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教授遗作：读王鼎钧的《文学江湖》----冷战年代一位读书人的困窘和坚守
愛思想编者注：著名历史学家高华教授于2011年12月26日22时15分在南京病逝，享年57岁。高华教授是爱思想网历史学科授权专栏学者，本网站表示沉重哀悼，并发布高华教授最后公开发表的遗作，与读者共同缅怀。
大陆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在毛时代是怎么渡过的，已有许多文字反映，台湾知识分子在这三十年的生活，却不为大陆的人们所熟知。一般人所了解的就是台湾土改，经济起飞，人民生活富足等很表面化的内容，对在那段特殊的岁月，人是怎么生活的等详细的情况大多不知，也很少见到亲历者就这三十年写的生活实录一类的读物。王鼎钧的书恰说的是这一段，虽名曰「文学江湖」，然决非是单讲文学，而是作者通过他生活于中的「文学圈」，对纵贯在台生活的三十年岁月（1949-1978）的观察、记录和反省，与作者的《关山夺路》构成姐姐篇，展示了在政权更迭、易代之际一个中国读书人在台湾的日常生活。
由于1949年后海峡两岸长期武力对峙，蒋氏父子以此为由，利用戒严和反共，在台湾建立起独裁统治。但相比与抗战、内战，这三十年毕竟是一个承平的年代。于是出现一种怪异的状态：国民党挂着「戒严」的牌子，用战时的「统一思想」，「统一意志」来统领社会，实际上偏安一隅。在如此大环境下，一方面，个人被无所不在的政治裹挟；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成长，个人逐渐也有了一定的自由的空间，但更多的是遭受横逆，被生活揉搓与挤压。尤其作者在50 年代漫长的十年里，心理压抑，创痛巨深，这伤害既来自于国家、民族的分裂；更来自党国的专制。从本书中既可窥见这三十年世事人情和时代潮流的演变，也能感受作者对国家命运、历史教训的独立思考，是一份极具历史和人文价值的个人总结。
一、「以蒋来拒毛」
列宁曾把年轻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称为：「全世界社会主义大火的中心」[1]。1949年，这股最早点燃于俄国的革命烈焰，终于在中国燃成一片，在列宁的学生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彻底焚毁了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
这场熊熊大火让两百万人被迫逃离大陆来到台湾。1949年5月26日，王鼎钧随兵船从上海撤退到基隆，他没想到这一住就是三十年，当时来台的绝大多数人都以为几年后会随「老总统」一起回大陆。
当年的台湾，落后贫困，国民党后面被解放军追赶，尤如惊弓之鸟，人是来到台湾了，可是靠什么活下去？政府不管，王鼎钧是军队中的文书，就拿到一纸国民证，其它什么也没有。当局对离职的士兵，允许带走两套旧军服，另发560元老台币，而一碗炒河粉要700元。士兵离营时可以把睡觉的席子带走，供倒地而卧或倒地而亡—用席子卷人埋了（王书：页24）。
上岸的人登记用的白纸成了王鼎钧投书的稿纸，就在基隆码头上，他买了一瓶墨水，给《中央日报》副刊投稿，很快就被刊用，就此走上写方块（小专栏）谋生的人生道路。他先后给《中华日报》副刊、《公论报》副刊，《征信新闻》（《中国时报》的前身）等写专栏、编副刊，一干几十年。靠着朋友的帮助，更靠自己的天份和努力，在台湾站住了脚根，还供养弟妹读书，赡养父亲。这在大陆是无法想象的，盖因在台湾只要不反对政府，还可以让人活下去。
人是有思想的动物，遭1949年的大变，不会不思考。到台湾，除了那些被裹挟的「壮丁」外，都是追随蒋介石来的。可是为什么支持他，追随他，这是回避不了的大问题。大陆作家邵燕祥当时只是北平的一个初一学生，回忆他的1948年时就说过，选择毛还是蒋，「对每一个二十世纪的中国人都是多么严肃郑重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2]。对于政治早熟的他或一般知识分子，这是成立的，但我认为大多数老百姓，特别是国统区的老百姓，则谈不上选择，就是对这个问题有所认识，也多是事后的认识。对于广大普罗来说，只要不是异族的暴虐统治，在哪个朝代，都是干活、吃饭。
王鼎钧来台湾属于自觉自愿，这是符合邵燕祥那个命题的，他就是追随蒋介石来台的，其原因用王自己的话来说，是「以蒋来拒毛」。王说，在对蒋和毛的态度上，台湾外省人和本省人完全不一样：本省人仇恨蒋，但不怕毛，他们是从「2，28」和「白色恐怖」中知道了蒋的厉害。外省人则不一样，他们是被共产党赶到台湾去的，知道毛的厉害。他对本省人说，「你们不知毛更厉害」，而他们之所以支持蒋， 是「两害取其轻」，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蒋可以对付毛，所以要克制自己来配合蒋。作者认为，「蒋到底与毛不同，比较起来，他还算是一个言必信行必果的人」（页244）。
王鼎钧的思想底色是自由主义。来到台湾后，他的自由主义，和大陆时代有了差别，最典型的莫过于他对胡适的态度：他虽然尊敬胡适的思想和主张，但是又认为自由主义不切合当时台湾的处境。这个矛盾怎么解决？王说，《自由中国》半月刊给了他答案：「除了自由主义，反共没有理论；除了纳粹，反共没有办法」（页112）。
可是现实是当局对自由主义深恶痛绝。国民党恨自己不够专制才丢掉了大陆，到了台湾后，索性「以组织对组织，以思想对思想，以特工对特工」，当这些类似纳粹的做法全面铺开后，王鼎钧又受不了。于是作者得了「冷战心理忧郁症」，每天腰酸背痛，无精打采，也厌烦和别人交往。作者在台湾的三十年活得不容易。既要有所为，又要有所不为，他在保持个人尊严和独立的前提下，恪守住了做人的基本准则；同时又展现出灵活性和韧性，适时还得作出忍让和妥协。但是人非机器，一旦超到了心理承受的临界点，也就是实在不能忍受时，怎么办？那就去找一个参照物，这就是大陆。
王鼎钧说，一想到大陆的情况，对台湾的一切，就都忍受了，他有一段话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站在金门太武山从望远镜看「准星尖上的祖国」，当时最迫切的感受是，对岸继「三年灾害」之后搞「十年浩劫」，「我对来台湾以后所受的一切都原谅了！我内心的一切都化解了！」（页432-33）。
二、 「匪谍妄想症」和「做出来的匪谍案」
50年代初，台湾国民党当局要求党员和非党员「自清」──凡是在大陆和中共人员有过接触的人，都要向当局办理「自清」手续，否则视同继续联络中。这很荒唐，在大陆时代，国共两次合作，国民党与共产党有太多的交集，特别在抗战时期，不是同学就是老乡，很难切割清楚。国民党当局以后就以这些做借口，拿一张合影照片、一张旧报刊说事，大抓「匪谍」。
与此同时，毛号召在中层（政府部门）、内层（党的部门）工作的共产党员交代与国民党及资产阶级的关系。更早，在40年代初的延安整风运动时，也要求党员向党组织说清与国民党的关系。
国民党因吃中共的亏太大了，对自己完全失去了信心。按王鼎钧的说法，在大陆时代，国民党是一个大马蜂窝，处处可以潜伏（页158）。逃到台湾后的国民党刚安顿下来，就开始总结失败教训了，他们的结论之一就是中共已大量渗透进国民党，才导致国民党的大失败。患了「匪谍恐惧症」的当局把台湾搞的一片肃杀，四处可见标语：「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
仅有口号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有措施，国民党也是吸取了大陆时代仅有口号而无措施，更无落实的教训，从此专注于在基层，在草根阶层发展势力。蒋经国在各单位广设「眼线」，──即在各基层单位布建「细胞」，这项工作在大陆时代受制于各种因素的制约，没有来得及做。国民党来台后特别重视在工人，勤杂人员中吸收「细胞」。王鼎钧多次提到在「中广」公司那些工友特务，《郭廷以先生纪念集》中也提到在中研院近史所图书馆工作人员中也有当局布建的「眼线」，通过主动向研究人员介绍有关「匪谍」的书刊来「钓鱼」。
在这方面，中共起步要早于国民党，这也是中共战胜国民党的重要原因之一。早在抗战初期，有关部门就在延安各机关、学校布建「网」，发展「网员」（情报员），江青在延安「鲁艺」工作期间就是一名工作不甚主动积极的「网员」。她的单线领导许建国（原名杜理卿），在建国后曾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和驻罗马尼亚大使。许建国指示江青多以「灰色」面目出现，以利于收集各方面情报，但江青从不主动向他汇报工作，而是经常往毛的住处跑，让许建国很是生气和无奈。这种工作传统一直沿续了下来，建国后，保卫部门着手在各要害单位布建秘密组织，诗人牛汉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有关方面动员他加入「保卫毛主席的绝密核心组织」，并说先送到莫斯科受训，他在中共元老、校长成仿吾的暗示下婉言谢绝了[3]。
国民党迁台之初，台湾确有中共地下人员的活动，但是在蒋经国的严厉打击下，到1952年，全台的中共地下组织基本被摧毁。其后，就是借抓「匪谍」来统合社会，树立党国和蒋氏父子的权威。
大陆在60年代后也是少有真正的「国民党派遣特务」和「潜伏特务」，他们早已在镇反等运动中被消灭了。大陆在镇反运动后，在各单位都设有政工、人保干事等，防特、保密已完全制度化。1962年蒋介石宣称要「反攻大陆」，其派遣特务往往在东南沿海一登陆就被全抓，已达到「来一个消灭一个，来两个消灭一双」的程度。对于社会上的「特务」或 「特嫌」（特务嫌疑），只会是多抓，不会漏网，用大陆的术语，就是「扩大化」。例如，中共对历史上当过「宪兵」的人高度警觉，几乎把他们全都看成是「特务」，对他们的处理，最轻的也是戴「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交派出所和群众监督改造。其实中共对国民党宪兵的判断是有误的，宪兵中是有特务，但只是非常少数的人，大多数宪兵就是维持治安和军纪而已。王鼎钧说自己在国民党宪兵服役时，没喊过一句反共口号，没读过一页反共资料，没破获过一个中共地下情报组织（页 157）。至于文革中被揪出来的大把「国民党特务」，那完全是 「阶级斗争」走火入魔的产物，与真正的「台湾特务」无涉。
台湾在60年代抓出的匪谍案，基本上是「做出来」的案子：被抓人员被特务引导，再施以酷刑，迫其咬出同伙，交代上、下线，与大陆在文革中的「深挖五、一六」如出一辙。
国民党一方面对「匪谍」充满恐惧感；另一方面，又肆无忌惮，枉杀枉捕。任何一张旧的合影照片，一份旧报刊，一封诬告材料，一本左翼文学书籍，都可以成为诬人为「匪谍」的所谓「证据」。
王鼎钧告诉我们，「匪谍案」是真正的「艺术品」：所有材料都是「真」的，这些材料结构而成的东西都是「假」的（页36），因为「酷刑之下，人人甘愿配合办案人员的构想给自己捏造一个身份，这些人再互相证明对方的身份，有了身份自然有行为，各人再捏造行为，并互相证明别人的行为，彼此交错缠绕形成紧密的结构，这个结构有内在的逻辑，互补互依，自给自足」（页37）。
斯大林「大清洗」中的形形色色的叛国案，诸如布哈林叛国案、图哈切夫斯基叛国案等等，文革中的「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案，都是这样做成的。最近披露的材料说，参加刘少奇项目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文化程度不能很高，只能在小学五年级到初中三年级之间[4]。
这一套是从哪儿学来的？中国是从苏联学来的还是效法于本土的周兴、来俊臣？这或许是人性幽暗面不加控制而带来的灾难?毕竟那是一个极端年代。特务之猖狂，令人发指。王鼎钧多次提到的那个在中广公司半公开活动的「英俊高大的特务小头目」，其中讲到他对「引刀成一快」的解释，说「没那么快」，意思是，特工部门不会就一刀砍死嫌犯，「让你们死得那么痛快，而是要折磨你们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让王鼎钧闻之惊骇不已，毛骨悚然。特务一直紧盯王鼎钧，盖因王有「历史问题」，即平津战役期间被共军俘虏又被共军释放一事，因而长期被监控。手段有：「五人联保」──互保思想正确，行为合法，一人有罪，四人联坐。还有跟踪，私拆信件，偷听电话，命令他的朋友侦察他的言行，勒令写自传，要求从六岁写起，作者怕每次写得不一样而带来灾祸，不得不经常背诵自传。王鼎钧书中有三个章节专写他所遇到的特务：「匪谍是如何做成的？」「特务的隐性骚扰」，「与特务共舞」──特务「瞻之在前，忽矣在后」，如影相随，横跨了王鼎钧在台的整整三十年。
在这种社会氛围下，知识分子做特务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王鼎钧说，那时官场盛传「识时务者为俊杰，时务有三，党务、洋务、特务」。书中有一段写得非常生动，几个朋友久别重逢，大家互道问候，「混得不错啊，你通了特务啦！」看了谁神清气爽，春风得意，第一个念头就是此人已做了特务。王鼎钧说，在他看来，50-70年代的台湾，知识分子做特务的比例很高，甚至几个人中就有一个是特务（卧底）。据王鼎钧说，不少作家都做特务（页306），甚至是老作家，也做了党国的「卧底」，他自己就多次遇到来打探他个人消息的老作家，转眼就去向特务部门汇报去了。
类似的情况大陆也存在，只是表现形式不同，大陆更强调该工作的革命意识形态意义。大陆学者章诒和前几年撰文，披露著名翻译家冯亦代如何以「为革命」，「做好党的驯服工具」来说服自己，克服了心理障碍，主动积极地在她家做「卧底」的。在经历多次政治运动洗礼后，冯亦代已有了全新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为了提高自己的职业素质，他还专门买了苏联的《一个肃反工作者的手记》和有关介绍「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历史的书籍。他说：「以前的生命只是行尸走肉而已，今天我已经消除了那种腐朽的感伤的情绪，我觉得我在保卫党的工作中，我的生命日益丰富起来。」[5]。他自认为「是在第一线作战」（冯书：页 288）的「一个保卫工作者」（页258），于是，心中「也就释然了」（页335）。冯亦代以「好友」的身份定期到已打成「大右派」的章伯钧家聊天、喝茶、吃饭，然后再向有关方面汇报章伯钧在家中的言行。对于当年的行为，冯在晚年有很深的悔悟，在他的《悔余日录》一书中将此隐私公之于众。
谁是特务，都是慢慢发现的，也有弄错的时候。王鼎钧写道：有一位作家问我，你看台湾的前途怎么样？咱们的反共文学这样写下去，到底是活路还是绝路？这种问题只有一个标准答案，怎么明知故问。莫非他是一个特务，打算「引蛇出洞」？后来冷战结束，两岸交流，那位作家向我抱怨，你为什么劝我写反共文学？现在共产党要来了！我思来想去，你大概是个特务（页307）。
无独有偶，许倬云先生也提到他在台期间被特务检举和骚扰，由于他与蒋经国有工作上的接触，蒋经国说了一句话：我对他了解，他不是你们说的那样，这才使许先生被解脱。
1960年代以后，国民党杀人少了，但还是什么都记录在案。特务直接对王说，「你几根骨头，我们都知道」，但一般不再直接行动。他们对谁都不相信，陈诚有一逻辑，连程潜、张治中都投共了，还能相信谁？特务甚至盯上了《蒋公序传》的作者黎东方先生。此君在大陆被认为是亲蒋右翼知识分子，但在台湾的情治部门的眼中，却演幻为「左翼嫌疑」。他对王鼎钧说，他演讲时提了几次「中共」，几次「共匪」，有没有引用「蒋公」语录，引用了几次，都有人记录。
王鼎钧也曾被弄到「保安司令部」谈话，被罚站，他在那儿见到那位一直监控他的「英俊的特务」，特务对王鼎钧还算客气，没有留下他。多数被叫到「保安司令部」（以后易名为「警备总司令部」，简称「警总」）问话的，都不许回家，许多人就这样神秘失踪了。在如此恐怖气氛下，谁都不敢打听，个别人有大老援手，也无结果，盖因蒋经国非常冷漠，「铁面无私」。
照顾蒋氏父子一辈子的翁元对蒋经国有非常深入的观察，他认为蒋太子最大的特点就是「永远神神秘秘，让人猜不透他心里想的是什么」[6]。他说，蒋经国是「双重性格」，在外面和私下完全不一样，讳莫如深，高不可测，故做「神秘」状，「铁面无情」（翁元：页224）。连翁元这样对蒋经国极熟的人，都感到「时时有如临履深渊，如履薄冰的惶恐之感」（翁元：页218）。
魏景蒙是蒋经国的亲信，又是中央社的老人，是董显光的手下，1943年曾陪美国记者访问延安，写有访问记，对王震有近距离的刻画。然而就连魏景蒙向蒋经国求保「中广」副总经理李荆荪也被拒，致使李荆荪无辜被关押15年。台湾在70年代，还在抓匪谍。 「中广」崔小萍案发生在1968年，李荆荪案是1970年，与真正的「匪谍」毫不相干，都是被诬陷入狱。在这之后，台湾的情治工作有所变化，开始注意「公关」形象。军情局长沈之岳有意展现新风格，还笼络王鼎钧为情治单位的公关电视片写文字稿。当王鼎钧收到赴美国大学讲学的邀请信后，情治部门派出五个人定期与王喝茶、谈话，他们只听不说，对王进行新一轮面对面的考察。王知道自己能否飞出鸟笼，获得自由，就在此一举了，他孤注一掷，和盘说出他对台湾甚至是军情部门的批评和建议，结果王鼎钧被批准出国。
三、「中国广播公司」
王鼎钧在「中广」服务十年。中广全称「中国广播公司」，是国民党党营事业，前身为中央广播电台，建于1928年，原在南京，1949年1 月迁台，把所有重要业务数据都带走了。
50年代，在台湾是广播电台占领天空的十年，听众众多。中广吸引听众的主要手段是广播剧，王鼎钧参考了中广从南京带到台北的30年代的一些剧本，诸如：曹禹的《日出》、《雷雨》、还有郭沫若、洪深、陈白尘、李健吾、丁西林等的话剧剧本，然而特务身手敏捷，很快就把这些剧本都搜走了。在大陆时代，国民党对这些事是从来不管的，但是败退台湾后，完全翻了一个个儿，凡是左翼和留在大陆的学者、作家的作品一律查禁。
当局明明以专制主义治台，却要扮出自由民主的模样，其意也是为了争取美援和国际好感，为此大耍两面派。国民党在香港办的《香港时报》是一份地道的「党报」，却标榜「以自由主义反共」，「社论充满自由主义色彩」，但这份反共报纸不能进口，只特许进口八百份，供指定单位参考（页258）。「中广」被允许进口一份。
王鼎钧从事广播稿的撰述，一直小心翼翼。广播有其特殊性，特别要注意谐音字的问题，因此禁忌特别多，「蒋总统复行视事」，简为「总统视事」，可以听成「逝世」，因此要改字，改为「总统复职」。广播不能用长句，有一句是：「美轮美奂的大会堂中间悬挂着总统的肖像」，播音时断句换气，说成了「悬挂着总统」，引起了惊扰。王鼎钧也叮瞩，「总统」之前切忌有任何动词。十月，更要小心注意，因为许多重大节日都在十月：十月十日是「双十节」、十月二十五日是「台湾光复节」、十月三十一日是「蒋总统诞辰」，「每一个节日都要节前有酝酿，节后有余波」。可是「十、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这对于台湾来说是迎头一击，无形中把「光辉灿烂的十月」的亮度减低不少。国民党的反制措施是从「十、一」前一天，台湾就不准有任何喜庆的表示，广播中更不准有祝寿的内容，不可开张剪彩，快乐幸福的歌曲一概禁播，天气报告中如有「台湾海峡乌云密布，长江中下游阳光普照」，都会被治安机关追究。
在那个年代，真正是草木皆兵，政府对百姓家中的收音机也不甚放心。50年代初，政府管制制造收音机的器材，谁家的收音机坏了，还的向治安部门报废备案，交回零件。
当局对收音机一类的硬件不放心，对软件就更不放心了。当局患有严重的「文字敏感症」，在「警总」眼中四处都是共党在搞颠覆宣传。王鼎钧回忆说，1951年前后，他把文章写好以后总要冷藏一下，进行自检，假设自己是检查员，把文字中的象征，暗喻、影射、双关等一起杀死，反复肃清，才敢放心交稿。即便如此，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中广」有一批从南京、重庆时代就从事播音工作的老播音员，个个都有很高的播音艺术水平，他们把广播剧演得出神入化。由于广播剧的效果太逼真，也被怀疑。某次，王鼎钧编写的广播剧讲述大陆镇压反革命，出现有枪毙人的场面，使听众有身临其境之感，被「中四组」（即国民党改造后的中宣部）叫停，情治部门也来调查，被怀疑是影射国民党杀人。
从王鼎钧的书中才知道，在50年代初，「中广」的收音效果很差，与大陆完全不可相比，大陆广播在台湾任何地方都能收听到，而「中广」的播音，连陈诚的家都听不到。陈诚清廉，不愿接受新收音机，「中广」只能派出技术人员一处处勘测，来确定收听的信号的强弱。并把陈诚家的老旧收音机带回来修理，重装了真空管和换了线路，才给陈家送回去。
至于大陆人知晓的「敌台」之一的「中国广播公司、自由中国之声」，只是挂在「中广」名下，与「中广」台湾播音部没有关系，台湾对大陆的广播直接归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六组领导，实际上是情治部门的一个组成部分，「匪情专家」王健民曾长期在中广大陆部工作，此人以后用国民党虏获的中共原始资料为基础写成《中共党史稿》，1979年后被引入大陆，在内部流传，颇被重视。
四、「反共文学」，写还是不写？
王鼎钧以报刊专栏作家而闻名，当韩战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巡航台湾海峡，台湾大局稳定后，党国要人、也是国民党文学界的掌门人张道藩就组织起了写作讲习班，王鼎钧报名被录取。第一期只录取30人，大多为外省人。王鼎钧非常认真听名家讲课，也勤于习作。由于大家都是经战乱而来台湾，写作主题很自然的就是流离岁月和对中共的「控诉」，但是那时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反共文学」的口号和概念。
不久，张道藩提出要写「反共文学」即所谓「战斗文学」，却碰到一大难题，这就是「反共文学」的禁忌太多，作家不知如何去刻画共产党？甚至张道藩写的「老天爷，你不长眼」一曲，也遭到警总的查禁，因为此曲也可读成对蒋介石的批判。某次，总统府前举行歌舞会，一出维吾尔舞蹈被检举是「苏俄舞」，在「反共抗俄」的年代，这是严重的「为匪张目」的行为，于是张道藩马上辞职。
所以，在那个时代，可以不写反共文学，不写，没人找你麻烦；而写了，却可能遇到大问题，因为分寸拿捏不准，作家的「反共」与官方的「反共」规格不合，当局更害怕「反共文学」有可能演变成对国民党失去大陆的检讨批判。
怎么写共产党？令许多人头疼，共产党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些去台的作家个个有体会，在大陆时代他们和共产党员都有或多或少的交往，不是同学，就是朋友或老师，但是他们却写不出具体的人物，用大陆的专业语言讲，就是写不出「典型人物」，无法在文学创作中塑造出符合国民党意识形态要求的「共产党员」的形象。
于是讲习班请来胡秋原，此公早年曾参加「福建人民政府」，事败后去过莫斯科，在莫斯科和重庆与共产党领导人王明、周恩来、邓颖超、叶剑英等有过近距离的接触。他说共产党有「宗教心理」，「会党心理」，「军队心理」，有集体性，宣扬全体主义，同归一宗，说话使用特别的切口，使用巫术、图腾、咒语，身体动作单调重复，产生交互作用云云。胡秋原上述言论谈不上深刻，特别是胡秋原说中共党人「身体动作单调重复，产生交互作用」，就纯属无稽之谈，在他之前和之后都没有如此说法，堪称胡秋原的原创。可能是过于荒唐，胡的这段话没有传播开来。
当时王鼎钧就认为中共不好写，一写就写成了国民党。事实也如此，阎锡山骂中共的那些泄愤之语，怎么可以搬到小说和戏剧中去呢？只能是那些概念化的「青面獠牙」、「五毒俱全」的「匪干」和「匪谍」了，时间一过去，反共文学的大部分作品就被大浪淘沙了。
就在当时，这些学员们就说，看来写共产党只能是将来的大陆人才能写出来，果其不然，王鼎钧在几十年后高度评价几位大陆作家，认为他们在几十年前的话应验了。
那位姜贵呢?王鼎钧与他很熟，对他的作品也评价很高，我最早是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知道姜贵的大名，以后在台湾，朋友还送给我一本九歌出版社2004年再版的姜贵的代表作《旋风》，但是我实在读不下去，这本书没有引人入胜之处。
五，「做成宝石，镶在五星徽上」？
台湾在1950年代之穷，远甚于大陆。大陆幅员辽阔，人口和物质资源极为丰富，财富收入也多，国家对高级干部（高干），高级知识分子（高知）、高级民主人士的待遇都很优厚，工资高，待遇高，住房条件好，还依级别配有秘书、警卫、小轿车、公务员等。台湾当时只有700万人口，美援主要是军援，经援相对较少，而等待土改出效果，还需要一段时间。
据蒋氏父子的副官翁元回忆，蒋经国一家在50年代初的早餐就是一盆粥，煮一次罗宋汤一连吃几天。他还说，在官邸工作年终时，「老先生」（蒋介石）会发给他们一份100元的奖金，他说，这笔钱，对于一个普通的公务人员是多么大的鼓励（翁元：页48）。胡宗南家境也颇困窘，盖因他的工资分三份，家中仅留一份，其它支持故旧， 其它一般家庭就可想而知了。至于投稿、赚稿费也并非人人都可胜任。给《中央日报》副刊写稿就绝非易事。胡宗南之子回忆其母为弥补家用，给《中央日报》副刊投稿三次均被退回，其母为此在家痛哭，而胡宗南妻还是留美博士。
王鼎钧书中说，1951年中秋节，中广公司发给员工的福利，只有一块月饼。50年代初，有些作家坐不起公交车，虽然每张票只是5角，作家手上捏着4角钱，跟在公交车后赶路。有的作家因裤子破洞而不能出门。那时，在台北的公交车上还常看到赤脚的军队传令兵。
我也听朋友说，即使一些公教人员的家庭的子女，在1960年前很少有钱穿袜子。
1957年，开始出现初步的繁华，有霓虹灯了，也仅限于台北。 1960年开始，台湾初步富裕起来了，台北有所谓「吃文化」的兴起。东华大学历史系的李教授对我说，到1964-1965年，生活才真正好起来，许多家庭有了电视机。到了1968年「四年经建计划」完成，同年，实施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台湾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众的收入也不断增加。1970年后，甚至出现「全民阅读」的热潮。作者曾去成衣加工厂参观，看到缝衣的小姑娘利用钉钮扣的间隙，看摆在缝纫机上的书本，竟是钱穆的《国史大纲》（页 470-71）。
要不要建设台湾，也有争议。有一种看法认为，建设好了台湾，还不是送给共产党？「你有本事把台湾打磨成一粒钻石，中共有本事把它镶在五星徽上」（页351）。还有人认为，全力建设台湾固然很好，但在其背后，是不是觉得 「反攻无望」呢？
1954年，王鼎钧第一次听一位本省人说，「你们回不去了」，很受震撼。在50-70年代，台湾学生人人都会唱 「反攻大陆」歌：「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大陆是我们的国土，大陆是我们的家园……」 。「反攻大陆」是蒋介石在台统治的合法性的基础，也是凝聚人心的精神基础，是神话也是信仰，一旦无效，心理崩溃将不可避免。因此蒋氏父子只能以暴力和镇压来维系这个信念。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两岸的力量对比太悬殊，反攻怎么可能？更大的障碍是美国不支持。
