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时：特朗普对中国的博弈为何注定失败？

（EDUARDO PORTER，2018-3-29）

        自近50年前的尼克松政府以来，美国的政策一直旨在引导中国摆脱孤立，在全球市场经济中繁荣发展。最优秀的战略思想家们认为，已确立自身地位的超级大国和新兴巨人之间不是必然存在冲突。他们认为，随着中国富裕起来，它可以和平地融入西方大国在二战废墟上建立的制度框架。

         这个主张符合“自由主义和平”的外交观念：经济交往密切的国家会认为发起战争的成本太高。自从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美国企业为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与巨大消费市场而竞相涌入这个国家，它们热情地赞同这一做法。

    这一战略目前看来已经告终。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上周宣布，美国将对价值高达6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一系列关税，同时限制中国对美国科技公司的投资，从而将对华政策引向另一条更具敌意的道路。用总统的话来说，中国现在是美国的“经济敌人”。

    有趣的是，并非所有学者都反对这种基调的转变。许多外交政策专家认为中国不遵守游戏规则。美国企业通常采取容的政策，以维持它们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但是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侵占令它们感到沮丧。

    芝加哥大学外交政策专家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并不相信自由主义和平的理念。在2001年出版的《大国政治悲剧》(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中，他写道：“富有的中国不会成为维持现状的力量，而会成为一心要实现地区霸权的强势国家。”

    然而，特朗普对中国的强硬态度似乎注定要失败。反对中国不当行为的立场并不一定是错误的。然而总统的博弈计划中存在的问题是，它与他迄今采取的其他所有外交举措都不连贯。为了实现缩小贸易赤字等错误的目标，他对盟友和竞争对手进行了一视同仁的刺激和打击，所引发的混乱反而更加有利于中国。

    “特朗普成了上天送给中国的礼物，”康奈尔大学贸易专家、曾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国部主管的埃斯瓦拉·普拉萨德(Eswar Prasad)表示。“中国操纵了规则，但特朗普的反应起到的是反效果。”

    中国显然对西方制定的规则感到不快。它公然不同意南海的战后分配。它乐于藐视世界贸易组织的知识产权规则，以发展本国的技术专长。

    中国的一些举措——诸如连接中亚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带一路”；希望与其亚洲邻国展开谈判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旨在建立一个机构框架，同西方支持的贸易协定和跨国金融机构竞争。

    作为平衡，华盛顿可以巩固那些支持其公平竞争观点的全球体系，比如美国辛辛苦苦建立的世界贸易组织。它也可以建立新的体系，例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只有中国同意遵守规则才对其开放。美国可以加固它在亚洲和世界各地广泛的联盟网络——确保自己不用独自对抗中国。

    然而，这不是特朗普正在做的事情。抛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对日本钢材征收新的关税，并暗示美国甚至可能退出世贸组织，这一切都有利于中国的目标，可以帮助中国破坏那些阻碍它的约定和制度。

    “特朗普是他们的福音，”普拉萨德认为。“一切他们努力实现的目标，特朗普都在帮他们上升几个台阶。”

    经济学家和外交政策专家普遍担心的是，特朗普对中国的立场仅仅由国内政治决定。总统不知道他想从对华关系中得到什么，也不知道美国事实上可以得到什么。他只是弄清了自己的选民想要什么。这显然已经足够了。

    美国工人受够了中国。他们认为这个亚洲巨人进入世界经济导致了他们的失业或工资下降。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对的。然而，他们渴望惩罚中国的想法却受到了误导。而且根据他们的愤怒来决定美国对华政策是错误的。

    中国将在西方体制框架内和平崛起的观点，可能已被证明无望实现。然而依据密歇根工人的挫折感重新定位华盛顿的中国政策，却可能是灾难性的。

周志兴：把中美贸易战放在更宏大的格局中

------经济问题之外，还有更多层面需要考量

(周说, 2018-03-28)

    春天里，北京一件在小圈子里影响不小的事情照例举行，这就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其实我一直对这个论坛不太关心，认为是形式大于内容。当然，形式在很多时候还是需要的，因为有了形式，才有了权威感和正统味道。试想，当很多世界著名企业的领导人和中国的领导人站在一起的时候，原本有着耀眼光环的学者只能环绕四周，这本身就剥去了形式外衣而成为了内容。

    虽然出了正月，但这样的论坛，一般来说是说还在说拜年话。看了几位美国学者的发言，感觉也是如此。似乎因为北京雾霾厉害，中美贸易战的硝烟味道他们反倒闻不见了。但是，如果考虑到美国参众两院就此事表决的罕见的一致通过，他们的讲话反倒有点异样。

    这样的讲话，我是忽略不计的。

    尽管如此，其中有的人讲到的有的观点，还是闪光的。

    例如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教授和前校长劳伦斯·萨默斯，他说了这样的话：

    “有时如果把谈判的框架放宽一点会更好。与其只让负责贸易的官员来谈，不如在更宽泛的背景下来谈。这些讨论可以更多着墨于两国关系的长期特点。”

    他是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谈及中美贸易战有关议题时说这番话的。而且，他是在这样一个语境下来表达的。他认为，中国政府在回应来自美国压力时，与其过多着墨于细节，更应该回应美方发动贸易战背后的深层原因和心态，并在谈判议题中纳入更广泛的元素。

    实际上，他是在表达这样的观点，对于贸易战也不要过分担心或者过分激动。因为实际上贸易战影响最大的，与其说是经济上的威慑，不如说是心理上的威慑。因为对于中美这样两个庞然大物来说，经济上影响的数值很小。

    我很是同意这样的观点。

    经济原因可以说是双方贸易战的起点之一，也是表现形式之一，其实，应该把这个问题放在更大的格局中去看。

    例如，中美之间在很多大事情上的立足点和表达方式的不同。

    本来，这样两个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大有不同的国家，一定在很多问题上都有不同的立足点。曾经，我们把很多的不同点做了修正或者是不同程度上的隐藏，但是，在中国逐渐强大以后，很多东西隐藏不住了，或者是又修正回来了，这一点，美国人是不爽的。

    有人说，特朗普是不讲意识形态的，因为他是一个生意人。

    这我也同意。但是，不排除他身边有不少的存在着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重要人物，也不排除这些人的观点会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他。即使不能改变他，也会在决策中产生影响。

    退一步说，就算是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大大不同，其实在表达方式上也应当尽量用对方可以接受的语言，而这方面我们的与时俱进还是不够的。当然我们可以说美国做的也很糟糕，于是，两个很糟糕撞到了一起，结果就是更糟糕。

    于是，“更糟糕”这三个字来的就早了点。

    如果说，美国人在用Sharp Power(锐实力)来形容中国的时候，还只是看到了中国在世界上咄咄逼人的态势，那么，他们在另一个问题上说的不多但是印象深刻，就是中国在不少问题上说到没有做到。

    其实，在中国加入WTO的问题上，美国的国会山是心存疑虑的，为此，他们在勉强同意的同时，在国会建立了一个机构，像是制造了一只眼睛盯着中国。就是这个机构每年会炮制一本《中国人权报告》，也许这只眼睛一定是有色的，但是，问题在于美国的国会是相信这只眼睛看到的东西的。尽管我们也会针锋相对地出一份人权报告，但是对于美国国会来说，影响力微乎其微。

    人权问题特朗普是不太重视的，我认为他本人就是一个藐视人权的典型。但是，他对说话算话这一点比较重视，不幸的是，他认为中国在这一点上做的不好。

    这并不是说，特朗普一贯就是说话算话的人，他评价自己也是说过：我是个出尔反尔的人。但是，他过去当商人出尔反尔不代表他当总统就一定出尔反尔，他自己出尔反尔不代表能够容忍别人出尔反尔。从目前看，他的竞选承诺还在逐渐兑现，比率还相当高。

    从特朗普身边用的人来看，他尊重军人，比较信任他们；他用很多商人，因为他熟悉商人。恰恰就是这两部分人，对中国有着或多或少的不满。

    军人不说了，原本就有鹰的本性。

    说到商人，很多商人尽管在中国得到了经济利益，但是，最近几年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对于国家安全的逐步重视和制度化，不少外企原本可以得到的订单没有了，很多行业在排斥他们。

    特朗普上台后，召开过一个二十多位著名企业的老板座谈会，据说听到了不少对于中国市场经济的牢骚，他是会记在心里的。

    记在心里不见得马上发作，因为有更棘手的朝核问题如鲠在喉。当朝核问题上中国的作用看起来也是捉襟见肘，那么，特朗普也就不会投鼠忌器了。

    于是，特朗普和他的不少幕僚早已发现但没有合适发作时机的问题就浮出水面。主要是他们认为，中国在加入WTO时的很多承诺没有兑现。

    他们认为的没有兑现，中国政府并不认同，但是，这件事情不要双方认同，一方有权表态也有权行动。

    特朗普是一个我行我素甚至连自己重要幕僚的意见也不一定听取的人，更何况被认定的对手呢？

    这里还是可以引用萨默斯的观点。

    萨默斯说，从美国或其他国家视角来说，越来越多人看到并担心，中国既希望继续保留做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好处，但是同时又想拥有一个大国的影响力和地位，鱼和熊掌都想兼得。

    具体来说，不少人说中国还有很多的贫困人口，认为中国正在做的，就像美国在19世纪落后英国时做的事，在增长的过程中需要特殊的保护。但另一方面，中国又要重新在全球定义伟大。比如，中国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希望引领世界。现在有很多人担心，中国会“利用”其崛起的信息技术领域的力量，而非为全世界的人谋福利。此外，人们还看到，中国希望借助其巨大的增长，对传统的全球地缘政治格局进行重塑。还有人担心，中国不仅仅想颠覆中国国内的一些管理规则，同时也希望更广泛地去改变全球议题的行为规则，例如说海上安全等领域的规则。

