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蛮频道：2023年5月中国经济数据

 （推特，2023-06-16）

       说一下我对运用中国官方数据的几个原则：1、各部门一定会修饰数据。但是它们每年都会修饰，都是同一批人修饰，一代代的科长传承修饰技巧，修饰方式和幅度大同小异。所以数据的绝对值未必可信，但数据与数据进行比较，计算同比和环比的趋势相对可信。2、如果数据部门突然调整往年的基数，不要理睬它们的调整动作，继续使用原数据。3、趋势上如果出现弱化和萎缩，出现负值，则更加可信。这是连修饰都无法掩饰的经济恶化现象。4、同比环比百分比这类趋势数据，一定要自己亲自除一下。5、如果同一类数据有不同的部门进行统计，每个部门的数据都要看，以趋势最差的部门的数据最准。

       5月的经济数据没有什么出奇之处，依然延续从4月份开始的坍塌趋势。最关键的当然还是投资。我一再的强调，投资才是支撑中国经济走过这40年的最重要的因素，没有之一。

       5月份当月的固投规模41333亿，对比2022年5月份的52420亿，降幅达到了21.2%。去年5月份是什么情况大家是知道的（V区的朋友们的记忆力肯定都是可以的），今年5月份的固投居然还能比去年5月份低这么多，我实在是无法评价。受此连累，1-5月份的累计固投同比下降8.3%（图一）。按现在这个趋势，如果老百姓的投资热情不能恢复，今年的固投整体降幅应该会超过2019年13.2%的此前最大降幅。

       没有投资就没有一切，还会有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首当其冲的，就是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所以青年失业率超过20%，各地外卖员和网约车司机接连达到饱和状态。这么说吧，现在我国24岁以下青年失业率超过20%，但是35岁以上的大龄中年，就业情况一样惨淡，只是我国扯淡的失业调查机制没法查出来罢了。

       社会融资增量数据，你们理解成全社会新增的债务就行，1-5月份达到17.31万亿，较2022年同期的15.82万亿，增幅达到9.4%。各位，你们必须记住一条，借新债的目的必须是为了促进投资，这一条定律不仅在中国成立，在外国也成立。现在我国新增的债务无法拉动投资，这意味着债务处于滚雪球状态，借新债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偿还旧债的本息，如此空滚，对投资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弱。

       这就是为什么我国今年货币膨胀得相当厉害，5月份的M2（货币总量）达到282.05万亿，较2022年5月的252.70万亿，同比增幅为11.6%，但各行各业都缺钱的原因，因为印出来的钱大都拿去还旧债了。我举个例子，今年1-5月新发行的国债规模36091亿，较2022年同期29036亿，增幅高达24.3%。看起来国家应该有钱拉动基础设施投资了似的。但是这笔钱的85.2%，都被拿去还旧债了。真正可以拿来花的部分，只剩下5324亿（图2）。为什么现在偿债压力这么大，因为过去3年，政府的债务规模膨胀了足足6成。这就意味着政府如果要有钱拉动投资，就需要发更多的债，增幅24%是远远不够的，至少要达到50%。每年50%的国债发行规模增幅是什么概念各位可以理解吗？这就是摆在各位面前的滚雪球效应，活生生的例子。

       其它方面，海关终于承认出口不行了，5月份当月货物外贸出口2833亿美元，较2022年5月的3083亿美元，降幅8.1%。其它口径的出口数据，包括外汇管理局和国家统计局关于出口的5月份数据还没出来，不过按今年以来的惯例，外管局和统计局的出口降幅一直大大超过海关。我相信5月份连海关这边的数据都撑不住了，外管局和统计局的数据应该会更加惨淡。

       其它不评价了。（表格略）

       我要放个大招，财政上的出口退税数据比对：

       今年1季度出口退税5531亿，同比去年一季度的4971亿，增幅11.3%。

       今年4月份当月，出口退税1291亿人民币，同比去年4月份的1958亿，降幅达到惊人的34.1%。

       今年5月份当月，出口退税1192亿人民币，同比去年5月份的1589亿，降幅依然高达25.0%。

       企业但凡能有申请出口退税的机会，绝对不会错过，法规上的规定是报关后90天内申请，事实上企业连一天延误都不会有，每个月都会申报一次，才不会真的延迟到第90天才申报。这个月的出口退税情况，大致反应的就是一个来月前的真实出口情况。

       4-5月份的出口退税出现如此降幅，这大概反应的就是3-4月份的真实出口情况。也唯有这种降幅，才对得起出口企业今年以来在各种公开媒介上的痛哭失声。至于海关那边一直坚持出口只是微降，按人民币计价恨不得还有所增长，唉，我真是不想评价了。

胡平：问责习近平

 （RFA，2023-06-16）

       6月11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洞察团队的调查报告：“在新冠爆发前几周，武汉实验室内到底发生了什么？”报告说，从机密文件中获得的证据显示，早在新冠疫情爆发前，中国武汉病毒所实验室的科学家就与中国解放军合作制造可用于生化武器的病毒突变体，不料病毒却从实验室外泄。按照这篇报告，新冠病毒不但是由实验室泄漏，而且是由实验室制造的。这篇报告信息量很大。其中不少信息是第一次披露。例如，报告提到新冠病毒的零号病人是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提到第一个开发新冠疫苗的军方科学家周育森的离奇死亡，提到早在2019年11月19日，习近平就对新冠疫情“复杂而严峻的形势”，作出了“重要的口头和书面指示”，如此等等。

