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晓农：文革是谁的宿命

（2016-5-19） 

   今年是文革50周年。1966年中共中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拉开了文革的序幕，从此中国进入了官方评价的“十年浩劫”。50年后的今天，文革不但没有被清扫进垃圾堆，反而阴风再起。虽然不能说，中国现在真有文革重现，但是，说文革不死，大概是不错的。其实，不但文革的正面形象仍然活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目中，而且，文革的诸多关键问题至今仍然混沌不清；非但青年一代所知甚少，海外国内对文革的诸多研究也留下了许多待解话题。有感于文革不死，探讨一二，也求教于专攻文革研究的诸位。

重新认识文革的加害者和受害者：“四人帮”并非祸首

    关于文革的爆发，官方的说法是，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文革，而文革被“四人帮”利用，导致了“十年浩劫”。这个说法回避了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毛泽东要发动文革？邓小平是局中人，作为文革之前的总书记，他了解毛泽东自1956年到文革的所有决策，心里一清二楚。恰恰因为如此，邓小平才提出了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试图尽量回避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问题。所谓“毛泽东错误地发动文革”，实际上含有一种为文革辩解的企图，即毛泽东当时似乎是一时冲动，随心所欲，酿成大错，而毛泽东的一时之错瑕不掩瑜。官方把文革的责任尽量往“四人帮”头上推，以便减轻毛泽东的罪责，这是导致对文革的批判不彻底、文革不死的一个主要原因。其实，文革时期，包括“四人帮”在内的高层和省一级的文革派干部，以及周恩来、林彪等老干部，完全是毛的政治工具，也是毛政治路线的主要支持者。“四人帮”本身没有足够的能量和威望，完全借助毛的强力支持才能推行文革政策。毛泽东才是文革的唯一主宰和祸首，“四人帮”不过是抬轿子、吹喇叭、跑腿办事的帮凶。与其说是“四人帮”利用文革造乱，还不如说是毛泽东利用“四人帮”以及周恩来、林彪等许多人，才完成了他发动、坚持、维护文革的个人算盘。

    文革起步于文化教育领域，最先受到冲击的是文化界和教育界，因此始终被称为文化大革命。文革不仅清除了来自西方的文明，也清除了自苏俄引进的现代共产党文明，还批判了中国几千年留下来的传统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讲，文革是一场消灭文明的政治运动；而取代所有既往文明的，则是毛的个人崇拜和盲信盲从等中国传统文明的糟粕，即愚昧文化。但这场号称文革的政治运动远远不限于文化界或文化教育领域的革命，它实际上是一场颠覆中共建政后建立的政治社会秩序的撼动全社会每个角落的政治运动。

    1978年12月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文革让1亿中国人被整。在文革时期，受害者首先是生命受到威胁的城市乡村里的所谓“阶级敌人”，从“黑五类”到“黑七类”，再扩大到“黑九类”，以及文革初期被北京老红卫兵打死打伤的不属于这些类别的中学老师及群众组织武斗中的伤亡者。其次，文革的受害者还包括个人生涯被迫中断的广大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他们中的许多人被送往“五七干校”从事农业劳动。再次，文革的受害者也包括全国几千万知识青年以及农村里的中学生，他们因为文革破坏了国民经济，失去了正常的就业、升学机会，知识青年被强制送到农村去插队或到生产建设兵团劳动，而农村的中学生则绝大多数只能留在自己的村子里务农。这么多文革的受害者充当了毛泽东的文革牺牲品，在共产党国家当中确属史无前例。毫无疑问，文革的加害者绝不只是“四人帮”而已，加害者不仅包括高层的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以及中层的参与地方文革运动和担任军宣队的军队干部，还包括民间的一批底层造反派、红卫兵，甚至普通农民。

    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共这种制度为文革不可避免的发生提供了条件。这个说法似乎有理，但是经不起推敲。因为，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十几个共产党国家，它们的制度基本都是苏联模式，但是，大部分国家并未发生过文化革命，只有苏联和中国出现过文化革命。我在文革40周年时写过一篇文章，《毛泽东向斯大林学到了什么？――中苏“文化革命”的比较及其启示》，在文中我特地说明，早在1928年到1931年苏联就推行过“文化革命”运动，但苏联的“文化革命”仅限于文化教育领域，目的是打击独立知识分子、推行文化专制，这点与中国的文革初期的情况相似。但苏联文革仅限于让红色知识分子占领文化阵地，并没有演变成广泛的政治清洗。在中国，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发生之前，“文化革命”这个政治词汇在官方文件里就时有记载，毛泽东的独创在于，他把“文化革命”和“政治大清洗”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以“文化革命”之名掩盖“政治大迫害”之实。另一方面，由于苏共领导人的文化素质高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所以，苏共的文革不消灭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相反，却鼓励工人农民学习西方的文学艺术。但是，中共这个低素质的农民党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实际上是通过文革而革除了所有的文明，然后把愚昧当作旗帜挥舞。从愚昧横行的角度去看，中国文革期间的种种荒谬的社会现象，比如跳“忠字舞”这种民间活动，其实并不是“四人帮”安排的，而是中共这个农民党治下落后政治文化的产物。

文革的本质：举国事一人

    官方把文革定性为“十年动乱”，但对文革的起因和真相却讳莫如深。因此，对年轻人而言，通过教育系统不可能得到完整正确的文革认知，而家庭背景则决定了他们从长辈那里听来的文革印象五花八门。这种对历史的混乱认识和无知，符合当局的需要，但必定在中国社会未来的演变中埋下地雷，使得中国的民主化格外艰难。

    现在关于文革的民间研究大体上有一个共识，即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主要产生于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在这个总结三年困难时期教训的大会上，刘少奇指出，大跃进的失败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的坦诚得到了与会各级干部长达几分钟的掌声支持，但在毛泽东心目中，这就是他自己威信动摇、声望坠地的信号。从此，毛泽东开始大讲防范“党内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深恐自己落得像斯大林一样的命运，死后遭到批判。毫无疑问，文革的导火索是大跃进的彻底失败。但是，毛、刘之间的矛盾仅仅是治国方针的分歧吗？倘若如此，那么，毛泽东发动文革也可以被解释成与刘少奇的政治路线之争，似乎还有出于公心的目的。但是，如果再往更早的历史追溯一步，就会发现，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目的，还有明显的私心。

    毛泽东的私心是从斯大林死后开始逐渐膨胀的，到了1957年走上顶点。他的所谓私心，就是把中国当作一块试验田，为营造他在国际共运中的世界级领袖形象，提供政治和经济上的垫脚石。所谓政治垫脚石，是指中共政权的建立，证明了毛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放之四海而皆准”。其实，这个模式不过是把李自成和洪秀全式的造反披上马列主义的外衣罢了，对东欧、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毫无意义，因此，毛泽东还需要中国这块垫脚石在经济上拿点货真价实的东西出来，那就是经济实力。以毛的简单认识，所谓经济实力，“一个是钢产量，一个是粮食产量”，要能“超英赶美”，由此证明毛式中国经济建设道路的优越性。这就是大跃进的由来，大跃进时期迎合毛的要求所出现的两个主要“成就”便是“大炼钢铁，粮食产量放卫星”。

    毛泽东之所以急于证明中国的经济实力，与他1957年产生的世界领袖梦直接相关。1956年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之后，相继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的反共起义，赫鲁晓夫应对不易，而毛泽东趁机介入这两次事件的处理，虽然他主张苏联不要出兵波兰，又坚决支持苏联出兵匈牙利，立场矛盾，但中国的介入提升了毛泽东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也让苏联对毛泽东的态度变得谦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于1957年底率团出席了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而赫鲁晓夫在会上首次提出，社会主义阵营应以中苏为首。从此，毛泽东在国际共运阵营当中上升到了“为首”的地位。当时毛泽东表示，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还不够，“为首”的资格不足。其实，毛的这些话还有一层隐含的意思，如果他治下的中国一旦取得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那在国际共运阵营里“为首”就当仁不让了。

    在国际共运阵营里“为首”，对当时尚且贫困落后的中国而言，其实是个灾难，因为其他共产党国家是不对“为首”的国家“纳贡”的，“为首”的代价是不断满足其他“兄弟党”无穷无尽的援助要求，让中国老百姓背上沉重的负担。只有一个人能从“为首”中得到好处，那就是毛泽东，因为“为首”就意味着他可以满足自己的世界级领袖的个人野心。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是，传统农业的生产力很难快速提升，而国家计委根据矿石、设备、技术等条件制定的钢产量计划已经达到极限，如果毛泽东有统治者的苍生之念，对“为首”就应该淡然处之，脚踏实地地发展经济，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当作“为首”的大事。然而，毛泽东被世界级领袖梦所催动，从莫斯科回到北京，就迫不及待地想要把中国的经济实力平地拔高，以充实他的“实力”；没有技术设备条件，就只能靠“人定胜天”的口号和吹牛、瞎干、蛮干。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就是这样发动起来的，中国也因此沦为毛泽东“为首”梦的垫脚石和牺牲品，最后的代价是全国饿死数千万农民，国民经济濒临崩溃。

    大跃进的惨败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严重局面，沉重打击了毛泽东的个人野心；而毛泽东的个性决定了他决不肯从“为首”的地位上退下来，经济政策完败，就在意识形态上与苏联和其他共产党打嘴仗，争国际共运的领导地位。与此同时，毛泽东对自己在中共党内的历史地位因大跃进失败而动摇，感到格外恐惧，于是，毛以帝王心术策划了文革，以消灭党内可能否定自己的任何势力。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其实，中共高层内部对毛的文革动机洞若观火者，不乏其人，但无人敢冒死披逆鳞。文革期间短暂的所谓群众组织造反，不过是毛利用来打倒党内“走资派”的临时工具而已，用完之后就弃之一旁；至于文革期间的冤魂，毛何曾有过半点悯惜。

    邓小平之所以反对深入批判文革，不仅仅因为他自己是毛泽东命名的大跃进“副帅”，也是毛发动的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活动的主事人，毛的严重错误他都有份；更主要的原因是，深入批判文革的根源，势必扯出大跃进，而批判大跃进又势必牵连到毛泽东个人野心的祸国殃民问题。无论是文革，还是大跃进，无非就是举国奉一人，为了满足毛泽东的个人欲望，陷全国于水深火热之中。如果因为对文革的批判而把国民的认识引到这个方向，那中共的合法性就彻底动摇了。

    试图美化文革的人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说成是出于理想主义。其实，跳出毛为文革造势的所谓阶级斗争理论的宣传，从制度层面看，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实验早于文革，那就是大跃进时期毛推行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政策，即人民公社制度，一实验就一败涂地，导致3000万农民饿死，中国陷入极其严重的经济危机。毛泽东的失败，说到底是共产党信奉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理想的失败；文革时期毛泽东仍然试图再度复兴这种乌托邦，包括农业学大寨、五七干校等等，最后仍然归于失败。毛泽东执政28年，有18年一直顽固地坚持这一套，直到他死后，人民公社、国有制、计划经济才被改革铲除。如此“理想”，只不过证明了毛时代的施政逆经济规律而动而已。

