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October 28, 2013

王立军锦州旧事:监听领导电话 日消费两三万

(本文摘自:《东南快报》2013年1月20日A16版,作者:佚名,原题为:《王立军锦州旧事:监听领导电话》)
核心提示:据知情人透露,王立军当时对很多领导干部用了电话监听、窃听、调查等手段,有问题的把小辫子攥在手里,没问题的也起到威胁恫吓的作用。……当地民警称,王立军在锦州时,每天消费两三万元是一种常态。

        虽然王立军已因罪获刑15年,但时至今日,在这个王立军曾担任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的东北重镇锦州,提起王立军的旧事,仍是“一抓一大把”。
        有的百姓仍怀念王曾经营造出的“喊一嗓子就来警察”的那种“安全感”。然而王立军调任重庆,却使得锦州众多警察欢喜异常;王最终获罪,令众多锦州警界“预言家”为自己的“先知先觉”而倍感欣慰;而诸多曾遭迫害的民警,仍走在申诉的路上。这种内外形象和评价的严重背离使人感到困惑。
        有媒体形容,从辽宁到重庆的近28年从警时间里,王立军一路过关斩将建功立业的江湖秘诀是三套王氏刀法:打黑、治警和包装。而正是在锦州,王立军完成了这一秘诀的集中演练,不仅形式多样,而且“弹性”十足,为之后的重庆模式打下了成型的基础。

极端治警

        在王立军任期内,受过处理的至少有几百人。王立军留给下任乃至下下任班子的,是一摞摞的申诉材料和一批批的警察上访。很多上访民警得到有关领导的答复是这样的:“告王立军的警察太多,解决不了!”
        毋庸置疑,从铁岭到锦州再到重庆,从严治警,均让王立军权威的树立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作为锦州市公安局局长,上任伊始,王立军便调集700余名警察,用53个昼夜擒获变态杀人狂许贵柱。而由此案开始启动的“倒查机制”,令13名警察被处分,凌河公安分局康宁派出所副所长及一名警察被“双开”,该分局副局长被行政撤职。理由之一是:许贵柱家离康宁派出所仅100多米,完全符合11项对犯罪嫌疑人的推测特征,但他们没有将其排查出来。
        这是王立军治下锦州警察被“辞退”(东北称作“扒皮”)的发端。自此开始,“辞退”一个警察,并不需要太多的理由。
        但是,并不能因其治警严厉便认为王立军在管理上毫无“弹性”。有锦州警察反映,对于与王立军个人关系好的干警,犯了事也没有任何追究。
        “王立军找‘替罪羊’为自己开脱,也体现了他在管理上绝不僵化。”一位刑警表示。

形象治警

        而形象治警则是王立军的另一个癖好。推出“文化沙龙”“与欧美警务接轨”“成立女子防暴队”等多种举措,可以看出王立军对形式感的追求,这也和之后其在重庆的系列做法一脉相承。
        锦州市公安局一位老民警成了王追求“形式感”最早的牺牲品。他用喝水的大茶缸在文化沙龙喝咖啡,这直接导致他被发配到锦州最偏远的派出所,直到退休。
        总警力达到573人,占全局总警力16.5%的锦州交巡支队的成立,则实现了王立军“将更多的警察放到大街上”的愿望。“那是一个个摆在最显眼地方的政绩样本,他喜欢那种整齐划一、一呼百应的感觉。”一位警察说。
        2003年12月26日,锦州市公安局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女子防暴警察大队,这是王立军形象治警的又一成就。队员平均年龄26岁,均为大专以上学历。身着蓝黑色防暴服,头戴钢盔或红色贝雷帽,手持微冲或狙击步枪。
        可英姿飒爽的女子防暴队,不久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投入实战没几天,就被嫌疑人用刀捅伤了两个,一个扎在肚子上,另一个扎在大腿上。”一位交警告诉记者。
        “再到后来,就不能说王立军在治警了,他实际上是管制,甚至已经达到变态的程度。”一位警察如此评价,“一位民警因车祸眼睛受伤造成斜视,有一次碰见王立军敬礼问好,王认为其故意斜眼看他不尊重他,一句话就将其从市局给撵到马家派出所。而其领导到王立军那里做解释说明,也差点被免去职务。”

监听警察

        王立军动用大量的技侦手段,对警察进行监听、监控,令锦州警察至今都杯弓蛇影。“请给我打这个固定电话,”记者电话联络一位李姓民警采访,收到他的短信回复。
        “陌生电话都不接,我们的手机是登记的公安号,在哪个点、哪个基站打的电话,马上就能查出来,”这位李姓民警说,“监听、摄像跟踪、暗中调查这些手段在我们身上都用过。”李表示,这就是至今大家还保持高度警惕的原因。
        与此同时,王立军管制的外延不断扩大,甚至波及到了铁路。据介绍,2007年,一位副省级领导途经王立军管区地界,王立军动用大量警力进行超规格“警卫”。当浩浩荡荡的车队途经一铁路路口时,被一辆行驶的火车拦住。王立军强压怒火,送走领导后又返回事发道口,破口大骂并动手殴打火车司机,司机的大盖帽被打飞,扇耳光后当即宣布刑事拘留火车司机(后因无法诉讼被取保候审),同时免除了几名警察职务。
        “很多人不仅政治前途被葬送,在交巡合并建立平台的时候,各警种被打乱,刑警去干交警的活,经侦去干刑警的活,浪费了人才,断送了很多人的技术前程。”有民警表示。
        “王立军在锦州的种种做法,已经是天怒人怨。”警察张一(化名)说。但奇怪的是,在王立军调走之前,重庆来人考察王立军却是一片赞扬之声。这一点,基层民警甚为不解。市局机关的有关领导透露玄机,“快说点好的让他赶紧走吧,你说不好的他走不了怎么办?”

包装神化

        从早期持枪跃马再到中期荧屏上亲身演绎,王立军英雄形象已深入人心。或许是意识到如此描摹下的英雄虽然高大但难脱草莽,锦州便成了王立军向“学者”转型向“学术”靠拢的起点。
        王立军在锦州的业绩至今仍被很多锦州人所津津乐道。
        “看人总得客观,王立军有罪但也不能说一点好事没做。当年要不是他来好好治治那些警察,锦州的治安还不能好。后来成立交巡平台,喊一嗓子警察就来,才知道什么叫安全感。”锦州市一位中学退休教师表示。
        “王立军谁的面子也不给,就是市里主要领导也不行。”据一位知情人讲,“有一次,市里一位主要领导的亲属出了点事被警察抓进看守所,这位领导就找到办案的民警讲情,民警一看事不大就放了,调解处理。结果王立军知道后,将办案警察处理了,又把人重新抓了回来。”这个故事当中,王立军可谓出于公心不领私情,尽到了一个公安局长的职责。
        “锦州百姓对他,至今仍有赞美之声。”张一说。他认为这种内部和外部评价的严重矛盾与割裂来源于王立军格外注重的自我包装和宣传。王立军的自我宣传不仅蒙蔽了广大群众,连出差办案,南方的同行谈起锦州公安局长言语当中也充满敬慕。
        “下面请锦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锦州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王立军博士讲话!”在一次全局大会上,王立军讲话前主持人的这段铺垫,一时成为笑柄。
        在重庆有“蓝精灵”忠实地记录言行,而早在2003年的锦州,王立军就已经开始使用“网络水军”进行舆论轰炸了。

锦州织网

        辽宁省公安厅有人透露,王立军在铁岭搞得已经很不好了,到锦州属于“保护性”调动,这个全国警察的标杆、一级英模,再不走就要出麻烦了。
        在锦州,有“政府宾馆”之称的北山宾馆,有一间王立军的专用房间,不对外开放。“这种待遇不是每个市领导都有的,只有王立军敢这样做。”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知情人表示,王立军一直在锦州精心编织着一张网。“他首先是利用自己职权的便利,控制比他职位高的人。”据知情人透露,王立军当时对很多领导干部用了电话监听、窃听、调查等手段,有问题的把小辫子攥在手里,没问题的也起到威胁恫吓的作用。“这样不管王立军如何专横跋扈、张狂嚣张,没有人敢出来说话,因为他控制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知情人表示。
        对下级更是如此,据说对当时锦州市公安局局党委班子其他成员,王立军在大会上也能公开骂娘。
        “平安卫士卡”在锦州民间被称为“锦州绿卡”和“护身符”,总共发了173张。发放的对象是国企和大型私企的董事长、总经理,有名有姓。

挥金如土

        “钱是什么?王立军没有钱的概念。”行政处一民警表示,从王立军身上才知道“花钱如流水”的真正含义。
        当地民警称,王立军在锦州时,每天消费两三万元是一种常态。“更要命的是,他从来不签字,谁找他签字就下岗。这烂账怎么处理,那是你下边人的事,要你干吗的?”行政处负责后勤保障的人员每天都忐忑不安如履薄冰,担心“哪天出事,说不清楚”。
        2007年,交巡大队一民警在巡逻中丢了一支手枪,被卖菜的农民捡到。王立军当时从他的车上拿出5万元给了农民。“这钱不知道算是公安局奖励的,还是他个人给的,搞不清楚。”民警们私下议论但没人敢问。
        而关于“王立军穿的衣服从头到脚平均五六十万元”;“2004年10月,锦州市公安局在大连举办的第11届国际颅面鉴定学术会议上,王立军拿着200多万元现金去参会”;“王立军的悍马防弹车十年前价值170万元,把中央警卫局的官员都惊着了”;“小民警跑官要官进贡的十万八万,王立军根本看不上眼”;“王调来不到一年就把年收入几百万元的车辆检测中心,以50万元承包给一个沈阳人”等等类似传闻,用当地警察的话说“一抓一大把”。
        据一位曾经在经侦支队工作的民警反映,王立军不光花钱,还定时定量跟下边要钱。“他每年都给下边派罚款任务,逼得没办法,只好把手头的案子全放下,先到处去抓钱。”一位曾经在经侦支队工作过的民警说,当年7月份,王立军找各支队领导谈话,要求到11月份交460万元,不能干马上换人。
        据该民警讲,更离谱的是税侦支队,因为到期实在完不成任务,最终没办法到银行贷款凑够450万元上缴。这一事件成了当时锦州警界的笑话。
        有分析者认为,王立军如此挥霍,没有庞大的资金支持他很难维持,如此看来,王立军把“打黑”变成“黑打”,变相攫取民营企业资产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原载《中国经营报》)

Thursday, October 17, 2013

陈志武:量化历史研究告诉我们什么?

(来源: 经济观察报  2013-09-14)

   之前对历史的探究要么过于意识形态化,要么又过于侧重朝代史、政治史,就如电视古装戏几乎走不出宫廷斗争的话题;还有就是过于定性,停留在史料整理和描述性层面,即使对历史事实背后的因果关系下结论,也只是猜测性的,很少从统计意义上进行严谨的逻辑推论,做排他性实证论证。
 
  单纯定性研究方法的不足是明显的。最经典的例子之一是晚清于1906-1907年启动预备立宪改革,由于在时间上正好是清政府垮台之前的五年左右,所以,尽管严谨研究会告诉我们是清政府启动宪政改革太晚而难以挽救其命运,但还是有不少人愿意下“宪政导致政权灭亡”这样的因果结论,就好像是看到阿炳是瞎子,就下结论“如果想拉好二胡,就先要把眼睛弄瞎”。而科学严谨的量化研究则是把历史上进行过立宪改革的各个国家放在一起,列出各国宪政改革的长期结果,构成大样本,然后系统检验是否真的是“宪政导致政权灭亡”。
 
  历史研究中一手史料整理、描述性工作极其重要,但那是整个研究过程中的第一步,不是全部。研究的最终目的还是希望从历史经历中领悟到、学到一般性的道理,学到对现时和未来人类社会都有价值的规律知识。史料海洋给我们提供的是人类经历的数据资料,这些资料是我们证明证伪社会科学各领域的理论结论的基础数据。关于历史的任何一项假设都可以、也都应该放到史料数据中去检验,否则就只能是一种猜想或假设。
 
  下面我从四方面介绍第一次量化历史讲习班讲授的内容,考虑到篇幅,不能介绍每位学者的研究,但希望以下四方面能让我们对量化历史研究的特点有所了解,特别是最近二十余年量化历史研究的成果如何启发影响了学界的视角。
 
  “人类历史中其实只发生了一件事”
 
  讲习班的第一天由 Gregory Clark 教授开授。Clark教授出生于苏格兰,在剑桥大学上大学,哈佛大学读博士,之后先在斯坦福大学任教,接着在加州大学任教授。他的研究领域包括世界经济史和社会史。他讲授的第一个主题就是:“人类历史中其实只发生了一件事,即1800年前后开始的工业革命。只有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和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之分,人类其他的历史细节有意思,但不关键。”为什么呢?从大的方面看,世界人均GDP在1800年前的两三千年里基本没有变化,工业革命之后才逐渐上升。微观方面,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生活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形态以及文化内涵都有本质性的大变革。
 
  按照史学家麦迪森的估算,公元元年时世界人均GDP大约为445美元(按1990年美元算),到1820年上升到667美元,1800多年里只增长了50%。同期,西欧国家稍微好一些,但也只是从公元元年的450美元增长到1820年时的1204美元,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国也大致如此。而从1820年到2001年的180年里,世界人均GDP从原来的667美元增长到6049美元。由此足见,工业革命带来的收入增长的确是翻天覆地的。
 
  工业革命之前的人类既然没有实现财富增长,那他们都在忙些什么呢?那个时期,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不也在经历各时期的改朝换代吗?Clark教授认为,“其实用不着被那些表面的东西所误导”,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社会一直没有走出“马尔萨斯模式”,即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自然灾害或战争导致人口死亡,使接下来的人均收入增加,为生育率上升、人口增长提供条件;可是人口增长后,人均土地和人均收入会减少,使生存挑战越来越大,导致战争的发生并使接下来的人口又减少,在这个周期中循环。
 
  过去多年里,Clark教授尝试从不同角度研究工业革命之前与之后社会的差别,也以此分析工业革命为什么首先在英国而不是在别处发生。
 
  在英国,大约从14世纪开始,任何已故人的遗嘱首先要在郡法院登记并检验后才能生效,这些遗嘱材料包括已故人的年龄、子女及其他亲属、职业、各类财产、收入、教育、社会地位等情况。英国各郡基本把自14世纪以来的遗嘱材料完整保留至今,成为Clark教授以及其他众多学者的研究基础。
 
  Clark教授通过对英国人遗嘱研究发现,在工业革命之前,英国人的生育率跟财富水平高度正相关:越有钱的夫妻,小孩数量越众。在16世纪期间,最富的三分之一英国人死时平均还有4至6个小孩健在,中等财富的英国人离世时平均有3.5到4.5个小孩健在,而最穷的三分之一英国人离世时只有不到3个小孩活着。到18世纪末,基本情况仍然是越富有的家庭小孩数越多,只是每家的小孩数量都降到4个以下,并且各财富阶层间的小孩数量差距明显缩小。
 
  工业革命于18世纪末到来之后,一直到1880年左右,小孩数量就基本跟财富水平没有关系了。而从1880年到1980年的100年间,情况正好反过来:越穷的英国人,小孩数量反而越多,完全改变了工业革命之前“适者生存”、“有钱者生存”的规律。
 
  也就是说,Clark教授从生育率跟财富的关系、从小孩生存概率跟家庭财富的关系这些微观指标,证明了一直到工业革命之前的18世纪,英国社会也没走出马尔萨斯式陷阱,还是在“适者生存”、“有钱者生存”的原始状态循环。只有到工业革命后,人类社会才开始走出马尔萨斯式陷阱,社会结构也开始改变。穷者还是追求小孩数量,而富者更注重小孩的质量和自己的生活品质。他发现工业革命之后,虽然穷人的小孩数更多,但富人的平均寿命更长,这可能是后者更侧重生活质量的结果。
 
  Clark教授的研究结果对中国的历史研究也很有启发。按照麦迪森的估算,公元元年时中国的人均GDP为450美元(跟西欧一样),到洋务运动的起点时也仅为530美元。在人们的基本生活水平几千年没变化的情况下,那些制度与文化体系是经历了几千年的检验,还是只经历了几年、一两个朝代的考验,不存在本质性差别。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收入与生活方式处于静态不变的状况下,那些朝代到底叫“汉朝”、“隋朝”、“唐朝”、“宋朝”,还是“元朝”、“明朝”或“清朝”,这些细节意义不是那么大,至少没有原来我们强调的那么大。
 
  按照这一道理,或许除了以日、月和地球的转动定义的日月年这样的时间单位之外,还应该以世界人均GDP(或者国家人均GDP)的翻倍来定义时间,世界人均GDP每翻一倍算一个时间单位,可以叫“一翻”。从公元元年到1820年世界人均GDP增长0.5倍,那1820年在收入增长意义上实际只过了“半翻”时间,而1820年后的100多年实际过了“八翻”时间。收入翻倍数越多,对社会结构、对制度的压力考验就越厉害,引发的变革要求就越强。
 
  用这种方式看,中国只有两段历史: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和1860年代洋务运动之后的中国。鸦片战争敲开了国门,洋务运动具体把工业革命请进了中国,由此真正把引发社会变革的工业技术和相配思维方式带入中国,让中国有机会走出困扰社会几千年的马尔萨斯式陷阱,结束过去重复的静态朝代更替周期。从这个角度把握中国历史,不仅帮助我们理解今天是怎么来的,也更能帮助我们判断中国将往哪里去。
 
  是姓氏固化了社会阶层吗?
 
