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红色中国网，2015-7-29）
戴按：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的这篇文章值得一读，它可以使人们知道，那些想为文革招魂的人，会用什么手法来无耻地扭曲历史，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文过饰非。
1950年5月，组织上分配我到中南海的政治秘书室工作，那年我十九岁。
政治秘书室的全称叫中共中央书记处(由党的七大选举产生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相当于后来的中央常委会)政治秘书室。主任是师哲。副主任是江青，田家英和彭达彰。秘书室主要是为毛主席服务的。毛主席常把它称为是“我的秘书室”。
师哲当时又是主席的俄文翻译，建国初，主席要看大量的来自苏联的文件，所以师哲的工作非常繁忙。很少管秘书室的事，也不常来。江青倒是来，也管事。像反映类和控告类的信件她都看。有时还来参加秘书室的室务会议。凡是她到会的时候，田家英总是请她先讲话。田家英跟我们说，江青是我们秘书室的首长。刚开始时，我在会上发言，看到有那么多大人物在场，难免有些紧张，江青轻声地对我说，小同志，别着急，慢慢讲。我对江青的初始印象挺好。
那时我工作证上的职务栏里写的职务是见习秘书。领导上给我的任务一个是阅读北京和华北、东北地区的报纸、刊物，把里面重要的内容做成摘要，呈送给毛主席看。再一个是阅读处理各地群众还有民主人士写给毛主席的信件。我负责处理控告类的信件，就是控告各级干部的，那时这类信件并不多，一个月也就一，两件，但比较重要。
反映类的信件是李公绰管的，这类信件比较多，是反映群众对一些政策的意见的。有时他看不过来，我也帮着看一部分。数量最多的是求决类信件，即要求解决各种个人问题的，如工作，学习，治病，等等。
秘书室呈送给主席的信件和文件一般都是先给江青，由江青决定怎么处理。江青是在菊香书屋前面的一个小四合院里办公的。当时秘书室送，收文件主要是王象乾负责的。有时我也去送过。后来江青去苏联治病疗养，呈给主席的信件和文件就由田家英来负责处理了。
江青和毛主席的英雄情结
田家英看我喜欢学习，看书，加上我做的报刊摘要和呈送的信件常受到主席的批阅，就叫我协助他一起做《毛泽东选集》的校对工作。
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都参与其中。而具体的工作则是田家英、胡乔木和陈伯达在负责。先由人民出版社根据毛主席和中央相关领导审定的编目，印出入选文章的清样，我们把清样分送给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审阅修改。然后，田家英和我就要对经过修改后的清样作反复校对。田家英跟我说，清样虽然印出来了，但有些文章并不是根据原件印的。所以要我去中央办公厅秘书处（那时还没有中央档案馆）那里找原件作校对。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保留下来的主席手稿很少了。像《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都是发表在1920年代的《向导》等杂志上的。手稿早已佚失，那些原版的杂志就是最原始的文件了。而像《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原件就是在当时用手刻油印出来的本子，那很可能还是当时的中央苏区或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刻印的。
然而毛主席在1938年写的《论持久战》，却保存有原始的清样稿。清样稿上除了有毛主席用毛笔改的字迹，还有许多地方是用钢笔书写的。在钢笔书写的字迹上，主席又用毛笔再作了些修改。我回来问田家英，主席不是很少用钢笔写字的么?田家英告诉我，那钢笔字是江青同志写的。多年后，我把这事当面向江青提起过。江青跟我说，那篇文章可是主席在抗日战争初期对抗日战争战略、策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认真研究的心血结晶啊。主席在那篇文章里所预见的事情后来都被历史证实了。这篇文章对整个的抗日战争所起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就是在国民党那里产生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主席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全神灌注，竭尽了全力的。那时主席很容易发脾气，你不能对他有任何干扰，稍微影响了他的思路，他就会骂你。而平时主席是从来不骂人的。为了集中力量写东西，他连吃饭都是食不知味的，有时刚吃了一口，想起什么来，就马上放下，又去写了。所以饭菜常常是冷了又热，热了又冷。你送东西给他吃的时候，他连看都不看一眼。后来江青就想了个办法，把小米粥熬得很薄，把菜切得很碎，放在粥里。让他把饭菜放在嘴边就能喝下去。江青说，有时主席还叫她在办公室门口守着，不让人进来，一些高级干部来了都不见，人家还以为主席是生病了，江青在那里挡着，说主席在写东西，不让任何人打扰，有事找谁找谁去。有时可能是在写作的过程当中碰到了困难，主席就显得很烦躁，甚至会全身发热，冒汗。她就赶紧拿着毛巾给他擦拭。有时写着写着，手上也发热了，她就设法找来些恒温的凉石头，让他放在手上握着，用来降温。江青说，那时她守在主席边上根本都不敢说话，看到主席写好一段，就赶紧过去帮他抄写整理好，有的地方要按他的指点抄写清楚，她听说主席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是贺子珍照顾他的。
一个山东的小女子，在我们国家和民族处在最危急的关头，来到了人民领袖毛主席的身边去照顾他，不但照顾的那么好，还帮助他整理文稿。我作为她的乡人，感到非常光荣。
江青还跟我说：“人家老说是主席先喜欢上我的，其实是我自己先主动去找主席的。我早先就听说，主席的夫人对主席不好，后来又离他而去，主席一个人生活没人照顾。我就想要去照顾他”。她说，她多次听过主席做的演讲，看过主席的很多文章，觉得主席才是中华民族的大英雄，是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大英雄，她那时有着强烈的英雄情结。她说她记得很清楚，1938年的春节是阳历1月31日。那天主席来看她和阿甲主演的”打渔杀家”。阿甲很会演戏，他在舞台上尽量把自己的身体压得很低，来衬托她。演出结束后，毛主席到后台来看他们，并和他们交谈。这是她第一次和毛主席直接交谈。她说，你不知道主席在和你说笑的时候，那种魅力是她从来都没遇到过的。她当时就觉得自己可以为他去献出一切。甚至为他的一个微笑，一个鼓励，去生去死，去完成自己革命的天职。她当时就觉得，她就是属于主席的，而且主席也一定会是属于她的。我问她，你怎么就那么自信呢。她说她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有这个想法，但冥冥中似乎被一种巨力所吸，把她吸引到主席这边来了。她当时就想，自己这一辈子，就是主席的人了。加上那时主席又已经与贺子珍离了婚，她说，这是老天赐给我的机会。
这以后，她就自己找到主席那里去，一开始，哨兵拦住不让她进去，她就在门口一直等。哨兵没有办法，只好进去报告主席，主席马上就叫她进去了。江青说她帮助主席把“论持久战”整理出来以后，就被委任为中央军委秘书，她说这是她在中央机关的第一个职务，也是她一生中最感到光荣的一个职务。江青说，她第一次和主席同居是在1938年7月，她记得那天正是党的生日。
那时，党内有许多人反对他们的婚姻，特别是张闻天，项英两个反对得最厉害。说主席怎么和一个戏子结婚。主席很生气。就对他们说，我是学孙中山。到了8月的时候，贺龙从前线回来，嚷着要主席请客喝酒。这样大家才都知道了这件事。
后来毛主席转战陕北时，整个九支队（党中央机关的代号）就是她一个女同志。她跟我说，她青年时代崇拜法兰西的女英雄贞德，她要以她为榜样，跟着主席转战陕北。她说：”我就是死也要和主席死在一起。”江青说，那时候主席在生活上，大多是她来照顾的，主席一边要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一边还要牵着胡宗南三十万大军到处转，以给中原战场减轻压力。整天都是行军，转移。跑到一个地方只能到老乡家去吃顿饭。每到一个地方，江青都要自己亲自去为主席安排吃的，当时陕北粮食很少，只有黑豆，吃下去不消化，江青就用手把黑豆一点一点地揉碎，然后煮成粥给主席吃。那时江青的身体也不好，人很瘦，她自己都觉得很困难了。但仍然全力照顾主席，她说，
我牺牲了，那只是一个小数。而主席则关系到全国大局。她要想尽一切办法来保证主席的营养和健康。同时，她还要协助主席的工作。像《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重要的文章，就是由主席口述，江青记录整理，然后主席在江青记录的稿子上再作修改的。后来到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主席写的一些电文也是由主席口述，江青作记录的。
从我后来和主席的接触中，我觉得，江青所以能受到主席的青睐，主要是在中华民族存亡系于一线的危难时刻，她能千里迢迢从大城市上海跑到山沟沟延安来参加抗日。不仅江青，还包括和江青一起来延安的电影明星陈波儿，还有作家丁玲等。主席认为她们都是民族的女英雄。毛主席特别喜欢历史上的秋瑾，李清照，花木兰这些人。特别是秋瑾，主席对她的评价很高，他专门跟我们说过。他很喜欢看秋瑾在日本拍的那张拿着刀剑的照片，说这张照片透出了鉴湖女侠威风凛凛的气概。她的死难对满清皇朝的垮台，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像赵一曼等烈士，在主席眼中更是伟大的女英雄。在中国几千年抗击外来入侵的历史上，好些男人都是一塌糊涂的，还不如女人。李清照写的抗金诗篇：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主席亲自抄过好几遍，还有个写韩世宗的夫人梁红玉击鼓抗金的戏，主席也经常看。可以说，毛主席也是有着英雄情结的。
江青从1938年和主席结婚，一直到1976年主席去世。三十八年间，我觉得她是对得起主席的。她没有给主席丢脸。尽管现在加在江青身上的谣言，诽谤，丑化，诬陷都已经是无以复加了。但从江青在法庭上、在监狱里直到她最后的表现来看，她确实是一位女英雄，毛主席没有看错人。
江青在文革前和我的几次交往
虽然平时在中南海我常能遇见她，但并没有和她多说话。因为她是主席夫人，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听说她在苏联养病期间，斯大林曾送给她一块绿色的布料，她用它做了件裙子穿在身上。周围的苏联女士看了都纷纷地效仿，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江青绿”，在莫斯科风靡一时。我总觉得，像我这样小小的见习秘书是不应该去打搅她的。可没想到，在批阅我送审的信件和文件时，江青已经知道我了。在中南海"八司马"事件中，我们受到中央办公厅领导错误打击的时候，我听主席身边的人告诉我，江青跟主席说，戚本禹，王象乾十七、八岁就来到主席身边了，他们怎么会反党！在我处在困难的时候，
她给了我支持，这在我当时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感激之情。
江青第一次正式找我谈话，是在1964年的春天。1963年杨尚昆、田家英他们把我从政治秘书室调去中南海的后楼研究室当研究员。那里的工作不像在秘书室那样紧张，我便利用业余的时间写了《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写这篇文章完全是出于我对当时正在热烈进行着的史学讨论的一点个人兴趣，没有任何人的授意。文章写好后，我先给田家英看。他看了说可以送给“历史研究”杂志去发表。文章送去以后，我在那年的六月上旬就随中央办公厅农村调查工作组到冀东做农村调查去了，我去的地方是一个偏僻的乡村，那里没有邮局，也看不到报纸。一次我到唐山地委开会，看到了《人民日报》，才知道我的文章已经在当年八月出版的《历史研究》第四期上发表了。可我一点也没有想到，我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周扬在中宣部组织了几次有史学界很多权威参加的会议，批判我的文章。9月底，我随调查组一起回到北京，才知道这事。我就写信给《历史研究》杂志的编辑，想了解他们究竟如何批判我的观点的，以便参加讨论。但却得不到明确的答复。又听说原来已经准备好的批判我文章的会议也不开了。知道内情的人告诉我，毛主席在关注这场讨论，但具体的情况就不知道了。
1963年入冬以后，江青三次派人找我。前两次因我去了外地，不在北京而没有找到我。第三次，江青的秘书沈同打电话找到了我。他让我在居仁堂的走廊上等他，然后他就带我去了丰泽园见江青。江青告诉我，她从《历史研究》上看到我的文章，觉得好，就把文章连同《北京晚报》的报道和《光明日报》的内部动态一起送给了主席，她说：“主席看了你的文章就叫我和秘书去找资料给他看，他还看了很多关于太平天国的书呢。”江青拿出一本蓝色封皮的线装书给我，说：“最重要的是这本。这是台湾最近出版的《李秀成供状》，白纸黑字呀。这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张春桥他们从香港进口的，毛主席仔细看了，还在书中夹了条子。毛主席说你找不到这本书，叫我把这本书送给你，还叫你继续研究，继续写文章。主席说了，别企望用一篇文章改变人家研究了一辈子的观点。”江青接着说：“主席终于对李秀成问题表了态”，她把主席的十六字批示，即”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讲给我听。还说：“这可不是个简单的表态呀，这是大是大非啊，是一场牵涉面很大的原则争斗呀！国内外的修正主义者，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江青告诉我，主席的批示是写在报道学术动态的一份资料上的，主席把它批给了中央有关领导传阅，并在批示后面写着“退江青”的字样。她说，批件正在传阅中，等退回来后就给我看。江青最后说：“你做了件好事，给人民立了功。但你不要骄傲，还要再看材料，继续写文章。你别怕大人物的干涉，有主席支持你，怕什么”。
