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September 29, 2015

夏斌:房子卖不出去了 这种状况现在已经开始了

20150917日来源:凤凰国际智库)
【重磅】夏斌演讲:中国经济可能陷入严重大萧条!
 (来源:网易房产(IDhouse_163
 (夏斌: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

      如何看待当前的经济困局?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今天的局面是如何造成的。
      这一轮经济周期实际上从2003年开始的,大的环境与美国经济周期以及世界经济周期有关。2002年底,我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调到国务院发展中心工作。在2002年之前,中国人民银行党组每年的工作目标,就是为放1万亿贷款而奋斗。彼时朱镕基总理正好严抓不良贷款,各级行长都非常谨慎,严控贷款。但到了2003年,上半年贷款一下子达到1万亿,全年贷款规模增长23%。此后,中国经济一路高歌猛进,涨到2007年的14.2%2008年发生百年一遇的大危机,波及了全球经济。2009年中国经济进一步往下走,这个期间,我们出台了4万亿政策。4万亿是财政的钱,更多的是央行提供了大量的配套资金。
     我在20117月向领导同志汇报时曾说,中国两位数增速的时代应结束了,中国增速下来是合理的,硬托上去是不合理的,是有风险的。从今天看,大家已经慢慢接受增速下来这一事实。今年中国政府提出GDP增速要保7.5%。从各种数据分析,今年明年和后年的经济增速还会逐年下降。
      首先看出口。
      尽管美国经济在慢慢复苏,但要恢复到2008年之前的那种状况,很难。欧元区的问题比较严重。这几年出口对GDP的拉动率要恢复到危机前几年的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
      其次看消费。
      政府多年来的战略取向是要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但从历史数据看,我们居民消费率占GDP的比例,由2000年的46.4%,一路下滑到2010年的33.8%2012年的34%2013年的34%~35%
      我们的战略目标和任务很正确、很明确,就是想尽办法扩大消费,改变增长方式。实事求是地说,国家这几年在扩大消费上是下了大力气的。农村实施了新农合,看病可以报销,农民养老也开始慢慢在解决。最为震撼的是,中国农民祖祖辈辈都知道种地要交税的,前几年农业税也废除了。废除农业税很大部分是为了消费。但尽管如此,严峻的统计数据告诉我们,提高消费率很难。因此,在中国目前情况下,GDP增长在消费和出口上找出路很难。从出口角度看,外国没有钱进口;从消费角度看,需要深入改革,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因此,只能依靠投资。
      投资分三块,房地产投资、制造业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
      制造业投资,全国各行各业基本上都产能过剩,产能利用率只有70%左右。
      比较生动的例子,生产一吨钢,低的时候只能赚一毛几;产一吨煤,买不了一瓶高级矿泉水。温家宝当总理的时候,我亲耳听他讲过两次,他说,不要说一般的制造业,连战略性新兴行业中的风能都“疯了”。因为各个省都想搞战略性产业,政府干预、政府计划,最后又是重复投资。类似无锡尚德这类企业的故事很多。所以从制造业说,我们不能指望投资有很大的提高。
      那么,就看基础设施建设。
      在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靠地方政府投资。中国资金富足,但是由于金融改革没有到位,大量基础设施的资金不是来自于社会,而主要来自地方政府各种形式的举债。有的专家说,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很大的空间,还可以依靠大量投资拉动GDP。我个人认为,这只是指出了一种可能性。中部、西部、西南部地区和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相比,投资空间确实很大。但是关键是钱在哪里?现在地方债务风险高的问题已经很突出了。有人说,堵后门,开前门,发地方债。根据我对中国各级政府的了解,即使发债,也不是每个政府都能发债。如果严格按评级发债,我闭着眼拍脑袋推测,也只有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一些债务情况较好的政府还可以发债,绝对不是全国各级地方政府都能发债的。而且,即使搞发债,也不可能像前几年那样大量举债。因此,政府发债的问题不是融资形式问题,而是规模还能否持续放大的问题。
      现在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已变成全社会关注的问题。有些债权人已经到政府门口静坐,要求还债,问题很严重。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基础设施建设不可能维持原来那种很高的增长速度了。当然,今年二季度,经济增长速度下来了,现在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为了解决铁路债的问题和棚户区改造资金的问题,让国开行发债,邮政储蓄银行买债,绕了一圈来解决这些资金问题,这是可能的,我认为作为临时措施也是对的,但是不能放开了规模干,也不是长久之计。
      综上可见,从拉动GDP增长的角度看,我们出口的贡献不能给予太高的希望,消费率的提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平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是很好的事了。投资中制造业产能过剩,基础设施建设很难继续维持高增长。因此要想保住GDP增长7.5%左右的目标,房地产投资是关键的一环。
      房地产市场“超级繁荣”的时期已经结束
      我曾在今年六月份的一篇内部报告中说,“当前经济走势关键看房市,房市下跌已成必然定势”。这里说的房市是指房价和交易量。
      可以说,由1998年住房改革开始,到2008~2009年,由信贷积极扩张所助推的房地产“超级繁荣”已经结束了。我们银行给企业大量贷款的抵押物都是房地产。我们好多实体经济,好多工商企业,向银行贷款是用厂房用土地做抵押的,这部分钱占整个银行贷款的40%,这是相当高的比例。刚才讲的是主要银行,在非主要银行,在影子银行中间,这个比例就更高了。
      如果住房销量下降,房价下降,系统性风险会不会爆发?这个就很难说了,很难保证不爆发。如果爆发,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爆发方式?我以下用第几波概念来描述,实际上在时间概念上,不一定是先有第一波然后是第二波,并行也有可能。
      第一波,房市价量齐跌,价格在跌但程度不高,量也在跌,卖不出去了。这种状况现在已经开始了。
      房地产抵押贷款的资产质量最早出问题,房地产企业的问题最早出现。抵押物的市值马上下跌,开发贷款的质量问题紧随其后。这个时候,面对抵押物价格的下跌和开发贷款可能还不出来的房地产企业,银行行长的第一反应是马上收紧贷款,收旧贷款,不给新贷款。这样做直接效应是部分房地产企业马上资不抵债,破产。间接效应是GDP下跌,这是第一波。
      第二波,收紧房企银根的连锁反应是,涉及上下游40个行业的投资会进一步深度下行。
      和房地产业相关的水泥、钢铁、玻璃等40个行业现在已经产能过剩,如果房地产投资再进一步下降,产能过剩问题更大。因此导致这批相关的非房地产行业产出减少,或者减少投资,或者倒闭破产,进一步影响全局性的投资和GDP,这是第二波。
      第三波,地方GDP马上下滑,地方政府破产。
      去年一年,地方政府和房地产相关的八项税收加上土地出让金的收入,一共有***万亿。狭义的土地财政对房地产的依赖度达到53%。有些地方更高,100%多的都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房市价量齐跌,首先会出现什么情况?房地产企业拿地的积极性会减弱。今年5月份,武汉、沈阳、长沙、佛山已经纷纷出现地方政府拍地拍不出去,因为房地产企业房子卖不出去,价格都跌了,老板不愿意拿地了。报纸上各种信息披露,有些城市已经出现土地拍卖流标,二次流标。今年10个典型城市,5月份的土地收入已经同比下降了25%。最新的78月份的数据没有放进去。我们假设今年下降5%10%,地方政府由于资金压力,没有钱了,怎么办?收缩基础设施建设,棚户区改造资金配套不够,保障房建设以及民生的其他投入都发生困难。直接影响是,地方GDP马上下滑。
      现在全国每年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80%都是银行的钱,或者金融系统的钱。地方政府是用20%的土地收入来撬动了这80%的基础设施资金。地方政府普遍以土地抵押向银行融资,如果地价进一步下跌,对地方政府无疑是雪上加霜,GDP的增速前景更加暗淡。这个时候,地方政府如果急了,唯一的出路是加快拍卖土地。但越加快拍卖土地,地价跌得越快,这是必然结果。地价跌得越快,会从房地产企业、地方债等各种渠道,激化银行资产质量的恶化。这样的话,使整个社会债务慢慢陷入倒塌的恶性循环,银行就不敢贷了。
      第四波,群体性事件集中爆发。
      随着银行对房企的信贷紧缩,理财市场上的违约事件频频出现,由此群体性事件和社会不稳定因素在短时间内会集中爆发。现在整个社会都在讨论刚性兑付不兑付的问题。对此,我是坚决主张不能刚性兑付,否则老这么下去,中国的金融市场秩序怎么建立?但是不刚性兑付,老百姓怎么办?我的观点是要坚决打破刚性兑付,目前可暂时有些变通措施。现在整个中国面临着全社会道德风险。什么叫全社会道德风险?地方政府主政者不在乎,借钱干,还不了,过两年退休下届政府还,因此政府谁也不怕借钱。政府不怕借钱,银行也不怕,通过银行在柜台上向老百姓销售地方举债的各种金融产品。地方政府不怕,银行怕吗?中国的国情都了解,地方政府债务最后是中央要背的,因此银行也有积极性,银行也有道德风险。老百姓觉得政府不怕,国有银行不怕,我们怕什么?你只要敢卖,我就敢买。例如12%的债券利率,银行拿2%的“通道费”,信托也拿2%,到了老百姓手上还剩8%点,比银行存款还高4.5%,为什么不买?这就是整个社会的道德风险。面对这个情况,所以我坚决主张,买可以,最后还不了应依法办事,它不是固定收益,是预期收益率,合同早就告诉你了。最后到底怎么办?这就看执政者的水平问题了。
