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曼：伟大的进展都源于承认无知，源于思想的自由

 （江淳纵横，2021-11-18）

        这是杰出的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在美国科学院的一个演讲， 深入浅出、客观理性又激动人心。这篇文稿翻译于弗罗伦萨，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刻。

        近二十年前，我和妻子徐杨充满享受地翻译费曼的书，而书的最后一篇就是这篇讲演词。那时我们还没有手提电脑， 两年中我们的背包里一直随身带着费曼的书和笔记本， 走到哪里， 写到哪里。在我结束了一个在德国海德堡的合作之后， 游历意大利到了弗罗伦萨（又名“翡冷翠”， 好美的名字）， 这个文艺复兴的文化和历史集萃之地。在弗罗伦萨城隔河的小山上， 米开朗基罗的第三个《大卫》带着世纪的勇气，静静地俯瞰全城。雕塑脚下有个咖啡馆，于是我坐下来歇脚， 随手拿出费曼的书，打算翻译一些再继续旅游。可是当我写下几段之后， 就完全无法停止，费曼几乎就在我的面前。整个下午， 我一气呵成翻出了整个篇章。在结尾的时候天色已经黄昏；金色夕阳下的弗罗伦萨突然间全城暮钟如潮。夕阳、弗罗伦萨、《大卫》、费曼，大概世间不会有太多更让人激动/有几近宗教神圣感的瞬间了。

        二十年后重读费曼， 依然掷地有声。与诸君共享。——李沉简

        科学的价值

文：理查德·费曼  译：李沉简（来源：新少数派）

        当我年轻的时候，我认为科学会有利于每个人。科学显然很有用，也是很有益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参与了原子弹的制造工作。科学的发展导致了原子弹的产生，这显然是一个具有极其严肃意味的事件：它代表着对人类的毁灭。

        战后，我对原子弹忧心忡忡，既不知未来会怎样，也更不敢肯定人类一定会延存。自然地，一个问题会这样被提出：科学是不是包含着邪恶的成分？

        这个问题也可以这样来问：当我们看到科学也可以带来灾难时，那么我如此热爱，并且毕生孜孜为之的科学事业的价值究竟何在？这是我无法回避的问题。

        这篇“科学的价值”，你们可以把它看成是我在探索这个问题时的所思所悟。

        时常，人们对我提出，科学家应该多多关心社会问题，特别是要考虑科学对于社会的影响。人们似乎相当普遍地认为，只要科学家们对于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加以关注，而不是成天钻在枝尾末节的科学研究之中，那么巨大的成功就会自然到来。

        我以为，我们科学家是很关注这些社会问题的，只不过我们不是把它们当作自己的全职而已。其原因是，对于这些比科学研究复杂千百倍的社会问题，我们也是百思不得其解，绝无灵丹妙药。

        我认为当科学家思考非科学问题时，他和所有的人一样无知；当他要对非科学问题发表见解时，他和所有的门外汉一样幼稚。今天我的讲演“科学的价值”所针对的并不是一个科学课题，而是价值评判；这样看来，我下面将要讲的大概也是粗浅不堪的了。

        科学的价值的第一点是众所周知的。科学知识使人们能制造许多产品、做许多事业。当然，当人们运用科学做了善事的时候，功劳不仅归于科学本身，而且也归于指导着我们的道德选择。科学知识给予人们能力去行善，也可以作恶，它本身可并没有附带着使用说明。这种能力显然是有价值的，尽管好坏决定于如何使用它。

        在一次去夏威夷的路途中，我学会了一种方法来表达上述问题——一个佛祠的主持向游客们谈及佛学，最后他说他的临别赠言将使游客们永不忘却（我是真的从未忘却）。这赠言是佛经中的一句箴语：“每个人都掌握着一把开启天堂之门的钥匙，这把钥匙也同样能打开地狱之门。”

        如此说来，开启天堂之门的钥匙又有什么价值呢？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分辨一扇门是通向天堂还是地狱，那么手中的钥匙可是个危险的玩艺儿。

        可是这钥匙又确实有它的价值——没有它，我们无法开启天堂之门；没有它，我们即使明辨了天堂与地狱，也还是束手无策。这样推论下来，尽管科学知识可能被误用以导致灾难，它的这种产生巨大影响的能力本身是一种价值。

        科学的另一个价值是提供智慧与思辨的享受。这种享受一些人可以从阅读、学习、思考中得到，而另一些人则要从真正的深入研究中方能满足。这种智慧思辨享受的重要性往往被人们忽视，特别是那些喋喋不休地教导我们科学家要承担社会责任的先生们。

        我当然不是说个人在智慧思辨中的享受是科学的全部价值所在。不过，如果我们社会进步的最终目标正是为了让各种人能享受他想做的事，那么科学家们思辨求知的享受也就和其他事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了。

        另外一个不容低估的科学的价值是它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概念。由于科学的发展，我们今天可以想象无穷奇妙的东西，比诗人和梦想者的想象丰富离奇千万倍。自然的想象和多姿比人类要高明得多。比如吧，诗人想象巨大的海龟驮着大象到海里旅行；而科学给了我们一幅图画——天宇中一个巨大的球在旋转；在它的表面，人们被神奇的引力吸住，并附着它在旋转。

         我常常想这些奇妙的东西，这些从前人们根本不可想象，而如今科学知识使我们可以想象的东西。

        曾经，我站在海边的沙滩上，陷入了这样的深思：

                潮起潮落

               无法计数的分子

               各自孤独地运行

                相距遥远却又息息相关

                泛起和谐的白浪

                旷代久远

                在尚无生物的上古

                眼睛还未出现

                年复一年

                惊涛拍岸如今

                为了谁，为了什么？

                在一个死寂的星球

                没有为之欣悦的生命

                永无休止

                骄阳弥散着能量

                射向无垠的宇宙

                掀动着大海的波浪

                大洋深处

                分子重复不变

                忽然，萌生新的组合

                它们会复制自身

                由此演出了全新的一幕

                愈变愈大

                愈变愈复杂

                生物，DNA，蛋白质

                它们的舞蹈愈加神奇

                跃出海洋

                走向陆地

                站立着

                具有认知力的原子

                具有好奇心的物质

                凭海向洋

                一个好奇者在好奇

                我——

                一个原子的宇宙

                一个宇宙中的原子

        这样的激动、惊叹和神秘，在我们研究问题时一次又一次地出现。知识的进步总是带来更深、更美妙的神秘，吸引着我们去更深一层地探索。有时探索的结果令人失望，可这又有什么关系？我们总是兴致勃勃而自信地深钻下去，发现无法想象的奇妙和随之而来的更深更美妙的神秘。这难道不是最激动人心的探索么！

        诚然，没有过科学研究经历的人大概不会有这种近似宗教的感受。诗人不会写它，艺术家也无法描述这种奇妙的感受。我很是不解——难道他们都不为我们所发现的宇宙所激动吗？歌唱家现在还不会歌唱科学带来的神奇美妙，科学对于人们来说还是在讲课中接受的，而不是在诗与歌之中。这说明我们还没有进入一个科学的时代。

        这种沉默无歌的原因之一，大概是人们必须懂得如何读这种音乐的乐谱才能歌唱。比如，一篇科学论文说，“鼠的脑中放射标记的磷在两周中减了一半。”这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意思是鼠脑中（你、我的脑子也没什么差别）的磷有一半已经不是两周前的原子了，它们已被替换了。那么我要问：“究竟什么是载有意识的分子呢？子虚乌有么？这些全新的分子能承载一年前在我脑中的记忆，可当时发生记忆的分子却早已被置换了！这个发现就像是说我这个体仅仅是一个舞蹈的编排。分子们进入我的大脑，跳了一场舞就离开了；新的分子又进来，还是跳和昨天一模一样的舞蹈——它们能记住！”

