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逸文谈中国乱象：年轻人沮丧 企业家逃离

 【大纪元2023-10-26讯】（记者林燕综合报导）《纽约客》杂志前驻华记者欧逸文（Evan Osnos）发表最新文章《中国的萎靡时代》长文，讲述年轻人“躺平”以及企业家逃离中国等种种乱象。

       文章引述中国欧盟商会会长约尔格‧伍特克（Joerg Wuttke）的话说，他在北京大学对一屋子学生演讲时问学生，有多少人对未来持乐观态度。结果只有三分之一的人举手，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二的人持悲观态度。

       从历史上看，共产党总是把年轻人视为不稳定的存在。过去，受挫的年轻人曾引发社会动荡，天安门事件就是最著名的例子。2022年，对政府严苛的清零防疫措施感到厌倦的年轻人，在多个城市发起白纸抗议行动，甚至有人呼吁习近平和共产党放弃权力。

       多年来，年轻的大学毕业生留在中国大城市追求财富和刺激，但8月份的中共官方媒体报导称，近一半的应届毕业生在六个月内返回家乡，因为无力负担城市生活费用。在留下来的学生中，有些人正在应征“同床”广告——与陌生人共享一张床——或者照顾老人，获得免费住养老院的福利。

       习近平上任时告诉年轻人要“敢于逐梦”。十年后，他告诫年轻人要降低期望。在最近的一次公开信中，他更是要求心怀不满的年轻人“戒骄戒躁”以及去“吃苦”，意思就是要年轻人继续“忍下去”。

       习的劝告遭到年轻人的抵制。年轻人不懂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自嘲说，他们不过是国家剥削的“人矿”。作为大学毕业季期间的一种行为艺术，毕业生们开始贴出自己的各种躺平或颓废照片，表示对现状的不满。

       除了年轻人，还有那些耗尽毕生积蓄购买了商品房的人正望着杂草丛生土地上未完工的毛坯房哀叹，因为开发商没钱了。由于中共的COVID清零政策下令建筑工地停工，依赖卖地收入的地方财政也同样耗尽；有报告说，有些地区的教师和公务员发不出工资来。

       欧逸文说，衡量一个国家的情绪可能很困难——尤其是在不允许独立民意调查的中国——但有一些指标可以看出端倪。在中国询问国人的心情，你听到最多的字眼是“迷茫”和“沮丧”。

                            中国商界精英警惕被紧急召回

       有更多资源的中国商界精英正在用脚投票，纷纷逃离中国。因为中共政治对他们来说太过有风险，他们不知道中共的红线划在哪儿，因为党的红线总是在变。

       欧逸文说，中国商业精英学会的最新经验法则是，如果必须公开讲话，请沿用党的话，如果人在国外，要警惕被紧急召回。

       一位金融家告诉欧逸文：“我认识的几个人已被召回国，签署（认罪）协议。这是政府设计的，目的是抓他们。”“如果他们晚上把手机还给你，意思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说明他们只是想和你谈谈，允许你跟你的妻子或情妇发微信。”他还补充说，如果调查人员根本不给你手机，那么很可能你是当局打击的对象，而不是信息源。

     中国亿万富翁近年来一个个地“消失”，尤其是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的行踪总是能成为头条新闻。自从他在2020年批评中共的金融监管体系激怒共产党之后，他便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一段时间，直到2023年初现身杭州。之前，有传中共总理李强对马云施压要求其回国。2015年，上海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失踪。该公司后来表示，郭在协助当局的调查。2017年，“明天系”创办人肖建华被中共当局从香港秘密拘捕回大陆，之后很长时间内杳无音信。2022年，他因诈骗和腐败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2020年3月，亿万富翁房地产大亨任志强在批评习近平后消失了。同年晚些时候，任志强就因腐败指控被判处18年监禁。中国亿万富翁的神秘失踪还没完。今年2月，中国科技界投资大亨包凡成为最新上了“失踪”名单的“亿万富翁”。数日后，他的公司表示他在配合当局的调查。

 

日行万步太难？专家说这个防止早逝的习惯更重要

 （中时电子报，2023-10-21）

       很多人都听说过“日行1万步”的好处。英国学界一项大规模研究指出，行走的速度可能比每天累积的步数更重要，快步走（每小时步速4哩／6.44公里）能降低死于癌症或心脏病的风险。研究人员也指出，这项发现可能也是因为健康的人步速比较快。

