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文。温伯格：《五个半乌托邦》

译者：戴开元

[译者按]

此文作者史蒂文．温伯格(Steven Weinburg)，1979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现为德州大学物理学教授，弱电理论的创始人。他除了在理论物理上作出重要贡献外，还对文化、宗教、哲学、历史和政治学等人文学科极有兴趣，发表过许多文章和著作。他对后现代主义关於自然科学并未反映客观真理的说法，持严厉批判态度，而且坚决反对任何宗教。

此文原载《大西洋月刊》2000年一月号。温伯格在这篇文章里，批判了迷信自由市场、精英治国、回归宗教、环保第一、技术至上这五种乌托邦，主张一种追求平等、尊重文化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但温伯格并未指出，在目前这个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民族主义空前高涨、各国经济贫富悬殊、核大战阴云依然笼罩的世界，如何实现他提倡的“半个乌托邦”。
2001年2月译完，2008年修正个别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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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读过许多科学幻想作品。虽然我早就知道我将来会当科学家，但使我对科学发生兴趣的，不是科幻小说中描写的科学，而是其中描绘的未来社会，这些社会与我们的社会截然不同，有的更好，有的更糟。我後来又读了柏拉图的《理想国》，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爱德华．伯拉米的《向後看》等乌托邦著作，以及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奥威尔的《一九八四》等反乌托邦作品。现在我们迎来了新的千禧年，我们有必要再度思考未来有什么样的乌托邦或反乌托邦在等待著我们。

十九世纪末出现了许多关於未来社会的推测。契科夫一百年前写的《三姊妹》中的主人公，就充满了这类乌托邦梦想。例如，凡希宁上校说道：

再过一、两个世纪，或者一千年，人们将过著一种新
的、更幸福的生活。我们不可能亲自经历那种生活了
，但这正是我们现在生活、工作、受苦的目标。我们
正在创造它。那是我们生存的目标。我们现在知道的
唯一幸福，就是朝着那个目标努力前进。

凡希宁的理想在廿世纪并未实现。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乌托邦理想是社会主义，它在世界各地一败涂地。斯大林的苏联和毛泽东的中国，虽然打著社会主义招牌，却并不是什么乌托邦，而是令人恐怖的反乌托邦。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十九世纪乌托邦思想刚开始流行的时候，马克思本人却讥笑乌托邦思想，相反，他宣称自己是以历史科学为指导。当然，根本就没有什么历史科学。但这个观点已经偏离本文的主题。即使我们像马克思相信共产主义具有历史必然性那样，相信某种类型的政府或者经济制度是出於历史发展的必然，我们未必就会喜欢它。如果马克思是一位真诚的乌托邦主义者，并且承认自己应该为提出一种想要实现的社会而承担责任，那麽，他从一开始就应该非常清楚，他的努力必然导致专制统治。希特勒的德国也是从宣传一种乌托邦开始，即社会主义再加上由一种种族主宰世界的疯狂幻想。

即使如此，马克思或希特勒并不是最后一位乌托邦推销商。现在的公共讨论中出现了五种非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或者以各种方式混合的乌托邦。我们最好仔细注意那些推销乌托邦的人。这些乌托邦幻想都抛弃了一种或者几种过去曾经激励出最美好乌托邦理想的重大观念，即平等、自由、生活和工作的品质。

自由市场乌托邦

自由市场乌托邦认为政府已丧失其大部分功能，仅剩惩罚犯罪、监督契约执行及国防等作用，主张政府取消对自由经济的所有限制，全世界会实现工业化，日益繁荣兴旺。

这种乌托邦的优点是，它不依赖於关於人类本性可以改造的任何假设，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喜欢它。为了讨论起见，如果自由市场确实使某种事物(生产力、国民生产总值或帕累托效率)获得了最大值，我们仍然必须确定，它是否是我们所希望的应该获得最大值的事物。

显然，平等就是通过自由市场而没有获得最大值的事物之一。我指的不是所谓机会平等之类的浅薄替代物，而是平等本身。无论奖励有才能者的政策会达到什么目标，我永远不能理解，为何无才能者就应该比其他人获得较少的好东西。除非政府干预自由市场，我们很难实现平等，很难为那些落到经济底层之外的人设置一个安全网。

并非所有人都重视平等。柏拉图就很少提到它，特别是在雅典的民主制处死了他崇拜的苏格拉底以后。他把社会比拟为人类的灵魂，来解释其理想国的严格等级制度：卫国者是理性成份，士兵是精神成份，农民和工匠是更低的成份。我不知道他是把理想国视为自己的化身，还是把自己视为理想国的化身，但无论如何，他这种荒谬的类比在以后的两千年里，使处於社会优越地位的人感到非常舒服。

随着时间的流逝，平等的梦想逐渐成为乌托邦理想的感情驱动力。1381年英国农民和工匠反抗封建主义的口号是约翰．波尔的诗句：“亚当锄地，夏娃织布，体面的人在哪里？”法国革命的口号是平等、自由和博爱。法国贵族路易-菲力普-约瑟夫为了讨好雅各宾派成员，改名为菲力普-平等。然而，无论是他的改名，还是他投票赞成处死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他仍然与路易十六和成千上万法国人一样，被送上断头台。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中心目标，就是结束财富的不平等分配。伯拉米的《向后看》一书，其最后一章的标题就是《平等》。

在二十世纪，对平等的向往被用来为共产党国家辩护，这真是一个残酷的历史大笑话。在共产党国家，所有人被迫接受一种贫困的平等。这里所说的“所有人”，不包括那些能独享华厦美食和良好医疗的极少数政客、名人及其家属。在乌托邦思想中，平等主义也许是由於共产主义的失败而最遭人诟病的一点。近年来，任何人如果主张更平等地分配财富，都可能受到企图复兴阶级斗争的指控。

当然，某些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众所周知，只有极少数人可以成为音乐会的小提琴手、工厂经理或职业棒球队的主攻手。法国革命期间，平等观念很快就被重视人才的观念取代。据说每个拿破仑的士兵，其背包里都有一根元帅的节杖，当然没有人认为许多士兵都能使用这根节杖。对我来说，我坚决反对我们学校的物理系降低研究生或研究助理的录取标准。由於才能不同而必然产生的头衔、名声和权力的不平等，为人类的进取心提供了强大推动力。但是，难道真的有必要在这些推动力之外再加上财富的极大不平等吗？