        有时我们会从报纸上念到这样的话：“科学家认为这项发现对于治疗肿瘤是十分重要的……”。看，这报道只注重那项发现有什么可利用之处，而完全丢开了它本身的意义。而实际上它是多么奇妙啊！偶尔，小孩子反倒会意识到那些意义；此时，一个科学家的苗子出现了。如果当他们上大学时我们才教他们这些，那就太晚了。我们必须从孩童教起。

        现在，我来谈谈科学的第三个价值——它稍稍有些间接，不过并不牵强。科学家们成天经历的就是无知、疑惑、不确定，这种经历是极其重要的。当科学家不知道答案时，他是无知的；当他心中大概有了猜测时，他是不确定的；即便他满有把握时，他也会永远留下质疑的余地。承认自己的无知，留下质疑的余地，这两者对于任何发展都必不可少。科学知识本身是一个具有不同层次可信度的集合体：有的根本不确定，有的比较确定，但没有什么是完全确定的。

        科学家们对上述情形习以为常，他们自然地由于不确定而质疑，而且承认自己无知。但是我认为大多数人并不明白这一点。在历史上科学与专制权威进行了反复的斗争才渐渐赢得了我们质疑的自由。那是一场多么艰辛、旷日持久的战斗啊！它终于使我们可以提问、可以质疑、可以不确定。我们绝不应该忘记历史，以致丢失千辛万苦争来的自由。这，是我们科学家对社会的责任。

        人类的潜能之大、成就之小，令人想起来未免神伤，总觉得人类可以更好。先人在恶魇中梦想未来；我们（正是他们的未来）则看到他们的梦想有些已经成真，大多却仍然是梦想，一如往日。

        有人说教育的不普及是人类不能前行的原因。可是难道教育普及了，所有的人就都能成为伏尔泰吗？坏的和好的是同样可以被传授的；教育同样拥有趋善或趋恶的巨大能力。

        另一个梦想是国与国之间的充分交流一定会增加互相理解。可是交流的工具是可以被操纵的。如此说来所交流的既可以是真实，也可以是谎言。交流也具有趋善和趋恶双重可能。

        应用科学可以解决人们的物资需求，医药可以控制疾病——看上去总算尽善尽美了吧？可偏偏有不少人在专心致志地制造可怖的毒物、细菌，为化学生物战争做准备。

        几乎谁都不喜欢战争，和平是人类的梦想——人们尽可能地发挥潜能。可没准儿未来的人们发现和平也可好可坏。没准儿和平时代的人因没有挑战而厌倦不堪，于是终日痛饮不止，而醉熏熏的人并不能发挥潜能、成就大业。

        和平显然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如同严谨、物资发展、交流，教育、诚实和先人的梦想。与先人相比，我们确实进步了，有更多的能力了。可与我们能够成就的相比，所达到的就相形见绌。

        原因何在？为什么我们就无法战胜自己？

        因为我们发现，巨大的潜能和力量并没有带着如何使用它们的说明书。譬如，对物质世界认识愈多，人们就愈觉得世界真是毫无目的意义可言。科学并无法指导行善或行恶。

        有史以来，人们一直都在探究生命的意义。他们想：如果有某种意义和方向来指导，人的伟大潜能定会充分发挥。于是有了许多种对生命意义的阐述和教义。这些各自不同的教义有着自己的信徒，而某一种教义的信徒总是怀着恐惧的心情看待其余教义的信徒。这种恐惧来自于信念的互不相容，致使原本良好的出发点都汇入了一条死胡同。事实上，正是从这些历史上错误信仰所制造的巨大谬误中，哲学思考者们慢慢发现了人类美妙无限的能力。人们梦想能发现一条通途。

       那么，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如何来解开存在之谜呢？

        如果把所有的加以考量——不仅是先人所知，而且他们不知而我们今天所知的——那么我认为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我们还是知之甚微。

        不过，正当我们如此承认的时候，我们便开始找到了通途。

        这并非一个新观念，它是理性时代的观念，也正是它指导着先贤们缔造了我们今日享用的民主制度。正因为相信没有一个人绝对懂得如何管理政府，我们才有这样一个制度来保证新的想法可以产生发展、被尝试运用、并在必要的时候被抛弃；更新的想法又可以如此地轮回运行。这是—种尝试——纠偏的系统方法。这种系统方法的建立，正是因为在18 世纪末，科学已经成功地证明了它的可行性。在那时，关注社会的人们已经意识到：对各种可能性持开明态度便带来机会；质疑和讨论是探索未知的关键，如果我们想解决以前未能解决的问题，那我们就必须这样地把通向未知的门开启。

        人类还处在初始阶段，因此我们遇上各种问题是毫不奇怪的。好在未来还有千千万万年。我们的责任是学所能学、为所可为、探索更好的办法，并传给下一代。我们的责任是给未来的人们一双没有束缚自由的双手。在人类鲁莽冲动的青年期，人们常会制造巨大的错误而导致长久的停滞。倘若我们自以为对众多的问题都已有了明白的答案，年轻而无知的我们一定会犯这样的错误。如果我们压制批评，不许讨论，大声宣称“看哪，同胞们，这便是正确的答案，人类得救啦！”我们必然会把人类限制在权威的桎梏和现有想象力之中。这种错误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作为科学家，我们知道伟大的进展都源于承认无知，源于思想的自由。那么这是我们的责任——宣扬思想自由的价值，教育人们不要惧怕质疑而应该欢迎它、讨论它，而且毫不妥协地坚持拥有这种自由——这是我们对未来千秋万代所负有的责任。

孙立平：中美之间，对抗是战略，缓和是策略，理性管控冲突有意义

 （立平坐看云起，2021-11-18）

        最近中美首脑会谈，似乎为冰冷的中美关系注入一丝暖意。于是，人们又在猜测，今后中美关系会怎么走？

        我先说我的基本判断：中美之间，对抗是战略性的，缓和是策略性的，但理性管控冲突是有意义的。

        下面说这几句话的具体含义：

        第一，中美之间是一种长期的终极对抗。所谓终极对抗是指，美国已经彻底检讨并放弃了1972年以来的对华政策，把中国视为终极对手，不会再有包容、妥协、放弃和演变的做法，而是采取终极对抗的思维和措施以求彻底搞垮对方。不全面冷战也不全面热战，而是在长期的博弈中发挥自己的长处消耗对手的力量直到完全拖垮对手。

        其原因不完全在于老大老二之争，更在于两个国家代表的是有关人类社会的两种不同愿景。我原来曾经说过，这两种不同愿景的基因甚至根植于古希腊雅典和斯巴达的差异中。

        第二，这种终极对抗将会是一场持久战。我原来说过，在将中国视为头号对手的舞台上，拜登与特朗普将会萧规曹随。但两人或两届政府的区别在于，特朗普有个窗口期的概念，因此其做法比较急，力图在5-10年解决问题。而拜登似乎没有这个概念。拜登政府更倾向于将其视为一场持久战。这种思路在目标上绝无妥协，但是在方法上主要采取竞争手段，不轻启战端，不全面决战，尽量避免直接冲突。只有在非常关键时刻才会----必要时，美国也会起身对抗。

        第三，持久战的形式是竞争。拜登上台后，一再强调竞争的概念，但在中国的语境中，人们没怎么注意到这个词汇的特殊性。实际上，竞争这个词很重要。可以这么说，特朗普的策略是冲突，拜登的策略是竞争。说得更明确点，特朗普的办法，是力图在冲突中直接损伤对方，哪怕是自伤八百，损对方一千，也是值得的。而拜登的竞争概念则是，首先强固自己，在力量的对比上，占据上风。当然也不放过削弱对方，但强壮自己是第一位的。其目的是用最小的代价，灵活的方法方式，最大限度地保持和维护自己的相对优势地位。表现在脱钩上，特朗普倾向于全面脱钩，而拜登则是选择性脱钩。

