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28集电视剧
编剧：卞智洪 吴厚信 导演兼主演：连奕名

此剧主要描写1933日军进攻山海关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后，国民党29军在北平抗击日军侵略的故事，其间穿插着北平武术世家郑家三兄弟的老二、老三与路家女儿明珠的爱情纠葛，郑家、路家与日军情报官兼武士三岛争夺刀谱的斗争。

该剧对国民党军队的刻画基本上是正面的，几乎没提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功绩和活动（如果不算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没提中共7月8日通电全国号召抗日，政治立场相当客观，在大陆影剧中殊为罕见，难能可贵。当然该剧也描写蒋介石政府对日军侵略的一味忍让、退让政策，但最后仍下令抵抗。

另外，此剧对日本军官三岛、矢野等的刻画。也不是刻板化、典型化。例如三岛从日军刀下救了一名中国女孩及其弟弟，该女孩后来不怕被国人指为汉奸、甘愿与之同居为之怀孕，最后遭国人群殴，流产，握着三岛的手而死。

此剧的缺点之一是过于血腥，以刀杀人的镜头太多。另外似乎过份强调刀剑等传统武术的神奇。

奇怪的是该片又取名《亮剑II》，是不是想借一点国内非常红火的电视剧《亮剑》的光？

评级：无事时可以消遣。

杂感：海军陆战队的军徽

中国军队的腐败和军人干政，是造成军民离异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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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6月，小女去弗吉尼亚州Quantico海军陆战队基地，参加为期十周的预备役军官训练。一周后，她因身体不适退出训练，回到家里，送我一张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徽贴纸，我把它贴在汽车后窗的左下角。

这张贴纸呈圆形，直径约三寸，金色边缘，里面是一道黑色圆圈，黑圈上印有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的字样，军徽中心为红色，里面是一个地球仪图案，一只美国秃鹰盘踞在地球上，还有一只军舰的铁锚贯穿地球。政治敏感者会说，这个军徽表现了美帝国主义妄图征服全球的野心。老实说，我也不大欣赏这个军徽，原因不在政治，而是觉得它与美国许多机构的徽章一样，构图太复杂，缺少我喜欢的简洁美。

8月底一个周末，上午八、九点钟，阳光灿烂温暖，我在自己草地上剪草。一位黑人邻居路过，停住脚，看到我汽车上的军徽贴纸，露出尊敬的神情。我打了一声招呼。他问，我家谁在海军陆战队？我说女儿参加了陆战队的军官训练。他说他是工程师，在Quantico陆战队基地附近一家公司上班，他知道，在美国军队中，海军陆战队挑选士兵的要求最严格，军官就更不得了，我应该为小女感到骄傲。我连声道谢，但没敢告诉他，女儿仅训练一周就回了家。

九一一事件发生数天后的一个深夜，凌晨三点多钟，我驱车在德拉瓦州的加油站加油。一位手持撮箕扫帚的黑人中年男子走了过来，看样子是加油站的清洁工。当他看到我汽车上的军徽贴纸，立即朝我立正，啪地敬了一个军礼。我吓了一跳，发现他胸前缀满勋章。我想，他可能误认我是海军陆战队的军官，连忙声明澄清，也说了女儿受训的事。他说，他年轻时参加过海军陆战队，到过日本，立过功，受过奖，现在感到很自豪。

10月，美国军队远赴阿富汗打仗。28日傍晚，我驱车经过新泽西州的一段公路，路上没有红绿灯或路灯，也没有其他车辆，我一踩油门，加快行驶。数分钟后，公路分隔带冲出一辆灯光闪闪的警车，向我追来。我心想，今天死定了，连忙把汽车停在路边。警车上走出一位年轻的白人警察。他开口就问：“你家里谁在海军陆战队？”

我一听，暗暗欢喜：今天的事可能还有转圜余地。我就告诉他，女儿在海军陆战队。我当然没有说女儿只是参加训练，而且一周就被淘汰。

那位警察检查我的驾照、保险和汽车“户口”之后说，我在限速45英里的公路上以75英里车速行驶，超速30英里；根据新泽西州法律，应罚款235美元。另外，我的驾照已经过期，也要罚款。然而，考虑到我的家人正在保卫国家（美军正在阿富汗打仗），他决定从宽处理，不罚超速，也不给我记点（point），只罚44美元的驾照过期违章。如果我觉得处理不公正，可向法院申诉。我大喜过望，连忙说：很公正，很公正，谢谢，谢谢。