这个问题不能纯粹从经济方面来判断。经济学家说，不平等的奖励制度实现了重要的经济功能；正如食品的不同价格有助于农业资源的配置，从而生产出人们所需要的食品；对劳工和资本的不同奖励，能指引人们选择工作和进行投资，从而得到最大的经济价值。这两类不平等的差别在于，就其本身而言，小麦相对于燕麦的价格并没有什么意义，它仅仅是为了完成调节生产和资源的经济功能。但无论其经济效果如何，财富的极大不平等本身，就是一项毁坏成千上万人生活的社会弊病。

在富裕环境中成长的人通常很难理会这一点。他们把减少不平等的任何努力都说成是“嫉妒政治学”。或许由於在以财富来决定人的阶级地位方面，美国在世界各国中最为突出，美国的文学作品最能使有钱人体会到财富不平等所造成的某些危害。德莱塞的小说生动地描写了这种危害。他小时候很穷，在他生长的镀金时代，美国社会的不平等达到了顶峰。维拉 卡塞的小说《保罗案件》描述了一个贫穷绝望的儿童保罗，他宁愿放弃自己的生命，去享受几天富人的豪华生活。

通过自由市场没有获得最大值的另一件事物是文明。我说的文明不仅是指艺术博物馆和大歌剧院，而是指不仅有助于我们生存，而且有助于提高我们生活品质的一整套公共的和私营的美好事物。每个人都可以列出自己的清单。对我来说，文明包括古典音乐电台和古老城市的风貌。但它不包括电话推销和赌城拉斯维加斯。文明属于精英份子，偶尔才会讨大众的喜欢。正因如此，如果没有私人捐款，或政府的补贴、规定或税务政策的支持，文明不可能兴旺发达。

从专业角度，我所关心的文明的另一组成部分是基础科研，如研究自然界的基本定律、宇宙和生命起源等等。这类研究不可能按照可预见的经济效果来判断。东欧国家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以后，除了带来了许多好处，还给这些国家的不能盈利的科研机构带来极大灾难。美国的电话业实行自由市场体制以后，贝尔实验室的纯科学研究几乎完全被取消，而它原先是世界上处於最领先地位的私营科研机构之一。

如果政府权力的萎缩能够保证减少压迫，让平等和文明在自由市场中经受风险也许是值得的。但这完全是幻想。对许多美国人而言，专制的危险并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来自雇主、保险公司或者健保机构，我们需要政府保护我们不受它们的压迫。有人说，任何工人都拥有以调换工作来逃离雇主压迫的自由，这就犹如说任何公民都拥有以移民来逃离政府压迫的自由，都是不现实的。

精英乌托邦

精英乌托邦主张，公共事务掌握在最聪明的受过教育的领导阶级手中。

这是柏拉图提倡过的乌托邦。柏拉图在《理想国》和其他对话里，描述了一种由优秀的卫国者阶级统治农民和士兵的等级社会。在《克利陀篇》里，柏拉图想象这就是在九千多年以前，在与亚特兰提斯国作战以前的古代雅典。在当代，新加坡的创始者李光耀说，只有占国家总人口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的人组成的精英阶级，才能够有效地管理公共事务。中国的“人民共和国”的统治者或许会赞同这种看法，他们也许会认为百分之三的人组成精英阶级仍然嫌人数太多。甚至法国、日本这样的民主国家，也只从特定的教育机构----巴黎高等工业学院或东京大学，招募其官僚机构成员。

近年来亚洲发生经济危机之后，很少有人相信李光耀等人主张的专家治国“亚洲模式”的有效性。甚至在这之前，阿玛蒂亚。森等经济学家就证明，在发展经济方面，威权主义政府一般并不比民主政府更好，而且在实际上，威权主义政府可能更容易带来经济上的巨大灾难。但精英统治还有更为严重的问题。

正如托克维尔指出，即使人们信任效率很高而且具有崇高等精神的精英政府，它却可能使公民变成需要照顾的儿童。而且，现在我们确实知道，任何这种政府都是不可信任的。

任何时代都不存在不优先考虑自己利益的精英政府。从社会的任何阶层挑选精英也无济于事。无政府主义者布哈林在批评马克思主义时指出，让工人担任国家首脑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再是工人，而变成统治者了。伯拉米在《向后看》一书中提出，一旦把生产资料交给全国家的产业大军，工会就不需要了，因为工人已成工厂的主人。不说别的，仅仅从苏联工人的经历来看，这一观点就已经破产。我们也没有理由想象，从企业领导者中挑选精英会干得更好。威尔斯等乌托邦主义者曾设想把公共事务交给科学家。我非常了解我的科学界同行，因而对这个建议毫无兴趣。大多数科学家宁愿从事科研而不愿担任任何领导职务。许多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尽量躲避担任系主任。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科学家会比其他任何人更善于管理国家。

权力落在任何精英手中都很危险。但落在大众手中也同样不安全。取消对直接民主的一切限制，会导致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制。如果不是由於司法部门精英人士的干预，美国许多州的多数民众仍然会赞成实行种族隔离制度，至少会要求公立学校进行祈祷。在阿尔及利亚、阿富汗等伊斯兰国家，正是大多数人赞成国家强制推行宗教信仰。

那麽答案究竟在那里？我们可以信任谁来执掌政府大权？对这个问题，吉尔伯特曾经提出一个简单而值得赞许的答案。在他的歌剧《乌托邦》中，大权独揽的国王，随时有可能被两个聪明人交给公众审判，这两个聪明人说：

监督国王的错误
是我们的职责；
对于其一切乖戾行为
我们要睁大双眼；
如果他想耍流氓
搞阴谋诡计，
我们就会教他
死无葬身之地。

我们必须承认，在现实世界中，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任何人都不可信任。我们最多只能希望，把权力分散在各个相互对立的政府部门和私人机构之中，其中任何机构都可以联合起来，反对其他机构对自己权力的侵犯，正如现今的美国那样。

宗教乌托邦

宗教复兴的浪潮席卷全球，始于文艺复兴运动的社会世俗化发生逆转。许多国家以伊朗为榜样，以宗教领袖为国家领袖。宗教乌托邦主张美国回归其历史发祥地----基督教国家，科学研究和教育必须以不伤害宗教信仰为前提。

