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2月4日在剑桥大学的演讲)
霍尔丹( John Burdon Sanderson Haldane,1892-1964,英国遗传学家)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出版社
引言
我重读此文时,稍稍扩展了某些部分的内容。因此,它有可能丧失它原来可能具有的统一性。人们也许会批评它过份强调某些令人不快的问题。但如果要引导人们思考这些问题,这样做是必要的。引导人们思考是一位大学教师的全部工作。
正文
我在写这些文字时,脑海里浮现出两幅画面,它们来自我对上次战争的体验。第一幅画面是1915年发生的一场人们已经遗忘的战争。奇怪的是,它很像一部蹩脚的电影。在一片灰尘和烟雾之中,突然冒出大团大团的黑黄色硝烟,它们似乎带着一种明显的仇恨,撕裂地面,摧毁人类的建筑。这些东西是画面的主体。在中距离的某处,有一些面无表情的人,他们的人数在迅速地减少。我认为,战争的主角并不是这些人,而是那些显要得多的巨大的黑黄色烟雾,这些人其实是它们的奴仆,他们在战争中扮演一种毫无勇气、服从命令和注定灭亡的角色。无论如何,这种看法很可能是正确的。
如果我有幸目睹三年后的一场战争,会看到大体而言非常相似的画面,但里面的人会更少,爆炸的炸弹会更多。然而,画面里可能出现一种非常重要的新东西。人在惊恐万状地四处逃跑,一种庞大的钢铁爬虫在后面恣意、无情而成功地追赶着他们。
另一幅画面是三个欧洲人在印度观察银河里出现的一颗巨大的新星。他们显然是一场大型舞会的客人,但对这类事情产生了兴趣。在那些有能力提出关于这场宇宙大爆炸起源的理论的人中,最流行的理论是,这是两颗恒星或一颗恒星与一团星云之间的碰撞。然而,对于这种假说,似乎至少存在两种替代的说法。也许那是某个有人居住的世界的末日审判,也许是那里的一些居民进行的一次诱发放射性的试验成功得过了头。也许这两种说法是一回事,而那天晚上我们看到的是另一个世界发生的一场大爆炸,那里的许多居民在应该跳舞的时候却跑出来仰望星空。
简言之,这两幅画面描述了一个反科学案例的一部分场景。人类是否从物质的子宫里释放出一个魔鬼,它开始反对人类,而且随时随地可能把人类抛入无底的深渊?或者巴特勒(Samuel Butler,1835-1902,英国作家)所想象的一种更可怕前景成为现实:人类变成机器的寄生虫,成为一个由巨大、复杂的引擎所组成的生殖系统上的一个附属器官,这个生殖系统将成功地剥夺人类的活动,最后取而代之,自己成为这颗星球的主人?或者这种有思维的机器正在反复地工作,而人类却在为它的目标和理念服务?考察一下目前的科学发展趋势,也许可以为回答这些问题得到某些启发。
但我们可以首先思考一下,是否有可能阻止科学研究进步的问题。科学研究毕竟是一种很晚才出现的人类活动,现在只要有足够多的人提出抗议,完全可以阻止它。在中世纪,公众的看法使科学成为一种非常危险,以至实际上无法进行的活动。我颇为怀疑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1874-1936,英国作家、哲学家)先生会不会反对倒退到这种状态。有才华而并非完全偏执的思想家、已故的莱纳赫(Joseph Reinach,1856-1921,法国作家、政治家)先生,就公开地推崇科学。
然而,我认为,只要我们现有的经济与政治制度保持下去,科学研究就毫不可怕。资本主义虽然可能使科学工作者经常得不到一份足以养家糊口的工资,却总会保护他们,因为他们是为餐桌下金蛋的鹅。即使我们防止了全部或大部分战争,富于竞争性的民族主义,也将很难放弃科学研究所积累起来的国家优势。
如果我们看看其他最可能的替代物,其前景几乎没有更大的希望。英国的众多政治组织中,只有工党的正式纲领有扶持科学研究的政策。就生物学研究而言,工党的确可能成为优于资本主义的主人,几乎毋庸置疑,它会同样友好地对待物理学与化学研究,只要这些研究能立即导致缩短工时而不是导致失业。也许有理由认为,与其成员可以享受闲暇、似乎必然产生感情奢侈的其他政党相比,在生气蓬勃而重视自己利益的澳大利亚式的工党内,尤其是企图以立法阻碍英国医学研究的感情主义,不大可能兴盛起来。
当然,全世界的文明也可能像俄罗斯那样,与科学一起崩溃。但这种事很可能只是把这个问题推迟数千年。我们决不能忘记,即使俄罗斯也在从事一流的科学研究。
这种可能性已经暗示-----我不知道这是否严肃-----科学的发展可能因为缺乏可研究的问题而陷于停滞。切斯特顿先生约15年前写的《诺丁山的拿破仑》一书曾预言,由于发明停滞,双轮双座马车(hansomcab)可能会继续存在一百年。但六年之内,这种马车就进了博物馆,现在这种罗曼蒂克却笨重不堪的马车,就像三层船(trireme)、脚蹬车(velocipede)、1907年Voison双翼飞机一样,已经走入历史。我不是建议切斯特顿先生去乘坐最后一辆双轮双座马车,一辆更重的Hector马车。但我的确主张,就他自称是一位预言家而不是在荒野里乱喊乱叫的人而言,我们的讨论可以不考虑他的预言。我将很快说明,现在任何科学领域距离终点还有多远。
但首先谈谈威尔斯先生(H.G. Wells)可能不算离题,因为预言未来与他有关系。关于威尔斯先生我想说两点。首先,作为一位严肃的预言家,而不是一个罗曼蒂克的空想者,他特别谦虚。例如,1902年他在《预言》(Anticipations)一书中表示,1950年将出现一种比空气重的实战飞行器。他说这只是他的个人看法,虽然他很清楚许多人会嘲笑他。我在本文中做出的预言,决不会比他的预言更仓促。
第二点而且是更重要的一点是,他比时代的发展落后了一代人。例如,当他形成科学观念时,飞行和无线电-电报属于科学问题,科学兴趣的中心仍是物理学和化学。现在这些属于商业问题,而且我认为科学兴趣的中心是生物学。一代人以后,科学兴趣的中心也许是其他学科,而本文的说法可能显得拘谨、保守和毫无想象力,就像威尔斯先生的许多预言在今天那样。
我想非常简略地谈谈物理学的未来,因为这肯定是一个技术性话题。目前物理学理论深深陷入停滞状态,这主要是因为爱因斯坦这位耶稣之后的最伟大的犹太人。我毫不怀疑,在乔治(Lloyd George)、 福煦(Foch) 、威廉•霍亨索伦(William Hohenzollern)和卓别林这些毫无创造性的人物不可避免地被人遗忘之后,人们仍将记得和崇敬爱因斯坦的名字。我相信,如果我偏离本文论题的严格范围,对近年来出现的关于爱因斯坦观点的许多错误说法,谈谈自己的看法,读者会原谅我。