可是，可能因为忙，她后来并没有把主席的批示给我看。我原还以为主席批示的是“忠王不忠”，所以我在后来的文章里有“忠王不忠”这句话。还是邓力群告诉我，他从康生那里看到的原件，主席的批示是“忠王不终”，乃晚节不保的意思。一字之差，不仅更为准确，而且意味深长。
我写的文章受到主席肯定，这下可出了名了。胡乔木，田家英等都提出要和我合作写文章。江青知道了，就对我说，你不用找他们。她让我去找康生。田家英，胡乔木和江青的矛盾很大。江青最早看出这两个人不可靠。后来的历史也证明，江青是对的。
1964年夏天，我写了第二篇批判李秀成自述的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问题》，初稿写好后，我就去找康生，请当时由他领导的在钓鱼台的反修写作班子帮助修改。在钓鱼台，我受到了康生和反修班子全体成员的热烈欢迎。经过他们的修改，文章的气势果然不一样了。江青得意地对我说，我让你去找康老，没错吧。姜还是老的辣嘛。
康生想让我留在钓鱼台，参加他们的反修班子。没想到陈伯达抢先了一步，他在征得主席的同意后把我调去了红旗杂志社。我去“红旗”上班后，陈伯达让我单独在一个很大的办公室里办公，又让我当历史组组长（正局级），可他并没有给我什么具体的任务。我猜想，他调我去的主要目的恐怕只是为了做个姿态给毛主席看的。可我是个闲不住的人。不久我就主动要求去参加”四清”工作队，到北京郊区的通县搞四清运动。
1965年春，通县四清结束，我回家后得了场病，口吐鲜血。家里马上把我送进医院。江青和康生闻讯都很关心我。我对康老，江青表示感谢，江青说，不要谢我，不是我关心你。下面的话她就不说了。我知道是主席在关心我。康生还下了指示，要卫生部保证我的健康。卫生部副部长都亲自来了。其实我也没什么大病，开始以为是结核病，后来一查不是，是因为过度劳累，支气管破裂。出院后我就回到《红旗》杂志，一边休息，一边看报、读书。见到历史学界一些人反对用阶级斗争观点分析历史，我就写了一篇《为革命研究历史》的文章与他们辩论。
江青和革命样板戏
1964年夏天，江青几次叫我去看样板戏的观摩演出。说这也是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你也得关心。还要我写评论。可这方面我不是很懂。所以，没能完成她的任务。后来1966年初我去上海时，她又两次让我和她一起去看样板戏的排练。以后又叫张春桥陪我去看样板戏。
江青说她在北京抓样板戏时曾跟彭真，邓拓他们打过招呼的。但彭真他们只是表面应付她，实际上并不欢迎。也没有真正布置落实，所以北京剧团的领导并不积极配合。因为市里和文化部都没有给他们这个任务。
原来的《红灯记》是杜近芳演铁梅，她的唱腔是绝对好的，别人都达不到她的水平。连梅兰芳都佩服她，认为她唱得比他好。
浩亮跟我讲，那些老京戏迷都只听你的唱，不管你的长相怎么样的，也不管你的动作好不好，主要就是唱。杜近芳和江青关系也挺好的，但江青从剧情要求出发，认为铁梅应由擅长表演小旦的演员来担任，杜近芳是演正旦青衣的，江青跟杜近芳说，我将来一定弄一个适合你的剧本出来，让你好好地表演。你演正派青衣是最好的。但是李铁梅是个小姑娘，不适合你。杜近芳说，我演过杜丽娘，那也是很年轻的。江青说，你脸盘比较大，打扮出来不像小姑娘。所以江青选了半天，最后选了刘长瑜。刘长瑜的唱腔清脆。江青说，我就要这个。她适合演铁梅。剧团的领导说，让刘长喻演李铁梅，观众恐怕不习惯，江青说，观众的习惯也是可以改变的，你叫她唱两三场之后，这个就定型了。你再叫别人来唱，人家还不愿去看呢。观众的习惯也是要培养的。后来的事情证明了江青的观点很对，有个省委书记来看《红灯记》，不是刘长瑜演的。他就不满意，一定要看刘长瑜演的，说什么时候她演，他还要来看。刘长瑜后来被称为”新梅派”。她的唱腔带着点娃娃腔。演李奶奶的老旦，江青选了高玉倩。直到现在，这三个人的组合还被业界认为是绝配。浩亮跟我说，江青很懂戏，你唱的时候拖个半拍音，她马上就听出来，说这不对。你拖了。所以演员都服。她确实是个内行。浩亮和我在秦城的时候是难友。
《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的亮相是江青设计的。江青说，这英雄出场是定型，是一出戏成败的关键。就像是一篇好文章的开篇之笔。童祥苓试了很多次连他自己都不满意，最后江青亲自跑到台上去教他怎么摆动作。手和腿该怎么放。经过江青指导后的杨子荣再出场的亮相就完全不一样了。当时就获得了全场的鼓掌喝彩。
江青有时看排演的时候，会把身体从侧面低下去看，她说这是观众看戏的角度，你戏演得好不好，一定要从观众的视角来看才知道。
有些唱词，江青其实是跟主席商量来改的。主席还亲自改了几个地方。主席改得真好。演员一唱就觉得不但上口，意境也大不一样。可大家不知道，还以为是江青改的。说江青的水平比编导都高。江青说，我当时也不能告诉人家，那是主席改的。
看《白毛女》时，我提了个意见。说白毛女里喜儿出逃，好像是有点个人奋斗。
她一个人怎么能生存呢，比鲁滨逊漂流记还难啊！哪怕有两个人一起逃出去也好一点。剧团有的人觉得我讲的对，还真去改了，设计了一个丫头同她一起出逃。江青知道了，就批评我说，你别去瞎提意见了，白毛女一个人逃出去，这是群众已经熟知了的，你弄两个人跑出去，还叫不叫白毛女啊。你有什么意见要先跟我商量。你下面去一讲，人家不改也不好。不过她认为我的意见还是有合理性的一面，后来就在剧中增加了一些群众场面。
样板戏确实倾注着江青的心血。连程砚秋老先生都说江青真懂京戏。程砚秋和江青的关系很好。还有谭元寿，马长礼这些人他们始终都不否定江青。江青指导过的演员，绝大多数都不否定江青，而且也不跟着别人后面骂她。
赵燕侠原来就是彭真他们喜欢的演员，她唱得确实好。我看到江青对她也很好，但是她好像是受到什么人鼓动，
就是不大听江青的话。文革开始后，底下的群众斗她，说她是彭真黑线的人，要她交待和彭真他们的关系。江青说，不要斗了。还是要让她来演阿庆嫂。可是她不肯按江青的意见改戏，甚至出工不出力。所以江青只能叫洪雪飞来代替她。江青跟我说，洪雪飞比起赵燕侠来，那不是差一点，而是差一个档次。但赵燕侠争取不了，也没办法。
对芭蕾舞，江青并不很懂，但她努力去学。英国芭蕾舞《红菱艳》那部电影她都看了十几遍，还要叫我陪她一起看，开始我还觉得蛮好看，看了几遍我就觉得烦了。但她还是专心致志地在看，她要从中找到芭蕾舞的特点，它的艺术形式，它的表达方式。她说，芭蕾舞的艺术语言很大一部分就在它的脚尖。它是用脚尖来说话的。她说肢体语言就是舞蹈艺术的灵魂。她说，看电影要看眼神，它用眼神来说话的。她还教我，看人也是要看他的眼神，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毛主席老引《红楼梦》里的那句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你只知道看书，写文章，再下去就成书呆子了。她那时把我看得像她弟弟一样，她对我说，我没有弟弟，我就把你当弟弟看。
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
就是那次我在上海的时候，中央通知我参加“五一六通知”的文件起草小组。这期间，中央常委会又开会决定要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它直接隶属于中央常委领导，实际上是取代了原来的中央书记处。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是由康生，陈伯达，江青三人提名的，然后到主席那里去商量。主席提出不仅是那些笔杆子要参加中央文革，各大区都要有人参加。于是后来又增加了东北郑季翘，西南刘文珍，西北杨植霖，华北郭影秋。华东张春桥，中南的王任重本来就已经在名单里面了。军队是刘志坚和谢镗忠。吴冷西因为主席说他是“半个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没进中央文革。姚文元进中央文革是我最先向江青提出的，我说，文化大革命从《评海瑞罢官》开始，姚文元不进中央文革怎么行。其实我心里是想，在中央文革小组里就我一个年轻人，姚文元和我年纪差不多，能一起来就好了。江青表示同意。但是陈伯达反对，他说，他的父亲姚蓬子历史上是个变节分子。后来说到主席那里，主席说，老子反动，儿子一样可以革命的。陈独秀背叛了革命，但他的两个儿子不都是革命烈士吗。毛主席一锤定音，姚文元进了中央文革。陈亚丁跟着江青搞样板戏和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搞得不错，但刘志坚他们都排斥他，不让他进中央文革。陈亚丁就去找江青。江青说，不是我们不让你进，我们都赞成你进的。是你们军队里不同意。陈亚丁知道是刘志坚在搞他，恨死了刘志坚。刘志坚后来被打倒，很多材料是陈亚丁提供的，他和造反派一起整刘志坚的材料。但王任重跟刘志坚是好朋友，坚决保他。抗战时他们是一起打游击的。反扫荡的时候，刘志坚被日本鬼子抓了，王任重带着队伍硬是把他从日本鬼子手里救了回来。生死之交啊。王任重在和我们讲起这件事的时候，是眉飞色舞，绘声绘色的。
王任重虽然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但他在湖北，武汉却是坚决执行刘邓的资反路线的，他不斗当权派，专斗李达，说李达是武汉的吴晗。李达给主席写信求救，主席明确地说，李达可以批评斗争。但他是党内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理论家。是要保护的。可李达后来还是被王任重斗死了。李达死后，主席在一次会上说，李达是中共一大的宣传部长，他解说《实践论》、《矛盾论》是解说得最好。在资反路线期间，王任重把斗争矛头指向知识分子，学术权威和教师，学生，要在他们中间抓漏网右派。而且抓人抓得厉害。后来这些受打击的人就起来造反。形成了武汉地区的造反派。可王任重是搞过群众运动的，他对组织发动群众是很有一套的，他把党员、干部、积极分子都组织起来，成立了“百万雄师”。据说百万雄师的名字都是王任重取的。所以武汉的造反派始终是少数。王任重还在背地里积极地支持“联动”。不过贪腐的事情他倒没有。王任重的后面是陶铸在支持他。
在陶铸的眼里，江青是比他小一辈的。说实话，陶铸对共产主义是有兴趣，有研究的，这个人是有理想的。而且他是有理论的，什么事情他都能讲出个道道来的。就是错的东西，他也能讲出一个道理来粉饰。陈伯达，江青拿他没办法。陶铸对文化大革命，抽象的他都拥护的，但到具体的，他都反对。谈到那个干部贪污腐败了，陶铸就马上给人家辩护，就要保。其实他也不真知道下面干部的情况，好多人都是两面派，他那些贪污腐败的不好的一面怎么能让你知道啊。更不用说好些人又都是官官相护的。陶铸死保王任重。尤其是两广、两湖的干部他都保。所以他的态度和中央文革的都不一样。如果都按陶铸那样做，那你文革也不要搞了。按中央文革的想法，干部有问题，应该到群众里面去接受群众对你的批判，也就是所谓“烧一烧”。作为共产党的干部，你是为人民的，你怎么害怕群众呢。毛主席也说，“烧一烧”可以，但不能“烧焦”了。底下的群众，造反派看到你干部有问题，当然是很愤怒的，其中也确实是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倾向。那陶铸也说要“怀疑一切”，但这只是表面的，他实质上的意思是不能怀疑，不能打倒。谁都不能怀疑，那你还能搞文革吗？陶铸其实是打着“怀疑一切”的旗号来反对“怀疑一切”。他是保一切的。合作化的时候陶铸很积极。可到刮“包产到户”风的时候，他有点跟刘少奇了。张平化就批评他，张平化是从主席那里得到了真经的。说你不能搞包产到户。你一搞包产到户，那顺坡下驴，社会主义就会垮掉，再要上就很难了。所以陶铸就变过来，反对搞包产到户了。毛主席看他反对”包产到户”，就认可他了。我觉得，毛主席那时看干部，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看他对维护公有制和集体制，包括对包产到户的态度的。陶铸的生活其实也是很讲究的，很会享受的，他家里用的东西那都是高级的，那些东西都不是用钱买来的，用钱也买不来。江青到他广州的家去过，说那是跟帝王家里一样的。我看到过他家中摆设的照片，那些东西都是不得了的。陶铸到中南海，左挑右挑，就挑了以前杨尚昆住的“万字廊”。在这点上，他们两个倒是同气相求的。陶铸是党中央的常务书记，又是中央文革的顾问。所以在他眼里是没什么江青的。而且这些人都是很讲究辈分的，在他的眼里，毛主席，周总理、朱德是一辈的，陶铸把总理看成大哥，很谦虚的；而他们这些人包括林彪、陈云、邓小平是一辈；下面的红军是一辈；抗战的又是一辈；完了就是解放战争的一辈。你要让解放战争的去领导抗战的，是很难的。那江青比陶铸小一辈都不止了。所以他常和江青发生矛盾。江青和总理有时也有矛盾，但他们两人的矛盾好解决。江青和陶铸的矛盾就不好解决了。说陶铸是最大的“保皇派”是没说错的，他确实是到处保的。陶铸贯彻刘少奇的资反路线是很坚决的。陶铸到了中央后就跟刘邓跟得很紧，他说，邓小平是他的老师，他就是要拜邓小平为师。这个，林彪很忌讳。我听江青对叶群说，陶铸原来是林彪四野的政治部主任，是林彪的干将，怎么去拜邓小平为师！？再说邓小平的文化比陶铸低呀，他拜他什么师！？
江青和陈伯达提出打倒陶铸，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说你们这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陈伯达受不了，闹着要自杀。江青说他没出息，说主席只相信有材料的东西。你把材料整理出来送给主席看呀。后来一查陶铸在刘邓搞资反路线的时候给中南局批了四、五个文件，叫底下坚决贯彻刘邓批发的“北大九号简报”，要在学生和群众中打右派，抓游鱼。并肯定了王任重在武汉搞的在工人和学生中层层排队，在工人、学生中抓人的所谓经验。按照他的指示，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统统积极执行了刘邓的资反路线。当时，只有中南局发了那么多的文件。其次是西北局的刘澜涛和西南局的李井泉。
尹达原来是历史研究所所长，穆欣是光明日报的，他们两个都因为压制本单位的群众造反，群众对他们的意见很大。虽然我们都做了工作，但是群众还是不肯原谅他们。所以他们也慢慢地就淡出了中央文革。
几个大区参加中央文革的，开始列席了几次会议，后来就都不参加了。因为他们大多是与走资派在一起的。
到后来，中央文革主要就是八个人了，我们内部称作：三老、三中、两青。
“三老”是康、陈、江。江青对康生很尊重，有时称他康老。主席一般叫他康生，但有时也开玩笑叫康生“康老”。我们也叫“康老”。江青对陈伯达不大看得上眼。所以三老的排位应是康陈江。尽管陈伯达在中常委的排位在康生前面。
“三中”是张关王。关锋资格比王力老。张春桥是副组长。
两个愣头青，戚、姚。主席说我们是南姚北戚。
