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时：让色情网站编辑告诉你色情是怎么回事

（LUX ALPTRAUM，2017年6月27日）

    整整六年，我沉浸在成人产业的工作中。作为色情博客Fleshbot的编辑，我每天花数小时检索互联网的XXX世界，熟悉各种性变态和令人费解的性行为。到了事业的这个阶段，我可以非常确定地说，几乎没有什么色情画面能震撼我。另一方面，让我震撼的是，关于色情的公共话语依然非常畸形。

    从我开始在Fleshbot上写第一篇博客起这十年，互联网色情的受欢迎程度极速上升。但是，尽管色情消费已经成为常见的习惯，我们依然把它视为某种怪异的、从本质上对健康和幸福有害的东西。

    如今，在全国性出版物上发表——且被读者不断复述——的论点，与几十年前所写的反色情长篇大论没有太大区别。《纽约》(New York)杂志前不久的一篇特稿称顶级色情网站Pornhub是“我们时代的《金赛性学报告》(Kinsey Report)”，认为该网站的性变态广度会鼓励它的普通观众探索愈加怪异的性行为。其他一些评论人，包括MakeLoveNotPorn网站的创始人辛迪·盖洛普(Cindy Gallop)，也阐释了色情对我们性喜好和行为产生的巨大影响。记者们似乎依旧确信：第一，如果一种极端的色情形式存在，那它就很常见，任何观看色情片的人都将最终失足；第二，观看色情片会改变我们的性偏好，通常是以破坏性的、可怕的方式；当然，色情片会让儿童对性产生不健康的观点。

    在我们的文化中，公开谈论性是禁忌，成人产业背负着沉重的污名，所以，很多人认为色情产品是一种极易上瘾、具有改造力的东西。但是，证据并不能支持这种观点。

    记者的工作要求进行研究，所以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被引入了成人娱乐的兔子洞，被自己碰巧发现的越来越变态的产品感到震惊。但是，大部分色情消费者不是记者或研究者，而且使用数据表明，他们对色情产品的消费要功利许多。最受欢迎的在线色情网站PornHub报告称，用户花在该网站上的平均时间不到10分钟，还不到一个标准色情场面长度的一半。十分钟尚不足以开始探索PornHub视频的堕落深度，也不足以对不常见的题材和性行为进行最粗略的探索。它只够打开一个网站，找到一个与你长期形成的性偏好相吻合的视频，享受最精彩的部分，然后接着去做其他事。

    我在Fleshbot工作期间清楚地发现，人们去看色情片时，往往已经有了非常完整的性偏好，除了一些例外，那些偏好基本上是固定的。和PornHub一样，Fleshbot为访客提供了广泛的内容，按照各种性取向和性偏好给色情片撰写吸引消费者的简介。但我在那里工作时发现，能够看到人类性行为极其多样的世界，似乎并没有让读者为不常见的怪癖和性兴趣感到更兴奋——它只是让读者对不同的标签和过滤器更感兴趣，那能让他们飞快地找到能满足自己需要的具体内容。直男就算偶然看到同性恋色情内容，也不会突然变成同性恋，普通观众如果碰巧看到几组极端怪异的照片就会抱怨，比如认为极端施虐的画面应该被更好地屏蔽。很明显，尽管PornHub上的内容很广泛，但消费者往往会转向更温和的内容：在过去三年里，女同色情——通常被认为口味没有异性恋色情那么重——比其他任何题材的观看频率都高。

    早在我们接触色情内容之前，我们对流行文化的消费以及成长期经验，就已经在帮助我们理解我们会被哪种人吸引，对哪种色情场面感兴趣，我们往往把那些引入色情作品中，而不是反过来被影响。有些人可能发现，随着看到的色情内容增多，自己的口味也在扩展，但那经常是因为存在好奇心或开放心理：如果你对色情内容完全不感兴趣，或者某种类型的色情内容会让你很扫兴，那么，就算反复接触那些内容，你也不大可能有所改变（比如，那些描绘我童年最爱卡通人物做那种事的色情产品，总让我感觉不舒服，不管我在工作中看到多少次那些画面，它们从来没有引起过我的性欲）。

    这些并不是说，色情片完全无害，或者它对我们性生活的影响完全是正面的。反色情言论中有一个事实，那就是，它负面地影响了年轻人的性幻想和性意识。不过，那主要是因为，虽然有的色情产品具有教育意义，但更多的是极其不准确的幻想，而且它是在性教育极少、以恐惧为基础、往往不准确的文化中被消费的。父母们把关于性的交谈视为羞耻的任务，总是尽快略过，而流行文化则鼓吹令人迷惑的处女/妓女二元论，既鼓励性探索，又把“淫乱”妖魔化。鉴于所有这些，色情产品可能让年轻观众感到迷惑甚至留下创伤，可能负面影响他们与未来伴侣交往的能力，也就不意外了。但相比色情内容的性质，那更多地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存在的危险，它把性教育这件重要、关键的事情，交给一个致力于创造幻想和娱乐的产业来做。

    批评色情产品很容易，嘲笑成人产业乐于探索的怪异罕见的性行为也是件乐事。但是，视色情行业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对我们的性生活造成严重破坏，实际上是分散我们对手头实际问题的注意力。如果我们想提供色情产品所呈现的性幻觉之外的东西，我们需要开始有关性的开放、诚实和不以为耻的谈话。我们需要停止把性视为禁忌话题，开始把它视为生活的一个寻常方面，应该教育年轻人了解它的怪异、精彩、冒险、有益的复杂性。如果我们能创造一种文化，把性视为生活中健康、正面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就能欣赏一直以来为疯狂的、不现实的幻想而创作的色情产品。

罗四鸽：遭左派围攻，作家方方谈《软埋》的“软埋”

（纽约时报， 2017年6月27日）

          4月底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路遥文学奖颁奖典礼上，评委们把大奖颁给了湖北作家方方的《软埋》，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位土改中失去惨痛记忆的老妇人的故事，评委们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她固然不是选取土改题材的唯一作家，但她却是把同类题材处理得恰到好处的作家，让批判性与文学性打到了很高程度的融合。”

        就在这部小说获得这项民间奖项的前一天，在方方的家乡武汉举办了一场针对小说的批判会,亲身经历土改的老革命、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及其后代参加了该会。武汉钢铁厂原组织部长殷学元发言说，方方污蔑土改，意在颠覆共产党。座谈会上还挂着一个大横幅“《软埋》是一株大毒草”。

        不久，中国一批极左派人物撰文对小说《软埋》以及作者方方进行政治批判，认为小说是为地主阶级翻案，否定中共的土地改革政策，并认为当下中国文艺界需要认真贯彻习近平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5月22日、23日、24日接连三天，前中共中组部部长张全景、解放军上将赵可铭、中共中央宣传部研究室原主任刘祖禹三位中共高官在红色文化网，分别发表文章《〈软埋〉是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反映》、《〈软埋〉是对土改的反攻倒算》、《<讲话>之后发表<软埋>是极不正常的》，对《软埋》进行政治批判。5月27日，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王诚也在察网发表批判，称“《软埋》其实就是一颗颜色革命的信号弹，通过伪造一个地主家庭被软埋的历史，来为刘文采、黄世仁们翻案。”

         对于极左派运动式的大批判，方方也不停地在自己的微博进行回应与反击，称自己是一位自由的作家，并感慨“文革”阴魂不散。方方5月22日写道：“我的写作，一向关注社会进程中作为个体的人的命运。有读者一定要肢解小说，并恶意解读其内容，以夸张的方式，向诸多不读作品的人们传达错误信息，这是他们自己的问题。”“想知道我为什么‘不倒’吗？”方方5月23日再次反击写道。“我身后当然有大背景！而且是巨大无比的背景！他的名字叫常识。常识，这正是你和你的极左伙伴们所缺少的。”

        但是到了5月25日，方方微博称《软埋》停印。随后《软埋》在当当、京东等网上书店下架。不过，小说《软埋》却因极左人物的批判与方方的回应，成为热门读物，许多读者赶紧在书店或是淘宝购买还未下架的图书以示支持。《软埋》的Word文档或是PDF文件更是在读者中秘密传播。

         方方，原名汪芳，当代著名作家，1987年发表的中篇小说《风景》被视为新写实主义开山之作，代表作有《祖父在父亲心中》、《乌泥湖年谱》。现为湖北省作协主席。她不甘于历史与记忆的被“软埋”，用三年时间将小说写出，2016年8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本来并未引起社会的太大关注。在极左批判之后，不仅“软埋”成为一个热门词汇，用来形容当代中国的历史与记忆，中共土改的历史也再次成为社会热点话题。

         20万字的小说《软埋》，讲述的是一位老妇人丁子桃突然陷入痴呆后，她的儿子吴青林无意中发现父母身世的故事。原来父亲吴家名原是山西一个地主家的少爷，全家在1948年的土改中被杀后，隐姓埋名成为医生。母亲原名黛云，在1950年代土改时期，娘家人被杀、婆家全家集体自杀且被“软埋”，即不入棺椁直接被泥土埋葬。黛云侥幸逃出，被吴家名救活，但从此失去记忆。就在吴青林发现自己父母家族的可怕历史时，被记忆折磨了两年多的丁子桃去世，没有和儿子说一个字，她的记忆从此软埋。

         方方在小说后记中写到，书名及故事来源于她的一位朋友的母亲。朋友的母亲当年只身从四川逃出，后给人做保姆。后来朋友买了别墅，母亲依然紧张和恐惧，即便得了老年痴呆症，依然清晰地说：我不要软埋。“人死之后没有棺材护身，肉体直接葬于泥土，这是一种软埋；而一个活着的人，以决绝的心态屏蔽过去，封存来处，放弃往事，拒绝记忆，无论是下意识，还是有意识，都是被时间在软埋。一旦软埋，或许就是生生世世，永无人知。”

        就这部小说掀起的波澜之时，方方接受了采访。采访用邮件进行，经过删减与编辑。

        问：小说后记中你提到你的家族历史片段，能说说你家族在土改中的经历吗？你们的家庭记忆也被“软埋”？关于土改，你查阅过相关历史资料吗？

        答：小说内容跟我的家族其实没有任何关系。我在写完小说后，想写一部百年社会动荡和变革之中一个家族的命运，所以就去老家看看。因为我父母的家庭还是非常有代表性的。由于我父母年轻时即出来读书工作，我从来没有去过老家。小说写完后，交给了出版社，然后才第一次回到老家。的确，我在乡下了解到许多过去从未听说的事。几十年过去了，知道一点往事的只剩有两个表哥，其他晚辈也几乎都不知道。小说的原型人物是我朋友的母亲，但也只有一点点痕迹。我在后记里也提到。正是被她母亲所说的“软埋”两个字所击中，放下手上的他作品，开始写这部书。

        我是上世纪80年代初大学毕业的，曾在电视台工作，经常下乡去拍纪录片，后来又下乡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这种经历，使我有机会在乡下看到许多无主大宅，或说是老式庄园。也有的宅园会有一二后人，偏居一隅，多是贫困潦倒者，更多的则连主人都没有。好奇中问村民，他们也会跟我说一点当年往事。这些我见多和听多了，便会沉淀在心里。