三件小事，说明了美国军队在美国民众心目中的地位。

我不由得联想到中国的军队。文革前，大陆民众对解放军的印象相当好。军队主要在军营里活动，逢年过节，驻军经常派文工团为当地民众表演文娱节目。发生自燃灾害，军人往往冲在救灾第一线。但文革后，解放军在大陆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近十多年来，解放军官兵的待遇大幅提高，武器装备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但民众对军人的印象依然不佳，至少比不上美国军队。这是为什么？

我认为，中国军队的腐败和军人干政，是造成军民离异的根本原因。

军队是保卫国家政权、防止外来侵略的最重要工具。军人承担着打仗伤亡的较大风险。因此，军人享有某种特权和福利，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如果军队的特权和福利超出法定范围，那就是滥权和腐败。文革前，大陆军队腐败主要集中于高层（如文革中揭露出来的陈某某、邱某某、苏某某、叶某某）。文革中，军队介入地方政治，权力大增，腐败开始向下蔓延（如云南军垦农场军官大量强奸女支边青年）。

文革后，邓小平准许军队经商，解放军开公司、建宾馆、开餐馆，与民争利，军队形成制度性、普遍性腐败。军队占有风景名胜，“天下名山军占有多”；军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不守交通法规（前不久，北海舰队副司令的小车在青岛违章行驶，被交警拦下，交警居然受到处分，真是岂有此理！），这些特权表现，也令百姓深恶痛绝。

美国军队也有腐败。数年前，美国海军男军官在派对上调戏、强奸女军官（尾钩事件），美国空军学院包庇强奸女学员的男学员，美军高级军官利用职权调戏、侮辱女军官，用军用飞机接送自己家属，美军在伊拉克巴格达监狱侮辱、虐待伊拉克俘虏，等等。然而，美军从不经商，军队不仅受自己的监督部门监督，还受国会和媒体的监督，这些机制使美军的腐败只是局部、暂时现象，不会引起民众对军队整体形象的恶感。

相比之下，中国军队直属执政党的中央军委，人大只是执政党的橡皮图章，媒体只是执政党的喉舌，哪敢对军队说三道四、指手画脚？

约十年前，有个化名“解放军军官”的网民撰文说，1996年台海局势紧张之际，福建前线几个团级军官跑到中央军委办公室，要求立即攻打台湾。其中一个军官还拔出手枪说，愿意以自己生命担保一定攻下台湾。前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熊光楷1996年访美时告诉美国官员，中国出兵攻打台湾，如果美国出兵干预，中国会用洲际导弹攻击洛杉矶。解放军国防大学朱成虎少将对外国记者说，如果中美为台湾开战，中国愿意牺牲西安以东的半个中国，与美国打一场核大战。这些赤裸裸的军人干政事件，令人毛骨悚然。

军队是靠老百姓纳税养活的武装集团。打不打仗，何时打仗，这些关系到全国民众利益的重大决定，应该由国家最高政府和首脑做出，哪能由军人自己决定，随便对外发言？

美军极少发生这类事件，万一发生，这些军人必定受到严厉军纪处分。美国是军政分离的国家，军队的最高统帅是全民投票选出的总统，其次是总统提名、国会批准的文职国防部长，再其次才是军队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军人必须脱离军队若干年以后，才能竞选议员、总统等公职。这种制度至少有两大好处。

首先，军人不承担发动战争的政治责任。打不打仗，由总统、国会等决定。军人只管如何打仗。即使某一战争后来证明是一场错误的战争，发动战争的主要罪责是由政治家而不是军人承担。军人不会因此灰溜溜，受到民众的嘲笑或侮辱。

更重要的是，军政分离制度能有效地防止军人干政。军队是社会中最强大的暴力集团，有能力搞武装政变，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现在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之一是，人人都是“经济人”，都有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意图，军人也不例外。如果不在制度上杜绝军人凭借武力，把自己利益凌驾于全社会之上，就很可能发生军人干政。

