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大学东亚学院汉学系高级讲师夏白鸽，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15-11-20）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是中国古代诗人苏轼写下的名篇《赤壁怀古》中的开头一句，距今已有一千年。倘若从诗人描写的三国算起，也快两千年了。对中国而言，这近两千年中，大部分时间是家国分合，朝代更迭，循环往复。真正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也不过一百多年的时间。期间又有多少风流人物被大浪淘尽。然而真正英名留存，具有历史意义的不多，胡耀邦是这不多中的一个。
在纪念胡耀邦的文字中，很多记录的是他救国救民的业绩，也有不少是从党的角度出发。这些均符合当下中国的历史背景，合情合理。
如果从党的角度考察，在一长列名单中，胡耀邦算得上是佼佼者，也称得上是叛逆者，有别于绝大部分中共领袖。其党内历史作用是：为国替党担责，为民给党纠错。不过这样的历史意义毕竟有限。
如果从救国救民的角度考察，像胡耀邦这样既善良耿直、襟怀坦荡，又敢于担当、义无反顾的人着实不多，应立一块历史的丰碑。1989那场中国有史以来最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因他而起，这块丰碑已实实在在地立在了中国人民心中。即便如此，历史意义也仍然受到一定局限。
倘若把胡耀邦置于“大江东去”的浩瀚历史长河中去考察，结果，胡耀邦的历史意义便具有了里程碑的性质。不过笔者以为，胡耀邦是作为一个群体的代表而进入中国历史的里程碑意义的。也就是说，这块矗立于中国历史长河的里程碑上，雕刻着二十世纪晚期致力于中国改革的一个群体，胡耀邦是走在最前边的领头人。
如果我们把中国历史的画卷展开，从“国家身份”角度看，中国大体经历了原始形态、“天朝上国”形成阶段、“天朝上国”持续阶段和“天朝上国”解体阶段。胡耀邦所处的历史阶段属于“天朝上国”持续解体的后期。他的历史意义正是在这一阶段体现了出来。要想说清这一点，必须从“改革开放”说起。
一、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国家身份”和国家生态环境
改革开放是1978年推出的中国的基本国策。改革与开放实际上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互为支撑，互为表里，互为映衬，缺了任何一面都会使它变得一文不值。也就是说，改革与开放具有统一性、相通性和共同性的特征。因此，无论是对内部的改革还是对内部、外部世界的开放，都必须首先建立在“国家身份”认同的基础上。因为改革也好，开发也好，针对的是国家制度，而不是某个组织的制度。
从历史角度看，特别是针对中国现代化的转型，开放具有前瞻性、比较性、借鉴性的特征。开放本应是指在认同现代“国家身份”的基础上打开国门，对外部世界，同时也是对内部世界的整体性开放，促进不受限制的内外交流。特别是内心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的开放，通过理念和价值观、学术和技术等方面的交流，提供了向最好的方面（前瞻性）学习、比较、借鉴的基础，从而确定发展的方向。那种把开放仅仅理解为是经济领域的引进来、走出去的观点大错特错。与此相对立的是“闭关锁国”，即完全或有限地闭锁国门，官方可选择性地实施对外交往，但通过权力，控制、阻断包括民间在内的内外交流。当一个国家在非战争状态下采取闭关锁国政策时，说明这个国家在当时并不认同国际社会，甚至与国际社会为敌。中国现代化转型前和初期的状况正是如此。这在清季道光朝和咸丰朝表现的尤为明显。
历史的经验证明，闭关锁国首先是内心世界的封闭，主要表现为心智（乔治·博瑞C. George Boeree）封闭。并不是人的心智达不到认识外部世界的能力，而是有意限定获取外部世界知识的范围，结果造成这方面知识无观察，无感受，更谈不上理解、判断、推理等应用能力。人类的心智能力基本相同。但在闭关锁国的国度，由于心智能力的运用被极大地限制，也确实容易造成某一代人的心智能力弱化。笔者称之为“井底之蛙”效应：当封锁的壁垒构筑的越高，看到的天空越小。而看到的外部世界越小，则封闭的内心世界越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世界上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相互对立的国家集团，这使得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之始就处于国门有限开启、对内基本封闭的有限闭关锁国状态。与苏联及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交恶之后，中国的国门便逐渐关闭了，对内部世界则采取了完全封闭的严厉措施，“里通外国”构成重罪，形成了对世界绝大部分国家的隔绝乃至对立态势，出现了无底线的全国性的反普世价值、反国际社会、反人类的国家罪恶。这种越筑越高的壁垒和越封闭越膨胀的内心世界所呈现的井底之蛙效应在文革中表现的淋漓尽致。