蒋介石只能忍耐，1960-1961年，大陆的大饥荒已达到顶点，也是人心最浮动的时候，国民党对大陆没有实施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到了 1962年的6月至1963年初，大陆的情况已大为好转了，国民党却开始行动了，派出小股武装骚扰闽、粤、浙、苏、鲁等沿海地区，都以失败而告终。 1964年，国民党不得不把「反攻大陆」改为「光复大陆」，军事性的内容消失了。王鼎钧说，一向高歌「我们明天回大陆」的人由痛苦产生幽默：我们一定会回去，自己打回去，或是解放军押解回去（页351）。
蒋氏父子念兹在兹的「反攻大陆」，终因主客观条件所限而告彻底失败，但是他们对发展台湾经济还是很有远见的。1960年代蒋经国提出「建设台湾」的口号， 70年代后，终见成效。台湾各方面都取得长足的进步，特别是经济繁荣了，百姓的生存状况有很大的改善。以后随着两岸关系的改善，对大陆的经济社会发展也起到良性推动作用，这一切都是当年他们未曾想到的。
人生如梦，世事难料，就像人们不可能料到蒋经国去世一年后东欧会发生历史性巨变，武装到牙齿的苏联也会解体一样，当年的人们很难想象国民党在台湾铁桶般的统治也会结束。国民党从特务横行，嗜权如命，到遵守政党轮替的游戏规则，其间既有人的因素，也有客观环境推动的因素。但不管怎么说，国民党进步了，台湾社会进步了。
说起人的因素，人们必然说起蒋经国。他确实是台湾现代化、民主化的重要推手。王鼎钧先生呢，他难道不也是推手吗？他在台几十年的文字耕耘，把青春和汗水都洒在了这块土地，不仅是为了谋生，更是寄托了自己对台湾、对大陆的理想和追求，他在这里有压抑也有喜悦，正所谓冷暖自知。如今他不悲不怨，以坦然豁达的态度重拾那幽长的岁月。他说在年轻时不满意当时的社会，以为只有社会主义能解决问题，后来又相信美国的资本主义能解决社会主义不能解决的问题，但是又是失望，「奈何奈何！前面再也没有一个什么新的主义了！」 （页361-62）。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先生所思所虑还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个萦绕他一生的主题，让人何等敬重！如今他的《文学江湖》一书，既是为历史做见证，也给我们启示和教益，让我们知道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在过去的二十世纪所经历的痛苦和所怀抱的梦想、希望。所幸的是那个专横的，看不到尽头的反共一元化时代已经结束，一个孕育未来新创造和新文明的思想和价值多元的时代已经来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7卷，页372
[2] 邵燕祥：《别了，毛泽东》，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页7。
[3] 牛汉口述，李晋西编撰：《我仍在苦苦跋涉》，三联书店2008，页92-93。
[4] 郑彦英：〈与刘少奇项目组副组长同行〉，2011-03-28,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0c7f7401017kt5.html?tj=1。
[5] 冯亦代：《悔余日录》，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出版，1960.8.3.页256。
[6] 翁元口述，王丰笔录：《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中华书局，1994，页28，以下简称翁元。
原载台湾《思想》杂志18期（2011年6月）
Tuesday, December 27, 2011
Monday, December 12, 2011
人人网左派青年的共识
戴按﹕這是國內左派一翼的政治共識，其政見顯然與目前中共官方以及為官方服務的毛左派們（例如烏有之鄉網站、張宏良們）有聯繫，更有極大的區別，值得注意。他們認為，中國現已復闢資本主義，中共官員已演變成披著共產黨外衣的官僚資產階級，言外之意是真正的左派必須與中共政權劃清界限，起而推翻之。
（柳知秋于2011-12-08发表于「少年中國評論」網站）
【编者按】常常有左派朋友对少年中国的政治观点表示疑惑，表示天马行空，捉摸不透。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发文多侧重理论而现实性相对较弱；另一方面，长期以来确实没有推出全方位阐述观点的文章。这次借着人人网著名左派网友陆遥遥君抛出建立人人左派共识的想法之机，彭凌璨同志就当前左派争论的焦点问题做了提纲挈领的阐释。我们认为，在这些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上，他的文章代表了少年中国评论网友们的主流观点，因此我们全文编载，以便广大革命同志详细了解。当然，革命左派的共识绝不会因为一篇文章就完全建立起来，更希望的是能引起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在这个过程中实现真正的联合。愿闻其详者，请细全文。
作者：彭凌璨
此文是受陆遥遥兄邀请，对其人人网左派青年的共识（供讨论稿）进行一些必要的理论论证和修正补充。
有一些左派同志因陆兄曾经的伯恩施坦主义立场而对我有一些善意的提醒，我认为在此应该申明这个问题：首先，伯恩施坦的反动性与民族主义是密不可分的，而陆兄已无数次表态与民族主义划清界限。其次，伯恩施坦的时代，欧洲各国有社会民主工党，且有第二国际的统一领导，今天我们什么都没有。再次，陆兄已经就自己对列宁主义的敌视致歉，主动伸出橄榄枝，谋求整个左派的和解与共识，难道我们应该冷面以对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吗？
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摆在眼前，而许多泛左翼青年却没有看清或不愿看清——即便是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右派、无政府主义者、民粹派都比沙皇走狗进步一万倍。
当前的左派声音，似乎被这样一些关键词所充斥：反转基因、中医、共济会、汉奸。从这些词语中，充斥着阴谋论和道德审判。我们希望以真正科学的社会理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愿所有不希望自己的青春耽于空谈的左派青年加入这个工作，对此提出宝贵的意见和批评。
全文:我们，痛感当代中国左翼思潮内的意识形态混乱，并忧心这种意识形态的空前混乱会葬送中国的左派运动，或者将这种付出不小牺牲和努力才达到今天规模的运动引向彻底错误的不归路。有感于此，我们本着开诚布公的原则，首先交换了我们之间的看法，并达成以下若干简单的共识，我们选择将这些共识公布出来，以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若能引起讨论，则达到了我们的目的；若能成功地消除一些在我们看来无疑是错误思想的影响，便是我们工作的大大意义所在。
以下是共识部分：
一、当前中国社会的性质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
拜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宣传所赐，社会主义的形象被无限抹黑，成为官僚、威权、僵化的代名词，而资本主义的形象则被无限美化，成为民主、自由、福利的代名词。而事实上是如此么？曾经在历史上，社会主义是一个让人趋之若鹜的名词：民主社会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伊斯兰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都要用社会主义来装饰自己。而历史上真实的资本主义，是生产线上加班的女工童工、是嗷嗷待哺的婴儿和资本家倒掉的牛奶、是国家警察与资本家护厂队枪杀罢工工人代表。这一切的改变，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世界逐渐建立起较为温和的可持续的剥削制度。但是这一切绝不是资产阶级的赐予，而是一次次的罢工和起义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威胁换来的，总而言之是全世界工人阶级自己斗争的结果。
清除了以上概念被赋予的想象光环，我们可以认真审视一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一对概念。
马克思本人并没有给资本主义下过一个明确的定义，在其著作中“资本主义”这一概念都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的生产等联系在一起的，在《资本论》中，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他对资本主义生产的解释是：“资本主义生产是这样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过程从属于资本，或者说，这种生产方式是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为基础，而且这种关系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说白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赚取利润，如果有一种病只有穷人才会患上，那么资本主义大概不会为他们生产相应的药品。
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是非常含糊的，大部分时间社会主义被马克思与恩格斯当作共产主义的同义语使用。但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概念：
“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
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是平均来说才存在，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
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
而列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更为详尽的阐述，为了澄清过去人们对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误读，以下不得不大段引用《国家与革命》中的原话：
“马克思说：这是一个‘缺点’，但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不可能避免的，如果不愿陷入空想主义，那就不能认为，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人们立即就能学会不需要任何法权规范而为社会劳动，况且资本主义的废除不能立即为这种变更创造经济前提。
可是，除了‘资产阶级法权’以外，没有其他规范。所以在这个范围内，还需要有国家来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来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
国家正在消亡，因为资本家已经没有了，阶级已经没有了，因而也就没有什么阶级可以镇压了。
但是，国家还没有完全消亡，因为还要保卫容许在事实上存在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要使国家完全消亡，就必须有完全的共产主义。”
由此可见，真正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特点是：生产资料公有、按劳分配、没有阶级、国家保卫资产阶级法权。
当今中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济，在改换名称为国有经济后，为大官僚所窃取，并改变为利润导向的资本主义企业；国企改制将大量的国有资产半卖半送私有化，其中受益者主要为当时的各级领导干部厂长经理；所谓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在发达地区已经失去其“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本意，变成了资本所有集体剥削劳动群众，而这种形式中，主要生产资料，实际上是掌握在官僚手中；大部分民营企业的资产阶级，事实上也是完全依附在官僚资产阶级身上，譬如各种矿老板；而外资在全球金融越发紧密的今天，也与官僚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分配制方面，按资本分配早已取代按劳分配成为主流。新的阶级已经分化形成，在住房医疗教育的产业化完成后，我们不禁要问：如今还有不为利润生产的行业吗？这一切事实都表明，当今中国社会的性质，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
二、中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阶段。
拜我们所受过的僵化教育所赐，帝国主义的形象，往往是大炮巨舰、法西斯、侵略、军备竞赛的同义词。事实上，这只是军事帝国主义的表现形式，而且侵略扩张的资本主义不等于帝国主义，鸦片战争时英国就还没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列宁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论断：“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分割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所处市场范围内的竞争已经不复存在，并且在这以前市场的购买力就已经饱和，所以它必须进行扩张，乃至于不惜与其他帝国主义以武力形式争夺市场。帝国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
20世纪初各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均是帝国主义逻辑的产物。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中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中诞生了占全世界三分之一人口和四分之一土地的社会主义阵营，从而印证了列宁的论断——“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
帝国主义是辩证逻辑的一部分，它一方面消耗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能量，一方面促进了落后国家的发展，最终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列宁没有想到他的理论会以这样一种方式被验证：资本主义阵营被美帝所统一，先用凯恩斯主义解决了就业问题，然后在国际间实行利润倒流，允许小弟们搞工业且放开国内市场任其冲击，在国内实行福利制度，大量资金用于改善工人待遇，也因此缓和了阶级矛盾。最后就是军备竞赛，过剩的生产力用于攀科技，以至于冷战期间还顺带爆发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用这种方式资本主义熬到了中国改革开放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其中中国的改革开放，让全世界拥有最多潜在工业人口的国家加入了资本主义阵营，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宣布改革开放开始。1979年2月邓小平访美，中国向帝国主义伸出了橄榄枝。1979年2月到3月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国给资本主义阵营奉上了投名状。1981年里根就任总统，启动了美国的去工业化进程。最后有了如今的世界工厂中国和负债大王美国，期间还有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插曲，可惜对于世界资本来说，中国的庞大的工业人口已经够用了，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民众生活水平直到本世纪头十年才追上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由此回到开头那句话，2008年的经济危机暴露了这样一个事实：美帝国主义衰落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衰落了，法国工人大罢工、英国学生与无业者骚乱、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虽然也在一天天烂下去，但是相比腐朽到骨子里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中国似乎一夜之间崛起了，并且向世界彰显了帝国主义的力量：4万亿人民币救市与1.5万亿美元债权。
更详细的经济数据可以列举很多，在垄断程度上，我们可以看看金融资本的垄断程度，在此仅举银行业一例（在此感谢马列毛主义论坛提供的资料）：
从机构类型看，资产规模较大的依次为：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三类机构资产占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的份额分别为50.9%、15.0%和11.0%。
——《银监会2009年年报》
根据各主要银行（政策性银行、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重要城市商业银行）的2009年年报，官僚资本对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广东发展银行10家银行拥有绝对控股权，可以控制约47.4万亿的资产，占银行业总资产的60%左右
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上海浦发银行、兴业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以及大量城市商业银行的股权比较分散而官僚资本则是大股东，实质上拥有控股权，能够控制10万亿以上的资产，约占银行业总资产的12.4%
邮政储蓄银行约占3.43%，也属于官僚资本，以上三部分官僚资本已经达到75%。
而且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中也必然有大量官僚资产，所以全部官僚资产所占的比例会达到80%以上。
只有少数银行如：宁波银行、浙商银行、民生银行中的民营资本比例较高，但不足于实质控股，而且这些银行的资产也只有2万亿左右，约占3%。
华夏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北京银行的第一大股东是外资，但股份都没有超过20%，远达不到控股的程度，
所以国内银行没有一家被外资控制。而外资银行的资产只有1.35万亿，约占1.7%左右，比例很小。
从工业产值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地位来看，根据《2010中国统计年鉴》，工业数据如下：
一、基础工业数据：
1、 粗钢产量： 6.27亿吨， 同比增长9.3％， 占世界总产量的44.3％，超过第2-第20名的总和；
2、 钢材产量： 7.98亿吨， 同比增长14.9％
3、 水泥产量： 18.68亿吨， 同比增长15.53％，占世界总产量的60％；
4、 电解铝产量：1565万吨， 同比增长21.4％， 超过世界总产量的65％；
5、 精炼铜产量；457万吨， 同比增长10.6％， 占世界总产量的24％；进口429万吨，消费当量达880万吨，超过世界总产量的50％；
6、 煤炭产量： 32.4亿吨， 同比增长8.9％， 占世界总产量的45％；
7、 原油产量： 2.02亿吨， 同比增长6.9％； 进口2.39亿吨，同比增长17.4％；表观消费量达4.39亿吨；
8、 乙烯产量： 1418.9万吨，同比增长31.7％， 世界第二（美国第一）；当量消费2400万吨，自给率约为59％；
9、 化肥产量： 6740.6万吨，同比增长5.6％， 占世界总产量的35％；
10、塑料产量： 5550万吨， 同比增长20.9％， 占世界总产量的20％；
11、化纤产量： 3090万吨 ， 同比增长12.44％，占世界总产量的42.6％；
12、玻璃产量： 6.3亿重量箱，同比增长10.9％，超过世界总产量的50％
二、工业产品数据：
1、 汽车产量：1826.47万辆，同比增长32.44％，占世界总产量的25％；
销量1806.19万辆，同比增长32.37％，超越了美国创造的新车销售1750万辆的历史最高纪录。
2、 船舶产量：造船完工量656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6％，占世界总量的为41.9％；
新接订单量752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290％，占世界总量的48.5％；
手持订单量19291.5万载重吨，占世界总量的40.8％；
其中造船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所占世界份额均比2009年有较大提升；
出口额首次突破400亿美元，同比增长42.07％。
3、 工程机械产量： 590亿美元，同比增长20％，占世界总产量的43％（工程机械：挖掘机、装载机、推土机、起重机、混凝土泵 、叉车、压路机等）
4、计算机产量：2.46亿台，同比增长35％， 占世界总产量的68％，份额比2009年提升8个点；
5、 彩电产量：1.18亿台，同比增长19.5％，占世界总产量的50％，份额比2009年提升2个点；
6、 冰箱产量：7300万台，同比增长23％， 占世界总产量的65％，份额比2009年提升5个点；
7、 空调产量：1.09亿台，同比增长35％， 占世界总产量的80％，份额比2009年提升10个点；
8、 手机产量：9.98亿部，同比增长61％， 超过世界总产量的70％；份额比2009年暴增20个点；
9、洗衣机产量：6100万台，同比增长21％， 占世界总产量的44％，份额比2009年提升4个点；
10、微波炉产量：6800万台，同比增长12％， 占世界总产量的的70％；
11、数码相机产量；8200万台， 占世界总产量的65％；
12、数字电视机顶盒：1.5亿台，占世界总产量的73％；
三、基础设施数据：
1、电力：新增装机容量9118万千瓦，总装机容量达到9.62亿千瓦（美国为10亿千瓦），同比增长10．07％；
2、发电量：42065亿度，同比增长13.2％，占世界总发电量的22％，首次超越美国（美国2010年约为41100亿度），跃居世界第一；
美国在这个位置上已经坐了100多年了，发电量超过美国是个里程碑的标志；
3、公路：新增公路通车里程10.5万公里（含高速），公路网总里程达到398.4万公里；
新增高速公路8258公里，总里程达到7.41万公里（美国9万公里）；
4、铁路：投产新线4986公里，其中客运专线1554公里；
投产复线3747公里；
营业总里程达9.1万公里（仅次于美国），其中高速铁路8358公里。
5、能源：一次能源消费量为32.5亿吨标准煤，同比增长6％，首次超越美国，跃居世界第一，这也是个里程碑的标志。
四、轻工产品及其他：
1、纱产量：2717万吨，同比增长17.5％，占世界份额的46％；
2、布产量：800亿米，同比增长6.2％
3、黄金产量：340.876吨，同比增长8.57％，世界第一；
从纱产量、布产量的增长率来分析，中国在世界纺织品的份额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至于中国拟在海外建立的军事基地，瓦良格航母与歼-20战斗机、对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以及高铁大跃进的意义，篇幅有限在此不作详细阐述。
21世纪初，一个新兴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或许后世的历史学家会沿用日本游行者对它的称呼：中华帝国主义。
最后还需要澄清部分人对帝国主义的美化，即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必然会得到超额利润的分红。事实上在一战前夕，无论是日不落帝国英国，还是落后的帝国俄国，普通工农都处于极其贫困的境地，美帝国主义采用福利政策的原因，前文已经论述。有网友用一句话精确概括了这个现象：每个人都可以说我的祖国，但只有统治者才能说我的帝国。
三、中国社会三十年来最大的矛盾不是民族矛盾，而是阶级矛盾
在论述了上述两条共识后，关于社会矛盾的共识就不言而喻了。
中国左派与民族主义搅在一起，首先是一个阶级性问题，这一点苏拉密《论张宏良及左派的阶级基础和历史使命》说得比较有道理，不过我比较反对他文中流露出的民粹和反智倾向。我们这些左派的确都不是什么纯粹的无产阶级，但同情弱势群体的人道主义者和实践先进理论的革命知识分子，始终是唯物历史中体现人类自身能动性的尖兵。然后这个问题还是一个历史问题，从历史角度阐述，或许可以让直观体会到我们的工作可能产生的意义。