  姓氏是一个人的血缘背景关系的标志和符号。当社会普遍根据姓氏判断血统出身时,姓氏就成了家庭血统、出身背景信息的载体,各社会阶层之间也最终因此而难以流动。人类最初是没有姓氏的,因此也没有将人们分门别类的明显符号,社会阶层也不容易一目了然地区分。
 
  中国属于最早推出姓氏的国家之一。在周朝以前,贵族除了有姓之外,还往往以国、官位为氏。而一般人只有名,没有姓,也没有氏。春秋战国时期,姓氏制度发生根本变革,姓、氏的差异渐渐模糊。战国以后,平民也有姓,百姓遂成为民众的通称。秦汉以后,姓与氏合一,遂称“姓氏”。唐宋后中国姓氏学逐步定型。
 
  英国原来也只有名,到13、14世纪才出现姓氏,一开始也是只有贵族才有,后来逐步扩散至一般平民。到1400年,大多数的英格兰、苏格兰人都有了姓氏,但还是有部分人到17世纪,甚至更晚才有姓氏。英王亨利八世(1491年-1547年)曾经下令:“婚生子女必须登录父亲的姓氏”。英语姓氏的形成规则大致有以下六种:1. 按职业:例如,Smith(金属工匠)、Baker(面包师)、Archer(弓箭手);2. 按个人特征:例如,Short(矮个)、Brown(棕色,肤色较黑)、Whitehead(白头,头发较白);3. 按居家环境地理特征:例如,Hill(住山上)、Riverside(住河边);4. 按地名:例如,London(伦敦)、Oxford(牛津)、Sheffield(谢菲尔德);5. 从朋友、自己居住或拥有物业的名称得来;6. 按父名或父系祖先之名而衍生、或由族群名产生:例如,按父名或父系祖先有Richardson (Richard的儿子),按族群名有Macdonald、Forbes等。德国、法国、丹麦等西方社会,印度、日本等亚洲社会的姓氏规则也大致如此,姓氏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记录下血缘和出身背景信息。
 
  中国人命名的规则是姓氏不区分个体而以名区分彼此,西方社会则反之。在中国,王姓、陈姓等不含有太多信息,但名可以区分不同人;而在英国、美国,名为Peter、David、Ed-ward的人太多,而姓氏则往往更加独特。在中国,超过100人的姓氏只有4000多个,而美国超过100人的姓氏则多达20余万。因此,相对而言,姓氏在美国等西方社会所包含的血缘与出身背景信息比在中国更多,更能阻碍社会阶层的流动。
 
  Clark教授在讲座中介绍,以往关于社会阶层流动性研究只停留在父子代际传承的层面,而不是基于整个家族是否“一人当道,鸡犬升天”。但是,如果是以姓氏作为代际研究的基础,则可以把这种情况包括进来。
 
  他具体讲到两方面的研究。其一,如果只按照父子收入的相关系数来研究代际地位固化程度,那么,根据英国自14世纪以来的遗嘱档案中记录的家庭收入估算,家族地位固化程度只有0.4,亦即父子收入的相关系数只有40%;如果用同一姓氏的相连两代英国家族的平均收入计算代际相关系数,那么英国人代际相关性高达75%,说明英国社会阶层固化的程度远高于以前的估算。而且,如果把过去七个世纪分成不同时间段,英国社会财富阶层的连贯性基本没有变化,富有的姓氏有70%-80%的可能性一代后继续富有,有50%左右的概率在两代后仍然富有。对中国、美国、日本、瑞典、印度、智利等国家而言,基于姓氏估算出的社会流动性也都远低于基于父子收入的相关性。各社会的阶层固化程度比我们原来理解的高很多,其背后的制度、文化以及其他原因都值得深入研究。
 
  其二,Clark教授把1200年到2012年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历年学生名册放在一起,研究各罕见姓氏的学生占比相对于这些罕见贵族姓氏占整个英国人口比及变化。结果他发现,罕见姓氏占牛津剑桥大学学生的比重100多年前是这些姓氏占整个英国人口的8倍,到现在,这些姓氏的牛津剑桥学生占比还是他们在整个英国人口占比的两倍。自13世纪以来,精英姓氏子女一直比一般姓氏更能进牛津剑桥等贵族大学,今天仍然如此。如果用政治精英取代贵族大学的就学机会,那么,在英国,政治精英阶层自13世纪以来则更加固化,“官二代”有91%的可能性继续为政治精英。
 
  Clark 教授把姓氏研究方法应用到了中国。具体而言,他们以长江下游的县为基本单位,如果某姓氏在1645至1905年间考上举人的人数占本县总举人人数之比高于本姓氏占本县总人口比的5倍以上,那么该姓氏就为本地区的精英姓氏;一旦各精英姓氏确定之后,再计算每十年里这些精英姓氏的举人占比相对于他们占样本范围总人口的比值,看前者高于后者多少倍。结果发现,在清朝初期,精英姓氏的举人占比是其在总人口中的占比的8倍多,到乾隆末期还停留在4倍左右,到民国时期下降到2倍左右,最近降到1.5倍(对民国时期和1949年后,他们以考进北大、清华等大学代替举人来定义精英)。由此可见,一宗族姓氏一旦进入精英阶层,社会阶层可以跨越朝代、跨越体制地固化下去。
 
他们强调,中国的情况并非孤例:瑞典从1936年推行“社会主义政策”以来,基于姓氏的社会地位代际传承系数仅从0.85下降到0.66(1相当于绝对的代际传承);英国于1944年普及免费中等教育以来,该系数值仅从0.7-0.8下降到0.6-0.7;日本二战后推动民主、厉行教育均等化,但是代际传承系数值高居不下,政商财阀皆为“世家”;印度1947年独立以来推行民主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规定低种姓人群在大学生和选民中的最低配额,但代际传承系数值最近五十年维持在0.89;美国精英大学录取对少数族裔和低收入阶层的优惠也没有提高社会流动性。公共政策似乎不能提升社会流动性,而工业化、城市化和技术革命可能是更重要的降低社会阶层固化度的力量。按照其门徒郝煜的话说,“文化和社会资本的代际传递比物质资本的代际传递更重要,而前者很难被累进税或高遗产税等公共政策再分配”,决定学历和劳动力市场结果的更重要因素是家庭和社会网络。
 
  气候、玉米和红薯是如何影响中国的
 
  香港科技大学宫启圣教授则细致地讲解了在收集量化历史数据后如何选择适当的计量模型检验因果关系结论。
 
  他的第一讲课题是:历史上“什么情况下北方游牧民族更可能攻打中原汉族”?从经济学角度理解,北方民族南下攻打时,必然有他们的动机。游牧民族相对于居家农耕的汉族来说,过着纯自然的原始生活,在气候正常、没有天灾的年月里,他们应该趋于安定,南下攻打的冲动应该比较低。可是,那种纯粹靠天吃饭的游牧生活最经不起的冲击是气候异常或天灾人祸,因为他们没有什么人为的防范缓冲可以依赖。所以,一些经济学者开始从气候的角度研究、理解战争的起源。
 
  按照这一思路,宫教授先收集过去2000余年中原省份的气候数据,包括每年降雨量、旱灾、水灾以及黄河破堤次数,以及北方游牧民族攻打中原的时间和次数。遗憾的是历史上北方各地的气候数据不存在,但考虑到北方草原等地区的气候与中原高度相关,宫教授他们只好以中原气候做近似。
 
  他们根据这些数据做系统回归发现:任何十年里,多一年旱灾会使游牧民族在那十年里攻打中原的概率增加26%,使更长时间里进攻中原的概率高57.6%!相比之下,水灾反而使中原被进攻的概率下降:任何十年里,多一年水灾会使游牧民族在那十年里攻打中原的概率减少36.4%,使更长时间里进攻中原的概率低80.6%。
 
  这是为什么呢?主要是旱灾不仅使草原不能生长东西、使动物也活不了,而且使各地缺水,会大大挑战游牧民族的生存,因此可能不得不选择进攻别族。而如果是水灾,那么,游牧者的生存挑战不大,反而会因为水多了,草原的生活还会更好,使他们比一般时期更不会去进攻中原。
 
  宫教授研究的是外族入侵中国的起因,而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贾瑞雪教授则研究中国历年农民暴动起义跟自然灾害的关系。她的量化历史研究发现:在16世纪红薯进中国前,干旱年里平均每十二个州府地区有一个发生农民起义或暴动,而玉米红薯于16世纪引进中国后,即使干旱年,每40个州府才有一个发生农民起义。主要原因在于这些“新世界”粮食作物对水稻有很强的补充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虽然红薯、玉米不像大米那么受欢迎,但是,在干旱年份,如果是在暴动起义和红薯玉米之间做选择,农民更愿意选择后者。
 
  哥伦布发现美洲后,西班牙人先是从现在的墨西哥把玉米、红薯和土豆带回欧洲。按照Nathan Nunn和Nancy Qian两教授的估算,仅土豆一项就使欧洲人口在1700-1900年两百年间增长25%,使欧洲城市化率增加27%到35%,并帮助催化工业革命的发生。
 
  这些作物之后也传入了中国。宫教授和他的合作者要研究的问题主要有三个:第一,到底是因为引进了这三项农作物使中国人口从1500年的1.3亿上升到1900年的4亿,还是因为中国人口已经增长太多,到16、17世纪不得不寻找新的粮食作物?第二,如果是这些新作物激发中国人口增长,其具体贡献有多大?第三,这些新作物是否也催化了中国的人均收入增长?
 
  宫教授他们找到23个省1330个县的县志,从1550年左右开始研究各县志哪年首次提到玉米,依此勾画出玉米在中国的扩散途径和持续时间。他们发现,玉米最早是经三条路径进入中国:第一条路径是丝绸之路,玉米经中亚于1560年左右进入甘肃;第二条是经印度于1563年进入云南;第三条途径是经菲律宾于1572年进入福建。
 
  接下来,宫教授把采用了玉米的县和还没采用玉米的邻县,形成两个样本,比较这两组县每隔十年的人口密度差别。在考虑到自然灾害、战争死亡等因素之后,他们的数据分析发现:按照1776年、1820年、1851年、1890年、1910年几个时间点看,在每个时期,已经采用玉米的县人口密度明显高于还没采用玉米的县,而且一个县已经种植玉米的年份越长,其人口密度高出的就越多。种玉米的时间每多十年,其人口密度就多增5%-6%。
 
  经过各种严格计量方法的验证,他们得出的结论为:是玉米带动了中国的人口增长,而不是人口增长压力迫使中国引进玉米、红薯。而且从1776年到1910年间,中国14.12%的人口增长是由玉米所致。而从16世纪初到20世纪初,中国粮食增量的55%是由于这三项新作物。
 
  遗憾的是,“新世界”粮食进入中国后,虽然带动了人口猛增并使中国随后进入康乾盛世,但没有让中国的人均收入或人均GDP发生变化,没有改变中国人的个人生存状况,更没有在中国激发工业革命。为什么哥伦布后给欧洲带来深远的革命,而虽然给中国带来新的粮食和人口猛增,却没激发中国社会和经济的革命性变化?这本身还需更多的研究。
 
  宪政改革导致政权崩溃?
 
  在西方现代化发展史上,议会起了关键作用。按照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史学家诺斯的研究,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后改革并享有相当独立权的英国议会是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发展的根本原因。光荣革命是英国真正的宪政改革,而那次宪政改革不仅没有带来英国政权的灭亡,反而使英国这么小的岛国走向兴旺,并很快主导世界两个多世纪。
 
  为了进一步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Van Zanden教授的研究。他具体从议会的起源和作用为起点,在他看来,议会跟君主组建的一般性委员会有两个关键区别:其一,一般性委员会往往由君主委任,包含诸侯、贵族和牧师等成员,而议会必须有市民代表组成;其二,议会拥有独立于君主的权力,也可对君主权力形成制衡,但一般性委员会却不然。议会的核心权力之一是征税权,征税权掌握在议会而不是君主手里。
 
  欧洲第一个议会出现在1188年的里昂,因为里昂发生了城市收复失地运动,那里有大量商人群体、技术工人以及公社;随后在西班牙出现,并传播至意大利和法国南部等地,如1192年的巴塞罗那议会,1226年的法国朗格多克议会,1275年的英格兰议会,1468年的丹麦议会,1527年的瑞典议会,1589年的俄罗斯议会。考虑到议会对君主权力的制衡内涵,尤其是对征税的控制权,我们可以把当初这些议会的成立看成是当时意义上的“宪政改革”。
 
  为什么议会制会出现并广泛传播?关键原因是议会控制征税权,只有议会才能批准新税。在封建制度下君主、诸侯权威分立,君主不能在没有诸侯同意的情况下随意征税,这是议会出现的前提,议会把之前诸侯独立的权力正式化了。同时,当时欧洲小国间为引进高端人才相互竞争,导致各国间制度尤其政权体制上的竞争,一个国家推出议会,约法三章,制约君主权力,就会导致其他国家也采纳同样的宪政改革。再者,议会的存在也使君主离世时的传承变得更加稳定。
 
  当然,建立议会是一回事,议会是否发挥作用则是另一回事,这是纸面上的宪政与真实的宪政之差别。为了反映这一点,Van Zanden教授提出了议会活动指数(parliament activity index),即议会一年内有多少天在开会行使权力。
 
  Van Zanden教授通过计算欧洲各地的议会活动指数发现,14世纪后中南欧议会活动开始减弱,相反,西北欧(英格兰、苏格兰、尼德兰、瑞典、瑞士)的议会却在这一时期活动异常频繁且持续。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中南欧的议会活动在1500年后明显快速下降,其作用和对君主的权力制衡渐渐衰落。Van Zanden教授计算中南欧和西北欧的议会活动指数的平均值,发现以1500年为临界点,在此之前中南欧议会活动指数高于西北欧,但此后中南欧议会活动频率明显下降,西北欧议会活动指数不断上涨并接近80%。到18世纪初,宪政架构在西北欧已经形成,宪政改革已经基本成功,而中南欧国家则相反。
 
