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August 31, 2016

闵家胤:日本的多元复合文化

(共识网,2014-3-17)   
    日本是太平洋中一个孤立的岛国。国土狭小,资源贫乏。地震、火山、台风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然而这个东方国家却能最先实现现代化,跻身西方发达国家行列。原因之一是,日本是世界上最善于学习和吸收外来文化的民族;之二是,日本奉行改良主义,历史上从没发生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只有改革而没有革命。这对目前正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努力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中国有重要的参照意义。
 现代的日本是一个没有绝对真理的民族。日本社会没有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即使是执政的自民党也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日本人也不太担心自己原有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民族性会在接受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丢失。现在的天皇只不过是国家统一和人民团结的象征。日本近代出现了像西周、福泽谕吉、西田多几郎、中江兆民等杰出的思想家,他们的著作一直被广泛地阅读,其中福泽谕吉的画像甚至被印在日元最高额钞票即万元纸币上,但他们的话从来没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一切以大多数人同意,实用和有利为原则。这使现代日本文化得以避免教条主义、僵化和保守,始终对其他文化,对各种宗教理论和学说保持开放和宽容。
 日本民族一直主动吸收世界每个时代的最先进的文化,以非常虚心的态度进行学习,然后再加以选择、改造和创新。他们在这方面一直是成功的,树立了一个吸收外来文化的好榜样。在唐宋两朝中国文化鼎盛时代,它全面吸收了中国文化,并间接地吸收了印度文化;在荷兰称霸海上时它通过兰学吸收先进的欧洲文化;开国之后它学习英法等国,明治维新时期它又选中德国作为追赶的目标;二战之后美国文化成了西方文化的主流,它又同美国结盟,大量吸收美国文化。1871年,由日本政权最上层的大部分官员参加,组成48人的大型使节团,赴欧美实地考察西方文明。考察团在两年内访问了12个国家,进行了全面的了解和比较,为日本确定文化进化的方向。这是世界文化史上令人感动的独一无二的事例。如果世界各国都能这样做,人类文化的进化将会快得多,顺利得多。
 日本在不断吸收许多国家的先进文化的同时始终没有丧失本土的原生文化。每种外来文化都有一部分同日本原生文化融合了,另一部分保持相对独立。因此现代日本文化就成了一种多元复合文化。我们可以画一个示意图(图2)。
 图中表明:A美国的科技和管理,B英国的议会,C中国的儒教文化,D丹麦的农业技术,E欧洲的基督教,F法国的艺术,G德国的君主立宪制,H荷兰的医学,I印度的佛教,J日本的原生文化,R俄国的文学和苏联的马列主义。
 因此现代日本文化具有高度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以宗教为例,日本人的道德观念和处世哲学,可以说人人都是儒教徒。神道教虽下降为民间宗教了,但它仍然是日本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和传统习俗的基础。佛教世俗化了,但依旧广泛信仰。战后基督教发展很快,在知识界扩大了影响,更有上百种新教派兴起,如著名的创价学会。日本人口1.2亿,统计出来的宗教徒倒有2.2亿,原因是许多人信两种或多种宗教。日本现代文化的各个领域,从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到饮食、服饰、室内布置、节假日等,无一不是这种多元复合状况。按人口日本是一个大国,但它是一个单一民族。日本文化虽然是多元复合文化,但它又是单一文化,全民对这种文化有高度的认同。虽然有多种宗教派别,但都能和平共存,所以日本没有困扰其他国家的严重的民族问题、文化问题和宗教纠纷。由于经济发达,生活普遍提高,90%的日本人认为自己处在社会的中层,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具有一种所谓“中流意识”。
 当代日本人的价值观念也更趋分化。虽然还有中央政府的存在,但它的职能已经缩小了,并不控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六大企业集团和许多独立的大公司更是国中之国。由于社会结构是群峰并立的M型,人们在企业界、商业界、金融界、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都能同在政界一样达到权力、荣誉和财富的顶峰。国家主义的价值观已淡化了,但小家庭的价值观增强了,许多日本人都希望在激烈竞争的社会中有一个富裕、温暖的小家庭。日本80%的家庭都是核心家庭,离婚率比其他西方国家低得多。由此可见儒教的传统仍在发挥作用。

闵家胤:从慎之先生游

(好好先生的新浪博客,2013-4-28
  终于要写一点东西来怀念李慎之先生了。自打先生离开我们之后,我一直有负债感,这种感觉多次撞击我的胸膛,但一次一次都被我压回去了。今年422日是先生十年祭日,我再也无法压抑自己不敲键盘写一篇文章了。
  题目我不能用“回忆李慎之先生”,因为我不是平辈,也不是属下;既没同过学,又没共过事,我有什么资格这么写?想来想去,我只不过是由于几个偶然的机缘,作为晚辈,受到先生的眷顾,听到先生的谈吐,进入过先生的思想,随先生在学界游走过几次而已,所以用“从慎之先生游”最恰当——一个“人”在前面走,另一个“人”在后面跟着。
  我同先生的见面,回想起来,应当是三十几年前的一天,我偶尔因为什么事走到我们院刚落成的15层大楼第二层的西头,蓦然看见一位穿一身白色西装的领导从办公室踱步出来要下楼。当时眼一亮,心一惊,心想院部怎么会有这么一位异样的领导,分明是五四时代人,或三十年代人。我这一惊一愣使他扭头朝我看了一眼,而我也同他对视了一秒钟。我看出他颈部略长,向前探,黑边眼镜,镜片一圈一圈,高度近视,显然是一位饱学之士。
    1989年“六四”之后,1990年春天,我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邀请参加“多种文化的星球”
项目,负责撰写“汉字文化圈”,要到巴黎赴会,于是到二层外事局西欧处办手续。处长告诉我:“你赴法国批准了。李慎之副院长批的。他要你拿了批件后到他办公室去一趟,他对你这个项目有兴趣。”我拿着批件出来,朝二层西头走去,进到他办公室。他从办公桌后抬起头来,我心里又一惊:这不就是那位身穿白西装,略长的颈部向前探,眼镜片一圈又一圈的那位领导吗!