       英国《每日邮报》17日报导，英国列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Leicester）研究团队监测英国人体生物数据库（UK Biobank）39万1652人，这些志愿参与研究者均龄57岁，观察自己的步速属于“慢”（低于每小时3哩／4.82公里）、“稳定／一般速度”（每小时3到4哩）或者“快”（高于每小时4哩）。6.6%自述步速很慢，52.6%属于一般速度，40.8%自认健步如飞。

       平均追踪13年期间，2万2000人去世。女性癌症死亡风险，步速快者比步速慢者低了26%；男性低了29%。女性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步速快者比步速慢者低60%，男性低62%。其他原因（失智、呼吸道疾病等）早逝的风险，步速快的男女比步速慢者大减71%。这些结果仅证明步速与死亡风险之间的关联，而非因果关系。

       研究团队认为，步行速度快可提高心肺耐力（心肺适能，CRF）。理论上来说，心肺耐力较佳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包含中风、心脏病。以往有研究显示，心肺耐力指数高与促进心室输出的血量”（心输出量，cardiac output）、改善摄氧量（oxygen uptake）有关。

       至于快步行走何以能降低癌症、失智、呼吸系统疾病等其他原因而过早死亡，有待厘清。研究人员指出，上述发现可能归因于“反向因果关系”，亦即步速偏慢的人身体状况可能也比较糟，也许患有未确诊的疾病，导致早逝风险上升。这项研究成果已发表于《心血管疾病研究进展》（Progress in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英国国民保健署（NHS）说，要锻炼身体、减肥、保健，步行是最简单的方法之一，可以增强耐力、燃烧热量、让心脏更健康。过去有研究建议，不知道自己步速快或慢的人可观察自己步行时是否微微喘气或出汗，这都是快走的迹象。

Conor O'Kane：拜登经济学媲美罗斯福新政？或助胜出大选“大跌眼镜”

 （文学城，2023-10-22）作者是英国Bournemouth University经济学高级讲师

       美国总统拜登开始高调反驳外界对他处理美国经济问题不力的看法。他在马里兰州的一次演讲中，将拜登经济学（Bidenomics）与前总统特朗普的“MAGAnomics”进行了对比，后者包括减税和削减开支。拜登谴责特朗普的“渗漏政策”（trickle-down policies）将美国的工作机会转移到海外、造成社区空心化及赤字飙升。

     （编按：“渗漏政策”即通过“小政府”政策，减少公共开支、减税，削弱财富再分配，有钱人虽然会因此更富有，但他们会加大消费和投资，令财富由上渗漏而下、最终使各阶层受益，因此也被称为“渗漏理论”。）

       改变选民对经济的看法，是拜登在2024年大选前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最近民调数据显示，63%美国人对国家经济持负面看法，45%的人表示他们的财务状况在过去两年恶化了。

       选民对拜登的评价也不乐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近75%受访者对拜登的精神和身体能力感到“非常”担忧。甚至有60%民主党和民主党倾向的受访者“非常”担心他会在2024年落选。

       这对特朗普来说似乎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只要他没有因为最近的被起诉而打退堂鼓，在共和党选民中，他显然是总统候选人的热门人选。

       特朗普利用美国人对经济的不满情绪赢得了2016年的大选。据估计，从2000年到2017年，全球化导致美国制造业失去了550万个高薪的、有工会的工作岗位。里根时代以来的“小政府”方针也加剧了不平等。1980至2016年间，只有收入最高的20%美国人在GDP中的份额有所增长。

       特朗普适时地承诺退出全球化，优先考虑国内增长和创造就业。“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引起了许多选民的共鸣，尤其是在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等摇摆不定的制造业州份。赢得这些“铁锈地带”州对特朗普的成功至关重要。

       2024年，这些州将再次成为关键的选举战场，但现在的经济形势有些不同。民主党的优势可能比最新民调结果中的优势还大。

                               什么是拜登经济学？

       拜登在2020年大选获胜时，也认识到新自由主义的美国资本主义正在让普通美国人失望。他在马里兰州的演讲中再次强调，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从中间向外、自下而上”地发展经济。拜登经济学因此以三大支柱为核心：更明智的公共投资、壮大中产阶级和促进竞争。

       在投资方面，拜登的方法从根本上挑战了右派关于增加公共投资会“挤掉”更有效的私人投资的论点。拜登经济学认为，有针对性的公共投资将释放私人投资，带来高薪工作和经济增长。