人们不禁要问，这种井底之蛙效应是怎样形成的呢？要想解开这把锁，就必须从1949年之后中国内部逐步升级的神化运动入手。
1949年之后，特别是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中国内部运转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违反人类的基本特性、违反社会的基本常识、违反自然的基本法则的造神运动。理解这个特征对理解改革开放前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国家身份”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的神化运动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将共产主义作为国家的发展目标，在建设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进程中神化共产主义运动。二是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树立起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在国家生活中建造神台，将毛泽东神化。三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世界革命”的话语系统里，将毛本人和毛泽东思想推向顶峰。
在现代社会，在世界全球化运动中，一个国家开展的神化运动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源于历史，包括这个国家的传统文化本身和历史记忆。（关于产生中国神化运动的历史根源和深层原因我们将在以后的讨论中逐步深入展开论述。）另外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处于相对自我封闭状态。开放的环境提供了比较和鉴别，神话将不攻自破。可在封闭的环境里却可自说自话，自我认知。
下列三个现实因素构建了自我封闭状态和开展神化运动的基础：
第一，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社会主义集团将中国与国际社会在一定范围内隔绝开来，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而抗美援朝、台湾问题又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无论是在主观意愿上还是在妥协性方面都不可能进入以美国和其西方盟国主导建立的战后国际新秩序。而美国和它的盟友也相应采取了对红色中国的封堵。这就构成了毛敢于挑战国际秩序的外在因素，为神化毛泽东、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提供了充分想象的空间。
第二，中华民国的长期战乱使中国人民疲惫不堪。而以美国为首的所谓帝国主义被解释成为中国战乱的主要根源。根据临时宪法《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政治基础原本是建立在反对一党专政和争民主自由基础上的（有关此点，笔者还将详加探讨。），但在实际操作中，特别是抗美援朝之后，反帝斗争成为新生政权合法性的主要来源。清季中西冲突所留下的历史记忆，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中国人内心的巨大阴影，本来在中华民国期间已逐渐消散。可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却又被有效地延续了下来，而且越积越浓，始终挥之不去。争回面子成了中国人在整合国家力量、面对外部世界时的普遍心态，并产生了自我封闭的反作用力和恶性循环——越是处于封闭状态，就越需要彰显出自己的强大；越是为了使自己显现得“是在不断地强大”，就越需要自我封闭状态。同理，越处于封闭状态，就越显得自卑与弱化；越自卑与弱化就越需要自我封闭状态。这就构成了闭关锁国的内在因素，为建设与西方资本主义对抗的共产主义大厦提供了尽情自我发挥的空间。