         此外小说中所写的川东，我也专门去过。因为涉及到土改，我自然会查阅资料。很多与土改相关的资料非常小众，毕竟这是过去了多年的事。而这样一件影响到中国社会进程的大事，大家也都忘记得差不多了。现在，倒因为《软埋》一书的遭禁，这些资料反而流传开来。这也让我很意外。当然，我读或查到的，应该比流传得更多一些。我写过不少有历史背景的小说，我的写作习惯就是在开笔之前，一定要把案头资料工作做足。非但如此，我还会去现场查看。几乎每一部小说都是如此。

        问：《软埋》以否定土改而引起争议，不过，小说中土改历史并没有正面出现，而是在一位失忆老人的记忆中再现的。与其说这是一部土改小说，不如说是一部土改记忆的小说。可以这么说吗？

         答：也可以这么说吧。小说其实并无反对土改的议论，甚至没有反对的倾向。对历史事件不作评价，这大概也是我写作的一个基本态度吧。因为很多历史进程中的事件，经常有着非常复杂的背景和非常特殊的原因。是非对错，不是由一个作家来评判的。文学是人学，我的小说关注是的在这些历史进程中受到冲撞而被改变命运的人。社会事件只是人物的背景而已。甚至，归到这部小说中，我倒是更多的有一种与历史和解的态度。这种和解表现在我对遗忘者的体谅。毕竟这是一段已经过去了大半个世纪的历史，与此相关的几乎整整一代人都业已逝去，留下来的后代也可以放下这些，以向光明处看的心态，过好现在的生活。

        所以我觉得他们可以遗忘，但社会精英会应该对这件事有所记录。一个社会的重要事件，不能让时光软埋掉，我们需要记录下来。个人可以不需要记忆，但历史和民族需要。记录的目的是可以以史为鉴，为后来的社会进步提供文本参照。

        问：那么，你怎么看土改的历史？既然小说其实并没有正面写土改，你认为，小说《软埋》为什么会触怒极左，引起他们的大批判？

         答：我本来就没有对土改这一事件进行正面描述的想法。我只是想写在那样的背景下，一个人和一些人的命运。至于土改本身，我一向的看法是：一个新政权的建立，进行土地改革或许也是必然。实现耕者有其田，抑豪强，均贫富，大约也是一种社会理想。但是怎么改？是否需要这么残酷？是否需要杀掉这么多人？我作为一个人本主义者，持有这样的想法也是显然的。其实这部小说中人物命运是有些悲惨，但却是一部观点温和的小说，仅仅涉及到土改这个题材而已。

         之所以引起极左围攻，我想有极左自身原因。因为任何派别一旦走向极端，就会随时寻找攻击目标，如果他们不攻击别人，便会自己相互攻击。只有在攻击他人的情况下，他们方可团结一致。当然，或许有人背后策动，比方我在评奖和评职称过程，对一些四处搞活动的人进行过批评，显然这些人对我也是相当仇恨的。利用极左的情绪，对我个人进行报复大有可能。不然，很难理解，三个退休高官（指前中共中组部部长张全景、解放军上将赵可铭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研究室原主任刘祖禹——编注）几乎在同时看了小说，并且同时期写出内容大体相同、文风大体接近的文章。而且这三个退休高官的共同点都是喜欢书画。有时候，一些事看起来很复杂，稍加搜索，追踪寻迹，一下子就能看到是怎么回事。所以，引发这么一个事件的导火索，很可能就是我得罪的某一个人，他寻找他的哥们帮忙，而极左的“网络新文革”也正好需要目标人物作为突破口，他们也要有他们的存在感，发出他们的声音。这个话题，或许正好合他们的意。两下里一拍即合。由此，所有极左的骨干人物几乎全体上阵，没有写文章的，也通过转发表态，声势真是非常的浩大。用词之激烈、之凶狠，也非常让人惊讶。从普通的底层百姓，到北京高官，都来批判这一部小说——一部观点如此温和的小说，的确是不可思议的事。它不可能不成为事件。

        实际上，他们从第一篇文章开始，就不是在谈作品，而是针对作家。以他们列出来的罪状，放在过去，都是杀头罪，放到现在，也让官员们高度胆寒。他们甚至是一而再、再而三，一波一波地示意官府：这个人的小说是在反对你们，你们应该严惩她。他们也吃定了官方心理。为了维稳，官方一定会听从他们摆布。

         问：赵可铭〝仍然认为文学是阶级斗争或政治宣传的工具〞，这种论调的出现，很容易让人想起文革。你认为为什么如今还会出现这样的批判和论调？

         答：我们在大学时，曾经联合湖北省的文学期刊《长江文艺》杂志社做过一次专题讨论，即：文学是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那时间大约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或八十年代初。我们大部分同学都坚决否定“工具论”这一说。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认为这是一个早已解决了的问题，根本不用再讨论。文学当然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虽然它时而可以作为工具。但它的本质不是用来当任何工具的。所以，再次看到具有文革风格的文章，我还是吃了一惊，真的有一种“久违了”的感觉。

        上海华东师大钱谷融先生曾经有一句名言，这句话深深地影响到我。他说：“文学是人学”。我极认同这个观念。你不能要求一个作家必须是政治家或革命家，要求他们的写作是为政治或为革命；也不能要求作家的写作必须按规定去写，或者按上级要求去写。如果历史上过往作家都是这么写作的，我们今天哪里还有那么多的文学经典可以一读？文学更多的是一种个人表达，无数个人的表达，汇集起来，才是一个时代的表达。

         问：《软埋》一方面得到民间文学奖“路遥文学奖”，另一方面遭到左派人士张全景、赵可铭等人的围攻，你自己是怎么理解当下中国这个奇怪的现象？如何看待当下中国这两种严重对峙的情况？

         答：我不介意得不得奖。而且我之前也并不知道有一个路遥奖。但在一片批判声中，评委们把路遥文学奖给了我，我还是非常感动并感谢的。这种感动感谢并非是得了奖，而是一种认同。它让我知道，在文学界，至少有不少人与我有着相同想法或相近的价值观。对于极左的围攻，我最初也是备觉意外。先没当回事，因为很多作家都被攻击过。像陈忠实、莫言余华等，他们也都有（受）过攻击。

         我是完整经历过文革和改革开放的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一直在反左，反左的力度并且非常大，对社会上影响也很深。很长时间，极左都没有市场，一个极左者，一定会被社会所唾弃，也被众人所厌恶。当然，也许也有文革的拥护者，但那时没有互联网，他们没有发声机会。现在的极左人士其实与文革中的左派也是不同的人。应该说，改革开放让中国社会走出了困境，经济上得到腾飞，但这个过程，很多人都付出了代价，尤其是生活在底层社会的人们。虽然社会整体富裕了，生活比之以前都得到改善，但贫富差距的扩大、日常生活的艰难，比方看病、买房、教育、就业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再加上层出不穷的贪官和永远懈怠的官员如此之类。改革中的失误，许多后果是由他们承担下来了。国家长时间没有修正这些失误，便导致了他们深深的失望感。而他们的声音很难发出去，他们的诉求也经常被忽略，甚至他们积压的情绪也得不到安抚。

         互联网让他们聚集在一起，彼此回首往事，怀念当年要穷一起穷，要苦一起苦的清贫岁月，这已成为了他们的精神安慰剂。极左们正是利用这样一些深怀失望感的人。个人际遇，使他们很容易情绪化，只要有人煽动，就会相信煽动者真是他们的代言人。这样一群人的基数非常之大。直到今天，我们的政府，仍然没有拿出更好的办法，来改变他们的生活状态，以及让他们更新自己的观念，从而融入现代生活。我想，要化解现在的对峙，最重要的还是要重视民生并改变民生。这是一件很艰难的事，可能需要漫长的改革过程。

         问：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成为中国文学创作指导思想。2014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作为作家，你怎么看待这两个座谈会所造成的影响？

         方方：第一个会议中的“延座讲话”，我这样年龄的人，在文革中都学习过。毫无疑问，这个讲话对中国的文学有着极大的影响。第二个会议，我没有参加。毕竟我在国内也不是个积极分子。我虽然在湖北作协当主席，但在中国作协仍是边缘人物。何况我一向也不喜欢开会。没有资格参加这个座谈会，大概也是我们双方的乐见之事。说起来，无论第一次或第二次座谈会，都显示着高层领导对文学的喜爱和看重。他们的观点，自是对中国文学的走向影响巨大。这个影响不能用简单的文字陈述会出现在哪些方面等等，也无法用很精准（的）词汇来作一个判断。或许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吧。但需要说的是：一个真正的写作者，无论有多少领导的重要讲话，他们仍然会按自己的内心需求去完成每一部作品。

李江：再谈郭文贵爆料

（万维博客，2017-06-25 ）

        最近，郭文贵的爆料引起最大的反响就是 ，海外民运人士对郭爆料的讨论，集中体现在“纽约论坛‘中共十九大和海外爆料‘讨论会上”和针对在这个讨论会上各方不同的观点而做的进一步的商榷。之前，关于郭文贵的爆料，我也写过两篇文章《从苏立文案看郭文贵的爆料》和《郭文贵不是一个扒粪者吗 ？》发表在万维博客圈里，主要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对于郭文贵的爆料，我们应该主要看它的客观效果，而不要太拘泥于是否有类似于刑事案件的完整的事实链条，或对郭文贵的"郭七条"做过多的理论上的质疑，亦或是对郭文贵的人品品评等等，因为这样会减弱郭文贵爆料的震撼效果，而我们看重的是郭文贵挑开共党虚伪面纱的那把剑……。为此我也想就这些相关问题，再具体谈一谈我的一点肤浅的看法。

一、郭文贵爆料所产生的客观效果

        1－郭文贵爆料的真实性基础           

        就像FBI前局长科米爆料：川普总统要他对自己表示忠心这件事，引起美国那么多的人的关注一样，因为人们即会想到科米和川普总统的单独会面和电话交谈，也会和川普总统的其它言行进行关联思考。郭文贵爆料的真实性基础就在于，他曾经和中共的上层、房地产界等相关领导，有着多重的、深入的权钱交易，并曾经具体涉入到国安部的具体案例中这个事实依据，他披露出来的权权相斗、贪污腐败、桃色轶事不是一般的普通人所能涉及到的，在党媒姓党，只宣讲伟光正，严控网络媒体的今天，只有深陷其中的人，才能对“个中诸事”道出个明白，而郭文贵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换作其他的海外民运人士爆出这样的料，或如巴拿马文件，也披露出中共高层一些家族的贪腐事实，由于缺乏像郭文贵爆料的这样的生动性及亲身经历这样的直观真实性叙事，而没有产生向郭文贵爆料所引起的这样巨大的轰动效果。

        2－听众观众的反响              

         郭文贵在6月16号明镜第三期爆料时，据说YouTube 和Twitter上各有10几万人在同时收看，之后网上浏览的当以数亿记，不但郭文贵所披露出来的一些人物，如黄艳、姚庆、姚明珊等等已经成了网络屏蔽的对象，就像郭文贵的口头禅：“一切都是刚刚开始……”也成了禁忌对象来加以控制。了解官场内幕的人很多，和官员权钱交易并受到不公审判的人也不少，但能够像郭文贵这样，逃到海外利用媒体自媒体敢于披露官场腐败的人却很少。郭文贵利用媒体爆出来的料，因为符合人们用生活常识来加以合理的推理认证，所以，即便是没有完整的证据链，大多数的听众观众是理解的，这也正是很多人收听收看郭文贵爆料的原因。据说收听收看郭文贵的爆料，就像当年人们等待观看电视剧《霍元甲》一样而守候在电脑旁，这样以爆贪官来揭露官场黑暗而有如此影响的人，从四九年建政以来郭文贵应是第一人！

