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按：这是一篇少见的理实交融的好文
――2010年10月16日辛子陵拟在三味书屋的演讲词，应网友之请发表，以飨读者。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迟迟推不动，阻力来自权贵集团的本能抗拒，他们的列宁主义护身符就是“划界论”。我写了篇文章《挑战两报一刊，推倒划界理论》在网上发表，就是要从根本上推倒“划界论”，粉碎“划界论”。
政治体制改革风声一起，主流媒体的写手们纷纷出来划清界限：问一问姓无姓资，划清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的界限。《光明日报》于9月4日抛出《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主不可混淆》，署名徐振华，据说真正执笔为文的是主导意识形态的一位高官。9月8日《光明日报》刊登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房宁的文章《划清两种民主的界限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前提》；同日，《解放军报》发表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院长蒋干麟的文章，要划清“四个重大界限”；《求是》第18期发表署名秋石的文章，题目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优势与基本特征》，也提出了“划清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两报一刊齐上阵，为反对政治体制改革造势。
“划界”理论是祖师爷列宁传下来的，其代表性的著作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当时底气十足地说：“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 [1] 这一理论有两大要点：一个是阶级论，无产阶级民主制是工人阶级、农民和广大平民坐天下，这是阶级的优势；一个是数量论，工人阶级、农民和广大平民永远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这是数量上的优势。列宁说：“无产阶级民主制（苏维埃政权就是它的一种形式）正是为了绝大多数的人，即为了被剥削的劳动群众而把民主发展和扩大到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地步。” [2] 这两论一摆，反对者只好噤声。后来，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以这个为护身符，理直气壮地实行一党专政几十年。
这一套理论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代领导人执政的时代，人民还是信服的。暴力夺取政权，首领不执政谁执政呢？两代人的时间，合法性的危机就出现了，三代人的时间，就出现了苏联垮台，东欧剧变，中越等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列宁为一党专政打造的“护身符”是1918年发表的，距今九十多年了。无产阶级民主制和资产阶级民主制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个根本性变化表现在彼此易位。“无产阶级民主制”逐渐演变成了代表一小撮权贵资产阶级的政权（如中国、朝鲜），“资产阶级民主制”超出了有钱人的范围，变成了全民民主制的政权（如美国、欧盟诸国），投票权成了百姓维护自己权益的有力武器。
先说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变化。16至19世纪，欧洲和美国先后发生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些革命并没有能够立即实现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理想，欧美等国都曾经有选举的财产限制，说这个时期的民主仅仅是有钱人的民主大体是不错的。1883年恩格斯说：“‘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 [3] 由于工人阶级的斗争，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从19世纪末叶开始发生变化，这些国家纷纷取消了选举的财产限制，实行普选，美国和西欧国家逐步实行了政党政治，工人阶级政党在议会中有了一定的席位。当1890年2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把铁血宰相俾斯麦赶下台，废除了用恐怖手段限制工人运动的非常法的时候，恩格斯的观点完全变了。他肯定了在民主宪政的框架内，有成效地利用选举权，是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他甚至认为这是一场“社会革命”。[4] 1924年1月，英国出现了世界第一个竞选上台的工党政府――麦克唐纳政府；至六七十年代，美国和西北欧各国家逐渐演变成为新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
社会民主党（工党）带给资本主义制度的是政策调节，不是制度重建，制度是资本主义的民主宪政奠基的。所以从制度上说，这是一种改良，不是革命。但这次改良，在人类历史上的意义非比寻常，其影响超过了俄国十月革命。十月革命是一次试错，没有给人类找到出路。欧洲社会民主党人使老资本主义变成了新资本主义，使暴力革命变成了和平进化，使社会重大的利益调整出现了双赢的结局：一方面，保留私有制，不剥夺资产阶级，保护了先进生产力，保证了生产率的不断发展；一方面，政府调节分配，向富人征收高额累进税，实行全民福利制度，实现了相对公平，缩小了贫富差距，这是一个资本家可以接受，劳动者也满意的根本国策。所以恩格斯把这种政策调整提高到“社会革命”的高度来认识。一个既非老资本主义，又非苏联式的老社会主义的新的社会制度就这样产生了。
1945年二战胜利后，英国工党政府首相艾德礼领导了一场民主社会主义改革。主要措施是：矿山、银行、交通运输、钢铁生产及社会服务性企业实行国有化，使经济领域中的国有成份达到百分之二十；通过级差明显的累进所得税，使社会总收入的五分之二通过税收由政府实行再分配；实行“全民福利”的社会政策，对所有人实行疾病、事故、年老、伤残、失业、生育、死亡等广泛的保险，并对所有人提供免费医疗；中小学生享受免费教育。艾德礼说：“工党政府正在英国建立一种优于资本主义和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最好的制度。这种制度叫做民主社会主义”。[5] 民主社会主义就是这么叫响的。
美国学者Ｗ·Ｅ·哈拉尔把民主社会主义称作新资本主义。他在《新资本主义》一书中说：新资本主义是“一种沟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世界秩序。” “超越现有的‘旧资本主义’和‘旧社会主义’的僵化的意识形态。” [6] 民主社会主义和新资本主义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所指的是同一个事物，同一种社会制度。民主社会主义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在民主宪政的框架内，使原来的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这一成就使苏联模式的所谓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黯然失色。这是促成苏联和东欧国家“和平演变”的根本原因。
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瑞典的经验具有普世价值：在民主宪政框架内，瑞典社民党依靠自己政策的正确，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得以连选连任、长期执政的经验；在经济建设中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实现同向分化、共同富裕的经验；正确处理劳资关系，调动工人和企业家两个积极性，实现劳资双赢的经验；有效地防止特权阶层出现，杜绝官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长期保持廉政的经验，为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以上我们说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演变。它一开始是不完善，但它能与时俱进，不断改进和完善自己。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曾批评了美国对黑人的私刑，[7] 当时确实如此。1963年美国黑人还在听马丁·路德·金的讲演，要求普选权，要求取消种族歧视。1965年黑人就有了完整的公民权，1969年就出现了第一个黑人市长，2008年就选出了第一个黑人总统。奥巴马的祖父是奴隶。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社会基础越来越宽广。由代表资产阶变成代表全社会的利益。
苏维埃的“无产阶级民主制”从来不作任何有利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改进和完善，它朝着比资产阶级还要资产阶级的方向改进和完善。叶利钦亲历了苏维埃政权蜕化变质的过程，请看他的生动叙述：
就连我这个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样的级别，都配有三个厨师、三
个服务员，一个清洁女工，还有一个花匠。我头一次到别墅时，
在入口处，别墅的卫士长迎接我，先向我介绍此处的服务人员—
—厨师、女清洁工、卫士、花匠等一些人。然后，领我转了一圈
。单从外面看这个别墅，你就会被他的巨大面积所惊呆。走进屋
内，只见一个五十多平方米的前厅，厅里有壁炉、大理石雕塑、
橡木地板、地毯、枝形吊灯、豪华的家具。再向里走，一个房间
、两个房间、三个房间、四个房间。每个房间都配有彩色电视机
。这是一层楼的情况，这儿有一个相当大的带顶棚的玻璃凉台，
还有一间放有台球桌的电影厅。我都弄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个洗脸
间和浴室。餐厅里放着一张长达十米的巨大桌子，桌子那一头便
是厨房，像是一个庞大的食品加工厂，里面有一个地下冰柜。我
们沿着宽敞的楼梯上了别墅的二楼。这儿也有一间带壁炉的大厅
，穿过大厅可以到日光浴室去，，那儿有躺椅和摇椅。再往里走
便是办公室，卧室。还有两个房间不知是干什么用的。这儿同样
又有几个洗脸间和浴室。而且到处都放着精致的玻璃器皿，古典
风格的和现代风格的吊灯、地毯、橡木地板等其他东西。
结束巡视之后，卫士长兴奋地问：“这个别墅怎么样？”我们好
像哼哈了几句。我们一家人基本上是被惊呆了。所有这一切都是
那样毫无意义。我现在对什么是社会公正、什么是社会两极分化
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都是乘
专机，伊尔-62或图-134。在乘机时，一个人身边有好几个保镖
和服务员。
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
了共产主义！那时就会觉得什么世界革命、什么最高劳动生产率
，还有全国人民的和睦，就都不需要啦。
克格勃第九局正在建立共产主义。
当人们了解到这令人愤怒的社会不公，并看到党的领袖不采取任
何措施以制止党的高层人物的这种不知羞耻的掠夺，就会失去最
后一丁点的信任。[8]
这是苏联垮台前夕的情形，主要讲特权这个侧面，和我国现在的情况比较，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中国的无产阶级民主制，或曰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是苏联模式的变种，经历了三代人的时间，历史地走向了反面。如果说上世纪40年代在野时的中国共产党还表现出是一个追求民主自由的进步党，一个反对贪污腐败的廉政党，一个反对专制独裁的民主党，那么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掌权60年之后，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反对民主是普世价值的党，一个贪官“前扑后继”的党，一个为维护权贵利益坚持专制独裁的党。《光明日报》的文章开宗明义地提出“由谁统治”的问题，好极了，我们就从这里切入，只要一较真就会发现，这正是执政党的软肋。构成我们政权的四樑八柱是些什么人呢？
2006年4月初，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公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完成了《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报告披露：厅级以上干部已是官僚特权阶层。官僚特权阶层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年收入的8～25倍，是当地农民人均年收入的25～85倍。深圳市的地厅级干部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个普通市民250年的工资，省级干部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个市民 300年的工资。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有85-90%是高干子女，实际上已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
据该报告披露：全国有七省市地厅级以上干部及配偶拥有财产超七百万，概况如下：广东省，平均800万至2200万；上海市，平均800万至 2500万；福建省，平均700万至1600万；浙江省，平均700万至2000万；江苏省，平均700万至1800万；山东省，平均700万至1500万；辽宁省，平均700万至1400万。
七省市地厅级以上干部及配偶拥有住宅数及平均面积如下：广东省，平均3.5幢，面积600平米至900平米；上海市，平均2.5幢，面积450平米至850平米；福建省，平均2.5幢，面积500平米至600平米；浙江省，平均3幢，面积500平米至650平米；江苏省，平均3.5幢，面积600平米至800平米；山东省，平均2.5幢，面积500平米至700平米；辽宁省，平均3幢，面积600平米至850平米。
从2003年至2008年6月底，在职地厅级以上官员离婚再娶者52570人。这里头少数有正当理由，有许多属于喜新厌旧，更多的是为了转移财产，把巨额财产划在前妻名下，贪官自己，既保住了江山（职位），又可再娶个美人。
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导：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 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亿元以上的90%是高干子女，有2932人，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其中：广东省，1566人；浙江省，462人；上海市，225人；北京市，195人；江苏省，172人；山东省，141人；福建省，92人；辽宁省，79人。
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 （这个数字许多文章引证错了，说成了百分之四，是百分之零点四，即千分之四）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美国是5% 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一位在中国居住了二十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500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500个家庭，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5000人的核心体系。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联姻关系。他们垄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竭力维护现状，并制造了“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9]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10]
现在我们应该正视，我们的经济改革，从单纯经济观点看是成功了（估且不谈付出了过多的环境、资源和劳力的沉重代价），但从政治上看，是失败了。要承认这个失败，挽救这个失败，经济改革的成就才能保住；不能挽救这个失败，将是历史的大倒退。我们政治上的失败，主要表现在共产党由穷人党向富人党的蜕变；政权由建国初期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经过了毛泽东独裁统治，向官僚资产阶级政权的蜕变。
在高干子弟中出了2932个亿万富翁，平均每人财产六亿七千万，这不能不影响到我们政权的性质。前国家副主席的儿子曾伟，在澳大利亚的悉尼买了一幢豪宅，花了两亿五千万人民币，轰动世界。一般来说，三百万美元以下的算是一般豪宅；三五百万的算是中等豪宅；一千万左右的算是高档豪宅；两千万以上的应该是豪华庄园了，自家配有养马场、小型跑马场和高尔夫球场。1998年蒋宋美龄生前以280万美元卖掉了纽约长岛蝗虫谷豪宅，据行家估算现在应该价值10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000万元。曾伟的豪宅价值是蒋宋美龄纽约别墅价值的3.5倍。我党曾经义愤填膺地号召和领导人民打倒国民党的四大家族，如今我党领导人的家族，在经济地位上取代了四大家族的位置，在巧取豪夺的财富数量上远远超过了他们，还硬说是人民在当家作主，这样的瞒和骗能够长久吗？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普通老百姓中近年发生了十几起为抗议政府征地拆迁而自焚的事件。上月10日，江西省宜黄县凤岗镇锺家，受县长带领拆迁队的野蛮逼迫，举家自焚，烧成重伤三人，一人不治死亡。锺家两个女儿上京告状，县委书记又带了四十多人追到南昌昌北机场，把两个女孩堵在机场女厕。县长、书记齐出动，如此残害百姓，这个地方政府还能算是人民政府吗？宜黄县委书记和县长都受到了撤职处分。有的青年朋友认为，只要上级领导是包青天就能解决问题，为什么非要政治体制改革呢？我给大家讲讲台湾是怎么解决这类问题的。
社科院的于建嵘是个为民请命的知识分子。他访问台湾，预定日程完毕之后，他要求接待方给他派一辆车，他要到各县随机采访。人家很大度，派了车，让他随便接触老百姓。于建嵘每到一家就问一个问题：如果政府要拆你的房子，你怎么办？台湾人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连说不可能，政府怎么会拆我的房子呢？于建嵘说：这是个假定、假设的情况，请您回答。台湾百姓说：那我给联系我的议员打电话，他在参议会弹劾县长，县长就可能被罢免。于建嵘说：真的吗？那户主人找出一张联系卡片，当场打电话，真把县参议员叫来了。
我们的政治体制如果有这样的机制，宜黄锺家还至于自焚吗！遗憾的是我们的人民代表是协商指定的，不是民选的（虽然履行投票形式），和人民没有那个联系，你叫他，他不理你，你找到他家里把情况告诉他，他要和党、和政府保持一致，绝不会替你说话，他要替你说话，下一届的人民代表就当不成了。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习近平最近说的“权为民所赋。”民选县长，县长怕百姓；任命县长，百姓怕县长。包公戏久演不衰，是因为没有包公，人们一代一代地期盼着。包公是人民理想中的小救世主。既不能靠大救世主，指望出个好皇帝，也不能靠小救世主，希望各地出包公。只有民主制度，老百姓把选择官吏、选择国家领导人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可以选他，把他举起来；也能罢免他，把他拿下去，这才靠得住，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就是实现“权为民所赋”的过程。现在常说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是一句貌似全面、正确的废话。县长和书记逼得锺家自焚，只见党的威势，不见依法治国，老百姓连自家的房子都保不住，遑论对国家大事的当家作主。
两报一刊的文章竟然把“5000人的核心体系”对13亿人民的统治和剥削说成“是人类历史上先进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主，它把过去只有少数剥削者才能享受的民主变为大多数人都可以享受的人民民主，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11]
这种站在云端说出来的神话，离开中国社会实际十万八千里，在官方改革派公布的那些官僚资产阶级巧取豪夺、贪污腐败的事实面前，显得那样虚伪，那样狡诈，那样无耻。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到这种程度，连指鹿为马的祖师爷赵高都只能自叹弗如。在推动中共亡党亡国的问题上，两报一刊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又立了“头功”。
结论：原来说共产党是代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民众的，党的掌权集团经济地位的变化把这种代表关系完全颠覆了。“由谁统治”？现在是“5000人的核心体系”对13亿人民的统治，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这个国体，一不代表穷人，二不代表多数。一党专政绝对失去了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这样说，并不是说党和政府中就没有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人了，有，这就是改革派。2010年以来，国民收入的分配政策大规模地向民生倾斜，是胡温新政不绝如缕仍然存在的标志，但他们的处境非常困难。权贵集团是通过绑架党、绑架政府的形式实现他们的利益的。现在是常人政治。一个普通人，跟我们一样的人，幸运地通过各种机遇走上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地位。他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行事，只能按照社会的合力来行事。在组成当今社会合力的各股力量中，权贵集团力量最强，所以权贵集团可能决定政策的方向，改革的方向。常人政治的常人领导人可能成为权贵集团的俘虏，被他们所掌控，成为他们的工具，这就是常人政治的困境。现在事实上是“5000人的核心体系”控制了党和政府，改革派不能有大的作为，连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都被媒体过滤掉，并受到主流媒体的围攻，他们企图把改革派领导人与人民隔绝开来。改革派领导人要摆脱困境，只有向民间寻求支持。
现在共产党内事实上有三派：官僚资本主义派、毛派和民主社会主义派。
官僚资本主义派是当权派。他们控制着国有企业，控制着媒体，控制着国家机关。他们主张改革开放既不前进（搞政治体制改革）也不后退（放弃经济改革的利益回到毛时代），停下来。这最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的口号是“稳定压倒一切”。想的是“维稳”，干的是“维稳”。他们增加维稳经费，扩大维稳编制，甚至运用安元鼎保安公司这样半黑社会力量抓捕关押上访者，想在国庆60周年露一手，创造太平盛世。让他们没想到的是2009年的群体性事件达到23万起以上，[12] 比起2008年的12万起，翻了一番。他们终于认识到，治理13亿人口的一个大国，靠暴力摆平一切是不可能的。他们抗拒政治体制改革的意志有所动摇。标志性的事件是2010年7月上旬，曾任瓦文萨的顾问，被誉为波兰1989年和平转型的灵魂人物的亚当·米奇尼克应邀访华。
毛派的主体是粉碎“四人帮”后政治上的失意者，以代表工农弱势群体的面目出现，打毛的旗帜，以“公平正义”夺取话语权，实际上是不甘心被边缘化的地位。他们并不是真心想回到缺吃少穿的计划经济时代，而是要夺取政权，至少是谋求政坛上的一席之地，急不可待地组织了两个毛派政党，又没见其中的共产党员声明脱离共产党，许多人成了“跨党分子”。他们甘为权贵集团利用，攻击改革派，成为权贵集团政治上的同盟军。
民主社会主义派由党内民主派演化而来，以胡耀邦、赵紫阳为代表，胡赵被撤换后跟着失势。这一派是一个广大的党内干部群体，离退休老干部多数属于这一派，在职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也不乏其人。他们人数众多，但不显山，不露水，不组党，不组派，是改革派在党内的坚定支持者和组织基础。他们忧国忧民，真心为党，主张把公平和效率统一起来，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是建设性的救党派，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现在，一个类似社会民主党的派别或政党，已经水到渠成，呼之欲出了。谁能举起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谁将在党内和民众中争得多数，谁将在十八大胜出，并主导中国的未来。
令人欣慰的是温家宝总理最近明确表态：“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很久以前就提出的概念。尽管社会议论纷纷，尽管遇到阻力，我仍会坚定不移推动我的信念。在我能力范围内，推动政治改革，风雨不倒，至死方休。” 他还表示：“中国的下一代领导人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决定国家力量的是人民。人民的力量、人民的愿望是不可阻挡的，顺者昌，逆者亡。” [13] 温总理的坚定态度，说明在当权派中，改革派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强硬。这种明智态度，是中国民主转型的希望。正当改革派的领袖人物向人民走来，与人民结合的时候，有人败坏温家宝的声誉，企图把温家宝和人民隔开。我很赞成一位网友的意见：“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温家宝的真诚，勇敢和大度，他是活着的赵紫阳和胡耀邦，我们不要等待中国开明的领导人失去了权力以以至生命之后，再去纪念他，缅怀他，我们应当在此时此刻就给他多一些鼓励和支持！”
我将恩格斯的一条语录，赠给党内各派：
老的政党注定要灭亡，老的套语变得没有意义了，老的口号已被推翻，老的万应灵药已经失效了。各个阶级的有思想的人，开始看到必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只能是走向民主制的道路。[14]
今天的讲演主要是批倒“划界论”。撰写“划界论”理论文章的同仁如果不服，可以下一次到三味书屋来跟我辩论，也可以在中央电视台举行公开辩论，你们把我驳倒了，我辛子陵从今不再谈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是我把你们驳倒了，你们就不要再把“划界论”当作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万应灵药，现在是既麻痹不了自己，又忽悠不了人民。记住恩格斯的话：老的万应灵药已经失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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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1956年版第28卷第230页
[2]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1956年版第28卷第228页。事实上，正如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所指出的，俄国十月夺权，从一开始就是党专政－领袖专政，无产阶级民主制只是列宁抗拒批评的诡辩。
[3] 恩格斯《反杜林论》，新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07页。
[4] 恩格斯致保·拉法格（1890年3月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59页。
[5] 王小曼：《战后英国工党的发展道路》，见《当代西欧社会民主党》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页 。
[6] [美]w·e哈拉尔著《新资本主义》，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版，第392、397页。
[7]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1956年版第28卷第227页
[8] 《叶利钦自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第1版（内部发行）第140～146页。
[9] 辛子陵：《‘腐败黑数’知多少》，《中共兴亡忧思录》，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538～542页。
[10] 《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 111页。
[11] 2010年9月16日《求是》杂志发表文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优势与基本特征——划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笔名秋石，参与写作的课题组成员：闫志民 常光民 杨绍华 李传柱 王传志。
[12] 2006年官方公布的群体性事件数字是9万多起，2007年超过10万起以后即不再公布。23万起的数字来自境外，见林培瑞 （Perry Link）： 《期待维基泄密能解开北京的七大秘密》。原文：Waiting for Wikileaks: Beijing’s Seven Secrets|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发表时间：2010年8月19日8:45a.m.译者：@yigroup 校对：@xiaomi2020
[13] 2010年10月5日凤凰网资讯 温家宝接受CNN专访：推动政改至死方休。
[14] 恩格斯：《工人政黨》（1881年7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5卷第521頁。
Wednesday, October 27, 2010
Sunday, October 24, 2010
两部美国电影小议
上周在网上看了两部美国电影：Ghost Machine（幽灵战队）和Mercury Rising（水银蒸发令）。
前者描写几个军队从事“虚拟游戏”研究的青年，到一座废弃的监狱做虚拟游戏，被那座监狱里遭酷刑拷打而死的女恐怖分子一一整死，最后似乎只有两人可能逃出。
后者描写美国家安全局花费20亿元。研制出一种间谍通讯使用的密码，却被一名患自闭症的九岁儿童破解，国安局为了保住秘密，派杀手杀死儿童父母，儿童躲到衣厨密室内得以幸免。FBI一名特工为保护儿童与国安局展开激烈斗争，最后获胜。
「幽灵战队」至少想表达两点：一，美军和CIA酷刑拷打恐怖分子嫌疑；二，不受限制的发展高科技，可能危害人类。「水银蒸发令」通过揭露政府情报安全部门无法无天，胡作非为，呼吁民众对政府保持高度警惕！
这类电影，在中国这类集权专制国家，是绝对不可能拍摄的。
能够拍出这种「反政府」电影的国家，是最强大的国家。
前者描写几个军队从事“虚拟游戏”研究的青年，到一座废弃的监狱做虚拟游戏，被那座监狱里遭酷刑拷打而死的女恐怖分子一一整死，最后似乎只有两人可能逃出。
后者描写美国家安全局花费20亿元。研制出一种间谍通讯使用的密码，却被一名患自闭症的九岁儿童破解，国安局为了保住秘密，派杀手杀死儿童父母，儿童躲到衣厨密室内得以幸免。FBI一名特工为保护儿童与国安局展开激烈斗争，最后获胜。
「幽灵战队」至少想表达两点：一，美军和CIA酷刑拷打恐怖分子嫌疑；二，不受限制的发展高科技，可能危害人类。「水银蒸发令」通过揭露政府情报安全部门无法无天，胡作非为，呼吁民众对政府保持高度警惕！
这类电影，在中国这类集权专制国家，是绝对不可能拍摄的。
能够拍出这种「反政府」电影的国家，是最强大的国家。
Monday, October 18, 2010
Moral Arguments for Soaking the Rich
戴按﹕此文討論了富人應多繳稅的兩個理由。
作者﹕Jonathan Cohn
Oct. 17, 2010 |
Congress adjourned last month without voting on whether to extend the Bush tax cuts. But the debate hasn’t stopped, with prominent Republicans and most of their conservative supporters pushing hard to preserve the cuts that fall exclusively on high incomes. Letting those tax cuts lapse, these conservatives say, would not only be bad for the economy. It would also be unfair.
For the most part, President Obama and his supporters have responded with a pragmatic counter-argument: Preserving tax cuts for the wealthy would drive up the deficit without substantially improving the economy. I agree wholeheartedly. For those of you unfamiliar with the contours of the argument, I’d recommend reading through the literature on taxes at the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But this debate isn't just about budget arithmetic. It's about morality, too. And I'm not sure that part of the debate is getting the attention it deserves.
According to the Republicans and many of their supporters, allowing tax rates on upper incomes to rise would punish the rich for their success, taking away money that the rich have earned. But this argument suffers from two key flaws.
One is that it fails to account for the power of luck. Almost by definition, people who are successful have benefited from some measure of good fortune. That fortune can take the form of obvious, material advantages--like access to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good schools. Or it can take the form of more subtle, but still important, assets for moving forward in life--like good health or loving parents.
Yes, a good work ethic will take you far. And I know many well-educated professionals convinced that nobody works as hard as they do. (I’ve been known to indulge the thought myself.) But I’ve met many people at the bottom of the income ladder who work just as hard, for far less reward. Between 1980 and 2005, the richest 1 percent of Americans got more than four-fifths of the country's income gains. Does anybody seriously believe that the other 99 percent didn't deserve to take home a much larger share?
The other, albeit related, flaw in the conservative argument is that it fails to acknowledge the debt wealthy people owe to society. As Gar Alperovitz and Lew Daly argue in their 2008 book, Unjust Desserts, the proverbial self-made man is not exactly self-made. He (or she) is benefiting from the accomplishments of past generations, not to mention the support of public institutions (like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and services (like schools) that foster innovation and lead to greater productivity.
As Alperovtiz and Daly wrote in an excerpt
Warren Buffett, one of the wealthiest men in the nation, is worth over $60 billion. Does he "deserve" all this money? Why? Did he work so much harder than everyone else? Did he create something so extraordinary that no one else could have created? Ask Buffett himself and he will tell you that personally he thinks that "society is responsible for a very significant percentage of what I've earned."
But if this is true, doesn't society deserve a very significant share of what he has received?
You can take this argument too far, obviously. (For some intelligent criticism of Unjust Desserts, see here and here.) Then again, nobody is suggesting the rich to give up all the extra money they make. All anybody is asking is that the rich pay more in taxes--in effect, that they reinvest in society by a little more than they do now.
How much more? I'm honestly not sure. But restoring tax levels to what they were before the Bush tax cuts seems like a safe place to start.
Note: This is only marginally related, but if you haven't yet read Tim Noah's series on inequality, you really should.
(Source URL: http://www.tnr.com/blog/jonathan-cohn/78459/moral-argument-soaking-the-rich)
作者﹕Jonathan Cohn
Oct. 17, 2010 |
Congress adjourned last month without voting on whether to extend the Bush tax cuts. But the debate hasn’t stopped, with prominent Republicans and most of their conservative supporters pushing hard to preserve the cuts that fall exclusively on high incomes. Letting those tax cuts lapse, these conservatives say, would not only be bad for the economy. It would also be unfair.
For the most part, President Obama and his supporters have responded with a pragmatic counter-argument: Preserving tax cuts for the wealthy would drive up the deficit without substantially improving the economy. I agree wholeheartedly. For those of you unfamiliar with the contours of the argument, I’d recommend reading through the literature on taxes at the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But this debate isn't just about budget arithmetic. It's about morality, too. And I'm not sure that part of the debate is getting the attention it deserves.
According to the Republicans and many of their supporters, allowing tax rates on upper incomes to rise would punish the rich for their success, taking away money that the rich have earned. But this argument suffers from two key flaws.
One is that it fails to account for the power of luck. Almost by definition, people who are successful have benefited from some measure of good fortune. That fortune can take the form of obvious, material advantages--like access to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good schools. Or it can take the form of more subtle, but still important, assets for moving forward in life--like good health or loving parents.
Yes, a good work ethic will take you far. And I know many well-educated professionals convinced that nobody works as hard as they do. (I’ve been known to indulge the thought myself.) But I’ve met many people at the bottom of the income ladder who work just as hard, for far less reward. Between 1980 and 2005, the richest 1 percent of Americans got more than four-fifths of the country's income gains. Does anybody seriously believe that the other 99 percent didn't deserve to take home a much larger share?
The other, albeit related, flaw in the conservative argument is that it fails to acknowledge the debt wealthy people owe to society. As Gar Alperovitz and Lew Daly argue in their 2008 book, Unjust Desserts, the proverbial self-made man is not exactly self-made. He (or she) is benefiting from the accomplishments of past generations, not to mention the support of public institutions (like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and services (like schools) that foster innovation and lead to greater productivity.
As Alperovtiz and Daly wrote in an excerpt
Warren Buffett, one of the wealthiest men in the nation, is worth over $60 billion. Does he "deserve" all this money? Why? Did he work so much harder than everyone else? Did he create something so extraordinary that no one else could have created? Ask Buffett himself and he will tell you that personally he thinks that "society is responsible for a very significant percentage of what I've earned."
But if this is true, doesn't society deserve a very significant share of what he has received?
You can take this argument too far, obviously. (For some intelligent criticism of Unjust Desserts, see here and here.) Then again, nobody is suggesting the rich to give up all the extra money they make. All anybody is asking is that the rich pay more in taxes--in effect, that they reinvest in society by a little more than they do now.
How much more? I'm honestly not sure. But restoring tax levels to what they were before the Bush tax cuts seems like a safe place to start.
Note: This is only marginally related, but if you haven't yet read Tim Noah's series on inequality, you really should.
