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BBC）
戴按：张伦此文对王立军事件和“重庆模式”的分析相当到位。黑体字为本博所加。
王立军叛逃美国使馆，戳破重庆模式的光环。
王立军叛逃美国使馆，难免不让人联想起四十年前林彪出逃的９１３事件。对当代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那个事件不仅在政治上也在思想上影响巨大。它动摇了几代人的信仰，毛的神话和文革路线开始崩解。今天，政治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发展，使得王立军事件不具有当年那样整体性的后果，但其对当代国人的思想、对中国的思潮走向肯定还是具有重大影响的。
不安全的重庆模式
谈王立军就不能不谈重庆模式。不管我们如何归纳重庆模式（经验），其要点不外乎１）靠打黑给民众以安全感，２）推动民生，“五个重庆”的建设，政策适当向社会中下层倾斜，３）以唱红为标志，强力进行道德及思想观念文化整合，４）所有这些政策的实施都借助权力的强力介入。
然而现在，作为参与创造这模式的核心人物之一，王是在用自己的行动向世人宣告：他自己就是最不信重庆模式的；重庆从根本上讲是不安全的。重庆的安全只对那些甘当顺民、且不会与上级有利益冲突、对领导没有威胁的人来讲才存在，否则，重庆就是危险的。事实上，李庄案时人们对重庆的质疑说到底就是这一点。
当公民与主政者、下级与更大的权势者的意志与利益有冲突的时候，法律还能否提供保证公民甚至是刘少奇那样一个国家主席的基本权利，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也是文革后几十年围绕中国法治建设的争论的核心。打黑没有错，但不讲法律就是只能是黑打，虽可带来暂时的效果，却因对法治精神的破坏而最终无法建设一个真正公正的社会，无法让公民甚至打黑者本身的权益得到保障。
“唱红”后面的黑
唱红，在这个畸形市场经济、价值坏颓的时代，薄熙来本意或许要利用人们对革命时代那种纯朴理想主义的怀旧，鼓吹集体主义，重塑某种社会风尚，通过强化人们对体制的认同来强化对其作为红色元老子弟的执政合法性的认可。
作为与“黑”的对立面的“红”，代表正统、革命理想、牺牲奉献，代表道德纯洁、昂扬的精神……但，在薄熙来高诵雷锋之歌的背后究竟是些什么，许多文革的过来人其实并不那么幼稚——国内某大学的老师就跟笔者开玩笑地说：唱红就是自己儿子去牛津、哈佛，让走不了的百姓儿子在家唱革命歌曲。
只是，这种事实上的反差，这次通过王立军之口（“薄熙来是伪君子”，“党内最大的野心家”“不择手段”“贪污”等等） 向世人再一次捅破：唱红的始作俑者其实也并不见得那么“红”，甚至很可能很“黑”，与其反目是需要跑到外地、外国才可能保命的。且不论现在报道出来的王的这些话是否有误，但王的行动本身至少已说明这后一点。
民族主义与新老左派
重庆模式这几年得到许多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愤青的追捧，更得到新老左派的极力赞扬。此次事件，对些涉世不深、对文革缺乏了解、对重庆模式抱浪漫想象的年轻人肯定是个相当大的冲击，不过，震撼过后，接下来的思考肯定会有助于他们更好地认识今日中国，探索明日中国应走的道路。
在毛式的老左派眼里，重庆是革命传统的灯塔，社会正义之地，反西方的堡垒；薄熙来则是他们寄望无限的领袖。但薄最重要的助手、打黑英雄象林彪当年一样，竟背叛人民、背叛党，欲投靠美国人，成为他们眼中的叛徒，显然，此举让他们愤怒难堪。如薄再因此政治上受挫，可以预见，在这样一个极端贫富不均的背景下，毛式的思潮和力量不会就此绝迹，但因此受到某种挫折、势头在一定时期弱化也是可以预料的。
至于那些不遗余力地为重庆当局出谋划策，进行理论论证的新左学人们面临的尴尬可以说是不言而喻。我们不能排除其中有人或许怀学术真诚和良善愿望，但利害的盘算、帝王师之梦、学界权威的企望等都可能是造成这种尴尬的诱因。也许，一个教训就是：变动的大时代，持守学者的良知和谦和，警惕名与利的诱惑，对权力保持距离和批判，永远以民众的权利为首要的考量标准，是保证其避免类似尴尬的最好的选择。
重庆模式与中国模式
在笔者看来，重庆模式说到底与现行中国模式没有区别，只是其一个亚种。它只在“打黑”和照顾民生上比当下的主导模式走得更远而已，这也是为什么它受到一些人赞许的原因。也正因此，即使薄政治上淡出，北京官方也绝不可能公开否定重庆模式，最多只会对其中某些做法提出意见，不会对薄在渝的所作所为全部否定。
事实上，在现体制不进行大的改革的前提下，重庆式的做法最符合这个体制的本性和习惯。（最近官方推动全国学雷锋不外乎是另一种唱红）只是由于规模的不同、地区的差异，重庆可推可做、能得到些效果的在全国却不尽然，且不谈中央政府是否还具有那种执行能力。可以想见，全国版的学雷锋唱红终无法收其预想效果。
正如笔者过去撰文提及的，重庆模式说到底依然是一个权力导向而不是公民权利导向的模式。不管它是否带来某种现实的好处，这种模式的致命症结就在于它无法根除其不确定性、无法提供制度性的保障。如：重庆一边招商引资，一边假打黑之手抢夺一些私人资本，这个矛盾现象的本身有一个内在的逻辑，就是权力的考量：看哪个对我的政治利益有用。
因此，谁能保证那些引来的新资将来不会在某天也被冠上“黑资”遭没收？谁又能保证民众得到的好处不会一夕被再次剥夺？——前不说六十年前的剥夺，就是今日，中国大地上那众多悲惨的访民中，多少人不是一夜间被权贵从一个已进入中产甚至是富有阶层的人士抛向一贫如洗的境地？
大时代中各种探索包括重庆的某些具体探索都应该被允许且有其意义，但前提是不管冠以何种左中右名号，公民权利的增长和保障应该是衡量这一切探索的根本，舍此，便有误入岐途甚至遗害深远的可能。不仅对民众，对主事者也是如此。应该把奉为重庆模式的一条重要经验的“群众路线”的逻辑推到底：决定群众命运的领导人本身也应该“从群众中来”，由群众根据他们的利益选出、确认和监督，而不仅是些民生政策的确定。
最后提一句，事实上，与重庆类似的这种带有民粹政治特点的发展模式，在世界各国现代历史上尤其是发展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过，其后果和最后结局，往往取决于其演变方向。德国民众因希特勒上台所享有的福利和光荣而对其的支持程度显然是薄熙来无法相比的，其灾难的历史在此也无需赘言。或许，王立军事件的最大意义在于戳破重庆模式的光环，有关中国未来道路选择的论战将在一个新的高度上展开。
Tuesday, February 28, 2012
Tuesday, February 14, 2012
钱理群：老红卫兵当政的担忧
（来源：新浪微博，黑体字为本博所加）
如果说"胡锦涛、温家宝的时代"，主要是文革期间的"大学生"掌握国家最高领导权；那么，所谓"习近平时代"，就是文革期间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掌握国家最高领导权，而且又是以"高级干部子女"为主体的。这样，文革中成长起来的那一代红卫兵，特别是以高干子女为主体的"老红卫兵"，以后又成了知青，他们的抱负，理想，精神气质都会不同程度上为习近平时代打上自己的烙印。
根据我对老红卫兵、知青与文革的研究，及对当下高干子女动向的观察，我以为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
早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老红卫兵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时，即已宣布："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干部子弟要掌权，天下是我们的"，"二十年后的世界是我们干部子弟的"。于是，又有了这样的口号："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你们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
不能把这些宣言简单地看作是年轻人的狂言，而掉以轻心；这是基于切身利益而建立的信念和理想，即使是四十五年以后的今天也不会变。加之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高干子弟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权贵利益集团的核心部分，是须臾不能离开一党专政的体制的。即使他们中的多少可以超越利益的理想主义者也依然相信，只有把权力集中在手里，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因此，这些当年的老红卫兵，不管他们对中国未来的改革方向、路径有怎样不同的意见，但在共产党的领导问题上都是完全一致的：共产党必须掌控改革的领导权；强化党的执政地位，必须是中国改革的出发点与归宿。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胡锦涛这一代并无不同，也是他们的前辈，从毛泽东、刘少奇到邓小平、陈云所期待的。陈云早就说过：把权交给我们的子女，他们至少不会掘我们的祖坟。与此相联系，不管他们中有些人如何高喊民主，对敢于挑战自己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任何力量，都必定要运用掌握在手的国家机器，予以镇压，也是绝不手软的。对这一点，不能有任何幻想。
其次，我们也要看到，包括老红卫兵在内的红卫兵、知青这一代，有着在底层社会接受改造的特殊经历，他们因此在不同程度上和底层社会、底层老百姓建立了思想情感精神上的联系，使他们比较了解中国的国情，比较重视民心与民情，这都会对他们以后的施政产生影响。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这些高干子弟利用他们的特殊地位，都受到了很好的现代教育，很多人都有国外留学的经历，不仅其知识结构比较合理，而且对世界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社会的发展，时代潮流，都有比较深切的了解。
正是这样的对中国底层的了解，和对世界发展趋向的把握，使他们比胡锦涛这一代更加深切与强烈地感受到党的危机。正像2011年初成立的"延安儿女联谊会"上与会者所说，当前"我党我军我国最大的矛盾就是腐败"，"人民已经忍无可忍"，但"我党自我纠错能力和制度缺失"，"作为党的后人，我们再不能熟视无睹，不能再沉默"，"要说真话，想办法，为党解决危机"。可以说，"再不改革，必将亡党亡国"已经成为这些当年的老红卫兵的一个共识，"我们的父辈和革命先烈为新中国的建立付出了鲜血和生命，我们不能让红色的江山蜕变"，也成为他们的共同决心。而且他们在这三十年中已经占据了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思想、文化、教育各领域的重要位置，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并且意识到，历史给他们的机会也只有这"十年"，高干子弟自身都在六十岁以上，他们的幕僚也大概在五十岁左右，因此，也都跃跃欲试，准备作最后一搏。
这就意味着，由于自身的利益化与官僚化，逐渐丧失改革动力和活力的中国共产党，有可能在他们的尚有出息的子女这一代，获得新的改革动力和活力。这样，在习近平时代，就有可能做一些事情，把中国的改革推进一步。红卫兵、知青这一代将比文革大学生那一代，更有魄力，更具行动力，这都会在未来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显示出一些新的特点。
但不可忽视的，是文化大革命对这一代精神上的负面影响，包括毛泽东的负面影响：不要忘了他们当年都是"毛泽东的红卫兵"，不管他们今天对毛泽东的评价、态度如何，毛泽东在其成长初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老红卫兵中是不乏"小毛泽东"的。在我看来，其中最应该警惕的，是文革残酷的斗争中形成的"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帝王气与流氓气。另一方面，由于今天已经很难出现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可以驾驭群雄的强势领袖，老红卫兵中又派系林立，他们之间如何形成合力，将是习近平时代的统治难题。弄不好，就会发生内讧，或各自称雄。
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个人思想、性格、能力，就是至关重要的；而这方面，恰恰是最不透明的，这也是中国政治的特点：面目含糊不清的人最容易在党内斗争中胜出，而且要在执政的中后期才逐渐显露峥嵘。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时代又有许多难以预测的不确定因素，今天在人们心目中还是一个模糊的时代。但2010年以来一些高干子弟的表现，还是可以给人们以想象的空间的。
首先要提到的，自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八大以后中央常委的竞选者薄熙来。近年来薄熙来精心打造的"红色重庆"一直是热议的焦点。人们最为关注的，是"唱红歌"与"打黑"，前者显示的是意识形态和社会氛围上向毛泽东时代的回归，后者则是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方式解决腐败问题的自觉尝试。一般人并不注意，其实是更为重要的是经济上的"重庆模式"，据说其最主要的突破有二："一是进行从农村到城市的土地制度改革"，"二是在城市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加强政府对企业和经济事务的掌控。记者报道说："这样的举措与1949年到1956年那段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时期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同时"高调拾起"的，还有毛泽东时代的"群众路线"与"大学生上山下乡"。如此自觉地运用"毛泽东政治遗产"，因此，获得了一些"新左派"和"毛派"知识分子的高度评价，誉之为"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新版和希望。同时又引起许多人，包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党内民主派"中国将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忧虑与警惕。而习近平在当选军委副主席以后，即视察重庆，肯定重庆经验，更引发了人们关于"毛泽东在习近平时代的影响"的议论与想象。
2010年7月19日，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毕业典礼上作了一个演讲，实际是一篇宣言："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建设'、'国强民富'、'大国崛起'，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秦晓在演讲和私下谈话里，明确说明，他的这一宣言，是针对两种倾向。一是"'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性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我以为是不可取的"。秦晓认为"中国模式论"从一开始的"特殊论"走向"取代论"，"宣称'中国价值'可以取代'启蒙价值'"，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应该特别警惕。
另一面，秦晓更担心激进主义思潮，他说："激进主义和意识形态化，是落后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很容易掉进去的陷阱"。他认为当下中国面临着严重的体制性的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入手，可能会触发成社会危机"，但"这些问题是可以在体制内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改善和改变"，而激进主义则把社会危机作为"动员民众的资源，达到某种革命目的"，导致的是"最坏的结果"。由于秦晓的高干子弟和老红卫兵的背景，以及他在太子党中广泛的人脉关系，他的这一反对"中国模式"论，肯定启蒙主义普世价值的宣言，立即引起极大反响，一时成为网络、评论、转载的热点议题。
有人把他的言论和搜狐总裁张朝阳2010年2月发表的"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妨碍竞争力"，呼吁政府在经济领域允许自由竞争的演讲联系起来，以为由此可以找到一条"成本小且能够避免社会碎片化的转型之路"。而一家网站则把秦晓的头像做成绞刑架下受刑的模样，并冠以"西奴"。我们所关注的，是秦晓的主张，在太子党中有多大的代表性，以及在习近平时代可能产生的影响，这自然是有待持续观察的。
其实，2010年高干子弟的发言者，最应该注意的，是中国空军副政委，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刘亚洲。一月，他在昆明军区作了题为《信念与道德》的演讲；七月，在大陆反日浪潮中，他又联合十名将校连署发表呼吁，要求对外强硬，对内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仔细看刘亚洲的观点，其实是有三个基本点的。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他对政治民主化的强调，以及在《中国改革得与失》里对现状的批评与分析：越来越频繁的政治高压，舆论控制和特务统治，对底层抗议活动的镇压，对社团活动的消灭，成为了"1999年以来当局的主要统治方式"，这确实是击中要害的，刘亚洲也因此而获得了"敢言"的美誉。
但不可忽视的，是他的这样的尖锐批评的另外两个前提：其一是"民主放权"的目的，是为了强化"我党的执政地位"：这一基本点，刘亚洲和所有的太子党并无二意。其二是民主是"强国强军之途"：作为军人的刘亚洲本质上是一个军国主义者。王怡先生对刘亚洲思想的概括是准确的：他所追求的是一个"国家权威主义笼罩下的民主梦"，执着于"民主压倒自由的老路"。由此可以解释刘亚洲的许多矛盾，比如他主张民主，反对专制，但坚决捍卫"六四"屠杀；他主张思想多元化，但又强调"统一国家精神是当务之急"。
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刘亚洲鼓吹"军人干政"。在他眼里，"中国的希望在党内，党内的希望在中央，中央的希望在上层"，中国社会的真正精英"一大部分在部队"。他断定：越是文明程度不高的国家，"军队就越是改革的力量"。我完全同意王怡先生的分析："如果民间不能成为推动民主化主力，就只能依靠部分党内贵族的分化。而如果党内文官系统不能形成强有力的改革派，就最终只能依赖于少壮的武将集团。由军人喊出政治改革的最强音，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也是中国一百年以来反复经历的梦魇。军队少壮派的出现，正是今天比1989年更严峻的局面，也是当初日本军国主义崛起的教训之一，是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民主化过程中频频出现军人干政的一个根源"。
这些年我在观察中国政局时，始终觉得军队情况不明是一个隐患；现在，2010年由刘亚洲等高级将领公开亮相，就让我们看到了"经由军人干政和军事独裁走向民主化"的可能性，而如王怡所说，这恰恰是中国民主化的"最坏方式"。而且还要看到，改革开放三十年，军队一直是高干子弟的聚集地，已经集中了一批太子党的精英。这就意味着在习近平时代，军队少壮派将以更积极的态度，参与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军队干政的危险性将大大提高。
而军人们永远是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者，并永远具有对外扩张性，这都会随着军队干政而在中国未来的政治、社会、思想、文化、教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如王怡先生所提醒：当下中国社会已经有着军国主义滋生和蔓延的基础："中国是全世界军事刊物最盛行的国家，几乎每个中学男生都会翻看"，"中国是全世界军事话语最强盛的国家"，"中国也是少数不限制，甚至组织儿童观看战争场面电影的国家之一"，等等。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这样的军国主义的危险，是特别应该引起警戒的。太子党在2011年初，又有了新的表现，尽管这已经超出了本文论述的范围，但在这里也姑且一说。前已说到，2011年的春节"延安儿女联谊会"的聚会研讨，会后形成了一个《我们对十八大的建议》书，主要着眼于"党内民主"建设。最引起注意的是要求实行从各级党委到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及常务的"直选"。
2011年4月24日，张木生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暨研讨会。此书由刘少奇之子刘源作序，而张木生又是刘源的"哥儿们"，实际是其幕僚，因此而引人注目。当下中国的太子党的各派系，都在聚集各路幕僚，研究未来中国政治对策，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政治、思想、文化动向。张木生等是首先亮相的，他的书的核心是提出"回到新民主主义"。
其实，早在多年前，由刘源担任总顾问，制作了《刘少奇与新中国》的记录片和同题小册子，由张木生作序，就已经提出了他们的新"新民主主义"论。而在2011年旧话重提，就自然别有意义，网上反映说，新"新民主主义"论"可能会成为中国下一步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来源之一"，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刘源自己也说得很清楚："若是想借全球化的'民主'魔力扇哨儿，恐怕会画虎类犬，弄巧成拙，与其借他山之石以攻玉，我们何不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举起土生土长、百试不爽的，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主导提出、刘少奇主要实践的新民主主义？"至少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太子党中的刘源派系的一个宣言吧，也可以说是他们"谋国运"而提出的国策。
为什么要在当下中国提出"回到新民主主义"？张木生直言不讳，就是要为共产党"重塑合法性"。因此，新"新民主主义"论的要点有三。首先是"共产党领导"，党要掌控改革的绝对领导权，这是前提；恢复与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目标，出发点与归宿。前文已经说过，这是所有太子党的共识与不可逾越的底线。其二，要"恢复以工人、农民为主"，"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重塑合法性的关键。
张木生说得很坦率："我们把工农都变成弱势群体"，就"一点合法性都没有"了。我曾经说过，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有三种模式：建国到文革前的十七年的一党专政是以工人、农民为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的；毛泽东在文革中所要建立的是领袖专政与群众专政直接结合的一党专政模式；文革后，邓小平时期，特别是江泽民时期，就逐渐将所谓"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政治、经济、技术精英作为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工人、农民确实都变成了弱势群体，这样的失去了工人、农民的支持的一党专政，就出现危机了。
刘源们看到这一点，但又不可能从根本上放弃党的精英专政，就选择了向工人、农民让步的对策。具体有两条，一要把国家现有的巨大的存量资产，变成社保基金，福利基金，"解决70%还没有富起来的人的民生问题"；二是要允许工人、农民"有组织"，共产党来当裁判，以此建立合法性。
应该说，如果真的实施这两条，确实会给底层百姓带来一些实惠，也会给中国底层民主有一定推动，这可能是新新民主义论的最有积极意义的方面。第三，允许发展资本主义，同时，又能够"驾驭资产阶级"。这就是张木生所说的，"制衡会有的，宪法会有的，不同派别在一个党内也会有的，舆论的公开和自由，包括思想的自由和独立，在一个党内最后也是能解决的"，但有个前提条件：只能有一个党，要由党来控制、"驾驭"一切。它的潜台词，就是如果有人要挑战党的绝对领导，或者党一旦驾驭不了，失控了，那就要收回这一切，实行专政，而且很可能是军事专政。
其实，这就是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在1957年搞的那一套：听话，就当作统战对象，许诺给予种种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等；不听话，就发动"反右运动"，聚而歼之。但是，问题是，回到了这样的"新民主主义"，就真的能够建立起新的工农联盟，成功驾驭资产阶级，从而重塑共产党的合法性吗？据说张木生在座谈会上还说了一句话："既治不好病，又毒不死人的药，最受到中国接受"。那么，他们自己也是把"新新民主主义论"看作"既治不好病，又毒不死人的药"了。
这初出山时的汹汹气势中的露怯，是颇耐寻味的。早在前文提到的《刘少奇与新中国》里，刘源和张木生就提出过要"卷旗不倒旗"，既要坚持"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旗帜"不倒"，但却要"卷旗"，再也不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原因即在于此。或许在他们看来，"新民主主义"声誉尚好，可以为更多的人所接受，达成"共识"吧。这次新书发布、研讨会最为人关注的，是刘源和几位将军的出席，这成了部分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的一次集体亮相，提供了一个近距离地观察他们的机会。
我注意到的有两点。一是军队少壮派的表态："现在说存在就是合理的，现在中国走出这条道路，确确实实使我们中国强大富强起来了，虽然有一些弊端，但不应该对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道路产生质疑"，不能质疑的更是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也就是后来刘源特地打电话让张木生转达的意见："这个结果，这个实践不能假设，不能如果，因为历史是不可逆转的！而且到了今天，如果我们不重塑共产党的合法性，谁能够代替他？！"还有的与会军队少壮派宣称："民主，自由，人权，人生而平等"，这都是"一些没有实质意义的概念"；"我是一个军人，讲什么东西都跟安全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国家安全"，至于"普世怎么普世，我表示怀疑"----这背后的"存在就是合理"的强权逻辑，和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逻辑，而且不加任何掩饰，这都让人吃惊。
还有："现在几个大国真正没有打仗，三十年没有打仗的就是中国"，"我们要不要维护正义性，现在一用非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就变成被告原罪"，"这完全是泛和平主义，是一战以后的绥靖主义思潮"，就更是预言他们掌握了国家大权之后，将在"维护正义"的名义下，用战争解决国际争端了。用武力解决国内问题大概也是其中应有之义。这样的"军政府"的意图，是应该引起警惕的。其二，刘源在会上的表现，虽然张木生表示是偶尔失态，但人们仍然从中感到了"痞子气和霸气"，如前文所说，这正是我最为警惕与担忧的。
虽然刘源已经宣布："该告别不争论的时代"，但这些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却处处摆出"舍我其谁"的"主人"姿态，所谓"争论"是必须以他们既定的意见为主导的，不过是"听取意见"，就像当年毛泽东、刘少奇听取"民主党派"意见一样，骨子里是轻蔑对方，并从根本上是不允许反对自己的既定主张的。有人一提出不同意见，特别是提到党内民主派的代表朱厚泽对新民主主义论的质疑，就变脸了："说了半天又说起朱厚泽来了？在这里讨论他，我不同意"。
顺便说一点，中国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的气势如此雄壮，不仅有当年老红卫兵的遗风，更有当今的中国经济实力的底气。如张木生所说，"中国虽然面临着最大的问题，但也积累了过去根本无法想象的本钱。我们现在国有企业实算的话，有100万亿的资产，存款。在国外有100万亿的资金。"但在这样的财大气粗之下，会干出怎样"惊天动地"的事情，却是令人担忧的。
张木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再提及"未来的当政者"，强调"我们国家已经被一些软弱无能、没有血性的领导者带入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当中"，"下一届最高领导者绝不会允许目前的状况再延续下去"，"会有人很高地举起（旗帜）"，"用很高的政治智慧来解决当时他所面临的问题"，说这样的"下一代的领导人"有"一批"，并且点名说刘源就是这样的"非常有理想"的共产党员。或许是这样吧。
但这一次亮相，却让人不大放心，很容易产生不祥的预感。这次研讨会很有可能是中国未来政治的一次预示，一个象征，因此具有"史"的意义和价值，故详细记录于此。
2011年12月1日
如果说"胡锦涛、温家宝的时代"，主要是文革期间的"大学生"掌握国家最高领导权；那么，所谓"习近平时代"，就是文革期间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掌握国家最高领导权，而且又是以"高级干部子女"为主体的。这样，文革中成长起来的那一代红卫兵，特别是以高干子女为主体的"老红卫兵"，以后又成了知青，他们的抱负，理想，精神气质都会不同程度上为习近平时代打上自己的烙印。
根据我对老红卫兵、知青与文革的研究，及对当下高干子女动向的观察，我以为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
早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老红卫兵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时，即已宣布："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干部子弟要掌权，天下是我们的"，"二十年后的世界是我们干部子弟的"。于是，又有了这样的口号："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你们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
不能把这些宣言简单地看作是年轻人的狂言，而掉以轻心；这是基于切身利益而建立的信念和理想，即使是四十五年以后的今天也不会变。加之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高干子弟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权贵利益集团的核心部分，是须臾不能离开一党专政的体制的。即使他们中的多少可以超越利益的理想主义者也依然相信，只有把权力集中在手里，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因此，这些当年的老红卫兵，不管他们对中国未来的改革方向、路径有怎样不同的意见，但在共产党的领导问题上都是完全一致的：共产党必须掌控改革的领导权；强化党的执政地位，必须是中国改革的出发点与归宿。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胡锦涛这一代并无不同，也是他们的前辈，从毛泽东、刘少奇到邓小平、陈云所期待的。陈云早就说过：把权交给我们的子女，他们至少不会掘我们的祖坟。与此相联系，不管他们中有些人如何高喊民主，对敢于挑战自己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任何力量，都必定要运用掌握在手的国家机器，予以镇压，也是绝不手软的。对这一点，不能有任何幻想。
