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有之乡2009-5-21
作者：黄宗智
我们对“高等研究”的理解是既立足于现存学科而又超越之。当今的社会科学各学科固然都是西方的舶来品，但它们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在今天的全球化世界现实之下，中国学者和学生们必须了解并掌握其已有成果。在这方面，我们的观点和现存院系是基本一致的。
但我们还有更高要求。许多青年学子期望从自己选择的学科中找到唯一真理的理论；有的则因为不满于意识形态而摒弃理论，把自己限定于纯经验或技术性的研究。我们相信，理论是任何研究所不可或缺的部分，但世界上没有能够垄断真理的理论，追求绝对真理只会使人陷入意识形态泥沼。高等研究的立意之一是把一切理论置于历史视野之中、采用多种理论视角，借助理论来提出问题而不是给予答案。
第一层面是以历史眼光看待理论，了解多种理论传统。举例说，中国现今的“主流经济学”是新古典经济学，它在美国是伴随新保守主义的兴起而得以在经济学界占据霸权地位，并随之而被中国学界引为最新、最好的理论。但是，从历史视野来看，新保守主义的霸权是比较短暂的，在1970年代以后方才兴起，而今天已在快速衰落。此前，占主流地位的是比较强调国家干预和社会福利的经济学，今后将再次如此。
在美国法学界中，根植于“法律形式主义”理论的保守主义同样在近三十年中成为主流。它和新古典经济学一样，把自己认作一门跨时空的绝对和普世的科学。但从历史视野观察，此前占据主流地位的是比较重视历史变迁和社会问题的法律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今天它们已经再次迈向主流地位。
其实，美国的经济学和法学都不只包含单一的理论传统，而是由两个主流传统的长期拉锯和相互影响所组成。其中任何一个只能表达其历史整体的一个方面。美国经济本身也是如此，它不是单一理论的产物，而是市场主义和国家干预相互作用的结果。美国法律也一样，它是由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双方的立法所组成的。其它学科的理论也同样在近几十年中伴随意识形态潮流而变化。如此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超越对单一理论和意识形态的信赖。
历史视野同时还告诉我们，在上述两大主流传统之外，还有多种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另类”理论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例子。正因为它在西方一直是个在野而非当权的批判性传统，它比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具灵活性和创新性。后现代主义也是一个例子。它在认识论上肯定有其偏激之处，但它对西方的现代主义和实证主义确实提出了极具启发性和影响力的挑战。此外，还有一系列介于“右”和“左”、新保守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可以称作“进步”或“中间”的经验和理论研究传统。“实体理论”便是新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一个“第三选择”的例子。这些另类传统不仅深刻地批评了西方主流理论对西方社会过去和现在的看法，也提供了对其将来的另类设想，包括自由和民主社会主义，以及社会-民主和社区共同体的政治经济理想。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寻找新理论视野的有用资源。
在众多的理论之中，我们该怎样做出抉择？我们认为，理论抉择最终应取决于中国过去和现在的经验。中国历史悠久而厚重，不能简单地以与西方现代文明对立的“非理性”、“传统”或“前现代”等西方理论范畴来理解；中国近代经历了被支配的半殖民地命运，不能简单地与占支配地位的西方等同起来加以理解；中国现代经历了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政治来理解；中国当代从过去的计划经济——而不是“前工业”经济——转入今天的市场经济，不能简单地用市场主义或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来理解。从西方理论来看，中国经验几乎完全是悖论的。正因为如此，如果能够深入研究和概括，中国经验/实践必定会对全人类的知识作出独特的贡献。
一条有效的进路是西方社会科学与中国历史的反复对话。社会科学具有众多理论模式，它们可以帮助我们形成新鲜而又符合中国实际的概念。我们不应满足于把中国实际当作西方理论的测验场地，只简单地要求证明其正确性，抑或证明中国的独特性。我们需要的是根据中国经验来创建新的理论概念。创建新概念，也可以比较中西概念和思想以及在两者间进行对话。两者的对照可以帮助我们把双方历史化，避免把任何一方绝对化。两者的对话可以帮助我们超越双方而发现新的视角。
高等研究亦要求综合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科的不同优点。社会科学把经验整体分成不同的独立部分，其优点是更加集中，更便于运用计量方法以及进行跨国比较。但历史学的整体视野能使我们看到文化、经济、社会、政治和法律间的相互关联，而不是任其分别独立。它特别有助于我们所关心的最大的问题：即不仅要推进个别学科，也要建立新的对中国文明整体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理解。
在历史学科之内，有的学者提倡要维持中国史学长期以来文本考证和经验研究的优良传统。对此，我们非常同意。在后现代主义影响之下，西方的许多时髦史学研究抛弃了对经验研究应有的尊重，但中国史学在这方面所受影响不大。这是值得庆幸的事。我们要求在研究上做出新鲜的经验贡献。
但这还不够。有的学者在本意上是纯粹的经验研究，但实际上则有意无意地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过去是由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发展公式，今天则是市场主义和现代化主义公式。要超越那样的意识形态影响，我们必须熟悉多种社会科学理论并与之进行对话。那样，才有可能自觉地建立更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概念。
有的历史学者采取一种对待博物馆珍藏品的态度来研究历史——一方面把历史看作使人骄傲的民族传统，但另一方面则把它当作与现实完全无关的领域。这种观点在中国法律史学界特别明显，研究者们大多认为真正的现代法律只可能来自西方，中国自己的传统法律不可能与今天的立法具有具体关联。我们认为史学研究必须跳出这样的本土“东方主义”意识。过去和现在是相互关联的。要认识两者的关联，我们必须促使两者反复对话，以及经验和理论的相互作用。我们致力于从今天正面对的多种挑战——帝国主义、革命、改革、全球化、中国崛起等——来重新理解中国历史。这也是我们之所以采用“历史与社会高等研究”这一名称的理由所在。.
国外高等研究中心（如普林斯顿和柏林的中心）的一般宗旨是立足现有学科，而又针对问题进行跨学科和跨国际研究。我们完全认同它们这样的高等研究传统。我们之与它们的不同之处则在于我们的使命意识与紧迫感：我们不像它们那样，把西方知识当然地视作全世界最先进的知识，而是要在一个世纪的从属经历的背景之下，追求自主的学术创新性。这里指的不仅是个别学科，而且也关乎在全球化现实之下中国文明的性质和命运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中心富有西方高研中心所不具有的历史使命感与时代紧迫感。它的建立是一种期望的宣言。同时，我们决不希望陷于宽泛。在我们个人和群体的实质性研究之外，以及举办讲座系列、会议、定期写作研讨会和读书会之外，我们将要求每位常在学者和访问学者为研究生开一门自己“看家本领”的课程，目的是协助学生们在自己归属的学科之外，养成既是集中的又是跨学科、跨古今和跨中西文明的视野。在这个充满交叉潮流和漩涡的知识世界中，这个研究所只可能是个小小的开端，但也许因此而更为重要。
Wednesday, December 30, 2009
Thursday, December 24, 2009
黄宗智：改革中的国家体制
黄宗智：改革中的国家体制：经济奇迹和社会危机的同一根源
(原載《开放时代》2009年第4期)
摘要:改革三十年来中国国家在旧体制和市场化的相互作用下，形成了一个比较独特的国家体制，它既是中国三十年来经济发展“奇迹”的能动主体，也是同时期凸现的社会和环境危机的主要根源。它既可能凝固为一个僵化的体制，也可能是一个仍然在“转型”中的体制。本文先讨论此体制和发展与危机之间的关联，再讨论其在运作中所显示的一些特点，最后提出对进一步改革的设想。应该说明，关于国家体制的正面探讨比较少见。本文只是一个初探性的思考，不是一篇研究论文。
作为经济发展奇迹的能动主体和动力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动力是企业家们的创业。在中国旧计划经济体制下，私人创业基本被完全扼杀。从潜在企业家们的视角来说，在那样的制度环境下，创业的“成本”高得简直无可能克服。在党-国集权制度之下，基本上唯有国家才具有创业的可能。它的优点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动用大规模的资源，可以做到一般资本主义经济所不可能达到的创业“效率”，尤其是中央直接创办的战略性大企业。在这样的经济体制现实下，要发动潜在企业家们的创业，一个可能是解散旧体制，完全转向市场机制。前苏联和东欧采用“休克治疗”办法来创造新制度环境，试图全盘移植资本主义的模式和动力，正是出于这样的逻辑和动机。但是，它们的经验已经证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一系列的配套制度，不可一蹴而就；苏东的休克治疗在短期内只可能导致经济衰退。中国则没有采用苏东的方法，而是用计划和市场的“双轨”进路，“摸着石头过河”来逐步市场化，结果在旧体制的基础上，通过中央和地方的分权（1980年代的“分灶吃饭”、“财政包干”是其最具体的体现，而1994年的“分税制”则是在分权现实上扩大中央的税收和功能），以地方政府为能动主体，结合市场刺激而形成了改革经济的主要动力。正因为是借用旧体制，才有可能首先在基层的旧大队、公社的基础上，发动了上世纪80年代蓬勃的“乡镇企业”。与上级的政府机关不同，作为集体单位，大队和公社既拥有资源的管理权，又拥有其所有权，因此能够在中央的号召下更灵活地创业。其后，伴随投资规模的扩大，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上升到县、市、省级政府，以它们为“招商引资”的能动主体，配合“经济特区”等措施，大规模引进国内外资本，借此推动了进一步的快速经济发展。
今天回顾，我们可以断言推动中国改革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既不简单是计划经济下的“国家”，也不简单是市场经济下的企业，而是两者的结合。在维持党-国旧有体制的客观环境之下，其实唯有政府本身才可能快速克服体制性的障碍而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创业；体制外的可能创业者则仍然面对重重关卡。同时，正是改革中形成的体制把旧制度下政府庞大管制权力的弱点变成市场化经济发展的优点：正因为旧体制所特有的国家威权，改革中的地方政府能够高效率地动用旧体制所掌握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本”（尤其是能干的集体和国家干部）和土地（因此才会有大规模“征地”的现象），以及资本、劳动力和原材料。同时，正因为国家是个威权政府，才有可能在现有劳动法规之外，使用不必遵照劳动法规、也不必为之提供福利的廉价劳动力——即两亿多“非正规经济”中的“农民工”和“下岗工人”。[1] 威权性地压低劳动成本，甚至省略基本安全措施、使用每日工作时间超出八小时半倍到一倍的、不附带福利成本的、不允许组织工会的劳动力，全是由这样的‘改革的国家体制’所主持的。由此在追求全球资本的竞争下，提供了极其廉价的劳动力，利用新古典经济学家之所称谓“比较优势”，[2] 在短期间内使中国成为世界外资投入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和“右派”的市场主义的解释不同，改革三十年的经济发展绝对不简单来自市场化的动力。正是经过旧体制的分权，结合新的市场化，激发了全国各地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推动了他们之间的竞争，并且建立、形成了以扩增GDP为主要审核“政绩”的制度。中国经济之与一般资本主义不同，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在其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如果要用“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描述的话，那么地方政府所起的作用应该是其核心内容之一。
面对这样的经验现实，有的西方经济学学者采用了来自美国的“联邦主义”（federalism）范畴，借此来突出中国改革中地方政府所起的关键作用。他们首先颇费口舌地为其西方读者说明 “联邦主义”用于中国和在西方的不同：它不附带美国联邦主义对权利、宪法、民主等的关心，并且不是一个完全的共同市场（common market），因此乃是“中国式的联邦主义”（“Chinese federalism”）。经过这番解释之后，方才能够说明“中国式的联邦主义”概念的实质性内容，即在一统国家内地方政府经济分权以及竞争的现实。如此绕了大圈子来为之说明中国改革的特色可以说是煞费苦心，也展示了西方在经济学话语中占据绝对霸权的事实。[3] 但是，对于习惯以中央和省、市来区分电视频道的中国读者来说，美国式的“联邦主义”概念其实只会引起对对美国政治经济实际的误解（比如，由联邦政府以及加州、纽约、华盛顿等州、市来主办电视频道可以说完全不可思议），并使中国的政治经济现实更难掌握。我们也许可以倒过来想象，西方学者们如果必须绕大圈子采用中国古代的“封建”范畴来说明西方中世纪的“feudalism”，会意味一个什么样的语境和效果。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更直接，更具说服力地把改革中的分权体制和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地方分权传统连接起来说明。[4]当然，改革在其上附加了新的市场化。无论如何，地方政府所起的关键作用今天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学对中国改革的一种共识。[5]
作为社会（和环境）危机的同一根源
经济奇迹的来源也就是今天的社会（和环境）危机的来源；两者其实乃是同一现象的两个方面。在“招商引资”和“征地”等改革经济发展所采用的方法下，只可能形成官员 + 企业家的 “官商勾结”的新“利益集团”。同时，在 “非正规”地使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下，也只可能形成尖锐的贫富不均和社会矛盾。加上原有的城乡间的差别，便是今天“社会危机”的主要内容。根据世界银行的基尼系数指标，在改革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从世界最平等的国家之一转化为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
和“左派”的批评不同，现今的社会危机并不简单来自市场化或资本主义。今天的社会不公平、不平等并不简单是资方对劳方的剥削，也不简单是外来资本对中国廉价劳动力的剥削。它附带着中国国家（一个与帝国主义时期的中国十分不同的国家）的强力推动。不遵循国家劳动法规、不允许农民工组织自发的工会等政策乃是国家的抉择，不是资本或外国的单边行为。它当然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在帝国主义入侵之下所形成的“买办”机制。今天的国家是主权高度发达的、追求自己的经济发展的国家，何况它确实通过这个改革体制而做到了举世瞩目的GDP增长，提高了大多数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虽然也同时导致了对农民工的不公平待遇以及人们收入上的高度不平等。
环境污染也不简单地是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结果，让它把工业对环境的破坏从自己国家转移到了中国。当然，这是事情的重要的一面，西方在人均能源消耗方面仍然要远大于中国，因此对全球环境所引起的人均污染也远大于中国。中国确实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工厂”，接纳了大规模的能源消耗以及环境污染。但同时，我们不能忽视中国国家体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责任。我们既要直面全球化下的客观历史背景，也要直面国家抉择的作用和责任。正是靠分权和市场化激发的地方政府发展积极性，以及其围绕GDP的政绩审核制度，促使地方官员在资源稀缺的大环境下，把招商引资作为第一优先目标。这样，相互竞争引进资本。一方面提供廉价土地、劳动力、原材料、财政优惠等等条件，同时，为了提高本地的竞争力，更着重优先发展基础建设（道路、铁道、供能等方面），而环境保护则只可能是次要的考虑，不可能获得其需要的资源。[6] 结果是环保部门变成多唱高调而缺乏实质性措施的部门，大大加剧了环境污染。[7]
也就是说，改革的地方国家体制在推动了“奇迹”性的发展的同时，也严重破坏了环境，两者乃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正因为其把GDP发展放在第一位，才会相对忽略环境政策的实施。其实，这不仅是一种忽视；它更是“招商引资”策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全球资本投资者的回报率的一个重要结构性组成部分，是吸引外来投资的秘诀之一。其道理和廉价劳动力是一样的。
同时，外资和地方政府不可避免地形成一个要卫护这种机制的利益集团。正如众多的民众抗争运动的调查报告表明，各地环保抗争运动几乎不可避免地会首先遇到政-资方联合的压制和打击。它们不可能简单通过各地的环保部门和法院而获得公正，因为后者在经费和人事上都受地方政府的管辖。唯有通过组织动员、网络联系、媒体曝光等而形成了一定的声势之后，才有可能突破地方上官商勾结的第一层的“捂盖子”回应，进入到第二层的 “摆平”矛盾回应。那样，抗议运动才有可能通过妥协得到部分满足。[8]
所以，左右双方之把问题形容为资本对劳动、西方对中国、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市场主义对计划经济的非此即彼绝对对立，都是片面的。事实是，改革及其过程中所形成的国家体制既非简单的资本主义，也非简单的计划经济或旧体制，而是两者结合之后的产物。它以发展主义式的地方政府为主体和动力。它是市场化、企业化了的地方政府，是一种地方国家 + 企业的结合体、外资 + 中国政府的结合体，它不能简单地用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市场主义和计划经济，西方和中国、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来理解。
改革的国家体制的一些特点
这个“改革的体制”已经形成一个比较特殊的体系，具有自己的特色。上面突出了地方政府的经济角色，但我们不能忽视集权（尤其在人事方面）的中央的角色。在我看来，中国中央政府在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特点首先是其表达和实践间的背离。一方面，为了促进快速的经济发展，不惜摆开国家劳动法规而利用农民工的极其廉价劳动力来吸引全球资本，而另一方面，它也打出社会公正、和谐社会，甚至于社会主义的理念。一方面，它不惜不顾环境污染来吸引外资，推动工业发展，但又同时设立了许多环保的机构和法则。它既提倡发展主义，并设置了以扩增GDP为本的地方官员审核制度，也同时提倡社会公正、环境保护等理想。
这样的背离是地方政府运作中普遍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一个重要来源。正是中央的矛盾行为，导致了各级地方政府的类似行动。一方面，在涉及比较“软”的指标的时候，地方上下层政府显示了一种 “共谋现象”，大家心照不宣地摆样子来满足中央对那方面的要求。同时，一致比较集中地追求大家知道是真正关键的扩增GDP的发展主义“硬道理”。正是沿着这样的逻辑，县、政、村级政府可以串通了把一个比较软的指标的中央拨款（如退耕还林）用来满足更“硬”更重要的指标的需要（比如基础建设，用来招商引资、扩增GDP）。
周雪光用组织理论来解释地方政府上下层间的“共谋现象”，说明它的来源是制度化了的组织环境，是中央政策与地方实际之间的距离、是在中央集权制度下县、镇、村不同层级的地方政权机构所具有的共同利益所促使的对付中央的行为。[9] 他的分析毋庸说有一定的说服力，并且很好地与现有西方组织理论对上话，既不限于其视野，又同时把中国经验用西方学者所能理解的概念来解释。但我们也可以从中央政府在表达和实践上的矛盾性来理解这个现象：地方政府官员都知道经济发展是“硬道理”，是共产党执行的干部审核制度的关键标准，而环保、卫生、和谐等则是相对软的道理，因此，才会有多层地方政府在表面上满足中央的软要求，显示了一种“共谋现象”。在资源稀缺的现实下，地方政府权衡轻重，会作出优先照顾硬道理的“理性”抉择。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地方政府和中央同样区分“硬”和“软”的道理，其实也是一种“共谋现象”。改革的国家体制其实既是一个分权的体制，也仍然是一个中央集权的体制；它是两者微妙结合的体制。
这个逻辑的另一方面是，为了发展的硬道理而优先要求稳定、避免“生事”，尽量“摆平”矛盾，因此导致地方上对民众抗议事件的压制和隐瞒或迫不得已的妥协。上面已经提到环保方面的例子。最近在四川汶川大地震中对许多学校因建筑不达指标而轻易塌毁的民众抗议的一些措施更是众所周知的例子。
此外，改革的国家体制更显示了政府部门牟利化的特点。政府各部门的利益追求，和因这种追求而出现的部门间的矛盾，也是旧体制和新市场经济结合的另一面。从我自己关于离婚法实践的研究中举一例来说，南方R县的民政部门近十几年来竟然拒绝继续处理、登记夫妻双方同意的离婚，其原因是不愿意为十分有限的收费（8元的登记手续费）而冒被卷入登记过程中临时可能出现的当事人间的矛盾的麻烦，为此把简单的离婚登记也全部推向当地法院，因此引起了部门间的矛盾和上访。[10] 这虽然是只一个小小的例子，但它可以说明部门主义的现象。它是在市场化了的新体制要求地方政府创收的大环境下形成的。而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把官员腐败也视作政府部门及其官员牟利化现象的一个方面。在现阶段的改革中的地方政府体制下，人们普遍认为与官员打交道，没有礼物和其个人或部门利益便什么事都不可能办成。
如此这般的现象尚待系统研究和梳理， 但我们也许可以初步提出这样一个概念：改革过程中形成的特殊国家体制既可能是一种过渡性的体制，也可能会是长期凝固的体制。从正面来说，它推进了震惊世界的经济发展“奇迹”；反面来说，它导致了社会和环境的危机，并在许多方面具有既是旧体制的也是新牟利化的制度性劣质。在原有的官僚化倾向——繁琐的程序、形式主义、臃肿和低效率、官官相护等等——之上，消除了过去的为人民服务意识形态以及其钳制作用，更加上了部门和官员的谋利意识，其弊端可能更甚于过去的官僚主义。如果不进一步改革，很可能会凝固成一种新的僵化体制。那样的话，只可能导致更严重的社会不公和更污染的环境，触发更多、更大规模的民众抗议。
进一步改革？
当务之急可能是，怎样来进一步改革这样的现存改革体制？今天政府已经打出要从汲取型、管制型政府转化为服务型政府的理念。这是个非常关键的概念，它意味着由政府来（再次）负起公共物品的主要责任，为广大农村人民和农民工，以及城市的（下岗了的）非正规就业人员，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它也意味着国家体制根本性转型的可能。
有的市场主义者从原则上、理论上反对如此的政府角色，认为更庞大的政府只可能导致计划经济时期那样的官僚化；同时，他们认为，由私营企业提供服务——教育、医疗、卫生、福利——会有更高的经济效率。这其实完全是一种原教旨市场主义，只符合西方在新保守主义下的意识形态，并不符合任何西方国家的实践实际。即便是哈耶克那样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家都承认，公共用品必须由公共的国家来提供，不可能完全依赖追求自家利润最大化的私家公司来提供。[11] 在实践中，西方先进国家其实全都是市场主义和福利国家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时代中国充满过度意识形态化的例子，今天绝对不应犯过度依赖西方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错误。
当前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危机其实已经再度证明了原教旨市场主义和新古典资本主义的不足。事实是，中国在改革中借助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今天已经受到严重的挫折。作为手段，过去的发展不可厚非，它帮助给于二亿多中国农民农业之外的工业、打工收入，也给予中国经济大规模的外来投资和技术转移。但是今天，更关键的是要提高广大中国人民的消费，扩大中国自己的市场，借此来推动更具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
这里的关键概念是利用社会改革来推进经济发展。低收入人民是消费占可支配收入最大比例的人群；提高他们的收入，要比提高“中产阶层”收入具有更快、更多的扩大消费效应。面对经济萧条和海外需求的萎缩，这是刺激进一步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它也是美国奥巴马总统新政下对经济大萧条所采用的主要药方之一。换言之，扩大“内需”可以同时缓解当前的严重分配不公和社会危机。
至于福利，其逻辑同样。由政府来提供、组织免费教育和合作医疗，会立刻影响中下和低收入人群的消费。他们对教育与（疾病和失业的）风险特别敏感，因此会更重视储蓄，借以为自己提供保障。如果由国家来承担这样的社会保障，一旦在民间建立了这方面的安全感，便会刺激消费、扩大国内市场。中国政府最近几年其实已经开始采纳这种逻辑，连贯出台了一系列如此的措施，包括取消农业税、确立九年义务教育、赋予农村六十以上人民生活补贴、组建覆盖大部分人民的合作医疗制度等等。其他方面的福利和卫生及环保则尚有待进一步的推进。
在此同时，也许可以借鉴改革经验，适当考虑结合政府的威权功能和私营企业的创新性和积极性。在公共物品提供上，可以利用旧体制的威权特点来带动新型的公共物品服务，同时借用市场机制来激发创新性，利用竞争来提高效率，考虑部分采用公私合营的半企业性的服务，由政府来领导、发动，私营企业或地方集体来配合。在合作医疗方面，经过多年的摸索，看来将会以国家投资和领导，地方和集体配合，人民交费型来推动。[12] 这样的多元参入的公共物品提供，其不同于管制型政府是，后者是由上而下的单向机制，权力在上，人民没有选择余地，而多元的社会服务则不同，人民有购买或参与与否的选择权力。因此，应该不会像管制型政府那样几乎必然陷入官僚主义化泥沼。在卫生、环保和保险等方面，也许可以部分借鉴改革体制中的经过分权的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来推动，采用半市场化了的机制。
应该说，中央政府的政策抉择非常关键。鉴于过去30年的经验，最关键的步骤也许是地方官员审核的制度。如果能够把优质福利、社会公平和环境保护变成“硬”道理，采纳具有长远视野的审核制度来替代现在的GDP政绩机制，应该不仅能够推动市场发展，也能促进国家体制本身的转化。毋庸说，目标是从旧管制型国家体制转化为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体制。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60年中，有一个前后一贯的优质体制性特点可以用来推进这样的进一步改革。正如Sebastian Heilmann指出，和一般的民主制度国家不同，中国政府的决策过程经常先在地方上“试点”，然后由中央决策，“以点带面”推广。民主制度下的国家，则必须在采用某一政策之前，预测其可能后果，凭此而后采用，但中国的集中和分级的政权则允许试点型的测验，在看到某地某级实际结果之后，方才采用、推广某一政策。[13] 王绍光进一步指出，从改革30年对农村医疗政策的摸索和演变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在试点的进路之外，更显示了吸纳基层创新的“学习”能力，以及在实践之中逐步适应实际需要的能力。[14] 这种实用性的决策方法和进路，完全可以灵活使用于进一步的国家体制改革。从管制型政府转型为服务型政府是已经被充分明确的理念和道德价值，所缺的只是对其促进经济发展的认识和付之于实践的决心。
* 感谢汪晖、李放春、彭玉生和白凯给我的鼓励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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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宗智：《中国被忽视的非正规经济：现实与理论》，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2期。
[2] Justin Lin (林毅夫)，Cai Fang（蔡昉）and Zhou Li（李周）. The China Miracl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Economic Reform, rev. ed.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996] .
[3] Montinola, Gabriella, Yingyi Qian and Barry R. Weingast.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The Political Basis for Economic Success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48 (October 1995): 50-81. 亦见Qian Yingyi and Barry R. Weingast. “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re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 11, no. 4 (fall，1997): 83-92.
[4] 例见Susan L.Shirk.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5] 在钱颖一等的著作之外，例见David Li. “Changing Incentives of the Chinese Bureaucra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 88, no. 2 (1988): 393-397.
[6] 最近这方面的研究颇多，例见张恒龙、陈宪:《财政竞争对地方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以中国的招商引资竞争为例〉，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年第6期。2006; 傅勇、张晏：《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载《管理世界》2007年第3期。
[7] 张玉林：《中国的环境战争与农村社会——以山西省为中心》，待刊；Elizabeth C. Economy. The River Runs Black: The Environmental Challenge to China’s Future.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4.
[8] 关于环保运动的调查报告相当多，例见张玉林:《中国农村环境恶化与冲突加剧的动力机制——从三起“群体性事件”看“政经一体化”》，载《洪范评论》第9辑，2007年。北京：中国法律出版社。黄家亮 ：《通过集团诉讼的环境维权：多重困境与行动逻辑——基于华南P县一起环境诉讼案件的分析》，载《中国乡村研究》第6辑，2008年。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石发勇：《关系网络与当代中国基层社会运动——以一个街区环保运动个案为例》载《学海》，2005年第3期。
[9] 周学光:《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一个政府行为的制度逻辑 》，载《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6期，1-21页。
[10] 黄宗智、巫若枝 ：《取证程序的改革：离婚法的合理与不合理实践》，载《政法论坛》2008年第1期，3-13页。
[11] Friedrich A. Hayek.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第六章。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8 [1980].
[12] 王绍光：《学习与适应：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变迁的启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111-133页。
[13] Sebastian Heilmann. “Policy Experimentation in China’s Economic Rise,”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 43, no. 1 (March 2008): 1-26. 中文版见《中国经济腾飞中的分级制政策试验》载《开放时代》，2008年第五期，31-51页。另见同一作者：“From Local Experiments to National Policy: The Origins of China’s Distinctive Policy Process,” The China Journal, no. 59 (Jan. 2008): 1-30.
[14] 王绍光，同上。
(原載《开放时代》2009年第4期)
摘要:改革三十年来中国国家在旧体制和市场化的相互作用下，形成了一个比较独特的国家体制，它既是中国三十年来经济发展“奇迹”的能动主体，也是同时期凸现的社会和环境危机的主要根源。它既可能凝固为一个僵化的体制，也可能是一个仍然在“转型”中的体制。本文先讨论此体制和发展与危机之间的关联，再讨论其在运作中所显示的一些特点，最后提出对进一步改革的设想。应该说明，关于国家体制的正面探讨比较少见。本文只是一个初探性的思考，不是一篇研究论文。
作为经济发展奇迹的能动主体和动力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动力是企业家们的创业。在中国旧计划经济体制下，私人创业基本被完全扼杀。从潜在企业家们的视角来说，在那样的制度环境下，创业的“成本”高得简直无可能克服。在党-国集权制度之下，基本上唯有国家才具有创业的可能。它的优点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动用大规模的资源，可以做到一般资本主义经济所不可能达到的创业“效率”，尤其是中央直接创办的战略性大企业。在这样的经济体制现实下，要发动潜在企业家们的创业，一个可能是解散旧体制，完全转向市场机制。前苏联和东欧采用“休克治疗”办法来创造新制度环境，试图全盘移植资本主义的模式和动力，正是出于这样的逻辑和动机。但是，它们的经验已经证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一系列的配套制度，不可一蹴而就；苏东的休克治疗在短期内只可能导致经济衰退。中国则没有采用苏东的方法，而是用计划和市场的“双轨”进路，“摸着石头过河”来逐步市场化，结果在旧体制的基础上，通过中央和地方的分权（1980年代的“分灶吃饭”、“财政包干”是其最具体的体现，而1994年的“分税制”则是在分权现实上扩大中央的税收和功能），以地方政府为能动主体，结合市场刺激而形成了改革经济的主要动力。正因为是借用旧体制，才有可能首先在基层的旧大队、公社的基础上，发动了上世纪80年代蓬勃的“乡镇企业”。与上级的政府机关不同，作为集体单位，大队和公社既拥有资源的管理权，又拥有其所有权，因此能够在中央的号召下更灵活地创业。其后，伴随投资规模的扩大，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上升到县、市、省级政府，以它们为“招商引资”的能动主体，配合“经济特区”等措施，大规模引进国内外资本，借此推动了进一步的快速经济发展。
今天回顾，我们可以断言推动中国改革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既不简单是计划经济下的“国家”，也不简单是市场经济下的企业，而是两者的结合。在维持党-国旧有体制的客观环境之下，其实唯有政府本身才可能快速克服体制性的障碍而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创业；体制外的可能创业者则仍然面对重重关卡。同时，正是改革中形成的体制把旧制度下政府庞大管制权力的弱点变成市场化经济发展的优点：正因为旧体制所特有的国家威权，改革中的地方政府能够高效率地动用旧体制所掌握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本”（尤其是能干的集体和国家干部）和土地（因此才会有大规模“征地”的现象），以及资本、劳动力和原材料。同时，正因为国家是个威权政府，才有可能在现有劳动法规之外，使用不必遵照劳动法规、也不必为之提供福利的廉价劳动力——即两亿多“非正规经济”中的“农民工”和“下岗工人”。[1] 威权性地压低劳动成本，甚至省略基本安全措施、使用每日工作时间超出八小时半倍到一倍的、不附带福利成本的、不允许组织工会的劳动力，全是由这样的‘改革的国家体制’所主持的。由此在追求全球资本的竞争下，提供了极其廉价的劳动力，利用新古典经济学家之所称谓“比较优势”，[2] 在短期间内使中国成为世界外资投入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和“右派”的市场主义的解释不同，改革三十年的经济发展绝对不简单来自市场化的动力。正是经过旧体制的分权，结合新的市场化，激发了全国各地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推动了他们之间的竞争，并且建立、形成了以扩增GDP为主要审核“政绩”的制度。中国经济之与一般资本主义不同，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在其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如果要用“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描述的话，那么地方政府所起的作用应该是其核心内容之一。
面对这样的经验现实，有的西方经济学学者采用了来自美国的“联邦主义”（federalism）范畴，借此来突出中国改革中地方政府所起的关键作用。他们首先颇费口舌地为其西方读者说明 “联邦主义”用于中国和在西方的不同：它不附带美国联邦主义对权利、宪法、民主等的关心，并且不是一个完全的共同市场（common market），因此乃是“中国式的联邦主义”（“Chinese federalism”）。经过这番解释之后，方才能够说明“中国式的联邦主义”概念的实质性内容，即在一统国家内地方政府经济分权以及竞争的现实。如此绕了大圈子来为之说明中国改革的特色可以说是煞费苦心，也展示了西方在经济学话语中占据绝对霸权的事实。[3] 但是，对于习惯以中央和省、市来区分电视频道的中国读者来说，美国式的“联邦主义”概念其实只会引起对对美国政治经济实际的误解（比如，由联邦政府以及加州、纽约、华盛顿等州、市来主办电视频道可以说完全不可思议），并使中国的政治经济现实更难掌握。我们也许可以倒过来想象，西方学者们如果必须绕大圈子采用中国古代的“封建”范畴来说明西方中世纪的“feudalism”，会意味一个什么样的语境和效果。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更直接，更具说服力地把改革中的分权体制和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地方分权传统连接起来说明。[4]当然，改革在其上附加了新的市场化。无论如何，地方政府所起的关键作用今天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学对中国改革的一种共识。[5]
作为社会（和环境）危机的同一根源
经济奇迹的来源也就是今天的社会（和环境）危机的来源；两者其实乃是同一现象的两个方面。在“招商引资”和“征地”等改革经济发展所采用的方法下，只可能形成官员 + 企业家的 “官商勾结”的新“利益集团”。同时，在 “非正规”地使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下，也只可能形成尖锐的贫富不均和社会矛盾。加上原有的城乡间的差别，便是今天“社会危机”的主要内容。根据世界银行的基尼系数指标，在改革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从世界最平等的国家之一转化为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
和“左派”的批评不同，现今的社会危机并不简单来自市场化或资本主义。今天的社会不公平、不平等并不简单是资方对劳方的剥削，也不简单是外来资本对中国廉价劳动力的剥削。它附带着中国国家（一个与帝国主义时期的中国十分不同的国家）的强力推动。不遵循国家劳动法规、不允许农民工组织自发的工会等政策乃是国家的抉择，不是资本或外国的单边行为。它当然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在帝国主义入侵之下所形成的“买办”机制。今天的国家是主权高度发达的、追求自己的经济发展的国家，何况它确实通过这个改革体制而做到了举世瞩目的GDP增长，提高了大多数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虽然也同时导致了对农民工的不公平待遇以及人们收入上的高度不平等。
环境污染也不简单地是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结果，让它把工业对环境的破坏从自己国家转移到了中国。当然，这是事情的重要的一面，西方在人均能源消耗方面仍然要远大于中国，因此对全球环境所引起的人均污染也远大于中国。中国确实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工厂”，接纳了大规模的能源消耗以及环境污染。但同时，我们不能忽视中国国家体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责任。我们既要直面全球化下的客观历史背景，也要直面国家抉择的作用和责任。正是靠分权和市场化激发的地方政府发展积极性，以及其围绕GDP的政绩审核制度，促使地方官员在资源稀缺的大环境下，把招商引资作为第一优先目标。这样，相互竞争引进资本。一方面提供廉价土地、劳动力、原材料、财政优惠等等条件，同时，为了提高本地的竞争力，更着重优先发展基础建设（道路、铁道、供能等方面），而环境保护则只可能是次要的考虑，不可能获得其需要的资源。[6] 结果是环保部门变成多唱高调而缺乏实质性措施的部门，大大加剧了环境污染。[7]
也就是说，改革的地方国家体制在推动了“奇迹”性的发展的同时，也严重破坏了环境，两者乃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正因为其把GDP发展放在第一位，才会相对忽略环境政策的实施。其实，这不仅是一种忽视；它更是“招商引资”策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全球资本投资者的回报率的一个重要结构性组成部分，是吸引外来投资的秘诀之一。其道理和廉价劳动力是一样的。
同时，外资和地方政府不可避免地形成一个要卫护这种机制的利益集团。正如众多的民众抗争运动的调查报告表明，各地环保抗争运动几乎不可避免地会首先遇到政-资方联合的压制和打击。它们不可能简单通过各地的环保部门和法院而获得公正，因为后者在经费和人事上都受地方政府的管辖。唯有通过组织动员、网络联系、媒体曝光等而形成了一定的声势之后，才有可能突破地方上官商勾结的第一层的“捂盖子”回应，进入到第二层的 “摆平”矛盾回应。那样，抗议运动才有可能通过妥协得到部分满足。[8]
所以，左右双方之把问题形容为资本对劳动、西方对中国、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市场主义对计划经济的非此即彼绝对对立，都是片面的。事实是，改革及其过程中所形成的国家体制既非简单的资本主义，也非简单的计划经济或旧体制，而是两者结合之后的产物。它以发展主义式的地方政府为主体和动力。它是市场化、企业化了的地方政府，是一种地方国家 + 企业的结合体、外资 + 中国政府的结合体，它不能简单地用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市场主义和计划经济，西方和中国、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来理解。
改革的国家体制的一些特点
这个“改革的体制”已经形成一个比较特殊的体系，具有自己的特色。上面突出了地方政府的经济角色，但我们不能忽视集权（尤其在人事方面）的中央的角色。在我看来，中国中央政府在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特点首先是其表达和实践间的背离。一方面，为了促进快速的经济发展，不惜摆开国家劳动法规而利用农民工的极其廉价劳动力来吸引全球资本，而另一方面，它也打出社会公正、和谐社会，甚至于社会主义的理念。一方面，它不惜不顾环境污染来吸引外资，推动工业发展，但又同时设立了许多环保的机构和法则。它既提倡发展主义，并设置了以扩增GDP为本的地方官员审核制度，也同时提倡社会公正、环境保护等理想。
这样的背离是地方政府运作中普遍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一个重要来源。正是中央的矛盾行为，导致了各级地方政府的类似行动。一方面，在涉及比较“软”的指标的时候，地方上下层政府显示了一种 “共谋现象”，大家心照不宣地摆样子来满足中央对那方面的要求。同时，一致比较集中地追求大家知道是真正关键的扩增GDP的发展主义“硬道理”。正是沿着这样的逻辑，县、政、村级政府可以串通了把一个比较软的指标的中央拨款（如退耕还林）用来满足更“硬”更重要的指标的需要（比如基础建设，用来招商引资、扩增GDP）。
周雪光用组织理论来解释地方政府上下层间的“共谋现象”，说明它的来源是制度化了的组织环境，是中央政策与地方实际之间的距离、是在中央集权制度下县、镇、村不同层级的地方政权机构所具有的共同利益所促使的对付中央的行为。[9] 他的分析毋庸说有一定的说服力，并且很好地与现有西方组织理论对上话，既不限于其视野，又同时把中国经验用西方学者所能理解的概念来解释。但我们也可以从中央政府在表达和实践上的矛盾性来理解这个现象：地方政府官员都知道经济发展是“硬道理”，是共产党执行的干部审核制度的关键标准，而环保、卫生、和谐等则是相对软的道理，因此，才会有多层地方政府在表面上满足中央的软要求，显示了一种“共谋现象”。在资源稀缺的现实下，地方政府权衡轻重，会作出优先照顾硬道理的“理性”抉择。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地方政府和中央同样区分“硬”和“软”的道理，其实也是一种“共谋现象”。改革的国家体制其实既是一个分权的体制，也仍然是一个中央集权的体制；它是两者微妙结合的体制。
这个逻辑的另一方面是，为了发展的硬道理而优先要求稳定、避免“生事”，尽量“摆平”矛盾，因此导致地方上对民众抗议事件的压制和隐瞒或迫不得已的妥协。上面已经提到环保方面的例子。最近在四川汶川大地震中对许多学校因建筑不达指标而轻易塌毁的民众抗议的一些措施更是众所周知的例子。
此外，改革的国家体制更显示了政府部门牟利化的特点。政府各部门的利益追求，和因这种追求而出现的部门间的矛盾，也是旧体制和新市场经济结合的另一面。从我自己关于离婚法实践的研究中举一例来说，南方R县的民政部门近十几年来竟然拒绝继续处理、登记夫妻双方同意的离婚，其原因是不愿意为十分有限的收费（8元的登记手续费）而冒被卷入登记过程中临时可能出现的当事人间的矛盾的麻烦，为此把简单的离婚登记也全部推向当地法院，因此引起了部门间的矛盾和上访。[10] 这虽然是只一个小小的例子，但它可以说明部门主义的现象。它是在市场化了的新体制要求地方政府创收的大环境下形成的。而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把官员腐败也视作政府部门及其官员牟利化现象的一个方面。在现阶段的改革中的地方政府体制下，人们普遍认为与官员打交道，没有礼物和其个人或部门利益便什么事都不可能办成。
如此这般的现象尚待系统研究和梳理， 但我们也许可以初步提出这样一个概念：改革过程中形成的特殊国家体制既可能是一种过渡性的体制，也可能会是长期凝固的体制。从正面来说，它推进了震惊世界的经济发展“奇迹”；反面来说，它导致了社会和环境的危机，并在许多方面具有既是旧体制的也是新牟利化的制度性劣质。在原有的官僚化倾向——繁琐的程序、形式主义、臃肿和低效率、官官相护等等——之上，消除了过去的为人民服务意识形态以及其钳制作用，更加上了部门和官员的谋利意识，其弊端可能更甚于过去的官僚主义。如果不进一步改革，很可能会凝固成一种新的僵化体制。那样的话，只可能导致更严重的社会不公和更污染的环境，触发更多、更大规模的民众抗议。
进一步改革？
当务之急可能是，怎样来进一步改革这样的现存改革体制？今天政府已经打出要从汲取型、管制型政府转化为服务型政府的理念。这是个非常关键的概念，它意味着由政府来（再次）负起公共物品的主要责任，为广大农村人民和农民工，以及城市的（下岗了的）非正规就业人员，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它也意味着国家体制根本性转型的可能。
有的市场主义者从原则上、理论上反对如此的政府角色，认为更庞大的政府只可能导致计划经济时期那样的官僚化；同时，他们认为，由私营企业提供服务——教育、医疗、卫生、福利——会有更高的经济效率。这其实完全是一种原教旨市场主义，只符合西方在新保守主义下的意识形态，并不符合任何西方国家的实践实际。即便是哈耶克那样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家都承认，公共用品必须由公共的国家来提供，不可能完全依赖追求自家利润最大化的私家公司来提供。[11] 在实践中，西方先进国家其实全都是市场主义和福利国家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时代中国充满过度意识形态化的例子，今天绝对不应犯过度依赖西方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错误。
当前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危机其实已经再度证明了原教旨市场主义和新古典资本主义的不足。事实是，中国在改革中借助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今天已经受到严重的挫折。作为手段，过去的发展不可厚非，它帮助给于二亿多中国农民农业之外的工业、打工收入，也给予中国经济大规模的外来投资和技术转移。但是今天，更关键的是要提高广大中国人民的消费，扩大中国自己的市场，借此来推动更具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
这里的关键概念是利用社会改革来推进经济发展。低收入人民是消费占可支配收入最大比例的人群；提高他们的收入，要比提高“中产阶层”收入具有更快、更多的扩大消费效应。面对经济萧条和海外需求的萎缩，这是刺激进一步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它也是美国奥巴马总统新政下对经济大萧条所采用的主要药方之一。换言之，扩大“内需”可以同时缓解当前的严重分配不公和社会危机。
至于福利，其逻辑同样。由政府来提供、组织免费教育和合作医疗，会立刻影响中下和低收入人群的消费。他们对教育与（疾病和失业的）风险特别敏感，因此会更重视储蓄，借以为自己提供保障。如果由国家来承担这样的社会保障，一旦在民间建立了这方面的安全感，便会刺激消费、扩大国内市场。中国政府最近几年其实已经开始采纳这种逻辑，连贯出台了一系列如此的措施，包括取消农业税、确立九年义务教育、赋予农村六十以上人民生活补贴、组建覆盖大部分人民的合作医疗制度等等。其他方面的福利和卫生及环保则尚有待进一步的推进。
在此同时，也许可以借鉴改革经验，适当考虑结合政府的威权功能和私营企业的创新性和积极性。在公共物品提供上，可以利用旧体制的威权特点来带动新型的公共物品服务，同时借用市场机制来激发创新性，利用竞争来提高效率，考虑部分采用公私合营的半企业性的服务，由政府来领导、发动，私营企业或地方集体来配合。在合作医疗方面，经过多年的摸索，看来将会以国家投资和领导，地方和集体配合，人民交费型来推动。[12] 这样的多元参入的公共物品提供，其不同于管制型政府是，后者是由上而下的单向机制，权力在上，人民没有选择余地，而多元的社会服务则不同，人民有购买或参与与否的选择权力。因此，应该不会像管制型政府那样几乎必然陷入官僚主义化泥沼。在卫生、环保和保险等方面，也许可以部分借鉴改革体制中的经过分权的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来推动，采用半市场化了的机制。
应该说，中央政府的政策抉择非常关键。鉴于过去30年的经验，最关键的步骤也许是地方官员审核的制度。如果能够把优质福利、社会公平和环境保护变成“硬”道理，采纳具有长远视野的审核制度来替代现在的GDP政绩机制，应该不仅能够推动市场发展，也能促进国家体制本身的转化。毋庸说，目标是从旧管制型国家体制转化为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体制。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60年中，有一个前后一贯的优质体制性特点可以用来推进这样的进一步改革。正如Sebastian Heilmann指出，和一般的民主制度国家不同，中国政府的决策过程经常先在地方上“试点”，然后由中央决策，“以点带面”推广。民主制度下的国家，则必须在采用某一政策之前，预测其可能后果，凭此而后采用，但中国的集中和分级的政权则允许试点型的测验，在看到某地某级实际结果之后，方才采用、推广某一政策。[13] 王绍光进一步指出，从改革30年对农村医疗政策的摸索和演变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在试点的进路之外，更显示了吸纳基层创新的“学习”能力，以及在实践之中逐步适应实际需要的能力。[14] 这种实用性的决策方法和进路，完全可以灵活使用于进一步的国家体制改革。从管制型政府转型为服务型政府是已经被充分明确的理念和道德价值，所缺的只是对其促进经济发展的认识和付之于实践的决心。
* 感谢汪晖、李放春、彭玉生和白凯给我的鼓励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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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宗智：《中国被忽视的非正规经济：现实与理论》，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2期。
[2] Justin Lin (林毅夫)，Cai Fang（蔡昉）and Zhou Li（李周）. The China Miracl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Economic Reform, rev. ed.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996] .
[3] Montinola, Gabriella, Yingyi Qian and Barry R. Weingast.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The Political Basis for Economic Success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48 (October 1995): 50-81. 亦见Qian Yingyi and Barry R. Weingast. “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re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 11, no. 4 (fall，1997): 83-92.
[4] 例见Susan L.Shirk.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5] 在钱颖一等的著作之外，例见David Li. “Changing Incentives of the Chinese Bureaucra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 88, no. 2 (1988): 393-397.
[6] 最近这方面的研究颇多，例见张恒龙、陈宪:《财政竞争对地方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以中国的招商引资竞争为例〉，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年第6期。2006; 傅勇、张晏：《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载《管理世界》2007年第3期。
[7] 张玉林：《中国的环境战争与农村社会——以山西省为中心》，待刊；Elizabeth C. Economy. The River Runs Black: The Environmental Challenge to China’s Future.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4.
[8] 关于环保运动的调查报告相当多，例见张玉林:《中国农村环境恶化与冲突加剧的动力机制——从三起“群体性事件”看“政经一体化”》，载《洪范评论》第9辑，2007年。北京：中国法律出版社。黄家亮 ：《通过集团诉讼的环境维权：多重困境与行动逻辑——基于华南P县一起环境诉讼案件的分析》，载《中国乡村研究》第6辑，2008年。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石发勇：《关系网络与当代中国基层社会运动——以一个街区环保运动个案为例》载《学海》，2005年第3期。
[9] 周学光:《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一个政府行为的制度逻辑 》，载《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6期，1-21页。
[10] 黄宗智、巫若枝 ：《取证程序的改革：离婚法的合理与不合理实践》，载《政法论坛》2008年第1期，3-13页。
[11] Friedrich A. Hayek.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第六章。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8 [1980].
[12] 王绍光：《学习与适应：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变迁的启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111-133页。
[13] Sebastian Heilmann. “Policy Experimentation in China’s Economic Rise,”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 43, no. 1 (March 2008): 1-26. 中文版见《中国经济腾飞中的分级制政策试验》载《开放时代》，2008年第五期，31-51页。另见同一作者：“From Local Experiments to National Policy: The Origins of China’s Distinctive Policy Process,” The China Journal, no. 59 (Jan. 2008): 1-30.
