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June 27, 2015

马军:台湾走入“最后的中国人”时代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2015-06-25;马军是香港《凤凰周刊》台湾问题记者

        戴按:此文对台湾政情民情的分析相当客观准确。

        台湾进入2016年大选前的选战阶段,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候选人在陆续确定,而台湾的社情民意已经与七年前马英九当选时完全不同了。
   大约两年前,马英九开始陷入执政低谷,民望最差时支持率只剩不到10个百分点,被反对者戏称全球声望最低的元首。与此同时,比马英九声望更低的是当时台湾民众的“中国人认同”,根据国立政治大学(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选举研究中心的一份长期民调显示,纯粹认同自己还是“中国人”的的台湾人已经不足5%,且大多数,都已是年过耄耋之年的国民党老兵。
   当时,我便有一个构想:等马英九下台了,我就写一本书,或者一篇长文对他的执政生涯盖个棺论个定。题目都想好了——《马英九——最后一个中国人》。
       省籍身份不再是影响台湾民众投票行为的关键因素
   长久以来,台湾政治都被理解为是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对抗,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蓝绿六比四的基本盘结构。但最近十几年,各项研究都显示,省籍身份在台湾民众的投票行为中越来越不重要,甚至在统计学上已经没有了关联性。
   换句话说,“本省人投民进党、外省人投国民党”这一判断已经失效,阶级矛盾、劳资冲突等左右矛盾逐渐在台湾社会显现,成为未来决定选举议题的重要力量。
         2012年台湾大选投票前一周,民调与蔡英文胶着的马英九祭出大招:每天都有两个王雪红、李开复级别的成功台商在电视上表示力挺“九二共识”、力挺马英九。根据之后台湾学者所做的研究,马英九最后一周的“台商攻势”至少扭转了5%选民的投票行为,换句话说,若非最后时刻两岸牌最终收效,现在的台湾“总统”已经姓蔡。
   在此之后,苏贞昌和蔡英文治下的民进党开始痛定思痛,重新考量民进党的两岸政策。正当北京和国民党信心满满的等待民进党向自己靠拢时,一场“太阳花”运动引爆了全台“仇中”思潮。疏远大陆的民进党瞬间成为了“政治正确”的一方,而过度“亲中”则成了马英九的重大“罪状”之一。
   自此,马英九似乎成为了全台“最后一个中国人”,他对两岸“互相声称拥有主权却互不隶属”的判断越来越孤独。在反对派咄咄逼人的攻势之下,马英九和他的两岸论述越来越被逼入历史的深处。
   即便如此,绿营还是仍旧努力的在让大陆对台湾的影响力越来越小。发起“太阳花”运动的公民团体不承认自己身后有政治背景,但是北京和国民党方面均判断,“太阳花”以及其后台湾发起的“灭顶”等社会运动,都是民进党为重获政权的大战略的一部分——既然台商不站在自己这一边,那就把台商抹红搞臭,让大陆的台商牌失效。
   一位国民党死忠曾对我说道:“民进党这种抹红抹黑的方法的确令人生厌,但不能否定的是,通过八年时间不断的抹红抹黑,民进党已经成功的将两岸经济交流从利国利民的好事扭转成为了亲中卖台的坏事,更加无奈地是,国民党对此竟没有任何办法”。
   通过不断的、小规模的群众抗议增加对手负面新闻的曝光度,短时期内,深谙此道的民进党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愿。无论是朱立伦还是洪秀柱等人物、无论是宪改、民生、两岸等议题,民进党都可以用这种牛皮糖式如影随形的反对将国民党的努力化为泡影。国民党有理的议题能够化为无理,国民党理亏的话题民进党显然更不会放过。
   而现阶段,国民党最为理亏的显然就是两岸议题。
   实话实说,将台湾经济“停滞不前”“分配不公”的现状归结于马英九过度“亲中”并不公允。全球化背景下,产业有竞争力的国家或地区自然会占便宜,没有竞争力的自然会吃亏。产业高度出口导向的台湾自然逃不出这一规律。虽然民进党和不少台湾民众均声称台商西进大陆是本岛产业空洞、失业率高涨的罪魁祸首,但即便没有大陆,工资高企福利完备的台湾也会寻求东南亚等国安放产业。台湾经济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是:台湾并未将注意力放在产业升级上,而是更多地放在了寻找更便宜的产地上。
   这简单的道理民进党并非不懂,据悉,内心已经坐上“总统”大位的蔡英文团队已经在准备通过产业升级和广泛布局的方式逐步摆脱对大陆的依赖,寻求台湾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但毕竟“反中”民心可用,给国民党候选人扣上重重的红帽子依旧是确保胜选的不二法门。
也正是因此,朱立伦在“九合一”国民党大败接任党主席之后,开始向民进党的两岸政策上进行调整。虽然继续承认“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但也逐步向民进党调整,提出重视所得分配、注重青年工作等政见。两岸政治互动上,国民党也有意降温,上个月进行的习朱会,恰逢连战登陆,两岸破冰十周年的大日子,然而国共两党的会面并未提出进一步共识,甚至反常的并未对此大张旗鼓的进行纪念和宣传。
   背离深蓝选民,拥抱中间路线,朱立伦此举目的无外乎就是试图为国民党2016大选获取更多选票,即便在“总统”大选上无法击败蔡英文,如果能利用地方上多年经营和中间路线保住“立法院”多数,朱立伦也算是为国民党立下大功一件。
      “中国人”认同将退出台湾主流话语
   但是,另一个外省人洪秀柱的异军突起几乎让朱立伦的算盘珠子洒了一地。也让我不得不调整了以前的看法,原来马英九不是“最后一个中国人”,还有洪秀柱。
   通过防砖民调后,洪秀柱选择了两岸问题作为她“总统”大选之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洪秀柱表示,自己上台后将和大陆签署两岸和平协议,并且用“整个中国”取代“一个中国”的概念,把“大陆、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论述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同属整个中国”。此语一出,洪秀柱便被贴上了“急统”的标签。绿营自不必说,必然是满心欢喜的大加挞伐。蓝营内部则迅速踩下急刹车,知名媒体人赵少康公开建议洪秀柱改变策略,抛弃“急统”的立场,而国民党高层态度已经明确,不会任由洪秀柱自己单独成立竞选办公室、制定两岸问题主张,并且拒绝了为洪秀柱执笔两岸政策的台大教授张亚中等人进入竞选团队。
   洪秀柱实际上远非急统派,我也并不认为台湾有真正意义上的急统派,作为外省人第二代的洪秀柱充其量只一个忠党爱国的“中华民国”派。在台湾民主化进程加深、国民党话语权式微的当下,洪所代表的忠贞外省族群对“中华民国”这一个概念生死存亡的焦虑甚至高于对台湾未来的焦虑。在他们看来,与大陆签署和平协议,在“整个中国”论述下保留“中华民国”的生存空间,是既可以与中共保持和平交流,又可以在岛内抵抗“台独”势力的双全法。然而让洪们事与愿违的是,这套理论并不会让红蓝绿任何一方待见: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同属整个中国”的说法在中共看来明显是制造“两个中国”的说辞;国民党亦认为此种说法会吓跑本来就已为数不多的中间选民,对2016大选不利;而民进党连“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都不能接受,显然更不会接受洪秀柱的“一中同表”。
   所以,现在几乎可以断定,作为候选人的洪秀柱,“一中同表”的第一步显然已经走错了。而且不管未来以朱立伦为首的国民党中间派能不能把洪秀柱拉回中间路线,洪已经在民进党的众目睽睽下漏了破绽。如果民进党在此议题上一直打下去,收获的不仅是四年的“总统”任期,或许还会有包括蓝营在内的所有人对“统一”话题的敬而远之。这样一来,民进党赢下的可能不仅是现在,还有未来。
   时间倒回到1994年,解严之后的台北迎来第一次市长民选。彼时的台湾还未经历过“总统”大选,人们似乎将所有的政治热情都投入到了这场选战中。虽然只是一场地方选举,但是新党候选人赵少康还是打出了“中华民国保卫战”的口号,将选举拉高至“国家”层级,要与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代表的台独路线决一死战。那时的台湾,至少在台北,还有很多“中国人”的存在,若非国民党候选人黄大洲分走了一些蓝营的选票,“中华民国”候选人赵少康就会战胜“台湾国”的陈水扁了。
   二十年后,当国民党连胜文一对一对战绿营背景的柯文哲时,情况已经发生了翻转。去年年底进行的台北市长选举中,柯文哲竞选团队故意引诱连胜文大打“两岸牌”“中华民国牌”,连胜文阵营果然就范。结果连胜文大败而归,不仅丢掉了国民党苦心经营12年的台北市,还把台商大佬郭台铭彻底抹红,很难在政治上再有作为。
   可以预见的是,即将而来的2016大选,核能政策、福利政策、产业政策甚至死刑存废都会是选战的主战场,而困扰台湾前五次“总统”大选的两岸政策或许会逐渐退居二线。这虽然并不意味着两岸政策对于台湾来说已经不再重要,但至少逐步摆脱对大陆的经济依赖、反对大陆对台湾政治进行干预已经成为了全台共识。如果国民党的候选人真正高明,是断然不该在这个问题上主动出击的。
   国民党内以王金平代表的台湾人和以朱立伦为代表的新台湾人们已经看到了这点,但以马英九、洪秀柱为代表的“中国人”们或许仍未看清这一点。但这并非是台湾独有,英国政治史上已有先例:无论是工党还是保守党,第一次败选后不会改变路线,反而会更向死忠靠拢,至少连输两次后才会想起自我改革,拥抱中间路线。
   如此说来,去年“九合一”选举后的国民党只能算是第一次失败,接下来的才是第二次失败。现在虽然断言国民党在2016选后就此泡沫化为时尚早,但几乎可以确定的是,2016之后的国民党,已恐再无“中国人”的活动舞台了。

Thursday, June 25, 2015

南桥:不要小看周小平的横空出世

(东网2015622日)