        3－听众观众会引起怎样的思考             

        当郭文贵爆出王岐山家族共拥有20万亿资产的时候，很多人对20万亿这样的天文数字并没有具体的概念，但他们大多数人都把这一数字默认了。其实是，他们默认的并不是这个由天文数字所能联想到的具体物质，而只是默认了这样一个事实：无官不贪——包括反贪倡廉的最高领导人王岐山；官员爱国——事实上是把全民所有的国家资产都"爱"到他（她）们自己腰包里，并转移或正在转移到国外。一般百姓过去对于贪腐的理解，都是建立在具体经济循环过程当中的权力寻租行为，而郭文贵的爆料，让我们看到了权贵高层是如何通过私人公司，以股权交易、无偿贷款、或控制股市等直接利用权力的疯狂掠夺，这已经超出了人们普通理解的贪腐，这是掠夺！这是强抢！             

         中共党媒始终不遗余力的宣传中国的反腐是如何深得民心效果显著的，而确实也有一部分民众不顾众多知识分子所宣讲的“反腐要从制度上着眼，首先反掉的应是特权”这一基本法制观念，而相信中共具有党派斗争的“组织反腐”，把王岐山作为中国最大的清官来仰视，而郭文贵对王岐山的爆料，不管可能会有多大的党派争斗的阴影在其中，客观上都会打破那些相信中共反腐的人对王岐山的盲目崇拜，进而直接质疑到中国反腐的目的性。

二、海外民运人士的讨论

        1－郭文贵爆料的真实性              

        现在一些民运人士对于郭文贵爆料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其实，这不是像有些网友理解的那样，是对郭文贵爆料这件事情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而只是对郭文贵爆出来的料是否有完整的证据链提出质疑，如果从为了郭文贵的爆料更有爆炸力而作的提示性来考虑，可能这些质疑也不无道理。但从正面来解读郭文贵所报的料是否有完整的证据链条，并不影响郭文贵爆料所产生的客观效果。郭文贵和中共贪腐高层有着千丝万缕的权钱交易的过程，但这并不能代表郭文贵就能够把所有的交易都留下可供展示的证据，郭文贵虽然曾经和国安部合作并进入到个案当中，但作为一个被利用的商人，所接触到的材料也不可能完全或较为广泛。现在郭文贵可以利用自己的团队对相关贪腐官员进行私人侦查，但它毕竟不能像王岐山那样利用中纪委或公检法司对特定人员进行强制侦查直至刑讯逼供。所以，郭文贵所报的料可能没有完整的证据链条，也可能只是他和这些人交往的过程中所听到的一个故事，只要它能够符合人们用正常的生活常识来推导出合理性来，他的爆料就能够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郭文贵的爆料是政治事件，不是在一个对具体贪腐人员的审判，对郭文贵的爆料要求完整的证据链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必要的。

        2－郭的人品问题               

         也有一些民运人士对郭文贵的个人品行进行一定的批评，我觉得这个大可不必。我们现在关心的是郭文贵的爆料给人们引起的思考，而不是郭文贵个人品行，那是他自己的问题。记得网上传过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小偷偷走了一个摔倒在楼下奄奄一息的人的钱包，但他却没有忘了给这个人报警，结果摔倒的人得救了，小偷也被抓了，在审判小偷的法庭上法官说：对于挽救了一个人的生命来讲，小偷的偷窃行为是微不足道的，法官拒绝对小偷予以惩罚。这个比喻可能并不恰当，但当下我们需要做的只是对郭文贵的爆料给予肯定和支持，而关于郭文贵的个人品行问题不应在我们的批评范围内。川普当选，很多川粉也说，我们选择川普是因为他的理念而不是他的个人品行。

         3－关于"郭七条"               

         郭文贵在爆料中一再说，自己不反党不反习主席，很多民运人士对此表达批评，但他们也分析到：郭的爆料对于共产党的伤害不是你怎样说了他们就可能原谅你的。是的，现在我们反过来分析，如果你是习的话，郭把攻击的矛头对准王岐山，习高喊反腐，王是习的反腐先锋，习王联盟，反王就是反党就是反习。反之，如果习王确有间隙，习以郭的爆料来攻击王，习王联盟分裂，这只能削弱共党的统治，于主张推进中国民主进程的民运人士来讲又有什么不好的呢？何必撇开郭文贵爆料的客观效果不见，而去看他如何讲话呢？如果以"推墙"来表达民主运动的话，民运人士就是用民主理念来直接攻击墙体，而郭文贵的爆料，就是往墙基下注水，异曲同工何不乐哉！

         4－观念与务实            

         纵观历史，很多重大事件的发生都是偶然的，并不是依人们的计划而进行的。当然，如果你分析其内在发生的深层原因时，你还是能够找到那些必然的影子。以郭文贵的爆料为例，如果没有民主人士几十年来孜孜不倦地对自由民主观念的启蒙，郭文贵可能也不会有这么多关心政治的粉丝，既便是有关心的，也可能只把它当作肥皂剧来看。不管郭文贵爆料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它客观上唤起的就是人们在政治上的进一步的觉醒，又有谁能够知道，郭文贵的爆料就不会成为中国真正迈入民主法制转型的偶然因素呢？             

        当我进入“西方观察”群后，看到一些人，对于民运人士的推墙和推倒墙后中国可能又会出现的专治统治的忧虑，我认为民主人士推墙的过程也就是对民主自由政治理念的启蒙过程，在众多的民运人士中，不管他们对于一个具体的问题有怎样的自我分析，但对于要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理念的坚守，却是那样的坚强！要自由必首先要尊重个体，对于郭文贵的“郭七条”也好，对于他公开宣称要和民主人士划清界线也好，这都是他自己的选择，只要我们在客观上认定他是一个“扒粪者”，他就是我们的“同志”，对于他的爆料，我们依然应该给予坚定地支持。              

         推进自由民主的社会进程必定是一个群体行为，虽然我们不一定总是要在同一时间走在同一条路上，各自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但一定会有，在一个具体的时间的节点上，需要更多的人一起出来，在同一时间走在同一条道路上，这就需要有一个人或几个人要有强大的感召力，在此时，我们往往就要牺牲小我，和那些自己并不完全赞同，但目的地是一个的人走在一起。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在《雍正王朝》里有这样一段故事：诺珉事件发生后，十三爷对雍正说：我们已经看出来你对这件事情处理得不对，但介于你现在已经是皇上了，所以没有及时向你指出来，他说张中堂可能和我的想法也是一样的，但张中堂却说：我倒不是这样想的，我主要是怕挫伤了皇帝推行新政的锐气。

（千万不要以为我是把郭文贵来当皇帝讲，我只是借事论事）                                              

李江 06－25－17 于西雅图

一项关于基因与疾病关系的最新发现

（CND，作者：糊涂，2017-6-22）
    按：此一发现印证中医基础观念的合理性和西医理论的局限性。
    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最近发表了一篇对传统基因作用具有颠覆性的论文：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92867417306293

    一个基因，一个蛋白，一个表征，这是我从大学到现在的分子生物学的基本概念。引申开去，身高是由一个或几个基因所决定，某种疾病是由于单个或几个基因有了变异所造成，等等，这是目前医学和药学界认识病因以及研究生产治病药物的基础。

    而他们的论文证明的却是：不对！任何一个表征，任何一种疾病，并非来自于某个特定的基因，而是无数基因甚至整个基因组所有基因和控制基因表达的DNA共同相互作用的结果。目前人类所认定的某个或某几个基因对表征的主导作用，实际却是微不足道。比如我们讲人类的某个疾病，以为某个基因突变导致了这个结果。而其实却是，人体细胞是个共同体，一处有难，八方支援。某个基因突变导致了此基因表达异常，会引起周围相应基因或控制表达的DNA产生变化从而达到“援助和弥补”的作用，而这个“周围”的变化，则会如水波荡漾般层层递进，造成更多甚至整个基因组的变化，以至于引起其他组织细胞的DNA变化。而最终导致“灾难”无法控制时，也就是所有的基因和控制基因表达的DNA都做出了最终努力而依然无法挽回，才能呈现为疾病的形式出现在医生面前。

    这是一个全新的理论，有它的实验证明，也有其他实验室的实验呼应，一旦成立，所带来的后果将是推翻目前整个生物学界对基因作用的认知，也就推翻了制药的根本理念：

        1，你target的，不一定是起决定作用的那个基因；

        2，target非决定作用的那个基因，也可以治病。

普京时代的禁忌：那些苏联人为何支持纳粹

（ANDREW HIGGINS，纽时中文， 2017年6月23日）

    一座探索苏俄“反布尔什维克抵抗运动”的私人博物馆触碰了普京时代最大的禁忌，呈现给人一段莫斯科不希望他们看到的历史。

    俄罗斯波多利斯克——作为前苏联一家工厂的厂长，弗拉基米尔·梅里克霍夫(Vladimir Melikhov)艰难度过了20世纪90年代残酷的商业地盘争夺战，在建设行业中发了财。现在，他将精力和钱财全部投入到探究俄罗斯历史上来，在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领导下的俄罗斯，这已经成为一个真正冒险的事业。

    梅里克霍夫成立了一个以纪念“反布尔什维克抵抗运动”为主题的私人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探究一个特别触犯禁忌的话题——为什么许多哥萨克人和其他受迫害的苏维埃公民，至少在最初对希特勒在1941年6月入侵苏联表示欢迎。

    这个博物馆设在一栋三层的建筑里，楼是梅里克霍夫在莫斯科南部波多利斯克的私人庄园里自己盖的。博物馆并不企图美化纳粹合作者，但却激怒了当局，因为它关注的是俄罗斯在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发生的残酷迫害，这种迫害为二战中的反苏维埃背叛创造了沃土，有2500万苏联人在二战中丧生。

    “他们真正不喜欢的是，我让人们想起了过去发生的事情，以及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情，”梅里克霍夫说。

    结果是，他被国家电视台谴责为叛国者，俄罗斯边境警卫损坏了他的护照，不让他出国，他也面临着一系列看起来是捏造的刑事指控。周二，波多尔斯克的一个法庭裁定他犯有非法拥有武器罪，并判处他一年“限制自由”——即软禁或对他的行动加以其他限制的惩罚。

    俄罗斯政府对梅里克霍夫的敌意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俄罗斯人称二战为伟大的卫国战争）历史是个敏感的话题，尤其是在普京及其盟友不断提到二战、用其来巩固自己的合法性的时候。

    这些人把自己说成是卫国战争爱国者的真正继承人，把自己的敌人——比如在6月12日组织了全国范围内针对克里姆林宫的抗议活动的反腐斗士阿列克谢·A·纳瓦利内(Alexei A. Navalny)——诋毁为像纳粹合作者那样的出卖者。