[14] 王绍光，同上。
乔治．索罗斯演讲：未来的路
2009-11-11
（原編者按）
2009年10月，在持续一周的时间里，乔治．索罗斯 (George Soros)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发表共分五个部分的系列演讲，阐述他对危机中的金融市场、政治体制和开放社会的思考与主张。在第五日的演讲“未来的路”中，他着重探讨了金融危机将如何重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由中国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未来。
这次演讲的全部译稿由公开社会研究会(Open Society Institute)提供。
（正文）
(一)
我在这个系列讲座中提出了一个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和事件的理念结构。这些事件不是由永恒有效的自然法规决定的。当然这些法规的确存在，但不足以决定事件的发展过程。原因之一是情况的复杂性，另一个原因是事件参与者的思维所起的作用。
我已经集中讲了相关反身性(reflexivity)的问题，即当事者的思维与现实情况的双向关联，以及我所强调的错误理解和错误观念对现实情况形成的因果关系。但这两种影响都很奇怪地被忽视了。这些影响给事物加入了不确定因素，结果是除了非常简单的情况以外，几乎不可能预测未来。
但我们仍然可以大略估计几种情况，并评估其可能性，也可以提出希望得到的结果。我在这两方面都做过，而且是多次尝试。的确，我可以称为是专家，作为投资者，我专注于预测(prediction)；作为公益慈善家，主要是为解决问题开处方(prescription)。我前者做得成功，足以支持后者。今天的讲座我想从预测和开处方这两个方面来谈。
当下所处的时刻，不定因素的范围异常广泛。我们刚刚渡过了二次大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个危机在量上大得多，质上也与以往的危机很不相同。可作相关比较的，是1991年日本发生的房地产泡沫破灭，至今尚未恢复；还有就是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与日本情况不同的是，那次危机仅限于一个国家，而这次危机卷入了全世界。与大萧条不同的是，这次没有允许让金融体系垮台，而是给它上了人工生命维持器。
事实上，我们当今所面临的信贷和杠杆问题(credit and leverage problem) 的深度和广度比30年代要严重得多。1929年时美国的信贷余额(credit outstanding)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60%, 到1932年增长到250%； 而2008年初是365% – 这还不包括30年代时金融市场上尚未存在而如今广泛使用的衍生品(derivatives)。 但尽管如此，人工生命维持器居然奏效了。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不到一年，金融市场已经稳定，股市也已回升，经济显示复苏迹象。人们想回到一切照旧的情况，把2008年的崩溃只当成是一个恶梦。
但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复苏的势头可能会停止，甚至随之出现 “再次衰退”(double dip)，而我不能确定的是这将发生在2010年还是2011年。
有这种观点的绝不止我一个人，但我的观点与目前的主导情绪不一样。复苏的时间越长，就会有更多的人相信复苏；但是据我的判断，这种主导情绪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这是典型的远非均衡的状况，此时人的感知往往落后于现实。更复杂的是，这种落后于现实是双向的。一方面，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次危机不同于以往 – 我们是处在一个时代的终点。另一方面，其他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未能预见到复苏反弹的程度。
混乱和困惑不只是在金融界，它延伸到整个国际舞台。
前苏盟帝国垮台后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其他大国或国家联盟可以挑战其至高无上的国力。但是这种“单极”(uni-polar) 的世界秩序未能持久。当布什总统为显示美国的威力，以不实之词为借口入侵伊拉克时，其效果与他的意图适得其反。美国的力量和影响力一落千丈，其结果是混乱的国际金融体系加之以不稳定的国际关系。此后终将形成的新的世界秩序，将不会再像以往那样的程度受美国的控制和左右。
为了理解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我们需要一个不同于以往所熟悉的那种理念框架。有效市场假定论把金融市场孤立看待，完全不考虑政治因素。这是一种曲解。像我已经多次提到过的，在市场的无形之手背后，有一个有形的政治之手，在制定市场运作的规则和条件。我的理念结构关系到政治经济学，而不是抽象概念的、受永恒有效规律主宰的市场经济学。我把金融市场看成是历史的一个分支。
二战后重建的国际金融体系并没有建立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其倾侧与不平衡是有意设计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是按控股公司的形式组建的，其中富国有不成比例的投票权并且控制其理事会。这使处于该体系边缘的国家比位于体系中心的国家处于劣势。
该体系从初建起就一直受美国控制。在布雷顿(Bretton Woods)会议上，尽管英国凯恩斯勋爵(Lord Keynes)提出了该体系的建议，但是是由美国代表团团长哈里. 怀特 (Harry White) 具体操作的。从那时起，我们从几乎全面监管的体系变成了几乎完全无监管的体系；这些变化由美国主导，而且所谓的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 仍在继续引导这个体系。
尽管由华盛顿共识制定的法规条例理应对所有国家平等适用，但美国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发行者，却比别人“更平等”。实际上国际金融体系是一个两个等级层次 (two-tier) 的架构：能用自己的货币借贷的国家是该体系的中心，而借贷要由硬通货之一来决定的国家是这个体系的外围。如果某个国家遇到困难，可以得到援助，但条件很苛刻，这对核心国家和外围国家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核心本身受到了威胁，那么该体系的维存则成为第一位的优先考虑。
这种情况在1982年的国际银行业危机中第一次发生。如果债务国被允许拖欠付款，银行体系将崩溃。因此国际金融权威机构联手，采用了我当时称为的“合作出借体制(collective system of lending)”。借贷国不得不滚动延续贷款(roll over loans)，使债务国能得到足够借款支撑债务。最终结果是，债务国被推进严重衰退，拉丁美洲的发展因此被推迟十年，而银行体系得以赢利而摆脱困境。当银行建立了足够的储蓄时，这些贷款则被重新组合为所谓的布雷迪债券(Brady bonds)，其余的损失由银行销账。
1997年类似情况再度发生，但那时银行已经学会审查贷款, 不至被迫采取合作出借的做法，而绝大部分损失不得不由债务国承担。这样就建立了一个模式：债务国受制于严厉的市场戒律，但如果体系本身受到威胁，规则通常暂停执行。其整体失败将使该体系陷入危险的数家银行得到保释。
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与此不同，因为它起源于核心国，而外围国家是在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才被卷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面对的是一个新的任务 – 保护因核心国风暴而受影响的周边国。该组织没有足够的资金，但其成员国很快联合行动募集了一万亿美元。尽管如此，应对局面还有一定的困难，因为IMF的设立是为了应对政府部门的问题，而这时信贷的短缺主要影响的是私营领域。但总的来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承担这一新的任务上做的相当出色。
国际金融权威机构应对这次危机的做法，总体上与过去一样：救助将要垮台的金融机构，实行货币及财政刺激措施。但这次危机要大得多，用同样的办法起初没有奏效。对雷曼兄弟公司的救助失败，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金融市场实际上停止运转，不得不加上人工生命维持器。这意味着政府被迫实际上是在担保，不能让其他可能危及这个体系的机构再垮台。正是此时危机延伸到了周边国，因为这些国家无法提供同样有信誉的保证。这次东欧国家受创最重。处于核心地位的国家，用他们中央银行的资金平衡表给这个体系注入资本，为商业银行的债务进行担保，而且政府为刺激经济，赤字财政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这些措施已见成效，全球经济似乎在稳定下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全球金融体系已再次免于崩溃，我们在逐渐回到一切照旧的状态。这是对目前形势的严重误解，已经破碎的不可能再拼回到一起。让我来解释为什么。
(二)
80年代以来形成的金融市场全球化，是一个以美国和英国为首发起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运动。允许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自由移动，难以对其征税或监管，使金融资本处于一种优越的地位。各国政府不得不更多地注意国际资本的要求，而不是本国人民的愿望，因为金融资本可以更自由地移动。这样，全球化作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项目，进行得非常成功，使各个国家均难以抵御。但是由此产生的全球金融体系从根本上不稳固，因为它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设基础上，即金融市场可以安全地依赖自身的机制来调节。这正是它垮台的原因，也是为什么不可能再拼凑到一起。
全球性的市场需要全球性的监管，而目前的管理法规都是基于国家主权的原则。也有一些国际协议，其中最著名的是设立了最低资本要求的巴塞尔协议(Basel Accord)，市场监管部门之间也有较好的合作。但是监管权威的来源总是归于主权国家。这意味着，重新启动一个停止了的机制与事无补，需要创造一个过去未曾存在过的监管机制。目前的情形是，每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是由各个国家自己来维护和支持的。政府主要关注的是本国经济。这会助长“金融保护主义”的倾向，有可能扰乱甚至摧毁全球金融市场。英国的监管部门永远不会再依靠冰岛政府的政策；东欧国家也会对完全依赖外国银行而三思。
我想要说明的是，监管条例的涵盖范围必须是国际性的。不这样的话，金融市场无法维持全球化，会被独断性的监管毁掉。生意会流向监管气候最温和的国家，这会将其他国家置于其无法承担的风险之下。全球化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为它迫使所有国家取消监管，但要反过来做则很难 – 让所有国家接受统一监管条例将非常困难。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利益，这促使他们会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
这一点在欧洲可以看到。如果欧洲国家之间都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怎么能让世界其它部分做到呢？在危机期间，欧洲未能达成在全洲范围对其金融体系进行担保的协议，因而每个国家不得不自保。目前情况下的欧元是一个不完整的货币：它有一个共同的央行，但没有一个共同的财政部， 而对银行担保和对其注入资本是财政部的职能。这次危机提供了修补这一缺陷的机会，但是德国充当了阻力。
德国曾是促进欧洲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但那是在其不惜一切代价要将德国统一的时候。当今的德国已非常不同，它和世界其他国家不一样，担心的是通货膨胀而不是衰退，而且更重要的，它不想为欧洲其他国家掏腰包。没有了推动力，欧洲的一体化已逐渐陷于停滞。
所幸欧洲有社会安全保障的福利，在情况好的时候这一保障制度被指责减缓了欧洲的经济增长，经济不好时它起了作用，使欧洲大陆的衰退没有预期的那么严重。现在随着对经济崩溃的恐惧减退，欧洲共同体正表现出政治意愿复苏的迹象。欧洲中央银行实际上是救助了爱尔兰的银行系统，而爱尔兰痛快地批准了里斯本条约。所以也许我对欧洲的看法过于悲观了。
金融危机对不同国家所将产生不同的长远影响这一事实，可能会成为一个问题。在短期中所有的国家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但是从长远看，有赢家有输家。虽然情况发展的具体过程变数范围仍很大，但地位相对变化的预测则肯定性较大。直截了当地说，美国将输得最多，中国则倾向于以最大的赢家姿态出现。这一转变的程度已经超过多数人的预期。其他国家的相对地位也会有相当大的变化，但从全球角度来看，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变化是最重要的。
自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是国际金融体系的中心。美元是主要的国际货币，美国因此获利甚多，但近来开始滥用其特权。美国从80年代起建立的现行账户赤字日益增长，这种情况本可以无止境的延续，因为亚洲小老虎们，开始以日本为首，后来是中国，愿意支持这种赤字以加强自己的美元储备。但是美国的家庭欠债过多使这一过程终止。房地产泡沫破灭后，美国的家庭发现自己承担了过多的风险。银行体系遭受极大损失，必须赢利才能摆脱困境。商用物业和杠杆式贷款收购(leveraged buyouts) 流血的时候还在后面。这些因素会继续增加美国经济的负担，美国的消费者不再有能力做世界经济的发动机。
而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取代这个位置。中国一直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而且很大程度上隔绝于金融危机之外。
对西方总的来说，尤其是美国，危机是内在因素引发的，导致了金融体系的崩溃。对中国来说，金融危机是来自外部的震动，影响了出口，但其金融、政治和经济制度并未受创伤。
中国已找到一种极有效的方法，能释放和激发其人民渴望和获取财富的创造性，能动力和创业精神，人民被允许可以去谋求自身的利益。同时国家可以通过支持低估的货币和累积贸易差额，提取其劳力剩余价值中相当可观的一部分。因此中国很可能成为一个大赢家。
中国实行的不是民主制度，领导者也知道，如果要保持领导地位，必须避免社会动乱。所以要尽一切所能保持8%的经济发展速度，并为不断增长的劳动力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贸易差额使中国很强有力。中国可以通过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刺激国内经济，而且可以通过对其贸易伙伴投资和提供信贷增加出口。事实上中国就是这样做的，用买美国政府的钞票资助对美国的出口。鉴于现在美国消费者不得不减少消费，中国可以发展和其他国家的关系。这样在美国步履维艰地跛行时，中国会成为世界经济积极的推动力。
当然中国的经济规模比美国小得多，发动机小了，世界经济前行的速度也会慢一些。但在这一局限之内，中美之间的地位正在发生结构性的交替，第三方也在随着积极能动的脉搏重新调整自己的位置。中国已经成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亚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这种位置交替不一定是永久的或不可逆转的 – 只要想一想日本公司的起落 – 但在目前，这是全球政治经济中最可预见的也是最重要的趋势。中国正在带动像巴西这样的贸易伙伴，及其他一些非洲和亚洲国家。印度以国内增长为基础，发展的也不错。
中国经济政策的成功不能被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事。在中国内陆的基础设施的投资也许产生不了能自给维持经济增长的效益。在中国的体制下，新投资的回报一般很慢，因为投资的决策主要是由政治因素而不是商业因素决定的。前两次，银行信贷的宽松造成了一大批不良贷款。这次可能会不同，因为权力在从地方转向中央，地方银行的官员不再受省的领导管辖； 但尽管如此也不能保证一定成功。再有，中国可能被全球的衰退所拖累。但是如果中国出了问题，全球的经济就失去了发动机。因此可以确信中国会有相对的成功，但不能确保绝对成功。
我们所处的历史时刻，在某种程度上与二次大战结束时相似。那时主流体系已经崩溃，一个全新体系有待重建。在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会议上，战胜国承担起了这个任务。在凯恩斯勋爵理念的激励下，他们创立了一个能包容全世界的体系，尽管作为同盟国之首，美国将凯恩斯的方案做了有利自身的修正。目前主导的，我们称其为国际资本主义的多边体制，还没有彻底垮台，但已受到重创；它内在弊病已经暴露，而且受到一个可行的替代方式的挑战 – 中国的崛起展现了一个与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根本不同的经济组织形式。我们可称之为 “国家资本主义”， 以区别于在华盛顿共识旗号下的“国际资本主义”。我们正处于一个时代的终点，但人们还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一点。
两种经济组织形式 – 国家资本主义与国际资本主义在互相竞争。两者都缺乏吸引力。华盛顿共识已经失败。目前形式的国际资本主义已被证明自身固有的不稳定性，因为缺乏足够的监管。而且它极不公正，相对穷人穷国而言这个体制偏袒富人富国。
与此同时，建立在国家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体系，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已开始初露锋芒，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殖民国家已经认识到自己过去的错误并力图纠正时，中国在与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打交道时，又在重复这些殖民国家的错误。为了能接近这些自然资源，中国在与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打交道，而忽略了那里的老百姓。这有助于压迫性和腐败的政体维持政权。这样的结果不好，但中国不是唯一对此有责任的国家。中国一家公司想买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 (Unocal) 时遭到拒绝。更近的，力拓矿业集团 (Rio Tinto) 反悔了将一部分股份卖给一家中国公司的交易。这促使中国与国际金融机构回避的一些国家进行交易，如缅甸、苏丹、津巴布韦、刚果和安哥拉等。几内亚是最近的一个例子。这种情况正在成为相当多摩擦的来源，对中国的根本利益并无好处，对全世界也是如此。但中国视自己为受害者而不愿意参加“采掘业透明度倡议”(EITI, Extractive Industries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 这已成为该倡议能继续成功的最大障碍。
在现行主流的多边制力图自身重建的同时，中国会在双边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当然中国也是这个多国体制的一部分，但它在其中的地位与它目前的国力不相称；因此它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参与是比较消极的，其积极发展主要是通过双边渠道进行。例如，中国会抱怨美元的作用，而且会推动特别提款权的使用。但中国不太会允许人民币自由兑换，因为这样会摧毁现有机制，即允许国家通过低估的货币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中受益。中国会继续实行资本控制，但会与像巴西这样的国家建立以人民币为主的双边结算账户。这样会削弱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但不是取代它。
(三)
综上所述，世界面临着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组织形式中进行选择。这两种组织可以称之为国际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前者，以美国为代表，已经垮掉；后者，以中国为代表，正在兴起。自然发展途径 (the path of least resistance) 导致了国际金融体系逐渐瓦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而双边关系体制又容易造成国家之间的冲突。所以需要创造一个建立在更健全的原则基础上的新的多边体制，它能符合美国和中国的最大利益，自然也是整个世界的最大利益。
尽管在监管制度改革上的国际合作，几乎不可能用零打碎敲的方式实现，但是有可能通过整体重新安排，调整金融秩序的全盘交易来商定。20国集团作为国际合作的主要论坛，和在匹兹堡会议上采纳的同行评审程序 (peer review process) 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步骤。但是20国集团必须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的范围内运作，因为修改章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可以一举完成很多任务。它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新构建，使之能更好地反映国家之间的排序， 并且修改现行运作方法。会议也可以决定怎样对待规模太大而不能让其失败的金融机构，以及考虑控制资本游动的新规则。金融资本在国际范围完全自由地游动，已被证明是不稳定因素的一个来源，需要约束控制。
将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已造成了危险的不平衡。美元已失去了它曾拥有的信任和信心，但尚无其他货币可取而代之。现在总的趋势是各种货币正在向黄金、其他商品和有形资产迁移。这样是有害的，因为它将这些资产锁住而不能投入有效的使用，并且会煽起对通货膨胀的恐惧。
美国不应该排斥更广泛地使用特别提款权(SDR)。这可以使国际社会敦促中国放弃将其货币与美元挂钩 也是减少国际不平衡最好的办法。鉴于特别提款权是由数个国家的货币决定的，没有哪一个货币享有不公平的优惠特权。
特别提款权中包括的货币范围也必须扩大，其中一些新加的货币（包括人民币），也许是不能完全自由兑换的。这样，美元仍可能重新将自己树立为更可取的储备货币，其前提是美元是被慎重监管的。
特别提款权很大的优越性之一，是它允许国际性的创造货币。特别像现在这样的时刻这种做法尤其有用，货币将被引向最需要的地方。针对目前的情况这将是一个大的改进。这种机制允许不需要额外储备的富国，将他们现成的份额转让给需要储备的国家，这在小范围上已经开始实行了。
如果我们想在解决全球暖化和防止核扩散等问题上也有进展的话，那么对当前主导的世界秩序的重新调整，也许必须超越金融体系的范畴。可能需要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成员国的参与。
这一程序需要美国启动，但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应以平等的地位参与。他们是布雷顿机构中不积极的成员，因为主宰这些机构的国家已不能主宰。新兴国家应该参与新秩序的创造，以确保他们是这一新秩序的积极支持者。
美国为什么应该动议改革自己曾经是主要受益者的体系？因为这一体系以目前的形式不可能维持，美国如不带头对其进行改造，损失可能会更大。美国在布什执政期间已经失去了很多势力和影响。如果没有具有远见的领导，美国的相对地位很可能继续下滑。美国仍然可以对世界起领导作用。它不再能像布什政府企图的那样将其意志强加于人，但它可以领导一种共同的努力，不仅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这将以一种可以被接受的形式重新树立美国的领导作用。
既然中国会以赢家的身份从目前的混乱中脱颖而出，那中国为什么应该接受一个新的多边体制呢？答案同样简单。为了继续崛起，中国必须要让世界其他国家接受它。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向更加开放的社会方向前进，将个人自由的扩大与法治相结合。鉴于目前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中中国才能继续崛起，世界各国也才乐于接受中国的崛起。
为了能有一个和平的世界，美国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找到自己适当的位置更为重要。一个已经失去了政治和经济主宰的衰落的超级大国，仍拥有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是一种危险的混合。
如我已经指出的，美国的民主在陷入困境。金融危机使不喜欢面对严峻现实的美国人备受痛苦。奥巴马总统采用了“信心增值”的做法，宣称衰退已得到控制。如果发生再次衰退，美国人会更容易受各种散布恐惧心理和蛊惑人心的煽动。如果奥巴马总统失败，下一届政府会强烈地试图制造事端，转移人们对国内问题的注意，这对世界将是非常危险的。
奥巴马总统的思路正确，但他需要看得更远。他相信国际合作，而不是像布什和切尼那样信奉强权就是真理。但是他有很多急迫的问题需要考虑，重建国际金融体制在他的日程上位置不高。他的一些经济顾们似乎仍然相信有效市场假设论是正确的，除了一百年可能有一次不灵。幸存下来的金融机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竞争力，必将抵制会限制他们权力的系统性全面调整。目前缺乏的是一种普遍的认识，即体制已经崩溃，需要重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这些讲座中阐明的有关金融市场的理论应该被更多的人接受，是如此重要。
中国领导人需要比奥巴马总统更有远见卓识。他们是在掌舵，而且如果要向更开放的社会迈进，他们必须放弃一些已有的特权。现在中国人还愿意将个人的自由服从于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但可能不会永远这样。腐败是一个大问题，中国需要法治，这样公民可以批评政府，防止其滥用权力。
为了使自己被世界所接受，中国也需要成为一个更开放的社会。世界其他国家决不会让个人的自由服从于中国的繁荣。随着中国越来越成为世界的领导，它必须学会更多地注意世界其他国家的看法和意见。但是所有这些变化发生得太快，中国领导人还来不及调整自己。中国太习惯于认为自己是帝国主义的受害者，而看不到自己正在开始进入帝国主义的位置。这也正是为什么它与非洲国家和自己的少数民族打交道有这么多的麻烦和困难。希望中国的领导能够承担起历史的重任。毫不夸张地说，世界的未来要看他们怎么做。
谢谢。
原載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www.ftchinese.com）
本文网址：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29656
（原編者按）
2009年10月，在持续一周的时间里，乔治．索罗斯 (George Soros)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发表共分五个部分的系列演讲，阐述他对危机中的金融市场、政治体制和开放社会的思考与主张。在第五日的演讲“未来的路”中，他着重探讨了金融危机将如何重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由中国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未来。
这次演讲的全部译稿由公开社会研究会(Open Society Institute)提供。
（正文）
(一)
我在这个系列讲座中提出了一个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和事件的理念结构。这些事件不是由永恒有效的自然法规决定的。当然这些法规的确存在，但不足以决定事件的发展过程。原因之一是情况的复杂性，另一个原因是事件参与者的思维所起的作用。
我已经集中讲了相关反身性(reflexivity)的问题，即当事者的思维与现实情况的双向关联，以及我所强调的错误理解和错误观念对现实情况形成的因果关系。但这两种影响都很奇怪地被忽视了。这些影响给事物加入了不确定因素，结果是除了非常简单的情况以外，几乎不可能预测未来。
但我们仍然可以大略估计几种情况，并评估其可能性，也可以提出希望得到的结果。我在这两方面都做过，而且是多次尝试。的确，我可以称为是专家，作为投资者，我专注于预测(prediction)；作为公益慈善家，主要是为解决问题开处方(prescription)。我前者做得成功，足以支持后者。今天的讲座我想从预测和开处方这两个方面来谈。
当下所处的时刻，不定因素的范围异常广泛。我们刚刚渡过了二次大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个危机在量上大得多，质上也与以往的危机很不相同。可作相关比较的，是1991年日本发生的房地产泡沫破灭，至今尚未恢复；还有就是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与日本情况不同的是，那次危机仅限于一个国家，而这次危机卷入了全世界。与大萧条不同的是，这次没有允许让金融体系垮台，而是给它上了人工生命维持器。
事实上，我们当今所面临的信贷和杠杆问题(credit and leverage problem) 的深度和广度比30年代要严重得多。1929年时美国的信贷余额(credit outstanding)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60%, 到1932年增长到250%； 而2008年初是365% – 这还不包括30年代时金融市场上尚未存在而如今广泛使用的衍生品(derivatives)。 但尽管如此，人工生命维持器居然奏效了。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不到一年，金融市场已经稳定，股市也已回升，经济显示复苏迹象。人们想回到一切照旧的情况，把2008年的崩溃只当成是一个恶梦。
但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复苏的势头可能会停止，甚至随之出现 “再次衰退”(double dip)，而我不能确定的是这将发生在2010年还是2011年。
有这种观点的绝不止我一个人，但我的观点与目前的主导情绪不一样。复苏的时间越长，就会有更多的人相信复苏；但是据我的判断，这种主导情绪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这是典型的远非均衡的状况，此时人的感知往往落后于现实。更复杂的是，这种落后于现实是双向的。一方面，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次危机不同于以往 – 我们是处在一个时代的终点。另一方面，其他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未能预见到复苏反弹的程度。
混乱和困惑不只是在金融界，它延伸到整个国际舞台。
前苏盟帝国垮台后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其他大国或国家联盟可以挑战其至高无上的国力。但是这种“单极”(uni-polar) 的世界秩序未能持久。当布什总统为显示美国的威力，以不实之词为借口入侵伊拉克时，其效果与他的意图适得其反。美国的力量和影响力一落千丈，其结果是混乱的国际金融体系加之以不稳定的国际关系。此后终将形成的新的世界秩序，将不会再像以往那样的程度受美国的控制和左右。
为了理解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我们需要一个不同于以往所熟悉的那种理念框架。有效市场假定论把金融市场孤立看待，完全不考虑政治因素。这是一种曲解。像我已经多次提到过的，在市场的无形之手背后，有一个有形的政治之手，在制定市场运作的规则和条件。我的理念结构关系到政治经济学，而不是抽象概念的、受永恒有效规律主宰的市场经济学。我把金融市场看成是历史的一个分支。
二战后重建的国际金融体系并没有建立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其倾侧与不平衡是有意设计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是按控股公司的形式组建的，其中富国有不成比例的投票权并且控制其理事会。这使处于该体系边缘的国家比位于体系中心的国家处于劣势。
该体系从初建起就一直受美国控制。在布雷顿(Bretton Woods)会议上，尽管英国凯恩斯勋爵(Lord Keynes)提出了该体系的建议，但是是由美国代表团团长哈里. 怀特 (Harry White) 具体操作的。从那时起，我们从几乎全面监管的体系变成了几乎完全无监管的体系；这些变化由美国主导，而且所谓的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 仍在继续引导这个体系。
尽管由华盛顿共识制定的法规条例理应对所有国家平等适用，但美国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发行者，却比别人“更平等”。实际上国际金融体系是一个两个等级层次 (two-tier) 的架构：能用自己的货币借贷的国家是该体系的中心，而借贷要由硬通货之一来决定的国家是这个体系的外围。如果某个国家遇到困难，可以得到援助，但条件很苛刻，这对核心国家和外围国家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核心本身受到了威胁，那么该体系的维存则成为第一位的优先考虑。
这种情况在1982年的国际银行业危机中第一次发生。如果债务国被允许拖欠付款，银行体系将崩溃。因此国际金融权威机构联手，采用了我当时称为的“合作出借体制(collective system of lending)”。借贷国不得不滚动延续贷款(roll over loans)，使债务国能得到足够借款支撑债务。最终结果是，债务国被推进严重衰退，拉丁美洲的发展因此被推迟十年，而银行体系得以赢利而摆脱困境。当银行建立了足够的储蓄时，这些贷款则被重新组合为所谓的布雷迪债券(Brady bonds)，其余的损失由银行销账。
1997年类似情况再度发生，但那时银行已经学会审查贷款, 不至被迫采取合作出借的做法，而绝大部分损失不得不由债务国承担。这样就建立了一个模式：债务国受制于严厉的市场戒律，但如果体系本身受到威胁，规则通常暂停执行。其整体失败将使该体系陷入危险的数家银行得到保释。
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与此不同，因为它起源于核心国，而外围国家是在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才被卷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面对的是一个新的任务 – 保护因核心国风暴而受影响的周边国。该组织没有足够的资金，但其成员国很快联合行动募集了一万亿美元。尽管如此，应对局面还有一定的困难，因为IMF的设立是为了应对政府部门的问题，而这时信贷的短缺主要影响的是私营领域。但总的来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承担这一新的任务上做的相当出色。
国际金融权威机构应对这次危机的做法，总体上与过去一样：救助将要垮台的金融机构，实行货币及财政刺激措施。但这次危机要大得多，用同样的办法起初没有奏效。对雷曼兄弟公司的救助失败，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金融市场实际上停止运转，不得不加上人工生命维持器。这意味着政府被迫实际上是在担保，不能让其他可能危及这个体系的机构再垮台。正是此时危机延伸到了周边国，因为这些国家无法提供同样有信誉的保证。这次东欧国家受创最重。处于核心地位的国家，用他们中央银行的资金平衡表给这个体系注入资本，为商业银行的债务进行担保，而且政府为刺激经济，赤字财政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这些措施已见成效，全球经济似乎在稳定下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全球金融体系已再次免于崩溃，我们在逐渐回到一切照旧的状态。这是对目前形势的严重误解，已经破碎的不可能再拼回到一起。让我来解释为什么。
(二)
80年代以来形成的金融市场全球化，是一个以美国和英国为首发起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运动。允许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自由移动，难以对其征税或监管，使金融资本处于一种优越的地位。各国政府不得不更多地注意国际资本的要求，而不是本国人民的愿望，因为金融资本可以更自由地移动。这样，全球化作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项目，进行得非常成功，使各个国家均难以抵御。但是由此产生的全球金融体系从根本上不稳固，因为它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设基础上，即金融市场可以安全地依赖自身的机制来调节。这正是它垮台的原因，也是为什么不可能再拼凑到一起。
全球性的市场需要全球性的监管，而目前的管理法规都是基于国家主权的原则。也有一些国际协议，其中最著名的是设立了最低资本要求的巴塞尔协议(Basel Accord)，市场监管部门之间也有较好的合作。但是监管权威的来源总是归于主权国家。这意味着，重新启动一个停止了的机制与事无补，需要创造一个过去未曾存在过的监管机制。目前的情形是，每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是由各个国家自己来维护和支持的。政府主要关注的是本国经济。这会助长“金融保护主义”的倾向，有可能扰乱甚至摧毁全球金融市场。英国的监管部门永远不会再依靠冰岛政府的政策；东欧国家也会对完全依赖外国银行而三思。
我想要说明的是，监管条例的涵盖范围必须是国际性的。不这样的话，金融市场无法维持全球化，会被独断性的监管毁掉。生意会流向监管气候最温和的国家，这会将其他国家置于其无法承担的风险之下。全球化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为它迫使所有国家取消监管，但要反过来做则很难 – 让所有国家接受统一监管条例将非常困难。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利益，这促使他们会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
这一点在欧洲可以看到。如果欧洲国家之间都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怎么能让世界其它部分做到呢？在危机期间，欧洲未能达成在全洲范围对其金融体系进行担保的协议，因而每个国家不得不自保。目前情况下的欧元是一个不完整的货币：它有一个共同的央行，但没有一个共同的财政部， 而对银行担保和对其注入资本是财政部的职能。这次危机提供了修补这一缺陷的机会，但是德国充当了阻力。
德国曾是促进欧洲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但那是在其不惜一切代价要将德国统一的时候。当今的德国已非常不同，它和世界其他国家不一样，担心的是通货膨胀而不是衰退，而且更重要的，它不想为欧洲其他国家掏腰包。没有了推动力，欧洲的一体化已逐渐陷于停滞。
所幸欧洲有社会安全保障的福利，在情况好的时候这一保障制度被指责减缓了欧洲的经济增长，经济不好时它起了作用，使欧洲大陆的衰退没有预期的那么严重。现在随着对经济崩溃的恐惧减退，欧洲共同体正表现出政治意愿复苏的迹象。欧洲中央银行实际上是救助了爱尔兰的银行系统，而爱尔兰痛快地批准了里斯本条约。所以也许我对欧洲的看法过于悲观了。
金融危机对不同国家所将产生不同的长远影响这一事实，可能会成为一个问题。在短期中所有的国家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但是从长远看，有赢家有输家。虽然情况发展的具体过程变数范围仍很大，但地位相对变化的预测则肯定性较大。直截了当地说，美国将输得最多，中国则倾向于以最大的赢家姿态出现。这一转变的程度已经超过多数人的预期。其他国家的相对地位也会有相当大的变化，但从全球角度来看，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变化是最重要的。
自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是国际金融体系的中心。美元是主要的国际货币，美国因此获利甚多，但近来开始滥用其特权。美国从80年代起建立的现行账户赤字日益增长，这种情况本可以无止境的延续，因为亚洲小老虎们，开始以日本为首，后来是中国，愿意支持这种赤字以加强自己的美元储备。但是美国的家庭欠债过多使这一过程终止。房地产泡沫破灭后，美国的家庭发现自己承担了过多的风险。银行体系遭受极大损失，必须赢利才能摆脱困境。商用物业和杠杆式贷款收购(leveraged buyouts) 流血的时候还在后面。这些因素会继续增加美国经济的负担，美国的消费者不再有能力做世界经济的发动机。
而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取代这个位置。中国一直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而且很大程度上隔绝于金融危机之外。
对西方总的来说，尤其是美国，危机是内在因素引发的，导致了金融体系的崩溃。对中国来说，金融危机是来自外部的震动，影响了出口，但其金融、政治和经济制度并未受创伤。
中国已找到一种极有效的方法，能释放和激发其人民渴望和获取财富的创造性，能动力和创业精神，人民被允许可以去谋求自身的利益。同时国家可以通过支持低估的货币和累积贸易差额，提取其劳力剩余价值中相当可观的一部分。因此中国很可能成为一个大赢家。
中国实行的不是民主制度，领导者也知道，如果要保持领导地位，必须避免社会动乱。所以要尽一切所能保持8%的经济发展速度，并为不断增长的劳动力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贸易差额使中国很强有力。中国可以通过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刺激国内经济，而且可以通过对其贸易伙伴投资和提供信贷增加出口。事实上中国就是这样做的，用买美国政府的钞票资助对美国的出口。鉴于现在美国消费者不得不减少消费，中国可以发展和其他国家的关系。这样在美国步履维艰地跛行时，中国会成为世界经济积极的推动力。
当然中国的经济规模比美国小得多，发动机小了，世界经济前行的速度也会慢一些。但在这一局限之内，中美之间的地位正在发生结构性的交替，第三方也在随着积极能动的脉搏重新调整自己的位置。中国已经成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亚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这种位置交替不一定是永久的或不可逆转的 – 只要想一想日本公司的起落 – 但在目前，这是全球政治经济中最可预见的也是最重要的趋势。中国正在带动像巴西这样的贸易伙伴，及其他一些非洲和亚洲国家。印度以国内增长为基础，发展的也不错。
中国经济政策的成功不能被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事。在中国内陆的基础设施的投资也许产生不了能自给维持经济增长的效益。在中国的体制下，新投资的回报一般很慢，因为投资的决策主要是由政治因素而不是商业因素决定的。前两次，银行信贷的宽松造成了一大批不良贷款。这次可能会不同，因为权力在从地方转向中央，地方银行的官员不再受省的领导管辖； 但尽管如此也不能保证一定成功。再有，中国可能被全球的衰退所拖累。但是如果中国出了问题，全球的经济就失去了发动机。因此可以确信中国会有相对的成功，但不能确保绝对成功。
我们所处的历史时刻，在某种程度上与二次大战结束时相似。那时主流体系已经崩溃，一个全新体系有待重建。在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会议上，战胜国承担起了这个任务。在凯恩斯勋爵理念的激励下，他们创立了一个能包容全世界的体系，尽管作为同盟国之首，美国将凯恩斯的方案做了有利自身的修正。目前主导的，我们称其为国际资本主义的多边体制，还没有彻底垮台，但已受到重创；它内在弊病已经暴露，而且受到一个可行的替代方式的挑战 – 中国的崛起展现了一个与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根本不同的经济组织形式。我们可称之为 “国家资本主义”， 以区别于在华盛顿共识旗号下的“国际资本主义”。我们正处于一个时代的终点，但人们还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一点。
两种经济组织形式 – 国家资本主义与国际资本主义在互相竞争。两者都缺乏吸引力。华盛顿共识已经失败。目前形式的国际资本主义已被证明自身固有的不稳定性，因为缺乏足够的监管。而且它极不公正，相对穷人穷国而言这个体制偏袒富人富国。
与此同时，建立在国家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体系，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已开始初露锋芒，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殖民国家已经认识到自己过去的错误并力图纠正时，中国在与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打交道时，又在重复这些殖民国家的错误。为了能接近这些自然资源，中国在与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打交道，而忽略了那里的老百姓。这有助于压迫性和腐败的政体维持政权。这样的结果不好，但中国不是唯一对此有责任的国家。中国一家公司想买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 (Unocal) 时遭到拒绝。更近的，力拓矿业集团 (Rio Tinto) 反悔了将一部分股份卖给一家中国公司的交易。这促使中国与国际金融机构回避的一些国家进行交易，如缅甸、苏丹、津巴布韦、刚果和安哥拉等。几内亚是最近的一个例子。这种情况正在成为相当多摩擦的来源，对中国的根本利益并无好处，对全世界也是如此。但中国视自己为受害者而不愿意参加“采掘业透明度倡议”(EITI, Extractive Industries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 这已成为该倡议能继续成功的最大障碍。
在现行主流的多边制力图自身重建的同时，中国会在双边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当然中国也是这个多国体制的一部分，但它在其中的地位与它目前的国力不相称；因此它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参与是比较消极的，其积极发展主要是通过双边渠道进行。例如，中国会抱怨美元的作用，而且会推动特别提款权的使用。但中国不太会允许人民币自由兑换，因为这样会摧毁现有机制，即允许国家通过低估的货币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中受益。中国会继续实行资本控制，但会与像巴西这样的国家建立以人民币为主的双边结算账户。这样会削弱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但不是取代它。
(三)
综上所述，世界面临着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组织形式中进行选择。这两种组织可以称之为国际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前者，以美国为代表，已经垮掉；后者，以中国为代表，正在兴起。自然发展途径 (the path of least resistance) 导致了国际金融体系逐渐瓦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而双边关系体制又容易造成国家之间的冲突。所以需要创造一个建立在更健全的原则基础上的新的多边体制，它能符合美国和中国的最大利益，自然也是整个世界的最大利益。
尽管在监管制度改革上的国际合作，几乎不可能用零打碎敲的方式实现，但是有可能通过整体重新安排，调整金融秩序的全盘交易来商定。20国集团作为国际合作的主要论坛，和在匹兹堡会议上采纳的同行评审程序 (peer review process) 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步骤。但是20国集团必须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的范围内运作，因为修改章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可以一举完成很多任务。它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新构建，使之能更好地反映国家之间的排序， 并且修改现行运作方法。会议也可以决定怎样对待规模太大而不能让其失败的金融机构，以及考虑控制资本游动的新规则。金融资本在国际范围完全自由地游动，已被证明是不稳定因素的一个来源，需要约束控制。
将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已造成了危险的不平衡。美元已失去了它曾拥有的信任和信心，但尚无其他货币可取而代之。现在总的趋势是各种货币正在向黄金、其他商品和有形资产迁移。这样是有害的，因为它将这些资产锁住而不能投入有效的使用，并且会煽起对通货膨胀的恐惧。
美国不应该排斥更广泛地使用特别提款权(SDR)。这可以使国际社会敦促中国放弃将其货币与美元挂钩 也是减少国际不平衡最好的办法。鉴于特别提款权是由数个国家的货币决定的，没有哪一个货币享有不公平的优惠特权。
特别提款权中包括的货币范围也必须扩大，其中一些新加的货币（包括人民币），也许是不能完全自由兑换的。这样，美元仍可能重新将自己树立为更可取的储备货币，其前提是美元是被慎重监管的。
特别提款权很大的优越性之一，是它允许国际性的创造货币。特别像现在这样的时刻这种做法尤其有用，货币将被引向最需要的地方。针对目前的情况这将是一个大的改进。这种机制允许不需要额外储备的富国，将他们现成的份额转让给需要储备的国家，这在小范围上已经开始实行了。
如果我们想在解决全球暖化和防止核扩散等问题上也有进展的话，那么对当前主导的世界秩序的重新调整，也许必须超越金融体系的范畴。可能需要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成员国的参与。
这一程序需要美国启动，但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应以平等的地位参与。他们是布雷顿机构中不积极的成员，因为主宰这些机构的国家已不能主宰。新兴国家应该参与新秩序的创造，以确保他们是这一新秩序的积极支持者。
美国为什么应该动议改革自己曾经是主要受益者的体系？因为这一体系以目前的形式不可能维持，美国如不带头对其进行改造，损失可能会更大。美国在布什执政期间已经失去了很多势力和影响。如果没有具有远见的领导，美国的相对地位很可能继续下滑。美国仍然可以对世界起领导作用。它不再能像布什政府企图的那样将其意志强加于人，但它可以领导一种共同的努力，不仅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这将以一种可以被接受的形式重新树立美国的领导作用。
既然中国会以赢家的身份从目前的混乱中脱颖而出，那中国为什么应该接受一个新的多边体制呢？答案同样简单。为了继续崛起，中国必须要让世界其他国家接受它。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向更加开放的社会方向前进，将个人自由的扩大与法治相结合。鉴于目前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中中国才能继续崛起，世界各国也才乐于接受中国的崛起。
为了能有一个和平的世界，美国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找到自己适当的位置更为重要。一个已经失去了政治和经济主宰的衰落的超级大国，仍拥有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是一种危险的混合。
如我已经指出的，美国的民主在陷入困境。金融危机使不喜欢面对严峻现实的美国人备受痛苦。奥巴马总统采用了“信心增值”的做法，宣称衰退已得到控制。如果发生再次衰退，美国人会更容易受各种散布恐惧心理和蛊惑人心的煽动。如果奥巴马总统失败，下一届政府会强烈地试图制造事端，转移人们对国内问题的注意，这对世界将是非常危险的。
奥巴马总统的思路正确，但他需要看得更远。他相信国际合作，而不是像布什和切尼那样信奉强权就是真理。但是他有很多急迫的问题需要考虑，重建国际金融体制在他的日程上位置不高。他的一些经济顾们似乎仍然相信有效市场假设论是正确的，除了一百年可能有一次不灵。幸存下来的金融机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竞争力，必将抵制会限制他们权力的系统性全面调整。目前缺乏的是一种普遍的认识，即体制已经崩溃，需要重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这些讲座中阐明的有关金融市场的理论应该被更多的人接受，是如此重要。
中国领导人需要比奥巴马总统更有远见卓识。他们是在掌舵，而且如果要向更开放的社会迈进，他们必须放弃一些已有的特权。现在中国人还愿意将个人的自由服从于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但可能不会永远这样。腐败是一个大问题，中国需要法治，这样公民可以批评政府，防止其滥用权力。
为了使自己被世界所接受，中国也需要成为一个更开放的社会。世界其他国家决不会让个人的自由服从于中国的繁荣。随着中国越来越成为世界的领导，它必须学会更多地注意世界其他国家的看法和意见。但是所有这些变化发生得太快，中国领导人还来不及调整自己。中国太习惯于认为自己是帝国主义的受害者，而看不到自己正在开始进入帝国主义的位置。这也正是为什么它与非洲国家和自己的少数民族打交道有这么多的麻烦和困难。希望中国的领导能够承担起历史的重任。毫不夸张地说，世界的未来要看他们怎么做。
谢谢。
原載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www.ftchinese.com）
本文网址：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29656
Tuesday, December 22, 2009
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
戴开元按：
这是一篇具有国际学术水平的研究中国当代史的论文。此文的下述几点值得注意。
1）作者从社会结构-主体（即个人）、表达性-客观性的两种维度展开分析，据社会人文学科的理论前沿水平；
2）此文最重要的贡献，是作者发现并论证了中国从土改至文革等多项政治-经济-社会运动，中共官方言说与社会实际的严重脱离或矛盾之处，实际上质疑了这些运动的合法性。
3）
4）
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
提交者: wen.org.cn 日期: 2009/08/13
摘要:革命运动的胜利是所有革命的必要条件。但我认为很难将49年的解放视为革命的终结，因为其后还发生了大规模的革命性变迁：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几近全国耕地面积43%的土地被再分配，作为阶级的地主和富农也同时被消灭；随后发生从53年到57年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国有化了几乎全部的城市私有财产，集体化了几乎全部的农村私有财产；以及在大跃进失败后的短暂的革命退潮后，出现在66年到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运动的目的是全力铲除旧传统，建立一种全新的革命文化。
以往的中国革命研究总是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获取政权的运动等同起来。在这种观点中，革命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的建党到1949年的最终胜利。尽管塞尔登（Selden）和周锡瑞在此集的论文中把视线扩及到更广阔的范围内，但其关注的中心仍然是共产党“为何”以及“怎样”取得胜利的。所以，他们的“革命”概念仍然与过去学术界的主流思想保持一致。
我这里建议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认识中国革命。当然，革命运动的胜利是所有革命的必要条件。但我认为很难将49年的解放视为革命的终结，因为其后还发生了大规模的革命性变迁：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几近全国耕地面积43%的土地被再分配，作为阶级的地主和富农也同时被消灭；随后发生从53年到57年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国有化了几乎全部的城市私有财产，集体化了几乎全部的农村私有财产；以及在大跃进失败后的短暂的革命退潮后，出现在66年到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运动的目的是全力铲除旧传统，建立一种全新的革命文化。
在我看来，革命之所以和造反或王朝更迭区分，最终是因为革命不仅只是从一个国家机器向另一个国家机器的过渡，而同时是大规模的社会结构变迁。认为中国革命结束于49年的观点，几乎等于是预先把中国革命当作另一次王朝变迁，尤其是象周锡瑞在这个集子里提出的那样，把共产党的胜利等同于“一种统治方式对另一种统治方式的替代”（48）。本文中我希望提出一个不同的革命概念，将中国革命视为贯穿于46年到76年的大变迁，自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开始，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这一替代性概念把分析的焦点从共产党获取权力转移到共产党所发动的结构变迁之上。这后一阶段，和革命运动的早期形成阶段，对于我们理解现在的中国社会来说是同样重要的。
新近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新发展是，正如爱德华、毕瑞森（Edward Berenson）在此集所论述的那样，人们开始从后来发生的大恐怖的角度来重新思考1789年。1789年和大恐怖同是大革命的一部分。对于中国革命来讲，和大恐怖相对应的正是文化大革命。
我希望从文革来重新思考1949年（反之亦然）。近来关于革命的大量研究者，包括塞尔登和周锡瑞，首先是以源于89年“六四”事件的视角和关怀进行研究的。尽管“六四”很重要，但在我看来，它不过是80年代开始、作为革命遗产的改革的众多后果之一，完全属于后革命现象。另一方面，文革则是肇始于抗日战争的共产主义大革命浪潮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关注六四的民主问题相比，我们更应该把规模上远远超过六四的文革整合进我们对革命的理解之中。文革是30年来革命的顶峰。本文中，我试图把土改与文革视为一体，并且分析它们是怎样相互阐明的。
我也希望摆脱统治着以往革命研究的客观主义视角。尽管讨论了道德与话语，塞尔登和周锡瑞，与大多数他们评论过的学者一样，首先关注的是客观的现实，而不是表达的现实：在结构层面，是社会-经济的和制度的背景，而不是象征性领域或话语的形态；在主体（agency）层面，是行动和事件，而不是思想和态度。正如毕瑞森所言，目前的法国大革命研究，已经几乎完成从社会和经济的客观性维度向话语和文化的表达性维度的转移。
我希望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客观结构和表达结构的相互关联上，以及客观性行动和表达性心态的相互关联上。把文革纳入革命研究，是试图把文化/象征维度整合进我们的革命概念之中。这一概念，既包含了土改这样的社会-经济领域，也包含了文革这样的文化-政治领域。我们试图以此来洞悉客观的领域和表达的领域之间的相互关联。
我的尝试首先是对从46年到76年诸项大事件的一个侧面的初步分析：农村阶级斗争的历史，既包括表达性现实和客观性现实，也容纳了结构与主体。选择这一题目，是为了揭示客观主义-结构主义解释中所存在的问题，亦即那些在目前的历史研究中被称为“社会解释”的历史观中所存在的问题（参见毕瑞森的文章）。同时，也想指出当前比较时髦的表达主义历史观中所存在的问题，这一历史观将来或者可能被称为“文化解释”。
方法论问题
为了澄清这一问题 ,我用图表来表示表达、实践以及结构、主体的相互关系。这里共有四个分析维度，结构维在左侧，主体维在右侧；表达维在上侧，客观维在下侧：
......表达性结构 | 表达性主体
结构——————|——————主体
......客观性结构 | 客观性主体
简单的结构主义者假定结构（上图的左侧）是决定性因素，结构对主体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简单的意志主义者的观点则恰恰相反，他们认为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人类的主体性，即上图的右侧。对于表达主义与客观主义来讲，在表达与客观的相互关系中，简单的表达主义者确认表达（上图的上半部）是决定性的，而简单的客观主义者则宣称客观（图中的下半部）是决定性的。
一个简单的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属于客观主义-结构主义。它假定客观结构（如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要比表达性的上层建筑更为重要。后者仅仅被看作是前者的“反映”。同样，马克思主义强调结构先于主体。一旦正确分析了生产方式的客观结构，人类行为和事件将是可以准确预测的。换句话说，位于图表左下方的客观结构这一维度，决定了其他三个维度。
另一方面，一个极端的表达主义-意志主义则坚持表达性主体的优先地位。他们认为，一种文化传统的精华就在于个人——尤其是那些伟大的思想家和创造性天才——的思想和价值。行动和社会-经济制度不过是这些思想和价值的表征。正是位于右上方的表达性主体，而不是左下的客观结构，在整个图表中处于决定性地位。
与这些简单的决定性观点不同，皮埃尔、布迪厄（1977，1991）作出了重要贡献。首先，借助于“象征资本”的概念，他把马克思主义的结构分析从客观事物扩展到了表达（或“象征”）领域。资本不仅是物质性的，而且是象征性的。阶级不仅意味着一种客观的社会结构，而且还存在于表达结构之中，表现为区隔、思想的倾向（predilections）、风格（style）和语言。更进一步的说，主体能动性并不仅仅体现于对客观行动的选择，而且表现在对表达性思想和态度的选择。于是，布迪厄通过表明结构既是表达的又是客观的来反对客观-结构主义。同时，他也通过描述表达和个人主体性一样是如何受到结构制约的，来反对表达-意志主义。
此外，布迪厄澄清了结构和主体之间的相对独立。简单的结构主义并不足以充分解释表达和客观这样的两个领域。在布迪厄那里，结构仅仅解释了行为或思想的倾向性 （“habitus")，而并不能决定现实中个人的实际选择。同样，简单的意志主义也是不充分的，因为个人选择，无论是思想上的还是行动上，都要受到表达性（或象征性）以及客观性结构的制约。对于布迪厄来说，图表中左右两部分是相对独立的。
然而，甚至连布迪厄也未加反思地把表达和客观的结构看作是一致的。在很大程度上，他的象征性倾向和阶级区隔是阶级客观条件的延伸。表达性现实和客观性现实被假定是一致的，或至少是并不相互矛盾的。布迪厄并没有把表达性现实和客观性现实之间可能出现的不一致作为思考问题。
另一方面，米歇尔、福科（1978[1990]）有力地指出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性的“话语”与实践之间存在的不一致。在那种压抑的环境中，关于性的正统话语与性的实践是非常不同的。福科雄辩地论证道，话语具有更大的真实性，比客观实践更富于历史意义。通过关注某一时点上表达与实践之间巨大的距离，福科提供了一个布迪厄未能提供的、独立的表达性现实的例子。
福科同样表明了思考表达性结构的另一种方法——形塑语言和思想的话语结构（discursive structures），更象布迪厄的象征性区隔与倾向约束个人心智的作用方式。显然，我们的思想和态度深深地受到语言和话语的结构与实践的塑造。我们可以说，福科提供了一个关于表达结构的独立性和重要性的非常有力的例证。对福科而言，在上面的图表中起着决定作用的，不再是左下的客观结构和右上的表达性主体，而是左上方的表达性结构。
虽然福科有着强调话语比实践更重要的倾向，但对我来讲，福科的重要贡献在于他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表达性结构的现实可以与客观结构的现实大不相同。因此，客观主义者和表达主义者都是不正确的。图表中的表达维和客观维之间的关系，正如两边的结构和主体的关系那样，是相互的，而并不具有单方决定的性质。
粗略的客观主义者和粗略的表达主义者之间尽管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他们有着一个共享的假定，即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之间保持基本的一致。也只有在这样的共享假定的基础上，他们才有可能宣称自己对对方有着决定性的支配作用。因为如果表达与实践存在着实际上的不一致，那么双方都要承认对方的相对独立：表达性现实可以不同于客观性现实，反之亦然。两者可以有着独立的起源、意涵和结局。这将动摇任何一方关于自身决定性优势地位的假设。
我认为我们绝不能预先假定表达和实践之间的一致性。表达性现实和客观性现实既可能是一致的，又可能是相互背离的。一致性需要被证明，而决不可当作预先的假定。正因为如此，我选择了中国革命中的一个特殊现象——农村阶级斗争来透视表达和实践之间的不一致性。我试图表明，1946年到1952年的土改和1966年到1976 年的文革中，农村阶级斗争的表达性建构越来越脱离客观实践，两者的不一致强烈影响了共产党的选择和行动，而党的这些选择和行动又形成了一种话语结构，该话语结构在文革中极大地影响了个人的思想和行动。
我将表明，文革是人类历史上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之间相互脱节的一个极端例子。这种不一致性既诱发了文革的出现，又导致了文革的终结。这一历史强调了表达性现实和客观性现实之间的确是相互独立的。
返回到上面的图表，我认为表中的四个维度是相互关联并且相互作用的。结构和主体、表达和客观之间的影响和互动的方式是多重的、混合的。尚未考虑表达对结构和主体的作用的时候，简单地套用客观结构决定客观主体的做法将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同样，建立在表达和实践、结构和主体的一致性基础上的其他种类的简单决定论也不能令人满意。
土改的官方建构
关于土改的社会-结构背景，最可以代表中国共产党的正统观点的莫过于毛泽东（1933）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该文勾勒了思考农村阶级关系的两条主线：租佃和雇佣。地主从贫农佃户收取地租，而富农则榨取付给雇佣工人工资之后的剩余价值。中农，既不是佃农，也不是雇农，成为位于地主、富农与贫雇农之间的中间阶级。（毛，1933；转引自Huang，1985，第四章）。
这是一种具备宏观历史理论法则的阶级分析。通过地租抽取农业剩余是封建主义的特征，而通过工资抽取剩余则是资本主义的特征。在租佃关系之外增加了雇佣关系，是中国农村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了几个世纪的结果。这些思想或许最为简洁地体现在毛的文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之中，这篇文章仿效了更早的列宁（1907[1956]）写的《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一书。
依赖于这些分析的农村革命策略是建立在对农民行为的客观-结构主义计算基础上的。个体被予期依据其阶级利益而行动。作为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代表者，中国共产党将领导贫雇农反抗地主和富农的阶级革命。雇农和贫农应该是革命最积极的响应者，因为他们将是革命的最大收益者。贫雇农将同下中农结成同盟，后者是一个关键性的中间阶层，因为他们在革命既没有很多收益、也不会有太大损失，所以他们被想象为易于动摇的。争取到中农将使革命运动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毛，1927，1939；列宁，1907[1956]）。
过去，关于革命的社会-结构背景在学者中激起了尖锐的争论。一种极端的观点认为，关于农村阶级关系紧张的整个革命分析都是虚幻的，革命也远不是一个以阶级为基础的运动，而实际上是来自于一小撮人的列宁主义阴谋。在另一个极端，学者们完全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革命的社会-结构背景分析。我在其他文章里面（Huang，1991）已经讨论过这些争论，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的表达性建构和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着的一致和偏离。我们无须怀疑这些一致性：地主掌握了所有土地的三分之一，富农掌握了另外的15-20%。土改把地主和富农几乎所有的土地分配给了贫农和雇农。这次土地的再分配涉及了全国耕地面积的43%（Perkins，1969；Wong，1973；Lippit，1974）。
这里没有原因怀疑土改是一次重大的社会-经济革命，深刻地影响了农村的每一个成员。耕种了全部土地面积三分之一的佃农，要把他们收获的一半交给地主。土改消灭了这种租佃关系。虽然1949年之后的几年，国家税收比抗战之前提高了几倍 ，但是，总的来说，佃农仍然得大于失。土改中平分土地所有权，无疑给那些处于中游以下的农民——雇农、贫农和下中农——带来了好处。
通过土改，国家能够以税收和低价收购的办法，获取原来属于地主、又被地主消费掉的那部分农业剩余。这些农业剩余在分给贫雇农一部分后，全部被国家投入城市工业化进程。象中国这样一个面对着敌对的国际环境、只有很少可以选择的资本积累方式的新生国家，土改事实上成为国家资本积累的主要方式（Lippit,1974）。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令人惊讶的工业化进程也因为土改的顺利进行而得以实现。土改帮助中国保持了从1952年到1980年的工业产出的11%以上的年增长率（Perkins and Yusuf, 1984）。
当然，与此同时，农村和农业却一直困扰于我称为的“集体主义内卷化（collectivist involution）”直到70年代末（Huang，1990：16-7，10-11章；亦见Huang，1991：329-30）。在粮食总产量扩增三倍的同时，农业的劳动投入加多了三至四倍。换句话说，单位劳动力产出停滞或下降了。集体化时代的内卷化很大程度上是下面这些因素的综合结果：国家分别以牺牲农业和农村为代价加速发展工业和城市的投资战略，严格反对农村自办企业的国家政策，以及农村中过高的人口压力 。
表达现实脱离社会现实之处主要在于共产党将其宏观结构分析转化为每个村庄的微观社会行动所作出的决定。这一转化强调宏观策略分析对每一个的农村社区都是有效的。每一个村庄都要划分出阶级敌人，党要组织阶级斗争，发动贫农和雇农反对地主和富农。
村庄阶级结构的客观性现实
关于单个村庄的客观阶级结构的资料相当有限。现存关于每个村庄的阶级成分详细而准确的资料，多是在土改时收集的并在四清中被系统核实过的。然而这些资料并不容易获得。那些我们通常在研究中使用的官方数据，往往过于简略而且并不包括单个村庄的情况。事实上，共产党向外部世界所提供的是经过细心选择的若干村庄的数据，这些数据被用来证明官方对农村社会结构分析的真实性。此外，近来公布的革命根据地的资料，提供了一些村庄内部的情况。奥多里克、吴（Odoric Wou，1994）的研究就是以这些资料为基础进行的。但是，直到现在，我们能够掌握的确实可靠的资料只有几十个村庄的数据，这些数据主要来自于解放前完成的人类学实地调查。虽然，在此基础上，我相信已经足够得出一些关于客观村庄现实和党的建构之间的不一致的结论。
比如说，现有的资料表明，在华北平原很多村庄根本没有地主。华北地主主要是居住在城市之中的不在村地主。那些在村地主往往只拥有较少的土地，而在许多村庄，甚至连这种小地主都不存在。我在85年的书中使用过的有着完整记录的33个村庄里，只有7个村庄有符合官方定义的在村地主（Huang，1985：附表A1--A7）。
这一结论在一些其他经过实地调查的村庄得到了证实。在柯鲁克夫妇的《十里埔》一书中，靠近河北武安县的这个村庄就没有在村地主；本村最大的土地拥有者（100余亩）“傅新”（译音)就住在“阳易”(译音)镇（Crook and Crook,1959:19;）。在韩丁（ William Hinton）研究的山西长治附近的张（“长弓”）村，同样也没有一个人符合土地法对地主的定义，整个村庄只有一户佃农（Hinton, 1966: 592;亦见下面的讨论）。
在奥多里克、吴所研究的河南北部林县的“后角”（译音）村里，官方记录表明，在全村286户人家中，共有4户地主。然而，这4户都只是“名义上的地主”。他们绝大多数未婚或者丧偶，因为缺乏劳力而不得不将土地出租（Wou, 1994: 302-3）。在一个平均每户3 .8亩耕地的村庄里，最大的地主不过拥有26亩土地。 吴在林县另外两个村庄收集的数据也与张村大致相仿。在这里，地主主要是“鳏、寡、孤、独”这些很难被想象成官方建构中的“统治阶级剥削者”（Wou, 1994: 302-3）。
那些富有的农户，实际上并不是地主而是我称之为的“经营式农场主”的农户——他们雇佣了3到8个雇农耕种100到200亩土地（这要与只雇佣1或2人的富农区分开来）。在我的33个村庄的样本中，有17个村庄里有这样的农户（Huang，1985：附录）。在十里埔，最富有的是雇人种地的“王班岩”（译音）（Crook and Crook,1959: 25-6）。同样，在张村，最富的农户是“盛经和”（译音），他拥有138亩土地，靠雇农耕种 。
对于这些经营式农场主，共产党曾试图调整自己的分析。最初在1942年，党曾提出这一“经营地主”“阶级”应当视作为资本主义的，而不是封建主义的，所以应当和富农归为一类。因为党认为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要先进，所以，他们和富农一样，在土地革命中受到的冲击照理应比地主受到的冲击小一些。然而，在50年颁布的《土地改革法》中，党中央最后决定把“经营地主”归并为地主，理由是他们自己不参与“主要”的生产劳动（北京政法学院，1957：39，381）。
如此建构农村阶级结构所产生的问题，首先表现在它模糊了两类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别——租佃与雇佣——而这一区别又是党曾经刻意强调的。更重要的是，即使我们把经营地主与地主合并起来，官方的表达建构和农村的客观现实之间仍然存在着不一致：如果我们的样本可以推广，那么在华北，尽管把雇佣劳力的经营地主和收取租金的收租地主合并为地主，仍然有一半的村庄不存在在村地主。
在长江三角洲，同样存在着政治建构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偏离。在8个进行了严格的人类学调查的村庄中，只有2个村庄有在村地主 。大部分地主很久以前就住进了城镇，成为不在村地主。这就意味着，如果确实存在地主和佃户之间的冲突，那么这一冲突也不是村庄社区内部的，而是存在于村庄的佃户和外界的地主之间。
在这点上共产党也试图相应社会现实而行动。在长江三角洲，地主斗争会是由镇政府出面发动群众组织的——每一个镇的空间范围内确实有地主可斗，虽然只是寥寥几个。松江县的华阳桥村的群众性地主斗争大会，是由兴隆镇会同辖区内的其他几个村庄一起进行的 。官方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弥合在每个村庄里实施的反封建斗争的官方设想和事实上长江三角洲的绝大多数村庄没有在村地主这一现实之间的偏差。然而，分地仍然以行政村为单位进行，因此每个村庄中都必须找出相应数量的“阶级敌人”来。
以上的证据表明，在华北平原和长江三角洲，许多村庄——或许是大部分——其社会结构是不同于官方建构的。在先前的研究中（Huang，1985，1990）我已经指出，租佃和雇佣通常并不是发生在地主与佃农、富农与贫农之间，而是常常发生于中农和贫农之间。一个中农可能从另一个中农那里租上几亩地，再从某户贫农（通常是他的亲戚或邻居）雇上个把短工。一个村庄里的大多数成员，其实是大致平等的耕作者。
此外，中国的许多村庄是排外的。农民对自己人和外来人的区分非常敏感。“老户”是指那些世代生于斯、长于斯，在村庄里过活并常常是村内大家族成员的农民。他们与外来者和暂住户们有着明显的区分。村民的社会关系大部分只发生在朋友和亲戚之间。几个世纪的商业化并没有把分散的个别社区真正整合为一个阶级整体，而只是带来了村庄经济和社会的内卷化（Huang，1985：220-2；Huang，1990：144-6）。在绝大多数的案例中，中国共产党派来的运动组织者只能以外来人的身份进入村庄。
共产党的选择
共产党当初本来可能可以选择承认这些客观现实，并且将土地改革和一个个村庄中的群众性政治行动区分开来。至少在理论上，党完全不必在每一个村庄都开展阶级斗争，可以简单地宣布租佃和雇佣为非法并且决定土地的再分配。它无须在每一个村庄都发动针对地主和富农的群众运动，可以简单地根据革命的理论分析，就此在全国范围内改变既有的生产关系。
但党并没有做出这样选择。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部分原因我们将在后面加以分析），党决定在所有的村庄里发动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被当作是一场道德戏剧性的行动，用来表现代表着“善”的革命力量与代表“恶”的阶级敌人之间的对抗。
党的这一选择导致了象韩丁（1966）的《翻身》这样的著作的出现。这本书自我表述为一个村庄里进行的阶级革命的写实记录，在那个村庄里，佃农起来反对本村的地主，雇农反对他们所熟识的富农。地主和富农被视为罪恶的和剥削成性的，不仅因为他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而且因为他们本人的邪恶意图和冷酷手段。与此同时，贫农和雇农都被描述为充满了阶级感情和革命热忱。
然而，从这本书自己提供的证据可以发现，在张村实际上只有一个佃农，并且没有在村地主。仔细检验，我们发现在张村的主要矛盾，与其说是阶级矛盾，不如说是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徒以及汉奸和爱国者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比较少见的具有天主教堂的村庄，也是一个目睹日本人和共产党对这一地带的残酷的争夺战的村庄。这导致了村庄内部非同寻常的尖锐和激烈的冲突——这些在韩丁那里都被当作了“阶级斗争”（韩丁，1966）。
在中国国内，关于村庄内阶级斗争的主题被多次以同样的形式反复讲述。其中最著名的一部，是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故事围绕着南水屯村（河北涿鹿县）的地主和“恶霸”钱文贵而逐次展开。但实际上，钱只有十亩土地 ，按照土地改革法的标准只能算是家境较好的中农。导致把他当作地主的原因不是他的阶级地位，而是他与其他村民糟透了的人际关系。但是革命建构宣称他的那些行为就等于他的阶级地位。象韩丁的《翻身》一样，这个故事也表明了在土改中，“地主”、“阶级敌人”这样的概念，主要是一个象征性和道德性的概念而不一定是个物质性范畴（丁，1949：8，451-3）。
共产党的政治决定,使土改变成要在每一个村庄和每一个农民身上演出的道德戏剧性阶级斗争，造成了要在每个村庄拟造阶级敌人的巨大压力，即使是按照党自己定的标准根本就没有地主的地方。当精确的阶级分析让位于简单的套用和普遍性的配额时，将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浮夸和梯升，把富农错划为地主，把中农错划为富农。并且，强制要求阶级利益和个人行为之间简单的一一对应。
土地革命的型式
土改的过程可以根据不同的阶段分为三种型式：第一种是1937年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时期的“老解放区”型式，第二种是1946年到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交战区的型式，第三种是建国后1949年到1952年的“新解放区”型式。每种型式都表现了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之间不同的关系。
老解放区，1937-1945
在老解放区，理论和行动表现得最为统一。因为党使用了“统一战线”的“减租减息”政策（地租减至37.5%、利息减至每月1.5%）和累进税制，而不是暴烈的阶级革命的方法，在村庄内部没有出现依照革命理论来制造阶级敌人的迫切压力。事实上，虽然没有村内的阶级斗争，但仅仅通过减息减租和对地主的高额税收、以及共产党提供的让贫农购买土地而成为中农的机会，老解放区就已经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社会均衡。例如，在柯鲁克的《十里埔》中，在许多贫农成为中农的同时，不在村地主傅新卖掉了自己100亩土地中的30亩（Crook and Crook, 1959: 49, 74ff）。
同样，在爱德华、弗莱德曼（Edward Friedman），鲍尔、匹克威茨（Paul Pickowicz），以及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研究的河北饶阳县“武功”（译音）村里，两个在村地主的财产，从36年的总共203亩减少到46年的76亩，与此同时，三户富农的土地从总共262亩减少到180亩。另一方面，贫农每户平均土地面积从0.9亩增加到2.2亩。这意味着，通过改革而做到实质性的社会均衡（Edward Friedman, Paul Pickowicz, and Mark Selden，1991：84，86）。
解放战争时期，1946-1949
在解放战争中，革命意识形态和农村社会现实之间的扭曲到达顶点。位于共产党和国民党发生拉据争夺的区域的村庄，不可避免地在战局的压力下发生村庄内部的激烈斗争和极端行动。从军事策略的角度来说，一个被阶级斗争分化成两极的村庄，更易于提供种种战争需要的资源。阶级划分因此成为解放战争的一种武器。指导阶级划分的，也因此不再是土地改革法中的详细规定，而是粗略的、由上级下达的定额划分。
我们可以看到，在武功村，表达建构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偏离是随着战局的激化而升级的。46年的“耕者有其田”运动中，村庄的阶级划分仍然与客观现实保持部分一致。有两户被划为地主，他们在36年时确实是地主，但是到了46年，按照严格标准他们只是富农，因为他们每人只有一个雇工。理论和现实的最大偏离发生在一年之后的土改激进主义之中，那时使用了按照上级分配的指标进行阶级划分的办法。其结果是，在这个有387户的村子里，有70户中农被划为富农并成为斗争对象（Friedman et al., 1991: 92-8）。这些行动在下一年被批评为“左倾冒进”。虽然如此，在每个村庄发动阶级斗争的基本决策是没有疑义的。作为武功村土改的最后一项活动，48年春演出了斗争地主的群众大会。因为没有真正的地主可斗，就用富农来顶替。而臭名昭著的“恶霸”“李迎洲”（译音）因为坐牢和折磨已经奄奄一息，于是用他的儿子“大林”来顶替。大林的腰被打断。
在这些行动当中，革命理论曾精心设置的封建主义的地主和资本主义的富农之间的区分被完全抹杀了。富农被简单地和地主归为一类，他们都是“阶级敌人”。更重要的是，同样在革命理论里被仔细讨论的划分阶级的物质基础，也让位于武断的定额与阶级标签。当然，这一武断并未消除阶级斗争的激烈和残酷（Friedman et al., 1991:105-6）。
《十里埔》也记录到了村庄内部同样的冒进。在“割封建主义尾巴”运动中，武装积极分子使用了狂热的标准：所有其父亲或祖父是地主或富农的人，都被认为长了必须“割去”的“尾巴”。按照这一标准，村中有78户中农被增加进斗争对象的名单中，这份名单由此从24人增加到超过100人，而这个村庄不过400户人家（Crook and Crook, 1959:130ff）。
同样的过程也发生在韩丁的张村。盛经和和“郭崇望”（译音），这两个在第一次阶级斗争中被划成的地主，其实应当属于富农或者是雇佣劳力的经营式农场主 。当郭逃跑后，他的哥哥“福望”（译音）被拉出来顶替，并被殴致死（Hinton, 1966: 29-32, 34, 131-8）。随着土改运动的激进程度的加剧，表达建构和客观现实之间的偏离也逐渐增大。尽管韩丁没有提供在冒进时期，被错划为富农的精确数字，但他描述了48年区分富农和中农的正确方法的一些细节。作为富农，其家庭收入的一半以上，必须来自“剥削他人的劳力”。韩丁认为，这一判断标准的正确应用，纠正了先前把中农错划为斗争对象的冒进运动（Hinton, 1966: 400-10）。韩丁提供的计算方法所造成的细微区分，对许多人来讲，实际意味着是成为革命阶级的盟友还是被打被杀的阶级敌人。
解放后，1949-1952
49年获得军事胜利后的土改变得比较有序和温和。然而，那种把一切新政权不喜欢的分子都划为同地主和富农一样的阶级斗争对象的倾向依然存在。这一倾向把那些严格说起来距地主和富农成分甚远的人也划进了斗争对象。在河北东北部的米厂村 ，四清中进行了阶级历史详细调查的216户中，共有11户在土改被划为地主、其他六户划为富农。实际上，没有一户纯粹靠出租土地收取租金过活，而这正是《土地改革法》对地主的法律定义。11户中的8户实际是富农，因为他们雇佣的劳动力超过了他们自身的投入，其余3户则雇佣劳力少于自身投入而实际是中农。
这11户中的7户，之所以被划为地主，主要是因为他们的与政治相关的活动，而不是他们的经济地位：一个是国民党党员；两个妇女的丈夫是国民党特务；一对兄妹的父亲也是国民党特务；还有一个赌徒，其兄是国民党特务，而他本人也众所周知地敌视共产主义；最后一个日军占领时作过村里的首领，他也反对共产党。对于这7个人来讲，“地主”一词，更多的是在政治意义上，而不是经济意义上使用的。
其余的4个人被错划的原因，更多地在于冒进的革命狂热而不是政治考虑。两个是寡妇，象其他华北农妇一样，她们没有下地干活。作为寡妇，她们只得雇人耕种自己的土地。其中一个还靠缝制衣服来贴补生活。她们被划为地主是因为村庄僵硬地执行了下面这一判断标准：那些不参加主要的农业劳动的户主便是地主。另两户实际上只是富农，因为雇佣了多于自己劳动投入。其中一个雇了一个半的劳力帮助耕种33亩地，另一个则雇人帮助耕种40亩。
6个被划为富农的人中，有5个其实是家境较好的中农。其中有兄弟三人，属于一个13人的家庭。全家分别[删掉“分别”]雇佣了一个全年的长工和工作5个月的短工来耕种70亩土地；另外两个也是兄弟，全家4人，雇了一个长工耕种79亩土地。因为这两个家庭投入生产的劳力都多于雇工，所以严格地讲，他们应该属于中农。但第一个家庭被划为富农，是由于三兄弟中的两个兼经商，所以比单纯耕作收入更多，而且大哥还是国民党党员。另一个家庭被划为富农的原因在于其中的一个兄弟是国民党党员，是被迫参加了某个国民党组织。第六个富农拥有50亩土地，一个雇工，他其实也应算作富裕中农，但他是个国民党党员。
土改中，米厂村召开了仪式性的群众斗争大会，虽然这些斗争会没有解放战争时期那么不分皂白、那么暴烈残酷。11个地主中的5个被“扫地出门”，他们的土地和房屋被全部没收，其中3个在斗争会上“被斗”。倒是没有一个人被杀掉，而且他们5个还分到了一些土地（每人2亩）和几间草房。剩余的6个地主，包括两名寡妇和那对年轻的兄妹，都获许保留自己的一点土地和小一部分房间。6名富农也受到同样的待遇。
在杰克、泡特（Jack Potter）和瑟尔密斯、泡特（Sulamith Potter，1990）研究的广东增步大队的卢家村，土改比米厂要残酷。有5个户主被划为地主恶霸。其中和国民党有联系两个被枪毙了。剩余的3个被关进了监狱。在附近的“塘边”村，一个拥有10亩耕地和1亩池塘的寡妇被划为地主，因为她依靠儿子和一个雇工，自己从不下地。在强加给她的重重压力下，她作出了自杀的选择。村干部事后谈及此事时充满了懊丧，但这已表明了即使在解放后，土改还是使用了暴力的（Potter and Potter, 1990: 49-51）。
在我调查的华阳桥村，没有一户符合《土地改革法》中地主和富农的标准；所有57户农民那时都仅是中农或贫农。但这里并没有象官方用词“和平土改”示意那么和平。意识形态的压力迫使村干部去寻找阶级敌人。结果曾经非法隐匿少量土地的中农陆关通被划为富农，成为阶级敌人。从此，陆在20几年里一次又一次地被斗争，直至79年这一错划被官方平反。另一个斗争对象是高永年，他按照任何标准都不可能被划为地主或富农，但由于他是个外来者而且脾气暴躁，于是成为村民的仇视对象（Huang，1990：167，276-7）。
关于阶级斗争的官方建构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偏离存在于多个层次。土改时的阶级斗争的主要舞台是村庄，但真正的大地主通常都是不在村地主，他们中的许多人完全逃过了阶级斗争。在村庄里面，那些被作为地主和富农进行斗争的人中，只有一部分符合《土地改革法》的划分标准。余下的数百万根本不应该但又确实被划为地主和富农的人，绝大多数是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激进阶段被当作斗争对象的。甚至在解放后更加有序的土改中，仍有很多人被错划被错斗。一些人被划为阶级敌人，并不是他们的阶级身份，而是因为他们的这些逾越规范的行为：参加或同情国民党，皈依外国宗教，当过汉奸，或者做过错事、坏事；另外一些错划分子，仅仅因为是被放逐的外来者或者是干部的对头，甚至仅仅因为运气不好，比如米厂村的寡妇，成为阶级划分标准的技术性失误的牺牲品。党的宏观结构分析在每一个具体村庄里的教条应用，产生了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之间的偏离。
此外，我们的证据表明，阶级位置和政治选择之间的关系，并不象共产党的建构和行动所认定并表现出来的那样简单。那些站在国民党一边的，并不必然是地主和富农，反倒常常是中农和其他阶级的农民。地主和富农同样并不必然支持国民党，正如米厂和塘边的无辜的寡妇，更不用说中共的许多领导人——富农毛泽东（Snow, 1938: 123-4）和地主邓小平（毛毛，1993：30）是其中最显著的代表。但是土改中使用的定额和阶级标签并没有给这些模糊提供相应的回旋余地。在极端的客观主义-结构主义观点中，阶级位置和政治选择的联系被认为必然是确切无疑的。
从意识形态到话语
一整代中国知识分子成批地参与了土地革命，他们组织工作队进入每一个村庄以推动土改在全国的进行。党的和非党的知识分子都积极参与这样一项努力：把革命理论应用到社会实践，并改造现实以符合意识形态的建构。到土改结束时，数百万的知识分子参与了这样的行动和思想：把“阶级”在马克思-列宁理论中的物质层面的意义，转化为在每一个村庄上演的善对恶的戏剧化斗争中的象征-道德意义。
正是在土改中，在没有物质基础的地方制造阶级斗争的方法得以广泛传播。也正是在这次革命中，阶级这个范畴不仅掌握了物质领域，而且控制了象征领域，革命行动进行时并未顾及表达现实与客观现实之间的不一致。由于党明显的成功，或许还因为他们自身对农村的陌生，城市知识分子们忽略了这一对客观现实的偏离。看起来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自愿参加了在农村的社会革命，同时他们也接受了官方的表达建构。通过戏剧、小说、电影、教科书、政治学习以及无所不在的官方报刊，这一代的语言和观念传递给了下一代。
这表明了官方意识形态变成了不仅仅是执政党的建构和宣传。知识分子通过积极参与土地革命的过程和虚构，把官方建构作为自己思想世界自愿调整的一部分。阶级分析的理论语言和对地主形象的革命描述已经成为一整代人使用的日常语言。官方意识形态从而成为了占据霸权地位的话语。
