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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中国的盗窃、诈骗、抢劫等财产侵占犯罪，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强烈的地域性特征，特定类型犯罪发生后，公安往往会第一时间判断嫌疑人来自何方。
“北京市公安局提醒您，当前冒充熟人诈骗、网购及订票诈骗、冒充公检法机关谎称涉及案件等各类诈骗时有发生，请不要……”
只要你踏进北京任何一家银行的ATM单间，都会自动播放警方提醒电信诈骗的洪亮语音，但电信诈骗的新闻仍时有发生。
1月11日，电影明星汤唯遭电信诈骗损失21万元。
几天前，更有一位沈阳老大爷虽有银行工作人员和警察轮番劝阻，依然遭电信诈骗损失40万元。
有破解良方么？
当某种特定类型的犯罪发生时，有经验的侦查员几乎第一时间就能判断出嫌疑人来自何方。
假如电动车及电线电缆被窃，多半是本地窃贼所为；而疯狂盗窃沿街店铺的往往是东北籍嫌犯，高档轿车则要考虑河北献县方向，徒手爬楼入室盗窃的几乎可以肯定是四川凉山人，技术性开锁入室的盗窃团伙一般来自江西宜春，而青海化隆则是造枪基地。
上述案件要么目标特定，要么需掌握较高端的工具（特种轿车解码器）或技能（出众的攀爬能力，开锁技巧等），所以极易锁定特定籍贯人群。这类以籍贯区分的嫌疑人在公安系统内被称为犯罪高危人群。他们所属的地域被称作犯罪高危地区。如前不久广东省公安厅出动3000多名警力围剿的博社村，其所归属的陆丰市即为中国制毒贩毒的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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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人看来，这种分析归类或许带有地域歧视之嫌，但它确实符合统计数据和警方内部办案经验。
通常所说的犯罪高危人群，基本以盗窃、诈骗、抢劫等侵财类犯罪为主，作案踪迹遍布全国。近几年来这三类犯罪已占到全部刑事案件的70%以上。
根据公安部统计，犯罪高危人群分布几乎涵盖了每个省份，其中又以河南、安徽、湖南、江西、贵州、广西、海南等地最为集中。这些地方不仅犯罪高危人群规模较大，而且犯罪类型多，并能推陈出新。
比如河南驻马店是迷信消灾诈骗、冒充军警诈骗、色诱敲诈、假结婚诈骗的高危地区，贵州黄平是撬盗保险柜、丢包捡包诈骗高危地区，江西瑞金是外币诈骗、丢物捡钱诈骗、少钱变多钱诈骗、金元宝诈骗及ATM机吞卡盗窃等类型犯罪的高危地区。当一种犯罪手法广为人知，成功率较低时，这些地区有专人负责设计更新颖的犯罪套路传播，以研发和创新能力来对抗警方侦查手段和社会管理水平的进步。
从时代背景看，犯罪潮的出现，似乎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伴生的问题。
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2.57%，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但大批向城市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融入城市，他们多数文化程度低，缺乏职业技能，只能从事收入不高的低技术含量的体力劳动。
而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在效果上相当于将他们驱离城市。政策和感情的双重歧视下，很容易产生严重的挫败感。
当融入城市的梦想最终破灭，回乡又没有立足之地时，一方面是为了生存，一方面源于失衡的心理，很多人主动走上犯罪道路。
他们以同乡和亲缘为纽带，互相传授犯罪经验，结伙作案。一些人常年在外流窜，另一些人学会犯罪技能后回到家乡，传授给宗亲朋友，交叉结伙，外出作案，得手后回乡销赃及躲藏，在宗族掩护下逃避侦查打击，犯罪带来的暴利不断吸引新生力量加入，于是形成了大大小小的犯罪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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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高危人群和犯罪地域化的现象，其实是刑事犯罪类型化、专业化的逻辑延伸。
如果将这类犯罪视为一种特殊的经济活动，则不难理解犯罪之乡的形成——犯罪技术的学习和传授，不像正常的技术可以公开获得，它高度依赖熟人、亲戚之间的信任；越是技术门槛高，需要配套系统支撑的犯罪手段，其地域性垄断特征就越强烈。
另一方面，犯罪之乡的形成还与地区经济差异及特定的民情紧密相关。