  在我向他汇报过这个项目而他也表达了兴趣所在之后,他说:“你从巴黎回来之后。再到我这儿来一次,讲讲详细情况。”我问:“到哪儿?还到这间办公室来吗?”他说:“不要到这儿来了,马上我就要离开这里了,你可能是我批的最后一个外事项目。到我家去吧。”接着,他就把家庭地址和电话都写给了我。我不解地问“为什么?”。他笑了一声说:“我已经被解职了。看吧,这是刚送来的解职令”。
  我吃惊地接过解职令一看:刚打印出来,深蓝色油墨未干,寒光熠熠,字里行间似有刀光剑影在晃动:“1989年夏天,北京的学生运动起来了。李慎之说:‘民气可用,社科院要表态。’于是鼓动常务副院长丁伟志,一道起草了一份文件,说服院长和其他几位副院长都在上面签名,向中央施压。大军进城后,中央召集副部级以上干部开会。李慎之说:‘我不在刺刀下面做官’,并拒绝出席会议。鉴于在这场政治风暴中的恶劣表现,经院务会议和党组研究,报请上级主管部门批准,从即日起,正式解除李慎之担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和党组成员两项职务。”
  这段话,我之所以敢打上引号,是因为我一辈子就只有一次看到过这样的文件。读的时候又胆战心惊,全神贯注,所以读一遍内容就全记住了;可是,肯定不敢保证一字不差。看完后我不解地问:“您真说过‘不在刺刀下面做官啊?’”他呵呵一笑,说:“你不知道啊?这是我李慎之的名言。美国之音不断广播,早已传遍全球了!”神色流露真实豪情。
  从巴黎回来之后,我如约到慎之先生家拜访。他家住建外永安南里社科院宿舍7号楼,距我家住的永安西里甲一楼不过一箭之遥,这不是天作之缘吗?我早知道7号、8号楼是文革前盖的,四层板楼,高级住宅,可从来没进入过。这次进去发现果然高级,慎之先生的四居室全是水磨石地面。
  听完我的汇报,他问起我的经历和研究工作。当知道我的研究方向是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哲学问题后,他详细询问这些学科的内容,还要我找些书给他看。过了一段时间,我把自己写完的一篇论文《系统科学兴起的哲学意义》呈请指教,他看完后表现出极大兴趣,主动要拿去让人打印。我这才知道,原来他同于光远、龚育之等几位搞了一个课题,从设在国际俱乐部小楼里的福特基金会驻华办事处申请到课题费,在赛特大厦设有研究室,有专职文秘人员。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的论文《广义进化论的基本原理》也被拿去打印出来了。令人感动的是,慎之先生对每篇打印稿都亲自对着我的手稿校对,一个字一个标点都不放过。我的两篇文章就这样提前公诸同好了。
  慎之先生赋闲之后,从九十年代初起,不多不少,每年都写两三篇文章,也只写两三篇文章。这些文章当时都没有公开发表,只是以少量打印稿形式散发;可是,全都在京城不胫而走,回响士林,并令作者成了无冕王者。有幸,鄙人应当是最早的读者之一,现在,在一个专门的牛皮纸口袋里,还保存有十篇。
    先生给我的第一篇文章是写于19926月的《守死善道,强哉矫——读《吴宓与陈寅恪》
》。所读之书是吴宓先生的女公子吴学昭编的,按慎之先生的说法,此书的“真正作者是吴宓,而书中的主角则是陈寅恪”,内容是女公子从先父遗留日记和书信中整理出来的从1919年哈佛初识到1969年双目失明的陈先生因拒绝批孔被整死在中山大学,和同样是双目失明的吴先生1978年戴着“现行反革命”帽子惨死家乡农村这50年,两位先人断断续续的诗文往还和生死神交。
  全文7页,而我刚读第一页就被先生精炼老到典雅的文字折服,哀叹文化断层后无国学童子功之我辈可怜;继而惊羡先生有福气曾于1944年成都燕京大学选学过陈先生的课,又同吴先生在成都县何公庙的宿舍中同吃同住过。读毕全文,我脑袋里立刻浮现出“文章憎命达”这句杜诗和“厄而作春秋”这句太史公遗言。
  此文,慎之先生饱含深情在写陈寅恪和吴宓,写真正的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命运,而实在又有夫子自道的蕴意。同样是遭逢乱世而受制于暴政,同样是坚持自身价值和人格追求,同样是威武不屈和宁折不弯,慎之先生撰写此文实在是在引陈先生和吴先生为同侪,反思和再肯定自己的选择,进而宣示吾辈要“守死善道,强哉矫”;如此,中国传统文化圣人气象,大丈夫精神和君子儒人格方不致完全熄灭了香火。
  慎之先生给我读的第二篇文章是写于同年的《纪念冯友兰先生》。此文的开头依旧是回忆自己同冯友兰先生曾经见过一面,那是1956年慎之先生随周总理访印,恰值冯先生在印度参加一个国际会议。继而慎之先生回忆自己一生四次学习和钻研哲学,而每一次都同冯先生和冯先生的书有关。他认为,在中国要研究哲学是绕不过冯友兰的。
  慎之先生感谢冯先生给了他“哲学上的第二次启蒙”,使他从米 丁的《新哲学大纲》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之类的书中走出来,回到中国哲学这个精神家园,又说“我在遵照冯先生的指点,闭门造车的结果却得出了许多与冯先生不同的结论。”
  “首先,冯先生以证明‘理世界’的存在作为其哲学体系的基础,而我却无论怎样也无法想象这么一个理世界的存在”。慎之先生接下来写道:“我甚至不能同意冯先生所谓‘一般与特殊的问题乃是中国哲学的根本问题’的说法。我以为中国哲学的主流正脉是宇宙论与之贯通的心性论,而不是冯先生以西方逻辑方法推出来的那种本体论。”慎之先生极度赞赏张 载的“为天地立心”和冯友兰提倡的“天地境界”。在文章的结尾处,他写道“为了个人精神上的自我超越,我们有义务继承冯先生的遗志,开发中国哲学的宝库”,并寄希望于中国出现“最哲学的哲学”和“最科学的哲学”。他还多次对我讲,中国的问题还是要从文化特别是哲学层次解决,自己要写一本哲学书把这点讲清楚;字数不用多,顶多十万字。
    慎之先生虽然是被解职了,可是还享受副部级离休干部的待遇,打电话就可以要车。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曾多次遵命搭乘他的车一同到京城某些地方出席学界民办的小型研讨会,跟着听会和发言。
  难忘的是他曾帮助我出版了一本书,那是E·拉兹洛1992年完成的一份新的罗马俱乐部报告《决定命运的选择》;我组织人翻译出来了,可当时出版业极为跼促,我们面临出版难,稿子在我手上压两三年了。慎之先生知道后,立即要辆车拉着我到东单北边一条胡同里找沈昌文先生;当时,三联书店刚从人民出版社分出来,正偏安在一座四层居民楼的半地下室里。此事在那本书的后记里有记载。
  还有一件不会忘记的事,慎之先生还曾主动写信,推荐我到普林斯顿大学深造,申请洛克菲勒奖学金。此事虽未果,可他用机械打字机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敲打出来的整整四页英文推荐信,今天拿出来重读一遍,那拳拳的心,依然令我感动。顺便说一下,他的英文写得非常漂亮和规范,不愧是新华社国际部的副主任和社科院美国所所长。
  回想他对我的多次谈话,还有什么很有价值而值得记录下来的内容呢?