官方认可的农村阶级斗争话语，不仅成为阶级话语中的主导，而且统治了整个政治/文化生活中的所有话语。直到文革结束之时（期间只有在大跃进之后出现过一段短暂的回潮），政治一直主导着所有的生活领域，而在政治话语中，阶级话语又占据着最突出的地位。它成为这一阶段里几乎所有群众运动的引导力量：从土改到三反五反，从社会主义改造到反右运动，直到最后的作为文化大革命前奏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文革中，主导性的标语是毛泽东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
阶级、阶级身份、阶级斗争、阶级敌人、斗争对象这些术语完全渗透进了标准的日常语言。在这个纷杂的世界里，生产关系分析中的细微标准已经不复存在。所有革命中的敌人都被合并成阶级敌人这个单一范畴，他们代表了旧社会所有的罪恶。在如此混乱的实践中，发展出了关于阶级敌人的四种类型（“四类分子”）的惯用语：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即罪犯）。 在这样的惯用语中，作为人民的敌人，阶级敌人的危恶性要大于罪犯。这些惯用语成为文革中主要的战斗口号。
无论斗争目标是党外的老阶级敌人，还是党内的“走资派”这种新阶级敌人，文革中使用的语言、思想、甚至行动的仪式，许多都是从土改那里借用来的。文革积极分子思考和谈话时使用的语言（“四类分子”或者是“黑五类”）、识别斗争对象，在开群众斗争大会时，给斗争对象扣上高帽，在他们胸前贴上标语，公开地侮辱、殴打，等等。这些都是土改中使用过的技术 。
这些行动更直接地继承了农村土地革命、而不是城市的五反和社会主义改造等运动的遗产。民族资产阶级受到了不同于地主和富农这样的阶级敌人的区别对待。作为理论上属于部分进步的力量，民族资产阶级属于“新民主主义”联盟中的一个阶级，所以他们不是暴力阶级斗争的对象（毛，1940）。在1952年针对中国工业和商业资本主义的五反运动中，指导方针是把资本家区分为守法的和违法的两种。后者被希望不超过总数的5%。实际上，中国六大区（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和西南）各个城市的数据摘要表明，在被调查的总数为999，707个企业和企业主中，只有1，509受到了法律的惩罚（薄一波，1993，第一卷，173，178）。其余的多数将收到自己持有的股票和债券为期十年、年息5%的分红。换言之，资本家们被贴上了不同的标签，从而与地、富、反、坏区分开来。
象阶级敌人那样对待走资派并发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来攻击他们，是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发明。这一运动被官方称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等同是从早期那种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一种进步力量的观点的一次概念飞跃。后来人们看到，这一飞跃把文革的斗争目标和土改的斗争目标联系起来，换句话说，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旧封建主义阶级敌人联系起来。这一联系将为文革中泛滥的暴力提供正当性。
作为前奏的四清
从这个角度考虑，我们是应该把四清看作文革的前奏的。尽管文革基本发生于城市，但它与被称为“第二次土改”、旨在重新发动十几年前的土改中的阶级斗争的四清（清理思想、清理识形态、清理组织、清理经济）运动密切相关。 1965年30名城市学生“下”到华阳公社，组织新一次的反对阶级敌人的阶级斗争。在华阳桥村，这一轮新的斗争意味着象陆关通和高永年这样在土改中被错划的阶级敌人，又再一次当作替罪羊。陆在群众大会上被迫“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同时，高却拒绝在压力下屈服）（Huang，1990：276-7）。
在米厂村，也发生了同一性质的土地革命复苏。为了借用土改的具体方法，北京来的大学生们对全村每一户都进行了系统的再调查，以卓越的准确性重构了土改以前村民祖先三代的阶级历史，并澄清了所有在土改中被划为阶级敌人的罪行和阶级基础。
在其他地方，土改阶级斗争的复苏是和反对村干部的斗争融为一体的。在Anita Chan， 赵文词（Richard Madsen）和安戈（Jonathan Unger）所研究的广东陈村，由13个人组成的工作队向农民宣传毛的战斗口号“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指出这四类阶级敌人仍然遍布周围，会用隐蔽的手段来影响干部的行为。余下的几个月里，工作队把“矛头”同时指向旧阶级敌人和村庄干部。为了动员村民并使自己在阶级斗争中受到教育，工作队系统调查了村中每一户的阶级背景，利用从贫农那里收集来的反对干部的信息，强迫干部们接受不断的“背靠背”调查。然后按照土改中的形式举行“面对面”的斗争大会。展开预先安排并由青年积极分子领导的“诉苦”斗争（Chan et al., 1984: 47, 71-3, 随处可见）。
在北京郊区的小红门村，同样出现了外面来的工作队发动的针对新老阶级敌人的斗争。乐黛云的经历可以描述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和话语对知识分子思维的统治程度。乐本人就是几年以前的反右运动的受害者，但她仍然自愿参加了工作队，并坚信正义在工作队手中。在她的意识中，村干部已经腐败，亟需四清运动的清洗；老阶级敌人依然在悄悄放毒。乐在收集一个“一贯道”会社头目的遗孀的黑材料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乐先和她一同劳动以换取她的信任。根据乐黛云提供的材料，那个寡妇被迫认罪并表示忏悔（Yue and Wakeman，1985：133-44）。乐黛云之所以可以接受这一切并积极参与，也许是因为她和真实的农村生活的疏离。具有讽刺意味和悲剧色彩的是，不久之后，乐本人就成为了同样的思想和同样的方法的受害者。
薄一波在他著名的对党的重大决定（他参与了其中的绝大多数）的回忆录中写到，四清运动中，每一个县都发动了将近一万名干部、教师和学生与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以推动这次群众阶级斗争（119-20，1135-6）。在党的高层，毛泽东和刘少奇存在着不同认识：当毛坚持把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分子和老阶级敌人时，刘认为运动的目标应当针对那些“四不清”的干部，并且不能混淆“人民内部矛盾”（意味着和平的结局）和“敌我矛盾”（这必然意味着暴力的出现）的差别（薄，1993，第二卷：1131）。这一运动的冒进，薄回忆到，“许多基层干部和一些群众受到错误的打击和对待”（ 薄，1993，第二卷：1136）。
正是毛本人明确地把新的“上面的阶级敌人”（如，乡村干部）和老的“下面的阶级敌人”联系在一起。为了赋予“下面的阶级敌人”以实际的内容，毛号召揭发那些土改中被遗漏的阶级敌人；四清运动将系统地调查那些土改中的“漏划”分子（薄，1993，第二卷：1131）。这些指示向诸如在华阳桥、米厂、陈村和小红门村的工作队员那样的积极分子提供了充足的正当性。通过这种方式，城市中第二代受教育者直接体验到了土地改革和阶级斗争。
那时，那些四类分子早就长期沦为无权无势的可怜角色。他们成为新一轮替罪羊的不幸遭遇，尽管是人为造成的，仍然向这一半真实、半虚构的话语提供了一种真实的面目。反对目前的当权派很难与阶级斗争等同起来。但是，当毛把反对当权派与对老阶级敌人的斗争联系在一起时，就可以把反对自己敌手的政治斗争转化为阶级斗争。而对那些手无寸铁的替罪羊的折磨和反对当权派的行动的结合方式，成为了文革的普遍现象。
农村的文化革命
与发生在城镇中的文化革命相比，农村中的文革只是一种附属运动。在华阳桥村，陆关通再一次被调查，这一次是来自附近村庄的年轻人组成的“红卫兵”。他的房屋被搜查，好家具被没收，猪被卖掉，前门也被卸走。他自己被反绑双手，头戴高帽，颈挎黑牌，在寒风中游街三个小时。他又被连日审讯，要他再次承认那些罪行。最终，他入狱四年。甚至在他被释放后，他还和那另一个“阶级敌人”高永年被“监督劳动”，这意味着他必须第一个上工，最后一个下工，甚至在别人休息时还要劳动，而且只能得到9个工分，而不是别人的10个。未经生产队领导的批准，他不能外出。这一惩罚持续到79年，直到错误强加给他的阶级标签被彻底平反（Huang，1990：276-8）。
除了陆和高再一次受到牵连，华阳桥村在文革中并没有发生更多的不幸。暴力斗争主要发生在村以上，首先是镇上的公社，然后扩展到松江县县府。农民最直接关心的生产队的领导没有受到真正的冲击，所以绝大多数的农民（除了那些老阶级敌人）远离了发生在更高行政等级和城市中的政治风暴。农民受文革的冲击不大，文革的主要行动在四清后已经转移到了城市。
陈村的老阶级敌人同样再次被揪了出来。红卫兵在地主和富农的家里搜寻封建材料和可能参加颠覆活动的证据。他们拿走了阶级敌人的家具、珠宝、衣服和现金（Chan et al., 1984: 118）。两年后，在“清理阶级成分”的运动中，再一次举行了对老阶级敌人的群众斗争大会，这一次斗争对象新增加了六个不受欢迎的村民，他们都是老对象们的亲戚（Chan et al., 1984: 162-7）。
陈村情况由于一些退学的城市知识青年的出现而变得复杂起来。他们领导了对大队支书“陈庆发”（译音）的攻击，诱发了支书和生产队领导“陈龙勇”（译音）之间漫长而复杂的权力斗争。甚至在这里，生产队和普通农民仍然保持了对文革中发生的事情的疏离状态；最集中的斗争发生在公社及其以上（Chan et al., 1984）。
在庞大的增步大队（此村后来建镇），暴力斗争同样主要发生在自然村庄以上的大队一级。生产队和大多数群众对此保持漠然。文革并没有在农村产生象城市那样的彻底的崩溃和骚乱。（Potter and Potter, 1990: 83-94, 279-80）。
文化革命中的表达主义政治
在城市中，阶级斗争话语的力量和影响在十年文革中达到顶峰。阶级斗争的主题控制了所有的文化生活：从文学家、艺术家到历史学家和学者，从官方通讯社到日常交谈，从国家法律到个人对配偶和朋友的选择，等等、等等。旧有的传统和态度被人们以创造革命新文化的名义抛弃。
但是阶级斗争的霸权文化是建立在表达性现实和客观性现实之间不断扩大的鸿沟之上的。那些农村里面的、被想象成威胁革命的老阶级敌人们，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群手无寸铁、一次又一次被斗的替罪羊。根本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意义上封建地主和富农存在的物质基础。对于资产阶级敌人，因为他们的财产在十年以前就已经国有化，所以他们也丧失了自身存在的物质基础。甚至连资本主义右倾分子，也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从有影响力的重要岗位清除出去。唯一可以想象的新资产阶级敌人的客观基础，是那些身居高位、享受特权的当权者。但文革的目标并不是所有的当权派，而只是那些被认为是反对毛并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这就使得阶级成了一个完全由政治态度决定、和任何物质基础无关的东西。于是，对于以假定的无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阶级敌人的阶级斗争作动力的文革来讲，其表达现实的古怪建构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一建构的结果可以称为表达主义的政治。因为除了以往运动中遗留下来的旧标签之外，现实中并不存在这样的阶级位置，故而真正起作用的只是政治态度和行为。又因为在文革群众斗争的背景下，一个人的政治态度主要由别人的感知而决定，所有最后真正起作用的是一个人的政治态度表达方式。区别资本主义敌人和社会主义朋友的唯一标准仅仅在于表达。
土改中尽管出现了表达建构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偏离，但依然存在着判断表达的客观检验：阶级范畴植根于物质财产关系，而这一关系在《土地改革法》中是得到客观定义的。依据这一客观标准可以纠正那些错贴的标签。表达现实保持着与客观现实的联系并受到后者的检验。
但文革并非如此。表达现实和客观现实之间的联系被割裂了。成为阶级敌人的后果和土改时期一样严重，并且其遭遇比社会主义改造和反右运动中更为可怕。文革的真正悲剧在于模糊的表达主义政治与土改的暴力手段的结合。
随着文革愈演愈烈，表达现实和客观现实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怀疑和反抗出现了。在知识分子之中，存在着用近乎于西方的北京观察家们使用的方式，对中央的权力角逐进行永无休止的猜测和推想的习惯。那种分析当然具有宫廷秘史的魅力，但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这种交谈也显示对官方高调表达建构的批评和怀疑，因为它把社会主义政治简化为几十个人对权力的操纵。
在农民中，反抗的一种表现是继续保持着方言和官方语言之间的区别。对许多农民来说，官话就是官话，虽然官方将其称为“普通话”。通过我对华阳桥村的调查，农民的方言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相对于阶级话语的独立。连“地主”、“富农”、“阶级斗争”这样人们经常在官方话语挂在口头的术语，在农民相互交谈的方言中也不具备多少含义，就更不用提 “生产关系”、“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样更为抽象的术语了。阶级话语中的抽象范畴常常与诸如陆关通和高永年这样的具体个人联系起来。对于后者，村民们承认他是个“硬骨头”，意指不在群众斗争的压力目前屈服。这一形容本身就有反对官方建构表达的意味（Huang，1990：276-7）。
一些城里人利用不同的角色来对付不一致的现实。在文革之前，国家对消息的传播已经分级控制：哪些是向国外报道的，哪些是向国内普通民众宣传的，哪些是内部文件和内部消息，哪些是国家机密。在这样的控制系统之中，许多人已经习惯了在话语的世界里按不同的层次行事和思考。一些人在每一层的现实中分别表现出不同的面目，这和传统中长期存在的各种“面子”与真实的个人之间的区分异曲同工。一个人可以以一种角色参加政治学习或开会，而在自己的生活中又以另外一种样子出现。在文革中，这种使用多重角色的做法成为了在政治风暴中维持物理和心理生存的方法之一。
这种多重角色的方法在各个层面之间没有直接冲突的情况之下是可以维持的。对于城市知识分子来说，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因为他们比较远离真正的农村生活，他们可以比农民容易在农村阶级斗争不同层面的现实之间保持一致，或至少是保持无动于衷。但是文革中造成了官方正统建构的现实和人们感受到的现实之间前所未有的巨大偏差。文革是这样一个运动，它既带来了个人政治生活对私人生活的侵犯，又导致了政治创造的现实对人们精心保留在内心深处的侵犯；毕竟，这一运动的目标不是人们的物质存在，而是他们的精神世界的表达方式。当不同层次的现实之间以及人们精心保护的自己的不同角色之间发生直接冲突时，巨大的精神压力就随之产生了。最极端的例子或许是，一个人迫于阶级斗争的政治压力，去攻击他/她所钟爱的人。
是否是这样：推动文革的动力，在阶级斗争的政治狂热之上，更是不同层次的现实之间的冲突的加剧？无辜而轻信的青年们的天生狂热常常很容易变相为极度的愤世嫉俗。官方话语让位于虚无主义的怀疑。官方建构的现实与人们实际感知到的现实之间的冲突以及个人需要扮演的不同角色之间的矛盾，造成了文革中一些最令人感伤和最悲剧化的结果。从这一点来看，首先出现于土改的关于农村阶级斗争表达性现实和客观性现实矛盾，正是在文革作出最终的演现。
文革的阶级斗争话语被“实事求是”所取代并不是偶然的。实事求是的意义要远远超过单纯的经验主义。“实事”意味着相对于虚假的真实，“求是”则是要“辩明是非”。实事求是成为文革之后的主要口号这一事实，表明了人们对文革中表达性现实和客观性现实之间裂缝的深刻反省。实事求是要求表达现实与客观现实的重新同一。
对文革的学术研究
利益群体和政治派别的分析为我们了解文革作出了不少贡献（比如，Lee, 1978）。这些分析范畴容易为西方读者接受因为它们是西方学术惯用的概念。
但是，对于文革这样独特的现象，我们必须对这种对易于理解的西方社会科学范畴的过多依赖提出质疑。利益政治学的前提假设是存在着社会与国家的对立。譬如，工人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反抗统治政权。我曾经指出（Huang，1993），这一国家和社会的对立在中国的政治思想中几乎不存在。文革中的群众运动非常不同于西方社会科学设想的利益群体的政治行动。文革的群众运动，尽管在某种程度带有利益群体的色彩，是响应了一个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的号召而行动的（而不是反抗国家政权的）。同时，文革的群众运动是以狂乱的暴力和对一些人的无情折磨为特点的，而这一特点则很难为利益政治和政治派别主义所解释。实际上，它们提供的解释将无意间起到一种粉饰这一历史现象的作用。在我看来，文革暴露了传统的西方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分析的局限。
一个有效的替代性视角强调了毛的克里斯马性角色，以及他的年轻追随者的几近宗教式的狂热。比如，张戎（Chang Jung 1991）在她的自传体小说中，记录了“对毛的崇拜”在易受影响但又富于反抗精神的青少年身上的不可思议的影响。尽管泡特们的研究（1990：尤其见第四、第十四章）集中于农村，但他们尝试性地把文革比作了一场宗教复兴运动。这些分析捕捉到了文革的某些理想主义。但他们没有解释，象乐黛云这样世故的城市知识分子，至少在某一段时间内，自愿参与向手无寸铁的弱者施加罪名的运动时，他们的这种自愿的复杂性。最重要的是，他们并没有着手探讨文革所导致的虚伪和对之的强烈反感。
我强调阶级斗争的霸权话语的目的，在于解释那些甚至是老于事故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自愿参与，以及这一运动的暴力特征。另一方面，话语和实践之间的脱节，暴露了表达主义政治的话语、随之而来的误用、以及对文革不断增长的觉悟。最终，文革的特征不仅表现在它的理想，而且表现在它的虚伪。
结论
以往的学术对表达和实践、结构和主体以及解放前和解放后中国的大量研究，都是分开进行的，并且认为它们之间也是分离的。我们认真分析了每一个单独的维度，却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关联。这样做，使我们看不到这些维度相互作用后出现的一些重要现象。
土改的实践并不是简单地依据村庄的客观结构。无论是在主体还是结构层面，都是由表达来完成客观行动和客观结构之间的中介作用的。共产党保持着阶级区分存在于每一个村庄的幻象。其选择的政策是在每一个村庄发动类似于善恶相对的道德戏剧表演的阶级斗争，并试图动员所有的农民和城市知识分子来支持党的决定。党建立了一套用以塑造人们思想和行动的意识形态来实现这一目的。
在学术研究中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党的这一决定，在推动阶级斗争升级成为霸权话语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城市知识分子参与到农村阶级斗争中来，党把阶级斗争的官方意识形态转化为一整代人的行动话语。此后，通过动员第二代知识分子参加等同于第二次土改的四清运动，党内的毛分子重新激活了阶级斗争话语，并使之成为了文革的霸权话语。这些现象可以回溯到城市知识分子对村庄内的阶级斗争的参与。
党的这一政策选择同样诱发了表达和实践之间偏离的加剧。许多村庄实际上并没有符合客观标准的阶级敌人。党坚持在每一个村庄发动一场阶级革命的作法，导致了阶级范畴的误用：将所有反对革命的人都贴上阶级敌人的标签，把个人的政治选择简单地等同于他的阶级位置，甚至在根本没有阶级敌人的地方制造阶级敌人，并且诉诸仪式化的群众斗争大会。这些实践成为新革命文化的一部分，后来在文革中发展到了极端。
至于那些被动员参加土改的知识分子，党所建构的表达现实和客观现实之间的偏差，由于下面的原因而被他们容纳了：党在宏观层次获得的巨大成功、这些偏差并没有象在文革中那么明显、或者因为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远离农村实际生活。无论如何，土改中出现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都自愿地使用阶级斗争的革命话语。
在十几年后四清运动的第二次土改中，表达和现实之间的距离加大了，因为几乎所有的阶级敌人早已经成为任人宰割的受罪羊。但是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被鼓励把他们头脑中的旧阶级敌人和那些当权者中假定的新阶级敌人联系起来。这一联系在一方面使得人们把反对当权者的造反被当作了阶级斗争，在另一方面，人们又把再次折磨那些可怜的老阶级敌人当作富于政治意义和政治勇气的行动。“阶级斗争”的霸权力量令绝大多数的第二代知识分子同样自愿使用阶级斗争话语，而这一话语已经又远离了客观现实一步。
正是在文革中，表达现实和客观现实之间的距离变得如此遥远和如此明显，以至于导致了阶级斗争话语的整个崩溃。不分皂白地攻击无辜者并普遍使用残暴手段，最终只能产生人们的虚伪心态或强烈反感。当阶级和阶级斗争越来越脱离现实之时，它们也越来越成为仅仅是官方通讯社制造的空洞口号，只被充满怀疑的人们挂在口头。随着毛的去世和“四人帮”的倒台，阶级斗争话语背后的权威消失了，于是，这一曾经完全统治了中国人民生活的话语突然地完全崩溃了。
我认为很少人会不同意我的第一层判断：土改的性质及其与村庄客观现实的距离，还有阶级斗争话语和意识形态的霸权的出现。许多人或许还会同意我在土改和文革之间建立的联系：语言、仪式和精神习惯，还有通过两次规模巨大的农村社会运动所生产的两代知识分子。
我还试图揭露表达性现实和客观性现实之间的不断增加的距离。这一距离形成了文化革命中的表达主义政治的背景，远离客观现实的表达成为划分阶级、阶级斗争的唯一标准。然而，阶级斗争中的暴力倾向并没有因为阶级标签的不确定性而减轻。结果是许多无辜的人惨遭不幸。甚至超出了阶级斗争狂热，文革中表达现实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偏离达到了最高峰。我们需要理解的不仅是那些对霸权话语和一个克里斯马角色的盲从，而且还要理解被这一运动所引发的矛盾、深刻的反思和反感。这也就是文革为什么不仅标志着阶级斗争和霸权话语的高峰，而且也是它的崩溃的前兆。这也就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被“实事求是”所替代的原因。
附录（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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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英文原作载Modern China, 21.1(1995年1月)：105－43。国内“国外社会学”1998.5有翻译版，但错误颇多。现经作者重新校阅修改，应基本准确，但因是翻译稿，文字未能达到原作水平，尚请国内读者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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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具有国际学术水平的研究中国当代史的论文。此文的下述几点值得注意。
1）作者从社会结构-主体（即个人）、表达性-客观性的两种维度展开分析，据社会人文学科的理论前沿水平；
2）此文最重要的贡献，是作者发现并论证了中国从土改至文革等多项政治-经济-社会运动，中共官方言说与社会实际的严重脱离或矛盾之处，实际上质疑了这些运动的合法性。
3）
4）
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
提交者: wen.org.cn 日期: 2009/08/13
摘要:革命运动的胜利是所有革命的必要条件。但我认为很难将49年的解放视为革命的终结，因为其后还发生了大规模的革命性变迁：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几近全国耕地面积43%的土地被再分配，作为阶级的地主和富农也同时被消灭；随后发生从53年到57年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国有化了几乎全部的城市私有财产，集体化了几乎全部的农村私有财产；以及在大跃进失败后的短暂的革命退潮后，出现在66年到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运动的目的是全力铲除旧传统，建立一种全新的革命文化。
以往的中国革命研究总是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获取政权的运动等同起来。在这种观点中，革命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的建党到1949年的最终胜利。尽管塞尔登（Selden）和周锡瑞在此集的论文中把视线扩及到更广阔的范围内，但其关注的中心仍然是共产党“为何”以及“怎样”取得胜利的。所以，他们的“革命”概念仍然与过去学术界的主流思想保持一致。
我这里建议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认识中国革命。当然，革命运动的胜利是所有革命的必要条件。但我认为很难将49年的解放视为革命的终结，因为其后还发生了大规模的革命性变迁：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几近全国耕地面积43%的土地被再分配，作为阶级的地主和富农也同时被消灭；随后发生从53年到57年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国有化了几乎全部的城市私有财产，集体化了几乎全部的农村私有财产；以及在大跃进失败后的短暂的革命退潮后，出现在66年到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运动的目的是全力铲除旧传统，建立一种全新的革命文化。
在我看来，革命之所以和造反或王朝更迭区分，最终是因为革命不仅只是从一个国家机器向另一个国家机器的过渡，而同时是大规模的社会结构变迁。认为中国革命结束于49年的观点，几乎等于是预先把中国革命当作另一次王朝变迁，尤其是象周锡瑞在这个集子里提出的那样，把共产党的胜利等同于“一种统治方式对另一种统治方式的替代”（48）。本文中我希望提出一个不同的革命概念，将中国革命视为贯穿于46年到76年的大变迁，自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开始，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这一替代性概念把分析的焦点从共产党获取权力转移到共产党所发动的结构变迁之上。这后一阶段，和革命运动的早期形成阶段，对于我们理解现在的中国社会来说是同样重要的。
新近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新发展是，正如爱德华、毕瑞森（Edward Berenson）在此集所论述的那样，人们开始从后来发生的大恐怖的角度来重新思考1789年。1789年和大恐怖同是大革命的一部分。对于中国革命来讲，和大恐怖相对应的正是文化大革命。
我希望从文革来重新思考1949年（反之亦然）。近来关于革命的大量研究者，包括塞尔登和周锡瑞，首先是以源于89年“六四”事件的视角和关怀进行研究的。尽管“六四”很重要，但在我看来，它不过是80年代开始、作为革命遗产的改革的众多后果之一，完全属于后革命现象。另一方面，文革则是肇始于抗日战争的共产主义大革命浪潮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关注六四的民主问题相比，我们更应该把规模上远远超过六四的文革整合进我们对革命的理解之中。文革是30年来革命的顶峰。本文中，我试图把土改与文革视为一体，并且分析它们是怎样相互阐明的。
我也希望摆脱统治着以往革命研究的客观主义视角。尽管讨论了道德与话语，塞尔登和周锡瑞，与大多数他们评论过的学者一样，首先关注的是客观的现实，而不是表达的现实：在结构层面，是社会-经济的和制度的背景，而不是象征性领域或话语的形态；在主体（agency）层面，是行动和事件，而不是思想和态度。正如毕瑞森所言，目前的法国大革命研究，已经几乎完成从社会和经济的客观性维度向话语和文化的表达性维度的转移。
我希望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客观结构和表达结构的相互关联上，以及客观性行动和表达性心态的相互关联上。把文革纳入革命研究，是试图把文化/象征维度整合进我们的革命概念之中。这一概念，既包含了土改这样的社会-经济领域，也包含了文革这样的文化-政治领域。我们试图以此来洞悉客观的领域和表达的领域之间的相互关联。
我的尝试首先是对从46年到76年诸项大事件的一个侧面的初步分析：农村阶级斗争的历史，既包括表达性现实和客观性现实，也容纳了结构与主体。选择这一题目，是为了揭示客观主义-结构主义解释中所存在的问题，亦即那些在目前的历史研究中被称为“社会解释”的历史观中所存在的问题（参见毕瑞森的文章）。同时，也想指出当前比较时髦的表达主义历史观中所存在的问题，这一历史观将来或者可能被称为“文化解释”。
方法论问题
为了澄清这一问题 ,我用图表来表示表达、实践以及结构、主体的相互关系。这里共有四个分析维度，结构维在左侧，主体维在右侧；表达维在上侧，客观维在下侧：
......表达性结构 | 表达性主体
结构——————|——————主体
......客观性结构 | 客观性主体
简单的结构主义者假定结构（上图的左侧）是决定性因素，结构对主体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简单的意志主义者的观点则恰恰相反，他们认为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人类的主体性，即上图的右侧。对于表达主义与客观主义来讲，在表达与客观的相互关系中，简单的表达主义者确认表达（上图的上半部）是决定性的，而简单的客观主义者则宣称客观（图中的下半部）是决定性的。
一个简单的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属于客观主义-结构主义。它假定客观结构（如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要比表达性的上层建筑更为重要。后者仅仅被看作是前者的“反映”。同样，马克思主义强调结构先于主体。一旦正确分析了生产方式的客观结构，人类行为和事件将是可以准确预测的。换句话说，位于图表左下方的客观结构这一维度，决定了其他三个维度。
另一方面，一个极端的表达主义-意志主义则坚持表达性主体的优先地位。他们认为，一种文化传统的精华就在于个人——尤其是那些伟大的思想家和创造性天才——的思想和价值。行动和社会-经济制度不过是这些思想和价值的表征。正是位于右上方的表达性主体，而不是左下的客观结构，在整个图表中处于决定性地位。
与这些简单的决定性观点不同，皮埃尔、布迪厄（1977，1991）作出了重要贡献。首先，借助于“象征资本”的概念，他把马克思主义的结构分析从客观事物扩展到了表达（或“象征”）领域。资本不仅是物质性的，而且是象征性的。阶级不仅意味着一种客观的社会结构，而且还存在于表达结构之中，表现为区隔、思想的倾向（predilections）、风格（style）和语言。更进一步的说，主体能动性并不仅仅体现于对客观行动的选择，而且表现在对表达性思想和态度的选择。于是，布迪厄通过表明结构既是表达的又是客观的来反对客观-结构主义。同时，他也通过描述表达和个人主体性一样是如何受到结构制约的，来反对表达-意志主义。
此外，布迪厄澄清了结构和主体之间的相对独立。简单的结构主义并不足以充分解释表达和客观这样的两个领域。在布迪厄那里，结构仅仅解释了行为或思想的倾向性 （“habitus")，而并不能决定现实中个人的实际选择。同样，简单的意志主义也是不充分的，因为个人选择，无论是思想上的还是行动上，都要受到表达性（或象征性）以及客观性结构的制约。对于布迪厄来说，图表中左右两部分是相对独立的。
然而，甚至连布迪厄也未加反思地把表达和客观的结构看作是一致的。在很大程度上，他的象征性倾向和阶级区隔是阶级客观条件的延伸。表达性现实和客观性现实被假定是一致的，或至少是并不相互矛盾的。布迪厄并没有把表达性现实和客观性现实之间可能出现的不一致作为思考问题。
另一方面，米歇尔、福科（1978[1990]）有力地指出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性的“话语”与实践之间存在的不一致。在那种压抑的环境中，关于性的正统话语与性的实践是非常不同的。福科雄辩地论证道，话语具有更大的真实性，比客观实践更富于历史意义。通过关注某一时点上表达与实践之间巨大的距离，福科提供了一个布迪厄未能提供的、独立的表达性现实的例子。
福科同样表明了思考表达性结构的另一种方法——形塑语言和思想的话语结构（discursive structures），更象布迪厄的象征性区隔与倾向约束个人心智的作用方式。显然，我们的思想和态度深深地受到语言和话语的结构与实践的塑造。我们可以说，福科提供了一个关于表达结构的独立性和重要性的非常有力的例证。对福科而言，在上面的图表中起着决定作用的，不再是左下的客观结构和右上的表达性主体，而是左上方的表达性结构。
虽然福科有着强调话语比实践更重要的倾向，但对我来讲，福科的重要贡献在于他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表达性结构的现实可以与客观结构的现实大不相同。因此，客观主义者和表达主义者都是不正确的。图表中的表达维和客观维之间的关系，正如两边的结构和主体的关系那样，是相互的，而并不具有单方决定的性质。
粗略的客观主义者和粗略的表达主义者之间尽管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他们有着一个共享的假定，即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之间保持基本的一致。也只有在这样的共享假定的基础上，他们才有可能宣称自己对对方有着决定性的支配作用。因为如果表达与实践存在着实际上的不一致，那么双方都要承认对方的相对独立：表达性现实可以不同于客观性现实，反之亦然。两者可以有着独立的起源、意涵和结局。这将动摇任何一方关于自身决定性优势地位的假设。
我认为我们绝不能预先假定表达和实践之间的一致性。表达性现实和客观性现实既可能是一致的，又可能是相互背离的。一致性需要被证明，而决不可当作预先的假定。正因为如此，我选择了中国革命中的一个特殊现象——农村阶级斗争来透视表达和实践之间的不一致性。我试图表明，1946年到1952年的土改和1966年到1976 年的文革中，农村阶级斗争的表达性建构越来越脱离客观实践，两者的不一致强烈影响了共产党的选择和行动，而党的这些选择和行动又形成了一种话语结构，该话语结构在文革中极大地影响了个人的思想和行动。
我将表明，文革是人类历史上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之间相互脱节的一个极端例子。这种不一致性既诱发了文革的出现，又导致了文革的终结。这一历史强调了表达性现实和客观性现实之间的确是相互独立的。
返回到上面的图表，我认为表中的四个维度是相互关联并且相互作用的。结构和主体、表达和客观之间的影响和互动的方式是多重的、混合的。尚未考虑表达对结构和主体的作用的时候，简单地套用客观结构决定客观主体的做法将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同样，建立在表达和实践、结构和主体的一致性基础上的其他种类的简单决定论也不能令人满意。
土改的官方建构
关于土改的社会-结构背景，最可以代表中国共产党的正统观点的莫过于毛泽东（1933）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该文勾勒了思考农村阶级关系的两条主线：租佃和雇佣。地主从贫农佃户收取地租，而富农则榨取付给雇佣工人工资之后的剩余价值。中农，既不是佃农，也不是雇农，成为位于地主、富农与贫雇农之间的中间阶级。（毛，1933；转引自Huang，1985，第四章）。
这是一种具备宏观历史理论法则的阶级分析。通过地租抽取农业剩余是封建主义的特征，而通过工资抽取剩余则是资本主义的特征。在租佃关系之外增加了雇佣关系，是中国农村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了几个世纪的结果。这些思想或许最为简洁地体现在毛的文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之中，这篇文章仿效了更早的列宁（1907[1956]）写的《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一书。
依赖于这些分析的农村革命策略是建立在对农民行为的客观-结构主义计算基础上的。个体被予期依据其阶级利益而行动。作为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代表者，中国共产党将领导贫雇农反抗地主和富农的阶级革命。雇农和贫农应该是革命最积极的响应者，因为他们将是革命的最大收益者。贫雇农将同下中农结成同盟，后者是一个关键性的中间阶层，因为他们在革命既没有很多收益、也不会有太大损失，所以他们被想象为易于动摇的。争取到中农将使革命运动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毛，1927，1939；列宁，1907[1956]）。
过去，关于革命的社会-结构背景在学者中激起了尖锐的争论。一种极端的观点认为，关于农村阶级关系紧张的整个革命分析都是虚幻的，革命也远不是一个以阶级为基础的运动，而实际上是来自于一小撮人的列宁主义阴谋。在另一个极端，学者们完全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革命的社会-结构背景分析。我在其他文章里面（Huang，1991）已经讨论过这些争论，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的表达性建构和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着的一致和偏离。我们无须怀疑这些一致性：地主掌握了所有土地的三分之一，富农掌握了另外的15-20%。土改把地主和富农几乎所有的土地分配给了贫农和雇农。这次土地的再分配涉及了全国耕地面积的43%（Perkins，1969；Wong，1973；Lippit，1974）。
这里没有原因怀疑土改是一次重大的社会-经济革命，深刻地影响了农村的每一个成员。耕种了全部土地面积三分之一的佃农，要把他们收获的一半交给地主。土改消灭了这种租佃关系。虽然1949年之后的几年，国家税收比抗战之前提高了几倍 ，但是，总的来说，佃农仍然得大于失。土改中平分土地所有权，无疑给那些处于中游以下的农民——雇农、贫农和下中农——带来了好处。
通过土改，国家能够以税收和低价收购的办法，获取原来属于地主、又被地主消费掉的那部分农业剩余。这些农业剩余在分给贫雇农一部分后，全部被国家投入城市工业化进程。象中国这样一个面对着敌对的国际环境、只有很少可以选择的资本积累方式的新生国家，土改事实上成为国家资本积累的主要方式（Lippit,1974）。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令人惊讶的工业化进程也因为土改的顺利进行而得以实现。土改帮助中国保持了从1952年到1980年的工业产出的11%以上的年增长率（Perkins and Yusuf, 1984）。
当然，与此同时，农村和农业却一直困扰于我称为的“集体主义内卷化（collectivist involution）”直到70年代末（Huang，1990：16-7，10-11章；亦见Huang，1991：329-30）。在粮食总产量扩增三倍的同时，农业的劳动投入加多了三至四倍。换句话说，单位劳动力产出停滞或下降了。集体化时代的内卷化很大程度上是下面这些因素的综合结果：国家分别以牺牲农业和农村为代价加速发展工业和城市的投资战略，严格反对农村自办企业的国家政策，以及农村中过高的人口压力 。
表达现实脱离社会现实之处主要在于共产党将其宏观结构分析转化为每个村庄的微观社会行动所作出的决定。这一转化强调宏观策略分析对每一个的农村社区都是有效的。每一个村庄都要划分出阶级敌人，党要组织阶级斗争，发动贫农和雇农反对地主和富农。
村庄阶级结构的客观性现实
关于单个村庄的客观阶级结构的资料相当有限。现存关于每个村庄的阶级成分详细而准确的资料，多是在土改时收集的并在四清中被系统核实过的。然而这些资料并不容易获得。那些我们通常在研究中使用的官方数据，往往过于简略而且并不包括单个村庄的情况。事实上，共产党向外部世界所提供的是经过细心选择的若干村庄的数据，这些数据被用来证明官方对农村社会结构分析的真实性。此外，近来公布的革命根据地的资料，提供了一些村庄内部的情况。奥多里克、吴（Odoric Wou，1994）的研究就是以这些资料为基础进行的。但是，直到现在，我们能够掌握的确实可靠的资料只有几十个村庄的数据，这些数据主要来自于解放前完成的人类学实地调查。虽然，在此基础上，我相信已经足够得出一些关于客观村庄现实和党的建构之间的不一致的结论。
比如说，现有的资料表明，在华北平原很多村庄根本没有地主。华北地主主要是居住在城市之中的不在村地主。那些在村地主往往只拥有较少的土地，而在许多村庄，甚至连这种小地主都不存在。我在85年的书中使用过的有着完整记录的33个村庄里，只有7个村庄有符合官方定义的在村地主（Huang，1985：附表A1--A7）。
这一结论在一些其他经过实地调查的村庄得到了证实。在柯鲁克夫妇的《十里埔》一书中，靠近河北武安县的这个村庄就没有在村地主；本村最大的土地拥有者（100余亩）“傅新”（译音)就住在“阳易”(译音)镇（Crook and Crook,1959:19;）。在韩丁（ William Hinton）研究的山西长治附近的张（“长弓”）村，同样也没有一个人符合土地法对地主的定义，整个村庄只有一户佃农（Hinton, 1966: 592;亦见下面的讨论）。
在奥多里克、吴所研究的河南北部林县的“后角”（译音）村里，官方记录表明，在全村286户人家中，共有4户地主。然而，这4户都只是“名义上的地主”。他们绝大多数未婚或者丧偶，因为缺乏劳力而不得不将土地出租（Wou, 1994: 302-3）。在一个平均每户3 .8亩耕地的村庄里，最大的地主不过拥有26亩土地。 吴在林县另外两个村庄收集的数据也与张村大致相仿。在这里，地主主要是“鳏、寡、孤、独”这些很难被想象成官方建构中的“统治阶级剥削者”（Wou, 1994: 302-3）。
那些富有的农户，实际上并不是地主而是我称之为的“经营式农场主”的农户——他们雇佣了3到8个雇农耕种100到200亩土地（这要与只雇佣1或2人的富农区分开来）。在我的33个村庄的样本中，有17个村庄里有这样的农户（Huang，1985：附录）。在十里埔，最富有的是雇人种地的“王班岩”（译音）（Crook and Crook,1959: 25-6）。同样，在张村，最富的农户是“盛经和”（译音），他拥有138亩土地，靠雇农耕种 。
对于这些经营式农场主，共产党曾试图调整自己的分析。最初在1942年，党曾提出这一“经营地主”“阶级”应当视作为资本主义的，而不是封建主义的，所以应当和富农归为一类。因为党认为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要先进，所以，他们和富农一样，在土地革命中受到的冲击照理应比地主受到的冲击小一些。然而，在50年颁布的《土地改革法》中，党中央最后决定把“经营地主”归并为地主，理由是他们自己不参与“主要”的生产劳动（北京政法学院，1957：39，381）。
如此建构农村阶级结构所产生的问题，首先表现在它模糊了两类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别——租佃与雇佣——而这一区别又是党曾经刻意强调的。更重要的是，即使我们把经营地主与地主合并起来，官方的表达建构和农村的客观现实之间仍然存在着不一致：如果我们的样本可以推广，那么在华北，尽管把雇佣劳力的经营地主和收取租金的收租地主合并为地主，仍然有一半的村庄不存在在村地主。
在长江三角洲，同样存在着政治建构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偏离。在8个进行了严格的人类学调查的村庄中，只有2个村庄有在村地主 。大部分地主很久以前就住进了城镇，成为不在村地主。这就意味着，如果确实存在地主和佃户之间的冲突，那么这一冲突也不是村庄社区内部的，而是存在于村庄的佃户和外界的地主之间。
在这点上共产党也试图相应社会现实而行动。在长江三角洲，地主斗争会是由镇政府出面发动群众组织的——每一个镇的空间范围内确实有地主可斗，虽然只是寥寥几个。松江县的华阳桥村的群众性地主斗争大会，是由兴隆镇会同辖区内的其他几个村庄一起进行的 。官方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弥合在每个村庄里实施的反封建斗争的官方设想和事实上长江三角洲的绝大多数村庄没有在村地主这一现实之间的偏差。然而，分地仍然以行政村为单位进行，因此每个村庄中都必须找出相应数量的“阶级敌人”来。
以上的证据表明，在华北平原和长江三角洲，许多村庄——或许是大部分——其社会结构是不同于官方建构的。在先前的研究中（Huang，1985，1990）我已经指出，租佃和雇佣通常并不是发生在地主与佃农、富农与贫农之间，而是常常发生于中农和贫农之间。一个中农可能从另一个中农那里租上几亩地，再从某户贫农（通常是他的亲戚或邻居）雇上个把短工。一个村庄里的大多数成员，其实是大致平等的耕作者。
此外，中国的许多村庄是排外的。农民对自己人和外来人的区分非常敏感。“老户”是指那些世代生于斯、长于斯，在村庄里过活并常常是村内大家族成员的农民。他们与外来者和暂住户们有着明显的区分。村民的社会关系大部分只发生在朋友和亲戚之间。几个世纪的商业化并没有把分散的个别社区真正整合为一个阶级整体，而只是带来了村庄经济和社会的内卷化（Huang，1985：220-2；Huang，1990：144-6）。在绝大多数的案例中，中国共产党派来的运动组织者只能以外来人的身份进入村庄。
共产党的选择
共产党当初本来可能可以选择承认这些客观现实，并且将土地改革和一个个村庄中的群众性政治行动区分开来。至少在理论上，党完全不必在每一个村庄都开展阶级斗争，可以简单地宣布租佃和雇佣为非法并且决定土地的再分配。它无须在每一个村庄都发动针对地主和富农的群众运动，可以简单地根据革命的理论分析，就此在全国范围内改变既有的生产关系。
但党并没有做出这样选择。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部分原因我们将在后面加以分析），党决定在所有的村庄里发动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被当作是一场道德戏剧性的行动，用来表现代表着“善”的革命力量与代表“恶”的阶级敌人之间的对抗。
党的这一选择导致了象韩丁（1966）的《翻身》这样的著作的出现。这本书自我表述为一个村庄里进行的阶级革命的写实记录，在那个村庄里，佃农起来反对本村的地主，雇农反对他们所熟识的富农。地主和富农被视为罪恶的和剥削成性的，不仅因为他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而且因为他们本人的邪恶意图和冷酷手段。与此同时，贫农和雇农都被描述为充满了阶级感情和革命热忱。
然而，从这本书自己提供的证据可以发现，在张村实际上只有一个佃农，并且没有在村地主。仔细检验，我们发现在张村的主要矛盾，与其说是阶级矛盾，不如说是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徒以及汉奸和爱国者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比较少见的具有天主教堂的村庄，也是一个目睹日本人和共产党对这一地带的残酷的争夺战的村庄。这导致了村庄内部非同寻常的尖锐和激烈的冲突——这些在韩丁那里都被当作了“阶级斗争”（韩丁，1966）。
在中国国内，关于村庄内阶级斗争的主题被多次以同样的形式反复讲述。其中最著名的一部，是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故事围绕着南水屯村（河北涿鹿县）的地主和“恶霸”钱文贵而逐次展开。但实际上，钱只有十亩土地 ，按照土地改革法的标准只能算是家境较好的中农。导致把他当作地主的原因不是他的阶级地位，而是他与其他村民糟透了的人际关系。但是革命建构宣称他的那些行为就等于他的阶级地位。象韩丁的《翻身》一样，这个故事也表明了在土改中，“地主”、“阶级敌人”这样的概念，主要是一个象征性和道德性的概念而不一定是个物质性范畴（丁，1949：8，451-3）。
共产党的政治决定,使土改变成要在每一个村庄和每一个农民身上演出的道德戏剧性阶级斗争，造成了要在每个村庄拟造阶级敌人的巨大压力，即使是按照党自己定的标准根本就没有地主的地方。当精确的阶级分析让位于简单的套用和普遍性的配额时，将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浮夸和梯升，把富农错划为地主，把中农错划为富农。并且，强制要求阶级利益和个人行为之间简单的一一对应。
土地革命的型式
土改的过程可以根据不同的阶段分为三种型式：第一种是1937年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时期的“老解放区”型式，第二种是1946年到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交战区的型式，第三种是建国后1949年到1952年的“新解放区”型式。每种型式都表现了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之间不同的关系。
老解放区，1937-1945
在老解放区，理论和行动表现得最为统一。因为党使用了“统一战线”的“减租减息”政策（地租减至37.5%、利息减至每月1.5%）和累进税制，而不是暴烈的阶级革命的方法，在村庄内部没有出现依照革命理论来制造阶级敌人的迫切压力。事实上，虽然没有村内的阶级斗争，但仅仅通过减息减租和对地主的高额税收、以及共产党提供的让贫农购买土地而成为中农的机会，老解放区就已经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社会均衡。例如，在柯鲁克的《十里埔》中，在许多贫农成为中农的同时，不在村地主傅新卖掉了自己100亩土地中的30亩（Crook and Crook, 1959: 49, 74ff）。
同样，在爱德华、弗莱德曼（Edward Friedman），鲍尔、匹克威茨（Paul Pickowicz），以及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研究的河北饶阳县“武功”（译音）村里，两个在村地主的财产，从36年的总共203亩减少到46年的76亩，与此同时，三户富农的土地从总共262亩减少到180亩。另一方面，贫农每户平均土地面积从0.9亩增加到2.2亩。这意味着，通过改革而做到实质性的社会均衡（Edward Friedman, Paul Pickowicz, and Mark Selden，1991：84，86）。
解放战争时期，1946-1949
在解放战争中，革命意识形态和农村社会现实之间的扭曲到达顶点。位于共产党和国民党发生拉据争夺的区域的村庄，不可避免地在战局的压力下发生村庄内部的激烈斗争和极端行动。从军事策略的角度来说，一个被阶级斗争分化成两极的村庄，更易于提供种种战争需要的资源。阶级划分因此成为解放战争的一种武器。指导阶级划分的，也因此不再是土地改革法中的详细规定，而是粗略的、由上级下达的定额划分。
我们可以看到，在武功村，表达建构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偏离是随着战局的激化而升级的。46年的“耕者有其田”运动中，村庄的阶级划分仍然与客观现实保持部分一致。有两户被划为地主，他们在36年时确实是地主，但是到了46年，按照严格标准他们只是富农，因为他们每人只有一个雇工。理论和现实的最大偏离发生在一年之后的土改激进主义之中，那时使用了按照上级分配的指标进行阶级划分的办法。其结果是，在这个有387户的村子里，有70户中农被划为富农并成为斗争对象（Friedman et al., 1991: 92-8）。这些行动在下一年被批评为“左倾冒进”。虽然如此，在每个村庄发动阶级斗争的基本决策是没有疑义的。作为武功村土改的最后一项活动，48年春演出了斗争地主的群众大会。因为没有真正的地主可斗，就用富农来顶替。而臭名昭著的“恶霸”“李迎洲”（译音）因为坐牢和折磨已经奄奄一息，于是用他的儿子“大林”来顶替。大林的腰被打断。
在这些行动当中，革命理论曾精心设置的封建主义的地主和资本主义的富农之间的区分被完全抹杀了。富农被简单地和地主归为一类，他们都是“阶级敌人”。更重要的是，同样在革命理论里被仔细讨论的划分阶级的物质基础，也让位于武断的定额与阶级标签。当然，这一武断并未消除阶级斗争的激烈和残酷（Friedman et al., 1991:105-6）。
《十里埔》也记录到了村庄内部同样的冒进。在“割封建主义尾巴”运动中，武装积极分子使用了狂热的标准：所有其父亲或祖父是地主或富农的人，都被认为长了必须“割去”的“尾巴”。按照这一标准，村中有78户中农被增加进斗争对象的名单中，这份名单由此从24人增加到超过100人，而这个村庄不过400户人家（Crook and Crook, 1959:130ff）。
同样的过程也发生在韩丁的张村。盛经和和“郭崇望”（译音），这两个在第一次阶级斗争中被划成的地主，其实应当属于富农或者是雇佣劳力的经营式农场主 。当郭逃跑后，他的哥哥“福望”（译音）被拉出来顶替，并被殴致死（Hinton, 1966: 29-32, 34, 131-8）。随着土改运动的激进程度的加剧，表达建构和客观现实之间的偏离也逐渐增大。尽管韩丁没有提供在冒进时期，被错划为富农的精确数字，但他描述了48年区分富农和中农的正确方法的一些细节。作为富农，其家庭收入的一半以上，必须来自“剥削他人的劳力”。韩丁认为，这一判断标准的正确应用，纠正了先前把中农错划为斗争对象的冒进运动（Hinton, 1966: 400-10）。韩丁提供的计算方法所造成的细微区分，对许多人来讲，实际意味着是成为革命阶级的盟友还是被打被杀的阶级敌人。
解放后，1949-1952
49年获得军事胜利后的土改变得比较有序和温和。然而，那种把一切新政权不喜欢的分子都划为同地主和富农一样的阶级斗争对象的倾向依然存在。这一倾向把那些严格说起来距地主和富农成分甚远的人也划进了斗争对象。在河北东北部的米厂村 ，四清中进行了阶级历史详细调查的216户中，共有11户在土改被划为地主、其他六户划为富农。实际上，没有一户纯粹靠出租土地收取租金过活，而这正是《土地改革法》对地主的法律定义。11户中的8户实际是富农，因为他们雇佣的劳动力超过了他们自身的投入，其余3户则雇佣劳力少于自身投入而实际是中农。
这11户中的7户，之所以被划为地主，主要是因为他们的与政治相关的活动，而不是他们的经济地位：一个是国民党党员；两个妇女的丈夫是国民党特务；一对兄妹的父亲也是国民党特务；还有一个赌徒，其兄是国民党特务，而他本人也众所周知地敌视共产主义；最后一个日军占领时作过村里的首领，他也反对共产党。对于这7个人来讲，“地主”一词，更多的是在政治意义上，而不是经济意义上使用的。
其余的4个人被错划的原因，更多地在于冒进的革命狂热而不是政治考虑。两个是寡妇，象其他华北农妇一样，她们没有下地干活。作为寡妇，她们只得雇人耕种自己的土地。其中一个还靠缝制衣服来贴补生活。她们被划为地主是因为村庄僵硬地执行了下面这一判断标准：那些不参加主要的农业劳动的户主便是地主。另两户实际上只是富农，因为雇佣了多于自己劳动投入。其中一个雇了一个半的劳力帮助耕种33亩地，另一个则雇人帮助耕种40亩。
6个被划为富农的人中，有5个其实是家境较好的中农。其中有兄弟三人，属于一个13人的家庭。全家分别[删掉“分别”]雇佣了一个全年的长工和工作5个月的短工来耕种70亩土地；另外两个也是兄弟，全家4人，雇了一个长工耕种79亩土地。因为这两个家庭投入生产的劳力都多于雇工，所以严格地讲，他们应该属于中农。但第一个家庭被划为富农，是由于三兄弟中的两个兼经商，所以比单纯耕作收入更多，而且大哥还是国民党党员。另一个家庭被划为富农的原因在于其中的一个兄弟是国民党党员，是被迫参加了某个国民党组织。第六个富农拥有50亩土地，一个雇工，他其实也应算作富裕中农，但他是个国民党党员。
土改中，米厂村召开了仪式性的群众斗争大会，虽然这些斗争会没有解放战争时期那么不分皂白、那么暴烈残酷。11个地主中的5个被“扫地出门”，他们的土地和房屋被全部没收，其中3个在斗争会上“被斗”。倒是没有一个人被杀掉，而且他们5个还分到了一些土地（每人2亩）和几间草房。剩余的6个地主，包括两名寡妇和那对年轻的兄妹，都获许保留自己的一点土地和小一部分房间。6名富农也受到同样的待遇。
在杰克、泡特（Jack Potter）和瑟尔密斯、泡特（Sulamith Potter，1990）研究的广东增步大队的卢家村，土改比米厂要残酷。有5个户主被划为地主恶霸。其中和国民党有联系两个被枪毙了。剩余的3个被关进了监狱。在附近的“塘边”村，一个拥有10亩耕地和1亩池塘的寡妇被划为地主，因为她依靠儿子和一个雇工，自己从不下地。在强加给她的重重压力下，她作出了自杀的选择。村干部事后谈及此事时充满了懊丧，但这已表明了即使在解放后，土改还是使用了暴力的（Potter and Potter, 1990: 49-51）。
在我调查的华阳桥村，没有一户符合《土地改革法》中地主和富农的标准；所有57户农民那时都仅是中农或贫农。但这里并没有象官方用词“和平土改”示意那么和平。意识形态的压力迫使村干部去寻找阶级敌人。结果曾经非法隐匿少量土地的中农陆关通被划为富农，成为阶级敌人。从此，陆在20几年里一次又一次地被斗争，直至79年这一错划被官方平反。另一个斗争对象是高永年，他按照任何标准都不可能被划为地主或富农，但由于他是个外来者而且脾气暴躁，于是成为村民的仇视对象（Huang，1990：167，276-7）。
关于阶级斗争的官方建构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偏离存在于多个层次。土改时的阶级斗争的主要舞台是村庄，但真正的大地主通常都是不在村地主，他们中的许多人完全逃过了阶级斗争。在村庄里面，那些被作为地主和富农进行斗争的人中，只有一部分符合《土地改革法》的划分标准。余下的数百万根本不应该但又确实被划为地主和富农的人，绝大多数是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激进阶段被当作斗争对象的。甚至在解放后更加有序的土改中，仍有很多人被错划被错斗。一些人被划为阶级敌人，并不是他们的阶级身份，而是因为他们的这些逾越规范的行为：参加或同情国民党，皈依外国宗教，当过汉奸，或者做过错事、坏事；另外一些错划分子，仅仅因为是被放逐的外来者或者是干部的对头，甚至仅仅因为运气不好，比如米厂村的寡妇，成为阶级划分标准的技术性失误的牺牲品。党的宏观结构分析在每一个具体村庄里的教条应用，产生了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之间的偏离。
此外，我们的证据表明，阶级位置和政治选择之间的关系，并不象共产党的建构和行动所认定并表现出来的那样简单。那些站在国民党一边的，并不必然是地主和富农，反倒常常是中农和其他阶级的农民。地主和富农同样并不必然支持国民党，正如米厂和塘边的无辜的寡妇，更不用说中共的许多领导人——富农毛泽东（Snow, 1938: 123-4）和地主邓小平（毛毛，1993：30）是其中最显著的代表。但是土改中使用的定额和阶级标签并没有给这些模糊提供相应的回旋余地。在极端的客观主义-结构主义观点中，阶级位置和政治选择的联系被认为必然是确切无疑的。
从意识形态到话语
一整代中国知识分子成批地参与了土地革命，他们组织工作队进入每一个村庄以推动土改在全国的进行。党的和非党的知识分子都积极参与这样一项努力：把革命理论应用到社会实践，并改造现实以符合意识形态的建构。到土改结束时，数百万的知识分子参与了这样的行动和思想：把“阶级”在马克思-列宁理论中的物质层面的意义，转化为在每一个村庄上演的善对恶的戏剧化斗争中的象征-道德意义。
正是在土改中，在没有物质基础的地方制造阶级斗争的方法得以广泛传播。也正是在这次革命中，阶级这个范畴不仅掌握了物质领域，而且控制了象征领域，革命行动进行时并未顾及表达现实与客观现实之间的不一致。由于党明显的成功，或许还因为他们自身对农村的陌生，城市知识分子们忽略了这一对客观现实的偏离。看起来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自愿参加了在农村的社会革命，同时他们也接受了官方的表达建构。通过戏剧、小说、电影、教科书、政治学习以及无所不在的官方报刊，这一代的语言和观念传递给了下一代。
这表明了官方意识形态变成了不仅仅是执政党的建构和宣传。知识分子通过积极参与土地革命的过程和虚构，把官方建构作为自己思想世界自愿调整的一部分。阶级分析的理论语言和对地主形象的革命描述已经成为一整代人使用的日常语言。官方意识形态从而成为了占据霸权地位的话语。
官方认可的农村阶级斗争话语，不仅成为阶级话语中的主导，而且统治了整个政治/文化生活中的所有话语。直到文革结束之时（期间只有在大跃进之后出现过一段短暂的回潮），政治一直主导着所有的生活领域，而在政治话语中，阶级话语又占据着最突出的地位。它成为这一阶段里几乎所有群众运动的引导力量：从土改到三反五反，从社会主义改造到反右运动，直到最后的作为文化大革命前奏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文革中，主导性的标语是毛泽东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
阶级、阶级身份、阶级斗争、阶级敌人、斗争对象这些术语完全渗透进了标准的日常语言。在这个纷杂的世界里，生产关系分析中的细微标准已经不复存在。所有革命中的敌人都被合并成阶级敌人这个单一范畴，他们代表了旧社会所有的罪恶。在如此混乱的实践中，发展出了关于阶级敌人的四种类型（“四类分子”）的惯用语：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即罪犯）。 在这样的惯用语中，作为人民的敌人，阶级敌人的危恶性要大于罪犯。这些惯用语成为文革中主要的战斗口号。
无论斗争目标是党外的老阶级敌人，还是党内的“走资派”这种新阶级敌人，文革中使用的语言、思想、甚至行动的仪式，许多都是从土改那里借用来的。文革积极分子思考和谈话时使用的语言（“四类分子”或者是“黑五类”）、识别斗争对象，在开群众斗争大会时，给斗争对象扣上高帽，在他们胸前贴上标语，公开地侮辱、殴打，等等。这些都是土改中使用过的技术 。
这些行动更直接地继承了农村土地革命、而不是城市的五反和社会主义改造等运动的遗产。民族资产阶级受到了不同于地主和富农这样的阶级敌人的区别对待。作为理论上属于部分进步的力量，民族资产阶级属于“新民主主义”联盟中的一个阶级，所以他们不是暴力阶级斗争的对象（毛，1940）。在1952年针对中国工业和商业资本主义的五反运动中，指导方针是把资本家区分为守法的和违法的两种。后者被希望不超过总数的5%。实际上，中国六大区（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和西南）各个城市的数据摘要表明，在被调查的总数为999，707个企业和企业主中，只有1，509受到了法律的惩罚（薄一波，1993，第一卷，173，178）。其余的多数将收到自己持有的股票和债券为期十年、年息5%的分红。换言之，资本家们被贴上了不同的标签，从而与地、富、反、坏区分开来。
象阶级敌人那样对待走资派并发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来攻击他们，是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发明。这一运动被官方称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等同是从早期那种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一种进步力量的观点的一次概念飞跃。后来人们看到，这一飞跃把文革的斗争目标和土改的斗争目标联系起来，换句话说，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旧封建主义阶级敌人联系起来。这一联系将为文革中泛滥的暴力提供正当性。
作为前奏的四清
从这个角度考虑，我们是应该把四清看作文革的前奏的。尽管文革基本发生于城市，但它与被称为“第二次土改”、旨在重新发动十几年前的土改中的阶级斗争的四清（清理思想、清理识形态、清理组织、清理经济）运动密切相关。 1965年30名城市学生“下”到华阳公社，组织新一次的反对阶级敌人的阶级斗争。在华阳桥村，这一轮新的斗争意味着象陆关通和高永年这样在土改中被错划的阶级敌人，又再一次当作替罪羊。陆在群众大会上被迫“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同时，高却拒绝在压力下屈服）（Huang，1990：276-7）。
在米厂村，也发生了同一性质的土地革命复苏。为了借用土改的具体方法，北京来的大学生们对全村每一户都进行了系统的再调查，以卓越的准确性重构了土改以前村民祖先三代的阶级历史，并澄清了所有在土改中被划为阶级敌人的罪行和阶级基础。
在其他地方，土改阶级斗争的复苏是和反对村干部的斗争融为一体的。在Anita Chan， 赵文词（Richard Madsen）和安戈（Jonathan Unger）所研究的广东陈村，由13个人组成的工作队向农民宣传毛的战斗口号“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指出这四类阶级敌人仍然遍布周围，会用隐蔽的手段来影响干部的行为。余下的几个月里，工作队把“矛头”同时指向旧阶级敌人和村庄干部。为了动员村民并使自己在阶级斗争中受到教育，工作队系统调查了村中每一户的阶级背景，利用从贫农那里收集来的反对干部的信息，强迫干部们接受不断的“背靠背”调查。然后按照土改中的形式举行“面对面”的斗争大会。展开预先安排并由青年积极分子领导的“诉苦”斗争（Chan et al., 1984: 47, 71-3, 随处可见）。
在北京郊区的小红门村，同样出现了外面来的工作队发动的针对新老阶级敌人的斗争。乐黛云的经历可以描述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和话语对知识分子思维的统治程度。乐本人就是几年以前的反右运动的受害者，但她仍然自愿参加了工作队，并坚信正义在工作队手中。在她的意识中，村干部已经腐败，亟需四清运动的清洗；老阶级敌人依然在悄悄放毒。乐在收集一个“一贯道”会社头目的遗孀的黑材料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乐先和她一同劳动以换取她的信任。根据乐黛云提供的材料，那个寡妇被迫认罪并表示忏悔（Yue and Wakeman，1985：133-44）。乐黛云之所以可以接受这一切并积极参与，也许是因为她和真实的农村生活的疏离。具有讽刺意味和悲剧色彩的是，不久之后，乐本人就成为了同样的思想和同样的方法的受害者。
薄一波在他著名的对党的重大决定（他参与了其中的绝大多数）的回忆录中写到，四清运动中，每一个县都发动了将近一万名干部、教师和学生与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以推动这次群众阶级斗争（119-20，1135-6）。在党的高层，毛泽东和刘少奇存在着不同认识：当毛坚持把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分子和老阶级敌人时，刘认为运动的目标应当针对那些“四不清”的干部，并且不能混淆“人民内部矛盾”（意味着和平的结局）和“敌我矛盾”（这必然意味着暴力的出现）的差别（薄，1993，第二卷：1131）。这一运动的冒进，薄回忆到，“许多基层干部和一些群众受到错误的打击和对待”（ 薄，1993，第二卷：1136）。
正是毛本人明确地把新的“上面的阶级敌人”（如，乡村干部）和老的“下面的阶级敌人”联系在一起。为了赋予“下面的阶级敌人”以实际的内容，毛号召揭发那些土改中被遗漏的阶级敌人；四清运动将系统地调查那些土改中的“漏划”分子（薄，1993，第二卷：1131）。这些指示向诸如在华阳桥、米厂、陈村和小红门村的工作队员那样的积极分子提供了充足的正当性。通过这种方式，城市中第二代受教育者直接体验到了土地改革和阶级斗争。
那时，那些四类分子早就长期沦为无权无势的可怜角色。他们成为新一轮替罪羊的不幸遭遇，尽管是人为造成的，仍然向这一半真实、半虚构的话语提供了一种真实的面目。反对目前的当权派很难与阶级斗争等同起来。但是，当毛把反对当权派与对老阶级敌人的斗争联系在一起时，就可以把反对自己敌手的政治斗争转化为阶级斗争。而对那些手无寸铁的替罪羊的折磨和反对当权派的行动的结合方式，成为了文革的普遍现象。
农村的文化革命
与发生在城镇中的文化革命相比，农村中的文革只是一种附属运动。在华阳桥村，陆关通再一次被调查，这一次是来自附近村庄的年轻人组成的“红卫兵”。他的房屋被搜查，好家具被没收，猪被卖掉，前门也被卸走。他自己被反绑双手，头戴高帽，颈挎黑牌，在寒风中游街三个小时。他又被连日审讯，要他再次承认那些罪行。最终，他入狱四年。甚至在他被释放后，他还和那另一个“阶级敌人”高永年被“监督劳动”，这意味着他必须第一个上工，最后一个下工，甚至在别人休息时还要劳动，而且只能得到9个工分，而不是别人的10个。未经生产队领导的批准，他不能外出。这一惩罚持续到79年，直到错误强加给他的阶级标签被彻底平反（Huang，1990：276-8）。
除了陆和高再一次受到牵连，华阳桥村在文革中并没有发生更多的不幸。暴力斗争主要发生在村以上，首先是镇上的公社，然后扩展到松江县县府。农民最直接关心的生产队的领导没有受到真正的冲击，所以绝大多数的农民（除了那些老阶级敌人）远离了发生在更高行政等级和城市中的政治风暴。农民受文革的冲击不大，文革的主要行动在四清后已经转移到了城市。
陈村的老阶级敌人同样再次被揪了出来。红卫兵在地主和富农的家里搜寻封建材料和可能参加颠覆活动的证据。他们拿走了阶级敌人的家具、珠宝、衣服和现金（Chan et al., 1984: 118）。两年后，在“清理阶级成分”的运动中，再一次举行了对老阶级敌人的群众斗争大会，这一次斗争对象新增加了六个不受欢迎的村民，他们都是老对象们的亲戚（Chan et al., 1984: 162-7）。
陈村情况由于一些退学的城市知识青年的出现而变得复杂起来。他们领导了对大队支书“陈庆发”（译音）的攻击，诱发了支书和生产队领导“陈龙勇”（译音）之间漫长而复杂的权力斗争。甚至在这里，生产队和普通农民仍然保持了对文革中发生的事情的疏离状态；最集中的斗争发生在公社及其以上（Chan et al., 1984）。
在庞大的增步大队（此村后来建镇），暴力斗争同样主要发生在自然村庄以上的大队一级。生产队和大多数群众对此保持漠然。文革并没有在农村产生象城市那样的彻底的崩溃和骚乱。（Potter and Potter, 1990: 83-94, 279-80）。
文化革命中的表达主义政治
在城市中，阶级斗争话语的力量和影响在十年文革中达到顶峰。阶级斗争的主题控制了所有的文化生活：从文学家、艺术家到历史学家和学者，从官方通讯社到日常交谈，从国家法律到个人对配偶和朋友的选择，等等、等等。旧有的传统和态度被人们以创造革命新文化的名义抛弃。
但是阶级斗争的霸权文化是建立在表达性现实和客观性现实之间不断扩大的鸿沟之上的。那些农村里面的、被想象成威胁革命的老阶级敌人们，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群手无寸铁、一次又一次被斗的替罪羊。根本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意义上封建地主和富农存在的物质基础。对于资产阶级敌人，因为他们的财产在十年以前就已经国有化，所以他们也丧失了自身存在的物质基础。甚至连资本主义右倾分子，也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从有影响力的重要岗位清除出去。唯一可以想象的新资产阶级敌人的客观基础，是那些身居高位、享受特权的当权者。但文革的目标并不是所有的当权派，而只是那些被认为是反对毛并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这就使得阶级成了一个完全由政治态度决定、和任何物质基础无关的东西。于是，对于以假定的无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阶级敌人的阶级斗争作动力的文革来讲，其表达现实的古怪建构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一建构的结果可以称为表达主义的政治。因为除了以往运动中遗留下来的旧标签之外，现实中并不存在这样的阶级位置，故而真正起作用的只是政治态度和行为。又因为在文革群众斗争的背景下，一个人的政治态度主要由别人的感知而决定，所有最后真正起作用的是一个人的政治态度表达方式。区别资本主义敌人和社会主义朋友的唯一标准仅仅在于表达。
土改中尽管出现了表达建构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偏离，但依然存在着判断表达的客观检验：阶级范畴植根于物质财产关系，而这一关系在《土地改革法》中是得到客观定义的。依据这一客观标准可以纠正那些错贴的标签。表达现实保持着与客观现实的联系并受到后者的检验。
但文革并非如此。表达现实和客观现实之间的联系被割裂了。成为阶级敌人的后果和土改时期一样严重，并且其遭遇比社会主义改造和反右运动中更为可怕。文革的真正悲剧在于模糊的表达主义政治与土改的暴力手段的结合。
随着文革愈演愈烈，表达现实和客观现实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怀疑和反抗出现了。在知识分子之中，存在着用近乎于西方的北京观察家们使用的方式，对中央的权力角逐进行永无休止的猜测和推想的习惯。那种分析当然具有宫廷秘史的魅力，但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这种交谈也显示对官方高调表达建构的批评和怀疑，因为它把社会主义政治简化为几十个人对权力的操纵。
在农民中，反抗的一种表现是继续保持着方言和官方语言之间的区别。对许多农民来说，官话就是官话，虽然官方将其称为“普通话”。通过我对华阳桥村的调查，农民的方言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相对于阶级话语的独立。连“地主”、“富农”、“阶级斗争”这样人们经常在官方话语挂在口头的术语，在农民相互交谈的方言中也不具备多少含义，就更不用提 “生产关系”、“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样更为抽象的术语了。阶级话语中的抽象范畴常常与诸如陆关通和高永年这样的具体个人联系起来。对于后者，村民们承认他是个“硬骨头”，意指不在群众斗争的压力目前屈服。这一形容本身就有反对官方建构表达的意味（Huang，1990：276-7）。
一些城里人利用不同的角色来对付不一致的现实。在文革之前，国家对消息的传播已经分级控制：哪些是向国外报道的，哪些是向国内普通民众宣传的，哪些是内部文件和内部消息，哪些是国家机密。在这样的控制系统之中，许多人已经习惯了在话语的世界里按不同的层次行事和思考。一些人在每一层的现实中分别表现出不同的面目，这和传统中长期存在的各种“面子”与真实的个人之间的区分异曲同工。一个人可以以一种角色参加政治学习或开会，而在自己的生活中又以另外一种样子出现。在文革中，这种使用多重角色的做法成为了在政治风暴中维持物理和心理生存的方法之一。
这种多重角色的方法在各个层面之间没有直接冲突的情况之下是可以维持的。对于城市知识分子来说，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因为他们比较远离真正的农村生活，他们可以比农民容易在农村阶级斗争不同层面的现实之间保持一致，或至少是保持无动于衷。但是文革中造成了官方正统建构的现实和人们感受到的现实之间前所未有的巨大偏差。文革是这样一个运动，它既带来了个人政治生活对私人生活的侵犯，又导致了政治创造的现实对人们精心保留在内心深处的侵犯；毕竟，这一运动的目标不是人们的物质存在，而是他们的精神世界的表达方式。当不同层次的现实之间以及人们精心保护的自己的不同角色之间发生直接冲突时，巨大的精神压力就随之产生了。最极端的例子或许是，一个人迫于阶级斗争的政治压力，去攻击他/她所钟爱的人。
是否是这样：推动文革的动力，在阶级斗争的政治狂热之上，更是不同层次的现实之间的冲突的加剧？无辜而轻信的青年们的天生狂热常常很容易变相为极度的愤世嫉俗。官方话语让位于虚无主义的怀疑。官方建构的现实与人们实际感知到的现实之间的冲突以及个人需要扮演的不同角色之间的矛盾，造成了文革中一些最令人感伤和最悲剧化的结果。从这一点来看，首先出现于土改的关于农村阶级斗争表达性现实和客观性现实矛盾，正是在文革作出最终的演现。
文革的阶级斗争话语被“实事求是”所取代并不是偶然的。实事求是的意义要远远超过单纯的经验主义。“实事”意味着相对于虚假的真实，“求是”则是要“辩明是非”。实事求是成为文革之后的主要口号这一事实，表明了人们对文革中表达性现实和客观性现实之间裂缝的深刻反省。实事求是要求表达现实与客观现实的重新同一。
对文革的学术研究
利益群体和政治派别的分析为我们了解文革作出了不少贡献（比如，Lee, 1978）。这些分析范畴容易为西方读者接受因为它们是西方学术惯用的概念。
但是，对于文革这样独特的现象，我们必须对这种对易于理解的西方社会科学范畴的过多依赖提出质疑。利益政治学的前提假设是存在着社会与国家的对立。譬如，工人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反抗统治政权。我曾经指出（Huang，1993），这一国家和社会的对立在中国的政治思想中几乎不存在。文革中的群众运动非常不同于西方社会科学设想的利益群体的政治行动。文革的群众运动，尽管在某种程度带有利益群体的色彩，是响应了一个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的号召而行动的（而不是反抗国家政权的）。同时，文革的群众运动是以狂乱的暴力和对一些人的无情折磨为特点的，而这一特点则很难为利益政治和政治派别主义所解释。实际上，它们提供的解释将无意间起到一种粉饰这一历史现象的作用。在我看来，文革暴露了传统的西方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分析的局限。
一个有效的替代性视角强调了毛的克里斯马性角色，以及他的年轻追随者的几近宗教式的狂热。比如，张戎（Chang Jung 1991）在她的自传体小说中，记录了“对毛的崇拜”在易受影响但又富于反抗精神的青少年身上的不可思议的影响。尽管泡特们的研究（1990：尤其见第四、第十四章）集中于农村，但他们尝试性地把文革比作了一场宗教复兴运动。这些分析捕捉到了文革的某些理想主义。但他们没有解释，象乐黛云这样世故的城市知识分子，至少在某一段时间内，自愿参与向手无寸铁的弱者施加罪名的运动时，他们的这种自愿的复杂性。最重要的是，他们并没有着手探讨文革所导致的虚伪和对之的强烈反感。
我强调阶级斗争的霸权话语的目的，在于解释那些甚至是老于事故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自愿参与，以及这一运动的暴力特征。另一方面，话语和实践之间的脱节，暴露了表达主义政治的话语、随之而来的误用、以及对文革不断增长的觉悟。最终，文革的特征不仅表现在它的理想，而且表现在它的虚伪。
结论
以往的学术对表达和实践、结构和主体以及解放前和解放后中国的大量研究，都是分开进行的，并且认为它们之间也是分离的。我们认真分析了每一个单独的维度，却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关联。这样做，使我们看不到这些维度相互作用后出现的一些重要现象。
土改的实践并不是简单地依据村庄的客观结构。无论是在主体还是结构层面，都是由表达来完成客观行动和客观结构之间的中介作用的。共产党保持着阶级区分存在于每一个村庄的幻象。其选择的政策是在每一个村庄发动类似于善恶相对的道德戏剧表演的阶级斗争，并试图动员所有的农民和城市知识分子来支持党的决定。党建立了一套用以塑造人们思想和行动的意识形态来实现这一目的。
在学术研究中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党的这一决定，在推动阶级斗争升级成为霸权话语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城市知识分子参与到农村阶级斗争中来，党把阶级斗争的官方意识形态转化为一整代人的行动话语。此后，通过动员第二代知识分子参加等同于第二次土改的四清运动，党内的毛分子重新激活了阶级斗争话语，并使之成为了文革的霸权话语。这些现象可以回溯到城市知识分子对村庄内的阶级斗争的参与。
党的这一政策选择同样诱发了表达和实践之间偏离的加剧。许多村庄实际上并没有符合客观标准的阶级敌人。党坚持在每一个村庄发动一场阶级革命的作法，导致了阶级范畴的误用：将所有反对革命的人都贴上阶级敌人的标签，把个人的政治选择简单地等同于他的阶级位置，甚至在根本没有阶级敌人的地方制造阶级敌人，并且诉诸仪式化的群众斗争大会。这些实践成为新革命文化的一部分，后来在文革中发展到了极端。
至于那些被动员参加土改的知识分子，党所建构的表达现实和客观现实之间的偏差，由于下面的原因而被他们容纳了：党在宏观层次获得的巨大成功、这些偏差并没有象在文革中那么明显、或者因为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远离农村实际生活。无论如何，土改中出现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都自愿地使用阶级斗争的革命话语。
在十几年后四清运动的第二次土改中，表达和现实之间的距离加大了，因为几乎所有的阶级敌人早已经成为任人宰割的受罪羊。但是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被鼓励把他们头脑中的旧阶级敌人和那些当权者中假定的新阶级敌人联系起来。这一联系在一方面使得人们把反对当权者的造反被当作了阶级斗争，在另一方面，人们又把再次折磨那些可怜的老阶级敌人当作富于政治意义和政治勇气的行动。“阶级斗争”的霸权力量令绝大多数的第二代知识分子同样自愿使用阶级斗争话语，而这一话语已经又远离了客观现实一步。
正是在文革中，表达现实和客观现实之间的距离变得如此遥远和如此明显，以至于导致了阶级斗争话语的整个崩溃。不分皂白地攻击无辜者并普遍使用残暴手段，最终只能产生人们的虚伪心态或强烈反感。当阶级和阶级斗争越来越脱离现实之时，它们也越来越成为仅仅是官方通讯社制造的空洞口号，只被充满怀疑的人们挂在口头。随着毛的去世和“四人帮”的倒台，阶级斗争话语背后的权威消失了，于是，这一曾经完全统治了中国人民生活的话语突然地完全崩溃了。
我认为很少人会不同意我的第一层判断：土改的性质及其与村庄客观现实的距离，还有阶级斗争话语和意识形态的霸权的出现。许多人或许还会同意我在土改和文革之间建立的联系：语言、仪式和精神习惯，还有通过两次规模巨大的农村社会运动所生产的两代知识分子。
我还试图揭露表达性现实和客观性现实之间的不断增加的距离。这一距离形成了文化革命中的表达主义政治的背景，远离客观现实的表达成为划分阶级、阶级斗争的唯一标准。然而，阶级斗争中的暴力倾向并没有因为阶级标签的不确定性而减轻。结果是许多无辜的人惨遭不幸。甚至超出了阶级斗争狂热，文革中表达现实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偏离达到了最高峰。我们需要理解的不仅是那些对霸权话语和一个克里斯马角色的盲从，而且还要理解被这一运动所引发的矛盾、深刻的反思和反感。这也就是文革为什么不仅标志着阶级斗争和霸权话语的高峰，而且也是它的崩溃的前兆。这也就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被“实事求是”所替代的原因。
附录（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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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英文原作载Modern China, 21.1(1995年1月)：105－43。国内“国外社会学”1998.5有翻译版，但错误颇多。现经作者重新校阅修改，应基本准确，但因是翻译稿，文字未能达到原作水平，尚请国内读者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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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December 14, 2009
奥巴马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上的讲话
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发布(2009年12月10日)
奥巴马总统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上的讲话
挪威奥斯陆市政大厅 中欧时间下午1：44
总统：国王和王后陛下，各位殿下，杰出的挪威诺贝尔委员会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委员，美国公民及全世界公民们：
获此殊荣，我深怀感激并深表谦恭。这个奖表达出我们的最高理想——尽管这个世界存在种种凶残困苦，但我们并不任命运摆布。我们的行动是有作用的，能够推动历史向正义方向发展。
不过，如果不坦承你们这项厚爱有加的决定所引起的相当激烈的争议，那我就有失疏忽了。（笑声）其中部分原因是，我在世界舞台上的奋斗才刚刚开始，而不是接近尾声。与曾经获此殊荣的一些历史巨人相比——史怀哲（Schweitzer）和马丁·路德·金(King)；马歇尔(Marshall)和曼德拉(Mandela)——我的成就微不足道。还有全世界为追求正义而遭到监禁和殴打的男女志士；那些为减轻苦难而在人道组织中艰辛工作的人；那千百万默默无闻地以充满勇气和关爱的无声行动让最悲观的愤世嫉俗者也受到感召的人们。我绝不反驳那些认为这样的男女志士——有些知名，有些只为他们所帮助的对象所知——远比我有资格获此殊荣的看法。
但与我获奖有关的最深层的问题可能在于我是一个正打着两场战争的国家的三军统帅。其中一场战争已接近尾声。另一场并非是美国挑起的冲突；有包括挪威在内的42个国家在与我们共同努力，为的是保护我们及其他所有国家不再遭受攻击。
然而，我们仍处在战争时期，是我派遣成千上万名美国年轻人远赴战场。有些人要杀射，有些人要被杀射。因此，我是带着对武装冲突的代价的敏锐感觉来到这里的——心中充满有关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以及我们为用和平取代战争而努力的难题。
而这些问题并不新鲜。战争，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随着人类的诞生而出现。在历史初期，战争的道义性无人质疑；它是如同干旱或疾病一样的现实——是各个部落以及后来的各种文明谋求权力和解决分歧的方式。
后来，随着旨在控制群体内部暴力的规范的出现，哲学家、宗教领袖和政治家也纷纷致力于用条文限制战争的破坏力。“正义战争”的概念由此形成，亦即认为，在符合以下几个具体条件时，战争是正义的：如果战争是最后手段或是为自我防御；如果武力程度适当；以及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不对平民使用暴力。
当然，我们都知道，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这种“正义战争”的概念鲜被理会。人类显然有无穷的能力不断想出新的方式相互残杀，同样也有无穷的能力毫不怜惜那些外貌不同或信仰不同的人。军队之间的战争变成国家间的战争——模糊了战斗人员与平民界线的全面战争。这种战争大屠杀曾在30年内两度侵吞这块大陆。虽然难以设想还有什么比击败第三帝国（Third Reich）和轴心国（Axis powers）更正义的事业，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的平民总数超过了战死疆场的军人。
在这种毁灭之后，并且随着核时代的到来，战胜者与战败者同样清楚地认识到，这个世界需要有防止另一次世界大战的机制。为此，在美国参议院拒绝接受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四分之一世纪后——而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正因为提出成立国联的设想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美国带动世界建起维护和平的体制：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和联合国，对发动战争的规范，以及保护人
权、防止种族灭绝大屠杀和限制最危险武器的各项条约。
这些努力在很多方面获得了成功。不错，可怕的战争仍然发生，种种暴行依然出现，但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爆发。冷战以兴高采烈的人群推倒一堵墙而告结束；商贸将世界大片地区紧密连在了一起；数十亿人口摆脱了贫困；自由、自决、平等和法治的理想断断续续地向前推进。我们是先辈们的坚韧精神和远大目光的继承人，这是我自己的国家有理由为之感到骄傲的业绩。
然而，在进入新世纪已10年之际，这一旧有的架构正在越来越难撑新生威胁的重压。世界或许不再为两个超级核大国之间可能发生战争而颤栗，但核扩散可能会增加发生巨大灾难的危险。恐怖主义一贯是一种手段，但现代技术会使少数怒火超量的小人以可怕的规模残杀无辜。
而且，国与国的战争正在日益被国家内部的战争所取代。民族和宗派冲突的重新抬头、分离主义运动、叛乱活动和失控国家的增加，都越来越将平民困于无休止的动乱中。在今天的战争中，平民的死亡大大超过军人；埋下未来冲突的种子；破坏经济；摧毁公民社会；形成大批难民；使儿童遭受创伤。
我今天没有带来对战争问题的决定性解决办法。但我确知，应对这些挑战要求具有几十年前那些英勇无畏的前辈所具有的远见、勤劳和坚韧不拔。这需要我们从新的角度思考正义战争的含义和正义和平的必备条件。
我们必须首先承认这个严峻的现实：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不会根除暴力冲突。会有一些时候，国家——不论是单独或共同行动——发现使用武力不仅必要，而且为道义所需。
我说这番话时并没有忘记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多年前在这同一仪式上说过的话：“暴力永远不会带来持久和平。它解决不了社会问题：只会制造新的、更复杂的问题”。我站在这里，作为金博士毕生奋斗的直接受益者，就是对非暴力的道义力量的活见证。我知道在甘地（Gandhi）和马丁·路德·金的信念与人生中，绝无软弱——绝无消极——绝无天真。
但是，作为宣誓保卫自己国家的一国元首，我不能只以他们的榜样为指南。我面对的世界是现实的世界，我不能面对美国人民遭到的威胁无动于衷。因为，切莫误会：邪恶在世界上确实存在。一场非暴力运动不可能阻止希特勒的军队。谈判不能说服基地（al Qaeda）组织的头目放下武器。说武力有时是必要的并不是让大家变得愤世嫉俗——这是承认历史；是人类的不完美和情理的限度。
我说起这一点，我以这一点开头，因为今天在许多国家，对军事行动，不管出于什么理由，都存在一种深深的矛盾心理。有时候，这种矛盾又掺杂着对美国，这个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的一种反射性的不信任。
但世人必须记住，不简单地是因为国际体制——不只是条约和宣言——才给二战后的世界带来稳定。不管我们犯了多少错误，一个明白的事实是：美利坚合众国在60多年里，以自己公民的鲜血和军力，帮助维护和保证了世界的安全。我们的男女军人的贡献与牺牲促进了从德国到韩国的和平与繁荣，使民主能在像巴尔干这样的地方扎根。我们承受这些重负并不是因为我们谋求强加我们的意志。我们这样做是出于开化的自身利益——因为我们为我们的子子孙孙追求更美好的未来。我们相信如果别人的子子孙孙能生活在自由和繁荣中，他们的生活会更好。
所以，是的，战争的手段确实在保卫和平中具有作用。但这个事实必须同另一个事实共存——不管理由多么正当，战争导致人间悲剧。军人的勇敢和牺牲无比光荣，表达了对国家、事业、战友的忠诚。但战争本身决不光荣，我们决不能如此宣扬。
因此，我们面对的挑战部分来自于调和这两个看似不可调和的事实——战争有时必要，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类愚蠢的表现。具体说，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努力放在肯尼迪总统（Kennedy）很久以前所指出的使命上。他说：“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更实际，更能取得的和平上，这种和平不是基于人类本性的突发革命，而是基于人类体制的逐渐演进。”
这种演进可能具有何种形式？哪些可能是切实可行的步骤？
首先，我认为所有国家，无论强弱，都必须遵循对使用武力的规范。与任何国家元首一样，我保留在必要时采取单边行动保卫自己国家的权利。然而，我确信遵循标准——国际标准——的国家更有力量，而那些不遵循标准的国家会陷于孤立，并且被削弱。
“9.11”之后，全世界团结一致，与美国站在一起，并在今天继续支持我们在阿富汗的努力，这是滥杀无辜的残忍与公认的自卫原则使然。同样，当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入侵科威特时，世界也认识到必须与其抗衡。这一共识发出的清晰信息是：侵略必须付出代价。
另外，美国──以及任何国家──都不能在自己拒绝遵守规则时要求别人遵守规则。如果我们不以身作则，我们的行动就会表现为专横武断，使未来进行干预的合理性受到影响，无论理由多么充足。
当军事行动的目的超越了自卫或帮助某一国抵抗侵略者的防卫行动时，这一点变得尤其重要。我们大家都越来越多地面对棘手的问题：如何防止一国政府屠杀本国的平民？如何制止一场其暴行和所导致的痛苦会殃及整个地区的内战?