很少有人会认为宗教能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人们由於宗教分歧而相互杀戮。北爱尔兰、巴尔干半岛、中东、苏丹和印度至今仍在继续上演这类悲剧。但即使是为宗教而打仗，也没有强制人们信仰某种宗教那麽恶劣。在所有可能压迫我们的精英中，最坏的就是那些打着宗教旗号的人。他们的力量更强大，因为他们除了能够用现今世界的惩罚来威胁我们，还能用来世的惩罚来吓唬我们。他们的影响力更富於侵略性，因为他们能够侵入到性生活、家庭生活等应该由私人选择的领域。现今世界，我们已经尝到以宗教信仰一致为基础的乌托邦的苦难。在伊朗、沙特阿拉伯和阿富汗，妇女的自由受到严重限制，儿童也被动员来参
加圣战。

信仰宗教的读者可能反驳说，所有这些危害都是因为宗教走上邪路，而不是因为宗教本身。但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宗教战争和宗教处决是宗教生活的核心。那些某些人所认为的似乎仅仅是信仰宗教而走上邪路的人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出现了某种超自然启示，或者发现了失传的宗教圣典，从而给宗教教义带来了新曙光吗？没有。相反，自文艺复兴以来，理性和人道主义传播，反过来影响了宗教信仰本身，导致更大的宗教宽容。并不是宗教改善了我们的道德，而纯粹是我们在道德价值观念上的世俗进步，改变了各地的宗教实践。人们应该根据他们是否相信宗教教义，而不是根据宗教能提升社会道德水平的任何幻觉，来决定他们是否信仰某种宗教。

绿色乌托邦

绿色乌托邦主张全世界放弃工业化，返回一种更简朴的生活；各地区民众自己栽种农作物、建筑房屋、制造家具；只使用以太阳能、风力和水力产生的电力。

这是现代文学(例如奎恩的科幻作品)描绘得最多的乌托邦。但现代作家喜欢把他们的乌托邦安置在其他行星上。在描写地球上的乡村乌托邦的作品中，最著名的是摩里斯1890年写的《乌有乡新闻》。在摩里斯描写的未来英国里，大都市重新变成小村庄，全国的政府毫无必要，下议院用来储藏肥料。摩里斯生动地描绘书中的
主人公，从伦敦沿着泰晤士河划船上溯见到了没有受到污染的乡村。这些景色非常幽美，但有些人仍然会怀念大都市伦敦。

无需从事繁重劳动的人很容易将繁重劳动，特别是繁重的农村劳动理想化。莎士比亚在《亨利五世》中曾经想象，农民比任何国王都睡得更香甜。但我怀疑任何农民会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待农村劳动，用布鲁克斯的话来说：“当皇帝真舒服”。

有些乌托邦主义者，如《自由世界》的作者威尔斯，希望通过大量减少人口来恢复过去的自然环境，同时又保留技术带来的好处。那些无法享受这种乌托邦生活的人很难赞同，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出生。另一些人(如摩里斯)则想象出一种不采用技术、仍可维持现有人口的乌托邦。我不相信会有这种乌托邦。即使我相信这种乌托邦，我仍然要反对抛弃为我们提供心脏起搏器和基本粒子加速器的现代技术。实际上摩里斯在骗人。他说“某种力量”会帮助人类完成那些手工无法完而又很需要的工作，但如果没有现代工业，这种力量从何而来？

对技术的敌视还导致对科学的敌视，科学对世界的探索，使某些人感到不舒服，更为这种敌视火上加油。1994年7月4日，捷克诗人和总统哈维尔在费城独立宫说道：“我们根本不是一种偶然产生的畸形物，我们与整个宇宙神秘相连。”他呼吁建立一种“后现代新科学”。哈维尔设想的新科学包括“盖亚(Gaia)假说”，根据
这一假说，地球和地球上的生物构成一个单一的有机体，如果盖亚假说不是关於生命及其环境相互作用这一明显事实的一种诗意化描述，那麽，它就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胡说八道，只不过带有哈维尔喜爱的绿色味道而已。排除科学的好的一面，而谴责其令人不舒服的一面，这已经有很长历史。在《乌有乡新闻》描绘的未来英国，居民也从事某种科学，摩里斯说它不同於十九世纪的“商业化”科学。这真是关於达尔文进化论和麦克斯韦方程的奇谈怪论。在我的印象里，摩里斯的乌托邦科学只是搜集美丽的岩石和蝴蝶。

技术乌托邦

技术乌托邦认为，信息处理、机器人、合成材料和生物科技的发展会极大增加生产力，以至于有关财富分配的问题毫无意义，由於整个世界都用光纤网络连为一体，国家的疆界也失去意义。

目前存在着一种夸大我们的生活被技术改变的速度的倾向。还有一年才到二〇〇一年，但我怀疑克拉克预言的商业登月飞行届时会成为现实。有些技术已经到达不值得进一步发展的阶段。例如，自四十多年前出现波音707以后，乘坐商业飞机的体验就没有发生实质上的变化。电脑技术显然尚未达到这一阶段，但它将来一定会，也许在固体电路的微型化达到单个原子的有限尺寸时就会这样。成功的技术一旦普及大众，往往会受到某种限制。我很怀疑。现在乘坐汽车横穿纽约的曼哈顿，会比一个世纪前乘坐马车更快。网际网路现在已经显示过于拥挤的迹象。我对於中国和印度将拥有二十亿台向大气排放巨量热气的空调机的前景，感到无比惊恐。

然而，无论需要多长时间，新技术必然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巨大变化。有些变化根本不会带领我们进入乌托邦，而只会令人不寒而栗。有一项新医疗技术对人类的共同感情感觉伤害最大，这种新技术能使人的寿命延长数十年，但只有最有钱的富豪才买得起。

如果技术使人类摆脱为生存而工作的束缚，会发生人应该做什么事的问题。正如弗洛伊德所说，我们最需要的是爱情和工作。工作为我们提供了自我谋生的身份感和尊严感，它也是我们许多人走出家门的主要原因。佛斯特在《机器停止运转》一书中描写了一个完美舒适的世界，人们老死不相往来，由机器来处理一切事情。他们的生活如此可怕，以至读者会为机器停止运转而感到高兴。