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思想空前解放的时代，当然除了质疑改革开放的思想，事实上与一些人想的不同，80年代初几乎没有人质疑改革开放，过去扣帽打倒的右派和官僚平反了，工厂里取消鞍钢宪法推行厂长责任制，技术官僚们的权力也大起来了，文革中政治挂帅那套不搞了，于是必要的物质刺激——奖金和福利让工人也高兴，在中央的推动下，一些将信将疑的农民也把土地分到了自家。似乎没有多少人关心那些被打成反革命的文革造反派。1989年中国发生了著名的敏感词运动，运动的根源是物价闯关带来的通货膨胀和价格双轨制带来的腐败不公，当时的主要口号是反官倒反腐败，民主自由主要是少数知识分子提的，《人民日报》的著名社论里都这样说：“全国人民，包括广大青年学生所希望的改革开放，治理整顿，建设发展，控制物价，改善生活，反对腐败现象，建设民主与法制。”所以说这事儿其实是典型的阶级矛盾总爆发。在这之后，思想界很受打压了几年，直到南巡讲话才逐渐放宽。
90年代中后期，互联网开始在中国兴起，伴随着的是国企改制的深入、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美国反复挑起事端、日本反复祭拜神社。这时候网上的愤青一边批判社会不公，一边抱怨着国家软弱。那时候在南方周末里还能读懂中国，在揭露社会阴暗面的同时也高举爱国旗帜，有兴趣的可以去搜南周针对美帝炸我南联盟使馆事件的社论《没有高度的纪念碑》。而即便是如此，真正国内的主要矛盾依然是阶级矛盾而非民族矛盾，即使在民族矛盾最为尖锐的1999年。学生们恐怕只记住了当年美帝使馆门前的散步喊口号仍东西，而2000年前后，国企的反私有化斗争和农村的抗税斗争，恐怕就没有多少人提起。拿老工业基地东北来说，从1997年，国企改制进入了大跃进时期，上千万工人对此进行了斗争，曹征路的小说《那儿》、张猛的电影《钢的琴》，讲的都是那时候的故事。国企的问题非常敏感，所以直到近年来反思才逐步兴起。但是三农问题就不一样了，在2004年逐步取消农业税之前，中国农村的暴力抗税每年多达数十万起，也有很多学者是靠做这方面研究起家的，比如现在变成右派的于建嵘，中间派的秦晖，左派的温铁军。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无论是左派和右派都能在网络上意识到民怨问题，有一拨最为反动的所谓左派，时而炮制阴谋论、时而祭出毛泽东大旗，动辄扣人以“汉奸”“带路党”帽子，试图用民族矛盾掩盖阶级矛盾。不但理论批判让他们的观点站不住脚，欧美日逐渐衰落铁的事实也将撕破他们的画皮。
说中国社会三十年来的最大矛盾不是民族矛盾，而是阶级矛盾。这个时间段都过于保守，毛泽东晚年就提出过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论断，甚至从反右扩大化开始，阶级矛盾或许就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过在此就不作对于这个问题的具体论述了。
四、反对当前网络上盛行的民族主义与逆向民族主义
将要到来的战争
不是第一次。在它以前
有过其他的战争
上次战争结束时
有胜者也有败者
失败者那里，贱民们在挨饿。
胜利者那里，贱民们也挨饿。
——布莱希特《德国战争课本》
一不小心又给自己写了一个大题目，看到这两个主义，隐隐有些头疼，这种题目系统地论述下来恐怕一本书都不够。而且又涉及到当前论战最尖锐的问题，稍有不慎汉奸带路党的帽子就把我淹了。好在前面已经进行了社会性质的论述，并且考虑到文章的读者主要是左派同志，将会省去许多不必要的口舌。
先界定概念，除特别指明外，本节所述的民族与国家为同义词，在英文中均作nation。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为同义词，在英文中均作nationalism。
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民族（nation）是人们在共同语言、共同生活和共同地域的基础上，通过长期稳定经济联系形成的社会共同体。与此相应，人群内部逐渐形成相同的文化心理和归属感（national identity）。作为承前启后的社会发展阶段，民族有自己的开端与终结，而非万古不变的天然产物。它的诞生，取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初步崛起——新的生产关系造就了广大的地区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人群共同体（民族）；统一的市场要求统一的语言、教育、行政和税制，而新生资产者热望着划定国界和组建常备军来保护自己控制的资源与市场，符合上述要求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和爱国主义（patriotism）便应运而生。
民族国家的统治功能——除了保护（和掠夺）资源与市场，还包括征税、鼓励实业、发行单一货币、担保商业信用、推广国语（national language）等等；这些功能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民族存在的各项先决条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性质，决定了民族无可避免地分裂为利益根本对立的两部分——“黄袍加身”的资产阶级（及其有产盟友）与遭到剥削压迫的劳动大众。“屈居少数”的资本家不光拥有生产资料，更把持着国家机器和文化界，可以最大限度地盘剥、欺压和愚弄无产者；尽管劳动大众（包括小资产阶级的下层）构成民族的形式多数，但它始终处于被统治地位。究其本质，民族国家建筑于阶级社会之上，等同（以保护统治者利益为最高宗旨的）有组织暴力机器，即所谓阶级国家（class state）。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民族主义这一概念，随着社会的进化，被分成了两部分。
一部分是形而上的民族国家主义，这一部分所强调的爱国主义，与中国古代的三纲五常没有本质区别，完全是一种道义上的绑架，从文化上来说，君主与宗教都逐渐淡出了意识形态领域，对国家的忠诚代替了对君主和教会的忠诚。无论是中国封建士大夫还是欧洲封建骑士，恐怕都是君要臣死臣Facebook，如今看来似乎很可笑，而事实上这个君王已经被置换成了国家。即便是日本与英国，如今君主对于文化的象征意义都远大于实际意义。而在缺乏现代性的国家，诸如利比亚，反政府武装一旦胜利，马上就要祭出伊斯兰教的旗帜，根本原因还是人们长期生活在部族中，缺乏对于民族国家基本的概念，不得不依靠宗教来强化新政府的统治。中国曾经的革命扫荡了君主和宗教，但统治者的合法性主要不是建立在全民对于民族国家的忠诚上，而是一种全新的观念，即社会主义革命上，这是一种要消灭国家而不是强化国家的意识形态。当然，曾经无产阶级先锋队选择结束自己的历史任务后，他们不得不动用其他法统进行辅助，当前的新儒家兴起就是一例。右派在本世纪的启蒙中，喊出了一个“爱国不等于爱政府”，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这个口号不够有力，因为他们连国家这一概念的物质起源和文化起源都没有辨析清楚。
另一部分则是形而下的自然亲近情感，即人们在共同语言、共同生活和共同地域的基础上，通过长期稳定经济联系形成的社会共同体。与此相应，人群内部逐渐形成相同的文化心理和归属感（national identity）。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也是个人组成的共同体。国家这一概念作为一个社会范围来说，实际上是构成这一社会的人群总和。然而在阶级社会中，相同的文化心理和归属感，首先同一个阶级才会具有。有没有跨阶级的文化心理和归属感？有，在阶级社会中，由于统治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全面专政，被统治阶级不免带有统治阶级文化的烙印，这一点就需要革命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与斗争。正如罗莎?卢森堡所言：“在阶级社会，民族作为浑然一体的社会-政治现象并不存在。任何一个社会生活领域（坚硬真实的物质基础也好，细腻复杂的精神生活也好）里，统治阶级和觉悟的无产阶级都不可能真正找到共同语言，更谈不上（在此前提下）构成一致对外天衣无缝的‘完整民族’。”无产阶级最需要提防的是资产阶级将这种朴素的自然情感，上升到对国家的不容置疑的忠诚上去。
民族主义辨析清楚了，逆向民族主义就不难理解了。这是一小部分比较容易接触外来文化的知识分子，在本国统治阶级的宣传不敌外国统治阶级的宣传之后，产生了对外国统治阶级的文化心理和归属感。人人网的圈A党魁巴赫金曾经开玩笑说：我群中心主义，相对的是他群中心主义，例如逆向种族主义，逆向民族主义。对这种卑微的奴隶式的身份认同，源于对原初共同体认同感的彻底崩溃后替代以其他共同体的认祖归宗，应归因于智力上的不发展而无法产生对人类主体性与整体主义思维的批判性感知和超越。而这两个群体每天攻击来攻击去，你一个美分我一个五毛帽子满天飞，各自秀着虚无缥缈的道德和智力优越感，不知与当年的“六九圣战”有什么区别？
行文至此，我们或许可以提出一种全新的爱国观，这种爱国观中的国家不是在固化而是逐步在消亡，这种爱国观的对象爱的不是那个想象或者被灌输的共同体，而是爱与自己有同样文化心理与归属感的一个阶级兄弟姐妹。用几十年前的一句话提炼这个观点就是“亲不亲，阶级分”。可能有人对这种文革式的口号心存抵触，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爱国就是爱这个国家的普罗大众。
五、用唯物史观分析历史，反对神化与妖魔化历史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中国人是幸运的，从小就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中国人也是悲哀的，因为从小只被灌输马克思主义的结论，而没有学习它的论证过程。不仅如此，宣传机器还把“唯一科学”“普遍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等等标签粗暴地贴在马克思主义上面，引起人们的本能反感，可谓粉到极点就是黑，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辩证法的威力。
科学能解释世界，神学一样可以解释。但是科学可以改造世界，神学就不行了。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是科学，不在于它的结论可以解释历史，而是因为在它的论证过程中，人既是历史的客体，也是历史的主体，人的历史客体性在于至今为衣食住行等“再生产”所迫，与动物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而人的主体性在于被压迫阶级的劳动创造了历史本身，其斗争使历史流动起来，而不是空洞的时间。人既被当下历史条件所限制，也能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改造未来的历史，历史唯物主义是可以改造世界的理论。科学还有一个关键特征，即用理论指导实验后，还能根据实验结果对原有理论进行修正补充，这一重意义上来说，历史唯物主义是可以改造包括自身在内的世界的理论，这样的理论符合科学的定义。
我们可以用历史唯物主义看看这个时代的历史图景。
在不利的历史条件方面：1.毋庸置疑，这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人依然要为个体的再生产而劳动。2.这个时代，统治阶级的专政力量空前强大，从镇压性国家机器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可谓武装到了牙齿。3.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我们尤其要引起高度重视的，这个时代已经有娱乐至死的趋势，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预言或许就要成真。
以上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我们在历史舞台上起舞时最沉重的镣铐，看起来这是最坏的时代，但是这也是最好的时代。
在有利的历史条件方面：1.这是生产力空前发达的时代，这个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尖锐的地步。2.这是工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最大的时代，尤其是放在中国近几十年的历史上看，几乎是一个飞跃。3.互联网，它的意义怎么估量都不过分，古登堡印刷术与文艺复兴及资产阶级革命的关系密不可分，而互联网在历史中将会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
然后我们还需要对于当前网络上错误的历史观做一个清算，只有树立了对历史科学的认知，才会有正确的实践。
首先是五毛的唯经济论，常见的说法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够，需要补课”、“现在搞社会主义生产力还不够，只能搞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搞社会主义必然失败”。 这是典型的用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这种观点中，人本身在历史中没有任何意识和能动性，永远只是作为历史的客体随波逐流，与动物无异。“卡夫丁峡谷”不可跨越，这是历史内在的逻辑决定的，并不是什么宿命论。但是可以选择“不通过”，这是历史发展多样性的表现，也是人作为历史主体可以发挥的最大能动性。这种观点是官方理论的核心之一，是当前最为反动的一种历史观。
其次是草泥马与五毛之间的妖魔化历史和庸俗化历史，常见的说法有“感谢美军飞行员感谢蛋炒饭”、“文革是毛为了巩固权力发起的”、“列宁是得梅毒死的”、“蒋光头才是得花柳死的”。在这一类言论的来源者眼里，历史是由极少数权力的掌握者主导的，而不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正因为奉行这种极其唯心的精英史观，他们才会津津乐道于权力上层那些鸡零狗碎的传闻。这类段子之间往往逻辑不能自洽，危害远低于唯经济论。但是它极大地消解了意识形态，使得大家对于现实的不满和对于进步的追求，流于分享转发段子的嘻嘻哈哈，这一点上看它也算是维稳先锋了。
最后是一种神化历史的唯心史观，较常流行于知识水平稍高的人群中，常见的是把前三十年夸成一朵花，后三十年贬成豆腐渣，以及陈丹青等公知的民国范儿。这些人并不是试图解释历史，反而是在宗教化神化历史。在他们眼里，历史只是属于某一个阶级的历史，自然就理所当然认为历史变革不是由于阶级力量的对比决定的，不是由于社会矛盾的种种错综复杂的运动，导致任何人都无法阻遏的必然趋势，而是由某些伟人和阴谋家私底下设计好的。当然这种历史观更容易反驳，把毛时代夸成一朵花的人，无法解释为什么教育锻炼了一代人，却由一场宫廷政变，资本主义就轻易复辟了，而陈丹青们的民国范儿，在当时民间饿殍遍地的铁证面前，恐怕只会引人反胃。
人人网上好谈国事的青年，恐怕生成关键词，最大的就是“历史”了。左派青年在对待历史问题上，一定要自身理论过硬，认真学习弄懂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有效批判各种错误的历史观，也能避免造成自身一些偏执错误，避免一粉顶十黑的反面效果。
六、民主主义是左派必须坚持的一面旗帜
当尔?恩?斯之流的先生们就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的权利或宪法问题同政府讨价还价时，我们却要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只是我们不要忘记，为了推动别人，就要始终把手放在他的肩上。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善于在任何一个自由派打算移动一寸的时候及时抓住他，强迫他移动一尺。如果他固执不动，我们就抛开他，越过他而继续前进。
——列宁《政治鼓动和“阶级观点”》
当今在左派群体中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反民主情绪，不对这种错误的思潮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不一一驳斥这种错误思潮的方方面面根源，势必会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民主曾经是各国共产党夺取政权最重要的一面旗帜，在左翼未来的理论和政治斗争中，它还将一次次地被树立起来。而在此节中，或许还可以回答一个如何跳出历史循环的难题。
错误观点1：通常人们说的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最后的结果依然导向不正义，不值得追求。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发轫于古希腊，继承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它不仅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诉求，某种程度上也同样反映了普通市民（小资产阶级）、以及广大工人的政治诉求。
的确资产阶级民主最后结果依然导向不正义，但是官僚专制制度下，没有组织工会和政党的权利、没有进行罢工和散步的自由、无法建立相对独立的宣传机构，其斗争条件比之西方国家“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下的工人，不知恶劣多少倍。
与曾经共产主义运动时代的环境不同，今天镇压性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已经达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资产阶级民主将是我们的“现代君主”——无产阶级政党诞生的助产士，而资产阶级民主也将极大地促进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形成。
错误观点2：人民只需要改善经济条件，不需要民主权利。
这种经济主义的观点在历史上已经被批透了，但是近年来又有沉渣泛起的态势。
人民对于政治不关心，与其说是天然如此，不如说是没有受到政治锻炼，长期处于政治高压与愚民宣传下的结果。一个未受过教育的人不会喜欢看书，一个未经常体育锻炼的人喜欢宅在家里，这种解释更唯物主义。
不得不承认的是，人民的确容易为蝇头小利收买而放弃一些根本性的原则，这在历史上发生了无数次，将来或许还将要发生。但是这不是因此歧视人民的原因，反而需要觉悟的左派同志反复重申这一原则：不要为一碗红豆汤放弃了长子权。
错误观点3：民智未开而行民主，最后反而会是坏事。
这一条有其道理，但是犯了与上一条类似的逻辑错误。
事实上，民众的政治智慧，除了启蒙知识分子的说教之外，更重要的来源，是从现实的政治斗争中来。斗争而来的政治智慧，可以轻易秒杀书本上教条，这也是我对龚知宇之前诘问的回答，即左派青年为什么写文章老喜欢引用马克思列宁怎么说的。首先他们是理论家，其理论逻辑是一以贯之的，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斗争领袖，他们的政治智慧，直接来源于整个无产阶级。老实说其实我并不希望总引用一两百年前导师（包括毛泽东）的话，因为这个时代跟他们那个时代差别太大。只可惜近几十年没出过什么可称得上导师的人物，但是我们依然要最广泛地学习理论，以寻找我们这个时代的破局模式，比如认识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仅仅是从列宁的《怎么办》中还不够，更需要阅读葛兰西的《现代君主论》。
错误观点4：民主是西方反动势力妄图颠覆我人民政权的阴谋。
兰州烧饼
在一一驳斥了几种错误观点后，说个题外话，回答开头所说的跳出历史循环的问题。需要明确的是：跳出历史循环的追求，对于人类只是换一个高级的进化秩序，而不是什么乌托邦主义弥赛亚主义，终极拯救的想法最后只会导向对现世的悲观。作为一个真正懂理论的左派，要抛弃性善性恶的无谓争论，而是去发现善恶行为的物质基础，为改造这种物质基础而努力。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复辟，首先根源在于阶级力量对比悬殊，拿中国历史来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仅仅是工人阶级数量并不多，还存在着组织联合上的不足。造反派基本上一直是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比如二月镇反和挑起武斗，都是官僚集团与保皇派发起的先手，这种阶级力量严重不平衡的局面决定了在毛逝世后运动的迅速失败。第二个根源即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马克思定义的传统国家机器外，阿尔都塞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区别于镇压性国家机器运用暴力发挥功能，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运用意识形态发挥功能。以下这些机构都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政治、传播、文化。各国的共产党革命砸碎重建了镇压性国家机器，但最后依然导向了官僚化的工人国家，不可避免地复辟了资本主义，只有中国的文革对重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提出了诉求。解决后一个问题，必须依靠民主，让劳动人民参与到政治文化生活中来，这或许也是毛泽东与黄炎培延安谈话内容的深意。
民主并不是神圣的，并不能保证无产阶级的最终解放。民主只是为这种解放提供更好的条件。但左派们不应该因为资产阶级的民主的局限性，而完全拒绝它。理论上的纯粹是值得追求的，但是不能仅仅着眼于理论的纯粹而忽略了群众的实际需要，无视专制制度是当前工人运动的最大障碍这一现实。如今官方暗地里反民主，一些五毛公然地反民主，一些草泥马在搞臭民主，可以说间接反民主。那么我们左派应该勇于扛起这面旗帜。
七、当前的工作重心是批判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宣传正确的理论
以下对于“现代君主”的分析主要来源于黑夜里的牛作品《“唯心主义”与社会主义必然性》，感谢他对这一部分的启发。
马克思主义天生的实践性，决定了唯实践论的大行其道。行动主义者搬出马克思的名言“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仿佛无论自己行动有什么意义，都可以稳稳站住一个道德制高点，而对于行动主义者的指责，可以称得上是严重的政治不正确了。列宁在其不朽著作《怎么办》中，冒天下之大不韪地批评这种行动主义，认为在理论混乱的时候谈这个是不合时宜的，而他则进一步旗帜鲜明地提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这一个判断是意义深远的。尽管马克思恩格斯不断与各种非无产阶级的错误思想作斗争，但他们却未明确提出理论跟运动的这种关系。相反，他们对于群众在斗争中阶级意识抱有过高期望，认为群众最终都会导向理论正确。列宁则断然否定了这种自发性崇拜，他认为“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产生出来的东西。因此，旧海因菲尔德纲领说得非常正确：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认清无产阶级的地位及其任务的这种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
列宁以前所未有的理论勇气，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大秘密。在批判民族主义就被称为托派的今天，他恐怕要会被打成布朗基主义者。列宁主义区别于布朗基主义的根本，在于在列宁的历史叙事中，党是斗争智慧的保存者，而群众则是社会变革的力量之源，人在历史中的主体性和客体性得到了统一。对于人类历史的这一大变革时期，政治革命是唯一具有巴迪乌所谓的“真理”性的事件。而所谓真理，就是要超越出现存社会既有的约束（constraints）性条件所规定的可能性空间，创造出新的能够创造出新的约束条件，新的可能性空间的行动。显然，真理总是在进行着政治谋划的大脑中诞生的。最早表述这一理论的马基雅维利，在他那里，书写真理的是被人民赋予期望的“新君主”；而另一个意大利人，葛兰西，则指明了能够领导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新君主——无产阶级政党——所具有的真理性意义。
葛兰西关于“新君主”的思考集中在《狱中札记》的第二部分。在提出“现代君主”即政党，接着讨论党存在条件时，他指出党要存在就必须达成三个基本要素的结合。那三个要素呢？他认为是“最通常的要素——普通的正常的人”、“主要的联系要素”“将领或首长”、“中间要素，结合第一要素和第二要素”。葛兰西所说的实际上就是，普通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以及联系二者的革命知识分子。在这三个要素之中，纯粹由于受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作用，受到阶级压迫、资本主义零散的或者集中的即危机的打击而产生出来的要素只是第一个，即我们平常说的工人阶级。我们必须看到，第一个要素的确是最直接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构成了广义的革命主体，但同时又不得不承认他们在最狭义的革命实践即政治谋划的意义上，不是作为主体，而是作为客体出现的。对此，葛兰西说到：“无疑义的是没有他们，党是不能存在的，但是同样无疑义的是如果党‘仅仅’由他们组成，党也是不能存在的。只有在有人保证他们集中、组织和纪律的时候，他们才成为力量：假使没有这种联系力量，他们就会分散成为无数的小部分，彼此削弱，从而消灭得无影无踪”，“他们的贡献并不在于拿出创造精神或高度组织精神，而在于他们的纪律性和忠实”。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塑造了了工人阶级的纪律性，而罪恶的现实又让普通工人阶级必然具有对共产主义这一社会发展趋向保持忠实的潜质。但他们并不是构成革命的最为特别是因素。