      金融天生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和顺周期的特点。
      中国当前经济运行传导机制的主要特征是什么?是“土地财政”,以土地为杠杆,撬动金融。通过撬动金融,推动经济增长。在土地财政、金融杠杆、经济增长三者紧密相联的扭曲局面没有彻底改变之前,在房市泡沫想戳破又不敢戳破而刚刚开始有点戳破之初,房市的价量齐跌,土地收入的减少,会引起银行资产质量的恶化,银行从自保角度出发,会紧缩信贷,由此必然会发生整个社会债务陷入自我紧缩的循环之中。一旦发生以上情况,我预计,今年的GDP即使在微刺激的政策下能够渡过7.5%左右的难关,但是未来两年内,仍然有可能下滑到6%以下,中国经济将陷入严重的萧条和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中央政府没有事先的政策干预,这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大概率事件。我的意思是,现在如果没有其他准备,不是提前开始一点一点布局干预,2015年,2016年跌到6%完全可能。中央政府应该要从最坏的打算入手,做好各种准备。
      非常时期,需要采取非常政策
      今年中国经济每个月的表现都在挑战人们的想象力,谁也说不清,谁也不敢打保票了。面对现在这个情况,一旦出现意想不到的事,怎么防止经济出问题?
      第一,要坚决稳住整个金融系统的放贷意愿和能力,让金融系统树立信心。为此,中央银行近期内应采取措施,发出明确的毫不含糊的稳健货币政策的信号,确保整个金融体系有稳定的流动性支持。中央银行政策的信号一定要很明确,而不是如前一阵子,让市场去猜中央银行采取回购的意图。市场看不懂,金融机构看不懂,这种状况很危险。就要告诉大家,你们不要慌,金融机构不要慌。为什么金融体系要稳住?因为金融体系一旦出事,和某个大企业出事不是一个概念,金融体系的风险传导快,影响大。从金融监管角度说,银行对每个企业的贷款,不准超过它资本金的10%。输掉了这笔贷款,资本金也就输掉了10%,整个金融系统是不会出事的。对企业是如此,但银行不是这么回事。去年6月份,在上海的银行拆借市场上,隔夜拆借利率达到30%,比高利贷还高利贷,天下奇观。银行之间有贷有存,到了晚上,一看头寸,到底贷大还是存大?差一点点,不够,到拆借市场借钱,要弥补平衡。在形势比较平稳的情况下市场利率波动不大。去年大家都在传,可能央行想采取动作,要按市场规律办事,该不贷的就是不贷。大家一听这个信息,市场紧张了。这时候如果某个银行资金紧了,而市场利率已经达到25%,又拆不着,晚上平不了资金,为了清算,再高的利率也必须去拆,一下子发生借一天钱30%的高利率。后来整个市场轰动了,央行马上不敢了。这说明央行想按市场规律办事,方向是对的,但不是一下子就能办到的。
      第二,一旦市场上出现抵押物大幅度贬值的情况,可以宣布采取紧急会计原则,或者说,央行马上动手,直接到市场上去购买将贬值的资产。你卖我就买,把价格稳住。紧急会计原则,就是不准随便按照抵押物的原值来要求追加抵押物,越逼企业,企业越陷入危机。维持原来抵押物价,原来评估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听说美国在危机时,在会计原则上也采取了紧急措施。我们能不能采取?当然能。一旦出事,就要防止市场恐慌。
      第三,当房价出现断崖式爆跌时,国务院应该马上明确,允许各级地方政府用棚户区改造资金去买房。现在的棚户区改造资金总的使用方向是对的。房价如果大跌,不如拿这笔钱买房。买了房以后,改造一下再借给或者卖给弱势群体,当作棚户区改造用。在这方面政府应该灵活些。报纸上登过,有的城市已经这么做了。这个方向是对的。
      第四,当银行不良资产增幅加快,按照银行审慎监管原则,就不准贷款了,因为资本金不足,这时候应该采取紧急措施,提高银行自主核销不良贷款的最高限额。工农中建交,有不良贷款,就用资本金利润冲掉。现在能冲多少国家是有规定的。能不能在出现紧急状况时,提高这个比例,让他们自主核销。资本充足率健全就可以稳健地贷款;如果资本金不足的,赶紧增资,或者说,由政策性银行金融机构来进行重组。
      那么,亟需资金的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或者小微企业往往得不到银行贷款,导致民间高利贷,理财、利率提高。要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
      第一,必须让该破产的企业破产一些,不能让这些企业占用资金。
      我们现在有些企业,包括有些地方政府,都在制造庞氏骗局。我们都知道,借钱是要还本的,现在有些地方政府和企业,借钱只是用于还银行利息,根本不是用来搞新的投资和建设。因为这些地方政府和企业如果不还银行利息,说明已是不良贷款了,银行马上要催收旧贷款。它还不了,就从第三方或通过理财借钱,把银行的贷款利息先还掉。所以,那些该破产的企业就要让它破产,让它出局,只有这样这部分资金配置才合理。简单地讲,市场必须出清,哪怕是慢慢出清。对于产能过剩,严重资不抵债的工商企业,包括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要坚决实施有节奏、有控制的市场出清,要么破产,要么重组,防止这些僵尸企业继续占用社会有限资源的现象再延续下去,降低整个社会的成本。我听说,李克强总理也很着急,现在社会融资成本高,为此采取各式各样的措施想把融资成本压下来。但是,社会融资成本高不仅仅是银行的问题,而是整个体制的问题,该破产的企业破不掉,混在一起搞钱,民营企业的资金成本自然就高,这是体制改革不到位、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的整个市场经济制度改革不到位的问题。这既涉及国企改革的问题,也涉及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关系问题,光指望银行改,没有用。
      第二,加快实施地方政府存量债务中不良资产的剥离政策。
      通过债务重组、债转股、资产置换和出售地方国有资产的方式,向市场明确披露地方政府债务存量的分类处置原则,以换取市场和投资者对它的信心,来恢复地方政府在市场上继续融资的能力。我们原来不知道地方债务到底是多少。这届政府组建后对此又作了全面审计,公布出来的地方债务是18万亿多。为什么现在地方政府借钱不容易?有些人为什么不敢借给地方政府?因为不知道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情况。银行也不敢,帮助地方政府理财、卖产品是可以的,但是自己是不贷了。这种情况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向市场公布这些存量资产中的不良资产有多少。对于这部分不良资产,有的重组,有的核销,有的用其他资产来置换等等。这样的话,投资者和市场就明白了,这个地方政府的债务是干净的,清楚的,就敢借给它了。所以我建议,要防止经济僵死,有些企业该破产就破产,要动地方政府的存量债务,清清楚楚,严格要求。
      第三,一些结构性的改革措施,比如股权基金问题、所有制改造问题、股市问题,还有民间借贷人条例问题,都要加快改革。
      我个人认为,在结构性政策里面,除了特大城市如上海、北京等以外,国务院应该下令,各省政府在年内必须启动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质是财政问题。什么叫城镇化?城镇化的实质是财政拿钱和深化改革,不是搞房地产,不是搞简单的城市规划。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必然产物,不是我们刻意想出来的。户籍制度的改革,一个农民工变成城市居民,孩子从生下来到上幼儿园、小学、中学,都要给予同等待遇,包括大学都要给予同等待遇。退休以后,要像城市居民一样有养老保险,看病一样报销。这意味着财政要拿钱,如果一个人要拿8~10万,两亿农民要拿多少?因此,城镇化意味着财政要拿钱,要改革现有制度。从这个角度认识,应该要求各省政府必须在年内启动户籍制度改革,首先解决农民工的城市居民身份,然后提前按照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财税改革的方案实施,不能观望。提前围绕户籍改革引发的中央转移支出问题,抓紧改革,重点解决户籍改革中地方财政的收支缺口问题。其他的改革动不了,可以先把农民变成城市居民,地方政府缺钱了,中央财政先动,先补贴。这样的话,可以增加消费。同时,户籍改了,居民身份改了,市场就着急了,因为一下子学校不够,幼儿园不够,医院不够,这样,可倒逼加快学校和医院的投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民工住房的民间投资,加快商品房的出售,这样可以部分对冲掉我们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整个投资水平的下降问题,把这块投资提前搞起来,有利于宏观上取得平衡。
      第四,房地产政策要确定大政方针。总结这十年左右的房地产政策,就是政策碎片化,一会出这个政策,一会出那个政策。政府如果建立房地产市场的长效制度,房价慢慢就会稳住。
      我一直认为,房地产市场不整顿,中国早晚出大事,近两年我又补充说,整狠了,马上就出事。现在确实是烫手山芋。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的方向是什么,就是以消费品为主导。一定要让市场明确,买房是为了住,买房不是为了像股票那样为了卖股票。不鼓励房地产作为资产市场交易,中国在房地产市场上,绝对不能学英国、学美国,应该学德国,学新加坡,以消费品为主导。
      最后一点,采取以上一系列政策,最后可能都要涉及财税问题。

      因此,非常时期必须采取大胆积极的财政政策。说穿了,当前经济的困境,单靠央行政策来解决,危险很大。财政政策必须积极。中国经济仍在相对高速增长,积累的财富也相当可观,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是必须要付出点代价,当前也是有能力付的时候。各项改革深入到后面,都涉及到钱的问题。怎么办?我个人分析,不认真正视国退民进是不行的,这是中国经济内在发展逻辑的必然。

Monday, September 28, 2015

金一南:美军强大,并不是因为它拥有世界第一的军费!