       我们知道，早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初，就有科学家指出新冠病毒应为人工合成。因为与其他和萨斯（SARS）相关的冠状病毒相比，新冠病毒（SARS-CoV-2）有一大特点，那就是在其刺突中具有独特的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 (furin cleavage sites ，缩写：FCS)。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任何自然的和萨斯相关的冠状病毒有这个东西。这个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好比一把万能钥匙，使病毒能够轻易进入细胞， 并使其具有感染性和致病性。后来有科学家做实验，发现这个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也无法通过自然演化而生成。洞察团队的调查报告则告诉我们，这个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就是中国的科学家加上去的。

       再有，早在疫情爆发之初，中国官媒报道过，生化武器专家、中国解放军陈薇少将就到武汉，接管了武汉病毒所实验室。这本身就让人怀疑，武汉病毒所实验室出的事和军方有关，新冠病毒和开发生化武器有关。洞察团队的报告进一步证实了这一判断。

       正像一位专家说的，如果把现有的证据放上法庭，法官就足以作出新冠病毒是人工合成并从实验室泄漏的判决。更严重的问题是，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在蓄意地掩盖真相。如果中国政府在发现病毒泄漏后，就及时地启动中国在萨斯事件后花大气力建立起来的世界一流的应急机制，疫情完全可以扼杀在萌芽状态。即便是仅仅根据中国官媒发表的信息我们也可以断定，“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是这场全球性大灾难的第一责任人。我们必须问责习近平。

       20年前，2003年10月21日在曼谷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法新社记者问时任总书记胡锦涛一个问题，什么事曾让他感到最伤脑筋，胡锦涛的回答很坦率：“非典”。他说：“当几千名同胞遭受非典威胁的时候，当上百名同胞死于这个疫病的时候，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我心急如焚，如果不能有效地遏制疫情，使其泛滥开来，甚至扩散到国际社会，那么作为中国的领导人，我们对不起13亿中国人民，也对不起世界各国人民”。新冠疫情比非典（即萨斯）严重数万倍数十万倍，习近平该当何罪？

       我们提出问责习近平，是有充分的法理依据的。中国是《国际卫生条例》的缔约国。《国际卫生条例》要求，缔约国需及时、有效地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在本国出现的，可能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如不履行此义务，将会引发相关国家责任问题，从而带来受害国或受影响国对该国追究责任的严重后果。《国际卫生条例》的第六条，把缔约国的义务规定的很清楚。中国政府严重违反了《国际卫生条例》，没有履行它应当履行的义务。受害国和受到影响的国家向中国政府问责是完全正当的，是有充分的法理依据的。

       遗憾的是，和其他很多国际条约和条例一样，《国际卫生条例》也缺少执行力，尤其缺少强制性的执行力。如果严重违反条约或条例的国家根本不理睬不承认，谁有能力去强制该国政府去认错去担责呢？没有。尤其是对大国，更缺少制裁力。但是，我们必须表明问责中国政府、问责习近平的坚定立场。这至少是一种道义的宣判。

英媒：新冠病毒起源于武汉科学家与解放军合造生化武器

 （RFA，2023-06-12）

        关于新冠病毒的起源问题，目前各界仍众说纷纭。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披露，早在新冠疫情爆发前，武汉实验室的科学家即与中国解放军合作制造可用于生物武器的病毒突变体，不料病毒却从实验室外泄。

       流传甚广的两种“新冠病毒来源于实验室”说法 哪些证据是不可信的？

                         文件披露新冠病毒人为泄露的有力证据

       《星期日泰晤士报》查阅数百份文件、机密报告、内部备忘录、科学论文和电子邮件通信，并采访了美国国务院的调查人员以及流行病专家等，疏理出新冠病毒可能的起源过程。

       报道指出，武汉病毒研究所原本是在进行针对SARS（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病毒起源的研究，并透过设在美国纽约的一所慈善机构获得了美国政府挹注资金，此外，美国顶尖冠状病毒科学家还分享了先进的病毒操纵（virus manipulation）技术。

       不过在2016年，由武汉病毒研究所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石正丽带领的科学家团队在云南省墨江的矿井中发现一种新型冠状病毒，但中国当局未对世界发出警告，也没通报相关死亡事件。如今，这种病毒被认为是目前已知在疫情爆发前就存在的新冠病毒唯一近亲。

       墨江发现的病毒被送往武汉病毒研究所，所内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成为机密。报道引述一名美国调查人员说：“报告档案开始变得不透明，机密计划就是从此刻展开。”

                            美调查人员：中方计划让病毒对人类更具传染力

       《星期日泰晤士报》引述美国国务院调查员报告指出，虽然武汉病毒研究所以民间机构自居，但美国已确定该研究所与中国军方在出版物和秘密项目上进行合作。至少从2017年起，武汉病毒研究所代表中国军方从事机密研究，包括实验室动物实验。”

       美国调查人员相信，中方这项计划导致了新冠病毒产生，并在一场实验室事故后外流到武汉市内。一名调查人员认为，情况愈来愈清楚显示，武汉病毒研究所涉及制造、传播和隐匿新冠疫情大流行。报道披露，美方人员发现的证据证明，2019年11月有从事相关实验的中国研究人员出现类似感染新冠的症状而送医，其中一名研究人员的家属死亡。一个月后，武汉出现新冠病例。

                                        疫情源于实验室　而非华南市场

       该报披露的另一项分析则显示，最初的疫情来源中心靠近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实验室，而非一直以来大家认为的华南海鲜市场。根据美国参议院的一份报告，中国军方人员被授予武汉病毒研究所内的主管职位。武汉病毒研究所在2015年出版的一本书中，讨论了SARS病毒如何代表一个“基因武器的新时代”，可以“人为地操纵成一种新出现的人类疾病病毒，然后将其武器化并释放出来”。