自柏克利时代以来,大多数哲学家已经习惯谈论时间、空间或两者的理念性。但他们很快就明确表示,尽管如此,时间将继续流逝,不会等待任何人,而空间将继续使情人隔离。一般来说,他们产生的唯一实际后果是,他们自己的道德、政治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与宇宙的结构融为一体。用实验证明或否定这类推论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如果可以把上次大战视为对黑格尔某些政治原则的一次否定性实验,这种试验代价高昂,令人不满意。
爱因斯坦根本没有推导出一种新的十诫,而是满足于推导出空间和时间本身的理念性结果。这大多是一些微小而难以测量的结果,但其中有些结果,如光线在太阳引力场中的偏转,可以而且已经得到证实。现在大多数科学家被这些实验证据所束缚,采用一种非常极端形式的康德理念主义。康德的Ding-an-sich是一个永恒的四维空间复合体,我们把这个复合体视为空间和时间,但我们把什么东西视为空间或时间,这或多或少是偶然的。
也许,猜测爱因斯坦发现的实际结果颇有意思。我不怀疑人们会相信他,人们总是相信一位在天上指路的先知。哈雷彗星返回后,无人认真怀疑牛顿的理论。爱因斯坦告诉我们,空间、时间和物质是第五维的影子,天空已经宣告他的胜利。结果,康德理念主义将成为物理学家,最后成为所有受教育者的基本工作前提,如同物质主义在牛顿走红之后的那样。也许我们不能说我们所有人都是物质主义者,但我们确实从物质角度解释月球、泰晤士河、流感和飞机的运动。我们的祖先没有这样做,我们的后代也很可能不会这样做。以往若干代人的物质主义(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潜意识的物质主义,这并不很重要)产生了各种具有实际重要性的结果,如公共卫生、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以及被告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康德理念主义作为一种基本工作前提,首先对物理学,然后对日常生活的主宰,很可能持续若干世纪。等这段时期结束,人们将预先采取一种类似的措施。爱因斯坦显示,经验不可能从空间和时间的角度来解释。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但只要空间和时间在各自的领域,即解释运动事实的领域内没有出问题,物理学家会继续相信它们,或者至少为了实用目的而从它们的角度去思考,而这要重要得多。
然而,我认为,如同数学、物理学摧毁几何学那样,将会出现一个生理学侵入和摧毁数学、物理学的新时代。届时,科学及实际生活的基本哲学前提,将变成某种类似于柏格森动能论(Bergsonian activism)的东西。我从不认为,这种或其他任何哲学体系具有任何终极意义。
同时,在我们生活的若干世纪里,许多实际活动的进行可能不是以物质主义,而是以康德理念主义为基础。我们的道德与政治行为会受到什么影响?坦率地说我不知道,虽然我想,这种影响可能会像在18世纪创造出大部分智慧成果的牛顿理论那么巨大。我想,未来的孔多塞(Condorcets)、边沁(Bentham)和马克思们会像他们的前辈那样,无情地批判他们时代的哲学与道德观,但对自身就不会那么肯定;他们不会有我们在功利主义和社会主义里可以看到的某种笨拙手法。他们将承认,也许伦理学和物理学一样,可以说也存在第4和第5维空间,这些空间的效应如同水星摄动那样,甚至在一代人时间里也很难觉察,然而也许在若干世纪的长河里,它们会像三维空间的现象那么重要。
如果量子假说被普遍接受,我们的思维中将必然出现甚至更激进的替代物。但考虑到目前量子力学的状况不能令人满意,我感觉,推测它的发展方向还为时过早。它可能像庞加莱(Poincare)所说的那样,我们将不得不把所有的变化视为一连串的咔哒声,把所有空间视为由分离的点组成。然而,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对辐射了解更深入以后,我们将能够以比现在可能的方式更满意的方式产生辐射。我们的所有光源几乎都是热的物体,其95%的辐射是不可见的。把电灯作为光源,其能量的浪费犹如焚烧一幢房屋来烤猪肉。我们可以有相当把握地预言,在50年内,光的价格会大约相当于目前的50分之一,我们的城市将变成不夜城。昼夜的交替是对人类自由活动的一种制约,它必然伴随着其他的空间和时间的制约。长远看来,应用物理学能为我们做的一切就是消除这种制约。它能使我们获得更多财富,从事更多旅行,进行更多通讯。我不打算预言未来运输与通讯发展的详情,它们只受光速的限制。我们正在努力走向这个目标:地球上任何两人无论相距多远,他们能在24分之一秒钟之内见面。我们永远达不到这个目标,但将无限地接近它。
朝这个方向发展,会把人类日益紧密地联为一体,会使生活变得日趋复杂、人为化,可能性越来越多,并使人类为善作恶的力量无限增大。
但所有这些发展需要两个先决条件,即继续不断地提供人力与机械力。随着工业的日益相互交错,以至一家工厂搬迁会导致其他10多家工厂停产(我们正在迅速走向这种状况),无论实行何种经济制度,在工业的正常发展过程中,工业界领袖将越来越少地希望通过搬迁工厂来无限地增加生产,而会越来越多地希望稳定而有规律的生产,即使会付出利润和产出下降的代价。资本主义很可能自己提出要求,仅仅为了减少零星的罢工,而把某些重要工业完全交给工人掌握。而且随着工业的继续发展,更多的甚至大多数工业会成为重要工业。解决的办法可能迥然不同,或许会返回封建主义。但这个问题很可能会得到解决。这种看法似乎有点乐观,但它比另一种看法的可能性要大,这种看法可简述如下:“任何人类社会都不可能产生一种稳定的社会组织,其中大多数人受雇于农业、动物饲养、打猎和捕鱼之外的产业。”人类经过数千年产生的稳定的农业社会,构成了欧洲生活的基础,其道德观很容易被视为永恒不变的真理。发展一个稳定的工业社会应该只需要较短的时间。这样做的人们将统治整个地球。总而言之,我相信,科学的进步最终会使工业的不公平像现在的国际不公平那样,产生自我毁灭性。
至于机械力的供应,我们的煤田和油田只要数世纪就会耗竭,这是一条公理。由于人们往往认为,这种耗竭会导致工业文明的崩溃,如果我提出一些理由来质疑这一说法,也许会得到原谅。
我想,由于水力资源数量较少,存在季节性波动,地理分布不均匀,它可能不会代替煤和石油。然而,我们可以把工业中心迁移到水源充足的山区,例如喜马拉雅山脚、英属哥伦比亚和亚美尼亚。最终我们将不得不开发那些间歇性的但取之不尽的动力来源,例如风力和阳光。唯一的问题是怎样像煤或石油那样,以某种方便的方式储存能量。如果每家后院的风力发电站每天能产生相当于一英担(50.8公斤)煤的电能,我们的煤矿就会马上被关闭。将来甚至可以发明出一种廉价、安全、耐久的蓄电池,使我们可以把间歇性的风能转变成持续的电力。