  中南欧最具代表性的两个国家是法国和西班牙。法国虽然开始有实质性议会,但其国王在1450年代要求当时的议会通过一项法案,把征税权永久地转移给国王,使议会从此不再有实权,终结其宪政发展历程,使法国走向集权专制。西班牙在这个过程中是一个特例,它的议会衰落是源于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之后美洲为西班牙持续供给大量金银财宝,导致西班牙君主不再需要议会来征税,因此议会的地位也随之削弱并被逐渐破坏。
 
  但是,由于这些国家的宪政权力制衡架构不能得到发展,法国在18世纪末经历暴力革命,经历长久的不稳定,而且使其政府发行国债融资的能力大大受限,国债利率也非常高,阻碍之后的经济发展。西班牙则更糟糕,不仅暴力革命持续不断,使西班牙的宪政民主到1982年才完成,成为西欧最后一个走向现代的国家,而且在过去的五个世纪中,西班牙是政府国债违约最频繁、违约次数最多的国家。宪政改革不成功的严重后果是明显的。
 
  相对而言,以英国为代表的西北欧国家,由于它们的议会活动一直频繁、宪政发展总体顺利,在17世纪后它们不仅没有经历暴力革命,而且它们基于议会制衡君权的制度使其比法国、西班牙更能征税,也更能从资本市场发债融资,国债利率也更低。宪政制度给它们带来了政权稳定和经济繁荣,尤其是给他们带来了工业革命。
 
  1640年时,法国人均税负大约30克银子,英国人均14克。到1789年,法国人均税负75克银子,而英国人均188克。尽管英国人均税负大大高于法国,但法国接下来发生大革命并进入深度动荡,而英国则不仅没有暴力革命,反而开启工业革命和经济繁荣。同时期,中国处于康乾盛世,但由于清朝中国没有推动宪政权力制衡,那时中国的总税收大约5000万两银子,按3亿人口算,人均税负不到0.2两银子,不到5克银子。没有宪政对王权制衡,任何税负都会遭到社会的抵制;相反,只要王权受到制约并且征税合法,税负重也未必导致暴力革命。
 
  那么,从更多经历过宪政发展成功和失败的国家样本看,议会及其所代表的制约君权的宪政架构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否真有积极作用呢?议会成功对城市增长有积极影响吗?Van Zanden教授对欧洲各城邦的规模增长率跟政权持续时间、之前的议会活动指数的关系做大样本量化回归分析,并控制其他内生性变量,发现议会活动指数越高的国家,其城市发展速度、货币汇率稳定性越高,这些国家在18、19世纪的经济增长越高,并也是工业革命的主要倡导者。也就是说,早期宪政发展越成功的国家,其暴力革命的倾向性就越低,城市发展得就越快,政权持续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不是“宪政导致政权崩溃”。

Monday, October 14, 2013

冯克利:脆弱的权威

(来源:经济观察报  ,2013-02-01 )

        过去人们都知道休谟是英国哲学家,但多不知道他还是一位“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家。说不准具体始于何年,至少在一部分知识人中,对百余年来在中国一向风头不减的“启蒙”似乎有所保留了。他们逐渐觉得欧陆的启蒙运动俨然一副代替上帝立法的气派,显得强硬而张扬。与此相比,苏格兰式启蒙则更讲究常识、情感、风俗与演化,俾可充当祛除进步主义焦虑症的镇静剂。这对于很多依然不忍舍弃启蒙,却乐于换一种方式的人来说,亲和力自然更好一些。

  苏格兰式启蒙

  浙江大学出版社近年来推出的“启蒙运动经典译丛”为配合这种世风之变,便将视线移向“苏格兰启蒙运动”。自哈奇逊《论美与德性观念的根源》始,至今已出了十余种。从其中译介过来的哈奇逊、里德和弗格森等人的思想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这些苏格兰作家异欧欧洲大陆的思想,自有其相对独特的发展脉络。苏格兰人地处欧陆文化边陲,相对而言较为平实,甚至有些朴拙,喜欢它的人,估计知识口味也要淡得多。

  不过说到这个运动的要员,最为人熟知的当然还是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只是过去没有为他们贴上“苏格兰”这个地域标签罢了。据说斯密全集也在丛书计划中紧锣密鼓地进行,但至今未见于书肆。让人高兴的是,这套丛书中终于为我们提供一套更完整的《休谟论说文集》(分《论道德与文学》和《论政治与经济》两卷)。

  休谟这一类文字自1741年第一次结集面世后便不断扩充再版,二百多年来各种版本不计其数,甚至译为中文的也已有若干不同选本。但是就我目力所及,以权威的学术版为底本,参酌若干其他版本将其完整译为中文的,以此为仅见。

  虽然号称“学术”版,当年爱丁堡大学大概是不会将其引入讲堂的。盖休谟以文名闻于世,这些文章为他助力极大,但以文体观之,它们并非高头讲章,意不在深化学术,而为滋润风气。整个苏格兰启蒙学派内部不管有何分歧,他们都有一共同的特点,皆认为思辨较之民情多失色,敦化教养要比探求学理更困难。在这一点上休谟也不例外。

  收在《休谟论说文集》中的文章,大抵也是这种文化背景的产物,其中不少佳作皆可充作茶余饭后的谈资,拉拉杂杂,下笔轻盈,时含讥诮,而且涉猎的题目极广泛,举凡戏剧、诡辩、情趣、自杀和文章写法等等,休谟都能说上一套。当然,这也是一个从文字里刨食吃的人必备的手艺。

  权力神话

  不过,笔调虽然同样轻松,文集中也有一些讲政体、民族性、公民自由、国债和人口这类严肃话题的。人们在读它们时常会有一种感觉,把休谟作为“启蒙运动”干将(无论是苏格兰的还是欧洲的)是要有所保留的。审慎警觉的性格,使他也在以怀疑的眼光凝视着启蒙,他在认识论上的怀疑主义便是最著名的一例。这本文集中讨论契约论和权力来源的文章,则可视为反启蒙的另一例。由于其中涉及一些与我们当下政治辩论有关的重要话题,不妨在这里说说与大家分享。

  关于权威的来源,惯常的说法是现代迥异于过去。历史上的威势人物,无论置身于何种民族文化,其权力形态有何差异,都脱不掉一个共性:他们大获成功之后,喜欢被人打扮得神秘而离奇,以与常人世界切割。所以史书中不但有传,还有传奇,甚至两者本就是一回事。最早的史前权力神话气势恢弘,充满了非凡的奇迹,赫希俄德《神谱》中希腊诸神的权争,羿射九日和大禹治水的故事,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传说。后来的帝王故事虽然不再如此恢弘,但离奇程度却不减。这便是马克斯·韦伯所谓“超凡魅力”权力的基本特点,其目的在于向世人证明,权力与某种神圣或神秘的力量有关,以使其不敢为他人工厂所染指。

  作为这种神话的替代,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编织出了另一个最著名的权力假说,它并不神化哪一个人,而是事关整个人类群体。此即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等人提出的“自然状态下订立的契约”。这几位理论家都用权力来自“人民的同意”取代了神意。然而奇怪的是,他们从契约论推衍出的结论却南辕北辙。霍布斯从人人为敌的自然状态中,得出个人必须自愿把自卫的天赋权利让渡给一个至上的主权者,以换取安宁的生活,即我们所谓安定团结的好局面,卢梭以结束自然状态订立的契约标榜公意所体现的人民主权,洛克则用它来证明个人的某些终极权利的不可剥夺。于是便有了君权至上、公意至上和个人权利至上这三种截然不同的现代政治学说。

  更加奇怪的是,这些基于相同前提的理论结论尽管相互矛盾,它们在后来的政治生活中却发挥着无比的威力。在凡人已然代行神意的今天,一讲到权力的正当性,不论为之辩护还是与之对抗的,都喜欢说“人民的同意”。如果追根寻源,大都会找到以上三位理论家那里去。这可以算是启蒙运动留给我们最重要的政治学遗产之一。

  正是这些学说的相互矛盾,也暴露出原始契约只是理论家的想像,并无任何经验基础可言。较之昔日的神话它们变得索然无味,其虚构性却丝毫不逊于前者。休谟作为一个主观主义者,本来很清楚信念在这种事上的作用,可是对于契约论体系,由于他担心其革命性危及秩序,于是要用事实来驳倒观念,专门写下《论原始契约》长文拿它的不是说事。

  还原真相

  休谟说,人类现实的生存条件中并不存在能让“如此优美而富有哲理的体系”栖身的环境,也根本找不到有过这种契约的丝毫遗迹。针对那些崇尚古典民主的共和派,他又告诉他们,即使在有史可鉴的雅典共和国,除去没有公民权的妇女、奴隶和外乡人,真正能够参与统治和制定法律的人也不过十分之一,他们对自己管辖的殖民地更是明目张胆以征服者自居,从不提契约和民主治理这回事。

  如果你再举目四望以后的历史,在契约论风行之前,“无论波斯或中国,法国或西班牙,甚至在荷兰和英国,人皆有服从权力的习惯”,“就像对待重力、阻力或自然界的普遍法则一样”,他们并不把追溯权力来源的正当性看得那么要紧。得到服从的权力,凡有记录可查者,几乎都是由篡夺或征伐而来,继位的统治者更喜欢标榜的也不是当初人民的同意,而是血统纯正或天命所属。其中或有契约关系,但与其说它存在于权力和人民之间,不如说存在于权力的必然与服从的习惯之间。休谟当年无缘看到今日大量灵长类研究的田野报告,不然他也一定会说,何止人类,甚至他们在猿人时代就已经是等级森严的政治动物了。

  其实,凡有些经验主义倾向的头脑,对契约论大多会做出同样反应。我记得梅因爵士在谈到同一个话题时甚至更刻薄,将其称为理论家为规避艰难的历史研究而取巧的做法。他以法学史大家的身份告诉我们,揆诸史料,真实的契约关系有漫长复杂的演化过程,急于建立理论的人无法将其纳入自己的解释,却不甘于放弃建立体系的努力,只好采取偷懒的办法,求助于一种能够搞定一切的假想状态。

  休谟和梅因的这些言论,我们也可列入韦伯所谓的“祛魅过程”。他们的意思是,“契约论”貌似颠覆旧权力观的理性启蒙,可是它罔顾事实,反而更像是一种新的蒙昧主义。韦伯在论述“神授魅力”的权力类型时称为“具有高度个性化的品质”,因此有关论述多围绕人格打转,像契约论这类有关权威正当来源的思想体系并未进入他的视野。但是以原始契约论的高度虚拟性来看,它也大可归为一种新的权力神话,现代权力的正当性便是依此而成立,而休谟诸人对它的质疑,则可视为从另一个角度对抗现代思想的早期战役,只不过,这种破除权威神话的做法不再针对个人,而是针对学说;它打的旗号是今人所熟知的“还原历史真相”。

  休谟还原的历史真相,难免会让怀有美好理念的人扫兴,但他的本意并非要为专制权力辩护,而是他深知人类政治生活中伤心事太多,最容易让人激动,然而事关共同体安危大局,这却是个最不宜放纵思辨的地方。他依然保留着对开明政治的关切,只是为它注入了一些人情世故的因素,从中正可体味到苏格兰式启蒙的特点。

  但是,休谟这种以征诸史实祛魅的方式,并非只对动摇虚假的契约论有效。历史写作也可以携带着道义的力量,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力。在讲究科学理性的时代,“真相”几乎与“真理”成了同义语,而“真理”便意味着分辨“善恶”的准绳。所谓以史为鉴,既可知兴衰,亦可明是非。休谟指出权力来源的事实,是要将契约论还原为无根之谈,而同样的做法,也可以让权力信誉扫地。指出它的本来面目:还原它肮脏的来源,便可使它失去正当的基础。于是重新唤醒我们记忆的努力,就成了一项现实意义重大的政治事业。我们不难看出,在这种努力中,包含着解构和重构现实权力结构的强烈愿望。

  从今天常见的重写晚清史、民国史、抗战史、内战史乃至于整个中国历史的风气,或可体会到它的用意。百多年来的近代历程,不时让人发出满纸荒唐言,一把心酸泪的喟叹。回顾那些来去匆匆的历史过客,其言行多前后矛盾,充满权谋与诡异,是世事多变逼人如此,还是人之无信而使历史变得龌龊?在这种历史编写中,当年高尚的理想主义使今天成了一种背叛的结果,以往的肮脏更可用来证明现在的肮脏。它可以让人痛切地感到,过去为之奋斗的事情与后来的收获之间差距如此之大,历史仿佛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人民的选择”原来不过是一场骗局。

  脆弱的权威

  在这种历史考问之下,服从权威的理由也会变得很脆弱,因为它的正当性根本经不起事实的推敲。韦伯有言,自承有魅力附身的人,假如人们不再相信他,他的权威“转瞬之间就会变得毫无价值”。休谟作为一个主观主义者,同样深明其中道理,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说“人们虽然深受利益的支配,但即便利益本身以及人类的所有事务,都完全受到观念的支配”,所以“国王的权力假如不再得到固有原则和人们信念的支撑,会立刻分崩离析”。这些话透露出的意思是,对权威的服从,只是人的一种脆弱的思维习惯而已。信者发生心理动摇,所信者也会随之消失。在没有任何信念支撑的状况下,即使不接受霍布斯契约论的人,也会采纳他这种学说的前提:为摆脱对无序暴力和死亡的恐惧,人必须将刀剑拱手交给利维坦,只有这种动物性的恐惧感,才是政治秩序终极可靠的来源。

  这意味着无论权力从源头上是否有契约提供的正当性,你只能认可它存在的事实。只要它能为秩序提供一定保障,人们就会习惯于它所带来的种种不便甚至恶行。所以我们看到,甚至连康德这么严谨的人,当年谈到这个问题时也和稀泥说,“最高权威的起源经不起臣服于它的人民的详细审查,臣民不应对其起源过于好奇,服从的正当性由于它而易于引起怀疑。对它过于强词夺理地质疑,将置国家于危险之中。”我怀疑康德一定是在读过休谟(须知,他是精读休谟的人)之后,才没有像挑战怀疑论那样跟休谟过于较真,因为在那篇文章的末尾,休谟意味深长地放出一句拉丁语的狠话:在古人那里 neoterizein, novas res moliri(标新立异就是谋反),。其实人们在很多时候亦确如休谟和康德一样,更多考虑的是眼前生活的权宜,会有意无意地放松对权力是否有正当来源的追究。看重理念的理论家们以为观念上不能两立者,实践中也只能你死我活,他们往往低估了普通人变通的愿望和能力。

  不过话还得说回来。变通的愿望虽然难以泯灭,它却永远驳不倒信念。仍是这位质疑契约论的休谟,他批判这种学说固然是觉得它过于虚张,然而你从他的另一篇文章中可以看到,他本人也并不恪守这种求实的原则。他很清楚只用事实建立不起好的政体,这就像只靠性激素知识培养不出美好的爱情观一样。休谟一旦从正面讨论正当权力如何存在这个问题,他便也像契约论学者一样,得求助于某种虚拟的设想

  在谈到权力授予的前提时,他提出了“要把人人设想为无赖”的著名假说,这句话被后来的无数人视为导向良治的金玉良言,但人们也很容易找出无数反例去证明它的不实,可见其虚构的性质与契约论不相伯仲。两者的共同点是,若要使之作用于政治制度的实践,都需要人们持久的信从,所谓“观念易逝,习惯系之”是也。但它们的政治效用却大不一样:相信契约论的人,会发现它有动员革命的巨大潜力;相信无赖说的人,则会让革命者感到气馁。

  (冯克利  山东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Sunday, October 13, 2013

最後的紅衛兵

作者:金钟 (2013-10-1香港)

        習近平上台是「知青治國」,薄熙來上台就是「紅衛兵治國」。雖然他們屁股上都烙著「毛」字印記,歷史選擇了該扔進垃圾堆的是薄熙來。中國現代化的每一步前進,都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薄熙來案宣判無期徒刑後,大多數人(包括筆者在內)的反應是刑期比原先估計在「二十年之內」重了不少。媒體幾無例外的採用「重判」二字形容這次判決。分析何以重判?仍然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為什麼估計只會判十多年呢?,一般人都想到兩個前例:陳希同、陳良宇也是政治局委員,和薄熙來同一級別,他們的刑期是十六、十八年。尤其香港人習慣「普通法」以案例判案作比較。加以薄熙來是太子黨的大阿哥背景,又有國內外左派毛派的擁戴,當局以安穩為重,判他十五年,不已足夠平衡局勢嗎?十五年後薄已近八十歲,還怕他造反?