有些乌托邦主义者设想，人类不需要为生存而工作以后，自然会解决做什么事的问题。威尔斯曾经含含糊糊地设想，在技术导致物质的极大丰富之后，人人都会成为艺术家。伯拉米也曾设想，工人45岁退休以后从事艺术或科学。但再也没有比这更可怕的局面了。面对如此丰富的新文学、新音乐、新绘画或新雕刻，人们需要从中挑选最优秀的作品，最后往往被极少数最优秀的艺术作品所吸引。结果，绝大多数作家、作曲家、画家、雕刻家，无论他们在艺术创作中得到多少快乐，他们呕心沥血创造的作品却无人欣赏。科学界也有类似局面。现在任何一位理论物理学家，都不可能读完某一狭隘专业领域内的所有论文，大多数理论物理学论文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很快就被人遗忘。

摩里斯描绘的乌托邦摈弃了现代技术，这是因为他不仅喜欢中世纪，而且还想为人保留一份工作。虽然现代技术使许多人更不满意自己的工作，摩里斯却错误地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装配线上的工人往往从事令人厌恶的不用脑筋、重复单调的工作，这正是为将来机器能够完全取代这些工人作准备。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汽车机械师、宇航员这类令人喜爱的工作岗位，但并不能保证所有人都获得他们喜爱的工作。在短期内，技术却会把那些处境恶劣的雇员变成失业者。

技术乌托邦对某些人具有吸引力的因素之一，是它提供了一种通过技术统一全球的远景。在威尔斯的的《自由世界》描绘的乌托邦里，各国的疆界已经消失，出现了一个强大的世界政府和一种统一的语言(当然是英语)，全世界采用公制度量衡系统，货币以固定汇率交换。在伯拉米的《向后看》里中，美国仍然存在，但美国人民盼望着最终实现世界统一。发明万维网(WWW)的物理学家，已经参与了世界统一的初步过程。例如，我们现在有一个的全世界通用的数学符号代码，这就是以英语为基础的LaTex。我最近在德州通过LaTex和电子邮件，与一位在东京访问的西班牙物理学家交流方程式，合作研究量子场论。

我并不认为世界统一只会带来好处。其副作用之一是缩小我们生活的心理空间。数百年前，地图上存在着大量荒无人烟的土地，人们能自由地想象那里存在一些稀奇古怪的人类和动物。据说，维多利匹女王企图品尝英国出产的所有水果，却从未品尝过芒果和榴莲。现在我们可以飞到世界各地，可以在当地超市中购买芒果。但这决不是我想象的乌托邦。如果只有在印度才能吃到芒果，岂不更令人向往？如果世界都变成一个样，交通快捷有什么意义？

更危险的是，这种世界统一局面将来可能会囊括所有的人。被语言差异和国界隔离的每一种文化，都代表着它与过去的宝贵联系，代表着一种创造独特的新艺术和智慧的机会。世界逐步走向统一，将可能使所有这些文化遭到毁灭。

我介绍了五种乌托邦的种种缺点。我自己能提出一种什么样的乌托邦呢？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因为没有任何现成的简单公式，可以告诉我们如何避免精英统治的危险、大多数人统治的危险、自由市场统治的危险和新技术带来的灾难。但我还是要提出一种自己的、非常谦卑的乌托邦。

文明、平等、资本主义的半乌托邦

这种乌托邦主张，大多数生产仍然掌握在相互竞争的私人公司手里，由民主政府负责监督，这个民主政府又受到独立的法院的监督；这些公司继续以高工资、地位和权力来吸引有才能的工人和管理者，以红利来吸引资本。收入高的人只能保留一部分收入，其余收入并不是用来向政府缴税，而是捐给他们自己挑选的博物馆、大学等非营利机构，他们因此而获得的好处包括道德满足、歌剧院的好座位等等。非营利机构用这些捐款来投资，最终取代那些有钱人，自己成为公司的所有者。

这些想法并不新颖。实际上这只是现在某些趋势的自然发展结果。过去五十年里，非营利机构是美国经济发展最迅速的部门。但目前美国的政治潮流似乎在朝着相反方向发展。我们正在逐渐抛弃抵抗不平等的最佳武器，即对各种形式的收入征收渐进所得税和遗产税。征收高税率累进所得税，再辅之以宽厚的奖励慈善捐款的抵税额，还有其他一些好处，即增加对博物馆、交响乐团、医院、大学、研究所和各种慈善机构的公共资助，而无需政府管理。奇怪的是，慈善捐款的减税优惠政策，尽管它是美国所特有的，既能获得政府对文明价值的支持，又不扩大政府权力的政策，却遭到福布斯、斯坦恩等保守派人士的攻击。

对於这种谦卑的乌托邦，我也不抱狂热态度，因为我怀疑人们是否会对一种享有爱情、工作、自由、平等的个人主义生活感到满足。人们似乎还需要某种激励人心的集体事业，这种事业即使具有破坏性，却能使他们摆脱平凡单调的平民生活。

二十世纪初，欧洲的富裕男子享受着一种极为美妙的个人主义生活：幽雅的咖啡厅、剧院、乡村住宅、几乎没有污染的乡村风光，有恭顺的女人和仆人伺候，还可以欣赏科学和艺术的新成果。但大量证据表明，许多人由於厌倦生活的单调和漫无目标，因而在1914年积极地投入世界大战。现在战争是一种难以容忍的罪恶。也许某一天，我们能找到一种向太阳系其他行星移民的更好的共同事业。但那是非常遥远的事，即使那样，许多人仍然会留在地球上。

我们能够改造自己、从而满意一种文明的社会吗？我认为，行为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梦想能够改变人类的本性，这似乎是最恶劣的对科学能力的夸大。在契科夫的《三姊妹》中，图真巴赫这样回答凡希宁的乌托邦梦想：

也许我们将乘坐气球飞行，将穿上不同式样的服装，
我们将发现第六感觉，甚至发展这种感觉。天晓得。
但将来的生活将会和现在一样，充满艰难，未知和幸
福。一千年之后，人们将会和现在一样，叹息说：活
着多么累呵。他们仍会害怕死亡，不愿意死。

面对新的一千年，我们可以继承凡希宁的乌托邦梦想，但如果要判断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确实变化的可能性，我们大多数人无疑会站在图森巴赫一边。

刘达与科大

作者：戴开元 华新民

(原载中科院主办的《科学文化评论》Vol.5，No.5，2008年10月)