        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高调接见网络作家代表周小平和花千芳,花千芳随即当选为某作协副主席。方舟子针对周小平的文章写了一篇打假文,随即被强力封杀,驱逐到了墙外,这是上网几十年引起无数争议的方舟子第一次受到如此待遇。周花两位的横空出世,引起网上一阵喧哗,和官媒迅即出动挺两位形成鲜明对比。
        周花两位的作品,属于网上胡言乱语的一类,实在是不值得认真对待的。我一向不喜欢用“水平”来说一个人,因为水平不是绝对的,不是单一的,不是恒定不变的,但是党和最高领导在中国数亿网民、至少几百万网上写作者中精选出这两位,显而易见是指望他们起到样板带头作用,也就是说,是习总书记和宣传部门籍此告诉大众,“这就是正能量”,满满的正能量有赏。反之负能量就得受罚,方舟子批评周小平就是受罚的样板。如果论水平和资历,尤其是论党和政府最重视的“科学”,周花两位要给方舟子当学生,恐怕方是不肯收的,因为各方面基础不够。可见这不是水平问题。那么是什么让周花两位脱颖而出呢。他们一定有一点他们特有的东西,虽然大家一时还不知道这是什么。
        网友们一度不买这个帐,纷纷评论两位的文字错误百出惨不忍睹而且死不认错还强词夺理,这些评论大多是嘲笑性质的,因为这两位的“水平”确实不值得认真写文章批评,谁都不愿意费事去和胡言乱语一论究竟,只有方舟子是例外,所以他被彻底封杀了。谁能如此迅速如此凶猛如此彻底地封杀方舟子?想必是有人动怒了。是谁?
        周花两位的“水平”让人不敢相信他们是党的最高领导将树立的样板,后来有传说,是有关宣传部门犯了错误,向习总书记推荐错了人选,以后两位将被冷藏,渐渐淡出。这个说法可以理解之处是,习总书记不会像年轻人打游戏机一样每天几小时耗在网上读网友的BBS博客和微博,周花两位一定是要有人推荐才入总书记法眼的。但是冷藏一说纯属好意猜测,封杀方舟子就说明党没有冷藏周花两位。
        果然,最近四川成立了网络作家协会,周小平任协会主席。周小平发表主席现场致辞,这文章叫《为中华文明平反》,又是错误百出,胡说八道,再次引起网友们一片嘲笑。又让被驱逐到墙外的方舟子逮个正着,写了一篇网络作协主席梦游中华文明的批判。这篇批判文又立即在墙内被严厉封杀。
        显然,周花并没有被冷藏,仍然是党和最高领导培养和树立的标兵,是“正能量”的标志。尽管官方媒体变着调地为两位洗脸补漏,大多数网友仍然把这两位的横空出世当成一个笑话,“司马昭之心”和“抛砖引玉”不是两个本来就没有受到完整教育的年轻人出丑,而是习大大出丑了。
        中国文化中有一个最不好也最顽固的传统,就是读了点书的人都想得到皇上和朝廷的重用,美其名曰“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也就是为党和国家出力。所以,习总书记可用的人其实多得是,正因为太多了,能够得到最高领导注意的概率平分下来就小得微乎其微。心情比较迫切的人变着法地争取领导的眼球,这种做法在文革后期风行一时。汶川地震期间的“余含泪”则是其极致。问题是,论“水平”,周花两位在中国读过点书会写点字的人中,属于“等而下之”,习总书记怎么就看中了他们呢?
        周花两位,不会是党的宣传部门向习总书记推荐的,这样的部门本身都是靠笔杆子吃饭的人,习惯上难免重“水平”而守传统,不能不讲究稳妥,他们怎么也不会选出周花两位推荐给总书记。这两位如此不上台面的人获得青睐,只可能是习总书记自己信得过的人作出的推荐。网上流传的消息说,这是习总书记的女儿领衔的神秘的“学习小组”向习推荐的。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周花的语言有其特色,这就是“接地气”加“正能量”。所谓“接地气”,就是网上比较流行的口语化的通俗叙事方式,所谓“正能量”就是情绪性的民族主义导向,其表现就是一种近乎厚颜无耻的充斥大词的句子,每一句就是一个结论,不需要事实,不需要真相,不需要逻辑。“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就是这样的句子,在正常人读来不知所云,却正中推荐人的下怀,也正中习总书记下怀。习总书记现在就需要这样的“正能量”,用民族沙文主义情绪来填补公信力的不足,用思想言论领域的强制和镇压来平衡合法性的危机。
       不要小看周小平花千芳的横空出世,他们标志着党和最高领导对未来中国思想言论环境的导向和约束。他们现在是习总书记的人,如果一切顺遂,将来就是“学习小组”组长的人。他们的“水平”越是惨不忍睹,他们的存在就将伴随着越严厉的封杀批评和镇压异见。周小平和花千芳的脱颖而出,不是笑话,不是丑剧,而是中国思想言论环境恶化的序幕,它预示着中国思想言论界更黑暗的时期将要到来。