       调查人员还注意到，武汉实验室培养3种突变病毒并进行试验后，创造出一种传染性极强的超级冠状病毒，而这仅是台面上与西方合作的研究部分。调查人员认为，解放军当时也正同时进行病毒研究计划。报道指出，相关研究人员试图找到确凿证据，却因为中国政府缺乏透明度而受到阻碍。在新冠疫情爆发后，中国政府不得不公开了墨江发现的冠状病毒研究结果，也曾引起其他国家专家质疑，中国政府可能窜改了相关数据，以避免外界向墨江方面发掘更多真相。

       报道还披露，中国解放军疫苗专家周育森（Zhou Yusen，音译）曾与武汉科学家合作研究中东呼吸症候群（MERS）冠状病毒，并且在疫情期间也在与武汉科学家合作。周育森受到外界怀疑是因为他在2020年2月就申请新冠肺炎疫苗专利，当时距离中国承认疫情爆发才过了一个多月。

       《星期日泰晤士报》指出，若一个国家能够让国民接种疫苗对抗自己研发的机密病毒，可能就握有能够扭转世界权力平衡的武器。

何与怀：“死一亿四小菜一碟”：从反人类惯犯李毅说起

 （新世纪，2023-06-09）

        一，“死一亿四小菜一碟”：也属于中共“国师”一伙的李毅这种反人类的狂言，已经超越了人类底线。

       也属于中共“国师z”一伙的李毅，日前又口出超越人类底线的狂言了。

       有一段视频，前几天，6月1日，李毅在一个学者对话会上慷慨激昂地说：“如果因为统一台湾省，中国死了一亿四，这在人类历史上根本是小菜一碟……”

       他是这样做他的所谓调查研究的。举例：美国打南北内战，死了三百万人，按当时美国总人口三千万人的比例，死了百分之十；又如越南，为了统一，打死了三百万人，按越南当时人口六千万人，死亡比例是百分之五。于是李毅说，中国有十四亿人，如果按美国标准死个一亿四，按越南标准，死个七千万。“如果死一亿四的话，这是个常态，跟美国一样而已，一点儿都不多。”

       死一亿四千万人，李毅居然认为不过是个“常态”，是“小菜一碟”！而且，他还胡说什么：“十四亿人，应该有一些人已经做了准备，死一亿四和七千万的准备，或者只要稍加教育，这些年轻人都会同意。”

       李毅是个十足十的毫无人性的反人类惯犯。去年11月13日，李毅一则推文称：“解放台湾，中共解放军伤亡不会超过两位数。台湾杂种根本没有还手之力，也不敢还手，谁反抗就株连九族。战后治理也很容易，先屠一半，剩下的就会比狗还听话，定时喂骨头就行了。”

       李毅另一篇推文写道：“如何解决台湾降而不服的局面？一个字：屠。”“我不信它们的骨头比导弹还硬！”还有，2021年5月24日，李毅饭局视频显示，他声称，武力统一台湾是轻松小菜一碟。大陆要打好核战争的准备，即使台湾二千三百万人都在核战统一中死去也没关系，因为大陆有十四多亿人，很容易从大陆移民四千六百万中国人去台湾，“也是小菜一碟”。

       李毅的恐怖言论，一以贯之。他四处胡喷，任何地痞流氓甚至杀人犯耍威风时都不敢如此放肆。很难想象，一个人骨子里究竟得有多邪恶，才会将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看得如此轻贱。他这种反人类的狂言，已经超越了人类底线。

       二，更令人非常不安需要格外警惕的是，在中国，并非只有李毅这些所谓“学者”所谓“国师”这么嚣张这么邪恶；中共军队中更充塞着反人类无人性的恐怖战争思维。

       但是，可怕的还不是这一个人的狂言。李毅这样的疯子在当今中国还受到大量的各色人等的热烈追捧。李毅不仅仅是一个人，在他的身后，有资本，有团队，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势力。例如，有一个“中易网天”经营的矩阵，其中不仅有“李毅看世界”，还有鼎鼎大名的“战忽速递”、“李肃论道”、“司马南频道”，以及其他诸如此类。正是因为背后势力的操作，李毅这番视人命如草芥的恐怖言论，能堂而皇之在什么学者对话会上出现，让这个也号称博士的李毅，与中国大陆另外几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所谓“国师”专家金灿荣、胡锡进、李肃、司马南、张召忠、陈平、张维为等等齐名。

       再进一步看，更令人非常不安需要格外警惕的是，在中国，并非只有李毅这些所谓“学者”所谓“国师”这么嚣张这么邪恶；中共军队中更充塞着反人类无人性的恐怖战争思维。

       例如，去年初，中国国防大学教授房兵大校针对武统台湾，就发出“一起回到石器时代”的恫吓狠话。他居然宣称：“我们可以拿出两百个城市不要了，和美国玩，一起回到石器时代，他们敢吗？”

       这种不惜摧毁人类万年文明的话语，可谓空前惊人，震惊世界！

       大家也记得，十几年前中国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少将的狂言。李毅在那个学者对话会上也特别引用了朱少将这个狂言。是在2005年7月14日，朱少将跟一批来自香港的外国记者谈话，公然表示，假如美国军队干预台海冲突引发中美战争，中国将对美国动用核武器——中国方面为此准备西安以东的城市全部被毁灭；与此同时，美国也要准备好几百座美国城市被中国毁灭。话音未落，美国全国舆论哗然，朝野上下震惊，谴责其出言不逊。美国众议员抗议信说﹕作为中国政府的一个高级官员，做出这种明目张胆的威胁，从而展示出如此登峰造极的愚蠢，这跟一个现代国家非常不相称。