(2015 年9月28日《华夏文摘》,网路搜索发现原文最早出现于8月2日)
   戴按:金一南将军在美国看到了这个“全世界最大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的真面目
,对比一下,就知道了中美军队之间的真正差距在哪里。但想要中国军队学习美军的优点,还真不容易。这主要是因为两国的政治制度不同。美国军队是国家的军队,中国军队是党的军队,其实就是党的最高领袖的军队。

       2001年,我到美国国防大学讲学,那几年间,凡是赴美访问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几乎无人不厌恶五角大楼(美国国防部)中国处处长,那是一个典型的小人。不管你提什么要求,他都趾高气扬地推诿。后来,我们看见了他的另一副嘴脸。
       那次讲学,美方反映不错,临时增加了一项议程:美国国防部部长助理史密斯会见我。
       这个议程最初报计划时没有,通知到我时已来不及向国内请示了,与我同去的外事处的同志问我怎么办,见还是不见?我说不就见个面嘛,见,有责任我来承担。
       在与史密斯见面的过程中,令人讨厌的那个中国处处长,趾高气扬的嘴脸一下子变成了满脸的奴才相。我们到五角大楼后,在部长助理办公室外间接待室等待,平时牛哄哄的他见到我们客气得不行,照顾得细致周到,然后蹑手蹑脚走到办公室门前轻轻拉开一条缝,伸头悄悄看一眼又迅速关上,连第二眼都不敢看,退回来告诉我们“部长助理还在打电话”,一副生怕惊扰主人的诚惶诚恐样子。那种谨小慎微与平日里的耀武扬威,简直判若两人。
       会见时,我与史密斯坐主沙发,他来回一路小跑搬来两把椅子,腰板挺直地坐在我们面前,两手平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像个随时听候召唤的听差。史密斯与我开始谈话后,他又不知从哪里摸出个本子,开始一笔一画地认真记录,从始至终满脸虔诚和谦恭。
       这个人,按照中国话说就是典型的“两面人”和“马屁精”。上司在与不在,完全两个姿态、两副嘴脸。美军就没有小人吗?一样有。但后来他没有被提拔。2003 年,我陪同时任国防大学校长裴怀亮到美国访问,再去五角大楼时发现中国处长换人了,那个小人已经退役了。所以说,任何国家的军队中都有此类小人,关键看你 有没有一个机制,能够防止这样的小人得势。
       例如,美军《军人手册》所规定的美军礼节禁忌:不要当面赞颂领导,“当面直接赞颂长官或者上级是 庸俗的,无论你对上级多么钦佩,当面赞颂都有阿谀奉承嫌疑,容易引起误解”。《军人手册》规定,如果你对上级非常佩服,非常尊重,请用以下三种方式表达: 第一,对上司施以标准军礼。第二,认真执行上级指示。第三,尽职尽责,提高本单位战斗力。这不是规矩吗?规矩绝不仅仅是不许请客喝酒,不许拉帮结伙。美军把不许当面赞颂领导也立为规矩,就是为了防止阿谀奉承的小人得势。
       美军中央司令部前司令施瓦茨科普夫,在海湾战争中战绩不俗,很多人预测他将会出任陆军参谋长一职,但海湾战争一结束他就退休了,为什么?

施瓦茨科普夫

      1997年我在美国国防大学学习,参谋长联席会议前主席科林·鲍威尔到国防大学演说,送给我一本他的新著《我的美国之旅》,就是这本书披露了施瓦茨科普夫没有得到提升的原因。因为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切尼讨厌他,认为他人品有问题。
     中描述:在飞往沙特首都历时15小时的航班上,乘客们排队上洗手间,切尼看见一位少校替施瓦茨科普夫排队,快到时喊一声“将军!”施瓦茨科普夫才慢慢腾腾地站起来,插到前面进洗手间。同一架飞机上的另一件事也被切尼看到了:一名上校双膝跪在机舱内的地板上,用手把施瓦茨科普夫的制服整理平整。
      就因为这两件事,切尼认为他人品不行,不能出任陆军参谋长。我们可能觉得上洗手间找人排队和让人代为整理军装这类事不足挂齿,但他们觉得这是涉及个人品质的事情
      所以说,任何军队都有朝腐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尤其是位高权重的高级军官,但如何用规矩把这些人管住,是从严治军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
      1995年,时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迈克尔·布尔达上将胸前佩戴了两枚“V”字形战斗铜质勋带徽章,新闻舆论对他是否有权佩戴这两枚军功章提出质疑。美国海军条令规定,该徽章只授予直接参战并荣立战功的军人,且佩戴权利必须在荣誉证书中明确说明。
     布尔达参加过越战、海湾战争,但荣誉证书中没有关于佩戴这个徽章的字句。他后来摘下了徽章,但人们仍然不依不饶,认为他除了私戴徽章,肯定还有别的事,开始深挖他在海军服役时的其他问题。1996516日,布尔达上将自杀身亡,留下遗书:我违反了美国军官的荣誉准则,为了海军的荣誉,我今天选择死亡。
     美国军官荣誉准则规定:第一,我们决不说谎。第二,我们决不欺骗。第三,我们决不偷窃。第四,也决不允许我们当中任何人这样做。当初我在西点军校看到这几条 准则时,觉得标准太低了,不欺骗、不说谎、不偷窃就算“荣誉准则”了吗?军人的荣誉应该是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啊!后来通过一个个事例才慢慢明白:军人荣誉并非开门就是高山大海,而是需要像这样日积月累、集腋成裘的。美军的军官荣誉准则,就是从最基础的决不说谎、决不欺骗、决不偷窃这些基点开始的。违反了这些基点,就被军队所不容、就被军人所不齿。所以,布尔达最终选择以死亡的方式来挽回荣誉。
     另一例是担任过驻韩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官的小约瑟夫·菲尔中将。他接受了一位韩国公民赠送的一支价值1500美元的镀金钢笔、一个价值2000美元真皮公文包,菲尔的家人还接受了3000美元现金,这些都没有按规定上报。菲尔中将解释说,送礼者是多年好友,接受这些礼物是为了两国关系,应该合法。调查人员对他的解释不予认可。
      后来菲尔中将上交了收受的金笔和公文包,并以支票形式退还家人收受的3000美元。菲尔于20128月退休,军衔由陆军中将降为陆军少将。从中可以看出,美军通过严格的规矩,对各级军官出错做出防范。
      不仅高级军官被规矩严格约束,美国总统也是如此。201351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在白宫玫瑰花园举行联合记者会,恰逢下雨,奥巴马要身旁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为他和宾客打伞,此举遭到舆论的强烈批评。
      因为美军《海军陆战队手册》规定,男性士兵在穿制服时不能带伞和打伞,还规定:未获得海军陆战队司令的批准,任何官员不能向海军陆战队队员发出与手册条款相冲突的指令。总统也不能例外。奥巴马最后被迫承认自己违规,不得不向海军陆战队道歉。连总统都不能赦免,这就是规矩的力量。
      1997年,我和一个同事在美国国防大学学习,每天晚上美国人用面包车送我们去包林空军基地吃饭。有天晚上下雨,基地里的美军在雨中列队行进。美军《军人手册》规定,军人在自然现象面前不能表现恐惧。美军条令还规定,军人可以穿雨衣,但不能打伞。因为打伞会影响手持武器,影响向长官敬礼。美军的这些规定,令人印象深刻。
      其实,这类规矩中国自古就有。汉文帝时,匈奴时时袭击北方边塞的百姓,文帝派了几位将军驻扎在边境以备匈奴。其中有位将军周亚夫,驻扎在细柳。一天,文帝到各军中去劳军。到前几位将军军寨中,一切顺利。快到周亚夫的军门时,提前派了先驱通告。不料,军士竟以周亚夫令“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为由不奉诏。待文帝到寨前,仍不开门。最后,文帝派使节正式通报,方开门迎入,而后军士又以周亚夫的军法为由,要求皇帝下马步行。等到见面,周亚夫称身被甲胄不便行君臣之礼,遂行军礼。
       再回过头来看美军怎么通过各种规矩养护和培育军人血性的。

    美军的住房和用车

  我在美国国防大学学习期间,发现他们没有营房部门。校长、院长入住官邸,都是随任职命令搬入,随卸任命令搬出,“铁打的官邸流水的官”。其他军官住房也是自己的事情,可以住国防大学的军官宿舍,但要交钱,还不便宜。很多军官都嫌贵,在附近租住房屋。军人的住房津贴都在工资里了,不需统一建房和统一分房,想拿房子搞腐败也搞不成。
     另外,他们也没有车管部门。美国国防大学全校就7辆车,1辆卡车拉设备,4辆面包车应付公务接待,2辆轿车,其中校长用1辆,信息资源管理学院院长用1辆,这辆车还是该学院合并到国防大学时从五角大楼带来的。国家战争学院院长、武装力量工业学院院长两位二星将军,都没有配专车。
     美军的“军 车”也与我们的军车完全不同。我们挂军牌的车辆就叫军车,他们的“军车”基本都是军事用途的迷彩车辆,平时通过城镇时需先与市政部门联系,指定时间、路线 通过。给少数高级军官配的车,牌子上有一个大大的“G”(Government第一个字母),即我们说的公务车,他们叫“政府车”。
      这类车有严格的使用规定。美国国防大学校长的司机就跟我们说过,他每天行车只有一条固定路线:把校长接来上班,下班再送回去,然后把车开回国防大学。晚上如有计划的公务应酬可以去,但除此之外你想路上绕个弯或去办点私事,那就对不起了,这些私事你得回家开自己的车去。因为规矩使然,校长这位三星将军也觉得配车用 起来很不方便,经常下班后把棒球帽往头上一扣,潇洒地开自己的车走了。