当然，有时军人干政也会产生好结果。1976年“四人帮”被逮捕，就是华国锋等文官，与掌握中央警卫部队的汪东兴、掌握军队的叶剑英等人搞的一场政变。从后果看，这是一件得民心的好事。但军人干政得到坏结果的恐怕更多。第三世界一些国家过去经常发生军人政变，经济一塌糊涂。1989年苏联军方发动政变，囚禁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引起叶利钦反弹，最后导致苏联解体。总的说来，军人干政不是正常现象，其后果难以预料。

（2002年4月2日初稿）

人物：李泽民逸事

中科院研究生院近一千名研究生中，能对这么多种“外语”有所涉猎的，大概就只有老李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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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想写一点文字，纪念研究生院的老同学李泽民。他去世已经两年了。

我们虽是老同学，他却比我大将近十岁。这是文革后中国教育领域出现的一大奇观。1978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全国第一所研究生院，首届研究生除了极少数年龄较小的“工农兵学员”，大多数是所谓的“老五届”，即文革前入学、文革中毕业的五届大学生，另外还有少数文革前毕业的“老大学生”。就像大陆文革后招收的77、78届大学生那样，这批研究生的年龄参差不齐，有的形若两辈人。

中科院研究生院于1978年10月开学，设在原北京林学院的一幢五层教学楼里，一、二、三层是教室和办公室，四、五层作研究生的寝室。11月的一天，我在四楼的走廊看见一位男子。他面对墙壁站着，低着头，嘴里叼一根香烟，好像在小声哼什么，一只脚还打着拍子。

我好奇地走过去，问：“干吗呢？面壁思过呀？”

男子转过身子，冲我喝喝一笑，说：“我在唱《刘三姐》。”

我又问：“干吗站在楼道里唱？”

他回答：“同寝室的人讨厌我抽烟。”

我听出他的四川口音，就问：“你是四川人？”

他说：“我是重庆李家沱来的。我叫李泽民。”

我也来自重庆。老乡见老乡，尽管没有两眼泪汪汪，却马上产生某种亲切感。当我知道他也是自然科学史所招的研究生后，就感到格外亲热。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当年招研究生，最初计划只招10人。李泽民报考物理学史，未被录取。他以英文、俄文等五种文字给中科院著名声学家马大猷写了一封信，讲述自己的遭遇。马先生深为感动，要求科学史所招他，还志愿当他的导师。研究所于是向科学院补要了三个名额，李泽民被第二次录取。他到北京已是11月，没跟我住一起，而是和其他研究所的研究生住一间寝室。

李泽民瘦高个子，天庭饱满，头发稀疏且有不少白发，长圆脸，两眼大而有神，嘴唇较厚，皮肤黑黄粗糙，笑起来有不少皱纹，给人一种饱经沧桑的感觉。他身穿皱巴巴的褐色中山服，灰色裤子，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也是一个不修边幅的人。

老李是四川南充人，家庭出身贫农，1961年从四川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在陕西汉中某国防工厂当技术员。由于得罪工厂领导，又遇到三年困难时期，国营单位精简雇员，他就被“下放”回南充农村老家当农民。回四川后，他不服，跑到四川省高教局申诉。四川高教局还比较讲政策，知道大学毕业生属于国家干部，不属精简对象，就把他安排到重庆李家沱水轮机厂子弟中学当教师。不过老李并未完全恢复大学生待遇，只能领取大专生工资，总算不幸之中的大幸。

当年中科院规定，研究生首先在研究生院待一年半，必须至少修六门课，然后才回各研究所写学位论文。老李根本就不理这一茬，他在研究生院没有选一门课，理由是这些课程他早已修过。每天他除了站在楼道里唱《刘三姐》，另外做的两件事大概是学“外文”和淘旧货。

老李床头的墙壁上，贴有许多纸条，上面是他用钢笔工工整整地抄写的藏文、满文、蒙古文、朝鲜文以及我不认识的其他文字的字母。他说他正在自学这些文字。老李同时自学这么多“外文”，而且光学文字，不练口语，我怀疑他对这些语言能掌握到什么程度。另一方面，我不得不佩服老李学习语言的能力和广泛的兴趣，研究生院近一千名研究生中，能对这么多种“外语”有所涉猎的，大概就只有老李一人。