我认为，基于人道理由的武力是正当的，例如在巴尔干地区或饱经战乱的其他地区。不采取行动不仅折磨我们的良心，还会导致未来以更高的代价进行干预。因此，所有负责任的国家都必须相信使命明确的军事行动所能够发挥的维护和平作用。
美国将矢志不渝地致力于确保全球安全。然而，在这个威胁日益蔓延、使命日趋复杂的世界里，美国不能独自行动。美国独自行动不能带来和平。在阿富汗如此，在恐怖主义和海盗伴随饥荒肆虐、人民受苦受难的索马里等政府失控的国家也是如此。不幸的是，这种状况在今后岁月里会继续存在于动荡地区。
在阿富汗，北约国家以及其他友邦和盟国的领导人和军人以自身能力和勇气证实了上述论断。可是，在许多国家中，奉献者作出的努力与公众的矛盾心理之间存在脱节。我理解战争不受欢迎的原因，但我也知道：单凭向往和平的美好意愿很少能够带来和平。和平需要承担责任。和平需要作出牺牲。这是继续不能没有北约的原因。这是我们必须加强联合国及地区维和行动，不能将此重任推卸给少数几个国家的原因。因此，无论是在奥斯陆或罗马、渥太华或悉尼、达卡或基加利，我们都对那些完成维和行动与海外培训任务归来的军人给予极大的荣誉，因为他们不是战争制造者，而是和平缔造者。
请允许我对使用武力的问题最后再说明一点。即使我们对出兵参战一事作出了艰难的决定，我们还必须认真考虑我们如何参加作战。诺贝尔委员会在向亨利·杜南（Henry Dunant）颁发第一个和平奖时认识到这一点。亨利·杜南是红十字会（Red Cross）创始人、《日内瓦公约》（Geneva Conventions）的幕后推动力量。
凡有必要使用武力的地方，我们出于道义与战略上的考虑，需要受某些行为准则的制约。即使我们遇到不遵守任何规则的邪恶对手，我认为美利坚合众国也必须一如既往成为遵守战争规范的楷模。这就是我们区别于作战对手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力量的源泉。这就是我禁止酷刑的原因。这就是我下令关闭关塔那摩湾监狱的原因。这就是我重申美国坚决遵守《日内瓦公约》的原因。我们为保卫自己的理想而战，如果我们放弃这些理想，我们就会自取其咎。（掌声）我们维护——我们维护这些理想，不论如何顺利，也不论如何艰难，都对这些理想恪守不渝。
我刚才比较详细地谈到我们在选择出兵参战之际，必须深思熟虑的问题。现在让我转而谈一谈我们为避免这类悲剧性的选择进行的努力，谈一谈我们维护正义和缔造持久和平的三个途径。
首先，对于那些不遵守规则和法律的国家，我认为我们必须采取一些除武力之外的其他方式，但需要有足以改变其行为方式的强硬措施——因为如果我们希望实现持久和平，那么国际社会说的话必须算数。不遵守规则的国家必须承担责任。各种制裁必须迫使对方付出实际的代价。如果拒不悔改，则必须施加更大的压力借以抗衡——全世界只有通力合作才有可能施加这样的压力。
举例来说，努力防止核武器扩散，争取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是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上世纪中叶，各国同意受一项条约的约束，其内容十分明确：各国都可以和平使用核能；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将不谋求核武器；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将努力裁减核军备。我坚决支持这项条约。这是我采取的外交政策的核心。我正与梅德韦杰夫（Medvedev）总统为削减美国和俄罗斯的核军备进行合作。
但我们大家也都有责任坚决不允许伊朗和北韩等国家玩弄这个制度。声称尊重国际法的人不能在这些法律遭到践踏时视而不见。关心自己安全的人无法忽视中东或东亚地区军备竞赛的危险。希望和平的人不可在一些国家为发动核战争建立军备时袖手旁观。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那些违反国际法，残酷压榨本国人民的人。当达尔富尔地区出现种族大屠杀，当刚果发生层出不穷的强奸事件，当缅甸采取镇压行动的时候——必然会产生后果。是的，会进行接触，也会有外交行动——但当这些做法无法奏效时，必然会产生后果。我们如果更密切地合作，就很少有必要在武装干预和纵容专制压迫之间进行选择。
这就关系到我要讲的第二点——我们所寻求的和平的性质。和平并不仅仅意味着没有可见的冲突，只有基于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和尊严正义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持久和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正是这种真知灼见给了《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的起草者们以动力。在巨大的灾难之后，他们意识到，如果人权得不到保护，那么和平只是空洞的承诺。
但是，人权宣言被漠视的状况屡见不鲜。某些国家将人权原则是西方原则、与当地文化格格不入、不符合国家发展阶段等作为不维护人权的不实借口。在美国，那些自称为现实主义者或理想主义者的人之间，长期以来也存在矛盾——它代表着在狭隘地谋求利益与无休止地在全世界推行我们的价值观之间的僵化选择。
我拒绝这些选择。我认为，在那些公民无权自由发表意见或按照自己的意愿信教、不能选择自己的领导人或自由集会的地方，和平是不稳定的。被压抑的不满情绪会激起怨恨，压制部族和宗教的认同可能引发暴力反抗。我们也知道其实相反的情况。欧洲在赢得自由之后才最终享有和平。美国从来没有同民主国家交战，我们最亲密的友邦也都是保护其公民权利的政府。不管多么苛刻地界定，压制人的理想不会有利于美国的利益，也不会有利于世界的利益。
因此，即使在我们尊重不同国家的独特文化和传统的同时，美国仍将一如既往地为这些全人类共同的理想而大声疾呼。我们将为昂山素季（Aung Sang Suu Kyi）那样具有沉静尊严的改革者见证；为不惧殴打而参加投票的津巴布韦人的勇气见证；为成千上万名在伊朗街头默默游行的人见证。这些都说明，那些政府的领导人对本国人民的理想的畏惧甚于任何其他国家的力量。全世界所有自由的人民和自由的国家都有责任明确宣告，我们站在这些行动——希望和历史的行动——的一边。
我还要这样说：促进人权不能仅限于规劝告诫。有时还必须辅以艰苦的外交努力。我知道，与压制性政权接触没有义愤填膺来得畅快。我也知道，如果一味制裁而没有主动接触，如果一味谴责而没有对话，只能保持一个有害的现状。任何压制性政权都不可能改弦易辙，除非它们有可以选择的出路。
鉴于文化大革命的种种恐怖，尼克松与毛泽东的会晤似乎不可饶恕——但是，这确实帮助中国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千百万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并与开放社会建立了联系。教皇约翰·保罗（Pope John Paul）与波兰的接触不仅为天主教教会，也为列赫·瓦文萨（Lech Walesa）等工会领袖拓宽了空间。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为武器控
制所作的努力以及对苏联改革的欢迎不仅与苏联改善了关系，也给整个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者增添了力量。这里并没有一个简单的公式，但我们必须尽可能在孤立与接触、施压与鼓励之间找到平衡，以使人权和尊严能够与时俱进。
第三，正义的和平不仅包括公民和政治权利——它还必须包括经济安全保障与机会。因为真正的和平不仅摆脱恐惧，而且无乏匮之虞。
无可置疑，如果没有安全保障，发展难以扎根；同样肯定的是，在人们缺少生存所需的衣食，净水、医药和住所的地方，不会有安全。在孩子没有希望受到良好教育或人们没有可能得到工作养家的地方，不会有安全。无望会使社会从内部恶化。
因此，帮助农民养活本国人民——或帮助一个国家教育本国儿童并照顾病患——不仅仅是慈善之举。这也是全世界必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原因。几乎毫无争议的科学事实是，如果我们无所行动，我们将面临更多的干旱、更多的饥荒、更大规模的流离失所——所有这一切都将在未来几十年引发更大冲突。为此，不仅是科学家和环保人士呼吁采取迅速和有力的行动——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军事领袖也都知道，我们的共同安全处在紧要关头。
各国间的协议。强有力的机制。对人权的支持。投资于发展。所有这一切都是实现肯尼迪总统所说的逐渐演进的至关重要的要素。然而，我认为，如果没有另一个要素，我们就不会有意志、决心、持久力去完成这项工作——而这便是我们不断扩展的道德想象力；一个对我们共同享有某种无法削弱的东西的坚定信念。
随着世界越来越小，人们可能认为，人类会更容易认识到我们是多么相似；懂得我们基本上都在追求同样的东西；我们都希望在我们一生中，给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人带来某种程度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但是，由于全球化令人眩目的进程以及现代化带来的文化趋同，人们担心丧失他们所珍视的自身特征——他们的种族、部族，以及也许最有力的，他们的宗教。在有些地方，这种担心导致冲突。有时，我们甚至好像在倒退。在中东，随着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冲突似乎深化，我们看到了这种情形。我们在因部族间的冲突而四分五裂的国家看到这种情形。
最危险的是，我们看到，宗教是怎样被那些歪曲并玷污伟大的伊斯兰教，以及那些从阿富汗向我国发动攻击的人当作谋杀无辜的借口。这些极端分子不是第一批以上帝名义进行屠杀的人；对十字军（Crusades）的暴行有大量记录。但是这些提醒我们，圣战绝不会是正义的战争。因为如果当人真的认为自己是在替天行道时，就根本不必有所收敛——不必对孕妇、对医务人员、对红十字会工作者、甚或有自身宗教信仰的人留情。这样一种扭曲的宗教观不仅与和平的理念不相容，而且我认为它与信仰的目的本身不相容——因为每一个主要宗教的核心教义都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坚持爱的法则常常是人性挣扎的主要内容。人难免要犯错误，我们会做错事，我们会受自负、权力、有时甚至邪念所诱。即使是我们中那些最怀善意的人们有时也未能改斜纠偏。
然而，即使我们知道人性不是完美的，我们仍然可以相信，人类的状态是可以改善的；即使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不是个理想世界，我们仍然能够追求让它变得更美好的理想。甘地与马丁·路德·金等人所实践的非暴力也许不是在所有情形下都切合实际或者可行，但他们所宣扬的爱——即他们对于人类进步的基本信念——必须永远是指引我们前行的北斗星。
因为，如果我们丧失了那个信念——如果我们觉得它愚蠢或过于天真而不屑一顾；如果我们在就战争与和平问题决策时抛开了它——那么我们就丧失了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我们就失去了能为的信念，我们就失去了道德指南针。
和以往世世代代的人们一样，我们必须拒绝接受这样的未来。多年前，金博士在同样的场合曾经说道：“我拒绝接受以绝望作为对历史含糊性的最后反应。我拒绝接受所谓反映人类现实状况的‘实然’(isness)使其无法从道义上达到永远需要面对的终极‘应然’（oughtness）。”
让我们努力达到世界应该达到的境界——神圣的火花仍然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中激荡。（掌声）
今天，在某一个地方，此时此刻，在现实的世界上，一名士兵知道自己势薄力单，但仍然坚定地维护和平。今天，在某一个地方，在这个世界上，一位年轻的示威者知道将受到政府的残酷镇压，但她仍然有勇气大步前进。今天，在某一个地方，一位母亲受尽贫困的折磨，但仍然不惜花时间教育自己的孩子，凑集仅有的一些零钱送孩子上学——因为她相信，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上，仍然有一线空间可以实现孩子的梦想。
让我们以他们为榜样生活。我们可以承认，压迫将经常伴随着我们，但我们仍奋力争取正义。我们可以认为，腐化难以消除，但我们仍积极要求获得尊严。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可以知道，战争将会爆发，但我们仍努力争取和平。我们可以做到——因为这是人类进步的历程；这是全世界的希望；在当前面临挑战的时刻，这必须是我们在全球从事的工作。
多谢诸位。（掌声）
（完）
中欧时间下午2:20
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 http://www.america.gov/mgck
奥巴马总统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上的讲话
挪威奥斯陆市政大厅 中欧时间下午1：44
总统：国王和王后陛下，各位殿下，杰出的挪威诺贝尔委员会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委员，美国公民及全世界公民们：
获此殊荣，我深怀感激并深表谦恭。这个奖表达出我们的最高理想——尽管这个世界存在种种凶残困苦，但我们并不任命运摆布。我们的行动是有作用的，能够推动历史向正义方向发展。
不过，如果不坦承你们这项厚爱有加的决定所引起的相当激烈的争议，那我就有失疏忽了。（笑声）其中部分原因是，我在世界舞台上的奋斗才刚刚开始，而不是接近尾声。与曾经获此殊荣的一些历史巨人相比——史怀哲（Schweitzer）和马丁·路德·金(King)；马歇尔(Marshall)和曼德拉(Mandela)——我的成就微不足道。还有全世界为追求正义而遭到监禁和殴打的男女志士；那些为减轻苦难而在人道组织中艰辛工作的人；那千百万默默无闻地以充满勇气和关爱的无声行动让最悲观的愤世嫉俗者也受到感召的人们。我绝不反驳那些认为这样的男女志士——有些知名，有些只为他们所帮助的对象所知——远比我有资格获此殊荣的看法。
但与我获奖有关的最深层的问题可能在于我是一个正打着两场战争的国家的三军统帅。其中一场战争已接近尾声。另一场并非是美国挑起的冲突；有包括挪威在内的42个国家在与我们共同努力，为的是保护我们及其他所有国家不再遭受攻击。
然而，我们仍处在战争时期，是我派遣成千上万名美国年轻人远赴战场。有些人要杀射，有些人要被杀射。因此，我是带着对武装冲突的代价的敏锐感觉来到这里的——心中充满有关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以及我们为用和平取代战争而努力的难题。
而这些问题并不新鲜。战争，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随着人类的诞生而出现。在历史初期，战争的道义性无人质疑；它是如同干旱或疾病一样的现实——是各个部落以及后来的各种文明谋求权力和解决分歧的方式。
后来，随着旨在控制群体内部暴力的规范的出现，哲学家、宗教领袖和政治家也纷纷致力于用条文限制战争的破坏力。“正义战争”的概念由此形成，亦即认为，在符合以下几个具体条件时，战争是正义的：如果战争是最后手段或是为自我防御；如果武力程度适当；以及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不对平民使用暴力。
当然，我们都知道，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这种“正义战争”的概念鲜被理会。人类显然有无穷的能力不断想出新的方式相互残杀，同样也有无穷的能力毫不怜惜那些外貌不同或信仰不同的人。军队之间的战争变成国家间的战争——模糊了战斗人员与平民界线的全面战争。这种战争大屠杀曾在30年内两度侵吞这块大陆。虽然难以设想还有什么比击败第三帝国（Third Reich）和轴心国（Axis powers）更正义的事业，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的平民总数超过了战死疆场的军人。
在这种毁灭之后，并且随着核时代的到来，战胜者与战败者同样清楚地认识到，这个世界需要有防止另一次世界大战的机制。为此，在美国参议院拒绝接受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四分之一世纪后——而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正因为提出成立国联的设想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美国带动世界建起维护和平的体制：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和联合国，对发动战争的规范，以及保护人
权、防止种族灭绝大屠杀和限制最危险武器的各项条约。
这些努力在很多方面获得了成功。不错，可怕的战争仍然发生，种种暴行依然出现，但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爆发。冷战以兴高采烈的人群推倒一堵墙而告结束；商贸将世界大片地区紧密连在了一起；数十亿人口摆脱了贫困；自由、自决、平等和法治的理想断断续续地向前推进。我们是先辈们的坚韧精神和远大目光的继承人，这是我自己的国家有理由为之感到骄傲的业绩。
然而，在进入新世纪已10年之际，这一旧有的架构正在越来越难撑新生威胁的重压。世界或许不再为两个超级核大国之间可能发生战争而颤栗，但核扩散可能会增加发生巨大灾难的危险。恐怖主义一贯是一种手段，但现代技术会使少数怒火超量的小人以可怕的规模残杀无辜。
而且，国与国的战争正在日益被国家内部的战争所取代。民族和宗派冲突的重新抬头、分离主义运动、叛乱活动和失控国家的增加，都越来越将平民困于无休止的动乱中。在今天的战争中，平民的死亡大大超过军人；埋下未来冲突的种子；破坏经济；摧毁公民社会；形成大批难民；使儿童遭受创伤。
我今天没有带来对战争问题的决定性解决办法。但我确知，应对这些挑战要求具有几十年前那些英勇无畏的前辈所具有的远见、勤劳和坚韧不拔。这需要我们从新的角度思考正义战争的含义和正义和平的必备条件。
我们必须首先承认这个严峻的现实：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不会根除暴力冲突。会有一些时候，国家——不论是单独或共同行动——发现使用武力不仅必要，而且为道义所需。
我说这番话时并没有忘记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多年前在这同一仪式上说过的话：“暴力永远不会带来持久和平。它解决不了社会问题：只会制造新的、更复杂的问题”。我站在这里，作为金博士毕生奋斗的直接受益者，就是对非暴力的道义力量的活见证。我知道在甘地（Gandhi）和马丁·路德·金的信念与人生中，绝无软弱——绝无消极——绝无天真。
但是，作为宣誓保卫自己国家的一国元首，我不能只以他们的榜样为指南。我面对的世界是现实的世界，我不能面对美国人民遭到的威胁无动于衷。因为，切莫误会：邪恶在世界上确实存在。一场非暴力运动不可能阻止希特勒的军队。谈判不能说服基地（al Qaeda）组织的头目放下武器。说武力有时是必要的并不是让大家变得愤世嫉俗——这是承认历史；是人类的不完美和情理的限度。
我说起这一点，我以这一点开头，因为今天在许多国家，对军事行动，不管出于什么理由，都存在一种深深的矛盾心理。有时候，这种矛盾又掺杂着对美国，这个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的一种反射性的不信任。
但世人必须记住，不简单地是因为国际体制——不只是条约和宣言——才给二战后的世界带来稳定。不管我们犯了多少错误，一个明白的事实是：美利坚合众国在60多年里，以自己公民的鲜血和军力，帮助维护和保证了世界的安全。我们的男女军人的贡献与牺牲促进了从德国到韩国的和平与繁荣，使民主能在像巴尔干这样的地方扎根。我们承受这些重负并不是因为我们谋求强加我们的意志。我们这样做是出于开化的自身利益——因为我们为我们的子子孙孙追求更美好的未来。我们相信如果别人的子子孙孙能生活在自由和繁荣中，他们的生活会更好。
所以，是的，战争的手段确实在保卫和平中具有作用。但这个事实必须同另一个事实共存——不管理由多么正当，战争导致人间悲剧。军人的勇敢和牺牲无比光荣，表达了对国家、事业、战友的忠诚。但战争本身决不光荣，我们决不能如此宣扬。
因此，我们面对的挑战部分来自于调和这两个看似不可调和的事实——战争有时必要，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类愚蠢的表现。具体说，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努力放在肯尼迪总统（Kennedy）很久以前所指出的使命上。他说：“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更实际，更能取得的和平上，这种和平不是基于人类本性的突发革命，而是基于人类体制的逐渐演进。”
这种演进可能具有何种形式？哪些可能是切实可行的步骤？
首先，我认为所有国家，无论强弱，都必须遵循对使用武力的规范。与任何国家元首一样，我保留在必要时采取单边行动保卫自己国家的权利。然而，我确信遵循标准——国际标准——的国家更有力量，而那些不遵循标准的国家会陷于孤立，并且被削弱。
“9.11”之后，全世界团结一致，与美国站在一起，并在今天继续支持我们在阿富汗的努力，这是滥杀无辜的残忍与公认的自卫原则使然。同样，当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入侵科威特时，世界也认识到必须与其抗衡。这一共识发出的清晰信息是：侵略必须付出代价。
另外，美国──以及任何国家──都不能在自己拒绝遵守规则时要求别人遵守规则。如果我们不以身作则，我们的行动就会表现为专横武断，使未来进行干预的合理性受到影响，无论理由多么充足。
当军事行动的目的超越了自卫或帮助某一国抵抗侵略者的防卫行动时，这一点变得尤其重要。我们大家都越来越多地面对棘手的问题：如何防止一国政府屠杀本国的平民？如何制止一场其暴行和所导致的痛苦会殃及整个地区的内战?
我认为，基于人道理由的武力是正当的，例如在巴尔干地区或饱经战乱的其他地区。不采取行动不仅折磨我们的良心，还会导致未来以更高的代价进行干预。因此，所有负责任的国家都必须相信使命明确的军事行动所能够发挥的维护和平作用。
美国将矢志不渝地致力于确保全球安全。然而，在这个威胁日益蔓延、使命日趋复杂的世界里，美国不能独自行动。美国独自行动不能带来和平。在阿富汗如此，在恐怖主义和海盗伴随饥荒肆虐、人民受苦受难的索马里等政府失控的国家也是如此。不幸的是，这种状况在今后岁月里会继续存在于动荡地区。
在阿富汗，北约国家以及其他友邦和盟国的领导人和军人以自身能力和勇气证实了上述论断。可是，在许多国家中，奉献者作出的努力与公众的矛盾心理之间存在脱节。我理解战争不受欢迎的原因，但我也知道：单凭向往和平的美好意愿很少能够带来和平。和平需要承担责任。和平需要作出牺牲。这是继续不能没有北约的原因。这是我们必须加强联合国及地区维和行动，不能将此重任推卸给少数几个国家的原因。因此，无论是在奥斯陆或罗马、渥太华或悉尼、达卡或基加利，我们都对那些完成维和行动与海外培训任务归来的军人给予极大的荣誉，因为他们不是战争制造者，而是和平缔造者。
请允许我对使用武力的问题最后再说明一点。即使我们对出兵参战一事作出了艰难的决定，我们还必须认真考虑我们如何参加作战。诺贝尔委员会在向亨利·杜南（Henry Dunant）颁发第一个和平奖时认识到这一点。亨利·杜南是红十字会（Red Cross）创始人、《日内瓦公约》（Geneva Conventions）的幕后推动力量。
凡有必要使用武力的地方，我们出于道义与战略上的考虑，需要受某些行为准则的制约。即使我们遇到不遵守任何规则的邪恶对手，我认为美利坚合众国也必须一如既往成为遵守战争规范的楷模。这就是我们区别于作战对手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力量的源泉。这就是我禁止酷刑的原因。这就是我下令关闭关塔那摩湾监狱的原因。这就是我重申美国坚决遵守《日内瓦公约》的原因。我们为保卫自己的理想而战，如果我们放弃这些理想，我们就会自取其咎。（掌声）我们维护——我们维护这些理想，不论如何顺利，也不论如何艰难，都对这些理想恪守不渝。
我刚才比较详细地谈到我们在选择出兵参战之际，必须深思熟虑的问题。现在让我转而谈一谈我们为避免这类悲剧性的选择进行的努力，谈一谈我们维护正义和缔造持久和平的三个途径。
首先，对于那些不遵守规则和法律的国家，我认为我们必须采取一些除武力之外的其他方式，但需要有足以改变其行为方式的强硬措施——因为如果我们希望实现持久和平，那么国际社会说的话必须算数。不遵守规则的国家必须承担责任。各种制裁必须迫使对方付出实际的代价。如果拒不悔改，则必须施加更大的压力借以抗衡——全世界只有通力合作才有可能施加这样的压力。
举例来说，努力防止核武器扩散，争取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是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上世纪中叶，各国同意受一项条约的约束，其内容十分明确：各国都可以和平使用核能；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将不谋求核武器；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将努力裁减核军备。我坚决支持这项条约。这是我采取的外交政策的核心。我正与梅德韦杰夫（Medvedev）总统为削减美国和俄罗斯的核军备进行合作。
但我们大家也都有责任坚决不允许伊朗和北韩等国家玩弄这个制度。声称尊重国际法的人不能在这些法律遭到践踏时视而不见。关心自己安全的人无法忽视中东或东亚地区军备竞赛的危险。希望和平的人不可在一些国家为发动核战争建立军备时袖手旁观。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那些违反国际法，残酷压榨本国人民的人。当达尔富尔地区出现种族大屠杀，当刚果发生层出不穷的强奸事件，当缅甸采取镇压行动的时候——必然会产生后果。是的，会进行接触，也会有外交行动——但当这些做法无法奏效时，必然会产生后果。我们如果更密切地合作，就很少有必要在武装干预和纵容专制压迫之间进行选择。
这就关系到我要讲的第二点——我们所寻求的和平的性质。和平并不仅仅意味着没有可见的冲突，只有基于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和尊严正义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持久和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正是这种真知灼见给了《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的起草者们以动力。在巨大的灾难之后，他们意识到，如果人权得不到保护，那么和平只是空洞的承诺。
但是，人权宣言被漠视的状况屡见不鲜。某些国家将人权原则是西方原则、与当地文化格格不入、不符合国家发展阶段等作为不维护人权的不实借口。在美国，那些自称为现实主义者或理想主义者的人之间，长期以来也存在矛盾——它代表着在狭隘地谋求利益与无休止地在全世界推行我们的价值观之间的僵化选择。
我拒绝这些选择。我认为，在那些公民无权自由发表意见或按照自己的意愿信教、不能选择自己的领导人或自由集会的地方，和平是不稳定的。被压抑的不满情绪会激起怨恨，压制部族和宗教的认同可能引发暴力反抗。我们也知道其实相反的情况。欧洲在赢得自由之后才最终享有和平。美国从来没有同民主国家交战，我们最亲密的友邦也都是保护其公民权利的政府。不管多么苛刻地界定，压制人的理想不会有利于美国的利益，也不会有利于世界的利益。
因此，即使在我们尊重不同国家的独特文化和传统的同时，美国仍将一如既往地为这些全人类共同的理想而大声疾呼。我们将为昂山素季（Aung Sang Suu Kyi）那样具有沉静尊严的改革者见证；为不惧殴打而参加投票的津巴布韦人的勇气见证；为成千上万名在伊朗街头默默游行的人见证。这些都说明，那些政府的领导人对本国人民的理想的畏惧甚于任何其他国家的力量。全世界所有自由的人民和自由的国家都有责任明确宣告，我们站在这些行动——希望和历史的行动——的一边。
我还要这样说：促进人权不能仅限于规劝告诫。有时还必须辅以艰苦的外交努力。我知道，与压制性政权接触没有义愤填膺来得畅快。我也知道，如果一味制裁而没有主动接触，如果一味谴责而没有对话，只能保持一个有害的现状。任何压制性政权都不可能改弦易辙，除非它们有可以选择的出路。
鉴于文化大革命的种种恐怖，尼克松与毛泽东的会晤似乎不可饶恕——但是，这确实帮助中国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千百万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并与开放社会建立了联系。教皇约翰·保罗（Pope John Paul）与波兰的接触不仅为天主教教会，也为列赫·瓦文萨（Lech Walesa）等工会领袖拓宽了空间。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为武器控
制所作的努力以及对苏联改革的欢迎不仅与苏联改善了关系，也给整个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者增添了力量。这里并没有一个简单的公式，但我们必须尽可能在孤立与接触、施压与鼓励之间找到平衡，以使人权和尊严能够与时俱进。
第三，正义的和平不仅包括公民和政治权利——它还必须包括经济安全保障与机会。因为真正的和平不仅摆脱恐惧，而且无乏匮之虞。
无可置疑，如果没有安全保障，发展难以扎根；同样肯定的是，在人们缺少生存所需的衣食，净水、医药和住所的地方，不会有安全。在孩子没有希望受到良好教育或人们没有可能得到工作养家的地方，不会有安全。无望会使社会从内部恶化。
因此，帮助农民养活本国人民——或帮助一个国家教育本国儿童并照顾病患——不仅仅是慈善之举。这也是全世界必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原因。几乎毫无争议的科学事实是，如果我们无所行动，我们将面临更多的干旱、更多的饥荒、更大规模的流离失所——所有这一切都将在未来几十年引发更大冲突。为此，不仅是科学家和环保人士呼吁采取迅速和有力的行动——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军事领袖也都知道，我们的共同安全处在紧要关头。
各国间的协议。强有力的机制。对人权的支持。投资于发展。所有这一切都是实现肯尼迪总统所说的逐渐演进的至关重要的要素。然而，我认为，如果没有另一个要素，我们就不会有意志、决心、持久力去完成这项工作——而这便是我们不断扩展的道德想象力；一个对我们共同享有某种无法削弱的东西的坚定信念。
随着世界越来越小，人们可能认为，人类会更容易认识到我们是多么相似；懂得我们基本上都在追求同样的东西；我们都希望在我们一生中，给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人带来某种程度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但是，由于全球化令人眩目的进程以及现代化带来的文化趋同，人们担心丧失他们所珍视的自身特征——他们的种族、部族，以及也许最有力的，他们的宗教。在有些地方，这种担心导致冲突。有时，我们甚至好像在倒退。在中东，随着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冲突似乎深化，我们看到了这种情形。我们在因部族间的冲突而四分五裂的国家看到这种情形。
最危险的是，我们看到，宗教是怎样被那些歪曲并玷污伟大的伊斯兰教，以及那些从阿富汗向我国发动攻击的人当作谋杀无辜的借口。这些极端分子不是第一批以上帝名义进行屠杀的人；对十字军（Crusades）的暴行有大量记录。但是这些提醒我们，圣战绝不会是正义的战争。因为如果当人真的认为自己是在替天行道时，就根本不必有所收敛——不必对孕妇、对医务人员、对红十字会工作者、甚或有自身宗教信仰的人留情。这样一种扭曲的宗教观不仅与和平的理念不相容，而且我认为它与信仰的目的本身不相容——因为每一个主要宗教的核心教义都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坚持爱的法则常常是人性挣扎的主要内容。人难免要犯错误，我们会做错事，我们会受自负、权力、有时甚至邪念所诱。即使是我们中那些最怀善意的人们有时也未能改斜纠偏。
然而，即使我们知道人性不是完美的，我们仍然可以相信，人类的状态是可以改善的；即使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不是个理想世界，我们仍然能够追求让它变得更美好的理想。甘地与马丁·路德·金等人所实践的非暴力也许不是在所有情形下都切合实际或者可行，但他们所宣扬的爱——即他们对于人类进步的基本信念——必须永远是指引我们前行的北斗星。
因为，如果我们丧失了那个信念——如果我们觉得它愚蠢或过于天真而不屑一顾；如果我们在就战争与和平问题决策时抛开了它——那么我们就丧失了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我们就失去了能为的信念，我们就失去了道德指南针。
和以往世世代代的人们一样，我们必须拒绝接受这样的未来。多年前，金博士在同样的场合曾经说道：“我拒绝接受以绝望作为对历史含糊性的最后反应。我拒绝接受所谓反映人类现实状况的‘实然’(isness)使其无法从道义上达到永远需要面对的终极‘应然’（oughtness）。”
让我们努力达到世界应该达到的境界——神圣的火花仍然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中激荡。（掌声）
今天，在某一个地方，此时此刻，在现实的世界上，一名士兵知道自己势薄力单，但仍然坚定地维护和平。今天，在某一个地方，在这个世界上，一位年轻的示威者知道将受到政府的残酷镇压，但她仍然有勇气大步前进。今天，在某一个地方，一位母亲受尽贫困的折磨，但仍然不惜花时间教育自己的孩子，凑集仅有的一些零钱送孩子上学——因为她相信，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上，仍然有一线空间可以实现孩子的梦想。
让我们以他们为榜样生活。我们可以承认，压迫将经常伴随着我们，但我们仍奋力争取正义。我们可以认为，腐化难以消除，但我们仍积极要求获得尊严。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可以知道，战争将会爆发，但我们仍努力争取和平。我们可以做到——因为这是人类进步的历程；这是全世界的希望；在当前面临挑战的时刻，这必须是我们在全球从事的工作。
多谢诸位。（掌声）
（完）
中欧时间下午2:20
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 http://www.america.gov/mgck
Thursday, December 10, 2009
柴静 : 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纪念顾准
戴开元按：
此文读后的感受：想哭。
－－－－－－－－－－－－－－－－－－－－－－－－－
(原载华夏快递09-12-07)
三十五年前，十二月三日，零时过后不久，顾准在风雪夜去世。写这篇文章，了解他，纪念他，感谢他。
一
1952年，37岁的顾准被撤去上海市财政局长职务。
关于这次撤职，没有档案材料，只有一份当年2月29日新华社电讯稿的几句话“顾准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
人人穿黄布军装的年代，一个穿背带裤，玳瑁眼镜，在跟弟弟的通信中常常用“睥睨”二字的人，得到这个评语不奇怪。
他不是出身望族，12岁在上海会计师事务所当学徒养活一大家子人，十五岁已经写出中国会计业的最早教材之一，大家都承认，“整个大华东地区找不出他这样有才干的人”。
但是这个人“不服用”。
中财部曾有意调他，但他坚持留在上海：“一入阁只是盆景，长不成乔木了”。不光不去，他还不同意上级“民主评议”的运动式征税的方法，认为应该按法律规定的税率来征，不光不同意，还连续写文章来论证谁对谁错。
他被撤后曾有人为他申辩，一位领导说“顾准不听话，不给他饭吃”。
撤职当天，他一句话不说在办公室坐了一个晚上，他的秘书陪着他坐了整整一个通宵，没有暖气，脚都冻痛了……天亮之后，他“使劲推开了门，走了出去”。
一个人在盛年时由狂热汲于严寒，是什么心情？
有相似际遇的李慎之写过：“我觉得我的精神暂时是破裂了。举一个例子，我现在绝对不能听我所深爱的音乐，因为它会引起我无可忍受的混乱的反应，我觉得，贝多芬的慷慨悲歌，莫扎特的无邪的遐思，现在对我都是不相干的。一个人在能够喜悦或者能够悲哀以前，首先必须自以为是正直的，是诚实的，然而我却不能”。
撤职没有具体原因，顾准连检查都不知道该怎么写，他想写民主评议的事，被人叮嘱“不要写这个”，他连批判他的会议都没权参加，市委简报上的顾准检查，是由他的继任代写的。
不听话，不服用的结果，是被剥夺参与这个世界的权利。
那段时间里他“别无一事……夜不能成寐，卧听马路上车声杂沓，渐渐沉寂，到又有少数人声的车辆开动的声音时，也就是天色欲晓了。”
但他没有李慎之式的自我怀疑，当然有激愤和悲挫，但从他的日记来看，从来没有过灵魂深处的破裂，他的独立性保持终身。
他只是要求复查撤职事，被驳回，答复是六个字“此事已经解决”。
二
朱学勤曾经提过一个问题：“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并不缺少道义激情，也不缺少思想勇气，却没有一个人像顾准走得那样远，挖得那样深，何以如此？”
顾准并非天才，他的思想是一步一步形成的，你几乎可以看到他一根一根把脑袋里的桩子拔掉的过程，这也是他的可贵――因为这意味着这种路径其实人人可为。
刚离开高位的时候，他的思想其实还比较正统，很典型的在体制中成长起来的人，认为自己命运的原因只不过是“遭人陷害”，没想过要做更深的反思。
只是回头看自己身居高位时的傲慢之感，觉得好笑，说那时只是“小职员哲学” ――徒有一点囫囵吞枣的报章杂志的学识，却“才子式的乱闯乱撞，碰到对的，就干一阵，碰不对了，就倒一次霉，思想的细密化，过去实在不够”。
这好象也是赋闲的人常见的反思，并无特出之处。
一月之后，他找了几本初等几何，代数，微积分……开始学习数学，觉得在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向之外别有天地，他试图沉浸在与人世无关的理性里，一直到1955年进中央党校为止，全部业余时间都用在数学上。
他受过西方经济学的训练，很容易上手，为数理中的逻辑感到狂喜，以至于沉醉其中，深夜受寒，得了急性肺炎。
不过他很快跨越对三角尺和圆规的单纯迷恋，他说“逻辑只是工具，研究经济一定要研究历史。”
他开始研究西方史和中国史，英文是他的另一大重要工具，他依靠这个大步跳出了当时扎在知识分子头脑中的篱笆，正好又赶上中央党校在学术上的黄金时期，书尽管有限，但他已经可以直接阅读到凯恩斯和斯密的原作，自己动手改译资本论。
朱学勤说，后来那一代知识分子未能象顾准的成就，是因为“知识大限以及逻辑乏力拖住了他们的脚步”。
知识让人求实，逻辑让人求是。
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那是一个会把人席卷而去的时代，他怎么能在风暴中趴在地上紧紧扣住这两颗石子，而不被吹走，甚至连气息都不沾染？顾准后来说过，这一年的生活让他养成“读史”的习惯。这种习惯的好处就是“样样东西都要自己学着去判断”。
习惯一旦生成，就会自动带着人去往未知之地。
三
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什么都干不了，也不存什么经世致用的念头时，功利也就自然消失，他只是以“不顾死活”的方式读书，作笔记，下蛮力，用笨功夫，来解开思想上的迷惑。
1956年4月，他开始思考凯恩斯为资本主义开出的药方是否会失效？
“我作过一个摘记，认为不会。”他说，“可是，（苏共）二十次大会的报告不是这样说法。这是说，我与他们（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一致的了……”
他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喃喃自语“这糟糕不糟糕？”
但他无论如何在逻辑上不可能认同计划经济体制“目前这一套规律，是独断的，缺乏继承性的，没有逻辑上的严整性的”，他谴责斯大林“以道德规范式的规律吹嘘、粉饰太平的理论来描写社会主义经济……这个理论体系，看来是注定要垮台的”。
几天之后，在中央党校的研讨会上，他忍不住想把这想法拿出来说说，跟别人讨论一下价值规律的作用，这个时候，中国的计划经济刚刚全面推行4年。
“这个题目，不必讨论了吧”，学员说。
他只好收起来了。
他已经看到了那条醒目的红线，他在日记里规劝自己“可是不能继续弄了，再弄要出毛病的”，也有颓唐之感，“过过家庭生活，满足于几间房子，积几个钱买个收音机，老来准备结庵黄山拉倒了吧”
张爱玲看曹雪芹增删十年的纪录时感叹“看到了天才的横剖面”，我看顾准那两年日记时也有这样的感受。
从这横剖面中可以看出，人的心灵和头脑并非天赋，它们是一步步变得强壮的。
7月3日，他终于情不自禁，又是痛痛快快地向“出毛病”的方向走去了，“那篇文章已经写起了，历史上第一次写东西没有像这一次这样费劲的……反复改稿，都更加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直到它明确地与一切经济工作中都应该政治挂帅的指示相对立为止”。
他使劲推开了马克思所说的“地狱与科学共用的大门”，这扇门一旦推开，从此不能再有任何怯懦和犹豫。
推门而入时，他已经看到了未来会发生什么，1964年，他翻译熊彼得的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里面有一句话：“在民主法治制度缺失的群集环境，道德上的限制和文明的思想方法或感觉方法突然消失，……使我们面对谁都知道、可是谁都不愿正视的各种毛骨悚然的事实……”
他精确地预言，“中国的政治空气的大改变将从一年以后开始”。
“在屋檐底下躲暴风雨，一定要躲过去”他写道。
四
“观察，而不是愤慨，可观察与纪录的就多。”1960年，他被划为右派，去农村之前在日记里写道。
他在河南商城劳动改造，他腰不好，拿的又是短锄，有时只能双膝跪在泥里，靠双臂支撑着爬行，双膝破损，臂膀全部红肿了，手掌也血肉模糊，很难拿笔。但他写道“也只是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才有机会学习我国的农村经济这门课”。
早已经没有了在上海时穿背带裤的习惯，他的新工作是捡粪，因为饥饿，粪越来越少了，他需要站在别人边上，等着人家拉完。衣服上全是粪，他可以不再用工具，“直接用手捡起来”。
这样每天15，6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之后，他在日记里对自己有抱臂旁观的总结“充裕建设中的劳力来源，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凡是这样的队伍，军事化程度高，效率远高于民工……政治挂帅就是用政治手段来实行经济目的”
1959年秋冬的河南，劳动队三餐只吃红薯叶子，但在他眼里“已经是天堂”，大量的篇幅都在纪录他每天能找到的吃的，甚至偷的东西。他难以掩饰自己的卑微之感“人变得下流了”。
“哀鸿遍野”的饥荒中，他已经没有余心再象1956年那样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激愤了，连感喟都没有。他在日记里写下所见的浮肿，死亡和人相食的惨剧。
他分析当中的历史必然：“旱与灾二者之后，决心对地球宣战，从历史命运说，是有某种必然性……减少农村人口以改变糊口经济的现状，除此之外，宁有他途？”
我读到这儿，以为他这种让人心寒的冷静是来自斯宾诺沙式的史观“不赞美，不责难，也不惋惜，但求了解认识而已”。
但是再翻后几页，他回忆到写这一段时“心脏一阵阵绞痛”。
这句话象刺一样扎了我一下。
可能是这瞬间，我理解了他――他认识世界的目的并非知识分子式的智力满足，也不是为了“为刍尧献”，更不是为了向谁证明自己是对的，他所作的一切研究，一切的幻灭和重建，是为了这块土地上的人，活生生的人。
还有我们这样的后代。
他当然有愤怒，他不回避它，也不想装扮成漠然的旁观者，他只是从愤怒出发，向远处走去了。
他为哀鸿遍野时却努力求饱感到羞愧，但是，他说他要保存自己，“至少应该记下一个时代的历史，给后代一个经验教训。”
“大声说话，理应有此机会”，他写道。
1960年1月，他用扁担挑着行李回家，“从此一步步进入城市生活了，1959年秋冬，厉行上调，城市供应一定比较顺利，可是这个农村哪！”
他再一次写道“我禁不住一阵阵的心头绞痛！！！”。
五
1960年之后，到他第二次被划为右派为止，将近十年，他没有日记留世。我只能找到他的一段纪录：
从1966年9月起，到1968年8月监管开始为止，我（一）把书架上从前读过的历史书从头复读一遍，又读了乾隆“御批”通鉴；（二）系统地读了马克思全集二十余卷，《资本论》三卷，其他一些马恩著作，以及手头所有的和马恩有关其他作家的著作；在以上两项工作中，摘抄了二三千张卡片；（三）系统地读资产阶级经济学；（四）因为要了解他们说的究竟是什么，需要补充数学知识，费四五个月时间，复习代数，读微积分，读线性代数，最后一项只开了一个头；（五）过去有过经验，翻译是精读的好方法。于是在读了一批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以后，着手翻译乔安·罗宾逊的《经济论文集》第二卷，和约翰·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它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前者已全文译完，后者译了第一卷的四分之三。两者合计，已成译稿约四十万字。1968年8月监督开始搁笔。
所以，红卫兵让写罪行交代时，他在自己的大字报上只写了两个字“读史”，贴在墙上。
红卫兵让他解释，他说“最近什么也没做，只读了些史书，只能这样交代”。
事后他对张纯音说“这是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期，冷眼旁观这一切，只当是在读史，看中国向何处去”。
他并非刻意宁为玉碎，当初在劳动队时，他在日记里也写到过为了少受折磨，“卑躬屈节，笑靥迎人已达极度，困苦嫌恶之感，痛烈之至”，但他始终有自己的底线，“文革”初期，在河南明城，外调人员要他写材料说明某人过去和国民党有瓜葛。顾准说，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对方当即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干脆把脸送过去。对方一连打了十几个耳光之后，终于打不下去了。
与他一起下放的吴敬琏说：“我也还清楚地记得在一次无端指摘他‘偷奸耍猾’的‘地头批判会’上，他冒着雨点般袭来的拳头高昂头颅喊着‘我就是不服’时的神态”。
他可以接受自己是牛鬼蛇神和反革命，他从改造地回到家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就是反三面红旗，我不反谁反？”
但他不接受道德上的泼污。
他从小就极倔强，老师在他作文上写“猫屎狗屎，臭不可闻”，他当众撕碎“既然臭不可闻，留它作什么？”
楼肇明与顾准下过棋，曾说很不敢恭维他的个性：“尤其在复盘时，他往往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对我的漏着、昏着特别敏锐，我虽然赢了棋，却终是给他不留情面地指斥训诲一番。他明明白白下输棋，却像一位十足的赢家。”
后来他听说，顾有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有一天他看的时候，被军宣队的一位参谋发现了，便训斥他，“马克思早就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你怎么能看这样的书？”
过了几天，顾准拿着一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去问这位参谋：“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是什么意思啊？”
这位参谋答不上来，顾准说：“这个典故出自《圣经》。你不读《圣经》，就根本读不懂列宁。”军宣队的人从此有意识地避开顾准，即使看见他在看书，也绕着走，以免尴尬。
楼说从那之后他理解了顾准：“到头来，在局外的观局者看来，似乎被监管的对象不是他，而是监管者自己。不认输，不服输，甚至倒输为赢，颠倒被欺凌和被侮辱的处境”。
六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历尽劫难之后的八十年代开始沉痛的反思，回到的是巴金式的常识：“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
而顾准却在文革没有结束的年代，不仅要做一个人，而且已经对神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用笨重的力量返身逆流而上，一直上溯到马克思所尊崇的黑格尔哲学的源头，看到了杯子的底上刻着“神”这个字――“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前提――存在一个必然规律，而这个‘图式’没脱离宗教气味，不是以发现自然界与社会历史的奥秘，不断增加认识程度为其全过程，而要求一个世界图式，由此建立目的论，建立必然与自由等等一套伦理观念的东西”。
他评价它：“绝对真理不外是神界或是神界的化身”。
这种智力上的进取，不是跪倒在世俗权力脚下的人类头脑能够创造出来的。
他引述普罗米修斯的自白：“说句老实话，我憎恨所有的神――这就是哲学本身的自白，哲学本身的箴言，是针对着凡是不承认人的自觉为最高的神的一切天神与地神而发的”。
这也就是他的信仰――人的自觉性是最高的神。
有了这种穷尽事理的逻辑，就不可能扯谎，也不可能屈服。
七
他的妻子汪璧，原名叫方采秀，结婚的时候，他们都在做地下革命工作，顾十九岁，她二十岁，一起流亡，他当时发表文章的笔名多是“怀璧”，情意拳拳。
他说过，她是他唯一可倾诉一切的人。
他被撤职后，“我对她说有些寂寞之感，她说读书了就不寂寞了，这是对的”。
每周六，她都准备一册小说读给他听，他喜爱《安徒生童话》。
她出差，他在日记里写“悒悒寡欢”。
他打成右派到商城后，日子已经难熬起来了。
“接秀信，语句公式化，来商城后第一次半夜呜咽”。这话让人心碎。
她让顾用自己的40元的生活费买书，她自己的工资用来抚养五个孩子和一个老人。
他记下唯一忘忧的时刻，是雨雪中的凌晨四点半，在外厨房帮着烧火，“火大，有幸福之感，一时脑袋中想起想写的东西都忘却，简直是陶醉了”。
1966年，他被秘密羁押，在自述中说：“我在监狱中的态度非常顽固，直到了死不悔改的地步”。他是全国唯一两次被划为右派的人。
他的母亲这时已经八十多岁，在屋子里只语无伦次地重复一句话“我怎么还不死呢？我怎么还不死呢？”
他从被关押地回来把母亲送到山西的妹妹家，临走的时候，他的母亲“死死地盯住他看了半响”。
那是他们母子的诀别。
大雪的小年夜，妻子提出离婚，他痛快地答应了。他是从那之后得了心脏病的。
方采秀给家人的信中曾说，一旦摘帽，可以立即复婚，顾准对此抱着迷信般的希望，在周口店里他痛苦于“刮胡子刀盒被马蹄踏碎，镜破之谶”。
他仍然每周给妻子写信，方每信必看，但不再回。他们商量过，为了保护孩子，宁可让他们认为父亲是错的。
他们之后只见过一面。
他回家想看望家人，看见她满口的牙都脱落了，嘴瘪着，一脸病容，极度憔悴。“你害人害得还不够吗？”她说。
他“实在不忍心”，走了。
冬天冷，他写信说回来取衣服，到了门口，发现所有的衣物都被放在门外，门关着，他久敲不开。走的时候，他把一张存折和粮票从门下塞了进去。
回到单位，他收到一张四个孩子签字的脱离父子关系的纸，把他的户口和粮食关系也转来了。
他在日记里写：“从此以后，就连他们每月寄粮票来的字迹也看不见。我想念他们。”
1969年，他预感到妻子出事了，他向组织保证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一不影响改造，二不影响下放，组织告诉了他实情，但是“死期，死况，遗言，一概不知”。
汪壁是因为被揭发在5年前曾经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资料”而自杀的，她把他的所有手稿用水浸湿，揉烂，再放到马桶里用水冲下去，资料太多了，以至于全楼的下水道都发生了堵塞。这样的事情，在解放前的革命年代里，她也为他作过。
他唯一得到的悲悯，是他可能终生都不知道，汪璧是喝消毒用的来苏水自杀的，死状极惨。
她的遗书只有一句话：“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
她对孩子都没有留下遗言，儿子说，她离婚是为了我们孩子，内心非常痛苦，在提出离婚之前，已经有自杀的念头。
只有顾准明白：“她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
他写知道死讯后“我就去打饭来吃，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然后他写：“但我还是抑制住，努力要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
在那之后的日记里，他再也没有往年的汪洋恣肆，几乎看不到任何个人化的议论和描述，仅有三次从梦里“痛哭而醒”的纪录，都是关于妻子的回忆：“此生所有欢乐场面，都是她给的”。
据骆耕漠回忆：“那时，顾准手头拮据，却买了一盏有两个绿玻璃灯罩的双头台灯。江明问他，为什么买两个头的灯？他只是沉默，不回答。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为了纪念死去多年的汪璧，仿佛妻子仍旧坐在他的对面。”
他后来看《茵梦湖》，写一个人失去自己所爱的女人，孤独终老，他泪流满面地看完，还书的时候说：“哀而不怨，哀而不怨”。
吴敬琏说：“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还跟我说了一句，他说他一辈子只爱过一个人。”
在他身上，我才理解了胡适说过的话“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唯一方式是忍受痛苦――这话也适用于爱国与学理”。
顾临终前，签了认罪书，他哭了，他说这对他是奇耻大辱，但也许能改善孩子们的处境。
但那还是1974年，他的孩子拒绝在他临终前来看他，“在对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没有什么一般的父子关系可言的”。
12月3日凌晨，大风雪，他去世了，“我已经原谅了你们，希望你们也原谅我”――这是他最后一句留给孩子的话。
八
顾准的孤独不同于因为境遇导致的落寞――落寞里还可以充满幻觉或者憧憬。他的孤独，是一个认识到绝境之后，又心甘情愿地停留在这个绝境当中的选择。
他曾经是最具备理想主义气质的人，等他一旦认为到理想主义变成专制主义的根源之后，几乎是在头脑中把自己杀死了一次。
那是血肉模糊的厮杀，一个人对过去信仰过的东西不再有敬畏之情，要经历极大的思想危机，从“诗意的理想主义”到“转到冷静的分析”时，十分痛苦，他说自己象托尔斯泰笔下的列文那样“为我的无信仰而无所凭依”。
但是他克服了。
这个克服不是靠简单的仇恨和破灭。是靠认识，推导，批判。真正的批判，批判自己曾真诚信仰，并奉献了全部生活的东西。
同时批判并不意味着“独断，骂倒，抹杀”，而是重估一切价值，“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
他就象朱学勤说的，“黑暗如磐，一灯如豆，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
他曾一再批评中国人正因为没有笨劲，懒得穷根究底，所以，“中国有天才，而没有科学上系统的步步前进，不停滞、不倒退的前进。中国人善于综合，都是根据不足的综合。”他没有著书立说的机会，只能在和弟弟的通信中，用“热恋般的热情”写下厚厚的笔记，用他说的“穷根究底的笨拙憨态”，写下《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用吴敬琏的话说，他对一切的研究其实都指向“娜拉走后怎么办？”――无产阶级的革命之后，政治和经济向何处去？
此时，文革尚未结束，他已经风烛残年，病入膏肓，他自己也知道，没有人会去听一个老人的喃喃自语，但他写道：“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而不是依赖于民主才能存在的东西，因为，说到底，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进步，唯有看到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是与科学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须采用的方法。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保证人类的进步，也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打破权威主义和权威主义下面恩赐的民主”。
靠直觉也可以批评，但是，顾准式的批判，是把包裹着理想外衣的绝对真理，从底部撬动的力量，这是铲除它的合法性的最强的力量。
这就是顾准的力量，穷尽事理的逻辑的力量。
象贝多芬的四重奏里反复回旋的“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九
他在三里河的中科院大楼里工作过，我才知道他离我住的地方这么近，不过现在那里看门的人根本不知道顾准是谁，住过哪间房子了。
他的骨灰有一半就撒在我家附近的河里，因为暮年时，他常常在这条河边上漫步，他那时仍然穿着背带裤，一直戴着一顶从旧帽子上拆下来的白布衬里，没人知道为什么，也没人问过，我猜他也许是为妻子服丧。
不知道在这条河的边上，在他的头脑暂时歇息的时候，暮色四合中，他一个人走回去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无望和悲怆？
很多次从电脑前直起身，看到窗外那条河的方向，我都想起顾准――如果他有一个还算平静的时代，有一张书桌，他将能创造出什么？
知道了他的存在，人就没有权力狂妄，也没有权力虚无。他早就说过，历史让人不可能发牢骚。
但知道了他的存在，就象王元化说的，你也再不可能平静，“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
我受益于他最深的，是他对人类永恒进步的信仰，去世前，他留给吴敬琏的话是“待机守时” ――“总有一天要发生变化，发生变化时要拿得出东西”。
改革开放后，当吴敬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先驱后，他说：“顾准改变了我的全部人生”。
在顾去世十年后，他的儿女们有机会看到了由他的日记和通信整理成的书稿。
“人生只有一个父亲，我们对这样一个父亲做了些什么呢？”顾准的大女儿写道：“为什么我们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长期视为殊途？……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以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
我们也是顾准的后代，能够正视这些问题，才能无愧于顾准，才能说几十年来，时代的确是在进步的，两岸猿声空啼而已。
顾准反对将任何人神化，他的思想也并非完美，但是将来的时代评价一个人，不会简单地基于得失功过。
遇罗克说过“所谓的不朽，就是在后代的心中引起共鸣”。
此文读后的感受：想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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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华夏快递09-12-07)
三十五年前，十二月三日，零时过后不久，顾准在风雪夜去世。写这篇文章，了解他，纪念他，感谢他。
一
1952年，37岁的顾准被撤去上海市财政局长职务。
关于这次撤职，没有档案材料，只有一份当年2月29日新华社电讯稿的几句话“顾准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
人人穿黄布军装的年代，一个穿背带裤，玳瑁眼镜，在跟弟弟的通信中常常用“睥睨”二字的人，得到这个评语不奇怪。
他不是出身望族，12岁在上海会计师事务所当学徒养活一大家子人，十五岁已经写出中国会计业的最早教材之一，大家都承认，“整个大华东地区找不出他这样有才干的人”。
但是这个人“不服用”。
中财部曾有意调他，但他坚持留在上海：“一入阁只是盆景，长不成乔木了”。不光不去，他还不同意上级“民主评议”的运动式征税的方法，认为应该按法律规定的税率来征，不光不同意，还连续写文章来论证谁对谁错。
他被撤后曾有人为他申辩，一位领导说“顾准不听话，不给他饭吃”。
撤职当天，他一句话不说在办公室坐了一个晚上，他的秘书陪着他坐了整整一个通宵，没有暖气，脚都冻痛了……天亮之后，他“使劲推开了门，走了出去”。
一个人在盛年时由狂热汲于严寒，是什么心情？
有相似际遇的李慎之写过：“我觉得我的精神暂时是破裂了。举一个例子，我现在绝对不能听我所深爱的音乐，因为它会引起我无可忍受的混乱的反应，我觉得，贝多芬的慷慨悲歌，莫扎特的无邪的遐思，现在对我都是不相干的。一个人在能够喜悦或者能够悲哀以前，首先必须自以为是正直的，是诚实的，然而我却不能”。
撤职没有具体原因，顾准连检查都不知道该怎么写，他想写民主评议的事，被人叮嘱“不要写这个”，他连批判他的会议都没权参加，市委简报上的顾准检查，是由他的继任代写的。
不听话，不服用的结果，是被剥夺参与这个世界的权利。
那段时间里他“别无一事……夜不能成寐，卧听马路上车声杂沓，渐渐沉寂，到又有少数人声的车辆开动的声音时，也就是天色欲晓了。”
但他没有李慎之式的自我怀疑，当然有激愤和悲挫，但从他的日记来看，从来没有过灵魂深处的破裂，他的独立性保持终身。
他只是要求复查撤职事，被驳回，答复是六个字“此事已经解决”。
二
朱学勤曾经提过一个问题：“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并不缺少道义激情，也不缺少思想勇气，却没有一个人像顾准走得那样远，挖得那样深，何以如此？”
顾准并非天才，他的思想是一步一步形成的，你几乎可以看到他一根一根把脑袋里的桩子拔掉的过程，这也是他的可贵――因为这意味着这种路径其实人人可为。
刚离开高位的时候，他的思想其实还比较正统，很典型的在体制中成长起来的人，认为自己命运的原因只不过是“遭人陷害”，没想过要做更深的反思。
只是回头看自己身居高位时的傲慢之感，觉得好笑，说那时只是“小职员哲学” ――徒有一点囫囵吞枣的报章杂志的学识，却“才子式的乱闯乱撞，碰到对的，就干一阵，碰不对了，就倒一次霉，思想的细密化，过去实在不够”。
这好象也是赋闲的人常见的反思，并无特出之处。
一月之后，他找了几本初等几何，代数，微积分……开始学习数学，觉得在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向之外别有天地，他试图沉浸在与人世无关的理性里，一直到1955年进中央党校为止，全部业余时间都用在数学上。
他受过西方经济学的训练，很容易上手，为数理中的逻辑感到狂喜，以至于沉醉其中，深夜受寒，得了急性肺炎。
不过他很快跨越对三角尺和圆规的单纯迷恋，他说“逻辑只是工具，研究经济一定要研究历史。”
他开始研究西方史和中国史，英文是他的另一大重要工具，他依靠这个大步跳出了当时扎在知识分子头脑中的篱笆，正好又赶上中央党校在学术上的黄金时期，书尽管有限，但他已经可以直接阅读到凯恩斯和斯密的原作，自己动手改译资本论。
朱学勤说，后来那一代知识分子未能象顾准的成就，是因为“知识大限以及逻辑乏力拖住了他们的脚步”。
知识让人求实，逻辑让人求是。
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那是一个会把人席卷而去的时代，他怎么能在风暴中趴在地上紧紧扣住这两颗石子，而不被吹走，甚至连气息都不沾染？顾准后来说过，这一年的生活让他养成“读史”的习惯。这种习惯的好处就是“样样东西都要自己学着去判断”。
习惯一旦生成，就会自动带着人去往未知之地。
三
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什么都干不了，也不存什么经世致用的念头时，功利也就自然消失，他只是以“不顾死活”的方式读书，作笔记，下蛮力，用笨功夫，来解开思想上的迷惑。
1956年4月，他开始思考凯恩斯为资本主义开出的药方是否会失效？
“我作过一个摘记，认为不会。”他说，“可是，（苏共）二十次大会的报告不是这样说法。这是说，我与他们（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一致的了……”
他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喃喃自语“这糟糕不糟糕？”
但他无论如何在逻辑上不可能认同计划经济体制“目前这一套规律，是独断的，缺乏继承性的，没有逻辑上的严整性的”，他谴责斯大林“以道德规范式的规律吹嘘、粉饰太平的理论来描写社会主义经济……这个理论体系，看来是注定要垮台的”。
几天之后，在中央党校的研讨会上，他忍不住想把这想法拿出来说说，跟别人讨论一下价值规律的作用，这个时候，中国的计划经济刚刚全面推行4年。
“这个题目，不必讨论了吧”，学员说。
他只好收起来了。
他已经看到了那条醒目的红线，他在日记里规劝自己“可是不能继续弄了，再弄要出毛病的”，也有颓唐之感，“过过家庭生活，满足于几间房子，积几个钱买个收音机，老来准备结庵黄山拉倒了吧”
张爱玲看曹雪芹增删十年的纪录时感叹“看到了天才的横剖面”，我看顾准那两年日记时也有这样的感受。
从这横剖面中可以看出，人的心灵和头脑并非天赋，它们是一步步变得强壮的。
7月3日，他终于情不自禁，又是痛痛快快地向“出毛病”的方向走去了，“那篇文章已经写起了，历史上第一次写东西没有像这一次这样费劲的……反复改稿，都更加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直到它明确地与一切经济工作中都应该政治挂帅的指示相对立为止”。
他使劲推开了马克思所说的“地狱与科学共用的大门”，这扇门一旦推开，从此不能再有任何怯懦和犹豫。
推门而入时，他已经看到了未来会发生什么，1964年，他翻译熊彼得的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里面有一句话：“在民主法治制度缺失的群集环境，道德上的限制和文明的思想方法或感觉方法突然消失，……使我们面对谁都知道、可是谁都不愿正视的各种毛骨悚然的事实……”
他精确地预言，“中国的政治空气的大改变将从一年以后开始”。
“在屋檐底下躲暴风雨，一定要躲过去”他写道。
四
“观察，而不是愤慨，可观察与纪录的就多。”1960年，他被划为右派，去农村之前在日记里写道。
他在河南商城劳动改造，他腰不好，拿的又是短锄，有时只能双膝跪在泥里，靠双臂支撑着爬行，双膝破损，臂膀全部红肿了，手掌也血肉模糊，很难拿笔。但他写道“也只是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才有机会学习我国的农村经济这门课”。
早已经没有了在上海时穿背带裤的习惯，他的新工作是捡粪，因为饥饿，粪越来越少了，他需要站在别人边上，等着人家拉完。衣服上全是粪，他可以不再用工具，“直接用手捡起来”。
这样每天15，6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之后，他在日记里对自己有抱臂旁观的总结“充裕建设中的劳力来源，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凡是这样的队伍，军事化程度高，效率远高于民工……政治挂帅就是用政治手段来实行经济目的”
1959年秋冬的河南，劳动队三餐只吃红薯叶子，但在他眼里“已经是天堂”，大量的篇幅都在纪录他每天能找到的吃的，甚至偷的东西。他难以掩饰自己的卑微之感“人变得下流了”。
“哀鸿遍野”的饥荒中，他已经没有余心再象1956年那样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激愤了，连感喟都没有。他在日记里写下所见的浮肿，死亡和人相食的惨剧。
他分析当中的历史必然：“旱与灾二者之后，决心对地球宣战，从历史命运说，是有某种必然性……减少农村人口以改变糊口经济的现状，除此之外，宁有他途？”
我读到这儿，以为他这种让人心寒的冷静是来自斯宾诺沙式的史观“不赞美，不责难，也不惋惜，但求了解认识而已”。
但是再翻后几页，他回忆到写这一段时“心脏一阵阵绞痛”。
这句话象刺一样扎了我一下。
可能是这瞬间，我理解了他――他认识世界的目的并非知识分子式的智力满足，也不是为了“为刍尧献”，更不是为了向谁证明自己是对的，他所作的一切研究，一切的幻灭和重建，是为了这块土地上的人，活生生的人。
还有我们这样的后代。
他当然有愤怒，他不回避它，也不想装扮成漠然的旁观者，他只是从愤怒出发，向远处走去了。
他为哀鸿遍野时却努力求饱感到羞愧，但是，他说他要保存自己，“至少应该记下一个时代的历史，给后代一个经验教训。”
“大声说话，理应有此机会”，他写道。
1960年1月，他用扁担挑着行李回家，“从此一步步进入城市生活了，1959年秋冬，厉行上调，城市供应一定比较顺利，可是这个农村哪！”
他再一次写道“我禁不住一阵阵的心头绞痛！！！”。
五
1960年之后，到他第二次被划为右派为止，将近十年，他没有日记留世。我只能找到他的一段纪录：
从1966年9月起，到1968年8月监管开始为止，我（一）把书架上从前读过的历史书从头复读一遍，又读了乾隆“御批”通鉴；（二）系统地读了马克思全集二十余卷，《资本论》三卷，其他一些马恩著作，以及手头所有的和马恩有关其他作家的著作；在以上两项工作中，摘抄了二三千张卡片；（三）系统地读资产阶级经济学；（四）因为要了解他们说的究竟是什么，需要补充数学知识，费四五个月时间，复习代数，读微积分，读线性代数，最后一项只开了一个头；（五）过去有过经验，翻译是精读的好方法。于是在读了一批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以后，着手翻译乔安·罗宾逊的《经济论文集》第二卷，和约翰·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它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前者已全文译完，后者译了第一卷的四分之三。两者合计，已成译稿约四十万字。1968年8月监督开始搁笔。
所以，红卫兵让写罪行交代时，他在自己的大字报上只写了两个字“读史”，贴在墙上。
红卫兵让他解释，他说“最近什么也没做，只读了些史书，只能这样交代”。
事后他对张纯音说“这是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期，冷眼旁观这一切，只当是在读史，看中国向何处去”。
他并非刻意宁为玉碎，当初在劳动队时，他在日记里也写到过为了少受折磨，“卑躬屈节，笑靥迎人已达极度，困苦嫌恶之感，痛烈之至”，但他始终有自己的底线，“文革”初期，在河南明城，外调人员要他写材料说明某人过去和国民党有瓜葛。顾准说，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对方当即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干脆把脸送过去。对方一连打了十几个耳光之后，终于打不下去了。
与他一起下放的吴敬琏说：“我也还清楚地记得在一次无端指摘他‘偷奸耍猾’的‘地头批判会’上，他冒着雨点般袭来的拳头高昂头颅喊着‘我就是不服’时的神态”。
他可以接受自己是牛鬼蛇神和反革命，他从改造地回到家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就是反三面红旗，我不反谁反？”
但他不接受道德上的泼污。
他从小就极倔强，老师在他作文上写“猫屎狗屎，臭不可闻”，他当众撕碎“既然臭不可闻，留它作什么？”
楼肇明与顾准下过棋，曾说很不敢恭维他的个性：“尤其在复盘时，他往往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对我的漏着、昏着特别敏锐，我虽然赢了棋，却终是给他不留情面地指斥训诲一番。他明明白白下输棋，却像一位十足的赢家。”
后来他听说，顾有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有一天他看的时候，被军宣队的一位参谋发现了，便训斥他，“马克思早就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你怎么能看这样的书？”
过了几天，顾准拿着一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去问这位参谋：“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是什么意思啊？”
这位参谋答不上来，顾准说：“这个典故出自《圣经》。你不读《圣经》，就根本读不懂列宁。”军宣队的人从此有意识地避开顾准，即使看见他在看书，也绕着走，以免尴尬。
楼说从那之后他理解了顾准：“到头来，在局外的观局者看来，似乎被监管的对象不是他，而是监管者自己。不认输，不服输，甚至倒输为赢，颠倒被欺凌和被侮辱的处境”。
六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历尽劫难之后的八十年代开始沉痛的反思，回到的是巴金式的常识：“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
