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睿：集体主义 vs.个人主义

 （今日美政，05/13/2022）

        今天周末，我们来放飞一下，做做脑力体操。最近无论是发生在美国还是中国的新闻，都隐隐折射出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就是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之间的取舍。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这两个概念很好理解，各种不同理解之间的区别也不大。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价值，主张个人利益优先于集体和国家；而集体主义则反过来，认为个人利益应该服从集体、国家、民族等大多数人的利益，集体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

        将两者无条件地对立起来比一个优劣，是有问题的。因为无论你支持哪一头，我都可以轻松地指出其中的错误。如果你认为牺牲个体利益来维护集体利益是应该得到绝对保证的，那么我可以告诉你，雅典人民就是为了大多数人的耳根子清净而杀死了苏格拉底这个杠精的。迪伦马特的名剧《贵妇还乡》 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小镇上的人们，为了绝大多数镇上居民的利益，最终决定杀死一个花花公子，为一名年轻时曾经被他抛弃过的贵妇报仇，以换取这名贵妇对小镇的投资。

        这两个例子都几乎完全是基于集体利益的考虑。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说，代价最小，收益最大。你认为他们对吗？

        但如果你说个人利益神圣不可侵犯。那么我可以告诉你，军队的存在，本身就是要牺牲掉少数人的利益，让那些本来生存几率最高的年轻人们，冲到前线，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去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依然保留了军队。人类如果没有这种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少数人的基本能力，整个族群的生存几率都会下降。我们可以想象两群原始人部落，一个部落教育自己的年轻人要勇于为部落的利益献身；而另一个部落则教育自己的年轻人追求自己的梦想，个人不属于集体，个人利益神圣不可侵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两群人碰到一起打起来，谁的生存概率更高？所以我们应该明白活到今天的我们的基因里，写满了集体主义的元素。

        人类早期的文明几乎全部是集体主义的。这包括活人祭祀。活人祭祀的价值天平非常明确，让一个人或几个人牺牲，来祈求族群中更多人的安全和富足。

        个人价值的强调，最初的萌芽可能来自古希腊。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那个认为个人完全可以不属于城邦，而且只有独立的人才是自由的，可能带有精神病倾向的犬儒主义创始人第欧根尼。个人主义的泛滥使得雅典的战斗力明显低于绝对集体主义的斯巴达，并因此输掉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在其后的人类历史大多数时间里，个人主义几乎就是自私自利，坏了良心的代名词，中外皆然。个人价值的重新被提及，要到文艺复兴时期了。

        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哲学家康德，在总结了前人的哲学成功之后，提出一个明确的价值判断：怀有理性的人必须是目的，而不能被当做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请注意，在这里康德没有说为了其他人的目的，是不是就可以把另一些人当做手段。但作为一般的命题，康德似乎是排除了这种可能，即绝对地说，任何理性的人，都不应该被另一个意志当做手段来使用。当然，更不能被当做螺丝钉或者被送上祭坛的一块肉了。

        但这不是说，大哲学家开口了，所以我们这些俗人们就开悟吧。远远不是这样。世界一直到二战结束后很久，甚至一直到现在，在某些国家，甚至是人类的大多数人口中，个人主义依然是一件羞于启口的事情。向一个组织或集体献出自己，依然保留了高尚的含义。将一部分人作为代价牺牲掉，以保全更多人的利益乃至生命，依然是可以选择的选项。世界真正进入个人主义价值观时代，到现在也最多只有半个世纪时间。

        美国著名的政治学社会学家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毕生致力于人类价值观的调查研究。据他领导的一项长达 40 多年，在全世界 100 多个国家进行问卷调查的世界价值观观察 WVS 的数据显示，现代西方大多数国家中，真正个人主义价值观开始占上峰，人口超过持集体主义价值观人口的时间，主要集中在上世纪 70 年代，他们的主要成员，就是所谓二战后婴儿潮的一代人。

        我以前多次讲过，从这一代人开始，人类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即从他们开始，人类的主要成员们不再为三件事担忧了。这三件事是：饥荒，疾病和战争。要知道，这三件事从人类诞生以来，一直困扰着人类。直到二战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发达国家的人们不再需要担心这三件事，安全感开始爆棚。

        大家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发展方向线，人类价值观的取向，是从集体主义，指向个人主义的。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集体主义是早期的，愚昧的，个人主义才是现代的，理性的呢？不，我认为这只是不同生存状态下的两种自然的适应方式。

        在集体的利益本身无法得到安全保证的情况下，强调个人主义是危险的。在道金斯《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显示，基因才是生物进化的主人。基因要保护自己，其中的一个策略，就是牺牲掉个体。比如，基因会指导一些父母为了孩子而牺牲自己生命。因为父母再传播基因的可能性，是比未来的孩子小很多的。那些有保护孩子牺牲自己意愿的基因，在自然进化中明显占有优势而得到保存。所以同样地，牺牲掉少数人来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根本上就是一种生物自然的本能选择，甚至有时候生物本身，都会主动要求牺牲自己来保全更大的基因库。