        第四，以克制主义收紧拳头。克制主义即克制美国干预的欲望，该理论认为美国应该放弃过于理想主义的教条，有所为有所不为。拜登撤出阿富汗，完全撤出伊拉克，均体现了克制主义的思想。克制主义是一种现实主义，目的是不损耗自己的实力。这种理论的基础是，美国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只要美国克制自身的欲望，就可以从列国的纷争中抽身出来，从而在它最需要做的事情上积聚实力。这可能意味着，今后美国在国际性的组织和平台上要更为积极，而在地区性冲突中会更多地置身事外。

        第五，重建联盟，编织大网，围而不战。拜登上台后，在重建国际联盟上紧锣密鼓。对此，人们已经有许多具体的分析，不再赘述。在重建国际联盟上，拜登政府的做法可能有如下值得注意的几点。第一，更加注重意识形态的作用。第二，更加倚重英语国家。第三，联盟的重心在亚太地区。第四，安抚俄罗斯，至少使俄罗斯不给美国捣乱。第五，更多寻找与欧洲这些老盟友的一致性，缩小分歧。有人猜测，美欧还有可能成立一个数字联盟，制定新的网络规则，尤其强调人权的基本方针，以将中国排除在外，构建一个不包括中国的网络世界。

        最后说一下理性管控冲突是有意义的。这句话在抽象的意义上当然是没错的。但我说的不是这个抽象意义上的道理。

        2020年7月24日，蓬佩奥在尼克松故居发表的演讲中，把对上次冷战中美苏对抗的的特点称之为信任并核查，而将这次中美之间的对抗称之为不信任并核查。事实上，在上一次美苏两大阵营的冷战中，有一个潜规则，叫冷战铁律，即冷战双方的军队不可以直接交手。同时，在裁军特别是核裁军以及避免擦枪走火等方面形成了相关的机制。这意味着在剑拔弩张的冷战中，双方在努力通过博弈性规则来管理紧张局面。

        中美之间的对抗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按照一些专家的判断，这种对抗的烈度可能不亚于当年美苏之间的对抗。而且，由于军事技术和武器的进步，同时也由于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其间的凶险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建立最基本的信任，并在这种基本信任的基础上，形成管控冲突的有效机制，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易富贤：从人口角度看中美关系

 （微信，2021 年 10 月 14 日）

        一、中国因为疫情造成的生命损失比美国更惨重

        新冠疫情是一种新型传染病，疫情演变难以预料。各国的国情、文化传统不同，对疫情的态度也不同。比如西方认为人死后会进天堂，生命从“此岸”到“彼岸”，因此对生死看得相对较开, 崇尚“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支持美国共和党的一些保守派认为只有上帝才能决定生死，拒绝戴口罩、打疫苗。而儒家文化只有“此岸”，没有“彼岸”，因此更珍惜生命，预期寿命最长，比如 2017 年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的预期寿命分别为 84 岁、85 岁、85 岁，而美国、欧盟、印度、拉美只有 79 岁、81 岁、69 岁、75岁。

        中国由于独生子女政策，2019 年的储蓄率高达 44%，而美国只有 19%，因此美国政府也不敢贸然停工停产，否则很多家庭将陷入困境，得指望政府发钱度日。

        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采取了不同的抗疫措施，应该互相尊重，不应厚此薄彼。但是中国的宣传和外交部门一方面指责西方不尊重中国的政治制度，一方面却高调宣传自己的抗疫成果和疫苗，贬低国际社会的抗疫措施，这安抚了国内的民意，但是在国际社会上却招致普遍的反感。这一年多，中国的国际形象大幅下降。

        疫情首先在武汉爆发，而武汉政府确实延误了抗疫时机，中国应该尽量低调。但是宣传和外交部门却高调地与美国政要一唱一和，共同让全世界相信了“人工病毒”、“实验室泄漏”，而疫情首发地的中国自然成为这些“结论”的最大受害者。

        美国华人是中美关系的粘合剂，绝大多数人希望两国友好、合作共赢。在疫情初期，华人几乎将美国的口罩、呼吸机等防疫用品一扫而空邮寄给国内。但是国内宣传部门对美国华人的贡献很少提及，自媒体则充斥着对美国华人的敌意和网暴，将通过正常渠道回国的华人也斥为“投毒”，对美国华人感情的伤害是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加上中美关系恶化，华人成为夹心饼，被迫选边，有些甚至决定切断与祖国的联系，中文推特上“反华”的言论也越来越多。

        从经济学角度，中国无疑在抗疫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很快控制了疫情，因为疫情累计只死亡了 5000 多人，是 2020 年全球唯一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而迄今美国死亡 71 万人，2020 年经济负增长。但是对抗疫措施的成效，需要多年、甚至几十年才能给出全面的评估。“生命至上”，不能光盯着“死”，更要关注“生”；对经济的影响，不能光看一两年，更要看今后几十年。

        2007 年以来，美国每年出生数逐渐下降，2020 年 1-11 月同比减少 3.7%。2020 年 3月爆发新冠疫情后，12 月（怀孕 9 个月）、2021 年 1 月、2 月的出生同比减少 7.7%、9.4%、2.9%，3 月则回升到上年同期水平。因为新冠疫情，美国大约少生了 1.7 万孩子，以预期寿命 79 岁计算，损失 134 万年生命；美国有 71 万人死于新冠疫情，多为老人，“病死者”平均余命本应还有 12 年，损失 852 万年生命。可见，美国因为新冠疫情共损失约 986 万年生命。2021 年 3 月加拿大、法国、英国、以色列的出生数都超过上年同期水平，疫情对出生影响甚微。丹麦、芬兰、荷兰、瑞典、德国等国的出生没有受疫情影响。台湾 2021 年 1 月、2 月的出生同比减少 23%、15%，日本减少 16%、10%，但是 3 月两地都基本恢复。

        生死之间存在神秘的对称，涉及复杂的生物学、社会学、心理学、行为学的原因。随着预期寿命的提高、婴儿死亡率的下降，总和生育率（妇女人均孩子数）直线下降。

        图 1 2000 年世界各国的健康参数与总和生育率（略）

        东亚地区最惜命，预期寿命最长、婴儿死亡率最低，这次抗疫效果也较好，但是生育率是全球最低。疫情导致美国共和党支持者病死人数多，但是没有影响出生；民主党支持者更注重防疫，病死人数少，但是也少生了孩子。美国各县的戴口罩率、疫苗接种率与生育率是直线负相关。评估各国的抗疫政策应该考虑到文化和政治心态的差异。

        而中国由于严厉的抗疫措施，2020 年一季度结婚数减少 45%（湖北 63%），全年减少12%（湖北 18%，东北 21%），很多人放弃生育，导致 2021 年上半年出生减少约 17%，全年可能会减少上百万出生，即便只有 50 万人是因为新冠疫情，以预期寿命 78 岁计算，损失3900 万年生命（是美国的 4 倍），将影响今后几十年的宏观经济。并且孩子是可以世代相传的。从个体看，“少生”的孩子似乎是可以补偿性出生；但是从群体看，是不会补偿出生的（这涉及复杂的生物学、社会学原因），欧洲在一战和二战、中国在“大跃进”少生的孩子都没有补偿出生。在疫情初期，笔者就预警抗疫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但是媒体以影响抗疫为由拒绝刊发。今后的各项政策，一定要考虑到对生育的影响。