(Source URL: http://www.tnr.com/blog/jonathan-cohn/78459/moral-argument-soaking-the-rich)
孟捷：危机后的政治经济学
——“岭南大讲坛·文化论坛”第二十三讲
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孟捷
时间：2009年12月26日
陈实：各位街坊、各位听众、亲爱的朋友们，“岭南大讲坛•文化论坛”第二十三讲现在开始！今天的主讲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孟捷教授，他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危机后的政治经济学》。我们大家都知道，2007年8月美国爆发了大规模的次贷危机，接着迅速波及到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到2008年的9月，这个危机蔓延到美国的金融业，从而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面对着这场战后以来最严重的危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又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在欧洲，《资本论》的销量直线上升，从法国的总统萨科奇，德国的财长斯泰恩布吕克，下到大大小小的一些银行家、企业家，都希望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里面获得解救这次危机的药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能否回答现实问题，能否解答危机的爆发和新自由主义的失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如何解释这个市场和制度创新的联系，如何理解国家与经济的关系，如何处理政治经济学和当代生态主义的联系，如何实现创造性的转化。我们今天请来了孟捷教授来给我们解答这一连串的问题。
孟捷教授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孟氧和陈岱孙的弟子，他在复旦大学读本科的时候他读的是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并且是读锡克、弗兰尼茨基、卡德尔等等这些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大师的著作，从这里他开始走向马克思主义。在人大，他师从孟氧教授，他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非常扎实的考据，在北大他师从陈岱孙，认真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与古典经济学的关系，完成了经济学说史的学术训练。此后，他到了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和牛津大学，在这里他开始打通新熊彼特技术创新经济学和曼特尔的长波理论。在日本京都大学，他进一步探索了演化经济学，他为自己身上的学术造诣落尽了他的三千青丝。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他一脑袋智慧的光芒，透过搁在鼻梁上无边的眼镜，你还可以看到他谦聪自幕的眼神。据说孟捷教授讲课的时候声音浑厚，语气中和，举手投足之间沉着冷静，而且温润如玉。那么，我们现在就来感受一下孟教授的风姿、风华和风采，有请孟教授！
孟捷：感谢论坛对我的这次邀请，也很感谢刚才陈先生对我的介绍。今天这个题目，最初我报的时候对这个论坛还不是太了解，后来经过沟通以及在网上看了这个论坛，我觉得这个论坛在国内是搞得很好的一个，应该是独步全国的一个论坛，办得非常有声色，对学术和公众的交流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空间。我有一点忐忑，因为我谈的是危机以后的政治经济学，所以我也不知道大家对政治经济学有什么样的理解。改革开放以后，“政治经济学”是一个非常有歧义的一个词，大家对这个词什么样的认识都有。从我来理解，政治经济学你可以说它是理论经济学的代名词。当然，在现实当中政治经济学的意义很多，有各种各样的含义。危机之后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谈在经济危机之后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觉来看政治经济学，对它提出问题，它有哪些挑战，它经历了哪些变化。
这次危机，我们说对政治经济学提出了一个挑战，这表现在很多方面，这里有很多故事，大家有可能在网上也看到了，比较好玩的一个故事就是说英国女王在危机以后到伦敦经济学院去访问，问他们的一个教授，说这么大的危机，为什么没有人预见到这么严重的一个危机呢？后来经济学院的两位教授就作为代表就给女王起草了一封信，这个信里就承认政治经济学在这方面有什么缺点，有问题。一些教授在信里还讲，说这个问题还出在英国的经济学教育的问题，这个教育的特点就是过多的追求数学上审美，追求数学的形式主义，忘记了理论和现实的关系。这方面有很多讽刺经济学的笑话，我最近又听说了一个，说有一个人坐一个热气球，飘着飘着就失去了方向，然后就让这个热气球下沉到地面，然后他就问路边的一个人说我在什么位置，地面的这个人就回答，说你在一个热气球的下方。这个坐热气球的人就说，你肯定是一个经济学家，为什么呢？因为你描述很精确，但是一点用都没有。
我们通常讲西方经济学，但是更准确的讲是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特别是在冷战以后的30年，在全球都是一个扩张的趋势，我们说冷战以后资本主义在全球全面凯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借助这个插上翅膀也传遍了全球。在这次经济危机中出现了一个问题，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缺失，不光是经济学家有体会，比如说有一个演化经济学家他也到中国来，我一会儿会讲到演化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不一样，演化经济学是80年代以后产生的，我们叫它是理论经济学的范式，新古典经济学是一种范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种范式，演化经济学也有一个范式。所以，在整个理论经济学的版图当中有3-4种理论范式，这是3-4种最基本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在西方是一支独大，演化经济学家在危机以后给我们群发邮件，他搞了一个基金会，呼吁大家为这个基金会捐一个英镑和一个美元。这个基金会干什么呢？致力于经济学的变革。他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这次经济危机之后西方经济学能不能有一个转变，摆脱对数学形式的依赖，对现实更关注。这种矛盾也不是这次危机之后才暴露，危机之前也就有。在20世纪初期，在法国学生就爆发了一个运动，大家知道法国的学生很厉害，在60年代中国人搞文化大革命，法国学生也是上街游行。大学经济系的学生反抗，说教授教给我们的经济学我们不满意，这种经济学脱离实际，然后还给它起的这个新的名字，这个词不太好翻译。这个词的含义是指这个人心理上是闭锁的，就是我们说的宅男，从来不出去，不跟人交流的。这个运动闹得很大，后来这个法国的部长也来接见，美国的一个老学者80岁了，坐飞机从美国飞到巴黎跟学生见面，呼吁学生造反。但是，后来的造反运动没有结果，学生的力量还不够强大，但是成立了一个运动，叫“经济学改革运动”，国内已经有学者把这个书翻译过来了，叫《经济学改革运动100天》。
这里我还想谈一下诺贝尔奖得克鲁格曼，危机以前有很多非古典经济学家反对新古典经济学，或者有很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反对新古典经济学，如果诺贝尔奖得主他也反对新古典经济学这个就比较特别。我们今天有两个非常主要的诺贝尔奖得主，一个叫斯蒂格利茨，一个叫克鲁格曼。克鲁格曼今年6月份在伦敦有一个演讲，这个演讲的措词很激烈，他说最近30年以来的宏观经济，他说说的好听一点，最近这30年宏观经济学是没用的，说得难听一点，这30年的经济学是有害的，这个措词是很激烈的。看到这个演讲以后，我的一个学生到我的办公室跟我讲，他们说他们现在学的宏观经济学就是最近这30年的宏观经济学。中国大学最近这几年有一个典型的倾向，所有的大学把政治经济学的课排得很少，西方经济学的课学得越来越多，他们要学西方经济学原理，然后要学中级西方经济学，还分两门课，分别叫中级微观经济学和中级宏观经济学，上完的以后还要上高级宏观经济学和高级微观经济学。这个学生跟我讲，他说我们学了这么多全部都学了一些废物。克鲁格曼话音刚落，英国有一个杂志叫《经济学人》就开始做这个题目，就找了过去30年宏观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谁呢？美国大学的教授叫卢卡斯，就请他了写一篇文章。他也很会写，他就在经济学刊上写了一篇大作，为他自己辩护。北京大学有一个学者，也是一个留美的海归，叫陈平，他看了这个文章以后马上投诉经济学家，对卢卡斯和克鲁格曼进行批驳。当然，陈平教授也是国内很难得的一个教授，因为他是海归当中能够很自觉的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批判。但是，陈平教授很寂寞，有一次开会陈平教授说，他回来以后对北大的学生很失望，因为他们只对新古典经济学感兴趣，但是那些东西全部是错的。他以前是搞物理的，他发现很多诺贝尔奖得主得出的一些观点当中的数学是有问题的，数学是错误的，但是后来没有人去大声疾呼的说，他就算了。
除了经济学家以外我们说政治家，一些政治家在危机以后实际上对这个问题的体验也很深刻，我就想介绍澳大利亚的总理陆克文，他在今年2月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写得很好，里面有一个提法，他在这个文章里面公开抨击自由主义是造成此次危机的元凶，提出“要将国家的重要性以及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说发展为一个面向未来的、全面的理论框架”这样一个命题。认为新自由主义是造成这次危机的元凶，不能说这个观点是一个没有争议的观点，实际上是有争议的。在08年爆发危机的时候，当时我们在西安开了一个会，当时在西北大学，我做了一个发言，我代表会议组织的秘书处做了一个概括，其中我谈到我们年会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我们从成立一开始我们对新自由主义就持坚决的批判态度。我发言以后，当地有一个经济学界的前辈，很活跃的一些经济学家的老师，他对我的观点就提出了反对，他不承认有新自由主义，他说没有新自由主义。如果没有新自由主义，我们的批判就成了无的放矢。当然，他的意图很明显，他不承认实际上就是回避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在理论上的争议是很大的。当然，我们说有新自由主义，并非说新自由主义经济主导了中国30年的经济的改革，我们不是说明这个观点，但是我们觉得，新自由主义并没有主导中国30年的经济改革，但是中国在改革的某些领域受到新自由主义的严重影响，所以说局部的改革政策是被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我们可以很容易的举出一些例子，比如说医疗改革或者住房，这些是严重的被新自由主义引导的一些领域。
当我们逐渐看到新自由主义在这样的领域中造成的危害，不仅老百姓不满意，所谓的左派不满意，实际上真正的自由主义右派也不满意。所以对这个政策现在普遍的舆论都不满意，如果在意识形态，在舆论上都不满意这个政策，这个政策可能是不好的。陆克文提的这个命题水平非常高，他说“要将国家的重要性以及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说发展为一个面向未来的、全面的理论框架”，这个话分析一下很有意思，他提出来国家的重要性放的位置比较高，这是针对新自由主义来讲。因为新自由主义我们通常强调“四个化”，私有化、自由化、强调全球化，还有一个“化”暂时想不起来了。所以，他把国家的重要性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这是危机以后要引起我们重新反思国家和经济、市场的关系，他提出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说”，这跟新自由主义是完全相对，他代表西方的左翼，新自由主义是右翼。我们今天谈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从什么时候产生的呢？是冷战以后，具体来讲比冷战更早，就是从里根跟撒切尔夫人上台。
这里可以讲我个人的体验，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崛起，它刚刚崛起的时候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也搞不清楚，80年代中期我在上海读书，我是复旦大学的学生，美国总统到中国访问一般不在北京大学演讲的，他喜欢到上海复旦大学演讲，奥巴马去复旦大学演讲，在几十年前里根总统访华也是在复旦大学演讲，当时里根在复旦大学演讲的时候我们还在校，当时有一个女学生给里根总统提了一个问题，当时谁也不知道里根是什么人，今天回过头来再一看才知道，原来里根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政治上的一个提倡者。就是说这种观念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有的，但是如果在政治上，在决策层面没有采纳的话，它的影响不会很大。但是，一旦在决策层面把一种理论变成政权以后，这个就不一样了。当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这个词讲的更多的是政策，但是它的背后是新古典主义经济，这就使得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霸权地位越来越强。我们今天一回顾，从80年代我们上学以后，你在大学所学到的知识话语是被新自由主义强烈影响的，比如说哈耶克，老师所教的，学生所学的基本上全是这些。
如果说我们今天的危机有一个变化，就是我们会有一种新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学说。我们中国人经常讲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那个30年是这一套知识话语，有可能你们的知识话语，或者在你们求学的这4年、8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整个世界的话语会是另外一番模样。经济学家也一样，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学家，很多是在那块知识化占霸权的时候它浮出水面，它获得知名度，现在是这一套知识话语。所以，如果是在新自由主义话语占统治地位的时候你要讲一套跟它的话语不太一样的东西，那就非常的困难。陆克文提出来我们要强调国家的重要性，要有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的政治地位，我们要把放在一个面向未来的、全面的理论框架，这个提法是很有水平的，什么叫面向未来的？实际上过去的中国理论框架是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这套学说实际上还没有一个真正好的框架，就是说还不全面，所以说这个提法的水平是很高的。
我们不是说亚当斯密的东西今天不重要，但是很显然，这个东西已经远远的不够用了，因为经过200年我们有非常丰富的经济发展实践，有非常多的经济理论，你还想指望国学能拯救中国吗？不可能的。你想用亚当斯密就能够给我们中国带来和谐的市场经济吗？不可能的。所以，危机之后我们理论经济学的版图会发生什么变化，这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大的问题。我跟我的学生讲，你们很幸运，你们在念书的时候经济学的版图都是松动的，很多学者都意识到这一点，就是说现在没有一个理论能够包揽天下，但是西方还没有反映在本科生的教学里面，一些顶尖的经济学家都认识到新古典经济学这一家是不够的，除了新古典经济学以外，我们也可以跟学生讲一些不同的理论。当然，在本科生的教学里面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这一点。中国人在经济学教学里面就照抄西方，抄来抄去的，但是人家现在也在变。当然，最后的变革能不能实现，不完全是理论的事，也得看经济现实。只有这个危机的程度越严重，越频繁，这个变革才有可能发生。是不是每一次都变？凯恩斯理论的出现也是这样，他有那个时候革命、世界大战这些背景，凯恩斯主义才开始流行，否则他光靠一个理论也不可能。所以，这就取决于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和这个矛盾深化的程度。所以，这也再一次表明，经济学家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经济学家是渺小的，千万别只听某一个经济学家的话。
危机以后，理论经济学有哪些问题需要我们回答？当然，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严格来讲也超出我个人的能力，今天我想跟大家从四个方面来谈一谈。
第一个问题，如何在理论上解释市场经济实现协调的可能性。这次危机以后，我在北京就碰到马克思主义左翼的人，他们说今天我们可以重建社会主义，跟30年前相比，我们的生产力已经很丰富。但是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因为这不光是生产力多少的问题。这里就有一个问题，这次危机以后，危机动摇的并不是资本主义本身，危机动摇的是30年以来美国，甚至英国所采用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体制，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种体制，比如说我们在其他国家，比如说在北欧，资本主义跟资本主义是不一样的，有很大的区别。所以，这样一个问题还存在，危机没有动摇资本主义本身，这样一来我们还是要看到这么一个问题，今天的经济学或者一个国家对经济制度的选择，我觉得受两件事情的影响，一个就是冷战的结束，二是这次金融危机。冷战的结束意味着计划经济跟市场经济相比，市场经济胜出。苏东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瓦解，市场经济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选择，成为了一种普适价值，危机并没有使这个问题失去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是要回到亚当斯密传统的问题，什么问题呢？亚当斯密当时提出来一个问题，凡是一个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有一个根本的特征，就是它的经济决策是分散的。
这跟计划经济不同，在计划经济当中决策是由中央机关做的，而在一个市场经济当中，不论是投资的决策，消费的决策等等是无数人分散的做出来的决策。这样就有一个问题，由无数人进行分散的独立的决策，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它能带来某种秩序吗？还是不能带来某种秩序，这是亚当斯密说的。当然，大家都知道亚当斯密提出了一个正面的回答，说是可以带来这个秩序，这是亚当斯密很著名的理论就是“看不见的手”。当然，后来马克思嘲讽他，他说你怎么知道无数人追求自然的利益，独立自主决策一定相互促进了大家的利益，而不是彼此妨碍？马克思提出的这个问题是对的，当然，亚当斯密当时有进步的一面，因为他当时提这个问题还没有资本主义，亚当斯密那个年代，严格来讲还没有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还是朦胧的，所以他的任务是给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摇旗呐喊，在这个意义上讲亚当斯密是进步的。对这个问题，我们现有的理论经济学范式有三种典型的回答，我给它做了一个概括。
第一种回答是新古典经济学，它继承是亚当斯密的基本结论，就是说无数人的分散决策带来了一个结果，在新古典的术语里叫带来了一般均衡。这个均衡状态里面每个人的状况都是最好的，你要打破这个均衡的话每个人的状况都会不如从前。新古典和亚当斯密的区别就在于，他们在一个严格的假定下，他们通过数学证明了这一点，证明时间是在上个世纪中叶。当然，他是在一个严格的假设下证明的这个原理，把200年前提出的原理在数学上得到了证明，在一个模型当中求得了一个均衡点。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另外一个解答，大家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有一个著名的表述，资本主义是无政府状态，资本主义最基本的矛盾是社会生产是无政府，但是个别企业的生产是有计划的。所以说，“整个社会生产是无政府的”，这个措词本身就是一个评价，就是说你是不行的。
所以，无数人分散独立的决策，最后的结果是无政府状态，是混乱，是危机，甚至是崩溃。在马克思以后，通常我们讲马克思用铁的逻辑在《资本论》里面讲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这个话大家有误解。马克思的基本论并没有通过一个模型证明资本主义将出于哪些经济规律必然完蛋。大家知道，《资本论》的第三卷马克思没有写完，是他死后恩格斯给他编写完的，编出来以后马克思的学生，就是我们讲的第二国际的经济学家，看到了这个著作以后很失望，他们说我们本来期望马克思的第三卷是要严格的推倒古典主义经济崩溃，但是没有看到马克思有也么一个推论，马克思只说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率会下降，但是这个利润率下降，下降到什么时候资本主义崩溃，他没有讲到。所以，第二国际理论家后来就想搞各种模型，有的是数学模型，其中最好的一个模型是给定条件，资本主义在38年后崩溃。当然，有一个最有影响的模型是卢森堡提出来的，这个模型很有意思，这个模型虽然有问题，但是很深刻。他批评马克思，说《资本论》太抽象，《资本论》抽象到什么程度呢？说我们假设全球只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你看多抽象。所以说，马克思活在全球化的前面，我们今天全球化都不知道为什么，从欧盟身上你能看到一点影子。马克思说，我们假设全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卢森堡说不对，资本主义是历史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总是在跟非资本主义并存的情况下发展的。卢森堡讲，资本主义有一个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是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是没有人买得起的，工人买不起，剩余价值只能依靠前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来购买，一旦全球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以后，这个购买剩余价值的第三方来源就没有了，到那个时候资本主义就没有了。所以说，他的观点就是什么时候全部资本主义以后资本主义就灭亡了。这个理论出来以后包括列宁在内都批判这个观点，说这个观点在理论上有问题。当然，这个理论很深刻。
所以，总的来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一个倾向，就是资本主义是要崩溃的。到斯大林的时候就提出了更进一步的理论，1929年、1933年危机，意味着我们进入了一个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时代。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资本主义在二战以后又活过来了，活到了前苏联又垮台了。在苏东剧变以后，历史终结论登场了，说法西斯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全玩过一个遍，对于资本主义胜出，历史终结了，人类再也想不出什么新花样了，我们以后不是生活在时间里，我们是生活在空间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历史了。历史终结论话音未落，“9•11”开始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就出来了。在新古典经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大家一看这理论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是为资本主义辩护，一个是说资本主义会灭亡。经过20世纪的戏剧性的变化，在80年代以后出现了演化经济学，我个人是比较赞同演化经济学对这个问题基本的处理态度，它找到的两者中间另一条道路。这里有两个代表人物，他们提出来了新古典的均衡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论、演化经济学的协调论。什么是协调？协调在这里有一个特殊的含义，比如说新古典经济学他不承认马克思所讲的资本主义有内在的不均衡，不稳定，而马克思主义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矛盾，各种非均衡的趋势，但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根本没有办法协调这些非均衡趋势，最后只能让这个体系把它炸毁掉。他们提出来资本主义实际上有可能使得这种一种非均衡的趋势对接，这是两个方面的一个综合。一方面他承认资本主义是存在固有的非均衡的趋势，这是一种矛盾，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承认，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些非均衡能够受到约束，就是说能够被协调。而且他讲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到资本主义作为整体，它被协调的可能性是有的，就是有造成非均衡的趋势，但是也有一些反趋势。
的确是这样的，马克思这个人很复杂，在他的书里面你可以找到不一样的观点，当然，他有一个为主导的观点，他对相反的观点不是不知道，他也有。比如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面讲，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结果是造成阶级的两极化，整个社会的阶级日益分裂为两个阶级，一个是无产阶级，一个是资产阶级，所有的中间阶级都会被消灭。但是，在晚年的马克思的著作当中，在他的手稿里面可以找到另外的观点，他说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中间阶级越来越庞大，这个阶级的庞大成为了资本主义的安全阀。所以，为什么后来有修正主义呢？就是后来把马克思主义的话拿出来修正。资本主义不会像马克思所讲的会灭亡，资本主义的阶级构成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这就导致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第一次大飞跃。本来是一家人，像英国的工党，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本来跟共产党都是一家人，但是当时就分裂了。所以，演化经济学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新的看法，这个看法提出来以后马上就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协调性的可能性存在，那么协调的手段是什么，途径是什么，是哪些途径使得资本主义有可能协调它的非均衡趋势。从我个人的认识来讲，我认为可能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因，当然可能不止这两个原因。一个原因，资本主义条件下，我说是发达资本主义其中所表现的，用演化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就是发达资本主义迄今为止是一个推动技术创新的一个巨大的发动机，在创新绩效它比其它经济体系要强，比如说比传统计划经济要强，它是一个推进技术创新巨大的发动机。第二个原因，通过政府和经济的关系，通过不断的重新界定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比如说凯恩斯以后，通过这些类似的政策，他调解了社会分配，对市场经济很多不受约束的规律做的约束。
第二个问题，如何系统地阐明市场经济与创新在制度上的联系。我想专门谈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如何阐明市场经济与创新在制度上的联系，因为这是达成协调的一个重要途径。这里就涉及到我们对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在绩效上的比较，怎么去进行比较。苏东计划经济垮台以后，在经济学上我们对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做的一个比较，有人说计划经济不好，市场经济好，基本上有两个观点。一个是从信息的角度，一个是从激励的角度。什么叫信息的角度呢？就是说你是中央计划机关你要搞经济计划，但是你得不到你所需要的信息，没有这些信息你没有办法做一个科学的计划，这样你的计划就是有问题的，就是错误的。这个观点最早是哈耶克讲的，他通常被看作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但是他也是反对计划经济的一个最坚决的斗士，在50年代谁都说计划经济可能要把市场经济代替的时候，他跳出来为市场经济辩护，哈耶克当年的地位就像今天的马克思的地位一样，但是人是复制的，虽然他有这个观点，但是在经济学理论上他是坚决反对新古典主义的。第二个观点是激励。假设中央计划机关能够有信心制定出这个计划，但是你没有足够的动机去执行这个计划。有一个杂志叫《百年潮》是讲国史的，有一次讲了汽车工业发展史的故事，说80年代初给中央打报告说发展汽车业，当时中央主管这个问题的领导，我估计至少是一个副总理级别的领导，但是也没有说是谁。他就说，你们做轿车，为什么不能让老百姓也坐上轿车呢？然后这个领导讲了，你可以向《人民日报》写文章，我不让你搞汽车你就不能搞汽车。然后过了5年，同样的计划又递到中央，这次递的级别就比较高了，递到小平同志那里去了，然后小平同志就批示说可以考虑和外资合作生产汽车，然后我们就有了桑塔纳、捷达、东风等等，你看，计划经济是这么做的。本来这些都是一些好的东西，但是到现实当中的计划经济当中，领导人做决策就是凭他个人的某种想法，所以中国进入汽车工业时代至少晚了5年，也就是他没有动机去制定一个有利于大多数的计划。
但是这个情形也有问题，从激励和信息这两个对市场经济的批判来看，在我个人看来，反过来在市场经济上同样有效，即便新古典经济学本身的理论已表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一个价格机制解决不了哈耶克所讲的问题。在西方经济学里面这个问题表现为外部性问题，这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术语。什么叫外部性呢？在市场价格是内部反应不了、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说你买了我这个产品，你买了我的这个家具，这个家具可能是木材，这个木材用的是亚马逊的木材，它有价格，但是这个价格反映不了亚马逊森林对整个生态带来的问题，这个价格只反映了你这个公司采伐这个木材运到这里所消耗的成本，这个价格并没有反映对整个社会，对全球生态造成的影响，这个叫外部性。所以，外部性就意味着价格同样解决不了信息问题，假设这个价格是充分反映了资源的稀缺性，但是实际上它做不到，价格并没有充分反映这个信息。激励也一样，大家看一下这次危机就知道了，美国对CEO的激励成了美国的政治问题，法国的总理也都呼吁要给银行现金，中国的保险公司的老总年薪650万，两个老总还为自己辩护说我就值这么多。有一次中央党校前副校长也在呼吁，说政府怎么能够允许这样的事发生呢？如果在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允许的事情在中国堂而皇之的出现，这会是什么现象？
在美国资本主义也存在这样的问题，CEO和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从50、60年代的几十倍上升到几百倍，甚至到几千倍，这个变化是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以后发生的。在90年代以前，日本企业的会长和普通员工的差距只有十几倍，那是跟美国完全不一样的资本主义模式。所以，对工人激励的严重不足，对CEO的过度激励成为了政治问题，现在美国整个金融部门把政府挟持了，收益全归它，一有风险全部是纳税人的风险。那么你怎么样给市场经济辩护呢？市场经济好不到哪里去，五十步笑百步，我是从这两个观点来看。
第三个观点，就是创新。在创新绩效上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熊彼特当年有一个观点，在50年代的时候，资本主义马上要取代社会主义的时候，他说资本主义要长驱直入社会主义，为什么？经济学家要提出一个经济学理论，熊彼特有一个观点说，使得资本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就是技术创新，跟以往的社会都不一样。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也有一个问题，资本主义一个最大的优点是资本主义创造了一种制度，在这个制度上形成了竞争，由于竞争使得这个社会的剩余必须用来投资，必须通过投资来进行，如果你不这么做，你这个社会的上层社会，社会的精英地位就不能被保持，所以熊彼特有一个著名的比喻，资本主义的上游社会是一个旅馆，住在这里面的人是进进出出的，就是说你不一定一辈子都在这里，说不定哪天你就要到大街上去睡去了。所以，这个重点就是说用它的剩余来投资、来竞争，把这个剩余用来进行奢侈品消费，这肯定是一个发达国家。
但是，中国今天也很危险，我来广州之前刚刚看到凤凰卫视报道一个消息，说今年中国消费了全球奢侈品的40%，如果中国走上这条道路，中国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发达国家。就是你的剩余能不能用于投资还是用于奢侈品消费，这就决定了你是走向菲律宾的道路，还是走向发达国家的道路。如果决策者他的地位是不被竞争挑战的，他的竞争是稳定的，那这个东西就肯定不是。所以，熊彼特讲资本主义的特点就是创新，但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特点是什么？资本主义就是大公司，比如说资本主义的大公司，每年的创新有一定的费用，既然创新可以被大公司计划，而且每年对它的创新的项目有记录，也有一定的费用。创新从本质上来讲，由于创新具有不确定性，创新在本质上不能被计划，而正是中央在创新绩效上不如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分散决策的特点为各种思想的经济实验提供了一个智慧保证。但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一个领导人说你不能干，那你就死定了，当然我不是说要国家把这个作为义务，只要国家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下功夫干也能干成。举个例子，比如说袁隆平，文革的时候政府给他拔了700多万在海南岛搞实验，70年代末搞成了，80年代初出风波了，丰收之后很遗憾，当时把这个功劳全部算在包产大户身上，证明改革开放路线是一个收获。但是84年以后粮食的产量就开始下降，改革开放以后就不行了，84年以后怎么就不行了呢？包括美国互联网，互联网是属于国防部的，国家也有责任。所以，当遇到问题的时候，国家和市场都有责任，光靠一个严格的计划经济肯定不行的。前苏联也一样，前苏联的军工也有其它路线。所以，把前苏联和日本比较，我们会发现，在60年代前苏联和RNB的投入占GDP的比重比政府要高一倍，但是在整个民用经济绩效上前途还不错。
第三个问题，市场经济制度的多样性。这个问题我们说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新古典经济学都没有认可，都没有讨论这个。在冷战以后，有一个法国的学者阐述了一个观点，发现在冷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跟资本主义不一样，差别到什么程度，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们今天有一个口号，叫“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坦率地讲，这个口号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的党政府执政，它都不敢用这样一个口号，但是我们共产党敢提这个口号“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是你要把效率搞好，你就要牺牲公平，这个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有这样一个理论，我不是空穴来风。你要反过这个理论离开实际很简单，如果看今天的世界经济的实际，这个理论不是很对。
