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坦克，2023 年 10 月 5 日）
近年來，因為美中「大國競爭」與「新冷戰」的說法甚囂塵上，烏俄戰爭更將「地緣政治」這個冷灶重新燒熱；連帶的，有關「圍堵」（containment）的討論，也因此「重出江湖」。多數有識者重提「圍堵」的目的，是將「圍堵」這個美國曾於冷戰時代用來對付蘇聯的外交戰略，重新進行爬梳。希望透過冷戰史的研究，提供給美國或世界其他國家，一種面對當下世局變動的「解決方案」。
但在繁體中文世界中，將containment翻譯成「圍堵」的習慣性通譯，卻是一種有問題的翻譯；反觀簡體中文世界裡，將containment翻譯為「遏制」，其實是一個較貼近英文原意的翻譯方式。因為，若是詳細考察containment一詞初次在相關文本《蘇聯行為的根源》（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中出現時的前後語脈，以及該文本執筆者肯楠（George Kennan）所面對的二戰剛結束歷史情境時，我們可以知道，用「圍堵」來對應containment，不僅是語意不同，其中更有將中文世界戰略思想，深搬硬套至西方世界語彙的問題。
《蘇聯行為的根源》本為肯楠供職於美國駐蘇聯大使館時，向華盛頓所拍出的一封《長電報》（The Long Telegram）。目的在對美國官方二戰後的對蘇政策，提出作為外交官的第一線觀察與建議。後因相關人士希望讓更多人支持美國的強硬對蘇政策，因此在官方的許可下，肯楠將原為機密文件的《長電報》，改寫為《蘇聯行為的根源》一文，並發表於1947年的《外交事務》雜誌（Foreign
Affairs）。
肯楠此文既以文學與人類學的觀察，強調氣候與地理造就了俄羅斯國家與蘇聯共產黨的不安全感；也從馬克思主義相關著作與蘇共的第一手文獻分析，強調蘇聯政權必然無法忍受意識形態上與自己不同的其他國家。因為唯有透過在國內外同時「製造敵人」，蘇共「不斷革命」的「神主牌」才能為蘇聯政權的統治正當性續命。肯楠引用了《羅馬帝國衰亡史》作者吉朋（Edward Gibbon）的說法，也就是「責備他們自己挑起的蔑視」（to
chastise the contumacy which they themselves had provoked），來分析蘇聯政權內外行動的模式。
正因為蘇聯必須以「將現行資本主義或民主制度國家視為意識形態與政治現實上的敵人」，並且以「推翻現行國家所組成的國際社會」作為蘇共政權與蘇聯國家的終極目標；所以肯楠強調，美國不能指望在可預見的未來，與蘇維埃政權保持政治親密關係。美國必須將蘇聯視為政治舞臺上的對手而非夥伴。華盛頓必須瞭解蘇聯的外交政策，絕不會有對抽象理想與和平的渴望。因為包藏在社會主義烏托邦意識形態之下的，是一種持續的壓力，綿長不斷，直到影響並戰勝對手為止。
肯楠並在自己文章結尾處強調，二戰後的蘇聯，雖然相對於美國整體國力仍較弱；但蘇聯的外交政策非常靈活，會針對自己的目標無所不用其極的耐心地達成。為了應對蘇聯的外交，肯楠相信，美國必須採取堅定的「遏制政策」（containment），在全球的範圍內，只要俄國人表現出侵犯和平與危害世界穩定利益的行為，美國人就應該以不可動搖的反擊力量，在每一個點上與之對抗（confront）。（This would of itself warrant the United States entering
with reasonable confidence upon a policy of firm containment, designed to
confront the Russians with unalterable counterforce at every point where they
show signs of encroaching upon the interest of a peaceful and stable world.）
拒絕用簡單答案回答複雜問題
在發表《蘇聯行為的根源》後，肯楠轉任當時已由軍職轉文的國務卿馬歇爾所主導的國務院政策規劃局局長。肯楠上任之初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規劃並執行後世知名的「馬歇爾計畫」，維持美國在經濟與軍事上，與蘇聯在每個對抗點上持續僵持。「馬歇爾計畫」的核心概念，就在於協助西歐各國甩開經濟蕭條，發展蓬勃民間社會。因為肯楠相信，「傾盡美國的力量重建歐洲」就是對抗蘇聯持續在此地擴張，以及避免共產主義持續魅惑人心的最好良藥。
更重要的是，肯楠認為，美國應該要堅定自己的民主體制，並且支持其他國家的民主。如此才能全方面、點對點的在經濟、軍事、外交與意識形態上與蘇聯全面對抗。這種肯楠式的「遏制」邏輯，與後來杜魯門與艾森豪轉向用核武一種單一武器所造成的恐懼感，對蘇聯進行「恫嚇」的「核子相互毀滅」戰略，有著完全不同的思維邏輯。
