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October 26, 2019

蛮族勇士:解决就业难题?还看个体户!

(鹰盲,2019-10-11
         在这里,我将要讲述的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自2013年以来,支撑我国就业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到底是什么?是民营企业?个体户?外企?国有单位?还是传说中炒得火热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注意,我将在下面直接给出2013-2018年的就业统计数据表,数据来源为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历年统计年鉴。
            (表格略)
         注意,上表的六大类城镇就业总人数,已经囊括了绝大部分的就业门类,只有极少数的自由职业者未包含在内,比如极个别的非体制内作家或自由设计师。连律师都是要交社保,算进企业员工里的。通过上表,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非常惊人的结论:近六年来,支撑我国就业增长的最关键的因素,就是个体户!在数据上,2013-2018年我国六大类城镇就业总人数增加了9157万(41649-32492万),其中个体户新增就业人数4298万(10440-6142万),占比达到46.9%。最关键的是2018年的数据,这一年六大类城镇就业人数新增了1330万,而个体户新增了足足1092万,占比达到惊人的82%!这意味着街头巷尾的火锅店、服装店、小卖铺和小旅馆,成为了我国最重要的就业支撑,没有之一
         然而个体户这种经济体,恰恰是最没有抗风险能力的行当。它抵御经济下行压力的能力最差,它没有任何的融资能力,也不具备多少硬资产。稍有风吹草动,个体户就会连片倒闭,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
         在数据上,2018年住宿及餐饮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萎缩3.4%,今年1-8月萎缩6.7%,投资持续萎缩的结果,当然意味着这个行业其实本身并没有增长性。另外一种个体户集中的行业,居民服务业(理发、电器维修等)的固定资产投资额,2018年萎缩14.4%,今年1-8月继续萎缩6.7%,这当然也是丧失了行业增长性的表现。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批发零售业,2018年投资萎缩21.5%,到今年1-8月继续萎缩20.4%,两年下来,相当于腰斩。各位,你们必须意识到这种萎缩数据其实已经是国家统计局进行优化之后的结果,并且国家统计局只给出了这个萎缩比例数据,拒绝给出原始数据,实际情况可能更加糟糕。
         在具体商品的销售数据上,2018年我国服装销售总量萎缩了22.3%220亿件/283亿件-1),到今年上半年,继续萎缩4.6%103亿件/108亿件-1)。这意味着服装行业已经无法容纳更多的个体老板介入。至于支撑小卖铺的王牌产品,饮料的销售量,2018年萎缩11.3%15635万吨/17630万吨-1),2019年上半年继续萎缩2.1%8244万吨/8417万吨-1)。更具参考意义的是白酒销量,这个数据可以同时衡量餐饮业和零售业的兴衰程度。2018年白酒销量萎缩26.4%855万吨/1162万吨-1,折65°酒),2019年上半年继续萎缩20.7%398万吨/502万吨-1)。在茅台一枝独秀的当口,其它普通的地方酒厂普遍陷入关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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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这样的数据来看,个体户所能介入的领域,已经完全丧失了增长性,并进入了萎缩阶段。就这样的市场情况来看,广大个体户所面对的,不要说是存量博弈,简直就是残量博弈了。而残量博弈的基本特征就是:在竞争过程中毫无底线,为了生存可以不择手段。说到这里,想必各位从事服装行业的同学一定是有一肚子槽要吐:今时今日,在服装面料上坚持底线的企业,那是死得要多快就有多快,不光竞争企业纷纷落井下石,连消费者都会骂它傻。
         看完个体户的相关行业数据,我们再回头看看其它就业部门。民营企业到2018年其实已经算是丧失就业增量了,当年度仅仅只增加了624万的就业,增幅只有4.7%,远低于当年度个体户11.7%的就业增幅。如果2019年私营企业不能恢复相对更加高速的就业增长,那在个体户的生存日益艰难的情况下,我大中国可能就不太有显著的就业增量了。
         外企那边,则一直维持着非常难看的数据趋势,2013-2018年,外企总就业人数的绝对值减少了600万,这是由于外企将大量的产能迁移到东南亚各国乃至是回归其本国。这种趋势估计不会再逆转了。
         国有单位的就业数据同样不算好看,2013-2018年国有单位总就业人数减少了625万。一方面现在行政事业单位不再大规模扩招,另一方面,大量的国有企业的效益也不算特别好,还需要财政补贴才能活得下去。于是我大中国近年来一直尝试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减少纯国企的数量,以减轻财政补贴的负担。
         最后是被我国寄予众望的混合所有型企业的就业情况,老实说,同样不尽人意。2018年混合所有型企业的新增就业人数仅213万,增幅仅2.5%,连民营企业的就业增幅都比不上,这导致混合所有型企业的总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值逐年下降,从2013年的25.3%逐年坚定的下降到2018年的21.1%
         在本文的最后,我必须强调的是:就业,是经济发展的核心目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目的。向劳动者提供更多的高质量就业岗位,是我大中国当前最大的管理目标,没有之一。当其它五类就业部门统统丧失增长性,唯有个体户这种风险极大的部门作为新增就业的载体时,或许,我们就应该好好检讨一下我国与就业相关的各项经济政策了。

蛮族勇士: 没什么能够阻挡,对真相的向往!

