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Steven Erlanger，纽约时报2015年9月14日）
戴按：福山的成名之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在1992年出版之后，我立即买了‘一本并仔细阅读。该书宣称，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政治制度。当时我就对这种历史终结论颇不以为然。福山的论证过程，有点像马克思主义，受到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强烈影响，只不过其结论跟马克思主义相反。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预言已经失败了，福山的预言岂能能有更好的命运？果然，隔了三年，福山就对自己的看法作了重大修正。后来，福山在评论中国政治制度的问题时，又在短期之内就修正自己的观点。我怀疑，对某些重大的问题，福山并未经过认真、仔细、深入的思考，就匆匆忙忙下结论。这不是一个思想深刻、功底扎实的学者的做法。
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其社会发展的产物，直至现在，这种制度亦在不断地修正之中，岂能称之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制度？
我认为，迄今为止，尚未有任何人发现了所谓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既然没有发现规律，就谈不上做出预言。任何人作预言，不是虚妄，就是骗子。
西方国家流行的价值观------民主、自由、人权等，亦是其历史发展的思想和经验的总结。我很怀疑这些价值观是普世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伦敦——西方社会目前突然弥漫着自我怀疑情绪。
曾几何时，随着苏联解体，西方国家、价值观和文明看起来在与共产主义艰苦的黑暗争斗中取得了胜利，西方长达多个世纪的优势和全球影响力似乎也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当中国转而走向资本主义时，这场胜利似乎更为美妙。许多人认为，中国的这种转变预示着，缓慢演变出的中产阶级会要求个人权利和透明公正——走向一种民主形式。然而，怀抱西方的价值观是必然吗？基本上由犹太-基督教主导的西方价值观真能放诸四海而皆准吗？
过去十年的历史就是这种简单思维令人警醒的瓦解。威权资本主义的兴起打击了由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的流行假设：自由民主制已被证明是最可靠持久的政治制度。
随着共产主义的崩溃，福山在1989年充满希望地写道，“我们现在看到的可能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终结和西方自由民主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普遍化。”
不过，中国威权统治的逐步升级与俄罗斯转向睚眦必报和独裁主义，再加上极端伊斯兰教的兴起，西方自由主义的宏伟胜利似乎显得空洞起来，甚至在西方社会中，它的价值观也受到了威胁。
很多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和奥地利，对近期涌来的移民和叙利亚的寻求庇护者持欢迎态度。但是，这也激起了一些不大富裕的欧洲国家的批评、极右主义的反弹，以及新近出现的对伊斯兰教和激进伊斯兰主义在欧洲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的焦虑。
伊万·克拉斯捷夫(Ivan Krastev)说：“1989年被认为是普世价值的胜利、历史的终结，但对世界上其他一些人来说，它不是后冷战的世界，而是一个后殖民的世界。”他是保加利亚索菲亚自由战略中心(Center for Liberal Strategies)的主任，并为《纽约时报》撰写观点文章。
鉴于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西方心怀推向全世界的抱负创造出来的，对亚洲和非洲的许多人来说，这似乎是西方意识形态霸权的终结。克拉斯捷夫指出，毕竟，“无论自由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是西方塑造的——但谁是启蒙运动的嫡子，谁又是野种？”
许多推动全球化的新兴国家，包括巴西，对民主和法治抱有兴趣，但对他们眼中的用虚伪掩饰的西方说教则不以为然。