                    二、中国的浮夸宣传和中美关系恶化

        林毅夫在 2008 年预测 2030 年中国经济将是美国的 2.5 倍；在 2011 年预测 2031 年中国经济将是美国的 2 倍；在 2015 年预测中国经济在 2025 年超过美国；在 2021 年预测中国经济在 2030 年超过美国、在 2049 年将是美国的 2 倍，“美国的技术优势将消失”。胡鞍钢在 2011 年预测 2030 年中国经济将是美国的 2.2 倍。李稻葵在 2017 年预测 2049 年中国的经济将是美国的 3 倍，“周边国家谁还敢跟我们叫板？美国人还敢在南海插手吗？”。金灿荣在 2021 年预测，2025 年中国经济超过美国，2035 年中国的综合国力超过美国、经济是美国的 2 倍。张维为在 2021 年预测，2035 年中国的经济将是美国的 1.5 倍。

        林毅夫、张维为等人在中南海的讲座，不但误导了中国领导人和民众，做出了“东升西降”的战略误判，盲目乐观；也误导了国际社会，引发美国的战略焦虑。对于一些想通过恶化中美关系而从中渔利的势力来说，则是“瞌睡来了送枕头”。

        被中国官方学者称为“首席知华派”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前主席蓝普顿，在 2015年 5 月就判断美中关系正处于一个临界点，对美中可能出现长期战略分离的风险表示担忧。但是当时中国无动于衷，继续宣传“厉害了，我的国”。2016 年 3 月笔者回国参加博鳌亚洲论坛，途中在北京接受《纽约时报》采访，认为老龄化导致中国的经济超不过美国（其实笔者在 2007 年版《大国空巢》就指出：“日本、韩国是短跑，中国是超短跑，美国、印度是长跑”，在 2013 年版《大国空巢》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经济难超美国）。笔者的这一预警原本是希望能给当时狂热的宣传泼冷水，但是相关部门不但不予以重视，反而以“唱衰中国”为由将笔者全面封杀，也禁止出版新版《大国空巢》系列。

        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白邦瑞成为其中国问题首席顾问。白邦瑞全盘采信林毅夫、李稻葵等人的预测，认为 2030 年、2049 年中国的经济将是美国的 2 倍、3 倍，会将美国变为殖民地。奥巴马政府的白宫中国主任 Ryan Hass（何瑞恩）2021 年 5 月 30 日接受《华尔街电视》的采访时回忆，奥巴马团队和川普团队就对华政策进行交接时，10 分钟后川普团队就要求结束讨论对华政策而转而讨论橄榄球，“我们听够了，你们不明白美国正处于与中国的生存之战，如果我们不能赢得这场战斗，我们所知道的美国可能不复存在”。可见，当时川普团队是何等焦虑，于是中美关系转向对抗。

        其实林毅夫、张维为等人只是线性预测，并没有考虑到中国所面临的严峻的人口危机。从人口结构判断，今后不是“东升”，而是“东降”，因为东亚地区的生育率是全球最低，面临最严重的老龄化危机。人口是社会、经济、国防、外交等各项决策的基础，但是中美如此重要的两个大国的双边关系竟然无视人口结构，而是建立在错的离谱的经济预测的基础上，对两国和世界都是灾难，代价巨大，极度危险。

        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后，Ryan Hass 主编发布《美国对华政策的未来——对拜登政府的建议》，主报告《迎接中国挑战：战略竞争对手，而非敌人》由 Jeffrey A. Bader（杰弗里•贝德，奥巴马总统的亚洲事务首席顾问）完成，所引用的唯一参考文献就是笔者发表在《南华早报》的文章，认为老年化严重的中国的经济难超美国，中美应该进行战略合作而非对抗。

        2021 年 3 月 3 日 Ryan Hass 在《外交》上发表《中国没有 10 英尺高》，也提到中国面临老龄化危机，认为“中国威胁论”是不具建设性的，焦虑会滋生不安全感，不安全会导致反应过度，用于催生伤害中国的政策，最终会同等地、或更大程度上伤害美国——包括在对美国民众重要议题上与中国合作。

                三、从美日、美欧差距看今后中美差距

        二战后，日本的中位年龄只有 22 岁（美国是 30 岁），快速增长的劳动力驱动经济高速增长；日本的经济总量在 1960 年只是美国的 8%，在 1995 年升至 71%。但是由于日本的生育率在 1951 年就低于美国，人口快速老化，中位年龄、60+岁老人比例、65+岁老人比例、老年抚养比（65+岁人口与 15-64 岁人口之比）分别在 1969 年、1990 年、1992 年、1994 年开始超过美国，15-59 岁劳动力在 1994 年开始负增长。日本的 GDP 增长率从 1947-1973 年的年均 9.0%降到 1974 年-1991 年的 4.0%，并在 1992 年开始低于美国，1992-2019年只有 0.9%；2020 年日本的经济总量只是美国的 23%。2020 年、2050 年日本的中位年龄高达 48 岁、56 岁，美国只有 38 岁、44 岁；日本的 60+岁老人比例为 34%、46%，美国为23%、29%。日本的人均 GDP 相当于美国的比例，从 1960 年的 16%提高到 1995 年的 151%，然后降至 2020 年的 61%，今后可能将低于 40%。

        1960 年中国台湾、韩国的人均 GDP 只相当于美国的 5%，凭借年轻的人口结构，与美国的经济差距不断缩小。但是由于台湾、韩国的生育率分别在 1986 年、1984 年开始低于美国，在 2003、2001 年开始低于日本，人口快速老化（今后将超过日本），15-59 岁的劳动力分别在 2013 年、2015 年开始负增长，人均 GDP 在 2011 年达到美国的 42%、50%之后就停滞不前了，今后可能将低于美国的 30%。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欧洲。欧盟 1960-2019 年的平均生育率为 1.82，美国为 2.12；欧盟的老龄化超过美国，15-59 岁的劳动力在 2007 年开始负增长，而美国要到 2045-2050年才负增长。2008 年欧盟、德国、意大利、希腊的人均 GDP 是美国的 76%、94%、84%、66%，但是 2019 年降至 53%、71%、51%、30%，今后还将下降。加拿大引进的移民比例比美国更高，但是由于 1980-2020 年平均生育率只有 1.61，低于美国的 1.94，加拿大的老龄化比美国更严重，经济活力也更低；2010 年加拿大的人均 GDP 相当于美国的 98%，2020年降至 68%。

        1979 年中国的中位年龄只有 21 岁（美国是 30 岁），年轻的人口结构让“后发”变成“优势”，驱动中国经济在 1979-2011 年年均增长 10%；1979 年中国的 GDP 只是美国的1.7%，2020 年达到美国的 70%。但是中国的生育率在 1991 年开始低于美国，在 2000 年开始低于日本、德国、意大利、希腊（意味着今后的人均 GDP 难以达到美国的 30%），15-59 岁的劳动力在 2012 年开始负增长，经济增长率也从 2011 年的 9.6%一路跌至 2019 年的6%。

        依照笔者的仿真分析，2020 年中国的实际人口不是 2020 年人口普查所公布的 14.1亿，而只有 12.8 亿，中位年龄、60+岁老人比例、65+岁老人比例、老年抚养比分别在2011 年、2027 年、2031 年、2033 年（依照 2020 年普查推算则分别是在 2014 年、2029年、2033 年、2034 年）超过美国。2035 年、2050 年中国的中位年龄为 49 岁、56 岁（依2020 年普查推算为 47 岁、52 岁），美国为 42 岁、44 岁；中国的 60+岁老人比例为 34%、44%（依 2020 年普查推算为 31%、40%），美国为 27%、29%。可见，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可能在 2035 年前后开始低于美国。在老年化下，“后发”不再是“优势”，而是“劣势”。