(鹰盲,2019-10-11
         2018年开始,我大中国的经济数据发布质量就开始坚定的下降。首先是各省市陆续开始拒绝发布固定资产投资、企业经济效益等关键性原始数据,只发布一个不知从何而来的增幅百分比数据,让人无从核算。而在国家层面上,则停止发布固定资产投资的分行业原始数据,只发布一个笼统的固投总数数据以及一二三次产业和房地产投资的原始数据,对于各具体行业,譬如批发零售业、餐饮业或者钢铁冶炼业、汽车制造业等,国家统计局只发布增幅百分比数据,因此我们也无从核验这些具体行业的具体发展情况到底是怎么样。
         到了今年,地方上的数据的停发情况更加恶化,除了固投和企业经营数据之外,越来越多的城市停止发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财政收支数据,甚至连最最基础的居民收支数据,都陆续停发。这种情况,导致投资界对城市级的经济基本面进行研究,越来越困难。除了实地探访这种管中窥豹的低效手段之外,要在宏观层面上整体了解一个城市的经济运行情况,越来越困难。事实上,这意味着经济的真相,离我们越来越远。
         各位,依靠在商业中心冷眼一看吃饭人群的多少,打听某个在当地亲戚的收入增减的这些肤浅的方式,是不足以在准确判断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前景的。之所以存在地方级的政府统计部门,就是为了能够收集、整理系统性的数据,以便上级政府以及投资机构可以整体性的掌握城市经济存在那些问题,或许投资过剩,或许消费不足,或许劳动力紧缺,然后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对策,或抑制投资,或鼓励消费,或放松户籍。而投资机构则可以根据这些数据以及地方政府的治策,决定自己的投资方向,或减少基建投资,或加强商场投资,或兴建学校医院等。系统性的数据,是地方治理与一切民间投资的基础。
         然而,现在已经没有这些数据了。地方政府内部或许还有一份完整的统计数据,供地方主官审阅,但是不再对外发布,不再接受机构的检验之后,这些数据在真实性的问题上,已经得不到多少正分数了。在另一方面,对于投资机构来说,在没有数据的情况下,去考量如何加大对一个城市的投资,选择什么的行业,这成为了一种猜谜语式的游戏,不再有任何的合理成分。
         但是,请注意这个但是,恰恰是在这种几乎没有可信的地方经济数据支撑的情况下,我国开始大规模发行地方债,今年1-8月份已经发行了4万亿,预计全年要达到6万亿的惊人规模。各位,单年度6万亿是什么概念?08年的所谓4万亿计划,事实上用了三年才募集回来的。就现在这种情况,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发行地方债的政府不需要公布自己的实际经济数据,负责审核的机构也不理睬它的实际经济情况和还款来源,至于最终的资金方,根本就没想过原来自己买下的其实是一个盲盒,说不定到最后收款的时候打开盒子一看,里面就一张白纸上写着四个字:欢迎惠顾。不愿意去赌盲盒的真正负责任的资金,当然只能是黯然离场。毫无疑问,这又会导致固定资产投资数据的加速下滑。体现在数据上,就是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原始增幅,2017年还有5.9%2018年下降到0.6%,到今年1-8月,已经下降到-3.5%。注意,这是一个负值。
        (历年固定资产投资演变图表略) 
         就现在这样的情况,研究经济的有效数据越来越少的趋势,已经是不可逆转了,各地统计部门的数据发布权限日益上移,现在连GDP的发布权都已经没有了。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当然不可能是由于经济蓬勃发展,增速高得吓人;唯一的原因,只能是各项数据实在是不好看,必须将所有原始数据统筹起来,最后随便给出一个增幅百分比了事。面对这样的局面,除了敢于赌盲盒买地方债的资金之外,其它稍微有点底线的资金,都会拒绝投资。而仅仅依靠6万亿的地方政府债,当然不可能支撑得起总额超过60万亿的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继续增长。
         各位,这就是我大中国的现状了:虽然经济数据的日益缺乏未必是投资资金离场的原因,但是,这必然是原因之一,并且,这必然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把投资的寒冰捂热,唯有切切实实的累积一点一滴的改变,让资金看到诚意,看到希望。即便是数据趋势本身不好看,地方政府的努力和各种相应治策,同样也可以给资金以信心。唯有真相,可以给资金以信心。
         而尝试蒙上所有人的眼睛,停止数据发布,指望资金盲目的投入各种政府指定的不明所以的项目里,毫无疑问,这种尝试,注定会失败!绝对,绝对,会失败!