    美国人是难以接受这一点的。

    其实，最近几年来，美国国内就有了这方面的声音，而且越来越大，只不过在中国比较难以听到而已。这种声音，开始确实很小，听不到，后来声音大了，又被某种程度屏蔽。

    所以，作为大格局这一点上来说，就要全面准确地了解美国，了解世界，当然也要了解美国总统。

    有些人说，中国领导人的消息还是准确的，因为获得信息的渠道很多，至于大众的信息来源不那么重要。但是，因为大众的信息不准确而产生的舆论场也是不准确的，而这个舆论场经过层层递进后，也会影响决策者的思路，这确实要在大格局观中引起重视。

    总之，观察中美贸易战不要局限在经济上，而要放在大格局中。一般来说，贸易战无论来势多么凶猛，总会随着双方的理性交流而逐渐和缓，但是，大格局中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会按倒葫芦起来瓢。

    最后，还是引用萨默斯的观点，因为这位是智慧长者。他说：

    “大国关系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我们在尊重对方的尊严和传统──尤其是体制性传统的尊严和伟大之处之际，也必须就一些共同的关切进行合作。要打造一种法制框架和程序，来管理商业领域的纠纷。这样，两国就能够为全世界打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但是如果是打贸易战、以牙还牙，我觉得不太可能共赢。”

学者发表罕见文章“棒喝”脑筋发热叫板美国的国民

 (法广, 2018-3-28, 香港特约记者 甄树基)

         中国人民大学学者向松祚日前发表文章，向大陆一些头脑发热向美国叫板的学界、政界和媒体界人士当头棒喝，警告他们不可不负责任地唱衰美国，自我吹捧中国已经是舞台中心，又指出“美国今天对中国政策的强烈反弹，与我们媒体界学界包括一些官员煽风忽悠起来的高亢的民族主义情绪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

         同时是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和副所长，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委员成员的向松祚在文章的结论中，“真诚奉劝我们的那些学者，媒体，官员理性理性再理性，客观客观再客观。不要逞一时意气，给国家添乱，给民族添乱，给子孙后代添乱！”

         中美目前已就如箭在弦的贸易战展开幕后的谈判，向松祚的文章在这个敏感时候发表，或许反映目前北京对美政策以和为贵的目标，不愿意看到双方关系恶化，更不想看到中央定调的对美政策受到头脑发热的民意干扰。

    这篇刊登于微信公众号“主流声音”的文章全文如下：

         我（作者向松祚）认为中国的学界，政界，媒体界人士不应该过分热心参与中美关系的讨论，更不能跟着起哄，炒作什么中美分道扬镳，什么中国挑战美国，什么人民币挑战美元霸权，什么我们要取代美国引领世界，什么美国已经衰落，什么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什么中国已经站到世界舞台的中心。

         姑且不论中国目前在很多方面与美国还有相当差距，尤其我们国内许多重大民生问题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就算是有一天中国全面超过美国，我们也不应该大张旗鼓去自我炫耀，自我宣传，甚至自我吹捧。

         是不是世界领袖，是不是站到了世界舞台中心，是不是引领世界和人类进步，这需要世界人民来公认，需要人类历史来检验，需要具体真实的国际新秩序为基础，需要具体务实的各项政策来实施，需要新的国际治理体系和架构来保障，这并非是靠吹牛皮，打嘴仗，靠气势如虹的语言来渲染能够起作用的，反而适得其反。

         美国今天对中国政策的强烈反弹，与我们媒体界学界包括一些官员煽风忽悠起来的高亢的民族主义情绪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这其实是很不明智的。中国今天的最佳政策依然是与美国和平相处，相互学习借鉴，恐怕中国从美国学习的地方还要更多些。

         现在中国媒体包括一些学者几乎一边倒地说美国衰落，中国已经是世界舞台中心，无异于自找麻烦，自己主动树敌，其实是很不负责任的行为和言论。

         我们再看看美国，美国其实在19世纪后期已经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第一制造科技工业大国，但美国真正引领世界是二战之后国际秩序的建立，也就是说，从美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一到她引领和主导世界，等了半个多世纪，当然还有两次世界大战给美国提供的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美国的精英们是有战略思维的。

         美国赢得两次世界大战，赢得和苏联的冷战，不是靠高大上的语言来吹牛，而是靠真正的科技军事经济实力，背后则是她的制度，尤其是宪法法治的巨大优势。

         美国文化教育价值观的优势更不是吹牛吹出来的。今天很多或大部分中国精英仍然忙于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国读书，这不就说明一切问题了吗？

         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期待我们的国家和中华文化在全世界大放光彩，期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很自然的情感，然而，平心而论，我们今天在许多方面和美国的差距绝不像一些不负责任的所谓学者和媒体吹嘘的那样，已经没有差距甚至超过美国了。

         离开北上广几个特大城市，到广阔农村看看吧，离开北京市中心，去六环外看看吧，去看看那些一天工作10个小时，一周工作六天的打工崽打工妹吧，去看看进城务工人员不能上学就医的孩子们吧，去看看许多农村家徒四壁的贫穷状况吧。再看看我们的教育和医疗状况吧。

         我们的根本问题不是中美关系，我们的根本目标也不是取代美国引领世界，更不是和美国叫板颠覆美国，我们的根本目标是让十几亿中国人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因此，真诚奉劝我们的那些学者，媒体，官员理性理性再理性，客观客观再客观。不要逞一时意气，给国家添乱，给民族添乱，给子孙后代添乱！

吴菊生：人性、神性和奴性

(2018-02-01 ，新浪博客)

         元月二十五日，应朋友之邀，在蛇口做了一次讲座，谈欧洲、美国和中国。因为那天身体原因，有些话题没有深入展开。现在这儿做一个补充，希望朋友们能看到。

         去年是马丁路德领导的改教运动五百周年纪念。曾跟一位朋友谈论起改教运动与文艺复兴运动的孰轻孰重，我谈了自己的看法：文艺复兴的重大意义远超宗教改革，文艺复兴象征着人权对神权的胜利，人性对神性的崛起，从此人类开始了不再匍匐在神的脚下的历史进程，人的现代化始于文艺复兴。今天回头看，文艺复兴的伟大和划时代意义怎么评价都不过份。若没有文艺复兴，今天的人们还在像奴隶一样生活，所谓的“黑暗的中世纪”依旧统治着人类社会，教士阶级依然是社会的统治者（如同今日伊朗），现代文明依然遥不可及。随着时间推移，文艺复兴的意义将越来越呈现出其巨大的历史光芒。至于文艺复兴所推崇和倡导的科学实践和理念，将人类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我们今天享有的一切都是拜它所赐。西方某些势力（准确地说是美国宗教右翼）在这方面故意压低文艺复兴的伟大意义，是出于它们的宗教既得利益集团的私利，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很清楚，近现代文明史上的很多有争议的结论和历史都有着“宗教”这个背景。掌握了这枚“历史之钥”，面对众多的历史杂音都可以“豁然开朗”。这几十年来，中国国内意识形态主要受美国宗教保守右翼的影响，特别是中国学术界，简直就是美国保守右翼的传声筒。

         再比如，我们国内的舆论界每每见到对欧洲近现代历史的差评，包括对欧洲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欧陆理性主义的非议，它的后面都有美国基督教右翼的“魔影”。因为上述运动都动了基督教会的“奶酪”，以致那些出于宗教保守集团私利的大量宣传品得以流行。顺便说一句，时下美国的右翼在宣传方面，比左翼更有一套，且不惜造谣抹黑，对此我们理应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而不是跟在后面人云亦云，以为这些说法就是历史的真相和对历史的正确评判。相比较于欧洲，美国并没有经历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启蒙运动，虽然它的知识阶层跟着欧洲先贤逐步接受了启蒙运动的先进思想成果，但是就社会整体而言，美国的未来必将补上这一课，否则，美国将无法真正完全地进入现代文明社会。我们通常把欧洲视为后现代社会，而美国仅仅是现代社会，其间的道理和分野就在于此，不是欧洲“堕落”了，而是美国还跟不上现代文明社会的节奏。欧洲是一个宗教改革已经完成的世俗社会，宗教只是人们生活的一个方面，已经不再能够左右社会政治生活。可以说欧洲已经是一个“人性的社会”。美国虽然不能说还是一个“神性社会”，但是宗教保守右翼对社会生活的干预还是无处不在，有时甚至出现“政教合一”的不正常情况。比如最近的这一次美国大选，保守的福音派教会领袖就公然与共和党政客进行利益勾兑，达成他们之间的“共赢”，这种勾兑并且得以成功，说明美国还没有真正做到成为一个“非神性社会”。很多中国流传的一些关于美国的提法，什么“山巅之城”、“天启”、“基督教国家”等等，都是美国宗教保守右翼的宣传，这类宣传凸显了这些既得利益保守集团意图把美国拉回到“神性社会”的肮脏企图。还有什么“反多元文化”，这些都是带有专制基因的神性社会的印记。须知，一个多元文化的地区和国家才可能是一个现代文明社会。凡是提倡“一元文化”的社会和国家，都与现代文明无缘。比如中东穆斯林国家，再比如东方儒教专制国家，这些都是倡导一元化的国家和地区，它们离现代文明还有遥远的距离，虽然它们之中的某些国家GDP高企，甚至还有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但它们一概不属于现代文明国家。从这儿也可以看到前年美国大选时很多的国内精英跟着美国右翼鼓吹反多元文化的荒唐和反动。