第三，斯大林去世之后，社会主义集团发生了一系列离经叛道的问题，如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铁托事件、波匈事件等。这就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提供了这样一种契机：由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树立起一个榜样，这个榜样会很快超越他们，最终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典范和领头羊。而毛泽东的个人因素起到了关键作用。特别是长期受斯大林提携、管控而形成的心理压力和憋屈心态，突然因斯大林去世呈现出尽情舒展乃至狂放不羁的状态。于是发展速度便成了关键。快速成为强国，一扫因历史记忆所形成的心理阴影，讨回曾经失去的脸面成了国家的发展目标和动力。这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毛泽东并不会向诸如朝鲜、北越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叫板”，不会想到先超越他们。中国只向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叫板”，原因很简单，他们虽然是社会主义老大哥，但他们归根结底首先是洋人。崇洋媚外和备受屈辱这两种心态始终搅拌在一起，成为中国人的心结。这种超越洋人的强国心态不仅在清末出现过，在毛泽东时代出现过，今天仍然能够看到。
结果在这样的氛围和国内政治需求下，一个想象空间，一个发展空间，一个有利的契机和迫切的心情，使得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迅速在中国建立起共产主义大厦的野心恶性膨胀起来，最终走上了对内抹杀现代国家观念、对外凸显高于其他主权国家的至高无上的“国家身份”的畸形道路。
有了上述三个条件，神化运动便在中国大地上逐步展开了，形成四个特点：
首先，当毛泽东成了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元首之后，便在全国人民面前披上了领袖和英雄的光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成了中国人时时唱响的歌曲，“毛主席万岁”也成了中国人越呼越响亮的口号。建国初期，毛泽东在斯大林的诱使下敢于挑战美国，进行抗美援朝；接着又对抗苏联，在社会主义集团阵营中独树一帜。这些都使毛泽东在全国人民面前赢得了光彩。这更强化了毛独揽党、政、军大权和一言九鼎的局面。他的党内同事已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在毛泽东党内的权威角色逐步外化为国家和民族的权威角色的过程中，实际就已开始了神化毛泽东的运动。毛泽东实际被拆分成了个体和符号。也就是说，作为个体，毛也会犯错误，理论上也可以被质疑，但作为符号，具有了神灵性质，是不可以被质疑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角落，毛的绝对权威是合乎法则的、有效的，也是任何人都无法取代的。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反对、甚至仅是削弱此一绝对权威，都将遭到灭顶之灾。对毛泽东本人的质疑，在中共党内并不鲜见，但一旦质疑有可能损害毛泽东这一符号时，任何辩论便戛然而止，质疑毛泽东的人成了众矢之的。而毛本人则充分利用了这一特殊符号。这是他在整肃彭德怀、面对从大跃进到大饥荒的恐怖结果、七千人大会受到刘少奇等人的挑战之后仍能成功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把毛泽东作为一个具有神灵性质的符号的现象在后毛泽东时代仍比比皆是。
其次，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和中国共产主义神话是相辅相成的。在树立毛泽东绝对权威过程中，毛本人便将整个国家变成了自己的一块画布，将“一穷二白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这样诗一般的语言，落实到自己可以在这块巨大的画布上随心所欲涂抹的真实行动。就毛泽东的个人意愿，急于登上社会主义集团盟主的位置也让他百爪挠心，精神亢奋。而封闭的社会似乎又需要这样的豪情壮志以彰显自己的强大。与此同时，摆脱贫弱，急于求成，一年等于二十年这样反自然法则的虚假跨越成了国家发展的标杆，成了全民总动员的号令，成了中国的共产主义神化运动的基础和动力。对古老的中国而言，对尚未完成启蒙的中国人而言，这一具有开天辟地的“革命壮举”本身就带有“盘古开天”的神话色彩。结果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实践过程中，不仅更加远离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在违反自然规律、自然法则的方向上越行越远。甚至到了荒谬不堪、无法理喻的疯狂地步。任何质疑、反对的理性声音和行为，都遭到了严酷的镇压。这就构成了中国共产主义神化运动的基本特征：杂乱无章、荒唐可笑、毫无人性、残酷无情。产生这样荒诞无比的效果正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大讽刺。