附录:方舟子:“网络作协主席”梦游中华文明
(方舟子博客:2015.6.15.
  最近四川成立了网络作家协会,“网络作家代表”周小平荣升“网络作协主席”。他在网上发了一篇《为中华文明平反(周小平担任四川省网络作协主席现场致辞未删节版)》,被发现里面充斥着历史常识错误,于是他把这篇文章删了,国内各网站的转载也都被删(“正能量”真大),另发了一篇《关于文明的话语权,文化的虚无与平反(周小平担任四川省网协主席致辞完整版)》——其实应该叫“修改版”,他悄悄地修改了“未删节版”中被指出的一些明显错误,但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错误,反过来却指责给他纠错的人是“歪曲”、“断章取义”、“与文革时期的大字报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这种偷偷修改再倒打一耙的伎俩,在“带鱼养殖”、“梦游美利坚”事件中我们都见识过了。但是即使是这个修改过的“完整版”,仍然充斥着事实错误。
  我们先来看一下其中的“火药”问题。在“未删节版”,周主席是这么说的:
  【在这种中西方文化对科学的不同态度影响下,中国人的科技和创新能力几千年来一直遥遥领先。中国人发明火药后,从战国时期就开始研制火器并投入战场,唐朝时的飞机发火等装备更是被成规模地使用。到明朝时,满族数十万大军几十年攻不下一个山海关,就是因为明军的火枪大炮威力太强。西方没有发明火枪大炮,而是通过丝绸之路从中国进口枪炮后,才开始山寨。中国人使用铁炮的时候,西方人才刚学会制造青铜炮。】
  在被指出这是缺乏历史常识后,周主席在《“为了反对而反对”的行为从来都是被人唾弃的》一文中如此辩解:
  【至于战国时期有没有使用火器的历史,我想大家可以去查一下“火器”的词义和基本的历史常识。著名的庞涓就是死于火器,墨家、兵家都有对火器作为武器的研究历史和记载。】
  “著名的庞涓就是死于火器”引起了一番嘲笑,在“完整版”中,周主席对此也做了修改:
  【而中国人发明火药后,绝不可能只做烟花爆竹而不做枪炮,因为中国人从战国时期就开始研制火器并投入战场,墨家、兵家都有研制火器的记载,火箭、溅射火团、喷火装置等都有实战使用,还有记载认为著名的庞涓就是死于火箭(另有记载为自刎)。到唐朝时,由于火药配方的完善,更是制造出了以火药为推进力的火器,飞火、飞机发火装置(发射飞行火箭的机关)等装备更是被成规模地使用。宋朝则开始出现有记录的管状火器(枪、铳、炮)等等。即便到了明末,西方科技开始逐渐反超我们以后,中国依然保持了很强了热武器制造能力。满族大军几十年攻不进山海关,就是因为明军的火枪大炮威力太强。
  全世界都公认火药、火铳、大炮等武器是由中国人率先发明后,才流传至西方的。至于流传路径,一种观点认为是通过丝绸之路,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通过更早的行商流传西方。但无论怎样,这就证明在热武器科技史上是西方先山寨中国,也证明了中国人绝非只懂做烟花爆竹,不懂做火枪大炮。要知道,中国人能制造铁炮的时候,西方人才刚学会制造青铜炮。已草拟中国文明并不天然劣于西方文明。】
  并有补记特地说明:
  【第二:关于战国时期有没有使用火器的历史,我想大家可以去查一下“火器”的词义。当时的墨家、兵家都有研究非管状火器记载(抛射火团,火箭、油脂喷射机关等)。也有记载著名的庞涓就是死于火箭(最早的非管状火器)(另有记载庞涓在部下被火箭射死后自刎。),
  第三:还有一些人把我原文写的唐朝发明的飞机发火装置(发射飞行火箭的机关),解读为,周小平称唐朝就发明了飞机!就更令人感到恶心了。】
  周主席在“未删节版”中把中国人发明火药的时间从公认的公元9世纪(唐朝)提前到战国时期,成为笑柄。他在“完整版”中做了修改,但仍然坚持战国时期有火器,并要大家去查一下“火器”的词义。那我们就来查一下“火器”的词义:
  《汉语大词典》:“火器:用火药爆炸性能来发挥杀伤和破坏威力的武器。如枪、炮、手榴弹等。”
  《现代汉语词典》:“火器:利用炸药等的爆炸或燃烧性能起杀伤破坏作用的武器,如枪、炮、火箭筒、手榴弹等。”
  《军事大辞海》:“火器:利用火炸药爆炸作用或发射弹丸进行杀伤和破坏的兵器。”
  《中国历史大辞典》:“火器:用火药作为主要杀伤力的兵器。”
  《中国古代名物大典》:“火器:即火药兵器。”
  不管是普通词语词典还是专业词典,都把火器定义为使用火药的武器。周主席称中国人在战国时期已研制火器,要么是新发现了战国时期已发明火药,要么是发明定义,把用到火的武器都称为火器,那样的话“火器”岂止在战国时期就有,在原始人时期就有了。
  中国人使用火器的最早记载,一般认为是北宋路振著《九国志》:“(唐哀宗时期郑)璠以所部发机飞火,烧龙沙门,率壮士突火先登入城,焦灼被体,以功授检校司徒。”周主席把“发机飞火”说成“飞机发火”,活该被嘲笑唐朝就发明了飞机,他有什么恶心的?“发机飞火”并非“以火药为推进力的火器”,不过是投掷火药而已。以火药为推进力的火器(火箭)的出现,是宋朝时候的事。
  周主席说著名的“庞涓就是死于火器”,后来改口说“著名的庞涓就是死于火箭(最早的非管状火器)(另有记载庞涓在部下被火箭射死后自刎。)”。关于“著名的庞涓”的下场,史料记载有三种说法。《孙膑兵法》说庞涓在桂陵之战时被擒,《史记·魏世家》《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史记·六国年表》都说庞涓在马陵之战时被杀,但没有说他是怎么死的。这两种说法都没有提到“火”。《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则说庞涓是自刎而死,这个说法对经过的描述比较详细,也是最“著名”的,里面的确有“火”:
  【孙子度其行,暮当至马陵。马陵道陕,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庞涓死于此树之下”。于是令齐军善射者万弩,夹道而伏,期曰“暮见火举而俱发”。庞涓果夜至斫木下,见白书,乃钻火烛之。读其书未毕,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乱相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刭,曰:“遂成竖子之名!”齐因乘胜尽破其军,虏魏太子申以归。】
  但里面的“火”是指庞涓举火把看字,引来敌军万弩俱发,何曾说他或他的部下死于“火箭”?周主席说的那种原始“火箭”,指的是在箭头上包裹可燃物,点燃了射出去。只要对“弩”的结构有点了解,就明白它是不能用来发射这种“火箭”的,因为弩上的箭是要放在一个木制的箭槽上才发射的。夜间伏击也不能用“火箭”,一则发射前要先点火,一点火就把埋伏全暴露了,二则“火箭”射不远、射不准,用来烧粮草、烧建筑还行,用来射人没什么用。所以周主席说“著名的庞涓死于火器”,才是缺乏基本的历史常识的无稽之谈。
  周主席也大大夸大了明朝火器的威力。实际上到明朝时中国的火器已全面落后于欧洲,明军使用的火器两次大的改进,都是从葡萄牙人那里引进的。第一次是正德十六年屯门海战时广东海道副使汪鋐策反为葡萄牙殖民者服务的华人,仿制葡萄牙人的佛朗机铳(打败葡萄牙殖民者后又缴获了一些样品),以及嘉靖年间从葡萄牙人走私船那里缴获鸟铳(鸟铳即火神枪,鸟铳也有从倭寇那里缴获的,而倭寇又是从葡萄牙人走私船那里缴获的),并从嘉靖年间开始大量地山寨,佛朗机和鸟铳成为明军的标准装备。但这些山寨货在与满军作战时都不中用,在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会战中十万明军全军覆没,被满军缴获火器一万三千余具。明朝官员痛定思痛,承认是中国火器不行,要依赖西洋火炮(例如官应震在万历四十八年的奏疏称:“若火炮,则中朝虽有,而制造失传,击杀不多。唯是西洋夷人善造、善放,皆精妙有法。”李之藻在天启元年奏疏中则盛赞西洋大炮是“无敌于天下之神物也”。如果在现在,这些都会被周主席当成汉奸卖国言论了。)
  徐光启、李之藻在天启元年筹资从澳门葡萄牙人那里购得四门红夷大炮,因资金不足,只有两门运到北京,其中一门运到宁远,在天启六年袁崇焕指挥下取得的宁远大捷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仅仅一门红夷大炮就能扭转战局(宁远城还有十门威力较小的铁炮也是从葡萄牙沉船打捞的),此时中西火器差距之大,由此可见。此后明军大量购买、仿制红夷大炮,作为守城利器,直到孔有德叛变给满军带去红夷大炮和制作技术,明军才不具有火器优势。但明军与满军从未在山海关打过仗,说“满族数十万大军几十年攻不下一个山海关,就是因为明军的火枪大炮威力太强”,不过是周主席的梦游胡话。至于把满军人数最多时只有十余万说成“数十万”,把从满军反叛到入主中原不过26年说成“几十年”,这种小错,就不必计较了。
  周主席梦游的不仅有中国火药,还有中国香料。在致辞中周主席如此说(“未删节版”与“完整版”相同):
  【1840年之前的400年,也就是西方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的前夜,一个重要的地缘事件发生了。那就是奥斯曼帝国于1453年攻占了君士坦丁堡。而君士坦丁堡是什么地方呢?它就是古丝绸之路联通中西方的唯一交通枢纽,是必经之路!在此之前,欧洲由于经纬度偏北,农业生产力不发达,人口数量一直都不高。直到通往中国的丝绸之路开通以后,大量的物资才从中国销往欧洲。尤其从中国进口了大量香料防腐剂之后,欧洲人对肉类的储存时间大为延长,食物储备保障有了本质的提升。基于这些物质条件的改善,欧洲人口开始了逐步的提升过程。
  然而奥斯曼帝国攻占了君士坦丁堡之后就垄断了和中国的商贸往来,独享了这份利润。这件事对中国没有任何影响,因为对于当时的中国商人而言把商品卖给奥斯曼帝国或北欧国家并没有任何区别。但对北欧而言,这几乎就是灭顶之灾。由于丝路的突然断绝,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欧洲一些国家的香料和粮食的价格就连着翻了十几倍。因为欧洲的自身资源,根本无法养活依靠丝绸之路发展起来的人口,所以他们面临大面积死亡的危险。因此他们才被迫向海上逃离,试图通绕开陆上的奥斯曼帝国,从海上找到商路以便重新与中国人展开贸易。由于非洲西海岸漫长的阻隔,原始的木船和火枪不能满足航线和征服的需求,因此西方人才不得不开始拼命研究改进船只和火器技术,从而逐步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大门。
  因此,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几千年来西方人从不探索海洋只在近海活动,但却在1453年之后突然开始大规模航海的真实原因。并不是由于西方更有探索精神,更不是因为他们文化体制更优秀,而只不过是生活所迫下不得已的选择罢了。】
  周主席说中世纪西方国家的人口增长依靠“从中国进口量大量香料防腐剂”,这犯了两个历史常识错误。第一,当时西方从东方进口的香料,并不是用来做防腐剂的。当时用的食品防腐剂主要是食盐和食糖,虽然某些东方香料有抗菌功能(因而也能防腐),但极其昂贵,堪比黄金,怎么舍得用来当防腐剂?当时香料的用途一是用来当名贵药材,人们迷信这些香料是灵丹妙药,可以用来治疗黑死病之类的绝症;二是用来作为高档调味品。东方香料是奢侈品,只有王公贵族用得起,平民百姓没法享用,其使用,对人口增长没有任何影响。丝绸之路并不用来运送粮食,怎么可能其中断导致粮食价格连着翻了十几倍?
  第二,当时西方从东方进口的香料,最重要的是胡椒,还有锡兰肉桂(与较廉价的中国肉桂不是同一种)、肉豆蔻、丁香、孜然、姜黄、姜等。这些东方香料除了姜和中国肉桂都原产印度、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等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并非来自中国(当时西方人进口的姜也来自印度)。相反地,中国反而要进口这些香料。中国通过香料之路(丝绸之路)出口的物资主要是丝绸、陶瓷、漆器、五金、茶叶等,而进口的物资主要是香料,特别是胡椒。胡椒在中国也曾经是昂贵的舶来品,是财富的象征,以前有一个典故叫“胡椒八百斛”,用来比喻贪官污吏敛财之巨。明朝前期胡椒在其原产地苏门答腊每百斤值银1两,卖到中国后每百斤300贯折银20两,翻了20倍(分别见《瀛涯胜览·苏门答腊》和《明会典·番货价值》)。直到明末在中国南方自己也种植胡椒后,才变成普通人家也能享用的调味品。
  大航海时代的西方人寻找新的香料之路是为了与印度人展开贸易,而不是中国人。这就是为什么哥伦布把美洲土著称为印度人(印第安人)而不是中国人,因为他以为到达了目的地——印度。
  周主席文中类似的历史常识错误还有的是,而他却指责别人“对基本历史事实的不尊重”,真是缺什么,偏要标榜什么。其无知,其造谣,其死不认错倒打一耙,都不妨碍其高升,只要打着“爱国”的旗号,就可以肆意编造历史,大搞历史虚假主义,就有了免受批评的特权,梦游完美利坚再梦游中华文明,可以一直梦游下去,也可以一直高升上去。


Monday, June 22, 2015

沈大伟:中国的软实力攻势

(《纵览中国》2015-6-22
  戴按:沈大伟此文的文眼在最后两段。光是有钱,并不能吸引大多数民众。中国大陆的政治制度,甚至对同文同种香港人、台湾人都没有吸引力,遑论其他国家的民众。

   随着中国全球实力的增长,北京正在意识到其形象至关重要。尽管坐拥经济和军事力量,软实力严重短缺还是令这个国家狼狈不堪。据一些全球公共意见调查的结果,中国拥有的国际形象毫无疑问是混合驳杂的。中国在经济上的强劲表现令世界上大多数人印象深刻,与此同时,其压迫性的政治体制和重商主义的商业实践玷污了自己的声誉。因之,最近一些年来,北京展开了强大的公关攻势,通过各种途径在全球范围内投资数十亿美元,试图改善其形象。
         北京大规模的公关闪击战是在2007年国家主席胡锦涛执政时启动,但其强化则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治下。201110月,习近平正准备掌权,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召开了一次专注于文化问题的全体会议。本次全会最后形成的公报声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一项国家目标。2014年,习近平宣布:“要提升我国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做好对外宣传。”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向这个世界密集贡献了诸多芜杂的新倡议:“中国梦”、“亚太梦”、“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新型大国关系”,以及很多其他倡议。将这些宣讲斥为“口号外交”固然容易,但北京看重这样的宣讲。(本段所引习近平观点,系其在201411月末举行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于新华社北京20141129日电。——译注)
        在一些拟议设立的机构中,如新开发银行(该项目由中国连同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一道筹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亚太自由贸易区,中国正在充实这些华丽宣讲的具体内涵。所有这些机构都或将与中国已在亚洲、非洲、中东、拉丁美洲以及中欧和东欧设立的众多机构相得益彰。通过这些机构,中国正在小心翼翼地构造一个二战以后西方秩序的替代体系。
        并且,中国是在用真金白银支持其打造软实力的冒险事业:500亿美元用于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410亿美元用于筹建新开发银行,400亿美元用于丝绸之路经济带,250亿美元用于海上丝绸之路。北京还承诺,到2025年在全球范围内投资1.25万亿美元。这样大规模的投资史无前例:即便是在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也不曾像今天的中国一般,到处花这么多钱。北京近期承诺的这些项目总计将耗资1.41万亿美元;相较之下,马歇尔计划的价值在今天相当于1030亿美元。
        中国的外交和开发计划仅仅是一项更广泛议程的一部分,这一议程旨在加强中国在媒体、出版、教育、艺术、体育以及其他领域的软实力。没有人确切知道中国会在这些活动上花掉多少钱,但分析人士估计,年度“外宣”预算每年大约是100亿美元。可成对比的是,2014财政年度,美国国务院在公共外交方面花去6.66亿美元。
         显然,北京正在运用其软实力工具箱中最强大的手段:金钱。如今,中国领导人在任何所到之处都会签下巨额贸易和投资合用,慷慨延长对方的贷款,并提供丰厚的援助项目;其中,习近平与总理李克强在2014年间访问了超过50个国家。大国总是试图动用它们的金融财富获取影响力并塑造其他国家的行动;在这方面,中国没有不同。但中国投资的惹人侧目之处在于,它们正在产出的回报看上去是少之又少。事实胜于雄辩,在当今世界的很多地方,中国在当地的作为与其仁慈敦厚的华丽宣传龃龉不断。