其次，我们也要看到，包括老红卫兵在内的红卫兵、知青这一代，有着在底层社会接受改造的特殊经历，他们因此在不同程度上和底层社会、底层老百姓建立了思想情感精神上的联系，使他们比较了解中国的国情，比较重视民心与民情，这都会对他们以后的施政产生影响。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这些高干子弟利用他们的特殊地位，都受到了很好的现代教育，很多人都有国外留学的经历，不仅其知识结构比较合理，而且对世界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社会的发展，时代潮流，都有比较深切的了解。
正是这样的对中国底层的了解，和对世界发展趋向的把握，使他们比胡锦涛这一代更加深切与强烈地感受到党的危机。正像2011年初成立的"延安儿女联谊会"上与会者所说，当前"我党我军我国最大的矛盾就是腐败"，"人民已经忍无可忍"，但"我党自我纠错能力和制度缺失"，"作为党的后人，我们再不能熟视无睹，不能再沉默"，"要说真话，想办法，为党解决危机"。可以说，"再不改革，必将亡党亡国"已经成为这些当年的老红卫兵的一个共识，"我们的父辈和革命先烈为新中国的建立付出了鲜血和生命，我们不能让红色的江山蜕变"，也成为他们的共同决心。而且他们在这三十年中已经占据了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思想、文化、教育各领域的重要位置，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并且意识到，历史给他们的机会也只有这"十年"，高干子弟自身都在六十岁以上，他们的幕僚也大概在五十岁左右，因此，也都跃跃欲试，准备作最后一搏。
这就意味着，由于自身的利益化与官僚化，逐渐丧失改革动力和活力的中国共产党，有可能在他们的尚有出息的子女这一代，获得新的改革动力和活力。这样，在习近平时代，就有可能做一些事情，把中国的改革推进一步。红卫兵、知青这一代将比文革大学生那一代，更有魄力，更具行动力，这都会在未来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显示出一些新的特点。
但不可忽视的，是文化大革命对这一代精神上的负面影响，包括毛泽东的负面影响：不要忘了他们当年都是"毛泽东的红卫兵"，不管他们今天对毛泽东的评价、态度如何，毛泽东在其成长初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老红卫兵中是不乏"小毛泽东"的。在我看来，其中最应该警惕的，是文革残酷的斗争中形成的"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帝王气与流氓气。另一方面，由于今天已经很难出现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可以驾驭群雄的强势领袖，老红卫兵中又派系林立，他们之间如何形成合力，将是习近平时代的统治难题。弄不好，就会发生内讧，或各自称雄。
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个人思想、性格、能力，就是至关重要的；而这方面，恰恰是最不透明的，这也是中国政治的特点：面目含糊不清的人最容易在党内斗争中胜出，而且要在执政的中后期才逐渐显露峥嵘。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时代又有许多难以预测的不确定因素，今天在人们心目中还是一个模糊的时代。但2010年以来一些高干子弟的表现，还是可以给人们以想象的空间的。
首先要提到的，自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八大以后中央常委的竞选者薄熙来。近年来薄熙来精心打造的"红色重庆"一直是热议的焦点。人们最为关注的，是"唱红歌"与"打黑"，前者显示的是意识形态和社会氛围上向毛泽东时代的回归，后者则是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方式解决腐败问题的自觉尝试。一般人并不注意，其实是更为重要的是经济上的"重庆模式"，据说其最主要的突破有二："一是进行从农村到城市的土地制度改革"，"二是在城市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加强政府对企业和经济事务的掌控。记者报道说："这样的举措与1949年到1956年那段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时期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同时"高调拾起"的，还有毛泽东时代的"群众路线"与"大学生上山下乡"。如此自觉地运用"毛泽东政治遗产"，因此，获得了一些"新左派"和"毛派"知识分子的高度评价，誉之为"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新版和希望。同时又引起许多人，包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党内民主派"中国将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忧虑与警惕。而习近平在当选军委副主席以后，即视察重庆，肯定重庆经验，更引发了人们关于"毛泽东在习近平时代的影响"的议论与想象。
2010年7月19日，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毕业典礼上作了一个演讲，实际是一篇宣言："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建设'、'国强民富'、'大国崛起'，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秦晓在演讲和私下谈话里，明确说明，他的这一宣言，是针对两种倾向。一是"'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性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我以为是不可取的"。秦晓认为"中国模式论"从一开始的"特殊论"走向"取代论"，"宣称'中国价值'可以取代'启蒙价值'"，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应该特别警惕。
另一面，秦晓更担心激进主义思潮，他说："激进主义和意识形态化，是落后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很容易掉进去的陷阱"。他认为当下中国面临着严重的体制性的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入手，可能会触发成社会危机"，但"这些问题是可以在体制内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改善和改变"，而激进主义则把社会危机作为"动员民众的资源，达到某种革命目的"，导致的是"最坏的结果"。由于秦晓的高干子弟和老红卫兵的背景，以及他在太子党中广泛的人脉关系，他的这一反对"中国模式"论，肯定启蒙主义普世价值的宣言，立即引起极大反响，一时成为网络、评论、转载的热点议题。
有人把他的言论和搜狐总裁张朝阳2010年2月发表的"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妨碍竞争力"，呼吁政府在经济领域允许自由竞争的演讲联系起来，以为由此可以找到一条"成本小且能够避免社会碎片化的转型之路"。而一家网站则把秦晓的头像做成绞刑架下受刑的模样，并冠以"西奴"。我们所关注的，是秦晓的主张，在太子党中有多大的代表性，以及在习近平时代可能产生的影响，这自然是有待持续观察的。
其实，2010年高干子弟的发言者，最应该注意的，是中国空军副政委，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刘亚洲。一月，他在昆明军区作了题为《信念与道德》的演讲；七月，在大陆反日浪潮中，他又联合十名将校连署发表呼吁，要求对外强硬，对内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仔细看刘亚洲的观点，其实是有三个基本点的。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他对政治民主化的强调，以及在《中国改革得与失》里对现状的批评与分析：越来越频繁的政治高压，舆论控制和特务统治，对底层抗议活动的镇压，对社团活动的消灭，成为了"1999年以来当局的主要统治方式"，这确实是击中要害的，刘亚洲也因此而获得了"敢言"的美誉。
但不可忽视的，是他的这样的尖锐批评的另外两个前提：其一是"民主放权"的目的，是为了强化"我党的执政地位"：这一基本点，刘亚洲和所有的太子党并无二意。其二是民主是"强国强军之途"：作为军人的刘亚洲本质上是一个军国主义者。王怡先生对刘亚洲思想的概括是准确的：他所追求的是一个"国家权威主义笼罩下的民主梦"，执着于"民主压倒自由的老路"。由此可以解释刘亚洲的许多矛盾，比如他主张民主，反对专制，但坚决捍卫"六四"屠杀；他主张思想多元化，但又强调"统一国家精神是当务之急"。
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刘亚洲鼓吹"军人干政"。在他眼里，"中国的希望在党内，党内的希望在中央，中央的希望在上层"，中国社会的真正精英"一大部分在部队"。他断定：越是文明程度不高的国家，"军队就越是改革的力量"。我完全同意王怡先生的分析："如果民间不能成为推动民主化主力，就只能依靠部分党内贵族的分化。而如果党内文官系统不能形成强有力的改革派，就最终只能依赖于少壮的武将集团。由军人喊出政治改革的最强音，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也是中国一百年以来反复经历的梦魇。军队少壮派的出现，正是今天比1989年更严峻的局面，也是当初日本军国主义崛起的教训之一，是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民主化过程中频频出现军人干政的一个根源"。
这些年我在观察中国政局时，始终觉得军队情况不明是一个隐患；现在，2010年由刘亚洲等高级将领公开亮相，就让我们看到了"经由军人干政和军事独裁走向民主化"的可能性，而如王怡所说，这恰恰是中国民主化的"最坏方式"。而且还要看到，改革开放三十年，军队一直是高干子弟的聚集地，已经集中了一批太子党的精英。这就意味着在习近平时代，军队少壮派将以更积极的态度，参与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军队干政的危险性将大大提高。
而军人们永远是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者，并永远具有对外扩张性，这都会随着军队干政而在中国未来的政治、社会、思想、文化、教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如王怡先生所提醒：当下中国社会已经有着军国主义滋生和蔓延的基础："中国是全世界军事刊物最盛行的国家，几乎每个中学男生都会翻看"，"中国是全世界军事话语最强盛的国家"，"中国也是少数不限制，甚至组织儿童观看战争场面电影的国家之一"，等等。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这样的军国主义的危险，是特别应该引起警戒的。太子党在2011年初，又有了新的表现，尽管这已经超出了本文论述的范围，但在这里也姑且一说。前已说到，2011年的春节"延安儿女联谊会"的聚会研讨，会后形成了一个《我们对十八大的建议》书，主要着眼于"党内民主"建设。最引起注意的是要求实行从各级党委到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及常务的"直选"。
2011年4月24日，张木生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暨研讨会。此书由刘少奇之子刘源作序，而张木生又是刘源的"哥儿们"，实际是其幕僚，因此而引人注目。当下中国的太子党的各派系，都在聚集各路幕僚，研究未来中国政治对策，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政治、思想、文化动向。张木生等是首先亮相的，他的书的核心是提出"回到新民主主义"。
其实，早在多年前，由刘源担任总顾问，制作了《刘少奇与新中国》的记录片和同题小册子，由张木生作序，就已经提出了他们的新"新民主主义"论。而在2011年旧话重提，就自然别有意义，网上反映说，新"新民主主义"论"可能会成为中国下一步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来源之一"，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刘源自己也说得很清楚："若是想借全球化的'民主'魔力扇哨儿，恐怕会画虎类犬，弄巧成拙，与其借他山之石以攻玉，我们何不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举起土生土长、百试不爽的，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主导提出、刘少奇主要实践的新民主主义？"至少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太子党中的刘源派系的一个宣言吧，也可以说是他们"谋国运"而提出的国策。
为什么要在当下中国提出"回到新民主主义"？张木生直言不讳，就是要为共产党"重塑合法性"。因此，新"新民主主义"论的要点有三。首先是"共产党领导"，党要掌控改革的绝对领导权，这是前提；恢复与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目标，出发点与归宿。前文已经说过，这是所有太子党的共识与不可逾越的底线。其二，要"恢复以工人、农民为主"，"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重塑合法性的关键。
张木生说得很坦率："我们把工农都变成弱势群体"，就"一点合法性都没有"了。我曾经说过，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有三种模式：建国到文革前的十七年的一党专政是以工人、农民为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的；毛泽东在文革中所要建立的是领袖专政与群众专政直接结合的一党专政模式；文革后，邓小平时期，特别是江泽民时期，就逐渐将所谓"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政治、经济、技术精英作为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工人、农民确实都变成了弱势群体，这样的失去了工人、农民的支持的一党专政，就出现危机了。
刘源们看到这一点，但又不可能从根本上放弃党的精英专政，就选择了向工人、农民让步的对策。具体有两条，一要把国家现有的巨大的存量资产，变成社保基金，福利基金，"解决70%还没有富起来的人的民生问题"；二是要允许工人、农民"有组织"，共产党来当裁判，以此建立合法性。
应该说，如果真的实施这两条，确实会给底层百姓带来一些实惠，也会给中国底层民主有一定推动，这可能是新新民主义论的最有积极意义的方面。第三，允许发展资本主义，同时，又能够"驾驭资产阶级"。这就是张木生所说的，"制衡会有的，宪法会有的，不同派别在一个党内也会有的，舆论的公开和自由，包括思想的自由和独立，在一个党内最后也是能解决的"，但有个前提条件：只能有一个党，要由党来控制、"驾驭"一切。它的潜台词，就是如果有人要挑战党的绝对领导，或者党一旦驾驭不了，失控了，那就要收回这一切，实行专政，而且很可能是军事专政。
其实，这就是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在1957年搞的那一套：听话，就当作统战对象，许诺给予种种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等；不听话，就发动"反右运动"，聚而歼之。但是，问题是，回到了这样的"新民主主义"，就真的能够建立起新的工农联盟，成功驾驭资产阶级，从而重塑共产党的合法性吗？据说张木生在座谈会上还说了一句话："既治不好病，又毒不死人的药，最受到中国接受"。那么，他们自己也是把"新新民主主义论"看作"既治不好病，又毒不死人的药"了。
这初出山时的汹汹气势中的露怯，是颇耐寻味的。早在前文提到的《刘少奇与新中国》里，刘源和张木生就提出过要"卷旗不倒旗"，既要坚持"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旗帜"不倒"，但却要"卷旗"，再也不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原因即在于此。或许在他们看来，"新民主主义"声誉尚好，可以为更多的人所接受，达成"共识"吧。这次新书发布、研讨会最为人关注的，是刘源和几位将军的出席，这成了部分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的一次集体亮相，提供了一个近距离地观察他们的机会。
我注意到的有两点。一是军队少壮派的表态："现在说存在就是合理的，现在中国走出这条道路，确确实实使我们中国强大富强起来了，虽然有一些弊端，但不应该对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道路产生质疑"，不能质疑的更是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也就是后来刘源特地打电话让张木生转达的意见："这个结果，这个实践不能假设，不能如果，因为历史是不可逆转的！而且到了今天，如果我们不重塑共产党的合法性，谁能够代替他？！"还有的与会军队少壮派宣称："民主，自由，人权，人生而平等"，这都是"一些没有实质意义的概念"；"我是一个军人，讲什么东西都跟安全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国家安全"，至于"普世怎么普世，我表示怀疑"----这背后的"存在就是合理"的强权逻辑，和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逻辑，而且不加任何掩饰，这都让人吃惊。
还有："现在几个大国真正没有打仗，三十年没有打仗的就是中国"，"我们要不要维护正义性，现在一用非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就变成被告原罪"，"这完全是泛和平主义，是一战以后的绥靖主义思潮"，就更是预言他们掌握了国家大权之后，将在"维护正义"的名义下，用战争解决国际争端了。用武力解决国内问题大概也是其中应有之义。这样的"军政府"的意图，是应该引起警惕的。其二，刘源在会上的表现，虽然张木生表示是偶尔失态，但人们仍然从中感到了"痞子气和霸气"，如前文所说，这正是我最为警惕与担忧的。
虽然刘源已经宣布："该告别不争论的时代"，但这些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却处处摆出"舍我其谁"的"主人"姿态，所谓"争论"是必须以他们既定的意见为主导的，不过是"听取意见"，就像当年毛泽东、刘少奇听取"民主党派"意见一样，骨子里是轻蔑对方，并从根本上是不允许反对自己的既定主张的。有人一提出不同意见，特别是提到党内民主派的代表朱厚泽对新民主主义论的质疑，就变脸了："说了半天又说起朱厚泽来了？在这里讨论他，我不同意"。
顺便说一点，中国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的气势如此雄壮，不仅有当年老红卫兵的遗风，更有当今的中国经济实力的底气。如张木生所说，"中国虽然面临着最大的问题，但也积累了过去根本无法想象的本钱。我们现在国有企业实算的话，有100万亿的资产，存款。在国外有100万亿的资金。"但在这样的财大气粗之下，会干出怎样"惊天动地"的事情，却是令人担忧的。
张木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再提及"未来的当政者"，强调"我们国家已经被一些软弱无能、没有血性的领导者带入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当中"，"下一届最高领导者绝不会允许目前的状况再延续下去"，"会有人很高地举起（旗帜）"，"用很高的政治智慧来解决当时他所面临的问题"，说这样的"下一代的领导人"有"一批"，并且点名说刘源就是这样的"非常有理想"的共产党员。或许是这样吧。
但这一次亮相，却让人不大放心，很容易产生不祥的预感。这次研讨会很有可能是中国未来政治的一次预示，一个象征，因此具有"史"的意义和价值，故详细记录于此。
2011年12月1日
铁流：薄熙来要当第二个毛泽东
戴按：此文对王立军事件的分析，颇有几分道理。
原题：薄熙来的问题不是贪腐，是要篡党夺权当第二个毛泽东
(博讯2012年2月14日转载自《参与》）
（参与2012年2月13日讯）
我十分同意姜维平先生在他《王立军事件给我们的启示》一文中的论述：“薄熙来下放重庆后的一系列组合拳，不仅形成了对中央权威的高度挑战，忽悠了广大的草根阶层，也根本否定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唱红”唤醒了全社会的暴力革命的思想意识，造成群体性事件进一步趋向于暴力化，激化的了社会矛盾；“打黑”破坏了仅存的法律程序，毁掉了重庆的30年的经济成果，引发了蔓延全国的“跑路潮”，总之，他倡导的政策导致了国家数以万亿的财产，随着前所未有的移民潮而流向海外，“王立军事件”是在历史的交叉点上出现的一个意味深长的政治事件。它有力地说明靠官员内斗，不能解决贪腐和枉法的问题，而是必得像乌坎那样，致力于政治改革和制度创新。”
中共的用人制度和干部的升降沉浮、（包括进入领导决策班子）早已形存一套完整的程序，如按这个程序薄熙来进入十八大常委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第一、出身高干家庭，在 “海里”（指中南海）有很深厚的关系；第二、从基层一步一步上来，官至政治局委员，任过市长、市委书记、省长、省委书记、商务部长、现是地方诸侯--重庆市委书记；第三年龄63岁，符合入常“七下八上”（70岁下68岁上）的条件。
就是说薄熙来去重庆后，不搞那些歪门邪道的“唱红打黑”和后来推出的“共富论”，他入常是当然人选。退一万步说，他纵无作为，只要能默守成规，低调做官，也是十八大常委。可他这个人不屈居人下，要当官就要当一把手，要入常就要压倒习、李。这种老子天下第一的人，自不按常规出牌、常规做事，张狂跋扈，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他的夫人谷太太就问过习近平：“我们熙来比你能力强，为什么接不上班？”
京城传闻，在去年北戴河会上，就基本定下他入常，职务是接周永康书记的班，分管全国政法委工作，王立军则是公安部长人选。不少有钱人得知此一消息后，心里都捏把汗，十分忧心地说：这下中国完了，“唱红打黑”会成为全国性的运动，赶快往外跑吧！（逃跑潮就是这样来的）
“唱红”是呼.唤毛泽东“杀富济贫”的“阶级斗争”；“打黑”，是没收“最先富起来一部份人”的财产，重庆遭殃的多是民营企业家，而不是真正的黑恶势力。我也紧张过，自此不敢再在网上写批薄“唱红打黑”文章，怕他上台后算账。但到了今年一月初，我去美国前夕，从“海里”得到准确消息：“薄熙来不能入常了”。反对他的不是胡温，是“一大批元首级的老干部”。他们说“如果这小子入了常，他肯定不安份守已，今天斗这个，明天搞那个，政局还能稳定吗？”“到一天他大权独揽，成了第二个毛泽东，我们就别想活了”。我曾把这消息告诉过不少朋友，去美国休斯顿后也向外界释放。但没有想到二月八日突然发生王立军去成都美领馆要求“政治避难”的国际事件，一时震惊国人。在当日晚十时（美国休斯顿时间），我赶写了篇题为“王立军助纣为虐，薄熙来［生意］收滩”千字短文给“参与”。在文章的结尾，一再表明我的观点：“这不是党内的权力之争，是善恶之争，美丑之争，是非之争。我做为一个年将80的历史老人，坚决反对博熙来这样一个无政治品德、无人性良知，妄想把中国拖回毛泽东无法无天的罪恶道路，再置人民于血与火痛苦之中。建议中央立刻“双规”博熙来。”
正因为薄熙来知道十八大入常无望，可他杖持自已有很硬的后台，还要最后一搏，企图把“唱红打黑”中所发生的一切违法乱纪、贪赃枉法、刑讯逼供、草菅人命、伤天害理之事全嫁祸于“打黑英雄”王立军身上，再继续搏击必夺常委。致逼出王立军为保命求活孤注一掷，去成都美领馆寻求“政治避难”。有人会问：王立军为何不按正常程序向中央反映？如果走这个程，王立军早就“蒸发”了。
薄熙来不但手毒心黑，而且早已形成一个自下而上窜党夺权的班底，且有后台支持，按正常渠道反映，不但毫无作用，反会招来杀身之祸。只能套用他的 “不按规矩出牌” 手段，才有强大的杀伤。王立军引爆了薄熙来，也引爆了自已，但保住了小命。
我认为“薄王事件”不是一般说的中共权力内斗，实质是中国到底坚持走邓小平“改革开放，发展经济”，逐步推行政治改革的宪政民主道路呢？还是回到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血腥时代？在这两条政治道路的斗争中，薄熙来斗败了，而且败得很惨，现在再硬的后台也保不往他了。
所以说他的问题不是贪腐问题，是蓄意制造动乱，重新挑起“阶级斗争”的贫富仇杀，以便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成为第二个主宰中国命运的毛泽东！
原题：薄熙来的问题不是贪腐，是要篡党夺权当第二个毛泽东
(博讯2012年2月14日转载自《参与》）
（参与2012年2月13日讯）
我十分同意姜维平先生在他《王立军事件给我们的启示》一文中的论述：“薄熙来下放重庆后的一系列组合拳，不仅形成了对中央权威的高度挑战，忽悠了广大的草根阶层，也根本否定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唱红”唤醒了全社会的暴力革命的思想意识，造成群体性事件进一步趋向于暴力化，激化的了社会矛盾；“打黑”破坏了仅存的法律程序，毁掉了重庆的30年的经济成果，引发了蔓延全国的“跑路潮”，总之，他倡导的政策导致了国家数以万亿的财产，随着前所未有的移民潮而流向海外，“王立军事件”是在历史的交叉点上出现的一个意味深长的政治事件。它有力地说明靠官员内斗，不能解决贪腐和枉法的问题，而是必得像乌坎那样，致力于政治改革和制度创新。”
中共的用人制度和干部的升降沉浮、（包括进入领导决策班子）早已形存一套完整的程序，如按这个程序薄熙来进入十八大常委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第一、出身高干家庭，在 “海里”（指中南海）有很深厚的关系；第二、从基层一步一步上来，官至政治局委员，任过市长、市委书记、省长、省委书记、商务部长、现是地方诸侯--重庆市委书记；第三年龄63岁，符合入常“七下八上”（70岁下68岁上）的条件。
就是说薄熙来去重庆后，不搞那些歪门邪道的“唱红打黑”和后来推出的“共富论”，他入常是当然人选。退一万步说，他纵无作为，只要能默守成规，低调做官，也是十八大常委。可他这个人不屈居人下，要当官就要当一把手，要入常就要压倒习、李。这种老子天下第一的人，自不按常规出牌、常规做事，张狂跋扈，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他的夫人谷太太就问过习近平：“我们熙来比你能力强，为什么接不上班？”
京城传闻，在去年北戴河会上，就基本定下他入常，职务是接周永康书记的班，分管全国政法委工作，王立军则是公安部长人选。不少有钱人得知此一消息后，心里都捏把汗，十分忧心地说：这下中国完了，“唱红打黑”会成为全国性的运动，赶快往外跑吧！（逃跑潮就是这样来的）
“唱红”是呼.唤毛泽东“杀富济贫”的“阶级斗争”；“打黑”，是没收“最先富起来一部份人”的财产，重庆遭殃的多是民营企业家，而不是真正的黑恶势力。我也紧张过，自此不敢再在网上写批薄“唱红打黑”文章，怕他上台后算账。但到了今年一月初，我去美国前夕，从“海里”得到准确消息：“薄熙来不能入常了”。反对他的不是胡温，是“一大批元首级的老干部”。他们说“如果这小子入了常，他肯定不安份守已，今天斗这个，明天搞那个，政局还能稳定吗？”“到一天他大权独揽，成了第二个毛泽东，我们就别想活了”。我曾把这消息告诉过不少朋友，去美国休斯顿后也向外界释放。但没有想到二月八日突然发生王立军去成都美领馆要求“政治避难”的国际事件，一时震惊国人。在当日晚十时（美国休斯顿时间），我赶写了篇题为“王立军助纣为虐，薄熙来［生意］收滩”千字短文给“参与”。在文章的结尾，一再表明我的观点：“这不是党内的权力之争，是善恶之争，美丑之争，是非之争。我做为一个年将80的历史老人，坚决反对博熙来这样一个无政治品德、无人性良知，妄想把中国拖回毛泽东无法无天的罪恶道路，再置人民于血与火痛苦之中。建议中央立刻“双规”博熙来。”
正因为薄熙来知道十八大入常无望，可他杖持自已有很硬的后台，还要最后一搏，企图把“唱红打黑”中所发生的一切违法乱纪、贪赃枉法、刑讯逼供、草菅人命、伤天害理之事全嫁祸于“打黑英雄”王立军身上，再继续搏击必夺常委。致逼出王立军为保命求活孤注一掷，去成都美领馆寻求“政治避难”。有人会问：王立军为何不按正常程序向中央反映？如果走这个程，王立军早就“蒸发”了。
薄熙来不但手毒心黑，而且早已形成一个自下而上窜党夺权的班底，且有后台支持，按正常渠道反映，不但毫无作用，反会招来杀身之祸。只能套用他的 “不按规矩出牌” 手段，才有强大的杀伤。王立军引爆了薄熙来，也引爆了自已，但保住了小命。
我认为“薄王事件”不是一般说的中共权力内斗，实质是中国到底坚持走邓小平“改革开放，发展经济”，逐步推行政治改革的宪政民主道路呢？还是回到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血腥时代？在这两条政治道路的斗争中，薄熙来斗败了，而且败得很惨，现在再硬的后台也保不往他了。
所以说他的问题不是贪腐问题，是蓄意制造动乱，重新挑起“阶级斗争”的贫富仇杀，以便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成为第二个主宰中国命运的毛泽东！
Monday, February 13, 2012
黄纪苏﹕关于中国工人阶级的观感和思考
（来源﹕[左岸文化网] http://www.eduww.com）
戴按：黄纪苏是毛左派，但此文也道出一些大实话。黑体字为本人所加。
本名“工人阶级”；假名“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阶级”；经济学定义“低收入阶层”；洋名“蓝领”；别名“体力劳动者”；昵称“弱势群体”；外号“蚁族”；社会学定义“生存性生活者”；政治学定义“社会不稳定因素”；经常性称呼“失业者”；政府给的名字“下岗工人”；民政定义“低保户”；真名“穷人”。
——引自网上佚名微博
首先需要交代，本人对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并没有专门的研究，所能贡献给各位的，仅仅是一些个人零星的观察和不成熟的思考，这些肯定都不在学术研究之列，唯一的希望是它们能成为学术研究的资料。本人把它们放入沿时间—历史的叙述之中。
中国人讲究“名正言顺”，因此，究名实往往是第一步的工作。本文要讨论的“工人阶级”究竟说的是谁，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近代产业工人么？应当说，也是但也不全是。在社会人文领域，任何概念的边界都该相对模糊、相对开放才好，因为它们所对应的现实本来如此。我读中共早期文件时，发现他们面对“工人阶级”这个中国革命要仰仗的力量时，也是闪烁不定。一方面是他们要大力发展的、能与欧洲工人运动接轨的“铁路工会”“冶金工会”“海员工会”。另一方面是从悠悠历史中走来的、工不工农不农的“手工业工人”。前者虽然条条达标，但规模可怜——中国当时的海轮就没几艘，海员工会又能凑多少人？后者按马克思主义的定义虽然缺斤短两，但毕竟人多势众。当代的“工人阶级”会让人产生类似的纠结[1]。例如农民工，农闲在城里，农忙回乡下，今天盖楼，明天看门，后天流浪，对于相对稳定的概念，实在太游移不定了。所以，在很多年很多人的心目中，他们算不算“工人”是成问题的。最近中国的“左派”陷于分裂，其中一派特别激进的就认为，“工人阶级”不应是现代大企业中、具有城市身份的工人，而应是在城乡间频繁流动的“农民工”，或“流民”，甚或“流氓无产者”[2]。他们虽不一定明说，但确有这样一个意思：工人阶级是毛时代的贵族阶级，如今破落了，只好到公园里唱“红歌”，把头埋进往日的回忆。这样的观点虽不可取，倒也不无道理。因此，在讨论“中国当代的工人阶级”时，需要有道墙，只是墙别太高了，以方便腿儿长的进进出出。