文革的要害：天翻地覆谁重建？

    每当人们谈到文革，往往强调，文革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一场权力斗争。的确，权力斗争始终贯穿于文革十年，但是，并非所有文革期间的权力斗争都涉及既有秩序的颠覆。文革时期的权力斗争有两类，一类是服务于颠覆原有政治秩序的权力斗争，主要是打倒刘少奇以及高层一批妨碍毛意图的官员，与此同时，中央党政机关各部门和各地的夺权行动也属于这一类。但是，1967到1968年各地革命委员会重建权力机构之后，高层持续不断的权力斗争，如毛泽东与林彪、毛泽东与周恩来、四人帮与邓小平等等，都只是毛泽东维持高层派系平衡、巩固新建秩序的手段，与中共历史上发生过的、后来又陆续发生过的权力斗争一样，不触及既存的权力结构，也没有严重冲击社会秩序。这第二类权力斗争明显不同于第一类，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所以，文革的要害不单纯是权力斗争，而是秩序的推翻和重建。

    当1966年底全国各地地方政府在造反派的冲击下陷于瘫痪，而刘少奇已经成为“死老虎”的时候，整个中国因为毛泽东号召全国造反，原有的政治社会秩序已经被颠覆。此时此刻，全中国正陷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狂潮中，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种个人崇拜狂潮维系了社会的“异态稳定”。那时，约束每个人行为的，当然不是法律，也不是传统的道德伦理，更不是服从各自单位的上级领导，而是“毛泽东伦理”，也就是当时满天飞的口号“无限忠于毛主席”——对毛泽东“忠不忠”，是公众判定每个人行动是非的唯一标准。

    显然，“毛泽东伦理”这个既强有力又非常脆弱的约束，可以让大众的行为不致过分混乱，但大众对“毛泽东伦理”的自发解释仍然足以制造出行政失灵和经济瘫痪。此造反派砸彼造反派的办公室，是“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行动”，彼造反派抢夺此造反派印小报的纸张，也同样是“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行动”，谁能裁断？这就是从1967年开始全国各地出现的保守派与造反派之间、造反派与造反派之间持续不断的大规模内战的根源。从这个角度去看，文革初期，毛泽东只不过扮演了一个孙悟空的角色，一棍子把天朝六部和各省巡抚衙门掀了个底朝上；但是，他其实并不英明，因为他不知道，不靠六部和各地巡抚衙门，“天下大乱”又如何自然地变成“天下大治”？所有关于文革的研究，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发现毛泽东1966年底时在这方面有任何具体的设想或谋划，显然，毛泽东自己对此也是懵懂的。此外，毛泽东也没有预见到，“毛泽东伦理”不但足以挑起内战，也无法制止内战。例如，1967年7月，他在武汉试图以个人权威去压服那个得到当地部分驻军支持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结果铩羽而归，反而因“百万雄师”冲击毛的住处东湖宾馆，毛泽东不得不星夜逃奔上海，最后以打击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等人，向军方妥协，来换取武汉局势的平定。

    可以说，文革初期，当毛泽东终于通过颠覆原有政治社会秩序的全社会范围的政治运动，打倒了刘少奇以及整个党政官僚系统之后，他达到了蓄谋数年的个人目的，但也造成了新的难题，那就是，造反易，重建难。究竟如何建立替代原有政治社会秩序的新系统，毛泽东其实心中茫然。由于不能建立新的行政管理和经济运转所必需的秩序，1966年底中国经济的瘫痪已经初见端倪。解决这个难题的钥匙，来自上海的造反派，是他们替毛泽东解决了这个难题。上海的文革研究者李逊在她最近出版的《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上海的造反派在1967年发动所谓的“一月革命”之后，成功地控制了上海的局面，建立了新的由造反派主导的经济和行政秩序；毛泽东从中发现了重建秩序的套路，大加赞扬，并通过官方媒体大力宣传，希望各地学习。

    李逊的这个观点实际上提出了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第一，这个文革的“上海模式”就是文革中期全国各地组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样板，而全国各地的文革过程证明，真正像上海造反派那样风波不起地完成摧毁旧秩序、建立文革新秩序的，为数不多，因此，对毛泽东而言，文革的“上海模式”虽然出于偶然，却来得及时，“救了驾”，使文革免于迫在眉睫的失败，因此价值重大。第二，上海当时是全国的经济重心，上海经济的稳定，不仅对国家财政收入、商品供应、军事技术研发等至关重要，而且，从无行政经验的上海造反派居然把上海的各行各业基本上都运转起来了，这又从实践上证明了毛文革理论的“正确”，即“大破”之后必然可以“大立”。显然，“四人帮”并不仅仅是一篇关于海瑞罢官的文章所造就，而是文革的“上海模式”的产物；毛泽东之所以始终钟情于“四人帮”，并不单纯因为张春桥、姚文元在意识形态领域为毛泽东坚守文革的阵地，还因为上海的王洪文等造反派从实践层面充填了毛泽东文革谋略的巨大空缺，否定了他们，就否定了文革，从而也就否定了毛泽东。毛泽东对“四人帮”的信任，其实就是自恋的外延，他直到临死之前仍然念念在兹的就是如何保住他的名声和历史地位，而这就包含了保住“四人帮”。只是，他的失败必然地蕴含在他发动文革的初衷当中。

    文革的“上海模式”充其量是帮助毛泽东找到了一条“补天”之路，把被毛泽东捅破的“天”给弥合起来了。它解决不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痼疾，一旦毛泽东死了，文革被否定，经济改革就是不可避免的。当我们反思文革的时候，文革的“上海模式”提供了一条线索，那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虽然有其必然性，但毛泽东能维持住文革开始之后的局面，其实带有偶然性；如果上海的造反派与其他各省的造反派一样打内战，自然也就不会有“上海模式”，那么，中国从1967年开始就全面糜烂了，毛泽东的文革可能因此失败得更早、更惨。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的文革祸国殃民，本来可能会更加严重，局面更难以收拾。因此，对这个为了一己之私，只知造反、不思善后的毛泽东，若给予正面评价，便是对国人和对这个国家的背叛。

    现在还有不少崇拜毛泽东的人，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他们都是在曲解历史，把毛泽东当作可用物件来为己所用。对红二代里的权贵来说，毛泽东是一根代表“祖上传下基业”的“权杖”，举着它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权势财富永远正当；对不满现实的底层民众而言，毛泽东则是心灵鸡汤，也是扔向权贵们的小石头；对少数左派知识分子来说，毛泽东则是一个汤勺，用来从权贵的锅里捞一小块儿肉吃。他们当中，谁也没真把毛泽东思想当回事。中共的红二代和官二代当中，有很多人空手起家，成了千万、亿万富翁，他们的家族走的当然是资本主义道路。他们谁真心拥护毛泽东的路线，准备发动针对自己的革命？那些左派知识分子对毛泽东推崇备至，却从未见其中任何人践行毛泽东的主张，承认自己属于毛所说的“最愚蠢”的“高贵者”，乃至于携家带口，永住乡村务农，接受“卑贱者”的“再教育”。毛泽东的悲哀不止是文革惨败，青史留骂名，而且还沦为被后人戏耍摆弄的种种工具，就连其后裔毛少将其实也是把毛泽东当个汤勺来用。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83期  2016年5月13日—5月26日）

法广：中国公安部就雷洋案召集媒体引导舆论

（RFI上海特约记者曹国星，016-05-29） 

    5月7日晚，北京市民雷洋离家后身亡，昌平警方通报称，警员查处一涉黄足疗店过程中，将“涉嫌嫖娼”的雷某控制，期间雷某突然身体不适经抢救无效身亡，许多网民认为警察有设局抓嫖、滥用暴力的嫌疑。此事发生后，在中国舆论界尤其是网络舆论引发轩然大波，雷洋所代表的中产阶级生活安全感被威胁，让许多平常未必关注拆迁、底层抗争和异议表达等敏感话题的普通网民有感同身受的代入感，相关的舆论很快爆发。

     此前的5月13日，网信办曾下文要求 “未经统一安排，不得采访评论”，对案件降温处理。

     5月26日，根据媒体界知情人士透露，中国公安部召集了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在内的多家官方媒体，以及多家在活跃的市场化新闻网站，征集此案新闻发布和“如何做下一步的舆论引导”的意见。

     到场人士今天在网上发帖介绍了会议的情况，相关帖子很快被查删，可见引导和调度舆论仍属敏感，官方无意引发更多的公众参与和关注。

     知情者透露，公安部相关负责人透露，雷洋案验尸报告再快快也要1个月才能出来，与验尸报告发布的同时，也会发布检察院系统的调查报告。官方的关切在于，在这一期间，如何“才能比较好的回应民众的关切，使舆情平稳。”

  人民日报法制记者白龙和新华社法制记者詹勇的建议相对正面，白龙建议，“建议检验结果由第三方发布，希望在法定程序内进行”；而詹勇建议，“雷洋事件不要烂尾，要做好细节，公正公开正面的表态。”

     新京报记者于德清则表示，希望官方允许找相关尸检专家等接受采访，披露相关检验过程。“通过程序公正，推动公正的结果。”

     新浪微博政府事务总监肖燕建议，“雷洋事件不要删帖，要重视民众的代入感和同理心。”

     上海澎湃新闻网吴玉荣则建议，“应允许网上意见发表，没必要害怕情绪宣泄。”

     但以自干五为主要目标受众的“观察者网”编辑郭思嘉毫不隐藏亲政府的立场，“媒体应该达成共识，不要将舆论矛头引向对警察群体的攻击。”

     最近成为许多公共事件策源地的问答社区“知乎”编辑于洋洋则附议，她认为“公安是弱势群体，媒体在处理敏感事件问题时应进行引导，应统一的发出声音。”

     国信办直接分管互联网舆论审查的副主任彭波以中央综治委委员、中央政法委网络舆情应对和依法处置协调小组组长身份出席并讲话。

     彭波认为，雷洋事件从中国法治建设上来看，“仅是一个事件而已”，他承诺，“若结果出来，不会护短，不会有猫腻。不能冤枉他（雷洋），也不存在抛几个人出来当挡箭牌”。

     就雷洋事件的尸检结果公布的“空窗期”，他要求各网络媒体“不再炒作，静候结果”；他又警告各大网站，“不能一窝蜂的映证中国不安全，不要制造一种不安全的氛围。”

     彭波说，就雷洋事件，对老百姓要进行一次普法教育，明确当事人、警方各自的权利边界在哪里；但事件不能掩盖政法机关的成功与贡献，不能借此“抹黑”警察群体。

     他又警告，雷洋事件背后可能有境外敌对势力的“幕后推手”，雷洋事件发酵期，人民大学校友会不少校友联名要求官方调查、给出明确交代。据彭波的说法，“校友会的信很多是境外IP地址。”

吴思：出售公正的生意

（博讯2016年05月30日发表；思想者博客）

    