      信使们

         软实力之父、政治学家约瑟夫·奈(Joseph Nye)将软实力定义为主要来自社会,特别是源自文化的、政治的和社会的价值观。奈还同意,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和外交政策可以赢得尊重,并因而有助于其软实力。但该定义的前提是,国家与非国家领域之间存在明确区隔,这样的区隔存在于民主社会中。而在中国,政府操纵和管理几乎所有宣传和文化活动。(约瑟夫·奈生于19371月,曾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院长,现为哈佛大学杰出教授。他在其1990年出版的著作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中首度提出“软实力”概念。——译注)
         中国的共产党体制始终认为,信息必须加以谨慎使用,人民必须接受训诫。在中国,“宣传”并非贬义用语。当这个国家对世界敞开大门时,国家力量不得不尽更大努力保持对信息的控制,并且其在这一战线上的工作已变得更加有经验。但眼下,中国当局不只在国内,而且正越来越多地在国外试图控制信息。
         多年以来,操办这一任务的中枢机构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以下简称为国新办——译注)。该机构位于北京城中央一栋苏联时代的建筑中,看上去就像是乔治·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中的真理部,并且充当了真理部的角色。国新办构成了更广泛意义上的宣传机构的一部分,它负责协调多方面的宣传工作,拥有众多员工、庞大的预算以及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鉴于国新办在中国是一家关键的内容审查机构和媒体监督机构,对很多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和新闻记者来讲,仅仅是提到其名字就会带来关切的表情。(乔治·奥威尔是英国小说家,生于1903年,卒于1950年;《一九八四》是其代表作,刻画了一个假想的极权主义社会。据国新办网页介绍,该机构成立于19911月,主要职责是“推动中国媒体向世界说明中国”以及“积极推动中国媒体对各国情况和国际问题的报道”。考虑到实际负责传统媒体内容审查和监控的是中央和地方各级宣传部门,作者于本段对国新办重要性的描述似有夸大。——译注)
         每年11月,国新办都会召开年度会议,勾勒中国来年外宣工作的指导方针。如国新办副主任(有误,当为时任国新办国际局局长——译注)江伟强在2009年向我解释的那样,该会议勾勒的蓝图会覆盖“展览、出版物、媒体活动、交流项目、海外‘中国年’活动以及其他活动”。江伟强还称该指导方针为“我们的软实力战略”。相关计划在被采纳时是保密的,随后会在一本被称为《中国媒体年鉴》(China Media Yearbook)的书中公布。(2009年担任国新办副主任的是王国庆,国新办现任副主任为崔玉英。在网络上无法检索到题为China Media Yearbook的书,可以检索到的是China Media Yearbook & Directory,自1999年开始出版。内容可能相近的《中国新闻年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负责编撰工作,其英文题名为China Journalism Yearbook。——译注)
         除了监督媒体和协调中国所有对外交流活动这个主要角色,国新办自己还充当信使:它雇佣发言人,举行记者招待会,出版杂志和书籍并制作电影。它甚至开发出了一款应用程序,向用户提供一次性购买全部政府白皮书的服务。国新办的一些宣传面向台湾、香港和海外华人社区——对北京来讲,这些都是高度优先的受众。一些宣传是面向前往中国的访客,包括外国居民、游客和商业旅行者,此类宣传通过外文出版社这样的出版机构和《中国日报》、《环球时报》这样的报纸进行。国新办还参与互联网内容控制事宜,包括批准所有网站申请。但国新办的主要职责在于明确一些将在海外展开推广的理念的具体内容,并随时通告其他中国机构。(据官方资料,外文出版社是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下辖出版机构,后者系中共中央直属事业单位,由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代管;《中国日报》亦由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直接管理。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与国新办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但《环球时报》由《人民日报》主管、主办;后者是中共中央机关报,由中宣传部直接管理。也就是说,《环球时报》与国新办似并无直接隶属关系,尽管其下设的环球网系国新办批准设立并被认可为其他网站可以转载其报道的合法消息源。——译注)

              官媒及其外宣使命

        北京“走出去”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必然是资助其媒体在海外扩张版图,这样的扩张往往引人注目,目标是建立起自己的全球性媒体帝国,以打破其所认为的“西方媒体霸权”。这些尝试中,以中国官方新闻服务机构新华通讯社最为知名。自创办之日起,新华社在国内和国际上就扮演双重角色:报道新闻并传播共产党的宣传。新华社目前总计雇佣大约3000名记者,其中400人被派往其170个海外分支机构。并且,新华社正在扩张其现有分支机构的员工,并以音频和视频内容强化其网络存在。
         新华社全球扩张的诱因不只是对中国国际形象的忧心,还包括金钱。新华社看到了与美联社、合众国际社、路透社和彭博新闻社这种西方主流新闻电讯供应商展开正面交锋的机会。如2010年与我交流过的一位新华社官员所称,新华社全球扩展的目标是,成为“一家真正举世瞩目的国际性新闻机构”。新华社甚至怀抱成为现代多媒体企业巨头,与新闻集团(News Corp)、维亚康姆公司(Viacom)和时代华纳这样的媒体机构展开竞争的雄心。并且,其在线视频内容一旦扩张阵地,它就将试图从诸如CNNBBC和半岛电视台这种全天候新闻频道那里分得一部分市场份额。
         在追逐利润过程中,新华社出品了较西方资讯服务商提供的产品更加便宜的描述性新闻报道。2010年,新华社拥有八万付费机构订户,这形成了强大的收益流。该机构正特别面向发展中世界,西方媒体在这些地方覆盖面较小,并且在国际新闻报道方面,这些地方不存在真正的国内竞争。新华社成功打入那里的市场,还助其实现了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目标。
         中国最重要的国家级电视机构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也已走向全球。2000年它开播了首个24小时播出的英文频道即CCTV International,现在它用六种语言向全世界播送节目。这家电视网正努力改变其生硬、宣传式的腔调并以更加贴近观众的形式包装其播出内容。2012年,中央电视台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和华盛顿特区设立了新的制作部门,雄心勃勃的中央电视台北美分台(CCTV America)在华盛顿特区开播。中央电视台表示,北美分台将成为其新闻采集和播出运营的全球中心。(2012111日,中央电视台非洲分台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正式开播;201226日,中央电视台北美分台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正式建成开播。——译注)
         中国也在提升其对外广播的渗透能力。先前以Radio Beijing为人所知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创办于1941年,当时是作为战时抗击日本的宣传工具,但现在已拥有更广泛的影响。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总部位于北京,每天以38种语言播出392小时节目,并在海外维持27个分支机构。
         中国认为它与西方之间正在进行一场“话语权之争”,而这些媒体通道构成了展开争夺的重要武器。在这场话语权之争中,北京正在收复失地,回击它所认定的世界范围内的反华情绪。但在这样的论争当中,其他官方机构也在发挥直接作用。如今,中国的大使馆会按部就班地发布媒体声明,驳斥外国媒体对中国的一些描述,在外国报章刊发整版广告,并试图因一些大学和非政府组织赞助了被认为对中国不友好的活动而加以恐吓。中国大使还在报章的专栏版发表文章。
         这些工作也包含更加强硬的手段。目前,中国政府对外国的中国问题观察人士以及记者报道的监控较以往更加细致,并已同时在中国国内和国外加剧了对外国媒体的恐吓。在北京,国新办和外交部经常招呼外国记者“茶叙”,借以对他们加以申斥,因一些文章被认为对中国不友好。政府已拒绝为很多记者(包括一些来自《纽约时报》的记者)重新发放签证,并已拒绝为一些在其黑名单上的美国和欧洲学者发放签证。在中国以外,大使馆官员有时候会警告报纸主编,令其不要就一些可能冒犯北京的话题刊发文章。
         这样一来,像其宣传机构一样,中国的审查机器也正走向全球,并且,看上去其影响正在形成。令人忧心的趋势是,外国的中国问题学者正在越来越多地实施自我审查,担心他们是否还能继续访问中国。中国政府已因某些文章的刊发而惩罚了一些重要媒体机构,如彭博通讯社,并且封锁了若干美国和英国重要报纸的中文网页。