         今天，开始有越来越多的理性的朋友开始认识到美国并非一个“灯塔之国”。这是一件好事，这是还历史和现实以原来面目，让我们知道凡是靠某种宣传鼓动出来一些“旗帜”往往都被虚假包裹着。美国的未来任重道远，它必须经历一场真正的人文启蒙，以普世的人性战胜那些为宗教利益集团所倡导的神性，美国才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好在这个历史进程已经开始，美国福音派教会的信徒三十年来从占美国社会人群的一半，到今天的四分之一，年轻人也大都不去教会，这就是一个好兆头！反过来也验证了美国宗教保守势力为什么如此疯狂的一个现实理由，它们已经江河日下，它们在做最后的反扑。假以时日，美国社会人性战胜神性，最终成为一个完全的现代文明国家是可以期待的。不是欧洲变成美国，而是美国跟着它的传统“前辈老师”，一起迈入现代文明社会行列。

         讲到宗教，有一点必须清楚，那就是传统宗教一般发轫于人类农牧业文明时代。随着工业文明的出现，以及后工业文明时代的来临，传统宗教形式日趋衰微，适应新文明形态的宗教改革与转型是一个顺理成章、合乎逻辑的结果。从基督教文明的发展史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它最鼎盛的时期恰恰就是在农业文明时代，自16世纪以来，随着新兴的资产阶级力量的上升，基督教从建制到神学到敬拜内容都经历了一系列改革。当然，人类的文明成果有着继承的关系，基督教包括其它宗教某种形式上的衰微，不等于其中蕴含的人类文明智慧烟消云散，它们必将是人类文明宝库中不可或缺的伟大遗产，以某种更新后的形式，汇入人类文明的大江大河之中。

         讲到中国，一般都认为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其实不完全准确。中国自古就有对“天”的敬畏，某种意义上，中国的“天”也是神。历史的路径不同，中国最后采行了“皇权式”大一统的专制统治模式，各级官僚事实上是“皇权”的延伸。这种统治方式造成的一个前现代文明的结果就是普遍的“奴性”存在。这也许是一种比“神性”更糟糕的处境，做神的奴隶总比做人的奴隶来的高大上吧，也更合乎人类道义。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比欧洲来的晚、来的更曲折就很容易理解了。现在很多人归因于中国缺乏宗教化历史进程，意图重走欧美老路。这实在是一个愚蠢至极的想法！且不说这个过程在中国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尝试并归于失败（洪杨之乱），单从今天人类对宗教的理解之不同，就可以知道此路不通。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人选择加入基督教，他们若是因为个人信仰的缘故也就罢了，旁人无从置喙。问题在于这些人抱着“追求真理”的政治动机和心态，一如上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追随共产主义同样的过程。这种现象实在是太糟糕了！如果真让他们成事的话，又将是中华民族的“大劫难”。所幸他们绝无可能成事，我也只是为他们的糊涂惋惜罢了。

         国家的现代化文明道路各各不同，既然英美法德日各有自己的道路，想必中国最终也会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路径虽然不同，目标理应一致，那就是“人性的解放”。偏离了这个目标，说什么都是废话、谎话。多说无益，慢慢走吧……前清有一位著名的湘军人物郭嵩涛，出使欧洲各国多年，回来后说了一句话：中国社会转型三百年。他为什么这样说，我想他是考察了欧洲历史后得出的结论。欧洲从一个“神性社会”转变成一个“人性社会”，如果从宗教改革算起，大致经历了三百年，其间腥风血雨，不堪言表。

         保守主义成了时下热门。近日有朋友告知，某位叫“苏s”的人宣称自己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我苦笑着回了一句：“又傻了一个”。估计此人最近发了大财，忝列权贵行列，急需保守个人利益缘故，此情可悯。

         英美保守主义之不同要我说可有一比，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之别，其间差别大了去了。要说公认的英国保守主义之父——柏克，那也算是一回事，他明明白白告诉你，我柏克就是站在欧洲王室的立场上，维护这个集团的既得利益。欧洲民族国家的概念肇始于十七世纪的三十年战争时期，以《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为标志，最终形成于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在此之前，欧洲各个王室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以婚姻维系着之间的共同利益，某种程度上他们是一个共同体，民族国家概念和利益淡于欧洲王室共同体。法国革命爆发于1789年，柏克次年就著文《法国革命反思录》（这篇文章就是所谓保守主义的源头之作），这时的路易十六尚未走上断头台，雅各宾专政也是三年以后的事，何谈“惨烈”与“残酷”。柏克的立场很清楚，就是站在欧洲王室利益方面，反对一切有损王室利益的革命。他的这篇文章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当时英国王室的赞赏。柏克其实他的选择自有他的道理，也符合其利益取向，立场很清楚。要命的是，后来者出于某种利益集团私利，把他当“神”一样供起来了。就拿美国来说，十九世纪的大部分年代里，都是尊奉美法革命为人类历史新纪元，反对英国道路（当时的美英关系很差）。二战之前的美国知识界文化界人士去巴黎如同“朝圣”一般。二战以后，出于话语权的需要，美国开始抢夺制高点，否定欧洲和欧洲道路，在基督教保守右翼那里开始成了一种时尚（理由前面已说）。

         橘生淮南则为枳。英国的保守主义到了美国就变味了，70年代以来，美国三股沉渣开始泛起，最近几年逐步掌握了美国保守主义的话语权，且美其名曰“另类保守主义”。这三股势力分别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白人种族主义”、“资本寡头集团利己主义（美其名曰自由至上主义）”。这三股势力可想而知是一个什么货色，这里就不展开了。于是什么样的王八蛋都成了“保守主义者”，包括三K党包括川普。任何一种“主义”，身后站着的都是某些特定甚至是具体的利益集团，世上并无适用于普遍人群的“主义”。每一种“主义”都会用一套漂亮的言辞进行包装，人们需要透过那些包装看到后面站着的是谁，这才是了解某种“主义”的不二法门。

         眼看着，美国版保守主义开始传入中国，于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这就是所谓“保守主义”的传播路径图。跟当年马克思主义传到俄罗斯成了列宁主义，再传到中国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是不是很相像啊？可笑的是，在中国传播保守主义的人物，原来大都是所谓的“自由主义者”。在西方社会，一个自由主义者欲转变成为保守主义者，可能一辈子都跨不过那道“坎”，这道“坎”就是人类良知。而中国的某些自由主义者可以一个晚上“蜕变”成一个保守主义者，真不知道他们用的是什么“魔法”。也许就是在他们眼前吊上一个“胡萝卜”，一碗红豆汤出卖长子权，可见并非虚构。真是一帮没出息的东西！由此可见，在我偌大中国，想找一个真正不为名利所动的知识分子，或许比登天还难！

（吴菊生2018年2月1日于上海）

吴菊生：美国对华战略定型？

       （新浪博客，2018-03-23） 

         该来的终究会来，无论好坏。美国川普政府终于对中国抡起了贸易制裁的大棒，对六百亿美元的中国出口货物征收百分之一百的关税。中国方面也还以颜色，对三十亿美国进口货物增加了小幅关税。中国方面还是比较克制的，并没有如原先各界预测的对美国大豆痛下狠手。这说明中国方面不希望贸易战剧烈升级的强烈愿望，虽然一些政府部门和智库说话火药味很重，但他们不代表中国政府的真实意图。但是中国方面的良好愿望是否能带来好的结果，恐怕不能得出结论。很多的国内舆论还在计算此轮贸易战的双方得失，谈论谁输谁赢。其实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持续时间之长，范围烈度之广，恐怕今天只是开了一个头。如果要我说的话，这就是修昔底德陷阱。美国的这一次对华贸易制裁其性质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对日对德贸易战，这是一场带有冷战性质的贸易战，或者说就是一场“经济冷战”，现在仅仅是一个开场。

         其实这场贸易战在上届奥巴马政府时，已经开始布局。奥巴马2010年已经在美国国会表示，美国绝不做老二。其后，奥巴马政府便加紧对华经济贸易战的布局。具体而言，就是突然提速TPP的谈判进度，并且拉日本入伙。这个TPP当时便被舆论认为是围剿中国的“经济北约”。受困于美国国内政治的两党缠斗，这一重大步骤施行一波三折。川普是一个不同于传统政客的美国领导人。一般而言，美国总统候选人选举语言当选后都不会当真，其后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川普为了表示他“说话算数”，上台伊始便宣布退出TPP。川普妄图以一系列的双边协定来挽回美国的贸易颓势，一年下来一事无成，我从一开始就判定他必以失败告终。这足以说明川普的蠢笨，他在商场屡战屡败不是没有来由的，判断失误是他的常态。反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明显看出其一流政治家本色。川普甫一当选，安倍立马赶到川普纽约“行宫”，送上精致礼物，就要了川普一句话，允许日本挑头继续推行TPP。安倍非常明白，美国终将回来，事情不能因为川普被耽搁。果然不出安倍所料，今年一月的达沃斯论坛上，川普已经表现出悔意，但还是显得“扭扭捏捏”，说要谈判一个更好的结果。当时他的财政部长姆努钦还斩钉截铁地表示“美国不会重返TPP”。同样还是这个姆努钦，就在本周三参加完20国财长会议后访问智利，表达了美国重返TPP强烈愿望，且没有附加任何条件。这个新闻被周四的“关税”消息冲淡了，其实这才是真正的大新闻。说明川普政府终于意识到他们别无选择。美国重返TPP标志着美国对华战略的定型。一场新世纪的“经济冷战”不可避免！这个“转弯”表明美国两党在攸关美国重大国家利益上，还是能保持一定的合作，民主党参院领袖舒默第一时间对“加税”表示支持就是明证。