    上班的时候，老刘给我讲了一件他昨天经历的事情，说他夫人的一个山东亲戚到北京来告状，告当地公安局，他插手帮忙，结果气得昨天一夜没睡着觉。

    事情的起因很寻常，该亲戚家的墙被邻居家的车撞倒了，两家打架，找来了公安局。公安局把两家人都带走，关了一夜，次日该亲戚家的老汉竟被关死了。公安局方面立刻请客，找去了村长，还把该亲戚被抓去关押的孩子的手铐打开，让他也去吃。这么一折腾，才知道老汉不明不白地死了。 过两天，公安方面重新牛气起来，拿出了一份法医鉴定，说老汉是自缢身亡，公安局不负责任。该亲戚不信这份鉴定，开始告状。但是所有方面都不受理，烟台不管，济南也不管，于是就告到了北京。

    这时候故事才真正开始。老刘找一个总政治部专管办案子的邻居，请他帮忙。他看了告状信，先问：他有钱没钱？老刘问要多少钱。总政的人说，至少十万。老刘大惊，说他一个农民，哪里有这么多钱。这么硬的事实还不够吗？

    总政的人也惊道：老刘，你这么大把年纪了，一直生活在外星吗？我告诉你，这钱根本不是我要。公安司法系统有一张全国性的网，一张网罩住了全国。一帮离退休的老家伙，彼此之间有个分工，你华北，我东南，任何一片都有人管。现任的干部都是他们提拔起来的，只要你掏钱，他们就能让这案子通天，肯定能给你解决问题。我只是这个网的外围，往这网里拉生意的。一手交钱，一手办事。 他说，前些天福建的一个台商也托人来告，他接了案子，说好了价钱。台商回去后，钱迟迟不打过来，事情就停了，他们就撒手了。没钱肯定别想办事。

    老刘叹道，这不是逼人家拼命闹事吗？

    听了这个故事，我一下想起了“焦点访谈”节目，想到了我当年在报社群工部接待的数以百计的农民。据说“焦点访谈”门前排着告状的队伍，而且也是拿着重金告状。我能猜测到，接待者一定是不耐烦的，因为新闻单位的能力和容量都太小，所告的问题通常又缺乏新闻价值。我在报社的时候办理过两三件有新闻价值的案子，而我打发走的人不计其数。 现在我忽然明白了，原来这是一项出售公正的生意，由于价格是垄断的，供应者极其稀少，所以那张网能开出十万元的天价。这就是民主制度和独立司法的短缺的证明，也是这种制度的价值的体现。现在政府不提供这东西，就有了黑市，有了一种与官方联手牟利型的黑手党，有了一套固定的规矩。一个潜规则通行的领域就这样出现了，一个事实上的职业和公司就这样出现了。历史上就有这样的潜规则，古人叫做“卖法”和“鬻狱”。卖法者通常出售的是作弊，而我们现在的生意更广，要出售公正。掏钱买公正的人，即使胜利了，他也失败了。出售公正的潜规则本身就是不公正的，它是高额垄断价格，本身就有敲诈勒索的成分。政府已经违背了征税并向人民提供公正的宪政契约。

    如果需求公正的一方掏不起十万，他就得不到公正。我猜哪个台湾商人就是觉得不合算，决定退出交易了。这就意味着制造不公正者的在此得逞，不必担心遭到报应。于是违法者可以肆无忌惮，良民自然也不能继续良了。然后就是黑手党，如果民间的黑手党可以提供稍微便宜一点的公正，他们会生意兴隆，与官商勾结型的黑手党争夺市场份额。 我们这个社会正在、并且还将继续为公正付出极高的代价。公正稀缺的社会算个什么样的社会呢？那就是潜规则支配一切的社会，一个冠冕堂皇的宣言与现实生活越来越远的社会。在两者的差距之间，对公正的追求逐渐积累，又被无情地压缩，积压出价值千万亿人民币的能量，一旦找到薄弱部位，这股能量就会造成火山爆发。

王洪光：大陆如何在战争中统一台湾

----“中国在战争中打败台湾的总体规划”

　　南京战区原副司令员 王洪光

（2015-4-10，环球网）

　　日前，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刊登了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问题资深研究员迈科尔•科尔的《台湾如何在战争中打败大陆》(原题是《台湾在战争中打败中国的总体规划》)的文章(下称《科文》)，为台独势力用战争手段与中国大陆对抗出谋划策。笔者反其意而用之，拟出本文题目。台湾能“打败”大陆吗？只要是精神健康和具有正常思维的人，不论他在西方还是东方，在大陆还是台湾，都会得到否定的回答。恐怕科尔先生心里的真实想法也是如此，否则智商太低，怎么能当研究员？还资深？

　　不过，对这篇文章还是有批驳的必要。因为岛内局势正在发生变化，《科文》可能迎合两种心理：一种是民进党领导层的“赌徒心理”，一种是绿营民众的“侥幸心理”。如果这两种心理在《科文》的诱导下爆发和传染，就会把台湾带入战争灾难。

　　科尔提出的首要战法是“威慑战”，就是“提高大陆入侵的成本，给解放军、北京领导层和中国民众带来难以接受的痛苦”。具体战法有两个。其一，提高“对抗两栖进攻的能力，以海空军和反坦克火箭、导弹连、炮兵、移动特种部队和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后备部队，在海滩上布满炮弹(不知是否指地雷，可见这位资深专家的军事素质如此低劣)，给进攻中的解放军准备一个杀戮地带”。其二，“研究更多的进攻方案，用巡航导弹、防区外发射的空地导弹、陆基机动导弹、海基巡航导弹攻击大陆的机场、导弹和雷达基地”，从而提高台湾的反击能力。科尔认为“威慑力”是台湾最可靠的优势，“可以更好地利用”。

　　科尔的第二个战法是“政治战”，也是两个战法。其一，“选择几项非对称方案，把解放军的痛苦最大化”，主要是“破坏解放军的士气”，如同“中国成功地破坏台湾军队士气”一样。其二，依靠“台湾的盟友美国或许还有日本，不应再让北京猜测美国是否会介入台海冲突”，要美国给中国划“红线”，“如果跨过这些红线，将招致美国军队的回应”;“东京与台湾更密切合作的时机也已成熟，双方发动政治战，共同努力会极大地帮助台湾”。

　　科尔的第三个战法是“网络战”，“找出民事和军事目标进行报复，破坏中国照常运转的能力。”从军事方面来说，“削弱甚至摧毁中国的核威慑力，或者破坏其防空系统，让中国暴露在美国空军的轰炸范围内”。

　　综上所述，科尔的“三战”如果实施，就不是台海两岸的战争，而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了。如果不发动世界大战，如何“削弱甚至摧毁中国的核威慑力”？《科文》的荒诞不经，和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唯恐天下不乱，由此可见一斑。但笔者还是想给他们这些心智蒙昧的人讲一点道理，说是“启蒙”也未尝不可。

  第一，中国消灭台独势力、统一台湾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为了达此目的，没有什么“痛苦”解放军、北京领导层和中国民众是接受不了的。笔者曾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了第十届三次会议审议《反分裂国家法》，当《反分裂国家法》以空前绝后的2896票赞成，2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时，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另外，在全国人大历次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凡是涉及到台湾统一问题时，都会立即赢得掌声。代表们发自肺腑的掌声，让我激动不已，笔者作为一名退役老兵，只要祖国一声号令，愿意重披征衣乘坐攻台第一船，为祖国统一而战，这将是莫大的荣耀，生死无憾!

　　英国诺丁汉大学与中国浙江省合办了宁波诺丁汉大学，科尔先生有条件到中国来做一个调研或委托宁波诺丁汉大学做也可以，得出的结果定会让他头脑清醒一点。去年有岛内的民意调查机构关于对台湾统独的测试，赞成台独的占30%左右，如果战端一开，这个比例还不知会降多少。台湾军人和广大青年愿意为台独势力打仗吗？笔者倒是建议台独分子，为了你们的理念，自己拿起枪上战场，为分裂祖国是否会死得光荣？笔者愿意在战场上与你们用枪炮对话。

　　当前西方制裁俄罗斯，把普京视作眼中钉。正因为西方的制裁，使俄罗斯上下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普京周围，民众与领导人共度时艰，对普京的民意测试，支持率飙升到80%以上。如果真到了大陆与台湾兵戎相见的时候，相信中国人民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上下一心，同仇敌忾，当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烈景象一定会重现。

　　第二，现代战争打的是承受力，包括经济、政治、军事和心理承受力。谁先承受不住“痛苦”，谁先败下阵来，请问台湾岛内能承受住战争的痛苦吗？

       台湾最大的劣势在于它的地理环境：一是面积不大，只有不足6万平方千米，还没4个北京市大;二是与大陆太近，平均不到200千米，最近处平潭到台湾新竹只有110千米;三是中央山脉纵贯南北，把台湾分割成东西两部分，而岛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交通重地，全在向我大陆的西部，毫无遮挡;四是形状狭长，南北长400千米，东西最宽145千米，腰肋部暴露在我当面，只要在台中、浊水溪拦腰一截，南北难以呼应。上述四个特点，使台湾还未开打，就已成挨打之势：

　　一是没有战略纵深。台湾面向西太平洋的东海岸距我岸只有300千米，我三代战机作战半径1300千米以上，轰炸机近3000千米，地对地近程导弹600千米以上，全岛都被我航空兵和地对地导弹近程火力覆盖。

　　二是台军兵力和装备有限，部署集中，即而形成不多的有价值的打击目标。根据现代战争对预定目标编号的惯例，台湾岛内有限的目标，最多能编几个号？特别是机场、防空阵地、军港、通信枢纽、指挥所等高价值目标，能承受我饱和火力的攻击吗？只说一说双方都心知肚明的两个地点。一个是原来靠中央山脉掩护，台岛东部的花莲、台东等机场除我航空兵外很难被直接攻击，尤其是台军引为自豪的某飞机洞库，战时其大部主力战机都隐藏在此，飞机可从洞库滑入跑道直接起飞。可现在我以点状目标为主的巡航导弹，可以越过或绕过中央山脉，直接对洞库门攻击，我远程火箭炮可用混凝土爆破弹直接对跑道甚至滑行道进行破坏，可能台战机还未出洞，即被封闭在洞里。据此建议台军，还是把“抢险救灾”部队编制搞大一些，可能扒拉废墟能快一点。另一个是台湾岛东部某海域，是台海军战时的疏泊地，战时其主力战舰都会到这里“避风头”。10多年前这里是相对安全的，对我当面有台湾岛遮挡，我主力战机的作战半径刚刚够到。现在却情况大变，这个位置不够我主力战机作战半径的一半，其威胁不仅来自西面大陆方向，还来自南面、东面的太平洋方向。被威胁手段不仅是海空力量的直接打击，还有上千千米外绕过来的对舰巡航导弹攻击，台军那么点海军力量经得起打吗？

　　三是近几年台军研发和引进了一些新装备，为了鼓舞士气，经常搞一些新装备“成军仪式”，军民欢呼雀跃，自娱自乐。如台军近几年研发的双体快艇加装雄蜂2、雄蜂3反舰导弹，单纯看这一武器系统确实对我大型舰船造成威胁，类似于当年我鱼雷快艇对蒋军大型军舰的威胁。可惜时过境迁，在台湾海峡该艇能打击我舰船的范围内台军不可能有制空权，我武直10打击该艇就如同老鹰捉兔子。前些年武直10还没有装备部队时，我陆航部队使用直9甚至米171加挂小型反舰导弹，就把海面上比双体船还快的移动目标追得东奔西蹿，打得七零八落。建议该艇加装一点防空火力，可以起到自我安慰的效果。