                中国的教训

        中国外宣装备库中的另一项武器是教育。目前有大约30万外国学生正在中国的大学学习中文(这一数量庞大的人群是学习中文的主体),另有一些外国学生在职业学院中学习。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每年向外国学生提供两万份奖学金。同时,中国政府的各个部委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官员、外交人士和军官提供多种多样的短期培训课程。这些培训课程确实给学生传授了有形的技能,但在授课过程中也试图赢得人心。
         然而,中国的大学尚未成功进入全球精英大学行列。仅有三所大陆高校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出现在《泰晤士高等教育》杂志的世界100所顶尖大学排行榜中。对学术声望的妨碍是严重的。中国共产党继续限制自由的思想和探究,特别是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中国的大学充斥裙带关系以及假冒文凭、学术剽窃和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中国政府将创新视作经济上的当务之急,创新的孕育要求进行开放式的智力探索,但中国的教学方法尚未摆脱历史上那种对死记硬背的强调和内容审查。
         中国的孔子学院承担在海外讲授中国语言文化的重任,形成了打造中国教育软实力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凭借其在120个国家设立的475个教学中心,孔子学院已在世界范围内站稳脚跟。(可成对比的是,德国很早就建立的歌德学院在94个国家拥有160个教学中心,英国文化协会在49个国家维持了大约70个教学中心。)但孔子学院已遭到严厉批评。在美国和加拿大,教授们呼吁大学关闭现有的孔子学院或者不开设新的孔子学院,理由是它们侵蚀了学术自由。2014年,在葡萄牙举行的一次有关汉学研究的会议上,主管孔子学院的教育部下设机构负责人许琳下令将会议手册上提到台湾的几页撕去,欧洲汉学家对此愤怒不已。如同在美国一样,全欧洲的媒体和立法机构眼下都在细究孔子学院,结果是,至少设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孔子学院已决定关闭。(许琳现为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汉办]主任、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据台湾媒体报道,2014723日,在欧洲汉学学会第20届双年会开幕典礼上,许琳要求主办方将会议手册上有关蒋经国基金会赞助的内容全部撕掉,引发与会汉学家强烈不满。——译注)
         在另一处战线,北京正坚定地通过体育赛事、美术展览、表演艺术、音乐、电影、文学和建筑作品来推广和宣传其文化和社会,并正取得可观的成功。有关中国帝制时代之富奢的艺术展览在世界各地一直广受欢迎;确实,中国三千前以上的文明遗产或许是其最强大的软实力财富。中国正在涌现大批世界级的古典音乐家,钢琴家郎朗是其中的佼佼者;像他们一样,中国武术家和其他中国表演者也吸引到了观众。中国电影作品继续在为国际市场份额打拼,但中国的作家和建筑家比以往更受欢迎。2012年,莫言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王澍赢得普利兹克建筑奖。虽然中国的职业篮球、曲棍球和足球队依旧远远不及其北美和欧洲同行那么有竞争力,但中国运动员正在广泛的项目上大量获得奥林匹克奖牌。
         中国也正在介入其所称的“会议外交”,主办了数不清的政府性质和非政府性质的会议。大规模的闭门会议,如博鳌亚洲论坛(中国的达沃斯论坛)、中国发展论坛、北京论坛、清华大学世界和平论坛、世界中国学论坛以及全球智库峰会,每年为中国带来全世界的顶尖人物。一些活动是真正的盛事,如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以及2014年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2016年将在杭州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预计将成为一次同样精心准备的成就展示活动。
         其次是一些隶属于政府的交流计划。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及其傀儡组织当代世界研究中心)每年召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会议吸引到大批外国政要与知识分子到访中国,他们无需为参会支付任何费用。隶属于外交部的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长期以来介入了类似的延伸活动。与这些活动相仿的交流计划,为中国共产党与全世界崭露头角的新生政治家培养关系提供了灵活的渠道。同时,位于香港的中美交流基金会通过其网站放大了中国学者的声音,并通过向美国机构提供研究资助推广了中国政府的立场。迄今为止,中国尚未向大学的研究中心或者学院中的教授职位提供捐助。假如它这么做了,当它这么做的时候,它将了解到,在西方,对于在大学校园和智库中收买政治影响力存在实实在在的限制。(首届“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于20149月举行,与会者包括来自世界30多个国家的60多名专家学者和中方代表。——译注)
         中国军方保留着自己的延伸组织: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和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两者均隶属于军事情报部门,充当了邀请外国安全专家访问中国的主要渠道。这两家机构既负责传播也负责汲取:除了就战略和军事事务向外国人解释中国的立场,它们还从外国专家和官员那里搜集观点和情报。
         若干中国的外交政策智库履行类似的双重职能。这些智库中最重要的包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所有这些研究机构均附属于中国的各个政府部门。从较轻的程度上讲,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在做同样的事情,但涉猎更加广泛的事项。2009年,私人捐助者组建了察哈尔学会,该学会特别致力于改善中国的海外形象。旨在提升中国全球声望的一些资金充裕的机构和项目动议构成了这一联合体,整体而言,该联合体是北京赋予外宣工作优先权的证据。

             爱是买不到的

        然而,尽管正在这些工作上花费数十亿美元,但中国尚未见到其全球形象有任何可以证明的改善,至少以公众意见调查来衡量是如此。事实上,这个国家的声望已稳步恶化。BBC2014年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自2005年以来,对中国影响力的正面看法下降了14个百分点,总计49%的回答者对中国的评价是负面的。令人惊讶的是,如皮尤研究中心“全球观点项目”2013年的一项调查所表明的那样,中国的软实力亏空甚至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也是显而易见的,而恰恰是在这两个地区人们会认为中国可能具备最强大的吸引力。
         尽管结果如此惨淡,北京依旧在耗费巨大的精力和资源试图改变人们对中国的印象。为什么会有这种断裂?答案在于,中国政府处理公共外交的方式与其建造高速铁路或者修建基础设施一模一样:投入金钱,然后期待看到进展。中国未能理解的是,尽管它拥有世界一流的文化、美食和人力资本,也不论过去数十年间其非比寻常的经济崛起,只要其政治体制拒绝而非致力于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其宣传工作就将面对一场荆棘满途的战斗。
         软实力不可能买得到,而必须赢得。当一个社会中的公民才俊被允许直接与世界交流,而不是被当局控制,这个社会也就最妥帖地赢得了软实力。对中国而言,那可能意味着在国内放松严厉的管制并在海外减少控制舆论的工作。只有到那时,这个国家才有可能开发其蕴含丰厚而其尚未实现的软实力。

    (作者David Shambaugh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教授,同时担任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东亚政策中心及中国中心非常驻资深研究员。听桥译自美国《外交》杂志20157/8月号,本文提前刊发于其官网,原题:“Chinas Soft-Power Push”)

Sunday, June 21, 2015

周晋:一个在美华人对南海冲突的另类思考

     (《动向》杂志2015年6月号)


         戴按:新一代中共领袖就职以后,可能认为现在中国国力空前强大,因而在外交上把老邓的“韬光养晦”方针变为“主动进取”,并采取了一系列动作。迄今为止,中国在“亚投行”问题上似乎有所斩获,其“一带一路”的结果尚属未知,而在钓鱼岛、南海诸岛、设置空防识别区问题上的强硬动作,却好像踢到了铁板,并未取得什么实质收获,这值得认真反思。          

        力争和维护领土主权,是主权国家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应该“有理有利有节”。例如南海诸岛问题,中方并不拥有全部道理。强行去做,必然导致“四面皆敌”的局面。除非中国已经准备好打一场全面战争甚至核大战,否则只会落得个骑虎难下,难以收场的尴尬处境。


                南海冲突,愈演愈烈

        踏入二零一五年五月以来,随着中国在南海地区填海造岛的面积和规模越来越大,中国与美日菲越等国在南海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五月二十日,美军一架侦察机突然飞越中国正在建设的南海岛礁上空,遭到了中国海军的八次警告。据报美方还在考虑以更近的距离执行此类侦察任务,包括派遣军舰驶入中国声称拥有的南海岛礁十二海里领海范围内。美国中情局前副局长麦克·莫雷尔向CNN表示,此次南海对峙表明中美在南海“绝对”有走向战争的危险。在五月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于新加坡举行的第十四届香格里拉防务论坛上,中美围绕南海问题的发言针锋相对、互不相让。美国国防部长卡特特别指出,中国正以远远超越其他有关国家的规模和速度在南海有争议的海域大举填海造岛,以自己的强大实力凌驾于弱小国家之上;中国过去一年半里已至少填出八平方公里的土地,超过其它各国(占领的有)争议岛屿的总面积。值得注意的是:卡特也指责了其它相关国家—包括美国的数个伙伴国–在南海的“填海造岛”行动,呼吁各方立即停止相关行动。中国代表、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孙建国在发言中,强烈反对美国批评中国在南海有争议地区填海造岛的行动。五月三十日,美日澳三国国防部长/防卫大臣举行了三边会谈,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要求中国停止造岛,对中国在南海的活跃行动“表明深刻的悬念”。据报道:在本次论坛上,除中国代表团成员外,没有一个人公开为中国在南海的行为辩护,中国正在南海问题上陷入失道寡助的尴尬境地。最新消息是:中国正考虑在南海划定防空识别区,若如此,中国与其它各国在南海爆发冲突将不可避免。
                 对“九段线”的质疑
        笔者早年受日复一日宣传的灌输,一向以民族主义者自居,认为中国理所当然地应该拥有整个南海地区的主权,越南、菲律宾等国对南海主权的声索都是“蛮夷”们的无理要求。脱离了充斥着民族主义者的大环境、在美国呆久了后,逐渐接受了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熏陶,能够以各国、各民族生来平等的观点看待南海冲突。打开中国地图可以看到:中方划出的“九段线”把中国的领海都划到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的的家门口。若“九段线”内的海域全部为中国所有,南海就成了中国的后院或内湖。南海周边各国也是古已有之,且它们在地理上距离南海更近,“九段线”显然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各国拥有海岸线外二百海里专属经济区的规定不符;南海周边各国的人民也是世世代代居住在那里,中国没有权力和理由不让这些国家的人民共享南海丰富的资源。
        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报告也指出:不论是中华民国提出的“十一段线”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九段线”,都仅是一家之言,并非国际条约;它们不仅没有标出具体的经纬度,甚至“十一段线”中的九段线与“九段线”也无法重合。地图上差之毫厘,实际上会差之几十上百海里,这种毫不严谨的领海划分在国际上是无法令人信服的。中国绝不承认英国殖民统治者强加给中国的“麦克马洪线”,为此中国还不惜与印度打了一仗。在南海问题上中国人应该扪心自问:中国自设自划的“十一段线”或“九段线”与“麦克马洪线”又有多少根本的区别?
        另外需指出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了中华民国的“十一段线” 后,为了中越友好和支持越南抗美,将“十一段线”减为“九段线”,说明中国对“X段线”的划分并非是神圣不可侵犯、不可更改的。中国可以为了越南减两段线,为什么不能为了“九段线”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谈判?
                 拥有领土领海的法理依据是什么?
        从地图上看,南沙群岛距离菲律宾的巴拉望岛和越南更近,曾母暗沙就在马来西亚的边上。中国占领南海各岛礁的法理依据是古代中国渔民或航海家曾经登上过这些岛屿或到过这些地方,留下了标记或文字/地图记录,所以这些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过去笔者对这些说法从未深思过有什么不妥,现在却有疑问:既然中国古代渔民或航海家能千里迢迢到达这些地方,凭什么距离这些地方更近的古代越南、菲律宾巴拉望岛和马来西亚的渔民或航海家不会登上过这些岛屿或到过这些地方?若这些国家也拿出了它们的渔民或航海家登上过这些岛礁的标记或文字/地图记录,按中国的标准,越南、菲律宾说南沙群岛属于它,马来西亚说曾母暗沙属于它,又有什么大逆不道的?再说,如果说古代中国渔民或航海家曾经登上过的岛屿或到过的地方都是中国的领土、领海,那郑和下西洋船队曾经登上过的众多岛屿或到过的许多地方,岂不都是中国的领土、领海,中国为什么不都去声索?日本妄图侵吞中国的钓鱼岛,在中国引发了举国义愤。同样,在中国以外的其它南海主权声索国看来,中国声称拥有南海诸岛屿的全部主权,如同中国看待日本强行宣示对钓鱼岛的主权一样荒谬。中国至少应以平常心看待这些国家的声索要求。
        核武时代没有胜利者,“九段线”与“和平崛起”
        古往今来,领土、领海的归属总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绝大多数国家对领土、领海的争夺从来都采取与中国一样“漫天要价”的强硬态度。国际间在南海主权争议问题上不应苛求中国,因为越南、菲律宾等国同样在南海拼命跑马圈地、填海造岛,台湾也早就占领了南沙群岛的第二大岛太平岛。对领土、领海的争夺是国与国之间最伤感情的事,是导致冲突与战争的最大根源。随着地球人口的增加、地球资源的逐步消耗,各国对领土、领海的争夺将愈趋激烈。南海地区蕴藏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及其它资源,被称为“二十一世纪的波斯湾”,更是十分重要的国际航道。各南海主权声索国为了自己和子孙后代的生存空间,都卯足了劲要在南海资源和海域划分上分一杯羹。在国家利益和国内舆论的重压下,它们谁都不想或不能后退半步,中国以外的各南海主权声索国联合美日澳等“外部势力”与中国在南海的对抗和冲突才刚刚开始。没有任何国际组织能调停双方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没有人能预测未来。由于南海对立双方的领头大哥中美都是核武大国,地球村时代各国之间的交往也已到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地步,当以拳头决定胜负这种人类最古老的解决冲突的方式落幕后,无论谁是胜利者,他/他们真能一劳永逸、心安理得地享受胜利成果吗?对中国而言,它真能以寸步不让“九段线”的强硬姿态“和平崛起”吗?