老李喜欢买旧货。他不知在哪里花十块钱买到一辆旧自行车。按照同所研究生刘劲生的说法，这是一辆“光董董”（四川方言“赤裸裸”）自行车，它除了一个生锈的车架和两个轮子，什么附件都没有，而且骑上之后，除了车铃不响，哪里都在响。它的坐垫特别高，并且桀骜不驯，人骑上去，坐垫的前端会自动上翘，咯得骑车者恨不得马上跳下车。车链子太松，从林学院到五道口那么一点距离，居然要掉下来两三次。有次老李骑车到王府井街口的存车处，老妈子不让存，说你这破车，扔在马路边也没有人要。他说，这倒好，我可以节省两分钱的存车费。

老李床头的小桌上放了一台旧式手摇唱机，旁边有一大堆旧唱片，包括毛泽东诗词，“毛主席语录”歌，老毛的颂歌，还有电影《刘三姐》插曲等。这些都是他在王府井旧货店弄来的，价格便宜得近乎白送。另外他还有一台美国三十年代制造的破烂不堪的英文打字机。他对我说，不要小看这台打字机，它的历史可不简单呢。

原来，文革中，李泽民和许多教师一样，被红卫兵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揪了出来，站在高板凳上挨批斗。他老婆站在下面，眼泪汪汪地看着丈夫挨斗。老李本人倒若无其事，居然冲着老婆做鬼脸，把老婆逗笑了。红卫兵看见，就把他老婆拉出来，弄到高板凳上一起批斗。

老李的老婆叫张某某，比他小九岁，也是水轮机场子弟校的教师。我夸他很有福气，老马吃到了嫩草。他得意地说，这个老婆是被他“骗来的”，结婚前他没有对张讲自己的真实年龄，或者讲了一个假年龄，结婚后老婆才发现真相，可是生米已经成熟饭，后悔已经晚了。

文革期间，老李在重庆估衣商店买到一台破旧的美国打字机，搬回家里，每天晚上练习英文打字。他的邻居是一个“阶级斗争警惕性”很高的老工人，晚上经常听见隔壁这个“没有改造好的臭知识分子”家里噼噼啪啪作响，认为是国民党特务在向台湾发电报，急忙跑到工厂人保组报案。

当时全国正在搞“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各单位都在上天入地、千方百计搜寻“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人保组一听，如获至宝，连忙报告公安局。重庆市公安局刑侦队派了两名老刑侦，与水轮机厂一队全副武装的民兵一起，悄悄包围了老李的住处，突然破门而入，当场抓获了老李。但老刑侦毕竟是老公安，一看就知道是打字机，哪里有什么发报机，但当着人保组干部和民兵的面，不好说破，就叫老李把打字机抱到人保组，自己一拍屁股走了。文革后，人保组把打字机还给了老李。

一年半以后，我们回到研究所写论文。当时科学史所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附近贡院西街一号的一个方形小院。那一带可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小院的西面，隔一道墙，是大名鼎鼎的马寅初先生的住宅。再往西是中科院副院长、中顾委副主任李昌的小院。李昌的对门是人大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的院子，门口有两名武警站岗。小院的南面，是人大副委员长史良的住处。

那时候科学史所的物质条件很差，七、八个研究生没有宿舍，分住在两间抗震棚内。老李的老婆来北京探亲，到晚上，他没有跟同住在一间抗震棚的王渝生和刘劲生打招呼，只是在自己床前拉了一块塑料布，就拉着老婆上床。王、刘二人吓得屁滚尿流，跑到我们这间抗震棚躲避，找其他地方睡觉。第二天，老李的弟弟和弟媳也来到北京，跑到哥哥的抗震棚住宿。当天夜里，他弟弟和嫂子吵架，后来甚至动手打起来了，但老李根本不管，行若无事，一个人跑到抗震棚外抽烟。

老李在研究生院没有修课，没有学分，所里很不满意，对他“敬而远之”，根本不过问他写毕业论文的事，他也落得个清闲自在，整天悠哉游哉。但看到其他研究生到外地参加学术会议或进行科学考察，他很羡慕。有一次物理化学史研究室的助理研究员戴念祖要去外地开会，他请求研究所科研处长黄玮（楼适夷的妻子），准许他和戴念祖一起去。黄玮问他去做什么？他回答说：“我去帮戴老师提包包（拎提包）。”黄玮自然没有批准老李出差。我猜想，黄玮其实是要老李说出或者编造一个正面的出差理由，哪知道老李根本没有听懂，或者故意假装不懂。