  有一次慎之先生跟我谈起毛泽东。他满腔激愤地说:“毛在《介绍一个合作社》这篇文章中讲,中国是‘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他这段话是大错特错了,中国恰恰是世界上最不白的那张纸,最黑最脏的那张纸。”细想,慎之先生说的对呀!中国五千年文化传统,李泽厚称是“积淀”,柏杨说是“酱缸”;至今中国还是死人拉着活人,传统阻碍着现代,哪来一张白纸?倘若建国之初美国的华盛顿说“北美新大陆是一张白纸”,那还差不多。
  一次,在先生家中谈起邓小平。慎之先生突然冒出一句:“唉,那时候他也很难……
,然后沉默良久。我意会“那时候”是指1989年夏天。转话题,我问他:“现在邓小平在党和国家没有任何高级职位,还在掌权吗?”他回答说:“邓现在的权力比任何时候都大,说把谁拿下立刻就能拿下。”停了一刻,他又说:“邓小平搞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他应当继续搞‘中国特色的多党议会民主制’。”
  还有一次,搭先生的车外出,在建国门立交桥上转的时候。慎之先生指着我们院的大楼说:“这座楼是1978年邓小平亲自批一个亿盖起来的,同时下令把学部提升为社会科学院,立刻建研究生院,招你们‘黄埔一期’四百人进来。那时他认为,自己搞改革开放,要同四人帮那伙人辩论十年,可是自己没有理论阵地,两报一刊全在人家手里头。”停了一会儿,他说:“可是后来邓发明了‘不辩论’,搞特区,让事实来说话。”
  慎之先生对他那届院领导是颇为得意的,多次讲:“我们那届个个是专家学者,不像后来。你看,胡绳是党史专家,丁伟志是历史学家,刘国光是经济学家,汝信是美学家,钱钟书更是学问大家。”当然,我们现在还应当补充说“李慎之是国际问题专家”。话说回来,慎之先生目光犀利,见解高明,心直口快,对个别同事也有不甚了了的评论,譬如他曾说:
跟胡乔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才真正懂得什么是‘胆小如鼠’。”还说:“汝信是模范中学生。”
  不过,慎之先生对钱钟书先生的学问是真心佩服,多次赞美;并曾主持编辑打印《钱钟书先生翻译举隅》一册(总计81页,我有幸获赠,现在还保留一本),亲撰“编者前言”曰
  钱钟书先生当代硕学,其博学多闻,覃思妙虑,并世罕俦。世人咸知先生通多国文字,顾先生鲜有译作,唯于著述中援引外国专家之语类多附注原文,学者于此得所取则。唯零金碎玉检索不易,爰特搜集成册,以便观览。后生末学得窥云中之一鳞,证月印于千江,则此帙之辑为不虚矣。”
  闵按:吾国民谚言“同行必妒”。三国曹丕《典论论文》曰:“文人相轻,自古亦然;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慎之先生对钱先生的译文由衷赞美,投入精力辑录成册以嘉惠后学,实为我们开启文人相重和同行互敬的新风。这种高尚的学风太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了。
  谈起翻译,慎之先生何尝不是大家?他原来是新华社国际部的副主任,分工管高干阅读的《参考资料》(大参考)和一般干部阅读的《参考消息》小报。他曾多次对我说,许多从国外传入中国的新词,都是他敲定的汉译。那时“大参考”的文字量比现在多五六倍,一天要出三本,上午版六十四页,中午版二十四页,晚上版三十二页。这样:“一日三参”,每天都有二十三四万字,量很大。请你想想他每天要经手和过目多少译文!再请你想想,他怎么不累得脖子前倾和高度近视。并且,如实地说,在我从慎之先生游的十多年间,他一直苦于头痛病,除精神压抑外,我猜他一定有很重的颈椎病,在心身双重的痛苦中他还为我们留下几十篇肯定会传世的很冷静的文章,也真算是“春蚕到死丝方尽”了。
  此外,慎之先生还曾经对我说:“中国知识界翻译出版的书籍,二十世纪最初几十年多是硬译,质量很糟。改革开放这二十年多是快译,质量很糙。惟有文革前后那三十年,知识分子受压,踏踏实实慢译,质量上乘。”这话对现在英文学习得不错又在做笔译的中青年,真正是良师益友留下的警策。
  慎之先生为我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替我的哲学专著《进化的多元论——系统哲学的新体系》写了一篇序言。此前先生就有为我的书作序的意思,所以在1994年我为评研究员的需要编辑出这部书的初稿并请出版社排印出清样后,当晚就登门请先生作序。由于一两天后所学术委员会就要开会了,所以留给先生作序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读这篇序言的人,都不难发现它是“急就章”;然而,即使是这样慎之先生还是钩玄提要地点出了此书的意义。他写道:
  “系统哲学明确地预示着人们久已盼望的‘科学的哲学’的出现。”“与当代系统论相结合的广义进化论完全与中国哲学的主流正脉——宇宙论与心性论相合拍。”“本世纪下半期出现的系统哲学尽量包罗了当代科学的成果,对从宇宙的生成与人的认知能力的出现作出了迄今为止最为包容广大而又圆通周全的解释。它已经有可能沟通分家已久的科学与哲学,沟通宇宙论与本体论,沟通自然与心灵,直到沟通唯物论与唯心论。这是一种最有希望的哲学。它有可能超越长期以来哲学家玄思冥想所发展出来的各种概念与术语而达到一个‘最哲学的哲学’”。
  这些话是肯定, 是鼓励, 也是鞭策。笔者非特铭记在心,更夙兴夜寐,殚精竭虑;黾勉从事,克尽余生来完成这样一种哲学,以期不负先生的厚望。
     以后的几年,由于种种原因,我登门求教和随先生悠游学界的次数少了。2001年我从国外做访问学者归来,听说慎之先生在同仁的高干病房住院治疗,就买了鲜花、水果到同仁医院新大楼的顶层探望;当时,先生的气色和言谈均无异样,万万没有想到这一面竟成永诀;待先生突然辞世的消息传到我耳朵时,因永安西里拆迁我搬到回龙观居住已有年矣。由于以前的电话号码全废了,是以没接到参加追悼会或给慎之先生编文集之类的任何通知。我前面介绍过的两篇文章好像也没有收入网上流传的《李慎之文集》,我手中的是孤本吗?不知道。
  从此我心中就埋下了负债感,直到现在。2013422日是慎之先生辞世十周年的祭日,我提前找出保存先生赠我文稿的牛皮纸口袋,将十几篇遗稿重读一遍,抚今思昔,感慨良多,遂写出一篇怀念文字,总算偿还了深深埋藏在胸膛的心债。
  愿先生在天之灵有知,阿门。

Sunday, August 28, 2016

胡发云:无真相就无反思

(胡发云    《领导者》,2016-8-24)
    戴按:此文以及胡发云的其他一些文章和小说显示,胡仍是一个“人民文革论”者。这类人出身于编故事写小说,未受过专业的学术训练,也未认真研读历史学,他们把支流当主流,把个别当一般,解释文革漏洞百出。此文不由得令人想起心理学上所谓的“动机驱动的推理”
Motivated reasoning)
  文革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并没有结束,它在政治上、组织上、意识形态上,一直存在着。
胡发云20164月关于文革的一次讲座
  最近正在为我的一本台湾版的书做一些最后的文字工作,这本书是201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也是我的文革三部曲的第一部《迷冬》,副题是“青春的狂欢与炼狱”。516日左右,也就是我们大陆的文革50周年,将由台湾一家出版社出全本繁体字版。这期间,一些朋友、老师都很关注,都在讨论和这本书的有关问题,有些话题刚好和今天晚上这个讲座比较接近,其中朱学勤老师看了这本书后,首先提起这个话题,他看了这本书后,觉得也可以当史来读的,我跟他开玩笑说:我说这个史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朱学勤老师接着说,任何反思如果没有真相,这个反思就没有前提。我今天晚上就讲这个话题。
  刚才主持人说到了文革十年,多年以前,我对文革说了这么几层意思:一个是文革很久很久以前就开始了,如果稍微说得明确一点,它应该是从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甚至更早一点的延安整风开始的,第二,文革到现在没有完全结束。第三,当年那种特殊形态的社会运动的文革,应该是12年,即从1966年到1978年。我为什么把后两年也加到文革当中去呢?因为这两年是作为社会运动的文革的一部分,是文革的尾声。1976年,我们用了一个特殊的方式,也就是文革的方式——几个人碰了一下头,商量了一下,用了军队,把一帮人逮起来了。这个手法,文革当中一直在用,从1966年一直到1976年,动用国家军队和非法治方式对付自己的政敌,一直是惯用的手段。1976年后,并没有跳出文革党内斗争的套路。甚至还可以说它发展到了一种极致。那些胜利者们,在完成这一次的宫廷政变以后,他们打的所有旗号,实践的所有理论,都跟文革一脉相承,没有本质的区别,当时所有的语言、方针、政策、路线、口号都是差不多的,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它只是文革的一个部分。在十多年前的一篇小说——《葛麻的1976——1978》中,我就谈到了,这两年实际上也是文革。我在书里面通过一个老工人的遭遇,和他的几个疑问,提出了这个问题。官方关于建国后的历史划分也显示出这种尴尬:文革以前叫17年,文革叫十年浩劫,而新时期呢,又是从1978年底开始,共和国史是分成这么三截的。这当中就出现了一个很诡异的问题,17年到1966年截止,文革到1976年截止,而新时期又从1978年开始,那中间的1976——1978这两年到哪去了?我说这两年是个尾巴,还长在文革的身躯上。