　　四是“布满炮弹的海滩”，是给“解放军准备的杀戮地带”。 笔者对“杀戮”二字十分反感，因为这两个字杀气太重，战争并不等同于杀戮，笔者只好在这里反其道而行之。守方要考虑的是，台湾西海岸距我大陆过于靠近了，近到不需更多的海空二炮火力，只要陆军火力就已足够压制和摧毁岸滩守备力量。岂止如此，我远程火箭炮最远射程近300千米，可以完全覆盖台湾岛北部和中部，大约占台湾岛四分之三的面积。在我密集的火箭炮火力覆盖下，不会有什么生命能在地面上生存。这里再说明一点，火箭弹是多弹种的，而且大多带有精度不同的制导装置，近乎地对地导弹。处于保密原因，笔者只能透露两个弹种，一是混凝土爆破弹，专攻永备工事;一是末敏弹，专攻装甲目标。要知道火箭弹比地对地弹道导弹便宜许多，使用更为方便。岛内老说我有一两千枚近程导弹瞄着台湾，孰不知导弹数量比起火箭弹来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希望台独势力不要惹火上身，否则到时候很可能玉石俱焚。

　　我南方部队装备建设的针对性很强。红旗9 防空导弹可以可靠地控制台湾海峡空域，或将引进的S-400导弹可以使台岛上空成为“禁飞区”，台军飞机根本起不来，躲在中央山脉东边的预警机也不敢露头;96系列坦克就是用来对付台军的M60A3坦克和可能装备的M1系列坦克;武直10专门用来空中格斗，打击阿帕奇直升机以掩护地面部队为主要任务，其机动性和对空中目标火力均高于阿帕奇;远程火箭炮原来专门用于隔海打击岸滩面状目标支援登陆兵上陆，现在随着其射程增大和精准度提高，可打击战役纵深甚至战略纵深内的点状目标和坚固目标;我新型常规潜艇能在水下长时间潜航并具备世界一流的水下航速，对付台湾岛东部海域目标是其拿手好戏。

　　所以，笔者倒是担心惨遭“杀戮”的会是谁。笔者本可以透露更多的“杀戮”手段，有的手段使用更为方便、准确，且杀伤力惊人，但怕台独领导层和绿营民众先承受不住被“杀”的痛苦;台军官兵只要不为台独打仗，咱还是兄弟。笔者还是暂且停笔吧，不要吓着他们。

      科尔提议用网络战打击中国的民事和军事目标，“破坏中国照常运转”，是一个既恶毒又危险的战法。我们都知道进攻台湾，首先要取得台海及周边的制海权，而制海权取决于制空权，制空权又取决于制电磁(网络)权。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逻辑判断：一是我如果没有取得制电磁(网络)权的把握，会贸然发动进攻吗？二是台湾如果发动对大陆的网络进攻，首先要看他自己有没有足够强大的网络防御能力。笔者不了解我军网络战能力，不敢乱说，但我战区有关电子技术部门经常获得军委总部的通令嘉奖，可知他们的工作业绩斐然。这对台岛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如果没有能力抵御网络反击，无法对岛内的“民事和军事目标”进行有效防护，还是不要动网络战的念头为好。

　　第三，美国人靠不住，日本人也靠不住。英国学者科尔怂恿美国人和日本人帮助台独势力打内战，像是兄弟打架在一旁起哄架秧子的小流氓。美国人历史上就靠不住，这一点国民党应该体会深刻，民进党恐怕也有了初步体会。三年解放战争，越打美国越不支持国民党，甚至蒋介石总统的夫人宋美龄亲自到美国求援都不受待见。等到蒋介石集团败退上岛，美国总统杜鲁门立即发表声明把台湾排除在美国远东防御圈之外，在国民党蒋介石最为艰难的日子里，遭到了美国的抛弃，差一点流亡到菲律宾。1958年“八•二三炮战”，美舰护航蒋舰增补金门，毛泽东明令我炮兵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就这样炮声一响，美舰还是丢下蒋舰自顾逃跑。美国背弃台湾的行为多了去了，这里就不一一列举。凭什么美国要为台湾给中国划“红线”？科尔太想当然了吧？美国知道轻重，不敢给中国划“红线”，其实即使划了，中国也不怕。军事专家李杰说“在家门口打仗，中国不怕任何人”。这是有实力支撑的，说话是有底气的。其实中国早把美国的干涉考虑进来了，用不着“猜测美国是否会介入台海冲突”。美国的“空海一体战”是针对谁的？美国所说我“反介入/拒止战略”是针对谁的？我东风21D导弹和空军西太巡航又是针对谁的？科尔是真不明白，还是装糊涂？当然我“一次迅速的低成本”解决台湾最好，即使是“中成本”，甚至是“高成本”，也不是不可以考虑。台湾回归中国，是全体中国人民几十年的愿望，如果实现了，在经济上、政治上、地缘上中国就是一个领土完整的世界强国，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都不算“痛苦”。但话要说回来，现在已经不是过去那些年了，我军事手段“工具箱里的工具很多”，修理一下台独易如反掌，就是夺取台湾也只是囊中探物。恐怕不等我出动陆军，台独就“痛苦”得只能投降了。

　　日本人也靠不住。中国仅近代以来被日本欺骗的事还少吗？国民党的体会可能更深。清政府学习日本明治维新，本事还没学到手，结果老师发动了甲午战争，把学生打了、抢了。甲午战后，孙中山想依靠日本支持推翻清政府，结果日本只收留失败的孙中山，而不愿意援助孙中山的革命，弄得孙中山只好“联俄容共扶助农工”。国民党治国稍有起色，日本又发动侵华战争。战败的日本在台湾当局手中生生夺走了钓鱼岛，当年的保钓人士马英九，作为二战战胜国“中华民国”的“总统”，恐怕更知道日本之靠不住。

       其实美日知道只要参战，他们在日本本土、琉球、关岛的空海军基地和靠近第一岛链的航母编队即成为我合法的打击目标，我中程弹道导弹、长程巡航导弹，都是伺候他们的，台独势力还不够格。前几天我空军航空兵飞到西太平洋训练，表明在我海军西太训练常态化后，又有一个军种实现了远海活动，这说明我海空力量投送已越过第一岛链。美日知道参战的利害和后果，不会随着科尔的鼓噪和台独势力的分裂举动而妄动。也就是玩一点美机“因为故障迫降”台岛的小把戏，以显示美国的存在。不知什么时候原来较

“高大上”的美国，沦落得如此小家子气了，咱不理会他也罢。

　　第四，警惕西方挑动台独势力不计后果轻举妄动。科尔虽然只是一名学者，但他代表了西方世界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国的立场和态度，甚至固执和愚蠢到了把头埋在沙里的鸵鸟的地步。看来，中国想通过自己的善意和善行为世界和平和发展做出贡献，以改变他们的立场和态度是不可能的，只能是毛泽东所说的“让他们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科尔们挑动岛内的台独势力，教唆他们“在战争中如何打败大陆”。虽说是痴人说梦，也不排除岛内原本就有一些迷狂之人与之一拍即合。笔者想警告这些台独分子，台湾就这么大，在中国及至世界上的分量也就这么重，天天被大陆捧着，自我感觉好极了，“服贸协定”如此优惠的条件还要反对，劝你们要好好掂量掂量自身的斤两。近年来岛内闹得很凶的太阳花学运、九合一胜选、占领立法院等等，在笔者看来都不过是茶壶里的风暴，中国大陆只须冷眼旁观。如果实在让大陆烫得捧不住，“一不小心”把壶掉在地上摔得粉碎，恐怕都消停了。

戚本禹回忆录：毛泽东时代的高层腐败

（红歌会，2016-5-27）

1961 年底，我从天津调查回来后，田家英说，戚本禹工厂也了解了，农村也了解了，主席又说他是好同志，那要给他做点重点工作。中央办公厅常务副主任龚子荣的部下巩若英告诉我，龚子荣也提出来，戚本禹这个人很优秀，要给加担子。

　　田家英有个设想：现在最需要的是办个刊物，把群众来信和我们调查的一些重要情况登在刊物上发表，只送主席和政治局的人，不送别人。他认为我写东西行，能力也有，就叫我去创办这么一个刊物。田家英向毛主席提出他的设想和办刊人选后，立即得到主席同意。这个刊物很快就诞生了，取名叫《群众反映》 ，由我当主编，刊头是陈秉忱写的。刊物的宗旨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反对党内的特殊化。具体就是把高级干部中的贪污或作风上的事，把群众给主席的来信中反映的一些重要的情况，以及我们在调查中掌握到的重要情况，摘要地登出来。刊物主送中央常委毛、刘、周、朱等几个人，附送的就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以及相关部门特别关联人。一些专题问题，涉及具体部门，也送具体部门负责人，如石油问题就送余秋里。

　　《群众反映》是一个简报，不定期，一般三天出一期，有时候一个礼拜出一期，快的时候一两天出一期。每期 20 来份，除了送必送的人之外，留几份存档。有时，一些中央委员或者什么特别的人要，经过批准也会给。 《群众反映》一炮打响，它的文章有的是群众来信里有份量、价值高的文章的全文或者摘要;有的是我们把同一问题综合起来写出的评论。

　　正因为阅读范围很小，所以很多事情都可以登的。例如，当时工交口一些很高级别的领导经常大吃大喝，喝醉了还乱讲话，群众就写信反映给毛主席，我们就把它登出来了;有些省级的领导赌博，输了钱还向秘书借钱，群众反映上来，我们也把它登了。每一期都能震撼大家。这正是我要的效果，我办这个刊物就是要让人家看了一期就马上想看下一期。据叶群说，林彪每期都看，一期不落，几天没有出了，他就要问， 《群众反映》呢?那么，大家为什么那么急着要看?我举个例子：

　　谭震林的夫人葛慧敏很厉害，谁都不敢惹。谭震林当时是管农业的副总理，享受首长特供，可是葛慧敏对特供还不满意，还用首长专用的军用飞机去农村采购活鸡。带活鸡是不能坐飞机的，葛慧敏就很强硬说是首长要的，非让人家运。活鸡是放在一个筐里运的，下了飞机，要把筐还给人家，哪知道就在把鸡从筐里拿出来的时候，一失手，那鸡在机场里到处飞。这下问题大了，飞机场最怕这个飞的东西了，那鸡万一钻到飞机的发动机里面去，飞机就要出事的。她就叫警卫赶紧去抓，结果一大群人就在机场里面抓鸡，闹了个大笑话。

　　机场写信把这事反映到中央办公厅来了。信到了我这里，我就去查，一查就查到是谭震林的夫人葛慧敏。她这个人很小气，在家里把好东西藏起来不让服务员碰，好吃的也不让服务员吃，还骂服务员。服务员就给毛主席写信，秘书也写了信，都告这个葛慧敏，说她跟毛主席讲的艰苦奋斗、干部要做榜样距离太远了。其实葛慧敏早就有名，她喳喳呼呼的，中央领导都知道，毛主席也知道，说过“谭震林是夫人专政” 。