         美国这一举动本身，就已经表明美国做出了最后的战略决断。美国当前面临的困境主要在两个方面，其一长期巨大的贸易赤字导致国力削弱，其二中国对手的日益壮大。商人出身的川普原以为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化解巨额贸易赤字，一年下来，赤字不减反增。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弄清楚美国贸易赤字的由来。美国巨额贸易赤字源于其国民不合理的畸高收入，使得其经济活动缺乏国际竞争力。这个问题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我这里也不多做解释。当共和党精英意识到这一点时，他们就不得不转移视线，把重点移至对华关系上来。抑制中国发展成了首选，或者说放在更靠前的位置。两害相权取其轻，削弱对手等于壮大自己。从美国方面来看，这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也是唯一可行的战略。

         现在还有很多人在计算双方贸易战的得失，这跟中国人好赌的本性也许有联系，凡事都喜欢立马看到输赢。美国贸易代表莱泽希特在“关税”备忘录公布前一天的国会作证时，已经明明白白表示“没有赢家”。这说明美国方面做好了“双输”的准备。他们的理性告诉我们，千万别低估了这一次贸易战的性质和未来可能的前景。当你的对手准备以自己的损失来挑起一场“战争”时，应该想到事情的性质已经不同以往了。川普政府之前提出要求中国今年削减一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谁都知道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么其真正用心是什么也就不难推测了。这份要求实际上就等于宣战前的“最后通牒”。现在中国方面还有很多人心存侥幸，其实是对未来缺乏清醒的认识。

         中国最高领导层相信他们也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前不久的“集权”行为是最好的注解。我在去年十一月的文章《大萧条来临的前奏》最后讲了一段话：“如果问我怎么理解中G的19大？以上就是我的初步认识。他们今日的集权是统治阶级内部的集体共识，虽然也有领导人的个人色彩，但后者不是根本原因。他们这么做是一种‘前奏’，是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长期萧条可能带来的社会发展的巨大不确定性，避免可能的巨幅社会动荡。一个政治专制的国家在它的经济上行时期，可以显得很从容、很放松，给社会成员以一定的自由，包括在思想教育等意识形态诸多领域。一旦经济下行时期来临，所有曾经拥有的自信和宽松都将烟消云散，冷静地看待未来时局的变化，比盲目地咒骂也许更能从容应对未来。”当时那篇文章并没有写到美中贸易的冲突这一节，如果加上这一条，那么现在完全可以确认：好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

         这个好时代的结束并不是我大中国一家“独享”，包括美国包括欧洲乃至全球，都将经历一个痛苦的长时期的调整。美中对抗仅仅是未来全球剧烈变动的一个侧面。所有的国家都将经历一场脱胎换骨式的蜕变。这是对过去三十年高歌猛进的全球化潮流的一次“清算”。对欧美来说，主要是调整其社会不合理的分配格局。欧洲可能好一点，它的基尼系数尚在可控范围内，美国比较糟糕，它的前一次给富人减税很快就会发现是一个笑话。中国则不仅仅是分配格局的调整，还面临着国际地缘政治的巨大冲击，面临着修昔底德陷阱的巨大考验。中G最近的集权行为主观上可能是基于其国内稳定的理由，但客观上给这场必定要来的“新冷战”棺材打进去了最后一根钉子。这种举动本身让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对中国可见的未来不抱任何希望，虽然这不是“冷战”的根本的理由。

        有一位年轻的朋友问我，计划十年后送孩子赴美读书，那时两国关系恶化差不多结束了吧？我回了一句：美苏冷战持续了多少年啊？

     （吴菊生2018年3月23日于巴黎)

陈功：关于特朗普减税宏观实现的简要评估

（安邦每日今融第4959期，2018-3-13）

        作为长期研究公共政策的智库机构，安邦咨询（ANBOUND）对于政策研究和政策分析是有一套自己的东西和模式的，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称自己为“政策工程师”，低调、简单、脚踏实地、客观、实事求是。最近又有了一个新的例子，来证明这种分析模式的价值和意义，这就是特朗普减税的评估及其宏观政策的实现。

    特朗普减税大家都知道，已经不是新闻，但他究竟办成了没有？办到什么程度了？特朗普的改革，在宏观实现上究竟能够实现吗？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具有极大现实意义的事情。特朗普想办点事情，还是在点子上的，因为他是搞企业出身的，即便不从政，也有切身体验，知道美国的问题，实际是一种发展模式的后遗症——我过去总结和形容美国的经济环境是，人人有工作，个个没钱花，收入低，消费上不去，终究还是增长乏力。

    美国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与美国过去的发展模式关系最大，在“世界的美国”，美国企业实际处于过度竞争的状态，不得不在国内引进大量的新移民，作为低价劳动力；企业也要全球化，产业要搬到国外去，目的都是为了降低成本，实现竞争优势。那些被迫留在国内不能动的美国大众，如何能够加工资？稍微加点就要增加企业成本，成本一增加，企业就动脑筋，不是用外劳，就是要搬家到国外。

    所以，特朗普要做的、能做的，就是两个重点，一个重点是禁止移民，现在他不顾挨骂，实际就是这样做的，起码也要大幅度增加移民的难度；再一个是让企业回国，硬顶着民主党的枪林弹雨，特朗普的减税就是这个方向的努力。最终目的，这位总统想的都是要为了增加家庭收入，提振消费，解决“个个没钱花”的问题！

    对于这位总统的努力，我是很佩服的，他是认真地要做事。所以，即便付出如此的政治代价，他还是坚持去做了。虽然我不认为，美国这种结构性的问题可以通过局部的改善（如减税）轻易就能实现和完善。我还是始终认为，结构性的问题，只能通过对结构的修缮，才能实现改善，没有捷径可走，而这需要时间和结构性的改变，这是大环境中的大问题。现在看来，特朗普似乎的确在承受极大的压力，因为事情正在暴露着相反的一面，减税面临着更大规模的攻击和压力。

    实际上，美国企业不是有钱没钱的问题，在资本过剩定义下的大环境，他们有的是钱，只是结构上的竞争压力，促使企业不愿意花钱给员工。特朗普减税之后，除了巴菲特宣布了令人震惊的“额外利润增长”之外，在过去的一个月里，还有近100家美国公司都在鼓吹动用大笔闲钱来回购，一些市场数据表明，美国公司现在宣布的计划回购总额已经超过了1780亿美元，这是单一季度中的最高纪录。这种回购减少了公司的流通股总数，同时给剩余股份带来更高的价格增长，给持有股票的投资者，也就是“有钱人”，创造了更高的利润回报。

    比如著名的思科公司本月宣布，为了回应税收方案，它将向美国带回670亿美元的海外现金，使用250亿美元资助额外的股票回购。谷歌的母公司Alphabet授权以高达86亿美元的股票购买。百事可乐公司宣布计划回购新的150亿美元股票。芯片齿轮制造商应用材料公司透露，计划以60亿美元的价格购买股票。上个月末，家装零售商Lowe公布了50亿美元的购买计划。过去，还有苹果公司调回大量资金，其中部分看来也将用于回购自家的股票。所以特朗普的宏观政策实现前景，令人感到阵阵悲观和凉意，民主党至少在这一点上是说对的，减税真正肥的是“有钱人”，而不是社会大众。

    那么有些公司宣布的那些奖金是怎么回事呢？

    现在确实有些公司确实给员工一次性奖金。但它本质上是一个公关举措。以沃尔玛为例。它发布了一个哗众取宠的消息，宣布它将向员工发放高达1000美元的奖金，这听起来很棒。但事实证明，如果你在那里工作了20年，你才会得到那么多，而普通员工仅能得到190美元左右。虽然比没有好，但它不会改变你的生活。实际上，沃尔玛的奖金总额为4亿美元，看起来很多，但你要知道10年以上的公司减税价值为180亿美元。换句话说，至少在短期内，减税中的大约2％，才将会用于员工的收入。

    所以，情况严重不乐观。宏观政策的实现，与特朗普的减税愿望、与当初大张旗鼓宣布的政策目标，明显是矛盾的，这当然是一种重大政治危机。看来，结构性的问题还真的只能通过结构性的改善来解决，而不会通过局部的改变来实现完善。这样的结构性改善怎样实现呢？时间，关键是时间！尤其是宏观政策的实现，与时间周期的关系甚大，所以结合时间来看宏观政策效果，结果就可能不一样了。

    不能不承认的一点是，美国企业虽然不大愿意动用资本来给员工发工资，但世界资本和投资却对美国市场的“看好”越来越明显，美国企业虽然不愿意动用资本给员工，但世界企业却可能更愿意。所以，当竞争从世界市场回到美国本土的时候，从钱多钱少的问题回归到提供更优厚福利吸引员工的时候，性质出现了改变，结构性改变的时刻就会来临。

    所以，特朗普减税的政策操作，它在宏观层面的实现还是会来临的，最终还是会改善的，只不过不能期待立竿见影的实现，也不能只期待美国的企业来实现！特朗普减税的宏观实现，需要世界市场，尤其是中国企业的配合才能实现。中国实体经济的对美投资是会受到强烈欢迎的，中国与美国的商务关系，过去是贸易和逆差，今后则是实体经济投资，这一点必须真切看到。

    总的来看，美国的问题还算是有希望解决的，但对世界市场的影响和冲击也会形成，其代价就是美国得放弃世界市场的一定话语权。从“世界的美国”，回归到“美国的美国”。毕竟如果总是自顾自，那是无法长期当老大的，老大就是要有牺牲精神。实际上，我看未来的世界，谁当老大都不行，当世界老大的这个成本毕竟太高了。所以，世界回归保守主义是必然的，这是大趋势，不论谁来干美国总统的这个工作，都是如此。

