一个很一般的南方城市教堂里。我的朋友Foster和Paul 夫妇常去的教会是一个从Southern
Baptist Church 独立出来的一家。这里的成员大多是大学教授和学生。我的朋友两口子都是六十年代加州大学伯克利的硕士毕业生，一个是诗人，一个是研究中国美术史的。他们并不定期去做礼拜，我偶然跟他们去过一两次，有一次竟是座无虚席。在离开那座城市之前，我征求他们的意见，要不要给我们当时两岁多的女儿做一次洗礼。我的意思是想让女儿长大后知道家里的一段跟基督教有关系的历史，不能因为我这一代不信宗教而断绝下一代的知识；至于她信不信，是她以后自己的选择。真没想到这个教会居然跟我想到一起去了。牧师传回话说，我们的教会不给十八岁以下的孩子做洗礼；信仰是要一个人成年以后自己选择的。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奉献仪式，把孩子和上帝联系到一起。我们决定给女儿做这个Dedication。那一天，整个教堂就是牧师、朋友两口子、和我们一家三口。我们全部站在宣讲台上。Paul， 自此之后就是女儿的教父了，抱着女儿，牧师手摸着孩子的头，说了不长的一段话。女儿出奇地安静，两眼一直盯着牧师，似乎在倾听。我没有完全听懂这段话，好像说到这个孩子将要在上帝的眷顾之下成长。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感受到宗教艺术的力量的体验发生在牛津。摘录一段十多年前的笔记。
…… 下榻在中世纪的学生兼修道士的简陋而整洁的宿舍——已经带了几分怀古幽思。窗外，上百年的老树倾撒着绿荫；窗下，久经踩踏的石板路伸向幽深的院落和街巷。另外一侧的窗户一推开，闯入眼帘的是教堂顶上灰绿色的尖塔。钟声正巧响了，报着钟点。塔下的教堂连同对面的宿舍楼，一式的石建筑，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下，反射出一片温暖的金黄色。
…… 我住的楼门洞窄小无奇，挤在四合院的一个角上。贴着墙根的地方，有一丛花树，开着淡淡的紫花，枝叶不经意地伸到门前。楼门紧挨着教堂的入口，仅一步之遥。教堂门虚掩着，我犹豫地推开门进去，前厅无人。通往大厅的精美的铁栅门也半开着，似不拒绝来人。我不再犹豫。一步跨了进去。
顿时，眼前一片光芒四射，美轮美奂。我屏住了呼吸、停住了脚步。瀑布般自天而降的彩色玻璃挂满墙面，热烈而神秘的光彩闪烁于空中；拔地而起的墙柱和壁饰直线向上、向上，接上拱顶的脊架，继续向上，直达穹顶。窗框、门柱、拱梁、墙壁，都不再是桎梏；铅条、木板、石块，也不再是藩篱。物质皈依了精神。这是另一个世界，和门外截然不同的世界。进入这里，俗念消失，心灵净化；进入这里，肉体消融，精神升华。这就是天堂，是至善至美的精神和艺术的境域。我迷醉了。
教堂无人，我独自在这美妙绝伦的艺术天国里尽享。
彩色玻璃上的画像在热情激昂地叙说着感人动听的圣经故事——从创世记到基督受难；壁画里的圣徒和悬挂在墙上的骑士徽旗庄严骄傲地回忆着圣教的历史——坚贞、忠诚、荣誉、牺牲；门楣柱头上精雕细刻的装饰图案自豪地展示着教徒们的虔诚和艺术家的真挚……
我不由自主地手捂心口，由衷赞叹：上帝，我感受到了你的存在和伟大；艺术，你让我体验到了精神的崇高和壮美。在这个天国里，不管你是不是教徒，只要置身其中，你就一定会变成信徒——上帝的、或者，艺术的信徒。
…… 从莫里斯会客室再次回到教堂。圣坛旁边多了一架钢琴；一位身穿黑色礼服、脸庞消瘦俊俏的男青年正在聚精会神地练琴。晚上这里有音乐会。我在那幅《三王朝圣》挂毯对面的长椅上坐下来静听。听不出他弹的是什么曲子，应该是一首赞美曲。那忽而清脆欢快、忽而庄严凝重、忽而悠扬抒情的音符，舞蹈般地在光华彩耀的空气中穿腾跳跃。我已不再激动得头脑发晕，只有心中一片宁静。我在想象，今天晚上，当那一组几乎占据半面墙壁的管风琴奏响巴赫的管风琴曲，当合唱团和声高歌亨德尔的《弥赛亚》颂歌，当他那被誉为天国的国歌“哈利路亚”欢唱声在圣像、彩窗、穹隆天顶间回荡，当全体观众不由自主起立景仰时，那将是一幅何等神圣、何等崇高、何等完美的景象！
……
我当时即意识到：为了艺术的感动，我会皈依宗教。
信仰的纠结