Friday, October 25, 2019

蛮族勇士(老蛮):货币两难——2019经济长文

(鹰盲 2019-10-20
         在这里,我首先要给出的央行的资产数据。各位,你们必须知道的是:央行的总资产,就相当于基础货币。银行拿着央行提供的基础货币出去放贷,贷款回流银行变成存款,就构成了货币循环现象, 由此出现货币乘数效应。可以说,央行的总资产,是整个货币体系的基础。而要尝试了解我国现在在货币领域面临的两难局面,就必须深入的了解我国央行的总资产演变情况。
         上表的数据来源为中国人民银行官网数据库,给出了2008年至今年三季度的央行总资产演变。注意,央行总资产从2008年之后,在大多数年份都处于剧烈的扩张之中,其间在2015年萎缩了一次,萎缩幅度为-6.0%31.78万亿/33.82万亿-1),这是由于当年度股灾爆发,巨额国际热钱撤出中国,作为央行最重要资产的外汇占款(央行为了兑换外汇流入而印出来的人民币,随着外汇流出被动减少)因此减少了2.22万亿人民币。2016年外汇占款继续减少2.91万亿,但是当年度央行总资产反而增加了1.92万亿,这是由于我国央行从2016年初开始启动了宽松模式,也就是SLFMLF等新型印钞模式,央行作为最终借款人,向各大商业银行提供借款,商业银行只需要拿手里的各种债券作为抵押就可以了。在数据上,2016年央行向商业银行借出了足足5.81万亿人民币的债,足以填补外汇占款减少带来的窟窿。
         在此我必须不厌其烦的强调:注意,央行向各大商业银行提供的借款,当然也是印出来的,在本质上, 这就是以债为锚的印钞模式。对于这一点,并没有什么可质疑之处,以债为锚,是欧美发达国家最基本最普遍的印钞模式,我国在2016年之后才启动这个模式,根本就无可厚非。2017-2018年,外汇占款每年均小幅萎缩,但央行向商业银行的借款规模持续快速上升, 由此确保了央行总资产持续上升,也就维持住了货币的整体宽松环境。
         然而到了2019年,央行总资产终于丧失了增长性。截至今年9月底的央行总资产为36.20万亿,对比2018年底37.25万亿,降幅为-2.8%,虽然没有2015年的萎缩幅度大,但也已经算是一个根本性的逆转。之所以出现这种逆转,其原因在于,央行向商业银行的借款,已经丧失了增长性,截至今年9月底的借款额为10.68万亿,较2018年底的11.15万亿,降幅-4.2%
         各位,面对这种数据,你们必须要了解的第二个问题是:以债为锚印钞的根本难题就在于要找到最终的适格借款人。央行印钱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并不是资金的最终使用方,它必须把钱放贷出去,借给各种各样的适格借款人,比如购房人,比如企业,比如政府。然而,现在的问题在于,2016年我国启动“以债为锚”模式,到2019年,短短三年时间,适格借款人就已经用完了!这真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
         首先要说的是最常见的借款人——城镇居民,他们会通过购房这种行为借入大量的债务,从而支撑起整个货币体系,这也是2016年起我国会发起“地产去库存”运动的原因。事实上,整个欧美金融世界的主要借款人,都是居民。美国2018年末的家庭负债总规模达到13.5万亿美元,而美国2018年末的M2(货币总量)也就是14.3万亿美元,两者之间的比值高达94.4%。这事实上意味着,在以债为锚的印钞模式下,庞大的家庭负债支撑起了整个美国的金融体系。而在中国这边,2018年底的居民部门贷款总规模仅47.9万亿人民币,对比当年末182.7万亿人民币的M2,占比只有区区26.2%,几乎没有存在感可言。即便是还存在二十万亿人民币规模的民间地下借贷,也没什么关系,提升不了多少百分比。通过老百姓借债买房来支撑整个货币体系的发展,在一贯胶柱鼓瑟(这个成语能看懂的人不多吧嘿嘿)的国产经济智囊们看来,实在是空间大得很啦。事实上, 这就是我大中国在2016年推出地产去库存政策的背景:学术界整天叫喊着中国老百姓的存款率高负债率低,跟欧美的相关金融数据比起来差异过于明显,把老百姓的六个钱包都赶出来买房,起码可以支撑中国经济再发展个黄金10年,一点问题都没有。