       2022年的《通货膨胀减少法》（IRA）已帮助美国提高了资本支出，使其接近长期趋势，但这离目标还有很远的距离。真正令拜登经济学与众不同的是对绿色经济的关注。

       在IRA 的4,850 亿美元支出中，近80%是为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相关投资提供的税收减免、补贴和激励措施。其中，已宣佈的对电动汽车、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板制造的投资，以及对钴和锂等重要原料的开採投资，大部分都在铁锈带。

       同时，拜登的2022年芯片法案（CHIPS Act）再宣佈投资2,800亿美元，加强美国在半导体领域的独立性。由于这两项法案都支持国内投资，该战略接受了特朗普的观点，即全球化让美国蓝领工人失望了。拜登的“买国货”（“buy American”）政策等其他保护主义措施也为这一战略提供了支持。

       此外还有一系列旨在促进中产阶级发展的措施，包括提高工人集体谈判的能力，并将有权获得加班费的工人的最高收入门槛从35,000美元提高到55,000美元——使得获益的工人数量比原来增加360万。在促进竞争方面，拜登则推行了包括禁止僱主在合同中使用非竞争条款等。

                                      目前取得的成果

       虽然现在评价这些政策还为时尚早，但拜登领导下的美国经济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美国创造了1,300多万个新工作岗位，但其中大部分可能是疫情后工人重新就业所产生的。失业率低于4%，创下了50年来的新低，只不过这与新冠疫情开始前、特朗普执政时的水平相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23年美国经济将增长1.8%，在七国集团中最为强劲。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亦是七国集团中最低的（惟8月时有所回升）。在人们密切关注的核心通胀指标（不包括食品和能源）方面，美国则处于中游，不过还在逐渐改善。

       联邦赤字，即美国每年的财政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差额，正在逐步增大。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联邦赤字恶化，疫情期间膨胀后有所回落，但预计在2023年，美国联邦赤字将扩大到约2万亿美元，即GDP的5.9%。

       评级机构惠誉（Fitch）最近将美国的信用评级从AAA下调至AA+。惠誉表示，未来3年美国公共财政将恶化，因为国内生产总值将恶化，支出将增加，而且美国在债务上限问题上无休止的政治斗争已经削弱了人们的信心。

       不过，其他主要评级机构则没有下调美国的信用评级，而且赤字扩大主因也不在拜登经济学。由于市场对投资者不利，税收因此大幅下降，此外，利率飙升也增加了美国的债务利息支出。

       总体而言，美国的经济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在一篇有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曾在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任职顾问的索南费尔德（Jeffrey Sonnenfeld）参与撰写的文章中，作者将拜登经济学与小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新政进行比较。

       索南费尔德写道：“美国经济现在正在实现所有专家都认为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在通胀骤降的情况下实现强劲增长和创纪录的就业率......在美国制造业、投资和生产力复兴的背景下，经济繁荣的成果具有包容性和广泛性。”

       民主党人知道，要想在2024年大选中获胜，他们必须在经济表现上说服民众。为了配合拜登在马里兰州的演讲，民主党还计划在关键州进行广告宣传。当然，如果有其他胜算更高的候选人，民主党仍然可能放弃拜登。眼下，拜登的支持率仍和特朗普不相上下。

       令民主党人感到欣慰的是，选民的悲观情绪部分是受高利率影响，而利率水平可能即将达到峰值。无论如何，从最近的民调来看，选民把经济视为最重要的问题，这可以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这意味着共和党不太可能通过将议题转向文化战争来赢得选举。

纽时：拜登的生涯时刻：证明美国是决定世界历史走向的唯一国家

 （David E. Sanger，2023-10-20）

       拜登总统很可能将作为最后一位在“二战”时出生并被“冷战”时的美国权力观塑造的美国总统而留名史册。在当今世界舞台上，没有哪位领导人像他一样，能夸口称自己曾在50年前与果尔达·梅厄在以色列总理办公室相谈甚欢，还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讨论过解除苏联核武器的问题。

       因此，不管是支持乌克兰击退拥有核武器的入侵者，还是如今又承诺帮助以色列消灭哈马斯首脑，拜登让美国同时干涉这两场战争的决定展现出与这位总统通常平淡散漫的讲话完全不同的热忱、情感和清晰，也就不足为奇了。

       周四晚上，拜登在椭圆形办公室的讲话中把这两场斗争放到了一起，宣称虽然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哈马斯“所代表的威胁不同”，但他们的“目的都在于彻底摧毁相邻的民主国家”。