1895年，我爷爷出生在山西的一个山村里。那一年是甲午海战的第二年，也是清政府把台湾岛割让予日本的《马关条约》签署的当年。同一年，林语堂出生于南方的一个山村。我爷爷和林语堂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只是碰巧在同年出生于相同的基督教家庭。不同的是，我爷爷的父母只是普通的农民和信徒；林语堂的父亲是个文化人而且是个牧师。我爷爷的父母亲、大姐及姐夫、还有小弟弟共五口人在庚子年（1900）被义和团杀害；林语堂小时听他父亲说起过“拳乱”。我爷爷受庚子赔款所惠，上了山西大学，但终因赔款结束而没有读完大学；林语堂则幸运很多，不但顺利读完大学，而且去了也因庚子赔款而建的清华大学任教。我爷爷年轻时执意不跟随英国教父去英国生活读书；林语堂多次出国留学并在国外任教。我爷爷成年以后自立真耶稣教会、自建教堂；林语堂曾任过牧师但摒弃基督教三十余年，后又回归基督教。我爷爷从一个孤儿奋斗至一个省的邮政局长，几近传奇人物，却英年早逝；林语堂身在海外，得以自由思想写作，成为“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写今古文章”的文化名人。但是，成年以后，他们所共有是对自己信仰的怀疑和纠结。
多年令我不解的是，我爷爷从小被教会收养，在教会学校读书，还被英国教士收养为义子，给他安排好英国皇家美术学院学习的位置，为什么他执意不出国、后来又坚持自立教会、却又不和外国教会有瓜葛？林语堂自幼受到基督教熏陶和惠顾，却在成年时义无反顾地抛弃基督教，而进入老年时又回归了基督教；为什么？所幸的是，林语堂以其渊博的知识和深刻的思考记录了他摈弃基督教和重皈基督教的心路历程。从他那里，我多少了解和理解了我爷爷以及他们那一辈人对基督教信仰的内心矛盾。
很多年前，当我开始在美国大学讲艺术史包括亚洲艺术时，一位美国同事送我一本林语堂的英文著作：The Chinese
Theory of Art（中国艺术理论）。这本书对我几乎是及时雨。因为我当时很需要知道一些中国术语的英文说法。有些术语及其概念并非直接翻译就能说明意思，中文里的很多重要概念都非常含混，比如“气韵生动”，比如“道”。翻译的过程实际上包含如何理解和解释。而对这类概念的翻译和解释非精通中西两种文化的大师不能。林语堂当然地就是这样一位大师。他著名的英文版著作“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吾国与吾民）涉及很多很具体的文化方面的内容，对我来说也是非常实用。还有其它一些著作如《中国及印度的智慧》、《老子的智慧》、《孔子的智慧》等等，对外国人了解中国思想实在都是非常准确和深入的讲解。读过他的著作，能感觉到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了解的透彻；读过他的著作，也就明白为什么很多中国学者在留洋之后反而都倒回头醉心研究中国文化。
在诸多的著作中，林语堂写过一本探讨自己信仰历程的书：From Pagan to Christian（中文版译为《信仰之旅》，胡簪云译，新华出版社。本文的中文摘录主要以这本中译本为参考，略有修改。）。这本书让我了解了十九、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和普通人何以在中西文化之间徘徊和纠结。其实把这本书叫做“从基督徒到异教徒再到基督徒”更为准确。林语堂早年曾以“我为什么是一个异教徒”为题，公开解释过他为什么放弃自幼以来就有的基督教信仰，其中涉及到他对基督教的种种怀疑以及对“异教”同样行善的认可。但是在经过几十年的深思熟虑后，他又写下这本《从异教徒到基督徒》的专著。在这本书里，林语堂再次说明他当初为什么会放弃基督教信仰；然后用大量的篇幅对东方儒道佛三大哲学和宗教体系作了详细深入的研究，并把这些体系中很多具体的观点拿出来和耶稣思想、基督教义、古希腊哲学、近现代西方哲学等等，一一对照分析；最后，解释了他在经历过孔子的殿堂、道家的思想高峰、佛教的玄学迷雾，以及现代科学理性、物质主义等的精神探索大旅行后，为何又回到了基督教的光芒之下。他为什么放弃基督教，归纳起来有这样几点：
一，作为生活在自己国家土壤上的人不了解自己的历史、文化、习俗，比如孔庙祭祖，神仙鬼怪，等等，是一种耻辱，是一个有知识的人所不能接受的；它无异于自己开除自己的国籍。二，西方传教士来中国的传教是在帝国主义及其坚船利炮的直接保护下进来的；随之进来的还有鸦片。虽然传教士反对教民吸鸦片，但是他们的同胞却用枪炮逼着中国人接受鸦片；也就是说，一方面传教士们在关心拯救中国人的灵魂，另一方面他们同胞的船舰大炮却把中国人轰成碎片，好像这样就可以两不相欠，至少他们可以保证中国人死后上天堂。传教士和中国的关系在“拳乱” 之后更加明显。比如杀死一个传教士，中国要偿付威廉大帝以青岛港口及山东全省的铁路建筑权。这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感到屈辱和反感的。三，教义中的矛盾和教会间的分崩离析。四，达尔文、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共产主义的影响。