我个人认为,400年以后,英国的动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以下述方式解决:我国将布满一排排的风力发电站,其发电机为大型电网供电。在适当的距离设有大型电站,在风力持续的日子,利用多余的电力把水分解为氧气和氢气。这些气体被液化后,储存在可能埋在地下的、真空隔离的大型容器里。这种储存器如果足够大,外面辐射进去的热所引起的氢氧液体的泄漏就不会很严重,一个底面积为100平方码、深60英尺的储存器每天蒸发的氢氧液体,不会超过一个每边两英尺的箱子的1/1000。在无风的日子,氢气和氧气将成为发动机的燃料,推动发电机发电,或者更可能成为氧化电池的原料。按单位重量计算,液氢是已知的最有效的储存能源形式,每磅液氢产生的热能相当于石油的三倍。另一方面,它很轻,按单位体积计算,其重量只有石油的三分之一。这并不妨碍它用于飞机,因为在飞机上重量比体积更重要。这些巨大的液态气体储存器可以把风能储存起来,根据需要用于工业、运输、加热和照明。初期的成本将会相当高,但其运行费用会低于我们目前的系统。它有一个更明显的优点,英国各地区的能源会同样便宜,于是工业将会极大地分散化,从而不会产生烟雾和灰尘。
我想,正是基于这些理由,煤田耗竭问题将获得解决。实质上这是个实际问题,煤田的耗竭将为解决问题提供必要的刺激物。甚至现在意大利如果花数百万英镑研究研究我的说法,就可能获得经济的独立。我还要补充一句,根据我难以简要概括的热动力学知识,我不大相信无线电具有商业可行性。
在转入本文主题之前,我想探讨一下我们对空间与时间的逐步征服,对艺术和文学产生的影响。我认为,某些艺术衰落的主要原因是艺术家所受的教育存在缺陷。艺术家必须了解自己的对象。现在在格拉斯哥学校以外,没有任何称职的诗人、几乎没有画家或蚀刻家了解工业界生活,而且我认为,只有一位真正具原创性的建筑师懂得钢筋混凝土的发展前途,我不知道他的姓名,但我知道他在战前在苏瓦松(Soissons,法国城市)设计了一个像古埃及神庙那样庄严与壮观的集市。如果委托他重建苏瓦松,我就不会为苏瓦松遭到破坏而感到遗憾。
现在如果我们希望诗人们能像弥尔顿和雪莱那样(雪莱和济慈是最后两个了解最新化学知识的英国诗人)解释物质科学,我们的可能的诗人必须像他们的前辈大师那样,接受科学与经济学的教育。我绝对相信,科学对想象力的激励要比希腊古典作品大得多。但这种激励的产品没有正常地出现,因为科学家作为一个阶级,被剥夺了文学形式的任何洞察力。当他们能够表达自己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勃特勒(Samuel Butler,1835-1902,英国作家)或道格拉斯(Norman Douglas,1868-1952,英国作家)。只有我们的诗人再度出身于受教育的阶级(我是以科学家的身份说话),他们才能把普通人生活中的美展现给民众,从而感染民众,就像荷马和维吉尔(Virgil,70-19 BC,古罗马诗人)把自己的诗句写在庞贝城墙壁上,感染街头顽童一样。
如果我们必须以科学去教育我们的诗人,我们还必须用艺术去教育我们的劳工和资本家领袖。我个人认为,可以对两者寄以厚望。目前资本家对艺术应用于工业的想法,一般只限于在某些工厂的前面涂上绿色和白色的条纹。这是一种原始类型的装饰,但我想这是有原因的。不要多久,某个人可能发现,工厂里的湿壁画可以使工人的工效平均提高1.03%,艺术就将再度成为一种商业。甚至现在人们已经发现,艺术性广告往往获得回报。与此类似,我毫不怀疑劳工将逐步明白,生活中不能只有面包(或者面包加啤酒),但只有保障了面包和啤酒的供给,他们才能明白这一点。
应用化学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变化不像热机或电报那么新颖。它极大提高了各种物资的生产,其中最重要的是金属。但在化学成为科学之前,人类已在制造炸药、染料和药物,而应用化学沿着目前的路线发展,将主要在量的方面改变人类生活。也许冶金化学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利用低品位铁矿石,以及用粘土提炼铝,而粘土的含铝量高达24%。我认为,即使实现用粘土提炼铝之后,铝的产量也不会像钢铁产量超过青铜和燧石那样,超过钢铁的产量,但锌及其合金的产量肯定会居第二位,而且可能居工业金属产量的第一位。我只有一种希望,尽管我基本上不担心,香水的大规模地生产,可能导致我们相当原始的嗅觉需要接受再教育,但最有意思的化学发明显然是生物化学,其理由如下。
一般来说,有用的物质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具有对人有用的物理和化学性质,例如我们用以生火、建造房屋和制造剃须刀的钢铁、木材和玻璃,它们能给我们带来某种利益。另一类具有对人有用的生理学性质,它们包括食物、饮料、烟草和药物。染料与香水介乎二者之间。第二类物质的价值依赖于某种与人体组织的非常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以最基本的方式依赖于人体组织的结构,而且一般来说,物理学和化学对此没有作出充分的解释。例如生火可以用煤炭或泥煤而不用木柴,但其他任何化学物质对人来说并不具有水和酒精的那种生理学功能。所以某种化学物质除非具有新的生理学性质,它的生产只是为了改进或利用其物理学性质的用途。在历史上,在欧洲得到普遍应用的第二类物质有两种而且只有两种,即咖啡因和尼古丁,它们在16、17世纪最早用于英国。还有一些物质也非常重要,如氯仿和奎宁,但其应用并不普遍。但咖啡、茶、烟草以及酒精,如同食物和水一样,已成为正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没有理由认为这类物质已经发现完毕。大战期间,法兰克福大学生理学教授Embden发现,一次服用约7克磷酸钠就能增强人的体能,使肌肉的工作时间延长约20%,也许还能延长人的脑力工作时间,这可能要很久以后才能实现。一组煤矿工人服用9个月磷酸钠之后,煤炭产量大有提高。磷酸钠没有酒精的那种副作用,但不能服用过量,因为它是一种催泻剂(他们给某些“渗透部队”(Stosstruppen,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特种部队)服用太多!)。成千上万德国人经常服用磷酸钠。它有可能成为像咖啡、茶那样的正常饮料,而其每磅成本只有后者的1/9,或每剂1/3便士。