经济学家搞了一个很简单的坐标，一个是纵坐标，一个是横坐标，纵坐标表示效率，横坐标表示公平，怎么衡量公平？有了积极性。那效率怎么衡量呢？用国家劳动的生产率、年度增长率，然后把所有发达国家在这个效率上一打就会发现很好玩的结论，你看美国，美国属于效率倒数第二，公平倒数第一。你不是说效率和公平是相反的吗？工资越低不是效率更高吗？但美国工人收入是倒数第二，美国在发达国家中工人的收入不仅是最低的，而且是工作时间最长的，美国工人今天的实际工资比1972年的工资水平下降了7%左右，所以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理论叫绝对平衡化，这个理论是错的。所以，后来有一个青年教师对这个写了批判，有人问我，说这个批判是完全正确的，我又加上一条，我说绝对平衡化并不是一个必然公理，但是在世界经济的某一些时期，会出现平衡化的现象，当然这绝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哪怕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不会出现绝对公平。再看这张图，哪些国家最好看，北欧国家。所有北欧的小国，最有效率，又最公平。一些欧洲大陆国家处于中间，比如说德国、法国等等，比利时跟北欧国家一样，属于最好的。这个图表明了，发达资本主义如果从公平和效益来看，不存在统一的模式，从这张图我们就能分别出三个模式，北欧模式，欧洲大陆是一个模式，美国是一个模式。这三种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存在着体制性的差别。承认这一点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你承认这种制度的多样性，就是资本主义跟资本主义不一样，那就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口号增添了一种理论，这个口号是一个力量。江泽民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跟社会主义不是可有可无的，是画龙点睛之笔，但是你要落实到实处，如果落不到实处就是纯粹是一句空话，你落到实处那就有一段历史。
新古典经济学有一个很荒唐的理论，假设所有的国家在经济绩效上应该趋同，但是实际上离开资本主义以来的200年肯定有收敛，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的差别越来越大，不同的国家之间的绩效的差别越来越大，所以怎么会趋同呢？他的理论没法解释资本主义跟资本主义不同，有的学者划分为三个资本主义，英美法资本主义，莱因资本主义，有的把欧洲跟日本划为一类，有人甚至把日本的资本主义叫集体资本主义。别小看日本，日本的教授到我们那儿访问，以前我的硕士生导师一来就问他，你们的那个终身雇佣制是不是真的？他说这个是真的，如果这个事是真的，那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社会价值理论就得重写，因为马克思主义也解释不了。日本佳能公司以前的老总现在是日本清商联的主席，叫御手洗，他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他说我们绝不让工人下岗，我们要维持佳能的终生雇佣制。我们说我们要减员增效，减员跟增效是因果关系。他说，我们佳能每年有上万项专利，如果没有终身雇佣制的话，我们的这些专利就没有办法保密。所以，终身雇佣制不是说我搞空的社会主义实现某种理想价值，不是这样的。让员工有终身雇佣制，让员工在我这个企业终身就业，可以有效促进这个企业的集体学习，是促进组织学习的一个方面，使这个集体学习不中断，否则的话你这个学习就很难维持。你很难想象一个企业的离职率很高，每年30%的人是新人，这样的企业是没有办法可持续发展的。
第四个问题，如何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态主义相结合的问题。刚才我谈到“9•11”之后就打伊拉克，打阿富汗，为什么？格林斯潘下台后都承认了要控制石油价格。所以，生态社会主义者提出的一个很好的概念，叫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所以，我有一个看法，就是“9•11”危机到这次全球经济危机之前，指导主义的矛盾是什么呢？是第二重矛盾。就是说有人为社会主义提出一个很好的概念，说马克思主义只讲了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就是资本积累的内部矛盾，用马克思的一个标准术语来讲就是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冷战一结束大家把这个矛盾忘了，把资本主义的老毛病给忘了，以为资本主义从此以后没有事，但是第二重矛盾来了，第二重矛盾把它概括为什么呢？把它概括为以资本的积累的异化，它的概念叫生产的条件为定义化。第一重矛盾里面凯恩斯有一个理论叫有效需求不足，马克思讲是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就是实现困难，产品卖不出来剩余价值卖给谁，凯恩斯叫有效需求不足。第二重矛盾叫生产的条件与生产，这个生产的条件包括很多，其中包括生产力，比如说技术设施也是，有教养的劳动力的供给也是生产，有资格的、高水平的劳动力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这些是我们国家要承担责任。
这个问题也是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占主导，马克思从古典经济学继承了一个公理，就是作为进入劳动对象的生产过程，这个供给是无限的，马克思继承了政治经济学的这个观点。马克思有一个劳动价值论，这个劳动价值论是以公理为前提的。有些人不太理解劳动价值，劳动价值论是有价格假设的，有人经常问我这样的问题，说我的房子这么贵，或者说梵高的一幅画卖得很贵，但是严格来讲劳动价值不解释这个东西，劳动价值论所讲的那些商品价格由劳动价值论来解释的产品是它的供给可以无限的增加，梵高的画他的供给是不能无限增加的。但是，假设所有的这些产品可以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的，它的供给可以无限增加，这个本身就对生态没有什么作用。刚才我们讲到，第二个理论解释森林砍伐的木头，这个木头怎么定价？难道仅仅是我们砍伐的木头所耗的劳动力来定价？肯定不是，所以说如何对自然资源进行定价，这才是现在经济理论里面需要解释的一个问题。
我们还来简单谈一下第四个问题，一些西方媒体就说我们是政府国家，也是这次危机要导致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这里介绍社会主义学家，他说资本主义始终是两股势力的矛盾，一个是市场，一个是叫社会保护运动，什么意思呢？他说一个理想的市场，它取决于把一些本来不是商品的东西硬要变成商品，他给它取了一个名高度虚构的商品，比如说劳动力、土地。但是劳动力也好，土地也好，它都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工厂生产出来的一个结果，不是资本主义的产品，劳动力是家庭和学校培养出来的，土地是自然界给予的，但是你硬要把它变成商品，这是虚构商品。如果你硬要把这些东西完全商品化，整个社会就会崩溃。所以，资本主义就分成两个趋势，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市场是没有边界的，但是它会激起社会保护理论，如果市场没有边界，这个势力很强，按照布莱妮的观点来说，两次的世界大战就是由这个导致的。所以，50年代以后，一些发达国家有社会保护理论，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又把这个平衡打破，市场又开始扩大，中国现在也是这样，中国也是在相当多的领域这个世界是没有边界的。但是政府在这个地方必须承担责任，比如说兰州拉面涨价，政府就开始限制不给涨价。政府限价，限价的结果就是会偷工减料，所以政府是糟糕的，但是它要切入市场。当然，兰州市政府的政策是不太高明的，但是这个政策不高明并不意味着政府不应该行动，你可以通过更高明的政策，比如说你给大家的收入比较高，发拉面津贴就完了，这个政策是高明的。这个想法是对的，因为兰州拉面是兰州人每天早上要吃的，就像我们广州人每天早晨要吃肠粉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政府要在援手劳动力再生产这个问题，不能完全是市场制的，这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你不能把市场变成一个没有边界的东西。
所以，布莱妮讲纯粹的市场是一个乌托邦，当然，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中，在这30年当中一喊改革，什么东西谈改革就把它发展成市场化。我们看看美国，美国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80年代以来严重的美国经济危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克鲁格曼讲这个原因在哪里他讲美国经济在20年来一些制度和规范的变化，而这些制度、规范的变化又归结为政治力量的平衡被打破了，要寻找这个平衡，美国工人有组织的工人的运动给打破了，工人的谈判力量增强了，由此造成了美国经济当中一些制度、规范的变化。克鲁格曼这个观点深刻在什么地方？他把美国经济当中平稳看起来是一个经济情况，克鲁格曼他说这个原因不是经济原因，所以他在他书里面我们不能用全球化，不能用技术变革这些纯粹经济原由来解释美国经济，他最后把原由归结为美国社会当中政治力量平衡。你可以拿这个例子来看中国，中国也一样，中国随着改革到今天，经济系数不断增长，城乡差距越来越大。所以，有一名教授有一个观点，说如果不把农民算进来，我们的经济系数没有那么大，我们的发展就没有意义。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有哪一个中国经济学家敢于宣布这个原因不是经济原因，是由政治原因造成的？所以自从克鲁格曼讲，我在美国被人称作资本主义，我说没错，你在中国你也会被称作马克思主义者。克鲁格曼在美国敢做的事在中国没有人敢做，为什么农民的收入这么低？这是政治原因，不是经济原因。比如说我有一个香港的朋友，他叫潘毅，他研究中国农民的半无产阶级化，历史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个发展阶段都有半无产阶级化，但是潘毅的概念就是说中国出现了有一个问题，就是无法完成的无产阶级，就是农民工成的一个隐语，意味着中国无法完成的战略，就是半无产阶级化产生了一个陷阱，你一进去就会犯错误。什么叫半无产阶级化？就是这些农民工劳动的使用在城市，但是他的劳动力再生产是在农村，这两个在空间上是分割的，而正是因为这一点他的收入很低，因为这些收入不需要涵盖他的劳动力再生产的全部过程，所以很低，这是中国在实际经济当中没有效率的原因，我能卖这么便宜也就是这个原因。我后来给他总结，农民工的半无产阶级至少有四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劳动力的使用和劳动力的再生产在空间上的分割，而且这种分割是制度造成的，大家在广州比我的体会可能更深，每年农民工春节的时候回不去。
第二层含义，最近刚刚闹的一个事件，也跟广州也有关，就是农民工进入了马克思主义定义的现实的各种劳动关系，但是在法律层面没有进入一个正式的合同劳动关系。所以，在湖南张家界，一个村的农民得了尘肺病，在广州得的，但是因为他们没有被承认为正式的劳动关系，因为建筑企业没有给他一个正式的劳动关系，所以他没有办法治病。就是说他进入了马克思所定义的生产力关系层面的那种雇佣关系，但是他没有进入一个正式的合同法律劳动关系当中。
第三层含义，这种农民工的半无产阶级化和劳动力商品缺乏社会保护是联系在一起的。发达国家它是无产阶级化，这个没有问题，它没有土地，它不是马克思定义的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定义的无产阶级有土地，它家家都有土地，但是他要出卖劳动力，尽管我有生产资料，我也被迫生产劳动力，因为我土地的经济价值太低。所以，中国人是自我的圈地运动，没有人赶我，我自己走，留在农村的全部是老人和儿童。所以，在发达国家是无产阶级化和有保护的劳动力组合，但是在我们这里是半无产阶级化和没有保障的劳动力组合。
第四个含义就是对它的总结，由于上述三中含义，最后它必然是一个半无产阶级化，它正走在阶级形成的半路上。所以说，这次危机以后，对我们中国建立一个像样的市场经济我们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和挑战。
最后，我所要讲的，市场经济不是一个宛如不变的结晶体，小平同志讲，我们搞了30年的社会主义，但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还搞不太清楚，所以小平同志从来不对社会主义下一个正面的含义，凡是讲到社会主义的时候都会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从来不说社会主义是什么，社会主义不是什么。我们中国人搞了30年市场经济，但是对什么是市场经济了解得不多，为什么呢？因为市场经济不是一个不变的结晶体，在分阶段地经历上重大的变革，一些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曾经把这个分成四个层面，就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资本和资本的关系；劳动和劳动的关系；政府和经济的关系，这四个层面市场经济经常分阶段地经历了重大的变革。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陈实：我认为今天孟教授的演讲非常的精彩和深刻，他讲了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在理论上解释市场经济实现协调的可能性；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系统的阐明市场经济与创新在制度上的联系；第三个问题是讲市场经济制度的多样性；第四个问题是如何处理政治经济学与生态主义相结合的问题。我自己个人感觉，孟教授他是在一种语气中和之中给我们很多很深刻的东西。
第一个，他实际上梳理了新自由主义，新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线索，以及他理论主要的要点，而且向我们介绍了演化经济学主要的一些思想，其中包括熊彼特、克鲁格曼的一些观点，我想给我们在学术上、观念上都带来了很多的启发。
第二个，别看孟教授不声不响、温文尔雅，可是他的话题和话锋里面有很多很尖锐、很深刻的东西，我觉得他是用政治经济学的深刻演讲解答了很多现实的问题，而且很多问题引导了我们走向深入。
第三个，孟教授在他的演讲里面非常平和的告诉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关于变化，关于创新这样的理念，尤其在最后的时候他讲到市场经济不是一个宛如不变的结晶体，都在发生变化，在它的主要关系上，在它主要的阶段都会发生变化。因此，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要不断的进行创新，尤其是围绕这四个问题进行创新。我不知道我这个总结是不是对的。
下面我们就按照惯例开始向孟教授提问。
提问1：孟教授您好，今天您的演讲非常精彩！我这里有两个问题，可能会比较尖锐一点，第一个问题，你刚才谈到了中国，也谈到了农民工的现象，北欧也谈到了他们的福利社会，其实民间也是有这样的段子老是在说中国比资本主义还要资本主义，北欧是比社会主义还要社会主义。其实中国却是叫社会主义，北欧却叫资本主义国家，你觉得这些定义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或者定义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实质上又不是那么一回事，你认为这个定义还有用吗？第二个问题，最近哥本哈根的气候会议也是一场闹剧，其实从哥本哈根会议的一个结果来讲，我自己感觉形象的说明了一种新古典主义经济的胜利，因为最终大家都不用去负责了。最后会议的结果焦点又集中在两个国家上，一个是中国，一个是美国，在会议的这种结果下，您觉得世界还有前途吗？您觉得经济理论能够解决哥本哈根的那种气象问题吗？谢谢。
孟捷：第二个问题，说实在的太大了，超出了我的能力。第一个定义的问题好回答，西方人其实不叫我们社会主义，西方人把我们称作为共产主义，西方媒体上我们是共产主义，它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跟我们正好相反，含义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叫自己是社会主义，但是它们的媒体说我们是共产主义。我们今天翻译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他说他们在搞社会主义，我们在搞共产主义，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前一段时间我看中国驻德国的大使的言词比较锋芒，说我们中国人自己称自己是圣人，德国人称自己是社会主义，你也说中国也是社会主义，意思就是说咱俩差不多。
提问2：今天听了孟教授的演讲，收获非常大，特别是听到孟教授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样一个理论的否定，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理论指导了我们20多年，所以我感觉到有很多的矛盾是由这个理论带出来的。我今天想问另外一个问题，刚才孟教授讲到对医疗的改革，从市场化现在逐步回归，回归到市场和计划这个平衡当中，我现在想问的是住房的问题，住房接下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国家怎么来指导，怎么样又取得市场跟计划的平衡？谢谢。
孟捷：我刚才介绍了美国学者布莱妮的观点，她的虚构商品上关于纯粹的市场是乌托邦的理论，就是说这些商品不应该成为完全的商品。所以，我们从发达国家来看，凡是市场经济搞得比较好的，在这个问题上都吃过一些苦头，都有解决之道。土地也好，劳动力也好，医疗也好，教育也好，这些公共品的供给它确实不应该完全商品化。所以，土地上的问题，我觉得政府迟早得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最好不要像日本一样，要等到泡沫以后再解决这个问题，那样就完了。在泡沫跑破灭以后，日本自民党有一个深刻的反省，他说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把土地当成了商品。
提问3：孟教授您好，您的演讲我也收获良多，我想提一个问题，纵观全球有一个感觉，社会主义不像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不像资本主义，在您所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这个范畴里面，您觉得今后有没有一种全新的主义，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是有一种新的主义可以引导我们下一步的走势呢？
陈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孟捷：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也是理论上相当困惑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在冷战结束以后，这次危机以后，比如说冷战结束以后，马克思有一个历史观，有人开玩笑，讲得也很俏皮，也很深刻，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有一个稀释观是关于历史的有轨电车理论，就是我们在这个有轨电车上我们都知道下一站是共产主义。但是冷战结束以后，这个观点就不对，下一站不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瓦解了。那么出现新自由主义，历史终结论，但是历史终结论也像是有轨电车，就是说我们已经到站了，历史结束了。当然，这个观点肯定是荒唐的，历史不可能终结，提出这个理论的人他是一个美国人，他最近几年也承认历史终结论也是有问题的。我刚才举“9•11”这个例子，他回顾四周，对手都没有了，“华山论剑”，资本主义感到很孤独，一看对手都完了，从此天下太平。所以，资本主义又分化成一个矛盾，刚才我把它解读为实际上是世界上的第二重矛盾造成的结果，但现在资本主义是两重矛盾交织。当然现在还是有一个困惑，就是对全面替代资本主义的那个制度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负责任地讲不知道。所以，马克思主义它有一个根本的特点，就是它对人类历史的未来有一个承诺，但是在冷战结束以后这个承诺很苍白。
10年前我曾经翻译过一书，当时翻译以后，在北京的书店成了那个月度的畅销书，这个书叫《权力与货币》，讲的就是从左的方面解释了苏东为什么会垮台，从右的方面解释了苏东为什么会垮台。它提出了一个命题，叫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为什么不可避免的走向官僚化，这是苏东剧变提出的一个根本问题，使得自身成为一个跟普通群众利益不同的另外一个马克思阶级意义上新的阶层。后来美国有另外一个左派学者讲，为什么苏东垮台，他跟资本主义比，他说资本主义经历过的危机比苏东经历的危机要严重得多，但是为什么资本主义的精英把资本主义一次又一次的拯救回来，而社会主义的身躯那么脆弱，他讲了一个理由，他讲这个政权有一个特点，在这个社会当中没有哪一个阶级跟这个政权是生死与共，而资产阶级跟这个制度是生死与共。一个前共青团书记摇身一变就是这个公司的经理，没有任何利益可以值得他留恋，而且在这个时候他得到的私有财产更好，在旧制度下他没有合法的谋求他的私有财产，而在公有阶级的时候觉得这个政权不是他自己的政权，当这个制度出现危机的时候没有人出来为你挺身捍卫这个制度。
陈实：今天听到孟教授关于苏东红旗落地又一个新的解释，我插一句，刚才那位朋友提出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你可以学习一下孟教授，孟教授的自学道路可能能够帮助你解答这一串问题，包括刚才几位朋友提出的问题。孟教授上大学的时候，第一学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二读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但是，这两个还不够，他读了奥塔•锡克的《第三条道路》，大家知道锡克是谁吗？可能大家都不知道，他是80年代捷克的一个经济学家，讲东欧的改革。其实在苏东解体之前，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已经出现了一大批经济学家，他们在探讨这个社会主义道路应该怎么走，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应该怎么进行改革，这里面就包括捷克奥塔•锡克，孟教授就读他们的这些书，他为什么读这些书？是因为他心里装着中国的改革，就是那一代学生的思想状况。接着，跟孟氧教授学什么呢？学资本论的考据，因为他是被无辜判死刑，在监狱里管了13年，13年他蹲在监狱的马桶旁边，出去的时候已经没有嗅觉了，却带回了12公斤半的手稿，就是对资本论里面各个点的考据。所以，孟教授就是跟孟氧教授学习的，而且孟氧教授是一个很刚的人，看不得缺点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说孟教授有遗风。第三，到了北大跟陈岱孙教授，陈岱孙教授的遗风就是讲课很准时，一讲完那个字下课铃就响了，这是在北大闻名的，刚才孟捷教授也是非常准时的，可惜我们没有铃声。陈岱孙教授是我们国家经济学里面的元老，他的贡献第一是梳理了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第二个是关于经济学史的讲义，刚才我旁边的小朋友问我，孟教授的有些东西听不懂，我就说你要看看陈岱孙的这本书，再去看看孟氧教授的书，然后再回来看看孟捷教授的你就看懂了。
还有一个，在这个基础上他进一步到英国，到日本去开始研究演化经济学，可以说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们经济学发生了一个非常主要的变化，就是从理论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到了应用经济学，这些年评的诺贝尔奖几乎都是关于应用经济学的，但是经济学的话语始终被称为帝国话语。我觉得你要解答这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问题，要解答现在这个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种互相和平竞争的一些问题，我觉得你可以通过孟捷教授的学术道路来进行这方面的阅读，说不定你自己就把这些问题给解答了。
提问4：听了孟教授的讲演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把很多政治学的理论从早期到现在都做了一些梳理，其中很多观念对我的启发性都比较大。现在老百姓认为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这个问题搞的土地炒卖得这么严重，广东就更加严重了。所以，我想这些问题今天听了讲演我觉得有很多启发，政治经济学确实不可分割，以前有人认为朝鲜在政治上从来都是正确的，但是经济上始终发展不起来，我想听听孟教授来解释这个问题。
孟捷：刚才我讲后革命政权它有问题，它不可避免的走向官僚化，左派从来不敢分析这个事，这次危机实际上就彻底暴露了我们后革命以后建立的政权，因为它允诺我们将走向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但是，刚改造完了就出了这个事，有这么一个阶层出来了，在那个时候宁可死人也不让你去讨饭，就是为了保他的官位。所以，这就表明社会主义革命的允诺，就是这个危机就表明这个制度在这个社会是不可能存续的。但是，中国比北朝鲜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跟前苏联不一样，跟北朝鲜这些国家不一样。
陈实：第一，即兴的回答有的时候不能完全满足大家的需要，但是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问题提出来。第二，也允许专家进行不太圆满的解答。第三，我个人觉得无论看历史还是看现实，无论是看国内还是看国外，无论是看社会主义还是看资本主义，我觉得还是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看会好一些。我觉得列宁有一句话讲得特别好，我们在认识历史和现实的时候，我们如果看历史的时候我们是要用历史的唯物主义，就是我们要了解这个历史的时候，我们要用历史的唯物主义。但是，我们在评价这个历史的时候，我们必须是历史的唯物主义。我觉得这句话很深刻，我们现在探讨这么大的理论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有这样的一些态度。
提问5：孟教授您好，今天听了您的讲座感触非常深，因为平时接触各方面的观点比较多，所以我在这里听了之后有一个小的疑惑，我之前听过郎咸平关于国际改革的一个讲座，他的观点有一点激进，他提到了一个观点，他说马克思以前有一个理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产阶级跟无产阶级的矛盾会导致资产阶级的灭亡，但是郎咸平自己提出观点，他认为马克思观点里面的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于上个世纪原始的资本主义制度，而现在这个制度已经是在社会福利和教育方面，甚至陪审团的制度等方面得到了一个缓和，在他的理论下他觉得这个是不足以使它导致灭亡，未来应该是共存的一个看法。他也对国际改革提出了很多比较激进的观点，听了他的观点之后，我们的感触非常多，听多了以后反而更加迷惑，所以我就非常得到一个比较清晰的观念，谢谢。
孟捷：现在有挺郎派，有倒郎派，我还是属于挺朗派的，我觉得他还是有贡献的，如果说今天中国的氛围有点变化的话，是有他的贡献的。《南方周末》一直是比较右派的，现在有一个《炎黄春秋》也是一个比较右派的，左派也有一些，我觉得平衡是一个好事。中国的社会向多元化发展之后，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平衡，如果都是右的就很麻烦，完全是左的也会有问题。左派的有些观点其实也是对的，所以意识形态的平衡很重要，其实比较健全的观点是中左和中右的观点，我自认为我的观点是中左的观点，中左和中右应该在很多方面有间接性的对话。其实你说的是马克思1948年《共产党宣言》早期的观点，晚期的观点已经有变化了，它讲迄今为止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把阶级斗争看作历史发展最主要的动力，这个从历史发展来讲把阶级斗争的作用夸大了。
陈实：刚刚孟教授已经解释了，我也给你提一个建议，我觉得你在这个方面可以学习海涅的态度，曾经有人问他，当时德国处在的时代也是各种思想的交锋，比较偏向于马克思，曾经有人问他在这些思想当中你取哪些思想，海涅的回答是，所有的东西我都像橘子一样，我吃它们的汁，我吐出他们的核。
提问6：有两个问题想请问一下孟教授，我第一次来听“岭南大讲坛”，我之前一直是在红旗下长大的，上了10年政治经济学的课。第一个问题是想请您评论一下，昨天晚上我看了新闻联播，李长春同志主持马克思主义文集再出版。第二个问题，在网上现在流行这么一个观点，有这么一个笑话，因为我是70年代前期出生的，老师、同学问你为什么读书，我们是真诚的这样回答的，“为中国之崛起而读书”。到80年代左右的人，问他们为什么读书，他们说想找一份好的工作。到90年代还有这个世纪毕业的人问他们为什么读书呢？他说为了买一套好的房子。我想请一下孟教授评论一下中间的变化和这背后深层的原因。
孟捷：你说的马克思文学的实践本，应该是第一次出版。我觉得谈谈马克思没有错，但是不能光谈马克思，我觉得在今天的情况下谈点马克思不是坏事，是对马克思一点的提升。你的第二个问题比较难回答，因为变化很大，原因有很多，至少有一个原因，大学教育从你那个年代到现在已经有一个变化，90年代以后大学扩招，大学校园从精英化已经越来越向国民教育靠近了，大学生的性质、身份发生了变化，我们那个时候是分配，尤其是我的前两届的分配，基本上全部是国家最好的岗位，都是精英式，那个时候为中华崛起读书是有本钱说的，因为毕业以后马上就要分配到重要岗位，但是现在大学生已经没有这个光环了，读一个本科算什么呢？谁不是大学生呢？所以大学生只是劳动力市场上的一个后备人员，跟以前的精英式不一样，这个原因很复杂，我觉得不好说。
陈实：我帮孟捷教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关于马克思主义文选的问题，今天孟捷教授这堂课就告诉我们马克思值得读，现在还要读，为什么还要读呢？西方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叫弗洛摩，弗洛摩打了一个比方，他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人类史上是一场革命，佛洛依德在人类历史上也是一场革命，人类就像一条大船，马克思是这个船上的船长，而佛洛依德是这个船上的水手长，我觉得这个比喻很有意思，这是我们重新去读马克思的一个理由。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读马克思还是犯教条主义的错误，这是第一。第二，我觉得马克思也需要照亮，要根据现在的情况来重新对马克思理论里面的很多东西进行重新的认识，也就是今天孟捷教授讲的，我们要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讲大学生三代读书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时代的变化也产生了社会矛盾的变化所反映出来的一种结果。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我读书的时候是现在的广雅中学，当时的黑板上写着“向388高地进军”，你们知道什么叫“388高地”吗？因为当时国家一级教授的工资是388元，据说比毛泽东还多一块，所以说黑板上是“向388高地进军”，到了64、65年的时候我们叫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这样很多人就要下乡劳动，积极的下乡劳动回来大家就是一颗红心一种准备，不是两种准备了。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就是考不上大学就下农村，大家回来就是一颗红心一个准备了，不两个准备了。就是说每一代的大学生反映了社会矛盾的变化，但是有一点，一定是一代比一代强，别看现在90年代的鼻涕虫，但是将来的国家是由他们来管，现在的国家是由你们这一代人来管，但是将来还是由90年代的人来管。
今天的提问就到这里了，我们按照我们论坛的惯例，现在我开始袭击一下孟捷教授，请你用两三句话跟我们讲一下你对文化的理解，什么是文化？
孟捷：经济学家凯恩斯说过文化，说文化是一个薄薄的蛋壳，他说这个是针对革命来讲的，你不能轻易的打碎，打碎之后再弄起来就很麻烦，用一句话概括，我不是搞文化的，我感觉我好象没有什么文化。
（本文根据现场速记整理，仅供学术参考，其中观点仅代表发言者！）
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孟捷
时间：2009年12月26日
陈实：各位街坊、各位听众、亲爱的朋友们，“岭南大讲坛•文化论坛”第二十三讲现在开始！今天的主讲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孟捷教授，他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危机后的政治经济学》。我们大家都知道，2007年8月美国爆发了大规模的次贷危机，接着迅速波及到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到2008年的9月，这个危机蔓延到美国的金融业，从而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面对着这场战后以来最严重的危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又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在欧洲，《资本论》的销量直线上升，从法国的总统萨科奇，德国的财长斯泰恩布吕克，下到大大小小的一些银行家、企业家，都希望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里面获得解救这次危机的药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能否回答现实问题，能否解答危机的爆发和新自由主义的失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如何解释这个市场和制度创新的联系，如何理解国家与经济的关系，如何处理政治经济学和当代生态主义的联系，如何实现创造性的转化。我们今天请来了孟捷教授来给我们解答这一连串的问题。
孟捷教授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孟氧和陈岱孙的弟子，他在复旦大学读本科的时候他读的是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并且是读锡克、弗兰尼茨基、卡德尔等等这些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大师的著作，从这里他开始走向马克思主义。在人大，他师从孟氧教授，他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非常扎实的考据，在北大他师从陈岱孙，认真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与古典经济学的关系，完成了经济学说史的学术训练。此后，他到了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和牛津大学，在这里他开始打通新熊彼特技术创新经济学和曼特尔的长波理论。在日本京都大学，他进一步探索了演化经济学，他为自己身上的学术造诣落尽了他的三千青丝。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他一脑袋智慧的光芒，透过搁在鼻梁上无边的眼镜，你还可以看到他谦聪自幕的眼神。据说孟捷教授讲课的时候声音浑厚，语气中和，举手投足之间沉着冷静，而且温润如玉。那么，我们现在就来感受一下孟教授的风姿、风华和风采，有请孟教授！
孟捷：感谢论坛对我的这次邀请，也很感谢刚才陈先生对我的介绍。今天这个题目，最初我报的时候对这个论坛还不是太了解，后来经过沟通以及在网上看了这个论坛，我觉得这个论坛在国内是搞得很好的一个，应该是独步全国的一个论坛，办得非常有声色，对学术和公众的交流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空间。我有一点忐忑，因为我谈的是危机以后的政治经济学，所以我也不知道大家对政治经济学有什么样的理解。改革开放以后，“政治经济学”是一个非常有歧义的一个词，大家对这个词什么样的认识都有。从我来理解，政治经济学你可以说它是理论经济学的代名词。当然，在现实当中政治经济学的意义很多，有各种各样的含义。危机之后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谈在经济危机之后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觉来看政治经济学，对它提出问题，它有哪些挑战，它经历了哪些变化。
这次危机，我们说对政治经济学提出了一个挑战，这表现在很多方面，这里有很多故事，大家有可能在网上也看到了，比较好玩的一个故事就是说英国女王在危机以后到伦敦经济学院去访问，问他们的一个教授，说这么大的危机，为什么没有人预见到这么严重的一个危机呢？后来经济学院的两位教授就作为代表就给女王起草了一封信，这个信里就承认政治经济学在这方面有什么缺点，有问题。一些教授在信里还讲，说这个问题还出在英国的经济学教育的问题，这个教育的特点就是过多的追求数学上审美，追求数学的形式主义，忘记了理论和现实的关系。这方面有很多讽刺经济学的笑话，我最近又听说了一个，说有一个人坐一个热气球，飘着飘着就失去了方向，然后就让这个热气球下沉到地面，然后他就问路边的一个人说我在什么位置，地面的这个人就回答，说你在一个热气球的下方。这个坐热气球的人就说，你肯定是一个经济学家，为什么呢？因为你描述很精确，但是一点用都没有。