关于前两点，林语堂表示，令他转变的最大影响来自辜鸿铭。辜鸿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烈赞扬，对帝国主义及其使者传教士的虚伪地猛烈抨击和讽刺，在当时不仅是大快中国人心的事情，也对林语堂这样爱思考的年轻人在思想上和灵魂上产生极大的撞击。辜鸿铭尖锐地指出：白人帝国主义者一方面用武力攫取中国的土地，一方面又让他们的传教士武断地说中国人是信邪教的，而他们则有着开化中国人的文化使命。辜鸿铭抨击英帝国主义为“伪善的英帝国主义”，“吃人的殖民政策”。他说他们集竖人和小人于一身，他们的灵魂才是万分地需要拯救。辜鸿铭善长旁征博引，从英国到德国到法国，从基督到使徒到孔子，在一篇文章中，他引用孔子语录，然后写到：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无论你是犹太人、中国人、德国人，是商人、传教士、兵士、外交家、苦力，若你能仁慈不自私，你就是一个基督徒，一个文化人。但如果自私、不仁，即使你是世界的大皇帝，你仍是一个伪善者，一个下流人，一个非利士人，一个邪教徒，一个亚玛力人，一个野蛮人，一只野兽。
辜鸿铭还说：
“真基督徒是因为爱好圣洁及基督教里面一切可爱的东西而自然成为基督徒的。而那些因为害怕地狱之火而做基督徒的，是伪善的基督徒。那些只是为了想进入天堂饮茶及与天使们共唱圣诗而做基督徒的，是下流的基督徒。现在的那些耶稣会教士是那些自己不大相信天堂、天使，及地狱之火，但却想让别人相信这些东西的基督徒。”
即使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读到这样的文字和历史，还是可以感觉到一种强烈的冲击力，更不要说在当时的情形下，林语堂何以会放弃基督教，而我爷爷这样普通的中国人何以对洋教会持敬而远之的态度，都容易理解了。虽然是无辜的受害者，虽然一直是基督徒，但我爷爷首先认为他是一个中国人。是中国人，没有不佩服林则徐焚烧鸦片的；是中国人，没有不为鸦片战争中国的失败而感到耻辱的；是中国人，没有不被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而感到屈辱和愤慨的。是中国基督信徒的，我想，也开始意识到传教士们在“十字架加大炮”策略中所扮演的角色了。事实上，随着鸦片战争而涌入中国的各种西方宗教派别，也在处心积虑地占地盘和扩大自己派别的影响。这在当时传教士报刊文章的字里行间都能感觉到。
如果说辜鸿铭和林语堂辈的中国人对洋人洋教的态度有着这样特殊的历史背景，那么象林语堂这样有思想追求的人来说，辜鸿铭对中西双方文化了解的透彻和深刻，以及对帝国主义击中要害的分析，无疑令他敬佩和猛醒，同时也发现自己在中国文化方面的欠缺。
林语堂如是说：“辜鸿铭曾帮助我解缆离开我的停泊地，把我推进怀疑的海洋。不过，也许没有辜鸿铭，我也会回到中国的思想主流；因为没有一个有研究精神的中国人，能以长期逗留在对中国学问的一知半解为满意。发现一个人自己国家的历史及遗产的呼声是一种从深处发出来的渴望。”
林语堂开始回头研究中国文化。
林语堂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结果及其对世界文化的贡献已经成为经典，不需赘述。就宗教思想而言，在《从异教徒到基督徒》一书中，他在研究东方三大哲学宗教体系的同时，尽可能地跟基督教思想作了对比。他发现，西方哲学和宗教思想里有的内容，东方哲学宗教里也应有尽有，而且很多都相通。比如孔子思想的核心“自我修身”，老庄对生死和宇宙的关注，以及佛教对心智的探讨，与基督教和西方哲学里很多思想都可一一对应。他的结论也很清楚：孔孟、老庄、佛教、禅宗等哲学思想不仅有着它们的智慧，而且完全不亚于基督教的高度。
我这里删繁就简，挂一漏万，仅举几个直接的例子。
自我修身。林语堂把孔子的自我修身与耶稣的“沉默”（Jesus’s
Silence）相比较，认为“孔子与耶稣共信沉默的改革，也就是从人的内部开始的改革。”孔子的主要关注点是人的问题和社会的问题。在处理社会问题时，孔子是把个人放在社会之上的。社会的改革要以个人的改革及教育、自我修身为基础。“孔子，象亚里士多德一样，把他的赌注放在人性上……。一个较好的社会的实现，不是靠改变它的生产关系，而是靠改造人的本身。”在这一点上林语堂还对比了马克思。他说：“孔子和马克思刚好是采取对立的观点：孔子相信没有人格改革的社会改革是表面的；马克思则以为社会环境决定人的道德行为……”