        而從庭審狀況來看,薄全盤翻供,固然意外。但案情複雜,抗辯也是正當權利,因此,很多人低估了重判的可能性。倒是大陸法律界看得準,多數被訪律師都認為一定重判,他們指出,薄熙來的翻供,不論如何巧言善辯,在當局眼中,都是一種狡辯、對抗行為,必須加以嚴懲。官媒已經指為「瘋狂」「抵賴」,只是到了宣判之後,才說「依法定罪,重刑不因翻供」。因此,有人解釋,原估判二十年沒錯,加重一級就是「態度不好,抗拒從嚴」。也有人認為,其實,十五、二十到無期,對於薄熙來「都是一回事」,反正上面已經定了,「他這輩子別想翻身」。

        以經濟審判代替政治鬥爭模式

        在眾多的獨立評論中,認定審薄和二陳一樣,都是政治審判,即用經濟犯罪解決政治問題,本質是權力鬥爭。親共的《大公報》社評也認為,薄熙來的經濟控罪「匪夷所思」,是「小兒科」,貪污金額大十倍也不為過。因此,有必要從薄案審判的二十萬字公開記錄中走出來,探討究竟薄熙來的問題何在?這種治國方式隱藏着什麼玄機?
        中共統治六十四年,有「兩個三十年」之說,以區別毛時代和後毛時代。從政治上劃分,八九年應該是一個更重要的分水嶺。六四事件鎮壓學生運動和黨內趙紫陽改革派之後,權力鬥爭就開始一個新的模式,一九九五年的陳希同案、二○○八年的陳良宇案、二○一三年的薄熙來案——一脈相承:用貪腐指控將異己或對手搞下去。為什麼不用政治上的敵我名義呢?一、中共上層經過多次清洗,已沒有政治上的嚴重分歧,甚至還有政治上的一致性,例如在民主、自由、人權這些範疇;二、他們沒有一個真正具有權威的領袖人物,敢於在政治上發動一場鬥爭(各國通行的元首像都不敢掛);三、經濟問題不可逆轉地已壓倒一切並衍生出一系列頭痛的社會困擾。

        但是,這種統治方式已證明有弊無利。既不能殺一儆百,制約貪腐,也無助於權力的提升。請看,陳希同的貪污是外事禮物五十五萬元,陳良宇的受賄是二百三十九萬元,薄熙來的貪賄已是二千五百萬元。越反越貪,成幾何級數增長。情婦二奶也隨之成倍增長,不在話下。江澤民、胡錦濤這兩朝天子,炫耀他們權勢的標杆,是提升了多少個上將,維穩經費增加了多少。陳希同不僅要求平反他「文革後最大的冤案」,更無獨立王國的野心;陳良宇上海政績不俗,瞧不起胡溫一輩是事實,但他認輸,不上訴,配合審判。中共權威,一代不如一代。

        迴避谷開來殺人案的共犯嫌疑

        薄熙來和這兩位相比,已是另一種典型。他在濟南審判中透露了一點權力鬥爭的蛛絲馬跡。他說,他無意於總理,中央已選定李克強同志,他更不是中國的普京。但是他沒有提到周永康,沒有提到進政治局常委。處理王立軍事件的上級「六點指示」,也在微博上被刪掉。這是中共高層操控這場審判的證明。無論周永康是不是「下一個」?紐約時報去年報導在中共常委中胡溫與習李達成共識免除薄職務,唯有周永康反對,是可信的。胡習兩代領導班子對薄熙來的野心懷有高度警惕,我們不知道中紀委掌握的「黑材料」,但從濟南出手的重判,對此可以感覺得到。

        整個薄案,從一年前審谷開來、王立軍,到今天判決薄熙來,其佈局與謀略已有跡可尋。那就是和影響全國的「唱紅打黑」重慶模式相切割,因為重慶模式已有多位中央領導抬轎,深具傳統特色。然後有選擇的集中兵力攻薄的三個案項——康城別墅受賄、五百萬家用和對王立軍叛逃的干係。這所謂受賄、貪污、濫用職權「三宗罪」中,最重要的是利用職權罪,因為涉及全案的兩個焦點:谷開來毒殺英國人海伍德與王立軍「叛逃」美領館。

        八月庭審與超過五萬字的判決書,明顯的迴避了一些重要情節:
        一、在谷開來殺人事件中,薄熙來的共犯嫌疑。審判設定的調查起始時間是二○一二年一月二十九日,王立軍前晚向薄報告谷涉殺人後,薄詢問妻子,谷說是王立軍陷害,一夜功夫就決定和王立軍翻臉,即召來吳文康、郭維國作見證,辱罵王立軍誣陷谷開來,並拳打王立軍、摔茶杯。然後薄施展包庇谷開來的權力操作——但是,須知,谷開來謀殺海伍德是二○一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十五日發現死亡,到上述1.29,已經兩個半月!作為薄家密友的一個英國人,死於非命,這樣嚴重的事件,公安已在偵辦,難道薄完全不知情?王立軍也拖延至此才向薄報告。這兩個半月在薄谷王三角中,有些什麼互動?審判沒有交代,一月二十九日顯然只是一次攤牌。其後的對王撤職,對外發布消息等,已經是次要的「危機處理」程序。法庭有避重就輕之嫌。

        比尼斯房產更大的海外可疑資產

        二、薄熙來解釋王立軍叛逃美領館的「真正原因」,是因為王和其妻的私情,已如膠似漆,感情糾結,不能自拔而逃跑,且有證據。判決書對此不着一字,而採納王立軍安全不保之說。對王立軍進入美領館的定性「叛逃」,在去年九月審判王立軍時,作為涉及國家機密,完全沒有公開。薄熙來的新指控,無異於推翻了官方的叛逃政治定性。這是一個重大的案情動向,法庭不應視若罔聞。

        三、尼斯房產是全案另一個首發焦點。在二十三日的庭審記錄中,薄熙來的辯護律師有一段重要指證,法庭沒有回應:「王立軍的證言給人一種感覺就是開來是因為尼斯房子、尼爾威脅,所以才產生了11.15案件(謀殺尼爾),實際上不是。尼爾發給薄瓜瓜的郵件,他要的是一千四百萬英鎊,是一個項目的中介費,與尼斯的房產無關。」這裡暗示了薄家、谷開來、薄瓜瓜在海外有著巨大利益的商業活動。一個項目的中介費就是一億七千萬港元!難怪不少爆料指薄家的不法財產有數十億美元。眾所周知,審判谷開來單挑殺人案,經濟犯罪竟然一字不提。薄案就這樣一房而起、一房而終。鐵道部長劉志軍案審也有同樣處理,其四十餘套房子,完全沒有入罪。

        紅衛兵歷史的終結

        分析並譴責薄熙來案審判的法治陰暗面,絕不意味著為薄熙來辯護,即使在純權力鬥爭的層面也是一樣。在共產黨的內部鬥爭中,曾經有過極其骯髒和血腥的記錄,如三十年代的「莫斯科大審判」,一九三六到一九三八年三次審判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集團、布哈林右派集團,五十餘名蘇共高幹,被斯大林、莫洛托夫以叛國的罪名殺掉,審判大戲演得十分精彩。中國文革以群眾暴力發動紅衛兵的法西斯方式,鬥倒劉少奇「走資派」,數以百萬計的幹部和平民死於黑牢與野蠻的酷刑,他們連一個虛假的審判形式也不要,毛澤東嗜好的是張獻忠屠蜀式的殺人為樂。薄熙來就成長在這樣的紅衛兵時代,他的十七到二十七歲這段人生至為關鍵的階段,滲透到基因中的暴虐、謊言、血統優越感和對權勢的崇拜,由於當局的保毛策略不僅從未得到清洗,而且得以進入接班人系列,步步高升,成為政壇明星,直到覬覦最高權力。最後,毒素大爆發,墜入法網。

        今天,已經擠進「地球村」的中共,穿起西裝,說英文,飲紅酒,決心摘掉蠻族的帽子,扮演他們曾經發誓要埋葬的資產階級的「遺囑執行人」角色,其情可憫。高層雖然不無「揮淚斬馬謖」之痛,捨車保帥,豈容怠慢。這種潛意識,客觀上卻是符合了歷史的大趨勢。我在中共十八大寫過,習近平上台是「知青治國」,那麼,薄熙來上台就是「紅衛兵治國」。現在正是輪到他們,紅色中國的同齡人笑傲「江胡」的時候。他們屁股上都烙著「毛」字印記,但正如張顯揚的歷史選擇論所示,中國現代化的每一步前進,都要付出沉重的痛苦的代價,歷史選擇了該扔進垃圾堆的是薄熙來。這次庭審所證實的一些細節,都令人聯想到那個「老子英雄兒好漢」的年代
        ——老婆殺了人,他請來市委辦公室主任看他逞兇:對王立軍一記鐵拳,重慶耳鼻喉醫生證實王立軍「有針尖狀鼓膜穿孔」。薄宣布說「我讓你們看看我的態度」,然後拿一茶杯,摔在地上,對王說:「咱們的關係就像這個茶杯一樣到此為止!」他否認和徐明是好朋友時,又足顯權力的傲慢:「他與我沒有什麼共同語言,不在一個層次,我是什麼身份?商務部長,徐明是什麼身份?」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大幕總要垂下來。希望有心的好萊塢導演能夠拍成一部終結紅衛兵時代的大片,而不是渲染枕頭加拳頭的娛樂片。而薄熙來,這位最後的紅衛兵,在未來的秦城歲月了此餘生時,他將如何回顧和他的「共和國」一道走過的六十四年?他能否想到,在為誰付出代價?他應該好好寫一本回憶錄,拿來香港出版。

Tuesday, October 8, 2013

李光耀: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按:此文值得一读,它展示了李光耀的政治哲学。李对新加坡的统治,相对而言,算是比较成功的。但新加坡只是一个弹丸小国,李去世之后,这套政治制度能否持续,还是个未知数。因此,新加坡的治理经验能否推广,是值得怀疑的。李说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基于高尚的目的,这显然是假话,而且与此文开头宣扬的说法相矛盾。既然人性本恶,那么李光耀的人性也必然有恶的一面,他做的每一件事怎么可能都基于高尚的目的?
 
