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May 24, 2018

蔡朝阳:在告密与监控中慢慢长大:中国学校的日常


( 墙外楼, 2018522日)
    每次有关监控啊,隐私啊之类的话题出现,就有一群人在那里大叫:1984要来了。来什么来,难道你不是一直生活在1984的平方里吗?监控与告密,不就是中国学校的日常吗,装什么外宾。
    我认识一个小朋友,从小跟我一起玩《帝国时代》,是个顽皮、活泼、古灵精怪的孩子。读了初中,我见到他,突然发现他全变了,变得畏畏缩缩,似乎动辄得咎的样子。后来他妈妈告诉我,进了初中,这个初中教室装有摄像头,于是多么天真活泼的孩子都完蛋了,因为老师始终在你背后,盯着你的脊梁骨看。你是不是感到,背脊里一直在丝丝地冒凉气?
    我还听过听过几个初中小姑娘在吐槽,谁的学校更严厉,不准怎么样不准怎么样。其中一个小姑娘说,你们算什么啊,我们学校,不准笑。在旁边听着的四年级男孩菜虫惊讶地问,那笑了会怎么样。初中的姐姐于是很无语,震惊于四年级男生的没见过世面——每个教室都装着摄像头,老师只要打开电脑就能看见你在干嘛,你还敢随便说笑吗?
    现在,这种摄像头也已经弱爆了,因为人工智能来了。据《新京报》518日报道,杭州第十一中学率先启用了所谓的“智慧课堂行为管理系统”,该系统可实现无感“刷脸”考勤,同时通过摄像头,还可对课堂上学生的行为进行统计分析,并对异常行为实时反馈。
    《新京报》描述道:“智慧课堂行为管理系统”还可对课堂上学生的行为进行统计分析,还有对学生异常行为实时反馈的附加功能。校方负责人介绍,系统每隔30秒会进行一次扫描,针对学生们阅读、举手、书写、起立、听讲、趴桌子等6种行为,再结合面部表情是高兴、伤心,还是愤怒、反感,分析出学生们在课堂上的状态。
    “所采集的只是学生行为状态信息,进而转换成代码进行分析,而不是课堂录像,不涉及学生们的隐私。”杭州第十一中学副校长张冠超昨日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看到这句话,我简直也很无语——都“针对学生们阅读、举手、书写、起立、听讲、趴桌子等6种行为,再结合面部表情是高兴、伤心,还是愤怒、反感,分析出学生们在课堂上的状态”了,这还不涉及隐私?请问校长大人您所认为的隐私究竟是指啥呢?
    在中国的校园里,监控与告密,就是孩子们所遭遇的日常。只不过这次,监控升级了,加入了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这是奥威尔老师所没有遇见到的新形势。
    传统学校对学生的管理,虽然有网格化管理、层级化管理的精细,但基本上还是靠人力。所谓“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管理学生,一般通过班主任。班主任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掌控班级的全局。怎么掌控呢,无非就是通过鼓励告密与加强监控。星罗棋布的班干部,不要以为这是来为学生服务的,而是一个个散落在群体里的信息员。
    我高中时,监控系统还没有这么严密,没有摄像头,更没有人脸识别。有一次,我被班主任叫去训话,发现我自修课说的闲话,干的坏事,他全知道,真是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瞬间我就惊呆了,防线全部崩溃。高中毕业很多年才知道,是我同桌说的,我的同桌就是班主任安插在坏分子心脏边上的一把尖刀,你待如何?
    很多班主任对全班同学,一直就是有罪推定。你乖,不是因为你乖,而是没有被班主任捉住而已。做过中国的中学生的,一定有这样的体验:一堂自修课,老师不在,孩子们闹得这个欢腾啊,教室里简直沸反盈天,可是,突然有一瞬间,全班刹那间安静下来,安静地诡异极了——你必然知道,这个时候,班主任已经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后门口了。
    为了达到这个效果,以凸显班主任的威权,班主任都不穿硬底的鞋子,就是为了怕你听出他的脚步声。在监控孩子,抓孩子们的现行这件事上,有些班主任,真比狐狸还狡猾,比猫咪还轻盈,比财狼还凶狠……我只是说有些班主任,请不要对号入座。
    我想,杭州第十一中学的主事者,在成为主事者之前,恐怕也是当过班主任的吧。总之深谙校园管理之道——核心便在于监控。
    在安装天眼这件事上,他对掌控全局的渴望,令人目瞪口呆。控制型人格总是这样的,越害怕失控,就越是控制。而事实上,他本人又被上一个层级所控制。他在控制别人的同时,也渴望被控制。说白了,控制型的人格,归根到底就是一种奴性人格,施虐与受虐的结合体。
    而对隐私的漠视,则令人震惊,虽然尊重隐私是一个文明社会的起码诉求。但学校的管理者显然不是这样认为的。或者说,学校的管理者,对隐私的定义,跟社会共识的隐私显著不同。就像李彦宏老师曾经说的,中国的老百姓对隐私没那么在乎,他们乐意用隐私换取便利。但那是李彦宏老师自己不在乎,也许孩子们在乎呢
    我还觉得吧,力推在教室里装摄像头,装天眼的这部分人,有偷窥欲。你看在人家,而人家看不到你,就好像有一种邪恶的快感。这跟某些住宅密集区,偷窥狂用高倍望远镜偷看别人的行径,有什么区别?
    “老大哥在看着你”,奥威尔老师说。现在,老大哥还可以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分析你。无所逃于天地间,你待如何?
    我不得不说,用人脸识别技术监控教室的这个事情,是一种邪恶。我们用这种邪恶的手段,又将带给我们的孩子怎么样的教育,培养怎么样的未来者,塑造怎么样的人格?
    唐映红老师说,学校将学生物化,孩子们就会低自尊以及物化他人,这样的孩子长大后,高概率冷血、残酷、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
    白宇极老师则想到了边沁所设计的圆形监狱,这个监狱里,狱卒可以在任何角度看见罪犯,罪犯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无所遁形。
    唐白两位老师都GET到了,在监控学生的行为中,显然并没有把学生当人,而是将之物化了,甚至当做了罪犯。这样,这个场域,还能被叫做学校吗?
    不要再说《1984》了。现在的技术手段,已经高出《1984》不知凡几。就像有人写《浪潮》的影评,一脸理中客,好像完全不知道在你国,根本就是一浪高过一浪。
    但我也不全然悲观,在《楚门的世界》里,吉姆凯瑞,后来认识到了真相,于是他勇敢地去追求真爱了。

吴松磊:如何科学地消灭敏感内容

(YouTube,20185月19日)
    中国网民第一次发现敏感词的存在,是在 2000 年的 qq 聊天室。
    用于结交陌生朋友的聊天室功能,让敏感内容第一次有了大规模传播的可能,因此,禁词表出现了。
    禁词表的规则相当粗暴——只要文本内容包含禁用词,则无法发送,或发送后仅自己可见。直到今天,微信也仍然沿用这一规则。
    好在微信环境相对封闭,审查级别并不高。多伦多大学一份 2016 11 月发布的报告中,只发现 178 个禁词,且仅针对用中国大陆手机号码。
    而在 web 2.0 时代,随着博客、论坛、社交网络开始成为主流产品,任何信息都有可能一夜间传遍全网。传统禁词方案的缺陷开始暴露出来。
    首先,词库只能做到精准匹配,无法处理对原词的演绎。
    假设金正恩为敏感词,那么可以演绎出三胖、鑫,以及英文、拼音、字符版本的几十个替代词,甚至直接用“金”以指代,而这些词显然无法被禁词表囊括。
    另一方面,许多敏感内容是事件,无法仅用单个词描述。
    以“金正男机场遇刺”为例,需要“机场”、“金正男”、“遇刺”其中两个词同时出现才能触发清除机制。这就给了其中单个词相当大的替换空间,例如“机场金大胖”、“胖熊机场一日游”,都可以让人联想到该事件。
    面对这些问题,各种消灭敏感内容的计算机算法开始被研究出来。
    分词是分析文本的第一步
    传统的“正向最大匹配法”即从左到右扫描文本,将匹配成功的词切分,直到无法匹配为止。
    但这种方法并不可靠,如“一台独立服务器”就还是会被分为“一/台独//服务器”。
    为了解决歧义问题,需要对大量真实语料进行统计,计算每个词的出现概率,再计算不同分词方案下的总概率。
    在这个例子中,因为“立”作为词的出现概率极低,因此“一台/独立/服务器”的概率将明显高于“一/台独//服务器”。更进一步,还可计算两个词同时出现的概率,以得到更精确的分词结果。
    今天的分词算法可以成功识别插入特殊符号的敏感词。而配合扩展词表,也可以处理以同音字或拼音替代的敏感词
    但对于联想类敏感词和事件类敏感内容,还是需要其他算法的加持。
    贝叶斯方法就是其中之一。
         1763 年,英国学者托马斯·贝叶斯(Thomas Bayes)提出了著名的贝叶斯公式:
       