　　我把反映葛慧敏的材料综合起来，写了两张纸，做了一个标题叫做“群众对葛慧敏同志的意见” 。我对谭震林实际也是有意见的，他把农业管成什么样子了?!搞浮夸，亩产几千斤、几万斤，不都是他写的报告吗?首先他应该出来承担责任。有困难了，他自己又不艰苦奋斗。我恐怕他夫人去搞鸡鸭，也是他同意的。这像话吗?就是不是他同意的，也该主动管一管的。

　　因为牵涉到具体的人了，登载前需要上级审批，我是先找了田家英，跟他说，这个东西要登出来，谭老板可能会对你有意见(那时候一般不叫谭震林，叫谭老板) 。田家英说他也有这个担心，但他对葛慧敏也是意见很大，她搞出这么多不像样的事，他也是愿意登出来的。我说，那就登了?他犹豫了一阵，说是不是再找一下龚子荣，他不批为好。龚子荣当时是办公厅的党委书记，是总理那里调来的。办公厅大事是杨尚昆管，其他的事都是龚子荣管。龚子荣跟谭震林没有什么特别关系，不会报复我们。我一想，算了，不问了，登就是了。

　　登出来后没几天，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中南海都知道群众告了葛慧敏的状了，都拍手称快，见到我就举大拇指，意思是说：你敢碰葛慧敏，好样的!那时候，哪个省委书记有个出格的事，我都要向中央打报告反映，都登出来都不稀奇的。但这个葛慧敏的丈夫是谭老板，比省委书记都大，中南海群众对她有意见，但没有人敢碰她。谭震林是书记处书记，自己也有一份《群众反映》 。据他们说，葛慧敏看到后嚎啕大哭，在院子里大闹，说《群众反映》登的都不实。但是中南海的大人、小孩都高兴，连给她家送饭的、打扫卫生的都知道了，都感到出气了。

　　看了这个例子，就知道为什么中央高层都要急着看《群众反映》了，像林彪这样的人，也是一期都不落的。龚子荣那时候是支持反对特权腐败的，对我也很好，要我学黑老包(包公) ，看到不合理的事情要铁面无私。他说，我们现在这个国家，就是少这么一个机构，把这些事情都反映上去，你办的这个东西就取到了这么一个作用。 《群众反映》创刊不久，就是 1962 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当时就是龚子荣叫我以《群众反映》的身份去参加大会，在会上做记录、写反映。因为这些，我对他的印象是好的。不过，在文革中我才知道，龚子荣与刘少奇的来往颇多，打倒刘少奇很多事情牵涉到他。汪东兴要打倒龚子荣，他就下台了。

　　习仲勋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他是很符合主席的思想的，毛主席很器重他，专门调他来主管中宣部。习仲勋也是支持我大胆办《群众反映》的，不但支持，还派了人来我这里学习经验。在我的工作日记上还记载着这样两件事：

　　《群众反映》办得好，中央领导都知道。那些中央核心领导人，都要看这个《群众反映》 ，我相信，他们一般都是从正面去看，从正面去了解群众的声音，但恐怕到后来，尤其是谭震林夫人葛慧敏的事情登出来、主席批评了谭震林之后，有人就从反面去看了，担心是不是自己或者自己的家属有什么情况也被“群众反映”了，或者是不是有自己喜欢和不喜欢的人被“群众反映”了。诸如此类。因为我明显感到很多人是很怕这个《群众反映》的。他们表面都对我很客气，心底里却对我是又怕又恨的。有些中央领导人过去就对我不那么亲近，现在怕我什么事就向上反映更回避我了。

　　毛主席痛恨腐败，支持《群众反映》揭露党内官僚主义特殊化

　　在《群众反映》创刊前，中央办公厅后楼研究室其实已经有一个《情况反映》 ，是杨尚昆他们主持搞的，主席是经常看的。但是田家英把自己想创办《群众反映》的报告送交上去后，主席还是立即批示同意了。而且， 《群众反映》出来后，毛主席也是每期必读，毛主席对《群众反映》的批示就比对《情况反映》的还要多。这说明这分小刊物的影响力很快就超过了《情况反映》 。我在还不知道这些情况的时候，曾去问林克主席看不看《群众反映》 。林克说，你不用问主席看不看，你少送一期都不行，少送一期主席就会来催问的。毛主席看到谭震林夫人葛慧敏用飞机买活鸡的简报，也在上面做了批示，大意是：谭震林同志阅，请谭震林同志注意影响。毛主席是要谭震林自己对葛慧敏进行教育。没几天谭震林就打电话给田家英了，叫田家英“有意见好好说嘛，不能这么整人” 。田家英推说他不在，不知道，不是他批的。谭震林从此也和我结下“梁子”了。后来在文革中出现了 1967 年的“二月逆流” ，谭震林骂我、骂中央文革，很大成分就是报我这个仇的，就是骂中央文革的话里他也带着骂我。

　　毛主席一生都是痛恨腐败分子的，所以我能想象毛主席为什么要支持办《群众反映》这个刊物，还每期必读，还经常批示一些文章。现在大家都知道，1949 年进城之前，中央开七届二中全会，毛主席提出“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 “两个务必” ) 。毛主席还提出不许以个人名义祝寿、命名。这些都是为了防止共产党变质。历代中国农民革命都最后失败了，就是因为革命成功之后农民领袖蜕变为新的地主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革命是很典型的。这支农民革命军进了北京城，就把自己变成新的地主、新的封建统治阶级了。李自成自己没有腐败，但是他没有约束好大将牛金星、刘宗敏这些人。这些人都腐败了，到处抢美女、抢金银财宝。据说 陈圆圆就是刘宗敏抢的，而牛金星搞了很多小老婆，占了大房子，坐的是八抬大轿，这就是当起地主了，而牛金星本来还就是个地主阶级。蒋介石的国民党高官，虽然好像都是资产阶级，好像有文化、有教养、知书达理，但也走了李自成的老路。抗战结束后，国民党进了上海、南京，所到之处都是大搞“五子登科” (车子、房子、票子、女子、位子) ，结果民心丧尽，被廉洁、自律的共产党赶到台湾去了。所以，毛主席讲，到北京是赶考，要考好，要考及格，千万不能走李自成和蒋介石的老路。那时候，他在很多会议上都反复重申这个问题的。

　　毛主席是不断地号召，但总有干部一进城就把毛主席的号召都忘掉了，或者主动放松要求腐化变质了，或者是中了糖衣炮了。第四章说过，毛主席责令罗荣桓处理过一批已经变成了“牛金星”、 “刘宗敏”的军队将领。不久，毛主席又在 1951 年底、1952 年初发动了“三反五反”运动。 “三反”是在党内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五反”是在私营企业中“反行贿”、 “反偷税漏税”、 “反偷工减料”、 “反盗骗国家财产”、 “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是直接反明着的资产阶级的。在三反中，毛主席顶住各种压力杀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大干部、两个功臣。在五反中，群众被发动起来了，资产阶级的各种不法行为受到一次严厉打击，一些罪行重大的还遭到处决。这两次运动的确纯洁了党的组织，但党内腐败并没有就此绝迹。1954年暴露出来的高岗腐败变质问题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当然那只是高岗案附带揭露出来的，不是高岗案的核心。

　　其实党内的“高岗”不止一个，而是很多。这些“高岗”也没有因为高岗搞腐败身败名裂就自己主动收敛。照我说，叶剑英也是一个“高岗” 。高岗功劳很大，主席很器重他;叶剑英救过中央，功劳也很大，主席还感谢他。但叶剑英是公子哥儿，风花雪月不断，换老婆太多。这个比高岗还不像话，高岗是不合法玩女人，是纯道德问题，而叶剑英是合法玩女人，把道德问题遮盖起来了。叶剑英离婚了多少次，他自己都记不清。1957 年党校轮训，他爱人也在党校，是我的同学，她姓赵，那时还很漂亮，他就不要她了，叶向真就是她生的，她那时就大骂叶剑英“老不死的，老东西，玩弄妇女，老不正经，好话说尽，他很会……”。还有很多难听的话!毛主席不会不听到一点叶剑英的事，但没有人出来揭发，毛主席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否则，在现在不又多了一宗毛主席迫害老革命案?叶剑英家里没有全家福，后来离婚，也乱搞，大概是糊涂了。高岗要放在文革也是资产阶级、走资派，而叶剑英就是资产阶级，就是走资派。总理却是支持叶剑英的，这是为什么，我是有点不理解。

　　在困难的时候，社会和人的阴暗面更容易暴露出来。现在一般人知道，在三年困难时期，主席自己都不吃肉。这本来是一种示范行为，要求党的领导干部，严于律己，要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而且 1960 年底毛主席就大兴调查之风，一个目的也是要党的干部更加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

　　但是，即使主席示范了，调查之风也起来了，很多人还是利用自己的特权，拼命想办法来享受。像《群众反映》登载出来的工交口干部大吃大喝、省委书记赌博输钱后要秘书向公家开销账目、谭震林和他夫人用飞机运活鸡这些事，都还只是被群众检举出来的情况，实际的情况比这些要多，甚至还要严重。当然，实事求是地说，由于毛主席一直是坚决反对党内腐败，并且进城后就在不断对腐败问题进行各种各样的打击，当时党内的腐败、特殊化，总体看的确还不是很严重。谭震林夫人葛慧敏的事情，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在老百姓的眼里，就和现在贪污几千万是差不多严重了，是很大的事儿。所以毛主席对这类事情是不姑息的。

　　叶子龙是主席的五大秘书之一，是秘书室机要室主任。他那时经常打着主席的旗号，用主席的名义搞女人，他要搞哪个女人，就对人家说“毛主席要找你谈谈话”，把人家女的骗走。这是李银桥告诉我的，是不是这样，我不清楚，但根据当时的各种事情来看，我相信李银桥没有瞎说。后来是一件偶然事件把他的那些事情都暴露出来了。他的机要室调来一个很美丽的女孩，他就占为己有。他私自调车，也没有请假，把女孩带到天津去偷偷过两天，回来的时候车坏在路上，他要路过的卡车拉他，又不敢说自己是中央的人。中央找他送文件，找不到人，查车队用车记录，他调车走了，说是去天津送文件。中央电话打到天津，天津说叶子龙没有来送文件。叶子龙是主席机要室的主任，失踪了。这事就大了。是不是国民党特务干的?中央和天津那边就都警惕起来，天津那边就派出大量警力，从天津搜索到北京这边来，结果在一个路口发现一辆坏车，一个司机，另外一男一女共三个人。经核实就是叶子龙他们。他没有送文件，女孩子出去也没有任务，事情就这么败露了。后来主席要求整他的风，其他人揭发，就整出了叶子龙很多男女方面的事情。主席对这些事当然是很不高兴的，就把叶子龙冷在一旁了，有事情都不大找他，而是找李银桥、徐业夫。

