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海威，纽约时报2015年11月13日，摘要）
现年85岁的哈佛大学社会学家傅高义(Ezra F. Vogel)前往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访问时，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讨论了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领导人如今面临的一些挑战。
问：二战结束已经70年了，仇恨依然存在，中国领导人经常敦促日本对二战时期的行为道歉。为什么要达成共识如此困难？
答：中国人认为自己有非常灿烂的文明，但在19世纪中叶之后，帝国主义的侵略让他们的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们认为：“我们遭受了很多苦难，最后终于挺了过来。日本从19世纪末期就一直瞧不起我们。现在我们的经济已经超过了日本，那就为你们做过的丑恶行径弯腰道歉吧。”就是这样一种基本心态。
其次，我觉得他们还没有以一种开放的态度来讨论和对待二战。冷战是个干扰，中日之间很少交谈，两国从来没有真正理清过自己对二战的感情，从未对赔偿之类的事情签订过正式协议。我还觉得，在天安门事件（1989年对民主抗议活动进行军事镇压）发生之后，反日活动对中国领导人很有用，它提供了一个主题，来让学生们支持中共的领导。
问：今年9月，为了纪念抗战结束70周年，习近平在北京举行了一场阅兵式。中国在试图传达怎样的信息？
答：他们想展示中国是一个大国，但他们也想向人们展示，中国政府强大有力，有很多值得自豪的地方。他们希望军队听指挥，全国上下一条心。
问：您如何形容中国领导人如今对日本的态度？
答：这一届领导班子上台时没有太多外交政策方面的经验。他们是文革一代，在性格形成期没有直接接触外国或外国文化。现在，一些人是实用派，认识到自己需要日本的的技术、贸易、旅游等，认为这些是全球国际格局的一部分；而另一些人则心怀愤怒，认为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来反日是非常重要的。
问：在应对经济日渐放缓这个问题上，中国能从日本学到什么？
答：中国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我觉得他们正在非常努力地解决不平等问题。习近平和他那一代人经验不足。他们以为自己能够在五年之内消除这个问题，但这是不现实的。我自己的猜测是——当然我不是经济专家，也不讨论细节——五年保持6.5%的经济增长，这个目标在我听来有点高。我认为得在一定程度上随机应变，不要惊慌失措，也不让泡沫变得更大。日本80年代的确犯过错，让泡沫变得太大了。
问：台湾总统马英九(Ma
Ying-jeou)曾是您的学生。最近，他在新加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晤，这是双方自共产党1949年掌权后首次会面。您认为是什么原因促使双方决定会面？
答：马英九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人，真的有意为自己领导的台湾做些好事。我想他是觉得在自己任期快结束时，希望做些真正有建设性的事情，向着建立更亲密的、无法解除的关系迈进一步。这是非常引人注目的。
对于习近平，我的直觉是他希望表明自己在两岸关系上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不是软弱之人。我想他肯定在考虑，如果蔡英文（Tsai Ing-wen，反对党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成为台湾新一任领导人后，此事会对她形成制约。
问：您非常详细地研究过邓小平的一生，而习近平常被说成是自邓小平之后，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应该如何比较邓小平和习近平这两人呢？
答：习近平想改变游戏规则，他希望拥有集中的权威。我认为在这一点上可以把他和毛泽东及邓小平相提并论。我觉得邓小平当年是在制定一个非常基本的改革结构。而习近平现在试图做的，则是利用现在已经相当完整的结构，并对其进行调整，以应对各种各样的问题。
有人认为习近平是毛泽东以来最强有力的领导人，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邓小平是一名军事英雄，在国外待过六年，当过地方领导人，也是最早加入共产党的大约1000名党员之一。他有外交政策方面的经验，有深入广泛的接触。
习近平是个新手，他没有在北京的工作经验。要想控制一个庞大的机构，他的实力和权威不能和邓小平相比。习近平有棘手的问题需要处理，但要花些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