刘达像顾准那样，是中共干部中罕见的“异类”，是走在时代前面的先知，是顶天立地的“大写的人”，是中华民族的真正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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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已经50岁了。

五十年来，科大从零开始，白手起家，筚路蓝缕，艰难创业，经历了狂风暴雨的打击，终于成长为一所中外知名的中国一流大学。回顾科大的五十年沧桑，不能不提到为科大早期发展做出特殊贡献的学校第二任党委书记----刘达。

科大建校后的头二十年，可说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屋漏逢雨，命途多舛”。

科大是“大跃进”的产物。自五十年代初中国教育科研体制“全盘苏化”，教育与科学研究分家以来，中国科学院与教育部门经常为争夺人才而发生矛盾。大学往往把最好的学生留在本校，中科院却为得不到优秀人才所苦。1958年，中国大地上出现一场如火如荼的“大跃进”运动，中科院决定“借大跃进的东风”，自己办大学培养科研人员。5月9日，中科院向中央打报告要求创办大学。6月2日中央书记处批准这份报告。9月20日，中国科技大学就在北京西郊八宝山脚下正式开学。

科大的原校址（现为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东临解放军政治学院和七机部二院，西面是八宝山公墓。当年北京高校有句顺口溜：“穷北大，富清华，不怕死的上科大”。北大倒不一定真“穷”，清华校长是教育部长蒋南翔，教育部的经费，清华捞到的最多，确实很“富”。科大的经费主要来自科学院，也不穷。但它与死者为邻，这是科大人“不怕死”的第一层含义。

科大首任校长是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实际主事者是中科院副秘书长、科大首任党委书记郁文，学校实行“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由严济慈、华罗庚、钱学森、郭永怀、赵九章、钱临照等中科院的一大批著名科学家兼任校系领导和授课教师。办校宗旨是为中科院和国防科委培养一流研究人材。学校的专业设置，以新兴、边缘、交叉学科为主，对学生的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外语要求高于一般大学。例如近代化学系的化学物理专业，几乎囊括普通大学物理系和化学系的全部课程。课程过多，再加上学校初创即遇到“三年困难时期”，导致科大的学生有“三多”：戴眼镜的多，端药罐子的多，因病休学、退学甚至死亡的多。这是科大学生“不怕死”的第二层意思。

科大在三、四个月内从无到有，的确是“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速度”，为中外教育史上罕见之举。当时中共中央和科学院创办科大的主观动机不能说不好，但由于缺乏经验，不懂教育规律，匆忙上阵，仓促办学，给科大带来先天不足的严重缺陷。尽管科大的学生素质不错（1965年清华新生的高考平均每科分数为82分，北大为79分，科大是81.9分[注]），中科院也抽调了一批科学家和科研人员来科大任教，但科大却相对缺乏经验丰富的从事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教学的讲师和助教。与北大、清华等老牌大学比较，科大图书馆的藏书量不多，尤其缺少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图书期刊。另外，科大的校园非常简陋，除校门附近的几幢小楼有几棵树，整个校园光秃秃的，几乎没有绿化地。体育运动场所也很有限，到1965年郭沫若校长才用自己的四万元稿费，为学生修建了一个露天游泳池。

科大从创办之初，也和当时中国的其他大学一样，受到“极左”政治路线的严重影响，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科大的校歌有这样的文字：“迎接着永恒的东风，把红旗高高举起……红旗要红过九重，在党的温暖哺育坚强领导下，为共产主义事业做先锋，又红又专……学习伟大领袖毛泽东”。在1958年9月的科大开学典礼上，陈毅、聂荣臻就明确指示：科大应该按照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样子来办。科大属于理科院校，其所有专业招收学生的“政治条件”与国防院校相同，要求全部达到“机密专业”（当时大学考生的“政治条件”分为绝密专业、机密专业、一般专业、不得录取四类）。各班学生配备“又红又专”的党员教师担任“政治辅导员”，教师、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抓得非常紧。四清、反修、军训、支农、修运河等各项政治活动，一个不缺。不过，由于有科学院这颗大树的支撑，科大比教育部直接管辖的其他大学比更重视“专”。

1966年6月，科大和全国其他学校一样，遭受文革风暴的猛烈冲击，全校停课，学生造反、武斗，干部、教授和教师被批斗，学校元气遭受极大损伤。雪上加霜的是，为了“备战”，在中央命令下，科大于1969年底从北京迁到外地，全校师生员工象一支狼狈逃跑的败军，流离转徙，先跑到当时不通铁路的河南南阳，后去只通公路和水路的安徽安庆，最后在合肥落脚。迁校过程中，教师流失一半，仪器设备损失一大半。科学院把科大推给三机部，三机部还不愿要这个“包袱”，勉强与安徽省共同“接收”科大，此时的科大就象一个失去爹娘的苦命孤儿，从天堂掉到了地狱。

刘达与科大的不解之缘发生于动荡不安的六十、七十年代。

刘达（1911－1994）原名刘成栋，黑龙江肇源县人，1935年在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读书时参加“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次年加入中共，1937年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任雁北地委书记等职，1945年赴东北任陈云秘书。次年，哈尔滨解放，刘达任首任市长。以后，他先后在东北农学院、黑龙江大学等担任校长、书记等职。1955、56年，刘达任林业部、森林工业部副部长。1959年，刘达到黑龙江农村调查后，认为大跃进运动“劳民伤财”，“破坏生产力“，被黑龙江省委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职罢官，从行政六级降为七级。1962年，在刘少奇干预下，刘达的“右倾”之罪得到“甄别”。据说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要刘达在驻外大使和大学领导职务之中任选一个，刘达挑选了后者。1964年初，刘达接替郁文，出任科大党委书记。

1966年6月初，文革风暴兴起，科学院的工作组进校，刘达先被停职，后被打倒，戴高帽，挂黑牌，挨批斗，游校园示众，清厕所，扫马路，关牛棚，自是家常便饭。1972年，在老上级王震、科大学生张腊狗等人帮助下，刘达官复原职，时年61岁，“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仍想在科大做出一番事业。但四人帮还在台上，学校一些干部处处制肘，使他有志难伸。科大迁校合肥后，与北京的中科院研究主体距离遥远，对学校发展极为不利。刘达于是给周恩来写信，向郭沫若登门求援，要求把科大迁回北京，却碰了一鼻子灰。上压下挤，加上文革中受迫害而导致健康不佳，使刘达在1975年不得不黯然离开科大，到北京任国家计量总局局长。