        但是，当群体利益已经得到安全保证之后，这种生物本能并不会立刻得到改变。因为基因改变是需要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年时间跨度的。这就是我们经常说“人性不变” 的原因。人性相对稳定，就是因为我们的基因相对稳定。当群体利益已经得到满足之后，我们依然会本能地推崇集体主义，但这个时候，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 开始出现副作用了。

        一个能把已有的人类社会管理到最佳状态的模型，可能就是柏拉图的理想国那种模式，每一个人都像一个螺丝钉一样，安插在社会认为他最合适的地方。然后大家统一思想，听老大的话，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这可能是最容易稳定发展的一个社会。但是，这种稳定性是相对于已有的文明基础来说的。

        好死不死，我们人类竟然是一个会创造的物种。

        这种创造有点像病毒的变异。突然有一天，有人驯化了谷物了；又突然有一天，有人能骑着马到处遛弯了；再有一天，有人能把烧开水锅炉和驱动轮子的曲轴接起来了；没过几天，又有一对不怕死的兄弟把自己楞给放风筝放到天上去了。每一次技术的进步都使得人类族群的能力和财富发生指数级的飞跃。换句话说，人类的群体的利益遭遇到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我们的族群非常安全非常稳定，但是在发明创造上严重落后，那么我们族群的利益一样无法得到保证。

        最典型的就是中国发展到清朝，其等级式的社会稳定机制发挥到了极致。上到皇帝，下到屁民，基本上都能达到孔子七十岁时候的境界，随心而不逾矩，每个人都是一颗质量优秀的螺丝钉。但这个社会完全不鼓励个人的野心，不保护个人的权利。一个好的臣民不需要为社会贡献奇思妙想，只需要老老实实，不要乱说乱动。最终，这样一个社会因为缺乏创新能力，被人欺负得一泻千里。

        我的意思是说，个人主义看上去似乎是为了个人在寻求利益，但实际上也是为了能够将社会成员的活力调动起来，促进自己的社会进行下一次的科技变异，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目的，其实是统一的，他们都可以被统一到功利主义所描述的“为了最多人的最大的利益” 的追求中。

        但是，人类毕竟不是计算机。人类的思维是不规范的，人类的感觉是模糊的。我们在大多数时候，只能按照自己的感觉来判断。有些个人主义的主张明显是对群体有伤害的，但是如果你不能让他提出这种个人主义，明天就可以威胁到另一种对群体有益的个人主义。举例来说，你不让年轻的比尔盖茨留脏兮兮的长发，学小流氓那样满嘴脏话还开飞车，你把他训练成一个好孩子，很可能又同时扼杀了他叛逆的性格，他不会从大学退学，最终也没有微软公司了。你单纯去分析留长发，开飞车，显然怎么也找不出这玩意能有什么创造力。但个性开放，这就是一个打包出售的产品，没法挑肥拣瘦。

        人类不是计算机，还体现在另一个层面上。我们无法准确地算出群体利益到底会受多大损失，应该多大程度上限制个人主义。我们做事往往只能遵循历史惯性，凭自己的感觉去判断对错。比如中国抗疫的封城行为，在西方文化和接受现代西方文明的人看来，就是不必要地侵害了个人利益。而从中国传统的管理方式来看，则觉得很正常，我保护了更大的群体利益嘛，少死好几十万人啊。

        总结一下我今天聊的内容。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只是不同生存环境下的两种生存策略，他们都符合功利主义利益最大化的原则。问题不在于我们应该强调个人主义还是应该强调集体主义，问题在于以我们的智慧，我们无法分清什么情况下采取哪一种态度，才能使得利益最大化。我们实际上，把一个追求利益的问题，从一个价值观的层面上去思考了。

艾睿：动能党党员马斯克同志

 （正义补丁，2022-05-12）

        马斯克收购推特公司的风波还在发酵之中，没有人真实地知道马斯克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当然，商业利益肯定是存在的。除了商业利益呢？很多人开始猜测马斯克的政治追求。

        马斯克曾经是奥巴马总统的支持者。在 2008 年和 2012 年，他两次都投票给了奥巴马总统。但在最近的一次推文中，他表示说“在民主党内部已经找不到我的代表了”。马斯克用一幅图画表示说，其实我的政治立场没有变，但左翼越来越极端化，“被极端分子绑架了”，所以我现在反而显得是右翼了。