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原来是叫曹轶欧当的，康老说她当主任不合适，所以就叫王力当主任，她当副主任。我也是副主任。穆欣也做过几个月的副主任。办公室的事主要是江青领导的。江青有什么事一般是先找我的，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到江青那里去一次，王力、关锋有时也同去。王力很计较这件事，有时叫了关锋，没有叫他，他会有意见。他对保持与江青的联系很主动，很积极，漏了他都不行。因为我还兼着主席的秘书。王关戚三个人中只有我可以经常与主席见面，我可以最早听到主席的指示。所以关锋说：“什么王关戚，倒过来，是戚关王，我和王力都是听戚本禹的。”
为了及时掌握各地的运动的动态，我提议成立了中央文革快报组，记者人手不够，又从部队里抽调了四十几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参加到了快报组，派到各地去。快报组由王力当组长，但实际的工作关锋和我都参与。快报组的大事也是江青决定的。我还办了“文革简报”和“要事汇报”等刊物分别发送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有些是只送给主席的。
江青和文革中的群众运动
1966年6月2日，毛主席指示向全国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一张大字报，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高潮。刘少奇开始对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并不怎么反对，他认为那是针对彭真和北京旧市委的。他和彭真也有矛盾，可后来一看，广大学生和群众轰然起来大造各级党委和领导人的反，有些事甚至牵涉到他们自己，就觉得不行了。当时由他和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会议上就决定要向各学校派工作组。还以中央的名义批转了《北京大学文革简报（第九号）》。其主要内容就是要在学生和教师中开展一次抓“右派”运动。一时间很多向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的学生和群众被打成了“右派”、“反动学生”。有些甚至被逮捕和隔离审查。这就是后来被称为“资反路线”的。
人民日报6月1日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陈伯达主持写的，那时他刚受中央的命令去接管人民日报。当时江青不在北京，中央文革小组并没有讨论过这个社论，所以这个社论并不反映中央文革的态度。在中央五一六通知里面已经明确地讲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矛头是对着走资派的，而不是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的。但是刘邓却要把运动引向斗争学生和教师以及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这实际上就是在转移斗争“走资派”的大方向。而且刘邓搞资反路线，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枪打出头鸟，对那些敢于领头站出来给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的。不管他出身怎么好，平时表现怎么好，一概予以打击，以此来震慑住其他人。再一条，就是故意找一些名人出来斗，也不知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那些名人可能在历史上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群众并不清楚的，全部是各级党委或工作组把材料抛给群众的。有些还是在党委或工作组的直接领导或授意下组织人来斗的。在文革中迫害人厉害的恰恰就是刘邓的资反路线，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那张大字报上所讲的情形，一点都没有夸大其词。
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破四旧”进而乱抄家的事情，中央文革也不好怎么反对，因为这是群众运动，群众要破四旧，当然要表示支持。但是中央文革当时主要的工作就是反对走资派。开始是反“彭陆罗杨”，批“三家村”，后来就是反对刘邓的资反路线。当时社会上的乱抄家是怎么弄起来的呢？老实说，我到现在都不是很清楚。但肯定不是中央文革搞起来的。我记得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会议上，总理批发了一个文件，名称叫“红卫兵破四旧的战斗成果”。把当时抄家抄出来的东西，其中很多金银财宝，拍成照片印了出来。我当时看了还问总理说这些东西如果流落到社会上去，被抄家的人私分了怎么办。总理说，你放心，有人管的。后来知道，这些抄家抄出来的东西都是上缴到“首都工作组”的。首都工作组是个很神秘的机构，是由叶剑英负责的，它只向总理汇报工作。而无需向任何部门（包括中央文革）通报情况的。所以我们中央文革连陈伯达和江青都没有人知道它的事。
刘少奇搞五十多天资反路线的时候，毛主席叫江青跟我们说，叫中央文革的同志都到各个大学去看大字报。要我负责每天把大家去看了之后的情况集中起来，在电话里向江青汇报。那时我几乎每天都要和江青通电话，有时一天要通好几次，向她报告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然后由她报告给毛主席。另一方面陶铸也要把中央开会讨论的情况向主席作出书面报告。那时中央办公厅也归他领导。他总叫我起草报告，因为我是担任会议记录的，又是主席秘书室的主任。所以说，主席对两边的情况都是了如指掌的。
那时我每天都去工厂，学校看大字报。去的时候是悄悄地去的，看了也不表态，怕暴露自己的身份。但我去轻工学院看大字报的时候，被汪东兴的女儿汪延群认出来了，她就叫了，戚本禹来了。学生们都上来围着我，要我对大字报表态，这个时候，我如果不表态，那我就不叫中央文革了。我看到到处都是围剿造反学生的大字报。我就说，这个大方向不对，大方向是斗走资派，学生不是走资派。他们说，是坏人。我说，哪有那么多坏人啊。那些受压的学生听了就一下子都喊起来了，说毛主席派人来了，说我们不是坏人。我就说，不能说是毛主席派我来的，但我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我说的是我个人的意见。我因为自己有“八司马”的经历，所以，我知道，一给领导提意见，他们就把人家说成是坏人。这是不对的，是不符合毛主席的思想的。我说，你们学生没有罪，你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给领导提意见，这是完全对的。即使有些错误，那也是人民内部矛盾。你们可以作检讨，但不是坏人。抓游鱼那是把学生当作右派抓了，是错误的。学生马上把我说的话用大字报到处去贴。说中央文革的戚本禹支持我们。
这样一来，我就和薄一波发生冲突了。因为轻工学院的运动是薄一波直接领导的，在我去之前，他刚去看过大字报，他一头扎进资反路线那边，是坚决支持轻工学院领导大抓“游鱼”的。我去否定了他。他就在会上不点名的批评我，说有的人在学生面前随便表态，和中央精神不一致。那时主席还没有指示，就叫我们去看大字报，了解运动情况，所以我这样说是冒了一定的风险的。可我的讲话马上就在各个大学里面都传开了。我们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又都分头去学校支持学生。王力、关锋去清华接见蒯大富；我去地质学院支持朱成昭，；我还叫林杰去支持师大谭厚兰；北大是曹轶欧去的，我也经常去北京大学看大字报，曹轶欧就和学生讲了，今天中央文革的戚本禹来看了大字报，戚本禹怎么说怎么说的。所以后来造反的学生有什么事就都来找我。知道有这么个渠道支持他们。陈伯达知道了，就跟我说，你少说话。可我跟江青一汇报，江青说我说得还不够，她坚决支持学生和工人起来造反。我就跟她说陈伯达让我少说话，江青说，你别理他。江青明确叫我去支持学生。其实陈伯达也是反对整学生的，但他不愿意中央文革和中央领导发生矛盾和冲突。陈伯达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可他在刘邓主持的中央会议上却老是用哀求的口气发言，说你们听听我这个小小老百姓的发言啦，不能这样对待学生，他们还是孩子么。可邓小平根本就理都不理他，看也不看他一眼。刘少奇嫌他啰嗦，做了个往下按的手势，陈伯达就不响了。
我们在背后讥笑他这是跪着造反。江青回到北京后，批评了陈伯达，说你这个组长就像是辛亥革命时候的黎元洪，是革命战士把你从床底下拉出来革命的。陈伯达朝我看看，怀疑是我在江青那里说了他什么。因为他并没有正面问我，我也不好说什么。其实那时我还是很尊重陈伯达的，后来事情就多了，和陈伯达分歧也多了，那我也公开说他了。
毛主席7月18日回到北京，一下车就接见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后来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批评刘少奇他们，说现在是中央文革威信高，群众有事都愿意找他们了。你们说话都没用了，人家都不喜欢你们，喜欢中央文革。这就是中央文革支持学生的结果。那时我们中央文革说话已经可以影响到整个的运动了，当然这也就必然引起更多的人对我们的不满。
随后毛主席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撤销了刘邓以中央名义批发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第九号)简报”。紧接着又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通过了“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还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信，又登上天安门接见了红卫兵。这样文化大革命才真正进入高潮。
那时我们工作，一方面派出大量的记者到各地去了解掌握运动的动态，报告给主席和中央。一方面通过接见，开会和讲话去支持造反的红卫兵。那时中央文革小组几乎每天都要开会，总理一般都来参加。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支持谁，不支持谁。都是由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他们决定的。我们按照他们做的决定去进行工作。向那些地方派出快报组记者，接见哪些群众组织的代表，这些由王关戚来决定的。
红卫兵运动起来了。可那时候，那些受资反路线迫害的红卫兵还都忙于自己学校的运动，批斗走资派，批判工作组。倒是一些高干子弟，他们的消息灵通，手眼通天。一搞就是跨地区，跨单位的组织，什么”西城区纠察队”，“东城区纠察队”，还有”
海淀区纠察队”。他们要来”纠察”红卫兵。到后来又搞出个什么“全国联合行动委员会”（即“联动”）。这些联动的头头都是高干子弟出身，刘邓搞资反路线的时候，他们都是各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头，是跟着工作组的。现在形势变了，刘邓靠边了，有些人的父母也受到了群众的冲击，甚至被打倒了。他们是作为中央文革的对立面出现的保守组织。而在它的背后都是有”重要人物”在支持着的。江青说他们是打着红卫兵旗号的保皇派。
就是这些打着老红卫兵旗号的人，他们一式黄军装，配有新自行车甚至军用吉普，煞是威风。他们为了树立自己组织的威信，打击造他们父母反的造反派。就到处抓人，打人，非法拘禁，私设公堂，甚至打人致死。还公然提出了“红色恐怖万岁”这样的反动口号。一些学校，老师，校长都被他们打死了。而且他们还专对着一些知名人士下手。像老舍的死在当时就震动很大。毛主席很喜欢老舍，主席去看<龙须沟>时候，我也在场。演出刚结束。主席就站了起来，远远的和老舍招手打招呼。主席经常和老舍谈话。老舍有学问，二十四史他都非常熟悉。主席看到老舍总是很高兴。我看他对老舍的喜欢都超过对郭沫若的。主席跟老舍说，康熙是对中华民族有功的。我们现在的国家版图还是康熙定的。老舍听了非常高兴。说这下好了。原先总觉得，满族人杀了那么多的汉人，感到抬不起头来。现在我们可以抬起头了。主席说康熙对中华民族是有功的。江青也很喜欢老舍的戏，大家都挺喜欢的老舍，怎么竟被人不明不白地打得投湖自尽。对老舍的死，江青问过我好几次，是谁把老舍弄死的？她甚至怀疑是周扬余党指使人干的。我们都不相信，认为周扬余党没有这样大的力量，江青说，你们不懂，他们这是要打着红卫兵的旗帜来反文革，别有用心。她让我去查。我总怀疑是叶向真搞的。但谢富治他们也查不出证据来。查了半天，人家推到他老婆胡洁青的身上，说他老婆要和他划清界线。老舍外面挨斗，回家挨骂。找不到温暖，这才自杀了。文革后审问我的时候，来的人根本就不向我提这件事，他们只提斗争王光美，刘少奇，根本不问老舍的冤案。我反过来质问他们老舍是谁弄死的，他们却不给回答。看来他们很清楚，这件事是谁干的。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如李达之死，上官云珠之死、马思聪、傅聪等人的死。江青专门问过我，上官云珠怎么死的，为什么要那样斗她?江青认识她的丈夫姚克，说他是个老实人。姚克是影片清宫秘史的编剧，江青说，关于清宫秘史的争论主要是针对对它的评论来的。这跟姚克有什么关系啊。江青还跟我说，凭什么要把盖叫天斗死啊。江华是怎么搞的。我说，这恐怕连江华也管不了的。这些冤案都是些背景非常可疑的人干的。但在文革后，他们却把这些事情统统推在了江青和中央文革头上。他们拿不出一件像样的证据出来，便放任一些无良作家去编造情节，散布谎言。以欺骗中国人民。
群众很快就把联动的胡作非为反映到中央文革来了，有的来信还是用鲜血写的。总理，江青在中央文革的会议上就命令我去调查，处理。我带着解放军战士到他们活动猖獗的地方，像王府井东安市场（那时改名叫东风市场），当时被称为”十里刑场”，
北京第六中学去。去了之后就责令他们把被关押的人都放了，并且收缴了他们使用的凶器。我把收缴的凶器装了几箩筐直接带到了中央文革的会议室给大家看。江青看到这些血淋淋的凶器，头一个反应就说，他们这是想给我们中央文革身上抹黑，栽赃。可陈伯达却在一傍说什么，高尔基，鲁迅都说过，革命总是要伴随着血腥味的。说我有点小资产阶级的味道。为了他这句话，以后我凡是去处理联动的窝点，就都带上他一起去。他看了也觉得看不下去了。后来他反联动比我还积极。北京大兴县发生惨案，开始是我和王力去处理的。我们到了那里的时候，打人，杀人的人听到风声都跑了，