             P(A|B)=P(B|A)xP(A)/P(B)
                其中P(B)为先验概率
    贝叶斯方法的核心在于通过已知事件的概率(先验概率)计算未知事件的概率(后验概率)。
    以“金正男机场遇刺”举例,假设抽取十万条包含“机场”的文本,其中七万条为正常内容,三万条为需要清除的敏感内容。
    即正常评论的概率 P(g)=70%,敏感评论的概率 P(b)=30%
    再对所有文本进行分词,计算每个词出现的概率。
    以“遇刺”为例,假设在七万条正常内容中,有七十条“遇刺”,即出现概率概率 P(W|g) 0.1%;而三万条敏感内容中,有三百条“遇刺”,即出现概率 P(W|b) 1%。“遇刺”一词出现的总概率 P(W) 0.37%。
    那么,一条提到了机场的内容里出现了“遇刺”,该内容是敏感内容的概率 P(b|W) 是多大呢?将上面的结果带入贝叶斯公式中,可以算出概率为 P(b|W) = P(W|b)P(b) / P(W) = 81.1%。
    按此方法可以计算出每个词的敏感概率,根据这个公式就可以计算出该文本为敏感内容的期望,再根据实际情况设定阈值进行处理。
    以“金大胖在机场遇刺”为例,根据「金大胖」、「机场」和「遇刺」三个词的敏感概率,可计算出这句话是敏感内容的概率为 93.9%。
    贝叶斯方案的缺陷是需要大量语料数据作为其先验概率的支撑。但在深度学习算法逐渐成熟的今天,距离完全消灭敏感内容的最后屏障就是样本的数量。
    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官方也许可以定期举办“敏感词放心说”等活动,号召人民群众一起为消灭敏感词贡献数据。

练乙铮:中国共产党隐秘的影响力机​​器

NYT2018523日)
         在俄罗斯试图秘密操纵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种种喧闹之中,有个国家平静得出奇:中国。但中国领导人很可能正看着俄罗斯的粗劣手法冷笑。既然这个由莫斯科策划的计谋主要依赖于美国的社交媒体,必然很快会被美国的技术人员识破。同样,前俄罗斯间谍及其女儿在英国被公然下毒的事件,也已经被记在莫斯科头上。这些过于直接、过于有迹可循的行动,只会引来反击。
         中国也有欺凌弱小的时候,尤其是对那些处在它影响范围内的亚洲国家——对部署了防御性导弹的韩国实施经济制裁,暗地里到香港和泰国绑架书商。但中国往往不会公开伤害或惹恼如美国这样的对手,相反,它会安静地积攒长期的优势。
         中国不会胁迫,只会操纵,它更倾向于在道德和法律的灰色地带行事。它会将自己的政治动机掩盖在值得称赞的人情或文化项目之下,模糊与对手之间的战线。任务完成后,另一方可能还没意识到自己中了计,或者都不知道这场战略博弈的存在
         要是这听起来有些阴谋论,那是因为这其中确有阴谋,并且不只是假设。从中国在海外校园建起的孔子学院和中国共产党小组便可见一斑——若是把所有的例证都好好地联系起来,它们会勾勒出一个运转平稳的巨大机器。这个机器将中国人安插到全世界,扩散中国的影响,收集情报,为中国政府服务
         以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的故事为例。
         20世纪40年代中期,杨振宁离开中国,师从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1957年获诺贝尔奖后,中国当局派出了包括他父亲在内的密使,悄悄在日内瓦与他会面并恳请他回国。杨振宁一再拒绝,并于1964年成为了美国公民。但是1970年代中国开始开放后,他便回国来参与中国物理学研究的现代化。北京十分清楚物理学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以及杨振宁心中萌生的爱国主义对其他海外华人科学家可能产生怎样的示范效应,于是几乎把他塑造成了一个民族英雄。此外还有别的。
         2004年底,妻子刚刚去世一年,杨振宁就与一位年轻的中国研究生结婚了,两人是在一次大型研讨会期间认识的,当时她是当局安排给杨振宁的私人助理。20172月,94岁的杨振宁和另一位海归、图灵奖得主姚期智宣布放弃美国公民身份。在这类事上大惊小怪的媒体嘲弄了这段年龄差距巨大的婚姻,但也有严肃批评者指出,为高价值目标配一个年轻妻子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做法。对于获得国家的这种关注,甚至还有个固定说法:得到了“党(或总理)的关怀”。1960年中期,曾在1949年被共产党推翻的民国政府中任高级将领和代总统的李宗仁回国后,也得到了一名年轻配偶作为奖赏。
         据传,当时的总理周恩来亲自负责了李宗仁的婚事。我并没有了解到可以证明中国领导人策划杨振宁再婚的官方记录,但却有着充分的间接证据,其中包括杨的这位年轻妻子的父亲的陈述,称女儿的“牺牲”是“一种美德,一种荣耀”。
         杨振宁回归中国国籍的消息,在美国华人群体中引起了反响,尤其是在科学家和工程师中间。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急需的体面,且挖走了美国的一项重要人力资产——杨的学术培养大部分是在美国进行的。
         事实上,自从加州理工学院的空气动力学和导弹专家钱学森1955年回到中国,并在建设中国导弹工业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后,美国联邦调查局就已经强烈意识到,这种特殊的逆向人才流失给美国造成的危险。“我宁可杀了他,也不愿放他走,”据说1951年至1953年担任美国海军部长的丹·A·金博尔(Dan A. Kimball)在提到钱学森时曾这样说。“他到哪里都抵得上三到五个师。”在1950年代,有数百名海外华人科学家回到了中国。
         杨振宁放弃美国国籍的影响可能更大,别的不说,至少如今美国的华裔比60年前多了很多。就我这一代人而言,他在1970年代回归中国一事,无疑极大激发了在美国高科技领域学习和工作的华人的爱国热情。经历了1957年灾难性的反右运动、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以及1989年残酷的天安门镇压之后,中国共产党失去了知识分子的支持,然而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归国故事,对修复共产党的形象是有帮助的。
         长期观察中国的人,从杨振宁的人生轨迹中可以轻易觉察出中国共产党的干预,特别是它精心伪装的这台影响力机器的悄悄运转。不过,外国学术界和知识界才刚刚开始认识到中国的方法——以及它与俄罗斯的不同之处——并充分衡量它的有效性。中国的手段很难辨认,安插的眼线很难清除,尤其是在美国、新西兰或澳大利亚等不加防备的开放社会。
         中国的影响力机器有着模糊的外表,一个原因是其成员之间的联系往往难以察觉,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之间的联系。但它的核心是一个规则严明、经过实战考验的机构,最初是毛泽东在1930年代部署的。毛泽东曾把它称为对付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三大法宝之一,与奉行列宁主义的共产党和红军并列,毛泽东给它起了一个体面的名字:统一战线。该组织于1946年确立了目前的形式。三年后,毛泽东的共产党赢得了内战,它把胜利部分归功于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由两个机构组成,中国以外的地方很难理解它,因为西方没有类似的机构。一个是神秘的中央统战部;另一个是广受关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统战部是一个灵活的、受到严密控制的党组织,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它监管着十几个通过劝说和渗透从事政治联络工作的组织。其中一个就是欧美同学会,该组织密切关注着越来越多在西方生活或接受学术培养的学生和学者,要求他们搞“人民外交”——实际上是把所有这些学者变成了统一战线的士兵。
         另一方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一个非请勿入的庞大俱乐部,由一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主要通过个人关系网开展工作。它的年度会议有大约2150人参加,是一场和谐、冗长的杂谈会。约40%的与会者是中共党员,其他则是来自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的名人,他们是根据财富、受欢迎程度和政治顺从性被精心挑选出来的,比如电影明星、宗教领袖、富商和大学校长(至少国家层面的政治协商会议是这样的,一些不太重要的爱国者会从加入省级或更低级别的政协起步,然后往上爬)。
         政协委员名义上是中共的政治顾问,但实际上,他们必须服从党的安排。有关工作的谈话结束后,他们真正的工作才开始:主要内容是影响各行各业的重要人物,最终通过金钱、美色、许以名望或仅仅是利用他们的爱国精神,把他们拉进北京的轨道。所有新成员都会得到在中国国内表现、宣传、投资或发财的好机会。
         在某些方面,政协的运作与黑手党类似:行事隐秘,依靠密切的个人关系,并且随时准备违法。它也有点像政治庞氏骗局:成员引诱他人加入后会得到奖励——然而之后会面临更大压力,会被要求继续这么做。香港前民政事务局局长、某家能源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何志平,如今卷入美国的一起刑事案件,被控贿赂非洲国家元首,以便为国家控制的中国能源利益集团获取石油合同。身为资深政协委员的他,似乎正是因为这些关系栽的跟头。
         但中国的这台影响力机器继续轰鸣。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当局在本届政协中给香港分配了创纪录的200多个席位,约占委员总数的10%,但香港的人口只相当于中国总人口的大约0.5%
         70年前,毛泽东的统一战线对帮助中国共产党一举夺权起了重要作用。从那时起,中国的影响力机器变得更加足智多谋,而且更加全球化。

Wednesday, May 23, 2018

保罗·克鲁格曼:特朗普正出卖国家安全,以换取中国的贿赂?