        但有趣的是，请大家仔细想一想，左翼什么时候变得更极端了？是通过了更为极端的法案呢，还是制造了更为极端的社会事件？事实上，如果我们平心静气地客观地来看美国的社会政治，左翼所谓的极端分子，最多表现在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大学生的一些过于苛刻的要求。比如要求某个言论不慎的教授下台一类。在社会层面的影响并不大。在议会立法方面，并没有超过奥巴马总统时代进行的左翼改革，比如进一步扩大全民医保。

        拜登总统的基建法案，这是一个两党都认为该做的事情，也顺利地通过了，不能算作是左翼的主张。而左翼更想做的社会改造法案，并没有得到通过。左翼在促进美国社会公平方面，并没有明显的进展。

        而相反，右翼的进展非常大。川普的上台直接催生了美国的国家主义和孤立主义，甚至一定程度上复活了种族主义。大规模减税并没有真正促进经济发展，也没有使美国企业回流，相反让政府债台高筑。奥巴马医疗覆盖的内容被一点一点地蚕食掉，而最近，很可能又要推翻 Roe v Wade 判例，使美国在女性生育权问题上倒退半个世纪。

        所以平心静气地说，从川普上台的 2016 年开始，左翼并没有更加变左，反而是右翼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也许一些人会提到 BLM 运动，但这场运动是偶发的，是针对弗洛伊德被活活跪颈而死而爆发的，长期积累下来的美国种族矛盾。也许其中一些推倒雕像的做法有些极端，但也有情可原。比如说，你是一个中国扬州人，在扬州如果树立一个伟大的满族皇帝像，你肯定会觉得不愉快。满族人的辉煌，和我扬州人有什么关系呢？同样地，美国白人的独立运动当然是十分伟大的，但这种伟大，对于我一直被欺压的黑人，有什么意义呢？甚至美国独立运动本身，就带有保护自身奴隶制的因素。因为当时英国是极力反对北美奴隶制的。摆脱英国统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奴隶制。所以只要你肯将自己带入黑人的角色和历史，就不难发现 BLM 中的过激行为，背后是有可以理解的原委的。但最重要的是，这并非是左翼策划和推动的行为，这一运动本身也并不代表左翼，而更多地，是代表平权运动。再说，川普煽动的 1 月 6 日攻打国会山事件，Charlottesville 游行的举着火把的种族极端分子高喊 “犹太人不能赶走我们！” 这些运动的猛烈程度和造成的社会混乱度，都比 BLM 要猛烈，甚至动摇了美国的国本。所以这种时候说左翼变得更极端，是不符合事实的。

        如果排除小范围极端人士的做法，左右翼相互对比各自进展的话，应该说右翼在立法和制度层面的进展比左翼要大一些，而左翼在社会文化上则和右翼爆发了更严重的冲突。但绝对无法说左翼变得更为极端了。

        那么马斯克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呢？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人的判断往往来自自己的感觉，马斯克这种感觉肯定是存在的，我们需要有一种解释，是什么给了马斯克这种左翼更极端，我只能变得更右翼的感觉呢？

        昨天纽约时报的一篇专栏评论给出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作者是Ross Douthat 杜泰，他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分析家和作家，也是大西洋杂志的编辑。请注意，杜泰是一位保守主义者，他强调宗教的作用，反对堕胎，抱怨社会颓废等等。但杜泰依然才华横溢，他曾经是纽约时报最年轻的专栏作家，到现在已经出版过六本具有影响力的政论书籍。

        关于马斯克的这种感觉，杜泰分析说，其实马斯克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马斯克属于一种单纯的技术男，技术派。比较严肃的说法叫“动能派” Dynamist。Dynamist 的核心思想就是社会一定要不断地依赖技术的进步而进步，创造新的技术，发现新的原理，人类社会才能前进，因此认为阻碍进步的力量，都是错误的。听上去，Dynamist 更像某种极左派，恨不得天天闹革命的那种。但 Dynamist 和所有政治派别不一样，他们不太关心社会改变中最基本的衡量标准，价值。

        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Dynamist 不能说完全不关心，但他们更关注的是谁都不能阻止技术的进步。这有一点类似 “发展生产力就是硬道理” 这种观念。

        比方说，如果国家集中投资高科技企业，Dynamist 就会认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好”！如果为了保护隐私而拒绝数据共享，Dynamist 就会认为“隐私权并不那么重要”。实事求是地说，我自己时常觉得自己有点迷恋技术进步，但好在我清醒地知道 Dynamism 的弱点在哪里。

        Dynamism 有一个潜在的前提，就是人善论。他们首先假定了人不需要自我规定价值观，不需要在价值观的指导下发展自己。只要发展，就是好的，结果就是善的。所以极端一点来说，Dynamism 不会反对进一步研究原子弹。谁知道呢？说不定哪一天原子弹发展到一定程度，可以开创星际旅行呢。但这种缺乏价值观引导的发展，是非常危险的。在Dynamism 面前，政治原则，社会稳定，道德秩序都是可以让步的，这是非常危险的。