找不到人了。还好康生有个孙女，叫张力，在那里当团委书记。张力以前来过钓鱼台，认识王力和我。张力知道是怎么回事，给我们详细地说了乱杀人的过程，
那手段是非常残忍的，把被他们指为地富反坏的大人小孩推到坑里就给活埋了。她说这都是联动的人过来布置的，还说有些来的人看上去年纪已经不小了，根本就不像是学生。而且还有警察带他们来的。我马上就给北京市委的马力打电话，要他赶紧出面制止。马力第二天就带人下去。并以北京市委的名义发出通告，任何人都不准杀人，否则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联动的暴行造成了极其严重和恶劣的影响。在一次控诉联动暴行的群众大会上，江青点了周荣鑫，雍文涛，王任重，许明这几个人的名，并当场叫周荣鑫，雍文涛两人在会场上站起来，要他们交代是怎么支持联动的。
许明是国务院的副秘书长兼信访办主任，是孔原的夫人，她的儿子孔丹是联动的一个领头人。许明是个能力很强的女同志。因为当时党中央的信访工作是我管的，而国务院的信访工作是许明在管，所以我和许明的工作接触很多，也很谈得来，相互之间都是很信任的。会后，许明非常紧张。她打了个电话给我，说孔丹搞的事，具体情况总理都不知道，孔原也不知道的。因为毛主席支持红卫兵，所以周荣鑫和她就给予了支持，主要是为他们弄了些办公的房子、车子和一些经费。对他们那些无法无天的事她并不清楚，也绝没有在背后指使。她还跟我说，总理批评她了，而且批评得很厉害，叫她停职反省。她觉得压力很大。要我救救她。要我去跟江青说说。她在电话里都哭了。我心里是很同情她的，答应她说一定找个机会跟江青说。当天晚上我见到江青时，我向江青汇报了许明的来电，并说许明是总理身边不可缺少的人，她跟我说她也不知道孔丹做的事。我看就让她检讨一下算了。江青也同意。还说见了总理，再跟总理讲讲。可是，就在与我通了电话的第二天，许明自杀了。
我们中央文革开会分析认为，联动的所作所为绝不简单。关锋把联动总结为是资反路线在新形势下的继续，是资反路线走向社会的一个“变种”。王力对“联动”也很愤怒，他拍着桌子骂它是“挂羊头卖狗肉”（意思是挂着毛主席的羊头卖的是刘、邓的狗肉）。我当时说，它绝不是一股革命的力量，而是一股“异己”的力量。
实际上，联动的主要目的是要掌握领导文革运动的权力。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就是这个意思。工作组的时候，他们是支持工作组的，工作组也支持他们。工作组走了。那他们就要由他们出来掌权了。谭力夫讲话的核心就是要掌握领导运动的权力。这些话，他们的老子不敢出来讲，就由谭力夫这些人出来讲了。这和文革的宗旨就完全背道而驰了，文革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反对正在形成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特权，你现在倒反而要得到更大的特权。如果由他们来领导文革的话，那就是把文革弄成一场更大规模的反”右派”运动了。这点，毛主席是看得很清楚的。谭力夫的讲话当时被有些省市当作”中央文件”一样迅速地印发下去，甚至都印发到了公社的生产队一级。不知情的还以为谭力夫是中央文革的成员，至少是中央委员了。这说明当时他这些观点是受到相当一批干部的支持的。江青提出的”老子革命儿接班”，指的是思想接班。其实也只是个模糊命题。可是连这个他们都不接受。一定的意义上讲，当时对抗中央文革的主力就是这批自称老红卫兵的小群体。他们老子不能出来，就叫儿子出来。制造恐怖，扰乱人心。
后来，我们中央文革就直接支持各学校造反的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了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并在中学也成立了红卫兵代表大会（中学红代会）。他们都是听我们中央文革的，我和他们联系的最多，所以被他们叫做“戚大帅”。他们一起来，联动就吃不开了。三司和中学红代会，对付联动很有办法。他们人多，联动在哪里闹事，他们就上去把他们一围，联动说也说不过他们，打也打不过他们。碰到他们就只有赶紧跑。
联动冲砸公安部六七次之多，一些人被抓了起来，更多的则都是被群众扭送到公安部门的。后来，陈士榘把他参加联动的儿子捆着送去公安部。董老也为他儿子参加联动的事主动给毛主席写了检查。毛主席下令，叫江青去把他们全都放了。但主席说了，弄得不好，这些高干子弟将来会给革命造成一场灾难。主席跟江青说了触詟说赵太后的典故。随后江青根据主席的指示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著名的”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向老干部讲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道理。希望他们劝说自己的子弟继续革命，别做坏事。主席对历史典故的运用，简直是炉火纯青，而且富有远见。
江青和党内一些人的恩怨斗争
1966年我在上海的时候，江青跟我说，她和罗瑞卿讲，《评海瑞罢官》发表后，受到了彭真的压制，北京的报纸都不登。主席很生气。罗瑞卿当即表示，他让解放军报马上转载。果然，罗瑞卿很快就让解放军报在头版转载了这篇文章，而且还加了态度鲜明的编者按，说海瑞罢官是大毒草。解放军报这一发，就造成了彭真他们的全面被动。当时江青很高兴，张春桥他们也很高兴。江青跟我说，我还以为罗瑞卿是支持我们的，哪知道他们是一伙的。这说明，江青一开始并不知道罗瑞卿有问题，也不知道毛主席有搞掉罗瑞卿的想法。如果是毛主席要搞罗瑞卿，那一定会先和江青打招呼的。搞罗瑞卿，是林彪提出的，但林彪的策略是自己退在后面，否则就好像是他在和贺龙争军权了。我问江青，为什么要搞罗瑞卿。江青说，是叶群告的状。而且她是直接到主席那里去告的状。都不给我们说。
江青对彭真的意见倒是很大，因为他先是阻扰江青搞样板戏，后来又抵制
“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其实在我的印象中，彭真和刘少奇的矛盾也挺大的。刘少奇对主席不尊重，彭真就批评他，而且批评得很厉害。1964年四清的时候，我在中南海的“情况简报”上写了批评刘仁的一个报道。陈伯达一定要我和关锋去向彭真作检讨。彭真对我们非常客气，还请我们到他家里吃了顿饭。事后我们写了封信表示感谢。信里说了他平易近人，我们在他家里就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的话。彭真被打倒后，江青看到了这封信，就说我，你什么时候跟彭真是一家人啦。我向他说了经过，说是陈伯达要我们去的。关锋也作了证明。江青就说陈伯达，你这个老夫子，你自己叫人家去检讨，你现在又来说人家。等到我被抓了之后，这件事又被拿出来说了，说我是彭真安插在中央文革的钉子。
陆定一事情的起因是严慰冰写叶群的匿名信。
杨尚昆在主席身边安放窃听器的事是他通过机要室的康一民（原来是总理的机要秘书，叶子龙调离后，由他负责机要室的工作）来搞的。后来在一次中央文革的会议上。江青跟我们说，他们把窃听器都安装到了主席的卧室里来了，连卫生间的肥皂盒里面都按上了窃听器。后来，公安部派来了专家，把窃听器拆出来以后，主席让把这些东西连同杨尚昆、康一民他们这些人的检讨都封在保密口袋里交给江青保存。他不叫中央办公厅保存。可能是怕将来会有人销毁证据，再进行翻案。江青还当场叫汪东兴去她的办公室把窃听器拿来给我们看。那窃听器是钮扣状的，是从美国进口的。连谢富治都不知道这东西。那是中央调查部从海外买的。当时中央调查部是杨尚昆负责的。杨尚昆，康一民在主席身边安放窃听器的事件和之前杨尚昆，叶子龙搞录音的事根本是两码事，现在有人是故意把这两件事混起来。康一民后来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和撤职的处分。对杨尚昆的处分被拖了好长时间，直到主席发问，杨尚昆怎么还在中南海？才把他调去广东去当书记处书记。毛主席1966年7月18日回北京之前，江青还专门打电话给我，说主席让我亲自去看一看，他在中南海住的地方是不是都清理干净了。我跟谢富治说了江青的指示。谢富治说，好，我陪你一起去看。我就坐车从中南海的西门出去到公安部接谢富治，然后和他的车一起从南门进了中南海，因为从公安部过来，走南门方便。我们一起去了丰泽园，谢富治跟我说，都仔细检查过了，而且都是用仪器检查的。保证没有问题。我跟谢富治说，这可是不能出问题的啊，不然咱俩都要坐牢的。检查之后我就给江青汇报了。可是主席回来以后还是没有去丰泽园住，就住在钓鱼台。后来在颐年堂开过几次会，开完会，主席就住到游泳池去了。游泳池是主席一个人住的地方。1966年国庆时，主席又到颐年堂去开过一次会，但是开完会他还是住回游泳池去了。自从出了“窃听器事件”以后，主席对丰泽园就有了一种反感。
我问过江青，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开始对刘少奇有不满意的。江青跟我说，那个早了，在中央撤离延安的时候，成立了刘少奇领导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后来到了西柏坡，中央又合在一起了。江青因为跟着毛主席转战陕北，吃了很多的苦，身体很差。所以建国初中央就安排她去苏联疗养治病。江青还没去之前，她发现主席经常不高兴。主席在被胡宗南大军追赶的时候都没有不高兴，情绪一直都很好，怎么现在会不高兴呢。她就想了很多办法想让主席高兴。主席喜欢京戏，以往只要她一唱京戏，主席就会高兴，可是她唱了京戏主席还是高兴不起来。她给主席放主席最喜欢的马连良和梅兰芳的唱片，主席也没有兴致。江青说，当时我每天都在研究主席不高兴的原因，后来才发现原来主席是对刘少奇不高兴，可主席一直没跟她讲。一次江青问了主席，主席才跟她说，我从陕北来到河北，看见刘少奇代理中央期间，有些事情简直是胡作非为，搞土改，不经中央同意，不经我的同意，就乱发指令。什么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搬石头，整干部，打倒一大片，推行一些过左的政策，搞得农村很不安宁。连康生都听他的，也在搞过左。所以前方在打胜仗，后方却乱起来了。主席路过山西，作了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批评了这种过左的倾向。主席说，他们发什么文件也不经过我。甚至提省一级的干部都不经过我批准。把在中央工作委员会时的工作习惯一直带到了北京。江青当时还跟我说，后来关于这件事中央还发了文件的。我当时因为工作忙，也没去查证。后来我在监狱里的时候，看到了华国锋他们出的毛选五卷，收录了一篇毛主席批评刘少奇，杨尚昆擅发中央文件的文章。当时我参加编五卷的时候，倒没有编入这篇文章。在讨论我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时，江青说，高岗再不好，但他在合作化的问题上，在怎样对待富农的问题上是正确的，他和刘少奇是有分歧的，刘少奇是主张富农可以入党，可以雇工的。在这件事情上主席是支持高岗，反对刘少奇的。在办农业合作社的问题上，刘少奇是反对的，所以毛主席亲自主编了“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高潮”，就是批评刘少奇的，主席说的“小脚女人”看似说邓子恢，其实就是在批评刘少奇。
刘少奇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是胡乔木向主席报告的。我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发表以后，刘少奇否认他说过这个话。胡乔木就又向主席写了一个报告，证明刘少奇确实是说过这话的。可以当红色买办的话。刘少奇也否认。谭震林出来揭发的。他说，我当时就是听到刘少奇这么说的。这还是二月逆流以后谭受到批判以后说的。主席说，你们老批判人家，现在出来讲话的还是谭震林。谭震林可以参加中央文革了。谭震林的揭发材料是用很大的字写出来的。主席让把它印出来，给大家看。刘少奇也没话说了。谭震林还是刘少奇在新四军时的副政委。（但是谭震林在文革后出版的传记把责任都推给了毛主席，说毛主席骄傲了）。
但是刘少奇的案子主席就一直没有同意立案， 因为没有材料，主席一直没有同意立案。当时只有经过中央文革小组会议的讨论，还要总理，康生，江青的批准才能立案的。陈伯达都没权批准立案的。有的还要经过主席的批准。当时只立了王光美的案，开始刘少奇的案子是作为王光美案子的附案来审查的。后来大量的材料被揭发了出来，报给主席，
看到他真有问题，主席这才批准成立了刘少奇的专案组。
在中南海批斗刘少奇，邓小平是江青向我布置的。江青找我去，说，外面运动热火朝天，中南海里怎么冷冷清清的。我就去发动了群众在中南海里写批判刘邓的大字报。后来首都群众自发地在中南海西门外建立了批判揪斗刘邓反动路线的联络站。中央文革决定在中南海内外统一组织一次批判刘邓的大会。然后叫群众撤离中南海西门。王良恩写了个报告，总理，陈伯达和江青都签了字，陈伯达还加了句话，连同陶铸还有他们的家属也要一起批斗。王良恩当时是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是从部队调过来的。是一个很好的同志。后来他在林彪事件后自杀，我总怀疑是有人做了手脚的。因为真正投靠林彪的并不是王良恩。中南海的群众那时也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反对汪东兴的，另一派拥护汪东兴。但两派在批刘邓的问题上都一致同意，一点分歧也没有。因为前面有了张霖之的教训，所以我事先都安排好几个身强力壮的卫士在刘少奇他们的周围，防止有过激的行为发生。我自己则守在电话机旁边，王良恩每十五分钟要给我一个电话，报告情况。可以说，中南海的批斗会是文革中最文明的批斗会了。
批邓、批陶
在中南海贴朱德，康克清的大字报，也是江青叫我去布置的。康克清和江青的矛盾由来已久，江青和主席刚结婚的时候，康克清就带头骂，说江青是妖精，把主席和贺子珍拆散了。说要孤立江青，批判江青。党内那些老大姐都同情贺子珍。贺子珍这个人人缘好，再加上她们都是一起浴血奋战打出来的。叶子龙跟我说，当时在老大姐里很少有人同情江青。贺子珍是永新一枝花，是个美人，大家都认为她和主席挺般配的。其实谁又真正知道他们两夫妻真正的关系呢，贺子珍脾气很野，叶子龙告诉我，她和主席吵架，拿着板凳就往主席身上砸，如果不是警卫员拦住，那还得了。其实江青并没有抢贺子珍的婚姻，她和主席结婚的时候，
