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1-27，共识网）
摘要 决定中国下一步向什么地方变化的关键因素，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还是经济。因为经济会制约我们社会和政治的走向。中国正面临着各方面的矛盾和冲突，稍有处理不慎，就可能进入经济发展的滑坡和停滞期，这个危险是存在的。
共识网编者按：10月中，共识传媒与日本笹川日中友好基金会联合举办了一场日中有识之士的对话，主题为：“中国现状与课题”。
本文为华生教授的发言全文。
左右中国未来发展的，是经济问题
各位下午好!非常高兴有机会来交流，我下面主要讲讲中国的经济。中国这三十多年来，它最大的变化就是经济上的变化。35年前，中国是一个极其落后、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但现在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知识分子喜欢和重视的公民社会的发展，其实都是经济变化的结果，是因为有多种私营经济、合资经济的发展，所以才给多元社会提供了经济和社会的基础。所以，决定中国下一步向什么地方变化的关键因素，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还是经济。因为经济会制约我们社会和政治的走向。当年改革开放，也是因为经济的压力。那时稍微打开国门一看，我们才发现中国跟世界落后得太远了。如果当年的中国经济，能有今天的一半好，那就不太可能有中国的改革开放了。所以，下一步左右中国发展的，从根本上来说，恐怕还是经济问题。历史地看，强大的权力基本上可以做到它想做的一切，但它有一件事情解决不了，就是经济。毛泽东当年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可以说是想干什么都可以干成，但是他最失败的地方就是经济。1958年大跃进时，他本来是想创造经济奇迹的，但没有成功，所以后来转到了政治方面去。以至到1970年代末，中国大多数农村人口还在贫困线以下，好多亿人没解决温饱问题。当时周恩来总理陪外宾去延安，看到老乡们的日子过得和几十年前一样穷，禁不住自责落泪。现在中国有一些年轻人，享受着改革开放的经济自由和小康生活，却非要美化当年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时代的日子，可以说是非常愚昧无知的。
中国经济现在确实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说这个话，好像没有什么力量，因为中国经济这二三十年来一直都存在挑战，在每个阶段上外界一直都有不同的声音。如果说过去所谓的挑战基本上是假老虎、纸老虎，那这次的挑战，我个人的判断是真老虎，是真正的挑战。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得益于三个红利
在过去这三十多年当中，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几个主要的推动力，或者说是红利。我正好参与了80年代中国整个改革的过程，中国80年代的成功主要是靠改革的红利，就是打破了原来对人全方位的控制，给了人以经济自由和人身自由。实际上，中国农村改革的最大意义，不是把土地从集体的耕种变成家庭的耕种，因为这对当时粮食产量的增加，客观上说是有限的，几年总共增加了大约30%。那它真正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在于把农民的人身和时间给解放了。农民仍然种他原来那点地，过去一年365天几乎天天要劳作。我当年在农村当过生产队队长，我的一个任务就是天还没亮就叫每家的主妇开始做饭，然后叫大家一起下田干活。后来农民自己承包土地了，我又到农村走了一圈，他们夸张的说法是，一年干农活只要九天就够了。当然，他们说这个是太夸张了一点，但是反正一两个月都不到就足够了。所以，改革真正解放的是人。这些人去干什么呢？最初就是市场上什么东西缺，他们就去生产什么。最初是多种经营，主要是油料、各种经济作物、蔬菜。从1980年到85年，中国粮食增长了30%，但是油料、各种经济作物、副产品的产量，增加了几倍、几十倍。当年我在干活的时候，一顿饭需要吃一斤多米，特别是在农忙的时候，只有吃这么多才能吃饱，因为那时候见不到一滴油，而现在因为油多了肉多了，一个人只需要吃二两三两米就能吃饱了。所以，当年的变革，最大的意义就是解决了人身自由，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了，先是搞多种经营，接着搞乡镇企业，再后来到城市打工，为后来的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1990年代，中国开始享受人口红利，大量的农民工由于改革解放出来以后进入城市，所以现在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实际上是农民工，特别是蓝领工人，都是农民。进入21世纪，最大的红利是世贸的红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融入国际体系，成了世界的工厂。回过头来看这三十多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我觉得主要是靠这三个力量在推动。但是，今天这三个推动力都开始衰竭了。
中国现在遇到了一些很困难的核心问题