(NYT,2018518日)
         美国总统是否在出卖国家安全来换取中国政府的贿赂?
         不要说这个想法是荒谬的:鉴于我们对唐纳德·特朗普的全部了解,这种事完全在可能范围内,甚至在合理范围内。
         不要说没有证据:我们不是指法庭证据——被告人被证明有罪之前应当被推定为无罪。涉及高级官员的行为,标准几乎完全相反:就算有一丁点显得他们的行为可能出于个人利益动机,他们也应当尽量避免。
         哦,不要说反正也没关系,因为控制国会的共和党人不会为此做任何事情。这本身就是故事的一个关键部分:整个政党——这个历史上一直用国旗缠裹自己,并且一向质疑对手是否爱国的党——已经默认了赤裸裸的腐败的可能性,哪怕涉及来自敌对外国势力的贿赂。
         迄今为止,故事是这样的:业务包括制造廉价智能手机的中国电子企业中兴通讯,在过去几年里一再被美国政府盯上。它的许多产品都含有美国的技术,根据法律,这些技术不得出口到朝鲜和伊朗等禁运国家。但中兴通讯规避了这个禁令。
         最初,该公司被罚款12亿美元。后来,商务部发现该公司对涉及此事的高管做出了奖励而非惩罚,于是禁止美国科技公司在未来七年内向中兴通讯出售零部件。
         两周前,五角大楼禁止美国军事基地销售中兴手机,情报部门也警告说,中国政府可能会利用该公司的产品进行间谍活动。
         鉴于所有这一切,特朗普的行为显得很奇怪,他突然宣布他正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合作拯救中兴通讯——“中国会损失太多工作,”——他还命令商务部实现这一目标。
         特朗普可能只是在一场看似可能发生的贸易战中向中国伸出橄榄枝。但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中国不当行为的可耻典型呢?于是许多人把目光投向印尼,在那里,一家中国国有企业刚刚宣布对一个特朗普集团持有大量股份的项目进行大规模投资
         顺便说一下,这项投资是“一带一路”项目的一部分,中国正在利用这一跨国基础设施计划来加强它在欧亚大陆的经济中心地位——以及地缘政治影响力。与此同时,特朗普的基础设施计划又怎么样了?
         回到中兴通讯的事:这其中有没有交换条件?我们可能永远不得而知。但是特朗普政府在同特朗普家族企业利益相关的问题上采取特殊的外交政策,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去年,政府奇怪地支持沙特封锁卡塔尔——这个中东国家恰好还是一个美国主要军事基地的所在地。为什么?这个嘛,此事发生之前不久,卡塔尔人刚刚拒绝对第五大道666号项目投资5亿美元,该项目由总统女婿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的家族拥有,是一处存在诸多问题的地产。
         现在看来卡塔尔又要做第五大道666号这笔生意了。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先不管细节,看一下大局。高级官员有权奖励或惩罚企业和其他国家的政府,因此,对政府官员的不正当影响始终是个大问题,即便是以竞选捐款的形式,或通过职务转换进行间接财政奖励。
         但如果利益方可以通过自己的商业控股把金钱转移给官员,问题就变得糟糕得多——而特朗普及其家人没有与他们的国际商业交易脱离关系,这种行为基本上等于公开宣布自己欢迎贿赂(并且为政府其他部门设定了标准)
         外国专制政府的不正当影响问题尤其严重。民主国家有自己的道德规则:如果加拿大被抓到向特朗普集团转移金钱,贾斯汀·特鲁多(Justin Trudeau)会陷入困境。相关公司可能会名誉扫地或遭到起诉。但是,如果习近平或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向美国政客行贿,谁会阻止他们呢?
         主要的解决办法应该是国会监督,这在过去还很有效。比如说,如果有蛛丝马迹表明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或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接受外国贿赂,那么两党都会提出调查要求——而且总统很有可能被弹劾。
         但今天的共和党已经明确表示,就算接近叛国边缘,他们也不会让特朗普承担任何责任。
         所有这些都表明,特朗普的腐败只是反映出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共和党为了党派优势不惜做出任何事情,哪怕出卖国家

