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9-18，今日政商，作者：姜野飞）
戴按：五十年前，毛在出于个人目的而搞的文革中，曾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但搞到最后，“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现在，当局大概吸取了文革的某些教训，没提出“抓反腐，促经济”的口号。反腐当然是必要的。但反腐并不能自动地促进经济的发展。对中国来说，经济发展仍然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导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没有抓住这一天赐良机加大经济转型力度、调整经济结构，反而走上了以房地产为支柱、大肆放水印钞的经济发展路子。使得各种资本等生产要素都涌向房地产领域，彻底掏空了实体经济和制造业。曾几何时，中国是无数外国企业趋之若鹜的投资对象，但近年来有大批外企撤离中国市场。
从最近说起吧。时间回到2015年8月26日。
松下，首家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大举撤离中国
8月26日这一天，日本松下公司突然宣布8月底关闭位于北京的锂离子电池工厂。松下发言人刑部智恵子通过电话表示，公司将与北京工厂的1300名工人结束合同。这是松下继2012年底关闭上海等离子电视工厂和2015年1月底关闭山东松下电子信息有限公司之后，在短短两年多时间内关闭的第三家工厂。
尽管前两次关厂之后，松下一直矢口否认全面撤离中国。但一二再，再二三地搞突袭式关厂，未免让人产生“此地无银三百两”的遐想。
松下是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和中国制造走向辉煌的全程参与者和重要见证者，不仅于此，松下对于中国改革开放还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
1978年10月28日，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到日本访问，并特地拜访了当年举世闻名的经营之神——松下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当时邓小平对松下幸之助说：“今后我们要搞现代化了，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准备吸收外国的技术和资金。没有电子工业，现代化无法实现，因此我希望你们的电子工业到我们那去。”松下幸之助不假思索地答道：“无论什么，我们都将全力相助。”
会谈后，松下幸之助即于1979年6月访华。松下与中国政府签订《技术协作第一号》协议，向上海灯泡厂提供黑白显像管成套设备。1987年，松下与北京市和电子部等下属的4家企业合资成立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是当时投资（248亿日元）规模最大的中日合资企业，也是首家外资企业。
截止到2012年，松下电器在中国拥有了60家分公司，产品和服务遍及白色家用电器、电子元器件、各类电池、马达、半导体、通信、照明、电焊机、汽车电子、自动化设备等领域。
继松下之后，东芝、日立、索尼等一批日本电子企业巨头登陆中国，中国的电子电器制造工业从此迅速腾飞。
松下有步骤地撤离中国，疑似受反日事件影响
2010年，由于受到迅速崛起的中国民族品牌企业和韩国企业的激烈竞争，陷入巨额亏损的松下公司宣布实施日本制造业史上最大规模的裁员行动。计划在三年内裁减3.5万员工，但此次裁员似乎并不针对中国，松下中国的相关负责人甚至表示将把日本尼崎的等离子第三工厂搬到上海。
然而，2012年开始的反日游行似乎对松下的投资战略产生了重大影响。当年年底，随着等离子电视机销量节节下挫，松下突然关闭了上海等离子电视机厂。
2013年，因日元贬值加剧，松下宣布将把在中国工厂生产的几乎全部立式(竖直型)洗衣机产能将回迁至日本袋井市，松下电器在华微波炉产品生产将逐渐回迁至日本神户市，另有松下部分家用空调和滚筒洗衣机产能已经在实施回迁。
与此同时，松下于2013年3月宣布在越南河内市筹建冰箱和洗衣机工厂，开始加入在华外企向东南亚转移的制造业大撤退。
富士康挥师南下，恐掀史上最大规模“跑路”潮
8月8日，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吉利的日子，然而，富士康的老板TERRY GUO却在这一天掀起了史上最大规模的“跑路”潮。
这一天，在中国雇佣员工达120万人的富士康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正式签订了协议。根据协议，富士康将在未来五年投资50亿美元（约310亿元人民币）在该邦建设电子设备制造厂。在两个月前的7月15日，富士康方面还表示，公司将大规模扩大在印度的发展，计划在2020年前在印度新建12座工厂，并最多雇佣100万当地工人。由是，富士康跑路印度已是昭然若揭！
2015外企撤离大名单
实际上，今年跑路离开的绝不只有松下和富士康，在此之前早有一些世界知名的企业撒开蹄子跑路到东南亚和印度了。