就连俄罗斯也主张例外论（“第三罗马”），自认为更完美地代表了西方文明，声称西方社会自利、堕落而虚伪，既表现出捍卫普世价值，但又为所欲为地忽略他们。
价值观之间的斗争并不限于民主。“我们认为这个世界存在个人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分野，但这是性上的分野，”克拉斯蒂捷夫说——也就是在女性的应有地位和同性恋者的权利方面的根本分歧。
保守的俄罗斯拒绝性别平等与选择这种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于是与很多非洲国家和伊斯兰教、梵蒂冈、原教旨主义新教徒及正统派犹太教徒的宗教教义找到了共同点。
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指出，极端的宗教阐释，尤其是在非常动荡和危险的地区，可以是对现代生活困惑的安慰和鼓舞，或许会很快成为宗教自由和对他人宽容的敌人。库珀是一名英国外交官，曾帮助布鲁塞尔建立欧洲对外政策，并在其《和平箴言》(The Breaking of Nations)一书里详细说明了失灵的后现代国家的问题。
简单了解一下人类学，我们就会知道“我们认为的普世价值其实并没有那么普世，”他说。
比如，“我们都说民主是普世价值，但在意大利，女性到底是在何时获得投票权的呢？美国南部的黑人呢？所以我们对于这件事的标准其实是相当肤浅的。”库珀说。（意大利女性在1945年获得投票权；至于在美国，可以说直到1965年投票权都是受限制的。）
如果可以选择，“世上大概所有人都想生活在我们的社会，因为他们可以有更好的生活，而且也不用老是撒谎了，”他说。“所以也许我们不应该谈论普世价值，但普世价值产生出来的社会却对全世界人有普遍吸引力。”
中国经常被引用为民主和人权普适性的反面例子。但让中国与众不同的是，它对于向其他地方宣扬其模式并不感兴趣。
西方普世主义是真实的，如果说存在竞争的话。苏联试图传播革命和共产主义、法国有自己的《人权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而美国则自诩为“山巅之城”。但是，中国依照自身利益来与世界接触，远离了道德目标，没什么欲望把其模式发扬光大。
中国的构想并非普世主义，而是重商主义，北京对重塑世界的意欲不高，比不上保护自己免受全球化的隐患，包括互联网中不受控的自由。中国跟今天的俄罗斯一样，正在抵制西方希望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重塑世界的理想和努力。
文化历史学者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在1986年时提出，无论如何，在民主这个概念上都会有很多困惑。“美国的外交理念和行动的一个恒久特质是，企盼、希望其他国家能够纠正过来，成为民主国家，”他写道。但是大家对民主的理解不一样，他说，“我们想别人模仿的究竟是什么？”
他表示，民主的本质是民众的最高权威，意味着政治和社会平等。考虑到政府和精英阶层倾向于认定自己代表着不善言辞的大众，此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巴尔赞说，民主不能强加，只可以累积，具体视“诸多不同的元素和条件”而定。民主“无法从碰巧身在某个地区的不管什么样的民众中创造出来；无法由陌生人从外部推进；或许也不可能由意志坚定的当地人从内部推进”。
前不久，卡内基研究院院长、美国前副国务卿威廉·J·伯恩斯(William J. Burns)重申了这一警告。他认为，相关争论涉及的实际上是，个人权利在非西方国家——甚至包括那些被当做民主国家的社会——的意义，以及继承下来的价值观的“可靠性”。
“有时候，我们自己的说教和训斥倾向会成为阻碍，但有着经久不衰吸引力的更开放的民主制度存在一个核心，”他说。这个核心就是“广义的人权概念，即人们有权参与对自己有重要意义的政治和经济决策；以及让这些权利制度化的法治”。
结果“不一定要看上去像华盛顿，那样可能反而更好，”伯恩斯说。“但尊重法律和多元化会让社会更灵活，因为如若不然，就难以让多民族、多宗教的社会团结在一起。”
他还表示，随着旧有政权制度的崩溃，阿拉伯世界将长期在这个问题上挣扎。
西方社会也能看到这些压力。伯恩斯说，“即便是在看上去是现代社会的地方，我们也能发现这种张力，民族主义的核心吸引力”，以及宗教激进主义对自认为被身份政治的主流拒之门外的少数族群的吸引。
然而，在应对不断变化的压力时，不管何种形式的民主，似乎都比威权政府更胜一筹。伯恩斯说，历史的变迁不是横向的，而是同时发生在很多不同的方向上。“稳定并不是一种静态现象。”
（Steven Erlanger是《纽约时报》伦敦分社社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