    摈弃了共产主义，作为另一选择的自由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也名声扫地，所以，苏联在1941到1945年的反法西斯战争中获得胜利的历史，已成为国家新意识形态不可触及的基石，新意识形态是围绕着一个以为国献身、纪律和民族团结为内容，经过净化的历史建立的。

    “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神话，是1991年后的当代俄罗斯的建国神话，”在俄罗斯出生的哈佛大学历史教授谢尔海伊·普洛克海伊(Serhii Plokhii)说。“这个神话被理解为团结一致的俄罗斯人民与西方敌对力量作斗争的胜利，任何挑战这个神话的东西，或在其善与恶斗争的黑白描述中引入灰色的东西，都将被拒绝和受到攻击。”

    梅里克霍夫不是唯一一个被挑出来的人。莫斯科的一个国家委员会最近否决了圣彼得堡一些学者授予历史学家基里尔·亚历山德罗夫(Kirill Alexandrov)博士学位的决定。他撰写的关于“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Committee for the Liberation of the Peoples of Russia)的论文被认为不够爱国，该委员会成立于1944年，曾受德国支持，目的是把反对斯大林政权的人召集起来。

    梅里克霍夫认为，就官方而言，他的主要罪行不只限于他在波多尔克斯的博物馆、以及他在俄罗斯南部顿河畔罗斯托夫附近的另一个博物馆，对令人不齿的叛徒给予了实事求是的处理。

    他说，一个更大的问题是，任何对俄罗斯人在卫国战争中做出的选择的公开讨论，都会削弱普京团结俄罗斯的努力，这种团结是围绕的是过去的英雄主义、以及普京对被克里姆林宫描述为围困俄罗斯的内外敌人的敌意。

    “虽然苏联崩溃了，但苏联的统治制度和思想还一直保持着，没有改变，”梅里克霍夫说。“仍然存在着政治权力的垄断、经济权力的垄断、大众媒体的垄断、民间社会的垄断。如今，苏维埃体系的基本要素都己被复原。”

    在梅里克霍夫的审判中提供的证据包括，他的博物馆收藏的一只19世纪的生锈的枪，以及一些和他拥有的武器不配套的子弹。梅里克霍夫说，那是调查人员栽的赃。

    “我在20世纪90年代曾与许多土匪作斗争，但现在更糟糕，你不能对抗我们的官员，”梅里克霍夫在他的庄园里接受采访时说，这个庄园建在苏联时代用废弃物堆积起来的小山顶上，四周有围墙，里面有几座砖瓦建筑，还有郁郁葱葱的花园和一个池塘。

    如果不是因为他对历史的兴趣，60岁的梅里克霍夫似乎很符合普京复兴俄罗斯活力的愿景，这种复兴是建立在传统价值观和强大的爱国主义之上的。

    梅里克霍夫是哥萨克人的后裔，粗犷的哥萨克骑兵稳固了俄罗斯帝国的边缘地区，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其成员一直处于各种民族主义事业的前列。梅里克霍夫也是东正教的基督徒，他在自己的波多尔斯克房子旁边，用木头盖了一座漂亮的教堂。

    但是，材料收集、阅读旧书和文件的多年工作让梅里克霍夫相信，普京及其在东正教和其他地方的盟友所庆祝的俄罗斯传统，是对过去的大肆扭曲。

    他说，虽然普京帮助解除了苏联时期对哥萨克人的怀疑，哥萨克人在1917 到1922年间的俄罗斯内战中站在了反布尔什维克力量的一边，但普京忘记了哥萨克信条的核心。

    “哥萨克人最重要的价值从来都是自身的自由，”梅里克霍夫说。

    对哥萨克传统的这种解读，虽然在许多人眼里仍与俄国对犹太人的杀戳、以及为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帝国扩大版图所提供的残暴服务联系在一起，但却使梅里克霍夫赢得了俄罗斯自由派人士看似不可能的支持。

    梅里克霍夫的一位有名的粉丝是自由派历史学家安德烈·朱波夫(Andrey Zubov)，朱波夫曾在莫斯哥的一家著名研究所工作，在把普京在2014年从乌克兰夺回克里米亚与希特勒在1939年吞并他国领土作比较后，他被单位除名。朱波夫很快就上了普京的支持者们编制的一个“叛徒”名单。

    “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显然已经死亡，”他说。“共产主义没有了。但仍存在着苏维埃思维方式，苏维埃式的帝国主义仍继续存在，当局想把这些东西不顾历史事实地保护起来。”

    梅里克霍夫说，近期针对他的案子，不是由波多尔斯克的当地检察官策划的，而是由莫斯科的联邦安全局策划的，该局的前身是苏联时代克格勃的国内情报部门。在去年的议会选举前，在表示公开支持一个反克里姆林宫的政党后，他被立了案。

    他也反对吞并克里米亚，这是判断是否所谓背叛的首要试金石，梅里克霍夫说，这个标签被用到那些只不过是不同意克里姆林宫的人身上。

    他说，那才是让他的两个博物馆如此具有威胁性的原因：它们让数以千计参观过博物馆的普通俄罗斯人思考自己的历史，质疑像爱国者和叛徒这样的简单标签。它们也把专业历史学家对官方的卫国战争描述提出的静悄悄的质疑进一步放大了。

    官方的版本倾向于淡化斯大林与希特勒在1939年达成的条约，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对军官进行的屠杀清洗，以及在纳粹入侵之前对被视为是内部敌人的无情迫害。

    一名参观者在博物馆的留言簿中写道：“感谢这家博物馆的创建者和策展者，你们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能看我们的史书中那些官方当局试图隐藏起来的页面。”

李开复：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真正威胁

（约时中文网，2017年6月25日）

北京——你对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世界有何担忧？

    这一问题的答案常常像是科幻惊悚片的情节。人们担心，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催生技术史上的“奇点”——也就是人工智能超越人类智力极限，在人类事务领域引发无法想象的革命的时刻。他们想知道，为我们所控制的人工智能，是否会反过来控制我们，实际上把我们变成了赛博人。

    这些问题琢磨起来很有意思，但并不紧迫。人们担心的情况即便会发生，也要在千百年之后。我们目前还不知道，如何从我们最优秀的人工智能工具（例如最近击败了世界上最好的围棋手的谷歌计算机程序），走向“通用”人工智能，即拥有自我意识的计算机程序，可以进行常感推理，获取多个领域的知识，感知、表达和理解情绪等等。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相反，现有的人工智能产品正以超出大多数人想象的速度得到改进，很有可能让我们的世界发生根本性改变——不一定就是变得更好。它们只是工具，而非某种与人类竞争的智慧形式。但它们将重塑工作的含义和财富的创造方式，引发前所未有的经济不平等，甚至改变全球力量均势。

    我们必须把目光转向这些迫在眉睫的挑战。

    今天的人工智能是什么？大致来说，它是一种从特定领域（例如贷款偿还记录）获取大量信息，并利用这些信息在特定情况下作出决定（是否贷款给某人），服务于特定目标（让贷方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技术。它就好比是打了鸡血——接受了大数据训练——的电子表格程序。执行特定任务时，这些工具的表现可以好于人类。

    这种人工智能正拓展至成千上万个领域（不只是贷款），在此过程中，它会让很多工作岗位消失。银行出纳员、客服代表、电话推销员、股票和债券交易员，甚至律师助理和放射科医师，都将逐渐被此类软件取而代之。假以时日，这种技术将会控制自动驾驶汽车、机器人等半自动化和自动化硬件，取代工厂工人、建筑工人、司机、快递员以及其他很多职业的从业者。

    不同于工业革命和计算机革命，人工智能革命并不是让特定工作（工匠、使用纸笔和打字机的个人助理）消失，并代之以其他工作（装配线工人、熟练使用计算机的个人助理）。相反，它有可能造成工作岗位的大规模减少——其中大多是低薪岗位，但也会有一些高薪岗位。

    这种转变将为开发人工智能以及运用人工智能的企业带来大量利润。想象一下，如果优步(Uber)之类的公司只使用机器人司机，会赚多少钱。想象一下，如果苹果(Apple)不使用人力就把产品生产出来，会有多少盈利。想象一下，如果一家贷款公司无需人力介入便可一年发放3000万笔贷款，会获得多少收益。（碰巧，我的风险投资公司已经投了这样一家贷款公司。）

    我们由此将面临两种无法和谐共存的新情况：大量财富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大批人员失业。该做些什么？

    其中一种对策是就人工智能并不擅长的任务，对人员进行教育和再培训。人工智能非常不适于从事涉及创造性、规划性和“跨域”思维的工作——比如庭审律师做的事情。但需要这些技能的通常是高薪工作，可能很难让经过再培训的失业工人去做。承载更多希望的是涉及人工智能所缺乏的“人际技能”的工作，比如社会工作者、调酒师、看门人——从事这些职业需要进行细微的人际互动。但这里也有一个问题：一个社会真正需要多少调酒师？

    我猜想，大规模失业问题的解决方案会牵涉到“爱心服务工作”。这些工作人工智能做不了，社会需要，又能给人以使命感。例如陪伴老年人去看医生，在孤儿院教书，以及在匿名戒酒会——或者很快就可能出现的匿名戒断虚拟现实会（Virtual Reality Anonymous，面向的是那些沉湎于由计算机生成的模拟世界，对平行世界生活成瘾的人）——当一名协助人。换句话说，今天的志愿者服务工作或许可以在未来变成真正的工作。

    其他一些志愿者工作或许薪水更高，也更具专业性，比如富于爱心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充当诊断癌症的人工智能程序的“人机界面”。不管怎样，人们都将可以选择让自己的工作时间比现在短。

    谁会为这些工作支付薪水？这时候那些有大量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领域就该起作用了。在我看来，由人工智能创造的财富有一大部分要不可避免地被转移给那些因之失去工作的人。看起来，这一点似乎只有通过实行增加政府开支的凯恩斯经济政策才能做到，而政府开支的增加或许可以通过对有钱的公司征税实现。

    至于这种社会福利将是什么形态，我会赞成提供一种有条件的普遍基本收入：也就是给有财务需求的人提供的福利，条件是他们要么显示出接受培训、以便让自己有受雇资格的努力，要么承诺做一定时长的志愿“爱心服务”。

    要给这些福利提供资金，势必要提高税率。政府不仅必须给大多数人的生活和工作提供补贴；还必须填补此前从受雇个体那里征收的个人税收的损失。

    这会给人工智能带来最终、或许也是最重大的挑战。我设想的凯恩斯政策方案在美国和中国或许是可行的，这两个国家会有足够多成功的人工智能企业来通过税收资助福利措施。但其他国家呢？

    它们将面临两个难以克服的问题。第一，由人工智能创造的大部分财富将流向美国和中国。人工智能是一个强者更强的行业：你获得的数据越多，产品就会越好；产品越好，收集的数据越多；数据越多，就能吸引更多人才；人才越多，产品也会越好。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美国和中国已经积聚了足够多的人才、市场份额和数据来启动这个循环。

    比如，以市值论，中国语音识别公司科大讯飞，以及旷视科技和商汤科技等几家中国面部识别公司已经成为所在行业的领导者。美国则引领着自驾车的发展，由谷歌、特斯拉(Tesla)和优步等公司占据领先地位。至于消费者互联网市场，有七家美国或中国公司——谷歌、Facebook、微软(Microsoft)、亚马逊(Amazon)、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在大量运用人工智能，并扩展它们在其他国家的业务，基本已经占领了这些人工智能市场。看起来，美国的公司将主导发达国家市场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市场，而中国企业将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市场获胜。