第三，与神化运动相伴而行并推波助澜的正是列宁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本土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中共便开展了一系列以阶级斗争为纲、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的运动。毛泽东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的同时，告诉人们这是达到共产主义的毕竟之路。于是打小就立志成为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儿童一代，到了文革初期成了“毛主席的红卫兵”，毛利用智能尚未成熟的这群青少年而首先发起的无法有“天”的斗争，很快如同瘟疫般扩大到几乎所有的人群，感染了整个中国社会。而互相恶斗的人群都将对毛和共产主义的忠心作为自己力量的源泉。也就是说，都在遵循毛的绝对权威和共产主义神话运动是合乎法则的、是有效的这一准则，极尽能事地通过残酷斗争这样的手段作为表达对毛泽东这尊神的忠心，表达对共产主义这一看不见、摸不着的“伟大”事业的忠诚。
这种人与人斗争的局面竟然长达数十年，超过任何一场国内战争和对外抗战，并成为一个国家的主要生态环境。唯一能够支撑这一恶劣生态环境的精神基础和社会动员力量就是神化运动。造神运动撕裂了整个中国社会，而被撕裂的社会人群恶斗本身反倒进一步成就了造神运动。这是因为造神运动强化了这样一种国家和社会运转的功能：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诠释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确定中国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具体运作的手段。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空前混乱的局势下，原有的组织基本瘫痪，整个社会的人群斗争已到了你死我活无可调和的地步，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已处于濒临崩溃的边缘，结果作为始作俑者的毛泽东在社会整体性的人与人的相互伤害中，不仅未能削弱他的权威，反倒是更进一步强化了他的权威力量，使他最终成为全国人民顶礼膜拜的神，共产主义神化也被进一步净化、升华。罪大恶极的标准就是反对毛反党，反社会主义。
第四，
在国际环境相对稳定、西方国家发展日渐成熟、亚洲和其他区域的一些国家也突飞猛进的情况下，中国却逐渐退回到了1860年前的咸丰时代。1966年5月21日，周恩来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活动，我们要更好的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不仅在中国，而且要在全世界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要谦虚谨慎，还要当仁不让。”就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之下，毛成了“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北京则成了“世界革命的中心”，一个这样的“国家身份”终于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说，在毛泽东时代所建立的根本不是一个与其它国家相平等的现代国家形态，而是一个非理性的、反自然法则的、自认为在国际社会中是至高无上、举世无双的“国家身份”。这不免让人想起了中国开始现代化步伐之前的“天朝上国”的身份与“天下秩序”。考虑到历史的惯性，笔者称毛所建立的“国家身份”为“党朝上国”。
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国家生态，胡耀邦所处的历史阶段正是属于“天朝上国”持续解体的后期——“党朝上国”。这也是胡耀邦们在确定改革开放作为基本国策后所面对的首要问题。他们必须为贯彻实施改革开放搭建一个有效平台。
二、胡耀邦的拨乱反正
无论对中国自身还是对国际社会而言，在经历了共和国的种种罪恶和灾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浩劫之后，中国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对本国历史的黑暗面乃至国家罪恶是应该进行切实反省、忏悔、否定、清算，还是采取躲避、绕开、蒙混过关，甚至在某些方面延续？如果彻底揭露国家罪恶，又不可避免地触及更为核心的问题：是否应该彻底否定毛泽东的“党朝上国”，还是延续“党朝上国”？
显然，以胡耀邦为首的改革群体的着眼点是在中国大的历史背景下，将改革开放置于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置于现代“国家身份”的平台上。胡耀邦发动的“平反冤假错案”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两个战役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