     美军的预算制度

  我们在美国国防大学学习,美方已作了预算:来时宴请一次,走时宴请一次,中间要请客吃饭则没有预算,只能AA制。
      们到昆特克尔的陆战队大学参观,时任研究中心主任克罗夫上校很热情,招待我们在军官俱乐部品尝鹿肉。那片丘陵山地梅花鹿非常多,经常有鹿被汽车撞死。我还真以为对方请客,见他们一桌坐了将近10个人,心想美军陪同吃饭的人也不少啊。哪想吃到最后,坐主人位置的格罗夫掏出个计算器,“叭叭叭”算了一下,然后 宣布“每人11.5美元”。我赶紧问同事:“带钱没有?”他说带了,我们立即各自把钱掏出来数好,跟他们一样放在桌上。
     在此过程中,陪同的美军军官们没有表现出一丁点儿不自然,反倒是我们颇觉不好意思。这就是美式请客,因为没有列入预算。全世界军费开支最大的这支军队,请人吃饭没有钱。
      当时是1997年,美军的标准化供应—-即固定划拨的经费已经占到全部军费的97%以上,机动经费只有2%多一点。钱管得很死,没有多大机动空间。回国后我们了解到,当时我军标准化供应的固定划拨军费还不到60%,这意味着有将近40%多的经费是机动经费,再后来又了解到:我们一个大军区三分之二的经费 来自固定划拨,剩下的三分之一完全靠自己协调,这里潜藏着腐败滋生的重大隐患。
       这几年,军队查处的一些腐败问题都是怎么发生的?一个又一个高级领导干部倒下,他们是如何变质的?当车子、房子、票子、位子、土地资产等问题对我们这支军队产生严重干扰时,还有多少精力去养育军人的血性和灵魂?
      2008年左右,国防大学曾做过一个调查,了解部队主官主要精力分布。调查发现,消耗部队主官精力最多的是“协调”----协调上下关系、左右关系、军地关系等;其次是“安全”,即保安全、保稳定、不出事;再次是“管理”,保证部队日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然后才是“训练”;最后一位是“作战”。
      由此可知,这些问题才是我们这支军队长期存在的顽症。现在大家都在讲军事变革,对我军来说,检验军事变革成效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要通过变革,把各级主官的主要精力集中到训练与作战上去。

    美军的军产管理

  我们在美国国防大学学习结束时,走前结算单身军官宿舍的房费,发现整个国防大学连开发票的地方都没有。他们专门派一辆面包车,40分钟车程,把我们拉到迈耶 尔堡(华盛顿军区所在地)结账。我很奇怪也不满意,问:“为什么非到这里结账?在国防大学结账不行吗?”管财务的文职老太太一头白发,告诉我说:国防大学所在的麦克奈尔堡,地皮、房屋都是华盛顿军区管辖的军产,国防大学没有权力进行任何财务结算。
      我这才明白:原来华盛顿军区并不担负卫戍首都 或防卫周边的任务,它只是管理华盛顿地区美军的全部军产。千万不要小看这一职责,军产归华盛顿军区管辖的军事单位,从五角大楼到各个军事机关和基地,想通 过炒作地皮、出租房屋、开宾馆、开饭店、开商店赚钱赢利,根本就不可能。因为房屋地产等固定资产与你完全无关,你没有任何资格、也不具备任何法人权力能够卖地、租屋。
      20068月,我参加中美首次联合军事演习,乘坐北海舰队的军舰靠泊夏威夷,停在珍珠港内。珍珠港港湾巨大,非常漂亮,唯有水上飞机码头锈迹斑斑、破烂不堪,因为水上飞机已经被美军废弃了。即便如此,其太平洋舰队也无权使用码头搞联合开发或军民共建,只能荒废在那里。也就是说,即使这块区域已经不能用于军事用途了,仍然是不可变更的军产。
     美军绝不仅仅是武器装备先进和信息化程度高,它设立并严格遵守的这些制度更值得我们注意并学习。他们通过对人、财、物管理权限的周密设计,堵塞漏洞,实现制衡。我觉得,不是美国人不知道腐败、不想去腐败,是制度漏洞被堵得很死,腐败空间很小,难找机会,难寻手段。没有或很少有其他领域可以分心的军人们,只有安心本职,研究训练与作战。

    美军的用人制度

  一是岗位轮换。美军的岗位轮换非常普遍,在一个岗位任职,两年三年就轮换,顶多四年。1997年,我在美国国防大学学习,2001年又去讲学,仅仅间隔两年多时间,机关人员和教员几乎换光。除去几位资深的文职人员,其他人都不认识了。
     他们有一个理论:如果一件事情熟悉到人闭着眼睛都能去干,人剩下的就全是惰性、没有创造力了。越对事情不太了解、不很熟悉,工作就越小心戒惧,在这种状态下反而成效更高、更富创造性。在一个岗位一干就是数年甚至小半辈子,在美军看来简直不可想象,制度上也不允许。
      次,国防大学防务学院组织外军学员去上海参观见学,上海警备区认真准备,接待周到,外军学员十分感激,特别是上海警备区的外事处长十分干练,协调能力很 强,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告别晚宴上,有一位外军军官问这个处长:“你在这里干多少年了?”处长回答:“30年。”周围“轰”的一声,外军军官不由自主 地惊呼起来。
     一个军官可以在一个单位干30年,这对他们来说难以想象。对我们来说这算什么?我们有的同志在一个单位一干数十年,从列兵干到军长甚至大区级领导的不乏先例,外军则绝无可能。
     美国军官告诉我们,他们军旅生涯的关键词就是“move”(调动)。通过不断的“move”,实现人员的普遍轮换,不但能保持军人的职业新鲜感,保持军人的活力和创造力,还能有效防止惰性和腐败,防止一个军官在一个单位长期经营,上下级之间产生人身依附关系。
     他们为什么很难出现所谓“塌方式腐败”,军官定期轮换机制发挥了关键作用,这正应了中国的那句老话“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所以说,军官任用轮换制度,是一项防止腐败、保持军人血性的有效机制。
     是军官的晋升。1997年,我在美国学习的时候到五角大楼参观,陆军部曾提供过这样一个范例:当年要提升1978年西点军校毕业生,由陆军中校提升陆军上校,首先是计算机筛选,把在海外各总部服役的军官挑选出来,在太平洋总部、大西洋总部、欧洲总部、中央总部、南方总部服役的,计算机自动就把你排在前面 了。然后再在第一线服役人员中筛选:有没有进入过危险地带?进入危险地带后有没有接触敌对火力?与对方发生交火行为后有没有受过战伤?
     他们的军官提拔顺序,最高一层是在前方受过战伤的,第二层是接触过敌对火力的,第三层是进入过危险地带的,第四层是在前方总部服役的。至于在后方五角大楼或参谋长联席会议服役的,就被排到最后一层了。分层完毕,再在各个不同层次中分别进行“德才表现”考核。对他们来说,军官的经历永远排在第一位,学历、年龄不 可能成为首要因素。
      美军院校学员分配时有这样一种现象:被分配到一线服役的欢欣鼓舞,被分配到五角大楼或参谋长联席会议服役的反而一脸苦 相,要求干一段时间后一定要到一线去。所以,美军内部就出现了“西点好战”现象:西点毕业生想去危险地带听枪响,想去打仗。不是说他们就不惜命。他们也惜命,但就是想丰富自己的从军经历。即便是为了尽快提拔、想当将军,也得到前方去。这也是利益驱使。
      我们的军校毕业生的选择为何大多与他们相反,都想到北京,都想进总部?因为我们的军官,越有总部经历、越在领导身边工作越有提拔机会,这也是利益驱动。关 键看一支军队的利益导向。美军的机制告诉你:军人利益最大化之点永远在前方,你的经历可能被主官忘记,但不会被计算机档案忘记,不会被晋升排序忘记。
      是多种激励。美军各种补贴名目繁多:海外驻防津贴、危险职务津贴、敌对火力津贴、紧急危险津贴、特别职务津贴、家庭分居津贴、掌握外语津贴等。美军上校服 30年、中校服役28年、少校服役20~22年必须退役,退役金自己计算。如一名上校退役,30年服役期间最高收入的三年平均年薪的75%,就是你的退 役金。最初看见这样的条文,我认为是不必要的繁琐,是典型的文牍主义。什么叫“30年服役期间最高收入的三年”?不就是最后那三年吗?资格最老,收入肯定最高。但他们说不是。
      我举了一例:某陆军上校退役,退役金按照他以上尉身份在越南战场服役时计算。这位上校当时的军衔虽然是上尉,但那三年他的平均年薪最高。所以他们的军官退 役时军衔虽然一样,退役金却五花八门,差别很大。上过战场的军官退役了,拿的退役金也远比一直待在后方的多得多。通过包括晋升选拔和物质激励在内的全套机 制,以实现军人职业的普遍公平,以此养护和培育军人的血性。
      血性是会夭折的,所以需要养护,需要培育。血性也是会沉睡的,所以需要唤醒,需要点燃。
     军人之于国家到底有何意义?国家养育军人到底为了什么?有人说,军人的最大奉献是牺牲,是血洒疆场。我说不完全对,牺牲是军人最大的付出,但不是军人的最大奉献。军人的最大奉献是胜利。国家养育军人,不是让你到关键时刻一死了之。
     当年甲午之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水师提督邓世昌自杀、“定远”舰管带刘步蟾自杀、“镇远”舰管带林泰曾自杀,“镇远”舰护理管带杨用霖自杀……确实也表现出军人气节,但国家养育军队是用来维护安全、获取胜利的。签下一纸《马关条约》,任凭多少军人一死了之,也无法向国家和民族交代。对军人来说,胜利永远无可替代。军人生来为战胜。军人用胜利体现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不是用死亡体现这种忠诚。所以习主席讲,军队要能打仗、打胜仗。这就是军人之于国家的全部意义。