其他研究生毕业之后，或者留在所里，或者分到外地，抗震棚里仅剩下老李一人。他曾经对我说，其实他很想留在科学史所，因为这里的研究条件最好，经费充足，不必坐班，选题自由，任务压力小，而到了外地，或多或少都要改行。我们毕业约一年后，所里为了解决老李这个老大难问题，就与马大猷先生商量，叫他写一篇文章抵六个学分，然后举行硕士论文答辩，以便让他早日离开研究所。

说实话，所里对老李已经相当忍让。但老李又节外生枝，提出要用英语答辩。答辩委员会的几位老先生虽然都懂英语，但大多数人的听说能力较差，所里就向科学院请示，据说科学院的指示是：“还是用祖国的语言答辩较好”。

老李的硕士论文题目是中国物理学会的发展史。他把论文用漂亮的钢笔小楷公整地抄写在白纸上，然后装订成一本书。老李不仅论文的书写和装帧另有特色，他的论文答辩会也可说是独具一格，史无前例。

在答辩会上，老李先用不大流利的英语说了一通论文提要，然后突然改说中文。他首先痛骂研究所领导尤其是黄玮“迫害”他，然后斥责戴念祖“不学无术”。黄玮和戴念祖非常尴尬，但未作任何反驳。老李最后讲述他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的遭遇，然后伏在桌子上号啕大哭。答辩委员会的许良英、方励之、马大猷等人大多在文革中受过迫害，对老李非常同情，纷纷安慰他。主持答辩会的许良英先生也对他说：“有话好好说嘛。”结果，老李的论文几乎没有进行答辩，就获老先生们的一致通过。但答辩委员会仍决定不授予老李学位，老李也未能实现留在北京的梦想。

老李回到成都，在四川社会科学院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工作。他刚一去，就分到新盖的三室一厅，老婆孩子也从重庆来到成都，老婆安排在社科院，两个儿子进了成都最好的石室中学。我有次出差路过成都，去看望老李。他戒了烟，人也长得比以前白净了一点，情绪不错，比我在北京的生活好得多，令我羡慕不已。

老李在四川社科院参加过四川省志的编写工作。听自愿分配去四川省社科院的刘劲生说，有段时间领导让老李整理编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料，每天的工作就是翻阅一些外文报刊，从中摘出一些有用的信息出来，以内部资料的形式印刷发行。据说那是老李一生最为得意的一段时光。

1986年我出国后，就与老李失去联系。大概在2004年，我打听到他的电话号码，立即给他打电话。他说他已经退休，在我们所那批研究生中，我是唯一给他打电话的人。他的两个儿子和老婆都在加州，他来过美国一次，不习惯美国的生活方式，就一个人回到成都。他炖好一锅肉，放在冰箱里，几天才吃得完。他几乎每天都要骑自行车上街看美女。根据他说话的语气河和内容，我感觉他的身体和精神皆很正常。以后我们又通过几次电话。到2006年，他的电话突然无人接听。我以为他又来美国了，后来才知道他突然去世。

毫无疑问，李泽民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但从大学毕业到研究生毕业，他的人生旅途发生了许多波折。这固然有社会、政治的原因（例如专制社会对个人自由的钳制、文革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恐怕与老李的个性也不无一定的关系。例如，他与科学史所和黄玮发生的矛盾和冲突，就不能完全怪罪所里，老李本人至少也应承担一部分责任。

黄玮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文革中她与丈夫皆受过迫害，与老李没有旧恨新仇，她跟其他研究生的关系也处得不错，不可能故意整“老李”。就算老李已经修过物理学专业的所有课程，他完全可以为了凑够学分而重修旧课，或选修其他新课（如科学史、历史学、文献学等）。但老李却我行我素，根本不理科学院的规定，所里如果听之任之，放任自流，如何向上级交待？老李这种个性和作风，即使在崇尚个人自由的西方发达国家，恐怕也会碰壁。