服装行业，优衣库、无印良品、青山商事、利丰、东京STYLE、Honeys等正在大幅削减投向中国的订单。除了小批量暂时留给中国外，大批量的订单都发给东南亚、印度等地的代工商。
制鞋行业，全球最大运动鞋制造商台湾宝成集团旗下裕元工业、东莞厚街规模最大的制鞋企业绿洲鞋业、中国女鞋最大制造商之一的华坚集团、在运动鞋制造行业地位仅次于宝成集团的赐昌鞋业等用工达数万甚至十多万的鞋企已经把大部分生产线搬到东南亚等地。广州台商协会荣誉会长、创信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振昌称：“台湾制鞋业基本已转移走，台商纷纷将鞋厂迁移到东南亚。一旦产业转移，要回迁难度极大。”
电子电器行业，中国电子电器制造的“男二号”韩国三星在越南投资百亿美元的生产基地相继投产，三星电子将80%的中国产能转移到越南的计划正加快实施。2015年，三星在中国的子公司或代工厂纷纷停产或裁员。
此外，与富士康齐名的金仁宝集团也正在把苏州、东莞的产能有计划地撤离中国。2015年3月，集团旗下的孙公司泰金宝电子在春节前全面停产，在同一厂区的泰金宝光电(内部称之CE)也将结业，并将相关的设备材料转出到泰国、巴西、波兰等国。而金仁宝集团旗下另一家集团金宝电子也传出疑似将大陆产能转移到泰国工厂的消息，据内部人士称其光电部的设备已经搬离，明年7月将正式搬迁。更早时间，金仁宝集团旗下的仁宝电脑就开始把大陆的产能转移到越南工厂。
下面是小编通过各种渠道搜集的2015年外企跑路名单：
今年年初，微软宣布关闭位于北京及东莞的诺基亚手机工厂。关闭中国工厂后，部分设备被转移到越南河内工厂；
日本钟表企业西铁城在今年春节前宣布清算解散在广州的生产基地；
松下把立式洗衣机和微波炉生产从中国转移至位于静冈县和神户市的工厂；
夏普计划在栃木县矢板市工厂和大阪府八尾市工厂分别生产更多机型的液晶电视和冰箱，推进回迁；
日本大金工业公司计划进一步把投放日本国内市场的家用空调生产从中国迁回位于滋贺县的工厂；
知名电子工业品牌TDK预计也将把部分电子零部件的生产从中国转移至秋田县等地的工厂；
三星建在中国的专用代工厂苏州普光宣布倒闭，东莞普光也奄奄一息；
优衣库的母公司迅销集团计划从低价服装品牌G.U.开始，向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工厂增加代工订单。迅销集团的产品原本约有85%在中国制造，但随着中国人工成本的继续上涨，目前决定将中国以外20%~30%的生产比率提高到50%；
无印良品计划3年后把在中国的合作工厂从229家减少到86家，自中国的采购比率从60%降低一半。
更有甚者，近段时间以来，连华为、小米、联想、TCL等民族企业也开始撤离中国。
东南亚、印度制造具有压倒性的优势
尽管主流媒体一直对制造业撤离讳莫如深，遮遮掩掩，但是中国制造业加速向东南亚和印度迁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在中国进出口大幅下滑的情况下，欧盟从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越南和印度尼西亚进口增幅在29.6%~53.4%之间;美国从越南、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柬埔寨进口增速在18%~29%之间;日本从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进口增幅在23%~49%之间。
为什么外企选择了东南亚和印度？
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且廉价。与中国日渐老化的人口相比，东南亚和印度则拥有大量的年轻劳动力。印度25岁以下人口达到5.98亿，可以保障未来20年内的劳动力充足。在人工成本方面，中国普通员工的工资加社保高达4000元，大约是印度、泰国的两倍，是缅甸、柬埔寨的6－8倍。
市场需求潜力巨大。以智能手机为例，在印度12亿人口中，智能手机用户占比不足10%。东盟六国人口约6亿，但智能手机的用户比率仅20%。同时，印度还具有一个不可估量的优势，即印度是一个弱政府，政府掌握的资源极少，绝大多数资源被私有企业和个人掌握，因此其内需市场前景被广泛看好。
企业税负及运营成本远低于中国。在中国，国人购买1000元的商品，大约有700元的税，税负之高举世皆知。在企业的其它运营成本上，中国更是远超东南亚、印度，甚至远超美国。目前，中国的电价是美国的3倍，气价是美国至少3倍以上，就连水价也比美国贵。中国的油价是美国的2倍，工业用地的成本也远超美国。
外企集体跑路原因何在？
外资企业忍痛放弃在中国深耕多年的产业链，忍着解散员工需要支付巨额赔偿的痛苦，断然撤离中国，显然是事出有因。主要原因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几点：
1、人工成本高涨，中国失去吸引外资的最大优势
2001年产业工人工资五六百元，不仅低于东南亚国家，而且是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工人工资的1/20－1/30。现在工资普遍达到三、四千元，五险一金”更是占到工资总额的40%-50%，企业负担沉重。比如外企要养一名月薪10000的员工，实际上企业每个月需要为这名员工支付14628元。中国大陆不仅工资远高于东南亚，而且社保缴费是东南亚国家的4.6倍。