    最终分析结论：

    中美贸易纠纷并非无解，现有的问题被美国右翼经济学家所夸大了。

陈功：三种战争形态和市场之战的六个维度

（安邦每日经济第5621期，2018-3-9）

    世界上存在三种战争形态，分别是热战、冷战、商战。

    热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白热化战争，飞机大炮，血肉横飞，战争的目的是遏制纳粹德国赢得世界新空间的努力。冷战是苏联模式下的苏美对抗，阵营清晰，铁幕之下，苏美壁垒的对抗，最后以苏联阵营的分崩离析而告终。商战则是当今世界以及未来世界的战争，这是一场有关世界市场及其影响力的空间对决。拥有市场空间的一方，将赢得世界优势，失去市场空间的一方，将会退出世界舞台，甚至进而分崩离析。

    在这场日益呈现的世界商战中，最为构成思想基础的是影响日趋扩大的纳瓦罗所写的书《致命中国》。该书作者彼得·纳瓦罗，毕业自波士顿的塔夫茨大学和哈佛大学，他是美国经济和公共政策学者、人权活动家，民主党人，被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任命为首任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现任CNBC特约评论员，他常于《美国商业周刊》、《哈佛商业评论》、《麻省理工学院史隆管理评论》、《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发表文章。

    纳瓦罗与人合作写的这本书实际研究水平并不高，所涉及到的问题，并无突破性的研究，都是援引现有世界市场的贸易争端及其资料，在中美竞争的背景和条件下，配合国际政治的风云变幻来加以突出表现，进行阐述和综述。书中所谓的对抗措施和解决方案，实际也仅仅是中美现有常规对抗措施的渲染和强化版本，并无突出的新意，基本都是老调重弹。即便对于美国而言，除了显眼的政治色彩之外，实际也没有什么建设性的价值。

    纳瓦罗的思想观点，对中国以及世界市场而言，最具有破坏力的地方在于有利于做政治发挥的强硬立场和态度，鼓吹发动贸易战。他构思的解决方案集中以下几个方面：美国应再次把人权视为外交政策的核心价值。纳瓦罗强调，要推动国会立法，要求与美国进行自由贸易的任何国家，必须放弃所有非法出口补贴，货币汇率必须反映实况，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符合国际规范的环境保护及健康与安全标准，开放能源和原材料的全球进出口市场，提供“包括媒体和互联网服务在内的自由与开放的国内市场”，等等。综而述之，无非是以国际政治舞台为背景，限制中国，制约中国，以单边方式强化美国利益。

    与世界历史上的“热战”和“冷战”不同，这场世界“市场之战”的主要武器和战略解决方案并非是军事上的飞机大炮，关键在于六个维度的竞争性政策以及战略上的输赢：

    （1）赢得优势地位的技术和知识产权。没有技术和知识产权，永远就是消费商品的奴隶，没有国家的领先地位，也不可能拥有未来有竞争力的商品空间。

    （2）贸易空间和消费空间的边界及其保障。失去了贸易和消费的空间边界和保障，将导致市场毫无意义，市场就是人家的，标准就是人家的，一国之经济将成为他国之市场的依附品。

    （3）意识形态、文化形态和道德形态的政治冲突。意识形态和文化道德，在当今世界里日益成为一种主要的力量和武器，成为划分族群、社群以及同盟军的重要依据和社会符号标志。

    （4）货币和金融资本的利益、安全与风险控制。金融资本以及货币的安全和流动性，是最重要的利基和市场基础，失去了金融和货币的安全，国将不国，一切无从谈起。

    （5）法律。法律是规则组成的体系，是一种经由政府组织和社会组织来实施的强制力量。在今天的世界，法律的超国家运用早已经成为常态。

    （6）市场联盟与区域合作。各种形态的市场及区域的合作与联盟，本就是场空间的重要形态，各种各样的区域组织和联盟组织，形成世界市场错综复杂的市场关系和利益关系，日益成为世界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和实际控制者。

    值得注意的是，这六个维度与世界市场空间的形成与改变密不可分，有效运用这六个维度的战略、政策和工具，可以有效改变世界市场空间的规模以及产生与之相关的影响力。直白地讲，构建市场空间要从这六个维度着手，争夺市场空间也要从这六个维度着手，这六个维度代表着世界秩序框架，超过则有可能失控转化真正的热战。中国是一个大国，历史经验表明，世界上的任何“热战”都无法有效摧毁这样的大国，壁垒和阵营清晰的冷战也早已成为了历史，只有商战——市场之战则可以有效动其大国命脉。

    最终分析结论：

    世界除了热战和冷战，还有正在经历的商战。商战的实质是市场空间的争夺战，其关键在于技术和知识产权、贸易空间和消费空间的保障、意识形态冲突、金融资本的利益和风险控制、法律、市场联盟与区域合作等六个维度的竞争。

李沉简：重读费曼------坚持质疑和思想自由的权利

（微文库，2017年 12 月 10 日）  

         这是杰出的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在美国科学院的一个演讲，深入浅出、客观理性又激动人心。这篇文稿翻译于弗罗伦萨，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刻。

         近二十年前，我和妻子徐杨充满享受地翻译费曼的书，而书的最后一篇就是这篇讲演词。那时我们还没有手提电脑，两年中我们的背包里一直随身带着费曼的书和笔记本，走到哪里，写到哪里。在我结束了一个在德国海德堡的合作之后，游历意大利到了弗罗伦萨（又名“翡冷翠”，好美的名字），这个文艺复兴的文化和历史集萃之地。在弗罗伦萨城隔河的小山上，米开朗基罗的第三个《大卫》带着世纪的勇气，静静地俯瞰全城。雕塑脚下有个咖啡馆，于是我坐下来歇脚，随手拿出费曼的书，打算翻译一些再继续旅游。可是当我写下几段之后，就完全无法停止，费曼几乎就在我的面前。整个下午，我一气呵成翻出了整个篇章。在结尾的时候天色已经黄昏；金色夕阳下的弗罗伦萨突然间全城暮钟如潮。夕阳、弗罗伦萨、《大卫》、费曼，大概世间不会有太多更让人激动/有几近宗教神圣感的瞬间了。

    二十年后重读费曼，依然掷地有声。与诸君共享。——李沉简

理查德·费曼：科学的价值

         当我年轻的时候，我认为科学会有利于每个人。科学显然很有用，也是很有益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参与了原子弹的制造工作。科学的发展导致了原子弹的产生，这显然是一个具有极其严肃意味的事件：它代表着对人类的毁灭。

         战后，我对原子弹忧心忡忡，既不知未来会怎样，也更不敢肯定人类一定会延存。自然地，一个问题会这样被提出：科学是不是包含着邪恶的成分？

         这个问题也可以这样来问：当我们看到科学也可以带来灾难时，那么我如此热爱，并且毕生孜孜为之的科学事业的价值究竟何在？这是我无法回避的问题。

         这篇“科学的价值”，你们可以把它看成是我在探索这个问题时的所思所悟。

         时常，人们对我提出科学家应该多多关心社会问题，特别是要考虑科学对于社会的影响。人们似乎相当普遍地认为，只要科学家们对于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加以关注，而不是成天钻在枝尾末节的科学研究之中，那么巨大的成功就会自然到来。

         我以为，我们科学家是很关注这些社会问题的，只不过我们不是把它们当作自己的全职而已。其原因是对于这些比科学研究复杂千百倍的社会问题，我们也是百思不得其解，绝无灵丹妙药。

         我认为当科学家思考非科学问题时，他和所有的人一样无知；当他要对非科学问题发表见解时，他和所有的门外汉一样幼稚。今天我的讲演“科学的价值”所针对的并不是一个科学课题，而是价值评判；这样看来，我下面将要讲的大概也是粗浅不堪的了。

         科学的价值的第一点是众所周知的。科学知识使人们能制造许多产品、做许多事业。当然，当人们运用科学做了善事的时候，功劳不仅归于科学本身，而且也归于指导着我们的道德选择。科学知识给予人们能力去行善，也可以作恶，它本身可并没有附带着使用说明。这种能力显然是有价值的，尽管好坏决定于如何使用它。

         在一次去夏威夷的路途中，我学会了一种方法来表达上述问题——一个佛祠的主持向游客们谈及佛学，最后他说他的临别赠言将使游客们永不忘却（我是真的从未忘却）。这赠言是佛经中的一句箴语：“每个人都掌握着一把开启天堂之门的钥匙，这把钥匙也同样能打开地狱之门。”

         如此说来，开启天堂之门的钥匙又有什么价值呢？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分辨一扇门是通向天堂还是地狱，那么手中的钥匙可是个危险的玩艺儿。

         可是这钥匙又确实有它的价值——没有它，我们无法开启天堂之门；没有它，我们即使明辨了天堂与地狱，也还是束手无策。这样推论下来，尽管科学知识可能被误用以导致灾难，它的这种产生巨大影响的能力本身是一种价值。

         科学的另一个价值是提供智慧与思辨的享爱。这种享受在一些人可以从阅读、学习、思考中得到，而在另一些人则要从真正的深入研究中方能满足。这种智慧思辨享受的重要性往往被人们忽视，特别是那些喋喋不休地教导我们科学家要承担社会责任的先生们。

         我当然不是说个人在智慧思辨中的享受是科学的全部价值所在。不过，如果我们社会进步的最终目标正是为了让各种人能享受他想做的事，那么科学家们思辨求知的享受也就和其他事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了。

         另外一个不容低估的科学的价值是它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概念。由于科学的发展，我们今天可以想象无穷奇妙的东西，比诗人和梦想者的想象丰富离奇千万倍。自然的想象和多姿比人类要高明得多。比如吧，诗人想象巨大的海龟驮着大象到海里旅行；而科学给了我们一幅图画——天宇中一个巨大的球在旋转；在它的表面，人们被神奇的引力吸住，并附着它在旋转。