　　叶子龙还曾偷卖一架蔡斯高级相机，那是一个外宾送给主席的礼品，主席又不拍照，就叫叶子龙送给新华社，叶子龙没有送给新华社，而是把它拿出去卖给了拍卖行。那个时候，拍卖行的手续登记是很严格的，谁也不能用假身份。一位很有名的高级摄影家看上了这款相机，或许他以为主人也是一位摄影家，可以交流，就查主人是谁，结果查到是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的叶子龙。叶子龙不是摄影家，怎么会有这么高档的相机?他把这事反映到杨尚昆那里。杨尚昆是很有名的“二十八个半”之一，叶子龙却从来都不把杨尚昆放在眼里，杨尚昆就利用这个机会搞叶子龙的名堂。

　　这个叶子龙也真是不检点到极点，1962 年开春，毛主席派他带人到河南信阳调查那里的饿死人情况。他去了，调查工作是敷衍塞责，大吃大喝却是每场必到，更加恶劣的是，一到晚上他就兴致勃勃，找姑娘，开舞会，不亦乐乎。这些情况林克反映给主席了，主席就再也不能容忍了。叶子龙光是搞女人，还只是一个生活作风问题，他也没有强迫人家，都是人家自愿。而在信阳搞的那些事情则是很典型的官僚主义特殊化，是大问题了;把公家的东西拿出去卖钱，则属于严重的贪污行为，在当时也是大问题，若是一般人最起码是要给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甚至被拘留起来的。但他毕竟是长征干部，老资格，主席又很念旧情的，就只是把他从身边调离了事。叶子龙也有回忆录出版，他光写别人怎么怎么，可他自己的这些事一样都不提。现在还有人说叶子龙 1962 年被调离机要室是受到迫害，这哪里是迫害?要说迫害，那就是杨尚昆迫害他。叶子龙从来不把杨尚昆放在眼里，这次事情犯大了，被主席赶出机要室，他去找中办杨尚昆，想某个北京市委的副书记或者某个部委部长的位子，杨尚昆一面当面应着，一面转过脸就骂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结果给他弄了一个北京轻工业局的副局长。叶子龙嫌官小了，杨尚昆就说，没有处理你就不错了，你还嫌官小。要说谁迫害叶子龙，那就是杨尚昆，没有别人。

　　谭震林、叶剑英、叶子龙他们这些人的这些事，我当时就知道的。我不知道的人和不知道的事还不知道多少。即使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在困难时期也是非常特殊化的。刘少奇在中南海搬了三次家，第一次修得很好，他说不行;第二次，在中南海一个胡同里盖一个小别墅，他还说不行;第三次在怀仁堂后面搞一个大院子，崭新的大花园，非常豪华，以前的大地主就是那样的，他才满意。王光美住在那里高兴得很，每天要换三套衣服，早中晚各一套，他们夫妻经常出来散步，中南海很多人都知道她一天要三套衣服，很讲究。刘少奇就是不懂马列主义的，也许他不是不懂，而是就要搞口头马列主义，不想搞真正的马列主义，因为真正的马列主义不许搞特权。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的秘书揭发说： “……困难时期，刘少奇吃螃蟹，吃一点黄，其他都扔了。他不吃，我们拿来吃又不好，不吃就只好扔掉了。 ”刘少奇全家过这种生活，这是困难期啊!

　　至于邓小平，他的确是很能干，但中南海的警卫战士都知道，他从来都是讲享受的。他的这一面毛主席是不了解的。邓小平他家是一个大地主，他和他爸的一个小妾谈恋爱，离家出走了。这事当时还闹得很大，那个年代这是一种灭人伦的事，是孽子才干的。所以他后来也回不了家了，就去法国了，到法国后他也没劳动过。共产党“讲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个人表现” 。邓小平个人表现怎么样呢?右江起义开小差，置革命成败与众多起义战士的生命于不顾，却说是去找中央汇报工作。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可能与老百姓同甘共苦呢?1952 年主席调“五马” 进京，让邓小平当总书记，底下很多人都不服，都认为他不行。我也是怀疑的，但参加过一次他的会议之后，我就发现这个人是很厉害的，能抓问题的纲要。那次会议，李富春主持，我是会议记录，会上要解决的问题混乱一片，我都无法记录，可邓小平提纲挈领抓的几个问题，就是全部问题的纲要。这让我大吃一惊。他是刚到中央的，就能概括集中关键问题，其中一个是剪刀差问题。他说他知道农民是吃亏了，但现在问题还不能解决。他讲出了为什么不能解决的道理。那次会议之后，我对他的印象是很好的。哪里知道他生活上的腐化变质那么厉害，1959 年国家进入困难时期，毛主席、总理都很节俭，可是邓小平的养蜂夹道还是大鱼大肉不断，山珍海味不断，而且还有各种娱乐设备，搓、摸、洗、泡什么都有，改革后出来的会馆就是养蜂夹道那个模式的。

　　他实际上从那时就堕落为腐败大官僚了，但毛主席还不知道。

　　毛主席在 1962 年 9 月击退了“三自一包”的资本主义回潮风，不久又开始大张旗鼓搞社会主席教育运动(四清) 、搞走资派。这是与党内各级干部居然在国家最困难时期还在大搞官僚主义特殊化这一实际情形有密切关系的。主席在延安整风的时候，就借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提出来了防止腐化的问题，而且在进城的时候就再三讲，连警卫都知道，都记住了：我们进城是赶考，不要当李自成、刘宗敏，搞腐化是要被赶出来的。

　　李自成的军队进城抢美女，抢金银财宝，被人赶出来。这段历史我后来也研究过，郭沫若其实没有怎么详仔讲。主席是借他的题目发挥，警告“不要搞腐化，被赶出来”。但懂得主席深意的党内干部不多。那时主席还没有形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是主席是按照这个思想去做的，他在思想上已经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主席曾说党内没有几个懂马列的人，我那时觉得主席讲得过分，不以为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还有那么多其他中央委员，那么多人，怎么就没有懂马列的呢?是后来经过了文革我才真正知道了主席这番教导的深刻。这也是后话。

    （本文选自《戚本禹回忆录》第二部分第十二章）

戚本禹揭“李锐出卖田家英算计陈伯达”

（博讯，2016-5-28）

  田家英、胡乔木和陈伯达都参加了彭德怀的“小会议”。这是为什么呢？主席让田家英带着我们去四川种粮调查粮食产量，也让陈伯达，胡乔木下去搞调查了。他们一下去调查，就会发现问题，就要把真实情况汇报给主席。这就都要和地方领导发生冲突。田家英是因为把我在四川做的调查报告给了主席，揭穿了四川的粮食产量浮夸，使李井泉受到主席的批评，从而得罪了“西南王”李井泉。李井泉那时当然会想：你田家英来四川调查，我对你那么好，什么会都请你参加，奉你若上宾，本来四川是工作上的模范，向国家交了多少粮，结果你一个调查报告，把四川说成是搞假的，这不是在主席那里捅我一刀吗？李井泉是从来就没有受到过这样的打击的。可想而知，这件事之后，李井泉对田家英的态度会怎样。田家英还骂了王任重搞浮夸风，当时各路诸侯中，李井泉，王任重是最厉害的，柯庆施也算一个。三个大诸侯，田家英得罪了两个，所以他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胡乔木也是，他在湖南也是到处批评指责人家，日子当然也一样不好过。陈伯达在福建，也都是因为类似原因而不受地方领导欢迎的。他们这三个人拿李井泉、王任重这些人是没有办法的，在彭德怀站出来挂帅反对李井泉他们，向浮夸派发起批判的时候，就都很自然地跑到彭德怀一边去了，但对于彭德怀的本意可能是并不知道的。

    他们在“小会议”上到底说过毛主席哪些坏话，现在也是众说纷纭。当时，李井泉说田家英骂毛主席是“斯大林晚年”，田家英听到就很吃惊，他以为是李井泉瞎说，就问他“你怎么知道？”还辩白说“我没有”。李井泉就说是李锐说的。田家英这才知道李锐把什么都坦白了。李锐后来改口：“是我讲错了，不是田家英说的，是我说的”。李锐是看到情形不对了，想把事情都承担下来，但这时候谁也不相信他了。

    说“铁托杀了许多反对他的人”，说“毛主席还不如斯大林，是和铁托是一样专制”。这个话应该是有的，因为有好几个材料相互印证，但到底是谁第一个说出来的，现在已经无法搞清楚了。其实主席没有杀过一个反对他的人，连王明这样的也没有杀。有人造谣说王明吃了药，遭人毒害，一大堆医生出来证明说那是胡说八道。张国焘看不起主席，张国焘要走人，主席连他的女儿也不为难，也送出去。张国焘要回来，主席也同意，只要他做一个检讨就可以，张国焘检讨也不愿意，就没有回来。所以，王明都骂说主席厉害。主席历来主张，大部不抓，一个不杀。在这方面，主席是最开明的，历史上也无人可比，怎么能把他和铁托相提并论？

    田家英恨死李锐了，从庐山回来后，在我的面前大骂李锐是“小人、小人，无耻的小人”；说李锐上蹿下跳，小会上讲的最多，却把什么都推给别人；说李锐向主席坦白，不讲他自己的，专讲别人的，还乱咬人，诬告。李锐说田家英在什么地方当面给主席说过“主席百年以后会留下骂名”这样的话。但是，就我对田家英的了解，田家英是绝对不敢这样讲的。他平时见了主席很害怕，很谨慎，哪来的胆量进这样的言？李锐的这个话不可信。田家英和李锐一起背后骂主席，田家英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我什么时候离开主席，就死给主席看。他这是发牢骚，发不指名的牢骚。【以上，秀才们说主席的坏话，哪些是俱乐部里说的被揭发出来的，哪些是其他场合说的也揭露出来的，或者别人猜测的，恐怕分别开来加评论。这个问题我以前就提出了，再次提出。】

    陈伯达也恨李锐，说他当叛徒。李锐喜欢记笔记，把小会上田家英、陈伯达说的话都记下来了。文革中怕扩散，抄了李锐的家。陈伯达先要我们中央文革去，我说，现在是军管，我们去不合适。后来是叶群最信任的吴法宪安排军队的人去的。抄回来的笔记本交给陈伯达，陈伯达把笔记本都撕了。

    胡乔木也骂李锐，因为李锐把他也出卖了。

    前几年，周慧把李锐当年的表现都讲出来了，李锐反驳周慧。我可以作证，当时田家英他们都认为李锐这个人是小人。那些骂主席的话私下讲讲，就好比是对领导有意见，也就算了，大家都一样的。他到主席那里去坦白，就变性质了。我们是不敢讲的，事实上我们对主席很尊重，也不会那样讲的。毛主席后来批判彭德怀，引用他们小组会上的几句话，有些不是彭德怀讲的，而是张闻天说的。张闻天在里面起的作用很大。据他们后来自己说，谁在小组会上讲话、讲什么、怎么讲，都是张闻天事先和他们打好招呼的。他们还说开会关灯是因为怕热。

