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7，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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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都会注意到大学问家钱锺书在他的文字中，似极少涉及鲁迅。对此现象，不少人说钱锺书学贯中西，在他眼里，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地位不高，他看不起他们，包括周氏兄弟。所谓对鲁迅不屑一顾，似有些道理。钱先生以研究西方文学为专业，在牛津大学受过严格训练，西方古今文化典籍，无不涉猎，且极为精通。西方哲学他也通晓。比如他对黑格尔建立的哲学体系，就有批评，认为这是“造个大房子没人能住”。钱先生的“中学”造诣更深厚。其父为清华教授，家学渊博，二十岁左右即已走上清代博雅考订之路，其《谈艺录》《管锥编》便是证明。
钱穆先生是浩博宽豁的通儒。早年钱穆作《国学概论》一书，曾请钱锺书之父钱基博作序。结果这个序由年轻的钱锺书执笔完成，其国学功力和深邃见识，令国学界震惊。
几十年过去，钱穆名声大噪，钱锺书在20世纪80年代与余英时谈话时，说他和钱穆是老本家，叙起谱来，他应该算是钱穆的“小长辈”。余时英将此语告之钱穆，钱穆却说他们两家不通谱，是分不出辈分的。但据我所知，他们两家都是吴越王钱镠的后代，都是“吴越王孙”，大约是不会错的。20世纪80年代，钱锺书曾致信台北的钱穆。信上说，苏州即将庆祝两千五百年建城纪念，准备举行大会。“有关方面”托他写信“先容”，后面将有正式邀请函。后来钱穆说，信不知何人从大陆带来，放在他信箱中的。信封上无邮票，且是敞开的。他便未回信。这显然辜负了钱锺书的好意。对此，杨绛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提及此事，对于钱穆置之不理，似有微词。
其实，钱穆此举，事出有因。他曾见杨绛写的一篇文章中，称颂钱锺书为绝世天才，特别举的例子，正是1931年钱穆的名著《国学概论》上原有钱基博写的序。为此钱穆还在《自序》中，特别向“子泉宗老”致谢。谁知，经杨绛第一次披露，这个序竟是钱锺书代笔，而且“一字未易”。那时钱锺书是清华大学一年级学生，年纪仅二十岁。钱穆得此信息，其感觉可想而知。他原以为“子泉宗老”之序，极为郑重严肃，不料竟不是他亲自下笔，却委之年甫弱冠的儿子。后来在台北联经出版的“全集”本《国学概论》中，撤去了钱基博之序。连《自序》中感谢“子泉宗老”的句子也删去了。遂不搭理钱锺书的来信，也算“事出有因”，可以理解。
钱锺书才高八斗，且有知识分子胸怀，说他看不起周氏兄弟，似无根据。钱锺书并没有留下轻视周氏兄弟的文字。早年，钱基博作《现代中国文学史》，其间有这样的文字：
周树人以小说，徐志摩以诗，最为魁能冠伦以自名家。而树人小说，工为写实，每于琐细见精神，读之者哭笑不得……树人《阿Q正传》，译遍数国。
出版于1933年9月，钱锺书融进了自己意见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中，针对鲁迅与好友林语堂反目而批评其“小品”之举，态度鲜明地站在林语堂一边，先是以“‘鲁迅年可坐得版税万金’以为盛事”，表达不屑，接着说，“语堂方张‘小品’，鲁迅则视为有‘危机’，谓：‘在风沙扑面、虎狼成群之时，谁还有闲功夫，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指出鲁迅之论，未免偏激。这或是钱锺书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指名道姓对鲁迅的批评。
钱锺书以学者眼光，审视鲁迅作品时，常以曲笔，不点名发表意见，从未见攻讦之态。比如，钱锺书在20世纪40年代，发表《小说识小》数题，借批评《儒林外史》，沿用蹈袭古人旧材料多，缺乏创造性为题，顺便论曰，“近人论吴敬梓者，颇多过情之誉”。若读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会发现“近人”系指鲁迅无疑。
钱锺书也曾指名道姓论述过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文。那时，二十二岁的钱锺书，正在清华大学读书，那篇文章他是以笔名“中书君”在1932年11月1日出版的《新月》第四期上发表的。文中有抽象肯定“这是一本可贵的书”，更多的是具体的否定。出语锋利却很有分寸。
钱锺书还在自己写于1946年的小说《猫》中，极形象生动地为周作人画了像，可就不那么客气了：陆伯麟(小说主人公)“就是那个留一小撮日本胡子的老头”，他“是沪杭宁铁路线上的土著，他的故乡叫不响;只有旁人背后借他的籍贯来骂他，来解释或原谅他的习性”，“除掉向日葵以外，天下怕没有像他那样亲日的人或东西”，“中国文物不带盆景、俳句、茶道的气息的，都给他骂得一钱不值”。大凡了解中国文坛人物的，怕早已会心一笑，知道这是写谁了。特别是小说中的“他主张作人作文都应该有风趣”一句，几乎就是明指周作人了。小说中，另一人物陈侠君，对陆伯麟评价道：“(陆伯麟)地道是‘日本通’的话，平时的日本通，到战事发生，好些该把名称反过来，变成‘通日本’。”说白了，《猫》是篇有史实依据的纪实小说。