    中国和美国之外的许多国家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人口在增加，尤其是发展中世界。尽管不断增长的庞大人口也可以成为经济资本（就像中国和印度最近几十年的情况），但在人工智能时代，它会成为一个经济责任，因为这些人口会构成大多数的失业工人，而不是多产的员工。

    所以如果大多数国家无法从利润极高的人工智能企业征税来补贴自己的工人，它们还有什么选择呢？我能想到的只有一个：除非它们愿意让民众陷入贫困，否则就必须与供应最多人工智能软件的国家——中国或美国——谈判，最终成为这个国家的经济依赖者，以允许“母”国的人工智能企业继续从依赖国的用户身上获利，来换取福利补贴。这样的经济安排将重塑现有的地缘政治联盟。

    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开始考虑如何将日渐临近的、由人工智能加大的贫富差距最小化，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与国之间的。要么就得把这件事看得更乐观一些：人工智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在全球范围内重新思考经济不平等的机会。这些挑战太过广泛，任何国家都无法将自己孤立起来，独自解决。

石小敏：林毅夫经济学已经败掉 现在哪有改革？

（墙外楼，2017年6月21日）

  这几年，对经济学家石小敏来说，他提出的“中国特色的资产负债表”一直在学界备受关注。于广义上的外界公众而言，石小敏的声音在今天中国式主流经济学家群体，近乎边缘人。

  这位现年67岁且多有批评意见的经济学家，如同那个年代不少同事同仁一样，逐渐从期许改革到冷眼淡漠。世道如此，一个颇为有良心的经济学家又能怎样？

  石小敏在特殊年代当过工人、干部，1978-1982年就读北京大学经济系，其后还干过媒体，加上曾思想激荡的1983-1991年，他也在当时备受瞩目的国家体改委做过副处长、处长。在此之后，他一直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工作，任调研室主任、副秘书长、秘书长、副会长。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头很大，官方解释是1983年2月由国务院领导批准成立。名誉会长包括安志文、高尚全，会长包括宋晓梧。石小敏同时还是“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专家成员。“50人论坛”是由今天中国经济学界大咖组成，吴敬琏、樊纲、林毅夫、周小川、李剑阁、刘鹤、张维迎等均是其成员。

     2年半前我采访石小敏，有几句话一直比较深刻。他说：金融市场问题略严重，证券市场和土地制度也有问题，再加上腐败，所有问题堆到一起，就影响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这就像身体中存在肿瘤，稳增长实际上就是稳”它”；现在关键是政、经要一起改，就是动任何领域，比如打破垄断也都直接涉及政治，包括土地制度、金融垄断也都是同样的问题，这里面还牵涉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调整。

    2年半后的今天，似乎经济学家们比以往更小心了，尤其是公共发言。另外，像林毅夫产业政府论、马云计划经济论、刘强东共产主义论以及于建嵘的超级社区论等，也不时引发经济学家探讨争议。

  由此，断层智库就相关问题与石小敏老师展开了交流对话：

  断层智库：马云提出计划经济未来三十年将越来越大，依据是大数据，于建嵘提出的叫超级社区，都异曲同工。您怎么看这样的一种想法或思潮？

  石小敏：他说的跟传统经济学不一样，讨论本身没有太大价值。他讲计划经济，本质是政府是主角，不是他企业使用的，政府使用大数据干什么？做计划？政府能使用大数据做计划吗？是什么样的角色？大家相信不相信？现在天天在造假数据，还怎么使用大数据呢？

  而且现在不是计划经济的问题，现在是一点计划经济的影子也没有，全是长官意志，既得利益阶层。如果大数据是真实的，怎么敢用？辽宁不是造假吗？中纪委还说其他地方也存在改造数字。

  所以说到这里就没法讨论了。政府现在不敢面对隐藏真实的情况，在一种管控与压力的情况下，大数据能设计好吗？因此这样的讨论没有前提啊。

  断层智库：去年一些经济学家讨论林毅夫的产业政策，也比较类似。

  石小敏：林毅夫的经济学已经败掉了，只不过遇到政治政策还有人撑他。林毅夫说要加大投资保持8%增长，早就被事实给砍掉了。他有什么资格在这讨论呢？

  断层智库：这两年的投资力还是很大，资产价格比如房地产价格飙涨很高。

  石小敏：那不是还在挣扎嘛，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点了，再把钱往那投，还有什么可投的？就是往房子里投？现在主要是往一二线，各种资源还有吸引力，可能还有人买点房子，但这已经很够呛了，你把钱往这投，那边实现人民币的贬值，到底要哪头？这两头已经撞上了，房价越高，越来越多的人就不愿买房子。

  每年发的货币，除了对堆到房子里，剩下都在债务链条里，人民币哪有吸引力？把自己当全部信心都压在了房地产里，天天往里堆，还能搞得好啊。

  断层智库：那这种堆积的房地产模式还能维持呢？还是说快走不下去了？

  石小敏：现在玩的已经快玩不下去了，当然只要能玩还是想玩，如果崩盘的话，就不是房地产是整体，因为他一定会玩到人民币汇率往8上走了，突破7往8再往9。

  我们看这几年人民币汇率已经是6.1到6.9了，贬值13%，这两年经济按照官方数字增长是6.5，加起来是13%，这两年如果按美元计，GDP接近0增长了，如果不算上GDP中的水分，那基本上就是负增长了，贬到7、8以上绝对是负增长。

  另外，我们看现在对汇率的控制，力度比房地产调控大得多。现在的问题是政府再聪明，也无法印美元。

  断层智库：今年到现在，看起来对汇率控制比较好。

  石小敏：稳住有各种办法，比如说让国企在海外市场发债，拿着外汇来冲。另外那3万亿，也值得怀疑了。但看动作就能知道哪里最急，原来外汇鼓励走出去，5000万美元备个案就行了，去年底改成500万要审批，这基本上就等于没了。这力度有多大！

  断层智库：没错，干预汇率是超过房地产。

  石小敏：是超过啊，别听他说什么，看他做什么。现在说任何漂亮话都没用，现在大家都等着。

  断层智库：现在也很少看到您谈改革？

  石小敏：现在哪有改革？哪有改革。

  断层智库：穆迪上个月底下调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28年来首次。如何看待这个后续影响？

  石小敏：全球化最重要的是经济结构变了，现在三十年最重要词汇，第一是全球化，第二经济上是互联网+。全球经济连在一起塔尖上就是评估公司，穆迪才是大数据的应用者，它才是大数据的组织和分析者。说大数据是计划经济，人家天天在那应用，不光评企业，还评国家，评中国这样，评美国也这样。它能把各种的经济、社会等信息综合起来做评估，国内有吗？

  整个经济的指向和“殖民者”就是他们，他们的评级市场都认，评级本身也有竞争，不是只有穆迪一家。大家都看他们的评估，后来变成了现实，十分吻合嘛，这考验他们预测能力。国内有一家这样的公司吗？国内有的只是中国特色。

  评级公司比美国总统都厉害，美国总统说投资者还不一定听，但穆迪说投资者会愿意听。

  断层智库：现在有些人提出短期讨论中国宏观经济是好是坏是没有意义，您认同吗？

  石小敏：没有任何意义，尤其是基于国家公布的数字讨论，尤其是基于现在国家出台的政策以什么若干亮点来讨论，所以亮点都是不值一提的。你就看几年下来，大家的信心，包括投资者做创新的，他们信心更足了呢，还是更弱了？这个社会整体上的腐败率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断层智库：就我们接触，出国或者想移民出去的越来越多了。

  石小敏：没人说什么，没人做什么，但做什么比说什么强一千倍。你以为出国那么愉快啊？很多人都是很痛苦的。

  断层智库：好像也没什么办法了。

  石小敏：能有什么办法，人家是死了心才往那头。连那些腐败分子都急着往外走。

刘青：郭文贵爆料有多少可信度

（RFA，2017-06-23）

         郭文贵大肆爆料之后，不少人称郭为网红，对他的各种猜测评论，也是热议不断持续翻新。其中关注最多的，一是爆料的真假，一是独狼行为还是大有来头。当然不仅有诸多推测，各种奇谈怪论，也难免杂有居心叵测搅浑水贩私货的。例如有一篇题为“烟幕弹变信号弹，到底是谁将郭文贵当枪使”的网文，可以说绝非怪异一词能够说清其用心的。该文以天马行空的方式论证，郭文贵背后的操控势力有三股，一是海外民运中的被其称为“昭明团队”的某些人，二是被其称为长期要颠覆中共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三是中共可能从未提及过的英国军情五处。

         这篇网文因其荒唐牵强附会，即使在郭文贵话题大热的当下，其实也没有多少人研读，更象中共喉舌的那些宣传货色，除了嗤之以鼻再难让人有其他兴趣。因为郭文贵的爆料，是中共权势场内斗外扬的发展，此乃是个人均能看清的事实，岂是一篇胡言乱语之文可以转移视线的，因而让人们相信这场精彩连连的大戏，是什么推翻中共的筹谋者所为。中共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是最邪恶凶残的帮派式政治团伙，其滚出历史舞台灭亡的下场，绝非贪恋权势鱼肉民众的中共能够更改的。中共权势场出现郭文贵式的人物，是贪腐权争白热化后早晚要出现的，虽然客观上有助民众认清中共真相推进其衰亡，但绝不是中共之外势力能够预谋操演的。至于大戏开演后也有意欲加入者，不过起些擂鼓助威的作用罢了。

         郭文贵爆料中共贪腐淫靡之象，对于中共灭亡最多也只是一项助力，而且发挥的作用究竟如何，不仅要看爆料的质量，更重要的是看在大陆传播的广度。只有产生相当激烈的化学作用，才能令绝望的大陆社会增强抛弃中共的意念，才会加强贪腐淫靡成性的中共官场绝命撕杀，也才能够产生出来改变这一切的政治派系。但是能否有这样的效力，郭文贵爆料的质量其实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然而，对于郭文贵爆料的真实性，从爆料开始质疑声没有减弱过，尤其是民主社会有影响的媒体，即使偶有报道也全画着大大的问号。这除了郭文贵的许多爆料无法验证，也因为郭文贵本身就有先天问题。郭文贵是中共贪腐厮杀场上的佼佼者，只有浸透中共文化的奸邪者才能胜任，因而郭文贵无可避免具有中共基因，在爆料敌对势力丑恶和夸赞自身势力中，充斥着夸大其词甚至无中生有的成分。例如郭文贵最近爆料，王岐山家族拥有二十多万亿人民币的资产，以贪腐治国的江泽民曾庆红备受赞扬。不论王岐山家族占据了这超乎想像的资产，还是完全控制和支配这天文数字的资产，都会令人首先怀疑爆料者的智商和诚意，而对江曾歌功颂德势必减弱郭揭露贪腐的诚信。