大多数具生理学性质的化学物质不适宜日常使用,如蓖麻油或危险的吗啡,也许任何物质在某种情况下都会产生不好的副作用。那些适宜日常使用的物质具有极大的社会重要性。烟草对人的性格有微小但确定的作用。伦敦17、18世纪的咖啡厅和欧洲现代的咖啡馆,过去曾经而且现在仍具有难以估量的教化力。但某些人对这些物质深恶痛绝。认为罗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1554-1618,英国探险家,作家)的死亡与他极度反对烟草有关,也许这毫无根据的说法。但如果他不是典型的烈士,其宗教信仰禁止抽烟的锡克教徒、赛努西教徒(Senussis)和瓦哈比教徒(Wahabis)中死于抽烟的人,至少可能比在罗马帝国因信奉基督教而死的人还要多。如果人类普遍认识到节欲是一种适宜的中庸之道,我们可以期待人类最终将随心所欲地享受各种物质,如葡萄酒、咖啡、烟草等,明智地使用这些物质就能增加生活福利,促进人类表现出更高级的才能。
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化学将用于生产一类更重要的生理学物质------食物。关于食物的事实相当引人好奇。人人皆知食物最终来自植物,我们吃的动物或动物产品只是第二手或第三手的植物。但普通植物的大部分糖没有转变为人可以吃的淀粉,而是变成构成其木质骨架的纤维素。有蹄动物已经用自己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它们的肚子变成一个巨大的消化纤维素的细菌箱,自己则依靠其副产品过活。我们必须在我们的身体之外做同样的事情,这可以通过化学方式进行。Irvine已经从纤维中提取95%的糖,但成本高得吓人。也许我们可以利用微生物做这件事,但无论采取任何方式,在下个世纪内糖和淀粉会像锯末那么便宜。我们也许能用比较简单的资源,如煤炭和大气中的氮气,合成食物的许多成分,包括蛋白质。我倾向于认为,以这种方式大规模地生产出一套完全令人满意的食物,需要120年时间,但不会超过很多。
这意味着农业将变成一种奢侈,人类社会将完全城市化。我个人不会因农业工人而不是工业工人的消失而感到遗憾,我认为从大多数方面看,后者似乎是一种更高级的人。人类进步的历史一直是城市拉着不愿前进的农村而进步。合成食物将代替花园,工厂将代替粪堆和屠宰场,使城市最终能自给自足:
许多硕壮的农民会伤心欲裂
如果他们看到我们驱车前往的城市
一年四季树上果实累累,鲜花盛开
红色、褐色的啤酒在河里流淌
金银树下有一位老人吹奏风笛
眼睛蔚蓝如冰的女王们在民众中翩翩起舞
如果有时间,我还想猜想一下未来的星际通讯。我无法推测这种通讯是否可能,但我毫不怀疑,人类会进行这种尝试。
至于生物学在人类生活中的应用,一般预言家似乎满足于生物学在医药和外科方面取得的相当大但非常初步的进步,在驯化动植物方面的某些改进,也许还有优生学方面的一点进展。优生官员似乎身兼警察、牧师和皮条客,强制我们带着一位由某个高贵的医学委员会挑选的伴侣,每隔一定时间去当地的遗传女神神庙。我应该说,这种预言来自一种对于人类天性的知识缺乏原创性的想法。柏拉图2300年前提出的所谓“通过数字”的婚姻,当时还是一种比较新颖的想法,但实际上它已经在一些地方实行过,例如著名的巴拉圭基督徒。正如我们将看到,优生学家提出的目标更可能会以一种迥然不同的方式达到。
但在我们继续预测之前,我想回溯一下过去,简单回顾人类做出的大约六项重要的生物学发明。我所说的生物学发明,是指在人与动物或植物之间,或者在不同的人之间建立了一种新关系,而这种关系主要来自生物学而不是物理学、化学或伦理学。过去的生物学发明中,有四项是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前作出的,即驯化动物、驯化植物、驯化真菌制酒,以及第四项发明。我认为第四项发明比任何其他发明更具终极意义和更持久的重要性,因为它改变了性选择的方式,使男性恋人注意女性的面貌与乳房。它还改变了我们的审美观念,从(非洲南部)霍屯督人喜欢肥臀女性变成现代欧洲人的审美观,从Brassempouy(法国一新石器时期遗址,发现女性雕像)维纳斯变成古希腊的维纳斯塑像。某些种族至今尚未作出这项发明。我们时代还做出另外两种发明,即杀菌剂和人工控制怀孕。
我们可能注意到的第一点是,这些发明都产生了一种深刻的感情和道德的影响。四项较早的发明都成为某种宗教的基础。我不知道哪个陌生的神祉,会鲁莽地以布拉德罗(Charles Bradlaugh,1833-1891,英国政治家,著名无神论者)和贝赞特(Annie Besant,1847-1933,英国社会改革家)取代特里普托勒摩斯(Triptolemus,古希腊传播农业技术的神)和诺亚(Noah)的地位,但我们可以说,对这些发明的普遍应用的任何讨论,不可能把宗教摒诸门外。
第二点也许更难以表达。普罗米修斯一直是化学或物理方面的发明家。但从火到飞行的任何伟大发明,都被说成是对某个神祉的冒犯。如果每项物理或化学的发明都是对神的某种亵渎,那么每项生物学发明都是某种反常。任何发明传播到以前没见过这项发明的任何国家时,都会被该国的观察家认为是不适宜和不自然的。
例如历史悠久的挤牛奶的简单过程。牛奶应该是连接母牛与牛崽的一种亲密而神圣的纽带,它被挤奶女用手灵巧地挤出来,被我们喝下、烹饪,甚至腐化成奶酪。我们只有把牛奶想象成任何其他分泌物,才能明白我们与奶牛的关系所受到的严重亵渎。[注2]
我们也不能想当然地以为,酿造葡萄酒和啤酒的腐化过程没有那么多令人作呕的东西。但实际上,挤奶过程和酿造与饮用啤酒的过程对我们来说似乎非常自然,这种过程已发展出某种自己的仪式,现在违反这种仪式会使人觉得不适宜。用电来挤牛奶和用茶杯饮啤酒的想法,会使人稍稍感到恶心。当然所有这些更适合于描述性行为方面的发明。