一、平反“冤假错”案的历史意义在于，把人从类似于奴隶制度的黑牢中解放出来，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方面砸碎他们身上的枷锁，取消印烙在他们身上的种种不平等的印记。这样的结果不仅使被妖魔化的人重新获得了人的身份，而且使被神化了的人，也重新回到人的位置上。
“冤假错”案实际上是中国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历史大倒退。所谓“冤假错”案实际上是49年后在阶级斗争的大背景下对中国人类进行成份标签而产生的最终恶果，也是中国由现代社会退回到传统社会的显著标志之一。人被重新划分成为不同的等级，有的成为贵族，有的成为贱民，有的成为被专政的对象——奴隶。人们的身上被贴上了不同的标签，这些标签甚至可以世袭。带有光荣色彩的红色标签，下一代一般也同样可以持有。带有被专政的黑色标签，他们的下一代也同样遭到歧视。传统王朝的灭九族，到了红色王朝变成了查三代。而“奴隶”的境况最为悲惨，他们可以被组织随意“买卖”、发配、凌辱，乃至消灭。因此从国民身份意义上可以说，平反“冤假错”案是一次回归现代社会的解放“黑奴”运动，同时又是将中共自定的“人民”狭隘概念向普遍意义的“人民”和“国民”概念的转换，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值得深思的是，文革初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这种极端反人类思想居然延续下来，现在被称为“红二代”，而且成了有效施政的根据之一。
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则是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思想解放运动。虽然在当时的情况下有现实政治需要的因素，因此仍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的范畴，还只能在马克思主义符号下进行。表面上仅是把人的思想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其实际意义却远不止于此。
在毛泽东时代，由于闭关锁国政策和人们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共产主义的迷信、盲从，又将人们的眼界拉回到“井底之蛙”、“盲人摸象”、“夜郎自大”的盲目状态。将人类的哲学思维和逻辑分析能力代之为对所谓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符号式真理的简单辨认，使人们的思想方法又回到了禁锢、排他、机械教条、迷信愚昧的非理性状态。而文化领域极度萎缩，与民国时代不可同日而语。到了文革，不仅造成大规模的文化浩劫，而且在国家和社会层面建造了全国性的文化垃圾场或文化沙漠，从而造成国民素质整体下降，影响之今。
“实践”讨论通过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仅是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引入到理性的科学范畴进行检验，更主要的是首先去神化，去迷信，让人和社会的思维和行为回归常识，让中国人的心智能力恢复正常，使理性的思维和科学的方法回到人们的头脑中来，使理性、良知、正义回到日常的生活状态中来。开放的政策也使人们的思想豁然开朗，大量人类经过实践积累的知识和文明进入中国，进入人们的视野乃至头脑。
其实在中国现代化运动中，中国近现代的第一代、第二代知识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胡适等都做了大量的工作，而清末的预备立宪和中华民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提高国民素质能力的措施，基本做到了民智已开。这从清末和中华民国期间的思想水平和知识状况可以明显地看到。而胡耀邦们所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不仅在人们的观念上进一步强化“民主”、“宪政”、“自由”、“平等”、“博爱”等早期进入中国的现代思想，而且使诸如法治、人权、公民社会、社会公平、社会保障、环保等现代意识也在中国人的意识中处于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从而使内容丰富的普世价值得以较充分地展现在中国人面前。
至此我们看到，“实践”讨论的真正的历史意义是，在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将人们的思维方式进行现代化转型。这同样具有里程碑意义。