老李已经作古，我无权指责他。他生前不是政治家，并未做过危害他人的事。我之所以写下最后这两段文字，并不是要责备老李，而是为了自勉和供活着的人思考。

(载《科学文化评论》第5卷第3期，2008年6月)

人物：相术大师张秉伦

老张说：“按照中医理论，人的身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各个系统和器官之间存在复杂而密切的联系，局部能够反映整体的信息。耳朵和手掌上有丰富的毛细血管和神经末梢，人的其他部位发生病变或受到损伤，会在耳朵和手掌上反映出来。中医的耳针疗法，就是把耳朵视为子宫里的胎儿。看手相和耳相，也是相同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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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初，我在北京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工作，住所里的单身职工宿舍。隔壁住了一位同事，名叫张秉伦，安徽人，家庭出身贫农，中共党员，当时是生物学史研究室的助理研究员。

老张40多岁，中等身材，微胖，肤色偏黑，烟瘾大，牙齿和手指薰得焦黄。他大学学生物学，在科学史所研究生物学史。七十年代末，老张突然对中国及日本的看相术发生兴趣，跑到北京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把有关看相、算命、摸骨的书籍通通复印下来，叠在桌上有一尺多高。经过一番研究，他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给别人看相。

科学史所没有食堂，我们单身职工在附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食堂搭伙。晚餐后，社科院的职工经常找老张看相。有一次，食堂一位中年女工找他看相，他捏着女工的耳朵，一边观察，一边说：“我看看你生过几个孩子，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那位女工惊慌失措，急忙挣脱身子，跑进厨房去了。站在旁边的一位男厨师说：“她嫁过三次人，跟每个丈夫都生过孩子，她现在的男人也不知道她究竟生了多少孩子。”

老张看相渐渐有了一点名气。晚上下班后，经常有人来宿舍找他看相。那时候，老张和许多人一样，没有商业意识，看相从不收费。来看相的人，顶多送他两盒香烟、一袋糖果之类小礼物。老张屋子里有一幅“相术大师”的横匾，大概是来看相者送给他的最贵重礼物，但他从不挂在墙上。

有天晚上，我在老张屋子里聊天，突然推门进来两位20多岁的姑娘，其中一位在社科院工作，是老张的熟人。另一位姑娘是她的朋友，长得很漂亮，但神色有些憔悴。老张看了漂亮姑娘的手相和耳相之后，说了一些生理方面的判断。但姑娘还要求老张说点别的东西。老张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烟，正色地说：“你要我说，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反正这里没有外人。你做过两次人流（人工流产），现在与男友或丈夫的关系很不好，以后可能会分手。”与老张相识的那位姑娘连连点头，说：“张老师，你看得很准。她已经被男朋友甩了。”

老张对我说：“按照中医理论，人的身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各个系统和器官之间存在复杂而密切的联系，局部能够反映整体的信息。耳朵和手掌上有丰富的毛细血管和神经末梢，人的其他部位发生病变或受到损伤，会在耳朵和手掌上反映出来。中医的耳针疗法，就是把耳朵视为子宫里的胎儿。看手相和耳相，也是相同的原理。”

他还说：“我是共产党员，相信唯物主义，相信科学，也相信耳朵和手掌能反映人的生理、健康方面的信息，这不是封建迷信。但我不相信算命。因此，我一般只判断健康、疾病方面的内容，不谈恋爱婚姻、工作调动、加工资、升官发财等问题，因为这些东西由社会因素决定。但说来也怪，我研究手相时，也看过不少算命书籍。找我看相的，有许多是青年女性，我推断了她们的一般生理状况之后，她们往往还要我说说恋爱、婚姻、工作、前途之类事情。我推辞不了，只好等其他人走后，照算命书的说法单独为她们算命。奇怪的是，很多人居然说我算得很准。”

除了为熟人朋友看相，老张还想搞点研究。他与北京某医院联系，在内科门诊室摆了一张桌子。病人走进来，先由西医大夫按照常规量体温、听心肺、查尿、验血、化验肝功能等，得出诊断意见。老张再用袖珍手电筒和放大镜，观察病人的手掌和耳朵，写出自己的推测，然后与大夫的诊断意见对比。老张说，对于大多数病人，大夫的诊断结果和他基本相同，但老张一般只能判断疾病发生的部位或器官，说不出疾病的名称，他毕竟不是学医的。