我猜测,对普罗米修斯的感情和兴趣,过分地分散了我们对代达洛斯(Daedelus,希腊神话中为克里特国王建造迷宫的建筑师和雕刻家)的更令人感兴趣的形象的注意。令人感到无限轻松的是,在一群长着可怕脑袋的或受到冥府浸礼保护的英雄之中,学习希腊神话的人发现了第一个现代人。最初他是一位现实主义雕刻家,第一个雕刻了两腿分开的雕像,刻了一尊以水银装饰肋骨的阿佛洛狄特(Aphrodite,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的雕像,这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此后他的兴趣必定转移到生物学问题。我可以有把握地说,他在实验遗传学方面取得的唯一一次有记录的成就,后人无以匹敌。如果米诺陶(Minotaurus,希腊神话中被克里特王米诺斯紧闭在迷宫中的牛头人身怪物,每天要吃童男童女)吃住的成本不是那么高昂,代达罗斯也许会在孟德尔之前发现遗传定律。但米诺斯认为,迷宫和每年提供的50名少男和50名少女,是一笔过于高昂的研究成本。为了摆脱这一无情的经济困境,代达罗斯被迫发明了飞行术。弥诺斯追赶代达洛斯一直到西西里,并在那里被杀。代达洛斯除了发明宝贵的胶水,他的其他事情很少为人所知。但最重要的是,尽管他对宙斯之子米诺斯之死负有责任,他既未被宙斯以锁链拴在岩石上遭受雷击,也未被复仇女神追逐。冥府的众多访客中,没有任何人在极乐世界或地狱里找到他。我们很难想象他是地狱阴魂的一员,这些阴魂像绵羊那样拥挤在峡谷中的卡戎(Charon)渡口。他是第一个宣告科学工作者不关心神祉的人。
醉心于代达洛斯的迷人形象所代表的微弱的米诺斯科学传统的早期希腊人,无意之中很可能知道这件事。这一在所有人类传统中最可怕最不自然的行为,在今世或来世并未受到惩罚。甚至伊卡罗斯(Icarus,代达罗斯之子,与父亲一起飞行,坠海死亡)之死,对这个因谋杀侄子而被雅典人放逐的人来说也微不足道。但如果说他逃脱了神祉的报复,他却遭到人类普遍而持久的谴责,对人类而言,生物学发明是可恶的。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外,苏格拉底曾自豪地宣称代达洛斯是自己的祖先。
后来的生物学发明大多在开始时被视为一种反常,最后变成一种为毫无疑问的信仰和偏见所支持的仪式。甚至现在外科手术的清洁程序也在发展自己的仪式和信条,可以注意的是,妇女像信仰宗教那样,最虔诚地接受这种仪式和信条。我请求知道上述事实的读者,原谅下面任何猜测中出现的初看之下似乎不可能或不得体的内容,我还请求你们抛弃一种看法,即生物学将仅仅是物理学和化学的发现在人、动物和植物身上的应用。
我说“(生物学)将仅仅是”,这是经过考虑的,因为我们现在对生物学几乎一无所知,此一事实往往没有引起生物学家的注意,这导致他们在估计自己学科目前的状态时非常专横,而在提出未来的要求时过于谦虚。如果我们以检测与杀死霍乱病菌作为一个应用生物学的典型例子,我们发现其中涉及到许多科学,但唯一纯粹的生物学原理是一个非常重要但并不很深刻的原理:有些细菌会杀死某些人。这个过程中的真正科学部分,是放大、染色和杀死那种病菌所使用的光学和化学方法。另一方面,伤寒病的免疫却涉及到某些既不简单、也未完全了解的纯粹生物学原理。
实际上,生物学原理包括一些主要来自亚里士多德、希波克拉底和哈维的,古老但不大容易叙述的关于生物的一般真理,由达尔文、迈尔(Mayer,1814-1878)、贝尔纳(Claude Bernard ,1813-1878)、孟德尔等人提出的一些重要原理,以及大量的关于个体生物及其组织的资料,这些资料还有待于适当地总结。
达尔文的理论开始得到高度评价,但引起某些宗教的警觉。魏斯曼(Weismann,1834-1914,德国生物学家)和孟德尔的学说将在本世纪被消化,并将对政治与哲学理论产生几乎同样深刻的影响。不用说,后一类影响涉及生殖与传宗接代问题。而且,我们可以预期,随着时代的进展,它们将对关于万事万物的传统观点,产生一系列达尔文主义式的震撼。虽然我无法说出这种震撼的详情,但由于传统观点根深蒂固而且没有理性,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会觉得这种震撼专横而粗鄙,就像我们的祖父辈对人从猿猴进化而来的观点的感受那样。但由于人幸运地具有在防水(毋宁说防止思想的)隔舱中思考的能力,这种震撼给社会直接带来的扰乱,不会超过达尔文主义。
生物学的实际应用所产生的影响会深刻得多。我相信,医学的进展对西欧社会已经几乎(如果不是完全)产生像工业革命那么深刻的影响。除了医生取代一部分牧师对社会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以外,400年前大多数人早夭,现在人平均可以活45岁(除了上次世界大战时期)。尽管我们的城市生活环境非常糟糕,但英国现在却没有贫民窟,而在中世纪英国皇室的婴儿死亡率高达三分之一。主要由于这种宗教的影响,现在人们越来越不重视正常的死亡,而日益追求美好的生活,因此他们的整个死亡观也在逐渐发生变化。我们时很少想到死亡,以至于战争期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与死亡密切接触时,大多数人没有认真对待它。
与此类似,以寿命短促为基础的制度几乎彻底崩溃。例如,英格兰土地制度假定地主一般在40岁左右死亡,土地由其20岁左右的长子继承。长子一辈子主要经营土地,对土地以外的事很少发生兴趣。他至少像其他任何人那样努力地经营土地。现在父亲可以颤颤巍巍地活到80岁左右,在死亡之前十年他通常会丧失工作能力。儿子通常在50岁左右继承土地,这时候他可能是一个非常称职的上校或股票经纪,但不能指望他学会经营土地的技巧。结果,他或者把土地交给某个经纪人,而这个经纪人往往贪污,或者经营土地很不科学,回报率很低,他应该归咎于自己缺乏免疫学知识,却把账算在极端主义的头上。
现在让我们谈谈未来。我将根据生物科学的现状,不需要假设出现任何新的、伟大的达尔文主义似的普遍原理,提出一些可能发生的明显进展。我在前面介绍过一个神话,所以在这里引述一篇关于生物学影响20世纪历史的论文,可能会得到读者的原谅。我希望150年后本校一名愚笨的新生在第一学期向他的导师宣读这篇论文。
“早在20世纪的头十年,我们发现所谓的优生学运动试图有意识地把生物学应用于政治。一些重要人物发现生物学的存在之后,企图在当时非常简陋的条件下,用它来制造一个超人的种族,并在某些国家设法制定大量法律。他们似乎已经防止了梅毒、疯病等疾病的广泛传播,而且在被其多少有点随意地视为不宜生育的阶级之间,成功地煽起最暴烈的反抗与仇恨(内布拉斯加州甚至发生一场叛乱)。然而,他们无疑使民众甘心情愿地愿接受将会产生的结果,而且已经达到了有用的目标。更重要的是,医学的进步实际上消灭了这些国家的传染病,这些国家的民众愿意忍受国家对私人生活的必要干预。最后,在国际联盟于1958年下令之后,全世界皆接受这种政策,尽管在印度部分地区,由于印度教徒反对,到1980年代仍有传染病流行。