Sunday, September 27, 2015

吴敬琏:《民主的历史和理论》序言

(作者:吴敬琏 ,2015-08-11,共识网)

  早在1954年我从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就已经听说过许良英。1949年以前,他是浙江大学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人。这所大学在争民主、反独裁的学生运动中表现突出。1947年浙大的“于子三运动”,曾经是民主爱国学生运动的号角,作为浙大地下党领导人的许良英自然也成为一代 “进步青年”心目中的英雄。
  但是,待到1957年见到许良英本人,已经是1957年夏季“反右派运动”风暴初起。一天,中国科学院借北京大学的会议室召开“反右派大会”,同在一栋楼办公的哲学研究所、经济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一起乘大卡车到北大开会,又乘同一辆卡车返回中关村。大家还没有从突然来临的风暴惊吓中苏醒过来,在车上都沉默无声,各自咀嚼着会上的批判发言,想着自己的心思。这时我突然发现,会上的重点批判对象许良英也在同一辆车上。他站在卡车的前头昂首前望,迎面而来的风把他的头发吹得向后倒立。他的侧影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中,直到现在仍历历如在眼前。
  那天哲学所有好几位研究人员遭到点名批判。其中的徐懋庸不论在30年代与鲁迅的争论中,还是在1949年任武汉大学党组书记期间的作为,都是一位饱受争议的人物。至于昔日的革命斗士许良英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却是大出人们的意料。即使在中国科学院批判会上所揭露的许良英的“右派言论”,也完全不包含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内容,而仅仅限于对领导人自食其言、反击批评意见表露出的不满。
  事情可能正像顾准所说,1957年这些忠心为党的人被打成“右派”只是“一场误会”。不过,这场“误会”却促成人们思考自己的人生道路,对曾经服膺过的“革命真理”进行反思。
  这条去蔽求真的道路崎岖险峻。许良英在这条道路上跋山涉水,整整走了十七年,经过艰苦的思考努力,才达到豁然开朗的境界。
  正像许良英在自己的自述中所言,他在1949年以前,虽然从事了名为民主革命运动,可只是向国民党政府争民主,以为只要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由共产党掌握政权,自然就是民主了,实际上根本不懂得民主的真义,因此长期迷失在对领袖的盲目忠诚和迷信中,失去了客观的判断能力。即使是在1957年被定为“阶级敌人”和“专政对象”时,这种忠诚和迷信也未曾动摇。直到1972年他到韶山“朝圣”,五次进出领袖故居,每次都热泪盈眶。他说,一个信仰民主和科学的人,却在愚忠和迷信中迷失了三十多年,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悲剧,在我们一代知识分子中也有一定的代表性。“这实在是一种有双重意义的历史悲剧。”
  但是,事实总是能够教育愿意求真知的人。目睹“文革”期间极“左”派人物的丑恶表演,许良英从现代迷信中猛醒过来,重新思考中国的出路,同时也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道路。
  通过深入的思考,许良英充分认识到,“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 然而甚至像自己那样青年时代就真心实意要为建立民主而奋斗的革命志士,对于什么是民主,如何建立民主,也没有正确的认识。所以,就必须开展民主启蒙运动,而且必须首先对自己进行启蒙。这样,他从1983年开始系统学习西方文明发展史,认真阅读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性著作。他在研读中发现,自己在过去流行读物中所了解到的历史,许多是歪曲的。谬种流传误导的结果,是专制主义的野心家能够利用伪民主的口号欺骗大众,对当代中国的现代转型造成严重的危害。由此他也认识到,有必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写一本关于民主的历史和理论的著作,来与大众共享他自我启蒙所取得的成果。
  现在放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就是他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夫人王来棣合作,经过20年的努力完成的巨著。关于民主历史的部分共分两编:第一编讨论民主制度在西方的推进历程,第二编讨论民主在中国的传播。在有关章节写完之后,他们还希望补上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这两章,然后付梓。但是由于许良英先生视力高度减退,写作进度只得慢了下来。鉴于社会对于这类读物的迫切需要,我向两位先生建议,将已成文稿先行刊布,嘉惠读者,那两章完成后再出增订版。他们接受了这个建议。但是,还没有等到书稿变成书,两位先生就先后辞世,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两章最终没有能够完成。为了多少弥补这一缺憾,书里增加了一篇重要的附录:“走出伪民主误区”,对卢梭思想和雅各宾专政作专门的讨论。
  全书篇幅不大,但精彩纷呈。这里我只想就以下三个感触最深的问题谈一谈自己的体会。
  第一,关于对雅典民主制的评价。
  许良英先生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指出,作为现代人类文明一个主要支柱的民主,其渊源就是古希腊的雅典民主制。但是在中国有不少人认为雅典民主制是奴隶主民主,是贵族政治。针对这种误解,许良英在书中指出,雅典民主制虽有缺点,但本质上体现了真正的民主、自由、宽容和法治精神。
  与此同时,许良英也明确指出了雅典民主制的缺陷。其中最重要的,是没有完全确立公民人权不容侵犯的理念,以致造成“多数人暴政”。他醒目地标举出了现代民主制与雅典民主制的三个方面的区别,实际上指出了法治化和民主化改革的要领所在。这三个方面分别是:一、人权概念的确立,确认每个公民都有不可侵犯的自由权利,并以此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这主要针对雅典民主制将多数决定原则无条件应用于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结果造成 “多数暴政”、扼杀新思想等问题。二、公民范围的扩大,取消有关出身、财产、种族、性别等方面的限制,实现政治和法律上的人人平等。这主要针对雅典民主制下的公民范围过于狭窄的问题。三、由只适用于小国(城邦)富民的直接民主制发展为适用于大国民众的间接民主制,即代议制,或议会民主制。
  在这三个方面中,第一点,也就是人权概念的确立最为关键。它正是现代民主制度,即立宪民主制或称宪政民主制的基础,因为宪法作为国家构建的总章程,必须以每个公民都有不可侵犯和不可转让的自由权利,即天赋人权为前提。只有公民的生命、财产等基本人权得到切实保证时,国家权力才不会蜕化为专制或暴政,以“人民民主”或“多数决定”之名剥夺公民财产、损害公民生命安全的行为才能避免。也就是说,宪法中关于人权条款得到切实有效的实施,现代民主政治才能建立和发展起来。世界现代史上,专制行为在“多数决定”的名义下大量横行,通常首先从侵犯宪法规定的人权开始。
  第二,关于民主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发生的“以俄为师”变异。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曾是民主主义的支持者和践行者。《民主的理论和历史》指出,孙中山早年曾经“给中国带来清新的民主精神”,强调革命的目的“均不外求自由、平等、博爱三者而已”。但在孙中山发动的讨袁战争(又称“二次革命”)失败以后,他的思想却发生了大倒退。他在检讨“二次革命”失败原因时,将它归结为“全在不听我之号令”,在1914年建立的中华革命党转而采用服从孙中山一人的组织原则。随后,孙中山按照“以俄为师“的方针,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所谓“以俄为师”,实以“以党治国”为学习重点。要点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全国人都遵守本党的主义”;二是国民党员垄断全国政权;三是“总理对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有最后决定之权”;四是“将党放在国上”;五是“必将反对党完全消灭,使全国的人都化为革命党,然后始有真中华民国”。
  《民主的理论和历史》还指出,孙中山在以俄为师,将“以党治国”通过国民党移植到中国的同时,还修改了现代民主制的核心要件。他在解释三民主义(“民主、民权、民生”)中的民权时,抹煞公民的基本权利,称“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便是“充分的民权”;在谈论“自由“时,不讲 “凡未经法律禁止的行为即不得受到妨碍”,而说“在一个团体中能够活动,来往自如,便是自由”;在谈论“平等“时,却将人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三等,并分别用革命党人、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对应这三类人群。经过孙中山以俄为师的修正后,民主蜕化国民党“为民作主”。
  政治家如此,思想家又如何呢新文化运动请进了“赛先生”和“德先生”,但十月革命之后,在以俄为师的潮流下,新文化运动请进来“赛先生”和“德先生”又“被启蒙者自己扼杀了”。
  书中对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通过“以俄为师”,由“清新的民主精神”转为“‘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过程的清理意义重大。19414月,邓小平曾尖锐地批评 “以党治国”论,称之为“国民党遗毒”,认为 “某些同志‘以党治国’的观念,就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表现”;也“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 “我们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我们尤要反对国民党的遗毒传播到我们党内来。”邓小平晚年亲自审定了这篇文章,并收入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980年邓小平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把共产党和国家的现行制度中存在的,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书记,看作导致国家生活中许多最重问题的重要原因。由此也可以看到这种流毒的影响。
  如今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已经不复存在,但苏俄时代形成的很多论式仍然阻挡着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进一步清理和总结现代史上这段以苏俄为师的经验教训,是中国改革面临的重要课题。
  第三,作为全书附录的《走出伪民主误区》一文,针对的是在中国民主运动史上另一个流行的误解,即对卢梭思想的无条件推崇和对杀人如麻的雅各宾专政的顶礼膜拜。
  由于在引进民主思想时不适当地突出了卢梭的理论,中国不少人将卢梭看做近代民主启蒙思想的主要代表,把卢梭思想影响下的雅各宾专政看做近代民主革命的标志。如邹容在1903年著的《革命军》中就称颂 “夫卢梭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魂还魄之宝方。金丹换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于是。我祖国今日病矣,死矣,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而生乎?苟其欲之,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土。”
  针对这种流行的误解,《走出伪民主误区》 尖锐地指出,卢梭的理论本质上是“专制理论”。卢梭认为可以以“公意”或集体“主权者”的名义任意剥夺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主张,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产生了以杀戮为常事的雅各宾专政。这种理论在20世纪演化为把专制推向极致的极权主义,给人类产生了严重的政治灾难。《民主的历史和理论》的这些论述,澄清了将卢梭和雅各宾专政推崇为民主主义和民主制度的谬误。这一谬种的流传,使许多真心向往民主制度的人士对专制主义丧失了免疫力,甚至实际上走向了支持专制主义的歧途。基于同样的误解,作为社会主人的“人民”很容易满足于似是而非的 “民主”虚幻概念,实际沦为少数具有个人魅力的领袖(Charisma)专政的牺牲品。
  这篇附录与学界以前的一些文献可以相互印证。比如顾准经历多次劫难后,在上世纪70年代就清楚地意识到设定了某种终极目的的理想主义(其实是卢梭“公意”概念的一种具体化)很容易由于其领袖人物自认为可以使用一切手段,包括专制和杀戮来实现这一终极目的而蜕变为专制主义。在认识到这一点以后,他绝然地表示:“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当今天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在顾准之后,还有一些学者对卢梭理论的演变以及雅各宾“激进的人民民主”和“直接民主”何以必然演变为“多数人的暴虐”和“领袖专制”做过深入的分析。如王元化先生费七年之力写成的《卢梭<社会契约论>三篇》明确指出,卢梭让人民无条件服从“公意”。“公意”扼杀了个性,阻碍了私意,将实现“公意”的权力交给一个在政治道德上完满无缺的奇理斯玛式(Charismatic)的人物(即有个人魅力的领袖人物)。这种人物像神明一样掌握着“公意”,更以掌握了人类命运的“牧人”自命。所以,卢梭所谓的“民主社会”,实际上是一种极权制度。此外,像朱学勤教授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也可以与许良英夫妇的研究相互印证。
  《民主的历史和理论》一书篇幅不大,却是许良英、王来棣在艰难之中怀抱赤子之心辛勤工作20多年的结晶,也是作者奉献给世界的最后一份珍贵礼物。全书没有涉及他们的人生经历,但这部将中国问题置于世界制度史视野下加以分析的著作中,实际上包含了他们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也包含了他们对青春时代投身民主革命以来人生道路的深刻总结和反思。

