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博客，2019-6-24）
要说明今天这个问题，必须说明现在的货币体系到底是什么样。
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黄金与美元挂钩，世界各国的货币与美元挂钩，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黄金与美元脱钩，但美元依旧是世界各国货币发行的保证金，但从此，欧元、日元、英镑等也进入了世界货币发行保证金的体系，占有了美元的部分世界货币发行保证金的份额，相当于在世界货币发行保证金的体系中，美元向欧元、日元、英镑等货币让渡了部分份额，这就是美元与黄金脱钩所付出的代价。
在这种情形下，美元、欧元和日元等自由兑换的货币，进入其它各国央行手中，它们依托这些货币发行、运营自己的主权货币，同时规定在经济生活中只能流通本币，也只能用本币缴纳税收，当然，本币增发之后就可以实现铸币税，支持ZF的运作，显示出主权的特征。
这个铸币税的幅度是多少哪？有多有少，各国都有不同。比如，瑞郎基本上是依旧盯住黄金，实行零通胀的政策，也就是不抽取铸币税，但更多的国家是肆意抽取铸币税，有些抽税的比例甚至近似于100%，比如委内瑞拉的玻利瓦尔飞速贬值，不长的时间内币值就基本归零，征收铸币税的比例接近100%；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频繁换币，每次换币就是旧币的价值近似归零的过程，铸币税的征收幅度也几乎是100%，目的都是为了维持ZF的运作。背后的根源是ZF过于昂贵，在本国经济生活中征收的正常税收不足以维持ZF的运行，只能征收高额铸币税。
资产价格泡沫也是征收铸币税的一种方式，不细说。
现在，各国主权货币的对头来了，征收铸币税的权力即将被没收。
由于各国的央行控制着本国的商业银行，商业银行掌握着信用卡等支付工具，如果在境内直接使用外币的纸币进行流通，也很容易被监管，这就保证了主权货币在本国境内的流通与使用，保证了铸币税的征收。
但如果本国政府无法监管外币在本国的流通哪？本币的流通边界就受到压缩，征收铸币税的能力就下降。因为征收铸币税的模式就是本币肆意贬值，此时，本币就会被民众快速抛弃并转持外币。实际效果相当于央行的货币发行保证金在民间流通了起来，央行失去了对货币流通的垄断和控制能力，征收铸币税的能力自然会大幅下滑。
现在，Facebook干的就是这样的事。
2019年6月8日，Facebook发布了Libra白皮书，正式宣布将于2020年上半年推出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Libra，白皮书称：“Libra的使命是建立一套简单的、无国界的货币和为数十亿人服务的金融基础设施。”Facebook专门设立了子公司Calibra，其将在2020年推出一款支持Libra的数字钱包”。
Libra是依靠什么来支撑自己的价值哪？每发行一个Libra就会有相应价值的一揽子银行存款或短期政府债券等低波动资产作为储备。其中，美元和美债很可能占有支配性的地位，日元、欧元、英镑、加元等都很可能进入Libra的价值支撑体系。此时，Calibra公司和Libra币是什么性质哪？它相当于美元的推广公司（其它货币都是与美元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当然也会同时被推广），推动它们在别国的民间流通，打破了很多国家的央行强制本国境内只能流通本国货币的垄断能力，进而也就限制了它们征收铸币税的能力。
在此，Libra与现在的数字货币是有本质不同的，首先它是有中心的，其次，在金本位时代，黄金具有给所有商品定价的功能（当然也有价值储藏、交易手段等职能），美元通过自身含有一定量的黄金，使自己也具有了给商品定价的功能，现在，Libra通过含有一定量的美元（美债等）也让自己具有了给商品定价的功能（当然需要一定的时间，但如果含有的是1美元的价值，就可以直接给商品定价）。
可是，征收铸币税的权力一旦被剥夺，很多贵ZF就难以运作下去，未来只有两条路：第一，改革自己的体质更高效，摆脱至少减轻对铸币税的依赖性，适应新的货币形态，让货币成为服务本国民众生活的稳定的信用工具；第二，彻底封闭互联网，封锁Libra的流通通道，此时，三胖开心了，自己的队伍壮大了。
简单地说，世界上只有两种货币：第一种是重心在下，为民众的生活提供稳定的信用工具，促进经济发展，黄金是典型的代表。瑞郎是现代货币的典型代表，它长期执行近乎为零的货币政策。其它一些现代货币即便征收铸币税，幅度也有限。第二种是重心在上，主要的目的是通过征收铸币税服务于贵ZF，南美的多数货币最为典型。Libra的出世，意味着第一种货币的扩张活动，对第二种货币当然会带来巨大的威胁。