我们通常讲西方经济学，但是更准确的讲是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特别是在冷战以后的30年，在全球都是一个扩张的趋势，我们说冷战以后资本主义在全球全面凯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借助这个插上翅膀也传遍了全球。在这次经济危机中出现了一个问题，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缺失，不光是经济学家有体会，比如说有一个演化经济学家他也到中国来，我一会儿会讲到演化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不一样，演化经济学是80年代以后产生的，我们叫它是理论经济学的范式，新古典经济学是一种范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种范式，演化经济学也有一个范式。所以，在整个理论经济学的版图当中有3-4种理论范式，这是3-4种最基本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在西方是一支独大，演化经济学家在危机以后给我们群发邮件，他搞了一个基金会，呼吁大家为这个基金会捐一个英镑和一个美元。这个基金会干什么呢？致力于经济学的变革。他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这次经济危机之后西方经济学能不能有一个转变，摆脱对数学形式的依赖，对现实更关注。这种矛盾也不是这次危机之后才暴露，危机之前也就有。在20世纪初期，在法国学生就爆发了一个运动，大家知道法国的学生很厉害，在60年代中国人搞文化大革命，法国学生也是上街游行。大学经济系的学生反抗，说教授教给我们的经济学我们不满意，这种经济学脱离实际，然后还给它起的这个新的名字，这个词不太好翻译。这个词的含义是指这个人心理上是闭锁的，就是我们说的宅男，从来不出去，不跟人交流的。这个运动闹得很大，后来这个法国的部长也来接见，美国的一个老学者80岁了，坐飞机从美国飞到巴黎跟学生见面，呼吁学生造反。但是，后来的造反运动没有结果，学生的力量还不够强大，但是成立了一个运动，叫“经济学改革运动”，国内已经有学者把这个书翻译过来了，叫《经济学改革运动100天》。
这里我还想谈一下诺贝尔奖得克鲁格曼，危机以前有很多非古典经济学家反对新古典经济学，或者有很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反对新古典经济学，如果诺贝尔奖得主他也反对新古典经济学这个就比较特别。我们今天有两个非常主要的诺贝尔奖得主，一个叫斯蒂格利茨，一个叫克鲁格曼。克鲁格曼今年6月份在伦敦有一个演讲，这个演讲的措词很激烈，他说最近30年以来的宏观经济，他说说的好听一点，最近这30年宏观经济学是没用的，说得难听一点，这30年的经济学是有害的，这个措词是很激烈的。看到这个演讲以后，我的一个学生到我的办公室跟我讲，他们说他们现在学的宏观经济学就是最近这30年的宏观经济学。中国大学最近这几年有一个典型的倾向，所有的大学把政治经济学的课排得很少，西方经济学的课学得越来越多，他们要学西方经济学原理，然后要学中级西方经济学，还分两门课，分别叫中级微观经济学和中级宏观经济学，上完的以后还要上高级宏观经济学和高级微观经济学。这个学生跟我讲，他说我们学了这么多全部都学了一些废物。克鲁格曼话音刚落，英国有一个杂志叫《经济学人》就开始做这个题目，就找了过去30年宏观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谁呢？美国大学的教授叫卢卡斯，就请他了写一篇文章。他也很会写，他就在经济学刊上写了一篇大作，为他自己辩护。北京大学有一个学者，也是一个留美的海归，叫陈平，他看了这个文章以后马上投诉经济学家，对卢卡斯和克鲁格曼进行批驳。当然，陈平教授也是国内很难得的一个教授，因为他是海归当中能够很自觉的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批判。但是，陈平教授很寂寞，有一次开会陈平教授说，他回来以后对北大的学生很失望，因为他们只对新古典经济学感兴趣，但是那些东西全部是错的。他以前是搞物理的，他发现很多诺贝尔奖得主得出的一些观点当中的数学是有问题的，数学是错误的，但是后来没有人去大声疾呼的说，他就算了。
除了经济学家以外我们说政治家，一些政治家在危机以后实际上对这个问题的体验也很深刻，我就想介绍澳大利亚的总理陆克文，他在今年2月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写得很好，里面有一个提法，他在这个文章里面公开抨击自由主义是造成此次危机的元凶，提出“要将国家的重要性以及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说发展为一个面向未来的、全面的理论框架”这样一个命题。认为新自由主义是造成这次危机的元凶，不能说这个观点是一个没有争议的观点，实际上是有争议的。在08年爆发危机的时候，当时我们在西安开了一个会，当时在西北大学，我做了一个发言，我代表会议组织的秘书处做了一个概括，其中我谈到我们年会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我们从成立一开始我们对新自由主义就持坚决的批判态度。我发言以后，当地有一个经济学界的前辈，很活跃的一些经济学家的老师，他对我的观点就提出了反对，他不承认有新自由主义，他说没有新自由主义。如果没有新自由主义，我们的批判就成了无的放矢。当然，他的意图很明显，他不承认实际上就是回避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在理论上的争议是很大的。当然，我们说有新自由主义，并非说新自由主义经济主导了中国30年的经济的改革，我们不是说明这个观点，但是我们觉得，新自由主义并没有主导中国30年的经济改革，但是中国在改革的某些领域受到新自由主义的严重影响，所以说局部的改革政策是被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我们可以很容易的举出一些例子，比如说医疗改革或者住房，这些是严重的被新自由主义引导的一些领域。
当我们逐渐看到新自由主义在这样的领域中造成的危害，不仅老百姓不满意，所谓的左派不满意，实际上真正的自由主义右派也不满意。所以对这个政策现在普遍的舆论都不满意，如果在意识形态，在舆论上都不满意这个政策，这个政策可能是不好的。陆克文提的这个命题水平非常高，他说“要将国家的重要性以及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说发展为一个面向未来的、全面的理论框架”，这个话分析一下很有意思，他提出来国家的重要性放的位置比较高，这是针对新自由主义来讲。因为新自由主义我们通常强调“四个化”，私有化、自由化、强调全球化，还有一个“化”暂时想不起来了。所以，他把国家的重要性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这是危机以后要引起我们重新反思国家和经济、市场的关系，他提出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说”，这跟新自由主义是完全相对，他代表西方的左翼，新自由主义是右翼。我们今天谈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从什么时候产生的呢？是冷战以后，具体来讲比冷战更早，就是从里根跟撒切尔夫人上台。
这里可以讲我个人的体验，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崛起，它刚刚崛起的时候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也搞不清楚，80年代中期我在上海读书，我是复旦大学的学生，美国总统到中国访问一般不在北京大学演讲的，他喜欢到上海复旦大学演讲，奥巴马去复旦大学演讲，在几十年前里根总统访华也是在复旦大学演讲，当时里根在复旦大学演讲的时候我们还在校，当时有一个女学生给里根总统提了一个问题，当时谁也不知道里根是什么人，今天回过头来再一看才知道，原来里根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政治上的一个提倡者。就是说这种观念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有的，但是如果在政治上，在决策层面没有采纳的话，它的影响不会很大。但是，一旦在决策层面把一种理论变成政权以后，这个就不一样了。当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这个词讲的更多的是政策，但是它的背后是新古典主义经济，这就使得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霸权地位越来越强。我们今天一回顾，从80年代我们上学以后，你在大学所学到的知识话语是被新自由主义强烈影响的，比如说哈耶克，老师所教的，学生所学的基本上全是这些。
如果说我们今天的危机有一个变化，就是我们会有一种新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学说。我们中国人经常讲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那个30年是这一套知识话语，有可能你们的知识话语，或者在你们求学的这4年、8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整个世界的话语会是另外一番模样。经济学家也一样，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学家，很多是在那块知识化占霸权的时候它浮出水面，它获得知名度，现在是这一套知识话语。所以，如果是在新自由主义话语占统治地位的时候你要讲一套跟它的话语不太一样的东西，那就非常的困难。陆克文提出来我们要强调国家的重要性，要有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的政治地位，我们要把放在一个面向未来的、全面的理论框架，这个提法是很有水平的，什么叫面向未来的？实际上过去的中国理论框架是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这套学说实际上还没有一个真正好的框架，就是说还不全面，所以说这个提法的水平是很高的。
我们不是说亚当斯密的东西今天不重要，但是很显然，这个东西已经远远的不够用了，因为经过200年我们有非常丰富的经济发展实践，有非常多的经济理论，你还想指望国学能拯救中国吗？不可能的。你想用亚当斯密就能够给我们中国带来和谐的市场经济吗？不可能的。所以，危机之后我们理论经济学的版图会发生什么变化，这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大的问题。我跟我的学生讲，你们很幸运，你们在念书的时候经济学的版图都是松动的，很多学者都意识到这一点，就是说现在没有一个理论能够包揽天下，但是西方还没有反映在本科生的教学里面，一些顶尖的经济学家都认识到新古典经济学这一家是不够的，除了新古典经济学以外，我们也可以跟学生讲一些不同的理论。当然，在本科生的教学里面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这一点。中国人在经济学教学里面就照抄西方，抄来抄去的，但是人家现在也在变。当然，最后的变革能不能实现，不完全是理论的事，也得看经济现实。只有这个危机的程度越严重，越频繁，这个变革才有可能发生。是不是每一次都变？凯恩斯理论的出现也是这样，他有那个时候革命、世界大战这些背景，凯恩斯主义才开始流行，否则他光靠一个理论也不可能。所以，这就取决于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和这个矛盾深化的程度。所以，这也再一次表明，经济学家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经济学家是渺小的，千万别只听某一个经济学家的话。
危机以后，理论经济学有哪些问题需要我们回答？当然，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严格来讲也超出我个人的能力，今天我想跟大家从四个方面来谈一谈。
第一个问题，如何在理论上解释市场经济实现协调的可能性。这次危机以后，我在北京就碰到马克思主义左翼的人，他们说今天我们可以重建社会主义，跟30年前相比，我们的生产力已经很丰富。但是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因为这不光是生产力多少的问题。这里就有一个问题，这次危机以后，危机动摇的并不是资本主义本身，危机动摇的是30年以来美国，甚至英国所采用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体制，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种体制，比如说我们在其他国家，比如说在北欧，资本主义跟资本主义是不一样的，有很大的区别。所以，这样一个问题还存在，危机没有动摇资本主义本身，这样一来我们还是要看到这么一个问题，今天的经济学或者一个国家对经济制度的选择，我觉得受两件事情的影响，一个就是冷战的结束，二是这次金融危机。冷战的结束意味着计划经济跟市场经济相比，市场经济胜出。苏东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瓦解，市场经济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选择，成为了一种普适价值，危机并没有使这个问题失去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是要回到亚当斯密传统的问题，什么问题呢？亚当斯密当时提出来一个问题，凡是一个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有一个根本的特征，就是它的经济决策是分散的。
这跟计划经济不同，在计划经济当中决策是由中央机关做的，而在一个市场经济当中，不论是投资的决策，消费的决策等等是无数人分散的做出来的决策。这样就有一个问题，由无数人进行分散的独立的决策，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它能带来某种秩序吗？还是不能带来某种秩序，这是亚当斯密说的。当然，大家都知道亚当斯密提出了一个正面的回答，说是可以带来这个秩序，这是亚当斯密很著名的理论就是“看不见的手”。当然，后来马克思嘲讽他，他说你怎么知道无数人追求自然的利益，独立自主决策一定相互促进了大家的利益，而不是彼此妨碍？马克思提出的这个问题是对的，当然，亚当斯密当时有进步的一面，因为他当时提这个问题还没有资本主义，亚当斯密那个年代，严格来讲还没有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还是朦胧的，所以他的任务是给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摇旗呐喊，在这个意义上讲亚当斯密是进步的。对这个问题，我们现有的理论经济学范式有三种典型的回答，我给它做了一个概括。
第一种回答是新古典经济学，它继承是亚当斯密的基本结论，就是说无数人的分散决策带来了一个结果，在新古典的术语里叫带来了一般均衡。这个均衡状态里面每个人的状况都是最好的，你要打破这个均衡的话每个人的状况都会不如从前。新古典和亚当斯密的区别就在于，他们在一个严格的假定下，他们通过数学证明了这一点，证明时间是在上个世纪中叶。当然，他是在一个严格的假设下证明的这个原理，把200年前提出的原理在数学上得到了证明，在一个模型当中求得了一个均衡点。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另外一个解答，大家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有一个著名的表述，资本主义是无政府状态，资本主义最基本的矛盾是社会生产是无政府，但是个别企业的生产是有计划的。所以说，“整个社会生产是无政府的”，这个措词本身就是一个评价，就是说你是不行的。
所以，无数人分散独立的决策，最后的结果是无政府状态，是混乱，是危机，甚至是崩溃。在马克思以后，通常我们讲马克思用铁的逻辑在《资本论》里面讲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这个话大家有误解。马克思的基本论并没有通过一个模型证明资本主义将出于哪些经济规律必然完蛋。大家知道，《资本论》的第三卷马克思没有写完，是他死后恩格斯给他编写完的，编出来以后马克思的学生，就是我们讲的第二国际的经济学家，看到了这个著作以后很失望，他们说我们本来期望马克思的第三卷是要严格的推倒古典主义经济崩溃，但是没有看到马克思有也么一个推论，马克思只说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率会下降，但是这个利润率下降，下降到什么时候资本主义崩溃，他没有讲到。所以，第二国际理论家后来就想搞各种模型，有的是数学模型，其中最好的一个模型是给定条件，资本主义在38年后崩溃。当然，有一个最有影响的模型是卢森堡提出来的，这个模型很有意思，这个模型虽然有问题，但是很深刻。他批评马克思，说《资本论》太抽象，《资本论》抽象到什么程度呢？说我们假设全球只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你看多抽象。所以说，马克思活在全球化的前面，我们今天全球化都不知道为什么，从欧盟身上你能看到一点影子。马克思说，我们假设全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卢森堡说不对，资本主义是历史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总是在跟非资本主义并存的情况下发展的。卢森堡讲，资本主义有一个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是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是没有人买得起的，工人买不起，剩余价值只能依靠前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来购买，一旦全球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以后，这个购买剩余价值的第三方来源就没有了，到那个时候资本主义就没有了。所以说，他的观点就是什么时候全部资本主义以后资本主义就灭亡了。这个理论出来以后包括列宁在内都批判这个观点，说这个观点在理论上有问题。当然，这个理论很深刻。
所以，总的来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一个倾向，就是资本主义是要崩溃的。到斯大林的时候就提出了更进一步的理论，1929年、1933年危机，意味着我们进入了一个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时代。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资本主义在二战以后又活过来了，活到了前苏联又垮台了。在苏东剧变以后，历史终结论登场了，说法西斯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全玩过一个遍，对于资本主义胜出，历史终结了，人类再也想不出什么新花样了，我们以后不是生活在时间里，我们是生活在空间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历史了。历史终结论话音未落，“9•11”开始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就出来了。在新古典经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大家一看这理论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是为资本主义辩护，一个是说资本主义会灭亡。经过20世纪的戏剧性的变化，在80年代以后出现了演化经济学，我个人是比较赞同演化经济学对这个问题基本的处理态度，它找到的两者中间另一条道路。这里有两个代表人物，他们提出来了新古典的均衡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论、演化经济学的协调论。什么是协调？协调在这里有一个特殊的含义，比如说新古典经济学他不承认马克思所讲的资本主义有内在的不均衡，不稳定，而马克思主义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矛盾，各种非均衡的趋势，但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根本没有办法协调这些非均衡趋势，最后只能让这个体系把它炸毁掉。他们提出来资本主义实际上有可能使得这种一种非均衡的趋势对接，这是两个方面的一个综合。一方面他承认资本主义是存在固有的非均衡的趋势，这是一种矛盾，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承认，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些非均衡能够受到约束，就是说能够被协调。而且他讲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到资本主义作为整体，它被协调的可能性是有的，就是有造成非均衡的趋势，但是也有一些反趋势。
的确是这样的，马克思这个人很复杂，在他的书里面你可以找到不一样的观点，当然，他有一个为主导的观点，他对相反的观点不是不知道，他也有。比如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面讲，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结果是造成阶级的两极化，整个社会的阶级日益分裂为两个阶级，一个是无产阶级，一个是资产阶级，所有的中间阶级都会被消灭。但是，在晚年的马克思的著作当中，在他的手稿里面可以找到另外的观点，他说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中间阶级越来越庞大，这个阶级的庞大成为了资本主义的安全阀。所以，为什么后来有修正主义呢？就是后来把马克思主义的话拿出来修正。资本主义不会像马克思所讲的会灭亡，资本主义的阶级构成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这就导致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第一次大飞跃。本来是一家人，像英国的工党，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本来跟共产党都是一家人，但是当时就分裂了。所以，演化经济学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新的看法，这个看法提出来以后马上就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协调性的可能性存在，那么协调的手段是什么，途径是什么，是哪些途径使得资本主义有可能协调它的非均衡趋势。从我个人的认识来讲，我认为可能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因，当然可能不止这两个原因。一个原因，资本主义条件下，我说是发达资本主义其中所表现的，用演化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就是发达资本主义迄今为止是一个推动技术创新的一个巨大的发动机，在创新绩效它比其它经济体系要强，比如说比传统计划经济要强，它是一个推进技术创新巨大的发动机。第二个原因，通过政府和经济的关系，通过不断的重新界定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比如说凯恩斯以后，通过这些类似的政策，他调解了社会分配，对市场经济很多不受约束的规律做的约束。
第二个问题，如何系统地阐明市场经济与创新在制度上的联系。我想专门谈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如何阐明市场经济与创新在制度上的联系，因为这是达成协调的一个重要途径。这里就涉及到我们对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在绩效上的比较，怎么去进行比较。苏东计划经济垮台以后，在经济学上我们对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做的一个比较，有人说计划经济不好，市场经济好，基本上有两个观点。一个是从信息的角度，一个是从激励的角度。什么叫信息的角度呢？就是说你是中央计划机关你要搞经济计划，但是你得不到你所需要的信息，没有这些信息你没有办法做一个科学的计划，这样你的计划就是有问题的，就是错误的。这个观点最早是哈耶克讲的，他通常被看作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但是他也是反对计划经济的一个最坚决的斗士，在50年代谁都说计划经济可能要把市场经济代替的时候，他跳出来为市场经济辩护，哈耶克当年的地位就像今天的马克思的地位一样，但是人是复制的，虽然他有这个观点，但是在经济学理论上他是坚决反对新古典主义的。第二个观点是激励。假设中央计划机关能够有信心制定出这个计划，但是你没有足够的动机去执行这个计划。有一个杂志叫《百年潮》是讲国史的，有一次讲了汽车工业发展史的故事，说80年代初给中央打报告说发展汽车业，当时中央主管这个问题的领导，我估计至少是一个副总理级别的领导，但是也没有说是谁。他就说，你们做轿车，为什么不能让老百姓也坐上轿车呢？然后这个领导讲了，你可以向《人民日报》写文章，我不让你搞汽车你就不能搞汽车。然后过了5年，同样的计划又递到中央，这次递的级别就比较高了，递到小平同志那里去了，然后小平同志就批示说可以考虑和外资合作生产汽车，然后我们就有了桑塔纳、捷达、东风等等，你看，计划经济是这么做的。本来这些都是一些好的东西，但是到现实当中的计划经济当中，领导人做决策就是凭他个人的某种想法，所以中国进入汽车工业时代至少晚了5年，也就是他没有动机去制定一个有利于大多数的计划。
但是这个情形也有问题，从激励和信息这两个对市场经济的批判来看，在我个人看来，反过来在市场经济上同样有效，即便新古典经济学本身的理论已表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一个价格机制解决不了哈耶克所讲的问题。在西方经济学里面这个问题表现为外部性问题，这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术语。什么叫外部性呢？在市场价格是内部反应不了、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说你买了我这个产品，你买了我的这个家具，这个家具可能是木材，这个木材用的是亚马逊的木材，它有价格，但是这个价格反映不了亚马逊森林对整个生态带来的问题，这个价格只反映了你这个公司采伐这个木材运到这里所消耗的成本，这个价格并没有反映对整个社会，对全球生态造成的影响，这个叫外部性。所以，外部性就意味着价格同样解决不了信息问题，假设这个价格是充分反映了资源的稀缺性，但是实际上它做不到，价格并没有充分反映这个信息。激励也一样，大家看一下这次危机就知道了，美国对CEO的激励成了美国的政治问题，法国的总理也都呼吁要给银行现金，中国的保险公司的老总年薪650万，两个老总还为自己辩护说我就值这么多。有一次中央党校前副校长也在呼吁，说政府怎么能够允许这样的事发生呢？如果在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允许的事情在中国堂而皇之的出现，这会是什么现象？
在美国资本主义也存在这样的问题，CEO和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从50、60年代的几十倍上升到几百倍，甚至到几千倍，这个变化是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以后发生的。在90年代以前，日本企业的会长和普通员工的差距只有十几倍，那是跟美国完全不一样的资本主义模式。所以，对工人激励的严重不足，对CEO的过度激励成为了政治问题，现在美国整个金融部门把政府挟持了，收益全归它，一有风险全部是纳税人的风险。那么你怎么样给市场经济辩护呢？市场经济好不到哪里去，五十步笑百步，我是从这两个观点来看。
第三个观点，就是创新。在创新绩效上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熊彼特当年有一个观点，在50年代的时候，资本主义马上要取代社会主义的时候，他说资本主义要长驱直入社会主义，为什么？经济学家要提出一个经济学理论，熊彼特有一个观点说，使得资本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就是技术创新，跟以往的社会都不一样。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也有一个问题，资本主义一个最大的优点是资本主义创造了一种制度，在这个制度上形成了竞争，由于竞争使得这个社会的剩余必须用来投资，必须通过投资来进行，如果你不这么做，你这个社会的上层社会，社会的精英地位就不能被保持，所以熊彼特有一个著名的比喻，资本主义的上游社会是一个旅馆，住在这里面的人是进进出出的，就是说你不一定一辈子都在这里，说不定哪天你就要到大街上去睡去了。所以，这个重点就是说用它的剩余来投资、来竞争，把这个剩余用来进行奢侈品消费，这肯定是一个发达国家。
但是，中国今天也很危险，我来广州之前刚刚看到凤凰卫视报道一个消息，说今年中国消费了全球奢侈品的40%，如果中国走上这条道路，中国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发达国家。就是你的剩余能不能用于投资还是用于奢侈品消费，这就决定了你是走向菲律宾的道路，还是走向发达国家的道路。如果决策者他的地位是不被竞争挑战的，他的竞争是稳定的，那这个东西就肯定不是。所以，熊彼特讲资本主义的特点就是创新，但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特点是什么？资本主义就是大公司，比如说资本主义的大公司，每年的创新有一定的费用，既然创新可以被大公司计划，而且每年对它的创新的项目有记录，也有一定的费用。创新从本质上来讲，由于创新具有不确定性，创新在本质上不能被计划，而正是中央在创新绩效上不如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分散决策的特点为各种思想的经济实验提供了一个智慧保证。但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一个领导人说你不能干，那你就死定了，当然我不是说要国家把这个作为义务，只要国家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下功夫干也能干成。举个例子，比如说袁隆平，文革的时候政府给他拔了700多万在海南岛搞实验，70年代末搞成了，80年代初出风波了，丰收之后很遗憾，当时把这个功劳全部算在包产大户身上，证明改革开放路线是一个收获。但是84年以后粮食的产量就开始下降，改革开放以后就不行了，84年以后怎么就不行了呢？包括美国互联网，互联网是属于国防部的，国家也有责任。所以，当遇到问题的时候，国家和市场都有责任，光靠一个严格的计划经济肯定不行的。前苏联也一样，前苏联的军工也有其它路线。所以，把前苏联和日本比较，我们会发现，在60年代前苏联和RNB的投入占GDP的比重比政府要高一倍，但是在整个民用经济绩效上前途还不错。
第三个问题，市场经济制度的多样性。这个问题我们说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新古典经济学都没有认可，都没有讨论这个。在冷战以后，有一个法国的学者阐述了一个观点，发现在冷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跟资本主义不一样，差别到什么程度，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们今天有一个口号，叫“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坦率地讲，这个口号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的党政府执政，它都不敢用这样一个口号，但是我们共产党敢提这个口号“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是你要把效率搞好，你就要牺牲公平，这个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有这样一个理论，我不是空穴来风。你要反过这个理论离开实际很简单，如果看今天的世界经济的实际，这个理论不是很对。
经济学家搞了一个很简单的坐标，一个是纵坐标，一个是横坐标，纵坐标表示效率，横坐标表示公平，怎么衡量公平？有了积极性。那效率怎么衡量呢？用国家劳动的生产率、年度增长率，然后把所有发达国家在这个效率上一打就会发现很好玩的结论，你看美国，美国属于效率倒数第二，公平倒数第一。你不是说效率和公平是相反的吗？工资越低不是效率更高吗？但美国工人收入是倒数第二，美国在发达国家中工人的收入不仅是最低的，而且是工作时间最长的，美国工人今天的实际工资比1972年的工资水平下降了7%左右，所以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理论叫绝对平衡化，这个理论是错的。所以，后来有一个青年教师对这个写了批判，有人问我，说这个批判是完全正确的，我又加上一条，我说绝对平衡化并不是一个必然公理，但是在世界经济的某一些时期，会出现平衡化的现象，当然这绝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哪怕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不会出现绝对公平。再看这张图，哪些国家最好看，北欧国家。所有北欧的小国，最有效率，又最公平。一些欧洲大陆国家处于中间，比如说德国、法国等等，比利时跟北欧国家一样，属于最好的。这个图表明了，发达资本主义如果从公平和效益来看，不存在统一的模式，从这张图我们就能分别出三个模式，北欧模式，欧洲大陆是一个模式，美国是一个模式。这三种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存在着体制性的差别。承认这一点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你承认这种制度的多样性，就是资本主义跟资本主义不一样，那就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口号增添了一种理论，这个口号是一个力量。江泽民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跟社会主义不是可有可无的，是画龙点睛之笔，但是你要落实到实处，如果落不到实处就是纯粹是一句空话，你落到实处那就有一段历史。
新古典经济学有一个很荒唐的理论，假设所有的国家在经济绩效上应该趋同，但是实际上离开资本主义以来的200年肯定有收敛，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的差别越来越大，不同的国家之间的绩效的差别越来越大，所以怎么会趋同呢？他的理论没法解释资本主义跟资本主义不同，有的学者划分为三个资本主义，英美法资本主义，莱因资本主义，有的把欧洲跟日本划为一类，有人甚至把日本的资本主义叫集体资本主义。别小看日本，日本的教授到我们那儿访问，以前我的硕士生导师一来就问他，你们的那个终身雇佣制是不是真的？他说这个是真的，如果这个事是真的，那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社会价值理论就得重写，因为马克思主义也解释不了。日本佳能公司以前的老总现在是日本清商联的主席，叫御手洗，他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他说我们绝不让工人下岗，我们要维持佳能的终生雇佣制。我们说我们要减员增效，减员跟增效是因果关系。他说，我们佳能每年有上万项专利，如果没有终身雇佣制的话，我们的这些专利就没有办法保密。所以，终身雇佣制不是说我搞空的社会主义实现某种理想价值，不是这样的。让员工有终身雇佣制，让员工在我这个企业终身就业，可以有效促进这个企业的集体学习，是促进组织学习的一个方面，使这个集体学习不中断，否则的话你这个学习就很难维持。你很难想象一个企业的离职率很高，每年30%的人是新人，这样的企业是没有办法可持续发展的。
第四个问题，如何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态主义相结合的问题。刚才我谈到“9•11”之后就打伊拉克，打阿富汗，为什么？格林斯潘下台后都承认了要控制石油价格。所以，生态社会主义者提出的一个很好的概念，叫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所以，我有一个看法，就是“9•11”危机到这次全球经济危机之前，指导主义的矛盾是什么呢？是第二重矛盾。就是说有人为社会主义提出一个很好的概念，说马克思主义只讲了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就是资本积累的内部矛盾，用马克思的一个标准术语来讲就是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冷战一结束大家把这个矛盾忘了，把资本主义的老毛病给忘了，以为资本主义从此以后没有事，但是第二重矛盾来了，第二重矛盾把它概括为什么呢？把它概括为以资本的积累的异化，它的概念叫生产的条件为定义化。第一重矛盾里面凯恩斯有一个理论叫有效需求不足，马克思讲是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就是实现困难，产品卖不出来剩余价值卖给谁，凯恩斯叫有效需求不足。第二重矛盾叫生产的条件与生产，这个生产的条件包括很多，其中包括生产力，比如说技术设施也是，有教养的劳动力的供给也是生产，有资格的、高水平的劳动力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这些是我们国家要承担责任。