  如果从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算起,漫长的中国改革延续时间已经超过了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时间。但中国依然面临从威权发展走向民主发展、从个人魅力型统治走向法理型治理的艰巨改革任务,新文化运动请进来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也远未在中国扎根生长。但也因为这样,《民主的历史和理论》一书所做的正本清源工作仍然切中时弊,对总结中国现代历史的经验教训来说仍然是重要的理论资源,对中国改革的远大前程来说仍然正当其时。愿读者诸君勿等闲视之。

Saturday, September 26, 2015

民主在中国的常识与误解

——评许良英、王来棣的《民主的历史》
(作者:香港大学教授许成钢,2015-09-23,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最近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民主的历史》一书,是已故许良英、王来棣伉俪晚年共同工作二十多年的未完成著作。许良英教授,国际、国内著名科学史家,主要研究领域为爱因斯坦研究、物理学史、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思想史以及民主的理论和历史。王来棣教授,知名历史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共建党史、五四运动史、民国史以及民主的历史。他们原本坚持完成全部书稿后才考虑出版问题。多亏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先生,在2012年成功地劝说他们改变了计划。使他们同意先整理出版已经完成的部分,待以后再版时,再补上其他章节。不幸,几个月后,二老相继去世。留下眼前这部当时为出版整理好的未完成书稿。
  本书针对中国国内大量流行的各种对于民主的历史和理论的误解,系统介绍民主制度从古希腊到近现代荷兰、英美的产生、进化和运作的历程,百多年来在中国的坎坷命运,以及自古至今民主理论的发展。其中最主要未完成的部分是关于法国革命(第十章)和民主理论(第三编)的内容。他们对这些部分已经作了大量研究,有非常重要的内容要写。但因年迈,体力不支,最终未能完成。在此,我将尽力客观准确地简要勾勒这本著作的思想背景和渊源。同时,也记录一些与本书主题直接相关的讨论。
  在本书的写作中,王来棣执笔希腊部分(第一章)和中国部分(第二篇),许良英负责其他部分。在这个历时二十多年的研究项目中,许良英起着主导作用。他强调思想启蒙是建立民主的前提,而启蒙者自己必须先启自己的蒙。在他的人生中,他的启蒙始于中学时(1938年)阅读爱因斯坦1930年的文章《我的世界观》。其中爱因斯坦所说的 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让他思索一生。到晚年他认识到,这是爱因斯坦发现的一个堪与相对论相媲美的社会铁律。虽然许良英的一生跌宕起伏,思想上也受过蒙昧和现代迷信的损伤,但爱因斯坦的思想在他心里种下的启蒙种子却从未泯灭,最终更引导他摆脱蒙昧,使民主的思想发展壮大。本书即为这颗种子萌发出的硕果。
  在国际、国内,许良英最为世人熟知的工作是他主持编译的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方式独特,分为哲学卷(卷一)、物理学卷(卷二)、社会-政治卷(卷三)。社会-政治卷中收集了爱因斯坦一生中关于民主的思想和实践的主要讨论。而许良英对民主的认识,其源头正是《爱因斯坦文集》的第三卷。《爱因斯坦文集》是文革之后第一部向中国读者全面介绍科学与民主的文献。1977年下半年, 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读了刚出版的文集,说:“很多内容我没看懂,但看懂的那些,对我启发很大。”以后在他任中组部部长时,他曾要求下属读《爱因斯坦文集》。
  爱因斯坦关于科学家的社会责任的思想对许良英的启蒙作用贯穿一生。而这正是他倾注晚年的全部精力在这部关于民主的著作上的基本动力。1933年爱因斯坦不顾自身安全谴责了刚上台的纳粹的暴行,“他的挚友冯·劳厄(Max von Laue)写信劝他对政治问题要采取克制态度,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试问,要是布鲁诺(Giordano Bruno)、斯宾诺莎(Spinoza)、伏尔泰(Voltare)和洪堡(Humboldt)也都是这样想,这样行事,那么我们的处境会怎么样呢?’20年后他在接受一个人权奖时说:对社会上那些‘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爱因斯坦的民主、人权思想对中国的影响》1995年)。许良英对民主的关注,一直都出于这种社会责任感。从80年代以来,这些关注一直都与中国的改革历程紧密相关。
  在改革刚刚起步的1980年代初,科学研究制度的改革曾经是全国改革的重中之重。作为曾是国内最早规划、研究中国科学政策的学者之一(见许良英-范岱年,1956),这个时期许良英关于民主和自由的讨论更多与科学的基本价值和科研制度相关。19807月他在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胡耀邦时任总书记)的科学技术知识讲座的第一讲《科学技术发展的简况》中,提出“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针对当时改革中最流行的口号“科学是生产力”,他指出,科学本身不是生产力,只是通过技术才转化为生产力;科学的社会功能不仅发展了生产力,而且还提高了人的认识、思想和整个人类精神文明。科学是决定社会兴亡的基本价值。科学的发展和科学的价值观与民主密不可分。1981年他在《试论科学和民主的社会功能》一文中,进一步阐述这一论点。他说,“在很大程度上,科学已经成为对人类历史发展前途和现代国家兴亡起决定作用的一种力量。”“保护科学的政策中一条最根本的原则是:‘宽容’(toleration)。这就是,在不触犯法律的前提下,一切思想、言论都允许自由发表,不因见解上的不同而受到迫害。这就基本上保证了学术自由,实现了百家争鸣的可能性。”“(爱因斯坦)认为,科学需要三种自由。…就整个社会来说,最根本的是言论自由。而言论自由只有在人民能够享受民主权利的民主制下才有可能。因此,民主制是学术自由的前提。可以说,政治上的民主和学术上的自由是科学繁荣的必要保证。”在《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许良英-李佩珊主编)的《结束语》中,他又结合近代世界科学技术进步的全面历史,进一步阐述了相关的论点。1986年底,这些基本观点又分别以《政治民主是学术自由的前提》、《政治民主和学术自由是科学繁荣的必要保证》为题发表于《人民日报》(1986 116日、1223日)。
      80年代中后期,“新权威主义”在国内成为“政治改革”的时髦提法。由于几十年的封杀和歪曲,国人(包括学者和“改革派”)对民主的认识贫乏、概念混乱。许良英是最早清晰地认清国人对民主认识之贫乏和新权威主义反民主实质的学者之一。认为这是造成中国民主的困境和新权威主义兴起的基本条件之一。他指出,“19841985年间全国发表的13万篇有关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文章中,仅有一篇是专门论述民主的。不巧,这一篇却又是充满误解和曲解的短文。对此,我已于1988年第6期的《政治学研究》上作了评论。最近三、四个月来,报刊上讨论民主的文章逐渐多起来了,但对民主概念作了正确阐述的却为数甚微,而叫卖‘新权威主义’之类公然为专制主义张目的反民主谬论却充斥市场。”(《民主与科学是现代国家立国之本─纪念“五四”70周年兼批判新权威主义》)。
  这里提到的发表于《政治学研究》的文章,指的是他的《关于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和民主理论关系的理解》一文》。(注:阿罗不可能性定理是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中关于民主机制的核心理论。阿罗解决的关于民主机制的理论问题,渊源久远。其基本观察和猜想,早由法国革命时期的革命者、民主主义学者、数学家孔多赛提出(孔多赛饱受雅戈宾派的红色恐怖之迫害)。阿罗的理论从若干关于人性的基本公理出发,以严格的公理化体系,证明民主制度可以运行的条件,证明现实存在的民主制度的逻辑。阿罗由于这一伟大贡献, 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此文中,他批评某些年轻学者,包括阿罗《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一书的中文译者,对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的严重误解,概念混淆的翻译,对阿罗著作的基本误导甚至南辕北辙的解释。他以其对民主理论的透彻理解和坚实的数学基础,依赖阿罗的原著(而不是中译本),逐字逐句引用并解释阿罗定理的公理(假设),逐步解释其逻辑和结论,指出阿罗定理“证明了传统的民主观念是完全能站得住的”,“为传统民主观念的合理性提供了严密的逻辑论证”。他还指出,阿罗定理从人性的基本公理证明的关于“集体理性”的定理,是超越文化、超越历史、超越国界的,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理。是证明普世价值的基本定理。
  在这篇论文的第一段他清楚地指出“民主理论的科学研究在我国基本上还处于空白状态, 对民主基本概念存在着许多流传已久的误解”。从此,他不断呼吁所有关心中国命运的人们,无论是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以及任何关心改革和民主的学者(包括学生),还是政策制定者、执行者,还是新闻工作者,都必须特别关注这一基本问题。这是引发他开始写作本书的学术诱因之一。