可以想象的一个结果是：未来的世界将彻底割裂，一部分是适应新货币体系的国家或地区，估计主要是英系；另外一部分是不适应的国家，这个不适应的地区很大、国家也很多。现在欧洲正在执行负利率，德国、荷兰等国家的国债收益率已经是负数，商业银行到央行存款、企业和个人到商业银行去存款不仅得不到利息，甚至需要交管理费，目的当然是为了压制汇率推动出口，同时也是为了拯救意大利等高债务国家的债务问题，一旦Libra问世，就意味着欧洲央行的基准利率必须提高到零以上（否则欧洲央行和商业银行会出现剧烈的存款流失，银行倒闭），欧债危机危机就会立即卷土重来，一旦意大利因此而脱离欧元区，欧元区的寿命也就结束了。所以，法国第一个站出来反对Libra的推出，号称只有央行才有发钞权（目的还是为了铸币税）。至于三胖类似的国家，更会如临大敌。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货币市场的软刀子已经出手，会带来世界的骤变（加速铁木时代到来）。
蛮族勇士：小店主们，你们还好吗？
（鹰盲，2019-06-23）
我现在这里要讲述的，是小店主最集中的批发零售业、居民服务业和住宿餐饮业的情况，关于这三个行业的整体情况，咳咳，我先说一下啊，看起来要崩啊。
根据国家统计局已经美化过的数据，2018年批发零售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同比下降21.5%，到今年1-5月份再次同比下降23.3%。2017年批发零售业固定资产投资16542亿，2018年后国家统计局不再公布原始数据，只给出一个不知由来并经过优化的降幅，我就相信这个降幅吧，按这样的结果，2019年批发零售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能达到1万亿就很了不起了。这种实业领域的每年动辄数千亿级的固投萎缩，事实上，就是目前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投资无论怎么扩大规模，都无法再次拉动整个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实现有效增长的根本原因。
要知道批发零售业的总就业人数在2017年达到1.41亿（2018年的分项就业人数还没出来），占总就业人数7.76亿的比值高达18.2%。这个领域的投资腰斩不是开玩笑的，这是要出大问题的。这事实上意味着遍布城乡的各种大卖场小卖铺已经完全没有了增长性，并转身进入萎缩状态了。
各种大小实体卖场的萎缩或许乃是大势所趋，毕竟不需要交税更不需要承受消防环卫城管街道派出所劳保等等等等部门盘剥的网店占据了越来越大的零售市场份额。在数据上，2019年1-5月我国实物网上零售额30414亿，对比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1337亿，占比18.9%。2018年实物网上零售额70198亿，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0987亿的比值为18.4%。而在2015年的时候，这个比值还只有10.7%（32424亿/300931亿）。考虑到我大中国的整体消费已经丧失增长性，这意味着网络销售每增加一个点的比值，就要从实体店的收入中抠走一个点。这当然要带来整个实体销售领域的剧烈萎缩。更关键的是，网络销售带来的就业量很低，实体店需要的清洁摆架等工作，网店统统不需要，网店一个人可以代替掉实体店三个人的工作。这种情况简直是无解。
几种最主要的零售产品销量（包含了网络销售），服装2017年的销量283.3亿件，到2018年萎缩到219.7亿件，萎缩幅度高达22.4%；到今年一季度，销量继续萎缩10.7%（49.2亿件/55.7亿件-1）。饮料方面，2017年的销量17630万吨，到2018年萎缩到15635万吨，萎缩幅度11.3%，到今年一季度，继续萎缩15.9%（3533万吨/3988万吨-1）。各种广告充斥电视屏幕的精制食物油，在销量方面同样陷入了剧烈萎缩，2018年萎缩了17.0%（4858万吨/5853万吨-1），今年一季度继续萎缩8.4%（1212万吨/1323万吨-1）。这些数据汇总在一起，想要开个实体店卖东西，你甚至不知道应该卖什么才对。就算是做网店，也无非是依靠成本优势在存量市场抢口饭吃。市场整体上没有了增量，大家的日子都好过不到哪里去，都在艰难求生，也谈不上谁嘲笑谁、谁笑到最后的的问题。
而在居民服务业那边（电器维修、美容理发等），同样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美化的数据，2018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萎缩14.4%，今年1-5月萎缩10.7%。2017年居民服务业的固投规模为2686亿，这样连续萎缩下来，也是约700亿的投资规模萎缩。居民服务业的总就业人数，2017年的统计结果为2050万。
而在住宿餐饮业那边，2018年固定资产投资下降3.4%，到今年1-5月份降幅扩大到了8.3%。2017年住宿餐饮业的固投规模6107亿，按这种降幅算起来，这个领域也有700亿的投资消失了。住宿餐饮业2017年的总就业人数为2953万。
想想看吧，批发零售业、居民服务业和住宿餐饮业，这三条最重要的底层居民的就业通道，现在同时出问题，这事真是提高到多重要的程度，都不过分。我相信各位在生活中已经有了这样的经验：你们身边的各种司空见惯的小店，突然就不见了踪影；那些每天微笑着跟你们打招呼的小店主，有一天突然就在你们的生活中消失了；那些原本充满了烟火气的小街，有一天突然就变得荒凉冷清。我一直在跟你们讲，房地产吞噬了城镇居民9成以上的收支盈余，这必然会带来极其严峻的后果，而现在，这种后果，已经爆发出来了。