这个问题也是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占主导，马克思从古典经济学继承了一个公理，就是作为进入劳动对象的生产过程，这个供给是无限的，马克思继承了政治经济学的这个观点。马克思有一个劳动价值论，这个劳动价值论是以公理为前提的。有些人不太理解劳动价值，劳动价值论是有价格假设的，有人经常问我这样的问题，说我的房子这么贵，或者说梵高的一幅画卖得很贵，但是严格来讲劳动价值不解释这个东西，劳动价值论所讲的那些商品价格由劳动价值论来解释的产品是它的供给可以无限的增加，梵高的画他的供给是不能无限增加的。但是，假设所有的这些产品可以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的，它的供给可以无限增加，这个本身就对生态没有什么作用。刚才我们讲到，第二个理论解释森林砍伐的木头，这个木头怎么定价？难道仅仅是我们砍伐的木头所耗的劳动力来定价？肯定不是，所以说如何对自然资源进行定价，这才是现在经济理论里面需要解释的一个问题。
我们还来简单谈一下第四个问题，一些西方媒体就说我们是政府国家，也是这次危机要导致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这里介绍社会主义学家，他说资本主义始终是两股势力的矛盾，一个是市场，一个是叫社会保护运动，什么意思呢？他说一个理想的市场，它取决于把一些本来不是商品的东西硬要变成商品，他给它取了一个名高度虚构的商品，比如说劳动力、土地。但是劳动力也好，土地也好，它都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工厂生产出来的一个结果，不是资本主义的产品，劳动力是家庭和学校培养出来的，土地是自然界给予的，但是你硬要把它变成商品，这是虚构商品。如果你硬要把这些东西完全商品化，整个社会就会崩溃。所以，资本主义就分成两个趋势，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市场是没有边界的，但是它会激起社会保护理论，如果市场没有边界，这个势力很强，按照布莱妮的观点来说，两次的世界大战就是由这个导致的。所以，50年代以后，一些发达国家有社会保护理论，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又把这个平衡打破，市场又开始扩大，中国现在也是这样，中国也是在相当多的领域这个世界是没有边界的。但是政府在这个地方必须承担责任，比如说兰州拉面涨价，政府就开始限制不给涨价。政府限价，限价的结果就是会偷工减料，所以政府是糟糕的，但是它要切入市场。当然，兰州市政府的政策是不太高明的，但是这个政策不高明并不意味着政府不应该行动，你可以通过更高明的政策，比如说你给大家的收入比较高，发拉面津贴就完了，这个政策是高明的。这个想法是对的，因为兰州拉面是兰州人每天早上要吃的，就像我们广州人每天早晨要吃肠粉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政府要在援手劳动力再生产这个问题，不能完全是市场制的，这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你不能把市场变成一个没有边界的东西。
所以，布莱妮讲纯粹的市场是一个乌托邦，当然，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中，在这30年当中一喊改革，什么东西谈改革就把它发展成市场化。我们看看美国，美国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80年代以来严重的美国经济危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克鲁格曼讲这个原因在哪里他讲美国经济在20年来一些制度和规范的变化，而这些制度、规范的变化又归结为政治力量的平衡被打破了，要寻找这个平衡，美国工人有组织的工人的运动给打破了，工人的谈判力量增强了，由此造成了美国经济当中一些制度、规范的变化。克鲁格曼这个观点深刻在什么地方？他把美国经济当中平稳看起来是一个经济情况，克鲁格曼他说这个原因不是经济原因，所以他在他书里面我们不能用全球化，不能用技术变革这些纯粹经济原由来解释美国经济，他最后把原由归结为美国社会当中政治力量平衡。你可以拿这个例子来看中国，中国也一样，中国随着改革到今天，经济系数不断增长，城乡差距越来越大。所以，有一名教授有一个观点，说如果不把农民算进来，我们的经济系数没有那么大，我们的发展就没有意义。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有哪一个中国经济学家敢于宣布这个原因不是经济原因，是由政治原因造成的？所以自从克鲁格曼讲，我在美国被人称作资本主义，我说没错，你在中国你也会被称作马克思主义者。克鲁格曼在美国敢做的事在中国没有人敢做，为什么农民的收入这么低？这是政治原因，不是经济原因。比如说我有一个香港的朋友，他叫潘毅，他研究中国农民的半无产阶级化，历史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个发展阶段都有半无产阶级化，但是潘毅的概念就是说中国出现了有一个问题，就是无法完成的无产阶级，就是农民工成的一个隐语，意味着中国无法完成的战略，就是半无产阶级化产生了一个陷阱，你一进去就会犯错误。什么叫半无产阶级化？就是这些农民工劳动的使用在城市，但是他的劳动力再生产是在农村，这两个在空间上是分割的，而正是因为这一点他的收入很低，因为这些收入不需要涵盖他的劳动力再生产的全部过程，所以很低，这是中国在实际经济当中没有效率的原因，我能卖这么便宜也就是这个原因。我后来给他总结，农民工的半无产阶级至少有四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劳动力的使用和劳动力的再生产在空间上的分割，而且这种分割是制度造成的，大家在广州比我的体会可能更深，每年农民工春节的时候回不去。
第二层含义，最近刚刚闹的一个事件，也跟广州也有关，就是农民工进入了马克思主义定义的现实的各种劳动关系，但是在法律层面没有进入一个正式的合同劳动关系。所以，在湖南张家界，一个村的农民得了尘肺病，在广州得的，但是因为他们没有被承认为正式的劳动关系，因为建筑企业没有给他一个正式的劳动关系，所以他没有办法治病。就是说他进入了马克思所定义的生产力关系层面的那种雇佣关系，但是他没有进入一个正式的合同法律劳动关系当中。
第三层含义，这种农民工的半无产阶级化和劳动力商品缺乏社会保护是联系在一起的。发达国家它是无产阶级化，这个没有问题，它没有土地，它不是马克思定义的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定义的无产阶级有土地，它家家都有土地，但是他要出卖劳动力，尽管我有生产资料，我也被迫生产劳动力，因为我土地的经济价值太低。所以，中国人是自我的圈地运动，没有人赶我，我自己走，留在农村的全部是老人和儿童。所以，在发达国家是无产阶级化和有保护的劳动力组合，但是在我们这里是半无产阶级化和没有保障的劳动力组合。
第四个含义就是对它的总结，由于上述三中含义，最后它必然是一个半无产阶级化，它正走在阶级形成的半路上。所以说，这次危机以后，对我们中国建立一个像样的市场经济我们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和挑战。
最后，我所要讲的，市场经济不是一个宛如不变的结晶体，小平同志讲，我们搞了30年的社会主义，但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还搞不太清楚，所以小平同志从来不对社会主义下一个正面的含义，凡是讲到社会主义的时候都会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从来不说社会主义是什么，社会主义不是什么。我们中国人搞了30年市场经济，但是对什么是市场经济了解得不多，为什么呢？因为市场经济不是一个不变的结晶体，在分阶段地经历上重大的变革，一些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曾经把这个分成四个层面，就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资本和资本的关系；劳动和劳动的关系；政府和经济的关系，这四个层面市场经济经常分阶段地经历了重大的变革。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陈实：我认为今天孟教授的演讲非常的精彩和深刻，他讲了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在理论上解释市场经济实现协调的可能性；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系统的阐明市场经济与创新在制度上的联系；第三个问题是讲市场经济制度的多样性；第四个问题是如何处理政治经济学与生态主义相结合的问题。我自己个人感觉，孟教授他是在一种语气中和之中给我们很多很深刻的东西。
第一个，他实际上梳理了新自由主义，新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线索，以及他理论主要的要点，而且向我们介绍了演化经济学主要的一些思想，其中包括熊彼特、克鲁格曼的一些观点，我想给我们在学术上、观念上都带来了很多的启发。
第二个，别看孟教授不声不响、温文尔雅，可是他的话题和话锋里面有很多很尖锐、很深刻的东西，我觉得他是用政治经济学的深刻演讲解答了很多现实的问题，而且很多问题引导了我们走向深入。
第三个，孟教授在他的演讲里面非常平和的告诉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关于变化，关于创新这样的理念，尤其在最后的时候他讲到市场经济不是一个宛如不变的结晶体，都在发生变化，在它的主要关系上，在它主要的阶段都会发生变化。因此，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要不断的进行创新，尤其是围绕这四个问题进行创新。我不知道我这个总结是不是对的。
下面我们就按照惯例开始向孟教授提问。
提问1：孟教授您好，今天您的演讲非常精彩！我这里有两个问题，可能会比较尖锐一点，第一个问题，你刚才谈到了中国，也谈到了农民工的现象，北欧也谈到了他们的福利社会，其实民间也是有这样的段子老是在说中国比资本主义还要资本主义，北欧是比社会主义还要社会主义。其实中国却是叫社会主义，北欧却叫资本主义国家，你觉得这些定义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或者定义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实质上又不是那么一回事，你认为这个定义还有用吗？第二个问题，最近哥本哈根的气候会议也是一场闹剧，其实从哥本哈根会议的一个结果来讲，我自己感觉形象的说明了一种新古典主义经济的胜利，因为最终大家都不用去负责了。最后会议的结果焦点又集中在两个国家上，一个是中国，一个是美国，在会议的这种结果下，您觉得世界还有前途吗？您觉得经济理论能够解决哥本哈根的那种气象问题吗？谢谢。
孟捷：第二个问题，说实在的太大了，超出了我的能力。第一个定义的问题好回答，西方人其实不叫我们社会主义，西方人把我们称作为共产主义，西方媒体上我们是共产主义，它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跟我们正好相反，含义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叫自己是社会主义，但是它们的媒体说我们是共产主义。我们今天翻译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他说他们在搞社会主义，我们在搞共产主义，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前一段时间我看中国驻德国的大使的言词比较锋芒，说我们中国人自己称自己是圣人，德国人称自己是社会主义，你也说中国也是社会主义，意思就是说咱俩差不多。
提问2：今天听了孟教授的演讲，收获非常大，特别是听到孟教授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样一个理论的否定，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理论指导了我们20多年，所以我感觉到有很多的矛盾是由这个理论带出来的。我今天想问另外一个问题，刚才孟教授讲到对医疗的改革，从市场化现在逐步回归，回归到市场和计划这个平衡当中，我现在想问的是住房的问题，住房接下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国家怎么来指导，怎么样又取得市场跟计划的平衡？谢谢。
孟捷：我刚才介绍了美国学者布莱妮的观点，她的虚构商品上关于纯粹的市场是乌托邦的理论，就是说这些商品不应该成为完全的商品。所以，我们从发达国家来看，凡是市场经济搞得比较好的，在这个问题上都吃过一些苦头，都有解决之道。土地也好，劳动力也好，医疗也好，教育也好，这些公共品的供给它确实不应该完全商品化。所以，土地上的问题，我觉得政府迟早得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最好不要像日本一样，要等到泡沫以后再解决这个问题，那样就完了。在泡沫跑破灭以后，日本自民党有一个深刻的反省，他说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把土地当成了商品。
提问3：孟教授您好，您的演讲我也收获良多，我想提一个问题，纵观全球有一个感觉，社会主义不像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不像资本主义，在您所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这个范畴里面，您觉得今后有没有一种全新的主义，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是有一种新的主义可以引导我们下一步的走势呢？
陈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孟捷：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也是理论上相当困惑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在冷战结束以后，这次危机以后，比如说冷战结束以后，马克思有一个历史观，有人开玩笑，讲得也很俏皮，也很深刻，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有一个稀释观是关于历史的有轨电车理论，就是我们在这个有轨电车上我们都知道下一站是共产主义。但是冷战结束以后，这个观点就不对，下一站不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瓦解了。那么出现新自由主义，历史终结论，但是历史终结论也像是有轨电车，就是说我们已经到站了，历史结束了。当然，这个观点肯定是荒唐的，历史不可能终结，提出这个理论的人他是一个美国人，他最近几年也承认历史终结论也是有问题的。我刚才举“9•11”这个例子，他回顾四周，对手都没有了，“华山论剑”，资本主义感到很孤独，一看对手都完了，从此天下太平。所以，资本主义又分化成一个矛盾，刚才我把它解读为实际上是世界上的第二重矛盾造成的结果，但现在资本主义是两重矛盾交织。当然现在还是有一个困惑，就是对全面替代资本主义的那个制度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负责任地讲不知道。所以，马克思主义它有一个根本的特点，就是它对人类历史的未来有一个承诺，但是在冷战结束以后这个承诺很苍白。
10年前我曾经翻译过一书，当时翻译以后，在北京的书店成了那个月度的畅销书，这个书叫《权力与货币》，讲的就是从左的方面解释了苏东为什么会垮台，从右的方面解释了苏东为什么会垮台。它提出了一个命题，叫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为什么不可避免的走向官僚化，这是苏东剧变提出的一个根本问题，使得自身成为一个跟普通群众利益不同的另外一个马克思阶级意义上新的阶层。后来美国有另外一个左派学者讲，为什么苏东垮台，他跟资本主义比，他说资本主义经历过的危机比苏东经历的危机要严重得多，但是为什么资本主义的精英把资本主义一次又一次的拯救回来，而社会主义的身躯那么脆弱，他讲了一个理由，他讲这个政权有一个特点，在这个社会当中没有哪一个阶级跟这个政权是生死与共，而资产阶级跟这个制度是生死与共。一个前共青团书记摇身一变就是这个公司的经理，没有任何利益可以值得他留恋，而且在这个时候他得到的私有财产更好，在旧制度下他没有合法的谋求他的私有财产，而在公有阶级的时候觉得这个政权不是他自己的政权，当这个制度出现危机的时候没有人出来为你挺身捍卫这个制度。
陈实：今天听到孟教授关于苏东红旗落地又一个新的解释，我插一句，刚才那位朋友提出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你可以学习一下孟教授，孟教授的自学道路可能能够帮助你解答这一串问题，包括刚才几位朋友提出的问题。孟教授上大学的时候，第一学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二读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但是，这两个还不够，他读了奥塔•锡克的《第三条道路》，大家知道锡克是谁吗？可能大家都不知道，他是80年代捷克的一个经济学家，讲东欧的改革。其实在苏东解体之前，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已经出现了一大批经济学家，他们在探讨这个社会主义道路应该怎么走，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应该怎么进行改革，这里面就包括捷克奥塔•锡克，孟教授就读他们的这些书，他为什么读这些书？是因为他心里装着中国的改革，就是那一代学生的思想状况。接着，跟孟氧教授学什么呢？学资本论的考据，因为他是被无辜判死刑，在监狱里管了13年，13年他蹲在监狱的马桶旁边，出去的时候已经没有嗅觉了，却带回了12公斤半的手稿，就是对资本论里面各个点的考据。所以，孟教授就是跟孟氧教授学习的，而且孟氧教授是一个很刚的人，看不得缺点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说孟教授有遗风。第三，到了北大跟陈岱孙教授，陈岱孙教授的遗风就是讲课很准时，一讲完那个字下课铃就响了，这是在北大闻名的，刚才孟捷教授也是非常准时的，可惜我们没有铃声。陈岱孙教授是我们国家经济学里面的元老，他的贡献第一是梳理了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第二个是关于经济学史的讲义，刚才我旁边的小朋友问我，孟教授的有些东西听不懂，我就说你要看看陈岱孙的这本书，再去看看孟氧教授的书，然后再回来看看孟捷教授的你就看懂了。
还有一个，在这个基础上他进一步到英国，到日本去开始研究演化经济学，可以说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们经济学发生了一个非常主要的变化，就是从理论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到了应用经济学，这些年评的诺贝尔奖几乎都是关于应用经济学的，但是经济学的话语始终被称为帝国话语。我觉得你要解答这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问题，要解答现在这个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种互相和平竞争的一些问题，我觉得你可以通过孟捷教授的学术道路来进行这方面的阅读，说不定你自己就把这些问题给解答了。
提问4：听了孟教授的讲演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把很多政治学的理论从早期到现在都做了一些梳理，其中很多观念对我的启发性都比较大。现在老百姓认为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这个问题搞的土地炒卖得这么严重，广东就更加严重了。所以，我想这些问题今天听了讲演我觉得有很多启发，政治经济学确实不可分割，以前有人认为朝鲜在政治上从来都是正确的，但是经济上始终发展不起来，我想听听孟教授来解释这个问题。
孟捷：刚才我讲后革命政权它有问题，它不可避免的走向官僚化，左派从来不敢分析这个事，这次危机实际上就彻底暴露了我们后革命以后建立的政权，因为它允诺我们将走向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但是，刚改造完了就出了这个事，有这么一个阶层出来了，在那个时候宁可死人也不让你去讨饭，就是为了保他的官位。所以，这就表明社会主义革命的允诺，就是这个危机就表明这个制度在这个社会是不可能存续的。但是，中国比北朝鲜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跟前苏联不一样，跟北朝鲜这些国家不一样。
陈实：第一，即兴的回答有的时候不能完全满足大家的需要，但是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问题提出来。第二，也允许专家进行不太圆满的解答。第三，我个人觉得无论看历史还是看现实，无论是看国内还是看国外，无论是看社会主义还是看资本主义，我觉得还是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看会好一些。我觉得列宁有一句话讲得特别好，我们在认识历史和现实的时候，我们如果看历史的时候我们是要用历史的唯物主义，就是我们要了解这个历史的时候，我们要用历史的唯物主义。但是，我们在评价这个历史的时候，我们必须是历史的唯物主义。我觉得这句话很深刻，我们现在探讨这么大的理论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有这样的一些态度。
提问5：孟教授您好，今天听了您的讲座感触非常深，因为平时接触各方面的观点比较多，所以我在这里听了之后有一个小的疑惑，我之前听过郎咸平关于国际改革的一个讲座，他的观点有一点激进，他提到了一个观点，他说马克思以前有一个理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产阶级跟无产阶级的矛盾会导致资产阶级的灭亡，但是郎咸平自己提出观点，他认为马克思观点里面的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于上个世纪原始的资本主义制度，而现在这个制度已经是在社会福利和教育方面，甚至陪审团的制度等方面得到了一个缓和，在他的理论下他觉得这个是不足以使它导致灭亡，未来应该是共存的一个看法。他也对国际改革提出了很多比较激进的观点，听了他的观点之后，我们的感触非常多，听多了以后反而更加迷惑，所以我就非常得到一个比较清晰的观念，谢谢。
孟捷：现在有挺郎派，有倒郎派，我还是属于挺朗派的，我觉得他还是有贡献的，如果说今天中国的氛围有点变化的话，是有他的贡献的。《南方周末》一直是比较右派的，现在有一个《炎黄春秋》也是一个比较右派的，左派也有一些，我觉得平衡是一个好事。中国的社会向多元化发展之后，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平衡，如果都是右的就很麻烦，完全是左的也会有问题。左派的有些观点其实也是对的，所以意识形态的平衡很重要，其实比较健全的观点是中左和中右的观点，我自认为我的观点是中左的观点，中左和中右应该在很多方面有间接性的对话。其实你说的是马克思1948年《共产党宣言》早期的观点，晚期的观点已经有变化了，它讲迄今为止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把阶级斗争看作历史发展最主要的动力，这个从历史发展来讲把阶级斗争的作用夸大了。
陈实：刚刚孟教授已经解释了，我也给你提一个建议，我觉得你在这个方面可以学习海涅的态度，曾经有人问他，当时德国处在的时代也是各种思想的交锋，比较偏向于马克思，曾经有人问他在这些思想当中你取哪些思想，海涅的回答是，所有的东西我都像橘子一样，我吃它们的汁，我吐出他们的核。
提问6：有两个问题想请问一下孟教授，我第一次来听“岭南大讲坛”，我之前一直是在红旗下长大的，上了10年政治经济学的课。第一个问题是想请您评论一下，昨天晚上我看了新闻联播，李长春同志主持马克思主义文集再出版。第二个问题，在网上现在流行这么一个观点，有这么一个笑话，因为我是70年代前期出生的，老师、同学问你为什么读书，我们是真诚的这样回答的，“为中国之崛起而读书”。到80年代左右的人，问他们为什么读书，他们说想找一份好的工作。到90年代还有这个世纪毕业的人问他们为什么读书呢？他说为了买一套好的房子。我想请一下孟教授评论一下中间的变化和这背后深层的原因。
孟捷：你说的马克思文学的实践本，应该是第一次出版。我觉得谈谈马克思没有错，但是不能光谈马克思，我觉得在今天的情况下谈点马克思不是坏事，是对马克思一点的提升。你的第二个问题比较难回答，因为变化很大，原因有很多，至少有一个原因，大学教育从你那个年代到现在已经有一个变化，90年代以后大学扩招，大学校园从精英化已经越来越向国民教育靠近了，大学生的性质、身份发生了变化，我们那个时候是分配，尤其是我的前两届的分配，基本上全部是国家最好的岗位，都是精英式，那个时候为中华崛起读书是有本钱说的，因为毕业以后马上就要分配到重要岗位，但是现在大学生已经没有这个光环了，读一个本科算什么呢？谁不是大学生呢？所以大学生只是劳动力市场上的一个后备人员，跟以前的精英式不一样，这个原因很复杂，我觉得不好说。
陈实：我帮孟捷教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关于马克思主义文选的问题，今天孟捷教授这堂课就告诉我们马克思值得读，现在还要读，为什么还要读呢？西方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叫弗洛摩，弗洛摩打了一个比方，他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人类史上是一场革命，佛洛依德在人类历史上也是一场革命，人类就像一条大船，马克思是这个船上的船长，而佛洛依德是这个船上的水手长，我觉得这个比喻很有意思，这是我们重新去读马克思的一个理由。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读马克思还是犯教条主义的错误，这是第一。第二，我觉得马克思也需要照亮，要根据现在的情况来重新对马克思理论里面的很多东西进行重新的认识，也就是今天孟捷教授讲的，我们要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讲大学生三代读书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时代的变化也产生了社会矛盾的变化所反映出来的一种结果。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我读书的时候是现在的广雅中学，当时的黑板上写着“向388高地进军”，你们知道什么叫“388高地”吗？因为当时国家一级教授的工资是388元，据说比毛泽东还多一块，所以说黑板上是“向388高地进军”，到了64、65年的时候我们叫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这样很多人就要下乡劳动，积极的下乡劳动回来大家就是一颗红心一种准备，不是两种准备了。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就是考不上大学就下农村，大家回来就是一颗红心一个准备了，不两个准备了。就是说每一代的大学生反映了社会矛盾的变化，但是有一点，一定是一代比一代强，别看现在90年代的鼻涕虫，但是将来的国家是由他们来管，现在的国家是由你们这一代人来管，但是将来还是由90年代的人来管。
今天的提问就到这里了，我们按照我们论坛的惯例，现在我开始袭击一下孟捷教授，请你用两三句话跟我们讲一下你对文化的理解，什么是文化？
孟捷：经济学家凯恩斯说过文化，说文化是一个薄薄的蛋壳，他说这个是针对革命来讲的，你不能轻易的打碎，打碎之后再弄起来就很麻烦，用一句话概括，我不是搞文化的，我感觉我好象没有什么文化。
（本文根据现场速记整理，仅供学术参考，其中观点仅代表发言者！）
代达洛斯，或，科学与未来
（1923年2月4日在剑桥大学的演讲）
霍尔丹（ John Burdon Sanderson Haldane，1892-1964，英国遗传学家）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出版社
引言
我重读此文时，稍稍扩展了某些部分的内容。因此，它有可能丧失它原来可能具有的统一性。人们也许会批评它过份强调某些令人不快的问题。但如果要引导人们思考这些问题，这样做是必要的。引导人们思考是一位大学教师的全部工作。
正文
我在写这些文字时，脑海里浮现出两幅画面，它们来自我对上次战争的体验。第一幅画面是1915年发生的一场人们已经遗忘的战争。奇怪的是，它很像一部蹩脚的电影。在一片灰尘和烟雾之中，突然冒出大团大团的黑黄色硝烟，它们似乎带着一种明显的仇恨，撕裂地面，摧毁人类的建筑。这些东西是画面的主体。在中距离的某处，有一些面无表情的人，他们的人数在迅速地减少。我认为，战争的主角并不是这些人，而是那些显要得多的巨大的黑黄色烟雾，这些人其实是它们的奴仆，他们在战争中扮演一种毫无勇气、服从命令和注定灭亡的角色。无论如何，这种看法很可能是正确的。
如果我有幸目睹三年后的一场战争，会看到大体而言非常相似的画面，但里面的人会更少，爆炸的炸弹会更多。然而，画面里可能出现一种非常重要的新东西。人在惊恐万状地四处逃跑，一种庞大的钢铁爬虫在后面恣意、无情而成功地追赶着他们。
另一幅画面是三个欧洲人在印度观察银河里出现的一颗巨大的新星。他们显然是一场大型舞会的客人，但对这类事情产生了兴趣。在那些有能力提出关于这场宇宙大爆炸起源的理论的人中，最流行的理论是，这是两颗恒星或一颗恒星与一团星云之间的碰撞。然而，对于这种假说，似乎至少存在两种替代的说法。也许那是某个有人居住的世界的末日审判，也许是那里的一些居民进行的一次诱发放射性的试验成功得过了头。也许这两种说法是一回事，而那天晚上我们看到的是另一个世界发生的一场大爆炸，那里的许多居民在应该跳舞的时候却跑出来仰望星空。
简言之，这两幅画面描述了一个反科学案例的一部分场景。人类是否从物质的子宫里释放出一个魔鬼，它开始反对人类，而且随时随地可能把人类抛入无底的深渊？或者巴特勒（Samuel Butler，1835-1902，英国作家）所想象的一种更可怕前景成为现实：人类变成机器的寄生虫，成为一个由巨大、复杂的引擎所组成的生殖系统上的一个附属器官，这个生殖系统将成功地剥夺人类的活动，最后取而代之，自己成为这颗星球的主人？或者这种有思维的机器正在反复地工作，而人类却在为它的目标和理念服务？考察一下目前的科学发展趋势，也许可以为回答这些问题得到某些启发。
但我们可以首先思考一下，是否有可能阻止科学研究进步的问题。科学研究毕竟是一种很晚才出现的人类活动，现在只要有足够多的人提出抗议，完全可以阻止它。在中世纪，公众的看法使科学成为一种非常危险，以至实际上无法进行的活动。我颇为怀疑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1874-1936，英国作家、哲学家）先生会不会反对倒退到这种状态。有才华而并非完全偏执的思想家、已故的莱纳赫（Joseph Reinach，1856-1921，法国作家、政治家）先生，就公开地推崇科学。
然而，我认为，只要我们现有的经济与政治制度保持下去，科学研究就毫不可怕。资本主义虽然可能使科学工作者经常得不到一份足以养家糊口的工资，却总会保护他们，因为他们是为餐桌下金蛋的鹅。即使我们防止了全部或大部分战争，富于竞争性的民族主义，也将很难放弃科学研究所积累起来的国家优势。
如果我们看看其他最可能的替代物，其前景几乎没有更大的希望。英国的众多政治组织中，只有工党的正式纲领有扶持科学研究的政策。就生物学研究而言，工党的确可能成为优于资本主义的主人，几乎毋庸置疑，它会同样友好地对待物理学与化学研究，只要这些研究能立即导致缩短工时而不是导致失业。也许有理由认为，与其成员可以享受闲暇、似乎必然产生感情奢侈的其他政党相比，在生气蓬勃而重视自己利益的澳大利亚式的工党内，尤其是企图以立法阻碍英国医学研究的感情主义，不大可能兴盛起来。
当然，全世界的文明也可能像俄罗斯那样，与科学一起崩溃。但这种事很可能只是把这个问题推迟数千年。我们决不能忘记，即使俄罗斯也在从事一流的科学研究。
这种可能性已经暗示-----我不知道这是否严肃-----科学的发展可能因为缺乏可研究的问题而陷于停滞。切斯特顿先生约15年前写的《诺丁山的拿破仑》一书曾预言，由于发明停滞，双轮双座马车（hansomcab）可能会继续存在一百年。但六年之内，这种马车就进了博物馆，现在这种罗曼蒂克却笨重不堪的马车，就像三层船（trireme）、脚蹬车（velocipede）、1907年Voison双翼飞机一样，已经走入历史。我不是建议切斯特顿先生去乘坐最后一辆双轮双座马车，一辆更重的Hector马车。但我的确主张，就他自称是一位预言家而不是在荒野里乱喊乱叫的人而言，我们的讨论可以不考虑他的预言。我将很快说明，现在任何科学领域距离终点还有多远。
但首先谈谈威尔斯先生（H.G. Wells）可能不算离题，因为预言未来与他有关系。关于威尔斯先生我想说两点。首先，作为一位严肃的预言家，而不是一个罗曼蒂克的空想者，他特别谦虚。例如，1902年他在《预言》（Anticipations）一书中表示，1950年将出现一种比空气重的实战飞行器。他说这只是他的个人看法，虽然他很清楚许多人会嘲笑他。我在本文中做出的预言，决不会比他的预言更仓促。
第二点而且是更重要的一点是，他比时代的发展落后了一代人。例如，当他形成科学观念时，飞行和无线电-电报属于科学问题，科学兴趣的中心仍是物理学和化学。现在这些属于商业问题，而且我认为科学兴趣的中心是生物学。一代人以后，科学兴趣的中心也许是其他学科，而本文的说法可能显得拘谨、保守和毫无想象力，就像威尔斯先生的许多预言在今天那样。
我想非常简略地谈谈物理学的未来，因为这肯定是一个技术性话题。目前物理学理论深深陷入停滞状态，这主要是因为爱因斯坦这位耶稣之后的最伟大的犹太人。我毫不怀疑，在乔治（Lloyd George）、 福煦（Foch） 、威廉•霍亨索伦（William Hohenzollern）和卓别林这些毫无创造性的人物不可避免地被人遗忘之后，人们仍将记得和崇敬爱因斯坦的名字。我相信，如果我偏离本文论题的严格范围，对近年来出现的关于爱因斯坦观点的许多错误说法，谈谈自己的看法，读者会原谅我。
自柏克利时代以来，大多数哲学家已经习惯谈论时间、空间或两者的理念性。但他们很快就明确表示，尽管如此，时间将继续流逝，不会等待任何人，而空间将继续使情人隔离。一般来说，他们产生的唯一实际后果是，他们自己的道德、政治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与宇宙的结构融为一体。用实验证明或否定这类推论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如果可以把上次大战视为对黑格尔某些政治原则的一次否定性实验，这种试验代价高昂，令人不满意。
爱因斯坦根本没有推导出一种新的十诫，而是满足于推导出空间和时间本身的理念性结果。这大多是一些微小而难以测量的结果，但其中有些结果，如光线在太阳引力场中的偏转，可以而且已经得到证实。现在大多数科学家被这些实验证据所束缚，采用一种非常极端形式的康德理念主义。康德的Ding-an-sich是一个永恒的四维空间复合体，我们把这个复合体视为空间和时间，但我们把什么东西视为空间或时间，这或多或少是偶然的。
也许，猜测爱因斯坦发现的实际结果颇有意思。我不怀疑人们会相信他，人们总是相信一位在天上指路的先知。哈雷彗星返回后，无人认真怀疑牛顿的理论。爱因斯坦告诉我们，空间、时间和物质是第五维的影子，天空已经宣告他的胜利。结果，康德理念主义将成为物理学家，最后成为所有受教育者的基本工作前提，如同物质主义在牛顿走红之后的那样。也许我们不能说我们所有人都是物质主义者，但我们确实从物质角度解释月球、泰晤士河、流感和飞机的运动。我们的祖先没有这样做，我们的后代也很可能不会这样做。以往若干代人的物质主义（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潜意识的物质主义，这并不很重要）产生了各种具有实际重要性的结果，如公共卫生、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以及被告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康德理念主义作为一种基本工作前提，首先对物理学，然后对日常生活的主宰，很可能持续若干世纪。等这段时期结束，人们将预先采取一种类似的措施。爱因斯坦显示，经验不可能从空间和时间的角度来解释。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但只要空间和时间在各自的领域，即解释运动事实的领域内没有出问题，物理学家会继续相信它们，或者至少为了实用目的而从它们的角度去思考，而这要重要得多。
然而，我认为，如同数学、物理学摧毁几何学那样，将会出现一个生理学侵入和摧毁数学、物理学的新时代。届时，科学及实际生活的基本哲学前提，将变成某种类似于柏格森动能论（Bergsonian activism）的东西。我从不认为，这种或其他任何哲学体系具有任何终极意义。
同时，在我们生活的若干世纪里，许多实际活动的进行可能不是以物质主义，而是以康德理念主义为基础。我们的道德与政治行为会受到什么影响？坦率地说我不知道，虽然我想，这种影响可能会像在18世纪创造出大部分智慧成果的牛顿理论那么巨大。我想，未来的孔多塞(Condorcets)、边沁(Bentham)和马克思们会像他们的前辈那样，无情地批判他们时代的哲学与道德观，但对自身就不会那么肯定；他们不会有我们在功利主义和社会主义里可以看到的某种笨拙手法。他们将承认，也许伦理学和物理学一样，可以说也存在第4和第5维空间，这些空间的效应如同水星摄动那样，甚至在一代人时间里也很难觉察，然而也许在若干世纪的长河里，它们会像三维空间的现象那么重要。
如果量子假说被普遍接受，我们的思维中将必然出现甚至更激进的替代物。但考虑到目前量子力学的状况不能令人满意，我感觉,推测它的发展方向还为时过早。它可能像庞加莱（Poincare）所说的那样，我们将不得不把所有的变化视为一连串的咔哒声，把所有空间视为由分离的点组成。然而，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对辐射了解更深入以后，我们将能够以比现在可能的方式更满意的方式产生辐射。我们的所有光源几乎都是热的物体，其95%的辐射是不可见的。把电灯作为光源，其能量的浪费犹如焚烧一幢房屋来烤猪肉。我们可以有相当把握地预言，在50年内，光的价格会大约相当于目前的50分之一，我们的城市将变成不夜城。昼夜的交替是对人类自由活动的一种制约，它必然伴随着其他的空间和时间的制约。长远看来，应用物理学能为我们做的一切就是消除这种制约。它能使我们获得更多财富，从事更多旅行，进行更多通讯。我不打算预言未来运输与通讯发展的详情，它们只受光速的限制。我们正在努力走向这个目标：地球上任何两人无论相距多远，他们能在24分之一秒钟之内见面。我们永远达不到这个目标，但将无限地接近它。
朝这个方向发展，会把人类日益紧密地联为一体，会使生活变得日趋复杂、人为化，可能性越来越多，并使人类为善作恶的力量无限增大。