        理论就讲到这里。具体到马斯克，发生了什么呢？

        问题出在了言论自由上。

        对于来自中国背景的华裔，我们非常容易将一些西方成功的观念送上神坛，成为新的膜拜对象。没错，这是我们基因里的东西：缺乏批判精神。言论自由确实对于中国的进步来说非常重要，但言论自由本身，并不能被祭上神坛，言论自由也是有边界的，也是需要反思的。在我的节目中，反复多次地提到美国最高法院为言论自由设立的边界，也是出于这个目的。

        在奥巴马时代，社交媒体和应用于其上的新技术层出不穷，当时还看不到太多负面的社会影响。这个时候，整个社会氛围是拥抱新技术的。所以这个时候，Dynamist 马斯克同志，就是支持奥巴马和民主党的。还记得奥巴马的竞选口号吗？“我们要求变！” 左翼当时更加拥抱新技术，因为年轻人更适应新技术。整个 2010 年时代充满了一种信仰，认为新技术将给世界带来更多的自由。还记得阿拉伯之春吗？那就发生在 2010 年，而且政治影响确实就是靠当时刚刚崛起的社交媒体广泛传播的。

        但是，随着川普的上台。自由派突然意识到，不对，像川普和希特勒这一类煽动家们，更适应这种直接面对底层民众的社交媒体。人类追求自由的本能可以被社交媒体激发出来；同样地，人类的相互仇恨本能，也可以被社交媒体激发出来。事实上鼓动后者似乎更为容易。这个时候，自由派，或者说左翼，开始思考言论自由的尺度问题。多大尺度的言论自由才是能够被允许的？一旦言论绝对自由这个工具落入煽动家手中，民主立刻就会走向劣质化。而民主，就是自由派的价值观。

        所以这个时候，左翼反而开始阻碍技术进步，要求对社交媒体进行更大的限制和更多的管控。作为Dynamist 的马斯克，就无法再和左派们同舟共梦了。

        但是马斯克收购推特，杜泰认为，并不会对美国的政治市场造成太多的影响。他认为像推特这种群众意见广场，实际上依然是社会文化的下游地区。各种观念的产生和最初的推动，依然来自学院和政党智库这一类的机构中。下游如何泛滥，都无法改变上游的水流方向。因此他建议马斯克如果希望改变美国的政治生态，需要去办马斯克大学或者马斯克智库。但我认为古代有挟天子以令诸侯，在社媒时代的民主国家，也会有挟民意以令诸侯的民粹力量。所以下游并不一定不能影响上游，他们之间有着强烈的相互作用。

童之伟：对上海新冠防疫两措施的法律意见

 （CDT，05/08/2022）

       CDT编者按：本文作者童之伟是华东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文章发表后受到严厉审查，多个微信公众号用不同的标题转载本文均被删除，标题包括《应转尽转》、《宪法学老教授：依法防疫法律意见书》、《童之伟：对上海新冠防疫两措施的法律意见》等。尽管面临严厉审查，文章仍在以截图等形式传播。截至北京时间5月8日晚，童之伟的微博处于禁言状态。

        已披露的上海官方人员与相关居民的对话视频、音频显示，上海新冠病毒防疫采取的两项措施引起的事态非常严重，在市民中反应也很强烈，很可能造成某种法治灾难，特发表法律意见如下，以为各方处事的参考。

        一、对居民使用强制手段强制送方舱隔离的任何做法都是非法的，应立即停止

        本市某区某街道办事处、派出所人员与居民对话视频显示，有关官员强硬声称，同楼层密接人员一律送方舱隔离，不服从就使用强制手段实施强制。有关官员声称，这是全市统一部署，实施强制的依据是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 条中第 1项的规定。实际上，这些官员的说法明显误解乃至故意曲解了法律。《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50 条规定的第 1项不可能成为支持他们强制行为的法律依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相关规定的原文是：“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一）拒不执行人民政府在紧急状态情况下依法发布的决定、命令的”

        为什么说以上规定不可能成为支持街道办事处、派出所人员强制行为的法律依据呢？对于稍微有点社会主义法律意识的人来说，这道理其实非常简单：

        1.“紧急状态”是一种法律状态，必须经有权机关依宪法宣布才出现或存在，绝对不是任何机构或官员可以随意认定和信口开河宣告的。我国《宪法》第67条第21款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进入紧急状态”。我国《宪法》第89 条第16款规定，国务院“依照法律规定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国内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除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外，我国没有任何组织和官员有权决定和宣布上海市或上海市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2.现实情况是，上海市或上海市任何地区都没有依法进入紧急状态，因而国务院和上海市各级地方人民政府不可能依法发布在紧急状态情况下才能发布的决定、命令，也确实没有发布在紧急状态情况下才能发表的相应決定、命令。