越是最底层的行业，越缺乏应对风险的能力。小店主们根本无法承受连续一个季度的亏损，他们只能黯然关店了事。然而，这一个又一个的小店主们，乃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基石，是支撑整个国民经济健康运行的骨髓细胞，是负责造血的基础工具。这个基础一旦被我们信手挖开，那么，危机的洪水，就可以将我们创造出来的全部经济和社会成就，冲击得一点不剩。
毕竟，那近两亿的总就业人群，是绝对不会心甘情愿的失业，并悄无声息的饿死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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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族勇士：大国农业，诡异莫明
（鹰盲，2019-06-26）
农业领域现在的情况的非常诡异，我将几组相关数据列举一下：
1，大豆的进口量显著下跌，1-5月进口量3175万吨，较去年同期的3617万吨，同比降幅12.2%。要知道大豆是我国进口规模最大的农作物，是最重要的榨油及饲料生产的原料，年进口量一般都维持1亿吨左右，大豆恨不得算是维持我国全体国民热量供应的根基了。现在这样突然出现显著下降的情况，你要说是国内对大豆的需求下降了的话，似乎怎么看都无法成立，毕竟近14亿张嘴始终都在这里，去年跟今年的饮食习惯也不至于突然之间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诡异的是：国内与大豆有关的各种原料产品的价格也同时丧失了增长性，比如豆粕的价格目前维持在2800左右，较去年同期的3100，同样也是下降了10%左右。表面上看起来，今年以来我国的食品需求确实呈现显著的萎缩趋势了。
2，我国自身的农业生产也继续维持萎缩趋势，抛荒现象应该还在继续。虽然农业产量数据现在尚未发布，但是相关的数据趋势依然表现的非常明显。1-5月份的农药产量86.6万吨，同比去年同期的110.9万吨，降幅21.9%。考虑到我大中国农民普遍滥用农药成瘾，也不可能是今年内就改掉这个坏习惯。农药产量的剧烈下降，只能是农业耕种面积缩小的缘故。另外，小型拖拉机（主要用于农业）今年1-5月份的产量13.4万台，同比去年同期的20.2万台，降幅33.7%。这种数据，意味着农业机械化、集约化生产的全面停滞。
3、然而，在上面这种食品的进口端与生产端出现萎缩趋势的同时，在食品终端消费领域，却出现了显著的价格提升迹象。今年5月份，食品类价格消费指数相对于去年同期的涨幅达到了7.7%，一般而言4%的涨幅已经可以算通胀了，现在这个价格涨幅真是让人目瞪口呆。涨幅最大的四类食品依次分别是：水果类价格涨幅26.7%；肉类价格涨幅12.5%；鲜菜类价格涨幅11.3%；蛋类价格涨幅8.7%。餐桌上与日常的常用食品，全都处于剧烈的价格上涨之中。
这就非常诡异了。前面两项数据，似乎昭显我大中国的食品终端需求出现了显著萎缩，但是在第三项剧烈上涨的食品价格数据面前，这种解释根本就站不住脚。老百姓为了维持生存，开始花更多的钱，情愿承受更高的价钱。倘若真是食品需求端萎缩带来的食品进口与生产同时萎缩，那么，食品价格是绝对不会上涨的，即便没有暴跌，无论如何也应该是持平，这才是符合市场规律的。
要知道我大中国的农民在今时今日其实也是做不到自给自足的，总是要买肉蛋油之类的，食品价格上涨，对收入最低的农民群体的冲击力度，是非常大的。至于写字楼民工群体，也都是没啥积蓄的月光族，食品价格上涨的冲击，他们可能是承受不住的。现在明明一方面食品供应在萎缩，进口端与生产端都在萎缩，而另一方面，消费端却陷入了明显的通胀，这种事真是缺乏逻辑，不知道怎么解释。
如果一定要解释的话，那我只能给出这样一个很不确定的答案：所谓共克时艰，所谓不惜一切代价，而现在这种诡异的局面，可能就是我们真正所要面临的艰难，所要付出的代价了。
（莱克：美国前劳工部部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教授）
（2019-06-25，观察者网）
中国领导人下周可能会同意采取更多措施以减少对美贸易顺差，以便让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能够体面地收场。然而中国领导人不可能同意对中国的经济体制做出改动。中国领导人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做。
美国前劳工部部长罗伯特·莱克2019年6月23日在英国《卫报》刊发评论文章：《忘了中国吧，是美国自己的经济制度出了问题》