  当然,从后来整个社会发展的情况看来,文革那一套实际上都还在,文革的那些人也还在。文革是十年也好十二年也好,它的基本统治力量,还是共产党,是它所控制的军队。这一点从来没有改变过,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到了所谓的改革开放以后,不管是从中央还是到地方,还是到基层,文革前的人,文革中期的人,文革后期的人,基本上都在那儿活动。只是走马灯一样上上下下轮换而已。一个社会的基本结构没有变的,指导思想也没有变,崇拜的偶像也没有变,思想理论来源也没有变,就谈不上是一个惊天动地的社会大变革。
  我这样的思想从很早——应该是从1976年就开始隐隐地在我心里作怪,不时在思考和观察这一类的问题。现在能找到原始资料的,是1997年我们湖北省由女作家方方主持的一个刊物,叫《今日名流》,召开过一次关于文革的座谈会,当时参加这个座谈会的大概有78个湖北的学者、专家和作家,为了今晚这个讲座,我上午在网上还居然把它搜出来了。现在我把我当年的发言,按发表的座谈纪要读一下。那是1997年,离现在将近二十年,看看当时我是怎么想的,怎么表达的:
    1978年当局宣布文革结束,三年后,发布了一个文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匆匆忙忙把文革打了个包,束之高阁,包里面是什么东西,谁都不要再看了,也不要去清点,反正我们已经作了结论了。
  到目前为止,国内的学者或是其他参与者、关心者,对文革研究的自由度还是非常小的,这有种种原因,我认为最大的原因是:至今为止,我们对文革的研究依然是在一种强势语言的解释下进行,有很多规定好了的表述不能突破。
  首先有必要对文革的过程和事件进行一种清理。文革像一头极其巨大的象,我们每个人都只摸到它的某个局部。要把事件本身弄清楚,这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需要全国各地、各种派别、各种观点、各种阶级地位、各种不同结局的人都能够参与。重要的一点,文革是亿万人投入的政治事件,它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同时它有提供了巨大的资源,如果我们付出了这样的代价又不利用这种资源,那就比付出代价本身还要可悲了。
  现有的反映文革的文学作品、纪实作品或理论研究著作,都时时可感觉到一种隐匿现象。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涉及他参加“新北大公社”的一段,就写得极其含糊不清。实际上,当时一些教授、作家、右派及“胡风分子”等,在文革的某一阶段,都是非常积极主动的参与者,是一种蠢蠢欲动的、使出浑身解数的姿态。而刚刚粉碎“四人帮”,将文革作一种脸谱化的定位时,他们非常快地抓住文革初期受迫害的形象,以致固定下来,一直演绎到文革结束。而把曾经积极参与的另一段经历非常深地隐匿下来了。(戴按:文革中胆敢跳出来造反的右派、胡风分子有几个?他们根本不能左右群众组织的大方向。胡发云把个别当成普遍了
  还有一批隐匿者,就是今天依然在台上的一部分官员,他们在文革中的经历,依然是不可言说的。所以,文革最终的结果,是一大批的隐匿者不知躲到哪里去了。重新寻找这些文革的隐匿者,让他们重新承担自己应当承担的那些责任,让他们发出自己对历史该发出的思考,这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已有一些官方性质的文革史,如果没有新的材料去补充,它们以后就会成为正史。在当事人还活着的时候,不进行甄别的话,这些人死后,这些文革史更是白纸黑字,不可改变了。
  说文革的发动、推进是权力之争,我以为不准确。还要加上意识形态之争、利益之争。当时中央权力结构基本上是稳定的。而老百姓从不同的阶层、不同的政治地位出发,他们参加文革的动机极其复杂。右派、胡风分子、大学教授等一些知识分子,这样一些不在体制中心的人,他们参加文革的动机,在某种程度上与1957年相近,有疏离体制和反体制的情绪在里面;社会底层也是这样。这些组织的出现反映了当时各阶层自己的政治诉求、经济诉求。形形色色的社会人群在新体制下的心态和利益及其在文革中的要求和反映,都很有研究价值。
  上面想法,我后来在不同的场合下或讲座中都作过更多更深入的阐述,包括今年在香港中文大学、还有前几年在美国和欧洲都谈到了这些问题。我说当时文革各派群众组织,都在毛的话语中,在毛的旗帜下,利用当时文革的理论,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当时有很多这种社会现象,都被我们的文革史和政治家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文革初期的很多群众组织,起来造走资派的反,他们都带着各自的生活经历,他们对社会的认识,和自身的利益要求。比如说,当时的临时工,合同工,他们组织的口号是:我们都是工人阶级,我们为什么拿的钱比正式工要少?这一个带有经济色彩的口号。比如说,文革以前,就有因为出身问题,个人思想问题,剥夺了他们升学的权利,发配到农村去的那一部分老知识青年,他们的口号是:
“回城闹革命”。他们在这样的口号下组织起来,以打倒刘少奇的这样的一个革命的口号,来证实他们的革命的合法性。甚至还有一个组织,就是1957年的右派,他们接过了反走资派这样的一个口号以后,就认为今天的走资派就是1957年镇压他们的那些旧官僚,他们要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找回自己真正的社会评价,他们认为他们当时就是在完成今天文革需要完成的任务。所以他们成立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组织——“1957右派甄别平反委员会”。设在当时的武昌红楼,现在的辛亥革命纪念馆里面。后来我在网上查询,发现湖南也有同类的组织。当然,这种组织后来的下场是非常惨的,它已经超越了最高当局对文革的规定性,有的人被判了死刑,有的被抓进监狱,像流星一样,一闪而过。在当年那个座谈会上,我提到了这一点,我说,在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的社会运动当中,文革无疑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前面有德国的纳粹运动,中间有苏联的苏维埃运动,中国最典型的一段,就是文革运动。但是呢,文革又不能和纳粹作一个简单的类比,纳粹运动的施虐者和受害者界限分明,二战结束后,纳粹的整个政治制度与组织结构被完全摧毁,文革就要复杂得多。
  这是当年一些非常粗浅的想法,后来接触到更多的资讯,深化并丰富了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
  十年文革,它是由同一个领袖,同一个军队,同一个党组织一直控制着的一个过程。但是在不同的时期,舞台上演出的角色,却经常在轮换,戏份内容也在变化。所以,文革12年,有的人此时是白脸,彼时是红脸,此时是英雄,彼时是罪犯。所有这些问题,我们都必须看到它的真相。很多人谈起往事的时候,我都会说:“你跟我讲讲,你这个事件发生在什么时候?我才能判断你这个表述是否准确。”去年跟某个文革史专家发生过一次非常激烈的辩论,她有一篇文章,讲一个叫张放的女教师,北京二龙路中学的,在文革当中的悲惨遭遇,最后不堪折磨自杀身亡。我看了以后就跟他说,你这个故事本身,我不怀疑它的真实性,因为这个人死了,有名有姓的,而且她还有家属,但是,她被谁整死的,你里面的表述,我觉得是值得怀疑的,起码是你没有给出一些准确的要素,来说明这个人是死于怎样的一个情境之下,致她于死地的是怎么样一些人。
  几十年以来,我们一直生活在这么一个语言的迷宫和陷阱中。刚好今天上午,我在微信上看到了一篇关于当年马思聪叛逃的文章,我转到朋友圈,有很大的反响。读这个文章的时候,我很快就发现了,这篇文章的作者,不管他是文革的亲历者,还是后来的年轻媒体人,他显然也落入了这种的语言陷阱。