Tuesday, May 22, 2018

克里斯托夫-金 :陸奇效應:大陸精英落荒而逃 印度精英半壁江山

( 20180519日,中国禁闻 ) 
    一個印度人提升,招聘大批印度人,一個中國人升職,趕走大批中國人,辭職了,單槍匹馬走麥城。
         本文說的是“陸奇效應”,之前還有“唐駿效應”,“開復效應”——都曾是微軟華裔高管,都被委以重任,一夜間,一紙聲明,一個美麗謊言,海歸了,高薪聘請。
    無論光環多麼眩暈,無論才能多麼突出,搞的都是中國人的小九九,沒有真話,他們的離職毫無正面效應,事實上,美國企業商界可是討厭死了沒有誠信的中國高管,更信任印度高管。
    可不,美國科技產業界,還有一個大公司華裔高管嗎?
    幾乎沒有,有的是,印度裔高管。
    前有唐駿,後有李開復,今有陸奇,一個模子,一個套路,特別是來自大陸的中國人不可信。
    事實上,他們越來越堵死了中國高管未來的美國升遷之路
    就從百度高薪聘請陸奇說起吧。
         2017117日,百度官方正式宣布,前微軟執行副總裁陸奇將擔任百度集團總裁兼首席運營官(COO),主要負責百度的產品、技術、銷售及市場運營,百度現有各業務群組及負責人都向陸奇彙報工作,而陸奇則直接對百度 CEO李彥宏一人負責。
    百度為什麼高薪僱傭陸奇?
    很簡單,百度威風不再,夕陽西下,危難之中。
    百度曾經是中國大陸最有價值的互聯網公司,在美國上市也一度獲得投資人的青睞,百度在國內的成長壯大,藉助於谷歌模式,更得益於谷歌當年不得不“水土不服”而被迫退出中國市場。
    百度早已今非昔比,名聲每況愈下,特別是競價排名收費模式導致社會譴責聲浪,因為傷害了消費者和競爭者的基本權益,特別是因百度推薦的莆田系醫院導致年輕患者魏則西死亡事件,引發社會對百度一致譴責,自此百度聲名狼藉,產業轉型也成為巨大變數,積重難返。
    我曾專門語音評述“則西之殤”對百度競價排名導致醫療事故而不得不尋求新盈利增長點的黯淡情景。
    根據百度2016Q3財報,營收為182.53億人民幣,同比增長為-0.71%,首次進入負增長。
    百度2016年前三季度的市盈率在1113之間,也是歷史最低水平,與百度在20052015年的十年間,市盈率在18954之間,差別黑白分明。
    陸奇救得了百度嗎?
    從管理結構角度,陸奇雖然是集團總裁,但上有李彥宏,旁有李夫人馬東敏,這個三角關係既曖昧又詭異,極難充分發揮作用,表面上放權,實際上控權,既機率無窮,又風險猶存,毫無疑問,接下來李彥宏、陸奇、馬東敏的合作關係,將是事情成敗的關鍵。
    這是中國人的公司,也可以是說是李彥宏的家族公司,其複雜性不言而喻。
    李彥宏並沒有完全放權,而是在僱傭陸奇的同時,也招回了夫人,實質是,企業管理大權同步交給了陸奇和李夫人兩人,分工涇渭分明,陸奇掌管百度業務部門,夫人掌管職能部門。
    誰都知道,業餘部門是幹活的,職能部門是管事的。
    從微軟加盟百度,陸奇為他還小6歲的李彥宏打工,你覺他能全身心投入嗎?
    中國人的小九九。
         五年之內,也許更早,如果陸奇不能重建百度,脫胎換骨夕陽西下的百度,走人可能是唯一出路。
    不多談了。
    今天談的主題不是陸奇投奔百度,那格局太小,談的是“陸奇效應”,在美國的效應。
    也就是,陸奇的離職海歸在美國企業管理業產生的影響。
    事實上,印度高管在美不斷做大,早已形成半壁江山。
    微軟的CEO納德拉,印度裔,1967年出生,比陸奇年輕許多,名聲很不錯,陸奇無論被動還是主動辭職,意味著華裔精英在美大企業無法進一步擴展,說混不下去也並非空穴來風,沒有做領頭羊的機會,只能淪為“高級打工仔”,最後不得不選擇海歸。
    從深層角度分析,無疑是:中國精英的完敗,印度精英的崛起。
    龍象斗,龍是虛的,其實不存在,象是真實的,無處不在,龍當然鬥不過象。
    龍象在全球化市場上競爭,在美國本土而不是中國大地競爭,龍一敗塗地,象勢如破竹。
    我告訴你,企業管理文化從來都是選擇最佳人才做最適合的事,但首先人才要有強烈意願,中國人英語水平普遍低下,對競爭管理職位有一種天然的文化怯性,印度人就不同了,爭先恐後,20多年前美國高科技重地矽谷的印度人和中國人勢均力敵,今天管理和技術雙豐收。
    中國人呢,還是干苦活的一線工程師。
    為什麼?你不會說,不會交流,何以登上管理層,中高層管理當然沒你的份。
    印度裔不僅全面進入美國產業特別是高科技領域,而且加速進入政治領域。
    就說2016年美國大選吧,來自加州的印度裔Kamala Harris當選聯邦參議員,來自南卡羅來納州的印度裔Nikki Haley被特朗普總統任命為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別忘了,她們都是印度裔女性。
    華裔就不說了,相當複雜,來自台灣、香港以及其他地域的議員官員公開表示與中國大陸無關,撇清任何與中國的關係,而來自中國大陸積極投入政壇的活動人物罕見,有也是進入政界基層崗位。
    在產業界,特別是科技領域,印度人更厲害,老美大都這樣認為,老中也有同感吧。
    在美的印度裔,無論拼中高層管理能力,還是拼經濟實力,都比華裔厲害。
    海外特別是在美國的印度人,在技術上絲毫不弱中國人,而在中高層管理領域,卻把中國人遠遠拋在後面,我所在的高科技重地——加州矽谷,放眼望去,數萬家科技公司中的印度裔中高管比比皆是,而華裔高管非常罕見,中管也不多見。
    毫不奇怪,美國高科技領域的職場常態:CEO——老美,中高管——老印,一線工程師-老中+老印,多少年,仍然一成不變,趨勢很明顯,剪刀差日益擴大。
    位於矽谷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學的一項綜合調查表明,截止2012年,印度裔人才領導的公司佔到了33.2%,在美國矽谷的總人口中,而印度裔僅佔6%,但是創辦的公司佔到了矽谷所有公司的15%
    在矽谷,華裔總人口佔到28%,清華大學在矽谷有一萬多校友,浙江大學有五六千校友,北大、復旦、交大、武大、南大等大陸名校的科技精英幾乎都在這裡,但管理階層的華裔人數與印度裔相比不是同一個數量級。如今印度裔人士在矽谷勢力如日中天,隨機看看世界頂級公司的兩位高管,那些掌管矽谷權勢的印度裔人士。
    納德拉1967年出生於印度海德拉巴,曾先後就讀於印度門格洛爾大學、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和芝加哥大學,分別獲電氣工程學士學位、計算機科學碩士學位和工商管理碩士學位(MBA)。在轉投微軟之前,他在 SUN有過較短工作經歷。此後他效力微軟22年,負責雲計算業務。今年2月被任命為微軟新任 CEO
    皮恰於2004年加入谷歌,主要負責谷歌瀏覽器及應用部門。他在 Chrome以及應用業務的成功,特別是包括郵件服務Gmail和雲存儲服務 Google Drive,幫助他贏得了這一新崗位。他現在是CEO。皮恰就讀印度理工學院,為成績優異而獲得 IIT Kharagpur(印度理工學院卡拉格普爾分校)學院銀獎之外,賓夕法尼亞大學還向皮恰頒發了Siebel Scholar等殊榮。
    深入了解印度,不是說印度超越了中國,而是未雨綢繆,在海外印度人牢牢佔據中高層管理和技術核心,大學、科技、政府、金融、製藥、國防等無數行業的印度裔中高層高管濟濟,中國人極為罕見。
    在美國特別是高科技重地矽谷,會說話和交流的印度人一波波進入台前——中高管理層,微軟谷歌等無數跨國公司的CEO都是印度人,中國人一個都沒有,不大會也不願交流的中國人仍然大批在幕後——一線工程師,苦是中國人吃的,功是印度人的。
    新老華裔正在失去在矽谷立足和升遷的根基,“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的海外中國人,正在失去在美國高科技領域的領導位置,幾乎是直線淪為“技工”和“碼農”。
    我常與矽谷印度科技管理精英擺龍門陣,我的合作夥伴之一就是印度人呢,非常優秀。
    我經常談到,企業文化總是選擇最佳人才做最適合的事,但首先人才要有強烈意願,中國人英語水平普遍低下,對競爭管理職位有一種天然的文化怯性,印度人就不同了,爭先恐後,20多年前矽谷的印度人和中國人勢均力敵,今天管理和技術雙豐收,中國人還是干苦活的一線工程師,你不會說,管理沒你的份。
    不是中國人做不來,首先是中國人不願做,其次是中國人窩裡斗,到海外了還是不團結,四分五裂,大陸、香港、台灣互不來往,事實上,印度人抱團,扎堆。
    一個印度人提升了,招聘大批印度人,一個中國人升職了,嘿,趕走一大批中國人。
    中印在各自本土科技產業領域的龍象之斗也日趨激烈。
    印度智能手機市場狀態和6年前中國相似,2011年中國手機進貨量9,200萬部,2015年印度1.04億部萬部;2009年中國4.6%消費者擁有一部iPhone201614%的印度消費者有一部智能手機。
    記住,高估對手不是低估自己,而是危機意識,居安思危。?
    蘋果和富士康聯手,計劃在印度投資百億美元建立iPhone基地,複製中國製造成功模式,亞馬遜宣布追加投資30億美元,看好印度發展潛力。
    蘋果公司為何拉開了“棄中入印”的戰略帷幕?
    很簡單,隨著中國製造業成本與日俱增,特別是華為手機對蘋果手機構成的嚴峻挑戰,蘋果公司在中國的iPhone地位開始出現明顯衰退,蘋果公司股價過去一年暴跌30%也證明了這一事實。