有一次，一位中年男子带着他的母亲来医院看病，老太太的左腿疼痛多年，却从未受过任何伤害，表面也看不出任何病变迹象。她几乎走遍安徽、北京的所有大医院，找过无数著名的中西医大夫看病，一直找不到病因，也治不好腿疼的毛病。老太太一张口说话，老张就知道她是安徽老乡。他看看她的手之后说：“大娘，你年轻时候过的生活一定很苦。”老太太一听，眼泪就下来了。她儿子忙说，他母亲二十多岁就守寡，一直没有改嫁，历尽千辛万苦，才把他和妹妹抚养成人。

内科大夫为老太太做了全身检查，找不出病因，就叫老张试一试。老张看了她的手相和耳相之后说，老太太腿疼的病因在胸腔隔膜，从正面看，位置偏左，但难以判断深浅。内科大夫半信半疑，说：“腿疼跟隔膜有什么关系？”老张说：“咱们先别争论这个问题，先给大娘拍个胸透，最好正面和侧面都拍。”

胸透拍片后，果然发现老太太隔膜上有一个豌豆大小的肿瘤，位置偏左，靠近胸前。老张对内科大夫说：“按照中医理论，人的各个器官之间存在着联系，大娘的身体没有发现其他异常，这颗小瘤子很可能就是导致她左腿无名疼痛的病因。”

老张说：“看手相和耳相，判断最准的是皮肤的外伤以及器官、组织的受伤，如开刀以后腹部留下的伤痕，长疮后留下的疮疤。对于不信看相的人，我经常首先说出他们身上某个隐秘部门有一道伤疤、一处疮疤或一颗痣，这些生理情况外人一般不易知道，使他们口服心服。”

那家医院的内科主任是留学英国回来的老医生，听到医院的人说起老张的神奇本领，认为是天方夜谭，根本不信。有一天，一位医生强行把他拉到门诊室，老张看看他的手掌，又叫他站起来走了几步，然后说：“你的第五颈椎出过问题。”内科主任瞠目结舌，结结巴巴地说：“你，你，你确实厉害，当年我在英国留学，有一次打篮球，摔了一跤，把颈椎摔坏了，英国医生给我装了一个不锈钢颈椎，不过这事连我老婆都不知道。”

医院一位主治大夫曾向老张提议，两人合作研究看相术，被老张借故推脱。他说，相术在科学史所会被视为歪门邪道，而其中蕴藏的秘密其实只有一层纸那么厚，一捅就破，医生的研究条件比他好得多，如搞合作，很容易发现其中的奥秘。他想把这个秘密保留给自己，想退休以后在街头摆摊看相，挣点香烟钱。

老张还与公安部指纹研究所合作，研究人的指纹、掌纹和犯罪倾向之间的关系。指纹研究所一位副所长从东北调来两千多名刑事犯的指纹和掌纹资料，老张把其中的一百多名杀人犯一个不差地辨认出来。后来我发现指纹研究所编写的《指纹学》教材，其中关于指纹学发展史的那一章，作者就是老张。

有次我问老张，他看相有没有失过手，他承认有过一次。那是他为社科院诊所的一位女大夫看相，老张指认这位终身未婚的女大夫曾经怀孕。但女大夫坚决否认此事。老张就用一面镜子作反光镜，指着她右耳上一粒极小的暗色斑点说，这就是她怀孕的证据。女大夫解释说，那是她织毛衣时不小心，右耳被织衣铁针戳破皮而留下的。老张说，他尽管采用小手电和放大镜观察耳朵，还难以区分耳朵上这类伤痕和反映生理状况的斑点。

1983年初，我刚从重庆探亲返回北京，再过几天就是春节。恰好我在2月要去昆明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就向所里借了差旅费，买好火车票，准备赶回重庆过春节，然后再到昆明开会。临行前那天晚上，老张来我宿舍聊天。我就请他给我看看手相。哪知道他一口回绝道：“我从来不给熟人朋友看相。看对了，对方会说是因为我太了解。”

我说：“我不要你看别的，只要你看三件事。”

他问：“哪三件事？”

我说：“第一，看我从小到大，生过什么严重疾病；第二，看我的大脑功能和状况；第三，看我身体有无癌症之类的严重疾病隐患。我小时候的病史，不要说你，连我老婆也不大清楚。”