  关于马思聪这篇文章的题目是《马思聪出逃记》,大家有空可以看看,我就不复述文章的内容。但是,我要说明这篇文章是如何落入了文革捣糨糊的陷阱之中,以至于到今天,我们没有弄清楚是谁让马思聪受的罪,逼迫他吃了那么多的苦头,像一个偷渡的深圳渔民那样跑到香港去的。从1966年的春天开始,中国遭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劫难,文化界、教育界的知识分子首当其冲,遭受到了残酷的迫害和打击。5月底,被革命口号煽动起来的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学生们,给他们的院长马思聪贴出了大字报,一夜之间,马思聪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文章很抽象地说了:6月中旬,文化部系统的艺术院校的黑线人物,500多人被集中到北京郊区的社会主义学院的校园内,住进了牛棚。他们当中,有各个院校的领导、知名的教授、画家、音乐家、导演,名演员、作家……马思聪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在那里,马思聪每天被迫学习有关文化革命的文件,写交代材料和揭发材料。83日上午,一辆贴有“黑帮专用”标语的卡车,把马思聪等10多位中央音乐学院的黑帮押进了学院,接受了红卫兵小将面对面的批判。刚下卡车,他们还来不及站稳脚跟,一桶浆糊就倒在了马思聪头上,接着一张大字报贴在了他身上,一顶写有牛鬼蛇神字样的纸糊高帽戴在了他头上,他脖子前后挂上了两块牌子,前面写着“资产阶级音乐权威”,后面写着“吸血鬼”,一个红卫兵顺手将破搪瓷盆和一根木棍塞在马思聪手中,逼他一边走一边敲。
  这个地方涉及到了两个迫害马思聪的对象,一个是没有在文章没有出场的角色——是谁把他们送到那个牛棚去的?1966年的6月,群众组织还没有兴起,各个单位还是党委当家,那么这样的一批在各单位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是谁送的?第二个,就是到了8月的时候,一辆贴有“黑帮专用”的车,把他们送过去,红卫兵小将是怎么折磨马思聪的,文革中有各种各样的红卫兵,这个红卫兵小将又是谁?这两处都说得非常含糊。
  好,我们再往下看,马思聪被这情景惊呆了,他与一群黑帮被红卫兵押着在学院里游街,一群狂热的青年高喊着口号,向他们身上吐唾沫。昔日学院的一排琴房,此刻变成了关押黑帮的牛棚。马思聪每天早上6点起床,学习劳动写检查,还要被迫唱承认自己有罪的歌,只要那些小将一高兴或者一不高兴,马思聪等人就要遭殃,轻则挨骂,重则挨打。马思聪在中央音乐学院遭受非人折磨的同时,造反派又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他的夫人和孩子,而这里又出现了第三个对象,叫“造反派”。那么这里面有一个没有点名的一个角色,把他们送到牛棚,然后又在8月份——即2个月以后,红卫兵又把他们带回学校,这个时候已经开始体罚和折磨了。第三个对象,就说得很清楚了,叫“造反派”,又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他夫人和孩子,814日晚,“造反派”涌进马思聪的家贴大字报,第二天又批斗马思聪的夫人……
  文革史中的“造反派”这个词,应该出现于1966年10月,红旗杂志发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号召之后,涌现出来一个群众组织派别,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恰恰是6—8月这个期间被打击被批斗的对象,也是和前面两个角色对立的一批人。他们也成立了自己的红卫兵,但是为了区别于前面那种红卫兵,他们会加上各种前缀——“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红卫兵”“红旗红卫兵”……前面说的只有三个字的红卫兵,是以高干子弟为骨干,根正苗红的工农子弟为基础,以地富反坏右等传统的阶级敌人,以资本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要迫害对象。随着运动矛头转移到他们父辈头上之后,他们成为当时保护父辈,保护旧有体制的“保守派”。这两个派别,成为贯穿文革史的两大派别。
  为什么在这么短短的时间里面,将折磨马思聪的对象,用了这么几种不同的称呼?这就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语言陷阱。我们搞文史研究,需要非常严谨的学术规范,应该对每一种人有一种准确的表述。但是恰恰是在做文革史上,混淆了很多概念,并就发明了很多种篓子,把一些不便表述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很简单地扔在一些篓子里面,比如说,“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比如说抽象的“红卫兵”、“造反派”,还有那个“打砸抢分子”“帮派骨干分子”“四人帮追随者”,这样的一些表述,表面含混,实有所指,根本的目的就把他们觉得很难堪的话题回避过去。
  根据我对历史的观察和我自身的经历,和整个运动过程的了解,我可以很有把握的说,第一个把马思聪关进牛棚的,是他们音乐学院的党委,或者是更高的部门(戴注:不确,当时音乐学院党委已经瘫痪,此一决定应该是该院的工作组或文化部党委,但这些部门当时是在执行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最高指示,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第二个折磨马思聪,让他们一边唱歌一边拔草或者是一边干活的,这个是当时的一批由北京的建国元勋们的后代、现在叫红二代组成的老红卫兵,也就是在天安门上给毛泽东戴袖章的红卫兵干的(戴按:这些老红卫兵正是毛泽东亲手扶植起来的,见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第三个让马思聪吃草的“造反派(瓦工)”,应该是当年当年音乐学院根正苗红的左派工人,在文革史中,他们应该归于“保守派”(戴按:他们相应毛的号召,起来造音乐学院当权派(院长)马思聪的反,怎么就成了“保守派”?),是和后来起来造他们父辈反的那批人相对立的。文章后边就不断地用“造反派”这个词了,这个造反派在文革当中也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时期的符号。古人说,造反是犯上作乱,那么,显然前两者是谈不上造反的,尽管他们也喊造反的口号,他们当时只是镇压,他们当时是处于社会的权力阶层,他们对马思聪这样的人,以及别的在他们眼里所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好,地富反坏右也好,他们只是是一种戏弄式的屠戮和镇压。文革史上的造反派,实际上是毛泽东最后强调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个号召下,那些年轻学生们,特别是那些在运动初期受过打击压迫甚至已经被打成反革命、小爬虫和有问题的学生们,他们感到毛泽东把他们解放出来了,让他们成为真正的向上造反的这种力量。那么这一批人,他们后来的矛头,不再是对着马思聪了,而是对着院校的书记或者是北京市的领导甚至中央的领导。那么这一批人,才叫真正的造反派。那么为什么他们后来笼统地把所有的坏事都算在造反派头上呢?因为他们是想把自己和自己的子弟们干的坏事遮掩起来。
  那么,关于马思聪的这篇文章里面,后来发生了一些诡异的变化,你们看到前面一直让他们拔草啊,一个“造反派”对马思聪吼叫“你还配拔草?你是匹马,只能吃草”,一个红卫兵还拿着尖刀威胁马思聪,这样的表述,都已经开始用造反派来替代其他的角色。这个当中,就有一种变脸术,就想把运动初期他们和他们子女干的事,慢慢地用一个“造反派”的篓子把它装进去。一个运动的十年,所有的坏事,后来都基本上放到了这个篓子里,都给他们起了个名字——叫“造反派”,这样,就把他们自己躲过去了。