    不管他们三个到底说了什么，主席也没有让田家英写检查，也没把胡乔木、陈伯达如何。各个省市对他们三个攻击得很厉害，主席就说“他们都是我们的秀才”，就把他们都解救出来了【原来的材料是说，这是后来的事，不是会上的事。我这里是有意淡化了时间点。请戚老核准时间点，以便修改】。其实，当时根本不是这几个人的事。彭德怀军队里是有支持的，这几个大秘书和彭德怀搞在一起，要不把他们和彭德怀分开，就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当年曹操官渡之战后，从袁绍那里收缴了很多图书文册，其中有一部分是曹操军中和许都的人给袁绍的私密书信，是一些动摇分子在两军胜负未见分晓的时候，拉关系、留后路、甚至接洽投降的见证。就在那些写信人忐忑不安的时候，曹操出人意料把这些书信全部当众焚烧了，曹营军心、政心顿时安定。主席丝毫不输曹操，一句话就让几大秘书的事情过去了，那才是斗争的艺术、团结的艺术。所以，在庐山会议后，田家英回来给我们作报告，传达庐山会议指示精神，批判彭德怀就很激烈。那个报告记录我现在还有的。他说彭德怀怎么怎么反党，怎么怎么野心家，必须要把彭德怀打倒，要在党内批判。他讲得比主席在文革中说刘少奇的机关枪大字报还厉害【是否可摘录一些原话？】。

   

应该遭到严重处理的是李锐，主席把李锐看透了，说他是蒋干。蒋干为曹操服务，被周瑜利用。主席的意思是说李锐是彭德怀派来的，结果给看穿了。这是听林克说的。主席连对李锐的处理都是宽大的，他同意了陈伯达的意见，没有把李锐列入“军事俱乐部”里，也没有开除他的党籍，只给一个党内处分。主席一贯是这样，你坦白了，汇报了，承认错误了，他就从宽了。主席要是把李锐和彭德怀一样处理，那李锐就严重了。刘少奇说，他又不是中央委员，算不了什么。其实，不是中央委员，却是一个起了很坏作用的核心人物，有那么严重违反组织纪律的事情，也该严重处理。现在攻击毛主席最厉害的，而且篡改庐山会议事实真相最起劲的，居然也是这个李锐。真是狗改不了吃屎的毛病。

（来源：《戚本禹回忆录》）

未普：毛泽东的同志们是怎样评价毛泽东的？

——文革反思之一
（2016-5-25，自由亚洲电台）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共领导集团围绕著结束不久的文革，进行了一场长达两年的反思，最后形成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讨论和审议这个决议的过程中，毛泽东的战友们和同志们，第一次向彼此公开亮出了自己对毛泽东的看法。这对刚从文革走出仍然心存余悸的党内高层干部来说，无异于一场从未有过的思想大解放。
    根据这个《历史决议》，邓力群的《十二个春秋》的相关章节，郭道晖的“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文章，宋永毅编撰的《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及《党史博览》及共产党新闻网的相关文章，当时，毛泽东的同志们对毛泽东火力全开，从他的错误路线，到他的排斥异己，一直到他的家长制和个性，几乎无不涉及，其中一些批评“言辞激烈”，甚至“出现了一些对毛泽东严厉批判甚至否定的言论”（陈东林，党史博览，2013）。
    他们对毛泽东的批评和批判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毛泽东是“左”倾路线的总代表。历史决议称，毛泽东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负有主要责任，认为他在文革中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不仅如此，不少老干部还指出，毛泽东其实一贯左倾，而这样的评价并没有包括在历史决议中。李维汉说，历史上毛从未犯过右倾错误，主要是左倾片面性。如毛写于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强调“矫枉必须过正”，八七会议后搞农民起义，都反映了毛的“左”倾；毛在哲学思想上强调斗争的绝对性，否定合二而一，攻其一点，不计其余，云云。
    第二，毛泽东破坏民主集中制，把自己凌驾于党之上。邓小平和陈云批评毛在党内实行家长制，认为他受封建主义的影响太大，权力过分集中，还称他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革的错误，而文革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更加集中于个人，致使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像滋长起来，也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革的发动和发展。而另一些老干部则认为，毛的独断专行不仅表现在文革中，也表现在文革前。胡克实认为毛在文革前就走上了唯意志论，认为个人意志可以创造一切，可以改变党和国家的根本大法，甚至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走上追求绝对权势和个人意志的王国、唯我主义的道路。
    第三，整肃和排斥党内异己。一些老干部认为，毛发动文革的动机是清理身边的赫鲁晓夫，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排斥他不放心的人。毛认为1956年反冒进，就是反对他。夏衍等人说，在1957年反右时，毛主席怕的不是章罗联盟，而是怕党内出赫鲁晓夫。毛认为那些和他意见不一样的人，把自己抛到了右派的边缘，声称“谁晓得我身边有没有睡著赫鲁晓夫？将来有一天他作秘密报告……”毛泽东的这种多疑和排斥异己，在党内造成高度紧张。
    第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言而无信；判断失误，决策失误，却诿过予人，有时相当不光明正大。从老干部的批评看，毛经常出尔反尔，把全党搞得不知所措。毛1945年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可后来却把搞“和平民主新阶段”等罪名推到刘少奇身上。三年困难时期，中央决定下马，主席并未反对；但情况刚好转，他又大批下马风。1962年七千人大会，他大讲民主；没几个月，在十中全会上大批翻案风。文革派工作组是毛批准的，后来却说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路线。
    从这些老干部对毛泽东的评价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邓小平称毛泽东功过七三开，其实大有水分；2）历史决议在为毛泽东评功摆好时，淹没了老干部对毛泽东的真实评价；3）文革浩劫始于文革前，毛的个人专断由来已久，文革时达到顶峰；4)毛泽东的“左”比右好，长期反右不反“左”始终是共产党执政的意识形态基础。

钱钟书先生的一封回信

闻钱钟书先生的夫人杨绛女士今日凌晨去世，现贴出钱先生在1980年代初给本博的一封回信，以表对钱先生、杨绛女士夫妇的悼念。

开元同志：得信感愧。你和不少类似你的读者对拙作的称赏，比职业批评者的“判断”更有权威，我谢谢你。在文艺创作里，像在科学理论里，一切独特新颖的东西必然遭受非难，假如一般人都能接受，这种作品和理论也就仿佛社交里的“好好先生”“和事老”了。把小说当自传来考究，是不会写小说的学究们所干勾当，诚然有人写小说就是写自传，而写自传呢，倒在编造小说（请看《人兽鬼》重印本序末节），但是我不属于这一类。来信所道两节，都可发笑，在北京、上海和美国都还有人说自己是书中某某女角呢！考据家不愁没有文章可写，也不失为“繁荣学术”的一端。从你所说“四字母”推想，你一定精通英语，请万勿“多读《围城》”，而大可“多读”西方小说名著（中国译本比如小说都译坏了！）。草此复谢，即祝康乐。钱钟书敬上，十三日夜。

吕晓宇：他们以为这是永远，直到永远不再：苏联的最后一代

（政见CNPolitics，2016-05-24，吕晓宇为政见特约作者）

  戴按：吕晓宇此文介绍的Alexei Yurchak对苏联社会的研究，符合本博对毛时代中国社会的观察。官方意识形态的宣传（如学习毛著作），到了社会底层，大多沦为一种表演仪式。基层干部在大会上引用毛语录，而面对实际问题，依然按照自己的“政治哲学”行事。设小金库、多吃多占、受贿行贿（向上级机构、国有企业）、搞女人、搞黑包工，能怎么干就怎么干。毛泽东思想的大雨，落到基层，连地皮也没有打湿。但真正强烈反对共产党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人，还是少数。“人民文革”论者的观察角度其实是二元视角。

    1994 年，前苏联音乐家 Andrei Makarevich 在电视采访中说：“我从未想过苏维埃会转变，更甭说它的消失…那时候好像一切会是永远。” 大多数苏联公民有着相同的记忆，很少有人在解体之前成功预见了这一切。但一旦苏联解体，Makarevich 和其他人又发觉了另一个奇特的事实：他们一点都不吃惊，似乎对此早有准备。

  这就形成了一个十分矛盾的问题：为什么在政治体制崩溃之前，人们觉着这不可想象，但一旦崩溃发生，人们又觉得这一切理所当然？这里面是苏联和晚期社会主义更深层次的矛盾：为什么它一方面看上去根深蒂固，力量强大，一方面又显得脆弱不堪，对内外的威胁十分敏感？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直到近来翻开了加州伯克利大学 Alexei Yurchak《苏联的最后一代》（Everything Was Forever, Until It Was No More: The Last Soviet Generation）一书。这是我近年来读过的政治人类学佳作，以详实长期的田野调查和访谈研究苏联解体中的这一矛盾。

    好体制和坏体制？

    Alexei 开篇就驳斥了在苏联问题研究中的长期观点：社会主义是 “坏的”、“不道德的” 或是有 “根本性的体制问题”，所以必然崩溃。这种流行的观点以二元的视角概括了苏联的社会现实，“压迫－反抗”，“集权－自由”，“国家－人民”，“官方文化－民间文化，“谎言－真理” 等等，把政治体制的崩溃当作是自由势力最终胜利的结果。

  大多数的苏联公民并不是反对派的活动分子，他们在以上的分析中近乎没有主观性，对共产主义体制的服从被解释成被迫，或是缺乏有效的信息进行反思。

  这种二元的观点事实上是苏联解体之后流行起来的，是事件之后对历史进行的道德性审视。它并没有回到当时的社会生活语境，忽略了大多数人的真实感受，更难以解释为什么近年来会出现 “想念苏联” 的怀旧情绪。

  苏联的社会远比设想的丰富和复杂，Alexei 便是基于这一点，希望还原更为切实的生活图景，以解释人们心中矛盾性的根源。他选择的对象是 “苏联的最后一代”：出生于 50 年代和 70 年代之间，在成熟的社会主义体制中成长。

  在解体前，这个群体占到了苏联整体人口的三分之一，是正经的青壮年一代。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曾是共青团的一员，有机会亲身经历和参与体制的维系和瓦解。

    服从是一种表演

  从 50 年代开始，苏联的意识形态逐渐常态化（Normalization），这意味着共产主义的宣传和表达以固定的形式确定下来。领导讲话的用词，官方出台的文件，头悬挂的标语，列宁或斯大林的肖像，都有统一的模式，而对这个模式的任何逾越都有可能被当作是对体制的不忠。严格之处，甚至连 “马克思－列宁主义” 之间的分隔号都是不可更改的规定格式。这是意识形态对社会生活的全面侵入。

  但意识形态的稳定，却带来一种讽刺的效果。没人把意识形态当真了，文件和会议都成了无聊枯燥的重复。意识形态属于语言行为的一种，本来具有两种不同的纬度：表述（constative）和表演性（performative）。比如投票，就有两种可能的功能：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表述性），遵从体制的规定和习俗（表演性）。

  理论上说，投票是应该同时具有两种功能的，但当投票没有任何政治效果的时候，这种行为就变成了单纯的表演。

  意识形态也一样：理想状态中，当说到 “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 的时候，应该同时是观点的表达和规定的遵守，但这种语言成为必须的常态之后，就完全变成了表演性质的，好比遵从特定的仪式步骤一般。

    Alexei 把这种变化称作是晚期社会主义中的 “表演性转型”（performative turn）。但转型并没有把苏联人民变成《1984》中所描绘的那样，在表面上服从这个体制，私下藏着自己的真实观点。他们既不是体制的反对者，也不是服从者，这种表演行为之下衍生出多种的姿态和意识，形成了苏联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常态。