以上可以让我们扑捉到胡耀邦改革开放的着眼角度，这正是对毛泽东时代倒行逆施，重新捡拾君主专制、奴役制度、等级压迫、仇恨专政的反向选择。另一方面，胡耀邦发动的“平反冤假错案”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两个战役试图在国家体制框架下而不是仅在党的统治框架下进行的。虽然党的组织在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实际的结果是，胡耀邦把解决中国问题从党的利益中剥离出来，定位在国家和人民的层面上，开创一个使中国进入良性循环的正常国家发展路径。这一点恰恰又是对毛泽东将中国拉回到畸形的、传统的“天朝上国”——“党朝上国”——的反向选择。这两个战役将不可避免地奠定了这样一个基础，而这一基础具有历史标杆和里程碑意义：把毛泽东最后从神坛上彻底拉下来，彻底唤醒人们对共产主义神话的幻想，引发人们对毛泽东时代包括文革在内的一切国家罪恶进行反省、忏悔、否定、清算，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建国之路。这两个战役构成了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政治基础和前提条件。一旦改革开放全面铺开，在实践的基础上经过前后、内外的比较和鉴别，就有可能达成社会、也包括中共党内的共识，完成由“党朝上国”向现代国家身份的转型。
然而很可惜，当时的中国政治体制结构阻断了以胡耀邦为首的改革精英们本已铺设了一段路基的中国希望之路——现代国家身份转换。或者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政治架构下，胡耀邦等少数改革精英尚无机会完成现代“国家身份”的定位。其中根本原因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中共体制内进行的，体制外并未出现可与共产党抗衡的力量。结果，中国的改革开放从组织结构到政策实施都离不开体制内的框架和力量。细分存在三个层面：
第一，从某种程度上说，在文革中首当其冲遭受迫害的主体是体制内的中共党员和干部，即毛泽东所说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是这些人构成了改革开放的决策主体，掌握了改革开放的话语权。而其他从1949年起便陆续遭受迫害的人群，从整体性上来看，在文革中处于陪斗位置，在改革开放中也处于从属位置。平反“冤假错”案后，他们有发言权，但无决定权。
应该特别引起注意到是，1959-1962年的大饥荒饿死了很多人。但对这样的罪恶，无论是党内的反思还是民间的“伤痕文学”、“西单民主墙”等，几乎都难寻觅到对其深刻反思的踪影。直到今天，仍然是海外学者和国内少数知识分子在替农民说话。几乎听不到农民自己有力的声音。就工人队伍和军队整体而言，在文革中实际成了既得利益者。两者的位置和处境在共产党的国度里始终很尴尬。工人始终是由共产党来代表自己的意志，根本发不出自己的声音。军队始终由党指挥，在国家层面也见不到它的踪影。
由于改革开放的话语权仍局限于党内，这就使得党内的改革者们可以向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和一言堂提出挑战，向神化共产主义提出挑战，却不可能向共产党体制本身提出挑战，相反还不能不倚靠于现存的共产党领导体制。这似乎成了当下中国的宿命。
第二，在政治结构上，胡耀邦之上还有一个邓小平和党内元老集团。文革结束初期，刚刚脱离苦海的人们还能团结一心、一致对“敌”；类似政变式的权力更迭也使人们还静不下心来认真思考如何面对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发展之路。随着局势的稳定，党内路线斗争的惯性又显现出来。在接下来的第二次匆忙的权力交接过程中，胡耀邦被推上了最高位置，而实际上这个位置却是虚设的。上面还有一言九鼎的邓小平，还有几个可随意干政的党内大佬，大佬的周围还游荡着几个过于看重自己马列理论水平的御用文人。胡耀邦的很多思想和作为不得不顾及邓的想法，很多精力也消耗在应对几个大佬的身上。更可悲的是，几个能力有限、缺乏思想的党的笔杆子却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兴风作浪。最后正是这些人联手，通过不正常的手段罢黜了胡耀邦。
第三个原因正是共产党组织自身的缺陷。这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当被打倒的“走资派”重新回到体制内，重新掌握权力之后，对其中大部分人而言，保住重新获得的权力和利益比痛定思痛更重要。更何况在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历史阶段，需要痛定思痛的地方太多，其中事关自己或上下级给别人造成伤痛的也不在少数。像胡耀邦“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这样具有大无畏勇气的人，或像周扬那样真正做到痛定思痛的人毕竟还是少数。也就是说，在拨乱反正过程中，还缺乏整体性的痛定思痛，大部分只是选择性的记忆或失忆。甚至不少人祈求通过对党更加忠诚来缓解因受党迫害而产生的憋屈心理。