而顾准却在文革没有结束的年代，不仅要做一个人，而且已经对神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用笨重的力量返身逆流而上，一直上溯到马克思所尊崇的黑格尔哲学的源头，看到了杯子的底上刻着“神”这个字――“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前提――存在一个必然规律，而这个‘图式’没脱离宗教气味，不是以发现自然界与社会历史的奥秘，不断增加认识程度为其全过程，而要求一个世界图式，由此建立目的论，建立必然与自由等等一套伦理观念的东西”。
他评价它：“绝对真理不外是神界或是神界的化身”。
这种智力上的进取，不是跪倒在世俗权力脚下的人类头脑能够创造出来的。
他引述普罗米修斯的自白：“说句老实话，我憎恨所有的神――这就是哲学本身的自白，哲学本身的箴言，是针对着凡是不承认人的自觉为最高的神的一切天神与地神而发的”。
这也就是他的信仰――人的自觉性是最高的神。
有了这种穷尽事理的逻辑，就不可能扯谎，也不可能屈服。
七
他的妻子汪璧，原名叫方采秀，结婚的时候，他们都在做地下革命工作，顾十九岁，她二十岁，一起流亡，他当时发表文章的笔名多是“怀璧”，情意拳拳。
他说过，她是他唯一可倾诉一切的人。
他被撤职后，“我对她说有些寂寞之感，她说读书了就不寂寞了，这是对的”。
每周六，她都准备一册小说读给他听，他喜爱《安徒生童话》。
她出差，他在日记里写“悒悒寡欢”。
他打成右派到商城后，日子已经难熬起来了。
“接秀信，语句公式化，来商城后第一次半夜呜咽”。这话让人心碎。
她让顾用自己的40元的生活费买书，她自己的工资用来抚养五个孩子和一个老人。
他记下唯一忘忧的时刻，是雨雪中的凌晨四点半，在外厨房帮着烧火，“火大，有幸福之感，一时脑袋中想起想写的东西都忘却，简直是陶醉了”。
1966年，他被秘密羁押，在自述中说：“我在监狱中的态度非常顽固，直到了死不悔改的地步”。他是全国唯一两次被划为右派的人。
他的母亲这时已经八十多岁，在屋子里只语无伦次地重复一句话“我怎么还不死呢？我怎么还不死呢？”
他从被关押地回来把母亲送到山西的妹妹家，临走的时候，他的母亲“死死地盯住他看了半响”。
那是他们母子的诀别。
大雪的小年夜，妻子提出离婚，他痛快地答应了。他是从那之后得了心脏病的。
方采秀给家人的信中曾说，一旦摘帽，可以立即复婚，顾准对此抱着迷信般的希望，在周口店里他痛苦于“刮胡子刀盒被马蹄踏碎，镜破之谶”。
他仍然每周给妻子写信，方每信必看，但不再回。他们商量过，为了保护孩子，宁可让他们认为父亲是错的。
他们之后只见过一面。
他回家想看望家人，看见她满口的牙都脱落了，嘴瘪着，一脸病容，极度憔悴。“你害人害得还不够吗？”她说。
他“实在不忍心”，走了。
冬天冷，他写信说回来取衣服，到了门口，发现所有的衣物都被放在门外，门关着，他久敲不开。走的时候，他把一张存折和粮票从门下塞了进去。
回到单位，他收到一张四个孩子签字的脱离父子关系的纸，把他的户口和粮食关系也转来了。
他在日记里写：“从此以后，就连他们每月寄粮票来的字迹也看不见。我想念他们。”
1969年，他预感到妻子出事了，他向组织保证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一不影响改造，二不影响下放，组织告诉了他实情，但是“死期，死况，遗言，一概不知”。
汪壁是因为被揭发在5年前曾经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资料”而自杀的，她把他的所有手稿用水浸湿，揉烂，再放到马桶里用水冲下去，资料太多了，以至于全楼的下水道都发生了堵塞。这样的事情，在解放前的革命年代里，她也为他作过。
他唯一得到的悲悯，是他可能终生都不知道，汪璧是喝消毒用的来苏水自杀的，死状极惨。
她的遗书只有一句话：“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
她对孩子都没有留下遗言，儿子说，她离婚是为了我们孩子，内心非常痛苦，在提出离婚之前，已经有自杀的念头。
只有顾准明白：“她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
他写知道死讯后“我就去打饭来吃，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然后他写：“但我还是抑制住，努力要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
在那之后的日记里，他再也没有往年的汪洋恣肆，几乎看不到任何个人化的议论和描述，仅有三次从梦里“痛哭而醒”的纪录，都是关于妻子的回忆：“此生所有欢乐场面，都是她给的”。
据骆耕漠回忆：“那时，顾准手头拮据，却买了一盏有两个绿玻璃灯罩的双头台灯。江明问他，为什么买两个头的灯？他只是沉默，不回答。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为了纪念死去多年的汪璧，仿佛妻子仍旧坐在他的对面。”
他后来看《茵梦湖》，写一个人失去自己所爱的女人，孤独终老，他泪流满面地看完，还书的时候说：“哀而不怨，哀而不怨”。
吴敬琏说：“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还跟我说了一句，他说他一辈子只爱过一个人。”
在他身上，我才理解了胡适说过的话“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唯一方式是忍受痛苦――这话也适用于爱国与学理”。
顾临终前，签了认罪书，他哭了，他说这对他是奇耻大辱，但也许能改善孩子们的处境。
但那还是1974年，他的孩子拒绝在他临终前来看他，“在对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没有什么一般的父子关系可言的”。
12月3日凌晨，大风雪，他去世了，“我已经原谅了你们，希望你们也原谅我”――这是他最后一句留给孩子的话。
八
顾准的孤独不同于因为境遇导致的落寞――落寞里还可以充满幻觉或者憧憬。他的孤独，是一个认识到绝境之后，又心甘情愿地停留在这个绝境当中的选择。
他曾经是最具备理想主义气质的人，等他一旦认为到理想主义变成专制主义的根源之后，几乎是在头脑中把自己杀死了一次。
那是血肉模糊的厮杀，一个人对过去信仰过的东西不再有敬畏之情，要经历极大的思想危机，从“诗意的理想主义”到“转到冷静的分析”时，十分痛苦，他说自己象托尔斯泰笔下的列文那样“为我的无信仰而无所凭依”。
但是他克服了。
这个克服不是靠简单的仇恨和破灭。是靠认识，推导，批判。真正的批判，批判自己曾真诚信仰，并奉献了全部生活的东西。
同时批判并不意味着“独断，骂倒，抹杀”，而是重估一切价值，“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
他就象朱学勤说的，“黑暗如磐，一灯如豆，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
他曾一再批评中国人正因为没有笨劲，懒得穷根究底，所以，“中国有天才，而没有科学上系统的步步前进，不停滞、不倒退的前进。中国人善于综合，都是根据不足的综合。”他没有著书立说的机会，只能在和弟弟的通信中，用“热恋般的热情”写下厚厚的笔记，用他说的“穷根究底的笨拙憨态”，写下《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用吴敬琏的话说，他对一切的研究其实都指向“娜拉走后怎么办？”――无产阶级的革命之后，政治和经济向何处去？
此时，文革尚未结束，他已经风烛残年，病入膏肓，他自己也知道，没有人会去听一个老人的喃喃自语，但他写道：“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而不是依赖于民主才能存在的东西，因为，说到底，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进步，唯有看到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是与科学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须采用的方法。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保证人类的进步，也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打破权威主义和权威主义下面恩赐的民主”。
靠直觉也可以批评，但是，顾准式的批判，是把包裹着理想外衣的绝对真理，从底部撬动的力量，这是铲除它的合法性的最强的力量。
这就是顾准的力量，穷尽事理的逻辑的力量。
象贝多芬的四重奏里反复回旋的“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九
他在三里河的中科院大楼里工作过，我才知道他离我住的地方这么近，不过现在那里看门的人根本不知道顾准是谁，住过哪间房子了。
他的骨灰有一半就撒在我家附近的河里，因为暮年时，他常常在这条河边上漫步，他那时仍然穿着背带裤，一直戴着一顶从旧帽子上拆下来的白布衬里，没人知道为什么，也没人问过，我猜他也许是为妻子服丧。
不知道在这条河的边上，在他的头脑暂时歇息的时候，暮色四合中，他一个人走回去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无望和悲怆？
很多次从电脑前直起身，看到窗外那条河的方向，我都想起顾准――如果他有一个还算平静的时代，有一张书桌，他将能创造出什么？
知道了他的存在，人就没有权力狂妄，也没有权力虚无。他早就说过，历史让人不可能发牢骚。
但知道了他的存在，就象王元化说的，你也再不可能平静，“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
我受益于他最深的，是他对人类永恒进步的信仰，去世前，他留给吴敬琏的话是“待机守时” ――“总有一天要发生变化，发生变化时要拿得出东西”。
改革开放后，当吴敬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先驱后，他说：“顾准改变了我的全部人生”。
在顾去世十年后，他的儿女们有机会看到了由他的日记和通信整理成的书稿。
“人生只有一个父亲，我们对这样一个父亲做了些什么呢？”顾准的大女儿写道：“为什么我们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长期视为殊途？……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以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
我们也是顾准的后代，能够正视这些问题，才能无愧于顾准，才能说几十年来，时代的确是在进步的，两岸猿声空啼而已。
顾准反对将任何人神化，他的思想也并非完美，但是将来的时代评价一个人，不会简单地基于得失功过。
遇罗克说过“所谓的不朽，就是在后代的心中引起共鸣”。
Monday, November 30, 2009
哈維爾︰難以預知的歷史
戴開元按﹕
哈維爾此文談的是人類社會未來的不可預測性，其實人類社會的過去（即歷史）也有不可知的一面。首先，人類當下存在時間的有限性，與人類的未來和過去的無限性相比較，其數學值等于零。其次，人類只能獲得的關於過去的信息是有限的；對於未來的預測，更建立在數量和可靠性都非常有限的信息的基礎上，出錯的機率更大。
至少兩年前，我就得出與哈維爾類似的看法。
此文某些地方譯得不甚高明，我根據上下文，作了少許文字修改。
------------------------------
當年我還是一位異議人士時，我曾經接待過一些西方媒體的記者，他們對我們這些在人口中處於極少數地位的異見人士竟然公開從事徹底改變社會的活動感到不可思議。他們認為，我們永遠不可能成功，而且恰恰相反，我們的行動似乎只會招來新的迫害，我們沒有任何國家權力機構可以依賴，也沒有獲得某個社會階層的明確支持，我們的願望只會徒勞無功。當初他們問得最多的問題是︰如果沒有其他力量的支持，不管是工人階層、知識界，或是反叛運動、合法政黨，或者其他重要的社會力量，你們能夠走多遠呢？對這些問題，我們總是做出同樣的回答。
當時對我們的行為感到驚訝的人，認為他們對歷史的發展規律了如指掌，他們能夠預測哪些事業可能成功，哪些則希望渺茫；哪些是理性的、現實的要求，哪些則純屬狂想。在當年的談話中，我多次強調，在極權體制下，社會看上去鐵板一塊，忠于政權，實際狀況卻難以窺測。
事實上，這個因恐懼而形成的整齊划一的社會，實際上比其外表要脆弱得多。無人能夠預測某個無意間形成的小雪球有朝一日會引發一場大雪崩。這種想法雖然並不是我們當初行為的唯一動力，但是我們確實是這麼認為的。現在，我們可以得出明確的結論︰永遠不要自以為對歷史演變的規律了如指掌，自以為可以預測未來。
二十年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學生抗議示威活動遭到無情的鎮壓，這一事件就像一個小雪球引發了雪崩，極權體制發生動搖，旋即土崩瓦解。當然，導致政權倒塌的原因很多︰體制自身內部的深層危機，周邊國家政局的演變以及有利的國際大氣候，等等。
無論如何，我們對極權政權如此輕易崩潰感到驚訝。對於這件事，我們異議人士與西方的記者及政治學者同樣感到不可思議。我們也同樣無法預測事態的發展，對事變的後果不知所措。我們過去所追求的只是想成為一個自由人，說真話，說出國家的真實狀況，我們沒有想要奪取政權。
由于別無選擇，我們只好勉為其難，接手權力。然而，就在那時，那些多年來認為我們的努力是徒勞無益的人，又反過來譴責我們對接管政權沒有做好充分準備。直到今天，依然有人對我們的過去指指點點︰認為許多應該做的事情我們沒有做，也做了許多不應該做的事情。
這些事後諸葛亮譴責我們沒有預測到事件發生的趨勢，而我們當初曾經向這些疑慮重重的觀察家們指出，我們無法洞察歷史、預測未來。但他們卻依然譴責我們當夢想變成現實後，又難于接受現實。
當初我們這些異議人士，有教授、畫家、作家、暖氣專家，但沒有政治人物。同時，我們怎麼能夠在一個極權國家，平地而起地找到政治人物呢？我們當初必須處理的事情之多實在難以想象。
回想起來，或許在沒有準備的狀態下承擔歷史的責任並非壞事，尤其是當歷史車輪加速之時。一般來說，我並不信任有充分準備的人。在和平革命、群情高漲、無私奉獻的氣氛中，民主政治體制的恢復和經濟體制的非國有化看似指日可待。
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事實證明，在幾個小時之內，甚至在幾天內醞釀、準備以及實施所有必要的改革是不可能的事。我曾經多少次因為事情進展艱難、處處踫壁而心煩意亂。對我來說，最令人驚異的是——這應該不僅是我一個人的感受——我們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影響歷史，但卻不能強暴歷史。
正如其他前蘇聯東歐體制國家成員國一樣，捷克從一開始就盡力打開西方一些組織的大門，尤其是北約和歐盟。但加入上述組織的過程十分漫長，期間經歷過重重困難。我們曾被迫與歐洲分離，我們今天終于穩穩地矗立于歐洲。然而，我有時懷疑，西方某些老牌民主國家是否後悔接受了歐盟的擴大。我不能肯定，他們如果在今天作決定，會不會跟當初一樣地態度接納我們。
如果果真如此的話，我不會感到意外。這也就是我所要表達的觀點，耐心可以得到回報。我們無論是在從事異議活動時還是在建立民主政權國家的漫長過程中都體會到這一點，拔苗是不可助長的。
事情的發展有一定的階段，盡管這有時十分令人惱火。歐盟將永遠處于分裂狀態之類的說法是有害的，只會加強我們所在地區的民族主義情緒及其狂熱信奉者，所有局勢不穩地區的情況皆證明了這一趨勢。而這一趨勢只會給西方乃至整個世界增添更多的磨難，況且，從目前看來，這種民族主義情緒正在日益蔓延。
從這個意義上講，耐心是至關重要的。急躁引發傲慢，而傲慢又反過來滋長急躁。我所指的傲慢是自以為是世界上唯一全知全覺的人，是唯一掌握了歷史的人，所以有資格對歷史發號施令。如果歷史的發展超出了自己的預測，就不惜干預，必要的時候，甚至動用武力。共產主義制度就是如此。
在這種傲慢與自信的推動之下，共產主義理論家和設計師們走向了古拉格。因為從一開始他們就確信他們掌握了歷史發展的奧秘，他們知道怎樣建立一個更加公正的社會。既然如此，還有什麼必要解釋呢？對這些知道如何立即為人類謀幸福的人們來說，普通人如何思想是不屑一顧的。對話只是浪費時間，煎雞蛋必須打破雞蛋。
東西之間鐵幕的倒塌以及被指責為萬惡之源的兩極世界的結束，無疑是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這意味著一種奴役世界的暴力形式的結束，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陰影煙消雲散。因此，在一段時間里，有人認為歷史已經終結，人類從此進入一個歷史之外的美好時代。
此類想法也是對歷史的奧秘缺乏謙卑或者缺乏想象力的表現。事實上，歷史遠沒有終結。盡管不少嚴重威脅已經離我們而去，但是隨著東西格局的打破，一些表面上似乎不太嚴重的威脅開始浮上水面。在全球化的今天，什麼樣的威脅可以被認為是微不足道的呢？曾經長期被視為文明世界中心的歐洲，卻引發了兩次世界大戰。我們肯定歐洲會永遠如此嗎？
今天，任何一個獨裁者都可以設法獲取一枚原子彈，地區性沖突難道不可能演變成全球性沖突？恐怖分子難道不是比過去擁有更多的攻擊方式？歐洲這一歷史上首個世俗文明，並不認為自己擁有永恆。然而，歐洲難道不會正是因為缺乏遠見而引發各種嚴重威脅嗎？那些充滿仇恨、狂熱偏執、為仇恨所支配的人難道不是仍在不斷地產生嗎？而我們的全球化社會又為他們提供了空前的破壞空間。難道我們不是每天都在作出對我們星球產生致命的，無可挽回的後果的各種行動嗎？
我個人最近幾十年來的經驗使我堅信，今天最重要的即是要謙卑地看待世界，尊重我們所不理解的，接受世界上有許多奧秘我們永遠也不會了解。在承認我們並不是全知全能、尤其是承認我們並不知道事物的結局的前提下承擔我們的責任。其實我們是無知的。但是，沒有人可以剝奪我們的希望。同時，沒有驚訝的生活也是乏味的。
瓦克拉夫．哈維爾︰ 1936年出生于布拉格，哲學家、劇作家。《七七憲章》撰寫者之一，曾被監禁多年。1989年“絲絨革命”後，1993年到2003年期間任捷克總統。此文原載2009年10月31日《世界報》。
哈維爾此文談的是人類社會未來的不可預測性，其實人類社會的過去（即歷史）也有不可知的一面。首先，人類當下存在時間的有限性，與人類的未來和過去的無限性相比較，其數學值等于零。其次，人類只能獲得的關於過去的信息是有限的；對於未來的預測，更建立在數量和可靠性都非常有限的信息的基礎上，出錯的機率更大。
至少兩年前，我就得出與哈維爾類似的看法。
此文某些地方譯得不甚高明，我根據上下文，作了少許文字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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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我還是一位異議人士時，我曾經接待過一些西方媒體的記者，他們對我們這些在人口中處於極少數地位的異見人士竟然公開從事徹底改變社會的活動感到不可思議。他們認為，我們永遠不可能成功，而且恰恰相反，我們的行動似乎只會招來新的迫害，我們沒有任何國家權力機構可以依賴，也沒有獲得某個社會階層的明確支持，我們的願望只會徒勞無功。當初他們問得最多的問題是︰如果沒有其他力量的支持，不管是工人階層、知識界，或是反叛運動、合法政黨，或者其他重要的社會力量，你們能夠走多遠呢？對這些問題，我們總是做出同樣的回答。
當時對我們的行為感到驚訝的人，認為他們對歷史的發展規律了如指掌，他們能夠預測哪些事業可能成功，哪些則希望渺茫；哪些是理性的、現實的要求，哪些則純屬狂想。在當年的談話中，我多次強調，在極權體制下，社會看上去鐵板一塊，忠于政權，實際狀況卻難以窺測。
事實上，這個因恐懼而形成的整齊划一的社會，實際上比其外表要脆弱得多。無人能夠預測某個無意間形成的小雪球有朝一日會引發一場大雪崩。這種想法雖然並不是我們當初行為的唯一動力，但是我們確實是這麼認為的。現在，我們可以得出明確的結論︰永遠不要自以為對歷史演變的規律了如指掌，自以為可以預測未來。
二十年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學生抗議示威活動遭到無情的鎮壓，這一事件就像一個小雪球引發了雪崩，極權體制發生動搖，旋即土崩瓦解。當然，導致政權倒塌的原因很多︰體制自身內部的深層危機，周邊國家政局的演變以及有利的國際大氣候，等等。
無論如何，我們對極權政權如此輕易崩潰感到驚訝。對於這件事，我們異議人士與西方的記者及政治學者同樣感到不可思議。我們也同樣無法預測事態的發展，對事變的後果不知所措。我們過去所追求的只是想成為一個自由人，說真話，說出國家的真實狀況，我們沒有想要奪取政權。
由于別無選擇，我們只好勉為其難，接手權力。然而，就在那時，那些多年來認為我們的努力是徒勞無益的人，又反過來譴責我們對接管政權沒有做好充分準備。直到今天，依然有人對我們的過去指指點點︰認為許多應該做的事情我們沒有做，也做了許多不應該做的事情。
這些事後諸葛亮譴責我們沒有預測到事件發生的趨勢，而我們當初曾經向這些疑慮重重的觀察家們指出，我們無法洞察歷史、預測未來。但他們卻依然譴責我們當夢想變成現實後，又難于接受現實。
當初我們這些異議人士，有教授、畫家、作家、暖氣專家，但沒有政治人物。同時，我們怎麼能夠在一個極權國家，平地而起地找到政治人物呢？我們當初必須處理的事情之多實在難以想象。
回想起來，或許在沒有準備的狀態下承擔歷史的責任並非壞事，尤其是當歷史車輪加速之時。一般來說，我並不信任有充分準備的人。在和平革命、群情高漲、無私奉獻的氣氛中，民主政治體制的恢復和經濟體制的非國有化看似指日可待。
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事實證明，在幾個小時之內，甚至在幾天內醞釀、準備以及實施所有必要的改革是不可能的事。我曾經多少次因為事情進展艱難、處處踫壁而心煩意亂。對我來說，最令人驚異的是——這應該不僅是我一個人的感受——我們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影響歷史，但卻不能強暴歷史。
正如其他前蘇聯東歐體制國家成員國一樣，捷克從一開始就盡力打開西方一些組織的大門，尤其是北約和歐盟。但加入上述組織的過程十分漫長，期間經歷過重重困難。我們曾被迫與歐洲分離，我們今天終于穩穩地矗立于歐洲。然而，我有時懷疑，西方某些老牌民主國家是否後悔接受了歐盟的擴大。我不能肯定，他們如果在今天作決定，會不會跟當初一樣地態度接納我們。
如果果真如此的話，我不會感到意外。這也就是我所要表達的觀點，耐心可以得到回報。我們無論是在從事異議活動時還是在建立民主政權國家的漫長過程中都體會到這一點，拔苗是不可助長的。
事情的發展有一定的階段，盡管這有時十分令人惱火。歐盟將永遠處于分裂狀態之類的說法是有害的，只會加強我們所在地區的民族主義情緒及其狂熱信奉者，所有局勢不穩地區的情況皆證明了這一趨勢。而這一趨勢只會給西方乃至整個世界增添更多的磨難，況且，從目前看來，這種民族主義情緒正在日益蔓延。
從這個意義上講，耐心是至關重要的。急躁引發傲慢，而傲慢又反過來滋長急躁。我所指的傲慢是自以為是世界上唯一全知全覺的人，是唯一掌握了歷史的人，所以有資格對歷史發號施令。如果歷史的發展超出了自己的預測，就不惜干預，必要的時候，甚至動用武力。共產主義制度就是如此。
在這種傲慢與自信的推動之下，共產主義理論家和設計師們走向了古拉格。因為從一開始他們就確信他們掌握了歷史發展的奧秘，他們知道怎樣建立一個更加公正的社會。既然如此，還有什麼必要解釋呢？對這些知道如何立即為人類謀幸福的人們來說，普通人如何思想是不屑一顧的。對話只是浪費時間，煎雞蛋必須打破雞蛋。
東西之間鐵幕的倒塌以及被指責為萬惡之源的兩極世界的結束，無疑是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這意味著一種奴役世界的暴力形式的結束，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陰影煙消雲散。因此，在一段時間里，有人認為歷史已經終結，人類從此進入一個歷史之外的美好時代。
此類想法也是對歷史的奧秘缺乏謙卑或者缺乏想象力的表現。事實上，歷史遠沒有終結。盡管不少嚴重威脅已經離我們而去，但是隨著東西格局的打破，一些表面上似乎不太嚴重的威脅開始浮上水面。在全球化的今天，什麼樣的威脅可以被認為是微不足道的呢？曾經長期被視為文明世界中心的歐洲，卻引發了兩次世界大戰。我們肯定歐洲會永遠如此嗎？
今天，任何一個獨裁者都可以設法獲取一枚原子彈，地區性沖突難道不可能演變成全球性沖突？恐怖分子難道不是比過去擁有更多的攻擊方式？歐洲這一歷史上首個世俗文明，並不認為自己擁有永恆。然而，歐洲難道不會正是因為缺乏遠見而引發各種嚴重威脅嗎？那些充滿仇恨、狂熱偏執、為仇恨所支配的人難道不是仍在不斷地產生嗎？而我們的全球化社會又為他們提供了空前的破壞空間。難道我們不是每天都在作出對我們星球產生致命的，無可挽回的後果的各種行動嗎？
我個人最近幾十年來的經驗使我堅信，今天最重要的即是要謙卑地看待世界，尊重我們所不理解的，接受世界上有許多奧秘我們永遠也不會了解。在承認我們並不是全知全能、尤其是承認我們並不知道事物的結局的前提下承擔我們的責任。其實我們是無知的。但是，沒有人可以剝奪我們的希望。同時，沒有驚訝的生活也是乏味的。
瓦克拉夫．哈維爾︰ 1936年出生于布拉格，哲學家、劇作家。《七七憲章》撰寫者之一，曾被監禁多年。1989年“絲絨革命”後，1993年到2003年期間任捷克總統。此文原載2009年10月31日《世界報》。
Sunday, November 29, 2009
王中宇：对统计体系的另类思考
戴开元按：
这是一位中国毛左派的大作，作者相信前苏联的“国民经济统计学”，文章涉及的题目很大，附录的笑话及八个解读，无需认真对待。经济学是一门严肃学科，作者显然出身于自然科学，未受过系统经济学训练，但自以为比整个经济学界的学者更高明。1980年代金观涛、陈平等人以自然科学的“三论”“以论代史”地研究中国历史，可谓前车之鉴。
一位资深的中国经济统计专家对此文提出如下批评：
一，SNA与MPS两大体系所依据的经济理论不同，该文有混淆之嫌。MPS（依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只有物质产品生产部门才创造净产值（一国或地区全部净产值之和为该国或地区的国民收入），非物质生产部门不创造净产值。SNA（依据西方经济的三要素理论）认为：不管物质产品生产部门还是非物质产品生产部门都创造增加值（一国或地区全部增加值之和为该国或地区的GDP)。因此国民收入（这里指MPS的国民收入）与GDP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相比没啥意义。
二，产业划分，行业划分各国有不同的标准，相对来说产业划分全世界比较一致，目前只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有人提出第四产业——信息产业，但没被接受）。各国在核算时基本都严格按此执行（各年鉴能说明这点）。至于各国叫的什么什么产业，那只是叫叫而已，在核算时只把它看成一个行业，没有上升到“产业”这个大面。
对于行业的划分，各国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每个行业都要计算增加值。
三，该文把MPS的“生产”概念和SNA的“生产”概念混淆，得出非物质产品生产部门（即服务部门）没有产品的结论。前面说了SNA认为非物质产品生产部门也创造增加值，即也生产“产品”，产品分为有形产品和无形产品，服务也是产品。当服务产生时，生产过程正在进行，同时使用过程也在进行；服务结束，生产停止使用完成。所以该文把MPS的观点强加到SNA的头上，自然会产生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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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更新时间：2009-11-24
当今我国统计体系是产生于西方国家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简称SNA)；之前我国用的是来自苏联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System of Material Product Balance，简称MPS)。
SNA取代MPS的历程
从建国初期到90年代初期，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是MPS的“国民收入”，这个指标反映了农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饮食业的生产活动成果。
在MPS体系下，我国有关部门编制了三张投入产出表：1974年实物型投入产出表、1981年和1983年全国价值型投入产出表。
1984年，国务院成立了专门机构，组织领导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研究设计工作。国家统计局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该方案采纳了SNA的基本核算原则、内容和方法，保留了MPS体系的部分内容，是一个MPS与SNA的混合性体系。
1985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的报告》。同年，我国建立了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制度。当时，我国仍以MPS的国民收入指标为主，以国内生产总值为辅，以补充前者不能反映的非物质服务业生产活动成果。
1987年，开始编制SNA体系的投入产出表；
1992年，开始编制SNA体系的资金流量表。同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实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方案的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分步实施这一体系。
1993年起，取消MPS的核心指标“国民收入”核算，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基本融入SNA体系。
1997年统计局出版《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以国民收入和其他有关历史资料为基础，推算出1952——1984年国内生产总值历史资料，根据首次全国第三产业普查资料对1978年至199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历史数据进行了系统的调整。
1999年，根据联合国1993年推出的SNA新标准，国家统计局对《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进行了系统的修订，取消了MPS的核算内容，清理了基本概念，修订了基本框架，调整了有关表式的指标设置，使之建立在1993年SNA的基础上。至此，中国的统计体系完全融入了SNA体系。
产业：概念的泛化
与MPS体系相比，SNA体系一个鲜明的特点是“产业”概念的泛化。
在MPS体系中，产业被分解为农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饮食业。
而在SNA体系中，产业被分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其中第一产业包括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和建筑业；第三产业又称“服务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其他服务业。而其他服务业包括：租赁业、商务服务业、旅游业、科学研究事业、专业技术及其他科技服务业、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环境资源与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事业、卫生事业、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体育事业、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顾名思义，“产业”指的是生产部门，而“服务”与“生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服务业”中，有一部分与生产相关，美国经济学家布朗宁和辛格曼称其为生产性服务业(Producer Services，简称PS, 1975年)
李善同、高传胜等利用中国2002年122部门的投入产出表计算出第三产业各行业的“中间使用率”，即各行业所提供的总产出当中用于满足一、二、三产业作为中间使用部分所占的比例，结果如下：
表一：服务业各行业的中间使用率
行业...........中间使用率(%).......行业.............................中间使用率(%)
保险业................111.89........娱乐业...........................47.01
仓储业..................98.06........餐饮业...........................39.66
租赁业..................96.25........专业技术及其他科技服务业....36.95
管道运输业.............93.15........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36.27
铁路货运业.............86.63........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34.07
商务服务业.............86.44........环境资源与公共设施管理业....33.17
道路运输业.............82.40........房地产业.......................28.23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82.34........城市公共交通运输业.......24.21
金融业..................80.96........科学研究事业..................21.69
水上运输业.............76.33........旅游业...........................21.22
信息传输服务业........74.99........卫生事业.......................7.88
住宿业..................74.79........教育事业......................7.05
水利管理业.............72.45........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5.44
铁路旅客运输业........70.05........体育事业 -
航空旅客运输业........65.56........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
批发和零售贸易业......62.76
邮政业...................61.35
地质勘查业.............56.10
航空货运业.............54.95........服务业合计............48.87
（数据取自《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内容、发展水平与内部结构—基于中国1987--2002年投入产出表的分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第34号(总2880号) 2007年4月16日）
表一的左边部分，中间使用率高于50%，在这个意义上，称其为布朗宁、辛格曼所谓的“生产性服务业”不无道理。
而表一的右边部分，中间使用率低于50%，这些行业的产出大部分不用于其它行业的中间投入。尤其是卫生事业、教育事业、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体育事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它们的中间使用率最大的也不足8%。
卫生事业、教育事业、体育事业本质上不是为生产服务，而是直接为居民服务。硬将它们归入产业部门，结果导致了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其后果就是百姓看不起病、上不起学。
2005年，面对社会对“教育产业化”的强烈非议，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称：“‘教育产业化’这个提法从它产生之日起，教育部就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的提法。”（“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解读‘教育产业化资源化’” 2005-12-23 新华网）殊不知，早在1992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实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方案的通知》时，教育就被放到与各产业并列的位置上了。其后事实上的教育产业化不过是既定路线的必然结果，与王旭明所强调的“提法”并无关系。可见“教育产业化”的根源在于“与国际接轨”----追随联合国的SNA体系。非议“教育产业化”的人们其实是在非议联合国的SNA体系！
事实上，现在仍有一些学者在为教育产业化辩护，从主流经济学的立场看，他们的论据也不无道理。然而将“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也视为产业，就着实令人费解了。“公共管理” 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职责， SNA体系是政府引入的，这是否意味着政府已经自视为这个行业中的“公司”之一？“社会组织”显然包括共产党，由共产党执政的政府引入的统计体系，将“社会组织”视为行业，它背后的逻辑是：各个政党、协会、学会、联谊会都是这个行业中的不同“企业”，它们间的关系与其他行业中各企业间的关系没有质的区别。不知执政党是否认同这一逻辑，但肯定有人会欢迎它。
至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从任何意义上讲它都不是行业。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前副院长刘福垣认为：
“社会保障不是商业保险，不是社会救济，而是一种分配制度，是按需分配的初级形态，必须纳入财政预算。社会保障分配使政府占有的剩余价值转化为归社会占有，从而确保了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刘福垣《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保障主义》）
对此，笔者深以为然。将社会保障放到“行业”的位置上，其后果是：国民必须用自己可怜的货币收入为自己买“保障”，社会保障的薄弱使以利润为目标的保险公司大发展，而政府则回避了本应承担的主要职责。
至于体育事业，眼下正闹得沸沸扬扬的赌球风波告诉我们，它不过是博彩业的中间投入而已。在百度上搜索“体育彩票 赌”，能得到317,000条信息。这体育彩票可是国家体育总局发行的。可见在现实中体育与博彩业关系之密切。如果视博彩为产业，体育事业倒符合“生产性服务业”的定义。
虽然博彩业未被列入行业统计，但为博彩业正名，使其合法化的舆论一直不绝于耳。2005年在全国集中打击赌博违法犯罪活动时，海南省政协委员柯向渔、张德安、陈嘉新、游长江等4人竟提交了《关于海南适度开放博彩业的建议》。可见博彩业风头之健。
即便能斩断体育事业与博彩业的关系（对此笔者的信心为零），它也就是个靠博取观众欢心挣利润的行业，与娱乐业相似，与毛泽东指望的“增强人民体质”相去甚远。
本来嘛，毛泽东与MPS体系早已走入历史，而今是SNA体系的天下，把任何一个领域视为行业，让一群（竞争性）或几个（寡头垄断）或一个（独家垄断）企业在里边挣钱，这才是当今的主流。由此，我们看到“产业”泛化的背后是资本的逻辑：“任何方向都是机会”--挣钱的机会；任何领域都是战场—搂钱的战场。
只是这一逻辑贯彻得尚不彻底，根据这一逻辑，还应将军事领域产业化，把军队搞成“雇佣军”，谁出钱多就为谁打仗，雇主“看哪个不顺眼就打哪个”。
2005年经济普查发现第三产业的GDP比年度统计结果增加47.7%，导致整个GDP增加16.8%。可见这些不生产任何财富的“经济活动”能让GDP虚胖到什么程度。饶是如此，还有人不甘心，提出应将“自有房屋出租”纳入统计范围（任金娥《浅谈我国统计效能低下的原因及建议》中国新技术新产品2009.4）。于是，同一间房子，出售时算一次GDP，以后年年出租，年年再算GDP，这GDP还有清晰的内在逻辑吗？其实，逻辑本无所谓，美国就是这样干的，印度也是这样干的，相比于逻辑，“与国际接轨”显然更重要。
价值：概念的塌缩
在MPS体系中，观察的中心是实物，MPS体系的投入产出表中先有实物表，后有货币表（价值型表）。一个社会的经济运行归根结底是建立在实物流的基础上，社会之所以需要这些实物流，是因为它们有“价值”。然而，“价值”却是一个难于把握的概念，更不用说度量了。古今中外无数的学者在讨论“价值”，至今莫衷一是。马根瑙（H. Margenau）注意到，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实际行为能够统计地度量，它们揭示了人所做的和所要做的东西，他称其为“事实价值”。
建立“一般均衡论”的瓦尔拉斯（Walras）其实就是试图发现“事实价值”，他首先用“效用”代替价值，作为分析的基础，在效用递减的假设下，建立起了“一般均衡原理”以说明价格的形成。由于价格是可以统计的，可视为社会的“事实价值”。此后经济学家们摆脱了令他们苦恼的“价值”，在价格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理论大厦。甚至“价值”这个词的定义，也转为“价格乘以交易量”------根本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价值”了。
在这个新定义下，货币量就是价值，一切经济行为，归根结底是追求货币的积累。而SNA体系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SNA体系的核心指标GDP,就是各广义“行业”新增货币量------“增加值”的总和。
主流教科书称：
“MPS主要反映物质产品的生产、交换和使用的实物运动；SNA除核算货物和服务的实物流量外，还注重收入支出和金融交易等资金流量和资产负债存量的核算，能更好地反映社会再生产中实物运动与价值运动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的运动过程。”（《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管理百科 HR管理世界）
用普通人的语言说，MPS只关注真实的物流，而SNA更关注与之相伴的货币流。从治国的角度看，对整个社会的粮食、钢铁、机床、计算机等等的生产、消费平衡当然需要心中有数。但从资本家的角度，这些都是手段，赚钱才是目的，当然首先要关注货币流。事实上，现在的货币循环已经远远超越了实物循环，已经有了自己独特的逻辑与机制。（见王中宇《货币循环的另类观察》科学时报2009年11月5日A3版）
在这样的视角下，观察到的本质上是交易量。制假、贩假、贩毒创造交易量，因此损害健康，又为医疗产业制造了需求，同样创造交易量；污染环境的企业在创造交易量，治理污染同样是商机，也在创造交易量。最彻底的莫过于凯恩斯：政府出钱，请人买工具去挖下一个“大坑”，然后再请人把这个“大坑”填起来。两者都在创造交易量，都能促进GDP的增长，是应对经济危机的良方。
事情演变到这一步，已经与我等百姓朴素的直觉相悖。经济学家们的每一步都是理性的，其证明都显得严格而科学，而综合起来，却成了埃舍尔笔下的怪圈（见图一）。当我等百姓对着怪圈目瞪口呆之时，经济学家愉悦地嘲弄道：这就是真理，真理不需要愚氓的投票表决！
图一(图略)：埃舍尔的怪圈：合理的细节构成荒谬的整体
自负的经济学家赢得了刻薄的回应，网上出现了“经济学家与两坨屎”的笑话，进而流传着《经济学家吃屎与GDP笑话的经济学解读》一文。笔者未能查出其原始出处，比较完整的转载本见（http://hi.baidu.com/eternal_oceanus/blog/item/5c584c383da6122596ddd834.html ）。此文从这个粗俗的笑话出发，生动地解释了许多费解的经济现象。
马根瑙指出，每一个“事实价值”促使我们询问：它事实上是否应当是价值？换而言之，马根瑙对“事实价值”心存疑虑。怪圈告诉我们，GDP至少不反映社会整体的价值。于是人们被迫追问，它到底反映谁的价值，什么价值？
回顾毛泽东治国，很像是大家长治家。首先要保证这家人不被外人欺负；还要追求家计兴旺；还要追求家业长远，不能为眼前利益将立家之本败光了；还要追求家中和谐，别看他“阶级斗争天天讲”，他其实最怕家里出现阶级分化，他的理想是“六亿神州尽舜尧”，他的梦魇是“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到了GDP挂帅的时代，更像是CEO管理公司，目标清晰而单一：利润。让毛泽东忧心的哪些事，在CEO们看来子虚乌有，莫名其妙。只要利润积累起来，有了财力，什么事摆不平？这样的定位，反映在统计上就是SNA系统。可见SNA系统的价值其实是老板们的价值。
2004年，国家统计局前局长李德水一边重复萨缪尔森对GDP的赞歌：“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一边承认“一是它不能反映社会成本，二是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方式和为此付出的代价，三是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效率、效益和质量，四是不能反映社会财富的总积累，五是不能衡量社会分配和社会公正。”（《关于GDP的几点思考》2004-04-30 经济日报）
为应付环保压力，联合国试图在SNA系统中引“绿色GDP”，这其实是一个大忽悠。SNA系统的基准是价格，价格在交易过程中形成。而环保要求的是对整个人类持续生存的保障，这样的价值与交易价格在逻辑上根本没有交集。硬将环保的价值套在GDP的战车上，表明了资本的雇用“学者”不知天高地厚，以为他们给倒买倒卖过程创造的理论框架就可以覆盖全人类生存的价值。
平衡：被遗忘的视角
MPS体系已被废除，毋庸讳言，它有很多缺点，但其核心视角：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对治国却不可或缺。
社会经济体系是一个动态系统，它在不断运动的同时，必须保持许多关键的平衡，否则就会走向解体。80年代，在“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氛围下，学界热衷于“非均衡增长”，保持平衡成了保守落后的代名词，打破平衡则时髦而先进。
现在我们看到，经过30年的“非均衡增长”，经济结构矛盾、地区矛盾、社会不同群体的矛盾、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矛盾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让经济学家们自豪的巨量经济增长，在扣除这些矛盾带来的代价后，到底所余几何？
当年批判均衡论的一个最有力的论据是：经济现实中均衡是偶然的，而不均衡是普遍的。这当然是事实，但却不是可以忽视均衡的理由。动态系统类似于飞行器，均衡状态类似于“标准弹道”，许多参量必须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如冲角、侧滑角，超过限度可能导致飞行器解体。所以飞行器都有各种控制系统，真实轨迹一旦偏离标准状态，就会将其拉回，这就是系统的稳定机制-----系统得以长期生存的保障。
对社会经济系统而言，统计系统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帮助社会了解对关键的平衡出现的偏离，缺乏这些信息，系统的稳定机制就没有着落。
MPS体系关注国民经济的劳动资源平衡、社会产品生产/消费/积累平衡、社会产品分配平衡、财政平衡、固定资产平衡等等。这些无疑是重要的，但对一个动态系统而言，首先应弄清那些平衡事关系统的持续生存，统计体系应在此基础上关注相关的信息。
在现实的经济系统中，货币循环处于最上层。所有的经济活动，除了购买最终消费品之外，其动力都是利润极大化—积累更多的货币。经济学教科书宣称：社会之所以会创造货币，是因为需要一种“一般等价物”，以提高交换的效率。从这个视角看，货币是实体经济的影子，立杆才能见影。而从经济现实看，驱动实体经济运转的是积累货币的动机--把杆立起来的是影子。
因此货币循环事实上控制着实体经济，货币循环可持续，是实体经济可持续的前提。此轮全球经济危机，从生产力的角度，没出任何问题，从社会的客观需求（不是“有效需求”）看，也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出在“影子”—货币循环上。因此观察货币循环的可持续性，就成了统计系统最基本的任务。
笔者在分析统计数据时发现，过去30年间，在货币循环中，资产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间失衡持续扩大；追逐利润的货币与祭献利润的货币间失衡持续扩大。这种失衡又导致货币系统与实体经济间的两个失衡持续扩大：产能与国内购买力间的失衡、货币发行量与真实财富间的失衡（见《货币循环的另类观察》科学时报2009年11月5日A3版）。
当今我们遇到的经济困难，溯其根源，均在于此。而我们的统计系统未考虑观测相应的平衡，人们只能利用间接的数据，通过迂回的方法去发现它。
按照主流经济理论，当今的经济体系中实行“按要素分配”的原则，所谓要素，分为三大类：劳动、资本与权力。那么从全社会的尺度看，这三类要素各自获得的货币流量就应是经济统计的基本指标，然而，我们没有这样的统计数据。
在社会的货币存量中，搞清有多少要购买最终消费品，并顺带祭献利润；有多少是在追逐利润？对判断经济运行态势，这显然必要数据，但我们也没有。要得到这样的数据，需要了解各种分布结构。如在工资性收入方面，低工资者的收入显然绝大部分只能用于日常消费，而高工资者（如年薪数百万、数千万的国企老总们），他们的日常消费只占收入的零头，剩下的都会转为逐利资金。
其实通过抽样统计，完全可以得出必要的基础数据，这是城调队、农调队的基本业务，剩下的是在基础数据上进行处理。比如，可以将所有的工资收入按高低排序，再将其分为总量相等的n组，计算出每组的最高、最低与平均工资，并计算出该组成员在总受薪人口中的比重。用类似的方法可以处理所有的结构问题（比如存款分布）。有了这些结构数据，即能比较准确地把握两类资金的数量。
视角：角色的混淆
现在各国的统计系统是SNA体系的一统天下。然而从次贷危机到金融海啸，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表现出预见性，证明了SNA体系无法观察到国民经济这个动态系统的失衡，无法发出有效的预警。花费巨量公帑建立的统计系统，表现得如此无能，证明“联合国”、“发达国家”之类招牌，不足以保证一个理论或体系的科学性，被舆论尊为“权威”、“大师”者，也未必可信。还是鲁迅讲得实在：“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那问题症结何在？
当年陈云曾打过一个比喻：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这个比喻其实道出了国家与企业的不同角色。
对企业而言，货币环境是外在的两池“水”：其一是逐利资金，企业需要设法由此获得投资；其二是购买力，企业需要设法由此赚得利润。作为靠这两池“水”生存的“鱼”，众多企业的共同努力，不断地将一池水灌入另一池中。长此以往“鱼”们的生存环境将走向崩溃。然而CEO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不关我的事，我的职责是为股东挣利润！
那这是谁的职责？只能是政府。可见为了社会的长治久安，政府的基本职责是矫正企业行为造成的社会失衡。打个不那么恰当的比方，对社会的货币环境而言，企业是污染者，而政府必须扮演环保分子的角色。可见政府的账本与企业的账本需回答不同的问题，应有不同的视角与理念。政府的账本必须关注宏观失衡的具体情况，这是研究、制定相关对策所需的基本信息。
了解企业财务报表的人不难发现，SNA体系与企业财务报表相似，它采用的复式记帐法，就直接来自企业财务报表。它的各项指标围绕着“增长”这个视角。“增长”在企业就是正的现金流，这是企业生存的前提。而国家是货币的发行者，是企业生存环境的维护者，怎能用企业的视角来观察社会经济系统？
可我们就是这样做的，一位事实上充当国家首席经济学家多年的学者，他的具体社会职业就是某“管理学院”院长，而“管理学院”的功能是教企业老板如何挣钱。于是陈云的忠告被称为“鸟笼经济”，被视为保守、顽固。而国家的角色被定位于为利润极大化“保驾护航”，“亲商”成了各级政府竭力标榜的招牌。
用这样的视角驾驭国民经济这个动态系统，焉能不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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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经济学家吃屎与GDP笑话的经济学解读
woodwind
“先看一个故事：有两个经济学研究生甲和乙，二人在路上走，发现一坨狗屎。甲对乙说：你把它吃了，我给你5000万。乙一听，这么容易就赚5000万，臭就臭点吧，大不了拿了钱去洗胃，于是就把屎吃了。
二人继续走，心里都有点不平衡，甲白白损失了5000万，什么也没捞着。乙虽说赚了5000万，但是吃了坨屎心里也堵得慌。
这时又发现一坨屎，还热乎的，乙终于找到了平衡，对甲说：你把它吃了，我也给你5000万。甲一想损失的5000万能赚回来，吃坨屎算什么，乙不是也吃 了吗？于是也把屎吃了。按理说这下二人该平衡了，但是他们越琢磨越觉得不对劲，两个人的资本一点也没有增加，反而一人吃了一坨屎。于是就去找教授，教授听了他们的诉说，激动得潸然泪下：同学们，你们应该高兴啊，你们仅仅吃了两坨屎，就为咱们国家贡献了1个亿的GDP啊！
我看了很多网友的回复，可惜的是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这是怎么回事，笑过也就算了，即便是很多经济学科班出身的人也未必搞清楚了。当然，学校里的教授如郎咸平之流的自然不会告诉大家，他们为了炫耀自己的才学，只会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而我正相反，为了让大部分人知道事物的真相，我要把复杂事情简单化。其实把 这个笑话搞明白了，西方经济学也就出师了。一般的话，学理工科的人也许比学文科的人工容易明白这个体系。
要把这个问题简单的说清楚是有点难度的。好在这里的网友好像大多数都是理工科出身的，小时候有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学好数理化，能帮助人们建立一个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或称作理性思维吧。
大家都知道，研究任何一个问题，都要把它放到一个体系里来看。怎样建立这个体系的问题，就是确定假设条件的问题，这是问题研究结论是否正确的核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或只见森林不见树木都不是科学的态度。
学过热力学的朋友都知道，这世界可分为三个系统：孤立系统、封闭系统和开放系统，这三个系统涉及的边界就是能量和物质两个元素。大家可以先温习一下，这样我说起来大家就容易理解了。
先做第一次解读：
这个笑话中描述的行为，创造了1个亿的GDP，这是真实的。就是不知道政府会不会统计进去而已（实际上有很多类似的行为是被统计进去的）。但如果说，两 人互吃一对狗屎，开价1个亿的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创造了2个亿的GDP。但内容有发生实质变化吗？没有，狗屎还是那堆狗屎，吃还是那种吃法，每个人得到 的心理满足还是那样。只不过价格发生了点变化。谁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结论与启示：1、GDP有两个前提，一是要商品交换过程，二是政府愿意把它统计进来；2、GDP（或GNP）的大小只与商品的交换有关，与财富创造无 关，财富创造仅仅为商品交换提供了可能。3、GDP与社会财富和人民福利的大小没有必然的联系，可以是正相关、负相关或不相关。换句话说，GDP的增长与 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无关。
举例和经济学意义：在一个孤立系统内建立的总供给与总需求，人民的总福利是下降的。比方说公共厕所，我小时候的公共厕所都不是收费的，因为不存在商品交换行为，所以没有价格，也无法计入GDP；一旦厕所收费呢，因为厕所向你提供了服务，你需要付出代价，这就是市场经济和商品交换，GDP也就产生了。 GDP增加了，你的福利有没有增加呢？不知道。在此顺便说明一个现象：GDP的快速增长可以通过公共产品的私有化加以实现，公共产品向私有产品（来自公共 财政理论的产品分类概念）的转化，社会财富总额并不增加，而GDP大幅增加。如：如教育、医疗、公路等等。
现在来第二次解读：
如果一个人吃了那堆屎，得了5000万，但他后面只肯出2000万让那个人吃那堆屎，也就是说双方的需求是不对称的，进行的是一个不平等交换，那结果会是什么呢？那就是利润！！同样的行为，GDP只有7000万，还有3000万呢？成了先吃的那个人的利润。
结论与启示：1、利润的是由于不平等交换而产生的，形成不平等交换的原因必然是交换地位的不对等（比方说，手中有钱的有优势地位，由此大家可以悟出什么东西吗？）；2、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润的产生与价值的创造无关，跟商品的成本也无关。大家还记得我在《房产投资扫盲》中的那句话吗？成本代表的是过去，价格代表的是现在，利润则是未来。不平等的地位落差越大，利润就越大。人们为什么热衷于垄断利润呢？3、不平等交换造成了社会福利的不平均分配，这是系统（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举例和经济学意义：在一个孤立系统内建立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由于不平等地位的存在，交换主体和客体的福利也是不对等的，优势地位人员的福利要高于劣势地位的人员，其福利来自于劣势人员。这个还要举例吗？
现在来第三次解读：
如果一个人吃了那堆屎，得了5000万，然后他们走啊走，又看到一堆屎，原先吃屎的那个朋友想自己反正吃过一堆屎了，就无所谓再吃一堆了，就对另一个人说：“我把这堆屎也吃了，你再给我5000万”。那个人想自己已经看过人吃屎了，就提出只肯再出1000万。结果呢？同样是吃了两堆屎，但GDP只有 6000万，前面一次有5000万，而后面一次有1000万。人还是吃屎的那个人，屎还是那样的屎，看还是那个人看，都没有改变啊。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差异 呢？这就是西方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结论与启示：1、“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是西方经济学的基础性规律，“效用”就是西方经济学的定价基础。2、与政治经济学截然不同的是，二者的哲学基础不 同，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是唯物主义。3、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封闭系统内的事物规律，西方经济学认为客观世界是封闭的；政治 经济学研究的是开发系统内的事物规律，政治经济学认为客观世界是开放的。
举例和经济学意义：一个人卖馒头和买馒头的，对于买馒头的来说，每个馒头都是客观存在，价格都是一样的，对于买馒头的来说，每个馒头都是主观需求，第一个馒头效用最大，最后一个馒头效用最低。但如果对这些馒头来说，那个馒头是第一个，那个馒头是第二个，那个又是最后一个呢？显然是由人主关决定的，这就是 劳动价值理论跟效用价值理论哲学基础不同点。在封闭体系中，比如说只有两个人，那最后一个馒头就是最后一个，而在开放系统中，那最后一个馒头对于另一个人来说可能就是第一个。这也就说明另一个道理：存在主义哲学本身就是唯心主义哲学。“存在是合理的，但不一定是真理”。
现在来第四次解读：
在那个故事中引入第三、第四个人，按照排列组合，来一个循环的话，交换四次，每人都吃一堆屎，现金流出5000万，享受一次看别人吃屎，创造GDP20000万。如果交换两次呢？也就是同时两个人看，另两个人吃，还是5000万呢？创造GDP10000万。
结论与启示：1、GDP不是一个数字，而是一个体系，反映的是在某种约束条件（政府调控和管制）下一个市场交换体系。2、GDP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是这 个市场交换的充分性，换句话说，GDP不仅仅是用来衡量财富的大小，更是一个来衡量参与交换（就业）的一个指标。3、GDP作为总量概念，指的是这个封闭 系统中参与交换的效用的综合，而不是所有效用的总和。4、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获的财富，必须要参与交换，自给自足不创造任何GDP。
举例和经济学意义：如开赌场，开赌场这件事本身并不创造物质财富，但它有效用，它可以满足赌徒的心理需要，满足他们一下一夜致富的幻想。但开赌场这个行为，他创造了就业机会，把他们整体纳入到这个市场交换体系中来，使那部分并不创在物质财富的人也有机会来参与分配物质财富。其他的还有彩票市场、股市以及 娼妓的存在等等。这也就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西方的GDP要远远高于我国，虽然我国养活了西方。
现在来第五次解读：
在第一个人吃了屎后并获得了5000万，后面另一个人吃屎时对第一个人说，他吃屎的姿势是如何的优美潇洒，他看后一定会得到更多的满足，但必须要支付6000万。这就是营销。
结论和启示：1、效用的评价完全是主观臆断的，是唯心主义的价值观，是无法准确衡量的；2、效用是因人而异的，同一个物体对于不同的人的效用是不同的， 不同的人愿意为此支付的代价也是不同的，效用不是客观存在，是会因为人的主观意志而变化的；3、通过宣传、营销等方式是可以改变人的主观意志的，进而改变 效用，改变价值。
举例和经济学意义：现代营销学的核心来自于西方经济学，都是以唯心主义哲学为基础的。最主要的基础就是：存在就是合理的，也就是说，只要这个交易存在，那么这个交易的价格就是合理的。因此西方经济学的财富基础是效用，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财富基础是物质。因此，西方经济学的目标是创在“存在”。比方说，只 要你能从顾客的口袋里挖出钱来，随便你用什么方法都行。为此，西方经济学必须要两个有假设，人是理性的和人是自利的；这是政治经济学没有的，政治经济学没有任何架设。同样，营销学、管理学、消费心理学等等，核心目标都是改变人，而不是改变物（或改变物的目标还是要改变人）。
现在来第六次解读：
二人在路上走，甲发现一坨狗屎。（1）甲对乙说：你把它吃了，我给你5000万。乙一听，这么容易就赚5000万，臭就臭点吧，大不了拿了钱去洗胃，于 是就把屎吃了。（2）甲对乙说：这坨狗屎是神屎，包治百病，对你有身体好处，你给我5000万，我就把这坨狗屎转让给你。乙一听，身体健康是买不来的，既 然如此就买吧，于是花了5000万把那坨狗屎吃了。这就是服务和产品的区别。
结论和启示：1、服务价值在于效用产生的结果，服务创造和消费必须是同时发生的，服务不能够储存；2、产品的价值在于劳动凝结在物质上的量和质，产品创 造必然先于消费，产品是可以储存的。3、因此，税法制定中明确，对服务征收营业税，对产品征收增值税，对服务有办法征收增值税吗？4、同样，对实物征税属 于国税，对无形产品（服务）征税属于地税。5、事实上，在具体的经济环境中，产品和服务是共存的，在产品的生产与消费过程中也盼随着大量的服务。6、服务 存在的最终目的还是要为了实物产品的分配，最终必然要转移到实物上来，因为人是物质的，需要吃东西。
举例和经济学意义：西方经济学中有“地下经济”一说，比方说不公开的色情、赌博等等，都是创造财富（GDP）的，因此一个国家总的GDP包括统计内和统 计外的，把他公开化，纳入管理，就可直接进入GDP核算体系。但不管怎样，地下经济永远存在，因为他参与交换和分配。他们通过提供服务来把自己融入到整个 社会的交换体系中，最终目的就是要为了参与实物的分配。比方说，一个小姐她吃饱了和没吃饱提供同样的性服务可能的价钱是不一样的，但服务没有本质区别，因此，服务不可能完全脱离于实物经济。还有比方说，家务和家政的区别，纳入到社会交换体系中就是服务了，就是家政；不纳入社会交换体系中的自给自足，就是家 务，二者对GDP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但他们的根本目的都是一样的，获得实物产品的分配。
现在来第七次解读：
二人在路上走，甲发现一坨狗屎。甲对乙说：你把它吃了，我给你一个权力，凭借这个权力未来也可以让我吃一堆狗屎。乙一听，这个权力蛮好的，说不定我可以拿它来卖个大价钱，臭就臭点吧，大不了拿了钱去洗胃，于是就把屎吃了。这就是权证（或者说期权吧）。这时候创造了多少GDP呢？不知道。这时候，有人会问，你不是说只要有市场交换就创造GDP吗？没错，这就是金融创新！！。GDP是创造了，但却没有最终定价，把定价这个过程往后面转移了。以后有可能3种 结果。（1）甲看到乙吃狗屎挺恶心的，于是出5000万向乙买回那个权利，这叫回购。事实上这仍然只是一个完整的交易，GDP是5000万。（2）乙发现 那个权证没什么用，于是后来兑现了那个权证，让甲也吃了一堆狗屎，GDP是零。这时候，千万注意了，同样互吃了一堆狗屎，为什么和以前不一样了呢？以前是 10000万GDP，而现在是零？（3）乙转让了那个权证，以5000万的价格转让给了甲的仇人丙，丙兑现了那个权证，GDP是5000万。（4）乙把那 个权证以3000万转让给了丙，丙把那个权证加价2000万转让给了甲的仇人丁，丁兑现了那个权证，GDP是8000万。（5）乙后来想兑现那个权证，甲 觉得吃狗屎台恶心了，拒绝对付，乙打不过甲，只得作罢，GDP为零。
结论和启示：1、虚拟经济的核心在于把交换和定价分离，在以一般等价物“钱”的交换中，交换的同时就完成了定价；2、上面第二种结果的实质是“以物易物 ”，以物易物不产生GDP；3、以权证方式形式支付的实质是“以物易物”，买卖权证的过程才是市场交易，如结果四；4、权证的出现实际上使原本不可储存的 “服务”能够储存；5、权证作为一种权利，必须要有法律（暴力）作为依托，没有法律依托的权证价值为零。6、甲在最初消费“看一吃狗屎”时，并没有先进流 出，这就就叫变相融资。
举例和经济学意义：金融市场上的例子就不用再举了吧？现在的权证和期权挺多了，股票也一样。股票的实质就是未来你活的分红的权力，但你的分红的权力有保障吗？每个股票的价值都一样吗？这我就不用多说了吧？就看看生活中的东西吧。比方说，交通一卡通，显然运输也是一种服务业，不能储存，你买的是什么呢？买 的是一个权力，买的是几十次或者上百次坐车的权利。这种权力有《合同法》作依托。还有例如美容店的会员卡等等。其实际都是变相融资。学过会计的朋友应该很容易了解这种现象了，这些东西的会计处理是完全不一样的。
现在来第八次解读：
有两个经济学研究生甲和乙，二人在路上走，发现一坨狗屎。甲对乙说：你把它吃了，我给你5000万元。乙一听，这么容易就赚5000万元，臭就臭点吧， 大不了拿了钱去洗胃，于是就把屎吃了。两人继续走，又发现一坨屎。好，请大家注意，现在，针对这特定的人物和事件，甲、乙两个人，两堆狗屎，5000万 元，组成一个封闭系统A。在这个封闭系统内A，无论谈们怎么交换，其结果都是吃两堆狗屎，并回到初始状态，乙有5000万元，甲什么都没有。现在我们再引入一个封闭系统B,这个系统中只有来两个人丙和丁,丙是做馒头的（即提供物质产品的），一个馒头需要1000万盾（有别于元，是两种货币），丁是看病的 （即提供服务的），每看一次病需要5000万盾。原先由于这两个系统分别没有联系，因此都是封闭系统，现在把他们组合成系统C,C仍然是封闭系统，但A和 B可以互换资源，因此在C系统内A和B都是开放系统。
结果：甲和乙每天向B系统出口服务，即表演吃屎，价格5000万盾，丙和丁每天向A系统出口馒头和医疗，价格1000万元和8000万元，汇率是1 盾=1元。后来，丙和丁看腻了甲和乙吃屎，觉得太贵，于是为了吃和医疗，决定降价，不吃就得饿死，2500万盾一次。其他不变，这时候汇率是1盾=2元。
结论和启示：1、汇率的产生是为了满足两个不同市场体系之间的交换；2、汇率的大小取决于两个系统提供产品的效用差异，产品或服务消费弹性越大的系统在 系统交换中的地位越不利，购买力平价的实质在于各个系统对其他方提供产品的依赖性或者刚性。3、同样A系统和B系统，A系统不能孤立存在，B系统能独立存 在，其实质在于A系统没有实物产品的生产，而B有。换句话说，任何系统的存在，必须依赖于物质，这就是物质的第一性，这也就是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举例和经济学意义：欧盟的建立和欧元的实际上就是为了把众多的封闭系统打破，建立一个相对的开放系统，越开放的系统，交换的越充分，创造的GDP就越大 和就业机会也就越多。再如朝鲜和伊拉克，二者社会制度完全不同，伊拉克的资源远远要比朝鲜丰富的多，在海湾战争之前，伊拉克是世界上人均财富最多的国家之一，经济封锁后，伊拉克沦为贫穷国家，为什么呢？在于缺乏交换，石油换食品是在联合国监视下，是不公平的交换！！！因此，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和现在的朝鲜一 样，制度不是贫穷的原因，原因在于别人对你的封锁，并由此建立起的不公平的交换关系。
关键字： GDP
这是一位中国毛左派的大作，作者相信前苏联的“国民经济统计学”，文章涉及的题目很大，附录的笑话及八个解读，无需认真对待。经济学是一门严肃学科，作者显然出身于自然科学，未受过系统经济学训练，但自以为比整个经济学界的学者更高明。1980年代金观涛、陈平等人以自然科学的“三论”“以论代史”地研究中国历史，可谓前车之鉴。
一位资深的中国经济统计专家对此文提出如下批评：
一，SNA与MPS两大体系所依据的经济理论不同，该文有混淆之嫌。MPS（依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只有物质产品生产部门才创造净产值（一国或地区全部净产值之和为该国或地区的国民收入），非物质生产部门不创造净产值。SNA（依据西方经济的三要素理论）认为：不管物质产品生产部门还是非物质产品生产部门都创造增加值（一国或地区全部增加值之和为该国或地区的GDP)。因此国民收入（这里指MPS的国民收入）与GDP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相比没啥意义。
二，产业划分，行业划分各国有不同的标准，相对来说产业划分全世界比较一致，目前只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有人提出第四产业——信息产业，但没被接受）。各国在核算时基本都严格按此执行（各年鉴能说明这点）。至于各国叫的什么什么产业，那只是叫叫而已，在核算时只把它看成一个行业，没有上升到“产业”这个大面。
对于行业的划分，各国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每个行业都要计算增加值。
三，该文把MPS的“生产”概念和SNA的“生产”概念混淆，得出非物质产品生产部门（即服务部门）没有产品的结论。前面说了SNA认为非物质产品生产部门也创造增加值，即也生产“产品”，产品分为有形产品和无形产品，服务也是产品。当服务产生时，生产过程正在进行，同时使用过程也在进行；服务结束，生产停止使用完成。所以该文把MPS的观点强加到SNA的头上，自然会产生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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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更新时间：2009-11-24
当今我国统计体系是产生于西方国家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简称SNA)；之前我国用的是来自苏联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System of Material Product Balance，简称MPS)。
SNA取代MPS的历程