(2013-10-03 原载《瞭望东方》周刊)
人性本恶
我认为:人性本恶,必须加以限制,制止恶的一面。虽然这样说可能令人沮丧,但我仍然这样认为。
我们已经征服了太空,但我们还没有学会如何征服自身的原始本能和情绪,这些本能和情绪对于我们在石器时代的生存是有必要的,但在太空时代却没有必要。
虽然儒家思想认为人性可以改良,但我一向认为人类就像动物一样,我不确定能否改良,但我认为可以进行训练,可以进行管教……你可以让一个习惯使用左手的人用右手写字,但你无法真正地改变其与生俱来的本能。
人们认为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或者说应该是平等的……但这种想法现实吗?如果不现实,那么追求平等就会导致倒退。
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没有任何两个事物是完全平等的,没有同样小的事物,也没有同样大的事物。事物从来都不是平等的。即便对于非常相似的双胞胎而言,出生时也有先后之分,先来者优先于后到者。人类是这样,部落是这样,国家也是如此。
人类不是平等的,他们处于极其激烈的竞争中。苏联已经失败了,因为他们试图把利益均等化,这样一来,没有人会努力工作,但每个人都不想比别人得到的少。
我一开始也认为人是平等的……现在我知道这是最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因为人类已经进化了数百万年,分散到了世界各地,彼此相互隔绝,独立谋求发展,种族、民族、气候、土壤条件都不尽相同……这是我在书本上读到的东西,我自己的观察也印证了这一切。
对任何一个社会而言,在1000 个新生儿中肯定有相当比例的婴儿接近于天才,有相当比例的婴儿是普通人,也有相当比例的婴儿有点儿愚笨……正是那些接近天才的人和在普通水平之上的人最终决定了未来的事情……
我们想要一个公平的社会,我们想给每一个人提供均等的机会,但在我们的思想深处,我们从来不会自欺欺人地认为存在两个在毅力、动力、敬业程度、内在禀赋等方面一模一样的人。
在这个问题上,弗雷德里希· 哈耶克在其著作《致命的自负》中表达的观点非常明确,而且具有权威性,与我长期以来的想法不谋而合,但他的书没有说明一些伟大的知识分子的不明智之处,其中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些伟人往往认为人类大脑可以设计出一种更好的制度,这种制度比“历史演进”或“经济达尔文主义”在过去几个世纪带来的“社会正义”还要多。
任何一个政权、任何一个宗教、任何一种思想都无法征服世界,或者按照自己的设想重塑世界。世界的多样化特征太明显了,不同的种族、文化、宗教、语言及历史要求各国通过不同的道路实现民主和自由市场。在全球化的世界,各个社会因卫星、电视、互联网及便捷的旅行条件相联,因此各个社会就会相互影响。
在某个发展阶段,什么样的社会制度能最好地满足一个民族的需求,是由社会达尔文主义决定的。
我会把自己描述为一个自由主义者
也许按照欧洲的标准,我是一个介于社会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的人。
我会把自己描述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一方面,我倡导机会均等,努力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最好的发展;另一方面,我还有一定的悲悯之心,希望失败的人不会在困境中越陷越深……我想让制度以最高的效率运作,但同时考虑到那些现状不佳的人,因为他们的自然条件没有提供给他们足够多的资源,或者他们本身缺乏努力奋斗的条件……
我是名副其实的自由主义者,因为我不会拘泥于某一种关于治理世界、治理社会的理论。我是务实的,我愿意直面问题,说:好吧,什么才是最佳解决之道?怎样才能为最多的人创造最大的幸福和福利?
我成长于三世同堂的家庭,这就不知不觉地使我推崇儒家思想,这种思想会潜移默化地渗透进你的大脑。儒家思想认为如果人人都争做“君子”,那么社会就能实现良性运转。理想中的君子与绅士有些类似……这意味着不要做邪恶的事,努力做善事,孝顺父母,忠于妻子,好好抚养孩子,善待朋友,这样他就是忠于皇帝的好公民……
儒家内在的哲学观念认为如果想要一个社会实现良性运作,你就必须考虑到大部分人的利益,社会利益必须优先于个人利益。这是与美国文化的主要差别所在,因为美国文化是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
在外出旅行和访问期间,我会注意观察一个社会、一个政府是如何运作的,会思考为什么它们运作得好……人的思想不只来自阅读,你可以从书本中获取,但如果你不把书本知识同自己的情况结合起来,书本知识就无用武之地。我自己经常会把读到的东西同自身情况结合起来……
同博学多才的人展开讨论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点一定不要忽略,我认为这比单纯孜孜不倦地阅读文献强得多。因为通过短暂的交流,你就能萃取对方的知识和对方的思想精华。
新加坡的模式是无法轻易复制的,我认为这是我作出的最大贡献,也是最有价值的事情。
性格、经历和思想
我的思想源自于我的性格……还有我的一些生活经历。当你的整个世界轰然坍塌时,你就会遇到一系列不可预见的、出乎意料的情况。我的人生就是这样。
如果日本军队没有在1942年发动侵略,大英帝国在东南亚的统治或许会再持续1000年,但事实上在1942 年就终结了。我从来没想过日本人会征服新加坡、把英国人赶出去,但他们确实做到了,还用残暴的方式对待我们,包括我本人也遭受过日本人的虐待……
在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之前,我就深刻地知道了什么是权力。日本人表明了这一点,英国人却没有。
当时大英帝国快要走到尽头,在技术、商业和知识领域都占有主导地位,已经没有必要使用残暴的武力了。他们只是在1868 年动用印度的犯人劳工们在山上修建了这座巨大的政府办公楼,以此统治人民……我从英国人那里学到了如何治理国家、如何管理人民,也见识了日本人是如何运用权力的。
日本人对新加坡的侵略给我上了一堂最深刻的政治教育课,因为在长达三年半的时间里,我看到了权力的意义,看到了权力、政治和政府是密切相关的,而且我还明白了在强权政治下陷入困局的人们为了生存会采取哪些应对之策。先是英国人在这里,他们是固有的、完全意义上的主人,而之后日本人来了,我们一直奚落日本人是矮胖、短视和斜眼。
当我和在内阁中担任高级职务的同事们回首早年治理新加坡的忙碌岁月时,我们都意识到充满磨难的学生时代使我们受益良多。我们遇到了街头恶霸,如果我们没有体验过这种磨难,那么我们就会被打倒。如果我们从未感受过忧患,就像一条狗被圈养在篱笆后面的小屋里那样安全无忧,那么当我们身处危险重重的车流中就会被碾压而亡……
我们的孩子没有经历过那种残暴侵略下的艰难岁月,较年轻的一代部长们也没有过这些经历。激烈的斗争造就了老一辈的部长们,我们中间那些身体虚弱、行动缓慢或者容易紧张的人就成为早期的牺牲品。我们这些剩下的人就是在达尔文所谓的自然选择过程中幸存下来的人,我们都有强烈的生存本能。
1973 年以来,我学到了什么呢?我学到了一些关于人类与人类社会的更加基本的、永恒的道理,学到了如何让人类和人类社会实现更好的发展,学到了倒退和崩溃的风险是永远存在的……我意识到了一个文明社会是何等脆弱……我还明白了个人成就的重要意义。
50 多岁、将近60 岁时,我意识到,同知识、道德和精神上的满足相比,尘世的一切荣耀与成功都是转瞬即逝的,一切感官上的愉悦和快乐都是短暂的……我不禁开始怀疑我所拥有的东西中有多少是先天决定的,又有多少是后天培养的。如果我没有经历过艰难抗争的考验,我会与现在的自己有所不同吗?
作出了一个个生死攸关的抉择,经历了一次次重大的危机,我的眼光、雄心和辨别轻重缓急的能力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相信这种变化将对我产生深远的影响。也许所谓的“硬件”(即我的身体、精神和情绪)并没有什么变化,但我的“软件”(也就是我对上帝、荣耀或金钱的看法)已经受到了人生阅历的深刻影响。
换句话说,无论“硬件”(由先天决定)多么好,没有“软件”(靠后天培养),“硬件”也不会有多大的用武之地。
严峻的考验是成绩,而不是承诺
逻辑与推理的真理性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最终检验。
严峻的考验是成绩,而不是承诺。数百万无依无靠的亚洲人不关心也不想知道什么理论,他们只想过好一点儿的日子,他们想要一个更加平等、公正的社会。
如果我们要创造良好的经济条件,就必须找到实际的办法,解决增长与发展问题,而不是寻找这种或那种理论。这也符合理智的要求。
我的人生不是依靠某种哲学或某些理论指导的。我把事情办好,让别人从我的成功之道中总结理论或原则,我不会搞理论。相反,我会问:怎样才能做好这项工作呢?如果我在查看一系列解决方案之后发现某个方案切实可行,那么我就会努力找出这个解决方案背后的原则。
因此,我未接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等人的指导,我只对在现实中行得通的事情感兴趣……如果我面对一个困难、一个重大问题或者一系列相互冲突的事情,而初步解决方案行不通,那么我就会先看看是否存在备选方案。我会选择一个成功概率比较大的方案,但如果它以失败告终,我还有其他方案,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我们不是理论家,不会搞理论崇拜。我们面对的是实实在在的问题,人们要找工作、要挣钱、要买食物、要买衣服、要买房、要抚养孩子……我们可能读到过什么理论,也许半信半疑,但我们要保持现实、务实的头脑,不要被理论束缚和限制住。如果一个方案行得通,我们就实施,这样才有了新加坡今天的经济。
面对一个理论,我们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它可行吗?能给人民带来利益吗?当年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理论之一就是跨国公司压榨廉价劳动力、廉价原材料,会把一个国家压榨干净……我认为,既然廉价劳动力闲置,那么如果跨国公司想利用,为什么不行呢?我们可以从跨国公司那里学习先进经验,没有它们,我们可能永远都学不到这些……发展经济学派认为这是压榨,而我们的经历就有力地反驳了这种观点。我们只是脚踏实地,绝非故意给高深的理论原则挑刺。
我认为,一个理论不会因为听起来悦耳或者看起来符合逻辑就一定具有现实可行性。一个理论最终还是要放到生活中检验,也就是要看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什么,要看能给一个社会中的人民带来什么。
我认为美国的制度不一定是理想的或者适用的。我注意到英国人一直在试图模仿美国人……盲目效仿美国制度的人认为,只要美国官员开始披露秘密,那么这种行为就应该成为一种时尚,这种行为表明你的社会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如果有任何部长或法庭压制真相,你就有义务将其捅给反对派。
这种想法是否合理呢?这还是新事物,还没有得到实践证明。如果你损害了社会基础,就会给下一代或者更下一代人造成不良影响。如果有两种制度摆在你面前,一种是得到实践检验的,另一种是尚未被检验的,而我又是保守派,我肯定会选择前者,至于后者是否可行,为什么不留给其他人、让他们证明呢?
如果一种制度能推动科技事业大繁荣、能给人民带来幸福、能解决社会问题,如果因为害怕引起争议而放弃这种制度,那就是非常愚蠢的行为……最终的证据是它能给社会带来什么。
我崇拜的领导人
戴高乐、邓小平、温斯顿·丘吉尔。
崇拜戴高乐是因为他有巨大的魄力。他的国家被占领了,他是个一星的将军,而且他代表法国……当英国人、美国人收复北非时,他前往阿尔及利亚和阿尔及尔,他在那里看到一位四星的法国将军。于是戴高乐说:“吉罗,你是一位法国将军,为什么还要让外面的美国士兵保护你?”他是一位意志坚强的人,他有勇气、有魄力。
邓小平是一个伟人,他引领贫困的中国发展成今天的模样,成为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指日可待。如果没有邓小平,中国有可能重走苏联的老路。
我崇拜丘吉尔是因为当时换成其他人可能就放弃了,但他说:“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田野里、在街巷里作战,我们永不投降。”在自己的军队吃了败仗的情况下能说出这种绝不向德国人投降的话是需要巨大意志力、勇气和决心的。
如果你问美国人他们崇拜谁,他们会说罗斯福。但罗斯福手中掌握着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工业实力。
不会把自己归入政治家的行列
我不希望以政治家的身份被人铭记。首先,我不会把自己归入政治家的行列。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意志坚定、始终如一、坚持不懈的人,我脚踏实地地做事。我会坚持不懈,直至成功。没有别的了……任何一个认为自己是政治家的人都需要看心理医生。
别人会以什么方式铭记我,我认为我决定不了。生活中,我只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情。我从来不想搞政治。我想做律师,过上好日子,做一个好的顾问,但由于发生了一系列政治震荡,我无奈之下只有搞政治了。所以我肩负着很大的责任,我要负责让国家正常运转……
我能做的只是确保当我离开时,各种制度还是好的、健全的、清廉的、高效的,确保现有的政府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知道搜罗高素质的下届政府人选。
我并不是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但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基于高尚的目的。我必须做一些令人不悦的事情,以及把某些人未经审判就关起来。要盖棺定论,到那时你们再评价我。在闭眼之前,我可能还会做些这样的事情。

王立军遗毒一:合法伤害权和自许警权

  
  文/徐潜川 (原载《财经》杂志)

  如果说,基于省级公安机关负责人的执法权力而产生的“合法伤害权”,还在王立军自由裁量范围内,那么其逾越行政权力而深度介入经济事务,滥用其在一把手机制下的“自许权力”,则突破了权力的基本底线
  改革开放以来,将自己的权力滥用到极致的省级公安机关负责人,名叫王立军。
  任职重庆市公安局局长期间,王立军大举扩张警力,上马多个过亿元的项目,大规模“打黑”,轰轰烈烈,却有失正当;探究其资金来源,既包括财政预算,也包括社会捐赠,乃至区县“上供”,甚至来自“打黑”中截留的财物。
  人、事、财三项,王立军一人之下,大权独揽。他不仅在人事任免上唯我独尊,而且将吸金能力视为其权力来源之一,在经济事务上干涉社会至深,在人身权与财产权上双重施害。如果说,基于省级公安机关负责人的行政权力而产生的“合法伤害权”尚在其自由裁量范围内,那么逾越其行政权力而更深介入社会经济事务的行为,滥用其在一把手机制下的“自许权力”,则是畸形权力结构结出的“恶之果”。
  重庆在薄王当政之时,公安权力锋芒毕露,居间的政法委低调不显。集中于“一把手”的权力由于自上而非自下,且缺少监督制衡,必然唯上迫下脱缰失控,无序扩张并蚕食尽可能多的资源,客观上却绑架政府信用为其背书,践踏法制,呈现浓重的人治色彩。其倾覆的直接肇因,亦不脱此特征。
  审判过后,王立军已囚秦城,然其背影浸染山城。如何直面这一“遗产”,化解王立军及其背后的权力结构痼疾,值得我们长久反思。
  ——编者
  2013年2月3日,重庆北碚区蔡家组团项目。时近春节,项目暂停施工,工人们多已回家,工地冷冷清清。这是《财经》记者两年来第二次来此,如今规划中的几栋大楼已然矗立,将近完工。
  这处占地150亩、总建筑面积6万平米的庞大项目,全称为“重庆市公安局刑事技术中心暨光华医院工程”。这里曾是王立军最为重视的项目,因久建不成而被责为“伊拉克战场上的烂尾楼”。
  如今大厦将成,王立军却身陷囹圄。2012年9月24日,这位重庆市原副市长、公安局原局长因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受贿案四宗罪并罚,获刑15年。
  目前,重庆市公安系统仍在为“去王”而努力。他在公安局门口的题字已被悄悄铲去;曾经遍布重庆市区街头的交巡警平台,许多也已撤去,为流动的交巡警车辆所取代;曾经被交巡警取代的基层派出所,处在恢复之中;在其治下受处分的逾千名民警干部,开始了大规模的“平反”。
  然而,抹去王立军的题字容易,要完全抹去其对重庆警界的改造与流毒,是一个远未完成的任务。
  从2008年6月到2012年2月共计44个月里,王立军大手笔改造了重庆警界的软件和硬件。其中,如同刑事技术中心暨光华医院工程这样的项目将近30个,总投资价值数百亿元。如何在“去王”的同时继承其“遗产”,使之不至于酿成严重问题,仍然是重庆市公安系统乃至市级政府不得不面对和解决的难题。
  治警工程
  王立军在发动交巡警平台改革、校警改革的同时,把触手伸向大量发表网络言论的普通市民,将之投入监狱或者劳教。他以此重塑警民关系,创造了最快的出警速度,但也在创造所谓群众安全指数超过95%的同时,令重庆网民上网时“道路以目”。
  他还改造了警察内部关系:在机构改革中,重庆市公安局所有处室、分局、支队以及派出所从副科到正处级的干部都被“就地免职,重新竞聘上岗”。他将市公安局机构数从30个减为20个,机关人数从6000名压缩到3900名。
  2011年2月,王立军一次性撤并193个派出所,将1000多名民警调至交巡警平台。现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何挺曾估算:一个交巡警平台固定装备花费30多万元,每年运行费用约80万元,重庆有500个平台,仅此一项一年共需花费4亿元。
  通过滥用“专人负责、一插到底”的专案组模式,王立军打破原有的市局-分局-派出所的三级行政隶属模式。据《财经》记者了解,共有超过1万人进入过各种专案组,这一数字将近重庆全部警力的三分之一。
  顺应其时重庆市GDP高速增长的趋势,加之承担的“平安重庆”“打黑除恶”的政治任务,王立军对警局人事、机构和待遇改造堪称“大手笔”:
  首先是人数大幅增加。王立军甫到重庆即宣称,重庆公安占人口比例仅为0.9‰,列全国倒数,要扩大规模。仅仅在2010年,重庆即新增警察10800名。当他离任时,重庆市公安人数超过4万人,将近其赴渝时的2倍。这还不算数量庞大的“合同警察”即协警。
  同时,重庆公安的高级岗位也在增加。在机构改革中,正副厅级巡视员增加8个-10个,正、副处级调研员增加150个,正处级的机构虽然减少了,但副厅级机构增加了4个。
  公安待遇方面有了明显提高。2010年3月,王立军在一次会议上宣布,厅级、处级干部的工资增长幅度达到32%,一线民警工资提高670元。
  对于“从优待警”,他有系列规划。2010年5月4日,他在重庆市警察协会说,要把从优待警做成系列工程,从机构改革到英烈基金是第一期,提升个人人身安全和政治生命,叫“生命工程”;第二期工程是加强后勤保障的福利待遇,体现在市局的豪华食堂、文化沙龙、公安医院(即后来的光华医院);第三期工程主要是启动修建一所32层的培训中心。
  在“从严治警”、“从优待警”的同时,他更重视“科技强警”。为此,他先后主导了金盾二期工程、“平安重庆”信息化工程项目、警务情报信息中心项目、刑事技术中心项目、万州(库区)处突分中心、反恐和武警基地、警方云计算信息安全服务中心等近30个项目(参见表一)。
  这些项目,投资数亿元甚至数百亿元。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工期也在延长,其中多数至今仍未完工。
  钱从何来
  这些巨大的投资来自何处?
  第一来源是财政。2010年7月12日,王立军在内部会议上说:“这两年多财政对公安的投入近200亿元,这还不算区县的配套投资,不算校警30亿元的投资。从去年到今年,公安的经费占了重庆市总体财政的7%,高于任何省市。”2011年9月,他又说,这一比例已经扩大到13%。
  仔细研究重庆市2009年-2012年间的市级财政预算,这四年的公共安全支出(以公安为主,还包括司法、法院等机关)分别为25.3亿元、26.8亿元、32.1亿元和38.9亿元,仅占市级预算的6%左右。不过,从历年重庆市财政预算说明即可见重庆公安系统占据的特殊位置,整个公安系统获得的财政拨款,远超于此。
  比如2009年,重庆财政安排资金53.4亿元维护安全稳定,主要用于增强政法部门处突安保、反恐应急、抢险救援和案件审理能力。
  2010年,重庆市投入30.2亿元,健全人民调解、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体系,支持“打黑除恶”、反恐应急和化解信访突出问题。
  2011年,重庆又安排127亿元保障公共服务管理,其中包括巩固基层政法机关经费保障机制,增强装备及办案能力;支持新建200个交巡警平台和高层建筑消防设施建设;保障反恐和应急救援装备投入等。
  2012年,重庆安排142亿元加强社会服务管理,包括支持政法机关装备、信息化建设,增强社会应急管理能力,此外还包括加大刑事案件侦破和反恐、维稳、处突等经费投入。
  2012年的预算还专门筹集7.9亿元,拓展交巡警平台,完善校园安保长效机制,加快阳光政法系统和应急联动防控体系数字化工程建设。这几项,分别对应王立军主导的交巡警改革、校警改革、阳光警务系统和平安重庆数字化工程。
  不仅如此,财政之外,重庆市公安局还有从区县要来的资金和“免费午餐”。
  比如,2010年7月16日,王立军在第一次行政办公警示会上说,“好多事我们不花钱,还是从各个区要来的钱。”这些要来的钱,主要用于食堂、英烈基金和“打黑”所需资金。2010年7月20日,他又说,“我们新启用印刷厂那块地盖培训中心,这个地和房都是‘零投入’拿到的。”
  社会捐赠也是其资金来源的一部分。例如,警察英烈基金成立不久,就收到“捐赠”1亿多元,主要来自企业界。除了重庆本土企业,还有外地机构和企业,如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联合北京天地阳光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向重庆市公安局捐献警用设备物资,包括警车、信息设备等。
  其中还有“半胁迫式”的募捐。2009年3月18日,在重庆市警察协会特邀研究员联络员会议上的即席讲话中,王立军说:“前两天,银行行长、移动公司老总、保险公司老总来警局,我说不要总拿公安机关当雷锋,都必须为警察英烈基金作出一点贡献。”他原计划买警用直升机,但转念一想,“今后谁要建设航空旅游基地,我们就借他的飞机,就可以省钱。”
  除此之外,王立军还设想使用上市作为融资手段。据《南都周刊》报道,2011年9月,王立军在会见《求是》杂志编委时提及,等到保安公司上市后,要拿出15亿元成立“警察人民公社”。
  “自许权力”
  公安局长这一行政职务的权力,被王立军发挥到极致。他不仅在人事任免上唯我独尊,而且将吸金能力视为其权力来源之一,在社会经济事务上也干涉至深。
  2010年,重庆最大的信息技术企业中的两家——重庆易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重庆南华中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企业负责人,均因涉嫌串通招投标等罪名被捕。这两家企业都参与了重庆市公安局的金盾工程等项目。
  王立军在一次会议上透露易联一案起因时说:“这次易联公司的塌方式犯罪,我早有预见。他们的通讯器材、设备维护、招标投标、员工都有问题。一年时间过去了,他们还这么做,那就对不起,从负责人到会计到相关工作人员,都采取措施。”
  如果说,基于省级公安机关负责人的执法权力而产生的“合法伤害权”,还在其自由裁量范围内,那么其逾越行政权力而深度介入经济事务,则突破了权力的基本底线。
  当他以重庆市公安局作为股东组建重庆市保安集团,并以后者为主要平台来整编全市保安力量时,王立军既违反了1998年中共中央关于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决定,也违反了2009年的《保安服务管理条例》。面对质疑时,他的回答是“当权不让”,对不配合的要“立即处理”。
  这种“当权不让”,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一介公安局长的法定权力范畴,而是在“一把手”机制下的“自许权力”。不唯如此,这一“自许权力”和“法定权力”联手,使其在经济事务上为所欲为,从而摧毁了市场对权力边界的原有期许:凯撒的归凯撒,市场的归市场。
  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轰轰烈烈的“打黑”运动中,公安局和专案组不仅从中渔利,还主导了涉案企业的资产和命运。在王氏“打黑”和强势国资的双重挟制下,过去五年,作为市场基石的重庆本地民营企业可谓经历了“冰河时期”。如今薄王已去,拨乱反正,尽管重庆一再强调对民营企业的重视,但对于当地民营企业来说,重建信心之路,仍需时日。
 