美国的经济体制着眼于如何使股东收益最大化，而且这个目标正在实现：标准普尔500指数已创新高。然而对于普通的美国民众来说，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他们的收入已经40年未见任何增长。相比之下，中国的经济体制却是着眼于如何让国家实现最大程度的发展。中国的这个目标也正在成为现实。40年前的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而如今的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汽车产业和一些全球最强大的高科技企业。在过去40年里，数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美中两国的经济体制从根本上来说是完全不同的。
总部在美国的500家大公司处于美国经济体制的核心位置，它们的生产、采购和销售活动遍及全球，这些跨国公司里一半的雇员不是美国人，三分之一的股东也不是美国人。
这些公司对美国并无特别的忠诚可言，它们只忠于自己的股东，他们只对股东负责。他们会想尽办法抬高公司的股价，具体手段包括压低工资、打击工会、使用合同工而非正式雇员、将业务外包到成本最低的国家进行生产、把利润转移到税率最低的国家、付给公司高管过高的薪水等等。
相比之下，处于中国经济核心位置的是国有企业，它们可以在国有银行获得低息贷款。这些中国国有企业能够在民营企业不愿投资时拿出更多的钱，从而在经济起伏的情况下发挥稳定器的作用。此外，中国国有企业还是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它们能够在包括尖端科技产业在内的诸多产业上进行资本密集型投资以促进中国的繁荣。
中国的核心战略规划者和国有企业为了增进中国民众福祉、为了使自己的国家成为全球最大、最强经济体可以付出任何代价。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超过9%。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已有所放缓，而且美国加征关税措施还可能进一步将其增长数字拉低到6%或7%，然而中国经济增速仍将远远高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经济体。
美国体制依靠税收、补贴和监管等措施引导那些美国跨国公司向美国社会的公共利益看齐。然而在“使股东收益最大化”这个压倒一切的公司目标之下，上述手段是非常软弱无力的。
以美国最大雇主沃尔玛为例，虽然受惠于特朗普政府和共和党该公司已经享受了20亿美元的减税待遇，但上周该公司还是宣布将裁员570人。去年，沃尔玛关闭了数十家山姆会员店，导致数千名美国雇员失去了工作。与此同时，沃尔玛拿出200亿美元回购自己的股票，该公司高管薪水因此大涨，富裕的股东们也受益颇丰，然而这对美国经济没有任何正面影响。特朗普政府的减税措施并没有促进企业提供更多工作岗位或提高雇员工资水平，但那些减免的税收却让公司高管和大股东大大受益。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报告，美国公司高管并没有把因减税获得的资金投入公司的运营，他们其实把钱花在了回购股票上。
可是请等一等。人们不是说美国是民主国家而中国是专制国家吗？这种说法在美国的确很普遍，然而大多数美国人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毫无影响力，这也是特朗普减税措施并没有惠及普通美国民众的原因。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马丁·吉伦斯（Martin
Gilens）和西北大学教授本杰明·佩奇（Benjamin
Page）也得出了上述结论。两位学者在研究1799项公共政策后发现，“美国民众的好恶似乎对美国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力接近于零，或者只有在统计上存在无关紧要的影响”。他们进一步发现，美国立法者只对富裕人士（大多是公司高管或华尔街精英）和大公司的声音给予了回应，富裕人士和大公司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推动有利于自己的游说活动。
请诸位读者不要责怪美国公司，他们存在的目的在于创造利润并尽量抬高自己的股价，他们没有服务美国社会的义务。那些大公司主导着美国的政策走向，他们满脑子都是自己的股价而不是美国民众的福祉，指望他们为美国民众创造就业岗位或提高美国的国家竞争力是非常愚蠢的想法。
我并不是在向大家暗示美国应该模仿中国的经济制度，我只是建议大家不应认为美国的经济制度已经完美。我们要做的应该是降低美国大公司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力，而不是改变中国。半数美国民众在过去40年里收入没有实质增加，这并非中国的错误。事实已经非常清楚，美国是不可能在一个由大公司主导政策制定、以大公司股价为重而不是美国人民利益为重的制度下实现繁荣的。（观察者网马力译自2019年6月23日英国《卫报》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