贺子珍和主席已经离婚，而且主席是再三挽留，贺子珍仍坚持要离。可这些老大姐们不这么看，她们认为，贺子珍要和主席离婚，那都是说说而已的，不能当真的。在中央领导的夫人中只有陶铸的夫人曾志和江青的关系很好，曾志是杨开慧的好朋友。还有就是邓颖超，她也常来看江青的，可能这是总理的意思，她自己心里怎么样就不清楚了。
我奉命叫人在中南海里给朱德和康克清贴了大字报，而且在中南海里围着他们，问他们有没有去看大字报。指责康克清在延安反江青。这件事我今天想来都是很后悔的。后来我知道主席对贴朱德，康克清大字报这件事是很反感的。但主席可能心里也清楚，那是江青的主意，他知道她和康克清的矛盾大。所以这件事主席一次也没有批评过我。
其实最早在党内批斗朱德的倒是刘邓他们，在讨论通过五一六通知的那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因为毛主席在通知里提出要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那像许世友一些人就提出来问了，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主席说的是谁，怎么不把他揪出来？他们问总理，总理说，主席那只是一般地说说的，并没有所指。可还是有人不断地问，说主席都说了好几遍了，现在又正式见了文件了。而且主席说，中央出了事情，你们要造反。像蔡锷一样。他们就又去问刘少奇，刘少奇就说主席说的是朱德，朱德是有“野心”的，在井冈山的时候就反对毛主席。这样就在那个会上刘少奇他们组织了批斗朱德。朱德说，我那时（指的是在井冈山的时候）是有“野心”的，可只是在心里想想的，并没有说出来。现在都这么大年纪了，哪还有什么野心。
那次会议斗朱德是真斗，斗得很厉害。我听曹全夫(朱德的军事秘书，他是主席娘家文家的后代，跟主席是亲戚，跟主席很好的)跟我说，说康克清在发牢骚，说斗朱德比斗彭德怀都厉害。曹全夫可能也向主席反映了。主席就说了，朱德是黑司令，那我就是黑政委了。这才停止批判朱德。本来人民大学准备开大会斗争朱德，因为人民大学的校长孙泱原来是朱德的秘书。总理让我去取消。总理跟我说，朱德并不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这样做不是转移了斗争大方向了吗。我马上就去照办了。
文革初，上海有人打着红卫兵的旗号把宋庆龄父母的墓碑砸了。宋庆龄以为是江青叫人去干的。就骂江青下流。江青听说后气得不得了。这事当时闹得挺大。一次在主席那儿开会时，宋庆龄问，哪个是戚本禹啊？我站起来说，我是。她说，噢，是你啊。我说，我有什么做得不对的，请你批评。她也没说什么，就说，你坐下吧。我心里知道，她可能是听到传言说，是江青让我去砸她父母的墓碑的。其实她这是冤枉我，我在背后还保护她呢。解放上海时，我们地下党就奉命组织人民保安队去保护她。江青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上就我说，你叫红卫兵去”烧一烧”她（指宋庆龄）。当时总理也在场，可总理当时一句话也没说。但回过头，总理马上叫傅崇碧派部队把宋庆龄的住宅保护起来。可他们等了两三天，却一点动静也没有。总理在开会时碰到我，就叫我到边上的小房间里去。问我，那事你布置了谁去啊，怎么布置的?我说，
这事我哪能布置啊。江青那也是在气头上说的，事后她也没再和我说起。总理听了说，哎哟，你可真是个好同志啊!(因为主席在一个中央文件的批示上说我是好同志)。
总理命令上海马上把墓碑修好，把修复后的照片拿来给宋庆龄看，宋庆龄看到她父母的墓碑立的比以前的都好，也知道自己是错怪了江青。就向江青道了歉。主席也知道这事，就对江青说，你应该大度点，主动去看看她。那年的国庆节，我看到江青和宋庆龄在天安门上谈笑风生的，又和好如初了。
从四川揪彭德怀回京，是我组织人做的。那时彭德怀在四川任大三线副总指挥。李井泉在庐山会议上就恨死了彭德怀。所以他把彭德怀在四川的一举一动都报告上来。我收到他的一个报告，是写在一张白纸上的。说彭德怀现在很活跃，他到处在跟人讲他冤枉，他还说你们现在才反对刘少奇，我早就反他了。我在庐山会议上反对的就是刘少奇。我把这件事在文革小组的会上讲了。江青说，我们在这里拼命战斗，他倒反而是个没事的人了。总理也很积极地主张要把他弄回北京。但怎么弄回来呢，派部队的人去，那得请示主席和林彪的同意。我就提出以红卫兵群众组织的名义去勒令他回北京。大家都说好。所以我就找了北航的几个红卫兵去。但实际上总理又叫上部队的人跟着一起走的。总理说，彭德怀归成都军区保卫的，你光是红卫兵去，它能把人交给你。到了北京后，也应交北京卫戍区管。稍微有点党内生活常识的人都清楚。
那时如果没有总理的同意，谁能办成这些事啊。不过，倒也是有一个例外的。
有一次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来找我。那是个开大会的场合，很多人，我边上的座位都坐满了，她就蹲在我的前面来跟我讲话。她说要向我汇报，他们把杨尚昆的老婆李伯钊（当时是艺术学院的院长）弄出来斗了，还把她的家给抄了，把她的西装什么的拿出来烧了。她们还想斗争彭陆罗杨。希望得到我的支持。我就跟她说，这可不是小事情，你得请示总理。
她说，总理那么忙，我那里找得到他呀。我说，那你向你爸爸他们请示了没有。他们都是老革命了，你要多和他们商量，不能自己乱搞啊。她说她都问过她爸爸的。没过几天，他们把彭真等人从他们住的地方抢走了。后来知道他们是翻墙进去的，可彭真家里的墙有三人多高，没有经过特种训练的人是根本爬不进去。总理知道后，马上来问我，你知道是谁把彭真他们抢走的。我就把上次与叶向真对话的情况向总理汇报了。但说，究竟是不是叶向真她们抢的，我不知道。听我这么一说，总理也不多问了，他知道是谁干的了。总理找来叶向真，和她谈判，总理说，我可以把杨尚昆交给你们一起斗。杨尚昆你们找不到的。（杨尚昆因为知道很多重要机密，所以绝不能给人随便斗的，那时总理把他看押在山西）但其他人你们都要还给我，等开会的时候我再给你们。后来他们开了个十几万人的大会，斗争彭陆罗杨。江青跟我们说，我们中央文革的人一个也不要去参加（指批斗彭陆罗杨的大会），这都是他们那些人弄的事情。江青叫叶群也别去。可后来叶群还是去看了，她说她是化了妆，戴着口罩混在群众中去看的，她主要是想看看陆定一，罗瑞卿挨斗的场面的。
事实上，江青在文革中保过很多人。中联部斗王稼祥。江青就跟我说，叫他们别斗了。王稼祥在历史上对主席是好的，他是有功之人。
江青和李富春的关系特别好。她去延安后，她的组织关系就是李富春给查清楚后恢复的。李富春那时是组织部长，又做过中央办公厅主任。在延安有些人散布江青的流言蜚语。
李富春马上找那些人来，训斥了一顿，不许瞎说，再小广播，自由主义，要处分。没有的事，别造谣，再造谣，要负党纪责任（李富春的原话）。李富春代表中央组织部这么一讲，下面就不敢乱说了。所以江青跟李富春挺好的。文革时，谁要打倒李富春，江青马上叫我去，说，跟他们说，不能反李富春。所以，那时国家计委和学部有人贴李富春的大字报。我就去说了，他们问为什么?我说，没有什么为什么，就是不许反。我这人有时也挺横的。
二月逆流以后，谭震林被打倒了，但主席说，还是要保他。江青让我给群众去做工作。我说得是最有说服力的。我说，谭虽然有错误，但我们要看到，他和刘邓不一样，他在党内是拥护毛主席的。是坚决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据说他听了以后还挺满意，说，这小子算讲了句人话。
江青还让我去保王震，事后王震还亲笔给我写来一封很长的信，表示感谢。
她还帮很多老干部说过话，像谢觉哉，江华（江华曾给主席做过秘书）。她给叶子龙都说过话，说他虽然表现不好，但他给主席做过很多事的。在转战陕北时一直跟着主席的。江青是个爱才的人，而且是有眼光的。她保了很多有才能的人。
白淑湘的父亲是解放后被镇压的。江青要保她。我就听江青在会上讲了好几次。那时金敬迈是文革小组的文艺组组长（那就是相当于文化部长），那时金敬迈威信很高，样板戏剧团都归他管。江青说，我让你们把白淑湘争取过来，你们怎么老不把她争取过来。金敬迈，刘庆棠他们赶紧去做工作。
后来让她出演红色娘子军中吴清华的B角，这在当时的样板戏剧团里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后来据说，江青被抓后，白淑湘还出来控诉说江青迫害她。那是瞎说。要么她是受人威逼，要么就是昧着良心的。当时像她那样的情况，没有江青保她，谁敢把她留在样板剧团当B角啊。
有一次我向她反映，广东斗红线女斗得很厉害。给她剃阴阳头，让她去养鸡。江青说，她就是想叫红线女把样板戏移植到粤剧里去。她让我去保她。我就去跟吴法宪说，江青要让红线女移植样板戏。吴法宪马上去跟黄永胜说了。把红线女保护了起来。
江青还保了李劫夫。东北一开始就把他定为是黑线人物。学生要斗他。江青跟我说，把他弄到北京来，让他住北京饭店。国家出钱。我马上写了报告，陈伯达，康生，江青都在上面签了字。北京饭店是总理的地盘。一般的人根本进不去。李劫夫后来给我写来了很多信，表示感谢。
体委的庄则栋，张燮林，李富荣，徐寅生。江青都让我去保他们的。她说，他们是为国争光的，斗人家干什么。说他们跟刘少奇路线，他们都是小孩，有什么路线?说他们跟贺龙的。江青说，他们跟贺龙有什么关系，他们又不打仗。听说江青让我去保他们，总理高兴了，他就叫荣高棠来找我，荣高棠是我团校的老领导。他就到钓鱼台来找我。见了面都很高兴。
其实，要说跟江青在历史上有过怨恨的也就是周扬这些人。周扬的弟弟，田汉的弟弟那时看她长得漂亮，都想对她非礼，她都严词拒绝，坚决反抗。他们没能得逞，而周扬，田汉竟听他们弟弟的话，不让她接组织关系。但在文革时，江青并没有让我去整周扬和田汉的弟弟。那时我可以说是江青最亲近的人了，她如果要整什么人的话，一定会先跟我说的。
后来审判她的法庭说她让叶群叫人去迫害郑君里和一个姓秦的保姆。目的是企图掩盖她当叛徒的历史。
这完全是栽赃陷害。那时她连组织关系都没接上，叫她叛变什么?老实说，江青真要想抓什么人，不叫张春桥，姚文元就近去。要叫叶群派人去?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很可怀疑。
江青倒是几次跟我讲起那姓秦的保姆的事情。说她当年在上海时候，有一段时间她非常困难，有时甚至没东西吃，常饿肚子。多亏一位姓秦的保姆对她好。那保姆白天是在一个有钱人家干活，晚上常常带点饭菜回来给她吃，而且还很照顾她的面子，说是让她尝尝她做的饭菜味道怎么样。江青非常感激她。解放后，还请她来北京在一个幼儿园工作，可这保姆说在北京住得不习惯，还是要回上海去。江青要我有机会去上海时，找找她去，看她生活的怎么样，能不能照顾她些什么。可后来不知谁把这个保姆关起来了，我估计是叶群那些人干的事。她可能是为了讨好江青而办了错事。但这事江青根本就不知道。后来审判江青，邓小平那些人叫那个保姆出席“法庭”，控诉江青。江青听了一愣，诚恳地对保姆说，她不知道这事。我相信江青说的是真话。
事实上，江青在党内并没什么仇人。她1933年入党，不久就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之后直到1937年才和党组织接上关系，到38年就嫁给了主席。你说她在党内能有什么仇人。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都嫉恨她呢。江青跟我说，
有些人如项英他们其实是对主席不满，他们不敢对主席怎么样，所以就都冲着她来了。
江青和周总理
江青是不会反对周总理的。他们两个是有友谊的。那时中央文革开会的时候，他们两人在大问题上的意见基本都是一致的，至少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意见都是一致的。文革时有临时工，外包工造反，他们的生活待遇很低，处境很困难。而且，确实有不公平的地方。江青看了材料，难过得哭了。就跟总理说，他们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呀，为什么不能公平对待他们?总理说，国家财政有困难，暂时拿不出这么多钱来。江青听了也没有办法。江青和总理的关系像是兄妹一样。江青是经常给总理撒娇。常要总理帮她解决些生活上的小事，总理也很愿意给她出些主意。绝不是像有些人讲的什么总理经常被她弄得哭笑不得那样的。那都是胡说八道。
一天，周荣鑫的女儿来找中央文革，说她爸爸说的，有件事只能跟江青或者戚本禹说，别的人一个也不能说。我去请示江青，江青就叫我去听听，我说我一个人去不好，总要有个人一起去才好。江青说，那叫关锋和你一起去吧。周荣鑫女儿把她们红卫兵查到的一张旧报纸拿出给我们看，上面登载了伍豪的启事。我们虽然是第一次听说，但当场就跟她说，这是国民党造谣。关锋讲得比我还具体，说总理是什么时候去的苏区的，还说，如果总理叛变，那他还会领导红军长征?周荣鑫女儿听了很高兴，说她也不相信总理会叛变。但她爸爸说，这是组织原则，这事不能去和总理讲。所以一定要来找江青。我们向江青作了汇报。江青说，她知道这事，那是敌人造谣。主席也知道。后来汇报给主席。主席就在一次中央文革的会议上讲，哪个时候总理已经在苏区了，当时苏区的报纸就辟过谣。后来我在监狱的时候，他们来向我问过这事。说是江青怎么利用这事来反总理。我说，胡说八道，江青当时就说这是敌人造谣。后来汇报给主席，主席也在会上讲了是敌人造谣。我当时还给那些人详细的写了一个材料，说明经过。这份材料的底稿我至今还保存着。
后来出现了一个反总理的所谓的“五一六兵团”。这件事是江青和总理叫我去商量办法。五一六兵团的领头人叫刘令凯，是机械学院的学生，他们认为总理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是最大的走资派，他们在晚上出来贴反总理的标语和大字报。后来被群众扭送到公安部，谢富治批准关押了三个人。我去的时候，总理正和江青在谈这事。总理说，这样做不太好吧，反对我，就要抓人家。这不行。只有反对毛主席，才能抓啊。江青说，那这样，叫我去把这几个人严厉的批评一下。然后以执行总理指示的名义把他们放了。我做了个会议记录，就驱车去公安部办理此事。我到了公安部后，与谢富治会了面，向他传达了会议记录。谢富治说，这样处理对。就陪我去审讯室。我跟这几个人训话，我态度很严肃地说，你们反对总理就是反对革命，把个“对”字去掉，也可以说你们就是反革命，这是很严重的犯罪。革命群众把你们送来，谢富治批准关押，都是非常正确，非常必要的。只是总理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风度，觉得你们年纪小，不懂得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告诉我们对你们进行教育后释放。我现在是奉总理的命令放你们。按我们的意见是不放的。包括江青同志也是不放你们的。这几个人表示了对总理、江青和中央文革的感谢。并说回去以后再也不反总理了。可回去以后他们还是照样反。后来又被扭送进了公安部。