  王立军遗毒二:百亿大情报系统
文/徐潜川
  50万个摄像头,77亿元超级大单,总计超过200亿元的投资,“9·11”事件后全球最大单一安防项目现身重庆,如今正在大幅缩减自己的规模。
  2013年1月23日,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002415.SZ,下称海康威视)发布公告称,决定对原“重庆市社会公共视频信息管理系统建设项目”的有关建设规划进行调整。
  这份一年多前海康威视获得的总额77亿元的大单,在拖延一年多未能真正实施后,又因重庆政坛变局而中断至今。上述公告意味着这一项目将在精简后启动。
  对于重庆来说,77亿元远非这项名为“平安重庆·应急联动防控体系数字化建设工程”(下称平安重庆工程)设想的整体投资。2011年3月,重庆市公安局宣布这项工程总投资170亿元;五个月后,重庆市政法委负责人对外称,重庆共投入近200亿元。这一数字随后进一步扩大。当地政府的宣传资料称,政府投入建设资金为51.5亿元,并可带动社会投资170多亿元。这样,总投资将超过220亿元。
  原定于2012年底验收的项目,至今远未完成。到王立军去职之前,这一项目从单纯的视频监控系统,扩大为覆盖煤水电气油、道路交通、消防安全、治安防控、反恐等各个领域的巨无霸工程。
  “做这么大是王立军自己的想法,市政府并没有同意。王立军事件后,我们对这一项目进行了调整,将建设范围控制在主城区,并且投资规模恢复到最开始规划的50亿元。”2013年3月6日,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
  据了解,原总承包框架下共有42个合同,包括主城区和所有区县。随着薄王事发,2012年5月后,双方在重庆南山召开会议,该项目调整为只留下主城区和市级共11个合同,总价款34.5亿元。
  这一由重庆市原市委书记薄熙来批示要建成“世界最先进工程”的项目,开场精彩,横空出世,但过程对各方来说,都颇为苦涩。其结局,仍待观望。
  超级大单
  2010年上市的海康威视是中国最大的视频监控设备生产商,主要从事安防视频监控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随着国内维稳需要,这家公司上市以来成长迅速,年增速40%。其大股东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下称中电科集团)是中央直管的十大军工集团之一。
  2011年11月22日,中电科集团与重庆市政府签署《关于重庆市社会公共视频信息管理系统建设总承包框架协议》。根据协议,重庆市将通过新建、扩建视频监控点,升级监控系统,系统整合接入能力不低于50万个视频监控点。
  这一“超级大单”史无前例。此前海康威视做过的最大工程,是上海浦东2010年世博会安保项目——投资10亿元,共1万多个新建监控点,即号称当时国内最大的单一视频监控项目。而重庆这一项目中,仅新建镜头就超过8万个。
  项目建设原则上采取BT模式,初步测算投资总额约为50亿元。根据重庆市关于BT项目建设的规定,自有资金不低于项目总价的35%。为此杭州海康威视使用了17.5亿元超募资金,其中2亿元用于设立项目公司——重庆海康威视系统技术有限公司(下称重庆海康威视),其余15.5亿元补充项目建设资金。
  2010年12月,重庆海康威视成立。按照规划,项目实施团队400人的招聘计划,最后实招300多人。项目若顺利完成,利润丰厚,但过程并非如此。
  其实,这项工程在上述协议签订一年前即已启动,当时重庆计划自己做。2009年11月,重庆市政府下发107号文件,要通过新建、扩建视频镜头,升级改造现有视频镜头系统,使全市视频镜头总量达到49.7万个(不含涉密镜头)。建设则依据“谁所有,谁维护”的原则,由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和社会单位各自负责,各自筹资。
  这一项目由公安机关牵头,建设三级视频管理系统和视频传输专网。王立军视此项目为“大情报”系统建设的一个重要支撑,多次亲自主持会议督促进度。
  项目计划的投资来源有两个:一是政府和政府部门投资;二是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投资。按照规定,全市所有的宾馆、旅馆、商场、广场、网吧、娱乐场所等负责建设改造自身视频管理系统,通过专线、公共网络等方式接入视频传输专网。后者也就是所谓社会投资部分,带有强制性,这部分被认为将“带动”170亿元。2009年11月7日,王立军在项目推进的会议上说,公交车和轻轨必须有监控镜头,否则“靠边”(即停运)。
  但由于这项建设的技术含量过大,以至于项目进度缓慢,被王立军批评白白浪费了半年时间。由此,中电科集团进入重庆方面的视野。2010年12月31日,和中电科集团签订合同次日,重庆市政府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晚上社会公共安全视频信息管理系统建设的通知》。
  相比107号文件,上述新通知的变化包括:工程除更名外,不再限于视频系统,而是融治安防控和应急联动于一体,覆盖煤水电气油、道路交通、消防安全、治安防控、反恐等各个领域;在组织资源上,要求建立市和区县两级应急联动中心,作为市、区县政府应急指挥中心的组成部分;该项目纳入平安重庆建设考核,实行一票否决。
  按协议,这一BT项目建设期为2年-3年,项目建设完成后业主两年左右时间内完成回购。也就是说,先由海康威视垫资建设,后由重庆市政府回购。
  根据海康威视2011年10月发布的公告,全部42个建设合同总价为77.03亿元,其中按照进度付款的建设合同为8项,涉及金额为16.61亿元;BT投资建设合同为34项,涉及合同金额为60.42亿元。
  情报中心
  在王立军眼中,这一项目是其念兹在兹的“大情报”系统的重要支柱。所谓大情报系统,即全国公安系统近年来推行的三项重点工作之一的“信息化工程”,主要目标是整合全社会公共资源并在警方内部构建平台,为警方所用。
  这一系统的由来,是1998年启动的金盾工程。金盾工程的目标,在于建立全国公安快速查询综合信息系统(CCIC)和城市公安综合信息系统。CCIC主要包括:在逃人员信息系统,失踪及不明身份人员(尸体)信息系统,通缉通报信息系统,被盗抢、丢失机动车(船)信息系统等。后来,金盾工程的目标扩大为社会所有公共信息,包括社保、交通、通信、户籍等所有社会公共信息。
  重庆的金盾工程一期总投资2亿多元,并未能使王立军满意。2009年11月,在参加公安部信息化工程培训会后,他回到重庆,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批评负责此事的市局科技通信处拖了后腿,使得重庆在全国排名垫底。
  在他看来,信息化的主要标志,一个是大情报系统平台,另外一个就是视频系统建设。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批示,要求市委办公厅牵头研究整合利用社会信息资源的有关事宜,以加快此事进度。重庆市公安局投资2.7亿元在39天内建成了“警务情报信息中心”,被上级部门称为“重庆速度”。因此,重庆市金盾工程二期获得了中央财政2亿元左右的拨款。
  此后,王立军不停地推进大情报系统的建设,并将之与视频监控系统建设联系起来,以后者为支撑,要求全市所有部门,都将部门管理信息接入设在重庆市公安局的公共信息中心。
  在多次会议上,王立军反复描述大情报系统的具体用途:系统建成后,能够在12分钟内将全国13亿人查一遍,在4分钟内将全国在逃人员查一遍,在3分半钟内将全国驾驶员全部查一遍;这个建立在所有主干警种之上的平台,将人口、监听、外事信息融入,还包括消费、低保、房产、财产信息,只要是国家公民和落地人员,其一切信息在这里都是透明的、立体的;此外,该系统接口和公安部情报信息系统接在一起。公安部对七类重点人员进行分类搜索不超过2分钟,把所有信息碰撞一遍不会超过40秒,甚至可以对所谓重点人口GPS定位。
  2010年5月14日,王立军对当地人大称,当年春节前五天,4000多名有劣迹的人员进入重庆,其中2000名准备在重庆作案,但这些人在6小时内被大情报系统锁定,3400多人被警方点对点见面警告,被迫在48小时内离开了重庆。
  同月,主管此事的重庆市公安局时任副局长唐建华对外介绍,重庆已建成国内最大警务情报中心,并成为全国首批12个与国家公安部平台对接的平台之一,大情报系统整合的各种信息则达到12.8亿余条。2012年8月,唐建华因涉嫌受贿被捕,他任内分管市局后勤和众多项目,并曾在“重庆打黑”中立下一等功。
  苦涩进程
  除了海康威视,还有众多国内外大型企业涉足重庆这一项目,包括思科、SAP、IBM、惠普、微软等。此外,以中国工程院院士为首的多位专家成立项目评审组,对项目方案进行了审核。
  王立军案发后,这一项目裹足不前。海康威视的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6月底,该项目已投入2.13亿元。2012年5月后,海康与重庆市政府初步达成新的协议:将合同从原来的42个调整为11个,只包括主城区,总价款从77亿元减少为34.5亿元。随后,重庆海康裁员三成。
  2012年7月在南山召开会议后,海康公司与重庆市社会安全事件应急联动指挥系统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下称平联办)多次闭门开会,梳理了共13大类188小项问题,但双方迟迟未能就这些问题达成一致。
  接近杭州海康威视的人士透露,其不满与项目有关的问题迟迟未取得进展。比如,重庆方面要求增加三个新的建设,包括应急资源与整合共享平台、350m通讯系统、培训演练中心。在海康威视看来,这会导致工程概算严重超标,因此一直抵制。
  此外,问题还包括海康威视前期投入数亿元,但平联办的资金迟迟未能落实,导致以民工为主的外场施勘劳务分包单位无法收款。“更重要的是,平联办总是以行政命令替代项目管理,更改项目名称与范围也不与海康协商,而是直接给区县下函。”接近海康威视的人士称,双方最后达成的共识是尽快落实费用、减少干预并尽快完工。
  这也得到重庆市政府的证实,“虽然项目经过这么多调整,但原定的50亿元范围内的投资还是要继续的。”
  1月23日,海康威视的公告语带谨慎:“重庆项目牵涉区县数量多,建设规模大,项目前期梳理清算以及项目调整商务合同补充协议谈判涉及事项繁杂。整个谈判过程复杂且周期较长,还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一个月前的2012年12月27日,原主管此项目的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唐昌勤被免去副局长职务,改任市局巡视员,该项目由另一名副局长接管。
  对于海康威视来说,这一历时两年、多次变更名称和内容的项目,已经变得比预期昂贵得多。
 