    由於iPhone銷售放緩,蘋果越來越成本遠低於中國的印度、東南亞和南非等發展中國家市場,在最近接受採訪時,蘋果首席執行官蒂姆·庫克(Tim Cook)聲稱,iPhone和其他蘋果產品在印度市場上有很大潛力,並指出印度正在部署LTE網路,25歲以下人口眾多。也就是說,蘋果進入不亞於中國市場的印度市場,將填補蘋果產品在中國市場日漸疲軟的黑洞。
   中國大陸的土地和生產成本變態的高,物價飛漲,稅收也高,人工成本是印度的3倍多,越南的4倍多,已經導致很多企業不得不撤離,蘋果生產線可能全部轉移印度,百萬人工作崗位,成千上萬的供應商將如何應對?
    據著名科技網站“AppleInsider”報道,蘋果代工廠商富士康即將與印度政府達成最終協議,建設一家獨家為蘋果公司生產產品的大工廠。
    郭台銘也是一個說一不二的人,對中國市場運營成本高漲的悲觀和其他不滿早已為人所知。
    《印度經濟時報》刊文稱:富士康即將簽訂協議,獲得位於馬哈拉斯特拉邦一塊約1200英畝(4856228平方米)的土地,投資100億美元建設一座專門為蘋果生產產品的工廠,據估計,工廠將於簽訂協議後的約18個月後正式投產。
    蘋果庫克,富士康郭台銘,還有亞馬孫的貝佐斯……
    這些跨國公司領袖都一致看好印度的未來?
    中國國內幾乎所有官方智庫都只讚美中國自己,極度忽視中國經濟殖民化的嚴峻挑戰,其實只要稍稍分析一下中國GDP總量外資外企所佔比例就清楚了,問題是,中國文化視面對現實為唱衰自己
    印度是中高端世界辦公室,中國是低端世界大工廠,佔領辦公室和大工廠雙重地位是清晰的印度戰略,而中國戰略是什麼?
    靠山寨大國不可能實現中高端世界辦公室的戰略轉型。
    日益劇增的生產成本攸關製造大國的地位。
    關於印度裔和華裔人才的經濟能力,傳統的觀點一直認為華裔更富有,其實不然,美國聯邦勞工部的最新數據,顯示在美的印度裔移民經濟實力強於華裔。
    聯邦勞工部828日公布2013年《全美亞太裔在蕭條復甦後的經濟地位》,亞太裔的薪資、教育水平和就業率都比白人及其他少數族裔表現佳,其中又以印度裔移民表現最為突出。25歲以上印度裔就業人口有76.1%有大學學位,華裔有56.8%16歲以上勞動人口的平均周薪也以印度裔的1291元最高,華裔1093元,白人、非裔、西語裔分別是865692641
    為何印度人比華人混得好?
    為何印度人能在矽谷職場比華人更勝一籌?
    首先英語是印度人從小教育就會接觸到的通用語言。在20世紀50年代就開始注重培養技術人才,並向海外輸出。如知名的印度管理學院阿默達巴德分校是在20世紀60年代與哈佛商學院聯合創立的;其次印度 IT外包產業發展比中國早,IT教育環境與主動培養 IT意識較強烈;最後印度人在海外發展習慣彼此互幫互助,在職場上比華人更為靈活、主動性更強。
    更重要的是,印度成功者抱團,提攜下一代。
    據矽谷周刊報道:“早在1992年已在矽谷站穩腳跟的印度人聚集一起,籌辦印度企業家協會,這個協會的定位非常明確,建立人脈網路,致力於培養下一代矽谷印度裔創業者。職能包括:印度企業家協會企業家指導項目,指導年輕人創業;此外還幫助其優秀項目進行早期孵化投資。目前這個協會,在13個國家有54個分支機構,擁有超過13000多名會員,其影響力早已超出矽谷,並逐步成為企業家和投資者之間最重要的交流平台。”
    對中國大陸的影響怎樣?
    中國希望從低端的“世界大工廠”戰略轉型為中高端的“世界辦公室”,問題是,非常艱難,很簡單,做中高端產業需要大批中高端人才、知識產權保護、日益創新而不是永久性山寨,不僅如此,成本更具競爭性,這些基本問題幾乎都是中國戰略轉型的“軟肋”,而且是永久性的,日益惡化,極難逆轉。
    印度的經濟戰略很清晰——雙重地位,加固世界辦公室地位,奪取世界大工廠高地。
    這才是中國當下最應該關注的重要問題。
    不客氣地說,中國大陸是否失去“世界大工廠”的地位,同時日益遠離“世界辦公室”的發展目標,這才是當下中國人最應該關注的問題之一。
    海外中國人,無論華僑華人,都是炎黃血脈,誰不希望中華民族健康發展?
    誰不希望祖國好?
         Facebook創始人和CEO,年輕的馬克扎克伯格一個問題,就讓堂堂的印度大總理當場哭了。
    你相信嗎?
    但這是不爭的事實。
    我常說,印度在海外特別是美國有如魚得水的深厚基礎,看看近日訪美的印度總理莫迪是如何融入美國商界的,他和Facebook臉書的一場矽谷對話,用真情流露的眼淚感動了美國觀眾,通過視頻和媒體廣泛傳播,即使是作秀,這樣的秀,也做得淋漓盡致。
    印度總理莫迪造訪Facebook臉書總部並發表演講:“遠離社交媒體早晚會自食其果。印度計劃用光纖網路將印度60萬個村落連接起來,這是‘印度夢’的一部分,讓印度經濟規模增長到20萬億美元,成為全球最大的民主經濟體。”
    深入了解印度,並不是說,印度已經超越了中國,而是說,如果中國在教育和經濟以及其他關鍵領域持續衰退,印度超越中國就不是夢。
    寫到這裡,收到一篇據說是前微軟高管唐駿寫給陸奇的公開信,作為微軟前高管,被稱為是“打工皇帝”的唐駿日前對陸奇加盟百度表達了自己的關切,稱他自己為“過來人”,跟陸奇有著相似經歷,曾經還引起過更轟動的輿論效應,有些話當作提醒。
    真否,不敢確定。
    原文是這樣的:
    陸奇,你好。
        最近很多微軟的老同事都在轉發你加入百度的新聞。你作為全球華人IT界的領袖,加入中國的互聯網的頂級企業百度,肯定引起熱議,大家既有期待也有觀望。
        雖然我們沒有在微軟有過交集,也不相識,但是我很佩服你能在微軟做到那麼高的位置,你非一般常人。但是今天我想以一個過來人的身份和你交流幾句,不需要在意,更不需要思考,就當聽八卦一下,你走眼不走心就好。
        第一,我們有相似的背景。我在2004年從微軟加入盛大網路也和你今天一樣成為新聞,甚至是更大的新聞。那個時候的中國創業公司都非常草根,不像今天的BAT已經成為世界級的互聯網公司。我們都是從外企進入中國的民企的,而且空降的職位都是總裁,看上去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職位。
        第二,我們有相似的環境。當年的陳天橋和今天的李彥宏都是商界的英雄,在國內商業具有很大影響力,在公司內部擁有獨一無二的威望。任何一個外來者,無論你過去有多麼風光,來到這樣的創業成功的企業後,你在外還繼續擁有光環,但是在公司內部你已經失去所有的光環,因為這樣的公司只習慣於一個人的光環。陳天橋和弟弟陳大年在管理公司,李彥宏和太太馬東敏也在管理公司。陳天橋和李彥宏都是既懂技術又懂管理,而且還精力旺盛,比我們都年輕。
        第三,我們有相似的期待。百度對你的期待甚至要高於當年盛大對我的期待。因為當時的盛大還不是一個大公司,它只是當時中國的互聯網公司的領跑者。而今天的百度是全球互聯網公司的巨頭,百度期待你能給百度帶來新的活力,找到新的突破方向來解決百度未來的成長瓶頸期問題。
        我現在都能想像出你現在在百度的每天的工作場景和每一次會議的場景,這和你在雅虎和微軟的場景會很不一樣,你不會習慣但是你也無法改變。你也會發現原來下面的人都很聽話,但是一旦到執行層面很難推動,因為他們已經習慣了聽那個人的指示和態度,至少短期內你不要想去改變他們,也許在你的任期內也不能改變他們。剛開始你會覺得很無助甚至會生氣,但是你需要慢慢適應,因為你改變不了。
        我在盛大的四年是我職業生涯寶貴的四年,不是我做出了的業績。盛大的四年讓我找到了一個職業經理人在中國民營企業這個特殊土壤的生存法則並能給民營企業帶來價值的經驗。也許這些經驗只適用於我或者盛大,所以你也還是把它當成八卦就好。
        第一,不計名不計權。你現在是百度總裁,但是其實在百度內部已經沒有那麼重要了,因為大家已經習慣了只有一個老闆的工作方式,這和外企完全不一樣。也許你被授予了一系列的人事權和財權,但是最終還是會到那個人那裡最後決策,雖然他會非常尊重你的觀點也會支持你的觀點。所以在百度,你不需要去在乎名在乎權。
        第二,不計較分工。我在盛大的時候我和陳天橋的約定就是,陳天橋不做的都是我做,這樣就避免二人同做一件事情,避免了可能產生分歧的空間。我當時不懂遊戲,而你比我要處於強勢的多,人工智慧、虛擬現實、量子計算等等都是你的長項,李彥宏和你完全可以不做同樣的事情的。
        第三,不計較得失。百度對你的期待一定是全部的奉獻,既然是奉獻,所以就不能計較得失。對你來說,最大的可能就是未能完成你自己給自己的百度使命。
        我知道你早就實現了財富自由,你會毫無顧忌地去展開工作,但是現實還是現實,所以為了完成你自身的百度使命,你可能還是需要做些調整。我們都希望你能把百度帶進一個在新領域的世界領導者的地位,也成為中國的驕傲,我們都希望不斷聽到你和百度的好消息。
        我們有很多共同的朋友,希望有機會見面。
                       唐駿
                                                         20161
尾聲
    綜上所述,陸奇的海歸,在全球化時代,與其說是“毅然辭職”,不如說是“落荒而逃”,與其說是回國報效祖國,不如說是放棄了更為重要的全球化高科技前灘陣地。
    印美的走近,中美的疏離,涇渭分明。
    在這一點上,中國高管的視野遠不如印度人的視野遼闊,寬廣。
    百度公司,早已是夕陽企業,今不如昔,積重難返。
    陸奇任重而道遠,好運氣。