从1964至1975年，刘达在科大一共待了十一年。其中五年蹲牛棚，实际主事仅五年多。在这短暂的数年内，刘达至少为科大做出两大贡献，在科大校史上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

刘达的第一个重要贡献是竭尽全力，为科大培养和保护了一批教学、科研人才。

六十年代初，北京市市长彭真和公安部长罗瑞卿决定把北京变成一座没有“阶级敌人”的“水晶城”，下令各单位和居委会把各种“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清理出北京。科大青年教师中，不少人是从中科院各研究所和其他单位调来的“政治处理品”，包括在“反右”等政治运动中受到处分，内控“右派”等各种有“政治问题”的人。接到上级命令，科大也清理出一百多名教师，准备调到外地。当时并非党员的科大副校长严济慈先生，拿着被清理教师发表的论文，向党委书记刘达提出“异议”。刘达居然敢对抗北京市委和公安部的命令，下令人事部门中止清理这批教师的调令，为科大保留了一批优秀的中青年教师。

文革前，教育部宣传北京航空学院“又红又专”优秀学生范兴言，全国各大学争先恐后学之，刘达却在科大印发南京大学高材生温元凯的材料。范兴言的突出“成绩”是“活学活用”毛选。温元凯的特点是在大学二年级就学了数门外语，写出具专业水平的科研论文。文革中温元凯被分配到浙江一家小型化工厂当工人。1972年，刘达获“解放”后，把温元凯调到科大任教。

文革后期，刘达以大无畏的胆略和魄力，顶住极左派的压力和攻击，举办“回炉班”，充实学校师资。科大的师资力量原先就很薄弱，迁校合肥后，许多教师离开学校。1972年，刘达利用林彪集团垮台、极左路线稍为收敛的机会，在全国挑选三百多名1967-1970届科大毕业生返回母校培训两年，然后担任教师。次年，四人帮在教育界大搞“反回潮”、“反复辟”，刘达又成为极左派斗争的对象。一些投机分子和“工农兵大学生”借机发难，通宵围攻刘达，逼迫他签署文件，把全部“回炉生”退回原单位。但刘达愤然回答：“你们就是整死我，我也不签字。”。后来这批“回炉生”成为科大教学科研的主力。

刘达对人才的爱护，还体现在对一些“反动学生”、“反动教师”的处理上。近代化学系系青年教师邵良衡，原在某保密研究所搞科研，在“暴露活思想”运动中承认，曾到苏联大使馆附近转悠，想去苏联，被定为企图叛国的“反革命分子”。刘达把邵要回科大“监督改造”，实际上是把他保护起来。力学系60级学生江建铭，毕业前给中央写信，反对批判苏修，被定为“反动学生”。刘达认为这只是思想认识问题，照样让他毕业，并分配到保密工作单位。该单位发现江有“政治问题”后，把江退回给学校。刘达让江留在科大，还把江给中央的上书印发给马列主义教研室“批判”。听了那些教员的“批判”后，刘达说，你们这些马列主义教员水平还不如江建铭。以后江一直留在科大，文革后任科大校刊的编辑。

文革期间，物理系教师“王允然”等人在艰难条件下研究天体物理，在学术刊物上介绍外国的“黑洞”、“宇宙大爆炸”等新理论，被“上海帮”控制的《自然辩证法》批为“伪科学”。刘达不理睬上海帮的大批判，鼓励和大力支持王允然等人的研究，使中国科学家在天体物理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1977年，刘达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他人在清华，却没有忘记科大。他亲自写信推荐，帮助流散全国各地的许多科大毕业生，得以返回科研教学战线。厦门大学天体物理学家卢炬甫，就是在刘达帮助下得以返回科研单位的。

刘大对科大的第二个重大贡献，是在1965年底大胆进行教育改革的试验，推行学分制，开共和国高校体制学习西方教育制度之先河。

1949年后，中国全盘采用苏联教育制度。旧大学或解散，或解体，或合并。清华、交大等变成纯工科学校。北大、复旦等“综合大学”仅剩文、理二科。其余钢铁、石油、地质、航空、化工等校，专业面更为狭窄。学生一进校，即被分派某一专业，按照指定课程学习，毫无选择余地。

1958年大跃进的惨败，导致1962年的调整。国民经济稍有起色，毛泽东即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1963年以后，教育界“左风”愈刮愈烈，实行“阶级路线”，批苏修，读毛选，学雷锋。1964年，毛泽东指示“旧教育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学制可以缩短”，“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刘达到科大上任后，用三个月时间拜访科大的教授和科学家，结合自己就读辅仁大学的经验，对办好科大形成自己一套想法。1965年他以贯彻毛主席指示为名，“偷天换日”，开始教育改革。

刘达的教改，可归结为“三化”：自由化，英语化和西方化。

一、以学生为中心，推行西方大学的学分制，大搞“自由化”。大幅减少必修课，每学期仅规定三门必修课（包括外语），每门主课三个学分，学生完成规定学分即可毕业。学生可自由选修全校任何专业、任何年级和任何教师的任何课程，可以跳级、单科升级和提前毕业，也不去听课，完全自学，只要期末考试及格即可。据文革中大字报揭发，刘达还打算取消全校低年级学生的专业划分，新生进校后，先学两年基础课，再按学习成绩和学生的意愿定专业。

二、重视英语。文革前，除了外语院校，科大是全国最重视外语的大学。学校规定，学生必须掌握两门外语才能毕业。刘达的教改，尤其强调英语。1965年新生入学后，无论原来学过何种外语，必须首先学英语，英语过关后才能学其他外语。未学过英语的新生，编入英语慢班；学过三年英语的，进入快班；学过六年英语的，进入特快班，由外语教研室主任田雨三教授亲自用英语授课。

三、直接采用英美教材。过去科大与其他大学相同，采用苏联教材和中国其他大学或本校教师编写的教材。1965年，科大一些课程开始直接采用美国教材，例如化学物理专业的普通物理学，就采用的是李重卿翻译的美国哈里德•瑞斯尼克的《物理学》。