       朱少将当然绝非信口开河，更不会自认愚蠢。从网上流传他在国防大学内部会议上的一个讲话看，他有一个关于核大战的理论，已经深思熟虑。他认为，世界人口在无限制地迅速增长，在本世纪内就要达到爆炸的极限，而地球上的资源、环境的承受能力、社会供养能力是有限的。因此，有一个人口危机问题，在本世纪甚至在其中叶之前就很有可能爆发。怎么解决？朱将军发展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得出全球核大战这个最有效地大规模地消减人口的办法，并进而建议：“与其被动挨打，不如主动出击。”关于具体的发动核大战的计划方案，他已有一个设想：“如果我国政府在计划发动核大战之前就做好准备把人员疏散到广大农村地区，则我们在核大战中就占据了极大的优势，再加上我们突然而猛烈的核攻击，世界上其它国家存活下来的人口就会很少，则我们将来在重新进化的过程中也就占有了较大的优势。”

       三，从中共“伟光正”血脉的纯洁与正统上看，朱成虎、房兵、李毅……等等，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好学生。毛泽东正是一个视人命如草芥的冷血魔王。

       当时许多人都指出，朱论可以与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关于“夺取生存空间”的观念相媲美，与本·拉登一类极端伊斯兰主义分子在精神上也是相通的。不过，从中共“伟光正”血脉的纯洁与正统上看，朱成虎，以及房兵、李毅……等等，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好学生。

       毛泽东正是一个视人命如草芥的冷血魔王。当年，他就曾经表示必要时让人类死亡一半也在所不惜，甚至是“最好”的﹕“打原子弹没有经验，不知道死多少，最好人口剩下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全世界十九亿人，还有九亿多人，九亿人也好办事，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换来个帝国主义灭亡，资本主义全部消灭，取得永久和平。所以说，真打原子战，不见得是坏事。”

 

       根据中共元老李锐先生所记，这是毛泽东于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正式讲话，有案可查。

       作为一个大党大国领袖，毛泽东当然不能信口开河，他绝对是经过深思熟虑从而确立了他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事实上，半年前，毛泽东已经把他的伟大见解公诸于世了。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庆祝“十月革命”活动，以及出席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就在在此次会议上，大概是在11月18日，毛发表了耸人听闻的核讹诈即席发言。毛说：“大不了就是核战争。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二十七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六亿人，死一半还剩三亿，我怕谁去。”

       当时，毛泽东这番令人毛骨悚然的话一讲完，全场鸦雀无声。很多人没听懂，说毛怎么了，死三亿人不算什么。会议休息喝茶的时候，大家都议论纷纷。捷克斯洛伐克总书记拿着咖啡直哆嗦，说中国六亿人，我们才二千万啊。都不理解。

       苏共档案解密后，研究者发现更多毛泽东关于世界大战、关于贡献三分之二人口打核战、关于勒紧裤腰带宁饿死五千万向苏联买核材料技术的有关记载。例如，1955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论及三次世界大战时，竟然做出这样一个让听者大惊失色的荒谬荒诞建议：“如果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我建议苏联假装坐视，由我带领中国人民把美国军队吸引到中国战场，打常规战使战争扩大滚雪球，然后假装败退把美军引向中国内地，陷入人民战争的海洋，从而迫使美国向中国战场投入主力部队。这时请苏联向中国突然投射原子弹，将美国主力军一举歼灭在中国战场上。这样中国可能会死掉四亿人口。但是中国用三分之二人口的牺牲，却换来一个大同的世界还是值得的。”

       这就是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毛认为，世界大战并不可怕。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来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出来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爆发，就可以实现世界大同。他觉得第三次世界大战应该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在中国打。在毛看来，牺牲越大果实就越大。换言之，毛不怕牺牲一半甚至大半中国人的性命以换取消灭西方国家，即“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

       四，毛泽东拿人命当儿戏，反人类观念根深蒂固，无疑也出自他丰富的成功经验。他以极其可怕的血腥战争手段成功夺取全国政权，建政之后也是用极其血腥的镇压手段来维护他的统治。毛泽东毫无人性的战略思想和治国方略隐藏的远大目的是称霸世界。但是，他掀起“三面红旗”运动，又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破产了。这个冷血魔王带着他未竟“伟业”离开人世。

       毛泽东拿人命当儿戏，反人类观念根深蒂固，的确他有丰富的成功经验。他成功夺取全国政权，就是以极其可怕的血腥战争手段夺取的，1948年长春战役不惜让二十万长春民众在长期围城中惨遭饿死是其中一例。建政之后，毛泽东也是用极其血腥的镇压手段，来维护他的政权。在这方面，他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例如，他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毛泽东毫无人性的战略思想和治国方略，隐藏他的远大目的——就是强化中共政权，进而在社会主义阵营取代苏共领导“世界革命”，消灭“帝修反”，称霸世界

       毛泽东的野心路人皆知。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大会之后不久，同年6月28日，毛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说：“目前太平洋实际上是不‘太平’的，将来归我们管了才算是‘太平’洋。”

       同年8月19日，毛以同样的气概又对省委书记们说：“将来我们要搞地球管理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

       上世纪五十年代最后几年，毛泽东掀起“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企图在短期内超英赶美，取代苏共，领导“世界革命”。可是，雄心勃勃的“大跃进”结果成了灾难性的“大跃退”。从1959年到1962年，在人祸造成的大饥荒期间，中国死亡人数超过三千六百万人！然而，这个冷血魔王，毫无悔改之心，相反，为了确保自己死后不被鞭尸，进而悍然发动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的大灾难。

       长达十年的文革完全不得人心。1976 年6 月15 日，毛泽东在病情加重的情况下，召见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作了类似政治遗嘱的谈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金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从这个重要谈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终于黯然发现，他一生干的两件大事，却一件都没有完成。枭雄垂暮，他已无回天之力。孤家寡人的他，悲观了。两个多月后，1976 年9月9日，这个冷血魔王终于带着他未竟“伟业”，离开人世。