正如所有研究孔子的人所发现的那样，林语堂也指出孔子学说的一个重要缺失。他写道：“孔子教我们要关心人类的一切责任，要人做一个好父亲及一个好儿子，并用一切道德来规范一个人成为一个好公民。但它的危险是我们就会变得太老实，不去过问现实之外的其他东西。因为人并不会完全满足于做一个好父亲好儿子、还清债务、送儿女去最好的学校。他们难道不会问我是谁、我变成了什么、这个世界是怎样开始的、世界之外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吗？”“孔子凭着良知说：‘未知生，焉知死。’孔子自己是这样做的。他常本着良知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但是这些话是无法令一个仍然要被逼着跳出这种‘可知’的知识的范围，而宁冒痛苦或失败的危险去追求未知的人满意的。它也不能使我满意。”
老庄思想则充实了孔子现实主义所留下的空隙 – 即对灵魂、生死、及宇宙的关注。老子讲“道”，讲自然，讲宇宙，讲生命；庄子甚至讲灵魂。老子能给人的内心以一种刺激和震击，而这种震击是可以把人击出孔子的正统思想和观念轨道的。林语堂用爱默生Emerson的一句话来对比老子的句子所能引起的刺激和震动：“我是怀疑者及可怀疑者。” 同时也指出，爱默生的一些语言能溅出火星、给人以刺激；而老子则充满这样的警言隽语。在林语堂看来，孔子和老子思想的互补正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思想的互补，平衡和完整了中国哲学体系。
爱和谦卑。林语堂指出很多老子和耶稣的相似之处。比如对于爱和谦卑的力量的说法，不仅在精神上与耶稣是一致的，有时在字句上的相似也是惊人的。他说： “老子和耶稣在精神上是兄弟。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而老子说：‘守其雌，为天下谿。’”
以柔克刚。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老子说：“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见小曰明，守弱曰强。”
以德报怨。在“以德报怨”上，老子达到和耶稣同样的高度。老子：“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是以圣人常善求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
正言如反。林语堂云：基督教的教训由老子用下面的句子来表现，其相似之处，真令人难以相信。《马太》第18章3-4节：“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的样式，断进不得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象个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 老子曰：“受国之垢，是为社稷主；受国之不详，是为天下王。正言如反。” 《马太》第23章11、12节：“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佣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马太》第19章30节：“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
老子喜欢用似是而非的句子，比如：“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耶稣也用类似的话语：“为我丧失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圣保罗同样：“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
生死为伴及灵魂。林语堂认为：庄子的立足点是真正宗教的。在老庄哲学中，庄子是讲到死亡及灵魂最多的一个人。大家都熟悉庄子著名的在他夫人坟头击鼓而唱的故事。庄子认为生与死只能是一件东西的两面；灵魂留下肉体而去，可能是“回家大旅行”，有什么可惜？而圣保罗此类的语句就像是对庄子的直译。在灵魂问题上，林语堂对帕斯卡（Pascal）和庄子作了更多的比较。
