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前，是文革中的“八一八”五十周年。
“八一八”是文革中的一个重要日子。这一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首次“检阅”红卫兵，把红卫兵运动推向全国，文革走向一个新的高潮。
我也参加了这次“检阅”，但我不是红卫兵。那时只有“红五类”才能参加红卫兵，我不是红五类。
这是我考上科大之后的第二次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的“检阅”。第一次是1965年国庆日，科大以及北京其他大学的学生去天安门广场参加国庆游行。我们65级学生的任务是“摆花”，就是站在天安门广场上，看着指挥的手势，举起某种颜色的纸花，从而组成歌颂党和领袖的某种图案或标语。而科大64级学生则抬着重机枪，参加首都民兵师的队伍，接受毛的检阅。1965年9月的每天下午，我看到64级学生在校园里，在进行曲伴奏下，反复练习接受检阅的走步，整整练了一个月。不少65级学生，包括我在内，对64级学生非常羡慕。
1966年5月1日晚，天安门广场举行例行的庆祝文娱活动，我也去了，并首次观赏到大型焰火。
1966年8月18日，就像1965年国庆游行那样，我们被校车拉到天安门广场以东的长安街上，按学校排队，顺次经过天安门。
但这次毛的检阅活动，组织工作不像1965年国庆或1966年五一节那么严密。大约一半的游行队伍走过天安门时，一些学生开始停下步子，拥在金水桥那里，向着城楼上的毛呼喊口号。维持游行秩序的人员根本控制不住。到科大的队伍走到天安门时，金水桥已经聚集了许多学生。而天安门以西的游行队伍稀稀拉拉，根本没有队形。
后来从报纸上知道，当天，宋彬彬等高干子女中学红卫兵，在城楼上给毛带上红卫兵的袖章，毛还赐给她“要武”的御名。而我们班的军队高干子女红卫兵鲁某某，和其他高干子女一道，站在天安门两侧的观礼台上。鲁某某的父亲只是部队科研机构的一个师级干部，她还没有资格上天安门城楼。
还有一件事值得注意。参加八一八检阅的不仅有北京的大中学生，还有来自天津的一些学生。我怀疑八一八是全国大串联的开始。
1966年6月1日聂元梓大字报在官媒上一公布，北京其他许多大学和中学的学生，纷纷跑到北大参观取经。我们班十多个学生（包括我）从位于玉泉路的科大校园，步行约三个小时，去海淀中关村的北大校园，看聂元梓大字报，然后再步行回校，贴校党委和系总支的大字报。这应该是最早的学生串联活动，当然这是学生们在当地的串联。而天津学生坐火车或汽车来北京的学校参观学习，并参加八一八检阅，则是跨地区的串联。此后，北京的大中学生去外地煽风点火，外地学生来北京参观学习，各地学生去外地串联，坐车坐船甚至坐飞机都免费，导致全国各地“造反活动”越烧越旺，把文革推向又一高潮。
8月30日，我和我们系其他五名学生，拿着系文革小组的介绍信，乘坐免费火车去成都串联。
事后来看，八一八标志着毛搞文革的又一重大决策，即利用“喝狼奶”的大中学生，有由下而上地清洗各级“走资派”，最终打到刘邓等人。
然而，这项决策的某些后果是毛没有预料或预料不够的。
红卫兵起源于高干子女，这些人有极强的血统论观念，自以为是革命的接班人和文革领导者。他们除了残酷迫害已被打倒的学校当权派和反动教师，更把矛头指向社会上的“黑五类”，排斥打击出身不够红的其他学生，还大破四旧（破坏文物），横扫社会上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我亲眼看到红卫兵在王府井砸商店的霓虹灯和橱窗，剪妇女穿的小裤管、花裙子、花衣服、烫的头发，还砸高跟鞋。八一八以后，红卫兵们在派出所和街道管委会引导下，抄黑五类和黑帮分子的家，把黑五类赶出北京城。
8月30日那天在北京火车站上车前，我看到站前广场东侧坐了一地的黑五类，由一帮身穿黄军装、腰扎军用皮带的女中学生红卫兵看管，等候被遣送到外地。有的女红卫兵口里骂骂咧咧，张口就是国骂“他妈的”，拿着铜头皮带，劈头盖脸地殴打那些黑五类老头老太太，有的人被打得满脸是血。
八一八以及后来毛的七次检阅红卫兵，那些挥舞的红旗和红袖章，其实是无数无辜者的鲜血所染成的。八一八是血腥的八一八。
这些血腥行为，毛是完全知道的，但为了打到刘邓等走资派，他根本不管，放手让红卫兵去乱搞。但随着文革的发展，一些高干子女红卫兵的父母变成了走资派，这些红卫兵开始保爹妈，开始对中央文革、江青，甚至毛不满了。1966年8月份，科大校园出现了几张针对刘少奇的大字报，有张大字报说，刘少奇外号刘沟子（是遛沟子的谐音），当天晚上一帮中学生红卫兵冲进校园，撕毁了这些大字报。
毛很可能感到，依靠这帮高干子女红卫兵，是打不倒刘邓等人的。于是，1966年10月，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文革开始组织首都三司等亲信队伍，把文革的方向直接指向刘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