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见CNPolitics.org，2016-5-16）
戴按：魏昂德的此一研究结果与拙作《文革的本质》中的观点基本一致。
在新中国历史上，可能再没有比红卫兵运动更奇怪的政治运动了。
作为一股政治力量，红卫兵们在极短的时间内蔚然成势、遍布全国，又在两年之后彻底退出政治舞台。青年人旺盛的政治热情、做事不计后果的草率冲动，都在红卫兵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红卫兵运动深刻影响了高层政治的走向，而高层对于红卫兵的态度，最终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在所有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中，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魏昂德（Andrew Walder）的成果可谓扎实而独到。在2009年出版的《分裂的造反派》（Fractured Rebellion）一书中，魏昂德细 致分析了大量史料，展现了在模糊变动的政治大环境中，红卫兵运动是如何一步步动员、壮大、选择策略、内斗、与高层政治互动、最终走向消亡的。
红卫兵派系的来源，是这本书讨论的一个重点问题。这一部分内容，也曾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在了2006年的《美国社会学杂志》上。
派系分裂=阶级分裂？错！
一个十分诡异的事实是，当北京的红卫兵运动在1966年8月正式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它已然分裂成了两派：人数较多的“保守派”和人数较少的“造反派”。
这两派之间的斗争在1966年下半年不断激化，直到造反派红卫兵取得全面胜利。之后，得胜的造反派红卫兵内部再次分裂，这场内斗一直持续到1968年红卫兵运动被镇压。
为什么红卫兵运动从诞生之初就有派系分裂？一种流行的解释是，在1966年六七月份，中央为每个在京高校都派驻了一个工作组，这些工作组保护学校当权者、压制学生对当权者的不满。在八月份，工作组从各大高校撤出之后，支持工作组的学生就成了“保守派红卫兵”，他们认同既有的权力结构。这部分红卫兵的人员构成，主要是既有权力结构下的获益者——党员、学生干部、家庭出身好的学生。
而
“造反派红卫兵”
主要是反对工作组、受工作组压制的学生，他们希望彻底打破现有的权力结构。这部分人，主要来自既有政治格局的边缘，家庭出身不好。换言之，这种观点认为：红卫兵内部的派系分裂，体现的是当时中国社会两个政治阶级之间的分裂。
但魏昂德指出，这一解释不符合史实。
首先，保守派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之间的路线差异，根本不体现在“支不支持当权者”这个问题上。诚然，保守派支持工作组、造反派反对工作组，但大多数学校的工作组，在进驻的短短两月内，就已经将学校的全部或部分领导层打倒了，哪里还有什么学生敢支持被打倒的当权者？
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政治出身，和他最终加入造反派还是保守派没有必然关系。许多史料表明，大量来自红五类家庭的学生、已经入党的学生站在了反对工作组的一边，并最终成为造反派红卫兵。
另外，如果政治出身真的决定了学生们加入哪个派系，那么其背后隐含的假设是：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阶级利益和所处的社会位置，“理性”地选择自己的政治行动。然而，在1966年这个政治环境剧烈变动、模糊不定的时间点上，人们真的能理性计算自己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策略吗？魏昂德的答案是：不能。
为什么要“造”工作组的“反”？
在魏昂德分析的22所北京高校中，只有两所学校的工作组从始至终都支持学校的主要领导。进驻其他高校的工作组，要么打倒了相当一部分学校领导，要么将学校的权力体系完全推翻。在短短两月时间内，许多工作组的政治立场发生剧烈变化，从起先支持学校领导到最终惩办学校领导。还有一些学校的工作组，因为政治立场保守而被中央撤回，替换他们的新工作组往往政治作风激进、不遗余力地将学校领导打倒。
换句话说，在绝大部分高校中，根本就不存在“要不要支持学校当权者”的问题——当权者已然被踏上一万只脚、万劫不复了。那么，为什么一部分学生反对进驻学校的工作组呢？在工作组撤出高校之后，这些反对者为什么进一步发展成了造反派红卫兵呢？