       拜登在演讲中反复提及这两场危机，他认为美国若不能挺身而出，必将导致“更多混乱、死亡和破坏”。此论调说明他确信这就是他整个政治生涯都为之磨练的时刻——当有人质疑他的年纪时，他总会强调这一点。

       这种使命感解释了80岁高龄的他为何要在过去八个月中造访两个战火纷飞的国家。但另一方面，他又在公开声援的同时对美国盟友谨慎表态，并小心翼翼地防止美国军队介入这两场冲突——至少目前如此。哪怕无数批评都在说美国是一个分裂的、正在衰落的大国，但他似乎誓要证明美国仍是唯一一个能在不可预测的混乱世界中决定历史走向的国家。

       “进入最佳状态的总统往往都锋芒毕露，过去几周大家都看到也听到了，”历史学家迈克尔·贝施洛斯说，他的著作《战时总统》(Presidents of War)追溯了拜登前任们经历过的动荡历史，他们有时被卷入全球冲突，有时得以回避，有时也会对自己的决策懊悔不迭。

       然而，拜登能否得到美国民众的支持却成了他担任总统以来最大的不确定，而这正是他在椭圆形办公室讲话的大背景。

       民调显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既有秩序与规则的捍卫者这一角色存有忧虑，也就是被拜登成为美国之根本的东西。他在周四的讲话中宣称的“美国的领导让世界免于分崩离析”，对他那一代人来说不算什么争议性言论。如今这是争论的一个核心，此外还有他坚称的“美国的结盟确保了我们的安全”。

       在拜登看来，如果美国以外的世界对推翻哈马斯和压制俄罗斯这样的事感到踌躇，那么民主秩序就面临风险。然而他发现，现在要说服人民相信这一点，比2022年2月的时候更难了，当时普京试图以快速打击的方式推翻乌克兰并不完美的民主体制，恢复彼得大帝时代的俄罗斯帝国。

       乌克兰最初得到了全面的支持——那是少数让民主党和共和党团结起来的问题之一——如今这种团结显然在动摇，越来越多的共和党人开始说，这不是美国的斗争。在顿巴斯各地的苦战，冲突演变为长期缠斗的可能性——普京在观望，看看美国会不会选举前总统特朗普或其他什么对战争行动有类似恶感的人——都让局势变得复杂。

       拜登对以色列的全心支持，在周三用时七小时的特拉维夫之行中得到充分体现，如今这种支持可能同样是一个挑战。经过被焚烧的婴儿和基布兹居民被哈马斯射杀、强奸、劫持这样的恐怖场面后，他在今晚提出向以色列提供数十亿美元用于防务的要求，几乎肯定会得到批准。他还提起了1948年杜鲁门做出的那个重大决定，在以色列宣布独立后立刻予以承认，他认为，75年后，“我们将确保犹太人和以色列民主政权在今天、在明天能够保卫自己——我们一直是这么做的。”

       然而他的政府已经能听到尖锐的批评——包括他自己的政府内部——认为他过分向以色列倾斜，没有做些什么来阻止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总理对加沙断粮、断水、断电，并准备一场可能杀死成千上万巴勒斯坦人的地面入侵。在国务院的某些角落传出了对美国政策最明确的批评，有人质疑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是罔顾巴勒斯坦平民的安危，这些消息已经广泛传播开来。

       “我承认以色列政府有权作出回应并捍卫自己，”国务院政治和军事事务局的约什·保罗上周三宣布辞职时对《华盛顿邮报》说，这位资深外交官负责了许多美国援助以色列的工作。“我想我的疑问是，在这个过程中到底要死多少巴勒斯坦儿童。”

       在私下的交谈和一些社媒聊天中，内部人士对拜登及其助手表达了越来越多的批评，认为他们错误地根据哈马斯入侵前中东较为平静的一段时间做出判断，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是可持续的。甚至一些拜登身边的助手私下里都说，他们担心围绕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叙事风向在变，12天前那个血腥的周六上午留下的骇人记忆，将让位于加沙的毁灭和绝望。

       拜登的回应是，过去的经验告诉他，约束内塔尼亚胡行为的最佳方式是给他全部的支持——然后在耳边小声地警告他。他保证他的政府和盟友会时刻有人在以色列，在内塔尼亚胡的战情室里，防止以色列人草率发起全面入侵。

       拜登的战略还有一个元素：他展现了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支持，但又排除了让美国人直接加入战斗的可能性。这是在吸取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教训，在这两个地方，随着伤亡的场面越来越让人觉得没有意义，对美国行动的支持也枯竭了——拜登在特拉维夫谈起9·11之后一心复仇的美国所犯下的错误时，就提到了这一现实。