從「點對點多層次的多點對抗」轉向「核武廣包的單點對抗」，也代表了主導美國對外戰略的思維，正式從相信「真正能夠維持和平的，不是單一終極的力量而是傳統多元的力量」，並且「維持和平也不該只靠物質力量，也該有精神力量」的「古典現實主義」；從此，轉向了「迷信核武軍事力量有絕對宰制力」，以及「國家物質力量結構，決定國家強弱對比與對外行動邏輯」的「新現實主義」。肯楠的時代因此結束，由他一手創造的遏制戰略，也從此走上了他沒有想到，且更不認同的「簡單粗暴」道路。面對如此境地，肯楠也只能掛冠求去。
有趣的是，不是用一個絕對的終極毀滅武器來讓對手恐懼，而是在對手每一次的妄動與意圖改變現狀時，給予對手有限範圍內的迎頭痛擊。這種意義上的「遏制」，正好是當前民主黨外交政策團隊，或至少拜登政府高層，面對中國時強調的「該競爭時競爭、該合作時合作、該對抗時對抗」，在不同的場域、遭遇不同的關係，採用不同的手段。
重點是「勇於對抗、敢於對抗」。如此看來，當代民主黨的外交政策策士們，不僅是把美國的外交政策拉回到了「多邊主義」或「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所構成的「自由霸權」；在這個「敢於對抗、勇於對抗、在適當的時間地點領域上對抗」的模式，更是肯楠以降的政策傳統。若要說當下美國政策圈各方討論containment，真正的焦點也在於此。
CONTAINMENT作為「圍堵」是中式思維詮釋西式詞彙
但既然在肯楠的語脈裡，containment的意思是指「在不同領域、不同地點，一旦蘇聯危及世界和平與全球利益時，美國就要挺身與之對抗；並且是在軍事、外交、經濟與意識形態上，進行多層次的全面對抗。而不是僅只妄想用核武的「相互保證毀滅」來維持「恐怖平衡」。因為只要出一點差錯，核武就不只葬送彼此，而是葬送整個世界。那麼，為什麼繁體中文將containment慣譯成「圍堵」呢？
若然，containment不是在空間面上連結各個點進行線性的包圍，而是在不同的衝突點上，以不同的方式進行對抗。那其中一種可能的推論是，早期用「圍堵」來翻譯containment的譯者，其實是用一種中國式的「圍棋」思維來思考這個詞彙，因此才導致了錯譯。而這樣的錯譯，甚至在空間意義上，誤導了繁體中文使用者，認為containment就是在地理空間上各點畫線，對蘇聯（或中國）進行包圍。若是再搭配上1950年代由艾森豪總統時任國務卿杜勒斯所謂的「島鏈」（island-chain）戰略，那這個關於「圍堵」的「圍棋」類比，就讓繁體中文使用者誤會更深。
這樣的誤會，是不是冷戰初期，國民黨政權為了安撫島內，將「『中美合作』連點成線，又畫成圓」，試圖用一個「全世界非共產陣營團結起來『圍堵』萬惡共匪」的圖像，藉此形成「革新保台」的「大內宣」肌理，我們不得而知。但若用美國當代著名中國問題研究專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有關「長城與空城計」的說法，來詮釋這種「圍棋」思維的「圍堵」錯譯時，我們或可將這個錯譯，理解成一種「中式謀略」揣度「西式戰略」的誤讀。
因為，正如黎安友在《長城與空城計》一書中所言，長城是一種「圍棋占地」思維模式的產物。這種想法與國際象棋（西洋棋）的進退對抗就不相同。這種圍棋思維下的長城，既強又弱。既是代表物資與技術的發達，足以營造建築；又是代表對敵示弱，只能採取拖延戰術。這種不停在強弱之間的轉換，讓長城在物理與心理上都存在於中文世界裡。黎安友將這種「強弱間轉換的虛實交錯」稱之為「崇尚詐術的中國式謀略文化」。
對黎安友而言，無論是圍棋還長城，這種強調詐術的謀略文化，讓「欺敵」成為中國式戰略的日常。而且，中國戰略家更偏好使用各種計謀，認為憑藉計謀就可以打贏戰爭。但對黎安友強調，在現代戰爭裡，戰術上或可靠計謀得逞，贏得戰役；戰略上卻無法依靠計謀，打贏整個戰爭。詐術與謀略，只在低技術、高人力的農業社會才有意義。因為在這種狀態下，資源匱乏，戰爭雙方都傾向用計謀打仗（上兵伐謀），避免資源消耗；但進入工業化的現代社會後，國家已經成為真正的「戰爭機器」。在這種無論物質（資源調度）或精神（國族主義）上的「絕對力量」面前，任何計謀都會顯得不堪一擊。
所以，若是用「圍堵」來翻譯containment，不僅是一種字面意義上的錯誤，導致空間意義上的誤解；更是在思想上，掉入一種中國式的「圍棋」思維，用農業時代的詐術與謀略，來理解工業時代的「大戰略」。無論前者或後者，都是繁體中文使用者在理解containment時必須避免的問題。所以建議在了解冷戰或美國在冷戰時所採取的戰略時，一律將containment翻譯成「遏制」，或許是一個避免持續誤會的較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