       五，毛死后几十年，出乎世界上许多人的意料，中共竟然出现一个习近平。他继承毛泽东衣钵，强力谋取个人独裁地位，推行个人崇拜，毫不掩饰地显示他妄图推动“百年变局”、武统台湾、称霸世界的野心，但其如意算盘能够打响吗？看来历史正义绝对不会在他一边。

       出乎世界上许多人的意料，几十年之后，毛泽东最为在意的确实忠诚继承他的“伟业”的接班人问题，竟然解决了。

       2012年11月，习近平登上大位。之后，一直以来，这个中共领袖以继承毛泽东衣钵为其最大志向，强力谋取个人独裁地位，推行个人崇拜，也毫不掩饰地显示他妄图称霸世界的野心。

       这个才德皆不配位的习总，最热衷于为关乎中国甚至全人类的重要领域“指明方向”。自2015年以来，习近平已几十次为各项重大事业重大举措指明方向，见诸于各种官方报道中，其中有民营经济、科技发展、中国足球、网络安全、中国特色外交、香港未来发展、中欧关系、联合国未来、人类社会前行……等等。习近平“指明”的号称人类史上最伟大的“方向”，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核心，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此一脉相承，并作为其具体实施方案，是“一带一路”国家战略。

       关于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雄伟方略，背后是什么呢？当然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方略，是2013年3月习近平上位才四个月便即出访俄罗斯期间，对着俄罗斯总统普京公布的；十年之后，2023年3月21日，习近平在莫斯科与现在已成为国际刑事法院（ICC）要逮捕的战争罪犯普京会谈后，透露了推动“百年变局”心声。这是习近平在访问结束告别普京的时候，拉着普京的手说的最后一句话，可以说是一句极其慎重的叮咛：“这也真是百年变局之一部分，我们共同来推动。”

       怎么推动呢？普京为了重新焕发俄罗斯帝国昔日荣光，为了实现他的“俄国梦”，悍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对他认定为原来属于他国家一部分的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习近平则不但默认，而且公开或不公开给予协助。作为交换，普京“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本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举措”。这个“举措”，就是就是收复台湾。这是习近平念兹在兹的心头大事。消灭自由民主繁荣独立的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才能显示和确保他的中共政权的合法性；而且，这是毛太祖未竟伟业，他习近平收复台湾统一中国，历史地位就超过毛了。

       为此，习近平将不惜任何代价，以武力改变台海现状，收复他认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的台湾。最近，5月30日下午，习近平在他主持召开的二十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特别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什么是他的“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他要求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准备经受什么样的“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显然，就是准备战争，准备犯台。近日来中共在军事上、经济上、政治上，甚至文化上，已出现种种加紧备战的迹象。这也解释了李毅在6月1日公然发出超越人类底线的狂言，说什么“如果因为统一台湾省，中国死了一亿四，这在人类历史上根本是小菜一碟”，说什么“十四亿人，应该有一些人已经做了准备，死一亿四和七千万的准备，或者只要稍加教育，这些年轻人都会同意”。这些中共“国师”个个都极其善于揣摩上意，也以参与制造战争舆论准备为荣。

       在习近平“雄才大略”中，实现他的专制国家统一的“中国梦”是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而需要“百年变局”的出现是其应有之义。他这个“百年变局”，就是改变现行国际政治秩序，改变民主自由的世界，让全球纳入他的专制制度的治理范围。这即是要完成毛泽东所谓“解放全人类”的使命，实现中共百年来没有做到的事情。然而，习近平能做到吗？看来这只不过是见鬼的痴人说梦，一厢情愿罢了，尽管他的党徒他的大小干将吹捧习主席高瞻远瞩，洞察秋毫，圣明神武；尽管他们预测说“如果决定打台湾，基本上说上午从福建出发，晚上就在台湾伪总统府开庆功会”；尽管他们深信在百年变局中失去的只是一百多年来的沉重耻辱，而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尽管他们叫嚣“中华民族必将在核大战中得到真正的复兴”。除了这是极其恐怖极其罪恶的设想，等待他们的将是历史的严正审判。历史正义绝对不会在习近平及其集团一边。

（2023年6月6日）

照片说明（略）

吴洪森：二战只是半胜

 （臉書，2023-06-05）

       二战胜利纪念日，前苏联定为5月8日，美国和西方阵营定在5月9日。上个月二战胜利日到来之际，乌克兰将胜利日改为5月9日，宣示了与俄罗斯彻底脱钩的决心。

       我的观点，二战胜利的意义与价值七十多年来被人为放大和拔高了，其实际意义与价值远没有他们所宣扬的那么大。

       我这么说的根据非常简单明了，事实就摆在人们眼前，只是人们习惯了视而不见而已。

       这根据这事实是什么呢？

       就是二战后形成了东西两大冷战阵营。东方阵营以苏联为首，一共有东欧加上亚洲的中国、朝鲜、越南蒙古等十三个国家。这些国家的总人口有十亿之多，当时全球总人口才26亿，如果以人口来计算胜利成果，刨去不隶属于两大阵营的中立国家，那么苏联取得的胜利成果大于英美。

       这10亿人口沦落到比希特勒纳粹更为黑暗更为恐怖的极权统治之下，而且长达五十年之久，这五十年期间发生了多少起比希特勒更加野蛮的屠杀？希特勒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而这五十年中，因社会主义阵营反人类罪行而死亡的人口至少是希特勒二十倍，这样的二战结果，能说是伟大的胜利吗？