一、
中国古代的商业经济相对发达，有些产业具有相当的规模。例如盐业，就可以说是个支柱产业，盐政则是社会管理的重要部分。距今2000年前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以及会议论文集《盐铁论》成为后来两千年中华帝国统治的一块理论基石。到了中华帝国末期的200多年前（1887年），一名叫弗吉尔·哈特的美国人造访了有着两千年盐业史的自贡，他在在自己的日记中慨叹，全世界哪儿能找到年代如此久远、规模如此宏大的企业。据同时期一位县太爷的观察，在盐场运水的挑夫就数以万计。不过，有点不幸，关于这些工场的工人生活以及阶级关系包括劳资关系等等，就笔者有限的阅读而言，历代似乎并未留下太多的记录。我们都知道，古代中国文人的书写工具是毛笔、墨和研磨的砚台。产自端州悬崖峭壁的端砚最为文人所宝爱。一千多年前的著名诗人李贺曾用瑰丽的诗句赞美制砚工人巧夺天工，说他们“磨刀踏天割紫云”。有趣的是，到了把工人阶级奉为“第一阶级的”、并不惮气力搜罗劳动者史料的毛时代，这句诗被唐代诗集的编纂者当做诗人同情和热爱劳动人民的有力证据。毛时代以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经济史的研究相当繁荣，不过经济史中工人阶级状况却不在聚光灯下。吸引学者尤其是大众兴趣的，还是资本家阶级的“徽商”“晋商”之流，即这个时代人人都想成为的那类人的鼻祖。
西方资本主义从十九世纪开始向中国的扩张，不但造就了中国革命，也早就了近代产业工人阶级。近代产业工人阶级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很有意思。在中国革命的初期，“工人阶级”基本上就像苏联飞机撒下的一张传单，中国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拿着传单上的画像按图索骥，寻找据说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工人阶级”。这个阶级中国确实有，但由于规模太小，在中国近代的大舞台上基本上属于那种没两句台词的演员。就拿中国经济比较繁荣的所谓“民国黄金十年”[3]中间的1933年为例吧，那年的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是249.55亿元，其中属于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的产值占了87.7%，剩下的区区12.3%才归现代工业[4]，能容纳多少工人阶级呢？但既然中国革命选定了苏俄道路，既然苏俄道路上的“工人阶级”一马当先走在头里，中国革命也只好将工人阶级奉为领导阶级。中共早期的骨干或实干人物如毛泽东、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等人于是跑铁路的跑铁路，下煤矿的下煤矿，又是组织工会，又是发动罢工。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中，他们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与北伐军里应外合，解放了这座远东最大、也是工业化程度最高的都市之一。但在随后的“四一二政变”中，蒋介石的部队轻易解除了工人的武装，还砍了许多共产党员的脑袋，结果是中共的第一次重大挫败。挫败之后，一些中共领袖紧紧攥着那张俄国传单不放，对工业化的城市恋恋不舍，继续在大城市里开会、串联，撒传单，贴标语，组织罢工，发动起义，以及——东躲西藏。而另一些中共领袖如毛泽东等则转变了思路，虽然他们嘴上须臾不离“工人阶级”，但他们的脚却走向了广阔无际的农村，把农民当成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至于苏联或共产国际，他们似乎把中共的失败归因与文弱的书生而非工人的领导，于是指定一位工人当一把手。这个一把手没当多久就被捕了，被捕没多久叛变了，叛变没多久就枪毙了。中共中央在上海实在无法立足，不久也转移到了农村革命根据地，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实事求是地说，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或主要依靠的力量并非工人阶级，尽管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中一直名列前茅[5]。
虽然中国革命的成功靠的不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真正壮大却靠的是中国革命的成功。这个革命结束了晚清以来中国实际上的分裂局面，启动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大大扩展了整个工人阶级的规模[6]。作为现代化核心内容的工业化的主体，工人阶级在社会生活中地位显赫。显赫的地位落实在以下方面。第一，在物质利益上，国营（全民）企业职工享受了和官僚群体差不多的保障，也就是说，工厂不会倒闭，工人不会失业，看病有本，理发有票，恨不得几月份怀孩子都等着厂里下指标[7]。虽然名义上“工农”像连体婴似的形影不离，农民就享受不到这些——原因不光是这些大家年喋喋不休的“城乡二元体制”[8]。第二，在生产关系中，工人和管理者收入上的差距不能说没有，但跟今天一比，几乎就是没有。而且，由于企业的国家或集体所有制，职工和管理者之间并不存在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都是给国家干”的感觉缩短了二者在等级制中的距离[9]。第三，我曾在中国的文化馆系统做过一点点调查，他们在五六十年代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向工人普及文化艺术，经常组织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家辅导工人中的文艺爱好者。我们可以想象，当一个工人哼着《卡门》中的咏叹调换工作服时，他对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我的印象中，那个年代会玩乐器的青年工人为数不少。第四，对于亲属子女，工人的身份在入团、入党、升学、就业等人生重要关口，都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例如入伍这个毛时代社会流动的黄金渠道，“出身不好”的子女是进不去的。军工及高科技保密企业也只招募“政治上可靠”的人群包括工人阶级的子女。教育政策上也是像向工农倾斜[10]。最后，符号上，毛时代可谓钩以工人，凿以工人，标语、口号、报刊、党章、小说、诗歌、音乐、绘画、雕塑、银幕等等，都给予工人阶级最高的礼遇。符号上的最高礼遇，肯定是可以兑换其他实际好处的。不过有个兑换率，肯定是以多换少。举个例子，那个年代的女子嫁人——我一直把女性的择偶标准看做社会实际价值观的最便捷指标——工人并不是首选，而是排在大学生、军人、干部之后。今天很多左翼青年看了毛时代报刊，听了毛时代的歌曲，便天真地以为那个时代工人阶级的地位真的那么高。我常对这些年轻人说：真的比现在高，但真的不如你们想得那么高。
毛时代是国家主义型社会主义，党国一体。这种体制的长处是好起来无微不至——坏起来也是无孔不入。在这样的体制中，各个阶层和人群都无法形成自为的独立政治力量。人群只有在面临危难时才会想到抱团行动，而毛时代的工人阶级实在看不出他们有结社集会示威游行的必要，他们的生活被国家照看得不能再好了。文革中有一个著名的口号是“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11]，听着很唬人，好像国家大事真由他们说了算。其实在毛时代，除了官僚阶级，文革前的旧官僚也好，文革中的新官僚也罢，中国没有任何别的阶级是领导阶级。
二、
后毛时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当代”，在其最初岁月里，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是相当不错的，企业发奖金是很普遍的事情。他们的心情也比较轻松，改革所释放的自由，他们尝到了甜头，苦味还要等等。我五年前曾创作过一部表现主义戏剧《我们走在大路上》，描画了改革开放三十年里各类人群命运的起伏升沉。其中一位青年工人，走在五线谱一样的大路上，有这样一段独白：
三接头倍儿亮
毛哔叽倍儿垂
奖金倍儿高
路子倍儿对
电大下课
约女友去参加一内部舞会
据说一关灯整个一慕尼黑！[12]
当时的改革在“增量”上做文章，即让一些人更富而不是让任何人更穷，让一些人上去而不是让任何人下去。但社会关系也是相对的，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相对于迅速蹿升的知识阶级则在下跌，但跌幅远远小于文革期间的中国第一阶级即军人及其子弟[13]。我1980年代中结婚，妻子在企业工作，她的收入是我在社科院收入的差不多一倍，她曾笑问我，作为一个东方男人是否感觉不适。我真的没感到任何不适，因为作为一个小知识分子，我的经济地位虽是她的一半，社会地位很可能是她的一倍。而当时的价值汇率，一斤后者肯定折合一斤多前者。当时挣钱最多的，多是被人看不起的个体户即最初的民间资产阶级——很多人不分青红皂白也不嫌说话啰嗦，管他们叫“大狱里放出来的”。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排行榜上，“科学”[14]这时成了“第一生产力”，据说是因为马克思说过这话——马克思好就好在他什么都说过。知识分子升格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5]。知识分子对这次提升又满意又不满意：共产党的好意他们当然明白，但“工人阶级”的“前进帽”[16]谁还稀罕戴呢？总之，他们是觉得，把自己搁工人阶级里面，太让工人阶级占便宜了。
到了1980年代末，部分工人开始尝到改革的苦涩。纺织行业最先沦为“夕阳产业”，大面积经历了关停并转。我在袜厂工作了二十年、将将四十岁的大姐也在“下岗”之列。关于她的下岗，我当日的一些观感还记忆犹新。第一，她没怎么抱怨，因为很快就被亲戚介绍给从前的徒弟，在人家开的一个私人小公司里做雇员[17]，收入比原来要多；第二，成为亲戚的徒弟的下属，这在她多少有点社会地位上的难堪，虽然没说出来，但可以感觉到。最早的下岗工人有相当比例不愿到私营部门再就业[18]，想必与毛时代的企业职工身份以及自尊感有一定关系。第三，我们家人，具体说也就是我和父亲这两位知识分子，当时虽然都为她的下岗感到难过，但同时又觉得这是中国改革需要付出的正当代价。
九十年代到两千年初，新自由主义席卷世界，中国改革也进入“攻坚阶段”。在“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企业重组”的喧嚣声中，企业大规模倒闭，工人大规模下岗[19]。往往一个国营企业倒闭的同时，一个生产同类产品的私营企业便转世灵童般诞生，而老板则不是原来的书记厂长就是销售科长。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可以说，书记变老板，是中国改革的根本机制和主要动力之一。在书记变老板的过程中，主流知识精英提供了一系列不但生动还特别生理的理论支持。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张维迎教授的“吐痰”理论[20]，其灵感来自饭馆里的一种乞讨行为：好好一桌酒席，被乞丐吐了口痰，败兴的客人离席而去，乞丐便成了接收大员。国有企业就相当于这样一桌酒席，书记厂长先要想办法把它搞得声誉扫地，资不抵债（这事谁都会），然后政府便依照张教授的另一个“冰棍理论”——反正吃也化，不吃放那儿也得化，还不如送个人情——把企业几乎白送给书记厂长们去慢慢嘬。
书记厂长出身的老板把设备、厂房、土地嘬进肚里，几口就把自己嘬到了中国财富金字塔的塔尖上；他们把工人吐了出来，吐向刚刚开工的社会保障体系。《我们走在大路上》前引那位工人此时走在黄昏的街头喃喃自语：
这一辈子的饭碗说砸就砸了
这一万来块钱儿工龄买断费说光就光了
这一身毛病说来就来了
找了一天工作，这天，说黑就黑了——车带还扎了
由于“改革”的合法性当时还是满满的，没有谁会质疑它。最早起来说三道四的是思想界的新左派。但新左派大多披挂厚重的西方左翼理论迷彩服，很像上个世纪初躲在租界里活动的革命家，他们用特别宜于译成英文的中文讲也不知哪国的事，别说工人了，一般学人听着都费劲，因此，影响范围一直有限。得不到思想支援的工人阶级，除了任人宰割，也就剩嘟嘟囔囔了。再引几段《大路上》的台词：
工人一：咱也闹不清国外是不是真那样：四十不到就让回家
工人二：咱也闹不清铁饭碗是不是真该砸，反正我跟小孩他妈二十年就没请过事假
工人三：咱也闹不清那什么“现代企业制度”到底啥意思：厂子被他们几个搞垮，一转脸儿又成他们几个的啦
工人四：咱也闹不清市委党校都教什么，单位头儿进修了俩月真他妈跟大红门屠宰场学徒回来似的！
大路中央的书记—老板们则在交流抢劫经验，蔫损坏的天津卫口音充满了对工人阶级的蔑视：
精英一：我直截了当告诉他们：别给脸不要脸，趁那什么主义还没凉透，赶紧领俩钱走人，往后下岗，可都扒了工作服，光着滚蛋！
精英二：我们那儿有俩戆头跟我论“领导阶级”这个理儿，我说哎呀呀，咱就别撒泡尿照照了，咱还是拿份报瞧瞧吧，扒开眼儿好好瞧瞧，名都改啦——“弱势群体”――我没造谣吧？遇着那干哏倔，就得阴损坏――“领导”？还真拿小鸡鸡当高射炮了！
精英三：你说怎么着，那天厂里一楞头青到党委找我，说凭嘛我们下你不下？我说凭嘛，这间屋子就俩人咱不说仨人的话：就凭改革相当于踢球，你踢不过我呗！这小子唰――从腰里掏出家伙，我“啪”――三百块钱工资拍桌上：好样的，你干不了别的肯定胜任保卫工作，我聘你当私人保镖！这小子傻么壳眼的还替他一家老小千恩万谢呢警车就到了――这段儿听着是不是跟惊险小说似的？
我十几年前参加过一个座谈会，会上的主流经济学家、部长、省长们畅谈经济形势，他们对工人阶级可能的反抗毫不担心。我记得其中一位主流经济学家说，毛泽东当年井冈山造反，确实不容易镇压，现在高科技时代毛泽东一露头卫星定位导弹就下去了。还记得中国东北工业大省的一位省领导介绍他们那里的社会保障，说那里的工人下岗，每人不到七千块钱便买断，还说做职工思想工作就两条，第一条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第二条认命。当然就全国来说，肯定不止这两条，例如当时国家就力推一首流行歌曲安慰下岗工人，歌名是《从头再来》，由后来2008年奥运会主题歌的男歌手刘欢演唱。这首歌没有谴责和愤怒，只有“记忆”“梦”“爱”以及比早市上土豆还便宜的达观，其中“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从头再来”成为电视剧中的调侃语了。作为新中国“长子”的东北工业垮得最惨，那里的工人心理落差也最大，他们展开大规模的心理自救运动：东北二人转近乎自虐的自嘲，之所以在白山黑水如火如荼，与那里工业大规模凋敝、工人大规模下岗，陷入无助无告的境地有着直接的联系[21]。人应付承受不了的环境压力，会走自杀和精神分裂两条道，东北人以及很多中国人则选择了第三条道——笑。笑在这些年里已成为中国最大宗的文化消费品了。
继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之后二十年，2001年资产阶级也正式加入了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就是争讼一时的“资本家入党”。平心而论，毛时代的共产党也很难说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虽然它的政策向工人倾斜。那时党代会上不乏身着工装的工人代表、头裹白毛巾的农民代表。但决定工农命运的并非这些工农代表，而是党国。到如今党代会上是清一色的西装了——代表净是些大款大官和大腕[22]。现在倒是应该问问党和国家究竟代表谁的利益了，原因倒也不在于这些精英坐在了代表席上，而在于他们已经蓄积了雄厚的社会经济力量，已经到了问鼎政治、让国家机器一心一意为他们办事儿的时候了。
在工人阶级的这场浩劫面前，当代文化表现得异常可耻。中国的文化精英早已养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就是把自己当年也积极参与了的罪行通通推给“专制集权”的政治精英去埋单。例如《河殇》的作者苏晓康，1990年代初已为流人，还在海外献计献策，让当局坚决搬开老工人这块改革的绊脚石呢[23]。等到政治精英照他们的意思“壮士断臂”、搬开了绊脚石之后，他们又转而呼吁绊脚石们起来闹工潮，说绊脚石之所以被搬开，都是因为没有民主宪政，没有独立工会。除了这些胸有蓝图、先轰工人下岗、再哄工人上街的公共知识分子之外，一般的学者文学艺术家则对成千上万工人的沦落采取装没看见的态度。也许，他们是真没看见。他们1980年代三步并作两步走向戛纳走向柏林“走向未来”；1990年代则齐刷刷钞票似的从一台点钞机直奔另一台点钞机——即便被方舟子验出是假钞也绝不掉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又哪来余光顾及别的事情[24]？少数有良知的艺术家留下寥若晨星的见证，包括描写沈阳工业败落的纪录片《铁西区》、描写黑龙江国企工人挣扎的小说《父恩难辞》，描写深圳南方工人苦难的《那儿》以及最近的电影《钢的琴》。《父恩难辞》的作者赵剑斌我认识，他的小说出版极其艰难，更不用说搬上银幕了。感人至深的《钢的琴》虽然荣获东京电影节的奖项，但在国内上映时，友人祝东力去的那个影院放映厅里只坐着他自己，与张艺谋、陈凯歌导演的那些没灵魂没血肉但就是有钱吆喝的商业电影形成刺眼的反差。
2003年当国的胡温政府，对1990年代的路线做了某些善后。社会保障体系有所加强，城市低保水平有所提高，企业退休职工待遇有所改善。这一代工人阶级的问题，政府解决了一部分，家庭子女消化或稀释了一部分。剩下的部分，交给了时间：随着他们的老去，随着他们逐渐失去行动上的抗议能力，他们的问题也就不成为问题——当然还是他们自己和家庭的问题，但已不是国家和社会的问题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这一部分，即有城市居民身份的企业职工，总的说来是一个相当温顺的群体，与正统马列主义照着1870年巴黎、1917年彼得堡、1919年柏林——也许还可以加上1980年格旦斯克——情形所绘制的反抗、斗争的工人形象基本不沾边。但中共的意识形态继承了这个孔武有力的工人标准像，一直把工人看成“不动则已”的力量[25]，以至我们经常听到“关键就看工人的了”“只要工人动起来”之类的说法。但回顾一下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工人阶级从来也没真正地“动”过。这也可以理解：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要受益者，既没“动”的动力，也没“动”的能力。改革开放后，他们的地位每下愈况，动力虽然有了，但能力还没有，还没等逼出能力来，甚至还没等明白怎么回事，他们就基本淘汰出局了。2000年以来，随着社会矛盾的积累和发酵，“改革”逐渐用尽了它原有的能量，质疑和反抗随之浮出水面。2006年创作的《大路上》中有这么两句台词：
精英一：从前，咱们一提“改革”，干他妈什么不行啊！
精英二：如今，他们一听“改革”，就想着锁防盗门拨110——
2009的通钢事件，中国国企工人阶级终于第一次、大概也是最后一次，把一个人或一条狗所应有的血气喷溅在了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白皮书上。
三、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人心目中的“工人阶级”是不包括农民工的。这也不奇怪，农民工是一种工农混合身份，两种身份此消彼长，农忙时是农，农闲时是工，刚“洗脚上田”，又脱鞋下田，有的弃农务工，但离土不离乡[26]，有的离县离省甚至远走深圳北京，身份飘忽不定。不过这些年随着农民工的新老换代，“工”的比例明显占了上风。我去过的农村，交谈过的打工青年中，会做或做过农活的真不多了，他们认同城市生活方式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对农村的认同。这种认同上的变化所形成的张力势必对目前的城乡二元体制发起新一轮的冲击，在推动城市化进城的同时，改变既有的“工人”定义。
农民工一度也叫“盲流”。这两个字颇为传神，它描画出了一种坚定不移却又不拘一格的原始冲动，就像黑暗中奔行的河流。这股集地域流动和社会流动于一身的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人口迁徙[27]，很多人喜欢将它追溯到1979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认为家庭联产承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造成了大量农村剩余人口，这个剩余人口与方兴未艾的城市商品经济所拉动的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一拍即合。这种经济学的解释大致不错，但也有个小问题：以中国的人均耕地水平，剩余劳动力其实不用等到家庭联产承包早就是一个事实了[28]。是巨大的城/乡、工/农差距造就了缩短差距的欲望，是适时的时代变迁尤其是政策转变成就了这个欲望[29]。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农民打工潮是一场追求平等的运动——当然，相对于打工者在乡间的左邻右舍，它也是一场追求不平等的运动[30]。
农民工的出发点是城乡二元体制下极为低下的生活水平、极为艰苦的劳动环境。如果忘了这个起点，我们就无法理解他们的真实处境尤其是真实心境。这个起点决定了打工者几乎无论往哪儿走都是往上走。往上走也会经历种种痛苦，感受种种艰难，但这其中自有一股精气神，与城市工人阶级的消沉绝望形成鲜明反差。我有回在北京一个商店买了两条便宜裤子，店员介绍我去附近一个省钱的裁缝铺给裤子牵边。那个铺子是一对中年农村夫妇开的，一间六七平方米的屋子，差不多成了衣服裤子的密林。工作台、饭桌、床三位一体，上面堆着几摞衣物，其中一摞忽然一动，原来是个孩子看小人书看完了。厕所也兼着厨房，男主人正蹲在马桶边淘米洗菜。门随时被推开，不是顾客来取衣服，就是邻居大妈来搞自助——“还儿你的烙铁好使！”女主人应对裕如，很会来事儿。如果不是配备了这样一种上坡心态，数亿农民工如牛似马的打工生涯是难以想象的。他们的廉价、耐苦、乐观和规模所合成的“比较优势”，在过去几十年中攻城略地，摧枯拉朽，不仅深刻改变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对世界其他地方产生了真真切切的影响[31]。
就像前面说过的，农民工整体上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当他们从中国社会阶梯的最底层攀登向上，“境”有所改观时，“心”也会随之改变。新一代农民工所受教育程度要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32]，他们心中所想已不再是父兄们的“空手出门，抱财回家”了[33]，他们的心态应该更接近城市的边缘群体或发达国家的二代移民。构成他们人生参照的，已越来越不是老家的左邻右舍，也不是同学亲戚，而是城里的红男绿女了——一些倒饰得跟出口转内销似的农村打工妹，跟二三十年前当保姆、弹棉花的看着已全然两样了。他们正在从小池塘里的大鱼中鱼，变成大池塘里的小鱼。小鱼对苦难会更敏感，对公平会更期待，对大池塘的现状会更不满，但这一切的前提是，小鱼在情感上已不属于小池塘了[34]。2010年的富士康十三连跳令整个社会惊骇莫名[35]，公众忽然间发现，此农民工已非彼农民工。一个企业如此短时间内如此密集的自杀行为，当然可以有更复杂的、包括精神卫生方面的解释，但这个事件无疑标志着中国的发展已进入一个历史转折期[36]：向劳动敲骨吸髓、榨取最大利润的野蛮资本主义，已遇到来自新的底线——读过小说、写过诗歌、没事就泡网的新一代农民工——的以死抗争。
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文化圈，近些年对农民工的境遇表现出难得的同情，他们不但兴致勃勃地教他们跳舞、同他们唱歌，把他们拉进“行为”或“装置”艺术，还红着眼圈看他们表演自己的故事。很难想像这些慈爱的面孔头些年会对城市工人阶级冷若冰霜。这其中的原因可稍作分析。首先，农民工还是农民，在社会光谱上离知识分子足够远。有的东西要近了才可亲，有的东西得远点才可爱。农民属于后一种情况，他们更像书中人或画中人[37]。城市工人可惜就没这么抽象。其次，在利益上，农民工对以文化产业及创意产业为生的知识分子群体构不成威胁，他们冲击的，是处于经济低端的城市工人阶级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农民工以廉价劳动攻克城市工人阶级铁饭碗的同时，拉低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这让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城市中产阶级受益匪浅。再次，在传统阶级斗争理论中，并没有“农民工”的说法，这样一个陌生的概念，不会勾起知识分子的伤心往事。此外，同情农民容易整合知识分子对毛时代的憎恶，因为他们已经论证出来了，是毛时代开始实施的城乡二元体制造成了农民的绝对贫困。最后，近一二十年的改革实践把一部分知识分子一遍又一遍从虚拟精英的半空活活摔在柏油马路上，这让其中一些感觉敏锐者觉得自己跟农民工也差不来离，甚至还不如呢，同情他们就是同情自己[38]。总之，知识分子整体对农民工的态度，比起1980、1990年代对农民的鄙视和对工人的无视，有了历史性的进步。
其实他们跟农民工群体多些往来，回报未必小于付出。去年底今年初著名摇滚歌手汪峰有首不太著名的《春天里》，就是因两位农民工旭日、阳刚的演唱而家喻户晓，红极一时。那首歌讲的是：如今已经是中分背头要什么有什么的艺术家，无限怀念留着长发背着吉他有席梦思不睡非睡桥洞的少年时代即“春天里”。这种近乎无病呻吟的小情小调，缺少摇滚所要求的、有充分社会根据的冲击力。而两位胡子拉碴青头楞脸的原生态农民工，一手拉着亿万农民工几十年冲寒冒暑的浩荡奔走，一手拉着艺术家的个人主义抒情怀旧，真不啻为一笔小生意拉来巨额投资。作为中间人，这二位农民工歌手自然也拿到不菲的“提成”，如今各自都配备上经纪人了。
四、
最后，谈谈对未来的看法。在一个资本主义全球化已经进行了数百年的今天，中国与世界密不可分，中国的问题与世界的问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情况只能越发这样。中国工人阶级的未来，也取决于世界未来的走向。
中国自十九世纪以来，被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逼上了一条上气不接下气的跑道。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死地求生、后来居上。以社会主义的平等互助为价值、目标、乃至手段的中国革命，也许不是最好、但肯定比其他力量更好地实现了这个任务。毛时代的国家社会主义运行了三十年，逐渐耗尽了它的体制和文化的能量，最后为资本主义市场路线所取代。这后一条路线，在把中国推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之后，似乎也到了强弩之末。天差地别的两极分化使社会干柴遍布，危机四伏，濒临分裂。中国用于“维稳”的经费，据说规模逼近军费了[39]。“重庆模式”从惰性十足的官僚体制中横空出世，也说明中国到了非改弦易辙不可的时候。
很难说，中国今天不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受益者，因为它在这条道上走得够顺的了，居然一路走成了“中国模式”，这让许多左翼理论家的预言落空。但问题是，刚准备终结历史就被历史一腿绊倒在2008年的世界资本主义，看着又是一副穷途末路的样子。这个已经领导了人类发展数百年、把人类领进技术和物质奇境的体制，如今把又把人类领到了马上就要见底的油箱前，领到了照出人类四分五裂的镜子前。这致命的分裂也包括了工人阶级的分裂，其中有我说到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分裂，也有我没说到的世界工人阶级的分裂。已经走到坑蒙拐骗地步的现行资本主义体系，不可能缩小更别说消除这些分裂了。我在2008年底写了篇文章，题目是“火烧楼跨，又到了想象未来时候”。世界以及中国还有工人阶级，现在需要他们的理论家和思想家想象另一个世界、另一种未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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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中文里，“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常常混用，为近义词乃至同义词，但在某些场合区别也不小。另外“工人”和“劳工”、“职工”也是若即若离。我的印象中几十年前工厂的工人才叫“职工”，如今我在社科院的学者同事，也都叫“职工”了。如今又有人将“工薪阶层”英译成“workingclasss”，实在是浑成。
[2]不久前当欧洲发生骚乱时，激进的左翼理论家便马上指出，这正是流民无产阶级的国际版。参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dbd70d0100tytt.html
[3]据孙健《中国经济通史》中卷，1912年到1949年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率每年平均递增5.6%，1928年到1936年则为8.4%。
[4]中央财委编：《一九四九年中国经济简报》，转引自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简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北京。
[5]有一件轶事就很能说明这一点。那是1948年底，共产党经20年“农村包围城市”终于要进入北京，毛泽东率领党中央临时住在北京西郊的香山。毛患有失眠症，他睡觉的时候周围一点噪音最好也没有。但那天离他卧室不远却叮叮当当响个不停，有水暖工人在那里干活，警卫战士回忆说当时急得不成却又不敢前去制止，因为干活的就是如雷贯耳的“工人老大哥”，是中国最先进的阶级。
[6]据《中国工会统计年鉴2008》，第二产业就业人数1952年为1531万，1965年为2408万，1975年为5152万
[7]其实集体企业尤其是所谓“大集体”也享受同样的待遇，只是程度稍低而已。但和今天农民工近似的“合同工”情况就大为不如，所以文革其间他们曾闹过一场小小的风波。
[8]大体以1958年颁布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
[9]这种主观距离以及社会、政治距离，都不是瞄准收入的基尼系数所能量度的。说到基尼系数，毛时代大体在0.3上下，如今飙升到0.5左右了。基尼系数并不总是不平等的最佳指标，例如，文革初期的不平等，用“红五类”“黑五类”的社会政治排名就比基尼系数要实事求是得多。
[10]前不久见到一位从事音乐剧创作和评论的老人，像其他那一辈知识分子一样，他对毛时代整体上持否定态度，但大学招生政策是个例外。他说要不是“毛主席的政策好”，他根本干不上这一行。因为公共艺术教育在当年是一种奢侈品，音乐的早期教育全由家庭来承担，这就使得不少有音乐天分却无家庭背景的孩子被埋没，无缘进入（中等和高等）音乐院校学习。好在毛时代的音乐学校降低入学考试的技术门槛，取消了多声部一项，因为像他这样的工人子弟只买得起笛子，见都没见过钢琴。他说，“等我进了学校，有了钢琴，和声这些我很快就赶上去了，起码不比那些世家子弟差。”
[11]工人阶级曾被一次次推到“领导阶级”的位置上。1957年，当官僚集团不能容忍知识阶级的批评而决定反击时，第一个或第二个动作就是在《人民日报》上登出“工人说话了”的文章。1960年代末作为文革主力的知识分子‘造反’失控时，“工宣队”被派去回复秩序。1970年代中期镇压四五运动，也是打的“工人民兵”的旗号。1980年代反对知识阶级的“自由化”时，记得当时党的意识形态负责人邓力群就在报纸上催促“工人阶级”站出来说话，忘了知识分子也刚刚被他们提拔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12]据说全国总工会1980年代初曾搞过一次内部的职工思想调查，又据说百分之六十几的受访者被问到“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时选择了“资本主义好”，理由是“钱包鼓了，还可以乱搞”。这个调查的真实性固然可疑，但改革开放的动力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对西方或未来性自由的期待，则是很多人私下都同意却又不好意思公开承认的。