       对于为什么美国乃至世界应该在四个主要目标上团结起来，拜登在周四晚做出了最清晰的论述。第一个目标是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让普京不能拖到西方放弃，扼住乌克兰的喉咙。拜登的第二个目标是消灭哈马斯。第三是避免两场战争的扩散。

       最后一个目标，是在实现前三个目标的同时，让再度陷入战火的非战斗人员得以避免进一步的死亡和苦难。

吴国光 | 独裁与恶政的螺旋效应：再谈“斯大林逻辑”

 （VOA，2023-10-16）

       前次拙文谈中国政局的“斯大林逻辑”，以苏联1930年代中期斯大林进行的大清洗为历史对照，来理解近期中共不断有高官落马的现象，试图解释为什么二十大后习近平已经高度集中权力但却仍然对基本都是自己亲信的官员持续进行政治清洗。文短未能展开，留下不少疑问。其中一个疑问是：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持续清洗？本文即尝试回答这个问题，并进一步揭示“斯大林逻辑”的制度本质。

                     灾难之后的政治整肃

       斯大林1922年当上苏共总书记，1924年列宁死后他开始不断清洗政敌并高度集中权力。到1935年开始的新一轮大清洗，其间大约11年时间。无独有偶，习近平清洗政敌并高度集中权力的历程，如今也有11年了。斯与习，在那11年当中的作为，都是很成功的，也就是实现了个人高度集权的目标。

       斯大林在这一段高度集权的过程中，逐步地抛弃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转而在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上采取冒进政策，试图加速建设苏共版本的所谓社会主义。特别是在农村，斯大林强力推行“全盘集体化”。这一过程充满暴力，包括以武装力量镇压那些抵抗集体化的农民，甚至出动了轰炸机。接下来的恶果，就是包括以“欧洲粮仓”著称的乌克兰在内的苏联各地发生的大饥荒。据估计，当时饿死的民众，至少有500万到700万。

       这样的巨大灾难，不仅引起了民众对于斯大林专制的憎恶，也导致苏共内部对斯大林的不满四处蔓延。我想，了解到这种历史背景，再来看斯大林1930年代中期的大整肃，应该就不是那样地不可理解了。简单地说，斯大林不是个疯子；他在高度集权之后仍然持续清洗，有他的理由和逻辑。

       对于这种理由和逻辑，中国人应该不陌生，因为类似的灾难在中国也曾经发生，因为毛泽东以同样的理由和逻辑做过同样的事情。1958年毛泽东推行“大跃进”，也是要加速工业化，并在农村强力建立人民公社，恶果也是大饥荒。这场人为的、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大饥荒，夺走了数千万中国人的生命。毛自知“闯了大祸”，但他绝不肯因此哪怕削减一点点自己的权力，反而变本加厉推行个人崇拜，接下来就发动了所谓文化大革命，也就是毛版本的十年大整肃，不仅全民遭难，就是那些曾经为树立毛的领袖地位立下汗马功劳的中共领袖们，也一个接一个被关进监狱乃至死于非命。

       理由是什么？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曾经摆出了很多理由要进行这样的清洗，从苏联有所谓“白卫分子”、“托派分子”等等，到中共上上下下都有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名目不一而足。但是，背后的真正理由，放在大饥荒的背景下，人们应该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那就是最高专制者在制造了巨大的社会灾难之后对于自己权力地位受到质疑、削弱、乃至挑战的担心。为了应对已经或可能出现的对于自己权力地位的质疑、削弱和挑战，不仅要加强对于民众的社会控制，而且要在共产党内部进行持续的政治清洗；在政敌已经清洗殆尽、全是自己亲信掌权的情况下，清洗的对象也就必然是所谓亲信了——这就是所谓“斯大林逻辑”。

       习近平现在正在制造上述历史的第三版。与他的斯爷爷和毛爸爸所处的时空不同，习版本的故事情节当然不会完全重复上述种种，但其中的逻辑是相同的。因为共产党最高专制者这么做始自斯大林，所以我将之称作"斯大林逻辑"。

       但是，“斯大林逻辑“的出现，首先不是因为有斯大林这么个人，而是因为斯大林是苏联共产党的最高领袖，是因为共产党有那样一种专制制度。共产党的组织特性和意识形态，决定了其最高领袖实行个人专制。这里的个人专制与共产党对于整个国家的专制统治是相互表里的，不可分割开来。一般讲所谓“独裁”，容易偏于只讲个人的专制，这一点我在本专栏以前的文章中谈过。现在，我们就在这个意义上用“独裁”这个词来专指共产党最高领袖的个人专制。“斯大林逻辑”是独裁者的逻辑，而“斯大林们”则是共产党专制的产物。“斯大林逻辑”在今天的中国政局中重现，也正是因为共产党制度过去十年间成就了习近平的独裁。