Monday, May 21, 2018

徐静波:日本为何禁止“滴滴打车”?

( 20180514日,新浪博客) 
    日本是一个出租车业十分发达的国家,我们到东京、大阪等日本大城市旅游出差,发现满街都是出租车,而且大部分还打着“空车”的提示牌。在街头,手一招就过来几辆车,完全享受不到在北京街头冷冻半小时还打不到车的痛苦。
    我问过一名东京的出租车司机:“空载率那么高,你每个月还有多少收入?他说有450万日元(约3万元人民币)”。东京的出租车的起步价一直以来是780日元(约46元人民币),现在有一部分公司降到了410日元(约25元人民币)。出租车的定价是需要日本国土交通省审批的。
    读者朋友一定会问:“日本难道没有‘滴滴打车’吗?”曾经有过,但是属于违法营业,被禁止了。类似的叫车服务系统,日本几大出租车公司共同开发了一个“全国出租车”软件,这个叫车系统还有中英文版,你下载APP,在东京就可以使用。
    在中国,如果想打车的话,利用“滴滴打车”或者快车、专车的APP软件,动动手指已经成为习惯。日本也知道“滴滴打车”这个软件,想利用这一软件赚钱的人也不少,但是日本为什么就发展不起来,形成不了像中国这样一个叫车服务系统呢?这是因为日本社会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法律障碍。
   8年前,美国的“滴滴打车”公司Uber进入日本市场,首先在福冈市开展了这项服务,Uber的整个操作系统跟中国差不多,也就是说,“滴滴打车”系统给出租车公司提供一个招徕乘客的IT系统服务。然而,出租车公司通过加盟这一系统来实现增加乘客增加营业利润的目的。美国在日本的这一家“滴滴打车”公司不是像中国那样狂砸10几个亿,用补贴出租车司机甚至减免乘客的出租车费的方式来扩大业务,而是要求出租车公司提供加盟费,来获取这一“滴滴打车”的系统叫车服务。也就是说,日本的这一家“滴滴打车”公司它的最大盈利点,是通过增加加盟者来获取利润(加盟费)。
   但是,这一家公司运营了3年,不仅领不到日本国土交通部的营业许可证,同时也无法在福冈之外的城市拓展业务。最后,这一家“滴滴打车”公司不得不宣布关门,放弃日本市场。
    为什么日本政府不批准“滴滴打车”?为了揭开这一个谜,我前几天专门去采访了日本最大的出租车公司“日本交通”的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山崎先生。他告诉我“滴滴打车”在日本无法生存的三大原因。
    山崎先生说,日本之所以无法接纳“滴滴打车”系统,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它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原则。日本的出租车公司是多如牛毛,然而,它没有国营和民营公司之分,只有企业和个人,也就是说,日本的出租车是分成两种,一种是公司经营的出租车,还有一种是个人出租车。日本公司经营的出租车不是像中国那样实行完全承包制,日本出租车司机是拿工资加奖金的,奖金是根据你每一个月的业绩来计算,自然日本的出租车是没有份子钱的。
    那么日本的个人出租车,完全是自负盈亏,但是日本人要获得个人出租车的经营许可证,难度是很大的,难得不是因为资金,而是你的资历。必须是开过10年以上的出租车,而且在最近5年内没有违章记录。也就是说,只有出租车行业里的老法师们,才有资格去开个人出租车。这样一来的话,无论是公司经营的出租车,还是个人的出租车,其市场的地位是一样的。
    但是,“滴滴打车”一出来后,在福冈就遇到了这么一个问题:交了加盟费的出租车公司,生意很火。但是没有加盟的公司,生意就变得清谈。不太愿意交加盟费的个人出租车,则日子很难过。这样一来,“滴滴打车”就很明显地违反了日本《商业法》规定的“市场公平竞争原则”。这是第一大原因。
    第二大原因,是因为一些没有出租车营业许可证的黑车,也开始通过加盟“滴滴打车”来赚钱。日本社会把这一种无证经营的出租车,不叫“黑车”,而是叫“白车”。那么这一些白车满街跑,不仅抢了出租车公司的生意,同时因为无证营业,也违反了日本《道路交通法》和《道路营业法》。中国一家专注于为国人提供出国旅游中文包车预订平台的“皇包车”日本公司,就因此遭到了日本警方的搜查,相关负责人被捕。但中国的“滴滴打车”也在寻求进入日本市场。
    第三大原因,许多的乘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滴滴打车”系统坐上了无证经营的车辆,那么万一遇到交通事故,或者司机袭击乘客,乘客是难以获得正规渠道的赔偿,因此对于乘客来说,存在很大的安全与利益隐患。
    就这三个原因,日本政府认为,美国的“滴滴打车”公司在日本开展业务,将严重破坏出租车行业的公平竞争的原则,同时还将助长黑车的横行,是属于一种有违法律原则的行为,因此不同意向他们颁发营业许可证。
    我有一次在上海坐出租车,跟司机聊起“滴滴打车”,他们也恨得咬牙切齿,说“滴滴打车”都打烂了,加上专车、快车的出现,他们的生意都被抢走许多。我说,那你们为什么不起来向政府提意见呢?他们说,我们说了没用,公司老板也不啃声。
    反观日本,当美国Uber公司挑战日本市场时,最先出来抵制的是谁呢?是出租车行业协会。他们认为“滴滴打车”这一种做法将扰乱日本的出租车市场,因此向日本国土交通部提出了反对意见,最后导致“滴滴打车”被扼杀在摇篮里。
    那么,“滴滴打车”为什么会在中国得到很好的发展呢?严格说来,在政府对出租车营业执照实施严格控制的背景下,“滴滴打车”是打了一个法律的擦边球,他们强调的是“互联网+”的服务,而不是经营出租车,因此不需要出租车的经营许可证。但是,事实上,“滴滴打车”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出租车公司。“资本绑架政府”“资本绑架社会”的现象,也因此出现。
    同时,许多中国乘客只在乎自己的用车便利,而不在乎出租车本身是否合法。中国虽然也有很完备的法律体系,但是,许多时候,人们还是觉得,只要自己便利,能够推动经济发展,与法律有些抵触,也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后慢慢修改完善就行。中国的这一种相对灵活的做法,确实有利于新生事物的成长,有利于新产业的发展。也有利缓解城市打车难、行车难问题,但是,确实也导致了一些无证营业黑车的横行,冲击了正规合法的出租车市场,给社会带来了一些安全隐患,山东21岁的空姐李明珠在郑州“滴滴打车”被害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在“要市场,还是要法律”的选择上,中国多数人显然是选择了“要市场”。
    日本人脑筋要刻板的多,他们在“要市场,还是要法律”的选择上,他们往往会选择要法律,因为在他们的眼里,法律是神圣的。“法律规定不行就是不行,必须按规定规矩来做。”这是许多日本人在对一个事物作出是否判断时,出于本能遵循的一个原则。而这一种原则的坚持,在某种程度上,也会扼杀新生事物的诞生,让社会趋于保守,但是整个社会因此也拥有了秩序,国民的权益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所以,一个“滴滴打车”软件,可以折射出中日两国不同的社会心态,和国民在利益与法律关系上的不同诉求。“滴滴打车”在中国得以迅猛发展,一定有它发展的环境与土壤,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倒逼中国传统出租车行业的改革。但是,在倒逼出租车行业改革之前,你必须给出租车行业松绑:
     1,一下雨,“滴滴打车”可以随意提价2倍,但是出租车多收一元钱,都属于“违法”,因为你出租车提价必须经过市民听证和政府审批。所以,政府也应该给出租车公司一个市场定价权!
    2,出租车公司每年必须缴纳大量的税金,替司机们支付各种社会养老保险,还要抚养一大批退休老职工,是在重负之行行驶。但是“滴滴打车”不需要承担这些义务,相反可以从加盟的司机身上收取大量的利润,两者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这至少有违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
    3,出租车公司要新增一辆车,必须淘汰一辆车,因为政府不会给你新牌照。但是“滴滴打车”爱增加多少就可以增加多少,没人管。所以政府必须对出租车公司的发展放宽限制!
    所以,两者一比较,“出租车”是政府的“老婆”,而“滴滴打车”成了政府的“小妾”,对“老婆”横加管教,对“小妾”恩爱有加,这不利于出租车这一社会公共交通事业的健康安全的发展!