总理也是不反江青的，他和江青的关系挺好。可总理底下的很多人却都反对江青，但不是总理叫他们反的。
邓颖超是很关心总理的。她那时给我写的条子有一大摞。每次开会晚了，她都叫她的秘书（姓赵）给我送条子过来，上面或者说总理今天感冒了，或者说总理昨天没睡好，叫我让总理早点回去休息。每次总理开会，邓颖超虽然不参加会议，但她都要到人民大会堂等着，等总理开完会一起回家。我收到条子，只要是我参加会议主持的，我就会想法尽快把会议结束。有时还有人要提问题，我就说，让总理先走，剩下的问题我来解决。而每次总理离开以后，邓颖超又会让秘书递条子给我，上面写着，非常感谢你。
虽然她在生活上很关心总理，
但是她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却跟陈毅，谭震林这些人差不了多少。而总理对文化大革命认识却比他们要深刻的多了，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他只是在应付主席和江青。有次我跟总理说，你那么忙，应该让邓颖超同志也出来工作，向江青同志那样的多好。总理很认真地给我说，本禹啊，这话我就跟你说，我和小超按理在政治上应该是一致的，但实际上有许多地方是不一致的，我们经常有讨论(我记得很清楚，总理是说讨论，而没有说争论)，
很多地方她的认识跟不上。所以我不能让她出来工作，不然说错话，影响党的工作。
江青和毛主席
也是1966年我在上海的时候，江青通知我，让我回北京以后就去中南海工作，中央决定由我接管田家英的全部工作。那时田家英的事还没有向外面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后。5月20日，安子文(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王力和我三人向田家英当面宣布了中央要他停职接受审查的决定。第二天，田家英自杀。田家英的案子当时是作为杨尚昆一案的副案处理的。
总理跟我说，中央决定在中南海成立秘书局，让我来当局长，我说，我资历太浅，经验也不够。总理说，那我叫童小鹏给你当副局长，协助你。我说，那怎么行呢，他是红军时期的干部。让他当局长，我当副局长还差不多。总理同意了。那个时候我就在钓鱼台和中南海两头跑。我几乎每天都要和江青通电话，报告中央文革和中央秘书局发生的事情。因为她既是中央文革的领导，同时主席那里的事跟她讲也比较方便，因为她可以及时地报告给主席。有次我向她报告说，我去北大等一些地方看了，到处都是标语，有红的，黄的，绿的，很壮观。一派革命的朝气蓬勃的气象。后来主席在"有所思"这首诗里就有"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的诗句，我知道那是江青把我的报告给了主席的。
主席在滴水洞写给江青的信是叫我去烧掉的。这封信是主席在外地时叫总理交给江青的。总理和王任重都把它抄下来了。后来陶铸也抄了一份，可能是从王任重那里转抄的。总理的军事秘书周家鼎告诉我，他亲眼看见，总理亲手用行书抄了一份。1971年作为中央文件下发的这封信就是根据总理的抄件来的。当时是总理拿着主席那封信去大连给林彪看了，林彪表示完全接受主席的意见。信回到了江青那里。我是在江青那里看到她捧着主席信的原件，把信唸了一遍给我们听。后来叶群找江青说，我们那位对那封信感到不放心，怕以后被人利用来攻击他。江青就请示了主席。主席说，那就把信交给叶群，放在他们那里好了。可是叶群还是不放心。因为放在他们那里，他们也不好随便处理。江青再请示主席，主席说，那就烧了吧。于是江青就把叶群叫来，当着她的面，叫我和卫士大孙把信拿到窗外花坛上去烧掉的。江青和叶群他们就站在窗前看着我们烧。烧的时候我心里很舍不得。但要执行主席指示，不得不烧。
二月逆流以后，林彪把谭震林给他的信转给主席，但他没转给江青。他说谭震林糊涂到如此地步。但其中的意思就是让主席看看，人家都反对江青的。
江青跟我说，人家说我是武则天。主席跟她说，你有武则天的本事倒好了。你连慈禧都不如。慈禧的本事大着呢。江青说她听了以后感觉受到了刺激。她怎么连慈禧都不如。慈禧是卖国的。
那时我正在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体会到主席说的是对的。胡乔木揭发：刘少奇还说，光绪总比慈禧好吧。主席说，在对付外国人入侵这点上，慈禧就是比光绪好。因为她输掉了甲午战争，所以她不甘心。这才支持义和团的。而光绪却老是要依靠外国人。我几次听到主席这样说。但我和江青一样，很讨厌慈禧的。但是主席这人看问题，从来都是很深远的。慈禧统治晚清几十年，摆平了多少内部的纷争。她连自己的军队都没有了，还能把曾国藩，李鸿章这些人玩弄在股掌之中，那个政治才能是不得了的。
但是，江青不像陈伯达那样老是动摇，二月逆流以后，她跟我们说，你们不是还对人家抱有希望么。你看，人家现在打上门来了。主席说了，人家（指刘少奇）掌权，我们就得掉脑袋。恐怕这些人（指谭震林他们）掌权，我们也得掉脑袋。
江青和”一月革命”
1966年12月26日主席生日那天，主席请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姚文元和我到他家里吃饭，江青也在座。林彪，总理，康生都没有请。我还记得很清楚，毛主席在吃饭前和举杯祝酒时，两次说了，明年要进行“全国的全面内战”。毛主席的这个话是他对1967年全国工作方针的决定，并显示了他的决心。
毛主席在那天晚上和我们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为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明年要全面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抓大批判，叫我们都要去写文章。
关锋说，他准备从伦理道德观上面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姚文元那天是说他准备从“武训传”以来的文化路线上批判刘少奇。可后来不知怎么变成了批陶铸了。本来姚文元批陶铸的文章里没有写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内容的。是毛主席给他加上去的。这到后来又变成是批“五一六”极左了。
王力当时提出要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后来实际上只写了一个批“三自一包”的文章。批“三和一少”被720事件冲掉了。那个时候王力在外交部支持造反派，他一批“三和一少”，矛头就对着陈毅了，还势必牵涉到总理。他说是批判王稼祥，其实当时外交的事情都是总理定的，王稼祥算个啥。我每次看到在会上讲批“三和一少”的时候，总理的脸色总是很难看的。王力还进一步地要把批“三和一少”拔高到批“三降一灭”。
张春桥说，他想从社会基础上，从走资派产生的社会根源上来批判刘少奇。不过后来这个文章一直没出来。
毛主席对我说，你也要写。我说，我想写关于影片“清宫秘史”到底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这篇文章，因为从主席提出这个问题到现在一直都没人把它讲清楚。毛主席说，好。我又说，但我对义和团那段历史还不是很清楚。毛主席说，不要紧，你去写。写了给我，我给你看。因为主席这样跟我讲了，后来我写了之后就直接送给主席了，期间因为江青也来和我说了几次，所以也送给江青一份。其他人，包括总理，陈伯达我都没送。这个事，陈伯达，王力，关锋都对我有意见，说怎么不和他们讨论一下就送给主席了。主席对我的文章修改了两次，还在我的文章中增加了几段话。到第三次，毛主席说，可以了，你和大家去讨论一下，就可以发表了。由于主席已经看了并作了修改。所以大家也提不出多少意见了。
本来我提出这篇文章不要用我个人的名义，而用红旗杂志评论员的或者其他什么名义发表。可总理说，在国际上，用社论和评论员名义的文章大都是代表官方意见的。本禹同志这篇文章是第一篇系统批判刘少奇的文章，还是用个人的名义发表为好，以后的文章再用社论或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接着，总理马上就安排由著名的播音员朗读，向全国广播。在制作广播的过程中，新华社的负责人还向我提出，有些句子太长，朗读的时候不大容易读出气势来，让我改成短句子。
江青告诉我，这篇文章发表后，主席说，他提出批清宫秘史那么多年，没有一个人写出一篇像样的文章来，这次戚本禹写了，并且讲出道理，所以要奖励我。我还没听说主席因为一篇文章奖励过谁。
江青说她有两架蔡斯照相机，要分一部送我。我说那东西太娇贵，我又不会玩。江青说，那你要什么。我说我很喜欢主席的字，希望能给一张主席的书法。江青和主席一说，主席就把他写的”满江红”那首诗送给了我，厚厚的一大摞。而且江青还是当着中央文革碰头会所有的人的面以奖励我的名义送给我的。
正像毛主席所预计的那样，进入到1967年，文革斗争逐渐地白热化。一月，上海的工人造反派起来夺了上海市委的权，受到了主席的肯定。
对一月革命夺权，老实说，我们都没有思想准备的。陈伯达是反对下面起来夺权的。陈伯达说，主席的一贯思想是对那些干部冲击一下以后都还要用他们的。连国民党的一些大员，解放后主席还用他们的。更何况那还是共产党的干部。主席还要用他们的。咱们看不清楚，就别瞎掺呼。他说，造反派最多只能起个监督的作用，他们没有管理的经验。不是专家。管理国家要靠专家。所以他对夺权的问题一直是持观望的态度。他派张春桥去上海，只是让他去解决恢复铁路交通的。但是张春桥有突破。他承认了工人造反组织。张春桥是勇敢的，因为这件事情对他来说，风险是很大的。起码他和陈伯达的思想是不一致的。所以他是经过一番战略思考的。
张春桥后来跟我说，他和造反派签协议的时候，是战战兢兢的。是有顾虑的。因为陈伯达反对，总理也反对。江青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指示。
何况，陈丕显还是支持写评海瑞罢官的。是柯老生前要他支持的。陈丕显是听柯老的。我的思想和张春桥是一致的。但要说从造反派中培养出领袖来，来管一个城市，一个省。这种想法我也是没有的。张春桥在签字前先给我打电话。我说，这事你最好给江青打电话。你我两人都决定不了的。我也没法去跟主席说，因为没有材料。我说你跟陈伯达没什么可以谈的，谈几个钟头还是谈不拢的。你给江青打个电话。取得江青的支持。于是张春桥就给江青打了电话，江青在电话里跟他说，只要是怎么有利于工人造反派，有利于他们的成长，你就怎么办。不要有顾虑。但是江青也没想到要工人当权。直到主席表态支持上海工人夺权，她也觉得大吃一惊。这个时候，我们的思想才转过来。此前，还是受陈伯达思想的影响的。工人只能监督。不光是我们，连陈毅，谭震林他们这些人恐怕也是陈伯达的这种思想，认为主席只是把老干部斗一下，”
烧一下”，但不要烧焦了。以后还要用的。谁知道一下子就夺权了。这个打击对他们来说就太大了。这他们就不干了。
各省市和各部委的造反派也纷起效仿。可是那些被夺了权的干部怎么肯甘心呢，而这些人在政治上的能量是很大的。我觉得，主席主要是考虑如何让人民的政权真正掌握在人民的手里，而不能让一些人因为当官时间长了，就把政权看成是他自己的。而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反对他的人那简直是太多了。因为这毕竟牵涉到了他们个人和集团的切身利益。他们当然要拼命反抗。”二月逆流”主要的就是冲着中央文革来的。他们对中央文革支持群众造反夺权，简直是恨之入骨的。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江青了。我心里觉得，谭震林那天发作，本来应该是冲着我来的。因为我以前在中南海的情况简报上说了他的夫人搞特殊化的事，他对我一直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他看到江青那么相信我，重用我。他后来冲张春桥发火。其实张春桥没有得罪过他，我倒是得罪过他的。只是那天我请假在家里写文章，没有去参加会议。否则，很可能他会冲我来的。
其实我内心也是挺矛盾的。二月逆流以后，谭震林虽然被打倒了。可主席还是要保他。江青让我给群众去做工作。我那时说得是最有说服力的。我说，谭震林虽然有错误，但我们要看到，他和刘邓不一样，他在党内是拥护毛主席的。是坚决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据说他听了以后还挺满意，说，这小子还算讲了句人话。
那个时候，陈伯达老是动动摇摇，顾虑重重的，一天到晚说丧气话，讲文革不行了，再这样搞下去，将来很多问题都要由我们来承担责任的。他害怕了。他比我们聪明，也更有政治经验。知道得罪了那么多人，最后就会殃及自己。他老给我们这么说。我们说，你这叫前怕狼，后怕虎，你跟着毛主席革命，还怕啥呢。毛主席胜利我们就胜利，毛主席失败我们也失败。可陈伯达不这么看，他说，毛主席不会失败，我们会失败。毕竟他党内斗争的经验比我们多。康生就不是这样的，他没有担心得罪了什么人会受报复这种事。康生比他坚定。所以毛主席早就对陈伯达不满，后来毛主席说陈伯达是不是看到我的革命大船船要沉了，就像个老鼠往林彪那边跑。
江青和军队的文化大革命
我在八届十一中会议上作过个发言，说如果弄得不好，我们的文革也会出现像法国大革命最后的“热月政变”一样的结果。我的发言登载在了会议的简报上。我自己以为自己讲得挺好。江青却对我说，你得意什么?把主席批评你的话告诉你，你都会哭。我问，主席怎么说。她说，主席说，军队的事情你不要乱说话，心里有数就行了，你们不懂军队的事。主席还说，你看人家春桥，就从来不乱说话。我听了就说，我懂了，你告诉主席，说我懂了。其实，张春桥私下里和我交流过，他也有着同样的担忧的。从那以后，关于军队的事，我不敢多说话了。但是有关军队文革的事，我还是要给主席报告的，主席也都看的。
刘志坚不大听林彪的，叶群不愿意刘志坚当全军文革的组长。江青开始对刘志坚还好，因为一起搞过座谈纪要。后来有人揭发说刘志坚在背后怎么怎么骂江青。江青就说这个人是两面派，就叫我去批判他。
肖华的事情很复杂， 斗争肖华的事，刘志坚有责任。主席，林彪都说要保肖华。江青跟我说过，她批肖华是上了叶群的当。群众批肖华，让肖华在地上爬，主席知道很生气，说，你有错误，承认改正就行了么，怎么能在地上爬呢，
打死也不能爬。你以后还怎么指挥军队啊。为此主席明确指示，不准再让任何将军在地上爬。谁这样做就是武斗。总政的造反派为此事受到严肃的批评。
部队造反派冲击军委，总参机构，先是谢镗忠去讲话， 谢镗忠人很老实，但不起什么作用。人家都不听他的。江青叫张春桥和我去听取意见，并劝他们不可以冲击军委，总参。这才平息下来。