心灵和意识。佛教注重意识及心灵的探讨。林语堂在这里没有跟基督教做直接比较，而是着重对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胡簪云译为：“我感觉，故我在”）和康德的纯理性的空间范畴作了批判分析和对比；认为两位哲学家的思想停止在半途中，都没有达到佛的彻底。佛是彻底否决意识及其实体的存在的。 林语堂说，如果笛卡尔是阿罗汉之一，佛可能对笛卡尔说：“如果你不相信你自己的存在，为什么你又能信赖那能感觉的心的本身呢？”康德的空间范畴则会被佛解释为“迷妄的”心境。
慈悲为怀。佛对宇宙及人类生命的态度是：怜悯一切；即对整个宇宙抱有同情心；并由此而产生出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和救苦救难。对于怜悯和宇宙的同情心，林语堂也没有跟基督教直接比较，而是认为叔本华的苦行主义以及悲观主义可以和佛教对等。对观音菩萨，林语堂则提出比较亨利-亚当的Mont-Saint-Michel
and Chartres 一书中对11-13世纪在欧洲人们对一些圣女的崇拜。
原罪和业。林语堂对佛教的“业”和基督教的“原罪”说的比较多。“业”Karma，是讲人所负的债，也叫“孽障”；简单地说就是束缚。人从一出生就受到苦、老、病、死、恐惧、欲望等等的束缚。 而这种束缚或“孽障”妨碍人们望见真理。要超脱这种束缚，得到自由，直至“涅磐”，途经就是习佛。 林语堂说：佛可以十分正确地运用《圣经》句子：“你们必须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基督教的“原罪”说认为人生来就有“罪”，人的一生都要不停的赎罪，否则必当下地狱。林语堂认为这个观念过于神秘并且令人难以接受，尤其是不能想象一个初生婴儿被作为罪犯由充满爱的上帝把他送进地狱。把人的本能和天性作为罪过，是违反人类正当行为的。这里林语堂引出佛洛伊德和叔本华的学说并和佛做了对比。他认为三者都在认识到人的欲望和罪恶的同时，寻找并发现了某种抑制的方法。佛和叔本华采取了禁欲和苦行主义；佛洛伊德则发现了一个“本我”（id）— 超我的道德检查者。而这个“本我”其实跟“佛”是一回事。耶稣也说过：“天国是在你心中。”
写到最后这句话，想到最近看过的电影“Silence”。片名无疑是取自“耶稣的沉默”概念。电影描述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17世纪去日本传教时所经受的迫害以及当地信徒所遭受的血腥屠杀。其中的大多数细节都跟中国清末义和团时期发生在中国的具体事件一样。比如基督徒也必须交纳村子里的佛寺或孔庙或关帝庙之类上贡钱；逼迫基督徒脚踩或焚烧基督像；不从者被砍头，等等。电影中外国传教士们为了不让当地信徒们再遭屠杀，违心地当众脚踩耶稣雕像，并表示不再信他们的耶稣。最后一个镜头意味深长：当最后一个传教士老死时被实行佛教的火化仪式时，他的双手握在一起、置于腹部，手心里紧紧攥着一枚微小的木雕像：基督受难。这个镜头点出了核心：上帝在你的心中。其余都是形式。
这个电影的例子又引我想到了英国天主教修女文蒂（Sister Wendy）对曾经引起轩然大波的摄影艺术品“尿瓶里的基督”的宽容大度的解释：耶稣降临到这个世界就是来受苦受难的！我真的很佩服这位修女的解释。简简单单一句话就点透了耶稣基督教的本质，并且同一句话就化解了信徒们对艺术家及其作品的仇恨和敌视。不管艺术家本意如何，这样的解释让这件作品再一次重申了耶稣的意义。
林语堂对基督教和西方哲学不具有的内容，比如禅宗，也作了研究。禅完全是直觉。禅的信徒不介意有无上帝、有无天堂及地狱、有无抽象的灵魂；他生存，感觉，知觉；他绝不推论或思考。（如果你要问为什么，那就等着挨一个大耳刮子吧！哈哈！）
经过三十年的精神旅途后，林语堂又重新皈依基督教。他对基督教最后的接受其实很简单，他认为耶稣的教导直接、清楚、简易。它没有孔子式的自制，没有佛的心智的分析，也没有庄子的神秘主义，而是光的绝对明朗。而这个光就是爱；爱的光芒胜过一切。林语堂还强调他最后的皈依不是因为教义的内容，更不是因为相信天堂、地狱的说法，而是教友之间的友爱关系（听上去不太像一个大学者的理由）。他一直讨厌的是教会的形式主义，忍受不了那些通俗陈旧的喋喋不休。他还明确说明信仰是个人的事情，是用个人的心灵和诚实崇拜上帝。
“黄金规则”
对宗教信仰的纠结并不只发生在林语堂身上。对东西方哲学及宗教思想进行比较研究的当然也并不限于中国学者。西方学者自17世纪以来就不断地在东方哲学里寻找和发现智慧。早在18世纪时的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家，如莱布尼兹、伏尔泰、狄德罗等，对孔子的理性主义就推崇备至。莱布尼兹甚至建议：“鉴于道德的腐败已进展到漫无止境，我差不多认为中国的传教士派到我们这里来，教训我们自然神学的目的及如何实施，像我们派遣传教士到他们那里去交给他们启示神学一样，是有其必要的。” 两、三个世纪过去，世界变得更为复杂。不仅仅是五花八门的宗教派别层出不穷，而且以宗教为名义的冲突和战争，也此起彼伏，并且规模越来越大。很多思想家、宗教人士、有识之士，又重新回顾Karl Jasper 的所谓“轴心时代”（Axil Age）的几种不同哲学、宗教体系，试图从新的角度和深度理解和解释宗教信仰以及社会现实问题。