2、老一代工人基础教育扎实，颇具忍耐与服从精神，新一代则迥然不同
上世纪90年代，外资企业之所以抛弃东南亚而选择到中国投资，一个主要优势在于第一代农民工特别能吃苦耐劳，而且具备老板们非常看重的忍耐与服从精神。加上1980－1990年中国实行科教兴国战略，为社会培养出了一大批基础教育非常扎实的产业工人。而新一代的工人则迥然不同，不服从安排、不肯吃苦、好逸恶劳、容易冲动等特质已成为他们的新标签。近年来，年轻工人因为被主管批评几句便举刀相向的报道屡屡见诸报端。
3、罢工等经营风险越来越大
由于新一代产业工人注重维护自身权益，且多以自我为中心、好冲动，导致企业经营风险日益加大。
2012年12月在广东汕头陈店一家制衣厂打工的26岁湖南青年刘某，因为被工厂老板押着3000元薪水要不回来，点燃了打工的厂房，导致14名无辜者死亡。
2014年9月10日，东莞台资苹果代工厂万士达中秋不发月饼和奖金，导致数千工人举行罢工并堵塞公路的事件。
2014年10月，印尼金东纸业800选纸工人因为未上调工资发生罢工事件，员工堵住厂门导致生产停工。直到资方被迫答应工人条件后，罢工事件才得以平息。
4、地缘政治风险加大、政治风波不断
随着中国的崛起，与周边国家的摩擦越来越剧烈。南海局势升温、钓鱼岛事件的发酵，导致国内政治风波不断。反日游行时打砸日车的行为令在华外资企业胆战心惊。万士达罢工工人甚至提出收复台湾等七点要求，数月之后台湾总公司胜华科技宣布大陆的三家大型工厂破产倒闭。
5、纳税优惠政策取消，吸引力进一步缩减
2007年出台的《企业所得税》法，外企税收从15%提升到25%，也是导致外资撤离的一个因素。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没有抓住这一天赐良机加大经济转型力度、调整经济结构，反而走上了以房地产为支柱、大肆放水印钞的经济发展路子。使得各种资本等生产要素都涌向房地产领域，彻底掏空了实体经济和制造业。
另外，此前一直被海外媒体质疑为选择性反垄断等执法行为，都可能倒逼内外资一起撤离中国。如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对国内的电信、石油、烟草、金融等领域的垄断行为视而不见，却对利乐、微软、高通、克莱斯勒、奥迪、奔驰处以巨额罚款。加上中国反垄断调查缺乏透明度，导致中国作为最大投资受益国的形象受损，一些感到寒心的外企开始撤离中国。
当然，还有一些重要却敏感的因素我们不得不提。近些年来，中国的环境污染、高房价、高物价等使得许多投资者望而却步。
特大型外资企业“跑路”或“跑单”对中国的影响
首先，外资跑路将造成中国出口贸易出现断崖式的崩塌。
据2011年的公开数据，富士康在中国大陆进出口排位第一的企业，总额达2147亿美元。随着富士康在大陆布局进一步扩大，这一数据还在快速增长。在河南，2013年富士康的进出口额占到河南全省进出口总额的54%。在湖北，2013年上半年富士康出口额占据全省出口总额14%，占武汉市出口额27%。在山西，富士康占全省2013年进出口总额的40.3%。在四川，2011年成都富士康投产，迅速拉动成都及四川全省进出口额的攀升。当年前5月富士康出口额即占成都出口总额的16%。即使在进出口总额达到5000亿美元的深圳，富士康占比依然高达13.9%。2014年上半年，深圳富士康实现出口额95.28亿美元，同比下降23.9%。而同期深圳市的进出口总额也出现下滑，同比下降32.2%。
据2012年的公开数据，中国三星则是进出口总额仅次于富士康，排位第二的企业。而金仁宝、宝成等企业旗下均有多家分公司入围2012年中国进出口总额500强。
由于这些航母级别的企业撤离中国，使得中国的出口贸易受到很大影响。近年来中国出口增长由正转负，2015年7月更是录得8.3%的负增长。
其次，外资“跑路”和“跑单”会影响数千万人口的生计。
仅以富士康为例，如果到2020年其在印度建成百万人工厂的计划得到顺利实施，中国将失去120万个工作岗位，也就意味着120万个家庭数百万人口的生计将受到影响。
不仅于此，为富士康、三星提供包装印刷、电子、塑胶、五金等部品的企业也将出现大量失业。以包装印刷供应商为例，主要为富士康、三星提供包装印刷制品的企业如裕同、华彩、旺盈、大道、王子新材、美盈森、合兴、正元等企业员工高达五万多人，富士康、三星撤离后，这些企业很可能有一半的岗位消失。而为富士康、三星供应手机玻璃镜片的蓝思科技和伯恩光学两家公司员工合计15万人，富士康、三星撤离后至少有10万个工作岗位消失。
更为不妙的是，华为、联想、TCL等民族企业也在大举赴海外建厂。TCL集团董事长兼CEO李东生今年3月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时曾透露，TCL今年将在巴西和印度建立自己的工业能力。而华为、联想、小米、vivo、酷派等国产手机厂商早已先行进入印度建立了自己的生产线。
富士康跑路印度当日，近些年来一直颇具喜感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拔鹅毛”的论调，称“鹅毛肯定要拔，高水平的表现是：既把鹅毛拔下来，又不让鹅叫唤，或者少叫唤。”话音未落，富士康这个最大的鹅却飞到印度去了。
毫无疑问，随着大量外资企业和民族企业“跑路”到世界各地，中国将陷入“无毛可拔”的悲惨境地！更为可悲的是，那些因外资撤离而失去工作的打工者和他们的家人，将长期饱受失业的煎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