这场教改极大地调动了科大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竞争意识。科大的大多数学生原是各中学尖子生，个个雄心勃勃，人人争先恐后，都想多选课，多修学分，除了吃饭、睡觉和体育锻炼，其余所有时间都用在学习上。饭堂吃饭排队，掏出英语单词本念念有词的人不是个别。不难想见，这场极有战略眼光、极具前瞻性的教改，如不是因文革而中途夭折，必将为中国科学事业培养出更多的科学人才。

文革一来，教改不仅半途中止，而且遭到严厉批判。但刘达的教育思想却在科大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科大后来搞学生“回炉”，在全国高校外语评比中多次独占鳌头，创办全国第一个少年班，建立全国第一家研究生院，考研和出国留学的比例全国第一，甚至进行低年级生不分专业的试验，皆与刘达当年教改留下的遗产密切相关。

刘达在文革中被“专政”期间，发生过不少“趣闻”。一天，他向专政队“汇报思想”，说他打扫教学大楼一至六楼的厕所，发现使用人数最多的一楼厕所最脏，六楼厕所最乾净，他建议今后设计楼房，一楼厕所应该大一些，楼层越高，厕所面积应该越小，使专政队头头哭笑不得，也表现出他观察细致和办事认真的态度。

科大群众组织“东方红公社”派张腊狗（张腊狗后改名张恒烈，曾任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等学生监管刘达。刘达身处逆境，不卑不亢，实事求是地叙述自己的经历，这种态度令张腊狗等人肃然起敬，觉得刘达一身正气，关心国家前途和民众疾苦，认定他是“好干部”，并成立“干部问题联络站”，决心保刘出山。但1967年底，康生、杨成武等说刘达一直追随刘澜涛、彭真等“坏人”，一贯“右倾”，于是刘达被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1971年，刘达仍在牛棚关押。张腊狗修书王震，陈说刘达冤情。王震曾在雁北地区同刘达共事，对刘印象不错，称刘是“与工农兵结合得最好的大学生”。他打电话给时任安徽革委会主任的老部下，刘达才获得“解放”。

刘达“解放”后在科大官复原职，不仅没有打击报复那些文革初期整过自己的人，反而以宽阔的胸襟，尽力团结反对他最力的那一派，首先“解放”数名“打倒刘达”最坚决、后来因其他事挨整的干部教师，为反刘派的主要头头安排重要职务，并介绍其中一人入党，还住到反刘人物最多的近代化学系的单身教师宿舍，与教师朝夕相处，以图化解恩怨，共同办好科大。对于在文革中保护过他、想要调回科大的学生，他从不干预他们的调动事务，甚至劝说保他最力的张腊狗不要调回科大，以免落下“用人唯亲”的话柄。

1960年代的中共高干大致可分三类。第一类，竭力讨好、吹捧最高领袖及中央当红权势人物，以便往上爬，林彪、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可谓此类典型。第二类，循规蹈矩，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对上级指示从不怀疑，或明知有错也不敢抵制，此类人物为数甚多。第三类，仍保持革命初期的理想，关心民众疾苦，从不计较个人升降得失，敢于抵制上级甚至最高领袖的错误指示，在无力改变政治大环境的情况下，力争多作一些利国利民的好事，彭德怀、刘达就是这类干部的代表。

然而，和彭德怀不同的是，刘达是一个受过英美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问题有一套更系统、更成熟的理念，因而对极左路线的抵制更自觉、更坚决，对“最高指示”更不迷信或盲从，更敢于推行和坚持自己的理念。1959年他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后并没有认错。文革前，林彪把最高领袖吹上了天，刘达却在科大全校大会上公开地说：“有人说，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难道主席吃饭、喝水、上厕所说的话，也一句顶一万句吗？”“人都会犯错误，毛主席也有错误，你到革命博物馆看主席的手稿，涂涂改改很多，没错误为什么要涂改？”文革风暴即将来临之际，他竟敢在天子脚下，偷梁换柱，推行以西方教育制度为模式的教改。文革中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关进“牛棚”之后，他并不像当时一些被整的干部那样，为了自己“过关”而做违心的“检讨”，或者胡乱“揭发”他人的“罪行”。文革后期他获得“解放”后，并未吸取“教训”，又在科大采取了一个全国独一无二的“回炉”行动。

抗战时期，张春桥、马天水是刘达的下属，直到文革前夕，马天水来北京，还经常探望这位老上级。刘达被关入“牛棚”后，如果给当时大权在握的张、马写信求援，不仅可能提前“解放”，而且还可能升官，但他从未有过这种念头。文革结束后，他也没有去攀附位高权重的王震，谋求在仕途上更上一层楼。世人看来，刘达在官场上也许是一个“不合时宜”、“不识时务”、总是得不到当权者喜欢的人。但笔者认为，刘达像顾准那样，是中共干部中罕见的“异类”，是走在时代前面的先知，是顶天立地的“大写的人”，是中华民族的真正脊梁。

刘达去世已经14年了。在科大庆祝建校50周年之际，笔者在异国他乡怀着沉重的心情写下这些文字，以表达对这位中国杰出教育家的深切敬意。科大的校史可以只字不提刘达，他的光辉形象却永远铭刻在笔者的心中！

[注]这里的1965年清华、北大、科大的新生高考分数，来自我念大学时在学校图书馆看到的一份内部资料，而且只有1965年的资料。这些数据不能用来比较文革前三校新生入学成绩之高低，这不仅因为这只有一年的数据，而且由于当时清华是纯工科、科大是纯理科、北大是文理科院校，不能用文科高考分数去与理工科比较。如果除去文科，只用北大的理科学生成绩或许还高于清华、科大。记忆所及，当年全国大学新生平均分数最高的是中国医科大学（仅招数十人），论系，则“全国冠军”是南京大学天文系。

参考文献

[1]戴开元 华新民：《科大，你怎能忘记刘达？》http://tieba.baidu.com/f?kz=222707261

[2]“王允然”：《吃刺猬的年代------科大的创世纪》http://www.edubridge.com/erxiangtang/library/fanglizhiciwei.htm

[3]刘祖平：《我心中的刘达同志》http://yuqiang.blogdriver.com/yuqiang/977148.html

[4]阮耀钟：《科大永远不能忘记刘达》http://q.blog.sina.com.cn/ruoshui/blogfile/4e5f987f01008hy0&dpc=1