        3.即使考虑到《传染病防治法》第39条的规定，有关机构也无权使用强制手段强制送居民到方舱隔离。该条第 1 款规定：“医疗机构发现甲类传染病时，应当及时采取下列措施：

        （一）对病人、病原携带者，予以隔离治疗，隔离期限根据医学检查结果确定；

        （二）对疑似病人，确诊前在指定场所单独隔离治疗；

        （三）对医疗机构内的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的密切接触者，在指定场所进行医学观察和采取其他必要的预防措施。”该条第 2款规定：“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的，可以由公安机关协助医疗机构采取强制隔离治疗措施。‘"第2款中的强制措施是指强制隔离治疗措施，显然只是针对前款第（一）项和第（二）项中所提到的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病人，而不包括第（三）项的密切接触者，更不会包括其他居民。

        结论：

         1.依据宪法，在目前，上海市任何组织、官员決定和宣称上海市或上海市某地现在处于紧急状态，那一定是没有法律根据的、虚假的，切组织和个人对谎称“紧急状态”之说法的非法性都应予以揭露、抵制;

        2.上海市任何组织或官员声称根据人民政府发布的在紧急状态情况下才能发布的决定、命令，有权使用强制手段强制送市民到方舱隔离的说法或做法，都是非法、无效的；

        上海市任何组织或官员用强制手段强行把除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以外的任何居民送方舱隔离的做法都构成对相关公民人身权利的非法侵犯，应该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4.上海市各级各类公共机关都有责任有义务立即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制止使用强制手段强行把除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以外的任何居民送方舱隔离的做法，保障市民合法的人身权利与自由；

        5. 人身权利与自由受到威胁的任何市民有权要求执行强制命令的工作人员出示人民政府盖章发布的决定、命令的纸面文本或国家机关网站文本。

        6.已经受到人身权利被侵犯的任何市民在事后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得到法律保护和补救。

        二、上海市任何机构无权强行要求市民交出住宅钥匙井进入市民住宅“消杀”

        录音音频显示，本市虹口区有关官员强制要求飞虹路居民交出住宅钥匙、离家，并声称要入户进行病毒消杀，态度非常强硬。这种做法在上海恐怕已经不是个别情况。

        相关法律的规定：

        我国《宪法》第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我国没有任何法律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让居民向公务人员交出住宅钥匙后离家，让后者进入居民住宅进行病毒消杀。

        结论：

        1.上海有关官员强制要求居民交出住宅钥匙，由他们派人入户“消杀”（的区域已经开始实施这种做法）这是非法侵入公民住宅的行为；

        2.上海市各级各类公共机关都有责任有义务立即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制止强制要求居民交出住宅钥匙，由公共机构派员入户“消杀”的做法；

        3.《传染病防治法》关于“消毒"的规定不会、也确实没有授权任何组织和个人强行获取居民住宅钥匙、进入居民家中“消毒”。

        三、上海市委市府若认为出现了紧急状态，可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或国务院根据宪法采取相应措施

        病毒毒性不强，危害不大，应防止防疫过度，防止严重得不偿失。

        上海市委市府若认为出现了紧急状态，可提请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紧急会议，并通过人大常委会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或国务院按宪法规定宣布上海市或其中某些区域处于紧急状态，然后制定系统的工作方案。

        新冠防疫要与保障市民权利、自由兼顾；各级国家机关和官员应严格依宪法法律办事，不可为办事方便违反法治原则、破坏法制。

        新中国以来，上海从来就是以开明、法治、繁荣著称于全国乃至世界，倡导多年的上海“十六字精神"即“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已经成为广大市民的骄傲。当前，我国防疫形势依然严峻，上海的情况不容乐观，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如何在科学防疫、民主防疫方面向全国做出表率，是上海各级领导和市民的责任和使命。

        专此提出如上法律意见，谨请各位深思！

笑蜀：俄乌之战将威权打回原形，全球民主转型或会重启

 （新世纪，2022-05-07）

【作者脸书：《俄乌之战将威权打回原形，全球民主转型或会重启》一文，今上午十点左右终于被屏。此前从今天早上七点到十点，三个小时点击量暴涨一万二。如果不屏，今天冲十万加应该没问题。而且是我微信被关小黑屋，无法朋友圈和微信群扩散的情况下。不讲道理的时代，越是讲道理的文章越有市场，越让不讲道理的人恐惧。我一向坚持讲道理，无论多么艰难，原因就在这里。很多斗士尤其导师们冷嘲热讽，贬我为理中客。我倒不以为理中客三字于我真贬义。当头第一字“理”，无非讲理之义。讲理既为对方恐惧，亦系我等素手书生平生惟一所长，为何要弃若敝履呢？那些不屑讲理的斗士尤其导师们，除了自命督战队故作高蹈，除了从虚假希望到虚假绝望，还会做什么？】