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左派同志们对于领袖的崇拜。但领袖是可遇不可求的，他们只能在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被培养出来，而不是自封或者造神的结果。那么这个时代我们最值得追求的要素就只剩下了一个，即中间要素——革命知识分子。以上大段篇幅是论述了“现代君主”在我们的左翼运动中的重点作用，那么重点中的重点，革命知识分子就清晰地凸显出来了。
民主对于“现代君主”诞生与成长的重大作用，前面已经论述。而现在，知识分子却处于极大的思想混乱之中，同时还不断有人以“爱国”等所谓的政治正确不断加剧着这种混乱，痛感于这种混乱很可能葬送掉近年来复兴的左翼思潮，我们人人网上一些左派青年才决心先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在这个共识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扩大共识，同时与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展开论战与批判。只有树立起理论的旗帜，把种种错误观点清算干净，革命知识分子才会汇聚到旗帜下，而之前那种和稀泥的态度，无疑是造就一群乌合之众。
行文至此，我们运动中的策略问题，也谈得比较清楚了。正如一百多年前导师们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呼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觉悟的个人依然是孱弱的，就像一滴水，太阳一出来就蒸发了。只有无数多滴这样的水，汇聚成事业的洪流，才能拥有解放人类的力量。
（本文鏈接: 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3235）
（柳知秋于2011-12-08发表于「少年中國評論」網站）
【编者按】常常有左派朋友对少年中国的政治观点表示疑惑，表示天马行空，捉摸不透。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发文多侧重理论而现实性相对较弱；另一方面，长期以来确实没有推出全方位阐述观点的文章。这次借着人人网著名左派网友陆遥遥君抛出建立人人左派共识的想法之机，彭凌璨同志就当前左派争论的焦点问题做了提纲挈领的阐释。我们认为，在这些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上，他的文章代表了少年中国评论网友们的主流观点，因此我们全文编载，以便广大革命同志详细了解。当然，革命左派的共识绝不会因为一篇文章就完全建立起来，更希望的是能引起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在这个过程中实现真正的联合。愿闻其详者，请细全文。
作者：彭凌璨
此文是受陆遥遥兄邀请，对其人人网左派青年的共识（供讨论稿）进行一些必要的理论论证和修正补充。
有一些左派同志因陆兄曾经的伯恩施坦主义立场而对我有一些善意的提醒，我认为在此应该申明这个问题：首先，伯恩施坦的反动性与民族主义是密不可分的，而陆兄已无数次表态与民族主义划清界限。其次，伯恩施坦的时代，欧洲各国有社会民主工党，且有第二国际的统一领导，今天我们什么都没有。再次，陆兄已经就自己对列宁主义的敌视致歉，主动伸出橄榄枝，谋求整个左派的和解与共识，难道我们应该冷面以对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吗？
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摆在眼前，而许多泛左翼青年却没有看清或不愿看清——即便是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右派、无政府主义者、民粹派都比沙皇走狗进步一万倍。
当前的左派声音，似乎被这样一些关键词所充斥：反转基因、中医、共济会、汉奸。从这些词语中，充斥着阴谋论和道德审判。我们希望以真正科学的社会理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愿所有不希望自己的青春耽于空谈的左派青年加入这个工作，对此提出宝贵的意见和批评。
全文:我们，痛感当代中国左翼思潮内的意识形态混乱，并忧心这种意识形态的空前混乱会葬送中国的左派运动，或者将这种付出不小牺牲和努力才达到今天规模的运动引向彻底错误的不归路。有感于此，我们本着开诚布公的原则，首先交换了我们之间的看法，并达成以下若干简单的共识，我们选择将这些共识公布出来，以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若能引起讨论，则达到了我们的目的；若能成功地消除一些在我们看来无疑是错误思想的影响，便是我们工作的大大意义所在。
以下是共识部分：
一、当前中国社会的性质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
拜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宣传所赐，社会主义的形象被无限抹黑，成为官僚、威权、僵化的代名词，而资本主义的形象则被无限美化，成为民主、自由、福利的代名词。而事实上是如此么？曾经在历史上，社会主义是一个让人趋之若鹜的名词：民主社会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伊斯兰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都要用社会主义来装饰自己。而历史上真实的资本主义，是生产线上加班的女工童工、是嗷嗷待哺的婴儿和资本家倒掉的牛奶、是国家警察与资本家护厂队枪杀罢工工人代表。这一切的改变，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世界逐渐建立起较为温和的可持续的剥削制度。但是这一切绝不是资产阶级的赐予，而是一次次的罢工和起义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威胁换来的，总而言之是全世界工人阶级自己斗争的结果。
清除了以上概念被赋予的想象光环，我们可以认真审视一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一对概念。
马克思本人并没有给资本主义下过一个明确的定义，在其著作中“资本主义”这一概念都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的生产等联系在一起的，在《资本论》中，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他对资本主义生产的解释是：“资本主义生产是这样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过程从属于资本，或者说，这种生产方式是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为基础，而且这种关系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说白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赚取利润，如果有一种病只有穷人才会患上，那么资本主义大概不会为他们生产相应的药品。
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是非常含糊的，大部分时间社会主义被马克思与恩格斯当作共产主义的同义语使用。但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概念：
“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
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是平均来说才存在，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
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
而列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更为详尽的阐述，为了澄清过去人们对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误读，以下不得不大段引用《国家与革命》中的原话：
“马克思说：这是一个‘缺点’，但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不可能避免的，如果不愿陷入空想主义，那就不能认为，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人们立即就能学会不需要任何法权规范而为社会劳动，况且资本主义的废除不能立即为这种变更创造经济前提。
可是，除了‘资产阶级法权’以外，没有其他规范。所以在这个范围内，还需要有国家来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来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
国家正在消亡，因为资本家已经没有了，阶级已经没有了，因而也就没有什么阶级可以镇压了。
但是，国家还没有完全消亡，因为还要保卫容许在事实上存在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要使国家完全消亡，就必须有完全的共产主义。”
由此可见，真正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特点是：生产资料公有、按劳分配、没有阶级、国家保卫资产阶级法权。
当今中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济，在改换名称为国有经济后，为大官僚所窃取，并改变为利润导向的资本主义企业；国企改制将大量的国有资产半卖半送私有化，其中受益者主要为当时的各级领导干部厂长经理；所谓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在发达地区已经失去其“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本意，变成了资本所有集体剥削劳动群众，而这种形式中，主要生产资料，实际上是掌握在官僚手中；大部分民营企业的资产阶级，事实上也是完全依附在官僚资产阶级身上，譬如各种矿老板；而外资在全球金融越发紧密的今天，也与官僚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分配制方面，按资本分配早已取代按劳分配成为主流。新的阶级已经分化形成，在住房医疗教育的产业化完成后，我们不禁要问：如今还有不为利润生产的行业吗？这一切事实都表明，当今中国社会的性质，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
二、中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阶段。
拜我们所受过的僵化教育所赐，帝国主义的形象，往往是大炮巨舰、法西斯、侵略、军备竞赛的同义词。事实上，这只是军事帝国主义的表现形式，而且侵略扩张的资本主义不等于帝国主义，鸦片战争时英国就还没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列宁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论断：“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分割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所处市场范围内的竞争已经不复存在，并且在这以前市场的购买力就已经饱和，所以它必须进行扩张，乃至于不惜与其他帝国主义以武力形式争夺市场。帝国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
20世纪初各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均是帝国主义逻辑的产物。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中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中诞生了占全世界三分之一人口和四分之一土地的社会主义阵营，从而印证了列宁的论断——“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
帝国主义是辩证逻辑的一部分，它一方面消耗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能量，一方面促进了落后国家的发展，最终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列宁没有想到他的理论会以这样一种方式被验证：资本主义阵营被美帝所统一，先用凯恩斯主义解决了就业问题，然后在国际间实行利润倒流，允许小弟们搞工业且放开国内市场任其冲击，在国内实行福利制度，大量资金用于改善工人待遇，也因此缓和了阶级矛盾。最后就是军备竞赛，过剩的生产力用于攀科技，以至于冷战期间还顺带爆发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用这种方式资本主义熬到了中国改革开放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其中中国的改革开放，让全世界拥有最多潜在工业人口的国家加入了资本主义阵营，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宣布改革开放开始。1979年2月邓小平访美，中国向帝国主义伸出了橄榄枝。1979年2月到3月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国给资本主义阵营奉上了投名状。1981年里根就任总统，启动了美国的去工业化进程。最后有了如今的世界工厂中国和负债大王美国，期间还有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插曲，可惜对于世界资本来说，中国的庞大的工业人口已经够用了，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民众生活水平直到本世纪头十年才追上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由此回到开头那句话，2008年的经济危机暴露了这样一个事实：美帝国主义衰落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衰落了，法国工人大罢工、英国学生与无业者骚乱、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虽然也在一天天烂下去，但是相比腐朽到骨子里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中国似乎一夜之间崛起了，并且向世界彰显了帝国主义的力量：4万亿人民币救市与1.5万亿美元债权。
更详细的经济数据可以列举很多，在垄断程度上，我们可以看看金融资本的垄断程度，在此仅举银行业一例（在此感谢马列毛主义论坛提供的资料）：
从机构类型看，资产规模较大的依次为：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三类机构资产占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的份额分别为50.9%、15.0%和11.0%。
——《银监会2009年年报》
根据各主要银行（政策性银行、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重要城市商业银行）的2009年年报，官僚资本对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广东发展银行10家银行拥有绝对控股权，可以控制约47.4万亿的资产，占银行业总资产的60%左右
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上海浦发银行、兴业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以及大量城市商业银行的股权比较分散而官僚资本则是大股东，实质上拥有控股权，能够控制10万亿以上的资产，约占银行业总资产的12.4%
邮政储蓄银行约占3.43%，也属于官僚资本，以上三部分官僚资本已经达到75%。
而且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中也必然有大量官僚资产，所以全部官僚资产所占的比例会达到80%以上。
只有少数银行如：宁波银行、浙商银行、民生银行中的民营资本比例较高，但不足于实质控股，而且这些银行的资产也只有2万亿左右，约占3%。
华夏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北京银行的第一大股东是外资，但股份都没有超过20%，远达不到控股的程度，
所以国内银行没有一家被外资控制。而外资银行的资产只有1.35万亿，约占1.7%左右，比例很小。
从工业产值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地位来看，根据《2010中国统计年鉴》，工业数据如下：
一、基础工业数据：
1、 粗钢产量： 6.27亿吨， 同比增长9.3％， 占世界总产量的44.3％，超过第2-第20名的总和；
2、 钢材产量： 7.98亿吨， 同比增长14.9％
3、 水泥产量： 18.68亿吨， 同比增长15.53％，占世界总产量的60％；
4、 电解铝产量：1565万吨， 同比增长21.4％， 超过世界总产量的65％；
5、 精炼铜产量；457万吨， 同比增长10.6％， 占世界总产量的24％；进口429万吨，消费当量达880万吨，超过世界总产量的50％；
6、 煤炭产量： 32.4亿吨， 同比增长8.9％， 占世界总产量的45％；
7、 原油产量： 2.02亿吨， 同比增长6.9％； 进口2.39亿吨，同比增长17.4％；表观消费量达4.39亿吨；
8、 乙烯产量： 1418.9万吨，同比增长31.7％， 世界第二（美国第一）；当量消费2400万吨，自给率约为59％；
9、 化肥产量： 6740.6万吨，同比增长5.6％， 占世界总产量的35％；
10、塑料产量： 5550万吨， 同比增长20.9％， 占世界总产量的20％；
11、化纤产量： 3090万吨 ， 同比增长12.44％，占世界总产量的42.6％；
12、玻璃产量： 6.3亿重量箱，同比增长10.9％，超过世界总产量的50％
二、工业产品数据：
1、 汽车产量：1826.47万辆，同比增长32.44％，占世界总产量的25％；
销量1806.19万辆，同比增长32.37％，超越了美国创造的新车销售1750万辆的历史最高纪录。
2、 船舶产量：造船完工量656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6％，占世界总量的为41.9％；
新接订单量752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290％，占世界总量的48.5％；
手持订单量19291.5万载重吨，占世界总量的40.8％；
其中造船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所占世界份额均比2009年有较大提升；
出口额首次突破400亿美元，同比增长42.07％。
3、 工程机械产量： 590亿美元，同比增长20％，占世界总产量的43％（工程机械：挖掘机、装载机、推土机、起重机、混凝土泵 、叉车、压路机等）
4、计算机产量：2.46亿台，同比增长35％， 占世界总产量的68％，份额比2009年提升8个点；
5、 彩电产量：1.18亿台，同比增长19.5％，占世界总产量的50％，份额比2009年提升2个点；
6、 冰箱产量：7300万台，同比增长23％， 占世界总产量的65％，份额比2009年提升5个点；
7、 空调产量：1.09亿台，同比增长35％， 占世界总产量的80％，份额比2009年提升10个点；
8、 手机产量：9.98亿部，同比增长61％， 超过世界总产量的70％；份额比2009年暴增20个点；
9、洗衣机产量：6100万台，同比增长21％， 占世界总产量的44％，份额比2009年提升4个点；
10、微波炉产量：6800万台，同比增长12％， 占世界总产量的的70％；
11、数码相机产量；8200万台， 占世界总产量的65％；
12、数字电视机顶盒：1.5亿台，占世界总产量的73％；
三、基础设施数据：
1、电力：新增装机容量9118万千瓦，总装机容量达到9.62亿千瓦（美国为10亿千瓦），同比增长10．07％；
2、发电量：42065亿度，同比增长13.2％，占世界总发电量的22％，首次超越美国（美国2010年约为41100亿度），跃居世界第一；
美国在这个位置上已经坐了100多年了，发电量超过美国是个里程碑的标志；
3、公路：新增公路通车里程10.5万公里（含高速），公路网总里程达到398.4万公里；
新增高速公路8258公里，总里程达到7.41万公里（美国9万公里）；
4、铁路：投产新线4986公里，其中客运专线1554公里；
投产复线3747公里；
营业总里程达9.1万公里（仅次于美国），其中高速铁路8358公里。
5、能源：一次能源消费量为32.5亿吨标准煤，同比增长6％，首次超越美国，跃居世界第一，这也是个里程碑的标志。
四、轻工产品及其他：
1、纱产量：2717万吨，同比增长17.5％，占世界份额的46％；
2、布产量：800亿米，同比增长6.2％
3、黄金产量：340.876吨，同比增长8.57％，世界第一；
从纱产量、布产量的增长率来分析，中国在世界纺织品的份额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至于中国拟在海外建立的军事基地，瓦良格航母与歼-20战斗机、对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以及高铁大跃进的意义，篇幅有限在此不作详细阐述。
21世纪初，一个新兴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或许后世的历史学家会沿用日本游行者对它的称呼：中华帝国主义。
最后还需要澄清部分人对帝国主义的美化，即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必然会得到超额利润的分红。事实上在一战前夕，无论是日不落帝国英国，还是落后的帝国俄国，普通工农都处于极其贫困的境地，美帝国主义采用福利政策的原因，前文已经论述。有网友用一句话精确概括了这个现象：每个人都可以说我的祖国，但只有统治者才能说我的帝国。
三、中国社会三十年来最大的矛盾不是民族矛盾，而是阶级矛盾
在论述了上述两条共识后，关于社会矛盾的共识就不言而喻了。
中国左派与民族主义搅在一起，首先是一个阶级性问题，这一点苏拉密《论张宏良及左派的阶级基础和历史使命》说得比较有道理，不过我比较反对他文中流露出的民粹和反智倾向。我们这些左派的确都不是什么纯粹的无产阶级，但同情弱势群体的人道主义者和实践先进理论的革命知识分子，始终是唯物历史中体现人类自身能动性的尖兵。然后这个问题还是一个历史问题，从历史角度阐述，或许可以让直观体会到我们的工作可能产生的意义。
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思想空前解放的时代，当然除了质疑改革开放的思想，事实上与一些人想的不同，80年代初几乎没有人质疑改革开放，过去扣帽打倒的右派和官僚平反了，工厂里取消鞍钢宪法推行厂长责任制，技术官僚们的权力也大起来了，文革中政治挂帅那套不搞了，于是必要的物质刺激——奖金和福利让工人也高兴，在中央的推动下，一些将信将疑的农民也把土地分到了自家。似乎没有多少人关心那些被打成反革命的文革造反派。1989年中国发生了著名的敏感词运动，运动的根源是物价闯关带来的通货膨胀和价格双轨制带来的腐败不公，当时的主要口号是反官倒反腐败，民主自由主要是少数知识分子提的，《人民日报》的著名社论里都这样说：“全国人民，包括广大青年学生所希望的改革开放，治理整顿，建设发展，控制物价，改善生活，反对腐败现象，建设民主与法制。”所以说这事儿其实是典型的阶级矛盾总爆发。在这之后，思想界很受打压了几年，直到南巡讲话才逐渐放宽。
90年代中后期，互联网开始在中国兴起，伴随着的是国企改制的深入、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美国反复挑起事端、日本反复祭拜神社。这时候网上的愤青一边批判社会不公，一边抱怨着国家软弱。那时候在南方周末里还能读懂中国，在揭露社会阴暗面的同时也高举爱国旗帜，有兴趣的可以去搜南周针对美帝炸我南联盟使馆事件的社论《没有高度的纪念碑》。而即便是如此，真正国内的主要矛盾依然是阶级矛盾而非民族矛盾，即使在民族矛盾最为尖锐的1999年。学生们恐怕只记住了当年美帝使馆门前的散步喊口号仍东西，而2000年前后，国企的反私有化斗争和农村的抗税斗争，恐怕就没有多少人提起。拿老工业基地东北来说，从1997年，国企改制进入了大跃进时期，上千万工人对此进行了斗争，曹征路的小说《那儿》、张猛的电影《钢的琴》，讲的都是那时候的故事。国企的问题非常敏感，所以直到近年来反思才逐步兴起。但是三农问题就不一样了，在2004年逐步取消农业税之前，中国农村的暴力抗税每年多达数十万起，也有很多学者是靠做这方面研究起家的，比如现在变成右派的于建嵘，中间派的秦晖，左派的温铁军。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无论是左派和右派都能在网络上意识到民怨问题，有一拨最为反动的所谓左派，时而炮制阴谋论、时而祭出毛泽东大旗，动辄扣人以“汉奸”“带路党”帽子，试图用民族矛盾掩盖阶级矛盾。不但理论批判让他们的观点站不住脚，欧美日逐渐衰落铁的事实也将撕破他们的画皮。