但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本世纪头三分之一的最重要生物学工作,发生在实验动物学和植物学。如果我们考虑到摩尔根1912年在果蝇细胞核里发现若干孟德尔的遗传因子并改变果蝇的性比率,Marmorek用一种无害细菌杀死小白鼠,Brachet在1913年让兔子胚胎在血清里生存了若干天,就会发现,科学工作者(普通民众更是如此)在当时似乎很少预料到这些工作将发生的实际影响。
实际上一直到1940年Selkovski发明紫色水藻(Porphyrococcus fixator)以后,生物学才开始对世界历史发生巨大的影响。在此之前的50年内,世界平均每公顷小麦产量大约翻了一倍,原因之一是各种化肥的使用,但主要原因是不同品种的系统性杂交。然而沿着任何这些途径继续发展,几乎没有前途。紫色水藻是一种高效的固氮生物,能从空气中吸取氮,而且只要有水和含有少量钾和磷的土壤,几乎能在任何气候下生长。它在四天内吸收的氮相当于某种野豌豆作物生长一年。当然,如同它的直接祖先只能在人造培养基里生长,不能在实验室外生存一样,它不能在自然条件下产生。在任何地方,只要氮是制约作物生长的主要因素,它就能使小麦产量翻一倍,使牲口饲料草地的价值翻三番。食品价格的大幅下跌和纯农业国家的衰败,当然是1943、1944年灾难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1942年紫色水藻的Q菌株逃逸到海中迅速大量繁殖时,食品过剩也达到顶点。的确在两个月内,大西洋热带海域的水面变成凝胶状,给欧洲气候带来灾难性结果。 某种浮游生物发展出可消化紫色水藻的酶以后,海鱼数量大量增加,以至于鱼成为普通食物,而且使英格兰现在在食物上自给自足。英格兰变得如此富裕,以至于煤矿工会那年头一次用自己的马参加了德比马赛(当时仍在每年举行的一种马赛)。
紫色水藻的入侵使海洋变成深紫色,我们似乎感到很自然,但我们的曾祖父母审美情趣更强烈,他们目睹这一变化之后感到非常沮丧。我们阅读到描写绿色或蓝色海洋的作品,确实感到奇怪。我无需详细介绍Ferguson和Rahmatullah的工作(因为这只是Selkovski工作的继续),他们在1957年制造出能在全世界沙漠中固定流沙的地衣,也无需讲述农业国家通过社会主义的大型风力发电计划来解决失业问题的故事。
1951年,杜邦公司和Schwarz产生了第一个体外发育的儿童。早在1901年,Heape把兔子胚胎从雌性变为雄性。1925年霍尔丹使老鼠胚胎在血清里存活了10天,但未能使这一过程得到最终结果。直到1946年Clark以Kehlmann的溶液作为培养液,用猪获得成功。杜邦和Schwarz从一名死于空难的妇女身上得到一个新鲜卵巢,在培养液里存活了5年。他们还从中得到数个卵子并成功地使之受精,但受精卵的培养和支持问题比较难,直到第四年才解决。现在这种技术得到充分发展,我们可以从妇女身上取出卵巢,在适合的液体中生长20年,每月生产一个新鲜卵子,其中90%可以受精,让胚胎顺利生长9个月,然后使之接触空气。Schwarz从未取得这样好的结果,但他首次成功的消息在全世界引起空前的轰动,因为大多数文明国家的生育率低于死亡率。法国首先正式批准体外培育胎儿,到1968年用这种方式每年产生6万个婴儿。大多数国家强烈反对这种做法,并在1960年得到罗马天主教公牛教皇(若望23世)的谕令(Nunquam prius audio)和伊斯兰教哈里发(Khalif)的类似教令(fetwa)的鼓励。
我们知道现在体外培育胎儿很普遍,目前英国妇女直接生育的婴儿不到30%。始于19世纪、完成于20世纪的性爱与生殖的分离,对人类心理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决非完全令人满意。传统的家庭生活确实有许多好东西,尽管现在我们经常用注射placentin的办法为妇女催乳,从而保留了原来天然哺乳周期的许多最好的东西。我们必须承认,在某些方面我们的曾祖父母比我们更为优越。另一方面,一般认为,挑选生育者不仅是为了减少邪恶。被挑选来生育下一代的少数男女,无疑要比普通人更优秀,每一代人在各方面的进步非常明显,包括一流音乐作品的增多和被定罪的盗贼减少。如果没有体外培育胎儿,文明无疑会在可数的时间内崩溃,因为在几乎所有国家劣种人的生育力比优质人更强。
也许幸运的是,下一代体外培育胎儿的妇女,需要做一种令人有点不愉快的手术,虽然现在这种手术不会使人变丑或影响健康,而且在生理上毫无伤害,因而成为一种荣耀,但绝不会令人愉快。否则,大众可能会强烈反对生殖选择运动。英国由于这种反对特别激烈,在采用非常严格的选择标准方面比德国晚了一代人,尽管英国目前这方面也许比所有国家更先进。然而,彻底进行选择已经证实具有巨大优越性。理想的性比率仍然是一个激烈争论的问题,但现代人对平等的反应确实非常强烈。”
这篇论文的作者在后面可能讨论了大约在1990年出现的一些激进得多的发展,但我只引用了他对生物学早期应用的描述。对我来说这些应用似乎既可能又不荒谬,但它具有我在前面叙述的生物学发明的特点。如果生殖与性爱完全分离,人类将获得一种全新的自由。现在,民族性格正在按照我们一无所知的某些规律缓慢地发生变化。政治方面的问题是找到制度去适应它。未来人类很可能像改变政治制度那样,通过生殖选择迅速地改造民族性格。如果300年以后还存在竞选广告这种古怪的政治方式(或许不大可能),有可能会出现“请投史密斯和更多音乐家一票”、“请投欧莉瑞和更多女孩一票”、“请投麦克费森和长尾巴的重孙一票”之类广告。我们已经能在很大程度上改造动物品种,而把同样原则应用到自己身上,只是个时间问题。
我认为,生物学的应用可能会大体依照类似于上述的路线。我们对阻碍各种才能发展的生理因素了解得越多,直接改造个人的可能性就越大。但目前我们只能猜测这类障碍的性质,对达尔文主义者来说,神话中暗示的进攻路线显然是最好的方式。然而我们知道,如果某些内分泌腺(尤其是甲状腺和性腺)的适当工作,会增强我们的许多智能,而且这些内分泌腺的极小变化会极大改变人的性格。例如,随着我们对这个问题的了解增多,我们也许可以通过比捆绑和鞭打更直接的某种办法来控制我们的情绪,用副作用少于酒精的某种化学药品来激发我们的想象力,用生理学而不是监狱来处理人的邪恶本能。从反面来看,必然会出现新的邪恶,这些邪恶与19世纪药理学发现所带来的邪恶相似,但更厉害。
下面是最近的一些医学发展。在约1870年以前,医学主要以生理学为基础,或者如Scotch所说,生理学就是“医学院校”。医生从病人角度诊断疾病,就像现在的医生诊断伤害那样。巴斯德(1822-1895,法国化学家和微生物学家)对传染病根源的发现,改变了医学的整个局面,使消灭一组疾病成为可能。但它也使科学的药济学离开原来的道路,而且,如果我们不知道细菌,虽然许多人可能死于脓毒症和伤寒,我们可能会更有效地治疗肾病和癌症。某些疾病(如癌症)也许并非某种微生物造成,而另一些疾病(痨病)是由对普通人无害的某种微生物引起,这种微生物由于我们不知道的原因而攻击病人。我们依照巴斯德的路线无法有效地治疗这类疾病,而必须把立足点从微生物转向病人。医生在不能治疗微生物引起的疾病的时候,他往往能够使病人长期生存,从而使疾病自己痊愈。而这里他必须主要依靠生理学知识。我不是说生理学家能发现治疗癌症的方法。巴斯德原先只是一位晶体学家。但无论发现治癌症方法的是谁,他至少会大量利用生理学资料。