Friday, June 19, 2015

黄奇帆讲的五个故事

戴按:看来黄奇帆是一位既懂经济学理论、又敢想敢干的官员。
    黄奇帆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与深化综合改革国际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2015-06-14,重庆大学新闻网,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核对,责任编辑:胡子龙) 
    各位嘉宾,上午好。今天,很高兴来参加中国经济新常态与深化改革国际研讨会,我首先代表市委、市政府对研讨会的举行,表示热烈的祝贺!
    按照会议的主题,我讲五个有关重庆经济社会发展、改革开放创新的小故事。通过这几个故事,来启发大家的一些思考,看看重庆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发展轨迹。
    第一个故事,就是最近几年,我们改变了20多年来沿海地区加工贸易大进大出的发展方式,在内陆地区创新发展了大规模的加工贸易。
    中国从80年代末,在沿海地区搞的加工贸易,最初是大进大出的“三来一补”,以后就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加工贸易发展方式。到去年底,中国的加工贸易占全部进出口45%左右,也就是说,我们4万亿美元进出口当中,有1.8万亿美元是加工贸易形成的产值。沿海的加工贸易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它的产业链很短。比如一台电脑,如果产值是500美元的话,它的零部件、原材料一般占整个电脑产值的50%,就是250美元;它的零部件、原材料从全世界运到中国沿海,又从中国沿海把整机销售到世界,整个的物流运输、仓储、销售环节占100美元;然后品牌商的研发以及售后的服务,一般占75美元,所以500美元中最后在中国沿海的加工贸易只留下75美元的总装,也就是占15%左右增加值的这一块,这个是沿海加工贸易的一个特点。第二个,由于它两头在外,原材料、零部件在外,在沿海加工,加工完了销售在外,所以它大进大出的物流结构的特点,决定了它一般只能在沿海,所以过去20几年,中国所有加工贸易几乎99%在沿海,内陆几乎是零,原因就是这个,物流成本以及物流的时间,就使得加工贸易放在内陆不合算,无法进行。沿海加工贸易发展20几年来,由于中国沿海劳动力成本,各种要素结构发生变化,所以最近几年,不少加工贸易订单转到越南等东南亚国家,都是沿海方便大进大出的地区。
    如何把这一块经济既能保持,又能克服既有的缺陷?重庆进行了研究,我们形成了两个路数,改变了沿海加工贸易的两个薄弱环节。第一个,延伸产业链,把加工贸易的“微笑曲线”大部分留在重庆。重庆现在生产的每台电脑,它的产值的70%都在重庆,这个和沿海地区总装6000多万台电脑,产值可能只有15%20%的情况不同,我们现在除了总装这个75美元留在重庆以外,零部件、原材料80%在重庆生产,所以250美元中的200美元落地重庆。第三块就是产品的销售结算,跨国公司销售结算的这一块现在也留在重庆。大家知道加工贸易的核心结算方式是一种离岸金融结算,过去中国任何银行法人、自然人,都不能有离岸金融结算账户,所以我和惠普搞了第一笔离岸金融结算的时候,那一天是圣诞节,惠普老总打电话说有1亿多美元要交给你们重庆财政,是离岸金融结算账户上的税收,你的账户在哪儿?我马上打电话问,发现我们开一个离岸金融结算账户很麻烦,各方努力协调,在1230号把账户开了,这一笔账就进来了,重庆第一笔加工贸易离岸金融结算账户是20101230号。中国现在1.8万亿加工贸易的结算,5000亿在新加坡,3000亿在香港,2000多亿在爱尔兰,还有一部分在首尔、台湾、东京,我们大陆基本没有离岸金融结算。我们向国家提出了申请,国家外管局、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都同意了重庆的试点,推动了重庆这一块的业务,重庆离岸金融结算2011年结算了200多亿美元,2012年有400多亿美元,2013年是600多亿美元,去年到800多亿美元,今年预计会有1000亿美元。总而言之,离岸金融结算,是一个加工贸易的主要结算方式,重庆把这件事也抓起来了。这样三块通通加起来有350多美元,占一台电脑500美元的70%。因此,重庆的加工贸易效益比较好,现在经济比较低迷,电子产业一般效益都是下降,但今年14月份,重庆电子产业利润涨66%,为什么我们能有这样好的效益?就是和创新了加工贸易发展方式有关,零部件、原材料大量本地化,前几年860多个零部件厂陆续在建设,现在正在大批投产,一下子把物流成本都降低了。
    第二个,凡是要搞的加工贸易品种,都要形成集群,我们叫做三个集群在重庆。1、零部件、原材料、整机上中下游产业链形成了集群,我们是5+6+860,五大品牌商,六大整机商,860多家零部件厂商都集聚在重庆。2、同类项产品、同类企业形成了集群在重庆,在中国沿海,富士康、仁宝、纬创、英业达、广达基本上各个省,你占两个,他占两个,一山不容二虎,互相分隔开来。在重庆形成了中国沿海所有加工贸易总装厂都到了重庆,各种电脑、网络终端产品的品牌商也到了重庆,形成了集群。六大整机商生产了全球网络终端产品的90%,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好的格局,东方不亮西方亮,这个企业订单少了,那个企业就多了,对重庆来说总体平衡,年年上升。3、物流运输、销售结算等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集群。我们这个集群方式就是产业链整合的模式,克服了沿海加工贸易的两个薄弱环节,取得了成功。去年我们重庆笔记本电脑的产量是6300万台,全球去年销售2亿台电脑,我们占1/3,沿海地区所有的产量也是6000多万台。可以这么说,中国制造的笔记本电脑占全球2/3,重庆占1/3,沿海占1/3,一个世界级的笔记本电脑基地在重庆诞生。三中全会的第七章,讲到了中国下一步的内陆开放中有一个条款,就是讲要转变沿海的加工贸易发展方式,推动整机加零部件垂直整合一体化的方式,在内陆开展加工贸易。这段话充分肯定了重庆的做法。
    这是我要讲的一个故事,如何用改革的方式,转变发展方式的方法,推动内陆的产业结构调整,使重庆形成了世界级的电子产业基地。
    第二个故事,我想说的就是以渝新欧为代表,重庆形成“三个三合一”开放特征的故事。
中国内陆开放滞后于沿海,内陆地区一江春水向东流,依赖于沿海地区走向世界,重庆作为西部的地区,原来也同样如此。我们在和惠普、台湾的企业、日本的企业各方面在合作的时候,引出了一个命题,就是全球的网络终端产品,各种智能设施,40%是欧洲,包括西欧、东欧以及俄罗斯这一板块在消费,30%是美国、加拿大、巴西这些地方在消费,还有30%是东南亚、日本、韩国,包括中国在消费。在这样一个格局下,如果到重庆搞世界级的电子产品基地,40%的产品要运到欧洲,从重庆运到广东,再从广东坐船到欧洲,差不多要一个半月甚至两个月时间,不仅消耗时间,还有到沿海2000多公里铁路,然后再加上2万公里海路的运费,这个划不来。我们为了解决这件事,当时看着世界地图想到渝新欧铁路,这条铁路从50年代以来一直就有,因为中国内陆到新疆的铁路几十年前就有,为什么没有把它变成欧亚之间的运输大通道?
    我们一启动这件事,就发现三个问题。1、沿线六七个国家,每个国家海关都需要来一次关检,一批货物出去,运到欧洲,五六个国家关检,关检的过程耽误时间,也消耗成本,不当心还损坏货物,如果是高附加值的东西,这个运输方式很不经济,很不合理,所以几乎没有人走这条线。2、每个国家的铁路运输都有一个运行时刻表,如果没有编入它的运行时刻表,一个火车要横跨几个国家,你就是编外,就是慢车,开开停停的车,没有进行渝新欧协调之前,我们的火车开到欧洲要开25天。3、还有一个价格,每个国家铁路运输价格都不同,有高有低,哈萨克斯坦是一个集装箱一公里0.6美元,中国是0.8美元,俄罗斯是1美元,所以有一个价格协调问题。我们当时觉得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好,让重庆的三四千万台电子终端产品通过火车运到欧洲,一旦成功,就会从后位变成开放的前端,不仅重庆的货物可以不再通过海洋运到欧洲,还能吸引沿海的东西运到重庆再运到欧洲,劣势立马变成不可多得的战略优势。我们努力把这件事做好,2010年我们花了6个多月时间,在国家有关部门支持下,6个国家海关的管理层到重庆,到我的办公室,我们开了多次会议,然后形成了一份协议,这份协议在201012月,家宝总理和普京总理一起站台,几个国家的海关签订了一卡通协定,欧洲人的说法是渝新欧自由贸易海关协议,使得现在重庆海关关检以后,一路过去,六个国家海关不再重复关检,叫做关检互认,执法互助,信息共享,反之亦然,欧洲一个国家关检一路过来,我们也不再重复关检,这是很重要的事情。第二件事,我们把6个国家的铁路公司都召集一起,在重庆每年开一次会进行协调,形成了五定班列,五定班列就是定起点在重庆,定终点在德国杜伊斯堡,定路径就是沿线的1.1万公里只停12个车站,第四就是定运行时间,总的是1314天,还有一个定价格,我们把这件事搞好了。起点站是重庆,就是渝,中间经过新疆,到欧洲,我也设想,欧洲这么多国家,这么多城市,我们都该去,所以就索性叫了一个“欧”,德国人很豁达,没有计较。渝新欧最早叫出来以后,国内其他省市纷纷跟进,义新欧、武新欧、郑新欧、蓉欧等等,都是中欧班列。这个协议签订以后,现在的渝新欧在整个的6个国家沿线1万多公里,是最高等级,它只要开过去,其他所有的特快、普快、快车、货车都让渝新欧,每小时120公里,出发十几天就到欧洲了。第三件事是价格,大家有个求同心理,只要有一个是价格高的,其他低的都会支持高价的运输费,我们当然首先是协调俄罗斯,把他的铁路公司老总请来多次,大家一起协商,最初1美元,后来0.8美元,后来0.7美元,现在已经降到0.55美元。俄罗斯降到0.55美元,其他国家也都降下来。