       独裁必然带来治理上的恶果。过去几年中，从对于新冠肺炎的“动态清零”，到无预警放开的“疫情海啸”，制造了巨大的人命牺牲和人道灾难。反市场和敌视民营经济的经济政策，加剧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直接、负面地影响了上亿民众的就业、收入和消费。习近平的这些恶政与斯大林、毛泽东当年制造大饥荒的恶政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在灾难之后进行政治整肃的权力逻辑也是一以贯之的。

       这里，可以发现在独裁与恶政之间存在一种螺旋效应，二者相互之间推动升级。就独裁领导人来说，越是个人集权，就越是没有制约；决策越是任性，越是造成治理上的灾难，也就是造成恶政；而越是出现治理的灾难，独裁者也就越发感到已经高度集中在自己手里的权力还是不够用。地位不安全，于是越发要进一步强化个人权威，进一步实行政治清洗，进一步压制乃至消灭可能的不满，首先是出现在精英阶层的不满。共产党的整个权力体系作为独裁体制，恰恰为这种个人集权和政治清洗提供了足够的、强大的制度手段，也由于不向民众负责而必然走向恶政。因为独裁而形成恶政，因为恶政而愈发独裁，这才是深层的“斯大林逻辑”。

德国汉学家顾彬：中国当代作家根本不知道人是什么

 （《翻译教学与研究》，2018-07-17，来源：《现代快报》）

        当顾彬把中国当代小说比作为“大个的火腿”时，不禁让人想起了莫言的《丰乳肥臀》，那本厚得像砖头的小说还真是个大家伙。而顾彬的形象有点像小一号，或者说清瘦版的史泰龙。他看上去基本上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他的语调也没有丝毫火药味，但是话一出口，就像洛奇的出拳一样凶狠。而这一次 ，以“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闻名的他没有把谁比作垃圾，可是余华、格非、苏童、莫言，这些当代中国文学的中坚力量，在他眼里比垃圾也好不了多少，“他们根本不知道人是什么。”他几乎判了他们的“死刑”。

                            中国当代小说就是通俗文学

       记者：提起您，就会想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这个话题。绕开“垃圾”，让我们从您的另外一个有意思的判断开始今天的对话。您说过1949年前，中国文学，也就是现代文学是五粮液；1949年后中国文学，也就是当代文学是二锅头。这是不是有种时代决定论的味道？因为我们知道即便是同一个时代，也会有不同的作家。

       顾彬：那是因为1949年前后，中国文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三四十年代，中国在文学上比一些欧洲的国家进步得多。而在1949年后，中国就和现代性的文学告别了。1949年前，就有一部分中国作家希望文学能够帮助中国得到解放，文学应该为政治服务，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家是何其芳和臧克家。今天来看，他们走的这条路被证明是错的，因为文学应该是为语言，为艺术，为美学而服务。现在，中国的文学基本上不再和政治相联系。

       记者：您在去年出版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据介绍，您是站在世界文学的角度，来对中国文学作出判断和评价的？

       顾彬：是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可以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学相媲美，像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没问题。1949年到1979年，恐怕只能和东欧国家的文学相比较。1979年以后，中国的诗歌肯定没有问题，80年代的中国诗人可以和世界上重要的诗人相比较。从戏剧来看，中国在80年代做过一些现代化的努力，但是成就没法与同时代的世界戏剧相比，因为中国的戏剧基本都是模仿的作品。

       从小说来看，在80年代，中国还是出了一些好的作品，比如张洁的一些写妇女问题的小说。她的思想和当时国际上的价值观很接近，所以她的小说很容易被欧洲的读者所接受，她当时在德国非常红。王蒙的小说也具备了国际水平。但是80年代，中国文学的成就主要在诗歌，而不是小说。

       记者：再往后呢？

       顾彬：从1992年以后看，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一样，也慢慢迈上了走向市场的路。德国读者大部分不看德国文学。在德国出版的文学作品，70%都不是德国文学。德国读者喜欢看美国小说和中国小说。为什么呢？因为1945年以后，欧洲的小说家不再写什么真正的故事，对小说而言，不再是讲故事的时代。唯一还写故事的作家是美国人和中国人。这也是美国和中国小说受德国读者欢迎的原因。但这些读者不包括知识分子，也不包括汉学家。这些读者的文学素养和文化水平都是比较低的。