中国改革现在遇到了一些很困难的核心问题，包括国有企业问题。我们过去用股份制、混合所有制在发展，但是我们没有回答最关键的一个问题，这些企业最后由谁来控制？用中国的老话来讲，就是官营还是民营？这样，我们在企业改革，企业在进一步发挥它的作用方面，就遇到了一个瓶颈。
另外就是土地制度改革，集体所有的土地让农民家庭经营的制度，在过去起了重大作用，既解放了农民又抑制了土地兼并，所以中国现在有了世界上最平均的土地制度，中国农民千百年来的理想，在今天实现了。但是农业发展到今天这一步了，光靠这个不够了。我最近到北大荒去看了一下，因为现代农业技术和机械水平，一家人可以种几百亩地，但我们的现实是，一家平均只有几亩地可种。这个时候，就不单是一个积极性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术语来说，我们的问题是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在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上做重大变化。但这个问题进一步被复杂化了，由于城市化的发展，有相当一部分土地要为城市所用，为城市所用的土地会大幅度升值。前两年，我一直在研究日本经验，我觉得日本社会当时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在城市化过程当中，作为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一个非常大的危险就是它在现代化过程当中，也就是城市化的过程当中，离开农村的农民不能融入城市化进程，不能分享城市不断升值的土地权利，出现巨大的财富不平等，从而出现社会对抗和混乱。在发展中国家，不管是采用社会主义体制，还是采用资本主义体制，都会遇到这个重大挑战。但日本在这方面处理得比较好，韩国处理得也不错，可是在中国，这个问题很大。我们现在的财富特别是家庭住宅资产的不平等，在世界上大国当中，是排在最前面的。财富不平等可以有不同的解决办法，当然一时最容易得到老百姓支持的，是共产主义的解决办法，平均分配。我们都知道这也是最危险的，但在中国这可是有传统的，我们有几千年来周期性均贫富的历史传统，还有马克思主义进来以后的革命传统。所以，如何抑制贫富差距又不是平均主义，这对中国是个巨大的挑战。
中国的变革，要同时解决三个问题
中国的变革，要同时解决三个问题。第一，要从苏联那个计划体制转到市场化的体制上来。这三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做这个努力，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所以才有今天这些变化。第二，要从农业社会变成现代社会。这个现代社会的特征是什么呢？是城市社会，大多数人都在城里，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过渡，这个路我们现在刚走了一半。在名义上，我们的城市人口现在是54%左右，但是这包括了在城市里打工的农民。如果把这部分农民剔除了以后，现在我们的城市人口只有百分之三十六七，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十多个点。与日本、韩国的百分之九十几以上更没法比了。按照中国现在的人均GDP的发展水平，中国现在的城市化水平应该是60%-65%左右，所以这是我们一个重大的挑战。我们现在的农民，农村的主要劳动力，都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漂移，这既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第三，我们要从一个革命政治转变成治理政治，也就是正常治理社会的政治。我们之所以有改革开放，就是因为我们把革命推到了极端，一直推到了文化大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你头脑里面有一个自私的想法，也要被批斗。我们要把那种革命政治，向治理政治转变，但直到现在，我们仍然没有转变过来。
我们现在面临着非常巨大的挑战，但对于这些关键性的问题，我们从上到下，每个人的认识不一样。这种不一样，不是说领导跟下面群众意见不一样，而是领导和领导的意见不一样，群众和群众的意见也不一样。比如国企问题，究竟怎么去治理？从上层到下层社会，意见都不一样，你都可以找出针锋相对的两种相反意见。再比如说，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化，这个问题牵扯到很多人的利益，对城市人的利益会是很大的冲击，对政治也有冲击。我们这个政治体制管理一个农业社会比较好，中国几千年来的皇权专制制度就是以农业社会为基础的，要以城市社会为基础，这就不太适应的，不好办。这个怎么转变？很困难。然后是第三个问题，从革命政治转向治理政治，怎么转？治理政治应该是什么样的？还是跟革命政治一样吗？合法性的来源完全相同吗？权力的分配还是原来的格局路数吗？要做什么改变？怎样才能改变？这些问题我们还都没回答。
总而言之，经济问题是很实在的，不是靠不接地气的说辞和新概念就能解决的。中国经济下一步向何处发展，取决于我们如何应对上述三个转变的挑战。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华生老师，六位讲师的报告到此结束。各位讲师请上台进行现场交流。
稍有不慎，中国经济就可能进入停滞期和滑坡期
主持人：谢谢周老师。下面请华生院长，有请!