刘志坚被打倒后，毛主席点名让徐向前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可以说，在军队高层中，徐向前对文革的态度最好。徐向前说，现在最危险的就是中央里面出赫鲁晓夫，中央里面如果有人搞资本主义复辟，那全党就危险了。他坚决拥护主席的文化大革命思想。而且他说，这次文革要重视年轻人，不能光依靠老年人，因为老年人里面有些人关系错综复杂，包袱太重，所以要依靠青年，依靠群众。他公开表态支持年轻人的文章。说年轻人有革命朝气。还说，我读了年轻人的文章，受到启发。现在是小将教育老将了。他的这些讲话和表态，都能从当时中央文革的简报上查到的。
徐向前，李富春在二月逆流中的态度和陈毅，谭震林，叶剑英是有很大区别的。
叶剑英原来参加中央文革的碰头会的，二月逆流以后，总理就不叫他参加了。
这时，主席指名叫粟裕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江青非常赞成粟裕参加中央文革会议。但后来，总理让粟裕去管国防工业。
原来碰头会都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开的，二月逆流以后就改在钓鱼台开会了。
贵州省军区司令李再含支持造反派的事，青海省军区司令赵永夫开枪镇压造反派的事都是我从我们派下去的快报组那里得到情报，最早向主席报告的。主席看了之后，要我再进一步去了解核实情况，然后批发下去的。所以，在军队里有些人是把我和王力，关锋看作是对他们威胁很大的人。差不多是当时矛盾的焦点。
军队上层的一些人搞特权，搞腐败那要比地方上更厉害。这些情况都反映到中央文革来了。这些情况往往是由他们的对立面反映上来的。几乎每一级军队领导都有对立面。包括一些老帅。
而军队和地方那又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司令员，政委多是地方大员的好朋友。他们能支持你造反派?所以说是叫军队要支持左派，结果差不多多数军队支持的都是保守派。
武汉发生720事件的当晚，跟着王力他们一起去武汉的北航的一个女红卫兵乘乱从押解她们的汽车上跳下来逃出来，给中央文革打来了电话。秘书赶紧叫我起来，我到楼下一看，陈伯达，关锋已经在一楼的值班室了。他们好像正在拟写一个电文，准备宣布武汉叛逆。我就赶紧跑去找江青。她的秘书说，她吃了安眠药刚睡。我说，不行，事情紧急。你就说是我找她。我就在门口等着。江青起来一听，马上和我一起往值班室去，后来总理也来了。江青听了办公室简单汇报，当机立断说，走，到林总那里去。他这个人能处大事，果断。林彪果然是有决断力。他一边让人查，离东湖宾馆最近的是哪些部队，最快到达要多少时间。一边接通了主席那里的电话。林彪说，主席必须马上离开武汉。主席好像不同意。说他在那里很安全。林彪马上说，不行。这是中央的决定，主席必须马上离开武汉。那主席也只好服从了。然后决定，让总理和邱会作马上飞武汉，保证主席安全离开武汉。接着林彪又在那里调兵遣将。等我们从大会堂出来，就看到北京的红卫兵已经在大街上刷上了”砸烂陈再道的狗头”的大幅标语了。他们有他们的消息来源。江青在回去的车上对我们说，我让你们找林总的，对吧。
林彪对720事件表现得是很积极的，我从来没有看到林彪对一件事情有那么积极的。一般中央开会讨论什么事情，林彪都不来的。有时请他来，他也不单独表态，只是跟着主席的表表态。本来在天安门举行的声讨大会林彪不来，但后来叶群打电话给我，说林总经过反复考虑，认为他还是来参加为好，他来表个态。我说那当然好喽。主席知道林彪要出席大会，就说汪东兴，杨成武都要上天安门。当时汪东兴给我打电话，说他也要上天安门。我说，你别开玩笑，你人都不在北京，怎么上天安门？他说，不是我要上，是主席让我上的，而且杨成武也要上。不是人要上天安门，而是名字要上天安门。我知道这是主席对大会表示支持。因为汪东兴，杨成武当时都是跟在主席身边的人。他们的名字出现在天安门领导名单里，就表明了毛主席对这件事情的支持。
那天，林彪在天安门上跟我们讲，那个陈再道是四方面军的，是最拥护张国焘的，是张国焘的得力部队。叶群就提出了要斗徐向前。会后就有人去抄了徐向前的家。抄徐帅的家是叶群下的命令。后来却把这件事推到我的头上。看得出，林彪是在因势利导，把矛头转向非四野的那些人。而对四野的人他都保护起来。可后来毛主席仍然指名要徐向前出席当年的八一招待会。
江青和林彪曾在文革中大吵过一架。 好像是为了一个总后的干部。其实也不是江青要反这个人。林彪有个特点，你反军队中非四野的，比如徐向前，贺龙的人。他都很积极。但你如果反到他的部下，他能跟你撕破脸皮翻。我看他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确实很厉害。肖华也是林彪的人，井冈山二十八团的。主席是保肖华的。后来叶群作了很多工作，江青和林彪又和好了。
那时，叶群和江青的关系看上去是很好的。她们在一起讲话，就像闺密一样的。江青一说就是你们那位，我们那位；叶群只说，我们那位，不说你们那位。提到主席，仍恭敬地说主席。他们一起说话也从来不回避我的。叶群经常跟我说，林彪很欣赏你的才华，叫我有空去他家玩。后来她又几次叫我到毛家湾去，我因为忙于日常事务，没能去，她不是很高兴。
江青和中南海的工作人员
1965年，杨尚昆被调离中央办公厅以后，由谁来接任中办主任的职位？当时刘少奇，邓小平主张由田家英接任。总理不同意由田家英接任，他倾向由龚子荣来担任，龚子荣原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是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也做过地下工作。但是他原来在北方局工作过，和刘少奇，彭真的关系很密切。江青跟我说，在这个关键时刻，是她投了汪东兴一票。江青说，主席身边有些人，像叶子龙，并不把她当回事的。但汪东兴对江青却始终是毕恭毕敬，惟命是从的。但是毛主席对汪东兴有看法。江青说，主席跟她说，汪这个人表面上唯唯诺诺，其实很有城府。不是那么表里一致。但江青觉得，汪是个直爽的人，是能够掌握得住的人。而且他和其他人也不是走得那么近的，和田家英不一样。后来毛主席才决定由汪东兴来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所以江青说，她的一票是关键的一票。当然后来江青也正是为了这个关键的一票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的。
1966年我去中南海接替田家英的工作时，汪东兴对我说，办公厅现在就咱们俩了，我很忙，我只要管警卫局就可以了。秘书局，机要局都归你管。我说，老汪，我在文革办公室那一块就分摊了你很多事情了。我还要忙着写文章。我连秘书室都管不过来。我跟他说，我这个人有个弱点，就是好写文章。我最盼望的事情是我写的文章能让主席看了满意。办公厅那么多事务，我实在没能力管，还是你来管。因为我的态度很诚恳，他也就接受了。没跟我再捉迷藏。
汪东兴这个人背着主席时，对人，对事很霸道。底下得罪了很多人，所以反对他的人很多，而且领头的都是局一级的领导干部，像田畴等人。
后来田畴是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的局长，我出狱后，他跟我提起汪东兴来，就一句话，那是条连主人都咬的狗。我听了说，那是条装成狗的狼。
1967年7月，主席离开北京去武汉前，找我们去人民大会堂的118号开会。林彪，总理都参加了。大家都反对主席在这种时候去武汉。但主席执意要去。主席就叫杨成武跟着他去。
汪东兴急着说他也要跟主席去。江青也说汪东兴一起去好。主席问，那你这里的事情怎么办啊?汪东兴说，他自己可以安排。但主席不同意他自己安排，就提出让我代理主任。会后，江青让我好好把办公厅的事情都摸清楚。我说，那汪东兴不是要怀疑我想夺他的权了。她说，你那么多顾虑干嘛。
傅崇碧几次向总理和江青提出，要我去北京卫戍区当政委。说他现在保卫党中央的压力很大，他那里好多事情不好办，因为我在红卫兵中影响大，他建议我去做他的政委。江青说，他现在忙得一点空都没有，我还想调他去当八三四一的政委呢。从这些情况看，江青对汪东兴还是有警惕的，但主席去世后，她怎么就那么糊涂呢!
可能是江青长期经历的那种环境造成了她不轻易相信人的习惯，而且她也不轻易地说人好话，即使是她认为是好的人。她对人的要求很高，而且把人性看得是比较坏的。容易怀疑人。对人的看法好走极端。有个派去照顾她的服务员，头天她还说她怎么好，第二天就说这个人坏，知道她怕风，却故意把窗开着，让她吹风。要这个人走，送她劳改去。其实，那时说的劳改，并不是去劳改农场的那种，而是下放去工厂劳动。这事是我处理的，我知道江青对这个服务员因误会而生怀疑，不能送人家去劳改。所以就把她换到一个不让江青看到的岗位去了。可这个服务员为了这事就非常恨我。后来她的领导跟她说，人家戚本禹是保护你才调你走的，你还瞎说人家。后来我出狱后，这服务员还写信给我，表示道歉，说她当时因为我把她从江青那里调走的，所以恨我。江青的护士长许春华也经常挨江青的批评。但她在江青遭迫害时，却能公正地说，江青虽然爱怀疑人，主观片面，喜欢指责人。但她是忠于革命，忠于主席的，对工作是勤勤恳恳的，也不讲享受的。她仍认为江青是一位好首长，好同志。
我在中南海后楼研究室时，工业组有个同志，叫靳耀南，跟我挺好。他原来是在山东德州开辟地区的一个老干部，地委书记，又能打游击，又能搞工业。我去中央文革后就请他来做我的秘书，这人很有经验，给我帮了很多忙。红卫兵运动刚开始时，有些情况很乱，有些所谓老红卫兵，就是后来联动那些人乱打人，乱抄家。我去跟他商量。他就提醒我，你要去公开表态，说中央是有政策的，不能打人，不能乱抄家。不然以后这些事都会赖到你们中央文革的头上的。因为当时都说红卫兵是我指挥的。我说中央文革可从来没有叫谁去打人的，这些人怎么乱搞呢。他跟我说，这些打人的他们后面一定是有背景的。所以我当时就明确地表了态，不准打人，不准乱抄家。后来我们把乱打人，乱抄家的情况报告给主席，主席就提出了，要文斗，不要武斗。还有当时有些地方借破四旧，烧书。他马上跟我说，历次运动，毛主席党中央都从来没有说过要烧书的。怎么可以烧书呢。我就马上去讲话，制止烧书。可有一次江青来我这里看见了他，就找我过去，说那人不是后楼的么，有些人是刘少奇的人，你怎么把他弄在身边?他年纪都比你大，是你领导他，还是他在领导你?我没有办法，只能把他调走。我出狱后碰到靳耀南，他对我说，你是个好人，我过去怎么看你，现在还怎么看你。我知道是江青要我走的，但这不能怪她。办公厅到处都是杨尚昆的人，她当然对我有戒心的。
现在有些人拼命说自己当初怎么受到江青的迫害。其实除了阎长贵，有些人的所谓迫害，多有夸大其词。有的是为了表白自己，有的是迎合党内资产阶级。在那时有几个人是不愿意在江青那里工作的。就说吴法宪，有人说他是草包司令，才不是呢，他聪明。江青到哪里去，都愿意让他陪着。至于说有些人后来遭到关押审查。其实那些具体的事情都是汪东兴处理的。宣布我受审查后，汪东兴马上就叫人把我双手铐上，而且铐了一个多月，吃饭睡觉也都铐着。他的理由是，怕我像田家英那样自杀。但我心里明白，这是汪东兴在暗地里使坏。江青才不会管这种事了。
江青和王力，关锋
关锋在我们中间的作用很重要。他是出思想的。他能从理论上，从路线上来看出问题。
主席720事件后的意思在他亲自拟定的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名单时已经很明显了。他叫徐向前，聂荣臻，陈毅等老帅都要出席。就是在720事件以后要稳定军队。主席在720以后，在我们写的报告上在陈再道的名字后面加上了同志两个字。总理马上把它印发下去。原来陈再道是被关押的，现在一下子待遇马上就变了。但是我们当时对主席的意思没有好好的领会。
关锋写的八一社论。说下一步斗争的大方向就是对准军队的走资派。要向军队的主要敌人开火。这个问题就严重了。是严重干扰主席的战略部署的。当时红旗杂志社论和文章对全国运动有很大的作用，是指导运动方向的。
不经过毛主席，党中央的批准，怎么可以擅自提斗争的大方向和主要敌人呢。而当时群众也是这么理解的。有些地方都动起来了，要搞第二次大串联，第三次大乱了。如果真这么搞，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那士兵都是拿着枪的，你发动他们起来造反，那不等于是武装起义了。如果再出几个720事件，那整个局面就乱了。
中央文革开会调查这事。关锋说，不管他犯了多大的错误。但是他的文章是经过陈伯达批准的，而且陈伯达在上面还加了一些字。陈伯达不承认，说他不知道。总理就当场叫人去调文件来，可文件被陈伯达拿回去了。总理又叫陈伯达的秘书去陈伯达那里找文件。结果文件找来了。上面清清楚楚是陈伯达写的，照发。陈伯达没办法，就说当时自己吃了安眠药了，糊里糊涂的，忘了。当时我们大家都清楚是怎么回事了。但我们也明白，这事在当时是不能让陈伯达来承担责任的。陈伯达是中央文革的组长，把他拿下来，这个震动就大了。所以，总理就在会上总结了，说，看起来这个文章是经过陈伯达同意的。但陈伯达说他当时是吃了安眠药了。头脑不清楚。那关锋当时也没有把文章给其他中央领导去审查。所以还是要由关锋负责。
拿今天的话来说，王力在外交部动了总理的奶酪。当时我也去外交部跟造反派讲过话。但我是严格按照主席说的话去说的。主席没有说的我不能乱说的。主席说，对陈毅斗斗也可以么，打倒也没什么了不起么。打倒了也可以再保么。而王力从武汉回来后，被当作英雄来看了。他自己也觉得不得了了。一点也不知道他在武汉的时候其实是闯了祸的。主席已经对他很不满意了，只是为了维护中央和中央文革的威信才把他当作英雄来欢迎的。他听到外交部有人对我的讲话不满意，就自己把他们找来和他们谈话，那就是所谓王八七讲话。他讲的就出格了。总理把它告到了主席那里，说王力说的，红卫兵也可以当外交部长。但王力自己后来坚决否认他说过这话的。姚登山听了王力的讲话回去传达，主席让人调来了王力讲话的纪录，有这话。也可能是红卫兵在传的时候加上去的。主席就很不高兴了，说，外交部的权是中央的，怎么可以随便夺权呢。
杨成武从主席那里带着主席的指示来，先去跟总理，江青汇报。然后就到我的办公室来，跟我说，主席向他问起过我。他在主席面前还给我说了好话呢。可后来他却说什么主席先说把王关戚一起抓起来。后来又叫他回去，说戚本禹先不抓，看看能不能争取过来。老实说，如果主席真的讲过这话。那当时杨成武是绝对不敢到我办公室来的。杨成武来我办公室来的时候，我的秘书当时都有记录的。
我从秦城出狱后，还写过封信给杨成武，说你当初是怎么和我说的，怎么后来又在外面乱说。他也不给我回信。
江青那时还跟我开玩笑说，你躲过了一劫了。
其实主席当时对王力，关锋也没说要抓起来，只是说，停止工作，要他们作检查。江青让康生对他们的历史进行审查。后来开了个会，总理宣布了主席的指示。让王力，关锋在会上作了检查。然后江青叫我去安排地方，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怕警卫有误会，我还特意问了总理，他们什么待遇。总理说，还是首长待遇。我就按总理的指示，在钓鱼台的2号楼找了两个空的房间，让他们住在里面，他们也向我表示，一定好好学习主席的指示，检查自己的错误，态度很好。我回去就向总理，江青作了汇报。总理听完了汇报，还交代我说，要我每天去看看他们的情况，要经常用电话向他报告情况。然后他就走了。这时江青突然嚎啕大哭。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江青这么哭。当时春桥，姚文元都在场。姚文元也掉了眼泪。