说中国社会三十年来的最大矛盾不是民族矛盾，而是阶级矛盾。这个时间段都过于保守，毛泽东晚年就提出过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论断，甚至从反右扩大化开始，阶级矛盾或许就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过在此就不作对于这个问题的具体论述了。
四、反对当前网络上盛行的民族主义与逆向民族主义
将要到来的战争
不是第一次。在它以前
有过其他的战争
上次战争结束时
有胜者也有败者
失败者那里，贱民们在挨饿。
胜利者那里，贱民们也挨饿。
——布莱希特《德国战争课本》
一不小心又给自己写了一个大题目，看到这两个主义，隐隐有些头疼，这种题目系统地论述下来恐怕一本书都不够。而且又涉及到当前论战最尖锐的问题，稍有不慎汉奸带路党的帽子就把我淹了。好在前面已经进行了社会性质的论述，并且考虑到文章的读者主要是左派同志，将会省去许多不必要的口舌。
先界定概念，除特别指明外，本节所述的民族与国家为同义词，在英文中均作nation。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为同义词，在英文中均作nationalism。
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民族（nation）是人们在共同语言、共同生活和共同地域的基础上，通过长期稳定经济联系形成的社会共同体。与此相应，人群内部逐渐形成相同的文化心理和归属感（national identity）。作为承前启后的社会发展阶段，民族有自己的开端与终结，而非万古不变的天然产物。它的诞生，取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初步崛起——新的生产关系造就了广大的地区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人群共同体（民族）；统一的市场要求统一的语言、教育、行政和税制，而新生资产者热望着划定国界和组建常备军来保护自己控制的资源与市场，符合上述要求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和爱国主义（patriotism）便应运而生。
民族国家的统治功能——除了保护（和掠夺）资源与市场，还包括征税、鼓励实业、发行单一货币、担保商业信用、推广国语（national language）等等；这些功能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民族存在的各项先决条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性质，决定了民族无可避免地分裂为利益根本对立的两部分——“黄袍加身”的资产阶级（及其有产盟友）与遭到剥削压迫的劳动大众。“屈居少数”的资本家不光拥有生产资料，更把持着国家机器和文化界，可以最大限度地盘剥、欺压和愚弄无产者；尽管劳动大众（包括小资产阶级的下层）构成民族的形式多数，但它始终处于被统治地位。究其本质，民族国家建筑于阶级社会之上，等同（以保护统治者利益为最高宗旨的）有组织暴力机器，即所谓阶级国家（class state）。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民族主义这一概念，随着社会的进化，被分成了两部分。
一部分是形而上的民族国家主义，这一部分所强调的爱国主义，与中国古代的三纲五常没有本质区别，完全是一种道义上的绑架，从文化上来说，君主与宗教都逐渐淡出了意识形态领域，对国家的忠诚代替了对君主和教会的忠诚。无论是中国封建士大夫还是欧洲封建骑士，恐怕都是君要臣死臣Facebook，如今看来似乎很可笑，而事实上这个君王已经被置换成了国家。即便是日本与英国，如今君主对于文化的象征意义都远大于实际意义。而在缺乏现代性的国家，诸如利比亚，反政府武装一旦胜利，马上就要祭出伊斯兰教的旗帜，根本原因还是人们长期生活在部族中，缺乏对于民族国家基本的概念，不得不依靠宗教来强化新政府的统治。中国曾经的革命扫荡了君主和宗教，但统治者的合法性主要不是建立在全民对于民族国家的忠诚上，而是一种全新的观念，即社会主义革命上，这是一种要消灭国家而不是强化国家的意识形态。当然，曾经无产阶级先锋队选择结束自己的历史任务后，他们不得不动用其他法统进行辅助，当前的新儒家兴起就是一例。右派在本世纪的启蒙中，喊出了一个“爱国不等于爱政府”，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这个口号不够有力，因为他们连国家这一概念的物质起源和文化起源都没有辨析清楚。
另一部分则是形而下的自然亲近情感，即人们在共同语言、共同生活和共同地域的基础上，通过长期稳定经济联系形成的社会共同体。与此相应，人群内部逐渐形成相同的文化心理和归属感（national identity）。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也是个人组成的共同体。国家这一概念作为一个社会范围来说，实际上是构成这一社会的人群总和。然而在阶级社会中，相同的文化心理和归属感，首先同一个阶级才会具有。有没有跨阶级的文化心理和归属感？有，在阶级社会中，由于统治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全面专政，被统治阶级不免带有统治阶级文化的烙印，这一点就需要革命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与斗争。正如罗莎?卢森堡所言：“在阶级社会，民族作为浑然一体的社会-政治现象并不存在。任何一个社会生活领域（坚硬真实的物质基础也好，细腻复杂的精神生活也好）里，统治阶级和觉悟的无产阶级都不可能真正找到共同语言，更谈不上（在此前提下）构成一致对外天衣无缝的‘完整民族’。”无产阶级最需要提防的是资产阶级将这种朴素的自然情感，上升到对国家的不容置疑的忠诚上去。
民族主义辨析清楚了，逆向民族主义就不难理解了。这是一小部分比较容易接触外来文化的知识分子，在本国统治阶级的宣传不敌外国统治阶级的宣传之后，产生了对外国统治阶级的文化心理和归属感。人人网的圈A党魁巴赫金曾经开玩笑说：我群中心主义，相对的是他群中心主义，例如逆向种族主义，逆向民族主义。对这种卑微的奴隶式的身份认同，源于对原初共同体认同感的彻底崩溃后替代以其他共同体的认祖归宗，应归因于智力上的不发展而无法产生对人类主体性与整体主义思维的批判性感知和超越。而这两个群体每天攻击来攻击去，你一个美分我一个五毛帽子满天飞，各自秀着虚无缥缈的道德和智力优越感，不知与当年的“六九圣战”有什么区别？
行文至此，我们或许可以提出一种全新的爱国观，这种爱国观中的国家不是在固化而是逐步在消亡，这种爱国观的对象爱的不是那个想象或者被灌输的共同体，而是爱与自己有同样文化心理与归属感的一个阶级兄弟姐妹。用几十年前的一句话提炼这个观点就是“亲不亲，阶级分”。可能有人对这种文革式的口号心存抵触，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爱国就是爱这个国家的普罗大众。
五、用唯物史观分析历史，反对神化与妖魔化历史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中国人是幸运的，从小就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中国人也是悲哀的，因为从小只被灌输马克思主义的结论，而没有学习它的论证过程。不仅如此，宣传机器还把“唯一科学”“普遍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等等标签粗暴地贴在马克思主义上面，引起人们的本能反感，可谓粉到极点就是黑，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辩证法的威力。
科学能解释世界，神学一样可以解释。但是科学可以改造世界，神学就不行了。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是科学，不在于它的结论可以解释历史，而是因为在它的论证过程中，人既是历史的客体，也是历史的主体，人的历史客体性在于至今为衣食住行等“再生产”所迫，与动物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而人的主体性在于被压迫阶级的劳动创造了历史本身，其斗争使历史流动起来，而不是空洞的时间。人既被当下历史条件所限制，也能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改造未来的历史，历史唯物主义是可以改造世界的理论。科学还有一个关键特征，即用理论指导实验后，还能根据实验结果对原有理论进行修正补充，这一重意义上来说，历史唯物主义是可以改造包括自身在内的世界的理论，这样的理论符合科学的定义。
我们可以用历史唯物主义看看这个时代的历史图景。
在不利的历史条件方面：1.毋庸置疑，这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人依然要为个体的再生产而劳动。2.这个时代，统治阶级的专政力量空前强大，从镇压性国家机器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可谓武装到了牙齿。3.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我们尤其要引起高度重视的，这个时代已经有娱乐至死的趋势，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预言或许就要成真。
以上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我们在历史舞台上起舞时最沉重的镣铐，看起来这是最坏的时代，但是这也是最好的时代。
在有利的历史条件方面：1.这是生产力空前发达的时代，这个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尖锐的地步。2.这是工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最大的时代，尤其是放在中国近几十年的历史上看，几乎是一个飞跃。3.互联网，它的意义怎么估量都不过分，古登堡印刷术与文艺复兴及资产阶级革命的关系密不可分，而互联网在历史中将会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
然后我们还需要对于当前网络上错误的历史观做一个清算，只有树立了对历史科学的认知，才会有正确的实践。
首先是五毛的唯经济论，常见的说法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够，需要补课”、“现在搞社会主义生产力还不够，只能搞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搞社会主义必然失败”。 这是典型的用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这种观点中，人本身在历史中没有任何意识和能动性，永远只是作为历史的客体随波逐流，与动物无异。“卡夫丁峡谷”不可跨越，这是历史内在的逻辑决定的，并不是什么宿命论。但是可以选择“不通过”，这是历史发展多样性的表现，也是人作为历史主体可以发挥的最大能动性。这种观点是官方理论的核心之一，是当前最为反动的一种历史观。
其次是草泥马与五毛之间的妖魔化历史和庸俗化历史，常见的说法有“感谢美军飞行员感谢蛋炒饭”、“文革是毛为了巩固权力发起的”、“列宁是得梅毒死的”、“蒋光头才是得花柳死的”。在这一类言论的来源者眼里，历史是由极少数权力的掌握者主导的，而不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正因为奉行这种极其唯心的精英史观，他们才会津津乐道于权力上层那些鸡零狗碎的传闻。这类段子之间往往逻辑不能自洽，危害远低于唯经济论。但是它极大地消解了意识形态，使得大家对于现实的不满和对于进步的追求，流于分享转发段子的嘻嘻哈哈，这一点上看它也算是维稳先锋了。
最后是一种神化历史的唯心史观，较常流行于知识水平稍高的人群中，常见的是把前三十年夸成一朵花，后三十年贬成豆腐渣，以及陈丹青等公知的民国范儿。这些人并不是试图解释历史，反而是在宗教化神化历史。在他们眼里，历史只是属于某一个阶级的历史，自然就理所当然认为历史变革不是由于阶级力量的对比决定的，不是由于社会矛盾的种种错综复杂的运动，导致任何人都无法阻遏的必然趋势，而是由某些伟人和阴谋家私底下设计好的。当然这种历史观更容易反驳，把毛时代夸成一朵花的人，无法解释为什么教育锻炼了一代人，却由一场宫廷政变，资本主义就轻易复辟了，而陈丹青们的民国范儿，在当时民间饿殍遍地的铁证面前，恐怕只会引人反胃。
人人网上好谈国事的青年，恐怕生成关键词，最大的就是“历史”了。左派青年在对待历史问题上，一定要自身理论过硬，认真学习弄懂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有效批判各种错误的历史观，也能避免造成自身一些偏执错误，避免一粉顶十黑的反面效果。
六、民主主义是左派必须坚持的一面旗帜
当尔?恩?斯之流的先生们就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的权利或宪法问题同政府讨价还价时，我们却要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只是我们不要忘记，为了推动别人，就要始终把手放在他的肩上。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善于在任何一个自由派打算移动一寸的时候及时抓住他，强迫他移动一尺。如果他固执不动，我们就抛开他，越过他而继续前进。
——列宁《政治鼓动和“阶级观点”》
当今在左派群体中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反民主情绪，不对这种错误的思潮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不一一驳斥这种错误思潮的方方面面根源，势必会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民主曾经是各国共产党夺取政权最重要的一面旗帜，在左翼未来的理论和政治斗争中，它还将一次次地被树立起来。而在此节中，或许还可以回答一个如何跳出历史循环的难题。
错误观点1：通常人们说的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最后的结果依然导向不正义，不值得追求。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发轫于古希腊，继承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它不仅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诉求，某种程度上也同样反映了普通市民（小资产阶级）、以及广大工人的政治诉求。
的确资产阶级民主最后结果依然导向不正义，但是官僚专制制度下，没有组织工会和政党的权利、没有进行罢工和散步的自由、无法建立相对独立的宣传机构，其斗争条件比之西方国家“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下的工人，不知恶劣多少倍。
与曾经共产主义运动时代的环境不同，今天镇压性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已经达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资产阶级民主将是我们的“现代君主”——无产阶级政党诞生的助产士，而资产阶级民主也将极大地促进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形成。
错误观点2：人民只需要改善经济条件，不需要民主权利。
这种经济主义的观点在历史上已经被批透了，但是近年来又有沉渣泛起的态势。
人民对于政治不关心，与其说是天然如此，不如说是没有受到政治锻炼，长期处于政治高压与愚民宣传下的结果。一个未受过教育的人不会喜欢看书，一个未经常体育锻炼的人喜欢宅在家里，这种解释更唯物主义。
不得不承认的是，人民的确容易为蝇头小利收买而放弃一些根本性的原则，这在历史上发生了无数次，将来或许还将要发生。但是这不是因此歧视人民的原因，反而需要觉悟的左派同志反复重申这一原则：不要为一碗红豆汤放弃了长子权。
错误观点3：民智未开而行民主，最后反而会是坏事。
这一条有其道理，但是犯了与上一条类似的逻辑错误。
事实上，民众的政治智慧，除了启蒙知识分子的说教之外，更重要的来源，是从现实的政治斗争中来。斗争而来的政治智慧，可以轻易秒杀书本上教条，这也是我对龚知宇之前诘问的回答，即左派青年为什么写文章老喜欢引用马克思列宁怎么说的。首先他们是理论家，其理论逻辑是一以贯之的，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斗争领袖，他们的政治智慧，直接来源于整个无产阶级。老实说其实我并不希望总引用一两百年前导师（包括毛泽东）的话，因为这个时代跟他们那个时代差别太大。只可惜近几十年没出过什么可称得上导师的人物，但是我们依然要最广泛地学习理论，以寻找我们这个时代的破局模式，比如认识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仅仅是从列宁的《怎么办》中还不够，更需要阅读葛兰西的《现代君主论》。
错误观点4：民主是西方反动势力妄图颠覆我人民政权的阴谋。
兰州烧饼
在一一驳斥了几种错误观点后，说个题外话，回答开头所说的跳出历史循环的问题。需要明确的是：跳出历史循环的追求，对于人类只是换一个高级的进化秩序，而不是什么乌托邦主义弥赛亚主义，终极拯救的想法最后只会导向对现世的悲观。作为一个真正懂理论的左派，要抛弃性善性恶的无谓争论，而是去发现善恶行为的物质基础，为改造这种物质基础而努力。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复辟，首先根源在于阶级力量对比悬殊，拿中国历史来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仅仅是工人阶级数量并不多，还存在着组织联合上的不足。造反派基本上一直是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比如二月镇反和挑起武斗，都是官僚集团与保皇派发起的先手，这种阶级力量严重不平衡的局面决定了在毛逝世后运动的迅速失败。第二个根源即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马克思定义的传统国家机器外，阿尔都塞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区别于镇压性国家机器运用暴力发挥功能，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运用意识形态发挥功能。以下这些机构都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政治、传播、文化。各国的共产党革命砸碎重建了镇压性国家机器，但最后依然导向了官僚化的工人国家，不可避免地复辟了资本主义，只有中国的文革对重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提出了诉求。解决后一个问题，必须依靠民主，让劳动人民参与到政治文化生活中来，这或许也是毛泽东与黄炎培延安谈话内容的深意。
民主并不是神圣的，并不能保证无产阶级的最终解放。民主只是为这种解放提供更好的条件。但左派们不应该因为资产阶级的民主的局限性，而完全拒绝它。理论上的纯粹是值得追求的，但是不能仅仅着眼于理论的纯粹而忽略了群众的实际需要，无视专制制度是当前工人运动的最大障碍这一现实。如今官方暗地里反民主，一些五毛公然地反民主，一些草泥马在搞臭民主，可以说间接反民主。那么我们左派应该勇于扛起这面旗帜。
七、当前的工作重心是批判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宣传正确的理论
以下对于“现代君主”的分析主要来源于黑夜里的牛作品《“唯心主义”与社会主义必然性》，感谢他对这一部分的启发。
马克思主义天生的实践性，决定了唯实践论的大行其道。行动主义者搬出马克思的名言“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仿佛无论自己行动有什么意义，都可以稳稳站住一个道德制高点，而对于行动主义者的指责，可以称得上是严重的政治不正确了。列宁在其不朽著作《怎么办》中，冒天下之大不韪地批评这种行动主义，认为在理论混乱的时候谈这个是不合时宜的，而他则进一步旗帜鲜明地提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这一个判断是意义深远的。尽管马克思恩格斯不断与各种非无产阶级的错误思想作斗争，但他们却未明确提出理论跟运动的这种关系。相反，他们对于群众在斗争中阶级意识抱有过高期望，认为群众最终都会导向理论正确。列宁则断然否定了这种自发性崇拜，他认为“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产生出来的东西。因此，旧海因菲尔德纲领说得非常正确：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认清无产阶级的地位及其任务的这种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
列宁以前所未有的理论勇气，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大秘密。在批判民族主义就被称为托派的今天，他恐怕要会被打成布朗基主义者。列宁主义区别于布朗基主义的根本，在于在列宁的历史叙事中，党是斗争智慧的保存者，而群众则是社会变革的力量之源，人在历史中的主体性和客体性得到了统一。对于人类历史的这一大变革时期，政治革命是唯一具有巴迪乌所谓的“真理”性的事件。而所谓真理，就是要超越出现存社会既有的约束（constraints）性条件所规定的可能性空间，创造出新的能够创造出新的约束条件，新的可能性空间的行动。显然，真理总是在进行着政治谋划的大脑中诞生的。最早表述这一理论的马基雅维利，在他那里，书写真理的是被人民赋予期望的“新君主”；而另一个意大利人，葛兰西，则指明了能够领导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新君主——无产阶级政党——所具有的真理性意义。
葛兰西关于“新君主”的思考集中在《狱中札记》的第二部分。在提出“现代君主”即政党，接着讨论党存在条件时，他指出党要存在就必须达成三个基本要素的结合。那三个要素呢？他认为是“最通常的要素——普通的正常的人”、“主要的联系要素”“将领或首长”、“中间要素，结合第一要素和第二要素”。葛兰西所说的实际上就是，普通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以及联系二者的革命知识分子。在这三个要素之中，纯粹由于受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作用，受到阶级压迫、资本主义零散的或者集中的即危机的打击而产生出来的要素只是第一个，即我们平常说的工人阶级。我们必须看到，第一个要素的确是最直接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构成了广义的革命主体，但同时又不得不承认他们在最狭义的革命实践即政治谋划的意义上，不是作为主体，而是作为客体出现的。对此，葛兰西说到：“无疑义的是没有他们，党是不能存在的，但是同样无疑义的是如果党‘仅仅’由他们组成，党也是不能存在的。只有在有人保证他们集中、组织和纪律的时候，他们才成为力量：假使没有这种联系力量，他们就会分散成为无数的小部分，彼此削弱，从而消灭得无影无踪”，“他们的贡献并不在于拿出创造精神或高度组织精神，而在于他们的纪律性和忠实”。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塑造了了工人阶级的纪律性，而罪恶的现实又让普通工人阶级必然具有对共产主义这一社会发展趋向保持忠实的潜质。但他们并不是构成革命的最为特别是因素。
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左派同志们对于领袖的崇拜。但领袖是可遇不可求的，他们只能在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被培养出来，而不是自封或者造神的结果。那么这个时代我们最值得追求的要素就只剩下了一个，即中间要素——革命知识分子。以上大段篇幅是论述了“现代君主”在我们的左翼运动中的重点作用，那么重点中的重点，革命知识分子就清晰地凸显出来了。
民主对于“现代君主”诞生与成长的重大作用，前面已经论述。而现在，知识分子却处于极大的思想混乱之中，同时还不断有人以“爱国”等所谓的政治正确不断加剧着这种混乱，痛感于这种混乱很可能葬送掉近年来复兴的左翼思潮，我们人人网上一些左派青年才决心先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在这个共识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扩大共识，同时与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展开论战与批判。只有树立起理论的旗帜，把种种错误观点清算干净，革命知识分子才会汇聚到旗帜下，而之前那种和稀泥的态度，无疑是造就一群乌合之众。