华生：我来回答一下问我的这几个问题。一个是说，现在经济下行只是短暂的现象，还是长期趋势？另外一个是对中国经济数字表示的怀疑，以及亚投行问题。
中国经济的下行，我个人的看法是，这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种趋势性的变化。刚才我的讲话也说得很清楚，我们现在确实面临着跟原来不同的挑战，原来的高速增长不太可能再维持。今后会是什么情况？我觉得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经济发展速度会进一步下降，到一个比较低的速度上去;另一种情况是中国经济，还可以在今后若干年内，保持一个比较快的增长。国内经济学界也有这两种不同的观点。我个人认为，中国今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速度的潜在可能性是存在的。很多人爱拿中国现状跟80年代初期的日本做比较，说中国的增长结束了，就像日本在80年代末，下面会进入二十年的停滞期。这个观点我是不同意的，原因是中国和日本处在不同发展阶段。80年代的时候，日本已经完成了城市化、工业化，人均收入水平已经很高，已经进入了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而中国现在还在城市化的半途当中，人均收入水平还很低，不过是7000美元而已。如果人民币贬值，用美元表达的GDP还会受到影响。所以，相对于80年代的日本来说，中国的发展水平低得多。在这个阶段上，还可以有相对较快的增长速度。但是这个速度能不能够实现，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够应对现在面临的挑战。如果我们应对得好，经过经济短暂下滑以后，能够停下来，进入一个中国政府希望的新常态，也就是一个中速增长的经济状态。但如果处理得不好，就不一定能够实现这一点。中国正面临着各方面的矛盾和冲突，稍有处理不慎，就可能进入经济发展的滑坡和停滞期，这个危险是存在的。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是真实的吗？
第二，对于中国公布的经济增长数字的真实性问题，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显然是一个重要的数据，但是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不会完全使用一个数据，我会使用多个数据来判断，因为大家知道GDP的增长不是一个直接统计出来的指标，是有各种计算处理的。刚才那位先生提到的克强指数，用货运量、发电量等来衡量，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直观的指标，但这个指标也不是绝对的，比如用电量来说，服务业比重增加了，工业比重下降了，发电量需要增加得不是那么快，但是你不能说经济增长慢了，因为服务业和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所消耗的电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要考虑多种指标。有人注意到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有人更看重这个指标，这个指标我也很看重，因为其他指标有各种各样人为计算的方法，但财政收入是必须把钱交进来，这个统计比较直接。当然也有一种可能，你今年的任务完不成，让你提前交。但是今年交了，明年更交不出来了。当然，听说也有不少地方一边让你交，另一边再退还给你，搞数字游戏。所以，没有一个指标是绝对的。
我觉得判断一个国家的经济可能要看多种指标，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不仅仅是中国。所谓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统计指标，它的科学性、可靠性，跟发达国家相比自然会存在一些距离。如果再加一些人为的因素，长官意志的因素，问题就更复杂了。不久前的印度改变GDP的计算方法，增长率大幅增加，也是引起了不少人质疑。
亚投行不是为了解决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亚投行的。我觉得亚投行不是为了解决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而且也解决不了。亚投行不是中国的银行，亚投行要按照一套国际规则去治理，因此并不是帮助中国解决产能过剩的。我认为中国政府也没有傻到指望亚投行去解决自己的产能过剩问题，倒是我们提的“一带一路”有这方面的意思。中国政府也说得很清楚，我们要发展“一带一路”，其中一个考虑就是转移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当然这个能不能实现，有多少钱去实现，这都是问题。
我觉得中国搞亚投行，主要还是对当代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个反应，你也可以说是一个抗争。因为中国最初没有想搞亚投行，而是想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当中增加自己的份额。但是，大家知道，因为美国的原因，他们迟迟不让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进去。这个时候，我们只能退了，既然不让进，我们就自己来搞。反过来，自己搞了以后，可能会推动美国做点让步。所以，国际政治、国际金融有更多的复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