  本书的另一主要背景是从80年代以来兴起的“民主缓行论”。当时经济改革步履蹒跚,政治改革停滞不前。不但在社会中,甚至在“改革派”中,流行一种改革阶段论,对民主改革态度消极。在民主缓行论的文章中,大量的似是而非的论点表明对民主制度和历史的无知和基本误解。许良英在1989年接连发表《驳民主缓行论》等多篇文章,厘清多种流行的混乱认识。他说,“在所有这些似是而非的论调中,目前最有市场的是民主缓行论,认为中国没有实行民主的条件,只有待半个世纪或更长的时期,在条件成熟后才能实现。其理由不外乎:(1)中国经济落后,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有人认为民主是工业社会,甚至是后工业社会的产物。”但是,“同200年前的美国相比,他们的经济状况…不及今天的中国。当时美国是个农业国,城镇居民仅占总人口的6%;我国目前是36%。按1965年的物价计算,1800年美国人均国民经济总产值也仅231美元。”“(2)中国文化教育落后,文盲众多,人民不会行使民主权利。”但是,“在历史上,义务教育制的出现是19世纪中叶的事,比民主制要晚得多。”“(3)中国没有民主和法治传统,要改变传统,是一个长期任务。” 然而,虽然“民主对于中国是舶来品。可是,马克思主义也是舶来品,也同中国的传统无缘。…民主思想的输入,至少比马克思主义早十几年。”最后,“(4)一搞民主就会乱,会影响安定团结,妨碍经济改革,因此,只有在完成经济改革后才能谈民主。”对此,他清晰地反驳道,“说民主不利安定团结和经济改革,这种说法要不是对民主概念的无知,就是有意曲解。…民主不仅不是造成动乱的根源,而且是安定团结的可靠保证。因为只有民主才能使人民同心同德,充分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要实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不进行政治体制的民主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有两层理由:首先,经济改革是关系全体公民切身利益的大事,重大改革措施必须得到多数公民的认同,这样才能共同承担困难和风险。”、“其次,对改革危害最严重的腐败现象,不通过政治的民主化是无法杜绝的。”
     1989年夏天发生的政治社会悲剧,让他痛心疾首。他更痛感国人,从年长的学者到青年学生,从改革派到民众,虽然在某些时候高喊要民主的口号,但普遍缺少关于民主的基本意识,普遍缺少关于民主制度运作的基本常识。更痛感这个基本缺失是中国改革的基本障碍。他认为民主思想启蒙是决定中国未来的先决条件。而“启蒙首先应启知识分子自己之蒙”(《民主思想需要启蒙》)。从1990年起,直到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许良英、王来棣伉俪倾注了他们晚年的全部精力,为自己启蒙,为中国知识分子启蒙,为所有关心改革、关心社会福利的国人启蒙。在本书的序言中,他们说,“要实现中国民主化,必须开展民主思想启蒙运动,首先要有一批具有独立人格、独立思想和独立批判精神的独立知识分子,他们首先要启自己的蒙。我们写这部书稿的过程也是自我启蒙的过程,希望读者也能在这种氛围下阅读。”
  本书原计划但是未能完成的第九章,即“呼唤民主、科学、理性的启蒙运动”应该是集中讨论启蒙精神和启蒙历史的部分(另一种可能是,这一章主要讨论法国的启蒙运动。包括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他的《走出伪民主误区》一文可能与这章的内容相关,其中提到伏尔泰、孟德斯鸠。如果如此,他的《人权概念和现代民主理论》可能也与这章相关。)。
  许良英认为,启蒙是推动民主、建立民主制度的先决条件。没有这个启蒙,经济发展本身不仅并不能自动导致民主制度,而且任何非民主的专制制度一定阻碍科学技术发展,障碍经济发展。启蒙的内容深刻广泛,包括基本价值观,例如人权的价值观、科学的价值观、理性的观念,民主的观念以及民主的决策机制问题等。这超出通常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中讨论民主的范围。本书的第三到第八章实际上浸透了这种精神。但是这一章还应该更系统地论述他长期以来一直强调的见解:“科学已经成为对人类历史发展前途和现代国家兴亡起决定作用的一种力量”;“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
      1992年,在政治悲剧之后,经济改革重启。似乎在政治高压下经济可以改革,可以起飞。不仅在中国的“改革派”中,甚至在国际经济学界和国际顶尖智库(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普遍流行“经济先行、政治随后”的改革顺序论。在此背景下,许良英发表了著名的《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一文。他说,民主和人权是每个人的基本需要,经济发展绝对不是全部目的,“向往自由、平等,是人类的普遍人性”。他在发表此文几年之后读到诺奖得主经济学家森(A.Sen)和国际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J.Kornai)等的相关著作,非常高兴地知道他们的基本见解与自己相同。但是很多学者,以及“改革派”,对此缺少认识。针对当时的形势,他尖锐地指出,“现在,从南到北骤然又吹起强劲的‘改革’之风,…但是这次改革,谈的只是经济改革和发展生产力,而回避政治改革,更是讳言民主。”“这种本末倒置无异于洋务运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绝无成功之可能。”他指出二次大战前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National Socialism 的德语简称为Nazi),在政治专制下也经历过经济高速增长。但最终因危害德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不能持续。
  如今,他二十多年前的以下预言全都不幸言中:“有人以所谓‘四小龙’为范例,认为单纯的经济改革是可行的。殊不知四小龙本来就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经济起飞并无体制方面的阻力,而中国大陆首先碰到的是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在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如果没有政治上的民主,政权和官吏受不到广大人民和独立舆论的监督,必然‘官倒’猖獗,腐败成风,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以致不可收拾。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说过:‘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这是历史的铁律,谁也逃脱不了。不受人民监督的政权,必然腐败;而腐败和官倒是无法容忍的,它们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和催化剂。”
  在著作本书的二十几年里,我同他有过几十次相关的认真讨论。这里概述其中反复讨论过的几个重要题目。许王伉俪毕其后半生之全力于本书,主要动机之一是他们意识到启蒙对国人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其中他多次谈及的一个重要的例子,是著名经济学家顾准先生。许良英高度赞赏顾准的人格,以及他在经济改革方面的前瞻性见解。但是,他认为囿于顾准当年的环境,在阅读以及意识形态方面受到的严重限制,在他的《希腊城邦制度》一书中,对希腊民主制度的史实及其对世界的影响,对民主的概念,都存在误解。正因为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正直的人,无畏的人,追求真理的人,他的误解以及这一误解的传播才更令人担忧,担忧在本来就人数不多的优秀知识分子,追求人民利益的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对民主的理论和历史的基本误解。这是直接阻碍中国政治改革的因素之一。
  造成国人在民主的历史和理论方面困惑的原因之一,是一系列与民主对立,或者与民主混淆的流行概念,例如专政、民主集中制、精英民主以及文革中的“大民主”等等。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里,他不懈地努力从源头上澄清各种思想和概念的混淆。他确切地引用马克思的原话来证明,“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马克思的发明(《马克思致魏德迈的信》1852年);与民主制度和民主思想格格不入(《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他指明“民主集中制”是列宁主义的产物,与民主毫无关系(《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耶拿代表大会》1905年)。他指出熊彼特的“精英民主”(《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1942年)从概念上违反民主的基本原则,从操作上有害于民主改革。至于以文革的“大民主”混淆民主的概念,他尖锐地指出,那些以文革的野蛮行为和无耻宣传混淆民主概念的,不是出于无知,而是别有用心。