Sunday, May 20, 2018

吴菊生:川普退出伊核真相


 ( 新浪博客 2018-05-09 )
    最近似乎跟川普杠上了,连续两篇文章都点他的名。这不是我的故意,实在是因为其人身为美国总统,又常常不“靠谱”,总要闹“新闻”。昨天的一个新闻就是宣布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一时间,各种议论纷至沓来,说什么的都有。批评的认为这人不负责任,迹近于疯狂,一面在朝鲜推动去核,一面又在中东地区破坏已有核协议,自相矛盾。表扬的似乎更多,以中国大陆民间自媒体为甚。很多作者根本就不懂美国,也不了解川普,就是一味吹捧,迎合愚昧无知的中国读者。川普成了他们心目中的“天降伟人”,说到做到,尽显“强人”本色等等,就差没有跪舔。
    川普其实既不疯狂也一点不傻,他这么做早就在他的计划之中,美国的政治制度并不能约束一个真正的破坏者,这是“美国之殇”,也是“世界之殇”。欧洲领导人包括马克龙默克尔也是过于天真了,误以为他们在跟一个具有全球责任感的体面的美国领导人打交道。川普这个决定完全是基于个人利益的政治算计。美国参众两院中期选举临近,为了保住他的基本盘,他一定会这样做,国际社会所有的真诚善意和良好愿望都不可能得到兑现。川普这件事做早了,比如放在去年,他的支持者到时会忘了这一回事,一个处处贪功之徒不会那么傻;做晚了,再过半年中期选举已经结束,黄花菜凉了,此举便失去政治意义从而得不到回报。川普的铁杆支持者中最大的一个群体就是所谓的“基督教锡安主义运动”,这是一个近于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庞大部落,是美国支持以色列的最强大的力量。美国锡安主义运动中不仅仅有美国犹太人,更多的是基督教人士。一位美国分析家曾就此得出结论:“锡安主义主要是一种右翼的、非犹太的现象。从数量上来看,共和党人、保守派、给布什投票的选民、新教徒、南方人、白人构成了美国锡安主义的主体,而不是犹太人。”这些人手里掌握着大量的选票,可以说在美国“得锡安主义者得天下”,美国两党政治人物谁都不敢得罪这个群体。明白这一点也就明白以色列在美国的实际地位了。可以明确地说,以色列并不是美国的小兄弟,而是美国很多人的某种“精神依赖”;国际政治的现实是以色列人在指挥美国中东的一举一动,而不是相反。直白地说就是内塔尼亚胡指挥了川普,作为交换,内氏“授意”美国的锡安主义者支持川普,身为“蹩脚”商人的川普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一桩“买卖”,他们之间的“交易”从2016年美国大选时就开始了。 “锡安主义(Zionism)”又称犹太复国主义,是指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的思想和政治主张,而“基督教锡安主义”是指基督徒支持犹太复国运动的思想和政治主张。这一思想的基本神学理论为末世论。犹太复国,然后犹太人皈依基督教。
    美国奥巴马政府时期,出于现实国际政治格局以及中东地区和平的考虑,为了推动伊朗核协议的达成,曾经在表面上对以色列的“不当要求”似乎有所冷落。这一点立即唤来以色列和美国锡安主义者的极大不满。他们污蔑奥巴马不是基督徒是穆斯林的说法在美国得到很多锡安主义者的认可,即使没有任何证据,单凭奥巴马对以色列有所冷落他们就可以确定。川普是靠着福音派教会为主的基督教宗教右翼势力支持上台的,这背后有强大的锡安主义势力,川普的女婿库什那更是其中骨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去美国访问,宾馆都不住,直接就住在这个女婿家中,甚至睡在女婿的床上。川普上台首访打破美国过去历届总统先访问邻国的惯例,而是去了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中东,还一本正经去了耶路撒冷“哭墙”哭了一场,给他的支持者们过眼瘾,并且宣布将美国使馆迁往耶路撒冷(过去历届美国政府不敢做的事),其间再多的盟国反对他一概不管不顾。这些种种作为都是为了迎合自己的铁杆支持者。与其他当选美国总统的人不同,川普上台即打定主意,不把团结左右翼选民、弥合大选分歧作为施政目标,而是一味逢迎他的基本选民,不惜分裂国家族群。作为商人的他计算的很明白,无论他怎样去做,超过半数的美国选民都不会支持他。索性来个破罐子破摔,一不做二不休,做事做到极端。川普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那些所谓“基本盘”。从退出巴黎气候协议、搞贸易保护主义、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等,都是一个同样的思路。川普从来都不在乎美国的国际形象、不考虑美国的世界领导力,更遑论大西洋和中东地区其他盟国利益,他在意的永远都是基于他个人政治利益的那些卑鄙“算计”。这些“算计”带来的政治危机和人道灾难从来不在川普的视线之中。明白这一点,才能得出川普种种作为的准确结论。善良的人们都低估了川普的坏,这是一种骨子里的坏,无可救药的坏。MIT教授黄亚生的话就是“不管你把川普想的多坏,他肯定比你想的还要坏”!
    眼看中东又将进入一个多事之秋,世界真的越来越不太平。比较起来,贸易战并不真让人担心,川普也没有胆量敢真打一场轰轰烈烈的全球贸易战。他需要的只是“霸凌”,过过嘴瘾,讨点小便宜,然后对着他的兴高采烈的傻瓜支持者们一顿宣扬。功劳全归于他,错误全在别人,如此而已。现在真正让世人不安的还是中东地区这个民族和宗教都极为复杂敏感的“是非之地”。假如哪一天,不仅以色列,伊朗、沙特、埃及、土耳其等全都拥有了核武器,这个地区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现在的时代是拥核容易弃核难。那么多不靠谱的国家、不靠谱的统治者手握毁灭人类的武器,想想也令人不寒而栗……一场核混战过后,到那时不知是否还有“锡安主义者”的梦想之地?恐怕对全人类都是一场无法承受的巨大灾难!美国这样一个超级强大的国家,最后权力落在了一个如此不负责任的宵小之徒手中,人之过还是神之过呢?美国的某些“神性国家”特质是这个世界许多混乱的缘由之一,在这些“特质”没有改进之前,恐怕这个世界永远不会有持久的太平,也不会有真正的基于长远的国际合作!愿上帝保佑全人类!
(吴菊生201859日于上海)

吴菊生:中美绝无可能贸易战

 (新浪博客,2018-05-13 )
    日前波士顿来了一位好友,席间难免大谈近期热点——中美贸易战。照他的看法,似乎中美之间贸易战已是一个即将来临的事实,中国即将倒大霉等等。我给他分析了世界经济贸易的基本格局,结论是“中美之间绝无可能爆发贸易战”(指大规模贸易战)!为了不给自己的判断留后路,我特意用了“绝无”二字,席间还强调了两次。
    美国为什么出现延续几十年的贸易赤字且愈演愈烈?归根结底,这是由美国(美元)主导的现行世界经济贸易格局决定的,最大的责任者是“美元霸权”以及躲在美元霸权身后的美联储。美元霸权的诞生和演绎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即美元和黄金挂钩,其他货币和美元挂钩。这个阶段的美元还是比较理性的,也有着强大的信用基础。虽说这个体系并不合理,体现了美国的霸权心态,但好歹过得去。但是任何一种制度安排都有空子可钻,很快那些老谋深算的西欧国家就发现其中漏洞。法国打头,其他国家跟上,采用压低本币策略,大量出口,获取美元,然后转身用美元大量兑换黄金。美国这个傻老大同时期内,还打了两场大规模战争,财政捉襟见肘。不得已的情况下,尼克松政府一夜之间宣布废除“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人的“无赖”作风并非始于今日)。
    如果到此结束也就算了,偏偏美国人还想过美元霸权的好日子,于是美元霸权进入第二阶段,利用与石油的绑定,几乎成了唯一的贸易货币。于是世界各国的贸易出现这样一种局面,任何一国想购买其他国家商品和服务都必须拥有美元,美元真正成就了其“霸主”地位,价格被哄抬至高位,人见人爱,一时风光无两。美国版国际经贸格局就此形成,追求美元成了所有国家的目标。这种情况的出现开始时让美国人真的很爽,有什么困难,只需要开动印钞机就能解决。上帝真的厚爱美国!
    然而好梦大都做不久。很快美国人就发现,它的贸易赤字逐年大幅飙升,从它废除黄金美元挂钩开始,七十年代出现贸易赤字,八十年代末一千亿美元,九十年代末近两千亿,2007年一度高达八千亿,去年的数字也将近八千亿(美国方面数据, 圖略)。
    美国人从七十年代开始就跟其他国家打贸易战,最后贸易赤字越打越多,这里面的根本原因就是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奥地利经济学派知名学者罗斯巴德在他的书《银行的秘密》里就写的很清楚,说停止黄金兑换,贸易货币用美元,就是未来美国的国家破产之道。罗斯巴德以他精准的预言准确地描述了美国的未来,可惜当时并没有人相信他,他的这本书出版也几经周折。罗氏已于1995年去世,让我们向这位伟大的预言家致敬!网上看到一些糊涂人士纷纷表示川普八十年代就已经对美国的贸易赤字大发宏论,其实这在当年就是美国社会热点,随便找一个识字有文化的美国人都会说出这一套“宏论”。当时美国的主要攻击对象是日本人,有一个叫“陈果仁”的中国人,被美国白人误认作是日本人,将其活活打死。比较起来,今天还没有那时激烈。
    可以这么说,只要现行世界经济贸易格局不变,美元的霸权地位不变,美国的贸易赤字就无法改变,只会愈演愈烈,因为美元越发越多且始终币值高估,以致美国货在国际市场失去竞争力。美国人是不是想颠覆现有的世界经济贸易格局呢?恐怕他们还没有想好,路径依赖一旦形成,不到绝境是无法改变的。这几十年来所有的美国政客都是在表演,川普也一样。
    早在去年一月初,川普那时还没有正式上任,我在深圳的一次演讲中就预言中美之间就贸易问题会发生剧烈冲突。但我同时预言,美国对中国并无良策。我当时说中国相对于美国有一个巨大的战略优势,就是中国有十四亿只“拔毛不喊疼的鹅”,底下哄堂大笑!反观美国,如果中美爆发贸易战,依中美之间的贸易体量和两国经济眼下的深度融合,意味着两国巨大的经济衰退即刻同时出现。以美股指数目前的高位,美国川普政府是无法承受股指巨幅下跌带来的后果的,这将带来川普政治上的一溃千里。美国股市跟中国股市的巨大不同在于美国几乎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被“绑”入股市,九十年代初的“401K法案”导致了今天这个局面。想当初三十年代美国打贸易战,美国股指下跌了89%,大萧条整整十年走不出来。今天的全民皆股民导致的后果更是当年美国不可比的。自由民主的美国是打不赢专制集中的中国的,看不到这个浅显的事实,那就是一种幼稚。
    川普是一个坏人,但他不傻,也不疯狂,他那种“装疯卖傻”是为了迎合他的基本选民。美国有一群很傻的民众,他们的意淫能力全球无人可比。川普正是看准了这批人的“德性”,才会有今天这样肆无忌惮的夸张表演。当年小布什当选时这批傻瓜选民有一句经典台词“这个人(小布什)像我的邻居”。川普谙悉其中奥秘,只要让自己看上去像这些傻瓜,跟他们一样,让这些人兴奋、狂欢、高呼万岁就足够了,千万不能真把他们的非理性诉求当一回事,那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明白了这些道理,中美贸易战的最终演变路径就很清楚了。最后一定是双方妥协并且都宣称自己获得了胜利,不同的是中国可能选择一个相对的范围,比如在某一级党政干部范围内部悄悄“传达”一下,谁让中国是一个“党国”呢?美国厚颜无耻的川普则会大张旗鼓地宣称“我赢了”(其实他永远不可能赢)!虽说中国经济“千疮百孔”,无一刻不在危险之中,但危险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对“危险”缺乏承受力。比较“危险承受力”的大小,才是眼下美国川普政府不敢跟中国真打大规模贸易战的终极原因。选择美国中期选举来临这个档口,以贸易战“威胁”他国来调动选民,获取政治利益,才是美国川普政府的真正用意。
    也许若干年后,美国这碗“寅吃卯粮”的世纪大餐到了曲终人散之时,那时世界的经济贸易格局会出现重大改变,旧有的以美元主导的世界经济贸易格局最终被颠覆。在此之前,所有的贸易纷争都是扬汤止沸,问题本身不会得到任何解决,美国政客们的表演还将一幕接着一幕上演。广大的民众,尤其某些自以为是的中国“读书人”千万别无来由的莫名兴奋,幻想着“伟大领袖川普”就此迫使中国改变发展路径。中国的某些政客确实说过中美之间是“夫妻关系”、“贸易是中美两国压舱石”之类,甚至某人还说过“一千个理由……”。但千万别忘了某人后面还有一句话没有同时说出口,那就是“一万个理由”保住政权。某些“读书人”确实想多了,除了显示自己的无知识、低智商以外,再没有其他任何意义。
(吴菊生2018513日于上海)