从建国初期到90年代初期，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是MPS的“国民收入”，这个指标反映了农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饮食业的生产活动成果。
在MPS体系下，我国有关部门编制了三张投入产出表：1974年实物型投入产出表、1981年和1983年全国价值型投入产出表。
1984年，国务院成立了专门机构，组织领导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研究设计工作。国家统计局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该方案采纳了SNA的基本核算原则、内容和方法，保留了MPS体系的部分内容，是一个MPS与SNA的混合性体系。
1985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的报告》。同年，我国建立了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制度。当时，我国仍以MPS的国民收入指标为主，以国内生产总值为辅，以补充前者不能反映的非物质服务业生产活动成果。
1987年，开始编制SNA体系的投入产出表；
1992年，开始编制SNA体系的资金流量表。同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实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方案的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分步实施这一体系。
1993年起，取消MPS的核心指标“国民收入”核算，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基本融入SNA体系。
1997年统计局出版《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以国民收入和其他有关历史资料为基础，推算出1952——1984年国内生产总值历史资料，根据首次全国第三产业普查资料对1978年至199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历史数据进行了系统的调整。
1999年，根据联合国1993年推出的SNA新标准，国家统计局对《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进行了系统的修订，取消了MPS的核算内容，清理了基本概念，修订了基本框架，调整了有关表式的指标设置，使之建立在1993年SNA的基础上。至此，中国的统计体系完全融入了SNA体系。
产业：概念的泛化
与MPS体系相比，SNA体系一个鲜明的特点是“产业”概念的泛化。
在MPS体系中，产业被分解为农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饮食业。
而在SNA体系中，产业被分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其中第一产业包括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和建筑业；第三产业又称“服务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其他服务业。而其他服务业包括：租赁业、商务服务业、旅游业、科学研究事业、专业技术及其他科技服务业、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环境资源与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事业、卫生事业、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体育事业、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顾名思义，“产业”指的是生产部门，而“服务”与“生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服务业”中，有一部分与生产相关，美国经济学家布朗宁和辛格曼称其为生产性服务业(Producer Services，简称PS, 1975年)
李善同、高传胜等利用中国2002年122部门的投入产出表计算出第三产业各行业的“中间使用率”，即各行业所提供的总产出当中用于满足一、二、三产业作为中间使用部分所占的比例，结果如下：
表一：服务业各行业的中间使用率
行业...........中间使用率(%).......行业.............................中间使用率(%)
保险业................111.89........娱乐业...........................47.01
仓储业..................98.06........餐饮业...........................39.66
租赁业..................96.25........专业技术及其他科技服务业....36.95
管道运输业.............93.15........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36.27
铁路货运业.............86.63........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34.07
商务服务业.............86.44........环境资源与公共设施管理业....33.17
道路运输业.............82.40........房地产业.......................28.23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82.34........城市公共交通运输业.......24.21
金融业..................80.96........科学研究事业..................21.69
水上运输业.............76.33........旅游业...........................21.22
信息传输服务业........74.99........卫生事业.......................7.88
住宿业..................74.79........教育事业......................7.05
水利管理业.............72.45........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5.44
铁路旅客运输业........70.05........体育事业 -
航空旅客运输业........65.56........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
批发和零售贸易业......62.76
邮政业...................61.35
地质勘查业.............56.10
航空货运业.............54.95........服务业合计............48.87
（数据取自《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内容、发展水平与内部结构—基于中国1987--2002年投入产出表的分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第34号(总2880号) 2007年4月16日）
表一的左边部分，中间使用率高于50%，在这个意义上，称其为布朗宁、辛格曼所谓的“生产性服务业”不无道理。
而表一的右边部分，中间使用率低于50%，这些行业的产出大部分不用于其它行业的中间投入。尤其是卫生事业、教育事业、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体育事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它们的中间使用率最大的也不足8%。
卫生事业、教育事业、体育事业本质上不是为生产服务，而是直接为居民服务。硬将它们归入产业部门，结果导致了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其后果就是百姓看不起病、上不起学。
2005年，面对社会对“教育产业化”的强烈非议，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称：“‘教育产业化’这个提法从它产生之日起，教育部就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的提法。”（“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解读‘教育产业化资源化’” 2005-12-23 新华网）殊不知，早在1992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实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方案的通知》时，教育就被放到与各产业并列的位置上了。其后事实上的教育产业化不过是既定路线的必然结果，与王旭明所强调的“提法”并无关系。可见“教育产业化”的根源在于“与国际接轨”----追随联合国的SNA体系。非议“教育产业化”的人们其实是在非议联合国的SNA体系！
事实上，现在仍有一些学者在为教育产业化辩护，从主流经济学的立场看，他们的论据也不无道理。然而将“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也视为产业，就着实令人费解了。“公共管理” 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职责， SNA体系是政府引入的，这是否意味着政府已经自视为这个行业中的“公司”之一？“社会组织”显然包括共产党，由共产党执政的政府引入的统计体系，将“社会组织”视为行业，它背后的逻辑是：各个政党、协会、学会、联谊会都是这个行业中的不同“企业”，它们间的关系与其他行业中各企业间的关系没有质的区别。不知执政党是否认同这一逻辑，但肯定有人会欢迎它。
至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从任何意义上讲它都不是行业。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前副院长刘福垣认为：
“社会保障不是商业保险，不是社会救济，而是一种分配制度，是按需分配的初级形态，必须纳入财政预算。社会保障分配使政府占有的剩余价值转化为归社会占有，从而确保了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刘福垣《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保障主义》）
对此，笔者深以为然。将社会保障放到“行业”的位置上，其后果是：国民必须用自己可怜的货币收入为自己买“保障”，社会保障的薄弱使以利润为目标的保险公司大发展，而政府则回避了本应承担的主要职责。
至于体育事业，眼下正闹得沸沸扬扬的赌球风波告诉我们，它不过是博彩业的中间投入而已。在百度上搜索“体育彩票 赌”，能得到317,000条信息。这体育彩票可是国家体育总局发行的。可见在现实中体育与博彩业关系之密切。如果视博彩为产业，体育事业倒符合“生产性服务业”的定义。
虽然博彩业未被列入行业统计，但为博彩业正名，使其合法化的舆论一直不绝于耳。2005年在全国集中打击赌博违法犯罪活动时，海南省政协委员柯向渔、张德安、陈嘉新、游长江等4人竟提交了《关于海南适度开放博彩业的建议》。可见博彩业风头之健。
即便能斩断体育事业与博彩业的关系（对此笔者的信心为零），它也就是个靠博取观众欢心挣利润的行业，与娱乐业相似，与毛泽东指望的“增强人民体质”相去甚远。
本来嘛，毛泽东与MPS体系早已走入历史，而今是SNA体系的天下，把任何一个领域视为行业，让一群（竞争性）或几个（寡头垄断）或一个（独家垄断）企业在里边挣钱，这才是当今的主流。由此，我们看到“产业”泛化的背后是资本的逻辑：“任何方向都是机会”--挣钱的机会；任何领域都是战场—搂钱的战场。
只是这一逻辑贯彻得尚不彻底，根据这一逻辑，还应将军事领域产业化，把军队搞成“雇佣军”，谁出钱多就为谁打仗，雇主“看哪个不顺眼就打哪个”。
2005年经济普查发现第三产业的GDP比年度统计结果增加47.7%，导致整个GDP增加16.8%。可见这些不生产任何财富的“经济活动”能让GDP虚胖到什么程度。饶是如此，还有人不甘心，提出应将“自有房屋出租”纳入统计范围（任金娥《浅谈我国统计效能低下的原因及建议》中国新技术新产品2009.4）。于是，同一间房子，出售时算一次GDP，以后年年出租，年年再算GDP，这GDP还有清晰的内在逻辑吗？其实，逻辑本无所谓，美国就是这样干的，印度也是这样干的，相比于逻辑，“与国际接轨”显然更重要。
价值：概念的塌缩
在MPS体系中，观察的中心是实物，MPS体系的投入产出表中先有实物表，后有货币表（价值型表）。一个社会的经济运行归根结底是建立在实物流的基础上，社会之所以需要这些实物流，是因为它们有“价值”。然而，“价值”却是一个难于把握的概念，更不用说度量了。古今中外无数的学者在讨论“价值”，至今莫衷一是。马根瑙（H. Margenau）注意到，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实际行为能够统计地度量，它们揭示了人所做的和所要做的东西，他称其为“事实价值”。
建立“一般均衡论”的瓦尔拉斯（Walras）其实就是试图发现“事实价值”，他首先用“效用”代替价值，作为分析的基础，在效用递减的假设下，建立起了“一般均衡原理”以说明价格的形成。由于价格是可以统计的，可视为社会的“事实价值”。此后经济学家们摆脱了令他们苦恼的“价值”，在价格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理论大厦。甚至“价值”这个词的定义，也转为“价格乘以交易量”------根本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价值”了。
在这个新定义下，货币量就是价值，一切经济行为，归根结底是追求货币的积累。而SNA体系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SNA体系的核心指标GDP,就是各广义“行业”新增货币量------“增加值”的总和。
主流教科书称：
“MPS主要反映物质产品的生产、交换和使用的实物运动；SNA除核算货物和服务的实物流量外，还注重收入支出和金融交易等资金流量和资产负债存量的核算，能更好地反映社会再生产中实物运动与价值运动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的运动过程。”（《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管理百科 HR管理世界）
用普通人的语言说，MPS只关注真实的物流，而SNA更关注与之相伴的货币流。从治国的角度看，对整个社会的粮食、钢铁、机床、计算机等等的生产、消费平衡当然需要心中有数。但从资本家的角度，这些都是手段，赚钱才是目的，当然首先要关注货币流。事实上，现在的货币循环已经远远超越了实物循环，已经有了自己独特的逻辑与机制。（见王中宇《货币循环的另类观察》科学时报2009年11月5日A3版）
在这样的视角下，观察到的本质上是交易量。制假、贩假、贩毒创造交易量，因此损害健康，又为医疗产业制造了需求，同样创造交易量；污染环境的企业在创造交易量，治理污染同样是商机，也在创造交易量。最彻底的莫过于凯恩斯：政府出钱，请人买工具去挖下一个“大坑”，然后再请人把这个“大坑”填起来。两者都在创造交易量，都能促进GDP的增长，是应对经济危机的良方。
事情演变到这一步，已经与我等百姓朴素的直觉相悖。经济学家们的每一步都是理性的，其证明都显得严格而科学，而综合起来，却成了埃舍尔笔下的怪圈（见图一）。当我等百姓对着怪圈目瞪口呆之时，经济学家愉悦地嘲弄道：这就是真理，真理不需要愚氓的投票表决！
图一(图略)：埃舍尔的怪圈：合理的细节构成荒谬的整体
自负的经济学家赢得了刻薄的回应，网上出现了“经济学家与两坨屎”的笑话，进而流传着《经济学家吃屎与GDP笑话的经济学解读》一文。笔者未能查出其原始出处，比较完整的转载本见（http://hi.baidu.com/eternal_oceanus/blog/item/5c584c383da6122596ddd834.html ）。此文从这个粗俗的笑话出发，生动地解释了许多费解的经济现象。
马根瑙指出，每一个“事实价值”促使我们询问：它事实上是否应当是价值？换而言之，马根瑙对“事实价值”心存疑虑。怪圈告诉我们，GDP至少不反映社会整体的价值。于是人们被迫追问，它到底反映谁的价值，什么价值？
回顾毛泽东治国，很像是大家长治家。首先要保证这家人不被外人欺负；还要追求家计兴旺；还要追求家业长远，不能为眼前利益将立家之本败光了；还要追求家中和谐，别看他“阶级斗争天天讲”，他其实最怕家里出现阶级分化，他的理想是“六亿神州尽舜尧”，他的梦魇是“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到了GDP挂帅的时代，更像是CEO管理公司，目标清晰而单一：利润。让毛泽东忧心的哪些事，在CEO们看来子虚乌有，莫名其妙。只要利润积累起来，有了财力，什么事摆不平？这样的定位，反映在统计上就是SNA系统。可见SNA系统的价值其实是老板们的价值。
2004年，国家统计局前局长李德水一边重复萨缪尔森对GDP的赞歌：“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一边承认“一是它不能反映社会成本，二是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方式和为此付出的代价，三是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效率、效益和质量，四是不能反映社会财富的总积累，五是不能衡量社会分配和社会公正。”（《关于GDP的几点思考》2004-04-30 经济日报）
为应付环保压力，联合国试图在SNA系统中引“绿色GDP”，这其实是一个大忽悠。SNA系统的基准是价格，价格在交易过程中形成。而环保要求的是对整个人类持续生存的保障，这样的价值与交易价格在逻辑上根本没有交集。硬将环保的价值套在GDP的战车上，表明了资本的雇用“学者”不知天高地厚，以为他们给倒买倒卖过程创造的理论框架就可以覆盖全人类生存的价值。
平衡：被遗忘的视角
MPS体系已被废除，毋庸讳言，它有很多缺点，但其核心视角：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对治国却不可或缺。
社会经济体系是一个动态系统，它在不断运动的同时，必须保持许多关键的平衡，否则就会走向解体。80年代，在“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氛围下，学界热衷于“非均衡增长”，保持平衡成了保守落后的代名词，打破平衡则时髦而先进。
现在我们看到，经过30年的“非均衡增长”，经济结构矛盾、地区矛盾、社会不同群体的矛盾、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矛盾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让经济学家们自豪的巨量经济增长，在扣除这些矛盾带来的代价后，到底所余几何？
当年批判均衡论的一个最有力的论据是：经济现实中均衡是偶然的，而不均衡是普遍的。这当然是事实，但却不是可以忽视均衡的理由。动态系统类似于飞行器，均衡状态类似于“标准弹道”，许多参量必须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如冲角、侧滑角，超过限度可能导致飞行器解体。所以飞行器都有各种控制系统，真实轨迹一旦偏离标准状态，就会将其拉回，这就是系统的稳定机制-----系统得以长期生存的保障。
对社会经济系统而言，统计系统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帮助社会了解对关键的平衡出现的偏离，缺乏这些信息，系统的稳定机制就没有着落。
MPS体系关注国民经济的劳动资源平衡、社会产品生产/消费/积累平衡、社会产品分配平衡、财政平衡、固定资产平衡等等。这些无疑是重要的，但对一个动态系统而言，首先应弄清那些平衡事关系统的持续生存，统计体系应在此基础上关注相关的信息。
在现实的经济系统中，货币循环处于最上层。所有的经济活动，除了购买最终消费品之外，其动力都是利润极大化—积累更多的货币。经济学教科书宣称：社会之所以会创造货币，是因为需要一种“一般等价物”，以提高交换的效率。从这个视角看，货币是实体经济的影子，立杆才能见影。而从经济现实看，驱动实体经济运转的是积累货币的动机--把杆立起来的是影子。
因此货币循环事实上控制着实体经济，货币循环可持续，是实体经济可持续的前提。此轮全球经济危机，从生产力的角度，没出任何问题，从社会的客观需求（不是“有效需求”）看，也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出在“影子”—货币循环上。因此观察货币循环的可持续性，就成了统计系统最基本的任务。
笔者在分析统计数据时发现，过去30年间，在货币循环中，资产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间失衡持续扩大；追逐利润的货币与祭献利润的货币间失衡持续扩大。这种失衡又导致货币系统与实体经济间的两个失衡持续扩大：产能与国内购买力间的失衡、货币发行量与真实财富间的失衡（见《货币循环的另类观察》科学时报2009年11月5日A3版）。
当今我们遇到的经济困难，溯其根源，均在于此。而我们的统计系统未考虑观测相应的平衡，人们只能利用间接的数据，通过迂回的方法去发现它。
按照主流经济理论，当今的经济体系中实行“按要素分配”的原则，所谓要素，分为三大类：劳动、资本与权力。那么从全社会的尺度看，这三类要素各自获得的货币流量就应是经济统计的基本指标，然而，我们没有这样的统计数据。
在社会的货币存量中，搞清有多少要购买最终消费品，并顺带祭献利润；有多少是在追逐利润？对判断经济运行态势，这显然必要数据，但我们也没有。要得到这样的数据，需要了解各种分布结构。如在工资性收入方面，低工资者的收入显然绝大部分只能用于日常消费，而高工资者（如年薪数百万、数千万的国企老总们），他们的日常消费只占收入的零头，剩下的都会转为逐利资金。
其实通过抽样统计，完全可以得出必要的基础数据，这是城调队、农调队的基本业务，剩下的是在基础数据上进行处理。比如，可以将所有的工资收入按高低排序，再将其分为总量相等的n组，计算出每组的最高、最低与平均工资，并计算出该组成员在总受薪人口中的比重。用类似的方法可以处理所有的结构问题（比如存款分布）。有了这些结构数据，即能比较准确地把握两类资金的数量。
视角：角色的混淆
现在各国的统计系统是SNA体系的一统天下。然而从次贷危机到金融海啸，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表现出预见性，证明了SNA体系无法观察到国民经济这个动态系统的失衡，无法发出有效的预警。花费巨量公帑建立的统计系统，表现得如此无能，证明“联合国”、“发达国家”之类招牌，不足以保证一个理论或体系的科学性，被舆论尊为“权威”、“大师”者，也未必可信。还是鲁迅讲得实在：“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那问题症结何在？
当年陈云曾打过一个比喻：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这个比喻其实道出了国家与企业的不同角色。
对企业而言，货币环境是外在的两池“水”：其一是逐利资金，企业需要设法由此获得投资；其二是购买力，企业需要设法由此赚得利润。作为靠这两池“水”生存的“鱼”，众多企业的共同努力，不断地将一池水灌入另一池中。长此以往“鱼”们的生存环境将走向崩溃。然而CEO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不关我的事，我的职责是为股东挣利润！
那这是谁的职责？只能是政府。可见为了社会的长治久安，政府的基本职责是矫正企业行为造成的社会失衡。打个不那么恰当的比方，对社会的货币环境而言，企业是污染者，而政府必须扮演环保分子的角色。可见政府的账本与企业的账本需回答不同的问题，应有不同的视角与理念。政府的账本必须关注宏观失衡的具体情况，这是研究、制定相关对策所需的基本信息。
了解企业财务报表的人不难发现，SNA体系与企业财务报表相似，它采用的复式记帐法，就直接来自企业财务报表。它的各项指标围绕着“增长”这个视角。“增长”在企业就是正的现金流，这是企业生存的前提。而国家是货币的发行者，是企业生存环境的维护者，怎能用企业的视角来观察社会经济系统？
可我们就是这样做的，一位事实上充当国家首席经济学家多年的学者，他的具体社会职业就是某“管理学院”院长，而“管理学院”的功能是教企业老板如何挣钱。于是陈云的忠告被称为“鸟笼经济”，被视为保守、顽固。而国家的角色被定位于为利润极大化“保驾护航”，“亲商”成了各级政府竭力标榜的招牌。
用这样的视角驾驭国民经济这个动态系统，焉能不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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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经济学家吃屎与GDP笑话的经济学解读
woodwind
“先看一个故事：有两个经济学研究生甲和乙，二人在路上走，发现一坨狗屎。甲对乙说：你把它吃了，我给你5000万。乙一听，这么容易就赚5000万，臭就臭点吧，大不了拿了钱去洗胃，于是就把屎吃了。
二人继续走，心里都有点不平衡，甲白白损失了5000万，什么也没捞着。乙虽说赚了5000万，但是吃了坨屎心里也堵得慌。
这时又发现一坨屎，还热乎的，乙终于找到了平衡，对甲说：你把它吃了，我也给你5000万。甲一想损失的5000万能赚回来，吃坨屎算什么，乙不是也吃 了吗？于是也把屎吃了。按理说这下二人该平衡了，但是他们越琢磨越觉得不对劲，两个人的资本一点也没有增加，反而一人吃了一坨屎。于是就去找教授，教授听了他们的诉说，激动得潸然泪下：同学们，你们应该高兴啊，你们仅仅吃了两坨屎，就为咱们国家贡献了1个亿的GDP啊！
我看了很多网友的回复，可惜的是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这是怎么回事，笑过也就算了，即便是很多经济学科班出身的人也未必搞清楚了。当然，学校里的教授如郎咸平之流的自然不会告诉大家，他们为了炫耀自己的才学，只会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而我正相反，为了让大部分人知道事物的真相，我要把复杂事情简单化。其实把 这个笑话搞明白了，西方经济学也就出师了。一般的话，学理工科的人也许比学文科的人工容易明白这个体系。
要把这个问题简单的说清楚是有点难度的。好在这里的网友好像大多数都是理工科出身的，小时候有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学好数理化，能帮助人们建立一个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或称作理性思维吧。
大家都知道，研究任何一个问题，都要把它放到一个体系里来看。怎样建立这个体系的问题，就是确定假设条件的问题，这是问题研究结论是否正确的核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或只见森林不见树木都不是科学的态度。
学过热力学的朋友都知道，这世界可分为三个系统：孤立系统、封闭系统和开放系统，这三个系统涉及的边界就是能量和物质两个元素。大家可以先温习一下，这样我说起来大家就容易理解了。
先做第一次解读：
这个笑话中描述的行为，创造了1个亿的GDP，这是真实的。就是不知道政府会不会统计进去而已（实际上有很多类似的行为是被统计进去的）。但如果说，两 人互吃一对狗屎，开价1个亿的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创造了2个亿的GDP。但内容有发生实质变化吗？没有，狗屎还是那堆狗屎，吃还是那种吃法，每个人得到 的心理满足还是那样。只不过价格发生了点变化。谁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结论与启示：1、GDP有两个前提，一是要商品交换过程，二是政府愿意把它统计进来；2、GDP（或GNP）的大小只与商品的交换有关，与财富创造无 关，财富创造仅仅为商品交换提供了可能。3、GDP与社会财富和人民福利的大小没有必然的联系，可以是正相关、负相关或不相关。换句话说，GDP的增长与 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无关。
举例和经济学意义：在一个孤立系统内建立的总供给与总需求，人民的总福利是下降的。比方说公共厕所，我小时候的公共厕所都不是收费的，因为不存在商品交换行为，所以没有价格，也无法计入GDP；一旦厕所收费呢，因为厕所向你提供了服务，你需要付出代价，这就是市场经济和商品交换，GDP也就产生了。 GDP增加了，你的福利有没有增加呢？不知道。在此顺便说明一个现象：GDP的快速增长可以通过公共产品的私有化加以实现，公共产品向私有产品（来自公共 财政理论的产品分类概念）的转化，社会财富总额并不增加，而GDP大幅增加。如：如教育、医疗、公路等等。
现在来第二次解读：
如果一个人吃了那堆屎，得了5000万，但他后面只肯出2000万让那个人吃那堆屎，也就是说双方的需求是不对称的，进行的是一个不平等交换，那结果会是什么呢？那就是利润！！同样的行为，GDP只有7000万，还有3000万呢？成了先吃的那个人的利润。
结论与启示：1、利润的是由于不平等交换而产生的，形成不平等交换的原因必然是交换地位的不对等（比方说，手中有钱的有优势地位，由此大家可以悟出什么东西吗？）；2、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润的产生与价值的创造无关，跟商品的成本也无关。大家还记得我在《房产投资扫盲》中的那句话吗？成本代表的是过去，价格代表的是现在，利润则是未来。不平等的地位落差越大，利润就越大。人们为什么热衷于垄断利润呢？3、不平等交换造成了社会福利的不平均分配，这是系统（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举例和经济学意义：在一个孤立系统内建立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由于不平等地位的存在，交换主体和客体的福利也是不对等的，优势地位人员的福利要高于劣势地位的人员，其福利来自于劣势人员。这个还要举例吗？
现在来第三次解读：
如果一个人吃了那堆屎，得了5000万，然后他们走啊走，又看到一堆屎，原先吃屎的那个朋友想自己反正吃过一堆屎了，就无所谓再吃一堆了，就对另一个人说：“我把这堆屎也吃了，你再给我5000万”。那个人想自己已经看过人吃屎了，就提出只肯再出1000万。结果呢？同样是吃了两堆屎，但GDP只有 6000万，前面一次有5000万，而后面一次有1000万。人还是吃屎的那个人，屎还是那样的屎，看还是那个人看，都没有改变啊。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差异 呢？这就是西方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结论与启示：1、“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是西方经济学的基础性规律，“效用”就是西方经济学的定价基础。2、与政治经济学截然不同的是，二者的哲学基础不 同，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是唯物主义。3、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封闭系统内的事物规律，西方经济学认为客观世界是封闭的；政治 经济学研究的是开发系统内的事物规律，政治经济学认为客观世界是开放的。
举例和经济学意义：一个人卖馒头和买馒头的，对于买馒头的来说，每个馒头都是客观存在，价格都是一样的，对于买馒头的来说，每个馒头都是主观需求，第一个馒头效用最大，最后一个馒头效用最低。但如果对这些馒头来说，那个馒头是第一个，那个馒头是第二个，那个又是最后一个呢？显然是由人主关决定的，这就是 劳动价值理论跟效用价值理论哲学基础不同点。在封闭体系中，比如说只有两个人，那最后一个馒头就是最后一个，而在开放系统中，那最后一个馒头对于另一个人来说可能就是第一个。这也就说明另一个道理：存在主义哲学本身就是唯心主义哲学。“存在是合理的，但不一定是真理”。
现在来第四次解读：
在那个故事中引入第三、第四个人，按照排列组合，来一个循环的话，交换四次，每人都吃一堆屎，现金流出5000万，享受一次看别人吃屎，创造GDP20000万。如果交换两次呢？也就是同时两个人看，另两个人吃，还是5000万呢？创造GDP10000万。
结论与启示：1、GDP不是一个数字，而是一个体系，反映的是在某种约束条件（政府调控和管制）下一个市场交换体系。2、GDP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是这 个市场交换的充分性，换句话说，GDP不仅仅是用来衡量财富的大小，更是一个来衡量参与交换（就业）的一个指标。3、GDP作为总量概念，指的是这个封闭 系统中参与交换的效用的综合，而不是所有效用的总和。4、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获的财富，必须要参与交换，自给自足不创造任何GDP。
举例和经济学意义：如开赌场，开赌场这件事本身并不创造物质财富，但它有效用，它可以满足赌徒的心理需要，满足他们一下一夜致富的幻想。但开赌场这个行为，他创造了就业机会，把他们整体纳入到这个市场交换体系中来，使那部分并不创在物质财富的人也有机会来参与分配物质财富。其他的还有彩票市场、股市以及 娼妓的存在等等。这也就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西方的GDP要远远高于我国，虽然我国养活了西方。
现在来第五次解读：
在第一个人吃了屎后并获得了5000万，后面另一个人吃屎时对第一个人说，他吃屎的姿势是如何的优美潇洒，他看后一定会得到更多的满足，但必须要支付6000万。这就是营销。
结论和启示：1、效用的评价完全是主观臆断的，是唯心主义的价值观，是无法准确衡量的；2、效用是因人而异的，同一个物体对于不同的人的效用是不同的， 不同的人愿意为此支付的代价也是不同的，效用不是客观存在，是会因为人的主观意志而变化的；3、通过宣传、营销等方式是可以改变人的主观意志的，进而改变 效用，改变价值。
举例和经济学意义：现代营销学的核心来自于西方经济学，都是以唯心主义哲学为基础的。最主要的基础就是：存在就是合理的，也就是说，只要这个交易存在，那么这个交易的价格就是合理的。因此西方经济学的财富基础是效用，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财富基础是物质。因此，西方经济学的目标是创在“存在”。比方说，只 要你能从顾客的口袋里挖出钱来，随便你用什么方法都行。为此，西方经济学必须要两个有假设，人是理性的和人是自利的；这是政治经济学没有的，政治经济学没有任何架设。同样，营销学、管理学、消费心理学等等，核心目标都是改变人，而不是改变物（或改变物的目标还是要改变人）。
现在来第六次解读：
二人在路上走，甲发现一坨狗屎。（1）甲对乙说：你把它吃了，我给你5000万。乙一听，这么容易就赚5000万，臭就臭点吧，大不了拿了钱去洗胃，于 是就把屎吃了。（2）甲对乙说：这坨狗屎是神屎，包治百病，对你有身体好处，你给我5000万，我就把这坨狗屎转让给你。乙一听，身体健康是买不来的，既 然如此就买吧，于是花了5000万把那坨狗屎吃了。这就是服务和产品的区别。
结论和启示：1、服务价值在于效用产生的结果，服务创造和消费必须是同时发生的，服务不能够储存；2、产品的价值在于劳动凝结在物质上的量和质，产品创 造必然先于消费，产品是可以储存的。3、因此，税法制定中明确，对服务征收营业税，对产品征收增值税，对服务有办法征收增值税吗？4、同样，对实物征税属 于国税，对无形产品（服务）征税属于地税。5、事实上，在具体的经济环境中，产品和服务是共存的，在产品的生产与消费过程中也盼随着大量的服务。6、服务 存在的最终目的还是要为了实物产品的分配，最终必然要转移到实物上来，因为人是物质的，需要吃东西。
举例和经济学意义：西方经济学中有“地下经济”一说，比方说不公开的色情、赌博等等，都是创造财富（GDP）的，因此一个国家总的GDP包括统计内和统 计外的，把他公开化，纳入管理，就可直接进入GDP核算体系。但不管怎样，地下经济永远存在，因为他参与交换和分配。他们通过提供服务来把自己融入到整个 社会的交换体系中，最终目的就是要为了参与实物的分配。比方说，一个小姐她吃饱了和没吃饱提供同样的性服务可能的价钱是不一样的，但服务没有本质区别，因此，服务不可能完全脱离于实物经济。还有比方说，家务和家政的区别，纳入到社会交换体系中就是服务了，就是家政；不纳入社会交换体系中的自给自足，就是家 务，二者对GDP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但他们的根本目的都是一样的，获得实物产品的分配。
现在来第七次解读：
二人在路上走，甲发现一坨狗屎。甲对乙说：你把它吃了，我给你一个权力，凭借这个权力未来也可以让我吃一堆狗屎。乙一听，这个权力蛮好的，说不定我可以拿它来卖个大价钱，臭就臭点吧，大不了拿了钱去洗胃，于是就把屎吃了。这就是权证（或者说期权吧）。这时候创造了多少GDP呢？不知道。这时候，有人会问，你不是说只要有市场交换就创造GDP吗？没错，这就是金融创新！！。GDP是创造了，但却没有最终定价，把定价这个过程往后面转移了。以后有可能3种 结果。（1）甲看到乙吃狗屎挺恶心的，于是出5000万向乙买回那个权利，这叫回购。事实上这仍然只是一个完整的交易，GDP是5000万。（2）乙发现 那个权证没什么用，于是后来兑现了那个权证，让甲也吃了一堆狗屎，GDP是零。这时候，千万注意了，同样互吃了一堆狗屎，为什么和以前不一样了呢？以前是 10000万GDP，而现在是零？（3）乙转让了那个权证，以5000万的价格转让给了甲的仇人丙，丙兑现了那个权证，GDP是5000万。（4）乙把那 个权证以3000万转让给了丙，丙把那个权证加价2000万转让给了甲的仇人丁，丁兑现了那个权证，GDP是8000万。（5）乙后来想兑现那个权证，甲 觉得吃狗屎台恶心了，拒绝对付，乙打不过甲，只得作罢，GDP为零。
结论和启示：1、虚拟经济的核心在于把交换和定价分离，在以一般等价物“钱”的交换中，交换的同时就完成了定价；2、上面第二种结果的实质是“以物易物 ”，以物易物不产生GDP；3、以权证方式形式支付的实质是“以物易物”，买卖权证的过程才是市场交易，如结果四；4、权证的出现实际上使原本不可储存的 “服务”能够储存；5、权证作为一种权利，必须要有法律（暴力）作为依托，没有法律依托的权证价值为零。6、甲在最初消费“看一吃狗屎”时，并没有先进流 出，这就就叫变相融资。
举例和经济学意义：金融市场上的例子就不用再举了吧？现在的权证和期权挺多了，股票也一样。股票的实质就是未来你活的分红的权力，但你的分红的权力有保障吗？每个股票的价值都一样吗？这我就不用多说了吧？就看看生活中的东西吧。比方说，交通一卡通，显然运输也是一种服务业，不能储存，你买的是什么呢？买 的是一个权力，买的是几十次或者上百次坐车的权利。这种权力有《合同法》作依托。还有例如美容店的会员卡等等。其实际都是变相融资。学过会计的朋友应该很容易了解这种现象了，这些东西的会计处理是完全不一样的。
现在来第八次解读：
有两个经济学研究生甲和乙，二人在路上走，发现一坨狗屎。甲对乙说：你把它吃了，我给你5000万元。乙一听，这么容易就赚5000万元，臭就臭点吧， 大不了拿了钱去洗胃，于是就把屎吃了。两人继续走，又发现一坨屎。好，请大家注意，现在，针对这特定的人物和事件，甲、乙两个人，两堆狗屎，5000万 元，组成一个封闭系统A。在这个封闭系统内A，无论谈们怎么交换，其结果都是吃两堆狗屎，并回到初始状态，乙有5000万元，甲什么都没有。现在我们再引入一个封闭系统B,这个系统中只有来两个人丙和丁,丙是做馒头的（即提供物质产品的），一个馒头需要1000万盾（有别于元，是两种货币），丁是看病的 （即提供服务的），每看一次病需要5000万盾。原先由于这两个系统分别没有联系，因此都是封闭系统，现在把他们组合成系统C,C仍然是封闭系统，但A和 B可以互换资源，因此在C系统内A和B都是开放系统。
结果：甲和乙每天向B系统出口服务，即表演吃屎，价格5000万盾，丙和丁每天向A系统出口馒头和医疗，价格1000万元和8000万元，汇率是1 盾=1元。后来，丙和丁看腻了甲和乙吃屎，觉得太贵，于是为了吃和医疗，决定降价，不吃就得饿死，2500万盾一次。其他不变，这时候汇率是1盾=2元。
结论和启示：1、汇率的产生是为了满足两个不同市场体系之间的交换；2、汇率的大小取决于两个系统提供产品的效用差异，产品或服务消费弹性越大的系统在 系统交换中的地位越不利，购买力平价的实质在于各个系统对其他方提供产品的依赖性或者刚性。3、同样A系统和B系统，A系统不能孤立存在，B系统能独立存 在，其实质在于A系统没有实物产品的生产，而B有。换句话说，任何系统的存在，必须依赖于物质，这就是物质的第一性，这也就是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举例和经济学意义：欧盟的建立和欧元的实际上就是为了把众多的封闭系统打破，建立一个相对的开放系统，越开放的系统，交换的越充分，创造的GDP就越大 和就业机会也就越多。再如朝鲜和伊拉克，二者社会制度完全不同，伊拉克的资源远远要比朝鲜丰富的多，在海湾战争之前，伊拉克是世界上人均财富最多的国家之一，经济封锁后，伊拉克沦为贫穷国家，为什么呢？在于缺乏交换，石油换食品是在联合国监视下，是不公平的交换！！！因此，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和现在的朝鲜一 样，制度不是贫穷的原因，原因在于别人对你的封锁，并由此建立起的不公平的交换关系。
关键字： GDP
Thursday, November 26, 2009
康日新的阁楼堆放7000万欧元现金
戴开元按：下面是大师兄徐英范转来的一篇网文，令人震撼。里面的两个笑话堪称经典，可作为感恩节享用火鸡肉的开胃作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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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海：大陆反腐败，已经反得令人厌烦
（2009-10-13 14:24:19）
康师傅家里阁楼堆着7000万欧元
时事评论家李剑芒，侨居荷兰，曾是中国科技大学第一期少年班二十一人中一员，曾在中国原子能研究院工作；与近期被“双规”的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康日新是同事。在李剑芒最近的博文中，专谈康日新案件。他说，康日新（为了取乐李剑芒叫他康师傅）伙计，一个78年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从他们研究院开始一点点爬到核工部当了大官，近期突然爆出，康师傅贪污了7000万欧元。全部是欧元现金，藏在他家别墅的三楼上，他听了这个消息大吃一惊。但遥远的记忆告诉；康师傅是一个还算本分的人。
7000万欧元现金，合算人民币7亿多；更可笑的是，康师傅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家里阁楼堆着7000万欧元长时间没人知道。李剑芒回忆，他在研究院的时候，因为开发民品项目成果异常突出，成了全院劳模中唯一的年轻人，可以从开发的项目中抽成9%作为个人奖金。李剑芒干的项目价值十几万，9%就是1万多。当时的1万元相当于他当年10年的工资。他主动提出拿8000元给全研究室的所有人“喝汤”，自己还剩下2000元。李剑芒说，但当时康师傅家里肯定拿不出来2000元存款；他是工农兵大学生毕业（所有工农兵大学生拿大专生工资），李剑芒1983年科大毕业毕业后工资和康师傅不相上下，康师傅要开支家里老老小小吃喝，能有几百元的存款就撑死了！想不到二十年后，在他家的阁楼里抬出7000万欧元现金！
7000万欧元现金是一个什么概念？薄熙来在重庆打黑的成果展览上的那个“金山”（现金堆成一个山）也不过是区区2000万人民币。7000万欧元，相当于7亿多人民币，堆35个那样的“金山”；薄熙来得抓35个黑老大才赶上一个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德国人帮我们抓腐败的中纪委委员
最好玩的是这个案子不是中国自己“发掘”出来的，和那个“三鹿”毒牛奶案一样，是外国人直接捅到中国政府最高层。“三鹿”事件是新西兰方面捅的，这次据说是德国方面捅的。于是李剑芒想起了位于广东的大亚湾核电站；此前人们都以为这个项目会落到德国西门子公司手上，因为德国提前三年就投资中国核电市场，对中国的情况最熟悉的；但招标却莫名其妙地跑到了法国人手上。李剑芒一直怀疑这里面有作弊、受贿行为！德国这个民族最讨厌贿赂，狂妄地认为德国的技术天下第一，你“必须”买，根本不需要贿赂。他们认为贿赂等于承认自己的技术不如人家，技术不如人家是德国人认为最大的耻辱，所以德国人绝不行贿。但据说这次在秦山核电站这个项目上德国人高傲的头也被迫低下了，也开始贿赂了。可可爱的康师傅拿了人家的钱却不办事，德国人忍无可忍了，被逼得干贿赂这等下流勾当已经是在侮辱德意志这个高傲的民族，贿赂了还没有效果，德国人的愤怒爆发了！
当然，贪污腐败在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可避免，民主透明如美国，也不例外；前不久，。美国政府就因为新泽西州两名市长贪污2.5万美元而遭到全民的谴责。据称，经过十年卧底调查，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等在新泽西州同步展开大规模拘捕行动，怀疑涉及贪污和国际洗黑钱活动，逮捕3名市长、2位州议员，以及44名犹太教士等人。新泽西州州长约恩柯赞说，“随着真相水落石出，我们正目睹的这桩腐败案的规模简直令人震惊。”
这条新闻，不光在美国本土引发轰动，在中国大陆也被热议。美国人的震惊把中国大陆网友给逗乐了，“这点小钱我们村长都看不上”；“这点钱，在中国还不够书记几顿饭钱。”有网友戏称，“堂堂一个市长只贪污2.5万，你以后出去还怎么做人？”；还有网友认为“二万五的数额，若到纪委举报，恐怕纪委还认为举报人是个‘二百五’”；“这如果发生在中国，那同样是大新闻啊，发现了多么廉洁的好官啊！”
有趣的是几乎在同一时间，真正的东方大鳄们现身西方主流媒体，东西方贪官站在一起，确实让西方人二度震惊。英国广播电台BBC在一天七条重要新闻中，就有三条是中国大型企业主管因钜额黑钱而遭审查的新闻。当日的BBC头条大新闻报道了北京首都机场前董事长李培英因贪污受贿上亿元人民币被执行死刑；又一条新闻是，核工业集团总经理康日新目前正在接受调查，涉及的总额高达18亿人民币；此外一条新闻是，香港法院批准证监会提出的冻结国美电器创办人黄光裕夫妇持有的钜额资产；香港法庭颁令冻结黄光裕夫妇及其控股公司在香港持有的价值160点六.6亿港元的资产。
天天反腐败，已经反得令人厌烦
几年来一项关于“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统计调查，一直名列前茅的“腐败”问题，已经一落千丈，几乎快要被挤出前十名了。分析家说，这不表示中国的腐败问题的减缓，而是国人“哀莫大于心死”，是因为大陆的反贪污腐败天天反、月月反、年年反，但腐败却愈演愈烈；大陆反腐败，已经反得令人厌烦。当今，民众最基本的共识就是“无官不贪”。
当社会绝望之时，百姓的反应可能是同流合污，一齐腐败。全民腐败正在成为可怕的现实，最显著的表现就是道德沦丧。说在中国，什么都可能是假的，化妆品、饮品烟酒、服装鞋类、音像制品、药品和农业生产资料最为严重。市面上有假烟、假酒、假药、假木耳、假牛奶、假种子，人们普遍讲假话，学校发假文凭、办假留学，企业做假帐，股票假上市，官方创造假数位、办理假工程；以至外国杂志居然用“骗子共和国”来形容中华人民共和国。
朱镕基1998年上任总理时，提出“100口棺材”论，说要用99口来肃贪，留一口给他自己；豁出命去了，一定要消灭中国的贪官腐败。结果十年多过去了，100口棺材原封不动的留给了继任者，最大的“腐败官商代理”赖昌星仍在国外自由地晃悠。
中国0.4％的人拥有70％的财富
中国10多年高速增长的同时，埋下的政治隐患正在逐步显现；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9月号发表的2009年“失败国家排名”中，中国已经再次堕入“失败国家”行列（共60位，中国排名57位），其中引发中国堕落的一项重要指标数位就是贫富不均。
中国社会科学院两年前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曾有统计说，中国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阶层，高干子女职业继承性明显增强，“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常人高2.1倍”。有统计显示，中国0.4％的人拥有70％的财富；而占人口的五分之一的3亿多人民，每天收入不到一美元。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的《中国大陆财产过亿富豪91％是高干子弟》文章称，“截至2008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千万以上的有2万7千3百11人，超过一亿元以上的有3千2百20人，其中，有2千9百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万4百50余亿元。考证这些高干子女的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下的非法所得和合法外衣下的非法所得。”当然，这个统计是不包括那些尚未揭发出来的巨富贪官，如康师傅将7000万欧元现金藏在他家别墅就不可能被统计。
但官方人民网发文驳斥“高干子女占中国超亿元富豪人数91％”的说法是以讹传讹，但提不出真实具体的资料；赵晓早先发表在新华网上的相关文章却遭到删除。人民网该篇意在“澄清”的文章引发了网友大量的评论，认为只有当局拿出真实的资料才能辟谣，事实上中国的社会矛盾已到了非常激化的地步，贫富悬殊太大，高干子弟官权结合，无法无天，已引起社会极大不满。辟谣，就应该提供高干子女占用财产到底有多少、官权结合占有资产有多少等真实详实的数据；强词夺理的所谓“辟谣”，无疑于不打自招。
贫富分化与对立问题的解决已经刻不容缓。自胡锦涛上台之后，因应于业已存在的尖锐社会矛盾，曾提出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新三民主义”，赢得了国民上下对胡温新政的喝彩。但是，腐败的持续恶劣，却让国人心灰意懒。
“既受贿又包二奶的坐到主席台上来吧”。
最新流行短消息集锦中有一个关于原深圳市市长许宗衡的段子。说的是许宗衡被双规后，家中一巨型保险柜久不能开。熟悉此货的中纪委官员说，此乃声控锁，密码多用八个字。于是大家轮流猜试，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上天保佑，升官发财”到“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种成语俚词用尽均不灵，无奈，押许市长到现场，许市长清清嗓，正色道：“清正廉洁，执政为民”！柜门应声而开，满箱金银财宝。
还有一个笑料，说的是在基层干部反腐倡廉会上，纪委书记讲话，“今天的大会以教育为目的，犯过的错一律既往不咎。希望有过贪污受贿的坐在会场左侧；有包二奶行为的坐在会场右侧”；片刻，左右两侧各坐一半，只有一人坐中间未动，说“我既受贿又包二奶该坐哪边？”；纪委书记说，“你水平高，适合当领导，就坐到主席台上来吧”。
司法人员与公务员的犯罪率远远高于普通民众
著名经济学者何清涟在她的文章《改革30年：国家能力的畸型发展及其后果》中，谈到中国的司法人员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即党政官员）的犯罪率远远高于普通民众。法学学者陈忠林曾根据1999年到2003年的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的报告，计算出这样一组资料：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400（0.25％）；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200（0.5％）；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5／100。换言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犯罪率比普通民众的犯罪率高一倍，而在职惩治犯罪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犯罪率则是普通民众的六倍。据有关报道，中国贪官中95％都有情妇、二奶。中石化原总经理陈同海因受贿1.9亿余元，一审被判死缓。陈同海不仅巨额受贿，还与盟友原山东省委副书记杜世成共用情妇李微，日均挥霍公款达4万。李微由此渗入青岛地产界大发横财。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社会学家胡星斗表示，贪官的腐败程度，和他们的学历并无关系。胡星斗说，虽然中国政府一直表示要建立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但是在真正的司法实践中，却经常违背法治原则，人治大于法治。“中国政府对打击腐败、贪污一直是非常重视，无论是行政官员的腐败，组织领域的腐败，人事上的腐败，商业上的腐败，还是司法领域腐败，一直是采取严打的措施。但是由于体制的原因，按照世界的平均查处率来看，中国仅查处了1％还不到。”胡星斗表示，在中国政府现行的社会体制下打击腐败，治标不治本。
谁来检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李剑芒在博文中，说康师傅在别墅里藏了贪污的7000万欧元（7.7亿多人民币）现金，涉案总额18亿元人民币，而他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以党内反腐败为职责的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家里阁楼堆着7000万欧元长时间没人知道。问题来了：谁来检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于是有读者反驳，“没有人监督，难道康日新是投案自首的？”言下之意还是说中纪委在康师傅的问题上主动出击了。不过这个反驳很可笑，李剑芒明明指出，这个案子不是中国自己“发掘”出来的，和那个“三鹿”毒牛奶案一样，是外国人直接捅到中国政府最高层。
这能算中纪委的卓有成效么？！
比薄熙来的所有打黑案子加一块都大几十倍
笔者也是看李剑芒的博文才知道一点内幕，有些读者在博文后留言，说看了博文后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案子，震惊！这个案子比薄熙来的所有打黑案子加一块都大几十倍，大陆官方媒体为什么不象宣传薄熙来打黑那样大张旗鼓地宣传此案，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为什么只在新华网短短几行字就把18亿给概括了？李剑芒也说，“我如果不是与家人周末聊天，根本不知道这个已经发生了一个月的事情”。“现在大家看看，这个打黑除了表演外，还有什么实际意义！这个体制把一个连几百元都拿不出来的穷光蛋，在短短20年搞成7亿现金堆在家里。”
李剑芒说，中国是一个能源需求到了要命的国家，世界上所有的石油给中国都不够。核电站的特点是建造投资巨大，但运行成本及环境污染极低；他20年前就预测中国需要上百座核电站缓解中国对能源的饥渴。但中国建造核电站的最大障碍（除了核技术外）就是投资问题，一个发展中国家，到哪里搞那么多初始投资？！况且，一座核电站还要喂给贪官1亿欧元（7000万欧元是康师傅自己的钱，若康师傅不给其它人好处，他受贿就无从保密）；100座核电站还要给贪官准备好100亿欧元（1000亿人民币）。
李剑芒最后说，现行体制不改变，中国还有希望吗？！
－－－－－－－－－－－－－－－－－－－－－－－－－－－－－－－－
颜昌海：大陆反腐败，已经反得令人厌烦
（2009-10-13 14:24:19）
康师傅家里阁楼堆着7000万欧元
时事评论家李剑芒，侨居荷兰，曾是中国科技大学第一期少年班二十一人中一员，曾在中国原子能研究院工作；与近期被“双规”的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康日新是同事。在李剑芒最近的博文中，专谈康日新案件。他说，康日新（为了取乐李剑芒叫他康师傅）伙计，一个78年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从他们研究院开始一点点爬到核工部当了大官，近期突然爆出，康师傅贪污了7000万欧元。全部是欧元现金，藏在他家别墅的三楼上，他听了这个消息大吃一惊。但遥远的记忆告诉；康师傅是一个还算本分的人。
7000万欧元现金，合算人民币7亿多；更可笑的是，康师傅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家里阁楼堆着7000万欧元长时间没人知道。李剑芒回忆，他在研究院的时候，因为开发民品项目成果异常突出，成了全院劳模中唯一的年轻人，可以从开发的项目中抽成9%作为个人奖金。李剑芒干的项目价值十几万，9%就是1万多。当时的1万元相当于他当年10年的工资。他主动提出拿8000元给全研究室的所有人“喝汤”，自己还剩下2000元。李剑芒说，但当时康师傅家里肯定拿不出来2000元存款；他是工农兵大学生毕业（所有工农兵大学生拿大专生工资），李剑芒1983年科大毕业毕业后工资和康师傅不相上下，康师傅要开支家里老老小小吃喝，能有几百元的存款就撑死了！想不到二十年后，在他家的阁楼里抬出7000万欧元现金！
7000万欧元现金是一个什么概念？薄熙来在重庆打黑的成果展览上的那个“金山”（现金堆成一个山）也不过是区区2000万人民币。7000万欧元，相当于7亿多人民币，堆35个那样的“金山”；薄熙来得抓35个黑老大才赶上一个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德国人帮我们抓腐败的中纪委委员
最好玩的是这个案子不是中国自己“发掘”出来的，和那个“三鹿”毒牛奶案一样，是外国人直接捅到中国政府最高层。“三鹿”事件是新西兰方面捅的，这次据说是德国方面捅的。于是李剑芒想起了位于广东的大亚湾核电站；此前人们都以为这个项目会落到德国西门子公司手上，因为德国提前三年就投资中国核电市场，对中国的情况最熟悉的；但招标却莫名其妙地跑到了法国人手上。李剑芒一直怀疑这里面有作弊、受贿行为！德国这个民族最讨厌贿赂，狂妄地认为德国的技术天下第一，你“必须”买，根本不需要贿赂。他们认为贿赂等于承认自己的技术不如人家，技术不如人家是德国人认为最大的耻辱，所以德国人绝不行贿。但据说这次在秦山核电站这个项目上德国人高傲的头也被迫低下了，也开始贿赂了。可可爱的康师傅拿了人家的钱却不办事，德国人忍无可忍了，被逼得干贿赂这等下流勾当已经是在侮辱德意志这个高傲的民族，贿赂了还没有效果，德国人的愤怒爆发了！
当然，贪污腐败在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可避免，民主透明如美国，也不例外；前不久，。美国政府就因为新泽西州两名市长贪污2.5万美元而遭到全民的谴责。据称，经过十年卧底调查，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等在新泽西州同步展开大规模拘捕行动，怀疑涉及贪污和国际洗黑钱活动，逮捕3名市长、2位州议员，以及44名犹太教士等人。新泽西州州长约恩柯赞说，“随着真相水落石出，我们正目睹的这桩腐败案的规模简直令人震惊。”
这条新闻，不光在美国本土引发轰动，在中国大陆也被热议。美国人的震惊把中国大陆网友给逗乐了，“这点小钱我们村长都看不上”；“这点钱，在中国还不够书记几顿饭钱。”有网友戏称，“堂堂一个市长只贪污2.5万，你以后出去还怎么做人？”；还有网友认为“二万五的数额，若到纪委举报，恐怕纪委还认为举报人是个‘二百五’”；“这如果发生在中国，那同样是大新闻啊，发现了多么廉洁的好官啊！”
有趣的是几乎在同一时间，真正的东方大鳄们现身西方主流媒体，东西方贪官站在一起，确实让西方人二度震惊。英国广播电台BBC在一天七条重要新闻中，就有三条是中国大型企业主管因钜额黑钱而遭审查的新闻。当日的BBC头条大新闻报道了北京首都机场前董事长李培英因贪污受贿上亿元人民币被执行死刑；又一条新闻是，核工业集团总经理康日新目前正在接受调查，涉及的总额高达18亿人民币；此外一条新闻是，香港法院批准证监会提出的冻结国美电器创办人黄光裕夫妇持有的钜额资产；香港法庭颁令冻结黄光裕夫妇及其控股公司在香港持有的价值160点六.6亿港元的资产。
天天反腐败，已经反得令人厌烦
几年来一项关于“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统计调查，一直名列前茅的“腐败”问题，已经一落千丈，几乎快要被挤出前十名了。分析家说，这不表示中国的腐败问题的减缓，而是国人“哀莫大于心死”，是因为大陆的反贪污腐败天天反、月月反、年年反，但腐败却愈演愈烈；大陆反腐败，已经反得令人厌烦。当今，民众最基本的共识就是“无官不贪”。
当社会绝望之时，百姓的反应可能是同流合污，一齐腐败。全民腐败正在成为可怕的现实，最显著的表现就是道德沦丧。说在中国，什么都可能是假的，化妆品、饮品烟酒、服装鞋类、音像制品、药品和农业生产资料最为严重。市面上有假烟、假酒、假药、假木耳、假牛奶、假种子，人们普遍讲假话，学校发假文凭、办假留学，企业做假帐，股票假上市，官方创造假数位、办理假工程；以至外国杂志居然用“骗子共和国”来形容中华人民共和国。
朱镕基1998年上任总理时，提出“100口棺材”论，说要用99口来肃贪，留一口给他自己；豁出命去了，一定要消灭中国的贪官腐败。结果十年多过去了，100口棺材原封不动的留给了继任者，最大的“腐败官商代理”赖昌星仍在国外自由地晃悠。
中国0.4％的人拥有70％的财富
中国10多年高速增长的同时，埋下的政治隐患正在逐步显现；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9月号发表的2009年“失败国家排名”中，中国已经再次堕入“失败国家”行列（共60位，中国排名57位），其中引发中国堕落的一项重要指标数位就是贫富不均。
中国社会科学院两年前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曾有统计说，中国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阶层，高干子女职业继承性明显增强，“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常人高2.1倍”。有统计显示，中国0.4％的人拥有70％的财富；而占人口的五分之一的3亿多人民，每天收入不到一美元。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的《中国大陆财产过亿富豪91％是高干子弟》文章称，“截至2008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千万以上的有2万7千3百11人，超过一亿元以上的有3千2百20人，其中，有2千9百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万4百50余亿元。考证这些高干子女的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下的非法所得和合法外衣下的非法所得。”当然，这个统计是不包括那些尚未揭发出来的巨富贪官，如康师傅将7000万欧元现金藏在他家别墅就不可能被统计。
但官方人民网发文驳斥“高干子女占中国超亿元富豪人数91％”的说法是以讹传讹，但提不出真实具体的资料；赵晓早先发表在新华网上的相关文章却遭到删除。人民网该篇意在“澄清”的文章引发了网友大量的评论，认为只有当局拿出真实的资料才能辟谣，事实上中国的社会矛盾已到了非常激化的地步，贫富悬殊太大，高干子弟官权结合，无法无天，已引起社会极大不满。辟谣，就应该提供高干子女占用财产到底有多少、官权结合占有资产有多少等真实详实的数据；强词夺理的所谓“辟谣”，无疑于不打自招。
贫富分化与对立问题的解决已经刻不容缓。自胡锦涛上台之后，因应于业已存在的尖锐社会矛盾，曾提出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新三民主义”，赢得了国民上下对胡温新政的喝彩。但是，腐败的持续恶劣，却让国人心灰意懒。
“既受贿又包二奶的坐到主席台上来吧”。
最新流行短消息集锦中有一个关于原深圳市市长许宗衡的段子。说的是许宗衡被双规后，家中一巨型保险柜久不能开。熟悉此货的中纪委官员说，此乃声控锁，密码多用八个字。于是大家轮流猜试，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上天保佑，升官发财”到“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种成语俚词用尽均不灵，无奈，押许市长到现场，许市长清清嗓，正色道：“清正廉洁，执政为民”！柜门应声而开，满箱金银财宝。
还有一个笑料，说的是在基层干部反腐倡廉会上，纪委书记讲话，“今天的大会以教育为目的，犯过的错一律既往不咎。希望有过贪污受贿的坐在会场左侧；有包二奶行为的坐在会场右侧”；片刻，左右两侧各坐一半，只有一人坐中间未动，说“我既受贿又包二奶该坐哪边？”；纪委书记说，“你水平高，适合当领导，就坐到主席台上来吧”。
司法人员与公务员的犯罪率远远高于普通民众
著名经济学者何清涟在她的文章《改革30年：国家能力的畸型发展及其后果》中，谈到中国的司法人员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即党政官员）的犯罪率远远高于普通民众。法学学者陈忠林曾根据1999年到2003年的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的报告，计算出这样一组资料：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400（0.25％）；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200（0.5％）；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5／100。换言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犯罪率比普通民众的犯罪率高一倍，而在职惩治犯罪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犯罪率则是普通民众的六倍。据有关报道，中国贪官中95％都有情妇、二奶。中石化原总经理陈同海因受贿1.9亿余元，一审被判死缓。陈同海不仅巨额受贿，还与盟友原山东省委副书记杜世成共用情妇李微，日均挥霍公款达4万。李微由此渗入青岛地产界大发横财。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社会学家胡星斗表示，贪官的腐败程度，和他们的学历并无关系。胡星斗说，虽然中国政府一直表示要建立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但是在真正的司法实践中，却经常违背法治原则，人治大于法治。“中国政府对打击腐败、贪污一直是非常重视，无论是行政官员的腐败，组织领域的腐败，人事上的腐败，商业上的腐败，还是司法领域腐败，一直是采取严打的措施。但是由于体制的原因，按照世界的平均查处率来看，中国仅查处了1％还不到。”胡星斗表示，在中国政府现行的社会体制下打击腐败，治标不治本。
谁来检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李剑芒在博文中，说康师傅在别墅里藏了贪污的7000万欧元（7.7亿多人民币）现金，涉案总额18亿元人民币，而他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以党内反腐败为职责的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家里阁楼堆着7000万欧元长时间没人知道。问题来了：谁来检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于是有读者反驳，“没有人监督，难道康日新是投案自首的？”言下之意还是说中纪委在康师傅的问题上主动出击了。不过这个反驳很可笑，李剑芒明明指出，这个案子不是中国自己“发掘”出来的，和那个“三鹿”毒牛奶案一样，是外国人直接捅到中国政府最高层。
这能算中纪委的卓有成效么？！
比薄熙来的所有打黑案子加一块都大几十倍
笔者也是看李剑芒的博文才知道一点内幕，有些读者在博文后留言，说看了博文后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案子，震惊！这个案子比薄熙来的所有打黑案子加一块都大几十倍，大陆官方媒体为什么不象宣传薄熙来打黑那样大张旗鼓地宣传此案，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为什么只在新华网短短几行字就把18亿给概括了？李剑芒也说，“我如果不是与家人周末聊天，根本不知道这个已经发生了一个月的事情”。“现在大家看看，这个打黑除了表演外，还有什么实际意义！这个体制把一个连几百元都拿不出来的穷光蛋，在短短20年搞成7亿现金堆在家里。”
李剑芒说，中国是一个能源需求到了要命的国家，世界上所有的石油给中国都不够。核电站的特点是建造投资巨大，但运行成本及环境污染极低；他20年前就预测中国需要上百座核电站缓解中国对能源的饥渴。但中国建造核电站的最大障碍（除了核技术外）就是投资问题，一个发展中国家，到哪里搞那么多初始投资？！况且，一座核电站还要喂给贪官1亿欧元（7000万欧元是康师傅自己的钱，若康师傅不给其它人好处，他受贿就无从保密）；100座核电站还要给贪官准备好100亿欧元（1000亿人民币）。
李剑芒最后说，现行体制不改变，中国还有希望吗？！
Friday, November 6, 2009
王康：科学家的选择与责任
戴开元按：
钱学森死了，此人1958年在报刊上公开的“粮食可亩产数万斤”的文章，为老毛搞大跃进提供了“科学依据”。数千万中国人因此饿死、病死，钱学森也有一定的罪责。但此人跟老毛一样，决不认错。可见钱是一个无耻之徒。
此文把爱因斯坦、萨哈罗夫和钱学森予以对比，资料丰富，思想深邃，值得一读。
－－－－－－－－－－－－－－－－－－－－－－－－－－－－－－
（2009年11月3日）
钱学森死了。
自然想到他的两位同行，美籍德国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俄苏科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
爱因斯坦之所以受到全世界的景仰，除了他是相对论的创立者和现代物理学一代宗师外，就是他对人类文明事业与世界和平的终身关切。这位德国犹太人不仅表现了其先辈如摩西和本•迈蒙尼第等人将《圣经》与希腊哲学、艺术西方文明两大源泉融汇的传统，而且感人至深地表达了对二十世纪特有劫难的深度忧虑和异常深刻而富有启示性的思考。
1932年，爱因斯坦致信意大利墨索里尼法西斯政府教育部长罗各，呼吁阻止威胁意大利知识界向法西斯制度表示忠诚的“残酷折磨”，告诫“墨索里尼先生不要对意大利知识界的优秀人物进行这种侮辱”。
我不知道钱学森先生1955年（正是毛泽东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横加侮辱并将成百上千无辜中国文人投入监狱的岁月）回到中国来，是否与闻对俞平伯、胡适等人的精神围剿。短短的三个月内，钱先生就被委任为中国科学院动力研究所所长。在那个年代，如此重要、神秘的机构不经过极为严格的审察和旷日持久的考验，像钱学森这样由美帝国主义培养成才的物理学家，怎么能如此神速地晋升到新中国核工业最显赫的位置上，有历史证评癖的学人恐怕会发生兴趣。须知，那时朝鲜战争才结束两年，毛岸英死于美国轰炸机下，其父正发起反美、仇美、蔑美运动。钱学森那时似乎还不是中共党员，也无其他特殊身份，竟享受如此优渥厚遇，——恐怕不能仅仅以其专业或聪明解释。
昨日上网，方知钱回国有二说。一则出于爱国，二则被美国当局递解驱逐。1949年钱正申请加入美国，怎么又突然对“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心向往之。一名由中华民国政府派遣赴美的国民党高官快婿、又在资本主义美国接受教育然后执教美国第一流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其“红色觉悟”来自何方？1999年，美国政府公布窃取美国国家机密者的“考克斯报告”，钱的大名仍赫然在目。其时中美建立已经二十年整，江泽民正声称欲与美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美国人没有必要“刺激”已到鲐背之寿且备受中国最高层膜拜有加的钱学森。那实在不利于美国自己的“国家利益”，要末就是那些死硬反华反共的FBI分子脑筋太死。当代“乾嘉学派”有责任弄个明白。至于我，对于前美军上校钱学森何故回到毛泽东这里来，了无兴趣。道理也很简单，毕竟是中国人，非要等到一个红色政权建立，才算是“为祖国效命”吗？