当代文化宗教历史学者理查德-赫罗维（Richard Holloway）和凯伦-阿姆斯特朗（Karen Armstrong），在研究并且身体力行基督新教和天主教的同时，深入研究了世界上其他宗教。这俩人，一个当了半辈子主教、一个当了多年的修女，都在研究期间越来越远离自己的宗教。令他们非常失望的发现是，世界上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暴力和战争，尽管也有政治、经济、种族等因素，但很多都缘于宗教观点的分歧。对曾经虔诚的信徒和敬业的教士来说，宗教信仰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个人的内心纠结。作为一个宣教者，一种宗教思想的代表，对于当前世界上继续发生着暴力冲突和战争的现象和问题，该如何解释和解决？
阿姆斯特朗在她有力度和影响的宗教史著作《大转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 the Beginning of Our Religious Traditions）中表明，“轴心时代”出现的东方几种宗教和哲学伦理体系如中国的儒道思想、印度的印度教和佛教，和源于西亚的犹太教及其派生的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有古希腊哲学体系，等，有很多共同之处，即：表现了人的自我意识，理性主义，以及对超验境界的认识；而且都显示出一个对待人类和社会的共同核心思想，那就是“同情”（Compassion）。“轴心时代”的先贤们也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社会稳定的理念和方法，即：自我批评，内部改革。阿姆斯特朗认为，两千至两千五百年之后的现代社会，我们并未超越先贤们的洞见！因此我们还是需要回顾他们设立的精神的和社会的理想和理论。尤其是面对当今世界的混乱局面，特别是以宗教的名义进行的战争屠杀，阿姆斯特朗认为一个可能的拯救办法就是大家共同遵守中国孔夫子提出的、而其他思想体系也有类似理论的、被西方人尊称为“黄金规则”（Golden Rule）的名言 —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个黄金规则不仅是教人自修、自省、自我完善，同时也是对他人的同情、关怀、和尊重。
阿姆斯特朗指出：宗教就是“同情”，就是“黄金规则”！她本人在大力提倡同情的同时，用自己TED演讲获得的奖金建立了Compassion基金会，希望这个世界能够有更多的同情。
赫罗维则更为坚决地脱离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不仅在历史中寻找答案和方法，而且给于历史以批判性的思考。他的《宗教简史》（A Little History of Religion）以简洁清晰的文笔和深刻的分析，对比论述了自宗教产生以来的几大东西方宗教和当下西方社会大大小小的宗教派别。跟阿姆斯特朗一样，赫罗维对“轴心时代”的几大宗教及哲学体系作了回溯，但也包括了更多的现当代的宗教派别，甚至包括以科学幻想为内容的、由好莱坞明星为成员的“科学教”（Scientology），和韩国人文鲜明创立的家庭联合教会。他特别善于对各种宗教的相同与不同作比较，简练直接；不仅可读性强，而且特别能给人以启发。有关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之间的“圣战”，他发出的一些问题，震耳发聩，令人深思和醒悟。对于以“上帝”的名义引起的所有冲突和暴力，赫罗维不惟犀利而又遗憾地说：
“如果我们认为的上帝就是那个充满爱的、宇宙的创造者，那么，不是他不存在，就是宗教把他给搞错了。”