但所有这些发展需要两个先决条件，即继续不断地提供人力与机械力。随着工业的日益相互交错，以至一家工厂搬迁会导致其他10多家工厂停产（我们正在迅速走向这种状况），无论实行何种经济制度，在工业的正常发展过程中，工业界领袖将越来越少地希望通过搬迁工厂来无限地增加生产，而会越来越多地希望稳定而有规律的生产，即使会付出利润和产出下降的代价。资本主义很可能自己提出要求，仅仅为了减少零星的罢工，而把某些重要工业完全交给工人掌握。而且随着工业的继续发展，更多的甚至大多数工业会成为重要工业。解决的办法可能迥然不同，或许会返回封建主义。但这个问题很可能会得到解决。这种看法似乎有点乐观，但它比另一种看法的可能性要大，这种看法可简述如下：“任何人类社会都不可能产生一种稳定的社会组织，其中大多数人受雇于农业、动物饲养、打猎和捕鱼之外的产业。”人类经过数千年产生的稳定的农业社会，构成了欧洲生活的基础，其道德观很容易被视为永恒不变的真理。发展一个稳定的工业社会应该只需要较短的时间。这样做的人们将统治整个地球。总而言之，我相信，科学的进步最终会使工业的不公平像现在的国际不公平那样，产生自我毁灭性。
至于机械力的供应，我们的煤田和油田只要数世纪就会耗竭，这是一条公理。由于人们往往认为，这种耗竭会导致工业文明的崩溃，如果我提出一些理由来质疑这一说法，也许会得到原谅。
我想，由于水力资源数量较少，存在季节性波动，地理分布不均匀，它可能不会代替煤和石油。然而，我们可以把工业中心迁移到水源充足的山区，例如喜马拉雅山脚、英属哥伦比亚和亚美尼亚。最终我们将不得不开发那些间歇性的但取之不尽的动力来源，例如风力和阳光。唯一的问题是怎样像煤或石油那样，以某种方便的方式储存能量。如果每家后院的风力发电站每天能产生相当于一英担（50.8公斤）煤的电能，我们的煤矿就会马上被关闭。将来甚至可以发明出一种廉价、安全、耐久的蓄电池，使我们可以把间歇性的风能转变成持续的电力。
我个人认为，400年以后，英国的动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以下述方式解决：我国将布满一排排的风力发电站，其发电机为大型电网供电。在适当的距离设有大型电站，在风力持续的日子，利用多余的电力把水分解为氧气和氢气。这些气体被液化后，储存在可能埋在地下的、真空隔离的大型容器里。这种储存器如果足够大，外面辐射进去的热所引起的氢氧液体的泄漏就不会很严重，一个底面积为100平方码、深60英尺的储存器每天蒸发的氢氧液体，不会超过一个每边两英尺的箱子的1/1000。在无风的日子，氢气和氧气将成为发动机的燃料，推动发电机发电，或者更可能成为氧化电池的原料。按单位重量计算，液氢是已知的最有效的储存能源形式，每磅液氢产生的热能相当于石油的三倍。另一方面，它很轻，按单位体积计算，其重量只有石油的三分之一。这并不妨碍它用于飞机，因为在飞机上重量比体积更重要。这些巨大的液态气体储存器可以把风能储存起来，根据需要用于工业、运输、加热和照明。初期的成本将会相当高，但其运行费用会低于我们目前的系统。它有一个更明显的优点，英国各地区的能源会同样便宜，于是工业将会极大地分散化，从而不会产生烟雾和灰尘。
我想，正是基于这些理由，煤田耗竭问题将获得解决。实质上这是个实际问题，煤田的耗竭将为解决问题提供必要的刺激物。甚至现在意大利如果花数百万英镑研究研究我的说法，就可能获得经济的独立。我还要补充一句，根据我难以简要概括的热动力学知识，我不大相信无线电具有商业可行性。
在转入本文主题之前，我想探讨一下我们对空间与时间的逐步征服，对艺术和文学产生的影响。我认为，某些艺术衰落的主要原因是艺术家所受的教育存在缺陷。艺术家必须了解自己的对象。现在在格拉斯哥学校以外，没有任何称职的诗人、几乎没有画家或蚀刻家了解工业界生活，而且我认为，只有一位真正具原创性的建筑师懂得钢筋混凝土的发展前途，我不知道他的姓名，但我知道他在战前在苏瓦松（Soissons，法国城市）设计了一个像古埃及神庙那样庄严与壮观的集市。如果委托他重建苏瓦松，我就不会为苏瓦松遭到破坏而感到遗憾。
现在如果我们希望诗人们能像弥尔顿和雪莱那样（雪莱和济慈是最后两个了解最新化学知识的英国诗人）解释物质科学，我们的可能的诗人必须像他们的前辈大师那样，接受科学与经济学的教育。我绝对相信，科学对想象力的激励要比希腊古典作品大得多。但这种激励的产品没有正常地出现，因为科学家作为一个阶级，被剥夺了文学形式的任何洞察力。当他们能够表达自己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勃特勒（Samuel Butler，1835-1902，英国作家）或道格拉斯（Norman Douglas，1868-1952，英国作家）。只有我们的诗人再度出身于受教育的阶级（我是以科学家的身份说话），他们才能把普通人生活中的美展现给民众，从而感染民众，就像荷马和维吉尔（Virgil，70-19 BC，古罗马诗人）把自己的诗句写在庞贝城墙壁上，感染街头顽童一样。
如果我们必须以科学去教育我们的诗人，我们还必须用艺术去教育我们的劳工和资本家领袖。我个人认为，可以对两者寄以厚望。目前资本家对艺术应用于工业的想法，一般只限于在某些工厂的前面涂上绿色和白色的条纹。这是一种原始类型的装饰，但我想这是有原因的。不要多久，某个人可能发现，工厂里的湿壁画可以使工人的工效平均提高1.03%，艺术就将再度成为一种商业。甚至现在人们已经发现，艺术性广告往往获得回报。与此类似，我毫不怀疑劳工将逐步明白，生活中不能只有面包（或者面包加啤酒），但只有保障了面包和啤酒的供给，他们才能明白这一点。
应用化学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变化不像热机或电报那么新颖。它极大提高了各种物资的生产，其中最重要的是金属。但在化学成为科学之前，人类已在制造炸药、染料和药物，而应用化学沿着目前的路线发展，将主要在量的方面改变人类生活。也许冶金化学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利用低品位铁矿石，以及用粘土提炼铝，而粘土的含铝量高达24%。我认为，即使实现用粘土提炼铝之后，铝的产量也不会像钢铁产量超过青铜和燧石那样，超过钢铁的产量，但锌及其合金的产量肯定会居第二位，而且可能居工业金属产量的第一位。我只有一种希望，尽管我基本上不担心，香水的大规模地生产，可能导致我们相当原始的嗅觉需要接受再教育，但最有意思的化学发明显然是生物化学，其理由如下。
一般来说，有用的物质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具有对人有用的物理和化学性质，例如我们用以生火、建造房屋和制造剃须刀的钢铁、木材和玻璃，它们能给我们带来某种利益。另一类具有对人有用的生理学性质，它们包括食物、饮料、烟草和药物。染料与香水介乎二者之间。第二类物质的价值依赖于某种与人体组织的非常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以最基本的方式依赖于人体组织的结构，而且一般来说，物理学和化学对此没有作出充分的解释。例如生火可以用煤炭或泥煤而不用木柴，但其他任何化学物质对人来说并不具有水和酒精的那种生理学功能。所以某种化学物质除非具有新的生理学性质，它的生产只是为了改进或利用其物理学性质的用途。在历史上，在欧洲得到普遍应用的第二类物质有两种而且只有两种，即咖啡因和尼古丁，它们在16、17世纪最早用于英国。还有一些物质也非常重要，如氯仿和奎宁，但其应用并不普遍。但咖啡、茶、烟草以及酒精，如同食物和水一样，已成为正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没有理由认为这类物质已经发现完毕。大战期间，法兰克福大学生理学教授Embden发现，一次服用约7克磷酸钠就能增强人的体能，使肌肉的工作时间延长约20%，也许还能延长人的脑力工作时间，这可能要很久以后才能实现。一组煤矿工人服用9个月磷酸钠之后，煤炭产量大有提高。磷酸钠没有酒精的那种副作用，但不能服用过量，因为它是一种催泻剂（他们给某些“渗透部队”（Stosstruppen，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特种部队）服用太多！）。成千上万德国人经常服用磷酸钠。它有可能成为像咖啡、茶那样的正常饮料，而其每磅成本只有后者的1/9，或每剂1/3便士。
大多数具生理学性质的化学物质不适宜日常使用，如蓖麻油或危险的吗啡，也许任何物质在某种情况下都会产生不好的副作用。那些适宜日常使用的物质具有极大的社会重要性。烟草对人的性格有微小但确定的作用。伦敦17、18世纪的咖啡厅和欧洲现代的咖啡馆，过去曾经而且现在仍具有难以估量的教化力。但某些人对这些物质深恶痛绝。认为罗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1554-1618，英国探险家，作家）的死亡与他极度反对烟草有关，也许这毫无根据的说法。但如果他不是典型的烈士，其宗教信仰禁止抽烟的锡克教徒、赛努西教徒（Senussis）和瓦哈比教徒（Wahabis）中死于抽烟的人，至少可能比在罗马帝国因信奉基督教而死的人还要多。如果人类普遍认识到节欲是一种适宜的中庸之道，我们可以期待人类最终将随心所欲地享受各种物质，如葡萄酒、咖啡、烟草等，明智地使用这些物质就能增加生活福利，促进人类表现出更高级的才能。
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化学将用于生产一类更重要的生理学物质------食物。关于食物的事实相当引人好奇。人人皆知食物最终来自植物，我们吃的动物或动物产品只是第二手或第三手的植物。但普通植物的大部分糖没有转变为人可以吃的淀粉，而是变成构成其木质骨架的纤维素。有蹄动物已经用自己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它们的肚子变成一个巨大的消化纤维素的细菌箱，自己则依靠其副产品过活。我们必须在我们的身体之外做同样的事情，这可以通过化学方式进行。Irvine已经从纤维中提取95%的糖，但成本高得吓人。也许我们可以利用微生物做这件事，但无论采取任何方式，在下个世纪内糖和淀粉会像锯末那么便宜。我们也许能用比较简单的资源，如煤炭和大气中的氮气，合成食物的许多成分，包括蛋白质。我倾向于认为，以这种方式大规模地生产出一套完全令人满意的食物，需要120年时间，但不会超过很多。
这意味着农业将变成一种奢侈，人类社会将完全城市化。我个人不会因农业工人而不是工业工人的消失而感到遗憾，我认为从大多数方面看，后者似乎是一种更高级的人。人类进步的历史一直是城市拉着不愿前进的农村而进步。合成食物将代替花园，工厂将代替粪堆和屠宰场，使城市最终能自给自足：
许多硕壮的农民会伤心欲裂
如果他们看到我们驱车前往的城市
一年四季树上果实累累，鲜花盛开
红色、褐色的啤酒在河里流淌
金银树下有一位老人吹奏风笛
眼睛蔚蓝如冰的女王们在民众中翩翩起舞
如果有时间，我还想猜想一下未来的星际通讯。我无法推测这种通讯是否可能，但我毫不怀疑，人类会进行这种尝试。
至于生物学在人类生活中的应用，一般预言家似乎满足于生物学在医药和外科方面取得的相当大但非常初步的进步，在驯化动植物方面的某些改进，也许还有优生学方面的一点进展。优生官员似乎身兼警察、牧师和皮条客，强制我们带着一位由某个高贵的医学委员会挑选的伴侣，每隔一定时间去当地的遗传女神神庙。我应该说，这种预言来自一种对于人类天性的知识缺乏原创性的想法。柏拉图2300年前提出的所谓“通过数字”的婚姻，当时还是一种比较新颖的想法，但实际上它已经在一些地方实行过，例如著名的巴拉圭基督徒。正如我们将看到，优生学家提出的目标更可能会以一种迥然不同的方式达到。
但在我们继续预测之前，我想回溯一下过去，简单回顾人类做出的大约六项重要的生物学发明。我所说的生物学发明，是指在人与动物或植物之间，或者在不同的人之间建立了一种新关系，而这种关系主要来自生物学而不是物理学、化学或伦理学。过去的生物学发明中，有四项是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前作出的，即驯化动物、驯化植物、驯化真菌制酒，以及第四项发明。我认为第四项发明比任何其他发明更具终极意义和更持久的重要性，因为它改变了性选择的方式，使男性恋人注意女性的面貌与乳房。它还改变了我们的审美观念，从（非洲南部）霍屯督人喜欢肥臀女性变成现代欧洲人的审美观，从Brassempouy（法国一新石器时期遗址，发现女性雕像）维纳斯变成古希腊的维纳斯塑像。某些种族至今尚未作出这项发明。我们时代还做出另外两种发明，即杀菌剂和人工控制怀孕。
我们可能注意到的第一点是，这些发明都产生了一种深刻的感情和道德的影响。四项较早的发明都成为某种宗教的基础。我不知道哪个陌生的神祉，会鲁莽地以布拉德罗（Charles Bradlaugh，1833-1891，英国政治家，著名无神论者）和贝赞特（Annie Besant，1847-1933，英国社会改革家）取代特里普托勒摩斯（Triptolemus，古希腊传播农业技术的神）和诺亚（Noah）的地位，但我们可以说，对这些发明的普遍应用的任何讨论，不可能把宗教摒诸门外。
第二点也许更难以表达。普罗米修斯一直是化学或物理方面的发明家。但从火到飞行的任何伟大发明，都被说成是对某个神祉的冒犯。如果每项物理或化学的发明都是对神的某种亵渎，那么每项生物学发明都是某种反常。任何发明传播到以前没见过这项发明的任何国家时，都会被该国的观察家认为是不适宜和不自然的。
例如历史悠久的挤牛奶的简单过程。牛奶应该是连接母牛与牛崽的一种亲密而神圣的纽带，它被挤奶女用手灵巧地挤出来，被我们喝下、烹饪，甚至腐化成奶酪。我们只有把牛奶想象成任何其他分泌物，才能明白我们与奶牛的关系所受到的严重亵渎。[注2]
我们也不能想当然地以为，酿造葡萄酒和啤酒的腐化过程没有那么多令人作呕的东西。但实际上，挤奶过程和酿造与饮用啤酒的过程对我们来说似乎非常自然，这种过程已发展出某种自己的仪式，现在违反这种仪式会使人觉得不适宜。用电来挤牛奶和用茶杯饮啤酒的想法，会使人稍稍感到恶心。当然所有这些更适合于描述性行为方面的发明。
我猜测，对普罗米修斯的感情和兴趣，过分地分散了我们对代达洛斯（Daedelus，希腊神话中为克里特国王建造迷宫的建筑师和雕刻家）的更令人感兴趣的形象的注意。令人感到无限轻松的是，在一群长着可怕脑袋的或受到冥府浸礼保护的英雄之中，学习希腊神话的人发现了第一个现代人。最初他是一位现实主义雕刻家，第一个雕刻了两腿分开的雕像，刻了一尊以水银装饰肋骨的阿佛洛狄特（Aphrodite，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的雕像，这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此后他的兴趣必定转移到生物学问题。我可以有把握地说，他在实验遗传学方面取得的唯一一次有记录的成就，后人无以匹敌。如果米诺陶（Minotaurus，希腊神话中被克里特王米诺斯紧闭在迷宫中的牛头人身怪物，每天要吃童男童女）吃住的成本不是那么高昂，代达罗斯也许会在孟德尔之前发现遗传定律。但米诺斯认为，迷宫和每年提供的50名少男和50名少女，是一笔过于高昂的研究成本。为了摆脱这一无情的经济困境，代达罗斯被迫发明了飞行术。弥诺斯追赶代达洛斯一直到西西里，并在那里被杀。代达洛斯除了发明宝贵的胶水，他的其他事情很少为人所知。但最重要的是，尽管他对宙斯之子米诺斯之死负有责任，他既未被宙斯以锁链拴在岩石上遭受雷击，也未被复仇女神追逐。冥府的众多访客中，没有任何人在极乐世界或地狱里找到他。我们很难想象他是地狱阴魂的一员，这些阴魂像绵羊那样拥挤在峡谷中的卡戎（Charon）渡口。他是第一个宣告科学工作者不关心神祉的人。
醉心于代达洛斯的迷人形象所代表的微弱的米诺斯科学传统的早期希腊人，无意之中很可能知道这件事。这一在所有人类传统中最可怕最不自然的行为，在今世或来世并未受到惩罚。甚至伊卡罗斯（Icarus，代达罗斯之子，与父亲一起飞行，坠海死亡）之死，对这个因谋杀侄子而被雅典人放逐的人来说也微不足道。但如果说他逃脱了神祉的报复，他却遭到人类普遍而持久的谴责，对人类而言，生物学发明是可恶的。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外，苏格拉底曾自豪地宣称代达洛斯是自己的祖先。
后来的生物学发明大多在开始时被视为一种反常，最后变成一种为毫无疑问的信仰和偏见所支持的仪式。甚至现在外科手术的清洁程序也在发展自己的仪式和信条，可以注意的是，妇女像信仰宗教那样，最虔诚地接受这种仪式和信条。我请求知道上述事实的读者，原谅下面任何猜测中出现的初看之下似乎不可能或不得体的内容，我还请求你们抛弃一种看法，即生物学将仅仅是物理学和化学的发现在人、动物和植物身上的应用。
我说“（生物学）将仅仅是”，这是经过考虑的，因为我们现在对生物学几乎一无所知，此一事实往往没有引起生物学家的注意，这导致他们在估计自己学科目前的状态时非常专横，而在提出未来的要求时过于谦虚。如果我们以检测与杀死霍乱病菌作为一个应用生物学的典型例子，我们发现其中涉及到许多科学，但唯一纯粹的生物学原理是一个非常重要但并不很深刻的原理：有些细菌会杀死某些人。这个过程中的真正科学部分，是放大、染色和杀死那种病菌所使用的光学和化学方法。另一方面，伤寒病的免疫却涉及到某些既不简单、也未完全了解的纯粹生物学原理。
实际上，生物学原理包括一些主要来自亚里士多德、希波克拉底和哈维的，古老但不大容易叙述的关于生物的一般真理，由达尔文、迈尔（Mayer，1814-1878）、贝尔纳（Claude Bernard ，1813-1878）、孟德尔等人提出的一些重要原理，以及大量的关于个体生物及其组织的资料，这些资料还有待于适当地总结。
达尔文的理论开始得到高度评价，但引起某些宗教的警觉。魏斯曼（Weismann，1834-1914，德国生物学家）和孟德尔的学说将在本世纪被消化，并将对政治与哲学理论产生几乎同样深刻的影响。不用说，后一类影响涉及生殖与传宗接代问题。而且，我们可以预期，随着时代的进展，它们将对关于万事万物的传统观点，产生一系列达尔文主义式的震撼。虽然我无法说出这种震撼的详情，但由于传统观点根深蒂固而且没有理性，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会觉得这种震撼专横而粗鄙，就像我们的祖父辈对人从猿猴进化而来的观点的感受那样。但由于人幸运地具有在防水（毋宁说防止思想的）隔舱中思考的能力，这种震撼给社会直接带来的扰乱，不会超过达尔文主义。
生物学的实际应用所产生的影响会深刻得多。我相信，医学的进展对西欧社会已经几乎（如果不是完全）产生像工业革命那么深刻的影响。除了医生取代一部分牧师对社会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以外，400年前大多数人早夭，现在人平均可以活45岁（除了上次世界大战时期）。尽管我们的城市生活环境非常糟糕，但英国现在却没有贫民窟，而在中世纪英国皇室的婴儿死亡率高达三分之一。主要由于这种宗教的影响，现在人们越来越不重视正常的死亡，而日益追求美好的生活，因此他们的整个死亡观也在逐渐发生变化。我们时很少想到死亡，以至于战争期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与死亡密切接触时，大多数人没有认真对待它。
与此类似，以寿命短促为基础的制度几乎彻底崩溃。例如，英格兰土地制度假定地主一般在40岁左右死亡，土地由其20岁左右的长子继承。长子一辈子主要经营土地，对土地以外的事很少发生兴趣。他至少像其他任何人那样努力地经营土地。现在父亲可以颤颤巍巍地活到80岁左右，在死亡之前十年他通常会丧失工作能力。儿子通常在50岁左右继承土地，这时候他可能是一个非常称职的上校或股票经纪，但不能指望他学会经营土地的技巧。结果，他或者把土地交给某个经纪人，而这个经纪人往往贪污，或者经营土地很不科学，回报率很低，他应该归咎于自己缺乏免疫学知识，却把账算在极端主义的头上。
现在让我们谈谈未来。我将根据生物科学的现状，不需要假设出现任何新的、伟大的达尔文主义似的普遍原理，提出一些可能发生的明显进展。我在前面介绍过一个神话，所以在这里引述一篇关于生物学影响20世纪历史的论文，可能会得到读者的原谅。我希望150年后本校一名愚笨的新生在第一学期向他的导师宣读这篇论文。
“早在20世纪的头十年，我们发现所谓的优生学运动试图有意识地把生物学应用于政治。一些重要人物发现生物学的存在之后，企图在当时非常简陋的条件下，用它来制造一个超人的种族，并在某些国家设法制定大量法律。他们似乎已经防止了梅毒、疯病等疾病的广泛传播，而且在被其多少有点随意地视为不宜生育的阶级之间，成功地煽起最暴烈的反抗与仇恨（内布拉斯加州甚至发生一场叛乱）。然而，他们无疑使民众甘心情愿地愿接受将会产生的结果，而且已经达到了有用的目标。更重要的是，医学的进步实际上消灭了这些国家的传染病，这些国家的民众愿意忍受国家对私人生活的必要干预。最后，在国际联盟于1958年下令之后，全世界皆接受这种政策，尽管在印度部分地区，由于印度教徒反对，到1980年代仍有传染病流行。
但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本世纪头三分之一的最重要生物学工作，发生在实验动物学和植物学。如果我们考虑到摩尔根1912年在果蝇细胞核里发现若干孟德尔的遗传因子并改变果蝇的性比率，Marmorek用一种无害细菌杀死小白鼠，Brachet在1913年让兔子胚胎在血清里生存了若干天，就会发现，科学工作者（普通民众更是如此）在当时似乎很少预料到这些工作将发生的实际影响。
实际上一直到1940年Selkovski发明紫色水藻（Porphyrococcus fixator）以后，生物学才开始对世界历史发生巨大的影响。在此之前的50年内，世界平均每公顷小麦产量大约翻了一倍，原因之一是各种化肥的使用，但主要原因是不同品种的系统性杂交。然而沿着任何这些途径继续发展，几乎没有前途。紫色水藻是一种高效的固氮生物，能从空气中吸取氮，而且只要有水和含有少量钾和磷的土壤，几乎能在任何气候下生长。它在四天内吸收的氮相当于某种野豌豆作物生长一年。当然，如同它的直接祖先只能在人造培养基里生长，不能在实验室外生存一样，它不能在自然条件下产生。在任何地方，只要氮是制约作物生长的主要因素，它就能使小麦产量翻一倍，使牲口饲料草地的价值翻三番。食品价格的大幅下跌和纯农业国家的衰败，当然是1943、1944年灾难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1942年紫色水藻的Q菌株逃逸到海中迅速大量繁殖时，食品过剩也达到顶点。的确在两个月内，大西洋热带海域的水面变成凝胶状，给欧洲气候带来灾难性结果。 某种浮游生物发展出可消化紫色水藻的酶以后，海鱼数量大量增加，以至于鱼成为普通食物，而且使英格兰现在在食物上自给自足。英格兰变得如此富裕，以至于煤矿工会那年头一次用自己的马参加了德比马赛（当时仍在每年举行的一种马赛）。
紫色水藻的入侵使海洋变成深紫色，我们似乎感到很自然，但我们的曾祖父母审美情趣更强烈，他们目睹这一变化之后感到非常沮丧。我们阅读到描写绿色或蓝色海洋的作品，确实感到奇怪。我无需详细介绍Ferguson和Rahmatullah的工作（因为这只是Selkovski工作的继续），他们在1957年制造出能在全世界沙漠中固定流沙的地衣，也无需讲述农业国家通过社会主义的大型风力发电计划来解决失业问题的故事。
1951年，杜邦公司和Schwarz产生了第一个体外发育的儿童。早在1901年，Heape把兔子胚胎从雌性变为雄性。1925年霍尔丹使老鼠胚胎在血清里存活了10天，但未能使这一过程得到最终结果。直到1946年Clark以Kehlmann的溶液作为培养液，用猪获得成功。杜邦和Schwarz从一名死于空难的妇女身上得到一个新鲜卵巢，在培养液里存活了5年。他们还从中得到数个卵子并成功地使之受精，但受精卵的培养和支持问题比较难，直到第四年才解决。现在这种技术得到充分发展，我们可以从妇女身上取出卵巢，在适合的液体中生长20年，每月生产一个新鲜卵子，其中90%可以受精，让胚胎顺利生长9个月，然后使之接触空气。Schwarz从未取得这样好的结果，但他首次成功的消息在全世界引起空前的轰动，因为大多数文明国家的生育率低于死亡率。法国首先正式批准体外培育胎儿，到1968年用这种方式每年产生6万个婴儿。大多数国家强烈反对这种做法，并在1960年得到罗马天主教公牛教皇（若望23世）的谕令（Nunquam prius audio）和伊斯兰教哈里发（Khalif）的类似教令（fetwa）的鼓励。
我们知道现在体外培育胎儿很普遍，目前英国妇女直接生育的婴儿不到30%。始于19世纪、完成于20世纪的性爱与生殖的分离，对人类心理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决非完全令人满意。传统的家庭生活确实有许多好东西，尽管现在我们经常用注射placentin的办法为妇女催乳，从而保留了原来天然哺乳周期的许多最好的东西。我们必须承认，在某些方面我们的曾祖父母比我们更为优越。另一方面，一般认为，挑选生育者不仅是为了减少邪恶。被挑选来生育下一代的少数男女，无疑要比普通人更优秀，每一代人在各方面的进步非常明显，包括一流音乐作品的增多和被定罪的盗贼减少。如果没有体外培育胎儿，文明无疑会在可数的时间内崩溃，因为在几乎所有国家劣种人的生育力比优质人更强。
也许幸运的是，下一代体外培育胎儿的妇女，需要做一种令人有点不愉快的手术，虽然现在这种手术不会使人变丑或影响健康，而且在生理上毫无伤害，因而成为一种荣耀，但绝不会令人愉快。否则，大众可能会强烈反对生殖选择运动。英国由于这种反对特别激烈，在采用非常严格的选择标准方面比德国晚了一代人，尽管英国目前这方面也许比所有国家更先进。然而，彻底进行选择已经证实具有巨大优越性。理想的性比率仍然是一个激烈争论的问题，但现代人对平等的反应确实非常强烈。”
这篇论文的作者在后面可能讨论了大约在1990年出现的一些激进得多的发展，但我只引用了他对生物学早期应用的描述。对我来说这些应用似乎既可能又不荒谬，但它具有我在前面叙述的生物学发明的特点。如果生殖与性爱完全分离，人类将获得一种全新的自由。现在，民族性格正在按照我们一无所知的某些规律缓慢地发生变化。政治方面的问题是找到制度去适应它。未来人类很可能像改变政治制度那样，通过生殖选择迅速地改造民族性格。如果300年以后还存在竞选广告这种古怪的政治方式（或许不大可能），有可能会出现“请投史密斯和更多音乐家一票”、“请投欧莉瑞和更多女孩一票”、“请投麦克费森和长尾巴的重孙一票”之类广告。我们已经能在很大程度上改造动物品种，而把同样原则应用到自己身上，只是个时间问题。
我认为，生物学的应用可能会大体依照类似于上述的路线。我们对阻碍各种才能发展的生理因素了解得越多，直接改造个人的可能性就越大。但目前我们只能猜测这类障碍的性质，对达尔文主义者来说，神话中暗示的进攻路线显然是最好的方式。然而我们知道，如果某些内分泌腺（尤其是甲状腺和性腺）的适当工作，会增强我们的许多智能，而且这些内分泌腺的极小变化会极大改变人的性格。例如，随着我们对这个问题的了解增多，我们也许可以通过比捆绑和鞭打更直接的某种办法来控制我们的情绪，用副作用少于酒精的某种化学药品来激发我们的想象力，用生理学而不是监狱来处理人的邪恶本能。从反面来看，必然会出现新的邪恶，这些邪恶与19世纪药理学发现所带来的邪恶相似，但更厉害。
下面是最近的一些医学发展。在约1870年以前，医学主要以生理学为基础，或者如Scotch所说，生理学就是“医学院校”。医生从病人角度诊断疾病，就像现在的医生诊断伤害那样。巴斯德（1822-1895，法国化学家和微生物学家）对传染病根源的发现，改变了医学的整个局面，使消灭一组疾病成为可能。但它也使科学的药济学离开原来的道路，而且，如果我们不知道细菌，虽然许多人可能死于脓毒症和伤寒，我们可能会更有效地治疗肾病和癌症。某些疾病（如癌症）也许并非某种微生物造成，而另一些疾病（痨病）是由对普通人无害的某种微生物引起，这种微生物由于我们不知道的原因而攻击病人。我们依照巴斯德的路线无法有效地治疗这类疾病，而必须把立足点从微生物转向病人。医生在不能治疗微生物引起的疾病的时候，他往往能够使病人长期生存，从而使疾病自己痊愈。而这里他必须主要依靠生理学知识。我不是说生理学家能发现治疗癌症的方法。巴斯德原先只是一位晶体学家。但无论发现治癌症方法的是谁，他至少会大量利用生理学资料。
消灭疾病将使死亡成为一种类似睡眠的生理事件。一起生活的一代人将一起死亡。我猜想，人们盼望来世，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大多数人觉得自己的生活不完美，二是渴望见到过早去世的友人。完美的生活结束之后平静地走进坟墓，将基本上消除第一个原因，同时代人的死亡很少会使我们长久悲伤。
衰老对女人的影响也许比男人更大。她们活得更久，但她们的生活往往为突然发生的生理变化所破坏，这种变化一般发生在她们40-50岁时，有时会使她们容易生病，虽然也可能改善她们的健康。这种变化似乎是因为卵巢突然停止分泌某种化学物质。如果我们能够分离和合成这种物质，我们就能延长妇女的青春，使她们能够像普通男性一样地逐渐衰老。
心理学尚未成为一门科学。如同生物学，它已经到达进行某种相当抽象而具哲学特征的概括的阶段，但这类概括仍存在在某种程度的争议。尽管我们已经知道大量的最重要的经验事实，却仅仅根据它们做出少数重要的概括，例如潜意识思维的存在问题。但任何人只要见到过一个催眠术与暗示显示威力的例子，一定会明白，如果我们能够控制它们的效果并使其应用标准化，世界的面貌和存在的可能性就会完全改观，就像曾被视为具有同样大威力的药物能够产生的影响那样。当然，开启与另一个世界的灵魂进行系统性沟通的大门，将会产生无限大的影响，科学界已经宣称这种可能性。唯灵论（spiritualiam）已成为基督教的最可怕敌人，我们没有资料使我们可以估量唯灵论对某个宗教信徒可能产生的影响，他的信条基于实验，他觉得神秘的事物如同电灯那样平淡无奇，他的道德观基于这个世界的某一善良或邪恶的生命在另一个世界的可观察的结果。然而，如果唯灵论得到目前正在要求的科学的证实（也许没有获得很大的成功），我们面临的前景就是如此。
我只是在在我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内，探讨了科学可能发展的很少几个领域。如果我使在座的任何听众相信，科学还有大量领域需要她的努力，这些领域具有足以令人惊异的特征，我就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如果我说的任何内容似乎具有某种令人无缘无故地感到恶心的性质，我会回答说，对许多人来说，正常生活中的某些现象似乎也具有这种性质，而这些现象对于科学与实践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
我想要说明，我为什么认为现在生物学家是地球上最罗曼蒂克的人。初见之下，他似乎只是一个可怜、微不足道、工资不高的人，在极小的迷宫中盲目摸索，终身从事关于扁虫的原肾的激烈争论，他也许在某天早上醒来，发现他从未听说过的某人通过几项关键的实验，摧毁了他曾经希望会使自己扬名青史的工作。他的生活确实是一场悲剧，但他知道，他承担着一种他不敢放弃的责任，而且，在他觉得某个比自己更高尚的事物或人的激励下，他抛弃了所有功利之念。
保守派无需害怕他，他的理性是其激情的奴仆，但是保守派应该知道，他的理性已变成一种最伟大和最可怕的激情。这类人是腐朽的帝国与文明的破坏者、怀疑者、解体者和弑神者。一般来说，在过去，他们是伏尔泰、边沁、泰利斯（Thales，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马克思这类人物，很可能还包括神圣的尤利乌斯·凯撒，但我认为，达尔文则是一位科学领域里的同样无情的理性的典范。我猜测，现在理性不仅在科学领域自由地发挥作用，而且能通过科学以及政治、哲学和文学，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由于这一点已经很明朗，未来将会出现更多的达尔文。这些人首先对真理感兴趣，但他们很难对他们的龙齿撒播到世界而引起的事情，完全无动于衷。
我并不是说，生物学家通常会尽力想象未来生物学应用的任何细节。对他们而言，生活的中心问题可能是棘皮动物与腕足动物之间的关系，以及靠工资生存的问题。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神职人员和革命家。他们没有时间梦想。但我猜想，他们的梦想比他们愿意承认的要多。
前面描述的只是我的很小一部分梦想，也许是一些很糟糕的梦想。当然，想要非常准确地预言科学知识会如何极大地改变人类生活的细节，这几乎是一件毫无指望的事。但我相信，科学知识将继续变革人类的生活，甚至比我设想的还要深刻。然而，我个人非常古板守旧，例如，我同情地希望，所有的家庭生活不会受到伤害，而且我可以再度宣称，最近的科学研究并未预示我所预言的任何实际进展。如果要求一位生活在17世纪末的化学家或物理学家预言其学科在未来的应用，毫无疑问，他会以一种勒普泰岛（Laputan）的最佳方式（指不切实际的幻想，见《格列佛游记》），犯下许多可笑的错误，但一定相信，科学将以某种方式得到应用，而且他的信念将得到证实。
我们必须从三个方面看科学。第一，它是人的推理与想象力的神圣天赋的自由活动。第二，它是少数人对多数人追求财富、舒适、获胜的要求而提出的答案，因为（这里霍尔丹引用一条美国信息交换标准代码（ASCII）无法显示的希腊成语），只有牺牲了和平、安全和宁静才能得到的才能。最后，它是人类，首先对空间与时间，然后对物质，然后对自己及其他生物身体的逐步征服，最后对他自己灵魂中黑暗、邪恶成分的征服。
这些征服都不会是完全的征服，但我认为这些征服都具有进步性质。他将利用这些力量来做什么事情，在本质上属于宗教和美学的问题。我们也许可以大力呼吁，科学力量只适宜由某种已学会控制自己的人来掌握，以科学武装起来的这种人犹如以一盒火柴武装起来的婴儿。
我想，我们可以在每天的报纸中找到这场争论的答案。数千年来，理想主义者已经发出呼吁，战争必须终止，全球统一在一个政府之下。只要存在任何其他可能的替代方式，理想主义者就一直在坚持这种呼吁。过去9年发生的事件已经充分暴露战争的荒谬，但当我们询问谁应对此负责时，我们将发现，不是理想主义者而是Black, Kekule, Langley这类人放大了人类对自然的力量，直到事实的无情逻辑，迫使人类组成一个世界政府的核心组织。
我们已经做出反应，反对建立国际联盟的思想框架，但我们的反应并不完全彻底。国际联盟存在并在发挥作用，而且，地球上各个国家都有许多人，正常的普通人，他们支持这种或那种形式的世界政府的想法。我并不是说，现在的国际联盟会产生出世界政府，或者第三国际会产生出世界政府。我只是观察到，对于建立这样一种机构及及其可能的若干核心机构，存在着一种普遍而有组织的愿望。也许还需要发生一、两次世界大战，才能使大多数人改变思想。发生下次世界大战的前景，至少包含着这种令人满意的因素。在上次世界大战中，最狂热的民族主义者躲藏在远离前线的后方。在下次世界大战中，无人能在后方躲藏。它将使有关的所有人明白，战争是一种非常肮脏的事业。
毫无疑问，还存在一种相当大的可能性，即这样一次战争排除了人类建立一个全球规模的组织的可能性。如是这样，人类也许需要再等两千年，才能获得另一次机会。但对于学地质学的人来说，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短暂得可以忽略不计。人类用了25万年才跨越了打猎阶段。人类跨越国家阶段，不会需要这么久。
那么我想，应用科学的倾向是会放大不公正，直到这些不公正变得难以忍受，所有先知和诗人难以感动的普通人，至少转变，并在其核心使邪恶灭绝。马克思关于工业进化的理论，就是这种倾向的一个特别例子，尽管至少不是遵循：他在某种程度上人为的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将会被采用。
也许，生物学的进展将证明与我们社会的某些邪恶是不兼容的，正如工业的进步已经证实与战争或某种私人所有制不兼容一样。举一个具体例子，前面那位论文作者所预测的第二项生物学发明，显然就会与我们现有的关于阶级、性别之间关系的制度不相容。道德上的进步如此困难，以至于我认为，在人类质疑道德之前，任何制度上的发展都会受到欢迎，只要它们是以人类毁灭的明显替代物的面貌出现，无论刺激这种发展所需要的刺激是多么可怕。
总而言之，科学尚处于襁褓时期。除了说一句过去没有发生的事以后将会发生，我们几乎不能预言未来。任何信仰，任何价值观，任何制度都不是安然无恙。上次大战只不过是我们可以一直预预料到的科学进步所带来的破坏性结果的一个例子而已。未来不会是报春花盛开的道路。它会有它自己的问题。有些是过去长期存在的问题，巨大的邪恶之花盛开，最终导致自己的毁灭。其他问题则完全是新问题。我们不知道人 类在自己的力量增强之后，能否最终生存下来。但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这是古老的自由悖论以人类作为演员在地球舞台上的再次演绎。对那些信仰追求知识本身的人类具有的神性的人来说，用Boethius （480–524 或525，六世纪初罗马基督教哲学家）的话说，人类将：
te cernere finis
Principum, vector, dux, semita, terminus idem
（视神为目标，
为起点、原动力、向导、道路和归宿）
这种前景似乎是最有希望。但只有人类对道德作出与`自己的力量相适应的调节，这种前景才有希望。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做到这样，在道德进步的荆棘丛生的艰难道路上，我们手中掌握的科学至少是开启难关的钥匙之一。那么：
Per cruciamina leti
Via panditue ardua justis,
Et ad astra doloribus itur.
（临死的痛苦，
打开了通往上天之途，
而痛苦只是通往天堂之路。）
这可能是一种正确的大尺度观点，但只要经过短暂的时期，人就能够建立起足够恢宏的历史观，使他自己一代人的命运与此毫不相关。科学工作者是在他邻人的道德价值观中成长的。如果他不明白他的使命就是把善变成恶，也许这是他的幸运。道德价值与物质力量（但不是智慧力量）可通往善恶两个极端。它们在本质上是定量的。以此类，人类力量的变化将使过去善良的行为变成邪恶。我们的卫生知识的增长，已经把对传染病人采取放弃和无所作为的态度，从一种宗教上的美德，变为一种应该受到惩罚的过错。我们的武器改进之后，曾经是祭坛圣火的爱国主义，变成了一场吞噬世界的大火。
在某个赫胥黎可能相信科学确实能够重新塑造传统神话之际，传统道德却固若金汤，神圣不可侵犯，这样的时代已成过去。我们必须学会，对传统道德不要过于认真。正是由于即便是宗教的最低信条，也倾向于与某种不可改变的道德传统有联系，所以，科学与宗教之间不可能休战。
似乎没有任何特别理由认为，随着某种像印度教神话那样弹性多变的道德观的出现，而不应该出现某种宗教，但它尚未出现。基督教也许是各种宗教中最具弹性的道德观，因为耶稣不像摩西或默罕默德那样，留下任何律令，而他的道德戒律与日常生活迥然不同，以至于任何社会没有像以色列和伊斯兰教尽可能所做的那样，出现实践它们的认真企图。但每个基督教会都在竭力强行推行某种道德律令，声称它们具有神圣的约束力。由于这些律令总是与福音的律令相对立，这就留下了一个其它宗教几乎不存在的道德发展的空间。这无疑是基督教用来反对其他宗教的一种说法，但它不能被用来反对所有的宗教，或者不能被用来反对某种坦承其神话与道德具有临时性的宗教。只有这种宗教才能满足科学思想，但把这种宗教称为宗教是否恰当，非常值得疑问。
无疑许多人希望，这样一种宗教可以从基督教发展出来。人类的智力很弱小，有时他并不肯定自己的说法能永垂不朽。但即使如此：
尽管在黑色幽默笑话中，它弯腰点头，
我知道它正在对神祉咆哮，
等待最后的日食。
未来的科学工作者将越来越像孤独的代达洛斯，因为他意识到他的可怕使命，并为之感到自豪：
他从头到脚身穿黑袍，
里面是雪白温暖之躯，
虽然血管里默默地奔流着
饥饿、干渴与欲望，
但眼睛里有一颗静止的微小火苗
如同他来自的第一个细胞
在明亮地燃烧，他驱车前进
高唱我的弑神之歌
[霍尔丹原注]
【1】 Embden, Grafe and Schmitz. Zeitschrift fur physiologische Chemie, Vol. 113, p. 67, 1921.