        俄乌之战诚然可以多角度解读，但无论多少角度，都不能否认其为两种体制的大对决，即民主与威权的大对决。过去十多年全球性专制回潮导致威权统治者自我膨胀，过度放大民主的问题，过高估计自己，以致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发动了一场错误的战争。其初衷本来是要羞辱和击败民主，意想不到的是，自己恰恰扮演了推动民主迭代的反向推手。

                     风水轮流转，一度转到威权这一边

        民主是脆弱的，但又极坚韧。这样两种完全不同的禀性同时集于民主一身，构成民主的内在矛盾。这注定了对于民主的盲目乐观和对于民主的轻狂倨傲都是没有理由的。

        低估民主的脆弱，对民主盲目乐观，往往见于民主信念尚处青春期的一些人身上。他们的幼稚和狂热，注定了他们很难经得起复杂命运的考验，很容易从遍地干柴的虚假希望，一步跨到彻底幻灭、对民主彻底丧失信心的虚假绝望。过去十多年中，这种从虚假希望一步跨到虚假绝望的幼稚之徒，多如过江之鲫。但他们往往身处边缘，话语权远远不够，很难影响主流社会，其进退实际上无关大局，没有多少谈论的价值。

        其民主认知对历史进程影响最大的，是那些威权国家的领导人。他们是过去十多年全球性专制回潮的主要推动者和受益者。他们看到了民主的脆弱，看到了民主的老化和退化，不失时机地充分利用民主的脆弱尤其民主的老化和退化，最大限度挫败民主和壮大威权。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功，威权崛起一度此起彼伏。甚至一些民主国家如公认的民主大国印度，都开始某种威权化。而且威权统治者彼此惺惺相惜，开始结成威权神圣同盟。

        早已经破产的全能政治的神话，就这样有所复兴。过去认为全能政治不可能破解的难题，现在据说因为大数据1984，因为似乎无限的财政收入，都可以迎刃而解。统制经济、统制政治、统制思想、统制文化……总之人间上帝开创万物，普天之下莫非我土，这全能政治的通天塔，也就没有建不成的理由。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年第三波民主化高潮，尤其苏东之变时，威权统治者该是何等的心虚气短。没想到真的仅仅三十年过去，风水轮流转，似乎又转到威权这一边。威权统治者因而更自信，坚信命运的天平在朝自己倾斜，坚信自己属于天命所归。

        就有了东升西降之说，有了时与势在我一边的新论，一时语惊全球。而这绝非仅仅个人心声，实际上属于威权神圣同盟的共识。全球性回潮的威权与似乎越来越过气的民主的竞争，就这样全面展开。威权神圣同盟众志成城，志在必得。普京为什麽不满足于仅仅抢佔克裡米亚和乌东，而敢于发动对于乌克兰全境的侵略战争，这种面对民主的轻狂倨傲，这种舍我其谁的强烈自信，无疑是其重要的心理支撑。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俄乌战争的实际进程表明，普京仍然打错了算盘。乌克兰之役成为普京个人政治生命中的滑铁卢，普京及普京主义、普京模式不仅在俄国破产，而且全球性威权回潮随之衰退，这一切不难预见，不会有任何悬念。

                   两大致命短板令民主深陷泥沼

        但无论结局如何，平心而论，我们必须承认，普京等威权统治者对民主的短板的洞察，并没有大错。民主的脆弱尤其民主的老化和退化，是彰明较著的事实。

        民主政体必须内嵌强大的自我防卫机制，必须长牙齿，否则不可能持久。但民主最大的短板恰恰在此。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古老的格言，同样适用于民主。一如南宋之溺于歌舞昇平，民主国家也差点死于安乐。七十年承平尤其冷战的胜利平让他们忘乎所以，让他们丧失警惕，以为这就是历史的常态，民主国家不再有实质性的外部威胁。本应内嵌的自我防卫机制，长期处于休眠状态。

        这首先表现于国防上。很多欧洲国家几乎不设防，几乎没有真正的军备，以致于北约几乎散架。其次表现于政治上，两次世界大战的战火都未曾波及本土的美国，其内政却在和平年代屡遭外力操纵，包括大选在内的美国政治制度的基础设施，遭到外力公然破坏，几乎动摇国本。至于言论和思想学术领域，民主国家之不设防尤为惊人，以致威权国家代理人往往长驱直入，通过赎买和其他手段大规模渗透。总之，不长牙齿的民主给了威权统治者绝好的机会，使之可以反过来和平演变民主国家，利用民主挫败民主、利用自由压制自由，从而在民主与专制的竞争中佔据主动地位。