        我常常想这些奇妙的东西，这些从前人们根本不可想象，而如今科学知识使我们可以想象的东西。

        曾经，我站在海边的沙滩上，陷入了这样的深思：

             潮起潮落

            无法计数的分子

            各自孤独地运行

            相距遥远却又息息相关

            泛起和谐的白浪

            旷代久远

            在尚无生物的上古

            眼睛还未出现

            年复一年

            惊涛拍岸如今

            为了谁，为了什么？

            在一个死寂的星球

            没有为之欣悦的生命

            永无休止

             骄阳弥散着能量

             射向无垠的宇宙

             掀动着大海的波浪

             大洋深处

             分子重复不变

             忽然，萌生新的组合

             它们会复制自身

             由此演出了全新的一幕

             愈变愈大

             愈变愈复杂

             生物，DNA，蛋白质

             它们的舞蹈愈加神奇

             跃出海洋

             走向陆地

             站立着

             具有认知力的原子

             具有好奇心的物质

              凭海向洋

              一个好奇者在好奇

             我——

              一个原子的宇宙

              一个宇宙中的原子

         这样的激动、惊叹和神秘，在我们研究问题时一次又一次地出现。知识的进步总是带来更深、更美妙的神秘，吸引着我们去更深一层地探索。有时探索的结果令人失望，可这又有什么关系。我们总是兴致勃勃而自信地深钻下去，发现无法想象的奇妙和随之而来的更深更美妙的神秘。这难道不是最激动人心的探索么！

         诚然，没有过科学研究经历的人大概不会有这种近似宗教的感受。诗人不会写它，艺术家也无法描述这种奇妙的感受。我很是不解——难道他们都不为我们所发现的宇宙所激动吗？歌唱家现在还不会歌唱科学带来的神奇美妙，科学对于人们来说还是在讲课中接受的，而不是在诗与歌之中。这说明我们还没有进入一个科学的时代。

         这种沉默无歌的原因之一，大概是人们必须懂得如何读这种音乐的乐谱才能歌唱。比如，一篇科学论文说，“鼠的脑中放射标记的磷在两周中减了一半。”这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意思是鼠脑中（你、我的脑子也没什么差别）的磷有一半已经不是两周前的原子了，它们已被替换了。那么我要问：“究竟什么是载有意识的分子呢？子虚乌有么？这些全新的分子能承载一年前在我脑中的记忆，可当时发生记忆的分子却早已被置换了！这个发现就像是说我这个体仅仅是一个舞蹈的编排。分子们进入我的大脑，跳了一场舞就离开了；新的分子又进来，还是跳和昨天一模一样的舞蹈——它们能记住！

         有时我们会从报纸上念到这样的话：“科学家认为这项发现对于治疗肿瘤是十分重要的……”。看，这报道只注重那项发现有什么可利用之处，而完全丢开了它本身的意义。而实际上它是多么奇妙啊！偶尔，小孩子反倒会意识到那些意义；此时，一个科学家的苗子出现了。如果当他们上大学时我们才教他们这些，那就太晚了。我们必须从孩童教起。

         现在，我来谈谈科学的第三个价值——它稍稍有些间接，不过并不牵强。科学家们成天经历的就是无知、疑惑、不确定，这种经历是及其重要的。当科学家不知道答案时，他是无知的；当他心中大概有了猜测时，他是不确定的；即便他满有把握时，他也会永远留下质疑的余地。承认自己的无知，留下质疑的余地，这两者对于任何发展都必不可少。科学知识本身是一个具有不同层次可信度的集合体：有的根本不确定，有的比较确定，但没有什么是完全确定的。

         科学家们对上述情形习以为常，他们自然地由于不确定而质疑，而且承认自己无知。但是我认为大多数人并不明白这一点。在历史上科学与专制权威进行了反复的斗争才渐渐赢得了我们质疑的自由。那是一场多么艰辛、旷日持久的战斗啊！它终于使我们可以提问、可以质疑、可以不确定。我们绝不应该忘记历史，以致丢失千辛万苦争来的自由。这，是我们科学家对社会的责任。

         人类的潜能之大、成就之小，令人想起来未免神伤，总觉得人类可以更好。先人在恶魇中梦想未来；我们（正是他们的未来）则看到他们的梦想有些已经成真，大多却仍然是梦想，一如往日。

        有人说教育的不普及是人类不能前行的原因。可是难道教育普及了，所有的人就都能成为伏尔泰吗？坏的和好的是同样可以被传授的；教育同样拥有趋善或趋恶的巨大能力。

         另一个梦想是国与国之间的充分交流一定会增加互相理解。可是交流的工具是可以被操纵的。如此说来所交流的既可以是真实，也可以是谎言。交流也具有趋善和趋恶双重可能。

         应用科学可以解决人们的物资需求，医药可以控制疾病——看上去总算尽善尽美了吧？可偏偏有不少人在专心致志地制造可怖的毒物、细菌，为化学生物战争做准备。

         几乎谁都不喜欢战争，和平是人类的梦想——人们尽可能地发挥潜能。可没准儿未来的人们发现和平也可好可坏。没准儿和平时代的人因没有挑战而厌倦不堪，于是终日痛饮不止，而醉熏熏的人并不能发挥潜能、成就大业。

         和平显然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如同严谨、物资发展、交流，教育、诚实和先人的梦想。与先人相比，我们确实进步了，有更多的能力了。可与我们能够成就的相比，所达到的就相形见绌。

         原因何在？为什么我们就无法战胜自己？

         因为我们发现，巨大的潜能和力量并没有带着如何使用它们的说明书。譬如，对物质世界认识愈多，人们就愈觉得世界真是毫无目的意义可言。科学并无法指导行善或行恶。

         有史以来，人们一直都在探究生命的意义。他们想：如果有某种意义和方向来指导，人的伟大潜能定会充分发挥。于是有了许多种对生命意义的阐述和教义。这些各自不同的教义有着自己的信徒，而某一种教义的信徒总是怀着恐惧的心情看待其余教义的信徒。这种恐惧来自于信念的互不相容，致使原本良好的出发点都汇入了一条死胡同。事实上，正是从这些历史上错误信仰所制造的巨大谬误中，哲学思考者们慢慢发现了人类美妙无限的能力。人们梦想能发现一条通途。

         那么，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如何来解开存在之谜呢？

         如果把所有的加以考量——不仅是先人所知，而且他们不知而我们今天所知的——那么我认为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我们还是知之甚微。

         不过，正当我们如此承认的时候，我们便开始找到了通途。

         这并非一个新观念，它是理性时代的观念，也正是它指导着先贤们缔造了我们今日享用的民主制度。正因为相信没有一个人绝对懂得如何管理政府，我们才有这样一个制度来保证新的想法可以产生发展、被尝试运用、并在必要的时候被抛弃；更新的想法又可以如此地轮回运行。这是—种尝试——纠偏的系统方法。这种系统方法的建立，正是因为在18 世纪末，科学已经成功地证明了它的可行性。在那时，关注社会的人们已经意识到：对各种可能性持开明态度便带来机会；质疑和讨论是探索未知的关键，如果我们想解决以前未能解决的问题，那我们就必须这样地把通向未知的门开启。

        人类还处在初始阶段，因此我们遇上各种问题是毫不奇怪的。好在未来还有千千万万年。我们的责任是学所能学、为所可为、探索更好的办法，并传给下一代。我们的责任是给未来的人们一双没有束缚自由的双手。在人类鲁莽冲动的青年期，人们常会制造巨大的错误而导致长久的停滞。倘若我们自以为对众多的问题都已有了明白的答案，年轻而无知的我们一定会犯这样的错误。如果我们压制批评，不许讨论，大声宣称“看哪，同胞们，这便是正确的答案，人类得救啦！”我们必然会把人类限制在权威的桎梏和现有想象力之中。这种错误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作为科学家，我们知道伟大的进展都源于承认无知，源于思想的自由。那么这是我们的责任——宣扬思想自由的价值，教育人们不要惧怕质疑而应该欢迎它、讨论它，而且毫不妥协地坚持拥有这种自由——这是我们对未来千秋万代所负有的责任。

周其仁读萨缪尔森:美国对华贸易战的理论基础

（新浪财经，2018年3月25日）

    编者注：美国对华启动301调查后，很多学界业界讨论全球化浪潮的终结。这让我们想起2006年周其仁的一篇小文《在台州读萨缪尔森》。文章从萨缪尔森一篇论文讲起，娓娓道来萨翁关于经济学中两国贸易模型的思考，提出，当一个国家在以前并没有比较优势的行业，突然取得生产力的巨大进步时，贸易未必会再是双方受益的，很可能有一方受损。这种思想在2004年震惊业界，直到现在还在讨论。毋庸置疑的是，美国政商学界许多人正在意识到，美国的对华贸易正越来越成为一个帮助中国崛起的工具，对美国的全球领导核心、经济的竞争力都在产生挑战。

    站在中国的立场，通过不断学习、创新，在原先并不存在优势或者根本没有的产业，迅速积累起竞争力。通过贸易、引入外资，持续学习对手的技术和知识，是中国改革开放崛起的重要手段。通过对文章正反两面的阅读，我们得以思考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原因，也有助于理解美国的战略焦虑。尤其是我们已经发现，美国对华贸易调查，针对的基本上都是中国列入“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的行业，其核心目标即是阻击中国的后发优势产业的崛起，从而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