【2】印度教徒认为，人与牛之间存在特殊的生理关系，牛是神圣的动物。虔诚的印度教徒把牛视为自己的养母，决不能宰杀。不幸的是，印度教徒对牛的圣化延伸至牛的所有产品，印度教仪式普遍使用普通欧洲人会感到恶心的牛粪。然而，天主教关于婚姻的某些训诫同样令人反感，欧洲人却习以为常。如果婚姻和挤奶可以世俗化，或许会更好。
霍尔丹（ John Burdon Sanderson Haldane，1892-1964，英国遗传学家）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出版社
引言
我重读此文时，稍稍扩展了某些部分的内容。因此，它有可能丧失它原来可能具有的统一性。人们也许会批评它过份强调某些令人不快的问题。但如果要引导人们思考这些问题，这样做是必要的。引导人们思考是一位大学教师的全部工作。
正文
我在写这些文字时，脑海里浮现出两幅画面，它们来自我对上次战争的体验。第一幅画面是1915年发生的一场人们已经遗忘的战争。奇怪的是，它很像一部蹩脚的电影。在一片灰尘和烟雾之中，突然冒出大团大团的黑黄色硝烟，它们似乎带着一种明显的仇恨，撕裂地面，摧毁人类的建筑。这些东西是画面的主体。在中距离的某处，有一些面无表情的人，他们的人数在迅速地减少。我认为，战争的主角并不是这些人，而是那些显要得多的巨大的黑黄色烟雾，这些人其实是它们的奴仆，他们在战争中扮演一种毫无勇气、服从命令和注定灭亡的角色。无论如何，这种看法很可能是正确的。
如果我有幸目睹三年后的一场战争，会看到大体而言非常相似的画面，但里面的人会更少，爆炸的炸弹会更多。然而，画面里可能出现一种非常重要的新东西。人在惊恐万状地四处逃跑，一种庞大的钢铁爬虫在后面恣意、无情而成功地追赶着他们。
另一幅画面是三个欧洲人在印度观察银河里出现的一颗巨大的新星。他们显然是一场大型舞会的客人，但对这类事情产生了兴趣。在那些有能力提出关于这场宇宙大爆炸起源的理论的人中，最流行的理论是，这是两颗恒星或一颗恒星与一团星云之间的碰撞。然而，对于这种假说，似乎至少存在两种替代的说法。也许那是某个有人居住的世界的末日审判，也许是那里的一些居民进行的一次诱发放射性的试验成功得过了头。也许这两种说法是一回事，而那天晚上我们看到的是另一个世界发生的一场大爆炸，那里的许多居民在应该跳舞的时候却跑出来仰望星空。
简言之，这两幅画面描述了一个反科学案例的一部分场景。人类是否从物质的子宫里释放出一个魔鬼，它开始反对人类，而且随时随地可能把人类抛入无底的深渊？或者巴特勒（Samuel Butler，1835-1902，英国作家）所想象的一种更可怕前景成为现实：人类变成机器的寄生虫，成为一个由巨大、复杂的引擎所组成的生殖系统上的一个附属器官，这个生殖系统将成功地剥夺人类的活动，最后取而代之，自己成为这颗星球的主人？或者这种有思维的机器正在反复地工作，而人类却在为它的目标和理念服务？考察一下目前的科学发展趋势，也许可以为回答这些问题得到某些启发。
但我们可以首先思考一下，是否有可能阻止科学研究进步的问题。科学研究毕竟是一种很晚才出现的人类活动，现在只要有足够多的人提出抗议，完全可以阻止它。在中世纪，公众的看法使科学成为一种非常危险，以至实际上无法进行的活动。我颇为怀疑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1874-1936，英国作家、哲学家）先生会不会反对倒退到这种状态。有才华而并非完全偏执的思想家、已故的莱纳赫（Joseph Reinach，1856-1921，法国作家、政治家）先生，就公开地推崇科学。
然而，我认为，只要我们现有的经济与政治制度保持下去，科学研究就毫不可怕。资本主义虽然可能使科学工作者经常得不到一份足以养家糊口的工资，却总会保护他们，因为他们是为餐桌下金蛋的鹅。即使我们防止了全部或大部分战争，富于竞争性的民族主义，也将很难放弃科学研究所积累起来的国家优势。
如果我们看看其他最可能的替代物，其前景几乎没有更大的希望。英国的众多政治组织中，只有工党的正式纲领有扶持科学研究的政策。就生物学研究而言，工党的确可能成为优于资本主义的主人，几乎毋庸置疑，它会同样友好地对待物理学与化学研究，只要这些研究能立即导致缩短工时而不是导致失业。也许有理由认为，与其成员可以享受闲暇、似乎必然产生感情奢侈的其他政党相比，在生气蓬勃而重视自己利益的澳大利亚式的工党内，尤其是企图以立法阻碍英国医学研究的感情主义，不大可能兴盛起来。
当然，全世界的文明也可能像俄罗斯那样，与科学一起崩溃。但这种事很可能只是把这个问题推迟数千年。我们决不能忘记，即使俄罗斯也在从事一流的科学研究。
这种可能性已经暗示-----我不知道这是否严肃-----科学的发展可能因为缺乏可研究的问题而陷于停滞。切斯特顿先生约15年前写的《诺丁山的拿破仑》一书曾预言，由于发明停滞，双轮双座马车（hansomcab）可能会继续存在一百年。但六年之内，这种马车就进了博物馆，现在这种罗曼蒂克却笨重不堪的马车，就像三层船（trireme）、脚蹬车（velocipede）、1907年Voison双翼飞机一样，已经走入历史。我不是建议切斯特顿先生去乘坐最后一辆双轮双座马车，一辆更重的Hector马车。但我的确主张，就他自称是一位预言家而不是在荒野里乱喊乱叫的人而言，我们的讨论可以不考虑他的预言。我将很快说明，现在任何科学领域距离终点还有多远。
但首先谈谈威尔斯先生（H.G. Wells）可能不算离题，因为预言未来与他有关系。关于威尔斯先生我想说两点。首先，作为一位严肃的预言家，而不是一个罗曼蒂克的空想者，他特别谦虚。例如，1902年他在《预言》（Anticipations）一书中表示，1950年将出现一种比空气重的实战飞行器。他说这只是他的个人看法，虽然他很清楚许多人会嘲笑他。我在本文中做出的预言，决不会比他的预言更仓促。
第二点而且是更重要的一点是，他比时代的发展落后了一代人。例如，当他形成科学观念时，飞行和无线电-电报属于科学问题，科学兴趣的中心仍是物理学和化学。现在这些属于商业问题，而且我认为科学兴趣的中心是生物学。一代人以后，科学兴趣的中心也许是其他学科，而本文的说法可能显得拘谨、保守和毫无想象力，就像威尔斯先生的许多预言在今天那样。
我想非常简略地谈谈物理学的未来，因为这肯定是一个技术性话题。目前物理学理论深深陷入停滞状态，这主要是因为爱因斯坦这位耶稣之后的最伟大的犹太人。我毫不怀疑，在乔治（Lloyd George）、 福煦（Foch） 、威廉•霍亨索伦（William Hohenzollern）和卓别林这些毫无创造性的人物不可避免地被人遗忘之后，人们仍将记得和崇敬爱因斯坦的名字。我相信，如果我偏离本文论题的严格范围，对近年来出现的关于爱因斯坦观点的许多错误说法，谈谈自己的看法，读者会原谅我。
自柏克利时代以来，大多数哲学家已经习惯谈论时间、空间或两者的理念性。但他们很快就明确表示，尽管如此，时间将继续流逝，不会等待任何人，而空间将继续使情人隔离。一般来说，他们产生的唯一实际后果是，他们自己的道德、政治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与宇宙的结构融为一体。用实验证明或否定这类推论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如果可以把上次大战视为对黑格尔某些政治原则的一次否定性实验，这种试验代价高昂，令人不满意。
爱因斯坦根本没有推导出一种新的十诫，而是满足于推导出空间和时间本身的理念性结果。这大多是一些微小而难以测量的结果，但其中有些结果，如光线在太阳引力场中的偏转，可以而且已经得到证实。现在大多数科学家被这些实验证据所束缚，采用一种非常极端形式的康德理念主义。康德的Ding-an-sich是一个永恒的四维空间复合体，我们把这个复合体视为空间和时间，但我们把什么东西视为空间或时间，这或多或少是偶然的。
也许，猜测爱因斯坦发现的实际结果颇有意思。我不怀疑人们会相信他，人们总是相信一位在天上指路的先知。哈雷彗星返回后，无人认真怀疑牛顿的理论。爱因斯坦告诉我们，空间、时间和物质是第五维的影子，天空已经宣告他的胜利。结果，康德理念主义将成为物理学家，最后成为所有受教育者的基本工作前提，如同物质主义在牛顿走红之后的那样。也许我们不能说我们所有人都是物质主义者，但我们确实从物质角度解释月球、泰晤士河、流感和飞机的运动。我们的祖先没有这样做，我们的后代也很可能不会这样做。以往若干代人的物质主义（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潜意识的物质主义，这并不很重要）产生了各种具有实际重要性的结果，如公共卫生、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以及被告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康德理念主义作为一种基本工作前提，首先对物理学，然后对日常生活的主宰，很可能持续若干世纪。等这段时期结束，人们将预先采取一种类似的措施。爱因斯坦显示，经验不可能从空间和时间的角度来解释。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但只要空间和时间在各自的领域，即解释运动事实的领域内没有出问题，物理学家会继续相信它们，或者至少为了实用目的而从它们的角度去思考，而这要重要得多。
然而，我认为，如同数学、物理学摧毁几何学那样，将会出现一个生理学侵入和摧毁数学、物理学的新时代。届时，科学及实际生活的基本哲学前提，将变成某种类似于柏格森动能论（Bergsonian activism）的东西。我从不认为，这种或其他任何哲学体系具有任何终极意义。
同时，在我们生活的若干世纪里，许多实际活动的进行可能不是以物质主义，而是以康德理念主义为基础。我们的道德与政治行为会受到什么影响？坦率地说我不知道，虽然我想，这种影响可能会像在18世纪创造出大部分智慧成果的牛顿理论那么巨大。我想，未来的孔多塞(Condorcets)、边沁(Bentham)和马克思们会像他们的前辈那样，无情地批判他们时代的哲学与道德观，但对自身就不会那么肯定；他们不会有我们在功利主义和社会主义里可以看到的某种笨拙手法。他们将承认，也许伦理学和物理学一样，可以说也存在第4和第5维空间，这些空间的效应如同水星摄动那样，甚至在一代人时间里也很难觉察，然而也许在若干世纪的长河里，它们会像三维空间的现象那么重要。
如果量子假说被普遍接受，我们的思维中将必然出现甚至更激进的替代物。但考虑到目前量子力学的状况不能令人满意，我感觉,推测它的发展方向还为时过早。它可能像庞加莱（Poincare）所说的那样，我们将不得不把所有的变化视为一连串的咔哒声，把所有空间视为由分离的点组成。然而，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对辐射了解更深入以后，我们将能够以比现在可能的方式更满意的方式产生辐射。我们的所有光源几乎都是热的物体，其95%的辐射是不可见的。把电灯作为光源，其能量的浪费犹如焚烧一幢房屋来烤猪肉。我们可以有相当把握地预言，在50年内，光的价格会大约相当于目前的50分之一，我们的城市将变成不夜城。昼夜的交替是对人类自由活动的一种制约，它必然伴随着其他的空间和时间的制约。长远看来，应用物理学能为我们做的一切就是消除这种制约。它能使我们获得更多财富，从事更多旅行，进行更多通讯。我不打算预言未来运输与通讯发展的详情，它们只受光速的限制。我们正在努力走向这个目标：地球上任何两人无论相距多远，他们能在24分之一秒钟之内见面。我们永远达不到这个目标，但将无限地接近它。
朝这个方向发展，会把人类日益紧密地联为一体，会使生活变得日趋复杂、人为化，可能性越来越多，并使人类为善作恶的力量无限增大。
但所有这些发展需要两个先决条件，即继续不断地提供人力与机械力。随着工业的日益相互交错，以至一家工厂搬迁会导致其他10多家工厂停产（我们正在迅速走向这种状况），无论实行何种经济制度，在工业的正常发展过程中，工业界领袖将越来越少地希望通过搬迁工厂来无限地增加生产，而会越来越多地希望稳定而有规律的生产，即使会付出利润和产出下降的代价。资本主义很可能自己提出要求，仅仅为了减少零星的罢工，而把某些重要工业完全交给工人掌握。而且随着工业的继续发展，更多的甚至大多数工业会成为重要工业。解决的办法可能迥然不同，或许会返回封建主义。但这个问题很可能会得到解决。这种看法似乎有点乐观，但它比另一种看法的可能性要大，这种看法可简述如下：“任何人类社会都不可能产生一种稳定的社会组织，其中大多数人受雇于农业、动物饲养、打猎和捕鱼之外的产业。”人类经过数千年产生的稳定的农业社会，构成了欧洲生活的基础，其道德观很容易被视为永恒不变的真理。发展一个稳定的工业社会应该只需要较短的时间。这样做的人们将统治整个地球。总而言之，我相信，科学的进步最终会使工业的不公平像现在的国际不公平那样，产生自我毁灭性。
至于机械力的供应，我们的煤田和油田只要数世纪就会耗竭，这是一条公理。由于人们往往认为，这种耗竭会导致工业文明的崩溃，如果我提出一些理由来质疑这一说法，也许会得到原谅。
我想，由于水力资源数量较少，存在季节性波动，地理分布不均匀，它可能不会代替煤和石油。然而，我们可以把工业中心迁移到水源充足的山区，例如喜马拉雅山脚、英属哥伦比亚和亚美尼亚。最终我们将不得不开发那些间歇性的但取之不尽的动力来源，例如风力和阳光。唯一的问题是怎样像煤或石油那样，以某种方便的方式储存能量。如果每家后院的风力发电站每天能产生相当于一英担（50.8公斤）煤的电能，我们的煤矿就会马上被关闭。将来甚至可以发明出一种廉价、安全、耐久的蓄电池，使我们可以把间歇性的风能转变成持续的电力。
我个人认为，400年以后，英国的动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以下述方式解决：我国将布满一排排的风力发电站，其发电机为大型电网供电。在适当的距离设有大型电站，在风力持续的日子，利用多余的电力把水分解为氧气和氢气。这些气体被液化后，储存在可能埋在地下的、真空隔离的大型容器里。这种储存器如果足够大，外面辐射进去的热所引起的氢氧液体的泄漏就不会很严重，一个底面积为100平方码、深60英尺的储存器每天蒸发的氢氧液体，不会超过一个每边两英尺的箱子的1/1000。在无风的日子，氢气和氧气将成为发动机的燃料，推动发电机发电，或者更可能成为氧化电池的原料。按单位重量计算，液氢是已知的最有效的储存能源形式，每磅液氢产生的热能相当于石油的三倍。另一方面，它很轻，按单位体积计算，其重量只有石油的三分之一。这并不妨碍它用于飞机，因为在飞机上重量比体积更重要。这些巨大的液态气体储存器可以把风能储存起来，根据需要用于工业、运输、加热和照明。初期的成本将会相当高，但其运行费用会低于我们目前的系统。它有一个更明显的优点，英国各地区的能源会同样便宜，于是工业将会极大地分散化，从而不会产生烟雾和灰尘。
我想，正是基于这些理由，煤田耗竭问题将获得解决。实质上这是个实际问题，煤田的耗竭将为解决问题提供必要的刺激物。甚至现在意大利如果花数百万英镑研究研究我的说法，就可能获得经济的独立。我还要补充一句，根据我难以简要概括的热动力学知识，我不大相信无线电具有商业可行性。
在转入本文主题之前，我想探讨一下我们对空间与时间的逐步征服，对艺术和文学产生的影响。我认为，某些艺术衰落的主要原因是艺术家所受的教育存在缺陷。艺术家必须了解自己的对象。现在在格拉斯哥学校以外，没有任何称职的诗人、几乎没有画家或蚀刻家了解工业界生活，而且我认为，只有一位真正具原创性的建筑师懂得钢筋混凝土的发展前途，我不知道他的姓名，但我知道他在战前在苏瓦松（Soissons，法国城市）设计了一个像古埃及神庙那样庄严与壮观的集市。如果委托他重建苏瓦松，我就不会为苏瓦松遭到破坏而感到遗憾。
现在如果我们希望诗人们能像弥尔顿和雪莱那样（雪莱和济慈是最后两个了解最新化学知识的英国诗人）解释物质科学，我们的可能的诗人必须像他们的前辈大师那样，接受科学与经济学的教育。我绝对相信，科学对想象力的激励要比希腊古典作品大得多。但这种激励的产品没有正常地出现，因为科学家作为一个阶级，被剥夺了文学形式的任何洞察力。当他们能够表达自己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勃特勒（Samuel Butler，1835-1902，英国作家）或道格拉斯（Norman Douglas，1868-1952，英国作家）。只有我们的诗人再度出身于受教育的阶级（我是以科学家的身份说话），他们才能把普通人生活中的美展现给民众，从而感染民众，就像荷马和维吉尔（Virgil，70-19 BC，古罗马诗人）把自己的诗句写在庞贝城墙壁上，感染街头顽童一样。
如果我们必须以科学去教育我们的诗人，我们还必须用艺术去教育我们的劳工和资本家领袖。我个人认为，可以对两者寄以厚望。目前资本家对艺术应用于工业的想法，一般只限于在某些工厂的前面涂上绿色和白色的条纹。这是一种原始类型的装饰，但我想这是有原因的。不要多久，某个人可能发现，工厂里的湿壁画可以使工人的工效平均提高1.03%，艺术就将再度成为一种商业。甚至现在人们已经发现，艺术性广告往往获得回报。与此类似，我毫不怀疑劳工将逐步明白，生活中不能只有面包（或者面包加啤酒），但只有保障了面包和啤酒的供给，他们才能明白这一点。
应用化学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变化不像热机或电报那么新颖。它极大提高了各种物资的生产，其中最重要的是金属。但在化学成为科学之前，人类已在制造炸药、染料和药物，而应用化学沿着目前的路线发展，将主要在量的方面改变人类生活。也许冶金化学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利用低品位铁矿石，以及用粘土提炼铝，而粘土的含铝量高达24%。我认为，即使实现用粘土提炼铝之后，铝的产量也不会像钢铁产量超过青铜和燧石那样，超过钢铁的产量，但锌及其合金的产量肯定会居第二位，而且可能居工业金属产量的第一位。我只有一种希望，尽管我基本上不担心，香水的大规模地生产，可能导致我们相当原始的嗅觉需要接受再教育，但最有意思的化学发明显然是生物化学，其理由如下。
一般来说，有用的物质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具有对人有用的物理和化学性质，例如我们用以生火、建造房屋和制造剃须刀的钢铁、木材和玻璃，它们能给我们带来某种利益。另一类具有对人有用的生理学性质，它们包括食物、饮料、烟草和药物。染料与香水介乎二者之间。第二类物质的价值依赖于某种与人体组织的非常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以最基本的方式依赖于人体组织的结构，而且一般来说，物理学和化学对此没有作出充分的解释。例如生火可以用煤炭或泥煤而不用木柴，但其他任何化学物质对人来说并不具有水和酒精的那种生理学功能。所以某种化学物质除非具有新的生理学性质，它的生产只是为了改进或利用其物理学性质的用途。在历史上，在欧洲得到普遍应用的第二类物质有两种而且只有两种，即咖啡因和尼古丁，它们在16、17世纪最早用于英国。还有一些物质也非常重要，如氯仿和奎宁，但其应用并不普遍。但咖啡、茶、烟草以及酒精，如同食物和水一样，已成为正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没有理由认为这类物质已经发现完毕。大战期间，法兰克福大学生理学教授Embden发现，一次服用约7克磷酸钠就能增强人的体能，使肌肉的工作时间延长约20%，也许还能延长人的脑力工作时间，这可能要很久以后才能实现。一组煤矿工人服用9个月磷酸钠之后，煤炭产量大有提高。磷酸钠没有酒精的那种副作用，但不能服用过量，因为它是一种催泻剂（他们给某些“渗透部队”（Stosstruppen，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特种部队）服用太多！）。成千上万德国人经常服用磷酸钠。它有可能成为像咖啡、茶那样的正常饮料，而其每磅成本只有后者的1/9，或每剂1/3便士。
大多数具生理学性质的化学物质不适宜日常使用，如蓖麻油或危险的吗啡，也许任何物质在某种情况下都会产生不好的副作用。那些适宜日常使用的物质具有极大的社会重要性。烟草对人的性格有微小但确定的作用。伦敦17、18世纪的咖啡厅和欧洲现代的咖啡馆，过去曾经而且现在仍具有难以估量的教化力。但某些人对这些物质深恶痛绝。认为罗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1554-1618，英国探险家，作家）的死亡与他极度反对烟草有关，也许这毫无根据的说法。但如果他不是典型的烈士，其宗教信仰禁止抽烟的锡克教徒、赛努西教徒（Senussis）和瓦哈比教徒（Wahabis）中死于抽烟的人，至少可能比在罗马帝国因信奉基督教而死的人还要多。如果人类普遍认识到节欲是一种适宜的中庸之道，我们可以期待人类最终将随心所欲地享受各种物质，如葡萄酒、咖啡、烟草等，明智地使用这些物质就能增加生活福利，促进人类表现出更高级的才能。
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化学将用于生产一类更重要的生理学物质------食物。关于食物的事实相当引人好奇。人人皆知食物最终来自植物，我们吃的动物或动物产品只是第二手或第三手的植物。但普通植物的大部分糖没有转变为人可以吃的淀粉，而是变成构成其木质骨架的纤维素。有蹄动物已经用自己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它们的肚子变成一个巨大的消化纤维素的细菌箱，自己则依靠其副产品过活。我们必须在我们的身体之外做同样的事情，这可以通过化学方式进行。Irvine已经从纤维中提取95%的糖，但成本高得吓人。也许我们可以利用微生物做这件事，但无论采取任何方式，在下个世纪内糖和淀粉会像锯末那么便宜。我们也许能用比较简单的资源，如煤炭和大气中的氮气，合成食物的许多成分，包括蛋白质。我倾向于认为，以这种方式大规模地生产出一套完全令人满意的食物，需要120年时间，但不会超过很多。
这意味着农业将变成一种奢侈，人类社会将完全城市化。我个人不会因农业工人而不是工业工人的消失而感到遗憾，我认为从大多数方面看，后者似乎是一种更高级的人。人类进步的历史一直是城市拉着不愿前进的农村而进步。合成食物将代替花园，工厂将代替粪堆和屠宰场，使城市最终能自给自足：
许多硕壮的农民会伤心欲裂
如果他们看到我们驱车前往的城市
一年四季树上果实累累，鲜花盛开
红色、褐色的啤酒在河里流淌
金银树下有一位老人吹奏风笛
眼睛蔚蓝如冰的女王们在民众中翩翩起舞
如果有时间，我还想猜想一下未来的星际通讯。我无法推测这种通讯是否可能，但我毫不怀疑，人类会进行这种尝试。
至于生物学在人类生活中的应用，一般预言家似乎满足于生物学在医药和外科方面取得的相当大但非常初步的进步，在驯化动植物方面的某些改进，也许还有优生学方面的一点进展。优生官员似乎身兼警察、牧师和皮条客，强制我们带着一位由某个高贵的医学委员会挑选的伴侣，每隔一定时间去当地的遗传女神神庙。我应该说，这种预言来自一种对于人类天性的知识缺乏原创性的想法。柏拉图2300年前提出的所谓“通过数字”的婚姻，当时还是一种比较新颖的想法，但实际上它已经在一些地方实行过，例如著名的巴拉圭基督徒。正如我们将看到，优生学家提出的目标更可能会以一种迥然不同的方式达到。
但在我们继续预测之前，我想回溯一下过去，简单回顾人类做出的大约六项重要的生物学发明。我所说的生物学发明，是指在人与动物或植物之间，或者在不同的人之间建立了一种新关系，而这种关系主要来自生物学而不是物理学、化学或伦理学。过去的生物学发明中，有四项是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前作出的，即驯化动物、驯化植物、驯化真菌制酒，以及第四项发明。我认为第四项发明比任何其他发明更具终极意义和更持久的重要性，因为它改变了性选择的方式，使男性恋人注意女性的面貌与乳房。它还改变了我们的审美观念，从（非洲南部）霍屯督人喜欢肥臀女性变成现代欧洲人的审美观，从Brassempouy（法国一新石器时期遗址，发现女性雕像）维纳斯变成古希腊的维纳斯塑像。某些种族至今尚未作出这项发明。我们时代还做出另外两种发明，即杀菌剂和人工控制怀孕。
我们可能注意到的第一点是，这些发明都产生了一种深刻的感情和道德的影响。四项较早的发明都成为某种宗教的基础。我不知道哪个陌生的神祉，会鲁莽地以布拉德罗（Charles Bradlaugh，1833-1891，英国政治家，著名无神论者）和贝赞特（Annie Besant，1847-1933，英国社会改革家）取代特里普托勒摩斯（Triptolemus，古希腊传播农业技术的神）和诺亚（Noah）的地位，但我们可以说，对这些发明的普遍应用的任何讨论，不可能把宗教摒诸门外。
第二点也许更难以表达。普罗米修斯一直是化学或物理方面的发明家。但从火到飞行的任何伟大发明，都被说成是对某个神祉的冒犯。如果每项物理或化学的发明都是对神的某种亵渎，那么每项生物学发明都是某种反常。任何发明传播到以前没见过这项发明的任何国家时，都会被该国的观察家认为是不适宜和不自然的。
例如历史悠久的挤牛奶的简单过程。牛奶应该是连接母牛与牛崽的一种亲密而神圣的纽带，它被挤奶女用手灵巧地挤出来，被我们喝下、烹饪，甚至腐化成奶酪。我们只有把牛奶想象成任何其他分泌物，才能明白我们与奶牛的关系所受到的严重亵渎。[注2]
我们也不能想当然地以为，酿造葡萄酒和啤酒的腐化过程没有那么多令人作呕的东西。但实际上，挤奶过程和酿造与饮用啤酒的过程对我们来说似乎非常自然，这种过程已发展出某种自己的仪式，现在违反这种仪式会使人觉得不适宜。用电来挤牛奶和用茶杯饮啤酒的想法，会使人稍稍感到恶心。当然所有这些更适合于描述性行为方面的发明。
我猜测，对普罗米修斯的感情和兴趣，过分地分散了我们对代达洛斯（Daedelus，希腊神话中为克里特国王建造迷宫的建筑师和雕刻家）的更令人感兴趣的形象的注意。令人感到无限轻松的是，在一群长着可怕脑袋的或受到冥府浸礼保护的英雄之中，学习希腊神话的人发现了第一个现代人。最初他是一位现实主义雕刻家，第一个雕刻了两腿分开的雕像，刻了一尊以水银装饰肋骨的阿佛洛狄特（Aphrodite，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的雕像，这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此后他的兴趣必定转移到生物学问题。我可以有把握地说，他在实验遗传学方面取得的唯一一次有记录的成就，后人无以匹敌。如果米诺陶（Minotaurus，希腊神话中被克里特王米诺斯紧闭在迷宫中的牛头人身怪物，每天要吃童男童女）吃住的成本不是那么高昂，代达罗斯也许会在孟德尔之前发现遗传定律。但米诺斯认为，迷宫和每年提供的50名少男和50名少女，是一笔过于高昂的研究成本。为了摆脱这一无情的经济困境，代达罗斯被迫发明了飞行术。弥诺斯追赶代达洛斯一直到西西里，并在那里被杀。代达洛斯除了发明宝贵的胶水，他的其他事情很少为人所知。但最重要的是，尽管他对宙斯之子米诺斯之死负有责任，他既未被宙斯以锁链拴在岩石上遭受雷击，也未被复仇女神追逐。冥府的众多访客中，没有任何人在极乐世界或地狱里找到他。我们很难想象他是地狱阴魂的一员，这些阴魂像绵羊那样拥挤在峡谷中的卡戎（Charon）渡口。他是第一个宣告科学工作者不关心神祉的人。
醉心于代达洛斯的迷人形象所代表的微弱的米诺斯科学传统的早期希腊人，无意之中很可能知道这件事。这一在所有人类传统中最可怕最不自然的行为，在今世或来世并未受到惩罚。甚至伊卡罗斯（Icarus，代达罗斯之子，与父亲一起飞行，坠海死亡）之死，对这个因谋杀侄子而被雅典人放逐的人来说也微不足道。但如果说他逃脱了神祉的报复，他却遭到人类普遍而持久的谴责，对人类而言，生物学发明是可恶的。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外，苏格拉底曾自豪地宣称代达洛斯是自己的祖先。
后来的生物学发明大多在开始时被视为一种反常，最后变成一种为毫无疑问的信仰和偏见所支持的仪式。甚至现在外科手术的清洁程序也在发展自己的仪式和信条，可以注意的是，妇女像信仰宗教那样，最虔诚地接受这种仪式和信条。我请求知道上述事实的读者，原谅下面任何猜测中出现的初看之下似乎不可能或不得体的内容，我还请求你们抛弃一种看法，即生物学将仅仅是物理学和化学的发现在人、动物和植物身上的应用。
我说“（生物学）将仅仅是”，这是经过考虑的，因为我们现在对生物学几乎一无所知，此一事实往往没有引起生物学家的注意，这导致他们在估计自己学科目前的状态时非常专横，而在提出未来的要求时过于谦虚。如果我们以检测与杀死霍乱病菌作为一个应用生物学的典型例子，我们发现其中涉及到许多科学，但唯一纯粹的生物学原理是一个非常重要但并不很深刻的原理：有些细菌会杀死某些人。这个过程中的真正科学部分，是放大、染色和杀死那种病菌所使用的光学和化学方法。另一方面，伤寒病的免疫却涉及到某些既不简单、也未完全了解的纯粹生物学原理。
实际上，生物学原理包括一些主要来自亚里士多德、希波克拉底和哈维的，古老但不大容易叙述的关于生物的一般真理，由达尔文、迈尔（Mayer，1814-1878）、贝尔纳（Claude Bernard ，1813-1878）、孟德尔等人提出的一些重要原理，以及大量的关于个体生物及其组织的资料，这些资料还有待于适当地总结。
达尔文的理论开始得到高度评价，但引起某些宗教的警觉。魏斯曼（Weismann，1834-1914，德国生物学家）和孟德尔的学说将在本世纪被消化，并将对政治与哲学理论产生几乎同样深刻的影响。不用说，后一类影响涉及生殖与传宗接代问题。而且，我们可以预期，随着时代的进展，它们将对关于万事万物的传统观点，产生一系列达尔文主义式的震撼。虽然我无法说出这种震撼的详情，但由于传统观点根深蒂固而且没有理性，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会觉得这种震撼专横而粗鄙，就像我们的祖父辈对人从猿猴进化而来的观点的感受那样。但由于人幸运地具有在防水（毋宁说防止思想的）隔舱中思考的能力，这种震撼给社会直接带来的扰乱，不会超过达尔文主义。
生物学的实际应用所产生的影响会深刻得多。我相信，医学的进展对西欧社会已经几乎（如果不是完全）产生像工业革命那么深刻的影响。除了医生取代一部分牧师对社会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以外，400年前大多数人早夭，现在人平均可以活45岁（除了上次世界大战时期）。尽管我们的城市生活环境非常糟糕，但英国现在却没有贫民窟，而在中世纪英国皇室的婴儿死亡率高达三分之一。主要由于这种宗教的影响，现在人们越来越不重视正常的死亡，而日益追求美好的生活，因此他们的整个死亡观也在逐渐发生变化。我们时很少想到死亡，以至于战争期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与死亡密切接触时，大多数人没有认真对待它。
与此类似，以寿命短促为基础的制度几乎彻底崩溃。例如，英格兰土地制度假定地主一般在40岁左右死亡，土地由其20岁左右的长子继承。长子一辈子主要经营土地，对土地以外的事很少发生兴趣。他至少像其他任何人那样努力地经营土地。现在父亲可以颤颤巍巍地活到80岁左右，在死亡之前十年他通常会丧失工作能力。儿子通常在50岁左右继承土地，这时候他可能是一个非常称职的上校或股票经纪，但不能指望他学会经营土地的技巧。结果，他或者把土地交给某个经纪人，而这个经纪人往往贪污，或者经营土地很不科学，回报率很低，他应该归咎于自己缺乏免疫学知识，却把账算在极端主义的头上。
现在让我们谈谈未来。我将根据生物科学的现状，不需要假设出现任何新的、伟大的达尔文主义似的普遍原理，提出一些可能发生的明显进展。我在前面介绍过一个神话，所以在这里引述一篇关于生物学影响20世纪历史的论文，可能会得到读者的原谅。我希望150年后本校一名愚笨的新生在第一学期向他的导师宣读这篇论文。
“早在20世纪的头十年，我们发现所谓的优生学运动试图有意识地把生物学应用于政治。一些重要人物发现生物学的存在之后，企图在当时非常简陋的条件下，用它来制造一个超人的种族，并在某些国家设法制定大量法律。他们似乎已经防止了梅毒、疯病等疾病的广泛传播，而且在被其多少有点随意地视为不宜生育的阶级之间，成功地煽起最暴烈的反抗与仇恨（内布拉斯加州甚至发生一场叛乱）。然而，他们无疑使民众甘心情愿地愿接受将会产生的结果，而且已经达到了有用的目标。更重要的是，医学的进步实际上消灭了这些国家的传染病，这些国家的民众愿意忍受国家对私人生活的必要干预。最后，在国际联盟于1958年下令之后，全世界皆接受这种政策，尽管在印度部分地区，由于印度教徒反对，到1980年代仍有传染病流行。
但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本世纪头三分之一的最重要生物学工作，发生在实验动物学和植物学。如果我们考虑到摩尔根1912年在果蝇细胞核里发现若干孟德尔的遗传因子并改变果蝇的性比率，Marmorek用一种无害细菌杀死小白鼠，Brachet在1913年让兔子胚胎在血清里生存了若干天，就会发现，科学工作者（普通民众更是如此）在当时似乎很少预料到这些工作将发生的实际影响。
实际上一直到1940年Selkovski发明紫色水藻（Porphyrococcus fixator）以后，生物学才开始对世界历史发生巨大的影响。在此之前的50年内，世界平均每公顷小麦产量大约翻了一倍，原因之一是各种化肥的使用，但主要原因是不同品种的系统性杂交。然而沿着任何这些途径继续发展，几乎没有前途。紫色水藻是一种高效的固氮生物，能从空气中吸取氮，而且只要有水和含有少量钾和磷的土壤，几乎能在任何气候下生长。它在四天内吸收的氮相当于某种野豌豆作物生长一年。当然，如同它的直接祖先只能在人造培养基里生长，不能在实验室外生存一样，它不能在自然条件下产生。在任何地方，只要氮是制约作物生长的主要因素，它就能使小麦产量翻一倍，使牲口饲料草地的价值翻三番。食品价格的大幅下跌和纯农业国家的衰败，当然是1943、1944年灾难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1942年紫色水藻的Q菌株逃逸到海中迅速大量繁殖时，食品过剩也达到顶点。的确在两个月内，大西洋热带海域的水面变成凝胶状，给欧洲气候带来灾难性结果。 某种浮游生物发展出可消化紫色水藻的酶以后，海鱼数量大量增加，以至于鱼成为普通食物，而且使英格兰现在在食物上自给自足。英格兰变得如此富裕，以至于煤矿工会那年头一次用自己的马参加了德比马赛（当时仍在每年举行的一种马赛）。
紫色水藻的入侵使海洋变成深紫色，我们似乎感到很自然，但我们的曾祖父母审美情趣更强烈，他们目睹这一变化之后感到非常沮丧。我们阅读到描写绿色或蓝色海洋的作品，确实感到奇怪。我无需详细介绍Ferguson和Rahmatullah的工作（因为这只是Selkovski工作的继续），他们在1957年制造出能在全世界沙漠中固定流沙的地衣，也无需讲述农业国家通过社会主义的大型风力发电计划来解决失业问题的故事。
1951年，杜邦公司和Schwarz产生了第一个体外发育的儿童。早在1901年，Heape把兔子胚胎从雌性变为雄性。1925年霍尔丹使老鼠胚胎在血清里存活了10天，但未能使这一过程得到最终结果。直到1946年Clark以Kehlmann的溶液作为培养液，用猪获得成功。杜邦和Schwarz从一名死于空难的妇女身上得到一个新鲜卵巢，在培养液里存活了5年。他们还从中得到数个卵子并成功地使之受精，但受精卵的培养和支持问题比较难，直到第四年才解决。现在这种技术得到充分发展，我们可以从妇女身上取出卵巢，在适合的液体中生长20年，每月生产一个新鲜卵子，其中90%可以受精，让胚胎顺利生长9个月，然后使之接触空气。Schwarz从未取得这样好的结果，但他首次成功的消息在全世界引起空前的轰动，因为大多数文明国家的生育率低于死亡率。法国首先正式批准体外培育胎儿，到1968年用这种方式每年产生6万个婴儿。大多数国家强烈反对这种做法，并在1960年得到罗马天主教公牛教皇（若望23世）的谕令（Nunquam prius audio）和伊斯兰教哈里发（Khalif）的类似教令（fetwa）的鼓励。
我们知道现在体外培育胎儿很普遍，目前英国妇女直接生育的婴儿不到30%。始于19世纪、完成于20世纪的性爱与生殖的分离，对人类心理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决非完全令人满意。传统的家庭生活确实有许多好东西，尽管现在我们经常用注射placentin的办法为妇女催乳，从而保留了原来天然哺乳周期的许多最好的东西。我们必须承认，在某些方面我们的曾祖父母比我们更为优越。另一方面，一般认为，挑选生育者不仅是为了减少邪恶。被挑选来生育下一代的少数男女，无疑要比普通人更优秀，每一代人在各方面的进步非常明显，包括一流音乐作品的增多和被定罪的盗贼减少。如果没有体外培育胎儿，文明无疑会在可数的时间内崩溃，因为在几乎所有国家劣种人的生育力比优质人更强。
也许幸运的是，下一代体外培育胎儿的妇女，需要做一种令人有点不愉快的手术，虽然现在这种手术不会使人变丑或影响健康，而且在生理上毫无伤害，因而成为一种荣耀，但绝不会令人愉快。否则，大众可能会强烈反对生殖选择运动。英国由于这种反对特别激烈，在采用非常严格的选择标准方面比德国晚了一代人，尽管英国目前这方面也许比所有国家更先进。然而，彻底进行选择已经证实具有巨大优越性。理想的性比率仍然是一个激烈争论的问题，但现代人对平等的反应确实非常强烈。”
这篇论文的作者在后面可能讨论了大约在1990年出现的一些激进得多的发展，但我只引用了他对生物学早期应用的描述。对我来说这些应用似乎既可能又不荒谬，但它具有我在前面叙述的生物学发明的特点。如果生殖与性爱完全分离，人类将获得一种全新的自由。现在，民族性格正在按照我们一无所知的某些规律缓慢地发生变化。政治方面的问题是找到制度去适应它。未来人类很可能像改变政治制度那样，通过生殖选择迅速地改造民族性格。如果300年以后还存在竞选广告这种古怪的政治方式（或许不大可能），有可能会出现“请投史密斯和更多音乐家一票”、“请投欧莉瑞和更多女孩一票”、“请投麦克费森和长尾巴的重孙一票”之类广告。我们已经能在很大程度上改造动物品种，而把同样原则应用到自己身上，只是个时间问题。
我认为，生物学的应用可能会大体依照类似于上述的路线。我们对阻碍各种才能发展的生理因素了解得越多，直接改造个人的可能性就越大。但目前我们只能猜测这类障碍的性质，对达尔文主义者来说，神话中暗示的进攻路线显然是最好的方式。然而我们知道，如果某些内分泌腺（尤其是甲状腺和性腺）的适当工作，会增强我们的许多智能，而且这些内分泌腺的极小变化会极大改变人的性格。例如，随着我们对这个问题的了解增多，我们也许可以通过比捆绑和鞭打更直接的某种办法来控制我们的情绪，用副作用少于酒精的某种化学药品来激发我们的想象力，用生理学而不是监狱来处理人的邪恶本能。从反面来看，必然会出现新的邪恶，这些邪恶与19世纪药理学发现所带来的邪恶相似，但更厉害。