去年在和中国铁路总公司谈的时候,当时国务院的十个部门的领导、部长都在,都支持降下来,但铁路公司说它亏本,说你们运输量太少,当时我们就打了个赌,我们两个人坐在一起,其他的部长作证,他说你如果今年能有100个专列,一个专列50个集装箱,有5000个箱子运行,达到这个规模,就降到0.6美元。我说行,100个专列我一定实现,现在就按0.6美元结账,如果我到不了100个专列,你的这部分钱我还你。结果我们开行了130个专列,实现了诺言,去年就降到了0.6美元,今年我们可以到250个专列,价格降到0.55美元。这个是鸡生蛋,蛋生鸡的过程,价格低,300个专列都可能实现。今年规模上来以后,价格降到0.55美元,这是对渝新欧有里程碑的意义。这是什么概念?就是渝新欧的综合运价现在比海运便宜了。海运的运费,从沿海运到鹿特丹,一般需要2500美元一个集装箱,内陆的货,还需要从中国内陆运到沿海,欧洲到岸后也要转运到内陆,总共需要4000美元左右。此外一个集装箱的货物价值500万人民币,海运多出的一个月运输时间的利息也差不多五六千美元,所以资本利息加水上运输的费用加铁海联运或者汽车运输的费用,实际上要七八千美元,而我们渝新欧现在是五六千美元,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价值比较高的货物都渝新欧比海运更划算。我是认为,超过200万人民币以上的,价值量较高的应该走铁路渝新欧,如果超过1000万美元的集装箱应该走空运,200万以下,就该走海运,如果为了图时髦,把几十万一箱的箱子,通过铁路运到欧洲去,是不能长期持续的。这里边有一个概念,任何运输工具都有市场细分的定位,渝新欧的定位是一个箱子货值在200万以上的,走铁路是最划算的。
    把这些问题解决以后,渝新欧就得以成功运行。去年3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到德国访问,就和德国副总理参加了渝新欧的火车进入杜伊斯堡火车站的一个仪式。总书记说了,中国正在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渝新欧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欧亚大陆桥的一个主要通道,是中国内陆和欧洲德国的一个经济联动的桥梁。总书记的这个讲话,又进一步推动了渝新欧发展,去年一年时间,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渝新欧得到了五个特许,五个重大利好。1、赋予渝新欧火车站,就是重庆团结村火车站,国家一类口岸。过去口岸都在沿海沿边,内陆没有口岸,渝新欧现在就是口岸,只要货上了渝新欧火车,一路开到欧洲去了,所以成了内陆的一类口岸。2、既然是口岸,就需要保税区,所以国家批准渝新欧团结村火车站增加了一个保税物流园区。3、中国和欧洲、俄罗斯,60年没有通过铁路邮政,从渝新欧开始,赋予渝新欧中欧邮政班列的功能。现在跨境电子商务快速发展,邮包满天飞,空运太贵,海运太慢,铁路运输当然很合适,所以渝新欧现在有了铁路邮政专列。4、赋予渝新欧专门的欧洲食品、肉类进口的口岸功能。5、汽车整车进口口岸。中国每年进口车辆120万辆,其中有70万辆是欧洲的,中国人喜欢买欧洲豪华车,以前欧洲车当然都是通过海运运到中国,所以中国4个最大的汽车整车口岸,大连、天津、上海、广州,都在沿海,渝新欧成了中国内陆可以把欧洲整车运到中国销售的一个口岸。有了这五个特许,渝新欧的货运量就能够得以极大的增长,除了渝新欧铁路,重庆又进一步的推动了航空运输。过去的五年,根据联合国的一个简报,世界100个最大的机场,旅客增长率第一是重庆,第二是迪拜,这是我去年看到的一个简报。这说明什么?我们在0708年的时候,重庆旅客运输量刚刚突破1000万,现在到了3000万,今年会达到3300多万,我们已经进入了中国前7位。另外国际的货物运输量,原来是1万吨,现在到了30多万吨,这个增长量使得重庆的机场也有了一个一类口岸机场和保税区。重庆的长江航运,从来是国家内陆的航运枢纽,它也是一类口岸,也有一个保税区。
    因此,重庆的开放特征,就形成了水陆空三个国家级的枢纽、三个一类口岸、三个保税区的“三个三合一”。有这个特征的省市,大家如果拿中国地图看,重庆是唯一的。由于有了“三个三合一”开放特征以后,重庆就成了中国内陆的开放高地。开放高地一定是口岸高地,而口岸高地当然会有保税区,中国过去25年建保税区都在沿海,但是从重庆开始,内陆有了保税区,我们引领了时代的风潮。由于这些开放的条件,使得重庆的外资企业大量入驻,这几年重庆引进的外资,已经连续四年每年超过100亿美元,全国超过100亿美元的就是十家,重庆处在全国第八、第九位。对外进出口贸易,我们这五六年每年都增长百分之几十,0708年,我们只有60多亿美元,去年达到了950多亿美元,也就是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贸易都有所萎缩,但是重庆进出口贸易几年翻四番,涨16倍,现在我们进出口在全国排第九位,内陆地区排在第一位。
    我讲这个故事,就是说渝新欧开始的开放特征的形成,水陆空大枢纽、大通道,同时大口岸,大的保税区平台,这些都是一个地区开放不开放的特征值,我们这个方面取得了成功。
    第三个故事,就是重庆是个大城市和大农村叠加的地方,我们怎样以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为抓手,实现城乡统筹。
    城乡统筹要以人为本,本质上就是农民工怎么转变为城市居民的问题。城市化过程,不是城市居民生活自我改善,自我拔高的过程,本质上是农民进城的过程,几年前,重庆差不多有900万离开土地到城市打工的农民,500多万在重庆主城和区县城打工,300多万在沿海打工,我们就考虑把重庆主城、区县城这500多万农民工,工作三年、五年以上的,自愿留在重庆城里继续工作的,自愿申请城市户口的这些人,给他们城市户籍。我们这几年按照中央的要求,转移了270万农民工,加上一些家属,整个转进来的农村人口是400万,成为重庆城市户口。这个转户过程中,我们实现了城市和农村一体化的待遇,所有的农民工转过来,和城市居民五个一体化,他的就业、养老、医疗、住房、小孩读书各种待遇,都和城市居民一个样,同人同权同体系同待遇,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农民工转户到城里以后,他在农村的三块地还能不能保留。有人说农村的三块地是集体产权,必须是集体一员,是这个村里,乡里的,才能分你耕地、林地、宅基地,你户口转出去了,不是集体一员,三块地是不是就没有了?我们觉得这是农民的基本利益问题,既然原来三块地分给他,转户后还可以继续留着,所以我们重庆对农民工转户后在农村的三块地,全部予以无条件保留,这样就保护了农民利益。所以,我们这400万人转户,高高兴兴,风平浪静,没有什么问题,因为符合老百姓利益。留在农村的地交给别人耕种,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城里的农民工一旦变成城市居民,消费水平至少一年多1万块,促进了城市消费,同时也促进了社会人权生态。有一个意料之外的事情是什么?从20122013年开始,这几年,每到一季度,就发现重庆进出口猛涨百分之七八十,我开始都没有搞清,一般一季度地方开两会,二月份春节,三月份有全国两会,真没有太多精力满世界招商,为什么一季度进出口会冒出来?后来发现,沿海地区一年12个月,9个多月上班,两个多月停摆,一到12月份农民工就开始回家,到2月份农民工回去复工,这中间企业就停工,老板、管理层都跟着回家,这是对生产力的摧残,农民工也像候鸟一样两头跑,苦不堪言。而重庆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以后,成了城市工人,基本上就和我一样,也是小年夜放假,年初七上班,不存在两个月停摆的现象,所以老板就把沿海停的订单转到重庆,每年一季度订单上来,增长百分之七八十,三四月份又回去,全年增长百分之三四十。这个现象,属于生产关系改善和促进了生产力,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经济学案例,我们本意是为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结果变成了招商引资,进出口大发展问题。
    总的意思,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一是解决了农民利益问题,二是提高了农村劳动生产率,三是增加了城市消费,四是还调整了中国这些年沿海形成的“九三学社制”的加工贸易生产方式,9个多月上班,近3个月回家,这样的一种运行方式。所以我觉得很有意义,改革能很好的促进生产力,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有利于人口红利的保持。
    第四个故事,我想特别讲一下重庆的地票制度。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发明过一个定理,也是因为这个定理得到诺贝尔奖,前不久刚刚去世。这个定理的基本要点就是凡是政府管理的、有总量管制的公共资源,都可以进行市场化交易,而市场化的交易一定会使政府的管理能够实现更好的资源优化配置,产生更好的效果。这个原理的一种应用就是全球的碳汇交易所,我们也是根据这个原理,实施了地票制度。
    我们中国每年城市化、工业化要征用农地,这些年每年要征800万亩,我们原来有20多亿亩,现在是18亿亩耕地到了红线,必须守住。全世界有个经济现象,100年的城市化进程,耕地是越来越多,因为农民进城平均使用100平米,在农村要使用250300平米,这个意思就是1亿人进城,在农村用了250亿—300亿平方米的建设性用地,到城里只要100亿平方米,就可以多出150亿—200亿平方米,就是1.5-2万平方公里。意思就是城市化过程是农村建设用地大量减少,城市建设用地少量增加,最后使得整个国家建设性用地总量减少,耕地增加,其他所有国家,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如此。但中国2亿多、3亿多、4亿农民进城了,为什么耕地却一直在减少?城市刚性扩张当然要用地,每个人用100平方米,4亿农民差不多就是400亿平米,城市就这么扩张了,关键是农民两头占地,农村4亿农民差不多有10万平方公里的建设用地没有退出,两头占,这是我们出现问题的关键点。怎么让进城农民把农村的建设用地退出来,同时又保护农民的利益,这一直是个难题。