                 四、人口结构决定了中国经济难超美国

        劳动力是经济的脊梁，老龄化是经济的阻力。儿童不但有旺盛的消费力，更给家庭和社会带来希望和信心。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以及意大利等欧洲国家都是随着中位年龄、65+岁老人比例、老年抚养比（65+岁老人/15-64 岁劳动力）、老年化指数（65+岁老人/0-14 岁儿童）的提高，以及 0-14 岁儿童比例的下降，GDP 增长率直线下降。

        图 2 中位年龄和 GDP 增长率（略）

        图 3 65+岁老人比例和 GDP 增长率（略）

        纵向看，中国在 2012 年出现人口拐点之后，经济增长率也与人口结构直线相关。横向看，2015-2019 年各省的平均 GDP 增长率与 2020 年的中位年龄、老龄化指数直线负相关，与 0-14 岁儿童比例直线正相关。与日本和欧洲相比，中国的人口结构还有一个“中国特色”-儿童比例过低，导致经济后劲不足。

        图 4 2020 年人口普查中国各省的年龄结构和 GDP 增长率（略）

        几十年来，中国的生育率是西高东低，南高北低，东北最低。东北的生育率下降超前全国十多年，老龄化最严重、儿童比例最低，经济活力也最低。东北经济占全国比例从1980 年 13.1%降至 2000 年的 9.7%、2020 年的 5.0%。就像 40 岁时难以想象 70 岁时会生什么病一样，十多年前人们难以想象目前东北的经济增速会如此之低；同样，现在人们也难以想象十多年后中国的经济增速会如何。现在靠财政转移支付、养老金的全国统筹等缓解了东北的老龄化，等到今后其他省达到目前东北的老龄化程度，经济活力还不如现在的东北。

           图 5 2020 年人口普查中国各省的年龄结构（略）

        东北的人口结构最差，其次是华北、华东、华中，最好的是西南、西北。东西经济差距从 2003 年开始缩小，而南北差距从 2008 年开始扩大，经济中心往西南转移，这是唐朝以来的最大转向。从 2003 年到 2020 年，以京广线为界的东部 13 省的经济占比从 57.2%降到 51.9%，西部 18 省的占比则是从 42.8%提高到 48.1%。从 2008 年到 2019 年，北方 15省经济占比从43.2%降到35.2%，南方16省的占比则是从56.8%提高到64.8%。十多年后，南方占比将超过 70%，而北方将低于 30%，南北经济差距将长期困扰中国政局。

        图 6 人口结构国际比较（略）

        世界其他国家的人口数据是采纳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 年版》的中、低方案平均。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2001-2020 年台湾、香港、新加坡华人的生育率只有 1.13、1.06、1.09，而独生子女政策难以逆转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鼓励生育的难度更大。中国的人口数据的实线是笔者的估算，虚线是根据 2020 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推算，假设未来的生育率能有幸稳定在 1.2。

        中国的独生子女家庭结构降低了家庭的刚需，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只占 GDP 的 43%左右，而国际上一般占 60～70%。家庭规模小还导致高储蓄率，而父母担心独生子女难以养老，也不得不增加储蓄。2019 年中国的毛储蓄率高达 44%，而美国、欧盟、印度、拉美分别只有 18%、25%、28%、18%。中国工资收入占比低、储蓄率高，共同降低了居民消费率。中国居民收入占 GDP 比例低，意味着政府和资本掌控的财富比例高，有能力投资；储蓄率高，也导致投资率高。因此 2019 年中国的国内投资率高达 43%，而美国、欧盟、印度、拉美只有 21%、22%、30%、18%。

        但是中国目前这种靠出口和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将因为老龄化而难以为继。源源不断的农民工使得中国制造业出口占全球比例从 1992 年的 2.5%提高到 2015 年的 19.6%。但是中国的制造业将衰落，原因有三：第一，1990 年之后出生人数不断下降，2020 年人口普查显示只出生 1200 万人（实际应该不到 1000 万人），不到中国 1980 年代后期和印度现在的一半，中国 20-49 岁人口在快速减少，很多产业将后继乏人。第二，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从 2008 年的 34 岁提高到 2020 年的 41.4 岁，同期 50 岁以上农民工占比从 11%提高到26%。第三，年轻人不愿意从事制造业。中国从事工业的劳动力占比已经从 2011 年的 30%降至 2019 年的 27%，制造业出口占全球比例降至 2019 年的 17.8%，2020 年、2021 年暂时回升（由于率先走出新冠疫情），但是今后将不断下降，中国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也将下降。

        劳动力减少既导致储蓄率下降和投资来源减少，又导致投资回报率下降，老人增加则会消耗储蓄，共同导致投资率下降。中国的储蓄率、投资率从 2010 年的 51%、47%降至2019 年的 44%、43%，还将加速下降。中国目前政府投资率高，但是老龄化会降低财政收入、增加社保、医保等开销，政府面临债务危机，将无力进行投资。

        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高度依赖房地产。2020 年中国的房地产市值是 GDP 的 4.1 倍，而美国只是 1.48 倍，日本也只是 2.3 倍。中国的 26-35 岁初次购房年龄人口在 2018 年开始负增长，加上“房住不炒”的政策和房产税的开征，房地产泡沫可能将破裂，至少不会继续成为经济的引擎了。中国前些年的高速增长也意味着今后面临较高的折旧率，也将降低经济增长率。

        预计 2022 年、2025 年、2030 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分别只有 5-5.5%、4-4.8%、3-3.5%，2035 年则与美国相当。美国的人口结构变化平缓，又出台新基建等经济刺激政策，如果能够成功，预计 2022-2035 年年均 GDP 增速仍能如 2010-2019 年那样保持在 2.3%，那么2035 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只相当于美国 85%，人均相当于美国的 22%；如果美国的经济刺激政策失败，2022-2035 年 GDP 年均只增长 1.5%，那么 2035 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相当于美国的 97%，人均相当于美国的 25%。2035 年之后，中国的各项人口参数都比美国要差，与美国的经济差距将拉大。

                五、从人口结构看中美经贸关系

        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长期以来，中国的消费疲软，投资、出口强劲。新冠疫情之后，也主要是靠出口维持了经济的增长。这是“中国特色”的人口结构所决定的。

        蔡昉、胡鞍钢等人口、经济学者，将计划生育降低总抚养比称之为“人口红利”，这一定义严重误导了中国的决策。总抚养比是指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15-64 岁）人口之比，包括儿童抚养比（0-14 岁儿童/劳动人口）和老年抚养比（65+岁老人/劳动人口）。计划生育是通过降低儿童抚养比而降低总抚养比的，其实并非“红利”，而是“高利贷”。

        图 7、总抚养比和居民消费率（略）

        左图是 2015 年高收入国家的总抚养比与居民消费率，二者正相关。中国由于计划生育导致总抚养比从 1980 年的 67%降到 2010 年的 33%，同期居民消费率也从 51%降到 34%。而 2010 年美国、欧盟、印度、拉美的总抚养比分别为 50%、50%、56%、53%，居民消费率分别为 68%、56%、55%、62%，这些地区靠内需就能保证就业。

        而中国由于总抚养比低，相当于内需市场，“额外过剩”了 1 亿左右劳动力，产能过剩，出口强劲，长期依赖贸易顺差提供就业机会。而由于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美国需要保持经常项目赤字以向全球提供美元流动性（让世界贸易具有熵减特征，有利于世界经济），于是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逆差国。因此，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是来自对美贸易，比如 2018 年中国出口 24867 亿美元，进口 21357 亿美元，顺差 3509 亿美元；其中向美国出口 4784 亿美元，从美国进口 1551 亿美元，顺差 3233 亿美元，相当于总顺差的 92%。2018年中国的人均 GDP 是 9977 美元，意味着对美国的顺差为中国提供了数千万就业机会，弥补了对其他国家的逆差。尽管爆发了中美贸易战，但是 2021 年 1-8 月，对美顺差仍占中国总顺差的 66%。