        民主国家的另一个短板，是过于迷信市场和经济发展。他们认为所谓绩效合法性是威权国家的命脉所在，而所谓绩效，主要就来源于市场和经济发展。因此民主国家跟威权国家可以有共识，有合作。民主国家可以凭藉自己的优势，在经济技术上帮助威权国家，以之安抚、软化乃至驯服威权统治者。他们太天真，太低估威权统治者的贪婪与狡狯——威权统治者实际是熊与鱼掌都要，经济发展和扩张势力范围一样都不能少。而且比较而言，前者仅具工具意义，后者才是目的。但凡经济发展有所成就，其扩张野心必同步膨胀，经济发展就会武器化，服务于其扩张野心。所以，与民主国家的初衷相反，经济技术上的全面合作非但不能置换和平，反而容易导致威权统治者对势力范围的更大追逐，导致对世界和平的更大挑战。

        民主国家还有许多其他短板。但即便在其他方面不犯错误，仅仅自我防卫缺位及与威权国家经济合作这两点，已足够致命：这一方面是自废武功，一方面是养痈遗患。如此双管齐下，命运的天平不能不朝著有利威权国家的方向悄然逆转，而令民主深陷泥沼。何以会有过去十多年全球性专制回潮和民主衰退，或可由此得到部分解释。

                      普京的四大失策或四大严重低估

        但是，这样的民主之困，并非头一次。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民主就曾遭遇全球性危机，而且可能更严峻——相比今天，那时的民主国家可能更脆弱，民主的敌人则可能更彪悍。但是又如何？民主并没有倒下，反而浴火重生，凤凰涅槃。

        今天的民主之困，部分基于体制，可称制度之困。部分基于人性，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体制之困可以通过体制的反覆运算逐步解决；人性之困，则没有根本的解决办法，总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所以民主之困某种程度上具有永恆性，总是週期性发作。继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民主之困后，今天人类再度陷入民主之困，应该就是人性之困的週期律在起作用。

        这种週期性的民主之困能否应对？我们知道专制走不出週期律，那麽民主能否走出自己的週期律？答案是肯定的。这也是民主与专制的一个重大分别。还是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民主之困为例，那时靠什麽打破週期律？靠的是危机倒逼——法西斯阵营的凯歌行进，把民主国家逼到牆角。在此之前，民主国家把该犯不该犯的错误，几乎统统犯了不止一遍，比如自废武功，比如苟且绥靖，比如勾心斗角等等。实在到了生死存亡之际，实在退无可退，别无选择，民主国家才不得不愤然雄起。但是，纵然之前怎样窝囊，怎样不争气，一旦雄起，自我防卫机制一旦启动，民主的活力就会井喷般爆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直至彻底击败法西斯。

        这就意味著，基于週期性的民主之困，民主需要天敌，需要外部强刺激，需要重大危机的倒逼。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如此，今天也不会例外。所幸，今天的民主之困，不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走得那麽远，代价也就不致那麽惨烈。这很大程度上要感谢新沙皇普京的鲁莽，感谢其弯道超车，提前引爆民主与威权的大对决。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法西斯阵营相比，今天的威权神圣同盟不仅综合实力太逊，战前准备也谈不上周详。命运的天平虽曾对威权神圣同盟有所倾斜，但还远远没有到发生根本变化的那一刻。也就是说，新沙皇把大对决至少提前了半拍。

        这致命的愚蠢，出乎世界上几乎所有战略分析师的意料之外。正因为如此，新沙皇普京的智力问题，成了今天国际媒体的一个热门话题。美国一家主流媒体的评论，标题就把普京发动俄乌战争的决策称作"智力上的灾难"。这种对于威权神圣同盟不可挽回的智力灾难，对于民主国家则是福音。最大福音是，一如当年法西斯阵营的倡狂进攻启动民主国家的自我防卫机制，今天民主国家的自我防卫也被普京提前启动，以致欧洲几乎一夜之间重新武装。可以断言，不长牙齿的民主一去不复返。对此后果缺乏起码的想像，严重低估民主国家危机应对的决断和意志力，是新沙皇的第一个失策。

        新沙皇普京的第二个失策或者说第二个严重低估，是严重低估正义的力量。林肯说过："让我们相信，正义会带来力量"。但深信丛林哲学的普京不吃这一套，他只相信拳头，只相信弱肉强食。他怎麽都想不到乌克兰人民会那样顽强抵抗，想不到国际援助会那样汹涌澎湃，而这些无疑主要基于正义。对正义、良知和勇气的低估，让普京吃尽苦头。如果说第一个失策属于智力层面，第二个失策则属于价值观层面。可见陈腐的价值观不仅反人类，而且对深陷其中的当事人，也具有强大的后座力——但凡在价值观上逆潮流而动，都不会没有代价。