对于如何寻求人类社会和平相处的办法，赫罗维除了也提到“黄金规则”以外，还分析了若干追求统一性质的宗教组织的尝试和努力，比如基督教内部的普世合一运动（Ecumenical Movement），综合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锡克教，发展于伊斯兰教的巴哈伊教（Baha’i）及其“世界宗教议会”，和一些世俗人文主义组织（Secular Humanism）。赫罗维认为，尽管各方组织都有良好的愿望来解决因宗教分歧而引起的矛盾，但是在人类社会不断地趋于更自由化、个性化、多元化的进程中，强调宗教组织的大一统似乎并不现实；而含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宗教如巴哈伊教，也同样犯有一个致命错误：各自都认为自己代表了上帝至高无上的意愿。世俗人文主义者们的尝试还正在进行时，他们能够取得多大的成功还无法断定。
我曾经拜访过巴哈伊教位于印度新德里最大的寺庙莲花寺，印象很好。巴哈伊教源于伊朗的伊斯兰教的改革者，教义简单，没有专职的教职人员。信徒只要在家里清洗干净后念诵简单的敬仰上帝的语句即可。它的宗旨是建立一个能够统一全世界宗教的团体，以求得世界大同。虽然基于伊斯兰教，但是它的寺庙建筑却选用了印度教及佛教的象征物：莲花。在新德里的整座寺庙就是一朵巨大的白色莲花，夕阳下又会呈现出金黄色。莲花的寓意是“纯洁”— 出污泥而不染。寺庙的设计跟教义一样简单：内部是一个圆形穹隆顶大厅，摆有十几排木条长凳，没有任何装饰；墙壁完全是透明玻璃，所有的方向看出去都一样，直接跟外面的自然景色交融。拜访者坐在那里静默几分钟，以期获得与神灵的沟通和安宁。据说参观拜访这所莲花寺庙的人数流量已经大大超过印度最具有吸引力的泰姬陵。
我也参加过一个在新墨西哥州Santa Fe 附近的一个有作家和艺术家以及当地老百姓以松散的形式组成的人文主义团体的活动。活动成员里有基督教徒，天主教徒，喇嘛、佛教徒，原住民的原始宗教信仰者，无神论者，等等。大家都是自愿参加。他们的宗旨和共识就是：“We are all human beings。”这是一个有意识地联合不同信仰的人在一起相互了解和交流的团体，也就是赫罗维提到的“世俗人文主义”组织的一种形式。
辞去主教职务后，赫罗维把自己定位于“后宗教主义者”和“坚定的人文主义信仰者”。他并没有完全否定宗教在人类社会中所起的教化和情感寄托的作用，但他似乎更倾向于一个更为理性的人文社会。
也许，这就是他选择的一种对待现实矛盾的方法。
“为艺术而艺术”
对宗教的失望使得不少宗教人士和知识分子放弃了宗教信仰，从而投身学术研究或艺术创作。也有的艺术家把艺术本身作为了始终不渝的信仰。
话又说回到欧洲。十九世纪在英国出现并延伸至美国的哥特式艺术复兴，实际是一群逐渐脱离基督教信仰的艺术家促成的。比如莫里斯、伯恩-琼斯及其拉斐尔前派，比如罗斯金。再引一段过去的笔记。
牛津的哥特式建筑成就了牛津的独特文化风景；而牛津的哥特情结又因一位艺术史论家的出现而达到顶峰。
在牛津，谈哥特，言必称此人。在艺术史论界，提哥特，还是言必称此人。
他的名字叫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
罗斯金——牛津基督教会学院毕业。
罗斯金——牛津及英国第一位专职艺术史论教授。
罗斯金——“一石激起千层浪”，用一部“石头”论著掀起半个地球的哥特热。
罗斯金——单枪匹马扭转乾坤，让全世界重新审视哥特建筑、重新评价中世纪艺术。
……
罗斯金毫无疑问是十九世纪艺术史、艺术批评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在牛津，莫里斯、伯恩－琼斯、雪莱等人，都是罗斯金忠实的崇拜者和追随者。莫里斯在进入牛津之前就已经熟读过罗斯金的《威尼斯之石》，对这位天才教授论述的哥特建筑理论崇拜得五体投地。他后来在自己一手创办的《牛津剑桥杂志》中，特邀罗斯金为杂志撰写评论；还专门把《威尼斯之石》中的精华《哥特的本质》一章抽出来，为其设计书面，出版了单行本。
这里，艺术的吸引力似乎超过了宗教的感召力。罗斯金在后半生放弃了宗教信仰。莫里斯和伯恩－琼斯从神学转向艺术并终身不渝。雪莱公开质疑宗教。王尔德干脆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和艺术至上主义，彻底把宗教、政治抛在一边。
他们是把艺术当作了信仰。艺术成为他们人生追求的终极目的。
……
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在受到罗斯金的影响后 （甚至迫不及待地让自己的母亲把罗斯金的书从英文翻译为法文口述给他），也加重了对艺术的研究，并且强调艺术至少在精神上是可以战胜失去的和被破坏的东西，比如爱情或者爱人。同时他也从年轻时撰文辩护教会权威的卫道士转变为无神论者。