行文至此，我们运动中的策略问题，也谈得比较清楚了。正如一百多年前导师们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呼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觉悟的个人依然是孱弱的，就像一滴水，太阳一出来就蒸发了。只有无数多滴这样的水，汇聚成事业的洪流，才能拥有解放人类的力量。
（本文鏈接: 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3235）
Wednesday, December 7, 2011
钱理群：回顾2010年之上层斗争
戴按：下面是华夏文摘网站转载的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的一篇长文，值得一读。文中提到太子党的接班动向和中国走军国主义道路的危险性，令人警惕。
终于要说到2010年的中国上层斗争。——尽管中国的上层，尤其是最高领导层，依然处于不透明状态，这是极权体制的最大特点；但2010年的某些迹象，却让世人对上层的矛盾与斗争有所窥见，可以说是“偶尔露峥嵘”吧。
首先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几次大谈“政治体制改革”。2010年8月21日，温家宝在深圳发表《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的演讲，指出：“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他强调：“停滞和后退不仅会葬送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能是死路一条”。
作为了解并总揽全局的国家总理，提出这样的没有政治改革的保障，经济改革成果可能“得而复失”，最后“死路一条”的警告，是极有分量的，因此，此言一出，举国举世瞩目。以后，温家宝又在8月27日召开的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强调“滋生腐败的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和制约，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人亡政息’”。温家宝还具体指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坚决惩治腐败；要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特别是要保障司法公正，重视保护和帮助弱势群体，使人们在生活中有安全感，对国家的发展有信心”。
接着温家宝在接受CNN专访时又大谈“任何党派、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过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我认为这是现代政治体系中的重要特征”，并表示：“要坚定不移在我能力范围内，贯彻我的信念，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我想用两个词来表达我的决心：‘风雨无阻，至死方休’”。
国外舆论的广泛关注是可以想见的。民间的反应也极强烈，北京等地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维权人士还召开座谈会，倡导全国范围内的“学习”。相反，官方控制的媒体则严加封锁。8月21日温家宝在深圳讲话，新华社发通稿时，竟然把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全部删去。2010年9月22日，温家宝在纽约和华文媒体及港澳媒体负责人座谈时，再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与新华社通稿中再次将其过滤。有人因此提出质问：“中宣部有什么权力封锁总理的声音？有什么权力剥夺全国人民对总理讲话的知情权？”
而且很快就有了官方媒体的有组织的争锋相对的反击。其实这样的反击在批判所谓“普世价值派”时即已开始。8月16日新华社发表专电，公布了《求是》杂志的署名文章《划清“四个重大界限”的有关理论和实践问题》，宣称“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反过来证明了中国政治的成功”，用典型的“经济决定论”来说明：中国的政治体制无须改革，而急需坚持。坚持什么呢？“稳定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最大的政治优势”，即要坚持一党专政，以达到统治的稳定：这样，党内的权贵集团就通过党的喉舌，将自己的意图和盘托出。
在温家宝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言论发表以后，《人民日报》从10月21日到11月2日连续发表五篇文章，署名“郑青原”，即“正本清源”的意思。这是文革御用文人惯用的手法，如张春桥控制的“上海写作小组”署名“罗思鼎”就是“螺丝钉”的意思。现在旧技重演，就很耐寻味。其中《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一文，是公开和温家宝唱对台戏。文章首先强调：“围绕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从未停歇”，这就根本否认了温家宝发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整个改革有“停滞与后退”的危险的警告。其次，又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有三个“必须坚持”：“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决不能照搬西方政治体制模式，搞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鼎立那一套”，其言外之意自然是温家宝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或有可能背离“正确的政治方向”。其三，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要“与我国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与我国历史条件、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教育水平相适应，有秩序、有步骤地展开，决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更不能华而不实，空喊口号”，这就简直矛头直指温家宝了。
——党的刊物和在任党的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这样公开叫板，在中共历史和共和国历史上都是从未有过的。
在此之前，10月1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题为《充分认识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文章，提出“中国之所以能够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奇迹，主要是依靠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表示要“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上走下去”。
看来似乎和温家宝的呼吁无关，但强调要“坚定不移”地维护“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也即坚持集权体制，也就实际上消解了政治体制改革。直到第二年即2011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里，吴邦国才公开了他的一贯的政治主张：“最重要的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涉及国家根本制度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动摇。动摇了，不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从说起，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也会失去，甚至国家可能陷入内乱的深渊”。——这里，引人注目地和温家宝一样提出了“发展成果会失去”的危险，但他认为危险在于“国家根本制度等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动摇”。那么，所要坚守的“国家根本制度”是什么呢？吴邦国也有明确的说明，这就是五个“不搞”：“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并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某种程度上，可以把吴邦国的讲话，看作是对其政治对手发出的警告，“国家可能陷入内乱的深渊”这样的话，是十分严重的。这实际已经表明，如一位研究者所说，“作为改革主体的执政党已经对改革缺乏集体共识”，由此导致的后果是：“领导层现在就好像一个‘救火队’，被动地被社会或者社会问题推着走，哪里着火就出现在哪里。这种被动性必然出现更多的问题，使得改革面临更大的困难。”
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胡锦涛的态度，就格外引人注目。人们首先注意到，温家宝和吴邦国这样公开发表不同意见，都得到某种默认，没有影响其领导地位，这在中共历史和共和国历史上也是少见的。这固然表明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绝对权威的强人政治不复存在，这样的默认有其不得已的成分；但也不可否认胡锦涛本人的态度的作用。在此之前，在党内民主派和毛派的激烈论争中，胡锦涛就已经采取了“不支持，不禁止，不宣传”的对策，这一次最高领导层的争论，看来似乎也是这个对策。有人因此认为这或许是党内民主的一个新的推进；得出这样的结论或许早了一点，还需作进一步的观察。
更重要的是，胡锦涛必须对此作出自己的回应。于是，就注意到2010年8月27日在和来访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日的会谈中，胡锦涛的一段讲话：“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各项事业全面发展，不断保证和改善民生，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一条基本经验”。
——把“保证与改善民生”放在突出地位，这其实是大有深意的。
我们在前文一再提到的张宏良在一篇文章里，将温家宝的主张和胡锦涛的主张作了一个意识形态的解读与分析。他认为，“普世价值派”（他显然把温家宝视为其代表与总头目，但未点名）主张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保卫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其实质是要维护“富人和精英”在美国支持下进行的私有化改革的既得利益；而“胡锦涛、习近平、薄熙来等党内领导人”则提出了“让全体中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新政目标”，“保证与改善民生”即体现了这样的目标。
——张宏良的分析或有一厢情愿之处，但他看出了胡锦涛和温家宝对中国当下问题的对应之策的不同重点，还是有道理的。
在我看来，这或许更是胡锦涛在寻找领导集团新的共识的一种努力。而且以后的事实发展证明，他的努力似乎还是有效的。这就是酝酿很久，在2010年10月出台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草案。据说“‘十二五’改革，有‘三条主线’，即：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以适应公共需求变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主线的社会体制改革；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体制改革”。
——这里，温家宝认为不能再拖延的政治体制改革引人注目地又一次被搁置了。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被推到了前台，而这三大改革的核心就是改善民生。最近高干子弟张木生在接受网易记者采访时，透露了一个消息，说中央常委有一次关于如何应对当下中国问题的讨论，“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导说，改革可以缓一缓，要把解决和群众的矛盾问题，民生问题放在第一位”。据说吴邦国在两会上已经公开说了这样的话，温家宝在答记者问时，也几乎80%的重心都放在了民生问题上。
虽然这一消息还有待证实，但我以为还是有相当大的可信度的，最主要的是，它符合中国领导层的思维逻辑。对他们来说，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始终是第一位的，在这一根本利益上，党内的不同政治派别之间，温家宝与吴邦国之间，是没有分歧的。作为中国的统治者，“民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古训，他们是懂得的，不会忘记。这里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中国的经济问题。2009年官方就承认存在“通胀预期”，到2010年，就不断出现煤电油涨价，玉米、绿豆、大蒜，蔬菜、肉食品、奶制品涨价，特别是房地产价格一直居高不下------。温家宝在年中就承认，中国“经济复苏曲折性超过预期”。
通胀危机直接影响普通百姓的生活，再加上官与民，商与民的矛盾日趋严重，经济、社会问题的纠结，如果不及时解决，就必然导致政治上的信任危机。到2011年两会，温家宝更公开承认：腐败与通货膨胀已经成为可能导致政权和社会崩溃的两大致命因素。而后者又是更加具有迫切性的；作为国家总理，也更难卸其责。我以为，正是这样的经济压力，迫使温家宝，以及许多高层领导最后同意将民生问题置于压倒一切的地位，而将政治体制改革再度搁置。在某种程度上，这依然是一种“救火”，事实上，搁置政治体制改革，不从根本上以权利制约权力，触动“公权私有化”，切断背后的利益链条，民生问题也不可能解决，甚至会成为权势者在“改善民生”名义下对民众新一轮的掠夺。
这样，“改善民生”就终于成为党内，包括党的高层各种政治派别都可以接受的“最大公约数”。而且现在看来，新的两手都要硬：一面改善民生，以缓和社会矛盾；一面极度强化思想、舆论和社会控制，以维持社会稳定，很可能成为胡锦涛最后两年统治的基本国策。
2010年10月，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决定任命习近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标志着习近平成为下一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地位已经基本确立。这样，人们的注意力，就开始转向“习近平时代”。
如果说“胡锦涛、温家宝的时代”，主要是文革期间的“大学生”掌握国家最高领导权；那么，所谓“习近平时代”，就是文革期间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掌握国家最高领导权，而且又是以“高级干部子女”为主体的。这样，文革中成长起来的那一代红卫兵，特别是以高干子女为主体的“老红卫兵”，以后又成了知青，他们的抱负，理想，精神气质都会不同程度上为习近平时代打上自己的烙印。
根据我对老红卫兵、知青与文革的研究，及对当下高干子女动向的观察，我以为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
早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老红卫兵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时，即已宣布：“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干部子弟要掌权，天下是我们的”，“二十年后的世界是我们干部子弟的”。
于是，又有了这样的口号：“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你们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
不能把这些宣言简单地看作是年轻人的狂言，而掉以轻心；这是基于切身利益而建立的信念和理想，即使是四十五年以后的今天也不会变。加之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高干子弟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权贵利益集团的核心部分，是须臾不能离开一党专政的体制的。即使他们中的多少可以超越利益的理想主义者也依然相信，只有把权力集中在手里，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因此，这些当年的老红卫兵，不管他们对中国未来的改革方向、路径有怎样不同的意见，但在共产党的领导问题上都是完全一致的：共产党必须掌控改革的领导权；强化党的执政地位，必须是中国改革的出发点与归宿。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胡锦涛这一代并无不同，也是他们的前辈，从毛泽东、刘少奇到邓小平、陈云所期待的。陈云早就说过：把权交给我们的子女，他们至少不会掘我们的祖坟。与此相联系，不管他们中有些人如何高喊民主，对敢于挑战自己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任何力量，都必定要运用掌握在手的国家机器，予以镇压，也是绝不手软的。对这一点，不能有任何幻想。
其次，我们也要看到，包括老红卫兵在内的红卫兵、知青这一代，有着在底层社会接受改造的特殊经历，他们因此在不同程度上和底层社会、底层老百姓建立了思想情感精神上的联系，使他们比较了解中国的国情，比较重视民心与民情，这都会对他们以后的施政产生影响。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这些高干子弟利用他们的特殊地位，都受到了很好的现代教育，很多人都有国外留学的经历，不仅其知识结构比较合理，而且对世界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社会的发展，时代潮流，都有比较深切的了解。正是这样的对中国底层的了解，和对世界发展趋向的把握，使他们比胡锦涛这一代更加深切与强烈地感受到党的危机。正像2011年初成立的“延安儿女联谊会”上与会者所说,当前“我党我军我国最大的矛盾就是腐败”，“人民已经忍无可忍”，但“我党自我纠错能力和制度缺失”，“作为党的后人，我们再不能熟视无睹，不能再沉默”，“要说真话，想办法，为党解决危机”。可以说，“再不改革，必将亡党亡国”已经成为这些当年的老红卫兵的一个共识，“我们的父辈和革命先烈为新中国的建立付出了鲜血和生命，我们不能让红色的江山蜕变”，也成为他们的共同决心。
而且他们在这三十年中已经占据了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思想、文化、教育各领域的重要位置，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并且意识到，历史给他们的机会也只有这“十年”，高干子弟自身都在六十岁以上，他们的幕僚也大概在五十岁左右，因此，也都跃跃欲试，准备作最后一搏。这就意味着，由于自身的利益化与官僚化，逐渐丧失改革动力和活力的中国共产党，有可能在他们的尚有出息的子女这一代，获得新的改革动力和活力。这样，在习近平时代，就有可能做一些事情，把中国的改革推进一步。红卫兵、知青这一代将比文革大学生那一代，更有魄力，更具行动力，这都会在未来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显示出一些新的特点。
但不可忽视的，是文化大革命对这一代精神上的负面影响，包括毛泽东的负面影响：不要忘了他们当年都是“毛泽东的红卫兵”，不管他们今天对毛泽东的评价、态度如何，毛泽东在其成长初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老红卫兵中是不乏“小毛泽东”的。在我看来，其中最应该警惕的，是文革残酷的斗争中形成的“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帝王气与流氓气。另一方面，由于今天已经很难出现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可以驾驭群雄的强势领袖，老红卫兵中又派系林立，他们之间如何形成合力，将是习近平时代的统治难题。弄不好，就会发生内讧，或各自称雄。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个人思想、性格、能力，就是至关重要的；而这方面，恰恰是最不透明的，这也是中国政治的特点：面目含糊不清的人最容易在党内斗争中胜出，而且要在执政的中后期才逐渐显露峥嵘。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时代又有许多难以预测的不确定因素，今天在人们心目中还是一个模糊的时代。
但2010年以来一些高干子弟的表现，还是可以给人们以想象的空间的。
首先要提到的，自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八大以后中央常委的竞选者薄熙来。近年来薄熙来精心打造的“红色重庆”一直是热议的焦点。人们最为关注的，是“唱红歌”与“打黑”，前者显示的是意识形态和社会氛围上向毛泽东时代的回归，后者则是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方式解决腐败问题的自觉尝试。一般人并不注意，其实是更为重要的是经济上的“重庆模式”，据说其最主要的突破有二：“一是进行从农村到城市的土地制度改革”，“二是在城市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加强政府对企业和经济事务的掌控。记者报道说：“这样的举措与1949年到1956年那段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时期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同时“高调拾起”的，还有毛泽东时代的“群众路线”与“大学生上山下乡”。如此自觉地运用“毛泽东政治遗产”，因此，获得了一些“新左派”和“毛派”知识分子的高度评价，誉之为“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新版和希望。同时又引起许多人，包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党内民主派“中国将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忧虑与警惕。
而习近平在当选军委副主席以后，即视察重庆，肯定重庆经验，更引发了人们关于“毛泽东在习近平时代的影响”的议论与想象。
2010年7月19日，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毕业典礼上作了一个演讲，实际是一篇宣言：“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建设’、‘国强民富’、‘大国崛起’，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秦晓在演讲和私下谈话里，明确说明，他的这一宣言，是针对两种倾向。一是“‘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性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我以为是不可取的”。秦晓认为“中国模式论”从一开始的“特殊论”走向“取代论”，“宣称‘中国价值’可以取代‘启蒙价值’”，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应该特别警惕。另一面，秦晓更担心激进主义思潮，他说：“激进主义和意识形态化，是落后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很容易掉进去的陷阱”。他认为当下中国面临着严重的体制性的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入手，可能会触发成社会危机”，但“这些问题是可以在体制内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改善和改变”，而激进主义则把社会危机作为“动员民众的资源，达到某种革命目的”，导致的是“最坏的结果”。
——由于秦晓的高干子弟和老红卫兵的背景，以及他在太子党中广泛的人脉关系，他的这一反对“中国模式”论，肯定启蒙主义普世价值的宣言，立即引起极大反响，一时成为网络、评论、转载的热点议题。有人把他的言论和搜狐总裁张朝阳2010年2月发表的“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妨碍竞争力”，呼吁政府在经济领域允许自由竞争的演讲联系起来，以为由此可以找到一条“成本小且能够避免社会碎片化的转型之路”。