       每念及此，我就为美国在二战期间不遗余力的援助斯大林，感到痛心和悲伤！

       美国在二战取得胜利前的短短三年之内的援助苏联的总金额为109亿美元，折算成如今的价值就是两千多亿美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年多以来，美国对乌克兰援助的总和才530亿美元。相比之下，当年的美国左派政府对斯大林的援助要慷慨迅速的多，再次印证了左派与极权天生的血缘关系。

       罗斯福政府援助斯大林的具体清单，更加让人印象深刻和吃惊：

       14000多架飞机，7000多辆坦克，42.7万辆各种汽车，12万吨TNT炸药，35万吨铝金属，4万台机床。军靴1亿5417万双，皮革49.8万吨，450万吨食品，连卷烟纸都高达987吨。

       而在整个二战期间，美国对中国的援助仅有8.45亿美元。

       假如当年美国政府不援助斯大林，听任其溃败，政权瓦解，然后再和英国合力攻打希特勒，那么二战后就不会形成两大阵营的格局。

       所以，一年多前，乌克兰奋勇抵抗俄罗斯入侵，我就写文章指出：乌克兰获胜的意义和价值，将远远大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吴洪森写于2023年6月3日上海莘庄）

刘瑜：俄罗斯为何走到今天这一步

 （搜狐，2023-01-24）

01： 俄罗斯失败的民主转型：不自由的民主

       在所有的转型国家中，俄罗斯可能格外引人瞩目。毕竟，俄罗斯是前苏联遗产的主要继承国，而苏联是冷战两大霸主之一。当年，正是苏联的崩溃彻底改变了世界格局，因此，从苏联的废墟之上能够生长出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民主，不但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直接影响着世界格局的变迁。

       战场上讲“擒贼先擒王”，其实做社会科学研究也差不多，抓住一些最重量级的国家，观察它的变化轨迹，分析它的发展逻辑，或许有利于我们理解整个政治浪潮的走势和机制。

       遗憾的是，如果我们把政治转型理解为从峡谷的一边跨越到另一边，30 年过去了，俄罗斯并没有完成这种跨越。相反，它似乎是掉到峡谷中间去了，并且干脆在峡谷里面安营扎寨了，一副 “我就在这里待下去了，哪也不去”的架势。

       对于普京政府及其支持者来说，这是走出了一条“具有俄罗斯特色”的民主道路。但是，对于很多期待俄罗斯成为“自由式民主”的人来说，俄罗斯的民主转型则是失败了。失败的标志之一，就是普京自 2000 年上台之后，就神奇地成为俄罗斯政坛的不倒翁。

       事实上，在很多观察者看来，俄罗斯的转型不但失败了，而且失败得非常经典。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俄罗斯的民主转型失败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的、暂时的失败，而是代表了一种类型。这种类型，被很多人称为“不自由的民主”。

       什么叫“不自由的民主”？这个概念，最早由一个记者法里德 · 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开始普及。从 90 年代中期开始，他就在新兴民主中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一些明明是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政治家，却挣脱权力的制约机制，打压反对派的言论和行动空间，以此实现权力的巩固。

       1997 年，扎卡利亚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名字就叫“不自由民主的崛起”。在这篇文章里，他这样写道：“近一个世纪以来，在西方，民主意味着自由式民主，其特征不仅仅是自由公正的选举，而且是自由主义，也就是法治、分权、言论自由、宗教自由、财产保护等等；今天，自由式民主的这两股力量，曾在西方政治传统中合二为一，却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一分为二。民主在崛起，宪政自由主义却没有与之同步。”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扎卡利亚提出“不自由的民主”这个概念，是因为他发现，民主的发展和自由的发展未必同步。我们常常假定，民主必然带来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市场自由，但是扎卡利亚发现，在新兴民主中，民主的出现未必伴随着这些自由的出现。

        所以，“不自由的民主”是“一条腿走路”的民主。一方面，它具有民主的外壳——也就是说，它往往有周期性的选举，甚至选举也有一定的竞争性，这是它与传统的威权体制不同的地方；

 但是，另一方面，通过选举产生的执政者又限制政治自由，以民主的名义打压反对派，使下一轮的政治竞争在不公平的起跑线上展开，以此实现权力稳固。

        如果用唱歌比赛来比喻，传统的威权政体根本就没有比赛可言，内定一个冠军，比赛还没有开始就直接结束了。但是“不自由的民主”不是这样，它有比赛，有观众投票，但是它让选手 A 大展歌喉，灯光、舞台、演唱时间，样样都给足；而选手 B、选手 C、选手 D ……唱了两句就被夺走麦克风了，或者唱着唱着灯光黑了，以至于虽然最后的确有观众投票，但是观众很难对选手 A 之外的任何选手留下美好印象，选手 A 自然成了赢家。

       这就是“不自由的民主”，它并不取消民主，只是扭曲它而已。

                 02 “不自由民主”下的俄罗斯：威权与政治暗杀

        当代俄罗斯被很多学者视为“不自由民主”的典型。一方面，它的确拥有民主的外壳。它有周期性的多党选举，而且它的选举有一定的竞争性，比如，2018 年的总统选举中，尽管普京的得票率高达 77%，但是这个数字也意味着，有近 1/4 的选民并没有投票给他，而是投给了其它小党。

        但是，另一方面，无可否认的是，俄罗斯的政治自由是大打折扣的，甚至是稳步倒退的。比如，2013 年，纳瓦利内（俄语：Алексе́й Анато́льевич Нава́льный），一个比较有政治号召力的反对党人士，还参选了莫斯科的市长选举，甚至赢得了 27% 的选票，但是，2019 年，当局就吸取教训，不让他参选了，甚至几度把他给抓起来。