    我们按照科斯定理,成立了重庆土地交易所,设计了一个地票,实际上就是土地的用地指标。农村的建设用地主要有三块,一是宅基地,农民在外边务工十年,已经不回老家,老家的房子即使卖掉,也只能卖两三万,但是把房子拆了,复垦为耕地,地票倒能卖十几二十万。第二就是在过去十年、二十年形成的乡镇企业,现在废弃了,也可以复垦为耕地,验收以后也可以产生地票。三是农村闲置不用的粮站、学校、公共场所也可以复垦为耕地。我们假定有农民100万人进城,这100万人在农村的2.5亿平方米宅基地退出了,在城里用1亿平米,这样就多了1.5亿平方米建设用地,把它复垦为耕地,耕地就会增加。农民把农村宅基地退出,形成地票,拿到土地交易所交易,城里人买了这个地票,就可以在城郊结合部的地方征地,发展房地产,这个过程是城市建设用地增加,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的过程,有助于农民致富的过程。按照这个原理,我把这件事向国家有关部门汇报,建设部、国土部和发改委等部门都进行了研究,最后决定支持重庆搞这个试点。这些年来,我们每年3万亩,一共搞了15万亩的地票,地票最初每亩交易价9万,后来到20多万,这样15万亩地差不多300亿人民币进了农村,反哺了农民。城市房地产商买了地票去征地,搞他的房地产,农民卖出地票,双方的整个过程都是自觉、自愿,不是政府强制的。总之,我们把大量的农村闲置的建设性用地复垦为耕地,把地票的交易价格扣除复垦的成本,15%归集体,剩下的85%全部归农民。总的来说,我们这个300亿进了农村,相当于农民增加了财产性收入,这就是我们的地票改革。
    有了地票以后,我们现在建飞机场、学校、高速公路、医院这些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用国家的指标,搞房地产就买地票,由市场来支持这件事。这是一个资源优化配置的案例,重庆绝对有把握的说,虽然城市化会带来城市建设用地的增加,但通过地票的退出,到2020年,重庆3400万亩耕地一亩都不减少,还能增加100多万亩。
    最近我们又把地票的原理应用到了新的领域。我们现在希望大家用新能源车,用光伏电池,或者风力发电,政府的支持政策就是谁买新能源车,搞家用光伏就补贴,但都是启动的时候一次性补贴,后边怎么持续就没有了。现在我们除了启动的时候给一些补贴以外,更重要的是有持续支持的概念,就是算个账,你买了一辆电动车,一年开5万公里,本来每100公里要用10升汽油,5万公里就用5000升,5吨汽油,如果汽油燃烧,就有碳排放,现在电动车开5万公里,没有排放,算个账就是排放指标,可以拿这个指标到碳交易所卖掉,就鼓励用电动车的人持续用下去。所以,我们觉得科斯定理很有用处,对政府公共管理、指标管理怎样实现市场化,都是很好的应用。
    第五个故事就是讲重庆怎样通过投融资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实体经济发展。
    现在我们都在讲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出了中国制造2025,重庆政府去年开始研究了这件事,在几十个产品的门类中,我们选了重庆有条件发展,也必须发展的十个行业,这十个行业包括芯片及液晶面板等电子核心部件、物联网、机器人及智能装备、石墨烯及新材料、轨道交通及通用航空等高端交通装备、新能源汽车及智能汽车、综合化工、页岩气、生物医药、环保产业等,这十个行业去年是600亿产值,我们做了一个规划,到2020年应该可以让它发展到1万亿。这十个行业,每个行业从小到大,要发展到1万亿的话,需要投资6000亿。这十个行业,要么不干,每个项目少则几十亿,多则几百亿,属于大资本、高技术、市场又是全球都短缺的。在这个情况下,市场没有问题,如果拉到了掌握技术的企业、团队一起干,技术也不是大问题,关键是大资本,一个项目通常几百亿的投资,靠一般的民营企业干活很难,大型国有企业也不容易,就是世界性的企业,如果光靠自己原始积累拿几百亿搞项目,也很困难,所以我们考虑到资本市场,推进了一个改革。重庆一年要制造1亿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需要大量的液晶面板,但是搞一条8.5代生产线,就需要300多亿,我们有市场,找了京东方,京东方有技术,它有1万多个专利已经被世界认可,但是给他说搞这个项目要330亿,他觉得很困难,尽管是上市公司,也不是轻易可以融资到300亿的。后来我们说钱我们来解决,由京东方增发100亿股股票,我们全部认购。当时股票市场市值2.1块一股,我们六七个重庆企业用210亿认购了100亿股。京东方拿到这210亿以后,再向银行借120亿,共330亿,去年3月开工,今年4月份全面完工,现在重庆多了一个330亿年产值的液晶面板企业,很大程度上满足了重庆电子产业零部件本地化的需求,另外一个好处是,因为我们这么大一笔投资,股市当然有反映,加上中国股市今年情况又比较好,所以去年京东方2.1块一股,现在已经变成近5块一股了,我们这100亿股就赚了250亿。这个意义上讲,利用资本大市场融资,对战略新兴产业进行投入,这是个很重要的方式。战略新兴产业,如果没有资本市场的大格局引入资金,完全靠企业自身积累,是做不起来的。包括小型的风险投资,也是利用了资本市场、三板、四板、创业板的原理在进行,大型战略新兴产业,当然也要靠资本市场。
    之后我们又做了一件事,六七个国有企业花了210亿,赚了250亿,你原来的210亿拿回去,赚来的250亿,产权归你们,由市政府建立一个高科技战略新兴产业的股权投资基金,你们就算LP250亿放进去,还是你们的所有权,五年以后也许又翻番了,变500亿,大家发财。这是重庆地方出了250亿,但不是财政出的,是几个国有企业,按市政府的要求,投入到这个基金里,另外我们还吸引了16个国内比较重要的投资者,比如说中国人寿,国家开发银行,中国社保基金会,还有各种金融机构,他们出550亿,加在一起就800亿,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这800亿股权投资基金,我们不会自己赤胳膊上阵搞几十个项目,项目总体是有技术的企业来搞,他们也会带来资本。大体上,如果企业带来2块钱,我们基金参股1块,这样的话,我们800亿能够引入1600亿,形成2400亿的资金,这2400亿是资本金,再跟银行贷款3000亿,这就形成了5000多亿的投资,在几年时间里形成滚动投资,我就相信我们今后五年,这个五六千亿投资到位,1万亿产值就会出来。比如重庆页岩气,从去年13亿方今年可以发展到40亿方,页岩气的产值就能达到100亿,我们估计到2020年,重庆页岩气会到250亿方,它的产值有六七百亿,加上辅助的页岩气产业链的产值,会到1000亿,重庆已经成了中国页岩气开发的主战场。我讲这一段,就是说,我们谋划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计划性很强,但一切按市场规律办。比如液晶面板,京东方的产能有100万平方米,它以后再扩张一下,到150万,另外还有富士康、惠科的几个项目,总的重庆液晶面板会到300多万平方米产能,能够平衡重庆需要的四五百万平方米的百分之七八十,也不能什么事都自己干,总有一定的市场空间留给其他投资者。
    我讲这个故事,代表资本市场用好用足它的市场空间,为高新技术战略新兴产业服务。
    以上讲的五个故事,归根到底就是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要按照中央的要求,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要用改革、开放和创新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改革是一种资源优化配置,是一种生产关系的调整,通过改革能够产生改革的红利,而这种改革的红利,会推动中国经济进一步的加快发展。开放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制度,它和地理位置没有直接关系,中国的开放因为从沿海开始,几十年下来大家容易形成固有思维,好象开放就是蓝色文明,忘了中国黄土地文明的开放可是几千年前就发生了,所以开放是种制度。三中全会讲了,今后30年,中国开放最大的潜力在内陆,中国将全方位的、全域化的开放,重庆的开放是其中的一个案例。创新驱动将是今后发展的根本动力,光靠投资拉动,劳动力投入,已经不是新常态下的基本要点,新常态的基本要点是要把创新驱动推上去,这个创新驱动要两头走,一方面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各种各样的苗圃、孵化器、加速器,众多的科研成果产业化,这个方面也是要投融资,就是风险投资,这一块要推上去。重庆现在政府出了50多亿,市场出150亿,形成了200亿的16个私募基金,投入各种中小企业。另一方面,一个就要几百亿的大项目,短周期的,大资本的高技术投资,我们自己还没有这么大的力量来投入,国内还没有这样的案例,所以这一块也要和资本市场相结合。

    总之,通过这一类的改革、开放、创新,一定会使得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保持7%左右的持续稳健发展,到2020年,中国一定会实现比2010年人均GDP翻番的目标,全国如此,重庆也一定如此,我们大家一起来圆这个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