而一家网站则把秦晓的头像做成绞刑架下受刑的模样，并冠以“西奴”。
我们所关注的，是秦晓的主张，在太子党中有多大的代表性，以及在习近平时代可能产生的影响，这自然是有待持续观察的。
其实，2010年高干子弟的发言者，最应该注意的，是中国空军副政委，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刘亚洲。一月，他在昆明军区作了题为《信念与道德》的演讲；七月，在大陆反日浪潮中，他又联合十名将校连署发表呼吁，要求对外强硬，对内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仔细看刘亚洲的观点，其实是有三个基本点的。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他对政治民主化的强调，以及在《中国改革得与失》里对现状的批评与分析：越来越频繁的政治高压，舆论控制和特务统治，对底层抗议活动的镇压，对社团活动的消灭，成为了“1999年以来当局的主要统治方式”，这确实是击中要害的，刘亚洲也因此而获得了“敢言”的美誉。但不可忽视的，是他的这样的尖锐批评的另外两个前提：其一是“民主放权”的目的，是为了强化“我党的执政地位”：这一基本点，刘亚洲和所有的太子党并无二意。其二是民主是“强国强军之途”：作为军人的刘亚洲本质上是一个军国主义者。王怡先生对刘亚洲思想的概括是准确的：他所追求的是一个“国家权威主义笼罩下的民主梦”，执着于“民主压倒自由的老路”。由此可以解释刘亚洲的许多矛盾，比如他主张民主，反对专制，但坚决捍卫“六四”屠杀；他主张思想多元化，但又强调“统一国家精神是当务之急”。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刘亚洲鼓吹“军人干政”。在他眼里，“中国的希望在党内，党内的希望在中央，中央的希望在上层”，中国社会的真正精英“一大部分在部队”。他断定：越是文明程度不高的国家，“军队就越是改革的力量”。我完全同意王怡先生的分析：“如果民间不能成为推动民主化主力，就只能依靠部分党内贵族的分化。而如果党内文官系统不能形成强有力的改革派，就最终只能依赖于少壮的武将集团。由军人喊出政治改革的最强音，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也是中国一百年以来反复经历的梦魇。军队少壮派的出现，正是今天比1989年更严峻的局面，也是当初日本军国主义崛起的教训之一，是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民主化过程中频频出现军人干政的一个根源”。这些年我在观察中国政局时，始终觉得军队情况不明是一个隐患；现在，2010年由刘亚洲等高级将领公开亮相，就让我们看到了“经由军人干政和军事独裁走向民主化”的可能性，而如王怡所说，这恰恰是中国民主化的“最坏方式”。而且还要看到，改革开放三十年，军队一直是高干子弟的聚集地，已经集中了一批太子党的精英。这就意味着在习近平时代，军队少壮派将以更积极的态度，参与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军队干政的危险性将大大提高。而军人们永远是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者，并永远具有对外扩张性，这都会随着军队干政而在中国未来的政治、社会、思想、文化、教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如王怡先生所提醒：当下中国社会已经有着军国主义滋生和蔓延的基础：“中国是全世界军事刊物最盛行的国家，几乎每个中学男生都会翻看”，“中国是全世界军事话语最强盛的国家”，“中国也是少数不限制，甚至组织儿童观看战争场面电影的国家之一”，等等。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这样的军国主义的危险，是特别应该引起警戒的。
太子党在2011年初，又有了新的表现，尽管这已经超出了本文论述的范围，但在这里也姑且一说。前已说到，2011年的春节“延安儿女联谊会”的聚会研讨，会后形成了一个《我们对十八大的建议》书，主要着眼于“党内民主”建设。最引起注意的是要求实行从各级党委到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及常务的“直选”。
2011年4月24日，张木生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暨研讨会。此书由刘少奇之子刘源作序，而张木生又是刘源的“哥儿们”，实际是其幕僚，因此而引人注目。当下中国的太子党的各派系，都在聚集各路幕僚，研究未来中国政治对策，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政治、思想、文化动向。张木生等是首先亮相的，他的书的核心是提出“回到新民主主义”。其实，早在多年前，由刘源担任总顾问，制作了《刘少奇与新中国》的记录片和同题小册子，由张木生作序，就已经提出了他们的新“新民主主义”论。而在2011年旧话重提，就自然别有意义，网上反映说，新“新民主主义”论“可能会成为中国下一步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来源之一”，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刘源自己也说得很清楚：“若是想借全球化的‘民主’魔力扇哨儿，恐怕会画虎类犬，弄巧成拙，与其借他山之石以攻玉，我们何不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举起土生土长、百试不爽的，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主导提出、刘少奇主要实践的新民主主义？”
至少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太子党中的刘源派系的一个宣言吧，也可以说是他们“谋国运”而提出的国策。
为什么要在当下中国提出“回到新民主主义”？张木生直言不讳，就是要为共产党“重塑合法性”。因此，新“新民主主义”论的要点有三。首先是“共产党领导”，党要掌控改革的绝对领导权，这是前提；恢复与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目标，出发点与归宿。前文已经说过，这是所有太子党的共识与不可逾越的底线。其二，要“恢复以工人、农民为主”，“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重塑合法性的关键。张木生说得很坦率：“我们把工农都变成弱势群体”，就“一点合法性都没有”了。我曾经说过，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有三种模式：建国到文革前的十七年的一党专政是以工人、农民为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的；毛泽东在文革中所要建立的是领袖专政与群众专政直接结合的一党专政模式；文革后，邓小平时期，特别是江泽民时期，就逐渐将所谓“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政治、经济、技术精英作为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工人、农民确实都变成了弱势群体，这样的失去了工人、农民的支持的一党专政，就出现危机了。刘源们看到这一点，但又不可能从根本上放弃党的精英专政，就选择了向工人、农民让步的对策。具体有两条，一要把国家现有的巨大的存量资产，变成社保基金，福利基金，“解决70%还没有富起来的人的民生问题”；二是要允许工人、农民“有组织”，共产党来当裁判，以此建立合法性。——应该说，如果真的实施这两条，确实会给底层百姓带来一些实惠，也会给中国底层民主有一定推动，这可能是新新民主义论的最有积极意义的方面。第三，允许发展资本主义，同时，又能够“驾驭资产阶级”。这就是张木生所说的，“制衡会有的，宪法会有的，不同派别在一个党内也会有的，舆论的公开和自由，包括思想的自由和独立，在一个党内最后也是能解决的”，但有个前提条件：只能有一个党，要由党来控制、“驾驭”一切。它的潜台词，就是如果有人要挑战党的绝对领导，或者党一旦驾驭不了，失控了，那就要收回这一切，实行专政，而且很可能是军事专政。
其实，这就是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在1957年搞的那一套：听话，就当作统战对象，许诺给予种种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等；不听话，就发动“反右运动”，聚而歼之。
但问题是，回到了这样的“新民主主义”，就真的能够建立起新的工农联盟，成功驾驭资产阶级，从而重塑共产党的合法性吗？据说张木生在座谈会上还说了一句话：“既治不好病，又毒不死人的药，最受到中国接受”。
那么，他们自己也是把“新新民主主义论”看作“既治不好病，又毒不死人的药”了。这初出山时的汹汹气势中的露怯，是颇耐寻味的。早在前文提到的《刘少奇与新中国》里，刘源和张木生就提出过要“卷旗不倒旗”，既要坚持“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旗帜“不倒”，但却要“卷旗”，再也不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原因即在于此。或许在他们看来，“新民主主义”声誉尚好，可以为更多的人所接受，达成“共识”吧。
这次新书发布、研讨会最为人关注的，是刘源和几位将军的出席，这成了部分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的一次集体亮相，提供了一个近距离地观察他们的机会。我注意到的有两点。一是军队少壮派的表态：“现在说存在就是合理的，现在中国走出这条道路，确确实实使我们中国强大富强起来了，虽然有一些弊端，但不应该对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道路产生质疑”，不能质疑的更是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也就是后来刘源特地打电话让张木生转达的意见：“这个结果，这个实践不能假设，不能如果，因为历史是不可逆转的！而且到了今天，如果我们不重塑共产党的合法性，谁能够代替他？！”还有的与会军队少壮派宣称：“民主，自由，人权，人生而平等”，这都是“一些没有实质意义的概念”；“我是一个军人，讲什么东西都跟安全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国家安全”，至于“普世怎么普世，我表示怀疑”——这背后的“存在就是合理”的强权逻辑，和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逻辑，而且不加任何掩饰，这都让人吃惊。还有：“现在几个大国真正没有打仗，三十年没有打仗的就是中国”，“我们要不要维护正义性，现在一用非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就变成被告原罪”，“这完全是泛和平主义，是一战以后的绥靖主义思潮”，就更是预言他们掌握了国家大权之后，将在“维护正义”的名义下，用战争解决国际争端了。用武力解决国内问题大概也是其中应有之义。这样的“军政府”的意图，是应该引起警惕的。
其二，刘源在会上的表现，虽然张木生表示是偶尔失态，但人们仍然从中感到了“痞子气和霸气”，如前文所说，这正是我最为警惕与担忧的。虽然刘源已经宣布：“该告别不争论的时代”，但这些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却处处摆出“舍我其谁”的“主人”姿态，所谓“争论”是必须以他们既定的意见为主导的，不过是“听取意见”，就像当年毛泽东、刘少奇听取“民主党派”意见一样，骨子里是轻蔑对方，并从根本上是不允许反对自己的既定主张的。有人一提出不同意见，特别是提到党内民主派的代表朱厚泽对新民主主义论的质疑，就变脸了：“说了半天又说起朱厚泽来了？在这里讨论他，我不同意”。
顺便说一点，中国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的气势如此雄壮，不仅有当年老红卫兵的遗风，更有当今的中国经济实力的底气。如张木生所说，“中国虽然面临着最大的问题，但也积累了过去根本无法想象的本钱。我们现在国有企业实算的话，有100万亿的资产，存款。在国外有100万亿的资金。”但在这样的财大气粗之下，会干出怎样“惊天动地”的事情，却是令人担忧的。
张木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再提及“未来的当政者”，强调“我们国家已经被一些软弱无能、没有血性的领导者带入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当中”，“下一届最高领导者绝不会允许目前的状况再延续下去”，
“会有人很高地举起（旗帜）”，“用很高的政治智慧来解决当时他所面临的问题”，说这样的“下一代的领导人”有“一批”，并且点名说刘源就是这样的“非常有理想”的共产党员。
或许是这样吧。但这一次亮相，却让人不大放心，很容易产生不祥的预感。这次研讨会很有可能是中国未来政治的一次预示，一个象征，因此具有“史”的意义和价值，故详细记录于此。
终于要说到2010年的中国上层斗争。——尽管中国的上层，尤其是最高领导层，依然处于不透明状态，这是极权体制的最大特点；但2010年的某些迹象，却让世人对上层的矛盾与斗争有所窥见，可以说是“偶尔露峥嵘”吧。
首先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几次大谈“政治体制改革”。2010年8月21日，温家宝在深圳发表《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的演讲，指出：“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他强调：“停滞和后退不仅会葬送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能是死路一条”。
作为了解并总揽全局的国家总理，提出这样的没有政治改革的保障，经济改革成果可能“得而复失”，最后“死路一条”的警告，是极有分量的，因此，此言一出，举国举世瞩目。以后，温家宝又在8月27日召开的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强调“滋生腐败的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和制约，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人亡政息’”。温家宝还具体指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坚决惩治腐败；要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特别是要保障司法公正，重视保护和帮助弱势群体，使人们在生活中有安全感，对国家的发展有信心”。
接着温家宝在接受CNN专访时又大谈“任何党派、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过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我认为这是现代政治体系中的重要特征”，并表示：“要坚定不移在我能力范围内，贯彻我的信念，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我想用两个词来表达我的决心：‘风雨无阻，至死方休’”。
国外舆论的广泛关注是可以想见的。民间的反应也极强烈，北京等地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维权人士还召开座谈会，倡导全国范围内的“学习”。相反，官方控制的媒体则严加封锁。8月21日温家宝在深圳讲话，新华社发通稿时，竟然把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全部删去。2010年9月22日，温家宝在纽约和华文媒体及港澳媒体负责人座谈时，再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与新华社通稿中再次将其过滤。有人因此提出质问：“中宣部有什么权力封锁总理的声音？有什么权力剥夺全国人民对总理讲话的知情权？”
而且很快就有了官方媒体的有组织的争锋相对的反击。其实这样的反击在批判所谓“普世价值派”时即已开始。8月16日新华社发表专电，公布了《求是》杂志的署名文章《划清“四个重大界限”的有关理论和实践问题》，宣称“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反过来证明了中国政治的成功”，用典型的“经济决定论”来说明：中国的政治体制无须改革，而急需坚持。坚持什么呢？“稳定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最大的政治优势”，即要坚持一党专政，以达到统治的稳定：这样，党内的权贵集团就通过党的喉舌，将自己的意图和盘托出。
在温家宝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言论发表以后，《人民日报》从10月21日到11月2日连续发表五篇文章，署名“郑青原”，即“正本清源”的意思。这是文革御用文人惯用的手法，如张春桥控制的“上海写作小组”署名“罗思鼎”就是“螺丝钉”的意思。现在旧技重演，就很耐寻味。其中《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一文，是公开和温家宝唱对台戏。文章首先强调：“围绕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从未停歇”，这就根本否认了温家宝发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整个改革有“停滞与后退”的危险的警告。其次，又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有三个“必须坚持”：“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决不能照搬西方政治体制模式，搞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鼎立那一套”，其言外之意自然是温家宝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或有可能背离“正确的政治方向”。其三，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要“与我国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与我国历史条件、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教育水平相适应，有秩序、有步骤地展开，决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更不能华而不实，空喊口号”，这就简直矛头直指温家宝了。
——党的刊物和在任党的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这样公开叫板，在中共历史和共和国历史上都是从未有过的。
在此之前，10月1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题为《充分认识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文章，提出“中国之所以能够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奇迹，主要是依靠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表示要“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上走下去”。
看来似乎和温家宝的呼吁无关，但强调要“坚定不移”地维护“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也即坚持集权体制，也就实际上消解了政治体制改革。直到第二年即2011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里，吴邦国才公开了他的一贯的政治主张：“最重要的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涉及国家根本制度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动摇。动摇了，不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从说起，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也会失去，甚至国家可能陷入内乱的深渊”。——这里，引人注目地和温家宝一样提出了“发展成果会失去”的危险，但他认为危险在于“国家根本制度等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动摇”。那么，所要坚守的“国家根本制度”是什么呢？吴邦国也有明确的说明，这就是五个“不搞”：“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并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某种程度上，可以把吴邦国的讲话，看作是对其政治对手发出的警告，“国家可能陷入内乱的深渊”这样的话，是十分严重的。这实际已经表明，如一位研究者所说，“作为改革主体的执政党已经对改革缺乏集体共识”，由此导致的后果是：“领导层现在就好像一个‘救火队’，被动地被社会或者社会问题推着走，哪里着火就出现在哪里。这种被动性必然出现更多的问题，使得改革面临更大的困难。”
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胡锦涛的态度，就格外引人注目。人们首先注意到，温家宝和吴邦国这样公开发表不同意见，都得到某种默认，没有影响其领导地位，这在中共历史和共和国历史上也是少见的。这固然表明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绝对权威的强人政治不复存在，这样的默认有其不得已的成分；但也不可否认胡锦涛本人的态度的作用。在此之前，在党内民主派和毛派的激烈论争中，胡锦涛就已经采取了“不支持，不禁止，不宣传”的对策，这一次最高领导层的争论，看来似乎也是这个对策。有人因此认为这或许是党内民主的一个新的推进；得出这样的结论或许早了一点，还需作进一步的观察。
更重要的是，胡锦涛必须对此作出自己的回应。于是，就注意到2010年8月27日在和来访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日的会谈中，胡锦涛的一段讲话：“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各项事业全面发展，不断保证和改善民生，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一条基本经验”。
——把“保证与改善民生”放在突出地位，这其实是大有深意的。
我们在前文一再提到的张宏良在一篇文章里，将温家宝的主张和胡锦涛的主张作了一个意识形态的解读与分析。他认为，“普世价值派”（他显然把温家宝视为其代表与总头目，但未点名）主张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保卫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其实质是要维护“富人和精英”在美国支持下进行的私有化改革的既得利益；而“胡锦涛、习近平、薄熙来等党内领导人”则提出了“让全体中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新政目标”，“保证与改善民生”即体现了这样的目标。
——张宏良的分析或有一厢情愿之处，但他看出了胡锦涛和温家宝对中国当下问题的对应之策的不同重点，还是有道理的。
在我看来，这或许更是胡锦涛在寻找领导集团新的共识的一种努力。而且以后的事实发展证明，他的努力似乎还是有效的。这就是酝酿很久，在2010年10月出台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草案。据说“‘十二五’改革，有‘三条主线’，即：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以适应公共需求变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主线的社会体制改革；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体制改革”。
——这里，温家宝认为不能再拖延的政治体制改革引人注目地又一次被搁置了。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被推到了前台，而这三大改革的核心就是改善民生。最近高干子弟张木生在接受网易记者采访时，透露了一个消息，说中央常委有一次关于如何应对当下中国问题的讨论，“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导说，改革可以缓一缓，要把解决和群众的矛盾问题，民生问题放在第一位”。据说吴邦国在两会上已经公开说了这样的话，温家宝在答记者问时，也几乎80%的重心都放在了民生问题上。