[13]中国有位传奇人物李春平，就是老红军的儿子，他在文革末期加入了无数青年梦寐以求的解放军。文革结束后转业当了一名普通职工，失落之余打架斗殴判刑坐牢，出狱后便频频出没于外国人光顾的饭店。其英俊的外表终于引起了一位好莱坞老奶奶的注意，老奶奶将他带回无数青年梦寐以求的美国去同居。十几年后，他携带着老奶奶留给他的巨额遗产以及禁止他再婚的遗嘱附加条款回到中国，从此乐善好施，曾被誉为“中国慈善第一人”，2006年出版《忏悔无门》，风行一时。
[14]在中国当时的语言体系中，“科学”也可掉过来作“学科”，从事文史哲学教学和研究的人一度都被视同“科学家”。
[15]知识分子可谓改革前十年的第一阶级，他们今天羡慕老板，一口一个“张总”“李总”，而当年的张总李总却把他们羡慕个不成，居然给自己想出“管理教授”这样不三不四的名号。
[16]一般叫“鸭舌帽”，一度是中国招贴画上工人的标准佩戴。
[17]“受雇”、“老板”之类在当时是很陌生的词汇，毛时代也用，但多用于被中国革命推翻了的“旧社会”。老板一词最早在海外中国留学生中开始流行，他们给教授当researchassistant，于是爱说boss或老板。揣摩其口吻，似乎也多少流露了一种时髦而浅薄的价值取向，因为这些留学生在1980年代初国内读本科的时候就喊出“宁要资本主义的剥削，不要社会主义的贫穷”的口号。
[18]这在1990年代初的媒体上曾有过议论，多被解释为城里人当惯了“爷”，吃不得苦。
[19]据国家统计局编《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4》，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从1997年的7千万到2003年的不到4千万，呈锐减趋势，转引自常凯主编《中国劳动关系报告》，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9，81页。关于九十年代中期到两千年初期下岗工人的总数，不同研究者的估算出入极大，有说2000万，有说4000万，还有说6000万的。这并不奇怪，首先“工人”的定义就有分歧，是仅仅产业工人呢，还是也包括第三产业的商业职工？其次“下岗”的标准也不清晰，“待岗”算不算？“内退”怎么算？再者，有人登记了下岗，有人没有。
[20]参见本人2004年写的《经济学家与资本家的性关系》，《与精英保持距离》，九州出版社，2009。
[21]参见本人与祝东力的对谈《笑里藏着什么？》，《艺术评论》2004年2期；祝东力《小丑的夜晚：关于东北二人转的所思所想》，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b5b01d010007z3.html。
[22]据已故法学家、宪政学者蔡定剑的研究，全国人大代表大会到了最近的第十届，工农代表已从第四届的51%，下降到第十届的不足4%。转引自邋遢道人的网文《工农代表占51%时不说，4%时要改献策为“谋策”？》，http://www.wyzxsx.com/Article/view/201109/262258.html。
[23]见苏晓康1990年代初发表在《中国之春》上的政论。我在戏剧《切·格瓦拉》里，曾把他们想法压缩成一小段台词：“工人阶级哪儿是什么先进生产力呀，顶数他们落后，垃圾！有他们赖在岗上，科技就甭想进步，效益就甭想上去。”
[24]参见本人的《3+X：国家、西方和市场之间的文艺琐谈》，载《博览群书》2003年11、12期或本人博客，http://blog.voc.com.cn/blog_showone_type_blog_id_67251_p_1.html。
[25]相形之下，官僚阶级对读书人的能量一贯轻视，觉得他们只会摇笔杆子、耍嘴皮子，成不了气候，大概是到了1989年才转变思想，实事求是。后来通过211工程以及最近的社科创新工程等等形式对知识分子的大笔投入，想必跟这种认识上的变化有一定关系。
[26]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乡镇企业职工人数1980年为三千万，2007年为一亿五千万。
[27]据《2010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估计，总数多达二亿四千万，见http://www.gdcct.gov.cn/politics/china/201105/t20110524_494758.html
[28]1960、1970年代还集体化的时代，“冬闲”时节，公社一般会组织农民修水库什么的，其实也是一种为剩余劳动力创造需求的凯恩斯主义，用民间幽默的说法就是“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供—需以及所谓劳动力的“剩余”，其实也有辩证、相对的一面。
[29]同注26。乡镇企业1980年人数为三千万；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镇做工、经商、办企业；1985年人数接近7000万。亦见《南方都市报》2011年7月7日。
[30]关于平等与不平等运动既对立有同一的辩证关系，我在《高高低低话平等等》中有更详尽的讨论，见《与精英保持距离》，九州出版社，2009。
[31]城市里的很多行业，如餐饮、快递、建筑装修，甚至制造业的一些部门，就算城里人想干，恐怕也拿不起来了。发达国家的一些低中端产业也遭遇了同样的冲击，气得他们直烧中国的裤子。无论是中国的城市，还是世界的城市，他们在享受便宜商品的同时，丧失了生产它们能力和机会——谁也不可能哪头都合适。
[32]据调查显示，92.4%的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过初中以上教育，62.5%的人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这个比例远高于他们的父辈。见《农民工对城市满意度：二代不如一代》，《新华日报》2010年8月10日（http://news.163.com/10/0810/07/6DN65GOU00014AED.html）
[33]这一时期农民农工最突出的问题是欠薪，结果是空手离家，空手回家。农民工讨薪的艰难测量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野蛮程度。参见笔者前不久写的《农民工讨薪六法》，《凤凰周刊》2011年17期。
[34]忘了是《天涯》2000年具体哪年哪期了，上面登了一组在珠三角血汗工厂打工、后在火灾中丧生的农村女孩日记，她们悲惨的境遇让人动容。日记中提到，城市再难，也绝不回去了，因为“那不是人过的日子”。在融入城市生活的决心上，男女间会有一些差别，因为性别文化通过婚姻为二者提供的机会是不大一样的。这一点跟1980、1990年代中国在西欧北美的留学生境况仿佛。
[35]在维也纳这次会议上，来自西方的与会者听到有关十三连跳的介绍都称“太可怕了”。我跟其中一位说，如果富士康工人不跳，还像一代农民工那样无动于衷，那对西方才真可怕呢。
[36]十年前中国的经济学家就在谈论“刘易斯拐点”（Lewisturningpoint），似乎说的早了一点。不过就长期趋势而言，这个转变迟早要到来。但考虑到中国巨大的农村人口以及东、中、西部的地区差异，这个“点”会是一个相对漫长而模糊的时间段。
[37]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是，这些年“三农”同环保绿色一道几乎成为城市中产阶级的口香糖了，成全并维护着他们的爱心和高尚感。
[38]有位女诗人将自己的漂泊潦倒经历稍做移情，创作了一组悲愤而有力的现代诗《弱势群体之歌》，其中失意知识分子和农民工光影交叠，都分不清彼此了。参见笔者《世路上行走的诗行》，《与精英保持距离》，九州出版社，2009。
[39]这条消息在媒体上耸动一时，不过，在政府财政预算中并无“维稳”一项，有的是“公共安全”，其2011年预算为6244亿，超过了国防预算。正像有论者指出的，这个界定含糊的“公共安全”预算有可能夸大了实际的“维稳”经费。但定义更含糊的“维稳”，其实际花销也有可能比6244亿还大。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形势下，有些在财政预算中会落在非“公共安全”的开支下，如近年藏、疆两地开工的一些“民生”工程，是跟维稳直接相关的。
2012-1-29
戴按：黄纪苏是毛左派，但此文也道出一些大实话。黑体字为本人所加。
本名“工人阶级”；假名“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阶级”；经济学定义“低收入阶层”；洋名“蓝领”；别名“体力劳动者”；昵称“弱势群体”；外号“蚁族”；社会学定义“生存性生活者”；政治学定义“社会不稳定因素”；经常性称呼“失业者”；政府给的名字“下岗工人”；民政定义“低保户”；真名“穷人”。
——引自网上佚名微博
首先需要交代，本人对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并没有专门的研究，所能贡献给各位的，仅仅是一些个人零星的观察和不成熟的思考，这些肯定都不在学术研究之列，唯一的希望是它们能成为学术研究的资料。本人把它们放入沿时间—历史的叙述之中。
中国人讲究“名正言顺”，因此，究名实往往是第一步的工作。本文要讨论的“工人阶级”究竟说的是谁，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近代产业工人么？应当说，也是但也不全是。在社会人文领域，任何概念的边界都该相对模糊、相对开放才好，因为它们所对应的现实本来如此。我读中共早期文件时，发现他们面对“工人阶级”这个中国革命要仰仗的力量时，也是闪烁不定。一方面是他们要大力发展的、能与欧洲工人运动接轨的“铁路工会”“冶金工会”“海员工会”。另一方面是从悠悠历史中走来的、工不工农不农的“手工业工人”。前者虽然条条达标，但规模可怜——中国当时的海轮就没几艘，海员工会又能凑多少人？后者按马克思主义的定义虽然缺斤短两，但毕竟人多势众。当代的“工人阶级”会让人产生类似的纠结[1]。例如农民工，农闲在城里，农忙回乡下，今天盖楼，明天看门，后天流浪，对于相对稳定的概念，实在太游移不定了。所以，在很多年很多人的心目中，他们算不算“工人”是成问题的。最近中国的“左派”陷于分裂，其中一派特别激进的就认为，“工人阶级”不应是现代大企业中、具有城市身份的工人，而应是在城乡间频繁流动的“农民工”，或“流民”，甚或“流氓无产者”[2]。他们虽不一定明说，但确有这样一个意思：工人阶级是毛时代的贵族阶级，如今破落了，只好到公园里唱“红歌”，把头埋进往日的回忆。这样的观点虽不可取，倒也不无道理。因此，在讨论“中国当代的工人阶级”时，需要有道墙，只是墙别太高了，以方便腿儿长的进进出出。
一、
中国古代的商业经济相对发达，有些产业具有相当的规模。例如盐业，就可以说是个支柱产业，盐政则是社会管理的重要部分。距今2000年前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以及会议论文集《盐铁论》成为后来两千年中华帝国统治的一块理论基石。到了中华帝国末期的200多年前（1887年），一名叫弗吉尔·哈特的美国人造访了有着两千年盐业史的自贡，他在在自己的日记中慨叹，全世界哪儿能找到年代如此久远、规模如此宏大的企业。据同时期一位县太爷的观察，在盐场运水的挑夫就数以万计。不过，有点不幸，关于这些工场的工人生活以及阶级关系包括劳资关系等等，就笔者有限的阅读而言，历代似乎并未留下太多的记录。我们都知道，古代中国文人的书写工具是毛笔、墨和研磨的砚台。产自端州悬崖峭壁的端砚最为文人所宝爱。一千多年前的著名诗人李贺曾用瑰丽的诗句赞美制砚工人巧夺天工，说他们“磨刀踏天割紫云”。有趣的是，到了把工人阶级奉为“第一阶级的”、并不惮气力搜罗劳动者史料的毛时代，这句诗被唐代诗集的编纂者当做诗人同情和热爱劳动人民的有力证据。毛时代以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经济史的研究相当繁荣，不过经济史中工人阶级状况却不在聚光灯下。吸引学者尤其是大众兴趣的，还是资本家阶级的“徽商”“晋商”之流，即这个时代人人都想成为的那类人的鼻祖。
西方资本主义从十九世纪开始向中国的扩张，不但造就了中国革命，也早就了近代产业工人阶级。近代产业工人阶级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很有意思。在中国革命的初期，“工人阶级”基本上就像苏联飞机撒下的一张传单，中国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拿着传单上的画像按图索骥，寻找据说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工人阶级”。这个阶级中国确实有，但由于规模太小，在中国近代的大舞台上基本上属于那种没两句台词的演员。就拿中国经济比较繁荣的所谓“民国黄金十年”[3]中间的1933年为例吧，那年的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是249.55亿元，其中属于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的产值占了87.7%，剩下的区区12.3%才归现代工业[4]，能容纳多少工人阶级呢？但既然中国革命选定了苏俄道路，既然苏俄道路上的“工人阶级”一马当先走在头里，中国革命也只好将工人阶级奉为领导阶级。中共早期的骨干或实干人物如毛泽东、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等人于是跑铁路的跑铁路，下煤矿的下煤矿，又是组织工会，又是发动罢工。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中，他们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与北伐军里应外合，解放了这座远东最大、也是工业化程度最高的都市之一。但在随后的“四一二政变”中，蒋介石的部队轻易解除了工人的武装，还砍了许多共产党员的脑袋，结果是中共的第一次重大挫败。挫败之后，一些中共领袖紧紧攥着那张俄国传单不放，对工业化的城市恋恋不舍，继续在大城市里开会、串联，撒传单，贴标语，组织罢工，发动起义，以及——东躲西藏。而另一些中共领袖如毛泽东等则转变了思路，虽然他们嘴上须臾不离“工人阶级”，但他们的脚却走向了广阔无际的农村，把农民当成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至于苏联或共产国际，他们似乎把中共的失败归因与文弱的书生而非工人的领导，于是指定一位工人当一把手。这个一把手没当多久就被捕了，被捕没多久叛变了，叛变没多久就枪毙了。中共中央在上海实在无法立足，不久也转移到了农村革命根据地，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实事求是地说，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或主要依靠的力量并非工人阶级，尽管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中一直名列前茅[5]。
虽然中国革命的成功靠的不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真正壮大却靠的是中国革命的成功。这个革命结束了晚清以来中国实际上的分裂局面，启动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大大扩展了整个工人阶级的规模[6]。作为现代化核心内容的工业化的主体，工人阶级在社会生活中地位显赫。显赫的地位落实在以下方面。第一，在物质利益上，国营（全民）企业职工享受了和官僚群体差不多的保障，也就是说，工厂不会倒闭，工人不会失业，看病有本，理发有票，恨不得几月份怀孩子都等着厂里下指标[7]。虽然名义上“工农”像连体婴似的形影不离，农民就享受不到这些——原因不光是这些大家年喋喋不休的“城乡二元体制”[8]。第二，在生产关系中，工人和管理者收入上的差距不能说没有，但跟今天一比，几乎就是没有。而且，由于企业的国家或集体所有制，职工和管理者之间并不存在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都是给国家干”的感觉缩短了二者在等级制中的距离[9]。第三，我曾在中国的文化馆系统做过一点点调查，他们在五六十年代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向工人普及文化艺术，经常组织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家辅导工人中的文艺爱好者。我们可以想象，当一个工人哼着《卡门》中的咏叹调换工作服时，他对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我的印象中，那个年代会玩乐器的青年工人为数不少。第四，对于亲属子女，工人的身份在入团、入党、升学、就业等人生重要关口，都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例如入伍这个毛时代社会流动的黄金渠道，“出身不好”的子女是进不去的。军工及高科技保密企业也只招募“政治上可靠”的人群包括工人阶级的子女。教育政策上也是像向工农倾斜[10]。最后，符号上，毛时代可谓钩以工人，凿以工人，标语、口号、报刊、党章、小说、诗歌、音乐、绘画、雕塑、银幕等等，都给予工人阶级最高的礼遇。符号上的最高礼遇，肯定是可以兑换其他实际好处的。不过有个兑换率，肯定是以多换少。举个例子，那个年代的女子嫁人——我一直把女性的择偶标准看做社会实际价值观的最便捷指标——工人并不是首选，而是排在大学生、军人、干部之后。今天很多左翼青年看了毛时代报刊，听了毛时代的歌曲，便天真地以为那个时代工人阶级的地位真的那么高。我常对这些年轻人说：真的比现在高，但真的不如你们想得那么高。
毛时代是国家主义型社会主义，党国一体。这种体制的长处是好起来无微不至——坏起来也是无孔不入。在这样的体制中，各个阶层和人群都无法形成自为的独立政治力量。人群只有在面临危难时才会想到抱团行动，而毛时代的工人阶级实在看不出他们有结社集会示威游行的必要，他们的生活被国家照看得不能再好了。文革中有一个著名的口号是“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11]，听着很唬人，好像国家大事真由他们说了算。其实在毛时代，除了官僚阶级，文革前的旧官僚也好，文革中的新官僚也罢，中国没有任何别的阶级是领导阶级。
二、
后毛时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当代”，在其最初岁月里，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是相当不错的，企业发奖金是很普遍的事情。他们的心情也比较轻松，改革所释放的自由，他们尝到了甜头，苦味还要等等。我五年前曾创作过一部表现主义戏剧《我们走在大路上》，描画了改革开放三十年里各类人群命运的起伏升沉。其中一位青年工人，走在五线谱一样的大路上，有这样一段独白：
三接头倍儿亮
毛哔叽倍儿垂
奖金倍儿高
路子倍儿对
电大下课
约女友去参加一内部舞会
据说一关灯整个一慕尼黑！[12]
当时的改革在“增量”上做文章，即让一些人更富而不是让任何人更穷，让一些人上去而不是让任何人下去。但社会关系也是相对的，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相对于迅速蹿升的知识阶级则在下跌，但跌幅远远小于文革期间的中国第一阶级即军人及其子弟[13]。我1980年代中结婚，妻子在企业工作，她的收入是我在社科院收入的差不多一倍，她曾笑问我，作为一个东方男人是否感觉不适。我真的没感到任何不适，因为作为一个小知识分子，我的经济地位虽是她的一半，社会地位很可能是她的一倍。而当时的价值汇率，一斤后者肯定折合一斤多前者。当时挣钱最多的，多是被人看不起的个体户即最初的民间资产阶级——很多人不分青红皂白也不嫌说话啰嗦，管他们叫“大狱里放出来的”。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排行榜上，“科学”[14]这时成了“第一生产力”，据说是因为马克思说过这话——马克思好就好在他什么都说过。知识分子升格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5]。知识分子对这次提升又满意又不满意：共产党的好意他们当然明白，但“工人阶级”的“前进帽”[16]谁还稀罕戴呢？总之，他们是觉得，把自己搁工人阶级里面，太让工人阶级占便宜了。
到了1980年代末，部分工人开始尝到改革的苦涩。纺织行业最先沦为“夕阳产业”，大面积经历了关停并转。我在袜厂工作了二十年、将将四十岁的大姐也在“下岗”之列。关于她的下岗，我当日的一些观感还记忆犹新。第一，她没怎么抱怨，因为很快就被亲戚介绍给从前的徒弟，在人家开的一个私人小公司里做雇员[17]，收入比原来要多；第二，成为亲戚的徒弟的下属，这在她多少有点社会地位上的难堪，虽然没说出来，但可以感觉到。最早的下岗工人有相当比例不愿到私营部门再就业[18]，想必与毛时代的企业职工身份以及自尊感有一定关系。第三，我们家人，具体说也就是我和父亲这两位知识分子，当时虽然都为她的下岗感到难过，但同时又觉得这是中国改革需要付出的正当代价。
九十年代到两千年初，新自由主义席卷世界，中国改革也进入“攻坚阶段”。在“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企业重组”的喧嚣声中，企业大规模倒闭，工人大规模下岗[19]。往往一个国营企业倒闭的同时，一个生产同类产品的私营企业便转世灵童般诞生，而老板则不是原来的书记厂长就是销售科长。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可以说，书记变老板，是中国改革的根本机制和主要动力之一。在书记变老板的过程中，主流知识精英提供了一系列不但生动还特别生理的理论支持。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张维迎教授的“吐痰”理论[20]，其灵感来自饭馆里的一种乞讨行为：好好一桌酒席，被乞丐吐了口痰，败兴的客人离席而去，乞丐便成了接收大员。国有企业就相当于这样一桌酒席，书记厂长先要想办法把它搞得声誉扫地，资不抵债（这事谁都会），然后政府便依照张教授的另一个“冰棍理论”——反正吃也化，不吃放那儿也得化，还不如送个人情——把企业几乎白送给书记厂长们去慢慢嘬。
书记厂长出身的老板把设备、厂房、土地嘬进肚里，几口就把自己嘬到了中国财富金字塔的塔尖上；他们把工人吐了出来，吐向刚刚开工的社会保障体系。《我们走在大路上》前引那位工人此时走在黄昏的街头喃喃自语：
这一辈子的饭碗说砸就砸了
这一万来块钱儿工龄买断费说光就光了
这一身毛病说来就来了
找了一天工作，这天，说黑就黑了——车带还扎了
由于“改革”的合法性当时还是满满的，没有谁会质疑它。最早起来说三道四的是思想界的新左派。但新左派大多披挂厚重的西方左翼理论迷彩服，很像上个世纪初躲在租界里活动的革命家，他们用特别宜于译成英文的中文讲也不知哪国的事，别说工人了，一般学人听着都费劲，因此，影响范围一直有限。得不到思想支援的工人阶级，除了任人宰割，也就剩嘟嘟囔囔了。再引几段《大路上》的台词：
工人一：咱也闹不清国外是不是真那样：四十不到就让回家
工人二：咱也闹不清铁饭碗是不是真该砸，反正我跟小孩他妈二十年就没请过事假
工人三：咱也闹不清那什么“现代企业制度”到底啥意思：厂子被他们几个搞垮，一转脸儿又成他们几个的啦
工人四：咱也闹不清市委党校都教什么，单位头儿进修了俩月真他妈跟大红门屠宰场学徒回来似的！
大路中央的书记—老板们则在交流抢劫经验，蔫损坏的天津卫口音充满了对工人阶级的蔑视：
精英一：我直截了当告诉他们：别给脸不要脸，趁那什么主义还没凉透，赶紧领俩钱走人，往后下岗，可都扒了工作服，光着滚蛋！
精英二：我们那儿有俩戆头跟我论“领导阶级”这个理儿，我说哎呀呀，咱就别撒泡尿照照了，咱还是拿份报瞧瞧吧，扒开眼儿好好瞧瞧，名都改啦——“弱势群体”――我没造谣吧？遇着那干哏倔，就得阴损坏――“领导”？还真拿小鸡鸡当高射炮了！
精英三：你说怎么着，那天厂里一楞头青到党委找我，说凭嘛我们下你不下？我说凭嘛，这间屋子就俩人咱不说仨人的话：就凭改革相当于踢球，你踢不过我呗！这小子唰――从腰里掏出家伙，我“啪”――三百块钱工资拍桌上：好样的，你干不了别的肯定胜任保卫工作，我聘你当私人保镖！这小子傻么壳眼的还替他一家老小千恩万谢呢警车就到了――这段儿听着是不是跟惊险小说似的？
我十几年前参加过一个座谈会，会上的主流经济学家、部长、省长们畅谈经济形势，他们对工人阶级可能的反抗毫不担心。我记得其中一位主流经济学家说，毛泽东当年井冈山造反，确实不容易镇压，现在高科技时代毛泽东一露头卫星定位导弹就下去了。还记得中国东北工业大省的一位省领导介绍他们那里的社会保障，说那里的工人下岗，每人不到七千块钱便买断，还说做职工思想工作就两条，第一条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第二条认命。当然就全国来说，肯定不止这两条，例如当时国家就力推一首流行歌曲安慰下岗工人，歌名是《从头再来》，由后来2008年奥运会主题歌的男歌手刘欢演唱。这首歌没有谴责和愤怒，只有“记忆”“梦”“爱”以及比早市上土豆还便宜的达观，其中“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从头再来”成为电视剧中的调侃语了。作为新中国“长子”的东北工业垮得最惨，那里的工人心理落差也最大，他们展开大规模的心理自救运动：东北二人转近乎自虐的自嘲，之所以在白山黑水如火如荼，与那里工业大规模凋敝、工人大规模下岗，陷入无助无告的境地有着直接的联系[21]。人应付承受不了的环境压力，会走自杀和精神分裂两条道，东北人以及很多中国人则选择了第三条道——笑。笑在这些年里已成为中国最大宗的文化消费品了。
继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之后二十年，2001年资产阶级也正式加入了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就是争讼一时的“资本家入党”。平心而论，毛时代的共产党也很难说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虽然它的政策向工人倾斜。那时党代会上不乏身着工装的工人代表、头裹白毛巾的农民代表。但决定工农命运的并非这些工农代表，而是党国。到如今党代会上是清一色的西装了——代表净是些大款大官和大腕[22]。现在倒是应该问问党和国家究竟代表谁的利益了，原因倒也不在于这些精英坐在了代表席上，而在于他们已经蓄积了雄厚的社会经济力量，已经到了问鼎政治、让国家机器一心一意为他们办事儿的时候了。
在工人阶级的这场浩劫面前，当代文化表现得异常可耻。中国的文化精英早已养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就是把自己当年也积极参与了的罪行通通推给“专制集权”的政治精英去埋单。例如《河殇》的作者苏晓康，1990年代初已为流人，还在海外献计献策，让当局坚决搬开老工人这块改革的绊脚石呢[23]。等到政治精英照他们的意思“壮士断臂”、搬开了绊脚石之后，他们又转而呼吁绊脚石们起来闹工潮，说绊脚石之所以被搬开，都是因为没有民主宪政，没有独立工会。除了这些胸有蓝图、先轰工人下岗、再哄工人上街的公共知识分子之外，一般的学者文学艺术家则对成千上万工人的沦落采取装没看见的态度。也许，他们是真没看见。他们1980年代三步并作两步走向戛纳走向柏林“走向未来”；1990年代则齐刷刷钞票似的从一台点钞机直奔另一台点钞机——即便被方舟子验出是假钞也绝不掉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又哪来余光顾及别的事情[24]？少数有良知的艺术家留下寥若晨星的见证，包括描写沈阳工业败落的纪录片《铁西区》、描写黑龙江国企工人挣扎的小说《父恩难辞》，描写深圳南方工人苦难的《那儿》以及最近的电影《钢的琴》。《父恩难辞》的作者赵剑斌我认识，他的小说出版极其艰难，更不用说搬上银幕了。感人至深的《钢的琴》虽然荣获东京电影节的奖项，但在国内上映时，友人祝东力去的那个影院放映厅里只坐着他自己，与张艺谋、陈凯歌导演的那些没灵魂没血肉但就是有钱吆喝的商业电影形成刺眼的反差。
2003年当国的胡温政府，对1990年代的路线做了某些善后。社会保障体系有所加强，城市低保水平有所提高，企业退休职工待遇有所改善。这一代工人阶级的问题，政府解决了一部分，家庭子女消化或稀释了一部分。剩下的部分，交给了时间：随着他们的老去，随着他们逐渐失去行动上的抗议能力，他们的问题也就不成为问题——当然还是他们自己和家庭的问题，但已不是国家和社会的问题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这一部分，即有城市居民身份的企业职工，总的说来是一个相当温顺的群体，与正统马列主义照着1870年巴黎、1917年彼得堡、1919年柏林——也许还可以加上1980年格旦斯克——情形所绘制的反抗、斗争的工人形象基本不沾边。但中共的意识形态继承了这个孔武有力的工人标准像，一直把工人看成“不动则已”的力量[25]，以至我们经常听到“关键就看工人的了”“只要工人动起来”之类的说法。但回顾一下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工人阶级从来也没真正地“动”过。这也可以理解：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要受益者，既没“动”的动力，也没“动”的能力。改革开放后，他们的地位每下愈况，动力虽然有了，但能力还没有，还没等逼出能力来，甚至还没等明白怎么回事，他们就基本淘汰出局了。2000年以来，随着社会矛盾的积累和发酵，“改革”逐渐用尽了它原有的能量，质疑和反抗随之浮出水面。2006年创作的《大路上》中有这么两句台词：
精英一：从前，咱们一提“改革”，干他妈什么不行啊！
精英二：如今，他们一听“改革”，就想着锁防盗门拨110——
2009的通钢事件，中国国企工人阶级终于第一次、大概也是最后一次，把一个人或一条狗所应有的血气喷溅在了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白皮书上。
三、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人心目中的“工人阶级”是不包括农民工的。这也不奇怪，农民工是一种工农混合身份，两种身份此消彼长，农忙时是农，农闲时是工，刚“洗脚上田”，又脱鞋下田，有的弃农务工，但离土不离乡[26]，有的离县离省甚至远走深圳北京，身份飘忽不定。不过这些年随着农民工的新老换代，“工”的比例明显占了上风。我去过的农村，交谈过的打工青年中，会做或做过农活的真不多了，他们认同城市生活方式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对农村的认同。这种认同上的变化所形成的张力势必对目前的城乡二元体制发起新一轮的冲击，在推动城市化进城的同时，改变既有的“工人”定义。
农民工一度也叫“盲流”。这两个字颇为传神，它描画出了一种坚定不移却又不拘一格的原始冲动，就像黑暗中奔行的河流。这股集地域流动和社会流动于一身的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人口迁徙[27]，很多人喜欢将它追溯到1979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认为家庭联产承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造成了大量农村剩余人口，这个剩余人口与方兴未艾的城市商品经济所拉动的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一拍即合。这种经济学的解释大致不错，但也有个小问题：以中国的人均耕地水平，剩余劳动力其实不用等到家庭联产承包早就是一个事实了[28]。是巨大的城/乡、工/农差距造就了缩短差距的欲望，是适时的时代变迁尤其是政策转变成就了这个欲望[29]。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农民打工潮是一场追求平等的运动——当然，相对于打工者在乡间的左邻右舍，它也是一场追求不平等的运动[30]。
农民工的出发点是城乡二元体制下极为低下的生活水平、极为艰苦的劳动环境。如果忘了这个起点，我们就无法理解他们的真实处境尤其是真实心境。这个起点决定了打工者几乎无论往哪儿走都是往上走。往上走也会经历种种痛苦，感受种种艰难，但这其中自有一股精气神，与城市工人阶级的消沉绝望形成鲜明反差。我有回在北京一个商店买了两条便宜裤子，店员介绍我去附近一个省钱的裁缝铺给裤子牵边。那个铺子是一对中年农村夫妇开的，一间六七平方米的屋子，差不多成了衣服裤子的密林。工作台、饭桌、床三位一体，上面堆着几摞衣物，其中一摞忽然一动，原来是个孩子看小人书看完了。厕所也兼着厨房，男主人正蹲在马桶边淘米洗菜。门随时被推开，不是顾客来取衣服，就是邻居大妈来搞自助——“还儿你的烙铁好使！”女主人应对裕如，很会来事儿。如果不是配备了这样一种上坡心态，数亿农民工如牛似马的打工生涯是难以想象的。他们的廉价、耐苦、乐观和规模所合成的“比较优势”，在过去几十年中攻城略地，摧枯拉朽，不仅深刻改变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对世界其他地方产生了真真切切的影响[31]。