    “正常人”

  换句话说，苏联体制下的 “正常人”（Svoi）既不是体制的反对者，也不是它的维护者。他们创造出自己的生活空间，其实不带有那么强的政治性，形成了一种独立在意识形态之外的社会关系。

  以共青团团费这件小事举例，它被普通人当作是 “走过场” 和 “浪费钱”，是体制下无法避免又不涉及根本利益的例行公事，拖着不交的情形也就十分常见。

    Irina 是基层团组织中负责收费的干部之一，大家一方面开她的玩笑，一方面又知道这是上面派下来的任务，不会有意为难她。绝大多数人最终会交上团费，即便偶有拖欠共青团也不会强迫征收。多数情况下 Irina 都是友好地跟大家解释，大家都是 “普通人”，所以也能理解：这就营造出一种特别的社会联系，成员之间有道德和责任性的默契。

  他们很明显不是在完全地顺从体制，但也称不上反对。事实上，那些出于 “原则” 而拒绝缴纳团费的异见者，反而会受到多数人的嫌弃，大家对这种缺乏理解行为的厌烦，甚至超过了对体制代言人（Irina）的厌烦。

  这种超越 “体制－反体制” 关系的生活状态在前苏联中随处可见。就比如说苏联公民在革命纪念日和五一的时候常常会参加政府游行，喉舌会把这解释为人民对党的大力支持，但事实上很多参加游行的人已经不会关注官方的宣传标语，那些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习以为常的背景。游行是他们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是和熟人见面，认识朋友的一种场合而已。

  这是普通人去边界化（deterritorialized）过程中创造出的社会现实，在 60、70 年代文化阶层兴起之后，这些去边界的现实（圈子）更加丰富，考古学家、理论物理学家、文学爱好者、登山学会、摇滚音乐组织起一个个的圈子。他们认为自己所处的现实已经和苏联体制下的 “规定的” 现实不一样了，社会主义在这些庞大和分散的圈子们被不断地重新解释和组合，和本身的官方意识形态处在一种非冲突的并存状态。

  一个最为直接的例子是苏联的地下音乐教父 Vladimir Vysotsky，他在 70、80 年代红极一时。因为他的音乐多带有对苏联现实的映射，所以一直不受官方待见，但也没有被禁。他的歌曲甚至在最核心的政治圈子中很红，曾被邀请在他们的私人聚会中唱成名作《猎狼》。这是首以狼为主角的歌曲，以猎人比喻国家体制对个人的追杀。当年苏联共产党内的笔杆子，却是一边听着这首歌，一边为领导人写演讲稿。

    解体：现代性的矛盾

  而这种稳定的社会现实（即便在逻辑上看来矛盾重重）是怎么解体的呢？讽刺的是，正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强调意识形态的改革，这种稳定性才被取代。

  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减弱苏联的意识形态。相反，他试图把已经无效的意识形态重新带入社会生活。他的改革直接挑战意识形态语言的有效性：为什么我们要重复已经没人相信的东西？

  换句话说，他希望再次审视意识形态的 “表述性”，要求人们去反思这些习以为常的生活语言。。意识形态的表演性消失了，一个 “外在的”、“真实的” 批判声音被塑造起来，这成了苏联体制和主体思想的结束和另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开始。

  反观苏联晚期社会主义的发展，是那种一直贯穿始终的，强大和脆弱并存的矛盾。这符合法国哲学家 Lefort 对现代性的意识形态作出的概括：表达和统治的矛盾。一方面，意识形态必须是对外在真理的表达，但另一方面，这种真理的外在性又威胁着任何支持意识形态的政治力量。

  以共产主义为例，一方面创造新世界的理想需要人和思想的解放来打破旧秩序，另一方面，这个通往理想的过程有需要政治权威的控制和引导。所以，现代意识形态同时要求解放和限制，而这种矛盾转化到现实中，就成了 “放／收” 的困境。

  政治权威因为加强管控的选择变得无孔不入，而无孔不入却使得它强调的意识形态成为形同虚设，这又让本身的统治显得十分脆弱，岌岌可危。

  毫无疑问，这种现代性的矛盾在苏联的晚期社会主义集中地体现，同时也催生了二十世纪质量上乘的讽刺笑话，它们甚至有个特殊的类别：前苏联笑话。这些风趣的对话在现在看来多少有些感伤的。随手翻到的一例便是如此：

  问：为什么社会主义有优越性？

  答：因为它成功克服了其它体制里没有的困难。

  即便当时会心一笑的听众，可能也不会想到这个一直被他们打趣的体制会有一天不再是永远。

张友浪：腐败不仅是个人品性问题，它也会“传染”

（政见CNPolitics，2016-5-23）

  戴按：此一研究颇有意思，符合“自私乃人的第一天性”的理论假设（不谦虚地说，这个假设可能是本博首先提出来的，见拙文《文革的本质》），亦符合本博当年在合江的亲身经历。民众看见官员贪腐被揭发并受到惩治，一般会感到高兴，因为别人的贪腐伤害自己的利益。但自己是否搞腐败，那就得考虑风险和收益了。看见或听说他人行贿有效，自己亦会仿效。出于正义感而抵制者极少，而且往往受到多数人排斥。
  本博一个中学同学的命运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他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部队，看见部队领导搞不正之风，就起而反对，结果被复员，回到农村老家当农民（部队行文要求县武装部不要安排工作）。因为其父是公社官员，在1974年气矿招工时，被招工到气矿。气矿一看档案，发觉他原来是大学毕业生，就恢复其大专生工资待遇，并安排到合江县城附近一个钻井队当医生。哪知他看不惯钻井队头头用气矿物资和农民交换鸡蛋，工人装病找他开病假条，又与钻井队干部、工人的关系搞得很僵。四人帮垮台后，他调回老家一兵工厂，仍然与干部、群众搞不好关系，老婆也离了婚，还被送进精神病院。

  腐败究竟是官员们的孤立行为，还是全社会成员合作共谋的结果呢？有研究者借助一项在哥斯达黎加开展的大型入户调查实验，验证了后一种解释。

  在实验过程中，研究者将社会腐败数据随机呈现给被调查人群。结果表明，当被调查者得知社会上的腐败行为在增多时，他们主动向警察行贿的意愿也会显著提高。

  腐败不仅是一个个人问题

  对于社会上的腐败现象，人们要么认为它们根源于社会环境，例如制度上存在漏洞、追责的力度太弱或惩罚不够严厉；要么认为腐败根源于个人的品性，例如个人道德水平和自控能力的低下。但其实，这些解释都假定了人们是“相对孤立”地考虑腐败的成本与收益。

  而最近的一项研究指出，除了上述因素，人们往往还会站在博弈者的角度,与社会上的其他成员进行“协作腐败”。该研究的核心逻辑是，当人们认为社会上腐败的程度越大，他们自己参与腐败的意愿就越强烈，结果导致社会上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完成一桩腐败交易并不简单。腐败交易的双方往往相互了解有限，交易过程存在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风险。要达成一桩腐败交易，除了双方各自考虑的金钱、道德和制度等因素，还需要行贿方和受贿方在这桩交易的风险上达成共识。因此，现实中的诸多腐败并非产生于政府官员们的一厢情愿，而是官员和民众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的默契合谋。

  例如，公路上的违法司机可以主动提出向交通警察支付低于正式罚单的贿赂，又或者，警察可以向司机暗示他的索贿意愿以免除正式罚款，这样一来，双方都可以比照章办事得到更高的收益。但是，如果一个违法司机向一个正直的交通警察行贿，他就有受到行贿指控的风险。同样地，如果警察向一个正直的司机索贿，他就有被举报的风险。

  考虑到双方所占有的信息量都非常有限，每个人将不得不根据他们对社会上交通腐败水平的印象来做出是否参与腐败交易的决定。如果一个司机相信大部分警察都会接受贿赂，或者，如果一个警察相信大部分司机都会愿意行贿，他们协作完成这一桩腐败交易的成功率就大大上升。也就是说，人们在腐败这一问题上并不是非黑即白的态度。恰恰相反，人们往往会很有策略地考虑社会上其他人的行为，并据此分析自己参与腐败的风险和收益。

    来自清廉国家的腐败实验

  几位研究者通过哥斯达黎加的一项社会调查实验，验证了上述逻辑。

  哥斯达黎加在历史上曾经被一度称为“中美州的瑞士”。在众多的拉美国家中，哥斯达黎加一直属于最为清廉的国家之一。但近年来该国腐败丑闻频发，已有三位前总统因为腐败问题被起诉，许多内阁成员因为腐败问题引咎辞职。因而可以推测，该国人民对社会腐败程度的认知正处在剧烈变化中。

  在缺乏根深蒂固的成见的情况下，研究者在实验中提供的社会腐败信息会较易被受访者所接受，从而成功影响他们的主观看法。

  具体来看，在2013年10月到2014年4月间，研究者开展了一项针对 4200个成年人的面对面访谈。

  在实施调查前，研究者将受访人随机分配为三组：第一组为实验组，受访者会看到一张描述哥斯达黎加腐败行为快速蔓延的传单；第二组为“安慰剂”组，受访者会看到有关该国政府打击犯罪不力的负面信息。设立“安慰剂”的目的是在随后的对比分析中，确保第一组的实验结果是真正源于“腐败感知”的变化，而非受到任何政府负面信息的影响；第三组为对照组，该组的受访者看不到包含上述“腐败”或“政府低效”信息的传单。

  在针对每一组的调查中，研究者询问受访者是否会通过向警察行贿的方式避免交通罚单。为避免人们在访谈过程中会主动作出一些符合社会期望的虚假回答，研究者还采用了一系列问卷和统计方法矫正了这些潜在的问题。

  实验结果表明，在看到腐败行为快速蔓延的受访者中，有35%的人愿意贿赂警察；而在没有看到这些信息的对照组中，只有27%的人愿意贿赂警察。腐败信息的平均影响达到8%。与此相反，那些只看到“政府低效”的受访者参与腐败的意愿则无显著上升。

  在进一步的数据分析中，研究者还排除了受访者的年龄，性别和教育等因素的干扰。分析结果表明，腐败信息对腐败行为的正面效应依旧显著。同时，男性似乎比女性更愿意参与腐败交易；年轻人比老人更愿意参与腐败交易；未上过大学的人比上过大学的人更愿意参与腐败交易。

    腐败信息透明度是一把双刃剑

  总的来说，一个社会的腐败程度很有可能会不断地自我强化，并伴随着时间持续下去。当人们见到的腐败越多，他们自己对腐败的忍受程度也会越高。最终，社会中所有成员都有强烈的动机合作进行腐败交易。

  这同时也说明，人们在打击腐败的过程中所倡导的信息透明度其实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人们在主观上有可能集体高估了社会腐败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揭露腐败信息有助于降低普通公众行贿的积极性，从而进一步减少腐败，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但另一方面，当公众看到社会上大量存在的腐败新闻后，他们也可能会提高自己对腐败行为的预期，并主动参与到腐败交易中，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参考文献

     Gingerich, D. W., Oliveros, V., Corbacho, A., & Ruizvega, M. (2016). Corruption as a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Evidence from a survey experiment in Costa Rica.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