       因为此类的限制，俄罗斯政坛上虽然有反对党，但是这些反对党基本上是“劣胜优汰”的，真正像样的反对党不会被留下，留下的都是“歪瓜裂枣”式的。用一个批评者的话来说，这些所谓的反对党的候选人往往如此之不堪，以至于他作为异议人士都会迫不及待地想给普京投票。

       那么，不能参加选举，和平集会可以吗？那得看政府的心情。反对派集会需要政府批准，而政府多半不会批准。如果一定要聚众，那就只能抓你了，抓了之后，你就有了犯罪记录，而根据法律规定，有犯罪记录的人是不能参选的。所以，这套逻辑可以说是环环相扣、行云流水。

       不集会游行，办个独立媒体可以吗？那就看你有没有误解“独立”的意思。过去 20 年，俄罗斯政府以收购、起诉、吊销执照、抓捕投资人等等方式将自由派的媒体几乎一网打尽了。

       有一份报纸不服，叫《俄罗斯新报》（Novaya Gazeta），因为一直“执迷不悟”，从 2001 年至今，已经有 6 个记者被神秘谋杀了，其中最著名的就是 2006 年被杀害的女记者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这位勇敢的女记者曾经追踪报道车臣战争，激烈地批评过政府的车臣政策，但她的结局是被枪杀在自家的公寓楼里。

       办报纸也危险，那做公民组织呢？不是不可以，但是显然你不能从事“极端主义”活动，至于什么叫“极端主义”，则模糊不清。而且，如果非政府组织的资金来源里有国际资助，哪怕只是一个研究机构，也要登记为“外国代理”。“外国代理”听起来是不是很难听？难听，就是他们要的效果。

       那个体言论呢？同样得小心掂量，尤其如果你是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人物的话。俄罗斯的前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俄语：Михаи́л Бори́сович Ходорко́вский），一个石油大亨，因为公开批评普京被各种调查，偷税漏税、欺诈、盗窃、腐败……总有一款适合你。最后他被关了 10 年，被放出来后就逃亡到瑞士去了。

       或许，对俄罗斯政治自由状况最鲜明的注脚，就是频繁的政治刺杀。前文提到记者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的神秘死亡，其实，她的死不是偶发事件，暗杀几乎是俄罗斯政治的一个传统。

        1934 年苏联中央委员基洛夫被神秘刺杀，成为苏联大清洗的序幕；苏联的开国之父之一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交恶之后，哪怕逃到了墨西哥，也没有逃过被暗杀的命运。

       在这个背景下，俄罗斯当代的政治暗杀现象就不足为奇了。最近一次的著名暗杀是针对反对派政治家涅姆佐夫（俄语：Борис Ефимович Немцов），这个人曾经在叶利钦时代担任过副总理，但在普京时代一直批评政府，曾数度入狱。2015 年，就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一座大桥上，他女朋友的旁边，身中四枪，当场死亡。

       俄罗斯知名反对派人士在异国他乡常常被暗杀，而且死法也经常是神秘诡异，有放射性物质中毒的、有神经中毒死亡的、有在公寓被勒死的、有在大街上被枪杀的、有自杀或者被自杀的……

        这些神秘死亡往往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最后查无真相——要么是追查不了了之，要么是追踪到一个环节线索就断了，似乎所有此类的政治刺杀都有一个信息熔断机制，一旦触及到某个点，信息就会自动黑屏。

                  03 " 不自由民主 " 的核心：魅力型领袖成为观念的化身

       所以，从上文的描述可以看出来，俄罗斯有选举，但是少自由，这两个元素相互组合，就构成了“不自由的民主”。在这个组合当中，一个枢纽性的元素，就是魅力型的领袖：普京。事实上，魅力型领袖，不仅是当代俄罗斯政治的特色，也是几乎所有“不自由民主”政体的特点。

       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要成为选举当中的“常胜将军”，必须具有个人魅力。大家在媒体上可能也看到，普京一会儿赤裸着上身骑马，一会儿弹钢琴，一会儿冬泳，一会儿柔道，为了赢得民心，也是蛮拼的。这和苏联政权后期那些令人昏昏欲睡的领袖形象形成鲜明对比。有一项民调甚至显示，有1/5 的俄罗斯女性想嫁给普京。

       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俄罗斯民众会听任政府打压政治自由？总统骑骑马、弹弹琴就能赢得这么多选票吗？当然不是。俄罗斯人肯定没有那么幼稚。

        普京的号召力绝不仅仅是因为他善于“凹造型”，而是因为他成功地将自己塑造成了一系列价值的代言人。什么价值？经济发展、打击豪强，以及最重要的——民族复兴。

       我们知道，如果有人在街上向我们兜售一堆酸苹果，我们多半不会去买，但是，如果有人把一堆酸苹果和一堆甜樱桃放在一起，说买五斤苹果、送五斤樱桃，那我们很可能就冲过去买了。这叫“捆绑销售”。在任何国家，面对民众，恶都是很难被推销的，打压异议分子、限制政治自由是一种恶，直接推销它是很难奏效的，但是，当恶与善被捆绑销售，人们却有可能为它慷慨解囊。

       在俄罗斯，很长一段时间里，普京被视为经济救星。俄罗斯在 90 年代的转型之初，由于转型的阵痛，经济一度严重下滑，而普京上台之初，俄罗斯经济复苏，2000-2007 年 GDP 的年均增长率达到 7%。尽管这很大程度上是国际油价飙升的结果，但在很多普通的俄罗斯人看来，这是普京政府英明决策的证明。