下面是最近的一些医学发展。在约1870年以前，医学主要以生理学为基础，或者如Scotch所说，生理学就是“医学院校”。医生从病人角度诊断疾病，就像现在的医生诊断伤害那样。巴斯德（1822-1895，法国化学家和微生物学家）对传染病根源的发现，改变了医学的整个局面，使消灭一组疾病成为可能。但它也使科学的药济学离开原来的道路，而且，如果我们不知道细菌，虽然许多人可能死于脓毒症和伤寒，我们可能会更有效地治疗肾病和癌症。某些疾病（如癌症）也许并非某种微生物造成，而另一些疾病（痨病）是由对普通人无害的某种微生物引起，这种微生物由于我们不知道的原因而攻击病人。我们依照巴斯德的路线无法有效地治疗这类疾病，而必须把立足点从微生物转向病人。医生在不能治疗微生物引起的疾病的时候，他往往能够使病人长期生存，从而使疾病自己痊愈。而这里他必须主要依靠生理学知识。我不是说生理学家能发现治疗癌症的方法。巴斯德原先只是一位晶体学家。但无论发现治癌症方法的是谁，他至少会大量利用生理学资料。
消灭疾病将使死亡成为一种类似睡眠的生理事件。一起生活的一代人将一起死亡。我猜想，人们盼望来世，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大多数人觉得自己的生活不完美，二是渴望见到过早去世的友人。完美的生活结束之后平静地走进坟墓，将基本上消除第一个原因，同时代人的死亡很少会使我们长久悲伤。
衰老对女人的影响也许比男人更大。她们活得更久，但她们的生活往往为突然发生的生理变化所破坏，这种变化一般发生在她们40-50岁时，有时会使她们容易生病，虽然也可能改善她们的健康。这种变化似乎是因为卵巢突然停止分泌某种化学物质。如果我们能够分离和合成这种物质，我们就能延长妇女的青春，使她们能够像普通男性一样地逐渐衰老。
心理学尚未成为一门科学。如同生物学，它已经到达进行某种相当抽象而具哲学特征的概括的阶段，但这类概括仍存在在某种程度的争议。尽管我们已经知道大量的最重要的经验事实，却仅仅根据它们做出少数重要的概括，例如潜意识思维的存在问题。但任何人只要见到过一个催眠术与暗示显示威力的例子，一定会明白，如果我们能够控制它们的效果并使其应用标准化，世界的面貌和存在的可能性就会完全改观，就像曾被视为具有同样大威力的药物能够产生的影响那样。当然，开启与另一个世界的灵魂进行系统性沟通的大门，将会产生无限大的影响，科学界已经宣称这种可能性。唯灵论（spiritualiam）已成为基督教的最可怕敌人，我们没有资料使我们可以估量唯灵论对某个宗教信徒可能产生的影响，他的信条基于实验，他觉得神秘的事物如同电灯那样平淡无奇，他的道德观基于这个世界的某一善良或邪恶的生命在另一个世界的可观察的结果。然而，如果唯灵论得到目前正在要求的科学的证实（也许没有获得很大的成功），我们面临的前景就是如此。
我只是在在我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内，探讨了科学可能发展的很少几个领域。如果我使在座的任何听众相信，科学还有大量领域需要她的努力，这些领域具有足以令人惊异的特征，我就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如果我说的任何内容似乎具有某种令人无缘无故地感到恶心的性质，我会回答说，对许多人来说，正常生活中的某些现象似乎也具有这种性质，而这些现象对于科学与实践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
我想要说明，我为什么认为现在生物学家是地球上最罗曼蒂克的人。初见之下，他似乎只是一个可怜、微不足道、工资不高的人，在极小的迷宫中盲目摸索，终身从事关于扁虫的原肾的激烈争论，他也许在某天早上醒来，发现他从未听说过的某人通过几项关键的实验，摧毁了他曾经希望会使自己扬名青史的工作。他的生活确实是一场悲剧，但他知道，他承担着一种他不敢放弃的责任，而且，在他觉得某个比自己更高尚的事物或人的激励下，他抛弃了所有功利之念。
保守派无需害怕他，他的理性是其激情的奴仆，但是保守派应该知道，他的理性已变成一种最伟大和最可怕的激情。这类人是腐朽的帝国与文明的破坏者、怀疑者、解体者和弑神者。一般来说，在过去，他们是伏尔泰、边沁、泰利斯（Thales，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马克思这类人物，很可能还包括神圣的尤利乌斯·凯撒，但我认为，达尔文则是一位科学领域里的同样无情的理性的典范。我猜测，现在理性不仅在科学领域自由地发挥作用，而且能通过科学以及政治、哲学和文学，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由于这一点已经很明朗，未来将会出现更多的达尔文。这些人首先对真理感兴趣，但他们很难对他们的龙齿撒播到世界而引起的事情，完全无动于衷。
我并不是说，生物学家通常会尽力想象未来生物学应用的任何细节。对他们而言，生活的中心问题可能是棘皮动物与腕足动物之间的关系，以及靠工资生存的问题。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神职人员和革命家。他们没有时间梦想。但我猜想，他们的梦想比他们愿意承认的要多。
前面描述的只是我的很小一部分梦想，也许是一些很糟糕的梦想。当然，想要非常准确地预言科学知识会如何极大地改变人类生活的细节，这几乎是一件毫无指望的事。但我相信，科学知识将继续变革人类的生活，甚至比我设想的还要深刻。然而，我个人非常古板守旧，例如，我同情地希望，所有的家庭生活不会受到伤害，而且我可以再度宣称，最近的科学研究并未预示我所预言的任何实际进展。如果要求一位生活在17世纪末的化学家或物理学家预言其学科在未来的应用，毫无疑问，他会以一种勒普泰岛（Laputan）的最佳方式（指不切实际的幻想，见《格列佛游记》），犯下许多可笑的错误，但一定相信，科学将以某种方式得到应用，而且他的信念将得到证实。
我们必须从三个方面看科学。第一，它是人的推理与想象力的神圣天赋的自由活动。第二，它是少数人对多数人追求财富、舒适、获胜的要求而提出的答案，因为（这里霍尔丹引用一条美国信息交换标准代码（ASCII）无法显示的希腊成语），只有牺牲了和平、安全和宁静才能得到的才能。最后，它是人类，首先对空间与时间，然后对物质，然后对自己及其他生物身体的逐步征服，最后对他自己灵魂中黑暗、邪恶成分的征服。
这些征服都不会是完全的征服，但我认为这些征服都具有进步性质。他将利用这些力量来做什么事情，在本质上属于宗教和美学的问题。我们也许可以大力呼吁，科学力量只适宜由某种已学会控制自己的人来掌握，以科学武装起来的这种人犹如以一盒火柴武装起来的婴儿。
我想，我们可以在每天的报纸中找到这场争论的答案。数千年来，理想主义者已经发出呼吁，战争必须终止，全球统一在一个政府之下。只要存在任何其他可能的替代方式，理想主义者就一直在坚持这种呼吁。过去9年发生的事件已经充分暴露战争的荒谬，但当我们询问谁应对此负责时，我们将发现，不是理想主义者而是Black, Kekule, Langley这类人放大了人类对自然的力量，直到事实的无情逻辑，迫使人类组成一个世界政府的核心组织。
我们已经做出反应，反对建立国际联盟的思想框架，但我们的反应并不完全彻底。国际联盟存在并在发挥作用，而且，地球上各个国家都有许多人，正常的普通人，他们支持这种或那种形式的世界政府的想法。我并不是说，现在的国际联盟会产生出世界政府，或者第三国际会产生出世界政府。我只是观察到，对于建立这样一种机构及及其可能的若干核心机构，存在着一种普遍而有组织的愿望。也许还需要发生一、两次世界大战，才能使大多数人改变思想。发生下次世界大战的前景，至少包含着这种令人满意的因素。在上次世界大战中，最狂热的民族主义者躲藏在远离前线的后方。在下次世界大战中，无人能在后方躲藏。它将使有关的所有人明白，战争是一种非常肮脏的事业。
毫无疑问，还存在一种相当大的可能性，即这样一次战争排除了人类建立一个全球规模的组织的可能性。如是这样，人类也许需要再等两千年，才能获得另一次机会。但对于学地质学的人来说，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短暂得可以忽略不计。人类用了25万年才跨越了打猎阶段。人类跨越国家阶段，不会需要这么久。
那么我想，应用科学的倾向是会放大不公正，直到这些不公正变得难以忍受，所有先知和诗人难以感动的普通人，至少转变，并在其核心使邪恶灭绝。马克思关于工业进化的理论，就是这种倾向的一个特别例子，尽管至少不是遵循：他在某种程度上人为的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将会被采用。
也许，生物学的进展将证明与我们社会的某些邪恶是不兼容的，正如工业的进步已经证实与战争或某种私人所有制不兼容一样。举一个具体例子，前面那位论文作者所预测的第二项生物学发明，显然就会与我们现有的关于阶级、性别之间关系的制度不相容。道德上的进步如此困难，以至于我认为，在人类质疑道德之前，任何制度上的发展都会受到欢迎，只要它们是以人类毁灭的明显替代物的面貌出现，无论刺激这种发展所需要的刺激是多么可怕。
总而言之，科学尚处于襁褓时期。除了说一句过去没有发生的事以后将会发生，我们几乎不能预言未来。任何信仰，任何价值观，任何制度都不是安然无恙。上次大战只不过是我们可以一直预预料到的科学进步所带来的破坏性结果的一个例子而已。未来不会是报春花盛开的道路。它会有它自己的问题。有些是过去长期存在的问题，巨大的邪恶之花盛开，最终导致自己的毁灭。其他问题则完全是新问题。我们不知道人 类在自己的力量增强之后，能否最终生存下来。但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这是古老的自由悖论以人类作为演员在地球舞台上的再次演绎。对那些信仰追求知识本身的人类具有的神性的人来说，用Boethius （480–524 或525，六世纪初罗马基督教哲学家）的话说，人类将：
te cernere finis
Principum, vector, dux, semita, terminus idem
（视神为目标，
为起点、原动力、向导、道路和归宿）
这种前景似乎是最有希望。但只有人类对道德作出与`自己的力量相适应的调节，这种前景才有希望。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做到这样，在道德进步的荆棘丛生的艰难道路上，我们手中掌握的科学至少是开启难关的钥匙之一。那么：
Per cruciamina leti
Via panditue ardua justis,
Et ad astra doloribus itur.
（临死的痛苦，
打开了通往上天之途，
而痛苦只是通往天堂之路。）
这可能是一种正确的大尺度观点，但只要经过短暂的时期，人就能够建立起足够恢宏的历史观，使他自己一代人的命运与此毫不相关。科学工作者是在他邻人的道德价值观中成长的。如果他不明白他的使命就是把善变成恶，也许这是他的幸运。道德价值与物质力量（但不是智慧力量）可通往善恶两个极端。它们在本质上是定量的。以此类，人类力量的变化将使过去善良的行为变成邪恶。我们的卫生知识的增长，已经把对传染病人采取放弃和无所作为的态度，从一种宗教上的美德，变为一种应该受到惩罚的过错。我们的武器改进之后，曾经是祭坛圣火的爱国主义，变成了一场吞噬世界的大火。
在某个赫胥黎可能相信科学确实能够重新塑造传统神话之际，传统道德却固若金汤，神圣不可侵犯，这样的时代已成过去。我们必须学会，对传统道德不要过于认真。正是由于即便是宗教的最低信条，也倾向于与某种不可改变的道德传统有联系，所以，科学与宗教之间不可能休战。
似乎没有任何特别理由认为，随着某种像印度教神话那样弹性多变的道德观的出现，而不应该出现某种宗教，但它尚未出现。基督教也许是各种宗教中最具弹性的道德观，因为耶稣不像摩西或默罕默德那样，留下任何律令，而他的道德戒律与日常生活迥然不同，以至于任何社会没有像以色列和伊斯兰教尽可能所做的那样，出现实践它们的认真企图。但每个基督教会都在竭力强行推行某种道德律令，声称它们具有神圣的约束力。由于这些律令总是与福音的律令相对立，这就留下了一个其它宗教几乎不存在的道德发展的空间。这无疑是基督教用来反对其他宗教的一种说法，但它不能被用来反对所有的宗教，或者不能被用来反对某种坦承其神话与道德具有临时性的宗教。只有这种宗教才能满足科学思想，但把这种宗教称为宗教是否恰当，非常值得疑问。
无疑许多人希望，这样一种宗教可以从基督教发展出来。人类的智力很弱小，有时他并不肯定自己的说法能永垂不朽。但即使如此：
尽管在黑色幽默笑话中，它弯腰点头，
我知道它正在对神祉咆哮，
等待最后的日食。
未来的科学工作者将越来越像孤独的代达洛斯，因为他意识到他的可怕使命，并为之感到自豪：
他从头到脚身穿黑袍，
里面是雪白温暖之躯，
虽然血管里默默地奔流着
饥饿、干渴与欲望，
但眼睛里有一颗静止的微小火苗
如同他来自的第一个细胞
在明亮地燃烧，他驱车前进
高唱我的弑神之歌
[霍尔丹原注]
【1】 Embden, Grafe and Schmitz. Zeitschrift fur physiologische Chemie, Vol. 113, p. 67, 1921.
【2】印度教徒认为，人与牛之间存在特殊的生理关系，牛是神圣的动物。虔诚的印度教徒把牛视为自己的养母，决不能宰杀。不幸的是，印度教徒对牛的圣化延伸至牛的所有产品，印度教仪式普遍使用普通欧洲人会感到恶心的牛粪。然而，天主教关于婚姻的某些训诫同样令人反感，欧洲人却习以为常。如果婚姻和挤奶可以世俗化，或许会更好。
Monday, October 11, 2010
保守派亦有正确的一面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David Brooks在12日评论版撰文，The Paralysis of the State。
说自由派、民主党的大政府政策，导致政府雇员越来越多，公务员工资福利越来越好，导致财政赤字，值得一读。
在我看来，这是制度性问题。如何解决，目前还看不到办法。
The Paralysis of the State
By DAVID BROOKS Published: October 12, 2010
Sometimes a local issue perfectly illuminates a larger national problem. Such is the case with the opposition of the New Jersey governor, Chris Christie, to construction of a new tunnel between his state and New York
Christie argues that a state that is currently facing multibillion-dollar annual deficits cannot afford a huge new spending project that is already looking to be $5 billion overbudget. His critics argue that this tunnel is exactly the sort of infrastructure project that New Jersey needs if it’s to prosper in the decades ahead.
Both sides are right. But what nobody seems to be asking is: Why are important projects now unaffordable? Decades ago, when the federal and state governments were much smaller, they had the means to undertake gigantic new projects, like the Interstate Highway System and the space program. But now, when governments are bigger, they don’t.
The answer is what Jonathan Rauch of the National Journal once called demosclerosis.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governments have become entwined in a series of arrangements that drain money from productive uses and direct it toward unproductive ones.
New Jersey can’t afford to build its tunnel, but benefits packages for the state’s employees are 41 percent more expensive than those offered by the average Fortune 500 company. These benefits costs are rising by 16 percent a year.
New York City has to strain to finance its schools but must support 10,000 former cops who have retired before age 50.
California can’t afford new water projects, but state cops often receive 90 percent of their salaries when they retire at 50. The average corrections officer there makes $70,000 a year in base salary and $100,000 with overtime (California spends more on its prison system than on its schools).
States across the nation will be paralyzed for the rest of our lives because they face unfunded pension obligations that, if counted accurately, amount to $2 trillion — or $87,000 per plan participant.
All in all, governments can’t promote future prosperity because they are strangling on their own self-indulgence.
Daniel DiSalvo, a political scientist at the City College of New York, has a superb survey of the problem in the new issue of National Affairs. DiSalvo notes that nationally, state and local workers earn on average $14 more per hour in wages and benefits than their private sector counterparts. A city like Buffalo has as many public workers as it did in 1950, even though it has lost half its population.
These arrangements grew gradually. Through much of the 20th century, staunch liberals like Franklin Roosevelt opposed public sector unions. George Meany of the A.F.L.-C.I.O. argued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bargain collectively with government.”
Private sector managers have to compete in the marketplace, so they have an incentive to push back against union requests. Ideally, some balance is found between the needs of workers and companies. Government managers possess a monopoly on their services and have little incentive to resist union demands. It would only make them unpopular.
In addition, public sector unions can use political power to increase demand for their product. DiSalvo notes that between 1989 ad 2004,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State, County and Municipal Employees was the biggest spender in American politics, giving $40 million to federal candidates. The largest impact is on low-turnout local elections. The California prison guard union recently sent a signal by spending $200,000 to defeat a state assemblyman who had tried to reduce costs.
In states across the country, elected leaders raise state employee salaries in the fat years and then are careful to placate the unions by raising future pension benefits in the lean ones. Even if cost-conscious leaders are elected, they find their hands tied by pension commitments and employee contracts.
The end result is sclerotic government. Many of us would be happy to live with a bigger version of 1950s government: one that ran surpluses and was dexterous enough to tackle long-term problems as they arose. But we don’t have that government. We have an immobile government that is desperately overcommitted in all the wrong ways.
This situation, if you’ll forgive me for saying so, has been the Democratic Party’s epic failure. The party believes in the positive uses of government. But if you want the country to share that belief, you have to provide a government that is nimble, tough-minded and effective. That means occasionally standing up to the excessive demands of public employee unions. Instead of standing up to those demands, the party has become captured by the unions. Liberal activism has become paralyzed by its own special interests.
The antigovernment-types perpetually cry less, less, less. The loudest liberals cry more, more, more. Someday there will be a political movement that is willing to make choices, that is willing to say “this but not that.”
Someday.
说自由派、民主党的大政府政策，导致政府雇员越来越多，公务员工资福利越来越好，导致财政赤字，值得一读。
在我看来，这是制度性问题。如何解决，目前还看不到办法。
The Paralysis of the State
By DAVID BROOKS Published: October 12, 2010
Sometimes a local issue perfectly illuminates a larger national problem. Such is the case with the opposition of the New Jersey governor, Chris Christie, to construction of a new tunnel between his state and New York
Christie argues that a state that is currently facing multibillion-dollar annual deficits cannot afford a huge new spending project that is already looking to be $5 billion overbudget. His critics argue that this tunnel is exactly the sort of infrastructure project that New Jersey needs if it’s to prosper in the decades ahead.
Both sides are right. But what nobody seems to be asking is: Why are important projects now unaffordable? Decades ago, when the federal and state governments were much smaller, they had the means to undertake gigantic new projects, like the Interstate Highway System and the space program. But now, when governments are bigger, they don’t.
The answer is what Jonathan Rauch of the National Journal once called demosclerosis.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governments have become entwined in a series of arrangements that drain money from productive uses and direct it toward unproductive ones.
New Jersey can’t afford to build its tunnel, but benefits packages for the state’s employees are 41 percent more expensive than those offered by the average Fortune 500 company. These benefits costs are rising by 16 percent a year.
New York City has to strain to finance its schools but must support 10,000 former cops who have retired before age 50.
California can’t afford new water projects, but state cops often receive 90 percent of their salaries when they retire at 50. The average corrections officer there makes $70,000 a year in base salary and $100,000 with overtime (California spends more on its prison system than on its schools).
States across the nation will be paralyzed for the rest of our lives because they face unfunded pension obligations that, if counted accurately, amount to $2 trillion — or $87,000 per plan participant.
All in all, governments can’t promote future prosperity because they are strangling on their own self-indulgence.
Daniel DiSalvo, a political scientist at the City College of New York, has a superb survey of the problem in the new issue of National Affairs. DiSalvo notes that nationally, state and local workers earn on average $14 more per hour in wages and benefits than their private sector counterparts. A city like Buffalo has as many public workers as it did in 1950, even though it has lost half its population.
These arrangements grew gradually. Through much of the 20th century, staunch liberals like Franklin Roosevelt opposed public sector unions. George Meany of the A.F.L.-C.I.O. argued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bargain collectively with government.”
Private sector managers have to compete in the marketplace, so they have an incentive to push back against union requests. Ideally, some balance is found between the needs of workers and companies. Government managers possess a monopoly on their services and have little incentive to resist union demands. It would only make them unpopular.
In addition, public sector unions can use political power to increase demand for their product. DiSalvo notes that between 1989 ad 2004,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State, County and Municipal Employees was the biggest spender in American politics, giving $40 million to federal candidates. The largest impact is on low-turnout local elections. The California prison guard union recently sent a signal by spending $200,000 to defeat a state assemblyman who had tried to reduce costs.
In states across the country, elected leaders raise state employee salaries in the fat years and then are careful to placate the unions by raising future pension benefits in the lean ones. Even if cost-conscious leaders are elected, they find their hands tied by pension commitments and employee contracts.
The end result is sclerotic government. Many of us would be happy to live with a bigger version of 1950s government: one that ran surpluses and was dexterous enough to tackle long-term problems as they arose. But we don’t have that government. We have an immobile government that is desperately overcommitted in all the wrong ways.
This situation, if you’ll forgive me for saying so, has been the Democratic Party’s epic failure. The party believes in the positive uses of government. But if you want the country to share that belief, you have to provide a government that is nimble, tough-minded and effective. That means occasionally standing up to the excessive demands of public employee unions. Instead of standing up to those demands, the party has become captured by the unions. Liberal activism has become paralyzed by its own special interests.
The antigovernment-types perpetually cry less, less, less. The loudest liberals cry more, more, more. Someday there will be a political movement that is willing to make choices, that is willing to say “this but not that.”
Someday.
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
上周五（5日），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宣布，把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被中共判刑11年、正在监狱里「服刑」的刘晓波。世界日报说，这是中共被扇一个耳光。
在中国经济及军事越来越强、对外姿态日益强硬的形势下，挪威不惧威胁，不吃利诱，毅然颁奖给刘，固然与挪威自己国家很富裕，与中国的贸易无足轻重的有利处境有关系，亦与挪威有识之士并未忘记中国的性质跟前苏联一样，仍是一个没有民主自由、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国家，不无联系。
此次颁奖会不会促使中共强硬派上台？不知道，也许可能。不过未必就是坏事。许多事情，犹如一个人生了暗疮，与其藏着捂着，不如让浓流出来，更好治疗。
总而言之，刘获奖，我很高兴。
在中国经济及军事越来越强、对外姿态日益强硬的形势下，挪威不惧威胁，不吃利诱，毅然颁奖给刘，固然与挪威自己国家很富裕，与中国的贸易无足轻重的有利处境有关系，亦与挪威有识之士并未忘记中国的性质跟前苏联一样，仍是一个没有民主自由、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国家，不无联系。
此次颁奖会不会促使中共强硬派上台？不知道，也许可能。不过未必就是坏事。许多事情，犹如一个人生了暗疮，与其藏着捂着，不如让浓流出来，更好治疗。
总而言之，刘获奖，我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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