王立军遗毒三:保安集团上市梦  
  /徐潜川
  重庆保安集团上市寄托了王立军的十数亿元融资计划,但改制从一开始就与国务院《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管办分离的原则相悖
  上市的计划暂停了。130日,重庆市保安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保安集团)董事长高正超在电话中对《财经》记者说,但上市的想法并没有放弃。
  2011715日,由重庆市公安局出资成立的重庆保安集团挂牌,上市工作纳入计划。该集团还试图引进新加坡保险机构,成立国内第一家中外合资的保安服务公司。但其将上市材料提交证监会后,因争议太大被搁置。
  重庆保安集团上市,是王立军重庆警局改革规划的重要一步。这来自两个层面:一是在治安管理层面,庞大的保安队伍被王视为警力的补充。集团成立后,经王立军批示,计划在五年内从4万人扩张到12万人。
  第二层面则是经济上的。在王立军看来,保安公司的经营利润由同级党委分配,那么由重庆市公安局出资成立的保安集团,亦由他主导的市局党委决定利润分配,成为公安局的钱袋子。据《南都周刊》报道,20119月,王立军在会见《求是》杂志编委时提及,等到保安公司上市后,要拿出15亿元成立警察人民公社
  基于此,重庆的保安业改制从一开始,就与国务院2009年《保安服务管理条例》(下称《条例》)管办分离的原则相悖。按王立军的设想,不仅各级公安局出资设立保安公司,还将在全市强推统一管理、统一派遣,其实质是重庆保安集团垄断当地保安服务市场。
  因此,其上市未果在情理之内、法理之中。接近保安集团的人士透露,为符合《条例》的规定,公司股东将调整为重庆市国资委,并在暂停社会保安收编工作的同时,加快拓展了驾校、标牌生产等业务。
  改革基调
  重庆市保安业改制原本是全国格局下保安业市场化改革的一部分。这场改革启动于2004年,为应对WTO开放承诺,时任公安部高层相继批示要把保安工作作为一个大事业来抓,全面推进保安服务的市场化进程要以革命性手段推动保安服务业的跨越式发展
  此后,重庆各区纷纷注册成立保安服务公司。比如,经重庆市公安局批准,20084月,重庆市江津区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成立。同年5月,市公安局巴南区分局出资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重庆市巴南区保安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20081029日,刚到重庆四个多月的王立军,在重庆安保行业和协勤队伍清理整顿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讲话,奠定了重庆版本保安业改革的基调。
  在王立军看来,保安是警力的补充:保安协勤是重要的防控地带,是公安机关将管理融入社会的第一阵地、第一要害部门,代替了社会面上85%的要害部门保卫任务。因此,他强调对保安行业的管理要当权不让保安协勤队伍是公安机关组成的一部分,这是公安机关的权力,不是哪个集团哪个企业随便搞队伍帮派,这是决不允许的,是无政府状态的表现。保安不配合警方工作的要立即处理,并追究领导责任。
  在这种将保安视为一个重要行政力量的想法下,他提出,政工部门要下管两级:一级是市局保安总公司,二级是区县的保安公司,或者游离于区县之外的,但有条件成立保安公司的各大型企业社会团体。两级班子由政工、基建、审计、治安等部门考核。而经营过程中的利润,由同级党委班子分配。
  20099月,国务院通过的《条例》推行市场化的改革路线,要求管办分离:保安公司与公安机关彻底脱钩,符合条件者都可申请办理;公安机关不得自行开办保安公司,而要负起监管职责。20102月,公安部颁行《公安机关实施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办法》,要求各地公安机关按照《条例》规定改革。
  但是,管办分离、将保安行业让渡给民企,违背了王立军的初衷。以打造保安集团为核心,王立军推行了一套与国务院和公安部背道而驰的政策。
  违规的保安集团
  保安集团是对重庆市公安局原有安保企业的整合,主要资产来自三家企业:重庆市保安服务公司、金盾护运中心和重庆市捷强保安服务公司(下称捷强公司)。其中前两者属市公安局直属企业,后者则由重庆市公安局轨道交通分局批准,由三名自然人筹资组建。
  保安集团最后选择的壳公司是捷强公司。它成立于2006年,初始注册资本只有5万元,后来几经变更为100万元,三位股东王光灿、谭罗华和宋文军分别出资42万元、16万元和42万元。这是一家典型的挂靠性质的民营企业,初始业务范围主要来自重庆市公安局轨道交通分局。捷强这样的企业,是民间筹资,局里给予扶助和业务。表面看是民营企业,其实是属于局里面的。一位曾在轨道交通分局任职的人士表示。捷强公司办公地点即由该局下属的轨道交通总公司无偿提供。
  20092月,在重庆市公安局安排下,三名股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按出资额原价将股权转让给市局。由于注册资本远远未及上市公司的门槛3000万元,2011728日,重庆市公安局作出股东决议称,增资5000万元,资产来自市局,其中车辆被评估为3500万元。
  实际上,根据验资报告,这5000万元来自重庆市保安服务公司(后更名为重庆市忠信保安服务公司)和金盾护运中心(后更名为重庆市宏盾押运有限公司)。两者分别划拨现金700万元和800万元,而价值3500万的576辆车均属于后者。两家公司也顺势并入保安集团,成为其全资子公司。
  与此同时并入的还有重庆市守神安全技术防范有限公司,经营安防工程技术和提供联网报警服务。
  201157日,重庆市公安局党委签发《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任职的通知》,其中董事长高正超曾任重庆市消防总队副总队长,为副师级军官、大校军衔;钟少勇为总经理,曾任武警重庆总队参谋长。
  通知还任命了一批兼职不兼薪的高管:重庆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李兵、政治部人事处副处长孙明、纪委审计室主任孙世昌、法制办政委陈灿宇、机关党委副书记李宗生、警令部指挥中心副主任何政和警务保障部副主任邓鹏等都在保安集团兼任高管。
  这与国务院《条例》直接冲突。《条例》第四十条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设立保安服务公司,不得参与或者变相参与保安服务公司的经营活动。2000年出台的《公安部关于保安服务公司规范管理的若干规定》,也明确公安机关的现职领导干部不得在保安服务公司兼职。但在王立军看来,公安机关在组织上对保安队伍要落实行政法人或警务聘用法人制度。他认为,由警察担任法人代表的方式,是国家规定的。
  上市与扩张
  2009打黑启动以后,重庆市民营保安业受到冲击,政府所属的保安公司则趁机扩张。至保安集团成立时,重庆多数区县仅有一家保安公司,亦即当地公安分局所属保安公司。
  为了满足上市条件,在重庆市公安局的支持下,保安集团在整合各区分局原有保安公司的基础上,进一步收编社会保安。保安集团还获得多块土地,为其获得道路交通设施业务打下基础。
  所谓社会保安,《条例》表述为自行招聘的保安,亦即未经过保安公司,企事业单位自行招聘的保安人员。按照《条例》,除娱乐场所外,符合条件的企业事业单位都可以自行招聘安保人员。
  但重庆所谓整顿社会保安,实质性取消了各单位自行招聘安保人员的可能性。2011年,重庆市公安局警令部先后发布《关于社会保安整顿整合工作方案的紧急通知》(渝公警令〔2011815号)等文件,要求在2011930日之前完成统一招录、统一培训、统一派驻、统一管理,即要求对所有社会单位自行招录的保安员在完成其资格考试后纳入保安公司统一管理,录入保安监管信息系统。
  四个统一是重庆自行发明的做法。根据《条例》,包括自行招聘在内的保安员须经公安机关考试并获得保安证,而培训单位既可以是保安服务公司,也可以是依法登记的机构。重庆将考试资格和培训资格统一授予各区保安公司,从而将这一规则改为:要获得保安证,需要获得考试资格,而这需经各区保安公司培训,获得培训的前提则是接受其管理。
  通过四个统一,重庆方面将黑保安的概念从未获得保安证变为未经各区保安公司招录。这一做法遭到各个自行招聘保安单位的强烈抵制,尤其是物业公司、物流企业、商场和校园。重庆市公安局应对的做法则是不断加强检查和处罚。如2011926日,重庆江津区几江派出所宣布,在101日以后,将对辖区内所有单位进行拉网式检查,对仍然自行招用无保安证的黑保安、单位保安不纳入保安公司统一管理的,将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在王立军案发后,这一强制做法已经停滞。接近保安集团的人士透露,目前针对社会保安的整顿工作已经终止。同时,上市的计划亦已暂停。
  不过,保安集团规划中的生意,远不止保安业务本身。保安集团获得了数块土地:一块土地位于茶园新区,用作保安集团的总部;另外一块土地则位于九龙坡区,占地300亩,用于建设驾校。
  保安集团的驾校会有考试场所,以后重庆的驾校生意都要给它不可。重庆一位民营驾校董事长忧心忡忡。
  除驾校外,保安集团还购买了生产车牌的设备和厂房,并在和市局运作,希望拿到车牌的订单。重庆市公安局是车牌的唯一买主。这严重威胁到现有供应商——重庆市景通实业总公司(下称景通实业)。
  景通公司前身是重庆市交通管理劳动服务公司,是一家由重庆市公安局交警总队开办的集体所有制企业,2004年改制为民营企业。该公司目前的两块主要业务——生产车牌和驾校,都遭遇保安集团的正面竞争。20117月,景通公司董事长因涉嫌串投标被重庆警方逮捕,随后获刑一年。期间,保安集团曾派人到景通公司询问收购情况未果。
  上述民营驾校董事长感慨,保安集团介入后,光土地一项,他们就难于与之竞争。
 