消灭疾病将使死亡成为一种类似睡眠的生理事件。一起生活的一代人将一起死亡。我猜想,人们盼望来世,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大多数人觉得自己的生活不完美,二是渴望见到过早去世的友人。完美的生活结束之后平静地走进坟墓,将基本上消除第一个原因,同时代人的死亡很少会使我们长久悲伤。
衰老对女人的影响也许比男人更大。她们活得更久,但她们的生活往往为突然发生的生理变化所破坏,这种变化一般发生在她们40-50岁时,有时会使她们容易生病,虽然也可能改善她们的健康。这种变化似乎是因为卵巢突然停止分泌某种化学物质。如果我们能够分离和合成这种物质,我们就能延长妇女的青春,使她们能够像普通男性一样地逐渐衰老。
心理学尚未成为一门科学。如同生物学,它已经到达进行某种相当抽象而具哲学特征的概括的阶段,但这类概括仍存在在某种程度的争议。尽管我们已经知道大量的最重要的经验事实,却仅仅根据它们做出少数重要的概括,例如潜意识思维的存在问题。但任何人只要见到过一个催眠术与暗示显示威力的例子,一定会明白,如果我们能够控制它们的效果并使其应用标准化,世界的面貌和存在的可能性就会完全改观,就像曾被视为具有同样大威力的药物能够产生的影响那样。当然,开启与另一个世界的灵魂进行系统性沟通的大门,将会产生无限大的影响,科学界已经宣称这种可能性。唯灵论(spiritualiam)已成为基督教的最可怕敌人,我们没有资料使我们可以估量唯灵论对某个宗教信徒可能产生的影响,他的信条基于实验,他觉得神秘的事物如同电灯那样平淡无奇,他的道德观基于这个世界的某一善良或邪恶的生命在另一个世界的可观察的结果。然而,如果唯灵论得到目前正在要求的科学的证实(也许没有获得很大的成功),我们面临的前景就是如此。
我只是在在我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内,探讨了科学可能发展的很少几个领域。如果我使在座的任何听众相信,科学还有大量领域需要她的努力,这些领域具有足以令人惊异的特征,我就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如果我说的任何内容似乎具有某种令人无缘无故地感到恶心的性质,我会回答说,对许多人来说,正常生活中的某些现象似乎也具有这种性质,而这些现象对于科学与实践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
我想要说明,我为什么认为现在生物学家是地球上最罗曼蒂克的人。初见之下,他似乎只是一个可怜、微不足道、工资不高的人,在极小的迷宫中盲目摸索,终身从事关于扁虫的原肾的激烈争论,他也许在某天早上醒来,发现他从未听说过的某人通过几项关键的实验,摧毁了他曾经希望会使自己扬名青史的工作。他的生活确实是一场悲剧,但他知道,他承担着一种他不敢放弃的责任,而且,在他觉得某个比自己更高尚的事物或人的激励下,他抛弃了所有功利之念。
保守派无需害怕他,他的理性是其激情的奴仆,但是保守派应该知道,他的理性已变成一种最伟大和最可怕的激情。这类人是腐朽的帝国与文明的破坏者、怀疑者、解体者和弑神者。一般来说,在过去,他们是伏尔泰、边沁、泰利斯(Thales,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马克思这类人物,很可能还包括神圣的尤利乌斯·凯撒,但我认为,达尔文则是一位科学领域里的同样无情的理性的典范。我猜测,现在理性不仅在科学领域自由地发挥作用,而且能通过科学以及政治、哲学和文学,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由于这一点已经很明朗,未来将会出现更多的达尔文。这些人首先对真理感兴趣,但他们很难对他们的龙齿撒播到世界而引起的事情,完全无动于衷。
我并不是说,生物学家通常会尽力想象未来生物学应用的任何细节。对他们而言,生活的中心问题可能是棘皮动物与腕足动物之间的关系,以及靠工资生存的问题。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神职人员和革命家。他们没有时间梦想。但我猜想,他们的梦想比他们愿意承认的要多。
前面描述的只是我的很小一部分梦想,也许是一些很糟糕的梦想。当然,想要非常准确地预言科学知识会如何极大地改变人类生活的细节,这几乎是一件毫无指望的事。但我相信,科学知识将继续变革人类的生活,甚至比我设想的还要深刻。然而,我个人非常古板守旧,例如,我同情地希望,所有的家庭生活不会受到伤害,而且我可以再度宣称,最近的科学研究并未预示我所预言的任何实际进展。如果要求一位生活在17世纪末的化学家或物理学家预言其学科在未来的应用,毫无疑问,他会以一种勒普泰岛(Laputan)的最佳方式(指不切实际的幻想,见《格列佛游记》),犯下许多可笑的错误,但一定相信,科学将以某种方式得到应用,而且他的信念将得到证实。
我们必须从三个方面看科学。第一,它是人的推理与想象力的神圣天赋的自由活动。第二,它是少数人对多数人追求财富、舒适、获胜的要求而提出的答案,因为(这里霍尔丹引用一条美国信息交换标准代码(ASCII)无法显示的希腊成语),只有牺牲了和平、安全和宁静才能得到的才能。最后,它是人类,首先对空间与时间,然后对物质,然后对自己及其他生物身体的逐步征服,最后对他自己灵魂中黑暗、邪恶成分的征服。
这些征服都不会是完全的征服,但我认为这些征服都具有进步性质。他将利用这些力量来做什么事情,在本质上属于宗教和美学的问题。我们也许可以大力呼吁,科学力量只适宜由某种已学会控制自己的人来掌握,以科学武装起来的这种人犹如以一盒火柴武装起来的婴儿。
我想,我们可以在每天的报纸中找到这场争论的答案。数千年来,理想主义者已经发出呼吁,战争必须终止,全球统一在一个政府之下。只要存在任何其他可能的替代方式,理想主义者就一直在坚持这种呼吁。过去9年发生的事件已经充分暴露战争的荒谬,但当我们询问谁应对此负责时,我们将发现,不是理想主义者而是Black, Kekule, Langley这类人放大了人类对自然的力量,直到事实的无情逻辑,迫使人类组成一个世界政府的核心组织。