在不同学校，工作组遭到学生反对的原因各不相同。在那些当权者被打倒的高校，一些学生试图使用极端、暴力的方式“教训”被打倒的当权者。而这些学校的工作组，往往想控制学生使用暴力的幅度、让学生的行为不要太出格。工作组试图在“应该用什么方式对当权者进行斗争”的问题上说了算，而一些学生则认为轮不到工作组来干涉学生采取什么斗争方式。学生的不满由此产生。
在许多高校，工作组往往先容许学生对任何校领导进行随意批判，然后再有选择性地把某些校领导作为斗争对象“揪出来”。这样一来，一些学生起初大肆批判过的校领导，有可能不仅没被工作组打倒，反而被认定为“政治可靠”、从而与工作组配合打倒其他校领导。而那些选错批判目标的学生，自然引火烧身，在政治斗争中遭到打击报复。
在那些工作组的立场发生重大转变的学校，一些学生对工作组的突然“变心”感到怀疑，坚持认为工作组最初对校领导的支持已经说明了其立场的保守反动。而在那些工作组遭到撤换的学校，新的工作组没能对成功逼走了原先工作组的“有功”学生进行“论功行赏”，也招致了许多学生不满。
可以想见，当时的高校学生，面对的是一个复杂、模糊、让人无法理解的政治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必须做出一系列棘手的选择：是应该听从工作组指挥、在工作组划定的框架内批判校领导，还是应该反对工作组的干涉、坚持采用极端暴力手段？是应该只批判那些已经被工作组打倒的人，还是应该继续给工作组施加压力、迫使其揪出其他人？当工作组的立场突然从保守转向激进，是应该支持工作组，还是应该批判工作组“假装激进”、实则是“当权者的走狗”？
没有人能看透波诡云谲的政治形势，也很少有人能从自己的阶级利益、出身成分出发，去思考自己该怎样做。学生们必须在稀里糊涂的情况下当机立断。这样的选择，往往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偶然性。大家在懵懂之中迅速完成了选边站队。
而这一懵懂的选择，却招致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在六月底、七月初，各大高校的工作组开始对那些挑战自身权威的学生进行打击报复。反对工作组的学生，和已经被打倒的当权者一起，成为了斗争对象——讽刺的是，这些被打倒的学生，一开始恰恰是因为主张使用最极端的方式严惩当权者，才站到了工作组的对立面上。
从“反动派”到“造反派”
七月底八月初，因为各种复杂的原因，中央决定将派驻在各大高校的工作组悉数撤回。工作组的撤回使得高校出现了权力真空，学生领导的红卫兵组织继而成为实质上的校园掌权者。这些红卫兵组织的领导权掌握在那些原先支持、配合工作组的学生手里。
原先反对工作组的学生，本已被工作组打成“反动派”。而工作组的撤出，使得这些被打倒的学生获得了宝贵的翻案机会。为了摘掉“反动派”标签，这些学生动员起来、另立新的红卫兵组织，对工作组的行径严加批判，已证明自己才是“革命”的、“正确”的，并对正在掌权的红卫兵组织形成夺权之势。
对于正在掌权的红卫兵组织来说，受到这样的威胁，当然也不能坐视不管，旋即也开始大规模的政治动员，“保守派红卫兵”就此成型。而之前被工作组打倒的学生，则成为了“造反派红卫兵”的骨干。两派之间的内斗层层升级。
为了将工作组批倒批臭，许多造反派红卫兵对派遣这些工作组的中央部委进行了围攻、以揪出工作组的负责人。一方面，红卫兵的派系斗争为高层政治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可利用的民意资源；另一方面，在高层政治的干预之下，造反派红卫兵最终获得了内斗的胜利。
换句话说，决定了红卫兵派系分裂的政治身份，在1966年6月以前是不存在的。这一政治身份并非来自于学生们的阶级出身和社会背景，而是来源于他们在工作组进驻高校的两月时间内做出的稀里糊涂的选择。工作组的所作所为，使得一部分学生们为自己在懵懂之中做出的选择付出了巨大的政治代价。这种政治代价，创造出了新的“敌我”格局，也成为学生们进一步开展政治动员的基础。
在模糊与混乱的局势中，人们在短时间内做出的选择必然是高度随机的。但政治环境的快速变化，却逼迫人们不得不用一连串的行动来回应当初的选择所带来的政治后果。无奈之中的不经意选择，最终决定了一整代人的命运——这样的结局不得不让我们感叹，历史是多么的荒诞、讽刺、无情。
参考文献
Walder A. (2006). Ambiguity and choice in
political movements : The origins of Beijing red guard factional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2(3) ,710-750.
Walder A. (2009). Fractured rebellion :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