那之前两年，陈寅恪也受到郭沫若邀请，担任某历史研究所所长职务。前者以“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为条件，以不宗奉马列主义为前提，慨然辞谢。五十年后的今人可以相信，陈寅恪先生的学识、人品及其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成就和挚爱，丝毫不逊于包括郭沫若、钱学森等党国知识权贵。事实上，陈先生代表的中国文化立场和方向，为郭、钱望尘莫及。
爱因斯坦在那封信中认为，“无可怀疑的是，追求真理和科学知识，应当被任何政府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尊重那些诚挚地追求真理和科学知识的人的自由应该作为整个社会的最高利益”。他强调，只有在这一基础上，西方才产生出伟大的文明。意大利文艺复兴才赢得世界的称赞。这是用纯洁的伟大的殉道者的鲜血换来的传统，才使意大利受到世人的爱慕和尊敬。
我不知道，高寿近百的钱学森众多的仰慕者们会用什么辞藻为他送葬，至少，不会出现“自由”、“真理”、“殉道者”。
1939年7月，爱因斯坦接受匈牙利物理学家西拉昆建议，给富兰克林•罗斯福写信，告知这位美国总统，费米、约里奥•居里等国际物理学家已经使从大量铀中建立起原子 链式反应成为可能，由此将产生巨大能量和放射物。如果把这种实验运用于军事，就会制造出“极有威力的新型炸弹”。他提醒说，德国外交部副部长的儿子冯•魏茨泽克领导的柏林威廉皇帝研究所正在进行着同样的实验。
这封信导致了原子弹的诞生和广岛、长崎的核爆炸，并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得以提前结束。世人因此称爱因斯坦为“原子弹之父”。
但爱因斯坦1945年秋天在美国广播公司发表谈话，否认自己是原子弹之父。认为链式反应是德国物理学家哈恩发现的，是丽塞•迈特内从德国逃出带给丹麦科学家尼耳斯•玻尔而为国际物理学界普遍接受的。
同年12月10日在纽约诺贝尔纪念宴会上，爱因斯坦致词指出，诺贝尔发明了烈性炸药，为了对此赎罪，为了良心上的宽慰，他设立资金以促进和平。“今天，参加过研制这种历史上最可怕最危险的武器的物理学家，不说是犯罪，也是被同样的责任感所苦恼”。他认为，“我们（主要指美国科学家）之所以曾经帮助创造这种武器，是为了预防人类的敌人（主要指德国）比我们先得到它；要是按照纳粹的精神状态，让他们占先，就意味着难以相像的破坏，以及对全世界其他各国人民的奴役。”他强调，“我们所以把这种武器交到美国和英国人民手里，因为我们把他们看作是全人类的信托者，是和平自由的战士。”我不知道钱学森先生被称为“中国导弹之父”（最近更名为“中国航天之父”），作何感想。
我不知道钱学森何以对上世纪五十年代由美返华的历史如此耿耿于怀。他那些本事完全来自加州理学院冯•卡门、帕森斯等人。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为共产党员这一案情，也应成为考据癖者的调查对象。其实是不是共产党员本来无关宏旨，事实上钱1958年不是“入党”了吗？在冷战初期麦卡锡时代，钱因共党嫌疑被取消他参予美国最高军事机密工作，本是历史洪流中几乎不值一提的小事，他由此所生的怨恨却让我难以理喻。就算美国冤枉了这位共产党天才，不也就是几年赋闲在家，在一个风景优美的小岛上独居了14天而已，他那800公斤图书资料，就仅仅是一些简单的公开出售的工具书吗？
一名有共产党嫌疑的中国人，轻而易举地进入美国火箭研制喷气推进动力实验室，参予了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当然只是一名小角色），还以美军上校身份参加“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战后赴德国考察，这难道不表明美国制度的开放包容与慷慨大度吗？钱身涉政治疑案。加州理工学院同事募捐一万多美元为其假释，院长李•杜弗瑞德专程飞赴华盛顿为钱斡旋，并委托著名律师库珀为其作公开辩护，这难道不表明美国社会的人道关怀和公正精神吗？与毛泽东时代遭灾受苦罹难的数以百万计中国知识界相比，钱学森在美国经受的“不公正”乃是何等惬意的待遇，何等浪漫的阅历。
据悉，中美建交后，加州理工学院将钱评为该院“杰出校友”，还赔偿其损失费，只是不作出道歉。钱因此拒绝回母校领奖。中国愤青于此又照例用了“气愤地拒绝”一类毛式修辞。天真的美国人很难明白，钱的凛然气节怎么就不对比麦卡锡时代恐怖一万倍的毛泽东们表现一下呢。
我不知道钱学森对爱因斯坦、奥本海墨等物理学家持何种态度。香港凤凰卫视在钱死后以最快速度在“我的中国心”特别节目中，加于钱的头衔是“世界著名科学家”。不知该片撰文者是谁，稍稍了解现代物理学史的都知道，除了中国外，世界上没有几个人知道钱的大名。
1957年毛泽东召见时，他禀报了有关“工程控制论”后，立即表示自己的理论“十分浅薄，一定有很多错误”，请毛指正。很难设想，爱因斯坦会以这样的自辱之辞向罗斯福表示谦逊。钱对完全不懂任何自然科学的毛泽东作如此卑贱的表态，即使在三十年代的德国和意大利也不会发生。
1946年1月12日，爱因斯坦致信美国“全国科学家会议”，公开鼓动说，如果政府因为对俄国的恐怖情绪而试图加强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控制，那末美国科学家“就应当拒绝听从美国政府的不义要求，即使它有合法机构做靠山”。他提请注意说，美国科学家“拥有一种不成文的法律，那是我们自己良心上的法律，它比任何可以在华盛顿制定出来的法案要更加具有束缚力。当然，我们还有两件最后的武器：不合作和罢工。
毛泽东曾在不同场合、包括1957年全世界共产党莫斯科大会上，声称中国不仅不怕、而且欢迎第二次世界大战，六亿中国人死掉一半也在所不惜。钱学森不可能不知道毛的类似主张，我不知道他赞成还是反对。但从其工作和行为看，他绝无反对可能性。这样，我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世上并无一个具有共同文明价值和道德底线的国际物理学界，爱因斯坦号召与国家和政府不合作的号召，绝没有受到所有国家科学家的赞许。相反，至少在中国，从秦始皇到毛泽东，在他们焚书坑儒的历史火光背后，那些实用学科类知识，是得到国家政权的悉心保护的。量子力学创立人之一的海森堡曾在《物理学与哲学》一书中，试图证明自然科学作为人类智慧最强大的力量，终将使得哲学、尤其是政治法律思想与物理学的客观、真实、永恒和普遍意义达成一致。在1949年以后，西方一切理论，包括物理学都只能沦为权力的工具，钱学森及其工作，证明此论不虚。
此外，中国举国之力发展导弹、原子弹、氢弹同时，四千余万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死于饥馑。钱学森对此惨剧不可能不清楚。我不知道，在献身于导弹核武器丰功伟业时，钱学森如何平衡他的爱国心。制造几枚要么永远不使用要么一旦使用就意味着包括全体中国人在内的人类共同毁灭的核导弹与几千万同胞活活饿死之间，孰重孰轻？
爱因斯坦曾提醒罗斯福总统“在政府同在美国做链式反应工作的物理学家之间有一种经常的接触是可取的”。那是因为必须抢在希特勒德国之前掌握原子武器，无论在道义和逻辑上，这一理由都是正确的，起码是无可奈何的正确。同时，爱因斯坦和其他美国物理学家深知这种建议和抉择，隐藏着巨大的道德隐患和现实命运上的危机。
1947年6月，美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布鲁塞尔艺术科学院发表演讲承认，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失败“并不意味着野蛮和残酷已经失败。相反，那些可憎的观念也从失败中取得了某种胜利”。他痛心地指出，希特勒成功地降低了西方世界的道德水准，自由民主国家被迫使用了因受纳粹主义威胁而被迫研制的武器，“我们的文明可能最终毁于希特勒主义希望用于我们头上的那些武器”。
不知道钱学森先生是否多少与闻或感知到二战后世界一流知识分子这些既深刻又寻常的观点。他是否真正认为，以饿死几千万中国人为代价发展导弹核武器，是他的爱国心的验证，这一验证是对中国民族利益的真正捍卫。
此外，他理应比一般中国人更清楚，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苏联勃烈日涅夫－格列奇科集团准备对中国实行“核外科手术打击”。因为中国拼命发展的核武库将会构成对苏联的威胁。只是因为尼克松－基辛格政府出人意料的反对，这场核浩劫才没有变为现实。
1950年1月31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美国将制造氢弹。罗斯福夫人埃诺•罗斯福特别组织系列电视辩论，爱因斯坦应邀于1950年2月13日发表现电视讲话指出，如果杜鲁门总统的努力果然成功，那么大气层放射性毒化，以及随之而来地球上一切生命的灭绝，都将是在技术上可能达到的范围之内。他再次敦促美、苏两国消除相互的恐惧和不信任，不仅废弃大规模破坏性武器，还要郑重宣告放弃武力政治，同时建立起“超超国家的裁判和执行机构，哪怕只有一些国家宣告他们愿为实行这种‘局部性的世界政府’而真诚合作，也会大大减轻紧迫的战争危险”。
这种声音在钱学森所服务的新中国，没有出现的可能。
中国民族一百多年来历经内忧外患，从下到上有一种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要求，拥有巨大的历史合理性。但是，与这种民族要求同样重要的是，中国个体生命大规模倾覆（尤其1949年以后）是这个国家同样不幸而亟待终结的悲惨状况。作为研制攸关亿万中国人生命的毁灭性武器的主要负责人，钱氏可曾真正严肃地评价自己的工作，并为此向最高当局陈述现状，分析后果，而不是无条件效忠于毛泽东第三次世界大战、世界革命的恐怖理论。
“意大利科学协进会”于1950年10月在卢加举行第42次会议，爱因斯坦在贺信中郑重阐述了“现代科学家的道义责任”。他痛心地指出，他的许多同行“已经退化到这种地步：居然把国家政权强加给他的奴役当作不可避免的命运接受下来，他甚至自甘堕落到这种地步，竟然驯服地献出自己的才能，去帮助完善那些注定要造成人类普遍毁灭的工具”。这是20世纪科学界真正悲惨的命运，科学家“制造出了那些不仅会奴役他，而且还会从内心上毁灭他的工具，由于那些挥舞政治权力的人的压制，他不得不噤若寒蝉”。
毛泽东丧心病狂而又荒诞愚蠢的暴行之一，是大办人民公社。这一举措导致了他的政权合法性和权力来源的基础——中国农民——的空前灭绝。毛的科学依据之一是作为物理学家 的钱学森关于粮食亩产超过十万斤的宏论。
海德格尔因为出任柏林大学校长、为纳粹声辩而永远难洗其道德污秽。从2009年10月31日起，在另一个世界，是否会有数以千万计的饿殍亡灵会盯着这位“新中国最伟大的科学家”的眼睛问：三百六十行，何必多管闲事？
爱因斯坦在同一封贺信中，对曾产生了伽里略、布鲁诺、米开朗基罗、达•芬奇等科学巨匠和艺术天才的意大利同行表示敬意。他问道：那个曾经使科学家有机会对他的同胞进行启蒙而且丰富他们精神世界的时代，难道真的过去了吗？他的回答是：“一个天生自由和严谨的人固然可以被消灭，但是这样的人决不可能被奴役，或者被当作一个盲目的工具听任使唤”。中国漫长的专制传统和严重变形而惨遭暴君利用的民族精神，导致许多人不仅自甘工具，而且“创造性”地为专制独裁服务。爱因斯坦的回答对他们不啻是神话。——能与暴君同席，受其恩诲，是多少天生奴性和卑贱者的莫大幸事。
1952年9月15日，日本《改造》杂志主编向爱因斯坦提出如下问题：1、您看到那些显示原子弹毁灭性后果的照片时，作何感想？2、对于作为一种人类毁灭工具的原子弹，你如何评价？3、大家都预料，下次世界大战将是一场原子战争，这难道不是意味着人类的毁灭吗？4、尽管您完全明白原子弹可怕的破坏力，可是您为什么还要参与原子弹的制造？
爱因斯坦坦率承认了日本人指控性的质询，同时也为自己做了必要的辩护。与13年前（1939年）他给罗斯福总统信中所陈述的理由一样，“德国人也会抱着完全成功的希望在同一问题进行工作，我那时只能这样做，再也没有其他选择余地，尽管我始终是一个虔诚的和平主我者”。最后他再次推崇“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天才”甘地，他为印度的解放所做的工作证明：由百折不挠的信念所支持的人的意志，比那些似乎是无敌的物质力量有更强大的威力。
如果钱学森读过自己的女性同胞（也是他岳父最敬重的伟大中国女性）宋美龄女士1945年8月14日庆祝抗战胜利时在抗战陪都重庆发表的谈话，他也许会反思自己的人生角色，产生某种不安的心绪：“原子炸弹的制造方法，虽经严守秘密，然而这是根据众多科学家所明白的道理，若有相当的资源与时间，或许可以仿造的。如果落在贪婪无义的敌人手里，将造成大部份人类的毁灭。”毛泽东生前虐害了无数中国人，这与他不顾一切发展核武器的疯狂计划之间，并非没有联系。为这种无法无天之徒制造能毁灭人类的武器，与爱因斯坦和甘地的和平与非暴力主义者之间，何止霄壤之别。
1953年7月，一名瑞士老太太向爱因斯坦提出两个问题：1、近几年来全世界到处出现极恶劣的天气，是不是由于原子爆炸的缘故？2、由于企图要把原子弹造得更有威力，我们这一代人有没有保护我们这个行星的大气层免遭破坏的危险呢？爱因斯坦在简短的加复中相信，人类已经有力量或者不久就会有力量，用放射性物质来彻底毒化大气层，使陆地上一切植物和动物的生命同归于尽。但他“还是十分乐观地相信，人类通过建立世界政府，大概早晚会避免这种毁灭”。
建立世界联邦及其政府，是但丁、格劳秀斯、圣彼埃尔修道院院长、卢梭、伏尔泰、康德五百年间欧洲思想家的高尚理念，也是2500年前孔子大同世界的梦想。爱因斯坦身为犹太人，对为祸欧洲既久且烈的民族国家心存戒惧，天生怀有某种世界主义和人类情怀。他多次呼吁建立超民族超国家的世界性政府，虽然直到去世为止，这一理想都遥遥无期。但除非人类在国家神圣和民族至上必然导致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和相互忌恨与仇杀中走向毁灭，否则爱因斯坦“天下一家”的伟大向往一定会刻在未来人类共同体的纪念碑上。
我不知道钱学森先生如何评价爱因斯坦的世界主义，他多半没有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一个世界主义者在毛泽东时代是注定要遭受迫害的。即使在今天，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也断难容忍将联合国一类国际组织实质性地扩大。不久前奥巴马总统首次提议，有关国家通过协议，彻底销毁地球所有核武器，中国军方人士在国家电视台上公开表示质疑和反对。在不久前结束的阅兵式上，中国向世界展示了各种新式武器，其中包括战略核导弹。
1954年11月18日，爱因斯坦在回答《记者》杂志关于美国科学家处境问题时，说了一句轰动美国社会的话：如果我重新是个青年人，并且要决定怎样去谋生，那末，我决不想做什么科学家、学者或老师。为了希望求得在目前环境下还可得到的那一点独立性，我宁愿做一个管子工，或者做一个沿街叫卖的小贩。美国“管子业工会”通过决议，授予爱因斯坦荣誉会员的称号。
钱学森拥有众多头衔，官拜全国政协副主席，跻身国家领导人，这种际遇当然不会厌恶自己的选择，赌气去作一个管子工。这是又一种区别。美国接纳爱因斯坦和众多德国和欧洲犹太人，爱因斯坦在美国受到了他在德国不可能享有的尊荣、礼遇和研究条件。他个人拥有的自由权利、独立性和言论空间，比德国希特勒、苏联斯大林和中国毛泽东三大极权主义所有知识分子这三类权利的总和还多。尽管如此，爱因斯坦很少赞扬美国的民主自由，更从不表彰美国政府。相反，他不变的风格是永远批判现存制度，抨击资本主义美国，尤其不吝词汇指斥美国政要。这种爱因斯坦式的不合作与批判意识，正是现代世界始终不能被各种型号的专制力量欺骗、恫吓和奴役的精神防火墙。
而钱学森先生，从1955年44岁到2009年98岁高龄辞世半个多世纪间，中国知识分子天文数字般罹难殒灭的悲剧，似乎完全与同样身为知识分子的他毫无干系。像1957年“反右运动”和1966年“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社会大惨剧和历史浩劫，人们从来不知道钱学森命运如何，这位似乎享有特别豁免权的神秘人物，奇迹般地置身于两代中国知识界宿命般的苦难之外，这一事实，也当成为考据派的题材。
也许钱先生自有其人生观，有其不轻易示人的人生履历。但我对所有在上世纪毛时代免于贬抑的人士，皆作存疑。当然，以钱的特殊地位、影响和身份，他事实上一开始就不属于几百万知识分子他更不是如一般社会人文类知识分子，他是毛式红色帝国统治集团中的特殊成员，整个统治制度和战争机器中的特殊角色。明乎此，便可断定，爱因斯坦的“失落感”决不会降到钱学森身上。当然，前者摩西般的先知地位和圣徒形象，也为后者望尘莫及。
1955年，冯•劳厄从西德去信，讯问原子弹问题，世界各地都有人不断提出类式问题。爱因斯坦于该年3月19日回复好友，最后一次答复“关于建议制造原子弹的动机”问题：“鉴于希特勒可能首先拥有原子弹的危险，我签署了一封由西拉德起草的给美国总统的信。要是我知道这种担忧是没有根据的（指德国的原子弹计划），当初我就不会插手去打开这只潘朵拉盒子。因为我对各国政府的不信任，不仅限于对德国政府。”在逝世前不到一个月前，爱因斯坦确实流露出十分黯澹的心绪：“很遗憾，我没有参与反对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警告。这一荣誉应当归于詹姆斯•弗朗克，要是他们听了他的话，那就好了！”弗朗克也是从德国流亡到美国的犹太物理学家。1945年6月1日，由杜鲁门总统指定的研究原子弹使用问题的“临时委员会”（由陆军部长史汀生任主席，成员包括国务卿贝纳斯和物理学家K.T.康普顿等）一致建议尽速并且不作事先警告就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当时在“芝加哥大学冶金实验室”美国原子弹研究机构中工作的弗朗克和西拉德坚决反对这项建议。他们与五个同事联名对史汀生发出备忘录指出，如果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就会“给建立原子能的国际管理造成几乎无法克服的障碍，必然会引起核军备竞赛，严重威胁人类安全”。该备忘录是以“芝加哥社会政治影响委员会”名义草拟的，有七名科学家答名，并在1946年5月1日出版的美国《原子科学家通报》公开发表。早在1945年3月，西拉德就起草了一个文件，预言原子军备竞赛和洲际导弹的危险。他请爱因斯坦介绍他去跟罗斯福总统见面呈述这个备忘录主旨。爱因斯坦于3月25日为他写了给罗斯福总统的介绍信。但当时罗斯福已经病危，不久去世。杜鲁门接任总统后，把爱因斯坦的信交与贝纳斯处理。5月28日，贝纳斯约西拉德谈话，西拉德反对使用原子弹的态度异常坚决，6月初他与弗朗克给史汀生发了一个备忘录后，7月间又写了一封得到六十多名科学家签名的“紧急请愿书”，于7月17日送达白宫。但杜鲁门出于战争和政治考虑，于8月6日、9日在日本广岛、长崎上空投掷两颗原子弹。
从以上简略叙述中，人们不能得到这样的印象：美国科学家，对于如使用原子弹这样重大的战争决策，从来没有众口一辞的附议。与爱因斯坦一样，良心、理智和道义感，始终是西方科学家的核心价值。这样的故事，情节，内幕永远不可能在斯大林、毛泽东统治下的社会出现。如果中国也面临因为战争需要而使用原子弹的情势，如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会对最高当局已经作出的战略决策会作出什么反应，只有天知道。象西拉德、弗朗克和爱因斯坦那种言行，恐怕不可能出现。
当“毛泽东思想万岁”重新出现在天安门广场阅兵式上，人们有理由质问：这名“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狂徒关于世界大战、核大战的思想也将“万岁”吗？
钱学森已经作古，他的崇拜者们要求为他们的又一尊偶像举行“国葬”。
罗素本希望在苏联拥有原子弹以前，美国通过原子武器的垄断迫使斯大林接受国际秩序，确保世界自由与和平。1949年8月29日，苏联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罗素意识到鉴于美苏双方都拥有热核武器，并且拥有完全对立冲突的意识形态，建立世界政府以维护全和平不再可能。1954年3月1日，美国在太平洋中部马绍尔群岛比基尼岛上成功爆炸第一枚氢弹。罗素立即得出结论，核时代的战争根本修改了克劳塞维茨在其《战争论》中所宣称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那种陈旧理论。原子弹、氢弹的出现，根本改变了前此一切战争哲学和历史理性，它只有一种结局：人类集体自杀，同归于尽。1954年12月23日，罗素以82岁高龄在英国广播公司以“人之祸”（Man’s Peril）为题发表演讲，指出人类面临核战争的浩劫危险，引起世界范围内（除苏联、东欧、中国、北韩等共产国家外）强烈震撼。德国物理学家玻恩和法国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建议由诺贝尔奖获得者签署一封致有关国家的公开信，并召开一次有关核浩劫威胁的科学家国际会议，向各国公众强调核战争的毁灭实质。
1955年4月5日，罗素把一份宣言寄给爱因斯坦。4月11日爱因斯坦在这封被后世称为《罗素－爱因斯坦宣言》的文件上签名，七天后即去世了。
罗素刚参加完“世界议员促进建立世界联盟会议”，正从罗马飞往巴黎途中。当飞机飞越阿尔卑斯山上空时，机长告诉乘客，他刚刚收到新闻，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去世了。罗素感到“心都碎了。如果没有爱因斯坦的支持，世界和平进程将被延误几十年，甚至一个世纪！”但当他到达巴黎旅店时，爱因斯坦签名的《宣言》已从伦敦转到。爱因斯坦的签名被视为“来自象征人类智力顶点的人的临终信息，恳求人类的文明不要被其愚蠢行为所毁灭”。
由此，爱因斯坦第一个签名的声明（本来叫做《关于热核武器的声明》，后改为《科学家反对战争》，最后通称《罗素－爱因斯坦宣言》。罗素希望这个文本摒弃任何政治偏向，各国科学家的都将被考虑。后来，加入签名的著名科学家有：玻恩，德国理论物理学家，量子理论主要创建人，1954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布里奇曼，美国高压物理学奠基人，1946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英费尔德，波兰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老友兼同事，爱因斯坦•英费尔德•霍夫曼理论创始人之一；约里奥•居里，法国物理学家，核辐射理论创始人，1935年获诺贝尔化学奖；穆勒，美国遗传学家，辐射遗传学创始人，1946年获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鲍林，美国量子力学/化学合成理论创始人，1954年获诺贝尔化学奖；鲍威尔，英国核物理与宇宙射线理论家，1950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汤川秀树，日本介子理论基本原理创始人，1949年获诺贝尔；罗特布拉特，英国物理学家，1949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有几位西方科学家拒绝签名，他们是另外三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玻尔、哈恩和西格班。理由是：一，在他们有生之年甚至更久，科学情报和成果的自由交换只能在西方国家科学界进行；二，任何有共产党人签名的东西不可避免地会推动共产党人的目标。
这份不朽的文献的作者不是以这个或者那个国家，这个或者那个大陆，这种或者那种信仰的成员资格来讲话，而是以人类，以其能否继续生存已成问题的人类成员资格来讲话。他们告诫道：这个世界充满着冲突；而使一切较小冲突相形见拙的则是共产主义同反共产主义之间的冲突。……知道得最多的人，也就最忧心忡忡。“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感情上并不是中立的，但作为人类，我们必须记住，如果东方和西方之间争端的解决，对于无论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共产主义者，无论是亚洲人还是欧洲人还是美洲人，无论是白种人还是黑种人，都能给以可能的满足，那末就决不可用战争去解决这些争端，我们希望东方和西方都了解这一点。……作为人，我们要向人类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而忘掉其余。要是你们这样做，展示在面前的是通向新乐园的道路；要是你们不能这样做，那末摆在你们面前的就是普遍死亡的危险。’”
宣言发表后，其副本分别运达美、苏、中、英、法、加六国政府首脑（包括中国总理周恩来，我相信这个副本和其他更多中国人完全不知情的西方知识界通过各种方式送达的类似文件，都被密封在北京某个机构中）。英国首相艾登很快表示，同意《宣言》基本精神和原则，“放弃核武器必须成为全面裁军的一部分”。美国国会议员和政府高官“高兴地赞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其他八位著名科学家的请愿”。
苏联与中国政府对这份《宣言》一直保持沉默，直到现在。
不难推断，作为《宣言》签名科学家的同行和晚辈，钱学森不可能不知道这份文件。我无法揣测他知悉这篇不朽文献时的感受。1955年7月9日，罗素在伦敦卡斯顿厅宣读这份历史性宣言时，钱学森正被美国政府驱逐回国，8月10日到达香港，11月即与钱伟长等建“动力研究所”。当爱因斯坦以生命的最后精力为他所属的这个世界签名留下一份将流传久远的伟大宣言时，他绝对想不到在他曾寄予满腔同情和希望的东方，一名他在美国的小字辈同行，会全身心地致力于他和他那些星光四射的科学家一致反对的毁灭性事业。
受《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影响，1957年4月12日，联邦德国十八位原子物理学家和11位诺贝尔物理、化学、生物、文学、和平奖获得者联名发表《哥根廷宣言》，反对他们的国家国防军装备战术核武器。他们发誓，“无论如何，签名者无人愿以任何方式参与核武器的制造、试验和使用”。
三个月后，1957年5月18日，32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在德国康斯坦茨博登湖联名发表《迈瑙宣言》，向世界呼吁：“我们相信：科学本是通向人类幸福生活之路。但是，我们怀着惊恐的心情看到，也正是科学在向人类提供自杀的手段。贸然发动总体战的国家将加速其本身的灭亡，并将给整个世界带来威胁。所有国家都应当自动放弃使用武力来作为政治生活中的极端手段。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就将停止生存。”
在《罗素－爱因斯坦宣言》精神鼓舞下，来自东西方的科学家（包括苏联科学家塔普契夫院士）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沃什村举行了首次科学家国际会议。到2005年7月在日本广岛召开以“在广岛和长崎后的六十年”为主题的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帕格沃什科学家们共举行了55届年会。科学家团队从最初的物理、化学、生物和法律领域扩大到病毒学、精神病、政治、军事、历史、战略、社会学、国际关系，议题包括核武器、核裁军、军备控制，世界安全、科学家责任以及生物化学武器控制、太空武器控制、教育与人口增长、环境与生态、地区冲突、战争根源、艾滋病、恐怖主义和文明冲突等领域。
帕格沃什会议对处理古巴导弹危机、结束越南战争、解决印巴冲突、中东战争等重大冷战和地区危机发挥了最具理性权威和公正原则的特殊作用。并直接促成了《禁止核实验条约》（1963年）、《禁止核武器扩散条约》（1968年）、《限制战略武器第一阶段会谈》、《生物武器协定》（1972年），成为从根本上改变核战争和一切战争的主要理性贡献者。
如果没有爱因斯坦和他反对战争、尤其对核军备竞赛的深切认识，这个世界的面貌将大不一样。《罗素－爱因斯坦》和《哥根廷宣言》、《迈瑙宣言》以及帕格沃什运动，对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和核浩劫启示录式的毁灭性结局，发挥了任何一个大国政府不可企及的作用。
杀戳、集中营、迫害、流亡，物质世界奥秘，上帝的旨意，天才、良知、智慧、忧患、责任、使命……，无数因缘造就了爱因斯坦。他的科学成就，关于宇宙奥秘的沉思，人格，以及他那犹太先知特有的面容、目光、蓬乱的头发和胡须，都将作为人类德性与智慧的象征，万古长存。无数人分享了他的心血和脑髓，我是其中之一。我在二十年前开始的流亡生涯中，画了爱因斯坦72岁时的肖像，挂在我那混迹于水泥丛林中的写字室的墙上。每天上班，我都会与他会面，觉得无论阴霾蔽日还是夕阳无限，都如此神秘而亲切。
1933年4月初，隐居在比利时奥德斯坦附近勒•柯克海滨的爱因斯坦给普鲁士科学院写了两封信，拒绝该院关于他“参与了美国和法国和恶意诽谤宣传活动”的指控。还拒绝该院关于他在国外“为德国人民讲句把好话”的要求，并声明辞去其科学院院士职位，放弃普鲁士公民权。爱因斯坦的正式答复如下：
要我去做像你们所建议的那种见证，就等于要我完全放弃我终生信守的关于正义和自由的立场。这样的见证不会像你们所估计的那样是为德国人民讲好话；恰恰相反，它只会有利于这样一些人，这些人正在图谋损害那些曾使德国人民在文明世界里赢得一席光荣位置的观念和原则。要是在目前情况下作出这样的见证，我就是在促进道德败坏和一切现存文化价值的毁灭，哪怕只是间接的。
在此前一个月，爱因斯坦发表了《不回德国的声明》：
只要我还能有所选择，我就只想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这个国家中实行的是：自由，宽容，以及在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公民自由意味着人们有用言语和文字表示其政治信念的自由；宽容意味着尊重别人的无论哪种可能有的信念。这些条件目前在德国都不存在。
我希望比较健康的气氛不久会在德国得到恢复。我也希望将来像康德和歌德那样的德国伟大人物，不仅时常会被人纪念，而且也会在公共生活里，在人民的心坎里，以及通过他们所矢忠的伟大原则的实际遵守，而永远受到尊敬。
爱因斯坦有资格有根据发表这种声明。六百万犹太人在集中营被灭绝的惨剧证实了他对那个曾是他的祖国的厌恶和绝望。希特勒的覆灭、勃兰特和科尔先后在华沙和特拉维夫的下跪以及柏林墙的垮塌证实了他的预言和希望。
一位把世界作为祖国，把人类命运和全球文明与和平内化为生命体验的伟大科学家，是人类共同的骄傲。
1927年曾为爱因斯坦画像的巴伐利亚画家萨尔，1938年逃出纳粹德国监狱来到普林斯顿。他问一位老人，你对爱因斯坦科学著作毫无所知，为什么如此仰慕他呢？老人的回答是：当我想到爱因斯坦教授的时候，我有这样一种感觉，我已经不再寂寞孤单了。
这也是我的感受。
但对我的同胞钱学森副主席，我没有这种感受。
我的父母都是研究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在我很小时，他们偶尔会提到郭沫若、钱学森、李四光，口气很平淡。在报上看到钱学森那篇关于粮食高产的文章时，我父亲轻声说了两个字：荒唐。我的印象是，他们都是某种大人物，高高在上，与毛泽东、周恩来有特殊关系而已。
我的爷爷奶奶都在大饥荒的1960年饿死。后来我知道无数老人、妇孺死于那个年头。那正是钱学森大力施展其科学才干的时代。我从个人家庭出发，对他不存在任何敬意。
1955年4月18日1时25分，爱因斯坦与世长辞，法国物理学家朗之万1931年的一段评论被刊登在世界主要报纸上：
在我们这一时代的物理学史中，爱因斯坦将位于最前例。他现在、将来也还是人类宇宙中有头等光辉的一颗巨星。很难说，他究竟是与牛顿一样伟大，还是比牛顿更伟大；不过，可以肯定地说，他的伟大是可以同牛顿相比拟的。按照我的见解，他也许比牛顿更伟大，因为他对于科学的贡献，更加深刻地进入了人类思想基本概念的结构中。
爱因斯坦比牛顿更伟大，在对人类处境和命运的关怀方面，更是如此。这样的人物，他的葬仪极其简单，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没有宗教仪式，更没有任何官方参与，除几名亲朋外，下葬时间和地点一概保密。
有人呼吁为钱学森举行国葬。已经设了灵堂，接受各方吊唁。对钱学森，这种后事安排也是十分自然的。
其实没有可比性。除了都曾接受过现代科学教育之外，爱因斯坦与钱学森属于完全不同类型的人。在我写作这篇文字不断引用前者的资料时，心里一直有一种亵渎先哲的愧疚。这也是我们时代的一种无奈，占人类四分之一的生命共同体中，已经找不到可以让我们从那些僭据了至尊地位实际并无什么文明价值的事像人物中超脱出来，为真正永恒不朽的精神、道德、智慧的楷模而感念长久。
与钱学森有相对比较性的，是苏联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
1989年6月29日，“六•四”民主运动惨遭镇压25天后，钱学森被授以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称号，表彰他对火箭导弹技术、航天技术的重大贡献。全世界全中国都知道，这段时间是血腥、恐怖和黑暗的历史溃退的非常时期。
不到半年，1989年12月14日，萨哈罗夫在莫斯科去世。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与十几万莫斯科人一起，冒着严寒前往吊唁。我那时在深夜通过勉强清晰的美国之音听到戈氏对逝者的悼词：他是俄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巨大悲剧中离我们最近的圣徒式人物，他的精神将鼓舞我们这些在俄国又一个困难时期艰难摸索的人们而不朽。我被深深震撼。在同一个星球上，同一个历史大翻转关头，俄罗斯总有天才和先驱站在自由与奴役、光明与黑暗临界处，我为俄国庆幸。
萨哈罗夫没有在西方接受自由、民主、人权精神，他是从极权主义的罪恶与苏联社会的危机中，作出了自己的人生抉择。
他曾是苏联最年轻、前程无限的科学院院士。1948年，27岁的萨哈罗夫便参予了由克格勃首脑贝利亚主持的研制氢弹的“阿扎玛斯16号”绝密项目。几件现实事件震撼并改变了他的命运。氢弹试验基地是由政治苦役犯建造的，他们后来被残忍地处决了；1957年底在乌拉尔核废料处理场发生恶性爆炸，数千人死于非命；1958年11月苏共中央决定恢复核实验，萨哈罗夫第一个发出抗议；1960年10月，为苏美首脑峰会，苏共中央决定向月球发射火箭，造成现场涅杰林元帅和许多火箭技术专家全部丧生。萨哈罗夫在自传中写道，“我从此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决定和周围决裂”，他从此把同情（关爱）、自由、真实（compassion,freedom,truth）作为自己追求的三个目标。
1964年，萨哈罗夫联合了24名著名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致信苏共中央总书记勃烈日涅夫，“警告”他停止为暴君斯大林恢复名誉。
1968年，萨哈罗夫“进步的反射，共存和知识分子的自由”一文在《纽约时报》发表，被称为继恰达耶夫1830年发表《哲学书简》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俄国漫长历史黑夜中又一声警钟，“苏联极权制度的判决书”。它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建立民主、多元、人道社会的思想。该文很快传遍全球，复印数达1800万份。
正隐身在梁赞市附近一座寒冷农舍里创作长篇小说《1914年8月》的索尔仁尼琴看到这篇文章后感叹道：萨哈罗夫是唯利是图、绳营狗苟的苏联社会中的“一个奇迹”。
这一年，钱学森正式受命负责筹建人造卫星、运载火箭以及卫星探测器。
我不知道苏联发生的变化可曾为钱先生知悉。被称为“苏联氢弹之父”的萨哈罗夫至少是钱的苏联同行。促使萨哈罗夫改变人生轨迹的那些不幸而荒谬的悲剧是否也在钱学森的视野中发生。如果也曾发生，那么他的态度难道没有丝毫改变吗？
在苏联这样一个绝对主义社会和极权主义国家里，大俄罗斯主义与共产主义结合成一种远远超过历代沙皇不敢奢望的自豪和狂热。1979年苏联出兵阿富汗，各阶层人民和知识界出现空前狂热的爱国主义浪潮。萨哈罗夫通过国际媒体，率先谴责这一侵略行径。在爱国者掀起的汪洋大海上，他的抗议几乎被吞没得无影无踪。人们称他为“叛徒”、“犹大”、“藏在苏联社会阴暗角落里的老鼠”。
普希金、恰达耶夫、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列宾、肖斯塔科维奇、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索尔仁尼琴都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但他们是清醒、诚挚、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大俄罗斯主义始终不能阻挡他们挺身反抗俄国丑陋、野蛮、冥顽不化的专制统治和蒙昧状态。谴责奴役、欺骗和残忍，坚持对自由、慈悲、宽容和精神解放的渴望，两百年来一直是俄罗斯高尚爱国主义的灵魂。萨哈罗夫是二十世纪新斯大林主义统治时期真正爱国主义的英勇代表之一，戈尔巴乔夫的评价绝非过誉。
我从网上下载了钱学森生平简介。在萨哈罗夫与苏联极权主义决裂以后十数年间，钱学森成为中国火箭导弹和热核武器最显赫的领军人物。1920年5月1日，钱在天安门城楼受到毛泽东接见。那时傅雷、老舍、吴晗和大量高级知识分子已经含冤而殁，中国20世纪最圣洁的英豪林昭已被残害……。我不知道钱被毛那双沾满中国人鲜血的软手握住时，有何种感受。他当然不会知道，就在那座城楼上，毛泽东与林彪的仇恨已经公开化。
在这段时间，萨哈罗夫公开对苏联内政外交发表了独立而深刻的评论。钱学森没有对中国更加黑暗危殆的社会问题发表只言片语。中国人民和知识界的苦难似乎完全在这位聪明世故的“科学天才”的视野之外。用职业特殊性为其开脱是不能成立的，萨哈罗夫的存在如山一般严峻，在大洋彼岸，人们不会忘记爱因斯坦、奥本海墨等大科学家。
萨哈罗夫由此付出的代价，是命运对他的合理回馈。
他被苏联科学院开除，褫夺公职。1980年，他与妻子被押解到高尔基城，监视居住，与世隔绝。长达六年。其间，萨哈罗夫两次绝食抗议，密秘警察强行灌食。在十分艰险的条件下，他不得不把自己长达1000页的自传复写三遍，前两次都不翼而飞了。
在高尔基城，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世界最著名的核物理学家、“苏联氢弹之父”与夫人形影相吊互相搀扶而行，手上提着沉甸甸的布袋，里面装着一经发表就会让世界感慨不已的手稿，后面不远处，永远跟随着几名克格勃人员。
这是20世纪最独特的人文景观。一名本来可以以其忠顺的服务让世界颤栗的全球最大核武库掌门人，却因小小的良心而在自己的国土上流亡，在两千多个日子里只有爱妻相守。
命运并非如此寡情。
1975年6月，萨哈罗夫完成《论国家与世界》一书。
34年前发表的著作，似乎是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写的。我相信如果在中国国内公开发行，对于我国人民，包括党国领导层，也包括钱学森这样几十年间似乎没有机会更新自己历史常识的人物，都是一件有益的事。
鉴于萨哈罗夫的卓识产生于与中国高度同质的社会中，因此对于我们中国知识界，它们在某些方面甚至比爱因斯坦的睿智更富于启示性。不可能在一篇即兴文字中引用太多——它已经够长了，但是萨哈罗夫的见解实在太深刻，它们似乎是对我们的直接陈述，我必须征引其中若干段落，——这样的段落其实比比皆是：
成千上万生气勃勃和看来是安于天命的人在矗立于莫斯科空际的、漂亮的新阿尔巴特摩天大楼脚下来来往往；但是，在这一堵面墙后边，隐藏着旁观者难以了解的许多事实，隐藏着众多人间的不幸、艰难、凶暴、残忍、极度疲惫和麻木不仁，凡此种种积累了数十年，损害着社会的基础。在国内有许许多多不幸的、命运不济的人：领取微薄退休金的退休老人；生活坎坷者，他们没有工作，或者没有机会学习，或者没有适当的（甚至是按照我们的低标准而言）住房；不能得到治疗的慢性病患者；无数酗酒、腐化堕落者；150万永远被抛出正常生活的囚徒，他们是司法机器的牺牲品，这些司法机器是盲目的、经常不公平的、出击灵魂的、投靠当局和地方帮派势力的；一些纯粹因不善于及时行贿而倒霉的人。对于所有这些人实际上无法给与帮助，而且也很少有人打算这样做，因为，总的环境是：大多数居民为糊口而劳碌奔波，少数人脑满肠肥，安于故步自封，社会结构则是装装门面而效果很差。绝望的人们包括高级机关的接待室，其中特别令人嫌忌者直接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我十分喜爱祖国的大自然和文化、以及祖国的人们，我绝对不想当“抹黑者”的角色。可是，现在我认为必须集中注意那些被苏联宣传和亲苏宣传所掩盖的不良特征，它对于国际关系以及国外对我国情况的了解具有原则性意义。
当前的苏联社会，在我看来，应该最简洁地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它和西方类型的现代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别是，在经济以及文化、思想和其它主要生活领域内实行全盘国家化，党和政府的全部垄断。
全盘的国家垄断，正如许多作者指出的，必将转为不自由和被迫遵从，因为每个人都要完全依从国家。在危机时期，不自由造成恐怖，而在比较安定时期，不自由则造成无能官僚的统治、愚昧无知和麻木不仁。
全世界应该了解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无边苦难，31年前，他们是罪恶驱逐出境措施的牺牲者，当时有半数的孩子和老人死于冻饿，而现在依旧无权返回那等待着他们热爱劳动的双手去劳动的克里米亚故土。伏尔加河流域的日尔曼人、迈斯赫地区的土耳其人的命运同样如此。
外国客人们有时提问说：如果你们这里确实有这许多缺点，老百姓不设法纠正吗？这个问题三言两语道不清。制度稳定性的因素之一在于物质生活水平毕竟在提高，虽然提得缓慢。每个人当然不会拿自己的生活同远不可及的巴黎作比较，而是和自己贫困的过去相比。但更重要的是，极权主义制度内在的稳固性在于恐惧感和消极感的惯性作用。任何国家的人民都没有在一代时间蒙受过如此无比的苦难。我们的工人不是英国的工人，甚至也不是那些贫困了可以上街的波兰码头工人。虽然广播扩音器每天在提醒普通苏联公民，说他是国家的主人。但他十分了解，真正的主人是那些：他们早晨和晚间坐在黑色保险轿车里，沿着寂静的、交通遮断的街道飞驰而过。他没有忘记，他的祖父的土地是怎样被没收的。他知道，今天他个人的命运也完全依靠国家，依靠身旁和远处的领导，依靠房屋管理委员会主席，依靠工会基层委员会主席（这位主席可以安排、也可以不安排他的孩子进幼儿园），也可能还依靠在他身旁工作的克格勃告密者。在选举时，他投入票箱的选票上只有一致的姓名。他不能不体会到这种“没有选择的选举”在政治上给他以何等侮辱，不能不感觉到这种庄严的仪式里包含着对健全的理智和人类的嘲弄。人们训练他，他为了生活，也接受训练。他自我欺骗。苏联公民是极权主义社会的产物，暂时也是这个社会的支柱。我只能祈求命运，希望在摆脱这种历史性绝境时不要产生我们现在还难以想象的巨大激荡。所以我是一个进化论者，一个改良主义者。
党和国家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内实行垄断，其后果特别有害。思想划一化经常地——从学校课桌到教授讲坛——要求人们虚伪、顺应、愚昧和装傻。不断玩弄那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宗教仪式般的、普遍宣誓效忠的把戏，把事业、健全心智和人类尊严等一切意念都排挤到次要地位。作家、艺术家、演员、教师以及人文学者在如此可怕的思想压制下生存，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奇怪，艺术和人文科学为什么在我们国家里没有完全消失。
思想一元化、排斥异己，加上冷酷的（虽然不是合乎理性的）政治现实，导致对持不同政见者不断进行迫害。看来，在苏联有2,000至10,000人可以称为政治犯。这个数字不包括因其宗教信仰而遭殃的人，他们的人数当然更多。也应该预先说明，我们的报导可以说是很不完全的。一切政治犯按现行法典都算是刑事犯，在我们这里不存在政治犯的单独地位，政治犯和其他类犯人（经常也是无辜的犯人）同受生活的苦难和侮辱，其卑劣性质是我们时代所不容的。试图泄露犯人囚禁生活的细节是会遭到残酷迫害的，这也就最好地证明了真相内幕。但毕竟有许多事是为人所知的：繁重的强迫劳动，经常是破坏了安全规章的；吃不饱肚的恶劣伙食，实际上又不能靠邮递和代交食物加以改善，邮递和代交食物是严加限制的（我们看到，甚至在判决前的羁押期间也存在这类限制），严格限制接见、通信和读书；任意施加残酷处罚。政治犯为自身人权而作的斗争（近来人们听到许多英勇的罢工和绝食事件）照例只是造成新的迫害。
索尔仁尼琴、夏拉莫夫、金兹伯格、德耶科夫、奥列茨卡和其他数百名见证者和研究者描述过那灭绝两千多万人的古拉格群岛骇人听闻的制度，苏联监狱制度就带有古拉格群岛制度的许多特征。
苏联政治犯是些什么人呢？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没有犯任何罪行（就民主国家对罪行两字的解释而言），没有从事暴力行动，也没有号召从事暴力行动。政治迫害的通常原因之一是阅读、保存和向友人传递一些被认为内容不妥的（虽然经常是实际全然无害的）自发性手抄刊物和书籍。在这类成为被捕和定罪原因的书籍目录（不存在任何禁书“目录”，但每个人应该自己捉摸）里有：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贝尔加耶夫的《俄罗斯共产主义的起源和意义》、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年》、格罗斯曼的《往事俱逝》、本文作者写的《谈进步……》、阿夫特尔诺夫的《权术》、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德热拉斯的一些书、康克维斯特的《巨大的恐怖》以及《时事纪事》、《市民议会》、《立陶宛天主教会新闻》和其它许许多多自发性刊物。
在因信仰而受难的人们中间，有许多是信教者。宗教压迫是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可怕传统，但是，也许除在阿尔巴尼亚以外，很少有其它地方像在苏联一样，达到这样的广度和深度。早在20至30年代，一些最普通的宗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曾经蒙受打击，遭到重大牺牲。现在，这些宗教的地位是如此低下和无权，以至于（至少在表面上）几乎成了国家的附属品。我这样说，绝不是要贬低教徒的信仰和内心抗争的作用。
特别应该谈谈一些人的遭遇，他们被判刑是由于关心蒙冤者的命运，争取公开审讯和正义。受这类遭遇的人有苏联保卫人权创议会会员列奥尼得•勃留西，他在德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精神病院遭受可怕的折磨，近似精神谋杀；有布科夫斯基和格鲁兹曼，他们因揭露精神病疗法的迫害情况而分别被判处七年徒刑；有不久前被捕的安德列•德维尔道赫列波夫和谢尔盖•柯瓦廖夫以及其他许多人。事实上，正是这些人进行了那种可以称之为“民主运动”的工作，压迫和崇高的信念使他们团结在一起，他们决心听从良知和信念的召唤。尽管这些人为数甚少，基本上集中在国内的两三个大城市，并且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他们在板结的苏联社会中存在，这一事实本身的道义价值是十分巨大的。
我确信，保护苏联政治犯和共他持不同政见者，为争取监狱中人道待遇以及争取人权而进行斗争，这些不仅是全世界正直人士的道义责任，而且是直接保卫了正直人士自己国家里的人权。
我和本文的大部分读者一样，从来不认识这些人，但他们的遭遇不能不令人震惊，让我们想起了中世纪囚徒的、以及我们时代里的那个不幸的赫斯的遭遇。我提到赫斯，虽然我知道他曾参加与建立罪恶的纳粹制度。但是，终身监禁几乎等同于死刑，我是根本反对死刑的，不管其所犯罪行的严重程度如何。
几个世纪以来，许多国家的思想家——他们中间有贝卡里亚、雨果、托尔斯泰——曾经坚决呼吁废除死刑这种不道德的、不人道的和有害的制度。近年来，死刑在大多数发达国家里已被废除，但在苏联，这一步骤被认为是“不适时的”，于是每年都根据多种罪名——从情节严重的凶杀到“大规模盗窃国家资财”、遭禁的外币交换以及其他为西方法律所不熟悉的理由——枪决7000至1,000（按我的粗略估计）。
拯救国家，在于国家和全世界的相互影响，而不拯救全人类，是不可能拯救国家的。必须进行触及一切生活面的民主改革；国家的未来在于转向进步、科学、恢复个人和社会的道德。不能仅仅依靠宗教思想、民族主义思想或者卢梭精神的某种传统意念来限制这种恢复的途径。谁也不该设想迅速彻底解决一些问题。我们大家要学会耐心和容忍，但要把耐心、容忍和思想的大胆和坚持不渝结合起来，可不该号召我们的人、我们的青年去牺牲；在我们国家里，人们完全依赖于国家，国家不呛气地吞噬每个人，至于谈到牺牲，为数已经是够多的了。
制度的内在特点在对外政策表现上造成了重大后果。我将在以后各章中谈到此点。现在我只是着重指出若干情况：首先是社会的闭塞和极权主义的、脱离现实的领导作风，领导可以秘密作出决定，事先不经任何公开讨论，他们可以毫无控制地动用资金在其他国家进行秘密活动。还有十分重要的是，我国和外部世界的一切关系，包括秘密和公开的外交、商业、科学、宣传方面的关系，都可以由唯一的计划、唯一的意志任意加以控制。所有这些特点使苏联对外政策带有特别的素质——十分多变、实用主义的无原则性，它们表现在，比如，大量供应苏制武器支持乌干达的阿明、利比亚的卡扎菲以及其它许多国家的残暴制度，支持尼日利亚的种族残杀，支持伊拉克的库尔特族人以及利用世界许多地区的民族、宗教和政治仇恨以扩大影响。这些特别的素质使苏联政府在必要时就轻易地破坏任何协议，能在其他国家搞秘密破坏活动，包括收买、欺骗、讹诈、组织“第五纵队”。当然，这些特点给全人类、给原本已经十分复杂的书面增添了危险，加剧了挑衅。
我经常不自由自主地感到不自在，几乎是一种羞惭的滋味。我做对了没有？我想到那些不可胜数的人们，他们从事显然直接有效的工作——种麦子和甜菜，建房屋、桥梁和制造汽车，治疗儿童和补牙齿，写诗和在实验室工作——他们自忖对人们是有用的，并且向往着个人的幸福。不，我没有背叛他们中间的任何人，没有给他们的劳动和幻想抹黑，也没有背叛我自己以及自己的希望（这种自我背叛可也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也许我从事这项工作的才具不足，对于完成命运托付给我的这项任务来说，智慧不足，缺乏概括力、观察力和生活知识。但如果我的内心是诚实的，那么，我就没有必要非难自己，而我的工作，正像任何其他劳动者的工作一样，也定然会是有效的。
也许我已经偏题了。钱学森的去世本是这篇文章的主题。但是第一，他老先生的资料实在太有限，我只知道几代党国要人都曾接见和看望过他。而按我的标准，对无论是中国儒家士大夫或西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种恩宠和待遇都与他们的道德文章无关；第二，萨哈罗夫的一生拥有古希腊悲剧英雄人物和基督教圣徒的双重灵光，尽管他既不崇拜希腊英雄也不是宗教徒。最后，借题发挥本是一种文体，它们正是我郁积心中早就想吐露的心绪。在此意义上，钱学森之死为我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我应对此表示感谢。
1975年10月，挪威奥斯陆诺贝尔委员会将该年和平奖授于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该委员会主席奥瑟•丽安丝夫人在演说中强调，诺贝尔委员会是一个独立机构，独立于任何政府当局、政党、团体和个人，该委员会不受任何形式的威胁或方便妥协或其他机会主义的支配。她称，授予“我们时代伟大的人权斗士之一”萨哈罗夫是该奖的一大荣誉。“萨哈罗夫开展了强大的、不妥协地反对滥用权力和所有形式的违反人的尊严的斗争。萨哈罗夫令人信服地证明，人的不受侵犯的权利是真正的、持久的国际合作的唯一可靠基础。”她介绍说，萨哈罗夫32岁就入选苏联科学院，两次被授予列宁勋章，一次斯大林奖，三次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1968年萨哈罗夫由对苏联当局的失望而独立地选择自己的命运。该年他发表了自己的“宣言”：《进步、和平共处和知识分子与自由》，他意识到地球上的文明毁灭的威胁，那将是一场核战争的后果。他坚持认为这种危险只能以超越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合作才能避免。他相信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和平共处是可以实现的。为此苏联必需实行民主化、非军事化、反官僚主义和社会改革。
1970年，萨哈罗夫和其他苏联知名人士建立了“人权委员会”，要求当局废除秘密审判，制定新闻法，保障人民获得资讯的自由，改革监狱制度，大赦政治犯，废除死刑，开放边界。1970年8月1日34个国家（包括苏联）在赫尔辛基签署《欧洲安全与合作条约》，重申“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思想、良心、宗教或信仰的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地域的所有人的自由”，宣布鼓励和促进“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和其他权利及自由方面富有成效的实践，所有这些对于人类内在的尊严、对人类自由和充分发展至关重要。没有任何国家、任何政治家可以任何借口压制和逃避这些条款所规定的道德和政治义务。那样做的话，就是对人类与和平的背叛。
这些条款精神显然包含和吸收了萨哈罗夫的思想。
丽安丝夫人代表诺贝尔委员会宣布，“萨哈罗夫对和平的伟大贡献是，他以特别富有成效的方式，处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以最伟大的个人牺牲精神，为取得对人类不可或缺的价值观念的尊重而奋斗。这些价值观念，正是赫尔辛基条约的基本原则”。萨哈罗夫为和平、为裁军、为所有国家之间的合作的奋斗，是将和平作为最终目的，由于他在唤醒每一个国家中广大民众上所做的努力与贡献，我们今天在这里授予他1975年诺贝尔和平奖来表示敬意”。
应该就诺贝尔和平奖说几句话。
这项奖已经颁发了109年。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和核大战的威胁与危机都没有中断它不屈不挠的历程。谁都知道，不是每个获奖者都名符其实和无可争议，但占相当比重的获奖者，确实是人类文明天空中闪耀的明星，是人类苦难而伟大历史的忠实记录者、推动者和开拓者，是灵性、觉悟、真理、自由、美丽、善良、希望、信仰和爱的托命者，也是世界苦难、不幸、罪恶、暴行、不义的承受者和反抗者。
1949年产生的这个中国，迄今为止与这个奖项无缘。这与我们5000年伟大文明和古老传统，与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最大生命群体，与我们巨大的苦难与牺牲，与近三十多年间依靠数以亿计的农民苦力的血汗劳动、5000万海外华人真实不虚的爱国义举，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大规模引入、尤其苏共极权制度解体、冷战结束（萨哈罗夫有特殊的重大贡献）、真正的全球化时代的来临而积累的巨大物质财富，与不久前上演的“建国60周年”的宏大叙事是如此让人匪夷所思的不相称，不匹配，不平衡。
公允而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自由国家，对苏联和中国奉行的是二十世纪最大的双重标准。在全球范围内阻遏苏联列宁－斯大林式共产主义的蔓延扩张，是威尔逊、邱吉尔等西方政治家最庄严最重要的世界战略，而戴高乐、尼克松等欧美政客始终执行善待中国的政策。几乎所有西方思想家都厌恶、否定俄国历史传统和宗教文化，却对中华文明向来不吝赞许之辞。
据说钱学森去世前曾向温家宝先生提出一个问题：为何中国的大学研究机构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被称为“钱学森问题”。他心目中的杰出人才，应当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吧。
萨哈罗夫是苏联自己培养的科学家，从共产党的阶级观看，基本纯正可靠。他却仅仅因为良知、正义感和对真理的信念而遭受厄难。
钱学森是“旧中国”培养的“旧知识分子”，取了中国国民党一级上将之女为妻。顺便提一句，当年美国当局录用钱，绝不仅仅因为他年轻聪明（这世上聪明的年轻人太多了），而是因为钱是美国政府庚子赔款经费支助的留美学生。更重要的是，美中两国是并肩抗击法西斯的盟国关系。如果钱真有共党嫌疑，在美苏冷战初期最激烈争夺胜负的核武器领域，美国有关机构解除其工作，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呢？
事实上，1946年，中共安全情报负责人康生就开始在海外（主要是美国）招募华裔科学家，特别是火箭和核能专家。而康生曾长期在苏联受训，一度直接听命于贝利亚。谁都知道，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发表其《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不是公开宣布在苏美两大世界阵营中，社会主义只能有一个头，那就是苏联、斯大林，毛泽东不是宣布绝不骑墙，绝不走中间道路，中国共产党只能“一边倒”吗？如果钱是中共党员，在斯大林还有好几年才去世、中苏两党还需要十年时间才反目成仇时，岂不是在美国最重要的军事机构里直接为苏联培养人才吗？
因此，与萨哈罗夫相比，钱学森的国际背景、个人经历和服务宗旨显然更加复杂。至少可以说，钱学森的选择带有某种“历史的必然”。其实抗战刚刚结束，国民政府在百废待兴、内战硝烟升腾的窘境中，就把杨振宁、李政道、李远哲等青年学生送往美国普林斯顿高能物理研究中心深造。他们不是也成为世界知名的物理学家了吗？以几千年经世致用的儒家传统，在现代经验科学和应用技术方面，中国人确实享有某种优势。我的结论是，没有钱学森，也有其他人会填补上他的位置，那是毛泽东一代中共领袖的国家和世界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耗费一切代价都在所不惜。何况，1955年11月二钱（钱学森、钱伟长，后者在1987年由许良英、刘宾雁、方励之发起召开的反右运动30周年纪念会议一事中，充当了告密者的角色）领衔组建科学院动力研究所时，中苏尚在“蜜月期”。沃尔比约夫、古谢夫、尼古拉耶夫、加夫里洛夫、萨韦利耶夫等苏联专家还在大量培训中国人员。二钱的高升，与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大谈第三次世界大战招致赫鲁晓夫反感从而开始现出中苏裂隙有关。在毛看来，苏共20大以后中苏两国将出现意识形态分歧，因而必须另起炉灶。没有这一背景，在美国呆了二十年的钱学森们不可能被迅速受到青睐，即使他们早已是中共党员或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行。
1971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18周年良日，萨哈罗夫致信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就政治迫害、公开性、信息交换自由、信仰自由、民族问题、边境开放、国际关系和若干内务外交政策等阐述了看法。最后指出：我国面临的问题与20世纪整个世界危机密切相关。这些危机是国际安全危机，社会发展失去稳定、意识形态陷于绝境、对理想感到失望、民族主义和非人道化的危险。萨哈罗夫特别强调，基于苏联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建设性地、谨慎地、灵活而又果断地解决我们的问题对全人类将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个月后，在没有得到回复后（在斯大林－毛泽东式国家中，像这样真正富于责任感、建设性和启发意义的信函，几乎没有回复的可能。这种国家的统治者似乎已经忘记了礼尚往来之道。抑或庞大的官僚机构使这类信函根本不能送达。不管怎样，新统治者不提供辩论可能，也拒绝进行任何实质性的对话），萨哈罗夫在国外把它作为公开信发表，并追加了一篇“后记”。再次表明自己的心迹：“我在认识到可能发生的热核战争和大气层试验热核武器的罪恶性质之后，约于10－12年前开始从事社会活动。”此后他在苏联发起了一场履行赫尔辛基协议有关系款的人权运动。
关于“运动”，萨哈罗夫特别辨析说，不应该引起关于任何组织或团体、甚至于党派的想法。仅仅是通过某种共同行动方式结合在一起的社会现象。至于他自己，“任何时候也未扮演思想家或者领导者的角色；每次公开发表的言论，所反映的仅仅是对某些使我激动的问题的个人意见。”
说得多好！没有人会怀疑萨哈罗夫的勇气。对于他而言，道德关怀永远是第一位的。为更有效地实现自己的道德目标，理性、逻辑、分析和判断的准确以及现实条件可能达致的限度，对萨哈罗夫这样科学家出身、在世界上最强大最神秘的核武器制造中心机构工作多年的物理学家，极为重要，是他的重大责任和职业荣誉。
正是这种理性精神，使他不仅代表了苏联持不同政见人士的良知高度，而且表达了苏联社会自我变革的本质要求；使他不仅获得国际科学界的普遍支持与世界和平人士的共同关切，而且对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等苏联最高领导人发生了罕见的积极影响。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林彪的政治报告号召准备打核大战。苏联军方鹰派人物制定对华“核外科手术打击”时，萨哈罗夫是最早最坚决的反对者。他与索尔仁尼琴一样，深切同情“处于牢固的，一点也不比我们轻的极权主义制度的控制之下”的中国人民。但是同十亿人口的国家作战，将是一场启示录式的梦魇。俄国在一战中损失了1500万人，二战中损失了3000万人，如果同中国打仗，将损失6000万人，“这样的战争后，俄国人在宇宙中将不再存亡”。
这里我要引用索尔仁尼琴的有关观点。他在1973年9月5日《致苏联领导人的信》中专门谈到“与中国的战争”。在他看来，如果中苏之间开战，将是人类战争史上最荒诞最可怕的一次。交战双方都将举起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为了保卫列宁著作中第533页上的神圣真理，而不是敌对一方所认为的第335页，将有6000万俄国人和十倍于此的中国人死去。他称，俄国头脑清楚的人士已经“毫无成见地看到”：这种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黑风，是上个世纪末从西方刮来的，它折磨和伤害了我们的心灵。如果它现在继续吹向东方，那么就让它吹吧！（这并不是说，他希望中国精神上毁灭）。他相信，我们的人民将治愈这种病，而中国人也会如此。——他希望不要太迟，要尽快地挽救我们的国家和保护人类。但是，经受过太多苦难的我们，目前只关心挽救我们的人民就已经足够了。
作为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看得更远。如果开战，苏联强大的核力量将轻而易举地摧毁中国还很有限的核武库。苏联核专家们对于它们太熟悉了，所有的基地、准备都曾是他们直接领导的工作对象。但是，后果不堪设想，第一，苏联会在全世界名誉扫地，成为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战争罪人；第二，中国可能向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其他苏联远东城市投放核武器，那将造成东北亚和日本的极大恐慌；第三，核打击造成的放射性毒气将弥漫大气层，所有国家都会受到影响；第四，美国会容忍苏联使用核武器以解决政治冲突、哪怕是两个共产主义大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吗？
从1968年与苏共核工业决裂以来，萨哈罗夫念兹在兹的就是两大问题：每个人的权利、尊严、生命的不受侵害，防止人类坠入共同毁灭。他在与著名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等人的谈话中预言，美国决不会坐视苏联与中国之间的核战争。他在精神和价值观上了解美国，“这个伟大的自由新大陆责无旁贷的使命就是维护世界和平，遏制任何可能的核冲突。”苏联强硬派有种论调，毕竟苏联与美国都属白种人为主的国度，而且有某种相似的宗教、文化背景。因此美国人在中苏战争中起码会保持中立，何况中共头子毛泽东是那样一个热衷于暴力和战争、不可理喻的恐怖型暴君。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甚至认为，苏联解除中国的核武装，是美国想做而不能做不敢做的一件天大好事，对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人民，都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苏联后贝加尔军区司令扎哈罗夫元帅撰文，称1945年发生在远东的两事事件共同导致了日本的投降，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和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率领的苏联远东军对日本关东军的“铁筒般的围剿与粉碎”，以及美国对日本广岛、长崎的原子弹轰炸。1969年8月18日，苏联驻美国大使馆授命正式知会美国高层，征询对中国发动核进攻的反应。萨哈罗夫断然拒绝这些分析，他强调，“一旦开战，只有一种结局：万劫不复。”
1960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和1969年的中苏核战争危机，是20世纪两次最严重的世界性危机。它们最终未能酿成核浩劫，归根结底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核阴云笼罩下的人类拒斥共同毁灭的意志占了上风。其中，萨哈罗夫这样与共产极权国家战争政策决裂的物理学家的良心力量，与爱因斯坦等西方物理学界的人道传统，成为最令世人信服和赞许的道义与理性因素。
我希望这两大传统也为中国科学界所认同并作为他们工作的指南。
苏联政府禁止萨哈罗夫前往奥斯陆领奖。丽安丝夫人对此“深感遗憾”，并将此与1936年希特勒政权阻止前集中营囚犯卡尔•奥西埃茨基领奖事相提前论。萨哈罗夫的妻子丽娜•波尼代表丈夫出席仪式，并代为致答辞。我把1975年12月11日，萨哈罗夫为纪念诺贝尔而发表的书面演讲附在本文后面，以表示对他的由衷景仰。
萨哈罗夫的人生原则是，绝不做奸臣，也不做忠臣，一句话，“不做臣民”。
他被誉为“人类的良心”，不论在俄国还是全世界，他的一生都是追求自由与和平的人们的希望与精神的灯塔（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
他是二十世纪占人类近一半人口的共产极权国家中的圣徒和先知，是俄国十九世纪十二月党人以后伟大自由精神的继承人，也是中国知识界的道德矜式，是中国一切向往自由、尊严与人生及宇宙神圣的人们永远的精神先驱。
1986年底，戈尔巴乔夫打电话给萨哈罗夫，邀请他与妻子迁回莫斯科。萨哈罗夫成为苏联第一届国会中首位发言者。他没有附和戈氏的“新思维”与“公开性”（它们已经够开明不凡了），而是公开要求结束共产党专制制度。
与爱因斯坦一样，萨哈罗夫把他许多精力和时间用于非物理学专业的社会问题。这正是世界科学界的一个伟大传统。在探索宇宙奥秘、赞叹大自然壮丽同时，真正的科学家必然会在内心深处唤发谦卑、感恩和救赎这三种神圣感受，也就必然会抗议一切人类不幸、丑陋和苦难，就必然会拥有殉道者式的命运。按中国传统，这就是“求仁得仁”。
钱学森也发表了一些与其专业不相干的言论，除1958年6月16日在《中国青年报》和《大众哲学》上发表《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一类无稽之谈外，又对地理、教育乃至沙、草产业和气功发表了与其“科学泰斗”身份太不相符的议论。
关于“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钱认为将产生一场21世纪新科学革命，甚至比20世纪量子学和相对论还要伟大。我本人曾接触过严新、张洪堡等“大师”，我的印象是，在他们那些故弄玄虚的表演中毫无神奇，更无伟大可言。
钱学森在“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的言行，我不得而知。
除此之外，历史不会忘记，钱学森、何作庥等“科学家”曾在“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坚决站在专制当局一边。历史不会原谅，在一代青年人为中国的自由、民主、文明付出青春、鲜血和生命代价的1989年，钱学森站在刽子手和屠夫一边的纪录。
1937年，“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上台执政，一名德国技术物理学家以扫出任纳粹物理学会主席。他向戈林、希姆莱等纳粹头目证明，物理学及其教学和基础研究，是战争事业至关重要的部分。他建议说，一切不利于德国最高战略利益的知识分子和理论，都应加以清除和驱逐。
在我们时代，一直站在自由、人道主义和多元共存对立面的科学界人物，钱学森算是他们的代表。应该以某种特殊的人道关怀提请那些丧失独立立场的“科学工作者”，注意和检点自己的选择，慎重思考自己的责任。
现在，这位“伟大的爱国科学家”去见他的祖宗德国犹太人卡尔•马克思了。钱学森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最高概括，也是现代科学技术（包括社会科学）的最高概括。
1929年，恩格斯的弟子和秘书爱德华•伯恩斯坦将其《自然辩证法》手稿送给爱因斯坦过目。一名斯大林主义者霍耳登在为该书英译本所作的导言中写道，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们的经典理论具有神奇的功效，他本人曾经用阅读列宁格勒《哲学笔记》的方法治愈了多年胃病（这篇导言因此传遍欧美两大陆，当然引起了嘻笑：俄国人太幽默了！）。
爱因斯坦浏览了恩格斯那本书后对人说，它没有任何科学价值。又一名斯大林主义者斯特鲁伊克暗示说，爱因斯坦刚刚看了几页《自然辩证法》，就被其重大价值所吸引。1940年6月17日，爱因斯坦就此回复说：爱德华•伯恩斯坦把全部手稿交给我使用。我的评语是指整个手稿而言的。我坚信恩格斯本人如果能够看到，在这样长的时间后，他所作的谦逊的努力竟被认为有如此巨大的重要性，他会觉得这是很可笑的。
据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一切阿谀奉承都深恶痛绝。一些中国人如毛泽东之流，声称死后到马克思那里报到。这又使我想起了一则故事。列宁去敲天堂之门，看门的保罗问他找谁，答曰求见马克思，又问是他什么人，再答曰“马克思的利息”。又据悉，马克思在门那边听到了，当着保罗的面转身走了。毛泽东们如果早早知道了这个小故事，他们大概会萌发一点自知之明，不再提“报到”事宜。
认祖归宗，是中国每一个农民和小民无需灌输的信条。伟光大的毛和聪明绝顶的钱活到耄耋之年怎么就非要认一名19世纪的德国人为祖宗呢？何况人家并不领情。
赵越胜先生近日有《辅成先生》问世，可字读。
周辅成先生也活了98岁，他是“仁者寿”的典型。
我不知道钱学森属于那种类型。我相信，在他死后两天时间有一个不相干的人写了这么些拉杂文字，并且把他与爱因斯坦和萨哈罗夫并列，是过于抬举他了。
据悉，党国全部最高领导将前往参加钱学森追悼会，他的最后头衔变成“同志”。谁也不能阻止任何人以任何方式祭奠任何人。我要告诫的是，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为一名终身参予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导致世界毁灭的人举行“国葬”。这是极端危险的动向，请当局慎思明断，更愿同胞们洞察警惕。
载于《纵览中国》2009年12月5日
钱学森死了，此人1958年在报刊上公开的“粮食可亩产数万斤”的文章，为老毛搞大跃进提供了“科学依据”。数千万中国人因此饿死、病死，钱学森也有一定的罪责。但此人跟老毛一样，决不认错。可见钱是一个无耻之徒。
此文把爱因斯坦、萨哈罗夫和钱学森予以对比，资料丰富，思想深邃，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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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3日）
钱学森死了。
自然想到他的两位同行，美籍德国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俄苏科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
爱因斯坦之所以受到全世界的景仰，除了他是相对论的创立者和现代物理学一代宗师外，就是他对人类文明事业与世界和平的终身关切。这位德国犹太人不仅表现了其先辈如摩西和本•迈蒙尼第等人将《圣经》与希腊哲学、艺术西方文明两大源泉融汇的传统，而且感人至深地表达了对二十世纪特有劫难的深度忧虑和异常深刻而富有启示性的思考。
1932年，爱因斯坦致信意大利墨索里尼法西斯政府教育部长罗各，呼吁阻止威胁意大利知识界向法西斯制度表示忠诚的“残酷折磨”，告诫“墨索里尼先生不要对意大利知识界的优秀人物进行这种侮辱”。