         然而可悲的地方在于,国产经济学界在看到上面这份简单的数据对比之余,忘记了人类世界最基本的常识:欧美国家的老百姓,与中国的老百姓,在收入上是有根本差异的。近10年来,欧美国家的居民收入占GDP的比值,长期稳定在65-70%之间,而我大中国的居民收入,则始终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在这里我需要进行解释的是,GDP的本质就是全社会所有行业的税前利润+工资的总和,因此居民收入属于GDP的组成部分,是可以与GDP进行对比的。看看,我就是这么严谨,只拿在本质上可以对比的数据进行对比,这就是我跟那些骚浪贱经济学者之间的区别了呵呵呵)我国居民总收入占GDP的比值,则常年在43-46%之间徘徊,同样也是稳定得很,没有什么显著的增长迹象。在收入分配比例显著低于欧美国家的背景条件之下,机械照搬欧美国家的经验,强行将居民作为最终借款人的结果,就是居民的购买力被瞬间掏空
         在数据上,2016年后,城镇居民购房支出占城镇居民收支结余(收支结余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计算公式为可支配收入-消费性支出,这个结余是城镇居民进行投资和奢侈性消费的根本,当然也是买房的根本)的比例,就超过了九成,到今年上半年,直接就超过百分百。这意味着在整体上,城镇居民除了维持生存必需的日常消费性支出之外,已经没有任何空间可以进行投资和奢侈性消费了。
         我们今天回头看,如果房地产市场对居民收支结余的吞噬,可以维持在2008年的57%的水平,那当然是皆大欢喜的事。那个时候我们如果没有推出四万亿基建刺激计划,而是乘着全球金融海啸各大企业焦头烂额的机会,使用我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大规模收购欧美实体企业和专利技术,实现产业升级的话,那我中华人民的真正崛起,真是指日可待的事。又或者,维持在2015年的85%的水平,不来新一轮的地产去库存刺激,现在同样也还有空间,可以耐心等待居民收入的增长,逐步填上债务窟窿,补充上消费力,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进退两难——只要央行的资产规模丧失增长性,货币刺激力度稍微减弱,GDP增幅就退到6.0%的水平上。
         居民购买力被吞噬太狠的结果,在去年事实上就体现了出来。根据信通社的数据,2018年我国手机销量同比萎缩15.6%2019年前三季度继续萎缩5.7%。不过手机消费在居民消费体系中的占比不高,象征意义不大。更关键的数据是汽车销售数据,根据乘联会的数据,2018年狭义乘用车(居民用车)销量萎缩5.9%,今年前三季度继续萎缩8.6%。汽车消费是居民消费中的第一大项,占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值常年维持在30%左右,算是消费第一大项。汽车销售显著萎缩,一贯被视为消费萎缩的先导性指标。在人类步入汽车时代之后,每一次全球性经济萧条的前两年,都会出现汽车销量下行的现象,从无例外。这种数据摆在眼前,实在是触目惊心,无从辩驳。

         事实上,除了手机与汽车之外,典型的日常消费数据都有清晰的萎缩迹象。2018年我国服装销售总量萎缩了22.3%,到今年上半年,继续萎缩4.6%。饮料的销售量,2018年萎缩11.3%2019年上半年继续萎缩2.1%。更具参考意义的是白酒销量,这个数据可以同时衡量餐饮业和零售业的兴衰程度。2018年白酒销量萎缩26.4%2019年上半年继续萎缩20.7%。具备参考意义的所有消费品市场,都呈现清晰的萎缩迹象。在这样的背景下,2019年前三季度,我国商品房市场整体销量萎缩0.1%,房价领跌的东部地区商品房成交量萎缩2.9%。房地产市场,自此也丧失了增长性。
         手机、汽车、服装、饮料、白酒,将这五者的数据整合在一起,就意味着我国从2016年开始的,以居民作为最终借款人的金融政策,陷入了完全的失败。忽视中国与欧美之间的根本性差异,在国产经济学家的忽悠之下,直接照搬欧美经验的结果,最终导致了今天这样的左右为难的局面。要知道居民的消费能力是一切经济刺激措施的根本前提,只要居民还有消费能力在,那总归就还有办法可想。而一旦消费能力被摧毁,那可选的路径,就极少了。