就像前面说过的，农民工整体上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当他们从中国社会阶梯的最底层攀登向上，“境”有所改观时，“心”也会随之改变。新一代农民工所受教育程度要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32]，他们心中所想已不再是父兄们的“空手出门，抱财回家”了[33]，他们的心态应该更接近城市的边缘群体或发达国家的二代移民。构成他们人生参照的，已越来越不是老家的左邻右舍，也不是同学亲戚，而是城里的红男绿女了——一些倒饰得跟出口转内销似的农村打工妹，跟二三十年前当保姆、弹棉花的看着已全然两样了。他们正在从小池塘里的大鱼中鱼，变成大池塘里的小鱼。小鱼对苦难会更敏感，对公平会更期待，对大池塘的现状会更不满，但这一切的前提是，小鱼在情感上已不属于小池塘了[34]。2010年的富士康十三连跳令整个社会惊骇莫名[35]，公众忽然间发现，此农民工已非彼农民工。一个企业如此短时间内如此密集的自杀行为，当然可以有更复杂的、包括精神卫生方面的解释，但这个事件无疑标志着中国的发展已进入一个历史转折期[36]：向劳动敲骨吸髓、榨取最大利润的野蛮资本主义，已遇到来自新的底线——读过小说、写过诗歌、没事就泡网的新一代农民工——的以死抗争。
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文化圈，近些年对农民工的境遇表现出难得的同情，他们不但兴致勃勃地教他们跳舞、同他们唱歌，把他们拉进“行为”或“装置”艺术，还红着眼圈看他们表演自己的故事。很难想像这些慈爱的面孔头些年会对城市工人阶级冷若冰霜。这其中的原因可稍作分析。首先，农民工还是农民，在社会光谱上离知识分子足够远。有的东西要近了才可亲，有的东西得远点才可爱。农民属于后一种情况，他们更像书中人或画中人[37]。城市工人可惜就没这么抽象。其次，在利益上，农民工对以文化产业及创意产业为生的知识分子群体构不成威胁，他们冲击的，是处于经济低端的城市工人阶级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农民工以廉价劳动攻克城市工人阶级铁饭碗的同时，拉低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这让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城市中产阶级受益匪浅。再次，在传统阶级斗争理论中，并没有“农民工”的说法，这样一个陌生的概念，不会勾起知识分子的伤心往事。此外，同情农民容易整合知识分子对毛时代的憎恶，因为他们已经论证出来了，是毛时代开始实施的城乡二元体制造成了农民的绝对贫困。最后，近一二十年的改革实践把一部分知识分子一遍又一遍从虚拟精英的半空活活摔在柏油马路上，这让其中一些感觉敏锐者觉得自己跟农民工也差不来离，甚至还不如呢，同情他们就是同情自己[38]。总之，知识分子整体对农民工的态度，比起1980、1990年代对农民的鄙视和对工人的无视，有了历史性的进步。
其实他们跟农民工群体多些往来，回报未必小于付出。去年底今年初著名摇滚歌手汪峰有首不太著名的《春天里》，就是因两位农民工旭日、阳刚的演唱而家喻户晓，红极一时。那首歌讲的是：如今已经是中分背头要什么有什么的艺术家，无限怀念留着长发背着吉他有席梦思不睡非睡桥洞的少年时代即“春天里”。这种近乎无病呻吟的小情小调，缺少摇滚所要求的、有充分社会根据的冲击力。而两位胡子拉碴青头楞脸的原生态农民工，一手拉着亿万农民工几十年冲寒冒暑的浩荡奔走，一手拉着艺术家的个人主义抒情怀旧，真不啻为一笔小生意拉来巨额投资。作为中间人，这二位农民工歌手自然也拿到不菲的“提成”，如今各自都配备上经纪人了。
四、
最后，谈谈对未来的看法。在一个资本主义全球化已经进行了数百年的今天，中国与世界密不可分，中国的问题与世界的问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情况只能越发这样。中国工人阶级的未来，也取决于世界未来的走向。
中国自十九世纪以来，被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逼上了一条上气不接下气的跑道。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死地求生、后来居上。以社会主义的平等互助为价值、目标、乃至手段的中国革命，也许不是最好、但肯定比其他力量更好地实现了这个任务。毛时代的国家社会主义运行了三十年，逐渐耗尽了它的体制和文化的能量，最后为资本主义市场路线所取代。这后一条路线，在把中国推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之后，似乎也到了强弩之末。天差地别的两极分化使社会干柴遍布，危机四伏，濒临分裂。中国用于“维稳”的经费，据说规模逼近军费了[39]。“重庆模式”从惰性十足的官僚体制中横空出世，也说明中国到了非改弦易辙不可的时候。
很难说，中国今天不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受益者，因为它在这条道上走得够顺的了，居然一路走成了“中国模式”，这让许多左翼理论家的预言落空。但问题是，刚准备终结历史就被历史一腿绊倒在2008年的世界资本主义，看着又是一副穷途末路的样子。这个已经领导了人类发展数百年、把人类领进技术和物质奇境的体制，如今把又把人类领到了马上就要见底的油箱前，领到了照出人类四分五裂的镜子前。这致命的分裂也包括了工人阶级的分裂，其中有我说到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分裂，也有我没说到的世界工人阶级的分裂。已经走到坑蒙拐骗地步的现行资本主义体系，不可能缩小更别说消除这些分裂了。我在2008年底写了篇文章，题目是“火烧楼跨，又到了想象未来时候”。世界以及中国还有工人阶级，现在需要他们的理论家和思想家想象另一个世界、另一种未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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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中文里，“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常常混用，为近义词乃至同义词，但在某些场合区别也不小。另外“工人”和“劳工”、“职工”也是若即若离。我的印象中几十年前工厂的工人才叫“职工”，如今我在社科院的学者同事，也都叫“职工”了。如今又有人将“工薪阶层”英译成“workingclasss”，实在是浑成。
[2]不久前当欧洲发生骚乱时，激进的左翼理论家便马上指出，这正是流民无产阶级的国际版。参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dbd70d0100tytt.html
[3]据孙健《中国经济通史》中卷，1912年到1949年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率每年平均递增5.6%，1928年到1936年则为8.4%。
[4]中央财委编：《一九四九年中国经济简报》，转引自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简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北京。
[5]有一件轶事就很能说明这一点。那是1948年底，共产党经20年“农村包围城市”终于要进入北京，毛泽东率领党中央临时住在北京西郊的香山。毛患有失眠症，他睡觉的时候周围一点噪音最好也没有。但那天离他卧室不远却叮叮当当响个不停，有水暖工人在那里干活，警卫战士回忆说当时急得不成却又不敢前去制止，因为干活的就是如雷贯耳的“工人老大哥”，是中国最先进的阶级。
[6]据《中国工会统计年鉴2008》，第二产业就业人数1952年为1531万，1965年为2408万，1975年为5152万
[7]其实集体企业尤其是所谓“大集体”也享受同样的待遇，只是程度稍低而已。但和今天农民工近似的“合同工”情况就大为不如，所以文革其间他们曾闹过一场小小的风波。
[8]大体以1958年颁布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
[9]这种主观距离以及社会、政治距离，都不是瞄准收入的基尼系数所能量度的。说到基尼系数，毛时代大体在0.3上下，如今飙升到0.5左右了。基尼系数并不总是不平等的最佳指标，例如，文革初期的不平等，用“红五类”“黑五类”的社会政治排名就比基尼系数要实事求是得多。
[10]前不久见到一位从事音乐剧创作和评论的老人，像其他那一辈知识分子一样，他对毛时代整体上持否定态度，但大学招生政策是个例外。他说要不是“毛主席的政策好”，他根本干不上这一行。因为公共艺术教育在当年是一种奢侈品，音乐的早期教育全由家庭来承担，这就使得不少有音乐天分却无家庭背景的孩子被埋没，无缘进入（中等和高等）音乐院校学习。好在毛时代的音乐学校降低入学考试的技术门槛，取消了多声部一项，因为像他这样的工人子弟只买得起笛子，见都没见过钢琴。他说，“等我进了学校，有了钢琴，和声这些我很快就赶上去了，起码不比那些世家子弟差。”
[11]工人阶级曾被一次次推到“领导阶级”的位置上。1957年，当官僚集团不能容忍知识阶级的批评而决定反击时，第一个或第二个动作就是在《人民日报》上登出“工人说话了”的文章。1960年代末作为文革主力的知识分子‘造反’失控时，“工宣队”被派去回复秩序。1970年代中期镇压四五运动，也是打的“工人民兵”的旗号。1980年代反对知识阶级的“自由化”时，记得当时党的意识形态负责人邓力群就在报纸上催促“工人阶级”站出来说话，忘了知识分子也刚刚被他们提拔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12]据说全国总工会1980年代初曾搞过一次内部的职工思想调查，又据说百分之六十几的受访者被问到“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时选择了“资本主义好”，理由是“钱包鼓了，还可以乱搞”。这个调查的真实性固然可疑，但改革开放的动力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对西方或未来性自由的期待，则是很多人私下都同意却又不好意思公开承认的。
[13]中国有位传奇人物李春平，就是老红军的儿子，他在文革末期加入了无数青年梦寐以求的解放军。文革结束后转业当了一名普通职工，失落之余打架斗殴判刑坐牢，出狱后便频频出没于外国人光顾的饭店。其英俊的外表终于引起了一位好莱坞老奶奶的注意，老奶奶将他带回无数青年梦寐以求的美国去同居。十几年后，他携带着老奶奶留给他的巨额遗产以及禁止他再婚的遗嘱附加条款回到中国，从此乐善好施，曾被誉为“中国慈善第一人”，2006年出版《忏悔无门》，风行一时。
[14]在中国当时的语言体系中，“科学”也可掉过来作“学科”，从事文史哲学教学和研究的人一度都被视同“科学家”。
[15]知识分子可谓改革前十年的第一阶级，他们今天羡慕老板，一口一个“张总”“李总”，而当年的张总李总却把他们羡慕个不成，居然给自己想出“管理教授”这样不三不四的名号。
[16]一般叫“鸭舌帽”，一度是中国招贴画上工人的标准佩戴。
[17]“受雇”、“老板”之类在当时是很陌生的词汇，毛时代也用，但多用于被中国革命推翻了的“旧社会”。老板一词最早在海外中国留学生中开始流行，他们给教授当researchassistant，于是爱说boss或老板。揣摩其口吻，似乎也多少流露了一种时髦而浅薄的价值取向，因为这些留学生在1980年代初国内读本科的时候就喊出“宁要资本主义的剥削，不要社会主义的贫穷”的口号。
[18]这在1990年代初的媒体上曾有过议论，多被解释为城里人当惯了“爷”，吃不得苦。
[19]据国家统计局编《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4》，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从1997年的7千万到2003年的不到4千万，呈锐减趋势，转引自常凯主编《中国劳动关系报告》，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9，81页。关于九十年代中期到两千年初期下岗工人的总数，不同研究者的估算出入极大，有说2000万，有说4000万，还有说6000万的。这并不奇怪，首先“工人”的定义就有分歧，是仅仅产业工人呢，还是也包括第三产业的商业职工？其次“下岗”的标准也不清晰，“待岗”算不算？“内退”怎么算？再者，有人登记了下岗，有人没有。
[20]参见本人2004年写的《经济学家与资本家的性关系》，《与精英保持距离》，九州出版社，2009。
[21]参见本人与祝东力的对谈《笑里藏着什么？》，《艺术评论》2004年2期；祝东力《小丑的夜晚：关于东北二人转的所思所想》，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b5b01d010007z3.html。
[22]据已故法学家、宪政学者蔡定剑的研究，全国人大代表大会到了最近的第十届，工农代表已从第四届的51%，下降到第十届的不足4%。转引自邋遢道人的网文《工农代表占51%时不说，4%时要改献策为“谋策”？》，http://www.wyzxsx.com/Article/view/201109/262258.html。
[23]见苏晓康1990年代初发表在《中国之春》上的政论。我在戏剧《切·格瓦拉》里，曾把他们想法压缩成一小段台词：“工人阶级哪儿是什么先进生产力呀，顶数他们落后，垃圾！有他们赖在岗上，科技就甭想进步，效益就甭想上去。”
[24]参见本人的《3+X：国家、西方和市场之间的文艺琐谈》，载《博览群书》2003年11、12期或本人博客，http://blog.voc.com.cn/blog_showone_type_blog_id_67251_p_1.html。
[25]相形之下，官僚阶级对读书人的能量一贯轻视，觉得他们只会摇笔杆子、耍嘴皮子，成不了气候，大概是到了1989年才转变思想，实事求是。后来通过211工程以及最近的社科创新工程等等形式对知识分子的大笔投入，想必跟这种认识上的变化有一定关系。
[26]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乡镇企业职工人数1980年为三千万，2007年为一亿五千万。
[27]据《2010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估计，总数多达二亿四千万，见http://www.gdcct.gov.cn/politics/china/201105/t20110524_494758.html
[28]1960、1970年代还集体化的时代，“冬闲”时节，公社一般会组织农民修水库什么的，其实也是一种为剩余劳动力创造需求的凯恩斯主义，用民间幽默的说法就是“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供—需以及所谓劳动力的“剩余”，其实也有辩证、相对的一面。
[29]同注26。乡镇企业1980年人数为三千万；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镇做工、经商、办企业；1985年人数接近7000万。亦见《南方都市报》2011年7月7日。
[30]关于平等与不平等运动既对立有同一的辩证关系，我在《高高低低话平等等》中有更详尽的讨论，见《与精英保持距离》，九州出版社，2009。
[31]城市里的很多行业，如餐饮、快递、建筑装修，甚至制造业的一些部门，就算城里人想干，恐怕也拿不起来了。发达国家的一些低中端产业也遭遇了同样的冲击，气得他们直烧中国的裤子。无论是中国的城市，还是世界的城市，他们在享受便宜商品的同时，丧失了生产它们能力和机会——谁也不可能哪头都合适。
[32]据调查显示，92.4%的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过初中以上教育，62.5%的人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这个比例远高于他们的父辈。见《农民工对城市满意度：二代不如一代》，《新华日报》2010年8月10日（http://news.163.com/10/0810/07/6DN65GOU00014AED.html）
[33]这一时期农民农工最突出的问题是欠薪，结果是空手离家，空手回家。农民工讨薪的艰难测量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野蛮程度。参见笔者前不久写的《农民工讨薪六法》，《凤凰周刊》2011年17期。
[34]忘了是《天涯》2000年具体哪年哪期了，上面登了一组在珠三角血汗工厂打工、后在火灾中丧生的农村女孩日记，她们悲惨的境遇让人动容。日记中提到，城市再难，也绝不回去了，因为“那不是人过的日子”。在融入城市生活的决心上，男女间会有一些差别，因为性别文化通过婚姻为二者提供的机会是不大一样的。这一点跟1980、1990年代中国在西欧北美的留学生境况仿佛。
[35]在维也纳这次会议上，来自西方的与会者听到有关十三连跳的介绍都称“太可怕了”。我跟其中一位说，如果富士康工人不跳，还像一代农民工那样无动于衷，那对西方才真可怕呢。
[36]十年前中国的经济学家就在谈论“刘易斯拐点”（Lewisturningpoint），似乎说的早了一点。不过就长期趋势而言，这个转变迟早要到来。但考虑到中国巨大的农村人口以及东、中、西部的地区差异，这个“点”会是一个相对漫长而模糊的时间段。
[37]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是，这些年“三农”同环保绿色一道几乎成为城市中产阶级的口香糖了，成全并维护着他们的爱心和高尚感。
[38]有位女诗人将自己的漂泊潦倒经历稍做移情，创作了一组悲愤而有力的现代诗《弱势群体之歌》，其中失意知识分子和农民工光影交叠，都分不清彼此了。参见笔者《世路上行走的诗行》，《与精英保持距离》，九州出版社，2009。
[39]这条消息在媒体上耸动一时，不过，在政府财政预算中并无“维稳”一项，有的是“公共安全”，其2011年预算为6244亿，超过了国防预算。正像有论者指出的，这个界定含糊的“公共安全”预算有可能夸大了实际的“维稳”经费。但定义更含糊的“维稳”，其实际花销也有可能比6244亿还大。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形势下，有些在财政预算中会落在非“公共安全”的开支下，如近年藏、疆两地开工的一些“民生”工程，是跟维稳直接相关的。
2012-1-29
ZT三年困难时期异常死亡人数新探
作者﹕姚齐源 宋晓丽
来源：[左岸文化网] http://www.eduww.com
戴按：对于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毛左派根本不承认大量饿死人，右派认为饿死3000多万以上。个人认为，研究这个问题应尽量避免受政治意识形态干扰。我的估计是至少饿死1000万人，跟此文估计数字比较接近。
按：考虑到一般读者阅读方面起见，我们将本研究报告中涉及到的数学模型和具体计算，都放到附录之中。本研究报告共有8篇附录，其中最重要的是附录1，它介绍了笔者为估算三年困难时期异常死亡人数，所建立的“阶段人口生态曲线”模型。因此，建议了解概率论和模糊数学的读者尽可能阅读附录1，为此我们优先将该附录1刊出，可以到宋文彬文史资料研究-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ad2c8a0100tn3g.html
或宋文彬文史资料研究-搜狐空间：、
http://songwenbin2010.blog.sohu.com/
查阅。其余7篇附录，主要是正文中不便于详细展开的计算过程，其重要性不如附录1，所以我们今后陆续在上两个博客中刊出。
引言：不尽其多，不尽其少，唯尽其真
“三年困难时期人口损失”，已成为当今中国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各论点交锋激烈，对抗性强。概而言之，目前有三种流行观点：
“多派”观点。“人口损失数”一案，最初可能是起自《墓碑》一书，该书可以说是这一派观点之集大成。杨继绳在算出“饿死1600万人”的基础上一加再加，从算“饿死”到算“少生”（即“应生未生”），使用的数据也是从国内到用国外，最后一直加码到“三年困难时期中国损失7600万”。此论带有明显政治需要的色彩，刻意将损失人数说到“多多益善”。
“少派”观点。针对“多派”关于“饿死”的概念不清，所用统计数据“自相矛盾”、计算方法可疑等，一些论者又出现了将人口损失数说到尽量少的倾向。例如有人说当时“非正常”死亡的只有300万、100万、20万，个别论者甚至说根本没有饿死人，也不真实，其政治色彩亦不可谓不强。
“真派”观点。最近，孙景泽在《破解国家统计局户籍统计数据矛盾之谜》一文中，针对国家统计局数据按自然增长率计算出的人口增加与按总人口算出的不相符合，提出了因户籍人口“非正常变动”未能及时统计所导致的这一矛盾，初步解释了五、六十年代人口统计中的某些疑惑，这将有利于研究向真实情况逼近。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对人口异常变动求真的“真派”观点的代表作。不过，该文并未对“损失数”作出正面回应，所以其结果尚难差强人意。
由于“多派”目前实际上左右着舆论主流，引来了“少派”怒责，整个社会都被种种偏于极端的声音所遮蔽，加之目前“真派”的人数不多，因此对此问题的研究一直难有突破。有人提出：能否在普查中增加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数的调查项目，或者彻底清理当时户口档案等办法解决之。此设想若能实现，固然可能彻底解决问题，但毕竟事过境迁50年，其间又经历过“文革”人口档案严重损失，此法显然又不大现实。在实际中，更多的人采取的是典型调查，再加以“正常”出生率和死亡率为基础的估算法。此法比较符合人们看问题的习惯，但在目前的舆论氛围中，又极易带上种种主观因素，其结论亦难以置信，其实《墓碑》采取的就是这种做法。因此，“人口损失数”实际上已成了新中国的一桩最重大、也最难解难断的历史公案。
出于研究人员的职业特点，笔者对此坚持“真派”思维，努力立足于现有资料，从目前流行思路中找出问题，改进方法，走了一条与“多派”、“少派”都不同的新的探索路子：深入分析研究现有主要估算方法的问题，紧密结合中国当时的人口生态实际，通过对比研究，建立起“阶段人口生态曲线”模型。据此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三年困难时期，全国“最可能”异常死亡人数，为812万人。
诚然，笔者断不敢言自己的数字就准确，但求其能最接近真实，并愿与那些求真者诚恳磋商，以期在不断深入的讨论中，更加逼近历史的真相。
一、漏洞百出的“人口损失7600万”
《墓碑》中的一个“7600万人口损失”（“饿死3600万人”，“应生未生”4000万人），震惊了中国，轰动了世界。这个结论，是杨继绳在种种计算和比较后，“基本同意”人口学家王维志估算的结果。《墓碑》先后引用了王维志等国内外10余人的研究，尽管这些人估算的具体方法各有不同，但归纳起来，其要点无非有二：一是怎样确定中国人口的“真实”数据，二是如何确定合理的“正常”死亡率、出生率。王维志估算也如出一辙。
1、关于中国人口数据的真实性
1）“少了1486万死亡人口”究竟出自哪里？
据《墓碑》介绍，王维志在“寻真（实数据）”上做了两件事：一是，根据国家统计年鉴（下简称“年鉴”）数字中的“总数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不相符，来了一个“两劣相权取其最劣”：1959年取自然增长的低者，1960、1961两年则取总人口的多减少者。二是，“根据1964年的人口普查资料回推，1961年人口应当是64508万，比原统计减少1486万。”有了以上两点，便把按自然死亡率算出的1959-1961三年的总死亡数，从3608万增加到了5721万。然后，再将1958年死亡“781万人作为1959-1961年三年每年的正常死亡人数”扣除，又经过杨继绳的再加码，最后便得出了3600万这个举世震惊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国饿死人数”（以上引文均在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的《墓碑》p995-p99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次人口普查资料（http://www.stats.gov.cn/tjgb/rkpcgb/qgrkpcgb/t20020404_16768.htm），1964年6月底的全国大陆总人口，为69458.2万人（扣除台港澳人口，下同），而王认为有“造假嫌疑”的年鉴人口数，为69835.5万人（按照年鉴规定算法取前后两年底数的平均数），只多了377.3万人。拿普查数回推到1961年，用总数增长得出的比年鉴数少317.5万人，用自然增长得出则少352.5万人，都找不出那个“1486万”。我们翻来覆去地阅读《墓碑》的相关计算过程后，实在是找不到任何线索，无奈之下，只好把所有12种可能的回推都做了一遍，只有用年底数按自然增长算出结果少1387.7万人稍微接近一点（详见附录2），但这又显然属于偷梁换柱。所以，这事确实需要王、杨两先生出面解释一下，否则，凭空捏造出一个“1486万”，这也是要“上史书”的。
2）所谓“数据调整”
除了王维志外，《墓碑》举凡的10余位论者，几乎都要按照普查数据进行“回推”或者是“重算”。实际上，年鉴的数字已根据普查数据调整过，所以误差都不大（附录2）。例如，被认为是最不准确的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国内人口为58260.38万人，而年鉴人口为58139万人，误差仅0.21%；被认为比较准确的1964年普查，误差为0.54%。就其本意而言，普查本身就是为了弥补通常使用的抽样调查的缺陷，其基本功能之一，就是对年鉴数据进行合理调整，这在统计年鉴中是有说明的。而且应该承认，在政风比较好的60年代中期，除了“户籍非正常迁移误差”问题尚未很好解决外，多数调整是相对可靠的。王维志那种“找碴回推”，显然是画蛇添足。
3）有罪推定
《墓碑》中不厌其烦地提到按总数增长和按自然增长计算的人口数之间的矛盾，并据此推断当时普遍存在着为了多得口粮、隐瞒过多死亡而搞数据造假。丁抒甚至提出了一个所谓“良知猜想”，说他同意金辉的一个判断：“‘统计人员出于职业的良知，有意保留了一组相对真实的历史资料’，而人口增长率就是他们保留的真实数据。”（《墓碑》，p996）。按照此“造假”逻辑，如果说1959-1961年自然增长数低于总增长数属于多报有“好处”，那么1955-1958年少报了人口1180万，又意欲何为？总不会是在那个“人多热气高”的年代干部们想展示自己计划生育的成就吧？这种有罪推定法，使一些研究者可以随意选择甚至重编数据，以至于出现了“两劣取其最劣”的劣行。
4）外国的月亮就一定圆吗？
为迎合某些国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心理，《墓碑》还刻意用了三位外国专家的估算数据，并美誉其中某人如何地无偏见云云。笔者对此不想多加评论，只提及一件往事：1975年1月美国经济联合委员会发表的《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7年4月第一版）报告汇编中，有利奥?奥林斯《中国人口的矛盾能解决吗》一文，刊登了美国商务部和作者分别估算的中国人口数据（《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p135-158），这里摘出1959-1961年部分与《墓碑》数据比较（见表1）。该报告是供美国政府决策参考的，应该说其治学态度更加谨慎。其中关于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数据变动方向，与《墓碑》中做引证的几位完全相反：不仅没有减少，而且是大增。这里是不是另一类的“立场所致”姑且不去论之，但人们至少可以看出，外国的月亮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圆。
单位:万人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字 《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中的估算 《墓碑》中引用外国专家的估算
美国商务部 奥林斯 班久蒂 科尔 卡洛
1959年 67207 66453.5 65110 65430 65400 66335
1960年 66207 67905.8 66280 65070 64510 65343
1961年 65859 68996.2 67410 64480 64626 64994
60年比59年增加 -1000 1452.3 1170 -360 -890 -992
61年比60年增加 -348 1090.4 1130 -590 116 -349
表1 同样是外国人，对同一对象的估计怎么就那么不一样呢？
2、关于“正常”标准
人们可能没有注意到一件事：《墓碑》用外国数据算出的“‘洋’正常死亡率”，都高达16‰以上（见表2），比书中的中国专家的估计高出约4-5个千分点。须知，按照杨氏估算法，在三年时间里，这些千分点足以把“非正常死亡人口”减少约1000万。于是，围绕这个“正常”，出现了若干疑点。
“正常死亡率”（‰) 班尼斯特数 科尔数 卡洛数
55/57年 20.2 20.7 17.5
64/66年 11.7 11.7 14.5
总平均 16.0 16.2 16.0
表2 “‘洋’正常死亡率”，大大高于11‰
1）11‰左右的死亡率“正常”吗？
王维志用1958年死亡数作为三年正常死亡数，其实是把1958年不到12‰的死亡率作为了“正常”。《墓碑》中多数专家的做法其实都与此接近：丁抒的“正常”死亡率是1957年的10.8‰，曹树基则用某些选择出的年份算出“正常”增长率去推算“正常”死亡数，被曹所师从的金辉，与杨继绳一样地用平均法求取“正常”死亡率，只是时间点不同而已。他们的结果，是都得到了一个11‰左右的死亡率作为“正常”。那么，为何几位洋专家的正常死亡率会比《墓碑》作者们高出那么多呢？
为此，笔者对一些亚洲和中东国家的死亡率变化过程进行了统计回归分析（表3），发现：这些国家的死亡率从20‰下降到10‰，通常需要23-32年时间，远远多于中国建国初期的8年时间（1949-1957年）；而从20‰开始，8年以后死亡率平均只能大约降至15.7-17‰，也远远高于中国相应时段降至的10.8‰。如果再注意到它们的8年后平均死亡率为16.3‰，这个数字与《墓碑》中挑选出的几位洋专家的数字很是接近，便不难猜出：见多识广的洋专家们，多半是在做了类似比较后，不敢轻率接受11‰这个“正常”。（附录3）
国家 从20‰降至10‰需要时间(年) 从20‰起8年可以降至的死亡率(‰) 从20‰起10年可以降至的死亡率(‰)
印 度 32.6 16.9 16.2
孟加拉国 20.7 15.3 14.3
印度尼西亚 22.3 15.6 14.6
伊 朗 23.5 15.8 14.9
韩 国 26.2 16.2 15.3
巴基斯坦 27.0 16.3 15.5
菲 律 宾 32.3 16.8 16.1
泰 国 35.8 17.1 16.5
土 耳 其 28.0 16.4 15.6
埃 及 29.0 16.5 15.8
平均 27.7 16.3 15.5
方差 4.8 0.6 0.7
表3 亚洲与中东若干国家死亡率下降的一些情况
须说明一点，当某一国家或地区出现大规模移民等特殊人口变化时，会出现特例，台湾省就是一个典型。在1947-1952年短短6年中，其“粗死亡率”就从18.2‰快速降至9.9‰；但考虑到当时有100多万大陆人口迁入（当时台湾仅有700多万人），且都是素质偏高的人口，无疑对其死亡率下降作出了“特殊贡献”。
2）“正常”死亡率是一个“点”吗？
注意到上面计算的一些亚洲与中东国家的死亡率变化规律时，用了“XX-XX‰之间”这样的表达，这实际上暗示了一点：“正常”死亡率不是一个确定的点，而会有一个范围。丁抒、王维志、曹树基等，都确定地选择了某一个数字作为“正常”死亡率（或者死亡数），杨继绳倒是不同，还计算了平均值（据他自己说是为了“消除偶然性”），那么作为国内一流工科大学清华出身者应该知道：他平均出的“正常”，就不会是一个点，而是一个有波动范围的数字区间。更重要者，如果要提高数据的可靠性（或言“增大估计概率”），还必须把数字范围扩大，比如杨计算出的10.45‰正常死亡率平均值，理论上只有50%的可能性（即0.5的概率，奇怪的是杨说这个数据造假那个数据造假，为何不说这个“超低死亡率”也是“人口政绩造假”？），而如果要提高到使人信服的95%概率，这个“正常”死亡率就要扩大到8.10-13.34‰之间；反过来，这才能使“非正常”死亡率只有5%发生机会而成为“小概率事件”，具有足够显著的“非正常性”。但这样一来，不同的“正常”之间，却出现了超过1000万人之“误差”。顺便说一句，有95%把握的“正常”出生率在29.33-40.87‰之间，这将把“杨氏少生人口”的误差增加到2000万左右。