  马思聪的这篇文章又说到,到了196611月,马思聪的肝病复发,被造反派批准离开牛棚,回家居住。这一点,我可以说一下,这个时候的造反派,可能是真的造反派了,就是后来用“造反派”这个词给予定义的那批人,这一批人到了196611月份,他们开始渐渐得势,他们的革命对象,已经主要不是马思聪,甚至完全不是马思聪了,他们当时正在把中共所有的高级干部梳理一道,看看哪些是不同意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那批人,正在把斗争矛头对准刘少奇和邓小平,这个时候,马思聪被这些人批准离开牛棚回家居住,就合情合理了。马思聪回家后,发现自家的四合院已经搬进了45户人家,那就是说,在马思聪他们678月出去受难的时候,已经有人住进他们家来了。他最后能够往广州逃跑,实际上是当时造反派没有关注他,也没有兴趣管他的那段时间,所以他才有了这样的出逃的条件。当时在武汉,在其它地区,都是那样。我在《迷冬》里面写到,那些运动初期被各级政府抛出来的人,到了1966年底,突然没人管他们了,或者是管束比较松了,他们从牛棚出来一看,天地大变,山中七日,世上千年,群众已经在斗夏天镇压他们的人、迫害他们的人。所以这批人当时,很快会感激造反派给了他们这么一个喘口气的机会。这批人很多后来也成为同情、支持造反派的人。我很随机的从这篇《马思聪出逃记》这篇文章,看出了我们的文革叙述是如何地混乱如何地荒唐,即便这篇帮马思聪说话的文章,也落入了这样一种语言陷阱中,使得一批也该承担责任的人们,把自己的罪错洗白了。另一个同样的话题,我2008年在武大的一次讲座中也说到过,我当时提了一个问题:你们在座的这些研究生大学生们,有多少人知道你们的老校长李达?当时举手的人不少。我又问,那么李达是谁迫害致死的?大家都不做声了。我说,最顺口的一句话就是,“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这个是文革结束之后用得最多的一句话。我说,李达死的时候,林彪的军队还没有介入到地方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去,也管不着湖北省这样的事情。第二,当时四人帮还没有影子,那时的王洪文还是上海一家工厂的小保卫干事,其他人也没有“帮”起来。李达的死,和当年在任的几个高官不无关系,比如说,当时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当时的中南局第一书记,当时的湖北省省长,还有武大的党政干部、包括李达的秘书,他们都参与了对李达的迫害。这些人从来没有提及自己是迫害李达的责任人。这就和我刚才说过的马思聪的遭遇一样,在文革当中,一些真正的迫害者,在文革以后,说得最多的,是在第二个阶段自己受到的迫害,他们在第一个阶段以及其后几个阶段当中迫害别人的事情,他们从来不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关于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达了以后,就不许再追究文革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个人的每一段历史。这就是是我说的,文革远比纳粹运动和苏联的苏维埃运动要复杂得多,就是因为文革加入了很多中国自身的社会矛盾,而毛泽东在文革当中不同时期大幅度的摇摆和突变,也给解读文革造成很大障碍。比如1968年开始的第三个阶段,有个非常重要的运动,叫“清查5.16运动”,这个阶段,又将第二阶段中最高当局支持的造反派当做主要镇压对象了。这个运动也是当局多少年以来不敢直面的。最近一期的《领导者》有一篇文章——也可以在他们的共识网上查到,作者是杜钧福,标题是《清查5.16运动始末》。这篇文章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文章,从中可以看出,最高当局是如何随心所欲地运动群众、迫害群众,他们像演木偶戏那样,操纵了一场声势浩大波及几百万人几千万人的一场运动,而这个运动,除了北京数十个大学生,其余几乎都是莫须有的。在长达数年的“清查5.16运动”当中,迫害致死的人,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直到现在,只有个别省份披露了一些信息,依然得不到具体的数字,但受到直接迫害的应该是数以百万计(戴注:这正是刘邓等“走资派”被清洗之后在毛的直接统治之下发生的事)。
  我刚才谈到了,近40年以来,从1978年到现在的2016年,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许多人的前史都和文革有关,你们只要看一看他们的履历,如果他们的年龄在6080这样的一个阶段的话,那么,他们很多人都有在文革当中不同地方任职的经历。能够在文革当中任职,能够在“九大”前后入党,能够在文革时期提升为某一级干部的,应该说都是文革机器的一部分。所以,这样一部分人、这样一个庞大的组织,它几乎是整体地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整体地接管了这个新的时代,并且继续享受它的一切好处。在这点上,我觉得今天不能够直面文革,不敢否定文革,更不能清算文革,是有它的原因的。
  前不久我看到了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的一篇文章,杨继绳比我年长,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观察者、思考者和记录者,我们有非常多的同感。杨继绳的这篇文章叫做《不幸的是,文革的最后胜利者还是官僚集团》。这篇文章我推荐大家读一下,他在文章里面说的,也跟我在1997年的发言里说到的一样的,他谈到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在1981627日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其中于文革的叙述,是官方文革史的蓝本,这个决议根据1981年的政治需要和当时所能允许的政治条件,来叙述和评论建国以来的历史,杨继绳说:说它是一部历史问题的决议,不如说它是一部政治问题的决议。它是为当时面临的政治问题,以折中妥协的态度来写总结评价文革的,当然不可能忠于事实,穷究事理。这篇文章非常简明扼要地把我们最高当局和执政党对文革的这种态度点了出来。
  决议里面说,关于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由错误的领导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种论断把林彪、四人帮集团从中国共产党中切割出去,我刚才说过,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文革当中就从来没有消失过,它一直是这个国家的管理者,这种切割是为了把文革的责任推给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从而保全中国共产党,是为了挽救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危机。如果真有这两个集团的话,他们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他们在党内兴起、在党内消亡,很难把他们从中国共产党中切割出去。
  另外我补充一下,杨继绳先生有一个没有提到的话题——文革当中最重要的一批力量,甚至在各个时期都可以看得见他们的手的那支队伍(戴注:解放军)。他们在文革当中,从1967年初“三支两军”开始——就是支工、支农、支持革命左派,军训、军管,就几乎掌握了中国上上下下的最大的权力,他们已经成为皇上派出的“御林军”,小太上皇,他们在文革干的坏事也可以说是罄竹难书。但是,这一块也是最缺乏清理、缺乏反思的。你们只要看一看,文革当中,那些重大的冤假错案,那些重大的杀人案,广西、青海那些事件当中,在军管时期浩如烟海的冤假错案中,就可以看得见那只强有力的专政之手了。当这一切都不能面对的时候,所有反思都是没有根基的、没有对象,也没有意义的。

Saturday, August 27, 2016

王力遗稿:毛泽东亲述发动文革真实原因

(多维新闻,2016-8-25)
     戴按:日前“多维网”发了这篇王力之书的摘录,毛左们如获至宝,四处转发,以为此文展现了毛搞文革的真正动机。可笑之极!其实,在展示毛的文革动机问题上,此文基本上了无新意,因为毛搞出的516通知、16条,以及毛在文革中公开发表的许多“最高指示”,早就把毛想要其他人相信的他的文革动机,说得清楚得多。但政治人物公开发表或私下表达的往往是冠冕堂皇的言论或文字,就代表其真正动机吗?难道他们不会撒谎?窃以为,展示真正动机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根本不是这些言论,而在其实际的行动。言论会说谎,但行动则不会。
     不过,此文也透露了若干我过去没有留意到的文革细节。一,它证实了我猜测的毛要搞大串联的原因。二,它透露了毛当时准备把文革从学校扩展到县以下的全社会。三,它透露了毛正在把斗争矛头指向刘少奇、陶铸。此一生日宴过后没几天,戚本禹等就指使蒯大富等公开点刘少奇的名,陶铸也很快被打倒。
    没亲历文革的人,即使是专业历史学家,想要真正理解毛的这篇讲话的内容,理解这些细节,已经很不容易了,遑论普通民众。由此可见,研究历史很难,难于上青天!