  王立军遗毒四:徐明、雷政富和光华基金会
文/徐潜川、谭翊飞
  对掌管重庆市公安局的王立军来说,源自财政的资金远远不够,还需要来自社会的资金为其所用,服务于其目的。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方式,就是基金会
  “这1000万元早已被公安局批到基金会里去了,那个条款没有用的。”2013年3月1日,重庆非公经济促进会会长黄伟告诉《财经》记者。
  三年半前的2009年8月,该促进会向王立军捐款1000万元。根据王立军的批示,重庆市警察协会运作的“金色盾牌·重庆人民警察英烈救助基金”(下称英烈基金)接受了这笔捐助。黄伟始终对外宣称捐赠时还有个条款:这1000万元“不是捐给重庆市公安局的,而是跟着王立军走。我们信任的是王立军本人”。
  成立于1998年的促进会,自我介绍为“全市唯一一家能在第一时间将民营企业的呼声放到重庆四大班子主要领导案头的法人社团组织”。
  不仅仅英烈基金,在王立军一手运作下,重庆警方还成立了重庆警察人才公派出国留学专项基金(下称出国基金),接受来自企业界的大笔捐助。
  更有甚者,在王立军的运作下,原应为公益机构的基金会成为了资金的过路渠道。由大连实德集团董事长徐明担任副理事长的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下称光华基金会),即在名义上投资了重庆市公安局刑事技术中心和公安医院项目,但该项目的资金则与光华基金会无关,而来自大连实德集团。
  自设基金
  2009年3月18日,王立军再次来到重庆市警察协会。与2008年6月第一次拜访警察协会的老干部们时不同,此时重庆市公安局长、党委书记一肩挑的王立军踌躇满志,将其策划英烈基金和建设公安医院的想法和盘托出。
  王立军说:“有了英烈基金,我们不必靠别人怜悯过日子。有人在岗位上牺牲了,不构成英模,不构成烈士,基础抚恤金70万元。如果再有什么荣誉称号,就往上追加,到最后怎么也不会低于110万元。如果构成烈士的话,基本达到270万元没问题。”
  当年9月28日,在英烈基金成立大会上,这一补偿标准定为:在岗位上英年早逝的,可获得70万元到110万元补偿;牺牲后,一旦获得省部级荣誉称号的,可获得170万元;获得烈士称号的,可获249万元。
  这一标准确为全国最高。可供对比的例子是,早在2003年,公安部成立中国公安民警英烈基金会,对于烈士家属的抚恤金仅为2万元。
  如此高的标准,谁来付费?王立军认为,企业界会为治安付费。王立军在警察协会说,“前两天,银行行长、移动公司老总、保险公司老总来警局,我说我可以见,但不能握完手就走。公安在为你们服务,我们交通管理不好,保险让你们赔得荡然无存,家庭产品被盗,社会治安不好,将会给你们带来巨大的损失。不要总拿公安机关当雷锋,都必须为警察英烈基金作出一点贡献。”
  警察也得掏钱。按王立军的想法:“在职的正副厅级干部每个要交2000元-3000元,普通民警最低50元,今后从每月工资中再拿出2元-3元。”
  在他的计划中,英烈基金首期募资6000万元,以后每年政府拨款200万-300万元,公安局每年出600万元,加上每年1100万元的收入,四年以后英烈基金达到1亿元。
  没想到,2009年9月英烈基金成立之时,认捐金额即超过1亿元。其中,市级部门如期拨款600万元;在王立军的要求下,公安、武警合计捐赠1410万元,英烈家属捐赠60万元,社会群众1600多人捐赠360万元;其他捐赠190万元;大头则来自企业界,共7450万元,其中不乏如重庆隆鑫集团这样一次性捐赠1000万元的企业。
  基金理事会是由重庆市警察协会而非市公安局出面组建。王立军意识到,“公安局再大也不能成立基金会,1分钱放在局里的账户都是违法的,只能靠警察协会。别说6000万元,6个亿对于协会来说也无所谓。”
  英烈基金最终由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下称渝国信)发起,以信托计划的形式成立。渝国信原为一家国资背景的信托公司,后几经改制,由民营资本控股。其公告信息显示,截至2012年9月27日,该信托资金实际到账金额为1.88亿元。
  不过,由于英烈基金并不公布具体救助名单,尚无法确知其资金流向。
  不到两年后,2011年6月,王立军又启动出国基金。该基金亦由警察协会出面,合作对象则变为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以“中西部警务人才公派留学计划”名义启动。
  在计划启动仪式上王立军透露,警务人才公派留学目的在于“参与国际警务循环”。未来五年,重庆警局将每年选拔近百名公安民警、警务文员等,公派前往欧美发达国家留学深造。据介绍,首批英语培训人员涵盖该市各区县公安机关和重庆市公安局各警种,从众多公派留学备选人员中挑选而出。备选者将参加为期三个月的英语强化培训,经考核遴选后,于2012年初赴美国、新加坡等国留学深造。
  出国基金并未公布捐赠名单。据《财经》记者了解,王立军于2010年8月“海选”出的150名特邀警风督查员踊跃捐款。其中,重庆海宇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徐泓、重庆春风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赖国强分别捐赠200万元,重庆华宇物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蒋业华、重庆中瀚集团董事长季钲瀚共捐赠200万元。
  借道光华
  王立军和光华基金会结缘早在2006年。当年9月17日,一场颁奖礼在北京举行。光华基金会秘书长任晋阳向时任锦州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颁发了“光华创新特别贡献奖”,以奖励其在“车辆爆炸现场重建研究”和“药物注射后器官受体移植研究”两项课题的研究成果,资助科研经费200万元。
  出席这场颁奖礼的,还有基金会新晋副理事长、大连实德集团董事长徐明。从2005年开始,徐明就多次向光华基金会捐赠财物。
  该基金会成立于1993年,2004年从民政部调整为团中央主管,其宗旨是奖励和资助科技人员和科技领域的青少年。经徐明搭桥,基金会与王立军结缘。王立军调往重庆后,经营网络视频设备的天地阳光通信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经基金会撮合,与重庆市公安局做上了生意,并向后者捐赠了警用监控设备。
  光华基金会和王立军最重要的合作,则是重庆市公安局刑事技术中心和光华医院项目。
  出于对刑事技术研究的痴迷,刑事技术中心工程是王立军早期最为重视的项目。2009年5月13日,他对刑警总队称,任职重庆不到一年,他已为刑事技术中心建设的问题召开超过十次的会议。
  由于建设推进缓慢,王立军认为刑警总队“花好几千万建了个烂尾楼”,要为此负责任。如果再不推进,就坚决调整刑警总队班子。半年后,其亲信、来自大连海事学院的李阳调任刑警总队政委。
  王立军最后决定,将这个地块的实际数量、价值算出来进行置换。不过直到2010年3月,置换工作仍未完成。他批评说,刑事技术中心的建设,“和伊拉克战场上的烂尾楼差不多,整个损失已经高达两个亿”。
  两个月后,王立军对外称已经争取到9亿元投资。他设想中的这一技术中心规模巨大:占地150亩,总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有七个分中心,包括法医鉴定中心、DNA中心、理化检验中心、犯罪现场心理研究中心、现场勘验中心、颅面鉴定中心、视频侦查与人体形态学研究中心。
  另外,他还将之与公安医院项目绑定在一起,列为重庆市公益工程。
  关于公安医院,早在2009年3月王立军就对外表达过想法:这将是公安局自己的医院,在国家医药改革的基础上,加上财政补助,使公安干警的医药费用降到原来的15%。在给民警提供医疗帮助的同时,还要将公安“被社会拿走的资源”拿回来。王立军说,驾驶员体检、法医鉴定、交通肇事、戒赌所涉及的医疗费用,还有已决犯人、未决嫌疑犯的医院投送,每年起码几千万元。“试想一下,这几千万元拿回来,投入到公安医院,反哺给全市几万警察,是一个什么概念?”
  王立军将两个项目捆绑在一起上报、立项以争取投资,不过在政府那儿遇冷。“公安医院只有王立军自己热心,其他人不怎么有兴趣,后来就搁置了。”3月6日,重庆市政府一位高层人士告诉《财经》记者。
  上文所述的9亿元项目投资,对外公开的名义来源是光华基金会,但实际上来自徐明。
  公开信息显示,刑事技术中心和公安医院建设的用地是在重庆市北碚区蔡家组团D分区相邻的两个地块D18-5号和D19-2号。这两块土地的拿地人分别为重庆和生裕房地产开发公司(下称重庆和生裕)和光华辉煌(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光华资产公司),两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都是大连实德集团董事长徐明(参见《财经》2012年第11期“实德系断流”)。
  其中,光华资产公司成立于2009年8月,一个月后即将股权转让给光华基金会,随后几度更名,如今名为辉煌同达(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光华基金会副秘书长梁范栋。梁兼任基金会办公室主任,负责投资事宜。2011年12月,中国证监会发布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利用内幕信息买卖领先科技(000669.SZ),处以5万元罚款;任晋阳和梁范栋则被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3万元罚款。
  这是一项一举两得的投资。对于徐明,透过基金会渠道,将这一投资打上“公益”的光环,在缴纳出让金、土地税金以及相关政策上,都能获得优待。对于王立军,在不占据市公安局预算的情况下解决资金来源,是其颇为得意的创新之举。
  但是,当时在国内大举扩张的徐明,实际上拿不出9亿元来。拿到地之后,他将光华医院用地抵押给银行,以利于资金的全国调配,致使该项目无法办理规划、国土等一系列建设审批手续。重庆市发改委网站信息显示,后来商定由北碚区政府先行垫资1.1亿元、光华基金会自筹0.9亿元来共同落实项目用地解押资金2亿元。
  由于尚未施工王立军即已出事,光华医院项目随后一直处于冻结状态。上述重庆市政府高层称,“这个项目去掉也就去掉了。”
  王立军遗毒五:黑打的账本
文/徐潜川
  王立军时代的“打黑”案件中相关企业资产的流向主要有二:一是以专案组为代表的公安局系统;二是当地国资系统的托管企业。一旦后者发生所有权转让,被过度执行的资产返还难度将放大
  2013年1月10日,重庆市高级法院立案庭里一场关于再审的听证正在举行。再审申请人是重庆市渝强集团原董事长黎强之妻伍树芹和妹妹黎萍。当被问及何时能有再审消息,立案庭法官指着厚厚的案卷材料说:“你也要给足够的时间(看完这些材料)啊。”
  从2012年6月开始至今,重庆市高级法院已多次听证黎强案的再审申请。2010年2月,黎强因涉黑等多宗罪名,数罪并罚,终审获刑20年。其名下企业资产和家庭财产,都在“打黑”中被“追缴”。其中大多数企业资产被拍卖,家庭诸多财产则被专案组追缴后去向不明。
  “只要法院作出判决,需要政府和相关企业承担责任的,有关单位一定会配合。”3月3日,重庆市政府一位高层人士对《财经》记者说。但“即便要对黎强这样的案子启动再审,已被拍卖的资产如何返还,也是一个法律上的难题。”接近重庆市高级法院的一位人士透露。
  3月6日,全国“两会”期间重庆代表团开放日,新任重庆市人大主任、原分管政法工作的市委副书记张轩介绍,从2009年到2012年3月,重庆法院一审判决的案子涉及83个涉黑团伙,一审判决1297人。对这些案件将依法办理,“对的就坚持,错的就纠正,依法按程序来处理”。
  “打黑”是王立军在重庆最大的政绩,但在调动大规模警力的同时,也有大量资金“反哺”这一运动。梳理王立军时代的“打黑”案件可知,相关企业资产的流向主要有二:一是以专案组为代表的公安局系统,二是当地国资系统的托管企业。一旦后者发生所有权转让,被过度执行的资产返还难度将放大。
  尽管重庆市主要领导的表态释放了一个积极信号,但包括黎强案在内,从启动再审到可能返还财产,仍有长长的未知之路要走。
  执行乱象
  2009年12月29日,黎强案一审获刑20年。在财产刑方面,法院判决渝强实业集团罚金1200万元;渝强实业集团强劲运输有限公司罚金1150万元;黎强罚金520万元;黎强之妻伍树芹罚金20万元;加上家族中其他人被罚款的数额,共2981万元。黎强之女黎俊介绍,当时家庭资产估值约8亿元。罚金虽然数额巨大,但与黎家资产相比不值一提。
  不过,判决中有一句话:对黎强组织、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各被告人犯罪所聚敛的财务及其收益予以追缴;对被告人张祥华、肖庆隆、蒋洪的违法所得继续予以追缴。这为黎家财产被“追缴”埋下了伏笔。
  2011年1月13日,获刑一年半的黎强之妹黎萍刑满释放。此时,黎家所有资产,无论公司股权、房产、存款、首饰、电脑甚至U盘都被专案组“追缴”,囹圄内外,一家人生活困顿。
  黎萍想起,黎强曾在母亲罗达芳的账户上存有295万元的养老款。但当她用母亲的身份证去银行查询时,发现这笔钱“不见了”。再查时发现,早在黎强案开庭前的2009年10月9日,账户存款即已被重庆市公安局巴南分局一位民警用自己的身份证转走,划入了重庆市公安局账户。
  “这笔钱的去处,我们至今也不清楚。”黎俊说。仅这一笔款项,即存在时间、被执行主体和接收主体的三重错位:划款在侦查阶段而非执行阶段,罗达芳并非被执行人,接收主体非国库而是市公安局。“在时间和主体上,都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律师斯伟江认为。
  在黎强案中,多重错位的执行并非孤例。在执行通知书下达两天前,即2010年8月4日,包括重庆渝强实业集团强健运输有限公司在内的五家公司的账户资金,都被转至重庆市巴南区政法委的账户。这是时间与接收主体的双重错位。“且不说划账时间比执行通知书还早,执行款怎么能划入政法委的账户?”斯伟江说。
  即使在协助通知书下达后,伍树芹的账户以及并非被执行人黎强岳父母的存款,都被划走转至巴南区政法委的账户。这类存款加起来超过200万元,远远超出伍树芹的20万元罚金。
  造成多重错位的缘由,乃是“打黑”实质是重庆市公安局强势主导的运动,检察院、法院乃至政府在这一过程不过是配合者的角色。
  今年1月30日,在重庆“两会”分组讨论检察院法院报告时,重庆市高级法院一位副院长回应政协委员的质疑时,沉痛地承认,法院本应该是一个中立、公正的机构,但在薄王时代的重庆,法院尽管每个案子都争取过,但仍然做得很不够,因为“我们本身是受害者,我们每个同志都被监控,每个打黑案件的承办人都受到威胁”。他总结,法院是痛彻心扉,应认真反思。
  回到当时,政府和法院也都曾配合“打黑”。2010年,重庆市政府出台《关于研究“打黑除恶”罚没财物处置问题的会议纪要》,重庆市高级法院也出台《关于做好涉黑恶案件刑事判决财产刑执行工作的通知》(渝高法【2010】245号)。这两份与刑事诉讼法精神相悖的文件规定,法院可以委托专案组协助执行并继续追缴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相关财产,从而使得专案组的主导权从侦查阶段延伸到执行阶段。
  黎强案即重庆最早的“打黑”案件之一。其专案组编号为518,主要成员来自市公安局巴南分局,专案组组长为时任分局局长余新民。为配合专案组的协助执行工作,巴南区政府成立了“依法处置黎强黑社会性质组织资产工作领导小组”,黎强旗下企业的工商变更、执行转账,都盖有该小组公章。
  黎家多宗资产在被专案组没收后,流向至今不明。一些资产则已被专案组利用起来:黎家一处位于鱼洞鱼轻路26号的房产,已被改建为重庆市公安局巴南分局刑事技术室。
  这种情形同样发生在文强案中。被法院认定为文强财产的“双子别墅”,经王立军批示,被改建为重庆市公安局反腐倡廉教育基地,王还曾计划在此处筹建武隆县公安局仙女山分局。
  但该处别墅房产证列明的所有者,实际上是重庆市公安局禁毒总队毒品检测鉴定中心原主任张继超的妻子周红梅。因受文强案牵连,张继超于2009年8月11日被羁押,后因非法持有弹药罪获刑三年。2012年4月25日,在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唐建华的组织下,其中一处别墅返还给张继超,另一处至今仍在商谈之中。张继超不愿要回,原因是“不仅欠了一年多的水电费没交,还有民警住在别墅里,弄得乱七八糟”。
  托管模式
  2009年10月20日,一场针对“世纪英皇项目”的会议在时任市政府副秘书长的主持下举行。与会者有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王云生,还有来自重庆市国资委的下属企业重庆市交通旅游集团(下称交旅集团)领导。
  世纪英皇项目是由重庆江州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江州实业)和重庆林建物业有限公司(下称林建物业)联袂打造的房地产项目。这次会上,王云生通报该项目50%权益系江州实业董事长陈明亮涉黑犯罪团伙违法所得,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追缴,并作罚没财务上缴财政。会议召开之时,陈明亮因涉黑已被捕四个月,但该案尚未开庭审理。
  会议最后决定,由重庆市财政局委托交旅集团作为追缴资产的托管人,履行对该项目50%的经营管理权,期限暂定一年。
  这场会议是目前可知的、最早关于“托管模式”的记录。根据后来重庆官方的介绍,托管模式一般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重庆警方与税务、工商等部门组成工作组进驻企业,指定不涉案的负责人代管生产经营销售;第二个阶段,在资金清算完毕后,重庆警方组织大中型企业对涉案企业进行托管。
  这两个阶段,都由重庆市警方,即入驻企业的专案组主导。实际上,随着“打黑”的深入,更多企业资产面临处置和保值问题,而重庆市公安局专案组对此能力有限。此时,市国资系统介入,发展出“托管模式”。但该模式无先例可循,专案组乃至相关国企的“托管权”是不折不扣的“自许权力”。
  以陈明亮旗下重庆世纪英皇大酒店为例,该项目原为一项烂尾工程,由江州实业联合林建物业以5500万元买下,后得到当时重庆市政府针对“四久工程”(久划不拆、久拆不完、久拆不建、久建不完)高达2000余万元的税费免缴。
  重庆市交旅集团托管这一酒店项目后,迅速于2010年2月1日设立两江假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两江假日)作为托管主体,初始注册资金500万元。
  然而,该酒店所有权在法律上仍然属于江州实业和林建物业,两江假日作为“托管方”实际上并无任何法定权利。为此,两江假日利用了行政强制和收购两个手段来完全获得该项目。
  首先,2010年1月26日,在尚未注册之时,它即以市政府文件的方式,取代江州实业成为项目的主体。随后,该项目土地证上权属主体亦变更为两江假日。此时,陈明亮案尚未一审宣判。
  其次是收购。2010年5月25日,两江假日与林建公司签订《世纪英皇项目权益分配协议》,以1.6亿元价格收购了后者50%股份。
  按照双方备忘录中的说法,两江假日就此获得了双重身份:一是托管主体,代表市政府履行托管资产的权利义务;二是业主主体,因收购而产生的业主身份。在这种模式下,“托管”与“所有”已难以区分。
  对托管人来说,即使不能像两江假日一样实质性获得所有权,其利益亦可从其他渠道获得保障。如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下称渝国信)对“打黑”涉及企业资产最大的庆隆屋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庆隆屋业)的托管。庆隆屋业董事长彭治民于2010年7月23日被抓,次年5月被判无期徒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庆隆屋业旗下拥有庆隆南山高尔夫等项目,资产规模在100亿元以上。
  彭治民被抓不到两个月,渝国信受“091专案组”及渝中区、南岸区政府委托,对庆隆公司进行托管。托管后,渝国信多次收购庆隆屋业的银行债务,以至于到2010年底,针对庆隆屋业的自营贷款占到渝国信对外贷款总额的三分之一。这一进程延续到2011年12月。当月1日和23日,渝国信用其发起的重庆人民警察英烈救助基金公益信托计划,分两次以300万元和650万元信托资金收购了自然人李兴春持有的重庆庆隆屋业1000万元债权。
  知情人士透露,渝国信收购庆隆屋业的金融债务后,多次提高利息,从开始的7.5%逐步提高到18%,最终高达27%。此后渝国信退出,托管方改为重庆市国地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自2011年底开始,渝国信分五次发行“平安重庆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共募集14.8亿元资金,用于重庆国地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对“庆隆系”公司在金融机构的债务重整。
  由谁托管由于是重庆市公安局及其专案组主导,甚至有涉案企业通过拿“王立军批示”,自己花钱请企业来托管,以免资产被专案组清算。
  “打黑”期间,重庆渝西半岛实业有限公司(下称渝西实业)董事长王能获其法律顾问、重庆继为律师事务所主任邓继为告知能找到别人“托管”渝西实业,避免资产流失,王能为此支付给重庆隋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称隋唐公司)董事长彭健和邓继为方面300万元。
  2010年6月,王能被捕,同时重庆市公安局“A0045专案组”进驻渝西实业。一个月后,在邓继为的说服下,负责企业运营的王能之子签署协议支付给隋唐公司600万元以托管公司。在彭健出示王立军“为了社会稳定,全力支持隋唐公司托管渝西实业”的批示后,专案组将企业公章还给了渝西实业并撤出。
  不过,当年8月31日,邓继为和彭健因涉嫌诈骗等罪被捕,托管就此终止,专案组重新进驻渝西实业。
  2011年9月13日,王能因涉黑、故意伤害等多项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罚款3000万元,该财产刑已执行,但专案组仍在“继续追缴”。2012年12月18日邓继为因窝藏罪获刑两年两个月,诈骗罪不成立。彭健被免于起诉。
  难了局
  在打黑企业资产处理的整个过程中,相关重庆国资系统企业往往积极配合,这在黎强案中尤为典型。
  2011年3月,经巴南区财政局挂牌转让,重庆市渝兴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渝兴建投)整体接盘了渝强实业等八家企业的股权,价格为1.985亿元。两个月前,渝兴建投以1.66亿元“吃下”了重庆黎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重庆芹俊物业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
  渝兴建投是巴南区政府的地方投资平台。该公司成立于2001年,原名重庆市巴南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起初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过数次注资后,2011年达到3.8亿元。巴南区财政局挂牌转让上述八家企业股权时,重庆市联交所要求意向受让方注册资本不低于3亿元,渝兴建投恰好满足这一硬条件,顺利以挂牌价拿下,成为其有史以来最大手笔的投资。但入手不久后,薄王东窗事发,这笔资产成为“烫手山芋”。
  2012年5月28日,渝兴建投预挂牌出让其全资子公司重庆威通运输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即曾经的渝强实业集团)100%股权,无疾而终。接近黎强案的一位人士称,多家公司预料到威通可能存在的所有权争议,因此不愿接手。
  此后,渝兴建投一直寻求安全的退出方式,曾与多家公司谈判将上述资产打包卖出而非转让股权,以规避上述所有权问题。
  与此类似的还有陈明亮的世纪英皇项目,尽管该项目并未公开拍卖,但该项目托管方通过引入新的股东,使得资产实质性流转。2010年10月20日,两江假日增资至10156万,同时引入交旅集团六家下属企业作为新股东,使得该项目公司的股权结构渐趋复杂。
  陈明亮的资产实质上为夫妻共有,但其妻左保书并未被判没收个人财产,理应获得夫妻共有财产中的一半。据接近该案专案组的人士透露,公检法联合工作组已与左保书有过多次接触,并且将此前“追缴”的股权、存款、古董等资产造册清查,双方开始商谈返还事宜。但如上所述,其中最重要资产世纪英皇项目已完成股权变更,殊难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