    周其仁教授的文字深入浅出，分享给大家。

在台州读萨缪尔森

周其仁

    四月初到浙江台州，路上带了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的一篇论文。是和几位同学约好的，要讨论一次这篇备受关注的大文。说来也是平生所爱：带一点可读之物，在真实世界里走走、看看、读读、想想。“行万里路，破万卷书”是太高的要求，但是出差一趟读上篇把文章，还是可以做到的。

    萨文的背景是中国、印度经济崛起，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其间的利益得失怎样看，引起一片争议。该文发表在美国著名学报JPE的2004年夏季号。萨翁本来就是世界级名家，加上论点似乎与支持全球化的流行看法大相径庭，要不轰动也难。同学查过的，自萨翁这篇大文发表到今天，国际上的辩论不断。

    不愧是纯经济理论的大师，萨缪尔森一上手就把纷纭繁杂的贸易世界处理得条理分明。当然首先借助了李嘉图和穆勒的传统来发问：要是两个各产两种产品、生产率不同的经济，彼此封闭，老死不相往来，结果如何？互相开放、自由贸易，又如何？结论当然就是著名的“比较优势说”——两个经济各自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自由贸易就可以提高两国的福利水平，因为这样的经济总产出水平最高。

    萨翁接着问，要是上述两国的生产率发生了变化，自由贸易增进两国总福利的推论，变还是不变？为此他区分了两种情况：其一，一个国家在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大幅度提高了生产率；其二，一国在原本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意外地提升了生产率。读到这里，我们要当心了：假如生产率提升的两种情况都一样，萨缪尔森这样的学者为什么要故作高深，非把问题分开来处理？这样两种生产率进步的情形，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还是拿“衬衫换飞机”来当实例。萨翁设想的第一种情形，造衬衫为中国的比较优势，当中国造衬衫的生产率大幅度提升（萨文假定“提高到原来的4倍”）之后，中国继续以衬衫换美国的飞机，会损害美国利益吗？当然不会。因为中国造衬衫的生产率提高，美国造飞机的生产率没变，因此中国衬衫的相对价格就变得更加便宜。就是说，美国的贸易条件因为中国衬衫生产率的提升而改善了。

    至于中国的贸易条件又如何了？萨翁的分析是取决于需求。“在穆勒需求下”——即穆勒假定的两国都把收入平均花费在飞机和衬衫这两种商品上——衬衫的技术进步也提高了中国这一方的福利。加到一起，萨文的推导“有力地证实了”支持全球化的经济学家们的观点。

    但是萨缪尔森设想的第二种生产率进步，情形就迥然不同了。请注意，这种生产率进步不是发生在造衬衫部门，而是发生在中国原本毫无比较优势的飞机制造！这当然是一个大胆的设想，因为中国只从事具备比较优势的生产，向来只造衬衫、不造飞机，从何提升自己造飞机的生产率？萨翁当然明白我们的疑问，所以他才指明，中国在自己的进口部门发生的技术进步，完全是“外升的”。作为一个思想实验，假设中国就在飞机制造部门无端端出现了惊人的技术进步，那样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如何？

    萨翁的答案惊世骇俗——倘若中国真的在飞机制造方面提高了生产率，那就可能“永久地损害了美国利益”。此论一出，天下大哗。鼓吹贸易保护主义的人士以为终于找到了一位重量级大师，可以为“保护政策”提供理论根据。反对派则质疑萨缪尔森的理论变节，为“一位经济学家”——而不是一位社会学家或其他什么家——居然站到反自由贸易的立场而感到匪夷所思。最精彩的当然还是萨缪尔森本人，他声明“从我的上述分析中并不能得出应该还是不应该采取选择性的保护主义的结论”。他声称他的分析无非指出了“有时一国生产率的提高只能对自己有利，却永损他国的利益”。

    集中推敲一下吧。“有时”——就是在萨翁构想的中国突然大幅提升本来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造飞机生产率的情况下——中美两国的相对利益，究竟会发生什么变化？萨缪尔森的推理如下：（1）世界总产出的潜力大大增加；（2）美国造飞机的比较优势下降，直到中国造飞机的生产率升到这样一个位置，以至于“两国从事与不从事贸易的境况相同，彼此再也没有任何从事进出口的优势”；（3）因此，美国自愿地退回到不贸易状态，自己既生产飞机也生产衬衫，从而导致人均实际收入的下降——也就是“利益被永久地损害”。中国呢，当然也贸易不成。不过此时的中国已经提升了飞机生产率，可以关门享受实际人均收入的上升。

    我猜想读者中喜欢这个推理的不会很多。我自己也不喜欢。可是在设定的前提之下，同学们和我怎样推，萨缪尔森还是屹立不倒。另辟蹊径吧。于是我们在一篇批评文章里读到，“作者假设中国在美国的出口部门突发一个巨大的技术进步是不现实的，因为在自由贸易状态下，中美两国的专业化分工只能导致各自加强其原来的比较优势”。是的，倘若萨翁设想的前提子无虚乌有，他那些严密的逻辑推论还不就成了空中楼阁？

    可是，我倒觉得萨缪尔森这篇论文最厉害的地方，恰恰就是他关于“后进经济在原先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部门大幅提高了生产率”的设想。远的不论，单就这次在台州的所见所闻，就足以证明萨翁的构想贴近真实。我差不多年年来台州做跟踪性的观察，历史地看，这个据说每万常驻人口就有1100家公司的地方，制造业生产率的进步惊人。追下去看，这里发生了技术进步的领域，难道都是“强化原来的比较优势”吗？

    以这次参观的3家公司为例。第一家做摩托车和沙滩车的发动机，第二家出口帐篷、太阳伞和沙滩椅的面料，第三家制造电容用的电子薄膜。当然都还不是造飞机，可是这3个行当，短的一年半前、长的十年前，在台州根本就不存在！它们不是“本来不具备比较优势的”，又是什么？实际经验是，只要有人打了第一枪，成功失败前仆后继，摹仿创新两手并用，仿佛不经意之间当地就包办了相当一个比例的全国市场份额——不靠生产率相对更快的进步，还能靠什么？退回十数年看，台州的比较优势恐怕只有农副业！要是永远只能提升原来具备的比较优势部门的生产率，断不会有今日之台州。

    远一点看，不但温州、宁波、绍兴、浙江、长三角、珠三角就是这样上来的，而且当年美国对英国、后来的日本对美国，以及萨文提到的“经济史上俯拾皆是”的无数例证，尽皆如此。这样看，在原本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部门发生生产率革命，恰恰是后来居上经济的共同特征。因此萨翁的这个构想，不但真实，而且非常普遍。轻轻拿来充当一个高度简化的分析模型的前提，简直是神来之笔。

    读者或许要问：扳不倒萨翁构想的前提，其推论又无懈可击，莫非你也同意“中国的技术进步可能长久损害美国利益”？是的，只好同意，因为在限定的范围里怎样也找不到不同意的根据。惟一可以补充的是，真实世界里的欧美、日本尚具比较优势的玩意还很多，中国、印度等国在原本不具备比较优势领域里的生产率进步又不过刚刚开始，远不够普遍，更不够快。因此，所谓“有时自由贸易长久损害美国利益”云云，还完全不是今天全局性的事实。

    煮酒论英雄要加一点提前量。长程看天下大势，我认为萨缪尔森的担忧事出有因。要避免美国的利益长久被损害，根本出路就是不断发展更多具备比较优势的产品和行业，同时加快调整越来越守不住的生产和服务。究竟还有多少时间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站在台州看，美国要加一把劲才对。

习近平欲重塑威权主义，中国走向与历史相悖之路

(纽时, MAX FISHER. 2018年3月1日)

    中国版本的威权主义总有些与众不同的地方。几十年来，随着其他专制政权或垮台、或变质为功能不全的虚假民主国家，中国的专制政权保持了强大，甚至繁荣。

    诚然，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果断地压制异议，镇压潜在的挑战。但有些人认为，中共之所以继续存在下去，部分是因为它建立了异常强大的制度，受到严格的规则和规范的约束。其中最重要的两条是集体领导——靠共识统治、而不是靠强人——和任期限制。

    当中国共产党本周宣布将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允许习近平无限期地任职时，它打破了这些规范。它也可能加速了许多学者认为的中国朝着与历史的力量冲撞的进程。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设法避免了这种冲撞。

    这些历史表明，北京的领导人正在做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曾经称之为“徒劳无益的差事”：试图维护一种在现代社会无法继续存在的政府体制。但是，正在转向强人统治方式的习近平，要加倍努力证明中国与其他国家不同，可以在当今时代重塑威权主义。

    如果习近平成功，他不仅稳固了自己的未来、延长了中国共产党的未来，也许还为威权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建立了一种新的模式。

          更强硬的那类独裁政权

    如果像许多人现在所预期的那样，习近平将终身留在任上，这只是在把他多年来一直在推进的一个过程正式化：那就是剥离中国制度的权力，将其积累到自己手中。

    把独裁统治从思想上分为两类，有助于对其的了解：一类是制度化的，另一类是个人主义的。前者以委员会、官僚机构和类似共识的方式运作；后者只靠一位有魅力的领袖。

    中国曾经是近乎于苏格拉底理想的第一种模式，现在正日益成为两种模式的混合体。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中国学者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发表的一篇论文认为，习近平已把自己变为“金融监管和环境政策的主导者”，以及经济政策的主导者。

    习近平还发起了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敌对政治派别的成员在这场运动中受到不成比例的清洗。虽然这加强了他本人的实力，但却削弱了中国以共识为主导的运作方式。