另外党内一些在中共建党、夺权的过程中建立过“丰功伟绩”的大佬们，他们还不愿意将自己在文革中所受的非人遭遇同自己参与建立的这一党权高于国权的极权体制联系起来。他们宁可将“拨乱反正”限定在党内派系斗争的范围内，也不愿将个人、民族、国家的灾难提升到现代“国家身份”的层次上来。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在自身受到羞辱性批斗时，才高举起了自己所参与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求维护自己的权益。可惜不久便被残酷迫害致死。在共和国历史上发生的难以计数的迫害事件中，这似乎是人们唯一知道的用国家根本大法来维护自身权益的案例。或许还存在更多这样的例子，但无论如何也是凤毛麟角。
当被称为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和党内大佬在意识到胡耀邦等人所要做的是把“拨乱反正”提升到为“国家身份”重新定位的高度时，便能立刻毫不犹豫地踩了刹车。在1979年的理论务虚会进行到一半时，党内大佬首先发难，接着邓小平提了出四项基本原则。这就将改革开放这一基本国策的前进方向彻底扭转了，把改革开放定位于延续党的权力合法性这样狭隘的角度上。他们不允许摆正党与国家的位置，也不允许在国家的平台上解决中国的问题。他们坚持的逻辑是“党的希望”就是“国家的希望”，“亡党”必然“亡国”。这就把胡耀邦们逼到了被动位置上，腹背受敌：一方面要抢时间，让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恢复正常；另一方面又要持续地拨乱反正。毛泽东和文革的“乱”还没反正，毛的遗产和文革惯性在新时期又制造出新“乱”来。最典型的是“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
对邓小平而言，尽管其间可能有他的不得已，但我们仍然能看到在“国家身份”认同这一根本问题上邓对毛的一脉相承。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并不是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保守势力的妥协，而是他的改革决心仅限于拯救党，维护党的利益。这显然是他的个人经历和形成的世界观尚无正确的国家观念所决定的。结果，本来应该在解决现代国家身份这一平台上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却被维护党的生存和利益所取代了，将基本国策变成了货真价实的党的政策，将现代国家身份认同的问题变成了“亡党亡国”的问题。结果变质的“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相配合，完成了从“救党”到“坚持党的继续领导”的转换，延续了党高于国家的“党朝上国”体制，并在新的时期为“党朝上国”的合法性确定了新的基础。这一思想意识同样贯穿于后来的倒胡废赵、八九、九二南巡等一系列事件中，且历经江、胡时代。习近平所面对的最大问题，其实就是要不要承继这样一个“党朝上国”体制。
讨论至此，我们已经清晰地看到了以胡耀邦为首的改革群体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所立起的里程碑，这一里程碑又有以邓小平为首的另外一个群体所陪衬，呈现三个对比点：
一，无论出于自愿还是被迫，胡耀邦们最终站在了毛泽东的对立面上，成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挑战极权专制的勇士。邓则只选择做毛的同路人。
二，在中国现代化转型中，胡耀邦和他的同事（包括邓小平）共同遏制住了中国历史的倒退。但在将中国推向前进的过程中，胡走的是使国家长治久安的改革开放发展路径。而邓却未敢承担这样的责任。结果造成邓留下的遗产并不是在国家平台上的改革开放，而是在党的平台上的权力与利益争夺：与国家争权夺利，与人民争权夺利，不同利益集团也争权夺利。其后遗症在后邓时代毕露无遗。无论是江泽民时代还是胡锦涛时代，都难以从邓遗传的后遗症中解脱出来，现在又击鼓传花给了习。中国的腐败问题正是这一后遗症的最真实反映。党公开与国家和人民争权夺利本身就是最大的腐败，这也是最具中国特色的腐败。
三，作为体制内的改革者，胡耀邦及时把握住了文革灾难这一时机，为中国共产党体制找到了一条洗心革面的出路，正视历史，摆正自己与国家、人民的位置，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脱胎换骨，完成共产党本身的转型。同时胡的旗帜也成为共产党体制内警醒的力量：不要再造神坛，不要再制造冤假错案，不要再回归禁锢与愚昧。而邓的四项基本原则却将中国共产党的转型之路大大封闭。
结论是，胡耀邦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在“大江东去”的浩瀚历史长河中，树立起来一块距今最近的一块里程碑：为将“天朝王国”的最后阶段“党朝上国”向现代“国家身份”转型确定了一个标杆，奠定了一个基础。虽然这一基础已遭到破坏，但只要想解决“党朝上国”的问题，就必须回到这一基础上来，这是任何人都绕不过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