        根据美国的统计，2010-2020年从美进口与向美出口的比例，中国只有26%，而欧盟、墨西哥、日本、印度为 66%、76%、50%、55%，除中国外的其他国家作为整体为 77%。中国的经济体量这么大，如此不平衡的贸易格局，给美国带来低物价、低通胀，但是也扭曲了美国的经济结构。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工资收入占 GDP 的比例超低，就业率（尤其是妇女就业率）超高，比如 2000 年/2010 年中国 15+岁以上妇女就业率高达 69%/61%，而美国、欧盟、日本、印度只有 57%/53%、42%/44%、47%/46%、29%/24%。没有孩子的拖累，男女齐上阵。中国的制造业有无与伦比的竞争力。于是美国的高科技产业与本国的制造业脱钩，转而与中国的制造业挂钩，形成了“美国研发、中国制造”的国际分工模式，美国部分人受益、部分人受害，贫富差距扩大，社会撕裂，深刻影响了美国的总统选举。这种模式导致美国就业机会流失、制造业衰落。1966-2000年美国制造业从业人员保持稳定，但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美国制造业从业人员逐年减少，2019 年比 2000 年减少 26%。1971-2001 年美国的制造业出口占世界比例稳定在 13%左右，但这一占比从 2000 年的 14.0%降至2019 年的 7.4%，同期日本的占比从 9.8%降至 4.7%，而中国的占比却从 2000 年的 4.8%提高到 2015 年的 19.6%。当然，美国的制造业衰落的原因是多样的，但中国的因素无疑是催化剂。

        2009 年笔者在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发表《独生子女政策和中国发展模式的困局》，分析指出中国独生子女政策是中国经济问题的长期根源，短期导致内需不足、劳动力“额外过剩”，扭曲国际贸易体系；远期导致劳动力不足、老人“额外过剩”。笔者判断这种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预警可能会爆发中美贸易战，预测美国和欧洲将重振制造业，建议中国停止计划生育，通过提高抚养比拉动内需。

        在现行体系下，美国的贸易逆差不可能消除，但会在不同国家之间转移，比如对日本、中国台湾、韩国的逆差占美国货物总逆差的比例从 1988 年的 44%、11%、7%降到 2020 年的6%、3%、3%，而对中国的逆差占比则从 1987 年的 2%升至 2001 年的 20%、2018 年的 48%，对越南、印度的逆差占比也从 2007 年的 1%、1%升至 2021 年的 8%、3%。

        而中国的贸易顺差却没有太多选择余地，只有对美国等高收入国家的顺差才能提供就业，并进行产业升级；对低收入国家的贸易不平衡则可能导致就业机会流失、产业链外移。欧元并非国际储备货币，中国对欧盟的顺差远低于美国，且难以提升。中国对美国和欧盟以外的地区作为整体则是逆差。如果丧失对美国的顺差，中国对其他国家的贸易将难以持续，将出现严重的失业危机，也削弱产业升级的能力。

        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从 2010 年的 34%上升到 2019 年的 39%，有人受此鼓舞而提出“双循环”理论，指望像其他国家那样靠内需驱动经济。其实近年消费率的提升是因为总抚养比在 2010 年后上升所驱动的，但是今后很难超过 50%，原因有三：

        第一，今后十多年，中国的总抚养比仍处于较低水平。

        第二，独生子女家庭结构已经重塑并固化了中国的经济结构。分配关系的调整是极其艰难的，比如中国调控房价多年，至今没有成效；而要将居民可支配收入占 GDP 的比例从目前的 43%左右提升到其他国家那样的 60～70%，难度更大。

        第三，中国的总抚养比的提高是由于老年抚养比提升所致，对消费的驱动是很脆弱的。比如日本由于老年抚养比的提高推动了总抚养比的提高，居民消费率从 1992 年的 51%提高到 2013 年的 58%，但是 2014 年之后不升反降，因为：储蓄率的下降导致消费能力下降；老龄化导致日本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只好将消费税率从过去的 5%提到 2014 年的 8%、2019年的 10%，导致消费率下降；养老金缺口大，很多家庭不敢消费。

                   六、从人口结构看中国的政治安全

        影响中美关系另一个因素是缺乏政治互信。美国一些政要期待中国像当年韩国和中国台湾实现政治转型；中国领导人则担心政治安全，严防出现类似“六四事件”。其实中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变，西方政要会很失望，而中国当局的担心则大可不必。

        不同的年龄的人有不同的激素水平，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心态。15-29 岁的青年最有“生命力”（2/3 的孩子是该年龄段妇女生的），最有经济活力和政治热情。将 15-29 岁人口比例超过 28%称为“青年潮”，低于 18%称为“青年荒”。“青年潮”产生的原因是从生育率从高水平过快下降，使得儿童快速减少、总人口分母减少。如果生育率缓慢下降，则不会出现“青年潮”（如印度、欧盟、美国）。“青年荒”产生的原因是长期的低生育率。

          图 8 各地区的 15-29 岁青年比例

        香港在1974年开始出现“青年潮”，1980年青年比例高达33%，中位年龄不到26岁，反殖民统治、民族主义、保钓、爱国反霸权的社会运动此起彼伏，让港英政府不堪其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签署了 1984 年的《中英联合声明》。台湾、韩国的青年比例从 1965 年的 24%、25%上升到 1980 年代初期的 31%，民主热情高涨，民运、学运此起彼伏，在 1987年完成政治转型，当时中位年龄都只有 26 岁。

        2010 年之后中东出现“阿拉伯之春”、“伊斯兰国”，原因之一是出现了“青年潮”，中位年龄也只有二十岁左右。2015 年，多数中东国家的“青年潮”已经退潮（只有叙利亚和也门还将延续多年），社会也趋稳，“伊斯兰国”也式微。美国历经 20 年也未能征服塔利班，在 2021 年被迫撤离阿富汗，原因之一是阿富汗出现了“青年潮”，2001-2021年的中位年龄只有 16-18 岁，将政治热情聚焦于反美。

        1964 年中国的中位年龄只有 20 岁，青年比例只有 23%，1965 年开始攀升，是文化大革命的人口学基础。1979 年中位年龄只有 21 岁，青年比例超过 28%，民心思变，该年开始经济改革，将年轻劳动力优势转变为经济动力。但“青年潮”仍然引发了治安危机，中国政府在 1983 年启动了为时三年的“严打运动”；1980 年代中后期，湖南省邵阳等地区的社会治安几近崩盘，流氓团伙剧增，砍手、挑脚筋等恶性案件大面积发生。1986 年全国发生了“学潮”。1989 年全国青年比例高达 31%，中位年龄不到 25 岁，发生了“六四事件”。

        1989 年全国出现政治风波时，新疆没有青年潮，社会相对稳定。维吾尔族在 1996 年才开始出现“青年潮”，青年比例在 2008 年达到 32%，中位年龄不到 26 岁（全国是 35岁），新疆社会也持续动荡，在 2009 年爆发了“乌鲁木齐七五事件”。近年新疆社会稳定，不仅仅是中国政府加强管控，更是因为维吾尔族的“青年潮”在 2014 年就开始退潮，2021 年青年比例降至 22%，中位年龄升至 32 岁。

        1989 年之后中国再也没有出现 1989 年那样的政治风波，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度越来越高，原因有四：第一，青年比例在 1993 年开始不断下降，1996 年就开始低于 28%，2021年只有 17%，中位年龄也提高到 2021 年的 42 岁（据 2020 年普查推算是 40 岁）。第二，中国政府加强了管控和宣传。第三，中国的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缩小。第四，欧美由于老龄化，经济减速，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