    19666月,王力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次年1月,毛泽东提名其任中央宣传组组长。1967年武汉“七二〇事件”后,王力回京时受到中央盛大欢迎,红极一时。但仅仅过了一个月,他就被打倒,被关进了秦城监狱,直到1982年获释,1984年被开除出党,1996年去世。去世前,王力写下约80万字的《王力遗稿:王力反思录》。在这部书中,王力认为,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可以从他73岁生日的谈话说起。本文摘自《王力遗稿: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
  我看到不少国内的和国际的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著作,都不知道或者忽略了毛泽东七十叁岁生日的一次重要谈话。这样,对于“一月夺权”及其以后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背景,对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于毛泽东,就难以做出科学的评价。
  所以我先把它客观地加以介绍,然后再提出我自己的看法。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过生日,晚上临时通知,毛主席和江青请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到中南海的游泳池吃饭。没有林彪、总理、陶铸、康生、李富春。我们到时毛主席早就在等着了。那天屋里很热。吃饭是按他们的惯例,他招待外国人也是这样,四菜一汤。今天每人加了一小碗面条,还有烤白薯、煮玉米。
  吃饭前毛主席说了很多话。他从来不过生日,这次过个生日。这实际上是个重要的会。这次毛主席的讲话我印象很深的是,毛主席说: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巩固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这种较量从夺取政权开始就存在。毛主席说:我这次搞了个文件《五一六通知》,广播了一张大字报,搞了个红卫兵大串联,大串联使全国革命连成一片。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者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他们为什么能蒙蔽群众?
  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农民得了土地,都拥护共产党。这些人贪天之功为己功,把自己当成党的化身。他们说什么,就叫党的领导,相信党就要相信他个人。他们提倡不讲原则,提出无条件服从。不是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而是无条件服从直接上级。提倡盲从,提倡奴隶主义。我同他们的分歧,这是一个重大分歧。我不赞成他们保护自己,反对群众,提倡盲目服从。我一直坚持,只服从坚持革命路线的正确领导,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要批判。这是政治原则也是组织原则。要按照这个原则来做,并且要让群众也懂得,为群众所掌握。这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以及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就缴械了。
  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老框框、老组织、老规矩。一个要革,一个要保,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毛主席说:最近时期出现新的局面,广大工农兵起来了,冲破了各种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组织,投入了文化大革命。另外,革命学生起了变化,发展壮大了,提高了。革命学生到工人农民中去,同工农相结合。还有一个特点,党和国家机关的革命干部起来造反了。主力是工人,没有学生和工人的结合也不行,没有机关干部也不行。中国现代史上的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毛主席讲话总的概念是: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吃饭时毛主席举杯祝酒,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这话在吃饭前也说过。除上述的话外,他吃饭前还说了很多话。这些话在后来的文章中找得到。
  虽然没有用黑体字,但思想是毛主席的。“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这话是正确地概括他对当前形势和今后作法的想法。有人说毛主席说“要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这次我没有记得听他说过。他说的“全国全面”,是指的工矿企业和农村。他说一定要搞工矿企业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不然文化大革命就会半途而废。“抓革命促生产”这一口号,毛主席说是抓革命才能促进生产,人的思想革命化了,才能解决生产的方向道路问题,才能把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的框框搞掉,搞出一套新的规章制度,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毛主席说,有人借口抓生产来压革命,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乌纱帽,他们关心的是保存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那些旧框框。他们害怕群众革命革到他自己头上。
  他们过去靠旧框框吃饭,离开旧的一套就不会走路,就不会说话。挑动群众停止生产,挑动群众斗群众,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自己就要成为走资派。任何阻挡这场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工人农民中去,一切抵制工人农民搞文化大革命的论调都应该驳斥,都是错误的。工人农民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一切企图阻挡的人都要被历史潮流冲掉。毛主席说,他同陶铸分歧的实质就是这个。那时相当多的人包括我自己对此都不理解。原来说是地委以下都不搞文化大革命。后来工矿企业和农村也要搞文化大革命了。这两个指示都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起草的,可是我这起草人之一,开始也没有认识到毛主席为什么要做出这样重大的改变。毛主席过生日的谈话后我才知道。
  毛主席还说:斗、批、改,改什么?光在文化部门、机关学校改,改些什么?整个国家文化大革命改些什么?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工矿农村还是老一套,那还改什么呢?那就没有目标了。至今人们大概也还不知道这个问题的背景。文化大革命是个悲剧,毛主席没有达到他原来设想的目的。有的人真的以为毛主席就是为了天下大乱,可是,自己打下的江山,为什么要叫它乱?这次毛主席过生日才说得比较透彻。毛主席认为旧机器要改成新机器,旧方法要改成新方法,旧秩序要改成新秩序,旧制度(不是指社会主义制度,是说旧的规章制度)要改成新制度,旧纪律(对直接上级绝对服从)要搞掉。毛主席关于大民主的思想,就是这样来的。他认为我们旧的一套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同苏联差不多。他认为大民主好,便于攻击敌人,也能对各级领导机关、领导人直接监督,造成新的社会风气。
  毛主席还讲了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大民主的保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不但没有大民主,连小民主也没有。专政机关,必须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专政机关要保障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串联的正常进行,专政机关不能干涉甚至压制,不能乱抓人。只能对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放毒不是指说怪话反对领导,而是真正地去放毒药。)制造交通事故、暗害、间谍活动这些现行反革命要专政,依法制裁。革命群众要发动起来,帮助监督专政机关,保障实现无产阶级大民主。毛主席反复讲,放毒不是中指思想上的问题,思想反动的,坚持资产阶级思想的,只要没有违法,就不能抓。要摆事实讲道理,同他辩论。