         郭文贵爆料内容可能有他自主收集的部分，他毕竟接受过专干这种活的国安指派，他自己也说从无意中接触到干得上瘾。但是毫无疑问郭文贵绝大多数爆料内容，是他从属的中共权势团伙的喂料，他没有可能自主收集如此庞大爆料内容，也不可能在逃离大陆后依然收集。而给他喂料的那些专事收集者，基本上都是揣摩上意专事陷害的，这只要看一看文革期间的那些专案组，无一不是挖空心思搜寻变造符合上意的材料，便可以知道今天一脉相承的这些干脏活的，干活时必然真真假假逢迎上意。郭文贵采用这些提供给他的喂料，既无时间也无能力还无意愿认真查证核实，因而他的爆料夸大虚假内容实在无可避免。

         郭文贵爆料内容难以避免纯属编造内容，还因为给他的喂料中必有谋害他的内容。郭文贵海外爆料是中共权势集团生死内斗的发展，郭文贵以及习王势力早已对此公认不讳。在中共盛行告密出卖的奸细文化意识下，各派势力绝不会单纯到毫无渗透。潜伏于对方或静候卖个好价钱的叛变出卖者，中共各方势力生死博弈中必要动用这第五纵队。而打击削弱直至毁坏郭文贵爆料效力的，莫过于奸细给郭文贵喂大吸眼球的一眼假腐败资料，这将让郭文贵的爆料效力大减甚至成为讥笑对象。至少关于王岐山家族贪腐二十二万亿资产的爆料，对稍有经济常识的人来讲便有这样的损害作用。

         虽然郭文贵的爆料难以免除这些先天不足，但是其中确有相当多的真材实料也是显而易见的。能够证实这一点的首先是中共掌权派系的反应。在郭文贵“保命保钱报仇”的大量高调爆料后，显然张皇失措的习王一伙表现得顾头不顾腚，可以说对郭文贵的要求全方位予以“善意”回应。被中共关押数年的郭文贵的两个哥哥很快释放，妻子和女儿也尽快得以赴美一家团聚，郭文贵要求北大退还的十亿捐款也显然私下解决了。中共最近对郭文贵讨好示善之举，是公开审结了郭文贵盘古骗贷骗汇一案，涉案数十亿元的郭文贵的三名高管，被判缓刑或微不足道的数年徒刑结案，因为他们已经关押数年实际近乎当庭释放。此案的数额之巨对应的判刑之轻从所未闻，例如当年信用证诈骗的前首富牟其中，数额不到盘古案的十分之一却判了无期徒刑。现今掌权的习王对郭文贵保命保钱报仇的爆料目的，全部予以一定程度的“善意”回应，这样的求和讨饶的唯一解释，便是郭文贵的爆料戳到了他们见不得人的痛处。

         郭文贵的爆料一定有相当真实内容的另一证明，还因为被爆料的对象基本噤若寒蝉的猥琐表现。郭文贵的爆料全是具体人具体事的丑行和罪行，倘若其爆料全是虚假编造的诽谤攻击，在美国这样的法制社会完全可以依法追究，而郭文贵定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惨痛代价。但是郭文贵爆料涉及的大量人和事，几乎没有谁敢于依法保护自己。即使潘石屹这样极个别向法院投诉了郭文贵，象征意义也远远大于实际胜诉洗清自己的需要，因为潘石屹这样的大陆富翁，绝无可能也无人相信其聚敛的财富，是清白的并非依靠了官商的龌龊交易。而且就是郭文贵的爆料中确有夸大不实内容，但因为也有真材实料的罪恶丑行，被爆料者害怕拔出萝卜带出泥，选择缩头乌龟的做法也符合常情。在美国只要有理必然依法讨公道争赔偿，除非对方是纠缠不清的穷光蛋，而郭文贵恰恰是豪宅便值数亿美元的富翁。所以不与郭文贵打官司洗刷自己，如此众多的人都选择沉默，只能是郭文贵的爆料至少部分真实，害怕选择法律途径反而做实了丑恶罪行。

         其实不论郭文贵如何爆料及有多少真实性，对两类人是没有什么作用的。一类是拿中共钱的五毛和腐败受益的自干五，他们不论爆料有无真实性，一概用最下流的话语谩骂围攻。一类是只要政治正确可以无所不用的自诩的民主斗士，明说暴假料是对付中共的策略和艺术，而根本否认其实最受伤害的是爆料本身。不过爆料的受众是枣核形态，这两类人只是枣核的两个小尖，绝大多数人还是要考虑爆料的真实性的。而人们之所以高度关注郭文贵的爆料，与其说爆料的内容使之惊奇和震动，不如说爆料验证了人们印象中的中共。

托马斯·弗里德曼：特朗普+社交媒体=民主社会的灾难

（纽约时报中文网，2017年6月22日）

  几天前，我在蒙特利尔参加一个会议，一位加拿大男士想搞明白美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于是问了我一个简单的问题：你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

  我停顿了一秒，就像一位旁观者等着看我嘴里会冒出来些什么。然后我说了两点：“我担心我们以后不会再有‘事实’——我们压根不能再就基本的事实达成一致。我担心我们在变成逊尼派和什叶派——我称他们是‘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但毁掉中东民族国家的宗派主义现在正在对我们产生影响。”

  以前是人们不想让孩子与一个不同的宗教或种族的人结婚时（这已经够糟糕了），才会把那些人称为“他们”。现在，“他们”成了一个不同政党的成员。

  当一名自由派喜剧演员手提唐纳德·特朗普的头颅模型拍照，当总统的儿子埃里克·特朗普在谈到父亲的民主党对手时表示，“对我来说，他们根本不算人”，你知道自己在走向一个黑暗的地方。

  所以，回家之后，我给对我而言亦师亦友的多夫·塞德曼(Dov Seidman)打了个电话，问他认为我们正在经历什么。塞德曼是帮助企业和领导层培养道德文化的LRN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著有《怎样》(How)一书。

  “我们正在经历的是对我们的社会与民主政体根基的攻击，也就是事实与信任这两大支柱，”塞德曼回应道。“我们之所以成为美国人，是因为我们同意达成一种关系，其中包含比我们自身更重要的理想，包含我们认为显而易见的事实——因此认为它们将是我们一起迈向一个更好的国度的基础，也是在这一路上尊重反对观点的基础。我们也一致认为，正当统治的权威来自‘我们人民’。”

  但是塞德曼认为，当“我们”不再存在——因为“我们”不再有共认的事实——“也就不再有正当的权威，不再有我们的联合继续存在的统一基础。”

  在历史上，我们有过事实与信任遭遇障碍的时候，但这次感觉尤其危险，因为这种情况在被科技和特朗普恶化。

  有了社交网络和黑客袭击，极端分子能以我们不曾见过的速度与广度传播恶毒言论和虚假新闻。“如今，我们不仅像过去那样极为分裂，而且在被一些廉价的工具积极地分裂开来，这些工具让一个人传播自己的‘事实’变得十分容易，因而破坏了真正的事实，”塞德曼称。

  现在，这个用愤怒牟利的行业“要么在把我们送入看不到另一面的舒适的回音室，要么促使我们对其他人产生这种道德愤怒，以致于我们再也看不到他们人性的一面，更不用说像拥抱跟我们持同样价值观的美国同胞那样，拥抱他们。

  社交网络和黑客袭击也“使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每个机构深处的运行情况，看到使之运转的人的态度，”塞德曼指出，“它们已经破坏了几乎所有机构和许多领导者的威信，因为人们不喜欢他们看到的东西。”

  随着共识遭到贬损，对领导人的信任减少，我们现在面临一场全面的“威信危机”，塞德曼称。他将“形式权威”和“道德权威”进行了区分。

  他还表示，没有具备形式权威的领导层，我们的制度就无法运转，但真正让它生效的，是“占据这些正式职位的领导层——不管是商界、政界，还是学校和体育界——具备道德权威。有道德权威的领导明白他们可以向其他人要求什么，以及必须在他们身上激发出什么。他们也知道形式权威可以赢得或夺得，但道德权威必须在日常领导实践中获得。我们没有足够多的此类领导。”

  实际上，这类领导人数非常少，以致我们都忘了他们是什么样。有道德权威的领导有好几个共同点，塞德曼说：“他们凭借事实信赖人——不管是明亮的，还是黑暗的。他们被价值观——尤其是谦逊——和诚实原则激励，所以他们会做正确的事，尤其是在他们处在困境或不受欢迎的时候。他们以高尚的目的延揽人才，把他们带上值得自己奉献的道路上。”

  想想特朗普距离这个定义有多遥远。在特朗普身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无法领导我们度过危机的总统——因为他有形式权威，却没有道德权威——而且他每天在Twitter上的表现，是单枪匹马在加速腐蚀我们社会的事实与信任。

  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就发生在了特朗普和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身上。

  塞德曼解释说，有这么一句格言：“向我要求诚实，我给你我的忠诚。向我要求忠诚，我会给你诚实。”但特朗普对科米的诚实不感兴趣。他只想让科米无条件地给予盲目的忠诚，因为特朗普认为自己有要求这一点的形式权威。“但真正的忠诚不是要来的；只能是被激发的，”塞德曼说。

  可惜，特朗普是不会改善的，技术的发展也不会放慢。目前最迫切的是，共和党在短期内出现一些有道德权威的领导人物，真正对特朗普进行约束。但这点恐怕很难。

  不过，今天这个政治-技术平台好的一面是，领导者可以从任何地方快速冒出来。看看法国新任总统。从长远看，唯一能拯救我们的是有更多人——不论年龄、肤色、性别或信仰——在自己受尊重的领域培养道德威信，然后用它做一些大的、有意义的事。用它来竞选公职，开创企业，经营学校，领导运动或打造一个社区机构。这样就有助于把“我们”放回到“我们人民”之中。

格致夫：郭文贵爆料何以导致老人政治抬头？

----中共十九大制度与人事安排刍议（4）
（万维博客，2017-6-21）

  郭文贵爆料必将成为2017年比肩中共19大、最具轰动效应的政治事件，更是1989年民运28年来，唯一可能从外部撼动中共政治生态与格局的最大机会！

  郭文贵敢于押上身家性命、家人和公司员工安危和上千亿资产，对包括政治局新老常委在内的多名高官曝出令人震撼的超级猛料，已经在海内外形成核弹级强烈冲击波，假如中共决策层还试图屏蔽其对19大人事布局的巨大影响、以及姑息当事人，已经变得几乎不可能。

  道理也不复杂，只需基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当下，中共的威信比建党96年来的任何历史时期都更脆弱！民众对权贵阶层的不满已经接近非常危险的临界点！在中共最高层，特别是声望如日中天的反腐之王，发生如此骇人听闻的贪腐与欺世盗名丑闻，中共已经没有足够本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采取无视或姑息态度！

  否则，不但中共8千9百万党员中的绝大多数无法容忍这些令人“三观”尽毁的丑闻，在过去4年反腐中落马的各级官员及其亲属群体亦将睁大眼睛关注中共决策层的反应，而且公共影响力阶层（公知、学者、专家、律师、媒体人等）和亿万普通百姓更不会漠视中共对之不采取任何行动！而中国正在国际社会积极发挥影响力、寻求举足轻重角色的全部努力，亦不允许执政党对恶劣到如此骇人听闻的丑闻充耳不闻！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这还不是中共决策层面临的全部压力，更加关键的压力——有能力左右中国政治格局和生态的力量——来自老人政治趁机抬头！