        “六四事件”是“青春痘”，“小粉红”、“朝阳群众”、“西城大妈”是“老年斑”。“青春痘”不再，“老年斑”长存。

                七、建议：中美应该加强合作而非对抗

1、中美应建立政治互信。

        这些年相关势力一唱一和演双簧，将中美关系变成了你死我活的对抗关系，宁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也在所不惜。但是人口结构决定了中国的经济不可能超过美国，中国无力取代美国的地位，两国只有合作才能共赢。

        对美国来说，对中国的政治改革不要有过分的幻想，人口结构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走韩国、台湾的老路。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是极为艰难的，成本高昂，且极度危险（因此即便在冷战时期，美国也并没有更替苏联政权的具体政策）。美国无力改变伊拉克、阿富汗，更不可能改变中国。

        一些西方政要期待中国政权“自然演变”，他们也会失望。面对新冠疫情，台湾、韩国采取的仍是传统的儒法模式。这次中国的抗疫措施，很难为西方国家所认可，但却获得中国民众的支持；今后老龄化危机对社会的影响比新冠疫情更严重、更持久，民众会支持政府。目前老年化最严重的东北，社会经济死气沉沉，却坚定支持政府。苏联解体后，在社会动荡了数年后，最后演变出的“普京模式”也并非西方所期待的。

        对中国来说，不应草木皆兵，反应过度，“境外势力”不可能对中国的政局有实质性的影响。即便 2019 年百万人参加的香港“反送中”运动，也很快平息，因为中位年龄超过 44 岁，青年比例不到 16%，年龄结构与 1980 年代不可同日而语。日本尽管老龄化严重，但是社会稳定。中国今后有能力供基本的民生保障（粮食、日用品和基本的医疗服务），不太可能出现社会动荡。也就是说，今后中国将是社会矛盾丛生，但是可控，政权稳定。

        美国的生育率从 2007 年的 2.12 降到 2020 年的 1.64，今后将很难稳定在 1.6；台湾、韩国在西方眼里，政治转型成功，但是目前的生育率只有 0.8-1.0，今后倒三角形的年龄结构难以支撑奢华的政治制度。中国的生育率将很难稳定在 1.2。可见，中美两国的体制不是“你死我活”，而是都存在“致命”的缺陷，都需要对社会、经济、法律、教育模式进行“颠覆性”的改革，才能维持人口和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就像抗击新冠疫情一样，

        各国采取不同的隔离措施（彼此指责，又互相学习），殊途同归，最终都得靠疫苗来终结

疫情。

2、中美共同维护国际秩序。

        美国也面临老龄化危机，中位年龄从1980年的30岁提高到2020年的38岁，2035年、2050 年将是 42 岁、44 岁；65 岁及以上老人比例从 1980 年的 12%提高到 2020 年的 17%，2035 年、2050 年将达 22%、23%；2010 年 1 个 65 岁及以上老人对应 4.6 个 20-64 岁劳动力，而 2020 年、2035 年、2050 年 1 个老人只对应 3.5 个、2.6 个、2.4 个劳动力。老龄化降低社会、经济、创新活力，增加贫富差距，增加医疗开销、社保、政府债务。比如美国的医疗开销占 GDP 的比例从 1970 年的 6%提高到 2018 年的 17%。

        孟子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中美两国都需要进行战略收缩，两国关系不会是雄狮和猛虎的恶斗，而将是一只老年的病猫和一只皮包骨头的瘦狗之间的嬉戏。

        二战后，美国的经济接近全球的一半，主导构建了现有国际秩序，而中国则是受益者。由于自身的人口老化和新兴国家的崛起，美国、“五眼联盟”的经济占世界比例从 1960年的 39%、49%降到 2000 年的 30%、39%，再降到 2020 年的 25%、32%。日本、欧盟的老龄化比美国更严重，日本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 1994 年的 17.7%降到 2020 年的 5.8%，欧盟的占比从1990年的29%降到2020 年的18%。随着印度、尼日利亚等新兴大国的崛起，美国、欧盟、日本的经济占比还将下降。

        中国 2019 年、2035 年的年龄结构类似日本 1992 年、2018 年，经济增速将持续下行，经济占全球比例预计在 2035 年前后达到顶峰后会不断下降。中国无力另起炉灶新建国际秩序。由于中国大陆和台湾存在二选一，让一些小国从中渔利。如果中美分庭抗礼，将是两败俱伤，也不利于世界经济和和平，只让少数国家渔翁得利。

        印度的经济超过中、美尚需时日，在今后几十年时间内，美国第一、中国第二的地位将无法撼动。前些年，美国将中国视为其全球领袖地位的“挑战者”，两国关系恶化。而事实上，中国不可能挑战美国的地位，而靠美国及其传统盟友的力量难以维持现有的国际秩序，美国应该将中国视为“协助者”，携手修复、维护国际秩序。

3、强化中美经贸关系。

        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都开始瘸腿。如果中美脱钩，对中国经济将是雪上加霜。而经济减速又将导致生育率下降。比如从 1956 年到 1973 年，日本的生育率稳定在 2.1 左右；第一次石油危机，使得日本经济衰退，结婚率从 1973 年的9.9‰直线下降到 1990 年的 5.9‰，同期妇女初婚年龄从 24 岁推迟到 26 岁，生育率从2.14 狂跌到 1.54；1992 年日本爆发经济危机，生育率继续降到 2005 年的 1.26。1991 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经济负增长，结婚数从 1990 年的 132 万对减少到 1998 年的 85 万对，生育率从 1990 年的 1.89 狂跌到 1999 年的 1.16。由于经济恢复和鼓励生育的政策，俄罗斯的生育率稳步提升到 2015 年的 1.78，但是由于 2014 年收复克里米亚而引发西方的经济制裁，年均 GDP 增长率从 1999-2013 年的 5.1%跌至 2014-2019 年的 0.9%，生育率也跌至 2019 年的 1.50，可见俄罗斯收复克里米亚的“生命代价”是很惨重的。1989-2007年美国的生育率稳定在 2.0-2.1；2008 年的金融危机导致美国的婚育年龄推迟、结婚率和就业率下降，生育率从 2007 年的 2.12 跌到 2020 年的 1.64。

        由于老年抚养比的提升，中国的内需会有所提振，但是居民消费率很难超过 50%，在今后二十年劳动力仍然“额外过剩”，需要借助外循环缓解就业压力、消化过剩产能。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逆差国，其市场对于中国至关重要。

        日本产品占美国进口市场的份额，从 1992 年的 20.0%降到 2020 年的 5.1%，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产品的挤占，一方面是因为日本的劳动力在快速减少和老化。中国产品占美国进口市场份额从 1987 年的 1.5%提高到 2000 年的 8.2%、2017 年的 21.6%。但是现在中国面临日本当年同样的困境。尽管中国率先走出新冠疫情，但是 2021 年 1-8 月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的份额仍然降至 17.0%，降幅惊人。墨西哥、越南、印度的产品占美国进口的份额从 2008 年的 10.3%、0.6%、1.2%增加到 2020 年的 13.9%、3.4%、2.2%。如果中美关系恶化，中国产品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将继续被挤占，中国将面临严重的失业压力。

        从美国来说，短时很难找到替代价廉物美中国产品的货源，减少从中国进口，将导致高通胀。如果剥离中国的产业链，美国新基建的成本、重振制造业的难度都将提高。2020年中国、印度、越南的人均 GDP 相当于美国 的 16.5%、3.0%、4.4%，中国的购买力更强。2020 年美国向中国、印度、越南出口占总出口的 8.7%、1.9%、0.7%。如果美国对华出口与从华进口的比例从 2020 年的 29%提高到 50%，那么对华出口将占美国总出口的 15%。美国从哪里找如此有潜力的大市场？因此，对于美国来说，应该在增加对华出口的同时也增加向华进口，适当缩小贸易逆差。