       在德国，我们把通俗文学作品称作为火腿。火腿，你今天买，一年后你还能吃，在路上在旅行的时候也可以吃。德国读者旅行时喜欢带上一本书。这本书应该比较厚，比较大，就像火腿一样。莫言、余华、苏童、毕飞宇，他们在中国发表的书，到了德国以后，变成了火腿。德国知识分子、文学家看到这些书以后就会觉得很反感。他们会觉得，这些书不是为我而写而出版的，它们是给不了解真正文学的那些人看的。让他们觉得好玩，从中得到乐趣。所以中国当代小说，在德国根本不属于严肃文学。

       中国当代诗人不一样。德国人和中国人一样，很少有人看诗歌。但是无论是哪个城市，无论是哪个文化中心，如果请中国诗人来朗诵或者开座谈会，至少会来40个人，有时候会多到100个人、250个人。如果中国小说家来，最多来10个、20个读者。

                      中国当代作家根本不知道人是什么

       记者：您刚才提到的这些作家，在中国都算是严肃作家，而且都曾经是先锋派。怎么到了德国就成了通俗作家了呢？

       顾彬：因为他们讲故事。莫言的《生死疲劳》，还特别用章回体来写。欧洲的作家写小说通常都写一个人，莫言的小说一写就是几十个人，这让人受不了。中国当代小说家，他们不会写人的内心，他们根本不知道人是什么。他们写的都是人的表象。中国的当代小说家写不出一个城市的味道来。王安忆写上海，她写的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上海。中国当代小说家喜欢讲已经讲过的故事，他们没有什么想象力。

       我们为什么不需要故事呢？我们看报纸，看电视，听新闻，生活里有作家们想不出来的故事。我们需要的不是故事，而是揭示。但是中国当代作家没办法给我们揭示什么东西，不能给我们揭示为什么会发生某件事情，为什么一个地方会有某个特点，为什么有人会跳楼，为什么有人会对生活失望，人应该走什么路，人应该怎么办。

       记者：回答您这样的问题，难道不应该通过一个故事来表现吗？

       顾彬：应该看这个作家有没有思想。现在的作家都是为了钱而写作。他们写作不会少写一句话，而一定会多写一句话。因为多写一句话，他们可以多拿一点钱。德国的翻译家翻译中国的小说，要“翻死了”。德国翻译家翻译中国作家的作品都是意译，都是减缩的。中国的小说都太冗长了。在德国文学界看来，美国和中国的小说都是通俗小说。

                    中国当代作家：女的胸部大，他就想摸一摸

       记者：翻译到德国的中国小说多吗？

       顾彬：很多。卫慧、棉棉、虹影的书卖得特别的好，因为德国大部分读者是女性。

       记者：您在2007年说的“垃圾”，实际上指的就是这些女作家的作品？

       顾彬：对。

       记者：如果说卫慧、棉棉的书是垃圾，那么您如何评价余华、格非这一代中国作家的作品？

       顾彬：他们根本不是先锋，他们是落后的。他们都在讲故事。比如格非的最新的小说还是在讲故事。还有一个问题，中国不少作家，他们小说中的叙述者对女人的态度是我们所受不了的。在他们的作品中，男人没办法了解女人。女人都是肉。比如说，莫言的《酒国》，男的碰到女的，女的胸部很大，他就想摸一摸。我打开一本书，看到这样一句话，我马上就会把书合上。我不能接受他们对女人的态度。

                       中国当代小说家应该沉默二三十年

       记者：在您看来，中国当代文学存在着很严重的问题，就像一个病人，那怎么医治呢？

       顾彬：第一，他们应该沉默二三十年；第二，他们应该继续写，写完后把作品放在抽屉里，过了二三十年，拿出来看好不好；第三，他们应该学外语；第四，他们应该读外国的原著；第五，他们应该和外国的作家见面，进行交流，不应该通过我们介绍。很多汉学家，没有文学的背景。

                       中国当代诗人写出了最好的诗歌

       记者：高行健之后，中国作家有谁会诺奖呢，或者说您欣赏的当代中国作家有哪些呢？

       顾彬：诗人：北岛、多多、杨炼、王小妮、翟永明。他们可以和世界上最好的诗人相比。

       记者：请您也具体评评中国当代的小说家吧。

       顾彬：格非《迷舟》不错，但后来的作品不喜欢，都在讲故事。苏童，一样问题。余华，他的先锋作品我不喜欢，我比较喜欢他作品中的人道主义，但最近的小说不喜欢，《兄弟》写得比较脏。孙甘露，是在玩文学。