        新沙皇普京的第三个失策或者说第三个严重低估，是严重低估了民主国家团结的力量。他只看到承平时期民主国家如何勾心斗角，万想不到危机倒逼之下，民主国家竟能一夜之间捐弃前嫌，空前抱团。这种空前抱团使民主国家蔚为主流，展现出惊人的号召力和组织力，最大限度孤立了普京，令其彻底沦为国际贱民。

        新沙皇普京的最后一个失策或者说最后一个严重低估，是严重低估整个社会、整个生态的智慧。懂王性格是大独裁者的标配，注定其唯我独尊，自大自恋，闭目塞听，导致体制性弱智。居然入侵乌克兰，提前与民主国家大对决，就是体制性弱智的经典案例。与之相反，民主国家天然具有开放性、分散式、多中心等优势，易于激荡和凝聚整个社会、整个生态的智慧，导向最优化决策。这一点鲜明体现于今天的俄乌战争。俄乌战争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人对整个社会的战争，即普京个人对整个乌克兰乃至整个国际主流社会的战争。以整个生态对垒一个垂垂老矣、体制性弱智的独夫，这种智力上的代差，可能比军事上的代差更可怕。仅此一端，即已注定新沙皇普京的末日。今天问题已经不在于普京的统治是否终结，问题仅仅在于多大代价、怎样的方式、什麽时间终结。

                      俄乌之战成民主与威权竞争的拐点

        俄乌之战诚然可以多角度解读，但无论多少角度，都不能否认其为民主与威权的大对决。过去十多年全球性专制回潮导致威权统治者自我膨胀，过度放大民主的问题，过高估计自己，以致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发动了一场错误的战争。其初衷本来是要羞辱和击败民主，意想不到的是，自己恰恰扮演了推动民主迭代的反向推手。主要三种推动：其一是彻底启动民主国家的自我防卫机制，民主开始告别天真，重新武装起来。其二是促进民主国家大团结，去年美国举办世界民主峰会，旨在组建世界民主联盟，苦于没有抓手。俄乌战争刚好提供了抓手，世界民主联盟从此做实。其三是世界民主联盟做实的同时，威权神圣同盟开始崩解，尤其俄罗斯后院的哈萨克一马当先，不失时机地启动蒋经国式的民主改革，以此为契机，世界范围的民主转型可能重上正轨。最后两点实际奠定了国际新秩序的基础，战后国际政治之激荡、国际秩序之鼎革已呼之欲出。

        受益于种种反向推动，俄乌之战成为历史的拐点，尤其是民主与威权长程竞争的拐点，已不难断言。过去十多年全球性专制回潮，大概率告一段落。民主与专制孰优孰劣？这个古老的问题，至此也有了一份初步的答卷。民主诚然很多缺点，很多问题，但民主再多缺点和问题，都不能自动证明专制的优势。如前所述，民主的开放性、分散式、多中心等特点，注定了民主在智力上没有天花板，可以生生不息，有著无限的可能性。民主可以凭藉整个生态的智慧，不断反覆运算，民主的缺点或问题，都可以通过反覆运算来逐步解决。专制相反，其体制优势再多，都不能抵消其体制性弱智这一致命制约—— 一个人的智力就是整个国家的天花板，绝对不可逾越。无论这个人原本怎样英明神武，专断和封闭都会注定其无知的不归路，注定其对变动不居的世界没有理解力，没有自我进化的可能，最终沦为史前怪兽，不适合现代文明的整个生态。这智力上的天花板太低，跟民主国家没有任何竞争力可言。

        民主跟专制的另一个鲜明对比，是危机应对的高下。专制外强中乾，坚硬其表而脆弱其裡——看起来强大无比，铁桶般的政治社会控制似乎牢不可破。实际上总是生于承平，而死于忧患，抗风险能力极低。一次对外战争失败，或一次经济危机，或一次接班人斗争，都可能导致总崩溃。甚至如前苏联，无任何徵兆就一夜暴毙。民主不然，往往脆弱其表而韧性其裡。民主的脆弱如前所述，往往表现为自废武功、养痈遗患等种种安乐病，而有民主的全球性衰退。但民主的衰退是有底线的。一旦上升到了总危机的程度，一旦被逼到牆角，退无可退，民主一定会触底反弹，其自我防卫机制会彻底启动，整个生态的活力会彻底启动，民主不仅不会死于忧患，反而会绝地重生，其坚韧世所罕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如此，今天亦然。过去十多年全球性专制回潮一旦随著俄乌战争的终结而终结，世界范围民主转型的桅杆，必将从地平线上重新升起，而今天我们其实已经看得见它的桅尖了。

        所有这些风云变幻，于今天的国人是难得的一课。问题在于，我们能从这一课学到什麽？学到多少？对百年大变局的认知，对时与势的认知，总之对世界潮流的认知，能否有所刷新从而更接近真相？事关国运，每个真正的爱国者都不会稍有轻忽，都不能不深长思之。