我不知道钱学森先生1955年（正是毛泽东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横加侮辱并将成百上千无辜中国文人投入监狱的岁月）回到中国来，是否与闻对俞平伯、胡适等人的精神围剿。短短的三个月内，钱先生就被委任为中国科学院动力研究所所长。在那个年代，如此重要、神秘的机构不经过极为严格的审察和旷日持久的考验，像钱学森这样由美帝国主义培养成才的物理学家，怎么能如此神速地晋升到新中国核工业最显赫的位置上，有历史证评癖的学人恐怕会发生兴趣。须知，那时朝鲜战争才结束两年，毛岸英死于美国轰炸机下，其父正发起反美、仇美、蔑美运动。钱学森那时似乎还不是中共党员，也无其他特殊身份，竟享受如此优渥厚遇，——恐怕不能仅仅以其专业或聪明解释。
昨日上网，方知钱回国有二说。一则出于爱国，二则被美国当局递解驱逐。1949年钱正申请加入美国，怎么又突然对“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心向往之。一名由中华民国政府派遣赴美的国民党高官快婿、又在资本主义美国接受教育然后执教美国第一流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其“红色觉悟”来自何方？1999年，美国政府公布窃取美国国家机密者的“考克斯报告”，钱的大名仍赫然在目。其时中美建立已经二十年整，江泽民正声称欲与美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美国人没有必要“刺激”已到鲐背之寿且备受中国最高层膜拜有加的钱学森。那实在不利于美国自己的“国家利益”，要末就是那些死硬反华反共的FBI分子脑筋太死。当代“乾嘉学派”有责任弄个明白。至于我，对于前美军上校钱学森何故回到毛泽东这里来，了无兴趣。道理也很简单，毕竟是中国人，非要等到一个红色政权建立，才算是“为祖国效命”吗？
那之前两年，陈寅恪也受到郭沫若邀请，担任某历史研究所所长职务。前者以“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为条件，以不宗奉马列主义为前提，慨然辞谢。五十年后的今人可以相信，陈寅恪先生的学识、人品及其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成就和挚爱，丝毫不逊于包括郭沫若、钱学森等党国知识权贵。事实上，陈先生代表的中国文化立场和方向，为郭、钱望尘莫及。
爱因斯坦在那封信中认为，“无可怀疑的是，追求真理和科学知识，应当被任何政府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尊重那些诚挚地追求真理和科学知识的人的自由应该作为整个社会的最高利益”。他强调，只有在这一基础上，西方才产生出伟大的文明。意大利文艺复兴才赢得世界的称赞。这是用纯洁的伟大的殉道者的鲜血换来的传统，才使意大利受到世人的爱慕和尊敬。
我不知道，高寿近百的钱学森众多的仰慕者们会用什么辞藻为他送葬，至少，不会出现“自由”、“真理”、“殉道者”。
1939年7月，爱因斯坦接受匈牙利物理学家西拉昆建议，给富兰克林•罗斯福写信，告知这位美国总统，费米、约里奥•居里等国际物理学家已经使从大量铀中建立起原子 链式反应成为可能，由此将产生巨大能量和放射物。如果把这种实验运用于军事，就会制造出“极有威力的新型炸弹”。他提醒说，德国外交部副部长的儿子冯•魏茨泽克领导的柏林威廉皇帝研究所正在进行着同样的实验。
这封信导致了原子弹的诞生和广岛、长崎的核爆炸，并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得以提前结束。世人因此称爱因斯坦为“原子弹之父”。
但爱因斯坦1945年秋天在美国广播公司发表谈话，否认自己是原子弹之父。认为链式反应是德国物理学家哈恩发现的，是丽塞•迈特内从德国逃出带给丹麦科学家尼耳斯•玻尔而为国际物理学界普遍接受的。
同年12月10日在纽约诺贝尔纪念宴会上，爱因斯坦致词指出，诺贝尔发明了烈性炸药，为了对此赎罪，为了良心上的宽慰，他设立资金以促进和平。“今天，参加过研制这种历史上最可怕最危险的武器的物理学家，不说是犯罪，也是被同样的责任感所苦恼”。他认为，“我们（主要指美国科学家）之所以曾经帮助创造这种武器，是为了预防人类的敌人（主要指德国）比我们先得到它；要是按照纳粹的精神状态，让他们占先，就意味着难以相像的破坏，以及对全世界其他各国人民的奴役。”他强调，“我们所以把这种武器交到美国和英国人民手里，因为我们把他们看作是全人类的信托者，是和平自由的战士。”我不知道钱学森先生被称为“中国导弹之父”（最近更名为“中国航天之父”），作何感想。
我不知道钱学森何以对上世纪五十年代由美返华的历史如此耿耿于怀。他那些本事完全来自加州理学院冯•卡门、帕森斯等人。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为共产党员这一案情，也应成为考据癖者的调查对象。其实是不是共产党员本来无关宏旨，事实上钱1958年不是“入党”了吗？在冷战初期麦卡锡时代，钱因共党嫌疑被取消他参予美国最高军事机密工作，本是历史洪流中几乎不值一提的小事，他由此所生的怨恨却让我难以理喻。就算美国冤枉了这位共产党天才，不也就是几年赋闲在家，在一个风景优美的小岛上独居了14天而已，他那800公斤图书资料，就仅仅是一些简单的公开出售的工具书吗？
一名有共产党嫌疑的中国人，轻而易举地进入美国火箭研制喷气推进动力实验室，参予了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当然只是一名小角色），还以美军上校身份参加“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战后赴德国考察，这难道不表明美国制度的开放包容与慷慨大度吗？钱身涉政治疑案。加州理工学院同事募捐一万多美元为其假释，院长李•杜弗瑞德专程飞赴华盛顿为钱斡旋，并委托著名律师库珀为其作公开辩护，这难道不表明美国社会的人道关怀和公正精神吗？与毛泽东时代遭灾受苦罹难的数以百万计中国知识界相比，钱学森在美国经受的“不公正”乃是何等惬意的待遇，何等浪漫的阅历。
据悉，中美建交后，加州理工学院将钱评为该院“杰出校友”，还赔偿其损失费，只是不作出道歉。钱因此拒绝回母校领奖。中国愤青于此又照例用了“气愤地拒绝”一类毛式修辞。天真的美国人很难明白，钱的凛然气节怎么就不对比麦卡锡时代恐怖一万倍的毛泽东们表现一下呢。
我不知道钱学森对爱因斯坦、奥本海墨等物理学家持何种态度。香港凤凰卫视在钱死后以最快速度在“我的中国心”特别节目中，加于钱的头衔是“世界著名科学家”。不知该片撰文者是谁，稍稍了解现代物理学史的都知道，除了中国外，世界上没有几个人知道钱的大名。
1957年毛泽东召见时，他禀报了有关“工程控制论”后，立即表示自己的理论“十分浅薄，一定有很多错误”，请毛指正。很难设想，爱因斯坦会以这样的自辱之辞向罗斯福表示谦逊。钱对完全不懂任何自然科学的毛泽东作如此卑贱的表态，即使在三十年代的德国和意大利也不会发生。
1946年1月12日，爱因斯坦致信美国“全国科学家会议”，公开鼓动说，如果政府因为对俄国的恐怖情绪而试图加强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控制，那末美国科学家“就应当拒绝听从美国政府的不义要求，即使它有合法机构做靠山”。他提请注意说，美国科学家“拥有一种不成文的法律，那是我们自己良心上的法律，它比任何可以在华盛顿制定出来的法案要更加具有束缚力。当然，我们还有两件最后的武器：不合作和罢工。
毛泽东曾在不同场合、包括1957年全世界共产党莫斯科大会上，声称中国不仅不怕、而且欢迎第二次世界大战，六亿中国人死掉一半也在所不惜。钱学森不可能不知道毛的类似主张，我不知道他赞成还是反对。但从其工作和行为看，他绝无反对可能性。这样，我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世上并无一个具有共同文明价值和道德底线的国际物理学界，爱因斯坦号召与国家和政府不合作的号召，绝没有受到所有国家科学家的赞许。相反，至少在中国，从秦始皇到毛泽东，在他们焚书坑儒的历史火光背后，那些实用学科类知识，是得到国家政权的悉心保护的。量子力学创立人之一的海森堡曾在《物理学与哲学》一书中，试图证明自然科学作为人类智慧最强大的力量，终将使得哲学、尤其是政治法律思想与物理学的客观、真实、永恒和普遍意义达成一致。在1949年以后，西方一切理论，包括物理学都只能沦为权力的工具，钱学森及其工作，证明此论不虚。
此外，中国举国之力发展导弹、原子弹、氢弹同时，四千余万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死于饥馑。钱学森对此惨剧不可能不清楚。我不知道，在献身于导弹核武器丰功伟业时，钱学森如何平衡他的爱国心。制造几枚要么永远不使用要么一旦使用就意味着包括全体中国人在内的人类共同毁灭的核导弹与几千万同胞活活饿死之间，孰重孰轻？
爱因斯坦曾提醒罗斯福总统“在政府同在美国做链式反应工作的物理学家之间有一种经常的接触是可取的”。那是因为必须抢在希特勒德国之前掌握原子武器，无论在道义和逻辑上，这一理由都是正确的，起码是无可奈何的正确。同时，爱因斯坦和其他美国物理学家深知这种建议和抉择，隐藏着巨大的道德隐患和现实命运上的危机。
1947年6月，美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布鲁塞尔艺术科学院发表演讲承认，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失败“并不意味着野蛮和残酷已经失败。相反，那些可憎的观念也从失败中取得了某种胜利”。他痛心地指出，希特勒成功地降低了西方世界的道德水准，自由民主国家被迫使用了因受纳粹主义威胁而被迫研制的武器，“我们的文明可能最终毁于希特勒主义希望用于我们头上的那些武器”。
不知道钱学森先生是否多少与闻或感知到二战后世界一流知识分子这些既深刻又寻常的观点。他是否真正认为，以饿死几千万中国人为代价发展导弹核武器，是他的爱国心的验证，这一验证是对中国民族利益的真正捍卫。
此外，他理应比一般中国人更清楚，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苏联勃烈日涅夫－格列奇科集团准备对中国实行“核外科手术打击”。因为中国拼命发展的核武库将会构成对苏联的威胁。只是因为尼克松－基辛格政府出人意料的反对，这场核浩劫才没有变为现实。
1950年1月31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美国将制造氢弹。罗斯福夫人埃诺•罗斯福特别组织系列电视辩论，爱因斯坦应邀于1950年2月13日发表现电视讲话指出，如果杜鲁门总统的努力果然成功，那么大气层放射性毒化，以及随之而来地球上一切生命的灭绝，都将是在技术上可能达到的范围之内。他再次敦促美、苏两国消除相互的恐惧和不信任，不仅废弃大规模破坏性武器，还要郑重宣告放弃武力政治，同时建立起“超超国家的裁判和执行机构，哪怕只有一些国家宣告他们愿为实行这种‘局部性的世界政府’而真诚合作，也会大大减轻紧迫的战争危险”。
这种声音在钱学森所服务的新中国，没有出现的可能。
中国民族一百多年来历经内忧外患，从下到上有一种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要求，拥有巨大的历史合理性。但是，与这种民族要求同样重要的是，中国个体生命大规模倾覆（尤其1949年以后）是这个国家同样不幸而亟待终结的悲惨状况。作为研制攸关亿万中国人生命的毁灭性武器的主要负责人，钱氏可曾真正严肃地评价自己的工作，并为此向最高当局陈述现状，分析后果，而不是无条件效忠于毛泽东第三次世界大战、世界革命的恐怖理论。
“意大利科学协进会”于1950年10月在卢加举行第42次会议，爱因斯坦在贺信中郑重阐述了“现代科学家的道义责任”。他痛心地指出，他的许多同行“已经退化到这种地步：居然把国家政权强加给他的奴役当作不可避免的命运接受下来，他甚至自甘堕落到这种地步，竟然驯服地献出自己的才能，去帮助完善那些注定要造成人类普遍毁灭的工具”。这是20世纪科学界真正悲惨的命运，科学家“制造出了那些不仅会奴役他，而且还会从内心上毁灭他的工具，由于那些挥舞政治权力的人的压制，他不得不噤若寒蝉”。
毛泽东丧心病狂而又荒诞愚蠢的暴行之一，是大办人民公社。这一举措导致了他的政权合法性和权力来源的基础——中国农民——的空前灭绝。毛的科学依据之一是作为物理学家 的钱学森关于粮食亩产超过十万斤的宏论。
海德格尔因为出任柏林大学校长、为纳粹声辩而永远难洗其道德污秽。从2009年10月31日起，在另一个世界，是否会有数以千万计的饿殍亡灵会盯着这位“新中国最伟大的科学家”的眼睛问：三百六十行，何必多管闲事？
爱因斯坦在同一封贺信中，对曾产生了伽里略、布鲁诺、米开朗基罗、达•芬奇等科学巨匠和艺术天才的意大利同行表示敬意。他问道：那个曾经使科学家有机会对他的同胞进行启蒙而且丰富他们精神世界的时代，难道真的过去了吗？他的回答是：“一个天生自由和严谨的人固然可以被消灭，但是这样的人决不可能被奴役，或者被当作一个盲目的工具听任使唤”。中国漫长的专制传统和严重变形而惨遭暴君利用的民族精神，导致许多人不仅自甘工具，而且“创造性”地为专制独裁服务。爱因斯坦的回答对他们不啻是神话。——能与暴君同席，受其恩诲，是多少天生奴性和卑贱者的莫大幸事。
1952年9月15日，日本《改造》杂志主编向爱因斯坦提出如下问题：1、您看到那些显示原子弹毁灭性后果的照片时，作何感想？2、对于作为一种人类毁灭工具的原子弹，你如何评价？3、大家都预料，下次世界大战将是一场原子战争，这难道不是意味着人类的毁灭吗？4、尽管您完全明白原子弹可怕的破坏力，可是您为什么还要参与原子弹的制造？
爱因斯坦坦率承认了日本人指控性的质询，同时也为自己做了必要的辩护。与13年前（1939年）他给罗斯福总统信中所陈述的理由一样，“德国人也会抱着完全成功的希望在同一问题进行工作，我那时只能这样做，再也没有其他选择余地，尽管我始终是一个虔诚的和平主我者”。最后他再次推崇“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天才”甘地，他为印度的解放所做的工作证明：由百折不挠的信念所支持的人的意志，比那些似乎是无敌的物质力量有更强大的威力。
如果钱学森读过自己的女性同胞（也是他岳父最敬重的伟大中国女性）宋美龄女士1945年8月14日庆祝抗战胜利时在抗战陪都重庆发表的谈话，他也许会反思自己的人生角色，产生某种不安的心绪：“原子炸弹的制造方法，虽经严守秘密，然而这是根据众多科学家所明白的道理，若有相当的资源与时间，或许可以仿造的。如果落在贪婪无义的敌人手里，将造成大部份人类的毁灭。”毛泽东生前虐害了无数中国人，这与他不顾一切发展核武器的疯狂计划之间，并非没有联系。为这种无法无天之徒制造能毁灭人类的武器，与爱因斯坦和甘地的和平与非暴力主义者之间，何止霄壤之别。
1953年7月，一名瑞士老太太向爱因斯坦提出两个问题：1、近几年来全世界到处出现极恶劣的天气，是不是由于原子爆炸的缘故？2、由于企图要把原子弹造得更有威力，我们这一代人有没有保护我们这个行星的大气层免遭破坏的危险呢？爱因斯坦在简短的加复中相信，人类已经有力量或者不久就会有力量，用放射性物质来彻底毒化大气层，使陆地上一切植物和动物的生命同归于尽。但他“还是十分乐观地相信，人类通过建立世界政府，大概早晚会避免这种毁灭”。
建立世界联邦及其政府，是但丁、格劳秀斯、圣彼埃尔修道院院长、卢梭、伏尔泰、康德五百年间欧洲思想家的高尚理念，也是2500年前孔子大同世界的梦想。爱因斯坦身为犹太人，对为祸欧洲既久且烈的民族国家心存戒惧，天生怀有某种世界主义和人类情怀。他多次呼吁建立超民族超国家的世界性政府，虽然直到去世为止，这一理想都遥遥无期。但除非人类在国家神圣和民族至上必然导致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和相互忌恨与仇杀中走向毁灭，否则爱因斯坦“天下一家”的伟大向往一定会刻在未来人类共同体的纪念碑上。
我不知道钱学森先生如何评价爱因斯坦的世界主义，他多半没有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一个世界主义者在毛泽东时代是注定要遭受迫害的。即使在今天，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也断难容忍将联合国一类国际组织实质性地扩大。不久前奥巴马总统首次提议，有关国家通过协议，彻底销毁地球所有核武器，中国军方人士在国家电视台上公开表示质疑和反对。在不久前结束的阅兵式上，中国向世界展示了各种新式武器，其中包括战略核导弹。
1954年11月18日，爱因斯坦在回答《记者》杂志关于美国科学家处境问题时，说了一句轰动美国社会的话：如果我重新是个青年人，并且要决定怎样去谋生，那末，我决不想做什么科学家、学者或老师。为了希望求得在目前环境下还可得到的那一点独立性，我宁愿做一个管子工，或者做一个沿街叫卖的小贩。美国“管子业工会”通过决议，授予爱因斯坦荣誉会员的称号。
钱学森拥有众多头衔，官拜全国政协副主席，跻身国家领导人，这种际遇当然不会厌恶自己的选择，赌气去作一个管子工。这是又一种区别。美国接纳爱因斯坦和众多德国和欧洲犹太人，爱因斯坦在美国受到了他在德国不可能享有的尊荣、礼遇和研究条件。他个人拥有的自由权利、独立性和言论空间，比德国希特勒、苏联斯大林和中国毛泽东三大极权主义所有知识分子这三类权利的总和还多。尽管如此，爱因斯坦很少赞扬美国的民主自由，更从不表彰美国政府。相反，他不变的风格是永远批判现存制度，抨击资本主义美国，尤其不吝词汇指斥美国政要。这种爱因斯坦式的不合作与批判意识，正是现代世界始终不能被各种型号的专制力量欺骗、恫吓和奴役的精神防火墙。
而钱学森先生，从1955年44岁到2009年98岁高龄辞世半个多世纪间，中国知识分子天文数字般罹难殒灭的悲剧，似乎完全与同样身为知识分子的他毫无干系。像1957年“反右运动”和1966年“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社会大惨剧和历史浩劫，人们从来不知道钱学森命运如何，这位似乎享有特别豁免权的神秘人物，奇迹般地置身于两代中国知识界宿命般的苦难之外，这一事实，也当成为考据派的题材。
也许钱先生自有其人生观，有其不轻易示人的人生履历。但我对所有在上世纪毛时代免于贬抑的人士，皆作存疑。当然，以钱的特殊地位、影响和身份，他事实上一开始就不属于几百万知识分子他更不是如一般社会人文类知识分子，他是毛式红色帝国统治集团中的特殊成员，整个统治制度和战争机器中的特殊角色。明乎此，便可断定，爱因斯坦的“失落感”决不会降到钱学森身上。当然，前者摩西般的先知地位和圣徒形象，也为后者望尘莫及。
1955年，冯•劳厄从西德去信，讯问原子弹问题，世界各地都有人不断提出类式问题。爱因斯坦于该年3月19日回复好友，最后一次答复“关于建议制造原子弹的动机”问题：“鉴于希特勒可能首先拥有原子弹的危险，我签署了一封由西拉德起草的给美国总统的信。要是我知道这种担忧是没有根据的（指德国的原子弹计划），当初我就不会插手去打开这只潘朵拉盒子。因为我对各国政府的不信任，不仅限于对德国政府。”在逝世前不到一个月前，爱因斯坦确实流露出十分黯澹的心绪：“很遗憾，我没有参与反对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警告。这一荣誉应当归于詹姆斯•弗朗克，要是他们听了他的话，那就好了！”弗朗克也是从德国流亡到美国的犹太物理学家。1945年6月1日，由杜鲁门总统指定的研究原子弹使用问题的“临时委员会”（由陆军部长史汀生任主席，成员包括国务卿贝纳斯和物理学家K.T.康普顿等）一致建议尽速并且不作事先警告就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当时在“芝加哥大学冶金实验室”美国原子弹研究机构中工作的弗朗克和西拉德坚决反对这项建议。他们与五个同事联名对史汀生发出备忘录指出，如果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就会“给建立原子能的国际管理造成几乎无法克服的障碍，必然会引起核军备竞赛，严重威胁人类安全”。该备忘录是以“芝加哥社会政治影响委员会”名义草拟的，有七名科学家答名，并在1946年5月1日出版的美国《原子科学家通报》公开发表。早在1945年3月，西拉德就起草了一个文件，预言原子军备竞赛和洲际导弹的危险。他请爱因斯坦介绍他去跟罗斯福总统见面呈述这个备忘录主旨。爱因斯坦于3月25日为他写了给罗斯福总统的介绍信。但当时罗斯福已经病危，不久去世。杜鲁门接任总统后，把爱因斯坦的信交与贝纳斯处理。5月28日，贝纳斯约西拉德谈话，西拉德反对使用原子弹的态度异常坚决，6月初他与弗朗克给史汀生发了一个备忘录后，7月间又写了一封得到六十多名科学家签名的“紧急请愿书”，于7月17日送达白宫。但杜鲁门出于战争和政治考虑，于8月6日、9日在日本广岛、长崎上空投掷两颗原子弹。
从以上简略叙述中，人们不能得到这样的印象：美国科学家，对于如使用原子弹这样重大的战争决策，从来没有众口一辞的附议。与爱因斯坦一样，良心、理智和道义感，始终是西方科学家的核心价值。这样的故事，情节，内幕永远不可能在斯大林、毛泽东统治下的社会出现。如果中国也面临因为战争需要而使用原子弹的情势，如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会对最高当局已经作出的战略决策会作出什么反应，只有天知道。象西拉德、弗朗克和爱因斯坦那种言行，恐怕不可能出现。
当“毛泽东思想万岁”重新出现在天安门广场阅兵式上，人们有理由质问：这名“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狂徒关于世界大战、核大战的思想也将“万岁”吗？
钱学森已经作古，他的崇拜者们要求为他们的又一尊偶像举行“国葬”。
罗素本希望在苏联拥有原子弹以前，美国通过原子武器的垄断迫使斯大林接受国际秩序，确保世界自由与和平。1949年8月29日，苏联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罗素意识到鉴于美苏双方都拥有热核武器，并且拥有完全对立冲突的意识形态，建立世界政府以维护全和平不再可能。1954年3月1日，美国在太平洋中部马绍尔群岛比基尼岛上成功爆炸第一枚氢弹。罗素立即得出结论，核时代的战争根本修改了克劳塞维茨在其《战争论》中所宣称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那种陈旧理论。原子弹、氢弹的出现，根本改变了前此一切战争哲学和历史理性，它只有一种结局：人类集体自杀，同归于尽。1954年12月23日，罗素以82岁高龄在英国广播公司以“人之祸”（Man’s Peril）为题发表演讲，指出人类面临核战争的浩劫危险，引起世界范围内（除苏联、东欧、中国、北韩等共产国家外）强烈震撼。德国物理学家玻恩和法国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建议由诺贝尔奖获得者签署一封致有关国家的公开信，并召开一次有关核浩劫威胁的科学家国际会议，向各国公众强调核战争的毁灭实质。
1955年4月5日，罗素把一份宣言寄给爱因斯坦。4月11日爱因斯坦在这封被后世称为《罗素－爱因斯坦宣言》的文件上签名，七天后即去世了。
罗素刚参加完“世界议员促进建立世界联盟会议”，正从罗马飞往巴黎途中。当飞机飞越阿尔卑斯山上空时，机长告诉乘客，他刚刚收到新闻，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去世了。罗素感到“心都碎了。如果没有爱因斯坦的支持，世界和平进程将被延误几十年，甚至一个世纪！”但当他到达巴黎旅店时，爱因斯坦签名的《宣言》已从伦敦转到。爱因斯坦的签名被视为“来自象征人类智力顶点的人的临终信息，恳求人类的文明不要被其愚蠢行为所毁灭”。
由此，爱因斯坦第一个签名的声明（本来叫做《关于热核武器的声明》，后改为《科学家反对战争》，最后通称《罗素－爱因斯坦宣言》。罗素希望这个文本摒弃任何政治偏向，各国科学家的都将被考虑。后来，加入签名的著名科学家有：玻恩，德国理论物理学家，量子理论主要创建人，1954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布里奇曼，美国高压物理学奠基人，1946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英费尔德，波兰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老友兼同事，爱因斯坦•英费尔德•霍夫曼理论创始人之一；约里奥•居里，法国物理学家，核辐射理论创始人，1935年获诺贝尔化学奖；穆勒，美国遗传学家，辐射遗传学创始人，1946年获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鲍林，美国量子力学/化学合成理论创始人，1954年获诺贝尔化学奖；鲍威尔，英国核物理与宇宙射线理论家，1950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汤川秀树，日本介子理论基本原理创始人，1949年获诺贝尔；罗特布拉特，英国物理学家，1949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有几位西方科学家拒绝签名，他们是另外三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玻尔、哈恩和西格班。理由是：一，在他们有生之年甚至更久，科学情报和成果的自由交换只能在西方国家科学界进行；二，任何有共产党人签名的东西不可避免地会推动共产党人的目标。
这份不朽的文献的作者不是以这个或者那个国家，这个或者那个大陆，这种或者那种信仰的成员资格来讲话，而是以人类，以其能否继续生存已成问题的人类成员资格来讲话。他们告诫道：这个世界充满着冲突；而使一切较小冲突相形见拙的则是共产主义同反共产主义之间的冲突。……知道得最多的人，也就最忧心忡忡。“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感情上并不是中立的，但作为人类，我们必须记住，如果东方和西方之间争端的解决，对于无论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共产主义者，无论是亚洲人还是欧洲人还是美洲人，无论是白种人还是黑种人，都能给以可能的满足，那末就决不可用战争去解决这些争端，我们希望东方和西方都了解这一点。……作为人，我们要向人类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而忘掉其余。要是你们这样做，展示在面前的是通向新乐园的道路；要是你们不能这样做，那末摆在你们面前的就是普遍死亡的危险。’”
宣言发表后，其副本分别运达美、苏、中、英、法、加六国政府首脑（包括中国总理周恩来，我相信这个副本和其他更多中国人完全不知情的西方知识界通过各种方式送达的类似文件，都被密封在北京某个机构中）。英国首相艾登很快表示，同意《宣言》基本精神和原则，“放弃核武器必须成为全面裁军的一部分”。美国国会议员和政府高官“高兴地赞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其他八位著名科学家的请愿”。
苏联与中国政府对这份《宣言》一直保持沉默，直到现在。
不难推断，作为《宣言》签名科学家的同行和晚辈，钱学森不可能不知道这份文件。我无法揣测他知悉这篇不朽文献时的感受。1955年7月9日，罗素在伦敦卡斯顿厅宣读这份历史性宣言时，钱学森正被美国政府驱逐回国，8月10日到达香港，11月即与钱伟长等建“动力研究所”。当爱因斯坦以生命的最后精力为他所属的这个世界签名留下一份将流传久远的伟大宣言时，他绝对想不到在他曾寄予满腔同情和希望的东方，一名他在美国的小字辈同行，会全身心地致力于他和他那些星光四射的科学家一致反对的毁灭性事业。
受《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影响，1957年4月12日，联邦德国十八位原子物理学家和11位诺贝尔物理、化学、生物、文学、和平奖获得者联名发表《哥根廷宣言》，反对他们的国家国防军装备战术核武器。他们发誓，“无论如何，签名者无人愿以任何方式参与核武器的制造、试验和使用”。
三个月后，1957年5月18日，32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在德国康斯坦茨博登湖联名发表《迈瑙宣言》，向世界呼吁：“我们相信：科学本是通向人类幸福生活之路。但是，我们怀着惊恐的心情看到，也正是科学在向人类提供自杀的手段。贸然发动总体战的国家将加速其本身的灭亡，并将给整个世界带来威胁。所有国家都应当自动放弃使用武力来作为政治生活中的极端手段。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就将停止生存。”
在《罗素－爱因斯坦宣言》精神鼓舞下，来自东西方的科学家（包括苏联科学家塔普契夫院士）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沃什村举行了首次科学家国际会议。到2005年7月在日本广岛召开以“在广岛和长崎后的六十年”为主题的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帕格沃什科学家们共举行了55届年会。科学家团队从最初的物理、化学、生物和法律领域扩大到病毒学、精神病、政治、军事、历史、战略、社会学、国际关系，议题包括核武器、核裁军、军备控制，世界安全、科学家责任以及生物化学武器控制、太空武器控制、教育与人口增长、环境与生态、地区冲突、战争根源、艾滋病、恐怖主义和文明冲突等领域。
帕格沃什会议对处理古巴导弹危机、结束越南战争、解决印巴冲突、中东战争等重大冷战和地区危机发挥了最具理性权威和公正原则的特殊作用。并直接促成了《禁止核实验条约》（1963年）、《禁止核武器扩散条约》（1968年）、《限制战略武器第一阶段会谈》、《生物武器协定》（1972年），成为从根本上改变核战争和一切战争的主要理性贡献者。
如果没有爱因斯坦和他反对战争、尤其对核军备竞赛的深切认识，这个世界的面貌将大不一样。《罗素－爱因斯坦》和《哥根廷宣言》、《迈瑙宣言》以及帕格沃什运动，对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和核浩劫启示录式的毁灭性结局，发挥了任何一个大国政府不可企及的作用。
杀戳、集中营、迫害、流亡，物质世界奥秘，上帝的旨意，天才、良知、智慧、忧患、责任、使命……，无数因缘造就了爱因斯坦。他的科学成就，关于宇宙奥秘的沉思，人格，以及他那犹太先知特有的面容、目光、蓬乱的头发和胡须，都将作为人类德性与智慧的象征，万古长存。无数人分享了他的心血和脑髓，我是其中之一。我在二十年前开始的流亡生涯中，画了爱因斯坦72岁时的肖像，挂在我那混迹于水泥丛林中的写字室的墙上。每天上班，我都会与他会面，觉得无论阴霾蔽日还是夕阳无限，都如此神秘而亲切。
1933年4月初，隐居在比利时奥德斯坦附近勒•柯克海滨的爱因斯坦给普鲁士科学院写了两封信，拒绝该院关于他“参与了美国和法国和恶意诽谤宣传活动”的指控。还拒绝该院关于他在国外“为德国人民讲句把好话”的要求，并声明辞去其科学院院士职位，放弃普鲁士公民权。爱因斯坦的正式答复如下：
要我去做像你们所建议的那种见证，就等于要我完全放弃我终生信守的关于正义和自由的立场。这样的见证不会像你们所估计的那样是为德国人民讲好话；恰恰相反，它只会有利于这样一些人，这些人正在图谋损害那些曾使德国人民在文明世界里赢得一席光荣位置的观念和原则。要是在目前情况下作出这样的见证，我就是在促进道德败坏和一切现存文化价值的毁灭，哪怕只是间接的。
在此前一个月，爱因斯坦发表了《不回德国的声明》：
只要我还能有所选择，我就只想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这个国家中实行的是：自由，宽容，以及在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公民自由意味着人们有用言语和文字表示其政治信念的自由；宽容意味着尊重别人的无论哪种可能有的信念。这些条件目前在德国都不存在。
我希望比较健康的气氛不久会在德国得到恢复。我也希望将来像康德和歌德那样的德国伟大人物，不仅时常会被人纪念，而且也会在公共生活里，在人民的心坎里，以及通过他们所矢忠的伟大原则的实际遵守，而永远受到尊敬。
爱因斯坦有资格有根据发表这种声明。六百万犹太人在集中营被灭绝的惨剧证实了他对那个曾是他的祖国的厌恶和绝望。希特勒的覆灭、勃兰特和科尔先后在华沙和特拉维夫的下跪以及柏林墙的垮塌证实了他的预言和希望。
一位把世界作为祖国，把人类命运和全球文明与和平内化为生命体验的伟大科学家，是人类共同的骄傲。
1927年曾为爱因斯坦画像的巴伐利亚画家萨尔，1938年逃出纳粹德国监狱来到普林斯顿。他问一位老人，你对爱因斯坦科学著作毫无所知，为什么如此仰慕他呢？老人的回答是：当我想到爱因斯坦教授的时候，我有这样一种感觉，我已经不再寂寞孤单了。
这也是我的感受。
但对我的同胞钱学森副主席，我没有这种感受。
我的父母都是研究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在我很小时，他们偶尔会提到郭沫若、钱学森、李四光，口气很平淡。在报上看到钱学森那篇关于粮食高产的文章时，我父亲轻声说了两个字：荒唐。我的印象是，他们都是某种大人物，高高在上，与毛泽东、周恩来有特殊关系而已。
我的爷爷奶奶都在大饥荒的1960年饿死。后来我知道无数老人、妇孺死于那个年头。那正是钱学森大力施展其科学才干的时代。我从个人家庭出发，对他不存在任何敬意。
1955年4月18日1时25分，爱因斯坦与世长辞，法国物理学家朗之万1931年的一段评论被刊登在世界主要报纸上：
在我们这一时代的物理学史中，爱因斯坦将位于最前例。他现在、将来也还是人类宇宙中有头等光辉的一颗巨星。很难说，他究竟是与牛顿一样伟大，还是比牛顿更伟大；不过，可以肯定地说，他的伟大是可以同牛顿相比拟的。按照我的见解，他也许比牛顿更伟大，因为他对于科学的贡献，更加深刻地进入了人类思想基本概念的结构中。
爱因斯坦比牛顿更伟大，在对人类处境和命运的关怀方面，更是如此。这样的人物，他的葬仪极其简单，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没有宗教仪式，更没有任何官方参与，除几名亲朋外，下葬时间和地点一概保密。
有人呼吁为钱学森举行国葬。已经设了灵堂，接受各方吊唁。对钱学森，这种后事安排也是十分自然的。
其实没有可比性。除了都曾接受过现代科学教育之外，爱因斯坦与钱学森属于完全不同类型的人。在我写作这篇文字不断引用前者的资料时，心里一直有一种亵渎先哲的愧疚。这也是我们时代的一种无奈，占人类四分之一的生命共同体中，已经找不到可以让我们从那些僭据了至尊地位实际并无什么文明价值的事像人物中超脱出来，为真正永恒不朽的精神、道德、智慧的楷模而感念长久。
与钱学森有相对比较性的，是苏联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
1989年6月29日，“六•四”民主运动惨遭镇压25天后，钱学森被授以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称号，表彰他对火箭导弹技术、航天技术的重大贡献。全世界全中国都知道，这段时间是血腥、恐怖和黑暗的历史溃退的非常时期。
不到半年，1989年12月14日，萨哈罗夫在莫斯科去世。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与十几万莫斯科人一起，冒着严寒前往吊唁。我那时在深夜通过勉强清晰的美国之音听到戈氏对逝者的悼词：他是俄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巨大悲剧中离我们最近的圣徒式人物，他的精神将鼓舞我们这些在俄国又一个困难时期艰难摸索的人们而不朽。我被深深震撼。在同一个星球上，同一个历史大翻转关头，俄罗斯总有天才和先驱站在自由与奴役、光明与黑暗临界处，我为俄国庆幸。
萨哈罗夫没有在西方接受自由、民主、人权精神，他是从极权主义的罪恶与苏联社会的危机中，作出了自己的人生抉择。
他曾是苏联最年轻、前程无限的科学院院士。1948年，27岁的萨哈罗夫便参予了由克格勃首脑贝利亚主持的研制氢弹的“阿扎玛斯16号”绝密项目。几件现实事件震撼并改变了他的命运。氢弹试验基地是由政治苦役犯建造的，他们后来被残忍地处决了；1957年底在乌拉尔核废料处理场发生恶性爆炸，数千人死于非命；1958年11月苏共中央决定恢复核实验，萨哈罗夫第一个发出抗议；1960年10月，为苏美首脑峰会，苏共中央决定向月球发射火箭，造成现场涅杰林元帅和许多火箭技术专家全部丧生。萨哈罗夫在自传中写道，“我从此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决定和周围决裂”，他从此把同情（关爱）、自由、真实（compassion,freedom,truth）作为自己追求的三个目标。
1964年，萨哈罗夫联合了24名著名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致信苏共中央总书记勃烈日涅夫，“警告”他停止为暴君斯大林恢复名誉。
1968年，萨哈罗夫“进步的反射，共存和知识分子的自由”一文在《纽约时报》发表，被称为继恰达耶夫1830年发表《哲学书简》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俄国漫长历史黑夜中又一声警钟，“苏联极权制度的判决书”。它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建立民主、多元、人道社会的思想。该文很快传遍全球，复印数达1800万份。
正隐身在梁赞市附近一座寒冷农舍里创作长篇小说《1914年8月》的索尔仁尼琴看到这篇文章后感叹道：萨哈罗夫是唯利是图、绳营狗苟的苏联社会中的“一个奇迹”。
这一年，钱学森正式受命负责筹建人造卫星、运载火箭以及卫星探测器。
我不知道苏联发生的变化可曾为钱先生知悉。被称为“苏联氢弹之父”的萨哈罗夫至少是钱的苏联同行。促使萨哈罗夫改变人生轨迹的那些不幸而荒谬的悲剧是否也在钱学森的视野中发生。如果也曾发生，那么他的态度难道没有丝毫改变吗？
在苏联这样一个绝对主义社会和极权主义国家里，大俄罗斯主义与共产主义结合成一种远远超过历代沙皇不敢奢望的自豪和狂热。1979年苏联出兵阿富汗，各阶层人民和知识界出现空前狂热的爱国主义浪潮。萨哈罗夫通过国际媒体，率先谴责这一侵略行径。在爱国者掀起的汪洋大海上，他的抗议几乎被吞没得无影无踪。人们称他为“叛徒”、“犹大”、“藏在苏联社会阴暗角落里的老鼠”。
普希金、恰达耶夫、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列宾、肖斯塔科维奇、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索尔仁尼琴都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但他们是清醒、诚挚、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大俄罗斯主义始终不能阻挡他们挺身反抗俄国丑陋、野蛮、冥顽不化的专制统治和蒙昧状态。谴责奴役、欺骗和残忍，坚持对自由、慈悲、宽容和精神解放的渴望，两百年来一直是俄罗斯高尚爱国主义的灵魂。萨哈罗夫是二十世纪新斯大林主义统治时期真正爱国主义的英勇代表之一，戈尔巴乔夫的评价绝非过誉。
我从网上下载了钱学森生平简介。在萨哈罗夫与苏联极权主义决裂以后十数年间，钱学森成为中国火箭导弹和热核武器最显赫的领军人物。1920年5月1日，钱在天安门城楼受到毛泽东接见。那时傅雷、老舍、吴晗和大量高级知识分子已经含冤而殁，中国20世纪最圣洁的英豪林昭已被残害……。我不知道钱被毛那双沾满中国人鲜血的软手握住时，有何种感受。他当然不会知道，就在那座城楼上，毛泽东与林彪的仇恨已经公开化。
在这段时间，萨哈罗夫公开对苏联内政外交发表了独立而深刻的评论。钱学森没有对中国更加黑暗危殆的社会问题发表只言片语。中国人民和知识界的苦难似乎完全在这位聪明世故的“科学天才”的视野之外。用职业特殊性为其开脱是不能成立的，萨哈罗夫的存在如山一般严峻，在大洋彼岸，人们不会忘记爱因斯坦、奥本海墨等大科学家。
萨哈罗夫由此付出的代价，是命运对他的合理回馈。
他被苏联科学院开除，褫夺公职。1980年，他与妻子被押解到高尔基城，监视居住，与世隔绝。长达六年。其间，萨哈罗夫两次绝食抗议，密秘警察强行灌食。在十分艰险的条件下，他不得不把自己长达1000页的自传复写三遍，前两次都不翼而飞了。
在高尔基城，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世界最著名的核物理学家、“苏联氢弹之父”与夫人形影相吊互相搀扶而行，手上提着沉甸甸的布袋，里面装着一经发表就会让世界感慨不已的手稿，后面不远处，永远跟随着几名克格勃人员。
这是20世纪最独特的人文景观。一名本来可以以其忠顺的服务让世界颤栗的全球最大核武库掌门人，却因小小的良心而在自己的国土上流亡，在两千多个日子里只有爱妻相守。
命运并非如此寡情。
1975年6月，萨哈罗夫完成《论国家与世界》一书。
34年前发表的著作，似乎是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写的。我相信如果在中国国内公开发行，对于我国人民，包括党国领导层，也包括钱学森这样几十年间似乎没有机会更新自己历史常识的人物，都是一件有益的事。
鉴于萨哈罗夫的卓识产生于与中国高度同质的社会中，因此对于我们中国知识界，它们在某些方面甚至比爱因斯坦的睿智更富于启示性。不可能在一篇即兴文字中引用太多——它已经够长了，但是萨哈罗夫的见解实在太深刻，它们似乎是对我们的直接陈述，我必须征引其中若干段落，——这样的段落其实比比皆是：
成千上万生气勃勃和看来是安于天命的人在矗立于莫斯科空际的、漂亮的新阿尔巴特摩天大楼脚下来来往往；但是，在这一堵面墙后边，隐藏着旁观者难以了解的许多事实，隐藏着众多人间的不幸、艰难、凶暴、残忍、极度疲惫和麻木不仁，凡此种种积累了数十年，损害着社会的基础。在国内有许许多多不幸的、命运不济的人：领取微薄退休金的退休老人；生活坎坷者，他们没有工作，或者没有机会学习，或者没有适当的（甚至是按照我们的低标准而言）住房；不能得到治疗的慢性病患者；无数酗酒、腐化堕落者；150万永远被抛出正常生活的囚徒，他们是司法机器的牺牲品，这些司法机器是盲目的、经常不公平的、出击灵魂的、投靠当局和地方帮派势力的；一些纯粹因不善于及时行贿而倒霉的人。对于所有这些人实际上无法给与帮助，而且也很少有人打算这样做，因为，总的环境是：大多数居民为糊口而劳碌奔波，少数人脑满肠肥，安于故步自封，社会结构则是装装门面而效果很差。绝望的人们包括高级机关的接待室，其中特别令人嫌忌者直接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我十分喜爱祖国的大自然和文化、以及祖国的人们，我绝对不想当“抹黑者”的角色。可是，现在我认为必须集中注意那些被苏联宣传和亲苏宣传所掩盖的不良特征，它对于国际关系以及国外对我国情况的了解具有原则性意义。
当前的苏联社会，在我看来，应该最简洁地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它和西方类型的现代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别是，在经济以及文化、思想和其它主要生活领域内实行全盘国家化，党和政府的全部垄断。
全盘的国家垄断，正如许多作者指出的，必将转为不自由和被迫遵从，因为每个人都要完全依从国家。在危机时期，不自由造成恐怖，而在比较安定时期，不自由则造成无能官僚的统治、愚昧无知和麻木不仁。
全世界应该了解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无边苦难，31年前，他们是罪恶驱逐出境措施的牺牲者，当时有半数的孩子和老人死于冻饿，而现在依旧无权返回那等待着他们热爱劳动的双手去劳动的克里米亚故土。伏尔加河流域的日尔曼人、迈斯赫地区的土耳其人的命运同样如此。
外国客人们有时提问说：如果你们这里确实有这许多缺点，老百姓不设法纠正吗？这个问题三言两语道不清。制度稳定性的因素之一在于物质生活水平毕竟在提高，虽然提得缓慢。每个人当然不会拿自己的生活同远不可及的巴黎作比较，而是和自己贫困的过去相比。但更重要的是，极权主义制度内在的稳固性在于恐惧感和消极感的惯性作用。任何国家的人民都没有在一代时间蒙受过如此无比的苦难。我们的工人不是英国的工人，甚至也不是那些贫困了可以上街的波兰码头工人。虽然广播扩音器每天在提醒普通苏联公民，说他是国家的主人。但他十分了解，真正的主人是那些：他们早晨和晚间坐在黑色保险轿车里，沿着寂静的、交通遮断的街道飞驰而过。他没有忘记，他的祖父的土地是怎样被没收的。他知道，今天他个人的命运也完全依靠国家，依靠身旁和远处的领导，依靠房屋管理委员会主席，依靠工会基层委员会主席（这位主席可以安排、也可以不安排他的孩子进幼儿园），也可能还依靠在他身旁工作的克格勃告密者。在选举时，他投入票箱的选票上只有一致的姓名。他不能不体会到这种“没有选择的选举”在政治上给他以何等侮辱，不能不感觉到这种庄严的仪式里包含着对健全的理智和人类的嘲弄。人们训练他，他为了生活，也接受训练。他自我欺骗。苏联公民是极权主义社会的产物，暂时也是这个社会的支柱。我只能祈求命运，希望在摆脱这种历史性绝境时不要产生我们现在还难以想象的巨大激荡。所以我是一个进化论者，一个改良主义者。
党和国家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内实行垄断，其后果特别有害。思想划一化经常地——从学校课桌到教授讲坛——要求人们虚伪、顺应、愚昧和装傻。不断玩弄那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宗教仪式般的、普遍宣誓效忠的把戏，把事业、健全心智和人类尊严等一切意念都排挤到次要地位。作家、艺术家、演员、教师以及人文学者在如此可怕的思想压制下生存，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奇怪，艺术和人文科学为什么在我们国家里没有完全消失。
思想一元化、排斥异己，加上冷酷的（虽然不是合乎理性的）政治现实，导致对持不同政见者不断进行迫害。看来，在苏联有2,000至10,000人可以称为政治犯。这个数字不包括因其宗教信仰而遭殃的人，他们的人数当然更多。也应该预先说明，我们的报导可以说是很不完全的。一切政治犯按现行法典都算是刑事犯，在我们这里不存在政治犯的单独地位，政治犯和其他类犯人（经常也是无辜的犯人）同受生活的苦难和侮辱，其卑劣性质是我们时代所不容的。试图泄露犯人囚禁生活的细节是会遭到残酷迫害的，这也就最好地证明了真相内幕。但毕竟有许多事是为人所知的：繁重的强迫劳动，经常是破坏了安全规章的；吃不饱肚的恶劣伙食，实际上又不能靠邮递和代交食物加以改善，邮递和代交食物是严加限制的（我们看到，甚至在判决前的羁押期间也存在这类限制），严格限制接见、通信和读书；任意施加残酷处罚。政治犯为自身人权而作的斗争（近来人们听到许多英勇的罢工和绝食事件）照例只是造成新的迫害。
索尔仁尼琴、夏拉莫夫、金兹伯格、德耶科夫、奥列茨卡和其他数百名见证者和研究者描述过那灭绝两千多万人的古拉格群岛骇人听闻的制度，苏联监狱制度就带有古拉格群岛制度的许多特征。
苏联政治犯是些什么人呢？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没有犯任何罪行（就民主国家对罪行两字的解释而言），没有从事暴力行动，也没有号召从事暴力行动。政治迫害的通常原因之一是阅读、保存和向友人传递一些被认为内容不妥的（虽然经常是实际全然无害的）自发性手抄刊物和书籍。在这类成为被捕和定罪原因的书籍目录（不存在任何禁书“目录”，但每个人应该自己捉摸）里有：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贝尔加耶夫的《俄罗斯共产主义的起源和意义》、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年》、格罗斯曼的《往事俱逝》、本文作者写的《谈进步……》、阿夫特尔诺夫的《权术》、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德热拉斯的一些书、康克维斯特的《巨大的恐怖》以及《时事纪事》、《市民议会》、《立陶宛天主教会新闻》和其它许许多多自发性刊物。
在因信仰而受难的人们中间，有许多是信教者。宗教压迫是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可怕传统，但是，也许除在阿尔巴尼亚以外，很少有其它地方像在苏联一样，达到这样的广度和深度。早在20至30年代，一些最普通的宗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曾经蒙受打击，遭到重大牺牲。现在，这些宗教的地位是如此低下和无权，以至于（至少在表面上）几乎成了国家的附属品。我这样说，绝不是要贬低教徒的信仰和内心抗争的作用。
特别应该谈谈一些人的遭遇，他们被判刑是由于关心蒙冤者的命运，争取公开审讯和正义。受这类遭遇的人有苏联保卫人权创议会会员列奥尼得•勃留西，他在德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精神病院遭受可怕的折磨，近似精神谋杀；有布科夫斯基和格鲁兹曼，他们因揭露精神病疗法的迫害情况而分别被判处七年徒刑；有不久前被捕的安德列•德维尔道赫列波夫和谢尔盖•柯瓦廖夫以及其他许多人。事实上，正是这些人进行了那种可以称之为“民主运动”的工作，压迫和崇高的信念使他们团结在一起，他们决心听从良知和信念的召唤。尽管这些人为数甚少，基本上集中在国内的两三个大城市，并且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他们在板结的苏联社会中存在，这一事实本身的道义价值是十分巨大的。
我确信，保护苏联政治犯和共他持不同政见者，为争取监狱中人道待遇以及争取人权而进行斗争，这些不仅是全世界正直人士的道义责任，而且是直接保卫了正直人士自己国家里的人权。
我和本文的大部分读者一样，从来不认识这些人，但他们的遭遇不能不令人震惊，让我们想起了中世纪囚徒的、以及我们时代里的那个不幸的赫斯的遭遇。我提到赫斯，虽然我知道他曾参加与建立罪恶的纳粹制度。但是，终身监禁几乎等同于死刑，我是根本反对死刑的，不管其所犯罪行的严重程度如何。
几个世纪以来，许多国家的思想家——他们中间有贝卡里亚、雨果、托尔斯泰——曾经坚决呼吁废除死刑这种不道德的、不人道的和有害的制度。近年来，死刑在大多数发达国家里已被废除，但在苏联，这一步骤被认为是“不适时的”，于是每年都根据多种罪名——从情节严重的凶杀到“大规模盗窃国家资财”、遭禁的外币交换以及其他为西方法律所不熟悉的理由——枪决7000至1,000（按我的粗略估计）。
拯救国家，在于国家和全世界的相互影响，而不拯救全人类，是不可能拯救国家的。必须进行触及一切生活面的民主改革；国家的未来在于转向进步、科学、恢复个人和社会的道德。不能仅仅依靠宗教思想、民族主义思想或者卢梭精神的某种传统意念来限制这种恢复的途径。谁也不该设想迅速彻底解决一些问题。我们大家要学会耐心和容忍，但要把耐心、容忍和思想的大胆和坚持不渝结合起来，可不该号召我们的人、我们的青年去牺牲；在我们国家里，人们完全依赖于国家，国家不呛气地吞噬每个人，至于谈到牺牲，为数已经是够多的了。
制度的内在特点在对外政策表现上造成了重大后果。我将在以后各章中谈到此点。现在我只是着重指出若干情况：首先是社会的闭塞和极权主义的、脱离现实的领导作风，领导可以秘密作出决定，事先不经任何公开讨论，他们可以毫无控制地动用资金在其他国家进行秘密活动。还有十分重要的是，我国和外部世界的一切关系，包括秘密和公开的外交、商业、科学、宣传方面的关系，都可以由唯一的计划、唯一的意志任意加以控制。所有这些特点使苏联对外政策带有特别的素质——十分多变、实用主义的无原则性，它们表现在，比如，大量供应苏制武器支持乌干达的阿明、利比亚的卡扎菲以及其它许多国家的残暴制度，支持尼日利亚的种族残杀，支持伊拉克的库尔特族人以及利用世界许多地区的民族、宗教和政治仇恨以扩大影响。这些特别的素质使苏联政府在必要时就轻易地破坏任何协议，能在其他国家搞秘密破坏活动，包括收买、欺骗、讹诈、组织“第五纵队”。当然，这些特点给全人类、给原本已经十分复杂的书面增添了危险，加剧了挑衅。
我经常不自由自主地感到不自在，几乎是一种羞惭的滋味。我做对了没有？我想到那些不可胜数的人们，他们从事显然直接有效的工作——种麦子和甜菜，建房屋、桥梁和制造汽车，治疗儿童和补牙齿，写诗和在实验室工作——他们自忖对人们是有用的，并且向往着个人的幸福。不，我没有背叛他们中间的任何人，没有给他们的劳动和幻想抹黑，也没有背叛我自己以及自己的希望（这种自我背叛可也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也许我从事这项工作的才具不足，对于完成命运托付给我的这项任务来说，智慧不足，缺乏概括力、观察力和生活知识。但如果我的内心是诚实的，那么，我就没有必要非难自己，而我的工作，正像任何其他劳动者的工作一样，也定然会是有效的。
也许我已经偏题了。钱学森的去世本是这篇文章的主题。但是第一，他老先生的资料实在太有限，我只知道几代党国要人都曾接见和看望过他。而按我的标准，对无论是中国儒家士大夫或西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种恩宠和待遇都与他们的道德文章无关；第二，萨哈罗夫的一生拥有古希腊悲剧英雄人物和基督教圣徒的双重灵光，尽管他既不崇拜希腊英雄也不是宗教徒。最后，借题发挥本是一种文体，它们正是我郁积心中早就想吐露的心绪。在此意义上，钱学森之死为我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我应对此表示感谢。
1975年10月，挪威奥斯陆诺贝尔委员会将该年和平奖授于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该委员会主席奥瑟•丽安丝夫人在演说中强调，诺贝尔委员会是一个独立机构，独立于任何政府当局、政党、团体和个人，该委员会不受任何形式的威胁或方便妥协或其他机会主义的支配。她称，授予“我们时代伟大的人权斗士之一”萨哈罗夫是该奖的一大荣誉。“萨哈罗夫开展了强大的、不妥协地反对滥用权力和所有形式的违反人的尊严的斗争。萨哈罗夫令人信服地证明，人的不受侵犯的权利是真正的、持久的国际合作的唯一可靠基础。”她介绍说，萨哈罗夫32岁就入选苏联科学院，两次被授予列宁勋章，一次斯大林奖，三次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1968年萨哈罗夫由对苏联当局的失望而独立地选择自己的命运。该年他发表了自己的“宣言”：《进步、和平共处和知识分子与自由》，他意识到地球上的文明毁灭的威胁，那将是一场核战争的后果。他坚持认为这种危险只能以超越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合作才能避免。他相信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和平共处是可以实现的。为此苏联必需实行民主化、非军事化、反官僚主义和社会改革。
1970年，萨哈罗夫和其他苏联知名人士建立了“人权委员会”，要求当局废除秘密审判，制定新闻法，保障人民获得资讯的自由，改革监狱制度，大赦政治犯，废除死刑，开放边界。1970年8月1日34个国家（包括苏联）在赫尔辛基签署《欧洲安全与合作条约》，重申“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思想、良心、宗教或信仰的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地域的所有人的自由”，宣布鼓励和促进“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和其他权利及自由方面富有成效的实践，所有这些对于人类内在的尊严、对人类自由和充分发展至关重要。没有任何国家、任何政治家可以任何借口压制和逃避这些条款所规定的道德和政治义务。那样做的话，就是对人类与和平的背叛。
这些条款精神显然包含和吸收了萨哈罗夫的思想。
丽安丝夫人代表诺贝尔委员会宣布，“萨哈罗夫对和平的伟大贡献是，他以特别富有成效的方式，处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以最伟大的个人牺牲精神，为取得对人类不可或缺的价值观念的尊重而奋斗。这些价值观念，正是赫尔辛基条约的基本原则”。萨哈罗夫为和平、为裁军、为所有国家之间的合作的奋斗，是将和平作为最终目的，由于他在唤醒每一个国家中广大民众上所做的努力与贡献，我们今天在这里授予他1975年诺贝尔和平奖来表示敬意”。
应该就诺贝尔和平奖说几句话。
这项奖已经颁发了109年。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和核大战的威胁与危机都没有中断它不屈不挠的历程。谁都知道，不是每个获奖者都名符其实和无可争议，但占相当比重的获奖者，确实是人类文明天空中闪耀的明星，是人类苦难而伟大历史的忠实记录者、推动者和开拓者，是灵性、觉悟、真理、自由、美丽、善良、希望、信仰和爱的托命者，也是世界苦难、不幸、罪恶、暴行、不义的承受者和反抗者。
1949年产生的这个中国，迄今为止与这个奖项无缘。这与我们5000年伟大文明和古老传统，与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最大生命群体，与我们巨大的苦难与牺牲，与近三十多年间依靠数以亿计的农民苦力的血汗劳动、5000万海外华人真实不虚的爱国义举，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大规模引入、尤其苏共极权制度解体、冷战结束（萨哈罗夫有特殊的重大贡献）、真正的全球化时代的来临而积累的巨大物质财富，与不久前上演的“建国60周年”的宏大叙事是如此让人匪夷所思的不相称，不匹配，不平衡。
公允而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自由国家，对苏联和中国奉行的是二十世纪最大的双重标准。在全球范围内阻遏苏联列宁－斯大林式共产主义的蔓延扩张，是威尔逊、邱吉尔等西方政治家最庄严最重要的世界战略，而戴高乐、尼克松等欧美政客始终执行善待中国的政策。几乎所有西方思想家都厌恶、否定俄国历史传统和宗教文化，却对中华文明向来不吝赞许之辞。
据说钱学森去世前曾向温家宝先生提出一个问题：为何中国的大学研究机构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被称为“钱学森问题”。他心目中的杰出人才，应当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吧。
萨哈罗夫是苏联自己培养的科学家，从共产党的阶级观看，基本纯正可靠。他却仅仅因为良知、正义感和对真理的信念而遭受厄难。
钱学森是“旧中国”培养的“旧知识分子”，取了中国国民党一级上将之女为妻。顺便提一句，当年美国当局录用钱，绝不仅仅因为他年轻聪明（这世上聪明的年轻人太多了），而是因为钱是美国政府庚子赔款经费支助的留美学生。更重要的是，美中两国是并肩抗击法西斯的盟国关系。如果钱真有共党嫌疑，在美苏冷战初期最激烈争夺胜负的核武器领域，美国有关机构解除其工作，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呢？
事实上，1946年，中共安全情报负责人康生就开始在海外（主要是美国）招募华裔科学家，特别是火箭和核能专家。而康生曾长期在苏联受训，一度直接听命于贝利亚。谁都知道，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发表其《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不是公开宣布在苏美两大世界阵营中，社会主义只能有一个头，那就是苏联、斯大林，毛泽东不是宣布绝不骑墙，绝不走中间道路，中国共产党只能“一边倒”吗？如果钱是中共党员，在斯大林还有好几年才去世、中苏两党还需要十年时间才反目成仇时，岂不是在美国最重要的军事机构里直接为苏联培养人才吗？
因此，与萨哈罗夫相比，钱学森的国际背景、个人经历和服务宗旨显然更加复杂。至少可以说，钱学森的选择带有某种“历史的必然”。其实抗战刚刚结束，国民政府在百废待兴、内战硝烟升腾的窘境中，就把杨振宁、李政道、李远哲等青年学生送往美国普林斯顿高能物理研究中心深造。他们不是也成为世界知名的物理学家了吗？以几千年经世致用的儒家传统，在现代经验科学和应用技术方面，中国人确实享有某种优势。我的结论是，没有钱学森，也有其他人会填补上他的位置，那是毛泽东一代中共领袖的国家和世界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耗费一切代价都在所不惜。何况，1955年11月二钱（钱学森、钱伟长，后者在1987年由许良英、刘宾雁、方励之发起召开的反右运动30周年纪念会议一事中，充当了告密者的角色）领衔组建科学院动力研究所时，中苏尚在“蜜月期”。沃尔比约夫、古谢夫、尼古拉耶夫、加夫里洛夫、萨韦利耶夫等苏联专家还在大量培训中国人员。二钱的高升，与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大谈第三次世界大战招致赫鲁晓夫反感从而开始现出中苏裂隙有关。在毛看来，苏共20大以后中苏两国将出现意识形态分歧，因而必须另起炉灶。没有这一背景，在美国呆了二十年的钱学森们不可能被迅速受到青睐，即使他们早已是中共党员或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行。
1971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18周年良日，萨哈罗夫致信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就政治迫害、公开性、信息交换自由、信仰自由、民族问题、边境开放、国际关系和若干内务外交政策等阐述了看法。最后指出：我国面临的问题与20世纪整个世界危机密切相关。这些危机是国际安全危机，社会发展失去稳定、意识形态陷于绝境、对理想感到失望、民族主义和非人道化的危险。萨哈罗夫特别强调，基于苏联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建设性地、谨慎地、灵活而又果断地解决我们的问题对全人类将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个月后，在没有得到回复后（在斯大林－毛泽东式国家中，像这样真正富于责任感、建设性和启发意义的信函，几乎没有回复的可能。这种国家的统治者似乎已经忘记了礼尚往来之道。抑或庞大的官僚机构使这类信函根本不能送达。不管怎样，新统治者不提供辩论可能，也拒绝进行任何实质性的对话），萨哈罗夫在国外把它作为公开信发表，并追加了一篇“后记”。再次表明自己的心迹：“我在认识到可能发生的热核战争和大气层试验热核武器的罪恶性质之后，约于10－12年前开始从事社会活动。”此后他在苏联发起了一场履行赫尔辛基协议有关系款的人权运动。
关于“运动”，萨哈罗夫特别辨析说，不应该引起关于任何组织或团体、甚至于党派的想法。仅仅是通过某种共同行动方式结合在一起的社会现象。至于他自己，“任何时候也未扮演思想家或者领导者的角色；每次公开发表的言论，所反映的仅仅是对某些使我激动的问题的个人意见。”
说得多好！没有人会怀疑萨哈罗夫的勇气。对于他而言，道德关怀永远是第一位的。为更有效地实现自己的道德目标，理性、逻辑、分析和判断的准确以及现实条件可能达致的限度，对萨哈罗夫这样科学家出身、在世界上最强大最神秘的核武器制造中心机构工作多年的物理学家，极为重要，是他的重大责任和职业荣誉。
正是这种理性精神，使他不仅代表了苏联持不同政见人士的良知高度，而且表达了苏联社会自我变革的本质要求；使他不仅获得国际科学界的普遍支持与世界和平人士的共同关切，而且对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等苏联最高领导人发生了罕见的积极影响。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林彪的政治报告号召准备打核大战。苏联军方鹰派人物制定对华“核外科手术打击”时，萨哈罗夫是最早最坚决的反对者。他与索尔仁尼琴一样，深切同情“处于牢固的，一点也不比我们轻的极权主义制度的控制之下”的中国人民。但是同十亿人口的国家作战，将是一场启示录式的梦魇。俄国在一战中损失了1500万人，二战中损失了3000万人，如果同中国打仗，将损失6000万人，“这样的战争后，俄国人在宇宙中将不再存亡”。
这里我要引用索尔仁尼琴的有关观点。他在1973年9月5日《致苏联领导人的信》中专门谈到“与中国的战争”。在他看来，如果中苏之间开战，将是人类战争史上最荒诞最可怕的一次。交战双方都将举起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为了保卫列宁著作中第533页上的神圣真理，而不是敌对一方所认为的第335页，将有6000万俄国人和十倍于此的中国人死去。他称，俄国头脑清楚的人士已经“毫无成见地看到”：这种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黑风，是上个世纪末从西方刮来的，它折磨和伤害了我们的心灵。如果它现在继续吹向东方，那么就让它吹吧！（这并不是说，他希望中国精神上毁灭）。他相信，我们的人民将治愈这种病，而中国人也会如此。——他希望不要太迟，要尽快地挽救我们的国家和保护人类。但是，经受过太多苦难的我们，目前只关心挽救我们的人民就已经足够了。
作为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看得更远。如果开战，苏联强大的核力量将轻而易举地摧毁中国还很有限的核武库。苏联核专家们对于它们太熟悉了，所有的基地、准备都曾是他们直接领导的工作对象。但是，后果不堪设想，第一，苏联会在全世界名誉扫地，成为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战争罪人；第二，中国可能向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其他苏联远东城市投放核武器，那将造成东北亚和日本的极大恐慌；第三，核打击造成的放射性毒气将弥漫大气层，所有国家都会受到影响；第四，美国会容忍苏联使用核武器以解决政治冲突、哪怕是两个共产主义大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吗？
从1968年与苏共核工业决裂以来，萨哈罗夫念兹在兹的就是两大问题：每个人的权利、尊严、生命的不受侵害，防止人类坠入共同毁灭。他在与著名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等人的谈话中预言，美国决不会坐视苏联与中国之间的核战争。他在精神和价值观上了解美国，“这个伟大的自由新大陆责无旁贷的使命就是维护世界和平，遏制任何可能的核冲突。”苏联强硬派有种论调，毕竟苏联与美国都属白种人为主的国度，而且有某种相似的宗教、文化背景。因此美国人在中苏战争中起码会保持中立，何况中共头子毛泽东是那样一个热衷于暴力和战争、不可理喻的恐怖型暴君。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甚至认为，苏联解除中国的核武装，是美国想做而不能做不敢做的一件天大好事，对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人民，都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苏联后贝加尔军区司令扎哈罗夫元帅撰文，称1945年发生在远东的两事事件共同导致了日本的投降，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和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率领的苏联远东军对日本关东军的“铁筒般的围剿与粉碎”，以及美国对日本广岛、长崎的原子弹轰炸。1969年8月18日，苏联驻美国大使馆授命正式知会美国高层，征询对中国发动核进攻的反应。萨哈罗夫断然拒绝这些分析，他强调，“一旦开战，只有一种结局：万劫不复。”
1960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和1969年的中苏核战争危机，是20世纪两次最严重的世界性危机。它们最终未能酿成核浩劫，归根结底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核阴云笼罩下的人类拒斥共同毁灭的意志占了上风。其中，萨哈罗夫这样与共产极权国家战争政策决裂的物理学家的良心力量，与爱因斯坦等西方物理学界的人道传统，成为最令世人信服和赞许的道义与理性因素。
我希望这两大传统也为中国科学界所认同并作为他们工作的指南。
苏联政府禁止萨哈罗夫前往奥斯陆领奖。丽安丝夫人对此“深感遗憾”，并将此与1936年希特勒政权阻止前集中营囚犯卡尔•奥西埃茨基领奖事相提前论。萨哈罗夫的妻子丽娜•波尼代表丈夫出席仪式，并代为致答辞。我把1975年12月11日，萨哈罗夫为纪念诺贝尔而发表的书面演讲附在本文后面，以表示对他的由衷景仰。
萨哈罗夫的人生原则是，绝不做奸臣，也不做忠臣，一句话，“不做臣民”。
他被誉为“人类的良心”，不论在俄国还是全世界，他的一生都是追求自由与和平的人们的希望与精神的灯塔（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
他是二十世纪占人类近一半人口的共产极权国家中的圣徒和先知，是俄国十九世纪十二月党人以后伟大自由精神的继承人，也是中国知识界的道德矜式，是中国一切向往自由、尊严与人生及宇宙神圣的人们永远的精神先驱。
1986年底，戈尔巴乔夫打电话给萨哈罗夫，邀请他与妻子迁回莫斯科。萨哈罗夫成为苏联第一届国会中首位发言者。他没有附和戈氏的“新思维”与“公开性”（它们已经够开明不凡了），而是公开要求结束共产党专制制度。
与爱因斯坦一样，萨哈罗夫把他许多精力和时间用于非物理学专业的社会问题。这正是世界科学界的一个伟大传统。在探索宇宙奥秘、赞叹大自然壮丽同时，真正的科学家必然会在内心深处唤发谦卑、感恩和救赎这三种神圣感受，也就必然会抗议一切人类不幸、丑陋和苦难，就必然会拥有殉道者式的命运。按中国传统，这就是“求仁得仁”。
钱学森也发表了一些与其专业不相干的言论，除1958年6月16日在《中国青年报》和《大众哲学》上发表《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一类无稽之谈外，又对地理、教育乃至沙、草产业和气功发表了与其“科学泰斗”身份太不相符的议论。
关于“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钱认为将产生一场21世纪新科学革命，甚至比20世纪量子学和相对论还要伟大。我本人曾接触过严新、张洪堡等“大师”，我的印象是，在他们那些故弄玄虚的表演中毫无神奇，更无伟大可言。
钱学森在“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的言行，我不得而知。
除此之外，历史不会忘记，钱学森、何作庥等“科学家”曾在“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坚决站在专制当局一边。历史不会原谅，在一代青年人为中国的自由、民主、文明付出青春、鲜血和生命代价的1989年，钱学森站在刽子手和屠夫一边的纪录。
1937年，“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上台执政，一名德国技术物理学家以扫出任纳粹物理学会主席。他向戈林、希姆莱等纳粹头目证明，物理学及其教学和基础研究，是战争事业至关重要的部分。他建议说，一切不利于德国最高战略利益的知识分子和理论，都应加以清除和驱逐。
在我们时代，一直站在自由、人道主义和多元共存对立面的科学界人物，钱学森算是他们的代表。应该以某种特殊的人道关怀提请那些丧失独立立场的“科学工作者”，注意和检点自己的选择，慎重思考自己的责任。
现在，这位“伟大的爱国科学家”去见他的祖宗德国犹太人卡尔•马克思了。钱学森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最高概括，也是现代科学技术（包括社会科学）的最高概括。
1929年，恩格斯的弟子和秘书爱德华•伯恩斯坦将其《自然辩证法》手稿送给爱因斯坦过目。一名斯大林主义者霍耳登在为该书英译本所作的导言中写道，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们的经典理论具有神奇的功效，他本人曾经用阅读列宁格勒《哲学笔记》的方法治愈了多年胃病（这篇导言因此传遍欧美两大陆，当然引起了嘻笑：俄国人太幽默了！）。
爱因斯坦浏览了恩格斯那本书后对人说，它没有任何科学价值。又一名斯大林主义者斯特鲁伊克暗示说，爱因斯坦刚刚看了几页《自然辩证法》，就被其重大价值所吸引。1940年6月17日，爱因斯坦就此回复说：爱德华•伯恩斯坦把全部手稿交给我使用。我的评语是指整个手稿而言的。我坚信恩格斯本人如果能够看到，在这样长的时间后，他所作的谦逊的努力竟被认为有如此巨大的重要性，他会觉得这是很可笑的。
据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一切阿谀奉承都深恶痛绝。一些中国人如毛泽东之流，声称死后到马克思那里报到。这又使我想起了一则故事。列宁去敲天堂之门，看门的保罗问他找谁，答曰求见马克思，又问是他什么人，再答曰“马克思的利息”。又据悉，马克思在门那边听到了，当着保罗的面转身走了。毛泽东们如果早早知道了这个小故事，他们大概会萌发一点自知之明，不再提“报到”事宜。
认祖归宗，是中国每一个农民和小民无需灌输的信条。伟光大的毛和聪明绝顶的钱活到耄耋之年怎么就非要认一名19世纪的德国人为祖宗呢？何况人家并不领情。
赵越胜先生近日有《辅成先生》问世，可字读。
周辅成先生也活了98岁，他是“仁者寿”的典型。
我不知道钱学森属于那种类型。我相信，在他死后两天时间有一个不相干的人写了这么些拉杂文字，并且把他与爱因斯坦和萨哈罗夫并列，是过于抬举他了。
据悉，党国全部最高领导将前往参加钱学森追悼会，他的最后头衔变成“同志”。谁也不能阻止任何人以任何方式祭奠任何人。我要告诫的是，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为一名终身参予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导致世界毁灭的人举行“国葬”。这是极端危险的动向，请当局慎思明断，更愿同胞们洞察警惕。
载于《纵览中国》2009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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