虽然这一消息还有待证实，但我以为还是有相当大的可信度的，最主要的是，它符合中国领导层的思维逻辑。对他们来说，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始终是第一位的，在这一根本利益上，党内的不同政治派别之间，温家宝与吴邦国之间，是没有分歧的。作为中国的统治者，“民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古训，他们是懂得的，不会忘记。这里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中国的经济问题。2009年官方就承认存在“通胀预期”，到2010年，就不断出现煤电油涨价，玉米、绿豆、大蒜，蔬菜、肉食品、奶制品涨价，特别是房地产价格一直居高不下------。温家宝在年中就承认，中国“经济复苏曲折性超过预期”。
通胀危机直接影响普通百姓的生活，再加上官与民，商与民的矛盾日趋严重，经济、社会问题的纠结，如果不及时解决，就必然导致政治上的信任危机。到2011年两会，温家宝更公开承认：腐败与通货膨胀已经成为可能导致政权和社会崩溃的两大致命因素。而后者又是更加具有迫切性的；作为国家总理，也更难卸其责。我以为，正是这样的经济压力，迫使温家宝，以及许多高层领导最后同意将民生问题置于压倒一切的地位，而将政治体制改革再度搁置。在某种程度上，这依然是一种“救火”，事实上，搁置政治体制改革，不从根本上以权利制约权力，触动“公权私有化”，切断背后的利益链条，民生问题也不可能解决，甚至会成为权势者在“改善民生”名义下对民众新一轮的掠夺。
这样，“改善民生”就终于成为党内，包括党的高层各种政治派别都可以接受的“最大公约数”。而且现在看来，新的两手都要硬：一面改善民生，以缓和社会矛盾；一面极度强化思想、舆论和社会控制，以维持社会稳定，很可能成为胡锦涛最后两年统治的基本国策。
2010年10月，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决定任命习近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标志着习近平成为下一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地位已经基本确立。这样，人们的注意力，就开始转向“习近平时代”。
如果说“胡锦涛、温家宝的时代”，主要是文革期间的“大学生”掌握国家最高领导权；那么，所谓“习近平时代”，就是文革期间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掌握国家最高领导权，而且又是以“高级干部子女”为主体的。这样，文革中成长起来的那一代红卫兵，特别是以高干子女为主体的“老红卫兵”，以后又成了知青，他们的抱负，理想，精神气质都会不同程度上为习近平时代打上自己的烙印。
根据我对老红卫兵、知青与文革的研究，及对当下高干子女动向的观察，我以为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
早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老红卫兵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时，即已宣布：“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干部子弟要掌权，天下是我们的”，“二十年后的世界是我们干部子弟的”。
于是，又有了这样的口号：“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你们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
不能把这些宣言简单地看作是年轻人的狂言，而掉以轻心；这是基于切身利益而建立的信念和理想，即使是四十五年以后的今天也不会变。加之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高干子弟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权贵利益集团的核心部分，是须臾不能离开一党专政的体制的。即使他们中的多少可以超越利益的理想主义者也依然相信，只有把权力集中在手里，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因此，这些当年的老红卫兵，不管他们对中国未来的改革方向、路径有怎样不同的意见，但在共产党的领导问题上都是完全一致的：共产党必须掌控改革的领导权；强化党的执政地位，必须是中国改革的出发点与归宿。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胡锦涛这一代并无不同，也是他们的前辈，从毛泽东、刘少奇到邓小平、陈云所期待的。陈云早就说过：把权交给我们的子女，他们至少不会掘我们的祖坟。与此相联系，不管他们中有些人如何高喊民主，对敢于挑战自己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任何力量，都必定要运用掌握在手的国家机器，予以镇压，也是绝不手软的。对这一点，不能有任何幻想。
其次，我们也要看到，包括老红卫兵在内的红卫兵、知青这一代，有着在底层社会接受改造的特殊经历，他们因此在不同程度上和底层社会、底层老百姓建立了思想情感精神上的联系，使他们比较了解中国的国情，比较重视民心与民情，这都会对他们以后的施政产生影响。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这些高干子弟利用他们的特殊地位，都受到了很好的现代教育，很多人都有国外留学的经历，不仅其知识结构比较合理，而且对世界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社会的发展，时代潮流，都有比较深切的了解。正是这样的对中国底层的了解，和对世界发展趋向的把握，使他们比胡锦涛这一代更加深切与强烈地感受到党的危机。正像2011年初成立的“延安儿女联谊会”上与会者所说,当前“我党我军我国最大的矛盾就是腐败”，“人民已经忍无可忍”，但“我党自我纠错能力和制度缺失”，“作为党的后人，我们再不能熟视无睹，不能再沉默”，“要说真话，想办法，为党解决危机”。可以说，“再不改革，必将亡党亡国”已经成为这些当年的老红卫兵的一个共识，“我们的父辈和革命先烈为新中国的建立付出了鲜血和生命，我们不能让红色的江山蜕变”，也成为他们的共同决心。
而且他们在这三十年中已经占据了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思想、文化、教育各领域的重要位置，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并且意识到，历史给他们的机会也只有这“十年”，高干子弟自身都在六十岁以上，他们的幕僚也大概在五十岁左右，因此，也都跃跃欲试，准备作最后一搏。这就意味着，由于自身的利益化与官僚化，逐渐丧失改革动力和活力的中国共产党，有可能在他们的尚有出息的子女这一代，获得新的改革动力和活力。这样，在习近平时代，就有可能做一些事情，把中国的改革推进一步。红卫兵、知青这一代将比文革大学生那一代，更有魄力，更具行动力，这都会在未来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显示出一些新的特点。
但不可忽视的，是文化大革命对这一代精神上的负面影响，包括毛泽东的负面影响：不要忘了他们当年都是“毛泽东的红卫兵”，不管他们今天对毛泽东的评价、态度如何，毛泽东在其成长初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老红卫兵中是不乏“小毛泽东”的。在我看来，其中最应该警惕的，是文革残酷的斗争中形成的“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帝王气与流氓气。另一方面，由于今天已经很难出现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可以驾驭群雄的强势领袖，老红卫兵中又派系林立，他们之间如何形成合力，将是习近平时代的统治难题。弄不好，就会发生内讧，或各自称雄。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个人思想、性格、能力，就是至关重要的；而这方面，恰恰是最不透明的，这也是中国政治的特点：面目含糊不清的人最容易在党内斗争中胜出，而且要在执政的中后期才逐渐显露峥嵘。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时代又有许多难以预测的不确定因素，今天在人们心目中还是一个模糊的时代。
但2010年以来一些高干子弟的表现，还是可以给人们以想象的空间的。
首先要提到的，自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八大以后中央常委的竞选者薄熙来。近年来薄熙来精心打造的“红色重庆”一直是热议的焦点。人们最为关注的，是“唱红歌”与“打黑”，前者显示的是意识形态和社会氛围上向毛泽东时代的回归，后者则是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方式解决腐败问题的自觉尝试。一般人并不注意，其实是更为重要的是经济上的“重庆模式”，据说其最主要的突破有二：“一是进行从农村到城市的土地制度改革”，“二是在城市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加强政府对企业和经济事务的掌控。记者报道说：“这样的举措与1949年到1956年那段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时期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同时“高调拾起”的，还有毛泽东时代的“群众路线”与“大学生上山下乡”。如此自觉地运用“毛泽东政治遗产”，因此，获得了一些“新左派”和“毛派”知识分子的高度评价，誉之为“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新版和希望。同时又引起许多人，包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党内民主派“中国将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忧虑与警惕。
而习近平在当选军委副主席以后，即视察重庆，肯定重庆经验，更引发了人们关于“毛泽东在习近平时代的影响”的议论与想象。
2010年7月19日，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毕业典礼上作了一个演讲，实际是一篇宣言：“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建设’、‘国强民富’、‘大国崛起’，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秦晓在演讲和私下谈话里，明确说明，他的这一宣言，是针对两种倾向。一是“‘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性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我以为是不可取的”。秦晓认为“中国模式论”从一开始的“特殊论”走向“取代论”，“宣称‘中国价值’可以取代‘启蒙价值’”，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应该特别警惕。另一面，秦晓更担心激进主义思潮，他说：“激进主义和意识形态化，是落后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很容易掉进去的陷阱”。他认为当下中国面临着严重的体制性的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入手，可能会触发成社会危机”，但“这些问题是可以在体制内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改善和改变”，而激进主义则把社会危机作为“动员民众的资源，达到某种革命目的”，导致的是“最坏的结果”。
——由于秦晓的高干子弟和老红卫兵的背景，以及他在太子党中广泛的人脉关系，他的这一反对“中国模式”论，肯定启蒙主义普世价值的宣言，立即引起极大反响，一时成为网络、评论、转载的热点议题。有人把他的言论和搜狐总裁张朝阳2010年2月发表的“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妨碍竞争力”，呼吁政府在经济领域允许自由竞争的演讲联系起来，以为由此可以找到一条“成本小且能够避免社会碎片化的转型之路”。
而一家网站则把秦晓的头像做成绞刑架下受刑的模样，并冠以“西奴”。
我们所关注的，是秦晓的主张，在太子党中有多大的代表性，以及在习近平时代可能产生的影响，这自然是有待持续观察的。
其实，2010年高干子弟的发言者，最应该注意的，是中国空军副政委，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刘亚洲。一月，他在昆明军区作了题为《信念与道德》的演讲；七月，在大陆反日浪潮中，他又联合十名将校连署发表呼吁，要求对外强硬，对内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仔细看刘亚洲的观点，其实是有三个基本点的。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他对政治民主化的强调，以及在《中国改革得与失》里对现状的批评与分析：越来越频繁的政治高压，舆论控制和特务统治，对底层抗议活动的镇压，对社团活动的消灭，成为了“1999年以来当局的主要统治方式”，这确实是击中要害的，刘亚洲也因此而获得了“敢言”的美誉。但不可忽视的，是他的这样的尖锐批评的另外两个前提：其一是“民主放权”的目的，是为了强化“我党的执政地位”：这一基本点，刘亚洲和所有的太子党并无二意。其二是民主是“强国强军之途”：作为军人的刘亚洲本质上是一个军国主义者。王怡先生对刘亚洲思想的概括是准确的：他所追求的是一个“国家权威主义笼罩下的民主梦”，执着于“民主压倒自由的老路”。由此可以解释刘亚洲的许多矛盾，比如他主张民主，反对专制，但坚决捍卫“六四”屠杀；他主张思想多元化，但又强调“统一国家精神是当务之急”。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刘亚洲鼓吹“军人干政”。在他眼里，“中国的希望在党内，党内的希望在中央，中央的希望在上层”，中国社会的真正精英“一大部分在部队”。他断定：越是文明程度不高的国家，“军队就越是改革的力量”。我完全同意王怡先生的分析：“如果民间不能成为推动民主化主力，就只能依靠部分党内贵族的分化。而如果党内文官系统不能形成强有力的改革派，就最终只能依赖于少壮的武将集团。由军人喊出政治改革的最强音，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也是中国一百年以来反复经历的梦魇。军队少壮派的出现，正是今天比1989年更严峻的局面，也是当初日本军国主义崛起的教训之一，是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民主化过程中频频出现军人干政的一个根源”。这些年我在观察中国政局时，始终觉得军队情况不明是一个隐患；现在，2010年由刘亚洲等高级将领公开亮相，就让我们看到了“经由军人干政和军事独裁走向民主化”的可能性，而如王怡所说，这恰恰是中国民主化的“最坏方式”。而且还要看到，改革开放三十年，军队一直是高干子弟的聚集地，已经集中了一批太子党的精英。这就意味着在习近平时代，军队少壮派将以更积极的态度，参与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军队干政的危险性将大大提高。而军人们永远是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者，并永远具有对外扩张性，这都会随着军队干政而在中国未来的政治、社会、思想、文化、教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如王怡先生所提醒：当下中国社会已经有着军国主义滋生和蔓延的基础：“中国是全世界军事刊物最盛行的国家，几乎每个中学男生都会翻看”，“中国是全世界军事话语最强盛的国家”，“中国也是少数不限制，甚至组织儿童观看战争场面电影的国家之一”，等等。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这样的军国主义的危险，是特别应该引起警戒的。
太子党在2011年初，又有了新的表现，尽管这已经超出了本文论述的范围，但在这里也姑且一说。前已说到，2011年的春节“延安儿女联谊会”的聚会研讨，会后形成了一个《我们对十八大的建议》书，主要着眼于“党内民主”建设。最引起注意的是要求实行从各级党委到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及常务的“直选”。
2011年4月24日，张木生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暨研讨会。此书由刘少奇之子刘源作序，而张木生又是刘源的“哥儿们”，实际是其幕僚，因此而引人注目。当下中国的太子党的各派系，都在聚集各路幕僚，研究未来中国政治对策，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政治、思想、文化动向。张木生等是首先亮相的，他的书的核心是提出“回到新民主主义”。其实，早在多年前，由刘源担任总顾问，制作了《刘少奇与新中国》的记录片和同题小册子，由张木生作序，就已经提出了他们的新“新民主主义”论。而在2011年旧话重提，就自然别有意义，网上反映说，新“新民主主义”论“可能会成为中国下一步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来源之一”，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刘源自己也说得很清楚：“若是想借全球化的‘民主’魔力扇哨儿，恐怕会画虎类犬，弄巧成拙，与其借他山之石以攻玉，我们何不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举起土生土长、百试不爽的，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主导提出、刘少奇主要实践的新民主主义？”
至少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太子党中的刘源派系的一个宣言吧，也可以说是他们“谋国运”而提出的国策。
为什么要在当下中国提出“回到新民主主义”？张木生直言不讳，就是要为共产党“重塑合法性”。因此，新“新民主主义”论的要点有三。首先是“共产党领导”，党要掌控改革的绝对领导权，这是前提；恢复与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目标，出发点与归宿。前文已经说过，这是所有太子党的共识与不可逾越的底线。其二，要“恢复以工人、农民为主”，“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重塑合法性的关键。张木生说得很坦率：“我们把工农都变成弱势群体”，就“一点合法性都没有”了。我曾经说过，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有三种模式：建国到文革前的十七年的一党专政是以工人、农民为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的；毛泽东在文革中所要建立的是领袖专政与群众专政直接结合的一党专政模式；文革后，邓小平时期，特别是江泽民时期，就逐渐将所谓“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政治、经济、技术精英作为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工人、农民确实都变成了弱势群体，这样的失去了工人、农民的支持的一党专政，就出现危机了。刘源们看到这一点，但又不可能从根本上放弃党的精英专政，就选择了向工人、农民让步的对策。具体有两条，一要把国家现有的巨大的存量资产，变成社保基金，福利基金，“解决70%还没有富起来的人的民生问题”；二是要允许工人、农民“有组织”，共产党来当裁判，以此建立合法性。——应该说，如果真的实施这两条，确实会给底层百姓带来一些实惠，也会给中国底层民主有一定推动，这可能是新新民主义论的最有积极意义的方面。第三，允许发展资本主义，同时，又能够“驾驭资产阶级”。这就是张木生所说的，“制衡会有的，宪法会有的，不同派别在一个党内也会有的，舆论的公开和自由，包括思想的自由和独立，在一个党内最后也是能解决的”，但有个前提条件：只能有一个党，要由党来控制、“驾驭”一切。它的潜台词，就是如果有人要挑战党的绝对领导，或者党一旦驾驭不了，失控了，那就要收回这一切，实行专政，而且很可能是军事专政。
其实，这就是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在1957年搞的那一套：听话，就当作统战对象，许诺给予种种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等；不听话，就发动“反右运动”，聚而歼之。
但问题是，回到了这样的“新民主主义”，就真的能够建立起新的工农联盟，成功驾驭资产阶级，从而重塑共产党的合法性吗？据说张木生在座谈会上还说了一句话：“既治不好病，又毒不死人的药，最受到中国接受”。
那么，他们自己也是把“新新民主主义论”看作“既治不好病，又毒不死人的药”了。这初出山时的汹汹气势中的露怯，是颇耐寻味的。早在前文提到的《刘少奇与新中国》里，刘源和张木生就提出过要“卷旗不倒旗”，既要坚持“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旗帜“不倒”，但却要“卷旗”，再也不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原因即在于此。或许在他们看来，“新民主主义”声誉尚好，可以为更多的人所接受，达成“共识”吧。
这次新书发布、研讨会最为人关注的，是刘源和几位将军的出席，这成了部分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的一次集体亮相，提供了一个近距离地观察他们的机会。我注意到的有两点。一是军队少壮派的表态：“现在说存在就是合理的，现在中国走出这条道路，确确实实使我们中国强大富强起来了，虽然有一些弊端，但不应该对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道路产生质疑”，不能质疑的更是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也就是后来刘源特地打电话让张木生转达的意见：“这个结果，这个实践不能假设，不能如果，因为历史是不可逆转的！而且到了今天，如果我们不重塑共产党的合法性，谁能够代替他？！”还有的与会军队少壮派宣称：“民主，自由，人权，人生而平等”，这都是“一些没有实质意义的概念”；“我是一个军人，讲什么东西都跟安全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国家安全”，至于“普世怎么普世，我表示怀疑”——这背后的“存在就是合理”的强权逻辑，和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逻辑，而且不加任何掩饰，这都让人吃惊。还有：“现在几个大国真正没有打仗，三十年没有打仗的就是中国”，“我们要不要维护正义性，现在一用非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就变成被告原罪”，“这完全是泛和平主义，是一战以后的绥靖主义思潮”，就更是预言他们掌握了国家大权之后，将在“维护正义”的名义下，用战争解决国际争端了。用武力解决国内问题大概也是其中应有之义。这样的“军政府”的意图，是应该引起警惕的。
其二，刘源在会上的表现，虽然张木生表示是偶尔失态，但人们仍然从中感到了“痞子气和霸气”，如前文所说，这正是我最为警惕与担忧的。虽然刘源已经宣布：“该告别不争论的时代”，但这些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却处处摆出“舍我其谁”的“主人”姿态，所谓“争论”是必须以他们既定的意见为主导的，不过是“听取意见”，就像当年毛泽东、刘少奇听取“民主党派”意见一样，骨子里是轻蔑对方，并从根本上是不允许反对自己的既定主张的。有人一提出不同意见，特别是提到党内民主派的代表朱厚泽对新民主主义论的质疑，就变脸了：“说了半天又说起朱厚泽来了？在这里讨论他，我不同意”。
顺便说一点，中国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的气势如此雄壮，不仅有当年老红卫兵的遗风，更有当今的中国经济实力的底气。如张木生所说，“中国虽然面临着最大的问题，但也积累了过去根本无法想象的本钱。我们现在国有企业实算的话，有100万亿的资产，存款。在国外有100万亿的资金。”但在这样的财大气粗之下，会干出怎样“惊天动地”的事情，却是令人担忧的。
张木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再提及“未来的当政者”，强调“我们国家已经被一些软弱无能、没有血性的领导者带入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当中”，“下一届最高领导者绝不会允许目前的状况再延续下去”，
“会有人很高地举起（旗帜）”，“用很高的政治智慧来解决当时他所面临的问题”，说这样的“下一代的领导人”有“一批”，并且点名说刘源就是这样的“非常有理想”的共产党员。
或许是这样吧。但这一次亮相，却让人不大放心，很容易产生不祥的预感。这次研讨会很有可能是中国未来政治的一次预示，一个象征，因此具有“史”的意义和价值，故详细记录于此。
Subscribe to:
Posts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