        1963-1990 年中国年均出生 2300 多万人，现在在所有门类的产业都有竞争力。但是2020 年普查显示只出生 1200 万（实际不到 1000 万），意味着中国将和美国一样被迫放弃一些产业。中美在一些事关国家安全的产业将有一些竞争，但是在其他一些领域需要差峰发展，形成产业的榫卯关系，互相依赖，也有利于稳定两国的政治关系。如果以“避免被卡脖子”为由动用国家力量在什么领域都恶性竞争，那么将导致“脱钩”。

4、放宽对思想和舆论的管控。

        过去几十年，中国由于担心政治安全，不断强化对思想和舆论的管控。但是却窒息了创新活力。日本有二十多人获诺贝尔奖，尤其近年井喷，绝大多数获奖成果是在经济高速阶段完成的（当时就能大致判断成果的影响，而获奖有几十年滞后）。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了四十年，人口是日本的 10 倍，科研队伍庞大，却没有涌现与之对称的重大创新，说明我们教育和社会管控模式是有问题的。中国在 1980 年代对思想管控相当宽松，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主要作品也诞生在那个年代。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科技发展，是在消化吸收国际（尤其是美国）的原创成果的基础上获得的。在与国际的思想和学术交流上设置过高的障碍，将严重阻碍中国的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

        对思想过度管控的后果是“致命”的，比如中国的生育率在 1991 年就开始低于更替水平，但是由于对思想的管控（比如笔者在 2000 年就呼吁停止计划生育，但是笔者的《大国空巢》成为禁书，文章也全部被删除），导致政策迟迟未能纠错，损失了上亿生命。

        几十年来，驻华的国际媒体从局部看是不断“抹黑”中国，但是从整体看是宣传了中国，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近年驱赶国际媒体，也导致中国的国际形象的下降。国际媒体的报道也有助于中国的纠错。比如 2003 年蒋彦永医生将“非典”疫情信息投书给中国官媒未果，但却被《华尔街日报》与《时代周刊》所报道，国内媒体也跟进，引起官方的重视，及时扑灭了疫情。而 2019 年底武汉爆发新冠疫情，国内舆论不但未能及时报道，央视反而批李文亮等人“散布谣言”，国际媒体又被驱赶，导致疫情在全球蔓延。一个封闭的社会是很容易被妖魔化的。

        今后中国面临严峻的老龄化和“青年荒”，社会经济和科技创新活力将下降。严厉的社会管控会进一步窒息社会活力。中国政府没有必要过度担忧政治安全，而应该摒弃目前管控模式，以提振社会活力。

5、回归儒家传统。

        中美都需要进行改革，这种改革最好尽量“趋同”，这样可以减少制度的冲突性，增加兼容性。这需要回顾一下中美的政治传统。

        在物理世界，热从高温向低温转移，最终达到热平衡，这个从有序到无序的过程叫熵增，最后是热寂。而生命系统却是从无序到有序的熵减。人类各文明由于建立起家庭和政治这两大秩序，因此具有生命力。春秋战国时期，杨朱学说、墨家、法家相继成为显学，但儒学却最终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因为唯有儒学能建立起家庭和政治秩序。

        儒家经典《周易》认为，“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可见，儒家以婚姻为基础，构建起家庭秩序，再推衍出政治秩序。儒家倡导的是亲疏有序的爱，在“老吾老、幼吾幼”的前提下，“以及人之老、人之幼”；在“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基础上，“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孟子批评杨朱和墨子：“杨氏为我，是无君（国家）也”，极端个人主义将导致政治秩序崩溃；“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平等的爱是从有序到无序的熵增，将导致“无父”危机，家庭秩序崩溃。

        目前欧美的制度与墨家类似。随着社会福利的提高，欧美出现了“无父”危机，美国的非婚子占比从 1960 年的 5%提高到 2018 年的 40%，而福利水平高的法国、冰岛甚至高达 60%、71%。“不亲其亲，不子其子”，纳税人成为公共父亲、公共儿女。这种养幼、养老的大锅饭与中国的“大跃进”一样不可持续，男性的养育动机和劳动参与率都持续下、降；且随着人口老化，将面临老年的福利与未出生孩子的生存之间的残酷博弈。北欧福利国家中老龄化最严重的芬兰，生育率从 2010 年的 1.87 降至 2020 年的 1.37。

        儒家与美国的制度有高度兼容性。晚清名臣徐继畬在《瀛寰志略》中认为美国的共和制贯彻了儒家的天下为公的理想，华盛顿堪比周公、孔子，他将美国的选举制比喻为儒家推崇的乡举里选。清末时，美国还不是世界霸主，但是清政府对美国最为信任，美国共和党创始人之一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曾担任中国首任全权使节，代表中国政府出使美、英、法、普、俄诸国。

        儒学与英美基督教保守主义类似，比如儒家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将逝者、生者、未出生者都视为文明的一部分，把生养、死葬、精神愉悦以及死后的祭祀都托付给了孩子，生育动机强。英美保守主义的教父埃德蒙·柏克也认为文明的载体是一个将逝者、生者、未出生者联结在一起的社会共同体，对祖先的轻蔑，也是对未出生者继承权的剥夺。儒家和柏克所倡导的其实是一份信托，活着的成员是这份遗产的受托人，他们有义务增进遗产并将其传递给后人，这种符合熵减原则的家庭秩序可以让人口和文明生生不息。儒家认为“杨（个人主义）近墨（大共同主义）远”、“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和英美保守主义一样倡导“大家庭、小政府”，这有利于繁衍人口、增加社会活力。而现代社会经济制度却是熵增的，生者垄断一切特权，凌驾于前人和后人之上，必然导致生育率的下降。

        美国比欧洲更保守，生育率也更高。美国共和党比民主党更保守，生育率高，非婚子比例低。最近几次总统选举，各州对共和党的支持率与生育率直线正相关，而对民主党的支持率却与生育率直线负相关。种族构成的改变导致美国民主党的势力越来越强，意味着生育率将不断下降。

        图 9 2020 年美国总统选举各州对政党的支持率与生育率相关性

        墨家弟子参与创建的法家，与墨家一样是大共同体主义。法家瓦解大家族，推行“强政府、弱家庭”，这有利于巩固政治秩序，却不利于人口发展，因此秦朝和西汉的生育率偏低。法家可以导致迅速崛起，应对紧急状况（比如新冠疫情），但是却会导致社会僵化，活力下降，文明难以延续，秦朝仅享国十五年乃亡。汉武帝时期，痛定思痛，总结历史，将儒家尊为官方意识形态，才重新恢复了人口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社会活力，汉武帝本人也避免了“亡秦之祸”。汉武帝之后的中国政治，并非“儒表法里”，而应该是“三明治”：外套儒家伦理以维持社会和谐和活力，中插法家钢筋以强化政治秩序，内垫儒家的家庭秩序以延续人口。中国两千年的政治制度是儒法双操作系统，儒家色彩浓的朝代，人丁兴旺，社会和谐、有活力。

        中国尽管在 1980 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但是在整个 1980 年代生育率还稳定在 2.4，这得益于 1979 年的农村经济改革形成了“大家庭、小政府”格局。而 1990 年代由于实行了导致“小家庭、大政府”的分税制改革等政策，使得生育率从 1990 年的 2.3 降到 2000年的 1.22。目前中国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只占 GDP 的 43%，如此“小家庭”的财税体系是无法抚养两三个孩子的。

        目前法国、北欧以及美国民主党的政策有浓厚的墨家色彩。美国共和党则与儒家一样倡导“大家庭、小政府”。近年中国重法轻儒（对内高压、对外“战狼”），与美国民主党、共和党的政策都不兼容，是中美关系恶化的原因之一。中国应该向儒家传统回归，强化家庭，才可能提升生育率、增强社会活力、构建和谐社会、建立和谐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