       记者：您看过韩寒、张悦然等80后作家的作品吗？

       顾彬：我知道他们。应该有一个中国人告诉我应该看，但是没有一个中国作家、学者向我推荐他们。我也看过一些，他们中的一些人寄作品给我，他们用最简单的语言写作。新一代的人有可能会有他们的贡献。但我还要对此思考。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您最欣赏的当代中国作家是谁？

       顾彬：这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因为北岛是美国人，多多是荷兰人，杨炼是新西兰人，他们还是中国作家吗？我这样回答你：翟永明。她是生活在中国的中国诗人。

       记者：再加一个问题，如果范围扩大到整个20世纪，包括那些逝去的作家呢？

       顾彬：鲁迅。

王丹：《大梦》是一首时代的挽歌

 （RFA，2023-10-05）

       最近，一首歌曲在中国的网络上爆红，那就是瓦伊那乐队与歌手任素汐合作的《大梦》。这首从旋律到歌词到表演都平平淡淡的歌，描绘了一个人从6岁到88岁的一生中遇到的各种困扰，不断重复着一个沉重的问题："该怎么办？"。这首歌瞬间打动了无数听众，演唱现场不少人一边听一边默默拭去眼泪。

       在人类的历史上，很多的社会情绪和集体情绪，是通过引发共情效应的歌曲表达出来的，这就是音乐的社会性。在中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九八零年代末期摇滚歌手崔健的一曲《一无所有》，打动了当时一代年轻人，成了时代的代言人，与之后爆发的八九民运之间有着隐隐约约的呼应关系。可以说，有些歌能够在短时期内迅速爆红，其背后一定有社会背景和集体情绪作为支撑。而《大梦》，传达出了当今中国社会的一种集体性的精神面貌。

       在这首歌中，你可以听得出来：国家宣传机器刻意渲染的时代氛围，与社会上的集体情绪，可以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叙事。国家叙事宏大绚丽，充满了正能量，似乎中国的社会发展兴旺发达，蒸蒸日上；而《大梦》唱出来的社会叙事，则显得迷茫，无助，几乎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充满了负能量。在不断重复的"该怎么办？"中，充分表达了普通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世代（创作团队和歌词作者都是八零后和九零后）对于社会现实的无奈感，无力感，在失望的情绪中隐隐可以感受到质疑和不满。这首歌听起来令人忧伤，但正如有网友所说："歌词把许多人搅得心潮澎湃。"因此，这首歌表面上看非常消极，但是把这种消极情绪通过歌曲的方式呈现出来，并迅速得到全国性的共鸣，这种创作和效应却是颇为积极的。

       《大梦》表达出的集体情绪，遥相呼应了今天中国底层人民，尤其是年轻人的普遍心态的另一种表述，那就是"躺平"。只有人们对未来没有任何期待，看不到希望，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才会"躺平"，才会提出时代性的问题："该怎么办？"这应当引起我们的思考的是：第一，观察中国，一定要从"国家-社会"的框架出发，切不可仅仅从官方的叙事中或者官方推波助澜的精神现象中去认识今天的中国社会，在底层社会中正在弥漫和扩散的集体情绪，很可能是与国家视野背道而驰的。换句话说，《大梦》让我们看到了今天的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撕裂；第二，这几年的疫情冲击和经济下滑，使得底层民众开始重新认识和面对社会现实，开始从盲目地追随国家主义激情，逐渐转向对于现实生活的困境的体验和反思。《大梦》中无奈的主旋律，与底层人民在成长过程中积累的无力感有关，他们没有自信，觉得"做事情没有用"，生活没有意义。这就是《大梦》唱出来的集体心声：无奈，无力感。我们不能不问：这样的一个社会，到底会走向哪裡？

       而歌曲的名字《大梦》，在我看来，更是富有对于时代的政治隐喻：大梦，你可以解释为官方不断强调的"中国梦"；但大梦，也可以解释为，人的存在的无意义，面对未来的无力感。换句话说，《大梦》这首歌如此爆红，在我看来，就是传达出了中国这个社会在民间酝酿的一种新的集体认知：官方所谓的"中国梦"，其实就是普通中国人的大梦一场。这首歌，其实就是一首时代的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