贺卫方:在政治风暴中等待时机的异见学者

( 储百亮, 纽约时报 2018518日 
    北京——对于二十年来一直在第一线争取中国法治的贺卫方来说,这是一段平静而烦闷的时期。他可能是中国最著名的法学教授,同时在很多方面,他也是中国最不受欢迎的人。
    他在大学的讲座曾经人山人海,如今这些学校已经不能再邀请他。经常刊登他的专栏文章并视他为先驱的报纸不能提到他。由于受不了审查的骚扰,他基本上已经放弃了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发声的尝试。他在社交媒体新浪微博上的账号已停用,但仍有近190万粉丝。
    “现在我连在学术刊物发表论文都变的很困难,”在他已任教23年的北京大学附近一家书店的咖啡厅里,贺卫方有些困惑地摇着头说。“这五年是特别,特别压抑的。”
    贺卫方属于中国最有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之一。这个群体发现,他们在一场政治风暴中被迫缩成了一团。在强硬的共产党领导人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后,中国突然把矛头转向倡导政治多元化和在法律上限制中共权力的人。
    习近平重申中共广泛的控制权。3月,立法机构取消国家主席的两届任期限制,为不容挑战的统治铺平了道路。贺卫方说,就连他都对修宪的大胆感到震惊。
    “我没想到他们会那么着急,那么快,”他在提到修宪时说。修宪的内容包括扩大一个反腐机构的规模,该机构可不受法院和律师的约束直接拘押官员。“国家原来的威司法制度的权威被大大的弱化。”
    贺卫方的一些朋友以及至少一名学生因政治和法律主张遭到监禁,一些学者开始选择沉默或移居国外。曾经与他志同道合的学者,现在也开始称赞习近平的威权作风。在全球范围内掀起的一股向往威权主义的潮流,为贺在国内的批评者助长了声势。
    但57岁的贺卫方表示,生活已教会他用长远的眼光看待国家的政治发展。他的职业生涯反映了过去四十年中国自由主义改革者的曲折道路,从上世纪80年代的乐观,到出现逆转,以及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加速雪崩。
    “对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来说,最近的发展给了一个很大惊觉,就是说要做事情都不会那么容易的,”他说。
    尽管在中国新闻媒体中遭到封杀,他在学生和律师中仍有很高声望。他依旧被允许在北京大学教授外国法律史和比较法。他说,北京大学比中国的其他许多大学更能容忍特立独行者。
    他在接受本文采访时,一名学生在耐心地等待与他握手。在另一次采访中,一家法律出版社的编辑们像对待老朋友那样欢迎他。
    “他是一名公共知识分子,有许多追随者,但现在当然受到了压制,”伦敦大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的法学学者艾华(Eva Pils)说。她研究中国人权律师,与贺卫方相识有15年了。“但我认为,他是在更长远的历史轨迹中看待自己,认为自己是不计后果、仗义直言的中国学者之一。”
    中国自由主义的异见传统,在上世纪70年代末突然从暗处走了出来,当时中国刚从毛泽东统治末年的动荡中恢复,对贺卫方来说,那个时代留给他的伤痕很深。
    他出生在中国东部的山东省,父亲贺传佑是一名医生,曾在军队里工作过。贺卫方教授称,他的父亲被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大规模迫害之中,1970年,切断腿部动脉自杀。
    十年前,极具野心的政治人士薄熙来开始在中国西南城市重庆复兴毛泽东时代的歌曲和言论,激起了贺卫方对往事的回忆。2011年,贺卫方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谴责薄熙来的“红色复兴”。次年,薄熙来因一桩丑闻倒台,这令贺卫方感到振奋。但他表示,对毛泽东时代的危险的怀旧情绪依然存在。
    “我小时候,家门前的一堵墙上贴满了大字报,指责我父亲是反革命,”他在一次采访时说,“我意识到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一个悲剧不能容许它再出现。”
         1978年,在中共的改革派领导人邓小平重启激烈的大学入学考试之后,贺卫方得到了接受高等教育的宝贵机会。他本打算学习中国文学,成为一名记者或作家。没想到,他被分配到重庆学习法律。
        18岁的贺卫方在那里受到了邓小平自由化改革理念的影响,当时法治和民主问责思想开始流传。“那是一个乐观的时代,”他说。“当时感觉中国社会是在慢慢融化了。”
    贺卫方开始对法治等西方思想如何在中世纪兴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前往北京继续学习法律史。当时的人们更容易想像共产党会演变成一种更开放的政府形式。他于1984年加入共产党,至今仍是党员。
    贺卫方2013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他的口才非常好,幽默,非常受欢迎。”曾是贺卫方学生的滕彪说。 
    “当时,你没觉得自己必须在党和民主之间做出选择,因为党的领导人似乎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他说,“当时,党和知识分子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但在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邓小平等领导人开始收缩政治宽松政策,学生和自由派学者要求更快地进行改革。1989年,学生抗议者占领了北京的天安门广场,贺卫方也加入了喧闹的人群。
    但在那一年的64日,一位朋友猛敲他的宿舍门,说士兵进城了。贺卫方说,他在自己所在学院的地上看到了五具倒在血泊中的尸体。
    对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来说,接下来的这些年是重新思考的时刻。彻底改变中国的一党制似乎遥不可及。贺卫方等法学专家开始讨论如何在有限的范围内鼓励进步,特别是通过促进司法独立,传播法律权利的思想。
    “我们假设是我们可以不去碰政治体制其他的重大的方面改革,”他说,“这里还是可以进行推动的,因为它是不那么意识形态化。”
    上世纪90年代,贺卫方成了这种法律思想在中国最响亮的支持者之一。2003年,他支持了一场成功的运动,呼吁禁止拘留和驱逐被认为无权住进城市的移民,运动的领导者包括贺卫方的两名学生。这个案例成为中国人利用法律促进政治变革的一座希望的里程碑。
    “当时,在传播自由主义思想没有其他法律学者的作用比他的还重要,”曾是贺卫方学生的运动领导者滕彪在他现居的新泽西州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他最重要的特色是他的演讲,全国各地的演讲——他的口才非常好,幽默,非常受欢迎的。”
    但即使在习近平上台之前,这种法律行动主义的突然崛起也曾引起中共领导人的担忧。2006年,贺卫方在北京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发表了直率的言论,谴责共产党不受法律约束。他的评论泄露到互联网上,引来了斥责和官方压力。
    自2012年习近平执政以来,贺卫方和其他不愿低头的知识分子受到了更大的压力。但他表示,他准备等待,直到他可以再次在中国巡回演讲。
    去年年底和朋友聚餐时,他背诵了《我们都是木头人》,这是一位北京作家的诗,他说这首诗浓缩了时代精神。
    “我们都是木头人,不许讲话不许笑,还有一个不许动,”贺卫方朗诵道。“我就是死也要走在人的大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