         伴随着居民的购买力剧烈萎缩带来的终端消费市场剧烈萎缩,企业的投资欲望当然也随之剧烈萎缩。在现在这种残量市场博弈(对,并不是存量市场博弈,而是日益萎缩的残量市场博弈)的背景下,指望企业继续花钱扩大生产是不现实的。这当然也意味着第二类的适格贷款人——企业,开始进入萎缩状态。体现在数据上,就是产业投资的剧烈萎缩,并带动整个固定资产投资下行。
         2018年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仅0.9%,到2019年前三季度,下降到-23.4%。受此影响,整个固定资产投资在2018年的增幅只剩下0.6%,到2019年前三季度被拉低到-4.6%(各位在这里一定要根据上表自己去除一下,自己算增幅,一定不要相信国家统计局直接给出的增幅)。如果不是房地产投资还有10.5%的正增速的话,整个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会更加难看。
         各位,根据我国从08年延续至今的通常的治理逻辑,在这种时刻,当然是鼓励地方政府扩大债务规模并扩大基建投资,以政府借钱修路修桥的方式,带动整个产业投资。2008年时候,整个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只不过15万亿左右,新增四万亿基建投资,占比接近三成,足以改变整个固投的格局,给经济发展烧上一把虚火。但是到了2018年之后,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已经超过60万亿,哪怕是再来一个六万亿投资,占比也还不到10%,对整个产业经济已经没有拉动作用可言了。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尴尬之处:单靠政府借债搞基建,已经没有意义了。    
         第三个适格借款人,中央及地方政府,今年以来确实是拼尽全力在借债花钱。在财政收支方面,今年前三季度的总赤字规模达到3.65万亿人民币,远远超出去年同期的1.78万亿,足足翻了一倍。与此同时,国债发行规模同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2.6%,地方债发行规模同比增加了10.1%。考虑到财政部甚至在九月份事实取消了地方债的所谓本年度发行上限(其实截至9月底的地方政府债还有24.08-21.14=2.94万亿的本年度剩余额度没用完呢),各地政府想怎么发债就怎么发,估摸着今年剩下这个季度,地方债发行还会迎来一波小高潮。不过麻烦在于,9月份当月的地方债发行突然遇到了麻烦,只发出去了两千亿出头,同比去年同期减少了足足7成,较今年以来月均四千多亿的规模来说更是腰斩了一把。在接下来的这个季度里,地方债发行会不会再次遇到困难,还不好说。不过就算乐观预计,每个月还能按照此前的月平均数,发出去四千多亿的话,那到今年底的地方债总发行规模,大概也就是5-6万亿,这就是极限了。天可怜见,就这6万亿左右的地方债,政府已经算是尽力了,为了促进经济发展,能做的都做了,能修的路和能拉的铁路,都已经提上日程了,但是,相对于当下超过60万亿的年度总投资,超过190万亿的M2(货币总量)来说,实在是作用有限,根本就起不到显而易见的拉动效益。
         就这么总结起来看的话,三大最终借款人,居民、企业和政府,其中居民已经被掏空了,短期内不具备借钱花钱的能力;企业面对着严重缺乏消费力的市场,绝不可能花钱扩大产能;政府虽然极力扩张债务,但是今时今日的政府借钱能力非常有限。而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货币金融领域面临的终极难题:以债为锚的货币发行方式,遇到了最终借款人不足的尴尬局面,导致想要宽松,都宽松不起来。      
         各位,到现在这个时候,事实上,我们就要迎来一次终极考验:我们是要踏踏实实的面对困难,解决困难,想尽办法给老百姓增加福利,补充底层的购买力,从而提升企业的投资热情,一步步的填上经济发展过程中留下的坑;还是我们继续迷信自己是天生赌王,逢赌必赢,将所有的筹码都拿出来,拿到国际经济的赌台上去一把SHOW HAND,去赌一把大的。