       不过，过去十年左右，普京作为经济救星的形象也陨落了。为什么？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国际油价下跌了。过去十年，俄罗斯经济增长越来越慢。甚至，2013 年以来的 6 年里，俄罗斯有 5 年真实收入下跌，2019 年的真实收入比 2013 年下跌了 10%。因此，很多分析家说俄罗斯经济遭遇了“失去的十年”。

        尤其尴尬的是，这种下跌与前苏联阵营一些邻国的发展形成鲜明对比，90 年代初，俄罗斯的人均 GDP 与波罗的海三国、波兰、匈牙利等中欧国家不相上下，但是到 2019 年，曾经的“老大” 已经明显落后于这些邻国。

       有些人信奉“政府越威权，经济越发展”，但是至少从前苏东阵营转型后的命运来说，并非如此，事实上，正好相反。波罗的海三国、中欧四国这些苏东国家，经济比俄罗斯更发展，政治也比它更民主和自由。

        没有经济牌可打，没关系，普京还有第二张牌：打击豪强。从 2000 年上台伊始，普京就开始打击俄罗斯的“经济寡头”。

        大家可能知道，在叶利钦时代，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公正透明性，俄罗斯崛起了一批“经济寡头”。普京上台后，对很多经济寡头展开调查、拘捕，一时间大量的经济寡头要么破产、要么被抓，普京因此树立了“不畏豪强、为民做主” 的政治形象。

       当然，这个形象也不完全经得起推敲，有学者分析指出，普京其实并不是打击所有的寡头，只是打击那些“不听话的”而已。在国际透明度的腐败排名中，2019 年，俄罗斯在 180 个国家当中排名第 137 位，所以，反腐实在不能算是普京政府的强项。

        不过，即使经济救星和打击豪强这两张牌都站不住脚，也没有关系，普京真正的王牌是民族主义。对很多俄罗斯人来说，转型后最大的创伤不是经济的短期困难，不是腐败，而是民族自豪感的沦落。

        前苏联是主导世界命运的超级大国，而在更早期的历史上，俄罗斯作为一个横跨东西的帝国，它的国土面积本身就是它战斗力的说明。然而，转型之后，俄罗斯突然坍塌成一个地区性国家，经济萎缩、文化凋敝，连周边小国都纷纷跳到欧盟这只船上去。俄罗斯人一落千丈的心情可想而知。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普京出现了。我们都知道特朗普有个口号，叫做“让美国再次伟大”，其实普京的使命感是一样的，就是“让俄罗斯再次伟大”。上台后，他发动了一系列成功的军事行动。

        2000 年镇压了车臣叛乱，2008 年入侵格鲁吉亚，2014 年吞并克里米亚，频繁介入中东战局……这一系列的动作让俄罗斯人重新看到了民族复兴的希望，仿佛慢慢走远的帝国背影突然转身，重新回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心。

       普京上台以来支持率的变化图中可以看到，普京支持率的三次高峰，恰好与他的三次军事行动吻合。第一次出现在第二次车臣战争之后；第二次高峰期发生 2008 年左右，普京进军格鲁吉亚、支持阿布哈兹和南奥赛提分离主义之际；第三次高峰则是在 2014 年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当时，普京的支持率一路涨到 90%，以至于有学者决定给这种因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而上升的政府支持率起个名字，叫做“克里米亚效应”。

        所以，政治强人要建成“不自由的民主”，光靠作秀是不可能的，光靠拳头也是不够的，他必须同时成为观念的化身，而这个观念能够击中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灵。在俄罗斯，这个观念的支点就是民族主义。

        任何民族都需要自豪感，但是对于一个虎落平阳的民族，对自豪感的渴望就格外迫切。普京的出现，正是迎合了这样一种心理需求。缔造“不自由的民主”，不仅仅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操控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民意表达。

                 尾声： 在威权与民意之间

        所以，不自由的民主，本质上是一种威权 - 民粹主义，它的一头是威权，另一头则是民粹。

        一个独夫再厉害，单枪匹马也很难走远。反过来，民意也可以因为权力的魔法而被不断放大、强化、升温。

       本来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情绪可能只有 3、40 度，但是长期的受害者教育、复仇宣传给它慢慢加温，结果就是长期处于沸点状态。

        遗憾的是，“不自由的民主”绝不仅仅是一个俄罗斯现象。在新兴民主当中，它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病。

        在查韦斯的委内瑞拉、埃尔多安的土耳其、欧尔班的匈牙利、亚努科维奇的乌克兰、穆加贝的津巴布韦、杜特尔特的菲律宾……相似的模式不断浮现。虽然他们兜售的观念内容各不相同，有的是“樱桃”，有的是“芒果”，有的是“西瓜”，但是他们所搭售的“酸苹果”却是相似的：  一个魅力型的领袖通过选举赢得权力，再通过打压自由来赢得更多选票，下次胜利后更加严厉地打压政治自由，由此形成一轮又一轮的恶性循环。民主不但没能约束权力的滥用，反而为滥用权力提供了合法性。

        所以，扎卡利亚在这一点上是对的：民主和自由有交叉之处，但它们并非同一事物。民主是关于如何产生执政者的规则，而自由则是关于如何限制执政者的规则。

        遗憾的是，学习民主可能比学习自由要容易得多，因为前者是一种制度，而后者是一种习俗。制度改写易，移风易俗难，这种不对称或许正是为什么新兴民主常常掉入“不自由民主”的陷阱。

        不过，有一点扎卡利亚说的并不正确，在西方，民主也并非从一开始就是“自由式民主”，无论是法国大革命，还是德国魏玛共和国，最后都走向了“不自由的民主”。

       事实上，在任何国家，当政治制度迅速变革，它都可能与既有的政治习俗脱节，只能停下来等待文化缓慢的变迁。

       遗憾的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变迁没有捷径，它必须穿过千千万万人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