  老人干政的典型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他与当年的政治老人们先后拿掉了三位中共最高领导人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最后从政治局常委之外选定主政上海的江泽民直升总书记，之后还隔代指定了他的接班人胡锦涛。江执掌中国长达13年后，依然恋栈军委主席两年，更在胡锦涛时代当上事实上的“太上皇”，让胡成了处处受到掣肘的“小媳妇”，以致于被外界戏称为“政令出不了中南海”！

  曾亲眼目睹胡尴尬处境、风格强势的红二代习近平上台近5年来，在很大程度上逐步抑制了被动、负面的老人政治影响，其中也包括前任总书记胡锦涛不干政的率先垂范作用。从18大后的铁腕反腐、大幅整肃军队，到全面人事布局调整、重大事务决策，整体观察不难看出，新一届政府决策机制未见受外界干扰迹象，而退休政治老人们基本处于无所作为的状态。当然，这只是执政没有遇到大麻烦的情况下。而就在19大前最敏感时期，郭文贵曝出中共最高层骇人听闻的空前丑闻，就不仅仅影响最高层人事布局的问题，而在一定程度上波及中共执政地位！

  面对中共生死存亡这个天字第一号大危机，政治老人们也就有了充分理由站出来发挥影响力，此所谓的共渡难关说。目前尚健在的政治老人（常委级）包括江泽民、胡锦涛、李鹏、朱镕基、温家宝、吴邦国、李瑞环、曾庆红、贾庆林、李长春、宋平等。其中某一个人的作用或许不至于影响大局，但这些人的整体影响力、特别是不同派系角力将导致局势变得异常微妙、复杂，足以令现任最高层忌惮几分！而不大可能继续自作主张，自行其是！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是习时代反腐的灵魂人物。在过去4年里，他伤及权贵集团很多人的根本利益，更将一大批高官送进了监狱！恨他的人自然很多。而郭文贵的爆料等于给这些人提供一个复仇的绝佳机会！通过具有特殊影响力的政治老人们达到目的，无疑是必然途径之一。

  有鉴于此，无需太多想象力，政治老人们形成强力影响的关键主张之一，应该就是让反腐之王交待问题，并对其展开彻查！而面对这一特殊变局，包括习在内的现任最高层没有理由不虚心倾听这些政治老人们的意见，甚至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采纳其主流主张（无需全体一致）！即使习不惜眼前的政治代价有意保反腐之王，恐怕也是爱莫能助了。反腐之王寻求19大体面退休，恐怕都很难做到，“超龄”留任就更不能奢望。

  假设一种特殊情况：包括政治老人们和现任最高层达成一致意见，不理会郭爆料的影响，恰似巴拿马文件公布后中共决策层的做法，不但不调查反腐之王的问题，而且力挺他19大后继续留任，将其纳入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的候选人名单。结果会怎样呢？反腐之王会如愿以偿吗？未必！

  早年，曾经发生希望进政治局的邓力群意外落选中央委员一事。在16、17和18大上，亦均曾出现被高层看好的人物（包括现任国家副主席）落选中央委员的“事故”！有时党代表们的“不听话”是显而易见的。习等高层应该深有体会。反腐之王被郭爆料示众后，在中共2300名党代表心目中的高大形象完全可能崩塌！即使等额选举，落选的可能性也一样很大！当然，假定现任决策层和政治老人们达成一致，让他进入候选人名单，这本身就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或许现在就可以预言：中共19大人事布局已经被打乱！仅凭这一点，郭文贵这个草根出身的商人，就有理由被写入历史。

  至于是否如有人撰文提出的那样：中共已经具备垮台的所谓“七大征兆”，可质疑的空间很大，另文再作讨论。

胡平：对郭文贵妻女来美一事的一种解释

（RFA，2017-06-19）

    在评论郭文贵事件时，我不止一次被问到，对郭文贵妻女5月份来到美国一事怎么看。有网友干脆问，这件事是真的吗？当然，因为大家都没看到多少证据，有此疑问纯属正常。关键在于，当人们提出这个问题，主要并不是怀疑郭文贵撒谎，而是为了寻求解释。人们是力图了解，一件看上去绝无可能发生的事怎么会发生呢？

    我们知道，郭文贵是2014年只身来到美国的。他的家人则被中共控制起来当作人质，要挟郭文贵在外边不要“乱说乱动”，否则定让其家人吃足苦头。或许正是出于对家人处境的担忧，郭文贵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保持沉默。然而到了今年，郭文贵却突然高调亮相爆料。人们在惊讶于郭文贵的决绝勇气之余，都以为这下他的家人一定要大吃苦头了。殊不知到了5月份，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中共竟然准许郭文贵的妻女来美国与郭文贵团聚。这实在太出人意外了。这几乎让所有人跌破眼镜。这怎么可能呢？

    有人说，这证明中共欺软怕硬。你硬，它就软了。

    这种说法明显站不住脚。几十年来，反对派中不乏铮铮硬汉，他们的“硬”从没有招致中共的“软”。正像民主墙硬汉刘青所说：“象郭文贵这样与中共掐红了眼还能让亲属被释放，或许我是孤陋寡闻真是头一次听说。”注意，刘青也并不是否认这件事的真实性，他也是在肯定这件事的前提下试图解释这件事。

    在6月9日自由亚洲电台的“中国透视”节目里，主持人陈奎德也提到，郭文贵在海外爆料，竟能够迫使当局释放其妻女，在中共历史上是完全不可想像的。我们要讨论的恰恰是，这种完全不可想像的事怎么竟然就发生了呢？

     我在那次节目里讲到我的解释。我认为这和郭文贵特殊的爆料策略有关。我说，郭文贵的爆料，虚虚实实，未必都可靠，也未必都有充分的证据。但其中有一些也许是策略。郭文贵既然要保钱保命，他就必须和中共进行勾兑，达成妥协，以便换取对方某种让步。为此，他必须让对方相信他手中确实有核弹级猛料，一旦曝光会给对方造成很大伤害，但与此同时他又不能把核弹真正引爆，因为一旦引爆了，双方就没有勾兑的余地，就没有让步的可能了。因此，他必须说一半留一半，亮一半藏一半。譬如，他爆料某高官张三有私生子张小三。旁人一看，就觉得这个料不靠谱，付之一笑。但张三本人看了却非常紧张，因为他确实有一个私生子叫张小山，于是他就知道对方确实握有核弹。在这里，爆料者爆料，其实不是说给我们听的，而是说给对方听的。张三生怕爆料者说出张小山，于是赶快软下来，把人质送走，以便换取爆料者不再爆出核弹级猛料。

    本来，我以为上述分析就把这件事解释清楚了，不过后来一想发现还不够周延。

     假如说中共把郭文贵妻女送到美国，是因为它和郭文贵达成了妥协，以此来换取郭文贵不再爆料，或者说不再爆出最核弹级的猛料。但问题是，中共如何能相信郭文贵会信守承诺呢？假如郭文贵在迎来妻女之后并不闭嘴，而是继续大爆特爆，甚至因为少了后顾之忧而爆得更起劲，中共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陪了夫人又折兵”？中共有那么愚蠢吗？

     因此，这就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其实，中共和郭文贵并没有什么幕后交易，郭文贵并没有向中共作出不再爆料的承诺。中共之所以要放走郭文贵的妻女，是因为它发现这张人质牌不起作用，因此就放弃了。

    这就使人想起一个古代的故事。昔日楚汉相争，一次，项羽抓了刘邦的父亲，扬言刘邦不投降就杀了他父亲炖成肉羹吃，刘邦听说后说我们两人是结拜兄弟，我的父亲也是你的父亲，如果杀了的话就分一杯羹给我。项羽得到这样的回应很恼火，转念一想，就是杀了刘邦的父亲也无济于事，反而只给自己留下恶名，所以干脆把刘邦的父亲放了。

     对于刘邦的这种回应，后人有很多争论。这是一个典型的政治－道德选择困境。站在刘邦的角度设身处地，你还真很难想出有什么别的更高明的选择。

     回到郭文贵的事情上来。中共把郭文贵的妻女当人质，以此要挟郭文贵闭嘴。殊不知郭文贵不接受这份要挟，站出来大声爆料。这样一来，中共反而没招了。它当然可以进一步虐待郭文贵的妻女，但这样丝毫不能阻止郭文贵爆料，反而只会向世人显示自己的残暴，于是它决定干脆当一回好人，把郭文贵的妻女放到美国。这样，中共就可以向国际社会证明它是如何的有人性，说不定它还指望这样做会对郭文贵爆料起一点软化作用呢。

蓝色尼罗河：相信文贵爆料者，准备撞墙吧。

（万维读者，2017年06月20日）
   按：有一疑点，中国为何要把一个红通犯的家属放到美国来与他团聚？

    文贵总是能不断刷新瓜民们的想象力。最新的爆料说：“美国房产、美国公民身份，这不是开玩笑，这是政治、经济、党纪的问题！打铁还需自身硬，裸官要抓起来。姚明珊是美国公民，这事大不大？”。很快就有人在美国官方网站查到了相关信息：『鐵證如山！！！ 本人已登入(www.usatrace.com) 輸入Mingshan Yao 614，核實姚明珊為美國公民，王公公是最大的裸官貪官沒有異議！！！』。

     有没有发现搞错，这个网站提供的信息什么地方说明姚某某是美国公民了？这些人真的愚蠢到以为只有美国公民才有SSN是吧？如果姚某某真的是美国公民，最有能力查证的是中国公安部。这个消息应该是由傅政华告诉郭文贵，而不是傅政华通过郭文贵的调查才知道王岐山原来是个“裸官”。

    文贵爆料为什么选择性针对王岐山？难道说文贵与王岐山有特别的交集，对王岐山的老底特别了解？非也。王岐山1989年出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时候，文贵还在山东因为诈骗7150元人民币在坐牢。当文贵傍上四大奶在河南北京天津招摇撞骗，王岐山在广东海南以金融专家的身份介入政府管理。无论是身份地位还是人生轨迹，郭文贵与王岐山相比都是一个在沟里爬一个在天上飞。说郭文贵知道王岐山的隐私，就如同纽约流浪汉知道伊万卡手机号码。

    还是用文贵自己的原话来解释他针对王岐山爆料的真正动机吧：“被抓的26万党员、960万反腐案件，大家都要翻案，今天翻不了，明天一定翻。是对9,000万党员的巨大耻辱，你们真应该向王岐山讨还公道！”。按照郭文贵的逻辑，一个警察犯了法就要把他抓的罪犯都放了。这是哪个国家的法律？文贵说没有江泽民曾庆红就没有今日中国，已经证明他的后台就是水工核贪腐集团。

    六四以来近三十年，水工核贪腐集团长期把持着中宣部和政法委。这些人就是郭文贵的“老领导”。正是有了他们，郭文贵才能在京畿要地呼风唤雨。也正是因为他们，郭文贵才能怀揣11国护照进出中国如履无人之境。合理猜测，郭文贵爆料的主要内容正是来自他们。郭文贵什么时候报什么料也是他们说了算。他们希望借文贵爆料给覆灭的命运带来最后一线转机。水工核贪腐集团是中国从封建帝制向现代化民主国家转型最大的障碍。也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滋生的最大恶瘤。已经身陷秦城的薄周之流不过是他们的马前卒。在习近平领导下王岐山的反腐就是要对这个毒瘤作外科手术式的彻底清除。