出狱后，我和关锋讲了这事。关锋说，他相信江青的哭是真的，因为大家毕竟在一起战斗过的，是有感情的。所以关锋从来都不反江青。但是关锋的学生阎长贵却把江青骂得一塌糊涂。还有个叫杨银禄的，我在的时候他就在那里了，还是个小战士，那时他见了江青那个样子，简直就可以说是一幅卑躬屈膝的样子。是恭敬得不得了的。
江青和我
把王、关隔离后，我实际上也已经无所作为了，我想少找一些麻烦，弄得别人反感，所以有些会议我都不去参加。可是张春桥对我说，你错了，越是这种时候你越是要出来亮相，这样那些见风使舵的人才不好落井下石。第一次开打倒王、关的会议我没去参加。马上外面就贴出标语：打倒王、关、戚。所以第二次会议我去参加了，外面的标语就没有“戚”了。一直到打倒我前的最后一次中央文革会议我都去参加了。
毛主席是1967年国庆前回到北京的。当时中央文革会议上分工由张春桥写林彪的国庆讲话；姚文元写国庆社论；我整理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讲话。我因为参加过编毛选，对主席的讲话风格都很熟了，所以我把各地整理的和报上登载的主席讲话拿来汇总。
主席讲话的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提出要“大联合”。方针改变了。像上海那样的以一派压倒另一派的夺权模式不行了。武汉模式更不行，那是军队出来支持一派，打另一派。主席在视察以后，提出了他的模式，就是“大联合”。各派都要参加掌权。主席提出的这个模式实际上是个战略大转变。我在整理的时候就强调了这一点，突出了这一点。因为我了解主席的思想。主席下那么大决心打倒王力，关锋。就是要实现这个思想。主席对我的整理的东西很满意，在我送上去的稿子上划了道道，圈了圈。基本没作什么改动，就拿去发表了。
张春桥起草的林彪国庆讲话中本来引述的毛主席的话是，批修斗私。我看了觉得改为斗私批修比较好。因为我想革命总是先内而外，从逻辑上讲，你要先把自己的私去掉了，才好去批修。他们看了都觉得有道理，主席看了也说好。所以就改成了“要斗私批修”。
我给主席写了个检讨，我说，虽然王力的讲话，关锋的文章我都没有参与。但是我在思想上实际是跟他们一致的。对主席的指示没有很好地去领会，干扰了主席的战略部署。因此我也是犯有错误的。不久主席就作了批示。主席的批示就写在我给主席的检讨上，由徐业夫直接交给我的。主席在批示上写：
已阅，
退戚本禹同志。
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
我拿到主席批示，就给总理江青他们汇报了，当场还一起讨论了如何落实主席的批示。他们要我去把主席批示向王力，关锋作个传达。我就问总理，是我一个人去告诉他们，还是谁跟我一起去？总理说，让春桥跟你一起去吧。我就和春桥一起向他们作了传达，他们听了都很高兴。因为主席称我们是同志，那就像是得到了解放令似的。720以后，主席在批的文件里称陈再道是同志，那陈再道的待遇马上就不一样了，房间和警卫马上都换了，没有原来软禁的样子了。主席给我的信，按例都是要印成文件发下去的，可总理也没让印发。而且我看出，总理对这事并不起劲。
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后，我就听到有人说，只抓王关，不抓戚，等于没抓。陈毅说，
不拿掉戚本禹，党心不稳，军心不稳，民心不稳。可见我们在中央文革的工作得罪的人太多了。
不知是事有凑巧，还是偶然中有必然。偏偏在这个时候。连续发生了几次所谓整江青”黑材料”的事件。
其实，在文革开始的时候，江青就在中央文革的会议上跟我们谈了她的历史。
她是在中央文革的会议室(钓鱼台十六号楼)讲的。文革小组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在。我们都坐在江青的对面，穆欣坐在江青的后面，他当场作了记录。谈了有三，四个小时。
江青说，你们老听了那么多关于我的事情，你们也不清楚，你们又不好来问我。那我就把我的历史全都跟你们讲了吧。请你们审查。
她说，唐纳这个人其实还不错，是个进步人士。但他的缺点是太小器，很软弱，胆又小。不像个革命者。那时他在演艺界的影响是很大的，她指着我和姚文元说，就跟你们现在一样。他要说那个那个戏好，那个戏就叫座;他说那个戏不好，大家就都说那个戏不好。他要捧那个演员，那个演员就马上走红。
所以追求他的人非常多。可唐纳就是拼着命地追求她，而且在恋爱的时候对她真的很好，百依百顺的。但是她说，唐纳比起俞启威来那简直是差得太多了。当时我们就很坦率地问，那你为什么不嫁给俞启威呢?她说，是俞启威的家里反对。他那个家族是非常严格的，娶的都是大户人家，你一个戏子根本就进不了门。她说，俞启威那个时候也软弱。不过那时他才是二十多岁的学生，也根本没法和他的家族抗衡的。不能娶她。所以她只能考虑嫁给唐纳。
可是，结婚后就不一样了，限制她这个，限制她那个的，不让她和别的人交往，把她看作是自己的附属品了。这个她就受不了了。江青那时受娜拉这部戏的影响很大，她在台上演过娜拉。她的性格也就是娜拉性格。不过她说，唐纳这个人还是很单纯的，不复杂。尽管追他的人很多，但他并不乱搞的。但对待家庭，他还完全是封建社会的那一套。所以就提出和他离婚了。这件事当时就闹得沸沸扬扬了。和唐纳离婚，对她的打击很大。她说那时她觉得前途茫茫，组织关系接不上，也不可能再去找俞启威了。她说她总忘不了蔡楚生，在那种时候给了她很大的鼓励和帮助。而且他的帮助完全是无私的。还有崔巍，他是她在青岛的同学，也对她帮助很大，像哥哥一样的保护着她。
那时有好多人就想趁虚而人，来占她便宜。江青说，我一眼就看出他们是动机不良的。所以想方设法地拒绝他们。可这些人达不到目的，就到处去散步流言蜚语，造她的谣。这些人当时就被叫做文痞，就是文化界的流氓。
她说她最难忘的还是和俞启威的初恋。俞启威是她的导师，是她人生的引路人。但是自她到了延安，见了毛主席之后，她就认定，这辈子就跟定这个人了。
我当时确实是有为江青写一个传记的想法的。我觉得她的经历完全称得上是中国革命女性的典范的，哪里会想去整什么”黑材料”。
事情的起因是，当时有人提出要开放图书馆，文艺组打了个报告给我。我说，文化革命是搞文化的，连图书馆都不开放不成了笑话了吗。所以我就批了这个报告。但规定，凡是内部材料必须凭革委会的介绍信才能查阅。北京图书馆开放后，有人在里面去找旧报纸，看到了有关于江青的内容。反映到我这里来了，我就叫文艺组的人去把这些东西收了封存起来。图书馆里有个从空军政治部转业的把这事报告给吴法宪，吴法宪就报告给了叶群。在一次会议结束时，其他人都走了，叶群叫我留下来，当着我的面把这件事跟江青报告了。总理也在。我说，有这事，是我叫文艺组的人去收起来封存的。以免扩散。江青很不高兴地说，有什么好扩散的，我有什么事情可以扩散的。事后，
张春桥跟我说，你现在应该把事情推给下面，说是文艺组干的，你不知道这个事情。我说，
不行，是我同意让文艺组去封材料的。张春桥说，你先要保护好你自己，这样你将来还有机会给他们说话。你不这么说，那就玉石俱焚。你和他们都要受到审查。你自己都保不住，那将来还有谁出来给他们说话呢。这些都是肺腑之言，一般人是不肯说的。可我这个人就是缺心眼，我想这事明明是我同意的，现在我推给了他们，那他们受到的处分就会更重。所以我还是坚持承认，这事他们向我报告过，是经过我同意的。后来我也这么跟总理说的。总理觉得我说的是比较合理的，就说，那我来写个报告，把这批材料烧了。并且通知北京图书馆注销登记号。总理亲自签了字。这批材料就由谢富治的公安部负责拿去烧了。
无独有偶，稍后一点时间，上海市革委会派专人把一些在上海找到的关于江青的旧报纸送到北京来交给我，
让我来处理。因为我当时是中央办公厅的代理主任。可他们一面又去和江青说了，说他们把他们查到的一批诬蔑她的材料交到戚本禹那里了。这个他们却没跟我讲。我打开材料一看，也就是当时国民党报纸造的一些谣言和一些攻击的话，说什么一丈青（指江青）嫁给了宋江（指毛泽东），成了压寨夫人。我当时觉得很难办。交给主席吧，你怎么能拿那么点小事去干扰他;交给总理，那可能错误更大了。可我想也不能交给江青，因为，这不符合组织的原则。其实我当时确实是有点教条。上海为什么不把材料直接送给江青，因为它也讲组织原则，所以要交给我，可它一面又去和江青说了这事，也不告诉我。江青等了几天，看我没跟她说这事，就自己找到我办公室来，问我是怎么回事。这次江青可能是真的怀疑我是不是为了想给自己留条后路，在悄悄地收集她的材料，将来可以卖身投靠别人。
后来张春桥私底下跟我说，我们已经是都绑在一起了的，你不把这些材料交给江青，那是不对的。后来这件事情还是总理来处理的。我把过程跟总理一讲。他一听就懂了，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也让谢富治他们拿去烧了。
真是事不过三啊。阎长贵是关锋的学生，又是关锋的秘书，后来江青要找个秘书，我就把阎长贵推荐给她。他不知错了什么劲。偏偏在这个时候把一个叫江倩的写的信给了江青。江倩(中国人念字念一半，好多人也把它念作青)是旧社会的一个电影演员，参加过军统。文革时挨群众批斗。她就写信给江青。要江青救她。阎长贵拿了信，我估计他也没怎么好好看，就写了个条，说现在有人冒称江青，还说是曾经参加过军统。说这是敌人的造谣，应该让公安部来处理。然后就把信和条子送给了江青。江青拿了信，就怒气冲冲地跑到我办公室里，把信和阎长贵写的条子往我桌上一摔。问我到底想搞什么名堂，你前面弄我的黑材料，现在你又和阎长贵合在一起来陷害我。我拿了信一看。因为我经常处理群众来信，所以很快就了解的信里的内容。我说，人家根本没说江青参加过军统。是说自己(江倩)历史上参加过军统，她是要江青看在名字相近，而且又都在旧社会当过演员的份上救她一命。而且我说，江青这个名字是你去延安时才取的。你在当演员时还没有江青这个名字。怎么会说是江青参加过军统呢。可那时江青已经听不进去了，因为她对阎长贵写的那个条子已经是先入为主了。认为我们是故意用找人写信的方法来陷害她。这件事，连总理也帮不上忙了。直到我从秦城出来，碰到阎长贵的时候，他还弄不清楚，说那人是诬蔑江青参加过军统的。我说你胡说八道，人家明明是说自己参加过军统，哪里说过江青参加过军统了。你把那么重要的两件事情搞混在一起来，你坐牢是活该，可害得我也坐了那么多年的牢。
这事发生以后，就规定我不能离开钓鱼台的办公室。 这期间，江青还单独请我去看了场电影，好像叫“黑桃皇后”，是普希金写的，说一个有野心的青年因为想打探他女主人的秘密，结果被杀死了。看完了电影，江青就跟我握了下手，然后拉长着声音说，那么，再见了。我心里明白，她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和我告别。抓阎长贵之前，江青也请他看了场电影，叫《一仆二主》。怀疑他一边做她的秘书，一边还受命于他人，她认为他是我安插在她身边的人。过来几天，恐怕是在等主席批准，就宣布我“请假检讨”。汪东兴就把我铐在钓鱼台的一个房间里。那年春节过后，王关戚一起都被送进了秦城监狱。
与我被捕的同时，文革的快报组被解散，文革办公室和中南海秘书室的许多人也都被隔离审查。汪东兴把他们都说成是田家英的余党。
在我被抓后的那段时间，连张春桥，姚文元思想上都是有顾虑的，因为好多事情我们都是联着一起做的。所以他们都一直不说话。籍以自保。主席也长期不讲话。
红旗杂志从1968年第一期，还是我拉着姚文元一起签字后给陈伯达，陈伯达送主席批了出版的（我和姚文元都是红旗的副总编），这以后红旗就停刊了好几期。直到毛主席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示，他们才找到了宣传的纲要。
我在江青身边工作，江青是很以为自豪的。因为我能写点东西，还能办事。可以说，我和江青在工作上没有任何的过节。那江青这时候为什么那么恨我呢。我想也许是因为她认为她对我那么好，可我还要“背叛”她的缘故。
当时也确实是常有这种情况的，田家英自杀后，揭发他最多的人，就是他的秘书逄先知。如果按照逄先知所揭发的，那田家英早该枪毙好几次了。陶铸被打倒，揭发他最多的也是他的秘书张XX。
但是，我想她在那个
“法庭”上的时候，她应该明白，我并没有背叛她。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出庭去作证。那个法庭也曾经要我出庭作证的，我跟他们说，行!我可以出庭，但我什么都讲。他们问，那你都要讲什么呢。我说，一切我都如实的来讲。但我不能保证会按照你们的要求去讲的，你们如果同意，我就出庭。这些人想想也就算了，没有让我出庭。结果他们全部的旁证材料就引了我一句话，我说
“斗争彭德怀是我积极主张的，在讨论的时候，总理，江青也力主此议。”
只是在他们宣读的时候去掉了总理，变成是江青力主此议了。而且我后来被判了十八年，王关戚只有我被判刑。王力是背叛了。关锋在监狱里疯了，免予起诉。只有我坐了十八年的牢，一天都没有少。
我被关进秦城后不久，傅崇碧和杨成武来提审我，问我鲁迅手稿的事，从傅崇碧的眼神里我看得出，他是同情我的。不像杨成武，
才隔几天，就摆出一付审问者的样子了，典型的风派人物。我说，
文化部向我反映，文化部两派群众都要抢文化部档案室，当时鲁迅手稿，茅盾手稿还有很多作家的手稿都在文化部档案室。我把这个情况在中央文革的
“文革要闻”上登了出来，陈伯达，江青，还有康生都在上面作了批示，一定要保护好鲁迅手稿，并要我去处理的。我就去文化部讲了话，说鲁迅手稿是重要档案，谁也不准抢。并当场让解放军战士连柜子带手稿一起搬去钓鱼台，贴上封条保存在中央文革的保密室里。管保密室的姓卜，你们去找他好了。傅崇碧临走还说，谢谢你。
江青说我盗窃鲁迅手稿。我估计一个是她自己忘了，再一个就是逮捕我的理由并不充分，所以还需要另外再找些理由。但没想到，这件事却成了“杨傅余”事件的导火线。其实，王关戚一抓，大家就觉得现在风向变了，中央文革不行了。军队成了老大了。军队不但不能反对，而且要取代中央文革来领导一切了。这时军队的一些人开始膨胀了，杨成武就说了很多话。说他早就看出王关戚不好。一下子又从中央文革的拥护派变成了反对派了。其实，杨成武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他在军队里也有着强大的反对派的。在北京军区，总参谋部都有。因为这个人好张扬。他斗了罗瑞卿，自己却又走了罗瑞卿的老路。
后来江青在钓鱼台向傅崇碧发难，这恐怕也是偶然中带有必然的事吧。
打倒杨余傅，军队倏然无声。
然后派工宣队进清华，北大，把造反派也压下去，这样大局就稳定下来了。
毛主席高深莫测啊，领导那么大的局面，不这样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