        各位,事实上,我大中国已经在这张赌台上,赌了两次了。第一次2008年参赌的结果,是取消了地方债的发行限制。第二次2016年参赌的结果,则是把老百姓当成终极借款人。毫无疑问,这两次赌局,都是有一波自称精通西方经济学的国产经济学家,在背后作为智囊的。很明显,我大中国两次都掉进了坑里,被这帮国产智囊坑得输光了筹码。现在,我们有第三次参赌的机会。按照目前的政策走势来看,这一次我们依然没有选择离开赌桌,踏踏实实的回头去填坑。我们依然选择了赌,而这一次押上赌桌的,是产业链。如果这次我们赢了,我们将会赢下相对完整并且具备独创性的科技产业链;而如果我们输了,我们已经在手的完整的基础制造业产业链,都将会外迁,其中大部分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会被打散然后迁移到东南亚和南美各国,大概率每个国家都只能获得产业链上的一部分,不会出现一个国家发展出整套产业链的情况。其中有少部分附加值较高的,则会回迁欧美日。

         这场关于产业链的赌局,现在各方的筹码都已经摆了出来,最后一张牌,也已经发到台面上的每一位玩家的手里。在今年的最后这个季度,每一名玩家,都会揭开牌面。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开不动的印钞机,是适格借款人不足;美国的问题,是内部在发展路径上陷入分裂;英国陷入了僵硬的议会式民主带来的脱欧陷阱;至于整个欧洲,则在高福利陷阱之中沉沦。日本则早已赢得赌局,目前在冷眼看着世界各国苦苦挣扎。至于这场赌局的结果,请过完今年的最后这个季度,期待今年底的长文吧。毕竟,关注了我,也就关注了经济的真相。呵呵,呵呵,呵呵哒。

Saturday, October 12, 2019

托尼•巴伯:让民主制度“现代化”

       民主制度需要经常修补才能良好运行,这意味着不断调整政治代表形式和经济管理模式,以适应变化。
FT2019107日)
       就像汽车、个人电脑和人体一样,民主制度也需要时不时地修补才能良好地运行。在当今的美国和欧洲,无数公民感觉自己在政治经济体制中无足轻重,没有人代表他们发声,体制对他们的需求没有做出充分的回应。对于曾经敬重的机构,人们普遍感到不信任。“民主衰退”,甚至更糟糕的话语,成了西方社会的流行语。
       每一代人都忍不住认为,他们这代人面临的挑战是独特的,历史却告诉我们并非如此20世纪上半叶涵盖了美国进步时代、罗斯福新政,以及英国在1906年至1914年期间的自由党政府和1945年至1951年期间的工党政府。在这些时期,驱动改革的都是这样一种信念:为了消除危机,构建更美好的社会,旧的政治代表形式和经济管理模式必须做出调整,以适应深远的社会和工业变化。
       民主制度可能消亡——对于这一点,人们应该没有疑问。但我们也可以对民主制度进行“现代化”,使其恢复良好的运行状态,尽管我们不可能让它们永葆健康、十全十美。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做出的诊断和开出的药方。在当今形势下,尽管以下这两方面的问题存在重叠之处,但把它们区分开来是有益的:一方面是改进民主代表性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增强社会凝聚力和繁荣的需要。
       人们把注意力都放在了俄罗斯干涉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以及欧盟的多场投票上(包括英国“脱欧”公投),以至于无暇去关注西方民主制度的缺陷从根本上来说属于内生缺陷的事实。在美国,压制选民权利、选区划分不公以及未能改革竞选融资规则,都与俄罗斯无关。欧洲各国的腐败和糟糕治理,以及欧盟机构问责制的不完善,同样与俄罗斯没有干系。
       不可否认,西方的敌人和竞争对手懂得如何搞事。俄罗斯的一种策略是,找出一个会造成分裂的话题,例如美国的种族问题,或者欧洲的移民问题,然后煽动争论双方的愤怒,目的是阻碍理性的辩论,并使政府瘫痪。通过社交媒体传播假新闻是俄罗斯的手段之一