    据密歇根州立大学研究威权主义的学者艾丽卡·弗朗茨(Erica Frantz)的研究，这种威权主义更难维持。“总的来说，个体化不是一个好的发展，”弗朗茨说。

    缺点往往很微妙。研究发现，国内政治趋于更不稳定，管理更不稳定，外交政策更加激进。但最明显的风险来自继承。

    “我喜欢问俄罗斯问题专家这个问题：如果普京明天心脏病发作，会发生什么？”耶鲁大学政治学家米兰·斯沃里克(Milan Svolik)说。“没人知道。”

    “在中国，直到现在，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明确，”斯沃里克说。死去的领导人将会为需要做的事情留下一套经广泛商定的规则，还会对该怎样做有政治共识。

    “这次修宪似乎扰乱了这一切，”斯沃里克说。通过违抗继承的规范，习近平已经表明，任何规则都有可能被打破。“关键的规范一旦被推翻，一切似乎都是可能的，”斯沃里克说。

    派系清洗的可能风险是，政治规范将从共识转变为零和，有时甚至是生死攸关的内部斗争。

    习近平正在削弱的，是使中国的威权主义具有非同寻常的韧性的制度主义。集体领导和有序继承的制度是在毛泽东的灾难性终身任期结束后建立的，这些制度带来了相对高效和稳定的统治。

    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政治学家肯·奥帕洛(Ken Opalo)在中国宣布修宪之后写道，有序的过渡“或许是政治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他说，终身总统“把某些精英群体排除在权力之外，消除了让那些掌权者接受问责和创新的激励。”

         权威的合法性从何而来

         2005年，政治学家布鲁斯·吉雷(Bruce Gilley)绞尽脑汁地思考一个对任何政府来说都是最重要的问题：国内的公民是否认为政府是合法的？他把这个问题转化为一个数字评分，评分通过对国内公民行为表现的复杂观察来确定。

    他的研究发现，中国享有比许多民主国家更高的合法性，而且除了阿塞拜疆之外，中国比所有其他非民主国家有更高的合法性。他把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归功于经济增长、民族主义情绪和集体领导。

    但吉雷在2012年再次研究他的这些指标时发现，中国的评分已经陡然下降。

    他的数据揭示，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对中国制度不利的力量已初显锋芒。一个被称为“现代化理论”的学说认为，一旦公民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他们就会要求诸如公开问责、言论自由，以及在政府中发挥作用等东西。不能满足这些要求的权威国家，要么向民主过渡，要么在动荡中崩溃。

    这种挑战，除了那些钱多到足以收买本国公民的国家以外，还没有被其他的现代专制政权战胜，这种挑战使得中国需要新的合法性来源。经济增长正在放缓；民族主义尽管一度在获得支持上发挥了作用，但却越来越难以控制，而且容易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公民的要求正在增加。

    所以，根据中国问题学者海克·霍尔比克(Heike Holbig)和吉雷的研究，中国正在提倡“意识形态和集体的社会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把政府与中国文化等同起来。爱国歌曲和学校教科书不断涌现。提到“习近平思想”的地方越来越多，现在这已是官方的意识形态。

    习近平将权力个人化的做法，似乎既借鉴了旧式铁腕人物，也借鉴了世界上民主国家中出现的新民粹主义者。

    但是，这种做法只是中国需求的一个高风险的、部分的解决方案。个人崇拜能解决几年甚至几十年的问题，但不会更多。

             “没有民主的问责”

    中国正在尝试一种威权主义形式，如果成功的话，它可能会缩小国内公民需求与政府所能提供的东西之间看似不可逾越的鸿沟。

    按照定义，威权政府是不可问责的。但在中国的一些城镇和小城市，有限的、可控的公众参与渠道正在开放。例如，一个名为“市长邮箱”的项目允许公民提要求或进行投诉，并奖励遵守规定的官员。

    一项研究发现，市长信箱极大改善了政府的治理水平和公民的幸福感。没人会说这些城镇有民主；但这足以让一些人有民主的感觉，使他们满足。

    这种创新始于基层社区，他们通过有限而持续的异议和抗议表达了自己的意愿。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者蔡晓莉(Lily L. Tsai)称之为“没有民主的问责”。

    现在，一些官员正在将这种曾经遭他们抵制的趋势转变为有意识的做法。他们的目标不是实现自由化，而是抵制它——“在不破坏整个制度的情况下，吸出民众的不满”，中国问题学者许慧文(Vivienne Shue)和帕特里夏·M·桑顿(Patricia M. Thornton)在一本关于中国治理的新书中写道。

    北京似乎希望，大多数中国人会接受威权主义统治，如果政府能至少提供一些民主制度所承诺的好处：适度的好政府，反应还算积极的官员，以及在明确限制范围内的言论自由。提出更多要求的公民会面临可能是世界上最严厉的审查和压制。

    这种有新意的制度，可以作出比克服中国与历史力量的冲突更多的东西。它可能提供一种让威权主义在全球茁壮成长的模式，许慧文和桑顿写道，“非民主国家如何不仅可以存在下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成功。”

    但习近平的权力攫取，通过削弱制度、推动你死我活的派系斗争，有可能让这种创新变得更危险、更困难。

    弗朗茨说，当领导者为自己巩固权力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国家政治气候的良好掌握能力会减弱。”

    康奈尔大学政治学家托马斯·佩平斯基(Thomas Pepinsky)在Twitter上写道：“我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但是，把权力集中在一个领导人手中的做法，听起来像是一个腐朽的威权主义国家会做的最典型的事情。”

李沉简：挺直脊梁 拒做犬儒

(CND, 2018年3月24日) 

        3 月 22 日，传闻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常务副院长李沉简发送文章《挺直脊梁 拒做犬儒》后辞职，通识副院长张旭东、院长鄂维南一并辞职（知乎网友指出李沉简、张旭东早在二月底的内部会议上辞职）。3 月 22 日下午 6:00 公众号「大帅直通车」推送文章，6:40 公众号被要求关闭，院内老师以微信语音、打电话等方式要求学生删除转发文章。

================原文如下=================

    戊戌变法、北大建校一百二十年，我们纪念蔡元培校长。在中国近代史上，元培先生当之无愧是现代教育之父。他留给我们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是北大的精神火炬，代代相传。蔡校长在人们的印象里总是一个谦谦君子式的思想领袖。其实蔡校长的另外一个侧面同样是万世师表，那就是一个挺直脊梁、拒绝做犬儒的男子汉。

    早年的元培先生为了反抗清朝，一介书生却豁出命来组织训练暗杀团，意图刺杀清朝的官员。在后面的几十年里，他只认真理，不畏强权，在北大校长的任上曾先后八次辞职以示抗议：1917年抗议张勋复辟清朝而辞职；1919年5月营救被捕学生而辞职；1919年底和1920年1月支持北京市教职员为薪酬抗议政府而辞职；1922年8月/9月两次为政府侮辱校长/拖欠教育经费而辞职；1923年抗议教育总长践踏人权和司法独立而辞职；1926年抗议政府镇压学生而辞职。 从这个意义上看，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是付出了极大的个人牺牲才使得当时的北大空前活跃—既有全盘西化的胡适、也有追求共产主义的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甚至还有天天嚷着复辟清朝的拖辫子的辜鸿铭。各种思想在这里产生和碰撞。

        Freedom is never free. 自由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有骨气的人们付出沉重的代价换来的，其中北大的先人多有这样的典范：胡适一辈子敢于批评蒋介石和国民党专制；马寅初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在批判之下拒不认错；林昭在疯狂的文革年代毫不退缩，只身和反人类的罪恶斗争到底，直至被枪杀。北大之所以成为中国神圣的殿堂，不仅因为她有思想，更因为她有为了理念不惜付出一切的师生。

    可是我们也要清醒客观地看到，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有脊梁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是软骨头甚至为虎作伥：抗日战争里，中国创了人类历史上“伪军比占领军多”的记录；在大跃进、文革中，究竟有多少人是“受蒙蔽”，有多少人是精明地昧着良心、为自保而诬陷同事、为加官进爵而落井下石？

    不仅民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好死不如赖活着”之类犬儒的生活教条深入人心，高级知识分子里的无耻之徒丝毫不比普罗大众少。上古就有在“指鹿为马”的当口曲意奉承、吮痈舐痔的臣子；当代有郭沫若这样满腹诗书的墙头草；更可怕的是像经过加州理工学院最良好科学训练的钱学森也连篇累牍地在报纸上为“亩产十几万斤”这样尽人皆知、笑掉大牙的谎言摇旗呐喊，而且还舔着脸发“钱学森之问”——殊不知我们没有科学、人文社科大师的第一原因就是我们的教育系统性地培养精明乖巧的撒谎者，而不是真理的捍卫者：这和知识无关，和人格有关。

    这样的犬儒和无耻何以盛行？除了人性中固有的懦弱和卑微，社会几千年来对敢言者的持续绞杀当属首要原因。从文字狱到株连十族，当敢于“一士之谔谔”的人被消灭的时候，负淘汰的结果自然剩下的是“千士之诺诺”。在这种千年严酷的条件下，人们甚至被剥夺了保持沉默的权利，而被强迫加入谄媚奉承的大合唱。

    不过，在漫长的历史中总有火种还顽强地燃烧。在北大，蔡元培、马寅初、胡适、林昭……承载着北大人的傲骨，公民的尊严。我们即使做不到振臂一呼，以笔为旗与懦弱卑微做不妥协的抗争，也至少做到不出卖人的起码尊严和思想独立。北大人、元培人当共勉。

        Where there is darkness，may we bring light

        Where there is despair, may we bring hope

        Where there is doubt, may we bring faith

        Where there is hatred, may we bring love

    戊戌双甲子，诸君拒做犬儒，

    北大一二〇，师生挺直脊梁。

                    李沉简

        2018.2.28

        北京大学 朗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