  我与他最后一次关于民主问题的系统讨论是201210月底。在这次谈话前的几天,他在住所附近摔伤。头部缝了7针,头上缠满纱布。这次脑部的摔伤导致他四十天后中风,失去知觉,三个月后去世。但是,虽然头部重伤,年过92,他那时仍然头脑非常清楚,记忆丰富且准确,逻辑严谨,分析锐利。那次讨论的重点是关于洛克的人权和民主的理论。我向他报告自己研究产权与宪政之间的基本关系的跨国实证证据的想法及其进展。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以现代的方法对洛克理论,及追随其后的政治学理论的实证验证。其中产权的概念直接源于洛克的人权的定义;宪政的概念也是洛克首先系统讨论的。他对此感到极大兴趣和支持。也许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时日不多,随即把自己长期使用的,写满眉批脚注的英文版《政府论》(洛克的最主要著作)送给我——从我儿时起,他就常寄给我写满眉批脚注的书。阅读每一本他批注过的书都让我获益匪浅。但这本书与以前所有那些都不同。直到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才意识到,这本书是他送给我的最后一部他自己认真阅读、批注、使用过的著作。在这本书中,还夹着一张纸条,记录着他曾提到的牛津大学的依萨柏林(Isaiah Berlin)关于启蒙思想的哲学研究。
  在多次讨论中,包括最后的那次讨论,他都反复尖锐地批评卢梭的反民主的论点。并把写满了他的批评意见的,自己使用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文版)送给我。对于真诚希望了解、推动民主的国人,在各种概念混淆中,可能负面影响最大的外来的误导来源之一,是卢梭和法国革命。从晚清革命者邹容(1903年)到共产主义革命先驱陈独秀(1915年)都错将卢梭标榜为世界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的首创者,认为是法国大革命首先实践了现代民主制,倾力追随之。至今仍然导致国内不少盲从和严重的误入歧途。这是在中国传播民主思想的基本障碍之一。因为卢梭的思想,原则上,是最早为极权主义奠定基础的理论;从法国革命时期红色恐怖的创始人罗伯斯庇尔到文化革命时期的红卫兵都深受卢梭的影响。因此罗素称卢梭是“伪民主独裁的政治哲学的发明人”(罗素《西方哲学史》,1955年)。许王伉俪原计划在第十章“多变的法国民主革命”中系统讨论卢梭和法国革命。在过去多年的面对面讨论中,我知道他们对相关内容已经做了充分准备。可惜,因健康原因,写作缓慢,未能成文。为了能使此书尽早面世,他们决定以2011年发表于《炎黄春秋》的《走出伪民主误区》一文作为附录,暂时代替这一章,待以后再版时再将全文加进去。最终,他们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没能如愿写出,抱憾终生。
  从与他的大量讨论中不难想到,在第三篇“理论的探讨”中,他将力图澄清国内流行的对民主的主要理论的误解,反驳主要的反民主的理论,系统全面地介绍、讨论从亚里士多德到洛克的经典理论;从孔多赛到阿罗、到森的近现代理论等。关于这些内容他已经写了大量文字:除了散布于本书许多章节中的论述外,还散见于已经发表和尚未发表的论文和大量通信、日记中。
  在他生命最后的岁月里,他始终对中国的政治前途充满信心、对青年人充满信心,认为追求民主、自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大势所趋。他晚年一直在极其顽强地与衰老和疾病斗争,目的是能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尽一份力,更期待着能亲眼看到中国走向民主的日子。意外的事故使他“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相信此刻他正在另一个世界注视着吾辈的努力,期盼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作者附录:许良英关于民主的部分著作目录(包括少数未发表的)
  据目前尚未完成的统计,许良英一生关于民主的著作有61篇,这里只列出其中一部分。
《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见解》,20000字,写于197812月,收在1979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中。
《试论科学和民主的社会功能》,6000字,写于198010月,发表于《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第1期。
《为“自由”正名》,2500字,1986626日与《光明日报》记者戴晴谈话,发表于《新观察》1986年第20期。
《政治民主是学术自由的前提》,1300字,1986116日《人民日报》。
《政治民主和学术自由是科学繁荣的必要保证》,系《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的《结束语》的第5节,19861223日《人民日报》摘要发表。
自选文集《科学·民主·理性》序,1800字,写于2000512日,这个文集选了1977年~99年间42篇文章,200112月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
《关于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和民主理论关系的理解》,6000字,写于19886月,发表于《政治学研究》1988年第6期。
《从一个译名反思民主意识》,2500字,写于19887月,发表于《新观察》1988年第20期,刊出时被编者删改多处。
《驳民主缓行论》,2300字,写于19889月,发表于198919日《蛇口通讯报》。
《文化现代化的目标——民主、科学》,1400字,19881024日在一个关于文化建设座谈会上的发言,发表于1988119日《中国文化报》。
《弘扬民主,批驳反民主逆流》,4000字,1989112日在《国情研究》编辑部邀集的座谈会上的发言,发表于《国情研究》1989年第3期,刊出时被删改多处,题目改为“弄懂民主才能实现民主”,有意歪曲原意。
《弘扬民主批驳反民主逆流》,4000字,发表于《九十年代》19895月号,内容与上述《国情研究》座谈会的发言稿相同,刊出时无删改,但题目被改为“中国的反民主逆流”。
《民主与科学是现代国家立国之本——纪念“五四”70周年兼批判新权威主义》,7000字,写于19893月,原系应《科技导报》约请而写,但他们不用,改送《明报月刊》发表,见该刊19895月号。
《“五四”和中国的民主启蒙》,2500字,写于19894月,发表于198958日《世界经济导报》终刊号。刊出时题目被改为“民主是安定团结的唯一可靠保证”。
《新权威主义新在哪里?》,2500字,与王来棣合作,写于19894月,发表于198951日《百姓》半月刊。
《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3,200字,写于199259日,发表于《未来与发展》,1992年第5期。
《人权概念和现代民主理论》,15,000字,写于199351日,发表于纽约《探索》杂志,19938月号(终刊号)。
《爱因斯坦的民主、人权思想对中国的影响》,4,000字,写于19941026日,发表于美国科学协进会(AAAS19952月年会。
《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唤实现国内宽容》,1,300字,写于19954月,发表于1995515日,共45人签名。全世界1120位著名科学家、学者,包括国内数十位院士和国际10位诺贝尔奖得主联署。
《接受纽约科学院科学家人权奖书面发言》,1,000字,写于1995817日。
《民族主义与反西化的舆论导向——访致力于中国人权、民主事业的科学史家许良英》,安琪,199749日,发表于香港。
《林昭,中国的布鲁诺永生!——纪念林昭殉难40周年》,2,500字,写于2008211日,发表于傅国涌编《林昭之死》,香港开放出版社,20089月。
《接受美国物理学会2008Sakharov人权奖答谢词》,4,000字,写于2008214日。
83封书信——许良英、李慎之书信集》,邓伍文编,20084月,同心同理书屋出版。
《可恶可悲的书报检查制度》,2,600字,写于2008525日。
《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4,000字,写于2008816日,发表于《炎黄春秋》2009年第4期,题目改为《也谈“普世价值”》。
《也谈阿克顿的名言》,2,000字,写于20081122日,发表于《炎黄春秋》,20107月号。
《民主是普世价值辨析——与吴江先生商榷》,4,000字,写于2009916日。
《评“专制的对立面”之争》,与王来棣合写,6,500字,写于2010830日,发表于《炎黄春秋》,201012月号。
《走出伪民主误区》,4,500字,写于201164日,发表于《炎黄春秋》,201110月号。
《对李锐同志<中国向何处去(内容提纲)>的意见》,给李锐的信。
《对张钦楠同志<中国往何处去——历史、理论、政党(学习笔记)>的意见》,给张钦楠的信。
《许良英:必须用科学和民主来破除现代迷信》,采访者马国川,采访时间201237日,发表于《信睿》2012年第6
《爱因斯坦的反腐败名言》
《科学、民主和马克思主义(摘要)》
《名家推荐:大学生暑假阅读书目》,载于《南方周末》2005714日。
《科学高于生产力,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1989/1/23在“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讨论会”上的发言摘要。
《对张宣三<我国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一文的评论》

《民主思想需要启蒙》,《财经》记者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