[5]张永谦：《刘达》http://arch.ustc.edu.cn/story/ld.htm

（2008年9月16日定稿）

华人应有正确的爱国观 ──从奥巴马演说说起

　　爱国主义容易被政客利用

　　爱国主义是一种为各国政府和许多民众肯定的价值观，也是在中国和美国经常引起激烈争论的一个话题。

　 　毫无疑问，只要国家存在，在特定条件下，爱国主义具有正面的意义，是凝聚本国人民抵御外敌侵略、对抗天灾的一种巨大精神力量。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民团 结在爱国主义大旗下，前赴后继，不怕牺牲，写下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这次汶川大地震，全世界的华人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感召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向受难同 胞伸出救援的手，谱写了一首感人肺腑的救灾交响曲。

　　然 而，爱国主义好像一件美奂美轮的金缕玉衣，东施穿上也可以变成美女；又彷佛是一件百战百胜的法宝，能使敌人或对手俯首称臣。它经常被某些政客和民众滥用， 成为美化自己的化妆品和攻击对手的利器。难怪两百多年前，英国政論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说过一句名言：「爱国主义是流氓无赖的最后藏身处。」他批评的正是这类滥用爱国主义的政党和政客。

　　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对这些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答案。今年六月三十日，美国民主党的准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在密苏里州独立城发表的长篇演说，全面深刻地阐述了他的爱国观，我们也许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迪。

　　爱国主义含法治自由人道主义

　　奥巴马认为，爱国主义的最重要内容是忠于美国的立国理念。他说，「爱国主义并不只是忠于地图上某个地方或者某一类人，更是忠于所有美国人愿意捍卫、做出牺牲或者奉献一切的美国理念。」

　 　这种美国理念是什么呢？奥巴马说：「正是下述信念导致了美国革命：我们可以实行法治而不是人治，可以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以畅所欲言，可以与任何人 组团结党，可以信仰任何宗教，我们有权追求自己的梦想，同时有责任帮助我们的同胞追求他们的梦想。」因此，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必须信奉并坚持独立宣言和美国 宪法所界定的现代民主自由制度的最重要内容：法治，言论、结社、信仰的自由以及人道主义等。

　 　奥巴马认为，爱国主义者不仅要看到美国的伟大成就，而且要正视美国存在的诸多问题，如种族不平等、贫富悬殊、政客道德的堕落等等，他说：「美国之所以伟 大，并非由于它完美无缺，而是由于人们相信它可以不断地得到改进。」因此，勇敢揭露并致力于消除美国缺陷的人也是真正的爱国者。

　　爱国不包括爱领袖政府和政党

　 　奥巴马指出，不能把国家与领袖、政府或政党划等号，爱国主义不包括爱任何领袖、政府和政党。因此，对政府、执政党持异议的民间人士，也可能是真正的爱国 主义者。他说：「对政府的政策持异议并不等于不爱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六十年代反对越战的人士、不久前勇敢揭露巴格达监狱虐待囚犯的美军和 反对布殊的伊拉克政策的人士，都是真正的爱国者。

　　近百年来，华人社会一再上演滥用、误用爱国主义的闹剧，经常出现「汉奸」与「卖国贼」的帽子共舞、「反华」与「叛徒」的?声齐飞的奇观。

　 　在中国大陆，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共攻击国民政府「假抗日、真投降」，是「美帝的走狗、傀儡」；国民党也指责共产党是「苏俄的代理人」。中共执政初期，大 陆的学校提倡「五爱」，即「爱祖国、爱人民、爱学习、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多少还有点原始爱国主义的影子。但后来「五爱」变成「三爱」，即爱党、爱政 府、爱领袖。文革中更变成七亿人只爱一个人──毛泽东。

　　爱国主义是中共权斗的工具

　 　另外，爱国主义也变成中共内斗和镇压异议的工具。彭德怀被毛泽东打成「里通外国、篡党夺权的野心家」；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成「大搞卖国主义、洋奴哲学」 的「叛徒、内奸、工贼」，被永远开除出党；为逃避毛泽东迫害、坐飞机逃跑的中共副主席林彪被定为「叛党叛国的反革命集团头子」，至今尚未平反。文革中，前 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不堪红卫兵批斗，偷渡香港后到美国定居，被打成「叛国犯」。至于升斗小民因「不爱国」而获罪者更是不计其数。一九六○年，笔者母校 的一名高中毕业生，在苏联留学时爱上一名苏联姑娘，立即被定为「叛国分子」押回中国，送到农村「监督改造」。

　　邓小平执政后，滞留海外不归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以及偷渡出国的移民不再被视为「叛国犯」而受惩处，这是中共的一项进步。然而，大陆官方宣扬的「爱国主义」没有任何变化，依然等于「爱党、爱政府」。

　　海外华人应端正爱国观

　 　近年来，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在官方的煽动和纵容下，民族主义情绪急剧膨胀，而且扩散到国外。李安根据张爱玲小说改编的电影《色． 戒》，被大陆学者斥为「美化汉奸的大毒草」。前中国国家女子排球队主力队员郎平退役后，到美国女子排球队担任教练，被许多华人骂为「卖国贼」。今年三月， 美国杜克大学两派学生为西藏问题示威，中国留学生王千源没有完全赞同多数中国学生的立场，就被大陆官方和华人骂为「最丑陋的」「卖国汉奸」，其国内的家门 口也被人泼上粪便。

　　一些海外华人认为，爱国就必须拥护祖国的政府和执政党，甚至拥护祖国政府的一切政策。中国政府对异议者的态度众所周知，毋庸多说。海外某些华人也落井下石，助纣为虐，动辄给异议人士扣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奥巴马的爱国观，也许能为他们提供某种新视角。

　　爱国主义是把双刃剑，政府煽动和纵容极端的爱国主义，最终可能引火烧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最近中国政府与日本签订合作开发东海油田的协议，被左、右两派异议人士斥为「卖国条约」，就是一例。

　　其实，卖国是当权者的「专利」，因为只有他们才掌握出卖国家利益的权力。如果「不爱国」是指认为地球上存在比自己祖国更好的国家，「不爱国」则是人民的基本权利。人民觉得祖国不如外国好，他们有权「用脚投票」，移民外国。

（原载《争鸣》2008年9月号）

張貼者： NCN 位於 9/02/2008 12:15:00 上午 標籤： 海外华人, 爱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