我们已经做出反应,反对建立国际联盟的思想框架,但我们的反应并不完全彻底。国际联盟存在并在发挥作用,而且,地球上各个国家都有许多人,正常的普通人,他们支持这种或那种形式的世界政府的想法。我并不是说,现在的国际联盟会产生出世界政府,或者第三国际会产生出世界政府。我只是观察到,对于建立这样一种机构及及其可能的若干核心机构,存在着一种普遍而有组织的愿望。也许还需要发生一、两次世界大战,才能使大多数人改变思想。发生下次世界大战的前景,至少包含着这种令人满意的因素。在上次世界大战中,最狂热的民族主义者躲藏在远离前线的后方。在下次世界大战中,无人能在后方躲藏。它将使有关的所有人明白,战争是一种非常肮脏的事业。
毫无疑问,还存在一种相当大的可能性,即这样一次战争排除了人类建立一个全球规模的组织的可能性。如是这样,人类也许需要再等两千年,才能获得另一次机会。但对于学地质学的人来说,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短暂得可以忽略不计。人类用了25万年才跨越了打猎阶段。人类跨越国家阶段,不会需要这么久。
那么我想,应用科学的倾向是会放大不公正,直到这些不公正变得难以忍受,所有先知和诗人难以感动的普通人,至少转变,并在其核心使邪恶灭绝。马克思关于工业进化的理论,就是这种倾向的一个特别例子,尽管至少不是遵循:他在某种程度上人为的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将会被采用。
也许,生物学的进展将证明与我们社会的某些邪恶是不兼容的,正如工业的进步已经证实与战争或某种私人所有制不兼容一样。举一个具体例子,前面那位论文作者所预测的第二项生物学发明,显然就会与我们现有的关于阶级、性别之间关系的制度不相容。道德上的进步如此困难,以至于我认为,在人类质疑道德之前,任何制度上的发展都会受到欢迎,只要它们是以人类毁灭的明显替代物的面貌出现,无论刺激这种发展所需要的刺激是多么可怕。
总而言之,科学尚处于襁褓时期。除了说一句过去没有发生的事以后将会发生,我们几乎不能预言未来。任何信仰,任何价值观,任何制度都不是安然无恙。上次大战只不过是我们可以一直预预料到的科学进步所带来的破坏性结果的一个例子而已。未来不会是报春花盛开的道路。它会有它自己的问题。有些是过去长期存在的问题,巨大的邪恶之花盛开,最终导致自己的毁灭。其他问题则完全是新问题。我们不知道人 类在自己的力量增强之后,能否最终生存下来。但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这是古老的自由悖论以人类作为演员在地球舞台上的再次演绎。对那些信仰追求知识本身的人类具有的神性的人来说,用Boethius (480–524 或525,六世纪初罗马基督教哲学家)的话说,人类将:
te cernere finis
Principum, vector, dux, semita, terminus idem
(视神为目标,
为起点、原动力、向导、道路和归宿)
这种前景似乎是最有希望。但只有人类对道德作出与`自己的力量相适应的调节,这种前景才有希望。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做到这样,在道德进步的荆棘丛生的艰难道路上,我们手中掌握的科学至少是开启难关的钥匙之一。那么:
Per cruciamina leti
Via panditue ardua justis,
Et ad astra doloribus itur.
(临死的痛苦,
打开了通往上天之途,
而痛苦只是通往天堂之路。)
这可能是一种正确的大尺度观点,但只要经过短暂的时期,人就能够建立起足够恢宏的历史观,使他自己一代人的命运与此毫不相关。科学工作者是在他邻人的道德价值观中成长的。如果他不明白他的使命就是把善变成恶,也许这是他的幸运。道德价值与物质力量(但不是智慧力量)可通往善恶两个极端。它们在本质上是定量的。以此类,人类力量的变化将使过去善良的行为变成邪恶。我们的卫生知识的增长,已经把对传染病人采取放弃和无所作为的态度,从一种宗教上的美德,变为一种应该受到惩罚的过错。我们的武器改进之后,曾经是祭坛圣火的爱国主义,变成了一场吞噬世界的大火。
在某个赫胥黎可能相信科学确实能够重新塑造传统神话之际,传统道德却固若金汤,神圣不可侵犯,这样的时代已成过去。我们必须学会,对传统道德不要过于认真。正是由于即便是宗教的最低信条,也倾向于与某种不可改变的道德传统有联系,所以,科学与宗教之间不可能休战。
似乎没有任何特别理由认为,随着某种像印度教神话那样弹性多变的道德观的出现,而不应该出现某种宗教,但它尚未出现。基督教也许是各种宗教中最具弹性的道德观,因为耶稣不像摩西或默罕默德那样,留下任何律令,而他的道德戒律与日常生活迥然不同,以至于任何社会没有像以色列和伊斯兰教尽可能所做的那样,出现实践它们的认真企图。但每个基督教会都在竭力强行推行某种道德律令,声称它们具有神圣的约束力。由于这些律令总是与福音的律令相对立,这就留下了一个其它宗教几乎不存在的道德发展的空间。这无疑是基督教用来反对其他宗教的一种说法,但它不能被用来反对所有的宗教,或者不能被用来反对某种坦承其神话与道德具有临时性的宗教。只有这种宗教才能满足科学思想,但把这种宗教称为宗教是否恰当,非常值得疑问。
无疑许多人希望,这样一种宗教可以从基督教发展出来。人类的智力很弱小,有时他并不肯定自己的说法能永垂不朽。但即使如此:
尽管在黑色幽默笑话中,它弯腰点头,
我知道它正在对神祉咆哮,
等待最后的日食。
未来的科学工作者将越来越像孤独的代达洛斯,因为他意识到他的可怕使命,并为之感到自豪:
他从头到脚身穿黑袍,
里面是雪白温暖之躯,
虽然血管里默默地奔流着
饥饿、干渴与欲望,
但眼睛里有一颗静止的微小火苗
如同他来自的第一个细胞
在明亮地燃烧,他驱车前进
高唱我的弑神之歌
[霍尔丹原注]
【1】 Embden, Grafe and Schmitz. Zeitschrift fur physiologische Chemie, Vol. 113, p. 67, 1921.
【2】印度教徒认为,人与牛之间存在特殊的生理关系,牛是神圣的动物。虔诚的印度教徒把牛视为自己的养母,决不能宰杀。不幸的是,印度教徒对牛的圣化延伸至牛的所有产品,印度教仪式普遍使用普通欧洲人会感到恶心的牛粪。然而,天主教关于婚姻的某些训诫同样令人反感,欧洲人却习以为常。如果婚姻和挤奶可以世俗化,或许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