譬如儋州是海南第一大县级市，人口众多且构成复杂，客家人和黎族苗族混居，社会治安较差，黄赌毒泛滥，经济不发达，是多种类型的犯罪高危人群聚集地。深圳及广东籍网络诈骗团伙把儋州发展为下线和根据地，雇佣大批儋州籍青少年参与作案，且分工明确。
当地甚至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有人负责盗窃身份证，有人负责用他人身份证开设诈骗用银行账户，有人负责具体实施诈骗，有人负责提款分赃。下属的那大镇甚至出现了一个二手身份证交易市场，可以在此成批购买他们丢失或被盗的身份证。自2006年至今，受骗者遍布全国。儋州还是“金砂诈骗”案件的高危地区。源源不断的犯罪收入又带动了当地娱乐业的发达，导致社会治安进一步混乱。
湖南娄底是电信诈骗、合成裸照诈骗及假金龟假金砖诈骗高危地区。电信诈骗最早由台湾传入沿海的广东福建一带。泉州安溪曾是此类犯罪的大本营，亚洲最繁忙的基站即坐落于此地的魁斗镇。自2004年以来官方重点整治后，台湾籍诈骗团伙将窝点转移到了湖南。
2010年公安部组织3000余名警力，协同台湾警方联手摧毁特大电信诈骗犯罪网络群，捣毁诈骗窝点及地下洗钱场所124处，仅长沙就出动警力2000人，抓获台湾籍嫌疑人近200名，捣毁窝点22个。
台湾籍诈骗团伙销声匿迹后，电信诈骗又被娄底双峰籍嫌疑人接手，并发展出更灵活的单兵作战模式，在外省流动作案，得手后立即携带设备转移。我国现行侦查体制下，刑案由发案地公安机关管辖，而此类犯罪发案地、作案地、籍贯地及嫌疑人所在地均不同，办案成本极高，往往无力打击。目前已由双峰蔓延到临近县域，高危人群规模近一步扩大。
济南商河县是盗窃牛羊及机动车、制造假烟等犯罪高危人群聚集地，连同河北献县、孟村、天津等地嫌疑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盗窃机动车产业链，有专人负责提供各类高档车解码器，有专人负责销赃，有专人负责踩点及提供作案目标。已经高度团伙化及职业化。几年前一次行动即在某犯罪专业村查获被盗高档机动车一百余辆。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犯罪高危地区通常具备如下特点：经济落后，人口众多，社会治安复杂，民情特殊。尤其最后一项，更是直接决定了各犯罪之乡的特色。
东三省作为传统重工业基地没落后，大批人南下寻求生计。在东北当地较少出现犯罪高危地区，而且东北人性格豪爽耿直，少机诈，暴力犯罪较多，偶有侵财类高危人群也是以持安全锤砸车玻璃拎包及盗窃沿街店铺为主。
河南及安徽阜阳、亳州等地的高危人群，以传统的诈骗为主，科技含量低，侵害对象多为文化程度不高的中老年农民。广东深圳等毗邻港澳的发达城市，主攻高科技犯罪，偏重于利用新兴的电信及网络平台实施诈骗盗窃，属于犯罪产业链的上游，并辐射带动了一大批周边省市的高危人群，而且其犯罪模式较少与受害人直接接触，人身危险性低。
江西湖南等地民风彪悍，犯罪目标较大，危险系数高。湖南桑植高危人群专门撬盗工矿企业保险柜，涉案金额极高，娄底双峰籍高危人群擅长PS裸照敲诈各地高官，江西上饶籍高危人群盗窃公墓骨灰盒勒索家属，目标往往选定中产以上阶层。江浙及福建以造假售假等扰乱市场秩序的犯罪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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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在这些犯罪高危地区，为贼为盗不仅没有道德负担，反而是乡民艳羡的对象。
在贵州黄平，年轻姑娘青睐的是靠外出撬保险柜发财的男性，遵纪守法在家务农的往往被人瞧不起。
受制于人口、资源、地理位置和产业布局经济政策等诸多因素，中国的区际经济发展并不均衡，中西部地区要远远落后于东南沿海和北上广等经济群。
城乡差距、地域差距使以犯罪来平衡被剥夺感甚至具备了某种“正当性”，高危地区及人群以这样极端的方式“融入”社会分工，强行对收入进行再分配，争夺生存资源。
来看一组数据：某年山东省济南市共立刑事案件73336起，其中外来人员作案43634起，占59.5%；抓获各类犯罪嫌疑人17196名,，其中外来作案人员8258名，占48%。其中，抓获外省犯罪嫌疑人5818名（分别为东北籍1204名、安徽籍803名、河南籍731名、江苏籍679名、贵州籍653名、云南籍614名）。北京等地外来流动人口犯罪甚至占80%以上——某种程度上，犯罪在中国成了一种另类的先富带动后富方式。
从概率上看，我们的读者最有可能碰到的犯罪方式是电信诈骗。
如果您希望您的家人免遭电信诈骗，或可告诉他们这样的方式应对——如果遇到自称是银行、保险、经济警察打来的电话，可对那个略带南方口音的人说：“昂岑桑哼雷格”，也许她会念及同乡之谊或认为遇见同道，放您一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