       但是美欧一些毫无道德原则的政客也在不知廉耻地纵容假新闻。它并不算新鲜事物。1924年英国大选前冒出的“季诺耶维夫信件”(Zinoviev letter)就是伪造的,人们后来认为,这封信与英国情报部门、保守党和媒体操作有关,而与莫斯科方面无关,是过去一个世纪里你能找到的最好的假新闻事例。
       当然,强化正式的民主程序以防范外国干涉是必要的。法国总统埃马克龙提议成立一个“欧洲保护民主机构”,以防范网络攻击和其他操纵行为。但风险在于,此举只是添加了又一层无效的欧盟官僚程序。
       要采取更为雄心勃勃的做法,每个欧洲国家都应该通过法律,规定政党和候选人的融资必须完全透明,包括谁为网络广告掏了钱。银行、企业、游说组织、媒体等等,也同样有责任申报他们从国外获得的任何财务支持。然而,即使是用探照灯照射现代西方政治的阴暗的财务角落,也不能完全解决关于政治代表性的问题。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及之后的一段时间,一种极端不平等、不公平的感觉袭上无数公民的心头,与此同时他们也觉得,他们的政治机构在这方面几乎没有什么空间能够有所作为。
       随着政府为银行纾困,然后通过增税和削减福利来弥补财政缺口,民众觉得自己在为把持着政府和商界的不受问责的精英受过。不满情绪慢慢发酵,那种政治如今成了特殊利益集团专属领地的感觉更是加剧了民众的愤懑。
       在一些具有改革意识的政界人士和公民活动家看来,复兴民主意味着要扩大民众对公共生活的参与,创建新的论坛,使其与传统的议会和政党并行运作。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爱尔兰,“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即公民大会,带来了很有希望的结果。
       相比之下,欧盟推动“参与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的最重要工具——“欧洲公民倡议”(European Citizens Initiative)似乎不了了之。就连征集签名已超过100万个的民众请愿,也不能说服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就活动人士提出的问题开展立法筹备工作。去年法国爆发“黄背心”抗议活动后,马克龙的总统任期陷入麻烦,之后他发起“全国大辩论”(Le grand débat national),旨在重振法国民主,结果却是好坏参半。尽管这场大辩论征集到了200万条网民意见,召开了上万次地方会议,但参与者大多是年纪较大、较富裕、受过良好教育、居住在城市的公民。
       任何复兴民主的行动都必须包括一项持之以恒的努力,保护那些被推到边缘的公民的生活水准,改善他们在经济方面的机遇——这一点在人工智能时代尤其必要。还政治以清明、拓宽民主参与非常重要,但对西方资本主义模式本身进行改革也同样重要。
译者/珍丽

托尼•巴伯:普京掌权20年后的俄罗斯社会

(FT 2019109日)
       如果俄罗斯发生政治变革,它更可能源自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强烈的不满情绪,而非普京的批评者所倡导的民主改革。
       去年,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一个小镇的官员因用白漆粉饰被污染的雪而受到斥责——如果在尼古拉•果戈里(Nikolai Gogol)或米哈伊尔•萨尔蒂科夫-谢德林(Mikhail Saltykov-Shchedrin)的作品中读到这样的情节,你会觉得极其滑稽,但实际上这是俄罗斯环境恶化的一个赤裸裸的实例。采煤地区的污染如此严重,以至于降雪中布满了烟尘和灰烬。官员们的回应就是对他们感到无力解决的问题进行粉饰——俄罗斯地方官僚机构由来已久的一种做法。
       在日益不满的俄罗斯公众与普京总统的权力机关之间,多个方面都在形成对抗阵线,环境保护就是其中一个方面。俄罗斯各地已经举行了数十场抗议活动,反对在乡村地区修建大型垃圾填埋场,以堆放莫斯科市区及其他城市产生的垃圾。不满情绪的来源包括通胀、生活水平停滞不前、延迟退休、长途卡车司机需缴纳更多过路费以及政府力图控制社交媒体。