在反驳《墓碑》的文章中，都对书中使用的“非正常死亡=饿死”说法提出了质疑。该书在969页中提出了这一“公式”：“扣除正常死亡人数，就是饿死的人数。”到后来则随意使用，如在998页就有：“王维志仅粗略估算……三年饿死3378.3万人。”“三年饿死人口为3546.6万人。”“……大饥荒饿死人在3500万到3700万之间。”其实，“非正常死亡”有很多种类，例如工伤、交通事故、战争……都不“正常”，即便在饥荒年代，也会有类似这些“非正常”。更重要者，即便是有饥饿因素，也有一个对某人死亡的影响程度问题，1957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只有57岁（http://www.100md.com/html/paper/1002-9567/2009/16/03.htm），1959-1961年差不甚远，那么，一位70多岁的老人当时去世了，其中“饥饿因素”有多少？“寿命因素”又有多少？就很难界定。百度百科中对“饿死”的定义是：“生物长时间没有进食后造成生命体的生命特征消失，死亡的一种方式和结果。基本原理是因为饥饿的缘故。（http://baike.baidu.com/view/637952.htm”）此概念其实也很模糊的：多长时间叫“长时间”？致死的“基本”原理是饥饿，那么还有没有其它原理？
可见，“非正常”死亡其实是一个不确定性强、内涵很多、因此很模糊的概念。这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使用“正常”与“不正常”这样具有截然不同概念的效果，很容易导致人们认为这二者之间有一个明确的界限，而实际中的“非正常”与“正常”之间是模糊的。据此，在估算非正常死亡时，还要能够正确评估在何种程度上的“非正常”死亡。
3）“正常”是单向的吗？
上面的讨论又带出另一个问题：除了“超高死亡率”外，是否还存在着一种“超低死亡率”？因为，既然把高于正常死亡率上限作为非正常的“过多死亡”，那么，低于正常死亡率下限的也就不会是“正常”的。新中国建国后仅8年时间，就把死亡率从20‰降到了10‰，按照上述亚洲和中东10国的平均值计算，出现这一结果的可能性在1%以下，这种超低死亡率，与超高死亡率一样，同样也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因此也属“非正常”——“第二类不正常”。可见，超高的与超低的非正常死亡率双向并存，是一个重要特点。
换成出生率，便不难理解这种“第二类不正常”。如果把三年困难时期的超低出生率叫做“少生”，那么如果出现了超高出生率，就有点类似（但不等同）于计划生育政策中所说的“超生”。推而广之，与“多死”现象一样，也还有“少死”。而《墓碑》一类文献中，为了强调“损失”，其实在有意回避“正常”的这种双向特征。
4）“正常”是“直线”吗？
杨继绳在《墓碑》中有一段可算是高度概括其“算法原理”的话：“在1949年以后的和平年代，如果没有特别情况，出生率逐渐提高，死亡率逐年下降。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1972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在这期间，死亡率确实是一条略微向下倾斜的直线，出生率是一条略微向上倾斜的直线。”（《墓碑》，p968）按照杨继绳说的两条“直线”计算的结果是：到了1971年，中国“正常”的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将分别应该达到40.47‰、7.05‰和33.42‰，比实际数字竟然可以分别高出9.82、-0.27和10.09个千分点。注意：当时10个千分点可就代表着七、八百万人口！
可能是发现了其中漏洞，杨继绳在2010年第78期“燕山大讲堂”关于“饿死人”专题的演讲中，悄悄做了一个改动：“……1957年—1964年人口趋势是连续的，死亡率是一条略微向下的倾斜的曲线，出生率是略微向上的曲线。”（http://view.news.qq.com/a/20100827/000049.htm，黑体是笔者加的）把《墓碑》中的“直线”改成了“曲线”。数学不咋的但擅长文字游戏的杨先生，大概知道“直线”是“曲线”的特殊形式，所以要“‘曲线’救己”：既不让人感到前后不一，又可以防止“杨直线”造成的上述尴尬。不过，他的“曲线”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能否堵住他的漏洞？我们就只能拭目以待了。
这就对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又一个要求：必须能够正确描述死亡率或者是出生率的变化趋势。
3、关于如何验证
杨继绳在对蒋正华的研究结果进行了一番“验算”后说到：“按数学常识，一种方法计算是否正确，可以用另一种方法来验算。但不知道为什么验算的结果有如此大的出入？”（《墓碑》，p991）此唐突不逊之言，多半要让蒋正华心中暗笑：蒋明明说他的计算与一些学者“正常死亡扣除法”不同，而杨却还硬要用自己规定的方法，甚至自己规定的“正常”年份，去“验证”蒋的数据，算的结果与蒋不同，就说蒋经不起验证，这无异于强加于人。不过，杨提出估算方法需要验证这一点，还是可取的，只不过不能是“我加于人”，而是要“人加于我”，而且不能用单一方法验算，还需要多种方法验证（附录6）。这里，我们用与杨氏算法无关的外部计算对他的方法进行验证：按照《墓碑》中各省数据计算的“非正常死亡”和“少生”，用四川、山东二省之间三年困难时期基本数据关系，去推算山东省的总死亡或总出生数，最后观察推算数与实际数的误差。结果是：总死亡数的误差为67.5%，少生误差为114.1%，明显偏高。杨继绳可能要说各省数据都有造假可能（《墓碑》中却说地方数据要真实一些），所以误差依然很大。但是后面我们会看到，如果方法得当，误差却小得多。
二、“《墓碑》估算法”的根本问题，在于其“研究”远远偏离了建国初期的人口生态特征
综上所述，除了在原始数据上做某些随意“修改”外，《墓碑》中那些“人口学家”们的共同问题，是把本来不确定的“正常”，当作了确定的“正常”；把本来是有高有低的“正常”，当作了死亡越低越“正常”、出生率越高越“正常”；把本来是非线性变化的“正常”，当作了线性的“正常”。当然，“专家”们可能要说这是在短期内的近似估算，但问题在于，如果竟然会“近似”地出现了1000-2000万“饿死人口”误差，对这种极其敏感的数字来说，就实在是离谱了。
那么，“《墓碑》估算法”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1、违反人口生态的阶段特征
按照比较公认的人口学理论：
农业社会的人口呈现出如下特征：即婴儿存活率低，阶段性的饥荒和低营养，对流行病的抵抗力差，高出生率，高死亡率，死亡率呈现大幅度波动状态，出生率也相应变化，平均寿命低。
即是说，建国初期中国人口，应该有着农业发展阶段死亡率与出生率大起大落波动的明显特征。以杨继绳的年纪和农村生活经历，应该了解建国前中国农村人口生态之恶劣和脆弱：农业生产力极度低下，基本没有稍微现代化一点的大型农田水利设施，化肥、农业、良种培育等技术使用几乎为零，但凡遇到一点点灾害、战祸，死亡率就会急剧提高。解放初期开始改变，但当时的中国毕竟还未脱离农业社会，人口生态脆弱的基本状态短期内难以大变。
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中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由于建国后不久就开始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而后者的人口生态基本特征是：
（自进入工业革命时期后）死亡率就开始持续下降，这种下降趋势一直延续到19世纪……
这就使新中国初期进入了一个人口生态的“转变模式”：
……新中国成立后，死亡率剧降……属于早期扩张阶段。……
……中国的特点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生育控制因素作用更强；另外，内部差异大，多种人口转变阶段同时并存。（以上三处引文均出自《人文地理学》第四章，http://wenku.baidu.com/view/219a61c76137ee06eff91893.html，黑体字是笔者加的）
综合上述两点，中国建国初期的人口生态基本特征，是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两个阶段特征的并存：既有着工业社会早期的死亡率快速下降、出生率相应变化的过程，又呈现出农业社会的大起大落，很不稳定的现象。杨继绳为写《墓碑》阅读了汗牛充栋的书籍与资料，就应该了解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这个阶段人口生态的脆弱与血腥：即便在那些“正常”国家，也无法避免殖民主义战争的恶行，甚至制造出了人类社会的顶级灾难——世界大战。“《墓碑》估算法”，完全漠视、或者说完全不懂得这一基本特征，没有从建国初期中国人口生态剧烈动荡的“转变模式”中，去研究“正常”、“非正常”这些概念的时代特征，及多重的、复杂多变的“模糊”内涵，以简单代替复杂，以清晰代替模糊，去处理一个极其复杂的重大历史课题，所以才会错漏百出，经不起检验。
2、影响人口变动的是单因素还是多因素？
《墓碑》有一个实例，可以说是作者对当时中国人口生态缺乏常识的一个样板：为了说明GCD的“坏制度”是导致饥荒的唯一因素，完全否定灾害的影响。无须否认，“大跃进”的决策失误，确实对那场饥荒起了主要作用，这与当时的制度也确实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该书第十四章《罪不在天灾，也不在苏联》中，列举了大量数据，说明三年困难时期是一个自然灾害“正常年份”，还刻意挑选出其中灾害最轻的1959年作为比较参考系：“1956年、1957年、1962年、1963年、1977年、1978年、1979年、1980年、1981年、1982年、1983年的成灾面积都超过了1959年，都没有出现大饥荒。”（《墓碑》，p646）就显得颟顸无知。
这种比较首先本身就很不严谨。实际上，如果分时间段（而不是仅仅比一年）进行统计比较，1959-1961这三年的成灾面积大于其它四个年段（1956-1957，1962-1963，1977-1979，1980-1983）的概率，低者近60%，高者过80%。至关重要者，作者回避了一个农民出身者的基本常识：粮食生产条件的巨大变化。与灾害“尾巴年”1962年相比，到改革开放开始前的1978年，中国耕地面积只增加了7%，而化肥、农机、机耕、灌溉等条件，都是以最低47%，最高1100%多的倍率增长，“保产”的强度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使得1978年的粮食单产比1962年增加了92%，到1983年更是增加了158%。自然灾害所能起的影响，固然就会小而又小了。按照杨继绳的逻辑，“文革”应属“GCD坏制度”的登峰造极，就更应该是“饿殍遍野、尸骨如山”，但人口为何不仅未“多死”，按“杨氏法”反而会算出“少死”了3200万人？为何未见“少生”，反而猛烈多生1.5亿人？
所以，除了灾害明显低于三年困难时期的1956、1957两年而无须比较外，杨继绳提到的其余相比年份都不具有可比性（附录4）。《墓碑》作者在搜集“灾害资料”时，不惜篇幅用大量图表、数字进行佐证，并刻意表现出自己和被访者如何客观，可惜，他把自己快要打扮成气象学家的同时，忘记了自己是在研究人口而非气象。
众所周知，影响人口变化的因素是大量的，复杂的：种群、自然环境、经济、社会、文化、政治……都会或多或少、此时彼时地影响着人口生态变化；仅就粮食这一基本影响因素而言，它本身又包含了诸多的增产与减产因素。因此，非一个简单的“制度”即可以解释一切。因此，对人口异常变动的估算，就决不能脱离这样一个“大量性因素影响”的人口学基本特征。《墓碑》中有一个颇能糊弄人的说法：“（王维志）知道各地报上来的数字是多么不准确，如果用精确的数学工具来处理这些数据，显得滑稽。”（《墓碑》，p998）这里姑且不去说杨继绳时不时把估算数字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二位叫不叫“滑稽”，这句话本身就有点缺乏统计专家的常识：“不准确”的存在，恰恰就说明影响人口的因素既多又复杂，恰恰说明需要使用概率统计学、模糊学这些专门解决这种“不确定性”问题的工具。否则，因为“不精确”，就可以像王维志那样“两劣相权取其最劣”，或者像杨继绳那样“精确”地计算出一个“超低（高）”的“正常死亡（出生）率”，甚至像丁抒那样干脆就用自己猜想的“良知”去决定出一个“正常”……结果都把小概率的结论当成了大概率的，这又叫不叫做“滑稽”呢？
3、被刻意回避的人口失控
记者出身的杨继绳极其渴望能制造轰动效应，他在妙笔生花地描绘出各地饥荒时期的“惨景”后，多半是感到缺乏“定量分析”，于是依仗自己有工科毕业的背景，贸然算起了“饿死人帐”，可惜的是，此公被“高级（记者）话语权”腐蚀到病疴沉重，为追求语惊四座而过于胆大心粗，在“饿死3600万”震惊世界的同时，给自己招来了一个大麻烦：如果按照前面他讲到的那条“杨直线”计算，中国到1971年的“正常”人口的总量应该超过94000多万，比实际超出近1亿人！
如此一来，我们自然也就应该重新回到“批马寅初”的路子上去了，因为按照马老的观点，50年代中国超过的20‰人口增长率就已然过高，应该加以限制（见《新人口论——马寅初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8452516/）。
人们不难注意到，厚达1200多页的《墓碑》，绝口不谈马寅初老人1957年就急切关注的中国建国初期的人口失控问题。书中所引用的一百五、六十篇专著、回忆录类文章中，也找不出一篇与马寅初有关的文章。这绝非苦心“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杨继绳忘记了这一点，而是因为这位缺乏根底的“学者”把握不了中国人口中的一个矛盾和难题：如何解释人口“重大损失”与“严重失控”之间的矛盾？其实，杨继绳在“研究”中稍微多过一下脑子，就应该反问一下自己：被他大胆地提前10余年“实现”的11-12‰这样一个“超低死亡率”，为什么连洋专家们都不敢用？用个人电脑普遍使用的办公软件office中的EXCEL软件就可以观察到的中国死亡率和出生率，到底是什么样的“直线”？用“杨直线”可能算出什么样的荒唐结论？……若此，他老人家也就不至于会制造出上述远负母校培养、近辱个人智商的怪异数据来。
三、新方法：“阶段人口生态曲线”模型
1、“阶段人口生态曲线”模型简介
1）模型基本特点
尽管《墓碑》在人口统计上很拙劣，但它所提供的教训却不能不认真吸取，以防止犯类似错误。根据上面的种种分析，笔者建立起了一种的新的估算模型——“阶段人口（死亡率、出生率）生态曲线”。现以死亡率为例对其特点略加说明（有兴趣者可详见附录1）：
——对于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的中国，客观上存在着一条逐渐下降的指数型人口曲线——阶段人口死亡率曲线，也可以说是“平均死亡率曲线”，描述着不同时点上不同的平均死亡率。例如，1958年平均死亡率是12.94‰，1960年降至12.03‰，1962年更进一步降至11.17‰。由于指数曲线比之线性模型更符合寿命变化的特征，这就不仅解决了正常死亡率的非线性变化问题，而且还引入了人口生态学规律。所以要以“生态”冠名。
——须用概率理论中的数理统计方法（回归法），以实际数据为基础求得这条指数曲线。熟悉概率统计学的人都知道，统计方法适合于处理人口在大量性因素影响下具有不确定性特点的问题，这就使“大量影响因素”和“不确定性”的人口生态特征得到了体现。
——在靠近平均曲线的上下范围内，有一个“正常死亡率区间”。例如，1960年正常死亡率下限是11.65‰，上限是12.41‰，在这个范围内，都属于正常。这就解决了“正常”有波动范围而不是一个点的问题。
——在远离平均死亡率曲线处，有一个“异常死亡率界线”。须注意：根据前述人口生态描述，异常死亡率也应有高、低两个。例如1960年的“超高”的异常死亡率的下限是14.33‰，“超低”的上限则是10.9‰。这就解决了前述“双向”问题。后面会看到，双向特征可以解释清楚中国人口的“损失”与“失控”的矛盾。
——于是，在正常死亡率和异常死亡率之间，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模糊死亡率区间”。这可以说是本模型最突出的特点。还是以1960年为例：在正常死亡率12.41‰到异常死亡率14.33‰之间，及11.65‰到10.9‰之间，分别有高低两个“既非正常、又非异常”的区间。这在模糊学上叫“二属区间”，也就是正常因素与异常因素同时起作用的区间，不过1960年是饥荒年，所以不会出现死亡率的“低异常”，而只有“高异常”。一个70多岁的老人在1960年吃不饱饭后去世，其死亡原因，显然既非全是寿命这一“正常因素”（因为他很可能本来更高寿却因为饥饿而提前去世），亦非全是饥饿这种“异常因素”（因为他已超过了当时的预期寿命很多）。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死亡率越是靠近12.41‰时，正常因素影响就越强；而越是靠近14.33‰时，异常因素影响则越强。对此，下面我们将用模糊数学去分出三种“异常死亡人口”，以体现复杂因素影响下异常死亡率具有二重属性。顺便说到：由此也可以看出我们为什么不再使用“非正常”这样非此即彼的概念。
出生率的曲线特征类似，有能力的读者不难类推。
2、三种异常（死亡率）
在正常与异常二种因素同时起作用情况下，用模糊论的方法，可以将异常死亡分成三种：
1）“最低（异常死亡）数”。此即实际死亡率高于异常死亡率时所多出的那一部分死亡人口。例如，1960年异常死亡率为14.33‰，而实际死亡率为25.43‰，那么，用二者差额11.1‰算出的那部分死亡人口741万人（表4），就属于这一类。显然，这是没有模糊性的“绝对异常”死亡人口，所以真实异常死亡人口一般不会低于这个数字。
2）“最可能（异常死亡）数”。即模糊死亡率区间中靠近异常死亡率方向很近的区间的那一部分死亡人口。对这一部分可以用统计法估算之，并将之加到“最低异常死亡数”中，以提高异常死亡人数的可信程度。比如说，1960年的“理论模糊死亡人口”共有128万，用“概率-模糊学”分析，其中有15.87%、即20万左右，属于异常因素影响远远大于正常因素的死亡，因此需要把异常死亡增加20万，这就出现了“最可能异常死亡人口”761万人。比起最低数，这一部分不属于“绝对异常”；但是如果不加上这一部分，异常死亡数估计就可能会偏低。
3）“最高（异常死亡）数”。即在模糊死亡人口区间里，异常因素影响超过正常因素的那一部分死亡人口。在1960年128万既有正常性、又有异常性的模糊死亡人口中，由于无法确定二者中哪一种处于“更优越”的地位，便不妨认为各占了一半（64万人）；反之，如果按超过一半计算其中有“异常属性”的人口，就可能会被看成是异常因素多于正常因素了，这显然没有确凿理由。于是1960年最高异常死亡人口为805万人。当年一名65岁左右、有饥饿经历的死亡者，大体就可能被算进这一部分人口中。
有兴趣的读者不难类推，出生人口也有这三种“异常”。
3、“正常”、“异常”与“模糊”
至此，我们可以再概括一下关于“正常”、“异常”一类的定义：所谓“正常死亡率（出生率）”，是指那种在一定人口生态阶段中，可以持续下去的死亡率（出生率）；而所谓的“异常死亡率（出生率）”，是违背了某一个阶段人口生态基本规律、从而无法持续下去的、过高或过低的死亡率（出生率）；而所谓的“模糊死亡率（出生率）”，则是既有某种可持续性、又有着某种不可持续性的死亡率（出生率），这种死亡率中有着偏正常的部分，又有着偏异常的部分。
有了这样内涵比较确切、合理的定义，就可以使我们的分析与研究更加深入。
4、两个重要的人口生态参数
本模型还有一个突出的人口生态学特点，就是提供了两个重要的人口生态参数（附录1）：
1）“半衰期”。即人口参数（死亡率、出生率）下降一半所需要的时间。它反映人口生态的改善速度：半衰期越长，人口生态改善速度越慢。
2）“稳定性”。即人口参数（死亡率、出生率）波动幅度的强弱，本指标越高稳定性越强。这对于深入分析处于转变模式中的国家（尤其是在我国建国初期）人口参数波动，特别有意义。
一般而言，半衰期与稳定性之间往往是矛盾的：半衰其短（死亡率降速高）时，稳定性往往有所下降；稳定性高者，半衰期一般又比较长。这对于综合评价一个人口系统的生态特征是很有意义，我们放到最后一节中再详述。
四、三年困难时期中国“最可能”的异常死亡人数，为812万人
1、异常死亡人数
用上述人口生态曲线模型估算，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异常死亡人数（见表4）：最低不少于769万人，最高不多于942万人，最可能数字是812万人。根据前述分析可以认为，使用812万人这个数字比较可靠。
考虑当时中国的基本情况，导致人口异常减少的主要人口生态因素，是粮食短缺引起的饥饿；但是，这不等于说这812万人都是饿死的，尤其是在769万最低异常死亡人口之外那一部分。因为前面我们已经阐明过：导致死亡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只能说饥饿是当时导致异常死亡的主要原因。
年 实际死亡率(‰) 平均死亡率曲线(‰) 模糊死亡率下限(‰) 异常死亡率下限(‰) 杨氏“正常死亡率”(‰) 最低异常死亡人数(+)(万人） 最可能异常死亡数(+)(万人） 最高异常死亡数(+)(万人）
1959 14.59 12.48 12.87 14.86 10.47 -18 3 48
1960 25.43 12.03 12.41 14.33 10.47 741 761 805
1961 14.24 11.59 11.96 13.81 10.47 28 48 89
平均 14.33 总计 769 812 942
表4 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人口异常死亡情况
表4还将1959-1961年的平均死亡率、模糊死亡率、异常死亡率及杨继绳的“正常”死亡率都列出，读者不妨将之都与实际死亡率比较。对比表3可见，本文所估算的三年困难时期异常死亡率最低为13.81‰，最高为14.82‰，平均为14.33‰，仍低于那些亚洲、中东国家11年后（按照从1949到1960年为11年比较）死亡率达到的平均值15.5‰。
2、异常少生人数
用人口生态模型估算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异常少生人数”（详见表5），估计不低于709万人，不高于1386万人，最可能人数约为922万人。
年 实际出生率 平均出生率曲线(‰) 模糊出生率下限(‰) 异常出生率下限(‰) 杨氏“正常出生率”(‰) 最低异常少生人数(-) 最可能异常少生数（-） 最高异常少生数（-）
1959 24.78 32.52 33.83 40.51 35.1 -88 -142 -260
1960 20.86 31.96 33.25 39.82 35.1 -320 -373 -489
1961 18.02 31.41 32.68 39.14 35.1 -475 -527 -640
总计 -709 -922 -1386
表5 三年困难时期异常少生人口数
必须再次提到的是，杨继绳说1971年实行计划生育之前中国的出生率是“一条略微向上倾斜的直线”，是违背实际情况的。建国后出现过两次出生率正常下降：第一次是1954-1957年从约38‰下降到约34‰，第二次是1964-1971年从约39‰下降到约31‰。其实，计划生育并不是马寅初的首倡，目前查得到的最早提出这一看法的，是时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的邓颖超在1954年4月给邓小平的一封信。有意思的是，信中讲到：除了“目前我国人口出生数相当高”所以“（节育）不致有何不良影响”外，主要是考虑到下面反映的“已婚女同志生孩子太多的困难”，可见，工业化初期人口自我抑制态势，很早就已在中国显现。如果杨继绳不知道这个基本情况，倒还可以说他是“无知者无畏”；而如若他知道，那才真有造假之嫌了，因为他的“正常”出生率就是用他那条“杨直线”造出来的。
这两次人口自我抑制，致使出生率比死亡率有更大幅度的波动。这本身也就意味着：当时的异常少生，虽然主要是源自饥饿（922万人），但也有相当数量（约464万）还受到了其它因素的影响，例如生育上的自我抑制因素等。
表中也列出了1959-1961年的平均出生率、模糊出生率和异常出生率，及杨继绳的“正常”死亡率，供读者比较分析。
五、与“多派”和“少派”估算的比较
一开始就说过：本文的估算肯定不会精准，但由于种种历史与现实的条件，要完全弄确切人口损失数字的可能性，业已不存在。所以，可取的做法，是比较各种不同方法估算的结果，以观察哪一种更接近真实。
1、与“多派”的比较
本文提出的最可能异常死亡812万人，比“多派”的3600万损失少了约77%。这个“误差”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1）“政治误差”。《墓碑》中刻意挑选出的有名有姓的中外专家学者11人（包括杨继绳自己，也包括“异见者”陈一咨等），他们估计“饿死人数”的平均值为2967万人，方差为912万人。以此计算，概率大于95%的“饿死人数”应该为不低于1142万人，而超过3600万人概率仅有25%。（附录5）杨某选择出一个可能性如此小的结论，显然不是什么方法造成的误差，而只能解释为出于某种需要而产生的“政治误差”了，而这个“误差”居然可以高达77%。
2）人口学误差。前已用亚洲和中东10个国家的样本分析过《墓碑》在人口生态上的毛病，须特别提到的是，“被（杨继绳们）正常”的11‰左右的这样一个死亡率，美国是快到1950年才达到的，当时其人均GDP已高达9000多美元，如果按照这个被杨继绳们推崇为“最正常”的国家的标准，当时人均GDP不足100美元的中国，要么属于“超正常”，要么就是死亡率不“正常”地低。这就意味着误差又被增大了若干个千分点。
3）算法误差。前面已多次讲到，杨继绳等人将一个本来误差很大的数字，进行了“小概率、高清晰、无误差”估计，这进一步增大了误差。
显然，如果对“非正常死亡”扣除77%的“政治误差”，再扣除人口学误差和算法误差，杨继绳3600万“非正常”就要下降到1000万以下。据此不难判断：本文的估计，肯定会比“多派”的数字更接近真实一些。我们使用前面讲到的方法进行了验证（表6），误差确实都远远低于《墓碑》（附录6）。
山东三年总死亡数（万人）验证 推出结果 实际 误差(%)
本文最可能数 229 319 -28
本文最高数 264 319 -17
墓碑数 534 319 67.5
山东三年总出生数（万人）验证 推出结果 实际 误差(%)
本文最可能数 157 328 -51.9
本文最高数 198 328 -39.7
墓碑数 702 328 114.1
表6 用四川与山东1959-1961年实例验证结果
“多派”对本估算一个最可能的批判，可能来自持“金辉-曹树基估算法”思维的人士。对此，在附录1的末尾将会给出一个说法。
2、与“少派”的比较
“少派”在反驳“多派”时，反复强调需要确义“饿死”概念。前已指出，在这一问题上杨继绳等人的论点确实站不住脚，但如果过分地纠缠于这个概念的“清晰度”，不仅自己同样犯了“多派”要“变模糊为清晰”的错误，而且多少会让对手认为有回避问题之嫌。这就不是“少派”本来应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也失去了争论的意义。还须看到的是，缺少数量分析是目前“少派”的一个重要缺憾。所以，笔者还是期望“少派”能够认真面对这桩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的“新中国第一大历史公案”。
与“少派”的具体比较数字接下来还要讲到，这里先说两个旁证。一是，时任四川省温江地委书记的宋文彬在其“文革检查”中讲到：1957-1962年，该地区人口减少8-9%（实际数约50万）。尽管这个数字与实际可能会有一定出入，但考虑到宋亲历过四川大饥荒中调“过头粮”之事，90年代又曾为反驳东夫等人肆意夸大川西“大跃进”和饥荒情况写过正视听的文章，所以他的数字还是有参考价值的，从中可以看出当时问题的严重性。二是，笔者先后找过四川的蒲江、彭县、仁寿、乐至、雅安、资阳、遂宁等地的农友，所了解到的情况是：当年“过粮食关”、“吃食堂”（四川农民对1959-1961年饥荒的别称）的情况，虽然不如《墓碑》说得那样“阴风惨惨日月无光”，但因饥饿而早逝的情况却比较普遍，从幼儿到青壮年，几乎各年龄段都有不同程度的早逝现象。所以，笔者希望那些出发点善良但思想方法不当的朋友，万勿轻言“根本没有饿死人”这种脱离当时实际的话。
3、两派都自相矛盾说明了什么？
前已说过，按照“多派”的观点，中国的死亡率1958年即降至约11‰，而这是类似国家需要20-30年才能完成的转变，这就等于是默认了：中国的人口生态，在建国后短短10年内就完成了一个举世瞩目的飞跃式进步。——而这与“多派”们常要指责的GCD执政下的中国长期“落后”甚至“倒退”，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而按照“少派”的观点，如果中国当时“非正常死亡”不超过300万，那么，根据国家统计局数字推算（与“少派”观点接近的孙景泽是肯定了这些数字的），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的“正常”死亡率仍高达21‰，这就意味着建国后的中国的人口生态甚至退到了1949年以前。——而这与“少派”认为新中国实现了巨大社会进步，显然也是自相矛盾的。
以旁观者眼光看，观点迥异的“多派”与“少派”各自都出现了论点上的自相矛盾，说明他们都多少采取了实用主义态度，来对待中国的人口异常变动问题。因此才会过度地用立场说话，缺乏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及至顾此失彼。那么反过来顺理成章的是，接近真实的数字，也就很可能介于这两派之间。
至于对人口的“损失”与“失控”矛盾的问题，我们放到下一节中去解决。
4、期待“真派”拿出更接近真实的结果
本文提出的估算法，是在分析研究“《墓碑》估算法”漏洞基础上的改进，与现有方法比较可能与真实比较接近一些，但尚不敢言能最后解决问题。比如说，我们迄今为止的研究中就至少还有两个疑点：
第一个疑点：四川的损失数占全国的比重问题。用本方法估算，四川三年困难时期“最可能”异常死亡人口约占全国的50%。尽管从了解到的情况看，四川异常死亡率占全国比重确实很大，与其人口所占11%左右的比例，还是显得反差大了一点。当然，由于我们使用的是“概率-模糊法”，比例本身有某种不确定性；如果再考虑“异常迁入/出”因素，比重会有所下降（附录8），但问题并未完全解决。
第二个疑点：验证误差问题。表6显示出的本方法误差，低者近20%，高者超过了50%，尚属偏大。尽管这其中有数据来源不同导致的出入、计算口径等因素的影响，但毕竟存疑，也须进一步研究。
所以，本估算方法尚未能完全消除估算中的不确定性。我们很赞同“真派”从当时中国人口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问题（例如注意到中国人口城乡之间大迁徙导致的“户籍非正常变化”）。所以，如果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促使更接近真实的“真派数据”出现，这也算是笔者期待的收获。而最接近真实的数字，很有可能是多种“真派”方法综合估算的结果。
六、深刻的历史教训
尽管812万的异常死亡不及《墓碑》说的四分之一，但看了仍然感到格外沉重，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带血的历史教训。为此笔者深感，对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异常变动一事，还须做更深入的探讨。
1、面对脆弱的人口生态，须避免重大决策失误
我们将中国与印度做了类似时期（大致在死亡率从17‰下降到7‰这个阶段）人口生态参数的比较（见表7）。须说明的是，中、印两国在人种、自然环境、发展水平等方面有很大差别，人口生态可比性不强；另外，由于原始数据的缺乏，两国的死亡率生态曲线可比性也不强，印度的人口生态参数有被高估的可能。但做一个粗略比较还是有一定参考意义的。
半衰期（年） 稳定性
中国 30 20.5
印度 45.8 57
中国比印度(%) -34.5 -64.0
表7 中国与印度人口生态比较
1）在类似阶段，中国半衰期比印度短了34%。即是说，中国只用30年时间就可以完成该阶段的死亡率的减半，而印度则须用45年。说明在人口生态改善的速度方面中国明显优于印度。
2）但中国人口生态的稳定性，却比印度低了64%。换言之，印度在这方面又明显好于中国。