在牛津的一群“牛人”之后一百多年，牛津又出产了两位令人瞩目的修女：就是上文提到的阿姆斯特朗和文蒂。阿姆斯特朗本人不仅发表了世界范围内有影响的分析宗教的论著，在她的著作里也说到很多人在对宗教失望之后转而投身于艺术的情形。文蒂修女则专注艺术研究和评论并闻名于艺术界。虽然文蒂没有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但是她对艺术作品的很多解释都是超出天主教传统的。比如她对裸体艺术的看法，对带有争议性的基督教作品的解释，等等。
牛津是英国最早的教会大学，也是欧洲最早的教会大学之一。如此之多勇敢的有思想的脱离宗教束缚的人出自牛津，而且还都倾向于对艺术的追求，真可以称之为“艺术宗教”的园地。
我当年在牛津的体验即是艺术的、又是宗教的，但归根结底是艺术的。我并没有刻意要认艺术为宗教，不过潜意识中已经这样做了。其实挺好：艺术是信仰，艺术博物馆是礼拜堂。这个潜意识的选择，契合了那些艺术大师们的理性选择。这也许是因为艺术世界是一个更为广阔、自由、安全、缺少偏见的精神领域吧！
说到这里似乎应该澄清这两个概念：艺术、宗教。
艺术家丰子恺在回忆他的老师李叔同、后来的弘一大师时说过，人的生活有三种：物质的、艺术的、宗教的。它们又好比三层楼，代表物质、精神、和灵魂。只有孜孜不倦探求人生的究竟、追求灵魂的来源和宇宙的根本的人才会攀登到这第三层高楼来。
这师徒俩人把精神和灵魂分开有道理，当代学者们也趋向于把精神Spirituality 和宗教Religion 区分开。但是把它们上下排列我是不能苟同的。明眼人已经看出问题了。这样的排列是带有优越感的 – 有宗教信仰的人高于无宗教信仰的。艺术家都是二等公民？而宗教的最大问题其实就是这样的优越感引起的排外情绪！各家（主要指“有组织的宗教团体”organized religion）都认为自己代表了真理！其实艺术和宗教信仰都属于精神领域。只是关注对象不一样罢了。一个是精神需求，一个是灵魂问题。前者较为广泛，其语言也是可以跨宗教的；后者则是个人的。再继续讨论下去已经超过我的能力。就此打住。
引用阿姆斯特朗的原话：I do see religion as a form of art.
再引用郝罗维的原话：Religion is art, not science.
我愿做天空一朵浮云
宗教，说到底，是关于人的生与死的思考和解释：为人的现世制定一套道德行为规范；为人的来世描绘一幅美好的希望图景。对于生，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伦理价值体系内好赖活着，没啥好说的；对于死，所有的人殊途同归，似乎更没啥好说的。但是偏偏在“死了何所去”这样的人类共同的疑问和焦虑中，不同的宗教描述了每个人不同的去处。
在没有见过亲人死亡、自己没有接近死亡时，我没有想过跟死亡有关系的事。当母亲和父亲相继而去，当眼见他们的身体变为一堆烧化了的白骨，没有烧透的地方还要人工再砸碎装罐，那真是惊心动魄、刻骨铭心的时刻。我感到了心的疼痛和魂的颤抖（不要问我魂是什么）。母亲火化之后两年多，我觉得自己患了严重的忧郁症。那个终极的人生问题不停地在脑中盘旋：人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人的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我很难接受父母即美丽又多难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的现实。在把他们的骨灰埋在冰冷的墓穴里时，我由衷地希望真有个天国存在，这样父母就能够到那里相聚，并在那里永远享受温暖的阳光和安宁。也只有在这种时刻，我意识到这样一种希望是多么重要的心理慰籍。难怪宗教会产生、会存在。它是人的心理需要，当然也是一种纠结。
父母双双出生在基督教家庭，都受过高等教育，也都是艺术家。虽然他们后来都成了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对死亡看得淡然、坦然，我却对他们的离去久久不能放怀。为了他们，为了虔诚的曾祖父母、祖父母们，也为我自己的心情安宁，我愿意相信一次那个天国。
我也愿意为未知留下一些空间。毕竟，人类对自己对宇宙的认识还是极为有限的。谁知道是不是真有灵魂的存在、宇宙间真的有个主宰或 “President of the Universe” 呢？（呵呵… Sci-Fi 看多的结果。）但是对我这样不愿意再受任何一种特定的宗教或主义或思想束缚和限制的人，我要给自己的自由思想留一个更大的空间。
至于自己的百年之后，我希望成为天空中的一片浮云 —— 随风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