       如果俄罗斯发生政治变革,它更可能源自这些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强烈不满,而非普京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所倡导的更为狭隘的事业——民主改革。诚然,在莫斯科每周举行的支持地方自由选举的示威活动,吸引的人数超过了2011-12年冬季抗议活动以来的任何时候。调查记者伊万•戈卢诺夫(Ivan Golunov)被以捏造的贩毒指控逮捕引发的抗议,突显了公众对警方和情报机构高压手段的愤怒。
       在代议制民主和法治在西方国家遭受压力、甚至受到本应更了解民主的政客们揶揄之际,俄罗斯爆发的抗议活动——像中欧和东欧的类似事件一样——是一个有益的提醒:人类对正义、尊严和自由的渴望是无法压制的。然而,莫斯科的政治示威活动没有香港、阿尔及利亚或委内瑞拉今年爆发的抗议所具有的那种群众性,也不似沙俄在1917年或前苏联在1989-91年期间所发生的运动。
       莫斯科抗议活动影响有限的原因之一是,它们迄今未能将俄罗斯社会对环境退化、生活成本等问题的抱怨整合起来。这些抗议的诉求是进行真正具有竞争性的选举,与去年波兰爆发的抗议活动相似,后者是为了反对政府实施的旨在收紧对法院的政治控制的司法体系改革。两项运动都是有意义的事业,但都缺乏广泛吸引力,这种吸引力来自表达公众最基本的关切。
       普京在西方的同情者支持的另一种观点是,俄罗斯总统仍受到社会的支持,即便他的支持率相比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和对乌克兰东部进行军事干预后达到的高点有所下降。然而,对旨在反映这位半威权统治者——他将反对者关进监狱、堵住所有以自由和公平投票方式取代他的道路——受欢迎程度的民意调查,必须谨慎解读。
       1980年,勃列日涅夫已经统治苏联16年,而异见物理学家、苏联人权运动的杰出人物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遭逮捕并被流放到国内某地,在当时进行的民调很可能显示勃列日涅夫更受欢迎。当人们看不到任何改变体制的前景时,他们还能怎么回答呢?然而,一旦有了变革的机会(出现在1989年部分自由的选举中),萨哈罗夫和其他改革派就赢得了压倒性胜利。
       在普京身上,情况稍微有些不同。从2000年到2008年,他确实是一位受欢迎的领导人,部分原因是他结束了叶利钦时代的社会动荡,并且在能源出口价格高企的推动下,带来了收入和福利的增长。即使这一时期举行的选举比俄罗斯历史上任何一场选举都更自由(实际上并不是),他也一定会获胜。
       近年来,经济上的不满、环境方面的担忧以及对滥用权力的抱怨,侵蚀了普京在俄罗斯公众心目中的声望。要明白,他牢牢掌控着权力。毕竟,他拥有压制异见的绝对力量,以及一群依靠他获得财富和生存的党羽。已故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孙女、居于纽约的国际事务教授尼娜•赫鲁晓娃(Nina Khrushcheva)说道:“普京完善了一个腐败、猜疑、不公和胁迫的体制。”
       然而,在俄罗斯,正如在任何社会一样,时光的流逝很关键。仍记得“后共产主义”早期经济和社会崩溃情形的那几代人正在逐渐退出舞台,取而代之的是这一代年轻人,他们知道的统治者只有普京。至少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渴望变化。
       俄罗斯历史上曾有过类似的阶段:19世纪50年代,尼古拉一世长期独裁统治的末期;1953年独裁者斯大林去世之后;上世纪80年代,勃列日涅夫及其高龄继任者领导下的所谓“停滞时代”走向结束。从某些方面来说,彼得大帝之后的俄罗斯历史是一段改革与倒退交替的历史。
       现在要从莫斯科示威活动和环保抗议活动中发现下一个自由化周期的苗头或许还早。普京的体制尚未陷入严重的麻烦。但没有什么是永久不变的,即使在永恒的俄罗斯也不例外。
译者/谶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