一些人喜欢把做印度叫做“正常国家”，从上述数据看似有些许道理：印度或许未出现过中国那种突然的异常死亡，人口增长相对稳定；不过，印度的这个“正常”亦不无值得商榷之处：其死亡率长期难以下降，说明该国异常死亡累计数不会很低。而印度“无为而治”的人口自发调节，导致其异常多生越来越多，不仅造成了经济发展负担，还可能成为世界资源的一个潜在威胁。
可见，建国初期的中国人口生态，是一个改善速度快但稳定性差的矛盾状态。如果人们仅仅从比较习惯的方面去观察（死亡率下降速度一般比稳定性更直观一点），中国当时的人口状态是相当令人乐观的，这就至少在表面上为当时的决策者提供了一个可能误判中国人口态势的依据。而当时的人们却无法观察到：这又是一个那么不可靠的依据，因为当时中国的人口生态的稳定性方面，甚至比印度这样的贫穷大国还要差。这或许是当时决策者们对后来的三年困难时期的灾难性后果思想准备不足的一个潜在原因。
所以，三年困难时期在人口问题上的一个极其沉重的教训是：面对于一个人口生态脆弱的系统，必须防止重大决策失误，否则就可能出现灾难性后果。作为刚刚开始工业化进程的新中国，与绝大多数处于同类时期的国家一样，在剧烈的人口“转变模式”中难以避免所谓的“工业血腥”；而真正需要防止的，则是重复犯这类错误，而不能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打了一次又一次的血腥殖民主义战争不算，还要打两次具有毁灭性的世界大战，那才真正是历史之大不幸。所幸者，这种“血腥错误”自1962年以后中国再未犯过，即便在“文革”那样“最大失误”中，亦未轻易改变农业生产方式，并在良种、水利设施、化肥等等方面，不断提高粮食生产外部条件，为后来的人口生态不断改善奠定了基础。
2、“四川饿死人最多”的严重教训：“牺牲局部”要适可而止
三年困难时期，四川的异常死亡人数占全国的49%（见表8），比其人口比例高出三倍多。这一特殊情况，使《墓碑》从大书特书一直到罄竹难书，制造出了“文革”后继承造反派遗志第二次“搞臭”一个40年前的“走资派”李井泉的政治奇观。
四川 最低异常死亡人数(+) 最可能异常死亡数(+) 最高异
常死亡数(+) 最低异常出生人数(+) 最可能异常少生数 最高异常少生数
1959 173 180 196 -27 -36 -55
1960 187 194 209 -59 -68 -86
1961 24 30 44 -56 -64 -82
总计 384 404 449 -142 -168 -223
全国 769 812 942 -709 -922 -1386
四川占全国(%) 49.9 49.8 47.7 20.0 18.2 16.1
表8 四川三年困难时期人口损失及占全国比重
除了数据分析比较离谱外，《墓碑》中关于三年困难时期“四川饿死人最多”这个说法，本身应该说无大疑问。笔者在有关文章（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ad2c8a0100lc7e.html）中，分析过四川在三年困难时期死亡人口过多的两个最直接的原因：一是1959年在“一线”负责的中央领导与四川领导一起确定在四川搞“1000万亩‘万斤田’”的决策失误，导致了当年四川粮食比全国多出一倍的剧烈减产；二是在粮食已经减产过多的情况下，中央为了确保事关全国稳定大局的京、津、沪、辽等不出事，又对四川调“过头粮”。不过，这些分析都仅只是从社会学、政治学角度进行的，笔者当时没有机会去展开分析另一个问题：四川的人口生态的特殊性。
表9是四川与全国在人口生态方面的参数比较（考虑到可比性，这里的数据与前面中国与印度比较的数据不同）。从中不难看出：
1）四川的死亡率半衰期仅比全国长5.3%，远比中国与印度的差别要小。这就表明，在人口生态上，当时四川与全国的在死亡率下降趋势是基本一致的，都在短短20年左右时间里就完成了死亡率减半。这就很可能使人产生一种“四川粮食出现短缺即便有后患，也不至于过大，至多与全国其它省差不多”的错觉。
死亡率
半衰期 稳定性
全国 19 16.7
四川 20 7.2
四川为全国的(%) 105.3 43.1
表9 四川与全国人口生态比较
2）但如果看死亡率的稳定性，四川与全国的差别就很大了，低了一半还多。这就意味着，一旦出现某种对人口影响很大的因素，四川的人口死亡率发生的波动幅度（剧增或者剧减），就会更加强烈。这正是当年四川出现严重人口问题的一个突出的人口生态原因。
这里有一个人们容易忽略的因素。众所周知，历史上对中国人口生态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就是战争。从建国之前到建国初期，有两场战争对四川人口影响很大：一是抗战。“……四川壮丁实征数为2609748人，居全国壮丁额第一位……则四川的总征兵额远远超出300万之数。……而当时四川总人口不过4000多万。”（http://bbs.tiexue.net/post_4115579_1.html）再就是抗美援朝，四川出兵也是最多的，据介绍，这场战争志愿军共牺牲183108人，四川牺牲21051人，占11.4%（伤的数字肯定要更多一些）。这个数字虽然不大，但需要注意两点：一是两场战争时隔不久，有叠加效应；二是伤亡的都是精壮劳动力，所以对四川人口生态影响就特别大。（附录8）
如果当时能对此有认识，中央就应该认真对待李井泉等地方领导的意见，尽可能分散压力，多从那些人口生态比四川稍微好一些的地区调粮。这样才不至于出现四川三年困难时期遭遇到的惨创，不至于多年后四川一些人对此心存怨恨。这种怨恨，不仅导致了“文革”中当地一些人的泄愤，武斗混乱甚于全国；也导致四川后来会出廖伯康这样的谎言制造者，和东夫这种把建国后“文革”前的四川说到暗无天日的“作家”；还引出了李井泉这位川人怨气久难平息的悲剧式人物，去作为“GCD坏制度”的“形象代表”，隔三差五地拿来说事。可见饿死人问题对四川影响之深远。
当然，人类历史是没有“如果”的，人们无法用60年后才得出的认识去指点先贤，只能从“四川调过头粮”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吸取极其深刻及至惨痛的教训：如果拿一个人口生态十分脆弱的区域去为全局作过度牺牲，其不利影响将会是相当深远的。
3、高度重视“第二类异常”
前已反复说过，《墓碑》中一个突出问题是：用杨继绳那种半瓶子醋的“人口损失学”，无法解释中国建国后既出现过所谓的“人口重大损失”、但又主要表现为“人口失控”这种矛盾现象。本文最后来解释一下这个矛盾（附录7）。
首先来估计人口失控数。用出生率生态模型不仅可以计算异常“少生”人口，同样还可以计算出异常“多生”人口（表10）：1962-1971年间，中国出现了异常多生人口2420万，扣除1959-1961年最高少生1386万人，净多生仍高达1034万人。这对于一个人口增长过快的大国来说，显然是出现了人口趋势重大逆转，计划生育的必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这就不像“《墓碑》估算”的那样，得出的结果会把计划生育政策置于尴尬境地。
年 最高异常出生数(+)（万人）
1962 114
1963 592
1964 352
1965 312
1966 155
1967 120
1968 292
1969 226
1970 220
1971 37
总计多生 2420
表10 按照适度模型计算的“异常多生”人口
年 最低异常少死亡数(-)(万人)
1953 -3
1954 -22
1955 -48
1956 -74
1957 -85
总计 -232
表11 异常“少死”人口
其次，再来观察另一个相当重要的、但又难以为人注意的人口学现象：“少死”。前已说过，死亡率也有“第二类异常”。表11便是1953—1957年中国出现的“异常少死人口”数字，这个数字不大，只有232万，却有重要影响。众所周知，建国初期，为了使中国尽快从长期战乱对经济社会的巨大破坏中摆脱出来，GCD倾尽党政军全力，为广大群众提供了包括饥饿救济、医疗帮助、社会救助等诸多的服务，以稳定政局，这就得以在短短期间里，使中国人口生态有了突飞猛进式的改善，不仅保障了超常的高出生率，还导致了超常的低死亡率。这在当时，无疑有其历史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但这种“举国体制”，却又大大超过了当时中国的国力可以承受的水平，最终是难以持续的。这最后造成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由于人为地提高了一段时间里的人口存活数，使得三年困难时期死亡率出现了一种反弹性的偏高；另一方面，由于“第二类死亡率”是一种缺乏可持续性的“推迟死亡”，使最多高达942万的异常死亡人口中，有232多万“推迟死亡”者，这最终使所谓的“人口损失”数，比人口失控数仍少了330万（表12）。须特别指出的是，《墓碑》中给出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应当达到的10.45‰这个“正常”死亡率，已与1959年的异常死亡率下限10.47‰几乎相等。这就意味着，杨继绳要求中国人口应继续按照那种难以持续的超低异常死亡率去控制；换言之，也就是要求中国在人口发展方面，坚持杨继绳们一直指责的“举国体制”，来一次显示GCD“政绩”的“人口大跃进”。
人数（万人）
“多死” 942
“少生” 1386
总“损失” 2328
“少死” 232
“多生” 2426
总失控 2658
总失控 – 总“损失” 330
表12 人口失控是主要方面
这就比较合理地解释了：为何中国在出现杨继绳们所谓的“重大人口损失”后，仍然会继续“人口失控”。实际上，中国出生率的半衰期长达43年（实际稳定降到1949年的一半即18‰以下，是1993年），这就更是不容置疑地表明，人口失控是当时中国人口生态的基本方面，“损失”尽管有一定的影响，但远不如人们想象得那样大。
2010年11月14日——2011年6月25日
来源：[左岸文化网] http://www.eduww.com
戴按：对于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毛左派根本不承认大量饿死人，右派认为饿死3000多万以上。个人认为，研究这个问题应尽量避免受政治意识形态干扰。我的估计是至少饿死1000万人，跟此文估计数字比较接近。
按：考虑到一般读者阅读方面起见，我们将本研究报告中涉及到的数学模型和具体计算，都放到附录之中。本研究报告共有8篇附录，其中最重要的是附录1，它介绍了笔者为估算三年困难时期异常死亡人数，所建立的“阶段人口生态曲线”模型。因此，建议了解概率论和模糊数学的读者尽可能阅读附录1，为此我们优先将该附录1刊出，可以到宋文彬文史资料研究-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ad2c8a0100tn3g.html
或宋文彬文史资料研究-搜狐空间：、
http://songwenbin2010.blog.sohu.com/
查阅。其余7篇附录，主要是正文中不便于详细展开的计算过程，其重要性不如附录1，所以我们今后陆续在上两个博客中刊出。
引言：不尽其多，不尽其少，唯尽其真
“三年困难时期人口损失”，已成为当今中国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各论点交锋激烈，对抗性强。概而言之，目前有三种流行观点：
“多派”观点。“人口损失数”一案，最初可能是起自《墓碑》一书，该书可以说是这一派观点之集大成。杨继绳在算出“饿死1600万人”的基础上一加再加，从算“饿死”到算“少生”（即“应生未生”），使用的数据也是从国内到用国外，最后一直加码到“三年困难时期中国损失7600万”。此论带有明显政治需要的色彩，刻意将损失人数说到“多多益善”。
“少派”观点。针对“多派”关于“饿死”的概念不清，所用统计数据“自相矛盾”、计算方法可疑等，一些论者又出现了将人口损失数说到尽量少的倾向。例如有人说当时“非正常”死亡的只有300万、100万、20万，个别论者甚至说根本没有饿死人，也不真实，其政治色彩亦不可谓不强。
“真派”观点。最近，孙景泽在《破解国家统计局户籍统计数据矛盾之谜》一文中，针对国家统计局数据按自然增长率计算出的人口增加与按总人口算出的不相符合，提出了因户籍人口“非正常变动”未能及时统计所导致的这一矛盾，初步解释了五、六十年代人口统计中的某些疑惑，这将有利于研究向真实情况逼近。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对人口异常变动求真的“真派”观点的代表作。不过，该文并未对“损失数”作出正面回应，所以其结果尚难差强人意。
由于“多派”目前实际上左右着舆论主流，引来了“少派”怒责，整个社会都被种种偏于极端的声音所遮蔽，加之目前“真派”的人数不多，因此对此问题的研究一直难有突破。有人提出：能否在普查中增加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数的调查项目，或者彻底清理当时户口档案等办法解决之。此设想若能实现，固然可能彻底解决问题，但毕竟事过境迁50年，其间又经历过“文革”人口档案严重损失，此法显然又不大现实。在实际中，更多的人采取的是典型调查，再加以“正常”出生率和死亡率为基础的估算法。此法比较符合人们看问题的习惯，但在目前的舆论氛围中，又极易带上种种主观因素，其结论亦难以置信，其实《墓碑》采取的就是这种做法。因此，“人口损失数”实际上已成了新中国的一桩最重大、也最难解难断的历史公案。
出于研究人员的职业特点，笔者对此坚持“真派”思维，努力立足于现有资料，从目前流行思路中找出问题，改进方法，走了一条与“多派”、“少派”都不同的新的探索路子：深入分析研究现有主要估算方法的问题，紧密结合中国当时的人口生态实际，通过对比研究，建立起“阶段人口生态曲线”模型。据此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三年困难时期，全国“最可能”异常死亡人数，为812万人。
诚然，笔者断不敢言自己的数字就准确，但求其能最接近真实，并愿与那些求真者诚恳磋商，以期在不断深入的讨论中，更加逼近历史的真相。
一、漏洞百出的“人口损失7600万”
《墓碑》中的一个“7600万人口损失”（“饿死3600万人”，“应生未生”4000万人），震惊了中国，轰动了世界。这个结论，是杨继绳在种种计算和比较后，“基本同意”人口学家王维志估算的结果。《墓碑》先后引用了王维志等国内外10余人的研究，尽管这些人估算的具体方法各有不同，但归纳起来，其要点无非有二：一是怎样确定中国人口的“真实”数据，二是如何确定合理的“正常”死亡率、出生率。王维志估算也如出一辙。
1、关于中国人口数据的真实性
1）“少了1486万死亡人口”究竟出自哪里？
据《墓碑》介绍，王维志在“寻真（实数据）”上做了两件事：一是，根据国家统计年鉴（下简称“年鉴”）数字中的“总数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不相符，来了一个“两劣相权取其最劣”：1959年取自然增长的低者，1960、1961两年则取总人口的多减少者。二是，“根据1964年的人口普查资料回推，1961年人口应当是64508万，比原统计减少1486万。”有了以上两点，便把按自然死亡率算出的1959-1961三年的总死亡数，从3608万增加到了5721万。然后，再将1958年死亡“781万人作为1959-1961年三年每年的正常死亡人数”扣除，又经过杨继绳的再加码，最后便得出了3600万这个举世震惊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国饿死人数”（以上引文均在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的《墓碑》p995-p99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次人口普查资料（http://www.stats.gov.cn/tjgb/rkpcgb/qgrkpcgb/t20020404_16768.htm），1964年6月底的全国大陆总人口，为69458.2万人（扣除台港澳人口，下同），而王认为有“造假嫌疑”的年鉴人口数，为69835.5万人（按照年鉴规定算法取前后两年底数的平均数），只多了377.3万人。拿普查数回推到1961年，用总数增长得出的比年鉴数少317.5万人，用自然增长得出则少352.5万人，都找不出那个“1486万”。我们翻来覆去地阅读《墓碑》的相关计算过程后，实在是找不到任何线索，无奈之下，只好把所有12种可能的回推都做了一遍，只有用年底数按自然增长算出结果少1387.7万人稍微接近一点（详见附录2），但这又显然属于偷梁换柱。所以，这事确实需要王、杨两先生出面解释一下，否则，凭空捏造出一个“1486万”，这也是要“上史书”的。
2）所谓“数据调整”
除了王维志外，《墓碑》举凡的10余位论者，几乎都要按照普查数据进行“回推”或者是“重算”。实际上，年鉴的数字已根据普查数据调整过，所以误差都不大（附录2）。例如，被认为是最不准确的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国内人口为58260.38万人，而年鉴人口为58139万人，误差仅0.21%；被认为比较准确的1964年普查，误差为0.54%。就其本意而言，普查本身就是为了弥补通常使用的抽样调查的缺陷，其基本功能之一，就是对年鉴数据进行合理调整，这在统计年鉴中是有说明的。而且应该承认，在政风比较好的60年代中期，除了“户籍非正常迁移误差”问题尚未很好解决外，多数调整是相对可靠的。王维志那种“找碴回推”，显然是画蛇添足。
3）有罪推定
《墓碑》中不厌其烦地提到按总数增长和按自然增长计算的人口数之间的矛盾，并据此推断当时普遍存在着为了多得口粮、隐瞒过多死亡而搞数据造假。丁抒甚至提出了一个所谓“良知猜想”，说他同意金辉的一个判断：“‘统计人员出于职业的良知，有意保留了一组相对真实的历史资料’，而人口增长率就是他们保留的真实数据。”（《墓碑》，p996）。按照此“造假”逻辑，如果说1959-1961年自然增长数低于总增长数属于多报有“好处”，那么1955-1958年少报了人口1180万，又意欲何为？总不会是在那个“人多热气高”的年代干部们想展示自己计划生育的成就吧？这种有罪推定法，使一些研究者可以随意选择甚至重编数据，以至于出现了“两劣取其最劣”的劣行。
4）外国的月亮就一定圆吗？
为迎合某些国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心理，《墓碑》还刻意用了三位外国专家的估算数据，并美誉其中某人如何地无偏见云云。笔者对此不想多加评论，只提及一件往事：1975年1月美国经济联合委员会发表的《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7年4月第一版）报告汇编中，有利奥?奥林斯《中国人口的矛盾能解决吗》一文，刊登了美国商务部和作者分别估算的中国人口数据（《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p135-158），这里摘出1959-1961年部分与《墓碑》数据比较（见表1）。该报告是供美国政府决策参考的，应该说其治学态度更加谨慎。其中关于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数据变动方向，与《墓碑》中做引证的几位完全相反：不仅没有减少，而且是大增。这里是不是另一类的“立场所致”姑且不去论之，但人们至少可以看出，外国的月亮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圆。
单位:万人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字 《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中的估算 《墓碑》中引用外国专家的估算
美国商务部 奥林斯 班久蒂 科尔 卡洛
1959年 67207 66453.5 65110 65430 65400 66335
1960年 66207 67905.8 66280 65070 64510 65343
1961年 65859 68996.2 67410 64480 64626 64994
60年比59年增加 -1000 1452.3 1170 -360 -890 -992
61年比60年增加 -348 1090.4 1130 -590 116 -349
表1 同样是外国人，对同一对象的估计怎么就那么不一样呢？
2、关于“正常”标准
人们可能没有注意到一件事：《墓碑》用外国数据算出的“‘洋’正常死亡率”，都高达16‰以上（见表2），比书中的中国专家的估计高出约4-5个千分点。须知，按照杨氏估算法，在三年时间里，这些千分点足以把“非正常死亡人口”减少约1000万。于是，围绕这个“正常”，出现了若干疑点。
“正常死亡率”（‰) 班尼斯特数 科尔数 卡洛数
55/57年 20.2 20.7 17.5
64/66年 11.7 11.7 14.5
总平均 16.0 16.2 16.0
表2 “‘洋’正常死亡率”，大大高于11‰
1）11‰左右的死亡率“正常”吗？
王维志用1958年死亡数作为三年正常死亡数，其实是把1958年不到12‰的死亡率作为了“正常”。《墓碑》中多数专家的做法其实都与此接近：丁抒的“正常”死亡率是1957年的10.8‰，曹树基则用某些选择出的年份算出“正常”增长率去推算“正常”死亡数，被曹所师从的金辉，与杨继绳一样地用平均法求取“正常”死亡率，只是时间点不同而已。他们的结果，是都得到了一个11‰左右的死亡率作为“正常”。那么，为何几位洋专家的正常死亡率会比《墓碑》作者们高出那么多呢？
为此，笔者对一些亚洲和中东国家的死亡率变化过程进行了统计回归分析（表3），发现：这些国家的死亡率从20‰下降到10‰，通常需要23-32年时间，远远多于中国建国初期的8年时间（1949-1957年）；而从20‰开始，8年以后死亡率平均只能大约降至15.7-17‰，也远远高于中国相应时段降至的10.8‰。如果再注意到它们的8年后平均死亡率为16.3‰，这个数字与《墓碑》中挑选出的几位洋专家的数字很是接近，便不难猜出：见多识广的洋专家们，多半是在做了类似比较后，不敢轻率接受11‰这个“正常”。（附录3）
国家 从20‰降至10‰需要时间(年) 从20‰起8年可以降至的死亡率(‰) 从20‰起10年可以降至的死亡率(‰)
印 度 32.6 16.9 16.2
孟加拉国 20.7 15.3 14.3
印度尼西亚 22.3 15.6 14.6
伊 朗 23.5 15.8 14.9
韩 国 26.2 16.2 15.3
巴基斯坦 27.0 16.3 15.5
菲 律 宾 32.3 16.8 16.1
泰 国 35.8 17.1 16.5
土 耳 其 28.0 16.4 15.6
埃 及 29.0 16.5 15.8
平均 27.7 16.3 15.5
方差 4.8 0.6 0.7
表3 亚洲与中东若干国家死亡率下降的一些情况
须说明一点，当某一国家或地区出现大规模移民等特殊人口变化时，会出现特例，台湾省就是一个典型。在1947-1952年短短6年中，其“粗死亡率”就从18.2‰快速降至9.9‰；但考虑到当时有100多万大陆人口迁入（当时台湾仅有700多万人），且都是素质偏高的人口，无疑对其死亡率下降作出了“特殊贡献”。
2）“正常”死亡率是一个“点”吗？
注意到上面计算的一些亚洲与中东国家的死亡率变化规律时，用了“XX-XX‰之间”这样的表达，这实际上暗示了一点：“正常”死亡率不是一个确定的点，而会有一个范围。丁抒、王维志、曹树基等，都确定地选择了某一个数字作为“正常”死亡率（或者死亡数），杨继绳倒是不同，还计算了平均值（据他自己说是为了“消除偶然性”），那么作为国内一流工科大学清华出身者应该知道：他平均出的“正常”，就不会是一个点，而是一个有波动范围的数字区间。更重要者，如果要提高数据的可靠性（或言“增大估计概率”），还必须把数字范围扩大，比如杨计算出的10.45‰正常死亡率平均值，理论上只有50%的可能性（即0.5的概率，奇怪的是杨说这个数据造假那个数据造假，为何不说这个“超低死亡率”也是“人口政绩造假”？），而如果要提高到使人信服的95%概率，这个“正常”死亡率就要扩大到8.10-13.34‰之间；反过来，这才能使“非正常”死亡率只有5%发生机会而成为“小概率事件”，具有足够显著的“非正常性”。但这样一来，不同的“正常”之间，却出现了超过1000万人之“误差”。顺便说一句，有95%把握的“正常”出生率在29.33-40.87‰之间，这将把“杨氏少生人口”的误差增加到2000万左右。
在反驳《墓碑》的文章中，都对书中使用的“非正常死亡=饿死”说法提出了质疑。该书在969页中提出了这一“公式”：“扣除正常死亡人数，就是饿死的人数。”到后来则随意使用，如在998页就有：“王维志仅粗略估算……三年饿死3378.3万人。”“三年饿死人口为3546.6万人。”“……大饥荒饿死人在3500万到3700万之间。”其实，“非正常死亡”有很多种类，例如工伤、交通事故、战争……都不“正常”，即便在饥荒年代，也会有类似这些“非正常”。更重要者，即便是有饥饿因素，也有一个对某人死亡的影响程度问题，1957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只有57岁（http://www.100md.com/html/paper/1002-9567/2009/16/03.htm），1959-1961年差不甚远，那么，一位70多岁的老人当时去世了，其中“饥饿因素”有多少？“寿命因素”又有多少？就很难界定。百度百科中对“饿死”的定义是：“生物长时间没有进食后造成生命体的生命特征消失，死亡的一种方式和结果。基本原理是因为饥饿的缘故。（http://baike.baidu.com/view/637952.htm”）此概念其实也很模糊的：多长时间叫“长时间”？致死的“基本”原理是饥饿，那么还有没有其它原理？
可见，“非正常”死亡其实是一个不确定性强、内涵很多、因此很模糊的概念。这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使用“正常”与“不正常”这样具有截然不同概念的效果，很容易导致人们认为这二者之间有一个明确的界限，而实际中的“非正常”与“正常”之间是模糊的。据此，在估算非正常死亡时，还要能够正确评估在何种程度上的“非正常”死亡。
3）“正常”是单向的吗？
上面的讨论又带出另一个问题：除了“超高死亡率”外，是否还存在着一种“超低死亡率”？因为，既然把高于正常死亡率上限作为非正常的“过多死亡”，那么，低于正常死亡率下限的也就不会是“正常”的。新中国建国后仅8年时间，就把死亡率从20‰降到了10‰，按照上述亚洲和中东10国的平均值计算，出现这一结果的可能性在1%以下，这种超低死亡率，与超高死亡率一样，同样也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因此也属“非正常”——“第二类不正常”。可见，超高的与超低的非正常死亡率双向并存，是一个重要特点。
换成出生率，便不难理解这种“第二类不正常”。如果把三年困难时期的超低出生率叫做“少生”，那么如果出现了超高出生率，就有点类似（但不等同）于计划生育政策中所说的“超生”。推而广之，与“多死”现象一样，也还有“少死”。而《墓碑》一类文献中，为了强调“损失”，其实在有意回避“正常”的这种双向特征。
4）“正常”是“直线”吗？
杨继绳在《墓碑》中有一段可算是高度概括其“算法原理”的话：“在1949年以后的和平年代，如果没有特别情况，出生率逐渐提高，死亡率逐年下降。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1972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在这期间，死亡率确实是一条略微向下倾斜的直线，出生率是一条略微向上倾斜的直线。”（《墓碑》，p968）按照杨继绳说的两条“直线”计算的结果是：到了1971年，中国“正常”的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将分别应该达到40.47‰、7.05‰和33.42‰，比实际数字竟然可以分别高出9.82、-0.27和10.09个千分点。注意：当时10个千分点可就代表着七、八百万人口！
可能是发现了其中漏洞，杨继绳在2010年第78期“燕山大讲堂”关于“饿死人”专题的演讲中，悄悄做了一个改动：“……1957年—1964年人口趋势是连续的，死亡率是一条略微向下的倾斜的曲线，出生率是略微向上的曲线。”（http://view.news.qq.com/a/20100827/000049.htm，黑体是笔者加的）把《墓碑》中的“直线”改成了“曲线”。数学不咋的但擅长文字游戏的杨先生，大概知道“直线”是“曲线”的特殊形式，所以要“‘曲线’救己”：既不让人感到前后不一，又可以防止“杨直线”造成的上述尴尬。不过，他的“曲线”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能否堵住他的漏洞？我们就只能拭目以待了。
这就对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又一个要求：必须能够正确描述死亡率或者是出生率的变化趋势。
3、关于如何验证
杨继绳在对蒋正华的研究结果进行了一番“验算”后说到：“按数学常识，一种方法计算是否正确，可以用另一种方法来验算。但不知道为什么验算的结果有如此大的出入？”（《墓碑》，p991）此唐突不逊之言，多半要让蒋正华心中暗笑：蒋明明说他的计算与一些学者“正常死亡扣除法”不同，而杨却还硬要用自己规定的方法，甚至自己规定的“正常”年份，去“验证”蒋的数据，算的结果与蒋不同，就说蒋经不起验证，这无异于强加于人。不过，杨提出估算方法需要验证这一点，还是可取的，只不过不能是“我加于人”，而是要“人加于我”，而且不能用单一方法验算，还需要多种方法验证（附录6）。这里，我们用与杨氏算法无关的外部计算对他的方法进行验证：按照《墓碑》中各省数据计算的“非正常死亡”和“少生”，用四川、山东二省之间三年困难时期基本数据关系，去推算山东省的总死亡或总出生数，最后观察推算数与实际数的误差。结果是：总死亡数的误差为67.5%，少生误差为114.1%，明显偏高。杨继绳可能要说各省数据都有造假可能（《墓碑》中却说地方数据要真实一些），所以误差依然很大。但是后面我们会看到，如果方法得当，误差却小得多。
二、“《墓碑》估算法”的根本问题，在于其“研究”远远偏离了建国初期的人口生态特征
综上所述，除了在原始数据上做某些随意“修改”外，《墓碑》中那些“人口学家”们的共同问题，是把本来不确定的“正常”，当作了确定的“正常”；把本来是有高有低的“正常”，当作了死亡越低越“正常”、出生率越高越“正常”；把本来是非线性变化的“正常”，当作了线性的“正常”。当然，“专家”们可能要说这是在短期内的近似估算，但问题在于，如果竟然会“近似”地出现了1000-2000万“饿死人口”误差，对这种极其敏感的数字来说，就实在是离谱了。
那么，“《墓碑》估算法”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1、违反人口生态的阶段特征
按照比较公认的人口学理论：
农业社会的人口呈现出如下特征：即婴儿存活率低，阶段性的饥荒和低营养，对流行病的抵抗力差，高出生率，高死亡率，死亡率呈现大幅度波动状态，出生率也相应变化，平均寿命低。
即是说，建国初期中国人口，应该有着农业发展阶段死亡率与出生率大起大落波动的明显特征。以杨继绳的年纪和农村生活经历，应该了解建国前中国农村人口生态之恶劣和脆弱：农业生产力极度低下，基本没有稍微现代化一点的大型农田水利设施，化肥、农业、良种培育等技术使用几乎为零，但凡遇到一点点灾害、战祸，死亡率就会急剧提高。解放初期开始改变，但当时的中国毕竟还未脱离农业社会，人口生态脆弱的基本状态短期内难以大变。
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中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由于建国后不久就开始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而后者的人口生态基本特征是：
（自进入工业革命时期后）死亡率就开始持续下降，这种下降趋势一直延续到19世纪……
这就使新中国初期进入了一个人口生态的“转变模式”：
……新中国成立后，死亡率剧降……属于早期扩张阶段。……
……中国的特点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生育控制因素作用更强；另外，内部差异大，多种人口转变阶段同时并存。（以上三处引文均出自《人文地理学》第四章，http://wenku.baidu.com/view/219a61c76137ee06eff91893.html，黑体字是笔者加的）
综合上述两点，中国建国初期的人口生态基本特征，是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两个阶段特征的并存：既有着工业社会早期的死亡率快速下降、出生率相应变化的过程，又呈现出农业社会的大起大落，很不稳定的现象。杨继绳为写《墓碑》阅读了汗牛充栋的书籍与资料，就应该了解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这个阶段人口生态的脆弱与血腥：即便在那些“正常”国家，也无法避免殖民主义战争的恶行，甚至制造出了人类社会的顶级灾难——世界大战。“《墓碑》估算法”，完全漠视、或者说完全不懂得这一基本特征，没有从建国初期中国人口生态剧烈动荡的“转变模式”中，去研究“正常”、“非正常”这些概念的时代特征，及多重的、复杂多变的“模糊”内涵，以简单代替复杂，以清晰代替模糊，去处理一个极其复杂的重大历史课题，所以才会错漏百出，经不起检验。
2、影响人口变动的是单因素还是多因素？