  他说,专政限于很小范围。党内问题,不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好,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也好,在党内、政府内、民主党派内部,即使确有证据的特务,也要一人不杀。这一条,文化大革命中我听毛主席讲过多次。这一点他是坚持的。但他没有坚持大部不抓。过去说大部不抓,是指确有证据的间谍特务都大部不抓。可是后来扩大到对打倒的大部都要抓了。他没有坚持过去的大部不抓。毛主席说,看起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还不能说已经解决了。他说,这个斗争不是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从一搞社会主义就开始了。究竟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两条斗争反映到党内,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他说,这一斗争现在也没有了结。
  刘少奇之后这斗争还是在斗。各级、各个领域都存在这个问题。他们在党内占据领导地位,在很多方面都有影响。清除这些影响,使各方面、各领域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还要作深入细致的工作,还要有很长时间的斗争。毛主席说,一定要有革命领导干部参加文化大革命,要打破清规戒律,打破束缚群众的框框,到群众中去,同工人农民学生在一起,参加斗批改,实现机关革命化。要坚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领导干部的批判要治病救人,团结大多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毛主席看来,越来越多的领导人会站到革命群众方面来,支持他发动的群众的革命运动。他说极少数不肯回头、坚持错误、阳奉阴违、耍两面派的人,一定要被群众打倒,这极少数人是“咎由自取”(这四个字毛主席用的是陶铸的话)。
  毛主席在吃饭之前说了上面一些话。这是他提出的“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基本内容,也是他一月份号召全面夺权的根据。这也是他反复强调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根据。这一番话,也比较完整地表述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饭桌上没有说什么话,只是祝酒说了一句。吃完饭闲谈几句各人就回去了。毛主席过生日的这次谈话,是文化大革命中比较重要的一次谈话。这次谈话以后,我有一些想法,认为自己的思想落后于毛主席,落后于运动。觉得毛主席总是站在前边,我们总是赶不上。
  认为毛主席讲得很深刻,文化大革命搞了半年,他作了概括的总结,使我们比较清楚地懂得了一些东西。当时我是拥护毛主席的路线的,这是主要的方面。不象别人的回忆录说的,自己当时就对毛主席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事后圣人,反正当时我没有看见过一个坚决斗争的。那时自己是否没有疑问?也不是。这样的搞法,到底怎么样?我有点担心。当时听了毛主席讲话之后一两天,我对给我开车的中联部司机王贵说:文化大革命搞了半年,还要大搞,看起来所有的干部都要被打倒。后来一九八二年我从秦城出来后,王贵对我说:你看得真准,后来果然是所有领导干部都被打倒了。但是,当时我并没有提出不同意见。(注:事实是:九大后95%以上干部只要不是叛徒特务,都解放了

Thursday, August 25, 2016

蒋方舟:五十年前的这一天

(CND,2016 8 24 日)
    戴按:老舍只是文革中无数个被迫害死亡的人之一,罪魁祸首当然是毛,这不仅在于指导红卫兵制造暴行的是毛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而且毛在得知这些暴行之后并未制止,听任暴行的不断发展、蔓延和升级。现在当局为了维护毛的威信,有意掩盖或歪曲这段历史,以至于许多未经历过文革的人对此一无所知或获得歪曲的认知,这就为在中国重演文革制造了条件。本博的后半生得以生活在美国,幸甚。
    1966823号这一天早上,老舍离开了家,去往文联。老舍的家是丰富胡同的一座小院,有两棵柿子树,满是花,花是费了大力气养的。
  这一天文联有“文化大革命”的活动,和老舍没什么关系。他本来可以不去,但“文革”开始不久后,他曾说:“没有我,我也要参加,完了以后,我知道‘文化大革命’怎么回事,我好写。”他曾经想过要把“文革”搬上荧幕。
  老舍积极,一大早就出门,或许因为那时他的创作已经不受重视,话剧剧本接连被退稿,人艺不再找他写戏, 文联组织下乡活动也不理他,老舍有点凄凉地说:“他们不晓得我有用,我是有用的,我会写单弦、快板,当天晚上就能排——你看我多有用啊……”
  老舍怕自己没用了。这一年春天,他到北京顺义的陈各庄大队体验生活,写下了一篇反映科学养猪的快板——《陈各庄上养猪多》。这之后,就没有公开发表任何作品了。
     823号的下午,一群北京女八中的学生冲进了文联,她们头上扎着小辫,腰里系着宽皮带,气势汹汹。(戴按:从穿着上看,这些人应该是文革初期的高干子女红卫兵或红五类红卫兵)
  她们先是揪出了萧军。萧军不像《黄金时代》里演他的冯绍峰那么高大,身高差不多166,矮粗身材,不像文人,像个练武之人,和萧红恋爱的时候,他形容他们是“健牛和病驴”,那是隐隐觉得强壮而不羁的自己被萧红拖累了。那天,揪出萧军的人强迫萧军去挖煤,萧军很硬气,一直反抗,周围的人越聚愈多。
  萧军的反抗点燃了小将的怒火,他被皮带打倒在地,越来越多的作家也被揪了出来,骆宾基、端木蕻良……每个被叫到名字的人胸前都被带了一块牌子。
  然后,叫到了老舍的名字。
  下午四点,所有被叫到名字的人被赶上了两辆大卡车,拉进了国子监文庙的院子里。
  在那里,打手们不再是十几岁的小女孩,而是北京印刷学校的小伙子,一两百人。文庙火光冲天,是在燃烧大批京剧戏服,小伙子们轮番用戏台上的道具:木刀、竹剑、藤条来打这些跪在他们面前的人,有作家,有京剧名角。头一轮问什么出身,出身坏的打;第二轮问什么职务,再打一轮;第三轮问挣多少钱,再打三四圈。 
  老舍当天穿得体面,八月骄阳似火仍穿着西装外套。
  被打第一下的瞬间,老舍就成了他笔下的人物,《四世同堂》里的祁天佑。彼时,他是这样写的:
  “天佑的眼中冒了金星。这一个嘴巴,把他打得什么全不知道了。忽然的他变成了一块不会思索,没有感觉,不会动作的肉,木在了那里。他一生没有打过架,撒过野。他万想不到有朝一日他也会挨打。他的诚实,守规矩,爱体面,他以为,就是他的钢盔铁甲,永远不会教污辱与手掌来到他的身上。现在,他挨了打,他什么也不是了,而只是那么立着的一块肉。”
  打了三个多小时,萧军的背心被打到了肉里,老舍的头被打破了,随便盖了块毛巾,被送回了文联。
  以为送回了文联是躲过一劫,没想到晚上七点多钟,进驻文联的北大学生还没放大家走,又把老舍叫出来批斗。找不出理由,女学生只是紧围着他询问,不时用皮带抽打两下。
    作家草明这时跳出来揭发:“老舍在美国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美国人不肯要人民币而要美金。”
  老舍立刻反驳:“没有!我没有拿过美金。”
  反驳没有用,学生不知用什么敲了他的脑袋,血又流了出来。老舍摘下了身上挂着的“反革命”的牌子,人们开始喊:“老舍打人了!”人们都喊起来,往上围。
  混乱中,老舍被抓上了车,送到了派出所。
  晚上,老舍的妻子在派出所里看到丈夫,满脸是血,躺在地上。两人坐人力三轮车回了家。
  第二天早上,老舍拿着一本《毛主席诗词》出门了,出门前看到四岁的孙女在玩,他说:“跟爷爷说‘爷爷再见’。”小姑娘说:“爷爷再见。”然后向他笑着摇了摇手。
  老舍出门一直走到太平湖,太平湖只是一片野水,有几张长椅子,后湖都是荒草,老舍坐在椅子上,读起《毛主席诗词》,天黑以后,投进了湖水。
  “揭发”老舍拿美国版税的草明后来被问到有没有歉疚的心情,她说:“谁知道他后来受不了。自杀的好多,不过他有名气,大家就很重视。”
  ——老舍死后,很多谜还没解开。比如是谁通知八中的女学生到文联?谁主导了对老舍的批斗?哪些人动了手?草明以外,还有谁参与了揭发?老舍自杀的原因仅仅是因为被打受辱了吗?
  这些“凶手”,都没有明确的面孔。
  这或许是一种战术的成功,把所有人都变成施暴者,就没有人向施暴者扔第一块石头。
  而大多数百姓的态度,就和汪曾祺以老舍之死为题材的小说《八月骄阳》里写的那样:
“咱们不会去揪谁,斗谁,红卫兵大概也斗不到咱们头上。过一天,算一日。这太平湖眼下不还挺太平不是?” “干吗要走了这条路呢?忍过一阵肚子疼!这秋老虎虽毒,它不也有凉快的时候 。”
  千古艰难唯一死,偏偏在旁人口中这么容易。
  离老舍自杀整整五十年了,会对这日子敏感的人恐怕只有出版商吧。终于过了著作权保护期,以后使用老舍的作品不用再付钱了。
PS 关于8.23的记录来自于对傅光明、郑实采写的《老舍之死口述实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