抗战结束，沦为汉奸的周作人，已成为人人喊打的落水狗，钱锺书辛辣地讽刺鞭笞周作人，并非仅仅出于对周氏兄弟的恩怨，而有民族大义在其间，有文人的良知道义在其间。那些说这是钱锺书纠缠于周氏兄弟恩怨而落井下石的人，让人怀疑他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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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与杨绛很少提及鲁迅，除了钱锺书从骨子里看不起鲁迅外，怕也与1925年“女师大风潮”有关。鲁迅在“女师大风潮”时，正与该校的学生领袖许广平谈恋爱。鲁迅在“风潮”之后的1926年，写了后来一直入选语文课本的《记念刘和珍君》一文。我就是在课本中读到此文的。那时年少，对推行封建奴化教育，无耻镇压学生的军阀鹰犬杨荫榆，充满仇恨。
随着社会的进步，有些历史被抹去尘埃后，渐显真相，那位被鲁迅讥讽为“上海洋场上恶虔婆”的女师大校长杨荫榆，也渐露真容。后来经历过“女师大风潮”的许广平回忆说：
“关于她的德政，零碎听来，就是办事认真、朴实，至于学识方面，并未听到过分的推许或攻击，论资格，总算够当校长的了。”亲历“女师大风潮”的许广平之说，应该是可信的。鲁迅的文章凸显刘和珍的反抗精神和被害的惨剧的同时，显然把杨荫榆小说化了。鲁迅为了揭露和抨击反动政府的血腥罪行，并无过错，只是鲁迅的如刀之笔，无端伤害了一个无辜的人。
杨荫榆若是普通人，其冤屈也可能永埋尘埃，孰料她偏偏是杨绛的三姑母，得以有还其本来面目的机会。杨绛在《回忆我的姑母》一文中，是这样记录三姑母之死的：
日寇侵占苏州……三姑母住在盘门，四邻是小户人家，都深受敌军蹂躏。据那里的传闻，三姑母不止一次跑去见日本军官，责备他纵容部下奸淫掳掠。军官就勒令他部下的兵退还他们从三姑母四邻抢到的财物。街坊上的妇女怕日本兵挨户找“花姑娘”，都躲到三姑母家里去。
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两个日本兵到三姑母家去，不知用什么话哄他们出门。走到一座桥顶上，一个兵就向她开了一枪，另一个就把她抛入河里。他们发现三姑母还在游泳，就连发几枪，看见河水泛红，才扬长而去……杨荫榆之死，算不上壮烈，或可如鲁迅所说，“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但是我们却可在杨荫榆淡红的血色中，依稀看到一位女性的善良天性和勇毅。其殒身不恤的事实，与刘和珍何异？呜呼，我们说不出话，但以此纪念杨荫榆女士。
杨绛在《回忆我的姑母》中，并未提及给杨荫榆定性为“恶虔婆”的鲁迅，其行文风格如钱锺书，“一九二四年，她做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从此打落下水，成了一条‘落水狗’”。其深意尽显其间，比那杀气腾腾的文字，更有杀伤力。
钱锺书自会将这一切看在眼里，文人仍是人，他心中就仍然有是非有爱憎，就是非越分明，爱憎也越强烈。正如鲁迅自己所说：“一有文人，就有纠纷，但到后来，谁是谁非，孰存孰亡，都无不明明白白。”(《再论“文人相轻”》)明白了真相以后，钱锺书选择了不屑一顾，是对对方的轻蔑。偶尔，钱锺书也会难得地涉及鲁迅。比如1956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讨论何其芳写的《论阿Q》时，一些“左”得出奇的批评家批评何其芳未用阶级观点分析小说中的人物，弄得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不知如何相对。钱锺书慢条斯理地打破僵持的局面，他指出，阿Q精神在古今中外的某些文学作品中可随手拈来，算不得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原创人物。会上，杨绛也支持夫婿的观点。这一观点，让与会的专家和何其芳都惊呆了。须知，那时被政治化的鲁迅，是至高无上的集政治与文学之神。敢于否定他的被视为经典作品的典型人物，非慷慨磊落之人，不敢为之。
1986年10月9日，在北京召开了“鲁迅与中外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人文社老领导秦兆阳因身体不适，派我代他出席讨论会。已成了社科院副院长的钱锺书致开幕词，他说：鲁迅是个伟大人物，人物愈伟大，可供观察的方面就越多;“中外文化”是个很大的题目，题目越大，可发生问题的范围就越广。中外聚会一堂，各个角度、各种观点的意思都可以畅言无忌，不必曲意求同。
钱锺书式的开幕词，简短而精妙，听者会心一笑，掌声也热烈。可后来有人著文，说钱锺书的致辞“换来的只是一片沉默的抵制”，纯属造谣，不怀好意。至于有人抓住钱先生所说“伟大的人物是不需赞美的”，加以指责，更无道理。自古即有“百年往事丹心里，千古声名直道间”，伟大人物与天地同存，活在人们心间，何须赞美。批评者，只是不满钱锺书未为鲁迅大唱赞歌而已。当然，这也可反映钱锺书对鲁迅的一贯态度。
一个对同时代中国知识分子极少正面评价的批评家，钱锺书能说出鲁迅是个伟大人物，并在《现代中国文学史》里给予了鲁迅很高的评价，说明钱锺书在犀利的理性背后，有一颗仁和之心。对批评家而言，批评的深度，即是灵魂的深度，批评与做人，只在精神或灵魂深处彼此相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