《墓碑》有一个实例，可以说是作者对当时中国人口生态缺乏常识的一个样板：为了说明GCD的“坏制度”是导致饥荒的唯一因素，完全否定灾害的影响。无须否认，“大跃进”的决策失误，确实对那场饥荒起了主要作用，这与当时的制度也确实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该书第十四章《罪不在天灾，也不在苏联》中，列举了大量数据，说明三年困难时期是一个自然灾害“正常年份”，还刻意挑选出其中灾害最轻的1959年作为比较参考系：“1956年、1957年、1962年、1963年、1977年、1978年、1979年、1980年、1981年、1982年、1983年的成灾面积都超过了1959年，都没有出现大饥荒。”（《墓碑》，p646）就显得颟顸无知。
这种比较首先本身就很不严谨。实际上，如果分时间段（而不是仅仅比一年）进行统计比较，1959-1961这三年的成灾面积大于其它四个年段（1956-1957，1962-1963，1977-1979，1980-1983）的概率，低者近60%，高者过80%。至关重要者，作者回避了一个农民出身者的基本常识：粮食生产条件的巨大变化。与灾害“尾巴年”1962年相比，到改革开放开始前的1978年，中国耕地面积只增加了7%，而化肥、农机、机耕、灌溉等条件，都是以最低47%，最高1100%多的倍率增长，“保产”的强度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使得1978年的粮食单产比1962年增加了92%，到1983年更是增加了158%。自然灾害所能起的影响，固然就会小而又小了。按照杨继绳的逻辑，“文革”应属“GCD坏制度”的登峰造极，就更应该是“饿殍遍野、尸骨如山”，但人口为何不仅未“多死”，按“杨氏法”反而会算出“少死”了3200万人？为何未见“少生”，反而猛烈多生1.5亿人？
所以，除了灾害明显低于三年困难时期的1956、1957两年而无须比较外，杨继绳提到的其余相比年份都不具有可比性（附录4）。《墓碑》作者在搜集“灾害资料”时，不惜篇幅用大量图表、数字进行佐证，并刻意表现出自己和被访者如何客观，可惜，他把自己快要打扮成气象学家的同时，忘记了自己是在研究人口而非气象。
众所周知，影响人口变化的因素是大量的，复杂的：种群、自然环境、经济、社会、文化、政治……都会或多或少、此时彼时地影响着人口生态变化；仅就粮食这一基本影响因素而言，它本身又包含了诸多的增产与减产因素。因此，非一个简单的“制度”即可以解释一切。因此，对人口异常变动的估算，就决不能脱离这样一个“大量性因素影响”的人口学基本特征。《墓碑》中有一个颇能糊弄人的说法：“（王维志）知道各地报上来的数字是多么不准确，如果用精确的数学工具来处理这些数据，显得滑稽。”（《墓碑》，p998）这里姑且不去说杨继绳时不时把估算数字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二位叫不叫“滑稽”，这句话本身就有点缺乏统计专家的常识：“不准确”的存在，恰恰就说明影响人口的因素既多又复杂，恰恰说明需要使用概率统计学、模糊学这些专门解决这种“不确定性”问题的工具。否则，因为“不精确”，就可以像王维志那样“两劣相权取其最劣”，或者像杨继绳那样“精确”地计算出一个“超低（高）”的“正常死亡（出生）率”，甚至像丁抒那样干脆就用自己猜想的“良知”去决定出一个“正常”……结果都把小概率的结论当成了大概率的，这又叫不叫做“滑稽”呢？
3、被刻意回避的人口失控
记者出身的杨继绳极其渴望能制造轰动效应，他在妙笔生花地描绘出各地饥荒时期的“惨景”后，多半是感到缺乏“定量分析”，于是依仗自己有工科毕业的背景，贸然算起了“饿死人帐”，可惜的是，此公被“高级（记者）话语权”腐蚀到病疴沉重，为追求语惊四座而过于胆大心粗，在“饿死3600万”震惊世界的同时，给自己招来了一个大麻烦：如果按照前面他讲到的那条“杨直线”计算，中国到1971年的“正常”人口的总量应该超过94000多万，比实际超出近1亿人！
如此一来，我们自然也就应该重新回到“批马寅初”的路子上去了，因为按照马老的观点，50年代中国超过的20‰人口增长率就已然过高，应该加以限制（见《新人口论——马寅初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8452516/）。
人们不难注意到，厚达1200多页的《墓碑》，绝口不谈马寅初老人1957年就急切关注的中国建国初期的人口失控问题。书中所引用的一百五、六十篇专著、回忆录类文章中，也找不出一篇与马寅初有关的文章。这绝非苦心“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杨继绳忘记了这一点，而是因为这位缺乏根底的“学者”把握不了中国人口中的一个矛盾和难题：如何解释人口“重大损失”与“严重失控”之间的矛盾？其实，杨继绳在“研究”中稍微多过一下脑子，就应该反问一下自己：被他大胆地提前10余年“实现”的11-12‰这样一个“超低死亡率”，为什么连洋专家们都不敢用？用个人电脑普遍使用的办公软件office中的EXCEL软件就可以观察到的中国死亡率和出生率，到底是什么样的“直线”？用“杨直线”可能算出什么样的荒唐结论？……若此，他老人家也就不至于会制造出上述远负母校培养、近辱个人智商的怪异数据来。
三、新方法：“阶段人口生态曲线”模型
1、“阶段人口生态曲线”模型简介
1）模型基本特点
尽管《墓碑》在人口统计上很拙劣，但它所提供的教训却不能不认真吸取，以防止犯类似错误。根据上面的种种分析，笔者建立起了一种的新的估算模型——“阶段人口（死亡率、出生率）生态曲线”。现以死亡率为例对其特点略加说明（有兴趣者可详见附录1）：
——对于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的中国，客观上存在着一条逐渐下降的指数型人口曲线——阶段人口死亡率曲线，也可以说是“平均死亡率曲线”，描述着不同时点上不同的平均死亡率。例如，1958年平均死亡率是12.94‰，1960年降至12.03‰，1962年更进一步降至11.17‰。由于指数曲线比之线性模型更符合寿命变化的特征，这就不仅解决了正常死亡率的非线性变化问题，而且还引入了人口生态学规律。所以要以“生态”冠名。
——须用概率理论中的数理统计方法（回归法），以实际数据为基础求得这条指数曲线。熟悉概率统计学的人都知道，统计方法适合于处理人口在大量性因素影响下具有不确定性特点的问题，这就使“大量影响因素”和“不确定性”的人口生态特征得到了体现。
——在靠近平均曲线的上下范围内，有一个“正常死亡率区间”。例如，1960年正常死亡率下限是11.65‰，上限是12.41‰，在这个范围内，都属于正常。这就解决了“正常”有波动范围而不是一个点的问题。
——在远离平均死亡率曲线处，有一个“异常死亡率界线”。须注意：根据前述人口生态描述，异常死亡率也应有高、低两个。例如1960年的“超高”的异常死亡率的下限是14.33‰，“超低”的上限则是10.9‰。这就解决了前述“双向”问题。后面会看到，双向特征可以解释清楚中国人口的“损失”与“失控”的矛盾。
——于是，在正常死亡率和异常死亡率之间，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模糊死亡率区间”。这可以说是本模型最突出的特点。还是以1960年为例：在正常死亡率12.41‰到异常死亡率14.33‰之间，及11.65‰到10.9‰之间，分别有高低两个“既非正常、又非异常”的区间。这在模糊学上叫“二属区间”，也就是正常因素与异常因素同时起作用的区间，不过1960年是饥荒年，所以不会出现死亡率的“低异常”，而只有“高异常”。一个70多岁的老人在1960年吃不饱饭后去世，其死亡原因，显然既非全是寿命这一“正常因素”（因为他很可能本来更高寿却因为饥饿而提前去世），亦非全是饥饿这种“异常因素”（因为他已超过了当时的预期寿命很多）。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死亡率越是靠近12.41‰时，正常因素影响就越强；而越是靠近14.33‰时，异常因素影响则越强。对此，下面我们将用模糊数学去分出三种“异常死亡人口”，以体现复杂因素影响下异常死亡率具有二重属性。顺便说到：由此也可以看出我们为什么不再使用“非正常”这样非此即彼的概念。
出生率的曲线特征类似，有能力的读者不难类推。
2、三种异常（死亡率）
在正常与异常二种因素同时起作用情况下，用模糊论的方法，可以将异常死亡分成三种：
1）“最低（异常死亡）数”。此即实际死亡率高于异常死亡率时所多出的那一部分死亡人口。例如，1960年异常死亡率为14.33‰，而实际死亡率为25.43‰，那么，用二者差额11.1‰算出的那部分死亡人口741万人（表4），就属于这一类。显然，这是没有模糊性的“绝对异常”死亡人口，所以真实异常死亡人口一般不会低于这个数字。
2）“最可能（异常死亡）数”。即模糊死亡率区间中靠近异常死亡率方向很近的区间的那一部分死亡人口。对这一部分可以用统计法估算之，并将之加到“最低异常死亡数”中，以提高异常死亡人数的可信程度。比如说，1960年的“理论模糊死亡人口”共有128万，用“概率-模糊学”分析，其中有15.87%、即20万左右，属于异常因素影响远远大于正常因素的死亡，因此需要把异常死亡增加20万，这就出现了“最可能异常死亡人口”761万人。比起最低数，这一部分不属于“绝对异常”；但是如果不加上这一部分，异常死亡数估计就可能会偏低。
3）“最高（异常死亡）数”。即在模糊死亡人口区间里，异常因素影响超过正常因素的那一部分死亡人口。在1960年128万既有正常性、又有异常性的模糊死亡人口中，由于无法确定二者中哪一种处于“更优越”的地位，便不妨认为各占了一半（64万人）；反之，如果按超过一半计算其中有“异常属性”的人口，就可能会被看成是异常因素多于正常因素了，这显然没有确凿理由。于是1960年最高异常死亡人口为805万人。当年一名65岁左右、有饥饿经历的死亡者，大体就可能被算进这一部分人口中。
有兴趣的读者不难类推，出生人口也有这三种“异常”。
3、“正常”、“异常”与“模糊”
至此，我们可以再概括一下关于“正常”、“异常”一类的定义：所谓“正常死亡率（出生率）”，是指那种在一定人口生态阶段中，可以持续下去的死亡率（出生率）；而所谓的“异常死亡率（出生率）”，是违背了某一个阶段人口生态基本规律、从而无法持续下去的、过高或过低的死亡率（出生率）；而所谓的“模糊死亡率（出生率）”，则是既有某种可持续性、又有着某种不可持续性的死亡率（出生率），这种死亡率中有着偏正常的部分，又有着偏异常的部分。
有了这样内涵比较确切、合理的定义，就可以使我们的分析与研究更加深入。
4、两个重要的人口生态参数
本模型还有一个突出的人口生态学特点，就是提供了两个重要的人口生态参数（附录1）：
1）“半衰期”。即人口参数（死亡率、出生率）下降一半所需要的时间。它反映人口生态的改善速度：半衰期越长，人口生态改善速度越慢。
2）“稳定性”。即人口参数（死亡率、出生率）波动幅度的强弱，本指标越高稳定性越强。这对于深入分析处于转变模式中的国家（尤其是在我国建国初期）人口参数波动，特别有意义。
一般而言，半衰期与稳定性之间往往是矛盾的：半衰其短（死亡率降速高）时，稳定性往往有所下降；稳定性高者，半衰期一般又比较长。这对于综合评价一个人口系统的生态特征是很有意义，我们放到最后一节中再详述。
四、三年困难时期中国“最可能”的异常死亡人数，为812万人
1、异常死亡人数
用上述人口生态曲线模型估算，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异常死亡人数（见表4）：最低不少于769万人，最高不多于942万人，最可能数字是812万人。根据前述分析可以认为，使用812万人这个数字比较可靠。
考虑当时中国的基本情况，导致人口异常减少的主要人口生态因素，是粮食短缺引起的饥饿；但是，这不等于说这812万人都是饿死的，尤其是在769万最低异常死亡人口之外那一部分。因为前面我们已经阐明过：导致死亡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只能说饥饿是当时导致异常死亡的主要原因。
年 实际死亡率(‰) 平均死亡率曲线(‰) 模糊死亡率下限(‰) 异常死亡率下限(‰) 杨氏“正常死亡率”(‰) 最低异常死亡人数(+)(万人） 最可能异常死亡数(+)(万人） 最高异常死亡数(+)(万人）
1959 14.59 12.48 12.87 14.86 10.47 -18 3 48
1960 25.43 12.03 12.41 14.33 10.47 741 761 805
1961 14.24 11.59 11.96 13.81 10.47 28 48 89
平均 14.33 总计 769 812 942
表4 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人口异常死亡情况
表4还将1959-1961年的平均死亡率、模糊死亡率、异常死亡率及杨继绳的“正常”死亡率都列出，读者不妨将之都与实际死亡率比较。对比表3可见，本文所估算的三年困难时期异常死亡率最低为13.81‰，最高为14.82‰，平均为14.33‰，仍低于那些亚洲、中东国家11年后（按照从1949到1960年为11年比较）死亡率达到的平均值15.5‰。
2、异常少生人数
用人口生态模型估算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异常少生人数”（详见表5），估计不低于709万人，不高于1386万人，最可能人数约为922万人。
年 实际出生率 平均出生率曲线(‰) 模糊出生率下限(‰) 异常出生率下限(‰) 杨氏“正常出生率”(‰) 最低异常少生人数(-) 最可能异常少生数（-） 最高异常少生数（-）
1959 24.78 32.52 33.83 40.51 35.1 -88 -142 -260
1960 20.86 31.96 33.25 39.82 35.1 -320 -373 -489
1961 18.02 31.41 32.68 39.14 35.1 -475 -527 -640
总计 -709 -922 -1386
表5 三年困难时期异常少生人口数
必须再次提到的是，杨继绳说1971年实行计划生育之前中国的出生率是“一条略微向上倾斜的直线”，是违背实际情况的。建国后出现过两次出生率正常下降：第一次是1954-1957年从约38‰下降到约34‰，第二次是1964-1971年从约39‰下降到约31‰。其实，计划生育并不是马寅初的首倡，目前查得到的最早提出这一看法的，是时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的邓颖超在1954年4月给邓小平的一封信。有意思的是，信中讲到：除了“目前我国人口出生数相当高”所以“（节育）不致有何不良影响”外，主要是考虑到下面反映的“已婚女同志生孩子太多的困难”，可见，工业化初期人口自我抑制态势，很早就已在中国显现。如果杨继绳不知道这个基本情况，倒还可以说他是“无知者无畏”；而如若他知道，那才真有造假之嫌了，因为他的“正常”出生率就是用他那条“杨直线”造出来的。
这两次人口自我抑制，致使出生率比死亡率有更大幅度的波动。这本身也就意味着：当时的异常少生，虽然主要是源自饥饿（922万人），但也有相当数量（约464万）还受到了其它因素的影响，例如生育上的自我抑制因素等。
表中也列出了1959-1961年的平均出生率、模糊出生率和异常出生率，及杨继绳的“正常”死亡率，供读者比较分析。
五、与“多派”和“少派”估算的比较
一开始就说过：本文的估算肯定不会精准，但由于种种历史与现实的条件，要完全弄确切人口损失数字的可能性，业已不存在。所以，可取的做法，是比较各种不同方法估算的结果，以观察哪一种更接近真实。
1、与“多派”的比较
本文提出的最可能异常死亡812万人，比“多派”的3600万损失少了约77%。这个“误差”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1）“政治误差”。《墓碑》中刻意挑选出的有名有姓的中外专家学者11人（包括杨继绳自己，也包括“异见者”陈一咨等），他们估计“饿死人数”的平均值为2967万人，方差为912万人。以此计算，概率大于95%的“饿死人数”应该为不低于1142万人，而超过3600万人概率仅有25%。（附录5）杨某选择出一个可能性如此小的结论，显然不是什么方法造成的误差，而只能解释为出于某种需要而产生的“政治误差”了，而这个“误差”居然可以高达77%。
2）人口学误差。前已用亚洲和中东10个国家的样本分析过《墓碑》在人口生态上的毛病，须特别提到的是，“被（杨继绳们）正常”的11‰左右的这样一个死亡率，美国是快到1950年才达到的，当时其人均GDP已高达9000多美元，如果按照这个被杨继绳们推崇为“最正常”的国家的标准，当时人均GDP不足100美元的中国，要么属于“超正常”，要么就是死亡率不“正常”地低。这就意味着误差又被增大了若干个千分点。
3）算法误差。前面已多次讲到，杨继绳等人将一个本来误差很大的数字，进行了“小概率、高清晰、无误差”估计，这进一步增大了误差。
显然，如果对“非正常死亡”扣除77%的“政治误差”，再扣除人口学误差和算法误差，杨继绳3600万“非正常”就要下降到1000万以下。据此不难判断：本文的估计，肯定会比“多派”的数字更接近真实一些。我们使用前面讲到的方法进行了验证（表6），误差确实都远远低于《墓碑》（附录6）。
山东三年总死亡数（万人）验证 推出结果 实际 误差(%)
本文最可能数 229 319 -28
本文最高数 264 319 -17
墓碑数 534 319 67.5
山东三年总出生数（万人）验证 推出结果 实际 误差(%)
本文最可能数 157 328 -51.9
本文最高数 198 328 -39.7
墓碑数 702 328 114.1
表6 用四川与山东1959-1961年实例验证结果
“多派”对本估算一个最可能的批判，可能来自持“金辉-曹树基估算法”思维的人士。对此，在附录1的末尾将会给出一个说法。
2、与“少派”的比较
“少派”在反驳“多派”时，反复强调需要确义“饿死”概念。前已指出，在这一问题上杨继绳等人的论点确实站不住脚，但如果过分地纠缠于这个概念的“清晰度”，不仅自己同样犯了“多派”要“变模糊为清晰”的错误，而且多少会让对手认为有回避问题之嫌。这就不是“少派”本来应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也失去了争论的意义。还须看到的是，缺少数量分析是目前“少派”的一个重要缺憾。所以，笔者还是期望“少派”能够认真面对这桩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的“新中国第一大历史公案”。
与“少派”的具体比较数字接下来还要讲到，这里先说两个旁证。一是，时任四川省温江地委书记的宋文彬在其“文革检查”中讲到：1957-1962年，该地区人口减少8-9%（实际数约50万）。尽管这个数字与实际可能会有一定出入，但考虑到宋亲历过四川大饥荒中调“过头粮”之事，90年代又曾为反驳东夫等人肆意夸大川西“大跃进”和饥荒情况写过正视听的文章，所以他的数字还是有参考价值的，从中可以看出当时问题的严重性。二是，笔者先后找过四川的蒲江、彭县、仁寿、乐至、雅安、资阳、遂宁等地的农友，所了解到的情况是：当年“过粮食关”、“吃食堂”（四川农民对1959-1961年饥荒的别称）的情况，虽然不如《墓碑》说得那样“阴风惨惨日月无光”，但因饥饿而早逝的情况却比较普遍，从幼儿到青壮年，几乎各年龄段都有不同程度的早逝现象。所以，笔者希望那些出发点善良但思想方法不当的朋友，万勿轻言“根本没有饿死人”这种脱离当时实际的话。
3、两派都自相矛盾说明了什么？
前已说过，按照“多派”的观点，中国的死亡率1958年即降至约11‰，而这是类似国家需要20-30年才能完成的转变，这就等于是默认了：中国的人口生态，在建国后短短10年内就完成了一个举世瞩目的飞跃式进步。——而这与“多派”们常要指责的GCD执政下的中国长期“落后”甚至“倒退”，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而按照“少派”的观点，如果中国当时“非正常死亡”不超过300万，那么，根据国家统计局数字推算（与“少派”观点接近的孙景泽是肯定了这些数字的），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的“正常”死亡率仍高达21‰，这就意味着建国后的中国的人口生态甚至退到了1949年以前。——而这与“少派”认为新中国实现了巨大社会进步，显然也是自相矛盾的。
以旁观者眼光看，观点迥异的“多派”与“少派”各自都出现了论点上的自相矛盾，说明他们都多少采取了实用主义态度，来对待中国的人口异常变动问题。因此才会过度地用立场说话，缺乏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及至顾此失彼。那么反过来顺理成章的是，接近真实的数字，也就很可能介于这两派之间。
至于对人口的“损失”与“失控”矛盾的问题，我们放到下一节中去解决。
4、期待“真派”拿出更接近真实的结果
本文提出的估算法，是在分析研究“《墓碑》估算法”漏洞基础上的改进，与现有方法比较可能与真实比较接近一些，但尚不敢言能最后解决问题。比如说，我们迄今为止的研究中就至少还有两个疑点：
第一个疑点：四川的损失数占全国的比重问题。用本方法估算，四川三年困难时期“最可能”异常死亡人口约占全国的50%。尽管从了解到的情况看，四川异常死亡率占全国比重确实很大，与其人口所占11%左右的比例，还是显得反差大了一点。当然，由于我们使用的是“概率-模糊法”，比例本身有某种不确定性；如果再考虑“异常迁入/出”因素，比重会有所下降（附录8），但问题并未完全解决。
第二个疑点：验证误差问题。表6显示出的本方法误差，低者近20%，高者超过了50%，尚属偏大。尽管这其中有数据来源不同导致的出入、计算口径等因素的影响，但毕竟存疑，也须进一步研究。
所以，本估算方法尚未能完全消除估算中的不确定性。我们很赞同“真派”从当时中国人口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问题（例如注意到中国人口城乡之间大迁徙导致的“户籍非正常变化”）。所以，如果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促使更接近真实的“真派数据”出现，这也算是笔者期待的收获。而最接近真实的数字，很有可能是多种“真派”方法综合估算的结果。
六、深刻的历史教训
尽管812万的异常死亡不及《墓碑》说的四分之一，但看了仍然感到格外沉重，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带血的历史教训。为此笔者深感，对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异常变动一事，还须做更深入的探讨。
1、面对脆弱的人口生态，须避免重大决策失误
我们将中国与印度做了类似时期（大致在死亡率从17‰下降到7‰这个阶段）人口生态参数的比较（见表7）。须说明的是，中、印两国在人种、自然环境、发展水平等方面有很大差别，人口生态可比性不强；另外，由于原始数据的缺乏，两国的死亡率生态曲线可比性也不强，印度的人口生态参数有被高估的可能。但做一个粗略比较还是有一定参考意义的。
半衰期（年） 稳定性
中国 30 20.5
印度 45.8 57
中国比印度(%) -34.5 -64.0
表7 中国与印度人口生态比较
1）在类似阶段，中国半衰期比印度短了34%。即是说，中国只用30年时间就可以完成该阶段的死亡率的减半，而印度则须用45年。说明在人口生态改善的速度方面中国明显优于印度。
2）但中国人口生态的稳定性，却比印度低了64%。换言之，印度在这方面又明显好于中国。
一些人喜欢把做印度叫做“正常国家”，从上述数据看似有些许道理：印度或许未出现过中国那种突然的异常死亡，人口增长相对稳定；不过，印度的这个“正常”亦不无值得商榷之处：其死亡率长期难以下降，说明该国异常死亡累计数不会很低。而印度“无为而治”的人口自发调节，导致其异常多生越来越多，不仅造成了经济发展负担，还可能成为世界资源的一个潜在威胁。
可见，建国初期的中国人口生态，是一个改善速度快但稳定性差的矛盾状态。如果人们仅仅从比较习惯的方面去观察（死亡率下降速度一般比稳定性更直观一点），中国当时的人口状态是相当令人乐观的，这就至少在表面上为当时的决策者提供了一个可能误判中国人口态势的依据。而当时的人们却无法观察到：这又是一个那么不可靠的依据，因为当时中国的人口生态的稳定性方面，甚至比印度这样的贫穷大国还要差。这或许是当时决策者们对后来的三年困难时期的灾难性后果思想准备不足的一个潜在原因。
所以，三年困难时期在人口问题上的一个极其沉重的教训是：面对于一个人口生态脆弱的系统，必须防止重大决策失误，否则就可能出现灾难性后果。作为刚刚开始工业化进程的新中国，与绝大多数处于同类时期的国家一样，在剧烈的人口“转变模式”中难以避免所谓的“工业血腥”；而真正需要防止的，则是重复犯这类错误，而不能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打了一次又一次的血腥殖民主义战争不算，还要打两次具有毁灭性的世界大战，那才真正是历史之大不幸。所幸者，这种“血腥错误”自1962年以后中国再未犯过，即便在“文革”那样“最大失误”中，亦未轻易改变农业生产方式，并在良种、水利设施、化肥等等方面，不断提高粮食生产外部条件，为后来的人口生态不断改善奠定了基础。
2、“四川饿死人最多”的严重教训：“牺牲局部”要适可而止
三年困难时期，四川的异常死亡人数占全国的49%（见表8），比其人口比例高出三倍多。这一特殊情况，使《墓碑》从大书特书一直到罄竹难书，制造出了“文革”后继承造反派遗志第二次“搞臭”一个40年前的“走资派”李井泉的政治奇观。
四川 最低异常死亡人数(+) 最可能异常死亡数(+) 最高异
常死亡数(+) 最低异常出生人数(+) 最可能异常少生数 最高异常少生数
1959 173 180 196 -27 -36 -55
1960 187 194 209 -59 -68 -86
1961 24 30 44 -56 -64 -82
总计 384 404 449 -142 -168 -223
全国 769 812 942 -709 -922 -1386
四川占全国(%) 49.9 49.8 47.7 20.0 18.2 16.1
表8 四川三年困难时期人口损失及占全国比重
除了数据分析比较离谱外，《墓碑》中关于三年困难时期“四川饿死人最多”这个说法，本身应该说无大疑问。笔者在有关文章（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ad2c8a0100lc7e.html）中，分析过四川在三年困难时期死亡人口过多的两个最直接的原因：一是1959年在“一线”负责的中央领导与四川领导一起确定在四川搞“1000万亩‘万斤田’”的决策失误，导致了当年四川粮食比全国多出一倍的剧烈减产；二是在粮食已经减产过多的情况下，中央为了确保事关全国稳定大局的京、津、沪、辽等不出事，又对四川调“过头粮”。不过，这些分析都仅只是从社会学、政治学角度进行的，笔者当时没有机会去展开分析另一个问题：四川的人口生态的特殊性。
表9是四川与全国在人口生态方面的参数比较（考虑到可比性，这里的数据与前面中国与印度比较的数据不同）。从中不难看出：
1）四川的死亡率半衰期仅比全国长5.3%，远比中国与印度的差别要小。这就表明，在人口生态上，当时四川与全国的在死亡率下降趋势是基本一致的，都在短短20年左右时间里就完成了死亡率减半。这就很可能使人产生一种“四川粮食出现短缺即便有后患，也不至于过大，至多与全国其它省差不多”的错觉。
死亡率
半衰期 稳定性
全国 19 16.7
四川 20 7.2
四川为全国的(%) 105.3 43.1
表9 四川与全国人口生态比较
2）但如果看死亡率的稳定性，四川与全国的差别就很大了，低了一半还多。这就意味着，一旦出现某种对人口影响很大的因素，四川的人口死亡率发生的波动幅度（剧增或者剧减），就会更加强烈。这正是当年四川出现严重人口问题的一个突出的人口生态原因。
这里有一个人们容易忽略的因素。众所周知，历史上对中国人口生态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就是战争。从建国之前到建国初期，有两场战争对四川人口影响很大：一是抗战。“……四川壮丁实征数为2609748人，居全国壮丁额第一位……则四川的总征兵额远远超出300万之数。……而当时四川总人口不过4000多万。”（http://bbs.tiexue.net/post_4115579_1.html）再就是抗美援朝，四川出兵也是最多的，据介绍，这场战争志愿军共牺牲183108人，四川牺牲21051人，占11.4%（伤的数字肯定要更多一些）。这个数字虽然不大，但需要注意两点：一是两场战争时隔不久，有叠加效应；二是伤亡的都是精壮劳动力，所以对四川人口生态影响就特别大。（附录8）
如果当时能对此有认识，中央就应该认真对待李井泉等地方领导的意见，尽可能分散压力，多从那些人口生态比四川稍微好一些的地区调粮。这样才不至于出现四川三年困难时期遭遇到的惨创，不至于多年后四川一些人对此心存怨恨。这种怨恨，不仅导致了“文革”中当地一些人的泄愤，武斗混乱甚于全国；也导致四川后来会出廖伯康这样的谎言制造者，和东夫这种把建国后“文革”前的四川说到暗无天日的“作家”；还引出了李井泉这位川人怨气久难平息的悲剧式人物，去作为“GCD坏制度”的“形象代表”，隔三差五地拿来说事。可见饿死人问题对四川影响之深远。
当然，人类历史是没有“如果”的，人们无法用60年后才得出的认识去指点先贤，只能从“四川调过头粮”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吸取极其深刻及至惨痛的教训：如果拿一个人口生态十分脆弱的区域去为全局作过度牺牲，其不利影响将会是相当深远的。
3、高度重视“第二类异常”
前已反复说过，《墓碑》中一个突出问题是：用杨继绳那种半瓶子醋的“人口损失学”，无法解释中国建国后既出现过所谓的“人口重大损失”、但又主要表现为“人口失控”这种矛盾现象。本文最后来解释一下这个矛盾（附录7）。
首先来估计人口失控数。用出生率生态模型不仅可以计算异常“少生”人口，同样还可以计算出异常“多生”人口（表10）：1962-1971年间，中国出现了异常多生人口2420万，扣除1959-1961年最高少生1386万人，净多生仍高达1034万人。这对于一个人口增长过快的大国来说，显然是出现了人口趋势重大逆转，计划生育的必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这就不像“《墓碑》估算”的那样，得出的结果会把计划生育政策置于尴尬境地。
年 最高异常出生数(+)（万人）
1962 114
1963 592
1964 352
1965 312
1966 155
1967 120
1968 292
1969 226
1970 220
1971 37
总计多生 2420
表10 按照适度模型计算的“异常多生”人口
年 最低异常少死亡数(-)(万人)
1953 -3
1954 -22
1955 -48
1956 -74
1957 -85
总计 -232
表11 异常“少死”人口
其次，再来观察另一个相当重要的、但又难以为人注意的人口学现象：“少死”。前已说过，死亡率也有“第二类异常”。表11便是1953—1957年中国出现的“异常少死人口”数字，这个数字不大，只有232万，却有重要影响。众所周知，建国初期，为了使中国尽快从长期战乱对经济社会的巨大破坏中摆脱出来，GCD倾尽党政军全力，为广大群众提供了包括饥饿救济、医疗帮助、社会救助等诸多的服务，以稳定政局，这就得以在短短期间里，使中国人口生态有了突飞猛进式的改善，不仅保障了超常的高出生率，还导致了超常的低死亡率。这在当时，无疑有其历史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但这种“举国体制”，却又大大超过了当时中国的国力可以承受的水平，最终是难以持续的。这最后造成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由于人为地提高了一段时间里的人口存活数，使得三年困难时期死亡率出现了一种反弹性的偏高；另一方面，由于“第二类死亡率”是一种缺乏可持续性的“推迟死亡”，使最多高达942万的异常死亡人口中，有232多万“推迟死亡”者，这最终使所谓的“人口损失”数，比人口失控数仍少了330万（表12）。须特别指出的是，《墓碑》中给出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应当达到的10.45‰这个“正常”死亡率，已与1959年的异常死亡率下限10.47‰几乎相等。这就意味着，杨继绳要求中国人口应继续按照那种难以持续的超低异常死亡率去控制；换言之，也就是要求中国在人口发展方面，坚持杨继绳们一直指责的“举国体制”，来一次显示GCD“政绩”的“人口大跃进”。
人数（万人）
“多死” 942
“少生” 1386
总“损失” 2328
“少死” 232
“多生” 2426
总失控 2658
总失控 – 总“损失” 330
表12 人口失控是主要方面
这就比较合理地解释了：为何中国在出现杨继绳们所谓的“重大人口损失”后，仍然会继续“人口失控”。实际上，中国出生率的半衰期长达43年（实际稳定降到1949年的一半即18‰以下，是1993年），这就更是不容置疑地表明，人口失控是当时中国人口生态的基本方面，“损失”尽管有一定的影响，但远不如人们想象得那样大。
2010年11月14日——2011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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