他说：“那好，我今天就破个例，给朋友看相。”

他仔细观察了我的手掌和耳朵之后说：“如果不算伤风感冒之类的小病，你从小到大，很少生病。你只生过一场重病。我说得对不对？”

我想了一想，点点头说：“不错。你能看出那次重病发生在哪一年吗？”

老张拿起小手电，又认真观察我的手掌，然后说：“大概在12至14岁。我目前推断水平只能达到两三年的精确度。”

我点点头，说：“讲的不错。那么，你能不能推断出我那场大病发生在人体的哪个系统？”

他说：“消化系统。”

我又问：“消化系统的哪个器官？口腔、咽喉、食道、胃、肝、胆、十二指肠、小肠、大肠，还是直肠、肛门？”

他说：“应该是在小肠。”

我点头一笑，说：“老张，你还真有两刷子。我13岁那年，刚刚进初中，就得了一场伤寒病，上吐下泻，高烧近40度，我停学一周，又打针又吃药，才慢慢痊愈。而伤寒的病变部位主要就是小肠。你说对了第一件事。那么第二件事呢？”

老张说：“你智商不错，由于我对你比较了解，这个就不算数。你最近的用脑量为70-80%之间。但我发现，几天之前，最多一周，你的大脑发生过一次强烈的情绪波动。”（“用脑量”是老张发明的术语，用以衡量大脑思维活动的强度）

我挠了挠脑袋，突然想起数天前我坐火车离开重庆，在火车站为一件小事与妻子大吵了一架，我当时非常生气，以至于火车开动之后，一度产生与妻子离婚的念头。但返回北京后，我把此事忘得一干二净。掐指一算，那次吵架发生于六天之前。

我对老张说：“第二件事，你大致也说对了。现在你说说第三件事，我有没有癌症、肝炎之类的重大隐患？”

他说：“你没有任何重大隐患，不会得癌症，也没有急性慢性肝炎，但你的呼吸系统不正常。”

我嘿嘿一笑，说：“老张，这件事你可没说对。我的身体，只有呼吸系统最好。我平时极少伤风感冒，很少咳嗽吐痰。小时候，隔壁邻居是个肺结核老病号，母亲怕我受传染，多次带我去医院照X光，以后读中学，升大学，参加工作，多次照X光，肺部连个钙化斑点也没发现。去年在解放军总医院体检照光，也没发现问题。”

老张露出惊讶的表情，他拿起小手电，把我的耳朵又仔细检视一番，摇摇头，说：“老戴，你的呼吸系统真的不正常，我不骗你。”

我说：“老张，三件事，你说对了两件，准确率达66.67%，还算不错。”

两天以后，我回到重庆的家里，已经是大年三十。我托火车站的熟人买了一张卧铺票，准备在家里过了年，初五乘火车去贵阳，然后去昆明。哪知在初四晚上的半夜里，我突然发高烧，全身冒虚汗，妻子急忙把我送到附近一家医院，值班医生检查之后，说我患急性肺炎，需立即住院。我住了三天医院，光是吊葡萄糖盐水，粒米未进。出院后又在家里休息两天，然后乘火车去贵阳和昆明。还好，没有耽误开会。

数年后，我发现老张看相中的一起遗漏。我二十多岁在四川合江县当船工时，曾得过肾结石，尽管吃中药化除，但老张给我看相时没有看出此事。此外，老张还推断科学史所一位同事的两个儿子生有杀人犯的手纹，长大后可能会恶性犯罪。此事至今尚未得到证实。

当年老张的妻子、孩子在安徽农村，调不进北京。为了解决全家团聚问题，他申请调到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担任科学史的教授。

(后记：此文初稿写于2001年9月，曾在互联网上张贴，友人打印出来交给老张看。老张表示，其中叙述他在文革中的表现不符事实；另外，原文称指纹研究所副所长调来“一百多名”刑事犯的资料，应为“两千多名”，他辨认出的杀人犯人数不是“二十多名”而是“一百多名”。现予以删除和纠正。为保护个人隐私，原文把老张的名字改为“方丙仁”。现在老张已因患咽喉癌去世，故恢复其真名，以表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