    郭文贵偶尔也会说点实话，最近他终于承认自己是骗子流氓强奸犯了。不过仍然坚持说我郭文贵是什么东西与爆料是真是假没关系。有起码正义感的人不会去相信一个骗子流氓强奸犯的“爆料”。这是因为一个骗子流氓强奸犯无论说什么或者作什么都不会有纯正的动机，更不可能通过正当的手段。

    这里的真假已经失去了意义。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姚某某的美国社安号是真的，美国护照很可能是假的，即使是真的也很可能已经作废了。假定王岐山“裸官”是真的，贪污20万亿变成贪官很可能是假的。即使王岐山贪官是真的，因为王岐山是贪官就要为960万贪腐腐败平反是虚妄的。

    动机的邪恶决定了手段的邪恶。无论郭文贵自以为有多少剩余价值，他回到中国受法律审判只是时间问题。到时候文贵的所有诬陷诽谤之辞都会成为给他定罪的证据。相信郭文贵的人们请作好准备，你们前面不远就是事实的铜墙铁壁。

    附尼罗河旧文《郭文贵鬼话三篇》

之一：文贵的故事，美国之音都不信。

     美国之音直播中国逃亡富商文贵爆料突遭腰斩，激起舆论场上一片质疑真相的声音。一种相当具有趋同性的说法是，中国向美国政府施压，通过具有中国背景的美国之音亚太部执行主编张晶向直播团队下达了终止命令。

     美国之音对郭文贵的专访是由龚小夏东方等人组成的直播团顶住压力才得以播出。在直播过程中这些人试图对抗停止直播的命令。但终究无法抗拒命令的权威性，不得不不放弃。而让很多人惊爆眼球的是，正是这个力挺郭文贵爆料的直播团队龚小夏、东方、李肃、宝申、杨晨等集体被“行政休假”。美国之音官方声明整个过程没有受到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的干预。停止这些人的工作的决定是基于查证、平衡和公平的新闻原则而作出。这些原则是行业准则，也适用于美国之音的所有节目服务。

     对此龚某等人发表声明，谴责停止直播的决定损害了美国之音的声誉和美国国家利益。要求对所有与停播有关的人员进行调查。矛头指向美国之音高层特别是东亚部。有些人到现在都不太明白龚某等人在这个事件中究竟扮演的是什么角色。甚至会以为龚某等人因擅自中断直播违背言论自由原则受到上级调查。美国之音官方声明很明确，龚某等人违背了新闻的客观公正原则而被“行政休假”。所谓查证就是有据可查，所谓平衡就是不允许只有来自一方面的声音。说到底，美国之音高层根本就不相信郭文贵的爆料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在片面的事实掩护下的虚假信息。

    很奇怪的是，官方声明把美国之音管理层与中断采访切割得一干二净。在决策过程中，管理层从未考虑过不进行采访，亦未考虑因任何原因缩短进行中的采访。在断播事件吸引媒体的注意力之后，很少有人质疑郭文贵爆料的真实性。美国之音作为代表美国政府立场观点的主流媒体，如果不对郭文贵爆料的真实性作出符合逻辑常识的研判才是真正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

    比如郭文贵说徐明是在监狱里当众被掐死的。徐明非正常死亡，全世界都知道。尼罗河对此也有多次讨论。问题是当众掐死是不是太笨拙了？徐明死的时候郭文贵早就流亡海外，他是怎么知道徐明是被掐死的？这么一个明显的问题，作为美国之音资深记者的东方先生居然不问。还有那个龚某人，基本上是把新闻当故事来作的。早在电邮门事件。龚某绘声绘色说FBI局长科米在大选前11天听到下属报告发现希拉里电邮，决定重启调查。“从会场出来，脸色铁青。”不就是说科米并不事先知情，大选前突然重启调查实属不得而已嘛。

     再比如他说王岐山家人拥有美国豪宅。如果王家真的要非法拥有美国房产，怎么可能用自己的真名实姓。郭文贵有11本护照，不会是每一本上都写着同样的名字吧。一个守法公民要11本护照干什么？豪宅的主人是Yao，Ming Duan。 这三个字每个字都起码有5个同音汉字吧。把姓氏固定为姚，后面可以写出25个中文人名。如果王岐山家人真的在美国有非法房产，即使没有郭文贵爆料，那些恨王岐山不死的落马贪官难道就没有个国外的眼线？

     郭文贵多次引为证据在美国之音直播采访中公布的电话录音是一份很有趣的材料。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ArUeaAHKk

    这个段子的核心内容是“傅老三大哥”（在VOA直播里指明是傅政华）传老板的话，要郭文贵调查王岐山孟建柱的贪腐证据。说王孟“必须搞掉你”。查到王孟贪腐，就可保他全家安全。

    这件事情首先要说有可信之处。都知道傅政华是水工核干将周永康的余孽，王岐山孟建柱是他们的死敌。现在政法系统不在他们手里。查王孟贪腐也许是薄周翻盘的最后一线希望。这件事现在也只有交给他们手下的马崽去办。但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很多破绽。

    第一，诡异变音。“傅老三大哥”的声音经过变音处理。郭问他声音怎么这样。傅回答，你的声音被监控了。既然傅知道郭的电话被监控，他就不应该用电话联系。变音并不能避免暴露。

    第二，逻辑缺失。最明显的是郭问傅，王孟为什么要搞掉他。傅没有说原因只是一再强化“搞掉你”（要求不留后患，儿子人钱资产，统统的。所以你必须配合我。）。郭只是嗯嗯，没有追问原因。这个问题很重要，如果王孟没有合理的原因要搞掉郭。很可能就是傅以郭家人为人质要挟。那么郭与傅之间就是另一种关系了。

    第三，异样情感。傅老三大哥作为公安部高官，与郭的家人和下属被拘押受虐待有直接关系。但是郭对傅说这些事情的语气没有丝毫愤怒急迫斥责等等感情表露。

    第四，人称混淆。郭在不15分钟的通话中几次混淆对方的称呼，有时用大哥，有时用三哥。而且对方没有丝毫反应。这种情况在真实的私人通话中不太可能发生。种种迹象表明，这段电话录音很有可能是郭文贵自导自演的。其中的内容不排除有真实成分。

    一个从小打架耍流氓，长大坑蒙拐骗的人渣知道中国/中共贪腐集团内情一点也不令人意外。意外的是这样一个人居然在美国吃香喝辣，把总统FBI，CIA哄得团团转。郭文贵的发家史无非是利用财色贿赂，空手套白狼，老狼生小狼，小狼变大狼，独狼变群狼。一个定律：没有为社会贡献任何物质产品或者精神产品，却拥有巨额财富，庞大的社会网络，这种人肯定是贼。贼从来没有诚实可言。

    之二：文贵说笑话，笑傻了何老板。

    郭文贵这个角色很像侯亮平的发小，全无底线满嘴胡言。唯一不同的是，文贵比较有钱。黑王岐山不过就是黑侯亮平的路数。早被人玩腻了，有用吗？尼罗河很早就说过，真相是全部事实的总和。一个人说了100个事实，只要有1件事是撒谎，肯定就是骗子。那100件真事都是障眼法而已。

    文贵的爆料，尼罗河基本不看。只看了文贵与傅老大的电话录音。结论已经有了。录音中涉及的事情有些可能是真的，比如傅老大要文贵调查王岐山的贪腐证据。但是那个录音是文贵自导自演的。演技相当拙劣。具体细节在前面的文章里已经说过了《文贵的故事，美国之音都不信》。最近有篇文章把文贵瞎编的故事讽刺得很到位：《网友来信剖析他的视频：郭文贵大侠台鉴》。建议明镜主编看看。

    美国之音中断转播的事居然还有人在纠结。事情不是很清楚了吗？说好了直播一小时，龚某阳奉阴为，生怕黑不死王岐山。不明白为啥反复念免责声明是吗？那是因为龚某知道文贵在胡说，但是还想要他说下去。纽约时报不是说得很清楚吗，文贵的故事很多经不起分析。

    文贵的故事是真是假，还可以通过中国方面的反应来判断。有人说中国立法打击网络谣言是针对文贵来的。我根本不用去追索立法的前后过程也知道是瞎扯。如果有人敢在国内传文贵的笑话。我可以告诉你们，就算中国没有任何网络法规。照样会抓。不知道中国警察是什么人啊？对付这种人还要法律吗？笑话。

    对了，还有文贵多次说，中国害怕了，认怂了。把他的员工放了。老婆孩子也来美国团聚了。这就更扯淡了。如果文贵手里真的有什么证据，中国能把人质给放了吗？现在文贵应该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吧。有什么核弹赶紧放。王岐山习近平不会和一个红色通缉犯打官司。红色通缉犯，是他在中国唯一的身份。

    看到油管上有明镜的一个视频，说是要追问文贵王岐山贪腐的证据。我只看了个标题，真的。何老板那品相又不是十分上镜。你就不能写篇文章。让别人一分钟读完知道你要说什么吗？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杀人啊。何老板是不是被文贵的笑话给笑傻了。如果文贵真的有证据，还用追问吗？

之三：文贵说六四，纯属婊子立牌坊。

    郭文贵也曾经是自由民主斗士？听起来像真的一样。文贵说“我的八弟在八九六四被打死，随然不是为六四死。。。我用鲜血记住了六四这个日子。我用我六四后22个月失去的自由记住了这个日子。”。郭文贵还以居高临下的姿态问那些经历过六四的人们，你们在当时作了什么。从那时起到现在你们又作了什么。最后甚至说中国人不应该谈论六四，不应该躺在英雄的尸体鲜血上捞取名声。

    如果不是那个脑袋被薄熙来打坏了的姜记者脓重推荐，我肯定不会去看文贵说六四的视频。看过之后，无论如何也无法将一个从小耍流氓长大傍大姐坑蒙拐骗的不法商人与六四英雄联系起来。所以呢，尼罗河就用“郭文贵 六四”上谷歌查了一下。真相与谎言之间真的不止天壤之别。

    六四的时候，郭文贵在干什么？据他本人所言，他买掉了摩托车捐款支持六四，因煽动反革命罪被捕。很不幸，他当时被捕入狱判刑的法律文件被人挖出来了。这份山东濮阳市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可谓白纸黑字铁证如山。郭文贵当年假冒"濮阳市石化局"的名义答应帮他人购买100吨汽油，先后3次共骗得7150元人民币。两名受害人是郭文贵父亲的朋友。郭文贵以诈骗罪终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他弟弟当年正是在警察拘捕他的过程中持刀拘捕被警察开枪打伤送医院不治而亡。注意时间，案件发生时间是1989年4月，天安门民主运动正在兴起的时候。郭文贵被捕是1989年5月28日，离六四正好一周。

    郭文贵说他每次撒谎都会笑，这可能是真的。撒谎对他来说完全不会产生负罪感。所以郭文贵撒谎才能撒到如此厚颜无耻，如此等闲自若，如此旁若无人的境界。据说已经有很多被他的谎言所伤害的人表示要诉诸法律。这就是对付骗子最好的办法。决不能让他不明不白地死去。不然的话，每当真相被谎言笼罩的时候，人们就会听到从地狱里传来郭文贵恐怖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